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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林建刚:红学家周汝昌的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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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30 07:2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6-1-30 06:28 PM 编辑

林建刚:红学家周汝昌的好运气 

2015-01-04 林建刚 大家



摘要ID:ipress

对学者而言,能不能做出一流的学术研究,除所处的政治环境外,还需一定的运气。在20世纪的许多学者中,周汝昌的学术运气,算得上是上上签了。


红学家周汝昌的好运气
by 林建刚


对学者而言,有时候能不能做出一流的学术研究,还需要一定的运气。这种运气,有时候犹如武侠小说中的武林秘籍,凭借人无我有的独得之秘,总能言前人之所未言。对这一点,有人不以为然,鲁迅对胡适孜孜不倦找寻孤本秘笈的做法就不太认同。章太炎的弟子黄侃对此也不认同,他一直主张要读常见书,从常见书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这才见真功夫。不过,这种凭借孤本秘笈的学术研究,对学术的推进,确实有力。倘使胡适没有发现甲戌本《红楼梦》的发现,红学必有所失色。不过,对学者而言,孤本秘笈的发现,基本属于可遇不可求。

除此之外,学者的学术成就,也跟政治环境有关,在一个学术不自由的环境中,即使学者的天资再高,即使他再勤奋,倘使没有言说的自由,他的才华也难以尽情发挥。陈寅恪原本有志撰写《中国通史》,但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囿于环境的逼仄,学术界整日忙于箭弦文章,杯弓蛇影,晚年陈寅恪只好“著书唯剩颂红妆”。他关于《中国通史》的设想,最终未付诸实践,赍志以殁。诚可谓是“千古文章未尽才”了。

从这两点来看,在20世纪的许多学者中,周汝昌的学术运气,算得上是上上签了。关于周汝昌的学术运气,学者胡文辉在他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中,归结了四点:

第一点归结于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与胡适关系不好。邓之诚是老派学者,对胡适提倡白话文,非常不感冒。当年,胡适研究《红楼梦》,从邓之诚的《骨董琐记》中找到了一些关于《红楼梦》的相关史料。当时,为找寻曹雪芹的相关史料,胡适一直在找《懋斋诗钞》这本书。为此,胡适曾专门询问邓之诚。邓之诚明知此书就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却不告诉胡适。结果,到了1940年代,周汝昌的哥哥周祜昌让他去燕京大学图书馆查找此书,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周汝昌轻而易举找到了此书,并为此写成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的文章。此文发表后,很快引起胡适的注意,进而有了胡适与周汝昌的一段师生缘分。倘使邓之诚将此书下落告知胡适,基本就没周汝昌什么事了。

周汝昌的第二个运气,源于胡适对他的青眼相加。他原本跟胡适素不相识,却因为这一篇文章,打上了交道。为研究《红楼梦》,周汝昌专门去拜访胡适,两人仅仅见过这一次面,周汝昌就冒昧向胡适借甲戌本的《红楼梦》,没想到胡适一口就答应了。于是,周汝昌和他的哥哥周祜昌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重新手抄了甲戌本的《红楼梦》。1949年,当胡适带着稀世珍宝甲戌本《红楼梦》离开大陆之后,整个大陆,也就只有周汝昌有这个本子了。

以上两个好运之外,胡文辉还举了两点。第三点:他认为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于1953年,可谓出版及时。因为倘使到了1954年,大陆掀起《红楼梦》批判,此书就很难出版了。第四点:周汝昌的书出版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周汝昌也因此有了保护伞,并由此躲过了运动频繁时代的许多劫难。

对于第三点,我倒是稍有不同意见。在我看来,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不仅不会因为《红楼梦》批判出版不了,恰恰相反,此书如果在批判胡适之后出版,效果可能会更好,说不定周汝昌的待遇还可以媲美当时的李希凡呢。1949年之后,虽然红学因为批判俞平伯、胡适而大热,但是,这一研究领域,恰恰也是学者的避风港湾。不然的话,原本是政治学学者的吴恩裕为什么会改行去研究《红楼梦》呢?吴恩裕改行,正如沈从文弃文学而就文物,乃是基于安全考虑。由此可以反证《红楼梦》研究并非高危学科。在我看来,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于1953年,确实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在于他的著作由此避免成为了政治运动的工具。要知道,早在1949年之前,周汝昌关于《红楼梦》的观点就跟俞平伯不太一致。倘使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于1954年,后世的许多人在看待这一段历史时,未免会错误认为周汝昌的著作乃是响应政治号召而做,这就难免会让人看轻了周汝昌的人格了。

除此之外,周汝昌的好运还在于,他的《红楼梦新证》,非常难得的取得了“两面讨好”的效果。一来,毛泽东看了此书之后,对此书评价甚高,这对周汝昌的学术生命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情。二来,虽然此书很多地方批评了胡适,但胡适对此书却也青睐有加。1960年11月19日,在给高阳的信中,胡适写道:

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绝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看了当然明白……汝昌的书,有很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3373页)

更让人感动的还在后头。高阳收到胡适的信之后,打算将此信在台湾发表,并为此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同意了高阳的意见,不过却很体贴地删除了这一段对周汝昌大肆表扬的话。胡适很明白,他这一段表扬周汝昌的话,一旦传到大陆,会对周汝昌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将这段话删去,正体现了胡适的体贴入微之处。能认识如此替学生着想的老师,也正是周汝昌的好运气。

如此之外,周汝昌一生的好运气,还在于他有一个好哥哥周祜昌。是周祜昌去让他去燕京大学图书馆找寻《懋斋诗钞》,是周祜昌利用一个暑假的功夫替他抄写了甲戌本的《红楼梦》,也是周祜昌,在周汝昌眼睛几近失明的情况下,替他做汇校本的《红楼梦》,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在天津的周祜昌被邻居认为他与胡适有海外关系,正在写反革命的政治书籍,周祜昌也因此被捕入狱,成为当时天津地区的政治要案。倘使没有这么一个默默奉献的好哥哥,周汝昌的学术成就,或许也会大打折扣吧!



作者:林建刚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胡适迷、巴萨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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