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勃：南北宋之际的“表态党”们

源济

原创 2015-12-23 曹东勃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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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当梁漱溟的父亲在跳湖自杀之前出门时，问其子道：“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唐宋变革，始终是激发史学界灵感与研究兴趣的一座富矿。已故著名宋史学者、曾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东京审判的刘子健先生，曾著有《中国转向内在》一书，描绘了那个纷乱复杂的转型年代中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今日重新读来，对于理解当下世相也有莫大的参照意义。

▲ 《中国转向内在》/[美]刘子健 著/赵冬梅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南北宋交替之际的道德保守主义思潮崛起的背后，是政治力量新的分野。这个大转折时期可细分为三个主题阶段：

第一阶段从1127年，女真入侵、北宋覆亡开始，这一过程中大批知识分子并不光彩的表现，让南逃活命的知识界幸存者受到极大震撼，此前固若金汤的儒家传统价值观趋于幻灭。天空出彩霞，节操掉满地，自宋立国以来一直力倡的文官高于武将的优待传统，也因张邦昌、刘豫倒戈产生的打脸效果而濒于崩塌。这一阶段的主题是震荡和屈辱。

第二阶段从1132年杭州被选为朝廷临时行在，到1138年正式定都于此，局势的逐步稳定让人们开始在惊觉“事情正在起变化”后，痛定思痛地反思“这是为什么”。根据思维的就近性原则，替罪羊是自蔡京以来的第三代改革派。这还不够，要继续追溯到第二代改革派宰相王安石的头上。更有甚者，从第一代的局部改革派领导人范仲淹、欧阳修等昙花一现的零敲碎打式改革开始算账。他们认为，是激进的改革蛀蚀了国家的肌体，腐蚀了人民的心灵，改变了社会行动的原则和政府的性质。因此，是改革导致了国家走到亡国灭种的边缘。而在二、三代改革派之间短暂出现的保守派复辟，则被奉为顶住巨大压力、逆势而上的一股清流，元祐党人的“拨乱反正”是通往太祖皇帝时期的美好时光、实现王朝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方式。

知识分子怀着对改革、主要是第三代改革派出现的严重实用主义、市侩犬儒化倾向的深切忧虑和强烈反感，认为恰是第三代改革者玷污了改革的声名，造就了北宋末期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借“谁不改革谁下台”之组织路线大行政治迫害，开启了北宋中后期持续经年的党争。保守派们呼吁开倒车，身体力行保守主义，对儒家遗产进行重新解读，转入对道德自律、修身内省的特别强调。这一阶段的主题是从关注制度转向道德反省。

第三阶段从1139年与女真人进行南北和谈开始，直到1162年高宗退位让贤。知识分子虽好为帝王师，在意识形态上与讨厌改革变法的中兴之主同气连枝，但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赵构，不可能如书生议政那般超然，他免不了要在功利算计、道德原则和现实政治的夹角中寻求和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他在位期间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至少使女真人停止进攻，以保全现有的新的政治局面进而巩固势力范围；其二，尽快将权力从那些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军事将领手中收回，使战时的军官压倒文官的非常状态迅速结束，恢复旧制对于枪杆子的严格压制和集中统一指挥。

高宗身为神宗皇孙、徽宗皇子，继承的是他们的政统，也就无法全面否定他们的治统和道统，逆转改革的基本意识形态。但高宗对保守派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机会主义的。当他们攻击几任改革派总理专权擅政破坏了君相和谐的民主集中制传统时，高宗当然是乐观其成的，并顺势把脏水泼到吕惠卿、蔡京等“君侧奸臣”身上，勉强保住了王荆公配享孔庙的身后殊荣与政治评价。然而，当迂阔的知识界大佬们挥舞道德的大棒，抨击朝廷有时仅仅是字面上对北国的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从而在战争与和平这样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以道德代政治时，高宗就要关门放狗了。

▲ 宋高宗

在他的授意下，权相秦桧把这场运动扩大化为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一般性打击政策。这一阶段的主题，是道德保守主义者重建儒家理想的努力被现实权力政治无情粉碎。道德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模范代表——宰相赵鼎以其光辉而悲壮的生命历程，为时代做了注脚。这位在赵构被金国追兵所迫，“乘桴浮于海”的危难之际陪伴左右、保驾护航的股肱之臣，最终落得个绝食而死的下场，留下“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的感言。

在这之后，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设计与制度变革的兴趣开始消退，士大夫阶层不再妄议朝堂，转而谨小慎微，强调内省与反思。内省，让他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我修养上，相对于前代鸿儒，他们更少关注国家大事；反思，则让他们确信儒家理论必定存在一块短板需要补足。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教育领域，因为他们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心性，教育建设是道德重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南宋中叶开始，这种想法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持续到晚清。

知识分子的这种内向化转向，也有一些不能明言的理由。他们深切体认到，皇帝是超脱于儒家思想管制之外的，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并不鲜见。他们明白，治乱兴废的偶然性因素、历史际遇的每一次变更都可能会触动这个帝国内在的专制神经，使其权力结构从唐宋君相分权的理想状态，迅速堕落为绝对主义的专制君主统治。因此，他们在其他政策上都不争了，但有一件例外，就是当太子师。他们都很重视培养一个有好的表态的皇储，经常为哪一派当太子的老师争得头破血流。

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如果一个皇帝的候选人不能由内心生成对“礼”的认同并外化为对礼教秩序即政治原则的遵循，那么儒家的政治理想就破灭了。在宋朝三百年历史中，由这种观念之争上升为政治斗争甚至领导人更迭的重大事件，至少有两起。北宋仁宗驾崩后，其刚刚收的养子、实际是其堂兄的儿子继位，是为英宗。此时已初步形成了以副总理欧阳修为中心的改革班底，只要新皇一声令下，全面改革就可能启动。但知识分子们却在激烈争论一件更重要的、在他们看来更关乎国运兴衰的事件，即新皇该如何称呼自己死去的生身父亲。司马光等谏官主张叫“皇伯”，但内阁总理韩琦和副总理欧阳修都认为没有这等先例，坚持叫“皇考”。司马光等认为此事非同小可，直接影响政治权威传承的正统性。就这样，行政系统与监察、文宣系统为此斗个天翻地覆。英宗在位仅四年即病死，而他的改革意图也全部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争论所销蚀。由于英宗生父为濮王，这场政治风波被称作“濮议”。

到了南宋，高宗赵构也是找了个地道的太祖后代作为养子，这就是孝宗。宋孝宗在位期间出现了“乾淳之治”。孝宗在晚年效仿高宗提前让位，自己做太上皇。新皇帝光宗体弱多病，皇后李氏开始插手政治。这位强悍的儿媳妇甚至阻断新老皇帝父子俩的联系，使亲生父子几近反目。皇帝的家务事，本不容他人置喙。但光宗这位窝囊的“妻管严”，居然连自己父亲去世后的追悼会都不来参加，就逃不过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了。很快，以赵汝愚、韩侂胄为首的大臣们逼光宗退位，另立新君。这场无声的政变，如同濮议一样，打的也是一面“礼”字大旗。

崛起于南宋的新儒家认为，改革的失败说明，制度是表象，道德才是根本，那么改变一个国家的最好办法，就是改变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所以根本任务是教育：一是对底层教育，改造国民性；一是对顶层教育，改造统治者。到了朱熹这里集大成，从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一路退回到格物致知，最后落脚到正心诚意，也就是一个人的真实态度，即表态。

这些南宋时期的表态党人确信，时局变乱，人心散乱，竟使同道曲解，友邻相疑。好话说不尽，坏事才能不做绝。哀莫大于心死，救人先要自救，自救首在救心，救心必先表态。表态要解决的核心命题，是世俗化的脚步渐行渐近时，士大夫们如何面对“关侬啥事体”这类“路人甲”式的责问。对于个人所珍视的价值，其内心强烈悸动不得不管的事件，必须给出一个强有力的基于内在自我的解释，以证明不是多管闲事，以坚定行动意志。

当隐藏在人们内心不敢言说、不敢挑明的态度，与其根本利益及价值追求之间存在巨大的冲撞，士大夫们要么惧怕被指斥为自私自利、要么惧怕被攻击没有社会关怀而集体失语，或即便有所表达也是装腔作势的两张皮、高姿态。总之，心口分离、言行分离、名实分离。当任何可以设想的制度改革和其他措施都不能治愈专制主义的病症时，只有正心诚意地“掏心窝子”表态，像《让子弹飞》里的六子，把肚子里的几碗凉粉倒出来，才是治乱救弊的良方。

我们很难不做某种跨时空的联想，将这些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纠结在时间坐标轴上拉到现代。1918年，当梁漱溟的父亲在跳湖自杀之前出门时，问其子道：“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知识分子是需要有所信念的，其支撑力量或借力外物，或求诸自身。所以，知识分子讲理性，也讲姿态；会反讽，也会团结。他们这样做，希望为呵护理想、保有希望、激励来者，创造一个起码的环境。人生意义的阙如，梁漱溟以道德来填补，“以道德代宗教”；胡适以“不朽”来填补，他信奉社会的不朽，他要时时想着，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既不辜负那“大我”的无穷过去，也不贻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胡适的“大我”，是说社会、文化、国族。

当人们不再信奉崇高，开始蔑视理想，大谈活在当下的时候，他们会隐而不宣自己的价值偏好，或以价值中立之名，或以道德堕落之因，不表态、不争论、悬置。偶有真情实感流露者，则斥之为作秀、影帝。这正是曾国藩所痛斥的“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优容苟安”的变态士大夫心理。想到这里，我们也许会对南北宋之际那些无可奈何退居“正心诚意”之境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们，多一分“同情之理解”吧。

作者：曹东勃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