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
君独何为至于此?
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
生男聪明慎莫喜,仓颉夜哭良有以,
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读吴梅村这首《悲歌赠吴季子》,诗中的悲愤与呐喊动人心魄。此后自然也读到顾贞观写给吴兆骞著名的《金缕曲》,于是得知一段这位江南才子被流放极寒之地宁古塔,一众友人设法赎归的往事。孟森在《心史丛刊》里对吴本人评价一般,“兆骞固才士,然《秋笳集》亦非有绝特足以不朽者在”,他之出名,一是“其时以文字为吴增重者,实缘梅村一诗、顾梁汾两词耳”;一是“成容若之周旋其间”,“自有此段故事,兆骞亦不朽矣”。据说,清初围绕吴兆骞流放而创作的诗词至少有近三百首,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吴兆骞现象”。
▍一
一六五八年三月的一天,帝都春寒未尽,一场奇特的考试正在中南海瀛台举行。每位考生身边,两个佩带刀棍的武士分列左右。考官们也眉头紧锁则四处侦查。在后来的文人笔记中,据说参加考试的读书人都“惴惴其慄,几不能下笔”。在形同罪犯的状况下,江南才子吴兆骞交了白卷。
吴兆骞,自汉槎,江苏吴县人。年少时他便被视作“惊才绝艳”的诗人。按照时人的描述,他算是恃才傲物性格不讨好的人物。据说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这样极度目空一切的话。而清初文坛领袖吴梅村又推许吴兆骞、陈维崧和彭师度为“江左三凤凰”。朋友圈的抬举令他成为江南文坛的焦点人物之一。如果没有遭遇“丁酉科场案”,吴兆骞的人生,想必就是在功名富贵中缠磨,成为文苑传中的人物。
就在上一年,丁酉年,一场大祸席卷了江南士林。这年朝廷照例开始各省乡试。明末以来,科举考试已经弊病丛生,考生奔走经营,考官徇私舞弊,在是科场常有的陋习。鉴于此,顺治皇帝下谕严肃科场法规,杜绝舞弊事件。所以,当官员参奏顺天乡试考官“交通关节、收受贿赂”、江南乡试“弊窦多端、物议沸腾”时,顺治皇帝震怒,下旨严查。
于是才出现了瀛台复试一幕。本次江南乡试中举的士子们,在刀兵威逼下写作《瀛台赋》。在当政者看来,交了白卷,自然说明他是贿中举人。三月九日,京城狂风大作黄沙扑面,吴兆骞被戴上枷锁,押往刑部受审。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丁酉科场案是满清统治者“借刀杀人”的一大举措,他们把科场积弊作为把柄,藉此残酷打击反抗最激烈的江南士人。这从处理结果亦可以看得出来,北闱处罚相对较轻,除了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被处死之外,大多减轻处罚,流放地尚阳堡(今辽宁开原县)也相对较近。然而对南闱的处置极其严厉,不但将主考立斩,各房考官共十六名都被处以绞刑。吴兆骞等十数人被免去举人,“俱着责四十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
作为知名的江南文人,吴兆骞本被当做重犯,判处死刑,后经礼部和刑部多次复审,命题限韵作诗,确定并无考场行贿,吴兆骞被免于死刑,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吴兆骞被流放,在江南文人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他的老师、遗民张拱乾说:“不独一邑之痛,而实天下之所痛。”
虽然吴兆骞的父母兄弟最后免于流放,但他的父亲忧惧而死,母亲出家为尼。四年后妻子出塞寻夫,将大女儿送去做童养媳,二女儿寄养在亲戚家里。在一封家书里,吴兆骞痛苦自陈:“戊戌以前,何等规模,一旦祸发,家破人离,如瓦解冰泮。”
▲吴兆骞与其编著的《秋笳集》
▍二
入狱当日,吴兆骞口占二律,哀叹命运不公,“自许文章堪报主,那知罗网已催肝”,恸哭自己的冤情,“冤如精卫悲难尽,哀比啼鹃血未干,若到叩心天变色,应叫六月见霜寒”。对早熟的江南才子吴兆骞而言,曾经高蹈傲岸的精神一泄于地,生命开始对他展露痛苦本色。
一六五九年闰三月,吴兆骞离开京城,前往塞外。于是有吴梅村那首著名的送别诗《悲歌赠吴季子》。从山海关到宁古塔,一路向北,他写了许多纪行诗。在写给好友顾贞观的书信里,他说自己“一身飘零,囊空半文”,仰赖别人的帮忙,才免于饥寒。他出生在宁古塔的儿子吴桭臣,曾写过一篇《宁古塔纪略》,对他们在酷寒之地的生活,有非常详尽的记述。印象极深刻的一幕,是吴桭臣两岁时,他们被迫从宁古塔迁往更远的地方。此时天寒地冻,雪深四尺,一家人坐在牛车上,除了被褥,别无他物。幸亏第三天被追回,否则人和牛都要冻死无疑。
在宁古塔,吴兆骞一直靠当塾师谋生。这亦是许多文人流放者的选择。对于生长在草长莺飞的江南人来说,他们在这天寒地冻之地,生命降到了最低层次的需求。日复一日的苦寒,日复一日的无望。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万念俱灰:“弟今在苦海中,一无所恃,可恃者惟二三故人耳。此时佛亦不能救我,能救我者,亦惟此二三故人耳。”(《归来草堂尺牍》)
顾贞观就是这二三故人之一。一六七六年,吴兆骞已经被流放十七年。顾贞观在京城写了《寄吴汉槎宁古塔》——《金缕曲》二首。这词被权臣明珠的公子纳兰性德看到,深受感动,以为可以与古代伟大的友谊并列。“河梁生别之诗(李陵与苏武事),山阳死友之传(范式与张劭事),得此而三。”纳兰性德决心成全他们的情谊,一定将吴兆骞救归。在性德的安排下,顾贞观得以在明珠面前为吴兆骞求情。
一六八一年,吴兆骞在京城的朋友们,顾贞观联络一等侍卫纳兰性德,尚书徐乾学等人,募集资金交付朝廷赎金,内阁下了还乡诏(准许吴兆骞一家南归故里的官方文书)。
九月,吴兆骞带着妻子(在宁古塔生育一子二女)南归。在吴桭臣的回忆里,那是另外一场撕心裂肺的别离。得以逃离的“幸运者”,和那些无望的流放者,“皆相持哭失声,不忍别”。他们和亲人彻夜聚谈,至晓分手。走出二十里,吴兆骞哭着策马回返,以图再聚片时,“患难交情如此之深也”。(吴桭臣:《宁古塔纪略》)然而,南归不过三年,吴兆骞就在贫病交集中逝于京师。
▍三
康熙朝的诗人丁介,曾写过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丁介:《出塞诗》)据研究东北流人的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此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150万以上。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清,要稳定政权,就要打击旧势力,造成巨大的社会心理紧张,从心理上摧锄异议者的肝胆。
吴兆骞的悲剧命运,在时人们的记述里,披拂上一层友朋相助的动人温情。这自然是实情,是人性对恶政破坏力的修复;在明哲保身,甚至落井下石之外,另外一种人性的呈显。
然而这种援手救赎的温情,实在是非常脆弱的。吴兆骞二十多岁被流放,返归时已经穷垂暮年,所谓“廿后塞外空归梦,一夕灯前似隔生”(王掞:《虹友兄斋同吴汉槎夜话》),在触人心怀的个人悲剧后面,是一代文士的整体命运。作为“丁酉科场案”的受害者,吴兆骞背后尚有那些无名读书人,穷半生精力投身场屋,不料却横祸加身,他们困居极远之地,人既不彰,事亦不详,斑斑血泪,唯有自家吞吐。
表面看来,吴兆骞成为那个从历史血海中旁逸出的幸运之花,是好友顾贞观的重情守义,和一众朝士们的极力斡旋。这亦令《金缕曲》以“赎命词”的姿态,广布海内外。实则友人们的义举,恐怕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效用。此“波”,则为此时政治文化生态改弦之波;此“澜”,则是士人心态微妙变化之澜。
吴兆骞南归后一度成为纳兰性德之弟揆叙的老师,他曾与后来同样也当过揆叙老师的査慎行在禾城(今嘉兴)相会。査慎行写了一首诗《过吴汉槎禾城寓楼》,记述其事:“快事相看一笑真,忽传绝域有归人。劫灰已扫文星灿,党禁初宽士气伸。”道尽个中原委。他之被祸,是满清统治者对汉族士人的残酷打压所致;他之赎归,则是这种打压缓解之结果。
事实上,从一六七七年开始,康熙设南书房,择选天下名士作为文学侍从,推行“文治”策略。朱彝尊、徐乾学(顾炎武外甥)这样的江南著名文人皆先后入选。次年正月,康熙更晓谕天下,开设“博学鸿词科”,选拔“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的学者文人,为皇家“润色词章”。孟森先生认为此举是要“消弭士人鼎革后避世之心”,事实上效果极佳,五十名入选人中,南方各省占到四十一人。
远在边地的吴兆骞,得悉这种变化,再兼好友提醒,他便在这年七月,进呈《长白山赋》。他的朋友徐乾学便直言“《长白》献赋,恰有机缘”。据说康熙皇帝“览而称善”。从政治意义上而言,吴兆骞之举无疑是“乞哀颂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给统治者的一份“悔过书”。
长白山被视为满清发祥地。一六七七年四月,康熙派人勘察长白山;九月下旨封祀;十一月礼部封为长白山之神,与五岳并举,春秋祭祀。长白山便成为大清帝国国家认同的象征。多年后,康熙还亲自创作《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赋予满清统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身在宁古塔的吴兆骞有机会与长白山封祀使者见面,他深知皇帝的用心,于是写了这篇极尽谀词的华丽骈赋,以期改变命运。
清初以来,文字狱迭出。康熙朝约有十起。在十七世纪下半期,“江浙两大狱”之一的“《明史》案”已发生,株连之广,骇人听闻。残酷的文祸,对士人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与渗透力。一旦帝王表现出“崇文”的一面,则很容易转换为赞美“圣天子”雨露无限的感情之情。《长白山赋》可谓是这种精神上屈服、进而认同的“模范”文章。
故而,诗人吴兆骞的命运,始终掌握在不受限制的权力手中。就像康熙钟爱的皇孙、后来的乾隆帝说的那样:“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于朕。”
精神上的矮化,无论如何难以成就伟大的诗人。倘若吴兆骞以阔大气度,面对加诸自身的时代苦难,以他的才华,诗文境界当会大为不同。诗评家们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沈德潜就评价说:“汉槎阅历,倘以老杜之沉郁顿挫出之,必更有高一格者。”
如今读《秋笳集》,虽非一流,仍堪称是一个时代的注释。这位曾经目空一切的才子,在命运骤转之下,他的惶恐与焦虑,他的空幻与分裂,成为帝国读书人的精神缩影。在与无限权力的交手中,诗人成为被吞噬的一个棋子,诗歌则成为时代胆战心惊的注释。
【注】写作本文时,从陈才训:《吴兆骞赎归与清初政治文化生态考论》一文受益良多,在此表示感谢!本文原标题《诗与权力——流放诗人和他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