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叫王锡侯的读书人，万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与公卿们如此这般相对。
作为在盛世中长大的人，这位江西新昌（今宜丰）的才子，早岁聪慧，被寄予厚望，而他也极为勤奋，据说他曾经住在王氏祠堂里苦读，三餐皆由家人从小窟窿里递到室内。在这条拥挤的狭路上数次应考，王锡侯终于在三十七岁那年中举。此后他连续九次出入场屋，却始终没能成为一名进士。
帝国最高统治者认定王锡侯大逆不道，实在是欲加之罪。王氏族谱记录了王锡侯的两首诗，其中有“霖雨酝蒸扬圣泽，泰皆万里仰升平”这样的颂圣诗句。仰慕圣恩，祈祷升平，这是读书人祈望进入仕途、最为平常的愿望与心迹。在他的供词中，“还有什么辩处”，“还有何说”，“还有什么说处”这样的语句，出现在回答审案官员的问题之后，令人感觉到对自己的命运，王锡侯已经完全不抱希望。此后他被查禁的十数种“悖妄”书籍，也并未检点出什么过激之语。以至于百多年后，周作人说他的著述“实在都是无聊的东西，不值得去看”。（《苦竹杂记·读禁书》）然而，这些在后人看来不值得一读的“东西”，在18世纪之帝国，却可以成为令普通人人头落地的罪证。发生在1777年的“自贯案”正是这样的一起文字狱。
王锡侯放弃了科考之后，长居乡里，成为地方上的一位士绅。像许多仕途走不通的读书人那样，他试图通过著述，获得声名，也许还有财富。在他后来的供词里，他自陈心迹：“我著书初心不过指望得名，并图书籍刻成发卖亦可觅利。”
这位安静的读书人，数十年过着典型的寒微学者生活，读书、写作，在苛薄生活中磨砺，直到1777年十月灾祸降临。族人王泷南，和王锡侯因祖坟纠纷而结仇，又恼恨他曾举报自己逃归乡里（王泷南曾因唆使人打官司被发配），于是向官府举报王锡侯删改钦定的《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序言里有“然而穿贯之难也”这样的悖逆之语。
那么，王锡侯为何要删改《康熙字典》呢？实在是原书卷帙浩繁，检阅不便。于是，他把《康熙字典》的字解散，按照《尔雅》的体例重新编排，方便后学者查找，其动机绝对是出于至诚，作为学者也堪称是眼光敏锐。1774年，《字贯》在朋友的资助下刻印出版。
江西巡抚海成接到汇报后，迅速上报，连同《字贯》原书呈给乾隆皇帝。海成认为王泷南是挟私报复，《字贯》并无悖逆，属于狂妄不法，只需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作为处罚。乾隆起先也认为是又一例“狂妄之徒”著书立说，及至看到原书序文的“凡例”中，把康熙、雍正和自己的御名开列，龙颜大怒，“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该以大逆论处。尽管王锡侯的本意是教人如何避讳，其方法完全按照官方规定。
十一月十二日，王锡侯和连坐的家人共二十一人被押解到了京城。他的著述名单亦被详细列出，全部家产，瓦房十间半、空地一块、小猪一头小鸡五只，折合银两不足六十两。除了王锡侯本人被斩首（原判凌迟处死，皇帝开恩改为斩立决），儿子三人、孙子四人也一并斩监候。女性家属和幼童被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如今再读当年的档案，王锡侯的性格、眼光和社会处境宛然若出。作为蹭蹬于乡间的穷儒生，他可能反映出未入仕途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在功名上找不到出路，著述扬名较为容易，设若顺利，还可得些利益，解脱贫寒之苦。于是，一生消磨在冷板凳上，生活寡淡，却无法淡于荣利。当主审官问他因何将家谱附会周朝列王直至黄帝认作远祖，他回答因“攀附帝王后裔觉得家世体面”。 历史学家孟森评价他“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孟森《心史丛刊》）然而，这样一个中规中矩的读书人，也仍然无法自免于18世纪的风狂雨骤。
▍二
王锡侯的最大悲剧，在于他生存于18世纪的清帝国。但在《字贯》一案中，有一个人的命运比他的故事更具戏剧性。当乾隆发现王锡侯在凡例里的“悖逆”之后，江西巡抚海成的命运陡转。
海成一度是乾隆的宠臣。某种程度上说，在1777年之前，他的命运已经以某种方式与王锡侯联系在一起。1772年，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以文治武功自诩的乾隆帝，下旨命令地方督抚搜访民间藏书。早在他继位之初的1741年，就曾下旨要求地方官员们采买书籍，但效果不佳，于是他再次要求各地督抚学政征书。1774年的一道谕旨，透露了这位帝王内心的真实想法：“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
从初始充实内府藏书，到禁毁书籍，乾隆步步为营。在此前的一道谕旨里，他宽慰各地官员，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自己断不会因为书中有敏感文字，而罪及收藏者。各地官员也才大量呈送书籍。此后的一系列文字狱表明，这不过是皇帝设好的一个文网而已，至1774年，更藉由编篡《四库全书》之机，开始了一场浩大的禁书运动。
满洲人海成正是乾隆树起来的查缴书籍的典型。
此时，帝国并没有完善的出版审查政策。从明代以来，在中国境内，书籍出版流通有关三种：一为官刻，也就是政府出版；一为家刻，即私人出版，刻好在亲友之间流传、抄录；一为坊刻，书铺书商既卖书又出书。在江南一带，尚有“书舶”，即专门卖书的船。比如乾隆时期，浙江湖州有不少书船，往来各处州县，从藏书家那里收购书籍，然后兑卖。帝国的出版可谓具有相当的自由度。
海成被委任巡抚出版藏书大省江西，主导这场运动。他不负所望，提出了一套方案。他的办法就是“传集地保，令其逐户宣谕”。也就是利用官府在基层的合作者或者说代理人，将查禁范围深入到家族和家庭等私空间，而此前的征书范围多局限于藏书楼、书铺等公共流通领域。海成在奏折里谈到自己的心得，一般士绅对于查缴书籍比较配合，那些乡野不识字之人或是败落的旧家子孙，家藏遗书残书，往往逃脱官府的监控。乾隆对此深为赞许，他下令各省督抚都要照海成的法子办。1776年，乾隆特别表彰海成，以激励其他官员：“看来查办遗书一事，惟海成最为认真，故前后购获应行毁禁书籍，较江浙两省尤多。”
帝国大员们觉察到了皇帝的用心，他们不敢不行动起来。他们非常卖力，动员帝国下层的官吏都介入了这项运动。学政，被选出来的士绅，闲职人员，都被派到本地四乡，代为清查书籍。各人皆有负责的地区，清查后要取印结，此后如果在该地查出禁书，该人必须负责。
到1776年底，江西一省查缴禁书多达八千部，巡抚海成成为一位禁书楷模。然而，他这位急先锋，居然成为查禁运动中第一个倒下的高级官员。当乾隆在《字贯》序文凡例中发现所谓的“大逆不法”时，他申饬海成，将如此严重的案子“委之劣幕”。皇帝目光如炬，指出海成自己曾不仔细查看，而是交给无能幕僚随意粘签，可说是“天良尽昧”。接着，这位曾经的“能吏”被革职交刑部治罪，最后竟落得与王锡侯子孙相同的结局，斩监候秋后处决。
无疑，海成的脑袋是被乾隆“借来”一用。皇帝的宠臣办事不力也难逃一死，总督被降级，自然对其他官员形成一种绝大的压力。同时，对县府一级官员则没有革职治罪。但在上谕里，皇帝警示广大官吏“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那么就要严查重治，否则一旦被发现则从重办理。这种恩威并施的权术，对各地官员们的心灵有极大的震撼和警策作用。从此，查办禁书狂潮迭起。
▍三
《字贯》一案在整个禁书运动（1774—1793）中，案虽小，却是一个节点。康熙时期，触犯禁讳的书籍多为涉及满洲人政治合法性的历史著述，雍正朝不少涉案人则与当时的朋党之争有关联，至乾隆一朝，那些远离权力场的社会下层，可能因为几句颂圣诗，或仅仅较为关注地方事宜，提出一些建议，就沦为皇帝忌讳的“笔墨妄议之事”，身首异处不说，还累及妻子兄弟。可以说王锡侯无意中撬动了一块皇帝早想落下的砖头。
如果说此前的查禁，还主要是查是否对满人统治不满、思想是否出轨、是否违背学术传统等面向，此后则进入知识是否正确的广大领域。于是，查禁的范围，从前代遗书进入时文著述，从藏书楼书铺到个人家藏，从经史子集到族谱地方志，乃至戏曲剧本乐谱，最后连各地名胜古迹的题咏、碑文门匾，皆被严格审查。是时，帝国到处都有人在摩碑，盛京将军福康安汇报说，他派遣干将到锦州府（清代府名，地处今辽宁省西部），由地方官员监督，将可能具有妨碍清朝的字样磨毁殆尽。
无疑，政府权力在禁书过程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在十九年的运动中，从朝廷到地方都系统组织了大批的稽查人员，设置查办机构。按禁书来源，朝廷有三处办理相关事宜：一是红本处，专门处理内阁固有藏书；二是办理四库全书处，查办各省采买的遗书；三是军机处，办理各省督抚进呈的违碍书籍。地方上也在省、府、州、县各级衙门设立收书局，负责查办本地区的书籍。
清查禁书的工作流程，一般由收书局送交布政使司，转呈给本省督抚，督抚审定之后，如列为应禁毁书之后，即开单进呈，送军机处转办理四库全书处查核，由总编篡纪昀等协同承办，乾隆也会亲自披览。办理四库全书的工作人员在书籍违碍之处，写成黄签贴在书眉处，然后写成详细的汇褶上奏，请旨销毁。
这些被查禁出来的书籍，大部分被销毁，少数经过删改后保存下来。除了朝廷汇总的查办禁书目录，各省也刻有简明的《违碍书目》。在查办禁书结束之后，各省督抚又将这个书目单收回销毁。直至清末，收藏家姚觐元得到四库馆一册《销毁抽毁书目》，才翻刻印行，公之于众，此后陆续有其他研究者增补书目。
翻阅雷梦辰编著的《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书目条下有禁毁说明文字。“语多违碍”，“妄诞”，“鄙俚不俗”，“语渉感愤”，“语多不捡”，“不伦语句”，都是最常见的禁毁理由。此外，尚有由吕留良钱谦益（这两位偏偏作序非常之多）等敏感人物作序的著作，可能有稍好的命运，被抽掉序言后，仍可以流通。
▍四
很难想象，一个处于18世纪的读书人，他要如何下笔，才能避开防不胜防的雷区。《字贯》一案提供了一个视角。
在供词里，王锡侯否认署名为“钱陈群”和“史贻直”的两篇序文是他们本人所作，而是自己作文刻上他们的名字。主审官因此质问他是否是“做好汉子开脱别人”。钱陈群和史贻直的兄弟史贻谟，是王锡侯中举时的主考官，按科举传统，他们便成了座师和门生的关系。从整个档案来看，我认为这两篇序文确如王锡侯所言，是“假借他们的名字，见得学有渊源”。事实上，这也是明清书籍出版的常事，借助一些高官名人来提高书籍的知名度。许多被“借名”的人，往往在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一场杀身之祸。
此时，钱陈群、史贻直、史贻谟都已经去世，钱陈群的儿子钱汝诚位居刑部侍郎，连忙上奏为父亲辩护，说其父“一生谨慎小心，向来所作诗文从不敢冒昧下笔，此皆久在圣明洞见之中”，所幸皇帝不加深究，钱、史两家必定吓了个半死。事实上，1778年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发，为徐述夔作传的沈德潜，虽然已经去世，还是被予以革去官衔、谥典，撤去乡贤祠牌位，扑毁祭葬碑文的处分。
《字贯》案发次年，一位住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写信向法国人介绍“不大符合我们的习俗，但因为能让人了解鞑靼人和中国（汉）人的习俗”的王锡侯事件。他依据当时的《邸报》作了详细的叙述，最后得出结论说：“在这里，说一句反抗政府的话就会遭到死刑的惩罚，甚至读一本说政府坏话的书也是死罪。”（《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翻阅文字狱档，传教士的这个观察可以说毫不夸张。
在一个因为恐惧而不敢冒昧下笔的时代，写作者的自我审查，经过历次文字大案的摩荡，已发展为一种自我压抑自我禁制。许多作者或者不敢出版自己的文集，或者像四库馆的工作人员一样，检点自己的著作，一旦有官方可能认定的“违碍”之处，就焚毁自己所存的刻板。敏感的藏书家也小心翼翼地涂黑或者剜掉忌讳字眼。
“书籍厄运，自秦政后，实以此次为甚。”文史学家郭伯恭如是评价。对于禁书运动造成的长期影响，历史学家们多有论述。譬如王汎森先生提到在清代政治压力下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文化无主体性”。民间社会、士大夫文化难以发展成一种对国家权力的制衡力量。普通人因为害怕惹祸，小心翼翼防止公开讨论一些政治或公共议题。官方不必直接管束每个人，而是人们自动管制自己。
但另一位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则认为这种特殊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带来毁灭性打击，因为图书印刷业依然以它特有的方式作用于历史，乾隆皇帝恐惧它，却无力改变。在他看来，乾隆缺乏现代的国家图书检查制度，而只能依靠官僚体系。所以他认为乾隆不遗余力地兴起文字狱的部分目的, 也是藉此“纠正”官僚系统的僵化和低效。卜正民的依据之一，是禁书运动没有那么彻底，不少禁书历经浩劫而幸存了下来，有的在几十年内就出现了新版本。不过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却另有看法。他提出一个看法“中国近代思维之挫折”，即明末以来具有近代思维特征的思想，在清代文化与政治范围下造成的中断或挫折。乾隆对明末具有突破性思维的文人和著作极为厌恶，成为禁书运动中的重点对象之一。某些在他看来“荒诞”“狂妄”的思想，往往在现代人看来，则具有“近代思维”色彩。譬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激烈批判君权，虽然此书没有出现在禁毁目录里，但黄宗羲其他的书被禁，《明夷待访录》便一直沉潜，直到1839年才有了第一次重印本。
▍五
如果我们像那位耶稣会士一样，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18世纪的禁书运动，会有有趣的发现。18世纪清帝国与欧洲都在禁书，而结局迥异。在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平庸盛世中，帝国迎来了悲剧性近代的开端，而欧洲却在启蒙运动的狂潮里奔向现代社会。
改变对世界的看法是桩极为危险的事。就在禁书运动的浮沫淹没最规矩的帝国读书人时，一本危险的书正在欧洲疯狂印刷、传播。法国启蒙学派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在1770年代提供了关于万物的详细知识，明确知识来自于理性，伟大的秩序化力量是人类的理性，而非上帝。在1759年，法国巴黎高等法院禁止出版商销售《百科全书》，认为在它背后，是毁灭宗教、侵蚀国家的阴谋。但是这桩启蒙运动的生意，依赖于金钱和权力的联合，《百科全书》的支持者们围绕旧制度的特性，矛盾地迂回前进，在阴谋和斗争中不断逆转，最终走向普通读者。 在1789年之前，出版商们一共印制了大约24000部《百科全书》，法国读者手中约有11500部，成为当时最畅销的著作。
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收录了有关中国的条目，主要取材于那些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的著作。半个世纪后，汉学家儒莲将一部中国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译成法文。日本科学史家薮内清认为，18世纪出版的《百科全书》是在科学勃兴的背景下讴歌近代文明，出版于1637年的《天工开物》则是在追述往日荣光，告别传统技术。在17世纪中叶，帝制中国积蓄数千年的物质能量已臻于烂熟，技术趋于突破临界点。大量制造技术需要总结、推广。有一批人立于时代启蒙的潮流，以学者身份实地调查当时农业手工业等领域，写出总结性的著作。这样的人物，除了宋应星，还有王徵、徐光启、徐霞客、李时珍、方以智等。
《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被后来的科技史家称作“中国的狄德罗”。但是这位“中国狄德罗”非常不幸运，他的著作在战乱中勉强被保留下来，散见于官修书里。在乾隆皇帝的禁书运动中，《天工开物》虽然没有出现在禁毁数目中，但这部技术中，仍然有不少敏感内容，譬如将满清称作“东北夷”、“北虏”，也有明朝守城将士投掷火器，将满洲士兵炸得粉碎的插图。这本伟大的技术著作因此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兼之宋应星哥哥宋应昇的著作《方玉堂全集》，被发现有反清思想，属于禁毁书籍，这些因素都压制了《天工开物》在社会上的流行。反而差不多同时期，日本却在大肆刊刻这部技术名著。
在官方大规模的禁毁运动之下，许多历史文献或消声或匿迹。最有创造力的思想没有开启一个“机”，让启蒙思想能够成为社会潮流，进入普通人的层面。试想，如果一个像王锡侯那样的读书人，仅仅出于方便和降低成本的考量，编著一本实用性强的字典，却招致那样的灾祸，所以即便是出于商业利益和学术兴趣，仍然难以启动活跃的思想市场。
据考证，《四库全书总目》凡著录图书10231种，但在编篡过程中，全部禁毁书籍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占四库全书总目收入图书的三分之一左右。为了营造玫瑰色的盛世，帝国规定用什么知识来形塑人们的精神世界，禁毁一切稍涉创造性的知识与思想。在晚清，这种禁制力量却造成反满思潮的强大反弹，那些隐匿在书架深处的禁毁书籍，每一部的重新面世，都唤醒当地人的历史记忆，成为刺向帝国心脏的匕首。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15 02: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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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5 04:35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