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源济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四十岁的农民朱元璋，在万众瞩目之下，爬上龙椅登基称帝，大明王朝就此诞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亲手建立的庞大帝国。明朝从建立到灭亡总共276年，其中有七张独特的面孔，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我们：
    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凭借人脉设计和高超政治手腕成功上位的朱棣，无视官场潜规则的硬骨头海瑞，在权力顶层呼风唤雨的大傻子魏忠贤，身兼政治墙头草和变态杀人狂的张献忠，在险恶政局中两面三刀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吴三桂，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反清复明并一举收复台湾的郑成功……
    翻开本书，您将清清楚楚看到这些帝王将相的欲望、得失、纠结、决断、布局与权谋，读完本书，您对人性的本质、权力的奥秘和中国现状的历史根源会有更深更透地了解！

第一部 朱元璋

全新增订版序言

为什么张宏杰写的历史好看？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张宏杰的笔总是能如此轻松地割开时间帏幕，让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

“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事能力。他情商极高，善于感觉别人的情绪变化。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他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他的沉稳风度使他能够永远成为人群的中心……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儿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

写历史人物就像写自己身边一个极熟悉的朋友，这种笔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或者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张宏杰的作品之所以呈现出一些特别之处，原因就在这里。

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也仅仅因为此，那些在历代史书中伟大或者邪恶得光怪陆离的历史人物被他还原成了可以信赖的人，与以往的描述面貌迥然不同。

比如说，在我们心目中汉奸的代名词“吴三桂”三个字，经过他的笔墨滋润，一变而成了一个“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的美男子，一个在战场上冷静、坚决，无与伦比的战士，一个曾经视荣誉如生命的忠臣孝子，一个在历史夹缝中被挤压被扭曲的痛苦灵魂。

再比如，那个历来被认为凶险、狡诈、处心积虑的大太监魏忠贤，在剥去历代史家的层层曲解之后，在他的笔下剩下的是一个憨厚粗朴、待人真诚的“傻子”。这个“傻子”原本胸无大志，素来在太监中被欺负被嘲弄，直到五十二岁了还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伙食管理员”。谁承想机缘巧合命运捉弄，他居然被颠簸到大明王朝权力结构的最高点进行了一番手忙脚乱漏洞百出的表演。

这些结论真是触目惊心，但过程却是层层深入的。张宏杰不是刻意地翻哪个人的案，他只是把这些历史名人所做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伟大或者邪恶的事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用人情伦理的平常心去推理，结果却是顺理成章，让我们感觉到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代，也许我们也不得不如吴三桂那样无情。这些大伟人或者大恶人，其实都是命运之流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和你我一样。在阅读中，你不得不和他们一起痛苦、战栗和呻吟。在河北保定的军营中，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培养起了对历史书籍的阅读兴趣，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

把这些作品归到某种文学体裁，是件挺困难的事。这些东西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历史报告文学，甚至还不是人物传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东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学品质，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对人性和命运的关心。借用张宏杰自己的一句话，“关心历史其实是关心自己”，他对这些古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兴趣里，无疑包含了对自己的兴趣。张宏杰解读古人就如同解读自己，既小心翼翼又深入彻骨。

“人是太复杂的一种动物，其复杂程度有时让人类自己也瞠目结舌”（张宏杰语）。我相信，张宏杰对人性的复杂一定有着科学家般的浓厚兴趣。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不会有太多的大风大浪，不会有太多的悲欢离合，体验到的和经历过的事毕竟有限。即使是最杰出的小说家，想象力也只能在经验的边界里飞翔。因此，人性的侧面在现实中表现得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在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里，人性却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改朝换代、家破人亡、非同寻常的诱惑与考验、传奇般的危机和奇遇。在张宏杰的这本书里，好像上帝为了分析出人性的每一种成分，它老人家进行了千奇百怪的实验：它把吴三桂放到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看着他的人格结构在历史重压下如何抵抗、伸缩、变形、扭曲、断裂。它把魏忠贤这样天姿平庸的人推向社会制高点，看他在这个让人眩晕的高度上如何忘乎所以、丑态百出。他把海瑞这样的道学先生放到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看他无望的坚定顽强和可悲的下场。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这些剧目对七十年代生人张宏杰来说是如此具有吸引力，所以他循着对自己性格和命运的关心闻声而来，来到了这里，做了这冷清剧场内的一个有心的看客。

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莫言

2006年初版序言

令我兴奋的历史人物另类传记——章诒和（著名作家、学者）

去冬，在台北读到一本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保罗·约翰逊（Johnson）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书中研究的对象，如卢梭、雪莱、马克思、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等，无一不是人们熟悉且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作者从“人比概念更重要”的理念出发，以史料为依据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深入探究。一路读来，令人震惊——原来这些思想人物不仅是普通的人，而且还是相当卑琐的角色。比如卢梭一面鼓吹儿童教育，一面却把自己五个亲生孩子送进弃婴收容所。作者的立意显然不是恶意丑化先贤，他是希望有思想的人沿着他的叙述继续探究下去——当“知识分子”以普遍化的良心与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现以来，他们是否真的就推动了时代前进？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教育体系扩张，原本散在民间以先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开始被体制所收编。‘良心知识分子’开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识分子’则在专业化的名目下，成为新的主流。他们不再对政治或社会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愿景，而只会从事各种琐碎小事的思考与钻研。其甚者，乃是在学院也日益模拟企业的情况下，大家忙着找题目领补助，忙着旅行演讲和上电视做秀。”（南方朔《从污名化里找回利齿》）是的，当明白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我们才能懂得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超越了狭义的“知识分子”角色客体，从而引导读者深入反思当代思想发展趋势的方向。在震撼中获得启示，在启示中产生联想：我们这里什么时候也能有一本类似的书？

今春在北京，我从朋友那里读到了张宏杰的历史人物另类传记手稿。作者或许没有西方学者那么明确的既是学术的也是思想的写作意向，但他那种以正常的声音来叙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的写作状态和方法，令我兴奋不已。例如他笔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个清官，但与此同时，还是个偏执症患者。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凡属重要人物的表现大都以史料为依据，绝非“戏说”。最近，他的历史随笔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这“七张面孔”是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七个人，七个侧面。这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完整图像。我想，这样的组合就很有意味，足够爱历史、爱思考的人去看，去想了。

2005年7月于北京守愚斋

读懂古人的无奈、智慧与权谋

——丁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宏杰居葫芦岛，我住北京，两地不过四小时的车程。然而，我们首次见面，居然是在大洋对岸的异国。

那是去年的初冬，我到美国东海岸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提前两天来到大学城普林斯顿，准备和一对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伉俪同行。在他们家的客厅里，我见到一个剃光头戴眼镜的年轻人，主人介绍，是参加同一会议的张宏杰，辽宁人，学者，作家。女主人特别补充，历史随笔写得很棒。

我在国内知识界的朋友不算少，然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当然，如今被称为作家、学者的人太多了，不知张宏杰水准如何。

我们都是第一次访美，对这片大陆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承蒙主人好意，驱车带我们一起游览普林斯顿大学。这所在全美名列前茅的著名学府，已有二百五十年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要悠久。我们一起参观了爬满长青藤的开放式校园，浏览了罗列各洲艺术珍品的校美术馆，拜访了爱因斯坦工作过的那座看起来十分普通的高级研究所。印象最深的，研究所前面竟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我们在爱因斯坦经常散步的这片横七竖八躺着自然死亡的巨树的森林里徜徉。那天正逢美国大选揭晓，布什胜了克里，这自然成了我们议论的话题。张宏杰话语不多，只言片语却颇有主见。后来，在学者伉俪家的餐厅，我们又屡屡讨论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历史，这个小伙子对历史的思考又一次给我留下印象。他对“文革”中的积极参加者，在反思批判之余，能抱有同情之理解，这在他的同龄人中是很少见到的。会议结束后，我又和他结伴游纽约，游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路走，一路聊。知道了他曾经去韩国旅游了一次，写了一本《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在中韩两国同时出版。这次来美国，他有一个想法，想在美国打几天工，体验一下在美华人的酸甜苦辣，回去后再写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他还真找了一位在美国的远房亲戚帮助联系，但由于他打算待在美国的时间太短，最终没有成功。通过此事，我感到这个年轻人写作的勤奋。

回国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历史随笔《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笔记》。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此书文笔生动流畅，时有思想闪光。

掩卷时，我已经理解了他为什么受到那对学者夫妇的器重。尤其是那位女主人，本身就是文章好手，她对宏杰，格外惺惺相惜。我对宏杰，也因这本书顿起相识恨晚之感。

后来，宏杰来北京，我们又见过几面，我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社会科学论坛》。该刊的编辑说，刊物排印时，印刷厂的普通职工都被张宏杰的作品吸引住了，告诉他，整本刊物就数张宏杰这篇文章好看。我想，不是其他学者的文章不好，而是张宏杰的文笔更有亲和力。刊物印出后，被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的执行主编冯克力看到，他马上给《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打电话，问：张宏杰在哪里，怎么联系？这件小事，又一次证明了张宏杰文字的魅力。

今年春天，张宏杰告诉我，他又完成了几篇关于明代人物的文章，他描绘了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的七个不同角色：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这七个人的画像合在一起，大致形成了大明王朝的轮廓。

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读的就是历史系。不过学的是历史，当时却热心于读小说。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太枯燥了，看得到的史学专著也太乏味了。大多是对一些僵硬教条的解释和附会。想看有趣的书，只好到专业以外去寻找。而当时的小说，正是“伤痕文学”的高潮期，对我当然更具吸引力。后来，偶然读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原来史学著作也可以写得兴味盎然。但马上又想，能写得如此妙趣横生，由于黄仁宇是旅居美国的华人史学家，故作品可以汪洋恣肆。

有些学者囿于统一的思维模式，只会用同一种教训人的腔调面对读者，例外者凤毛麟角。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史学界逐渐摆脱了教条的束缚，恢复了反思历史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近几年，出现了吴思等一批非学院派的史坛高手。他们的出现足以证明：把历史写活，不是司马迁等古代大师的专利，也不是黄仁宇、唐德刚等海外学者的专利，身居中国内地的当代学者，也可以拥有同样的智慧和能力。

张宏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一位新人。他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学的是投资经济管理，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到今天为止，他的本职还是建行的一名客户经理，写作方式完全是业余。他研究历史，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是出于兴趣。未在中国的大学接受史学专业训练，倒成了他的优势。我在历史课上被灌输了满脑子格式化了的教条，他却没有框框，也不受学院派行文规范的约束。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与古人对话，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体会古人的喜怒哀乐。他也吸收中外史学的思想成果，但杂取各家，为我所用，而非顶礼膜拜，独尊一术。西哲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说到底是今人对过去的理解和感悟。史料的挖掘和考辨，不是张宏杰的长项，也不是他着力的重点。他的兴趣，在于以一个当代人的眼光，去感受历史人物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贼子乱臣，在他笔下，都由冰冷的史料，变成了鲜活的形象，让我们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权谋、无奈、残暴和血腥。吴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读史不论多么深刻与老辣，我都不会惊讶。而张宏杰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如此年轻，品读历史的目光却如此老到，则不能不刮目相看。

史学的当代性，我觉得还有一层意味，就是从历史中读出现实。温故而知新，这正是读史的乐趣所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本来，古人和今人的区别，远远小于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你可以感觉古代中国是当今中国的影子，也可以感觉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亲身体会了太多的甘苦炎凉，更容易看懂历史上的进退兴亡。这种研究历史的现实感，也有力地拉近了宏杰的文字和一般读者的心理距离。

这里不妨从张宏杰的书中试举几例：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早在清代就已经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明白卡”在那时叫作“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这两年，全国许多地方的街头都建起了这样的宣传牌，内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即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宏杰说，数年前，史学家戴逸教授读了他的作品，曾表示愿意做他的博导，收他做关门弟子。但他惮于学习外语要付出无谓的精力和时间，没有及时呼应。近年来，随着对历史探索的深入，这种在银行系统进行业余写作的生活方式终于使他感觉到了限制。他和我谈到过这个问题，考虑是否以考博的方式取得学院的入门资格，或许能够方便于今后的研究。

我把他的著作向两位具有博导资格的朋友推荐，他们都对宏杰的才华颇为赏识，表示愿意帮助他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术界。然而，不知是由于怕学外语，还是惧怕学院式的工作方式对他的写作带来局限，他至今没有下定决心。不管张宏杰最终作何打算，我都衷心祝愿他能获得一个更自由更如意的平台，写出更好的作品。

2005年8月底

源济

第一章 生逢乱世：饥饿儿童朱重八

第一节 最草率的出生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们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了，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揣在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侍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一直没来得及修理。粮囤里也没有多余的那份口粮。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孔发青。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一辈子经过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陈二娘吃过午饭，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动着小脚，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小麦最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

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强忍着疼痛扭头往家走，刚进家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根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淘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是“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

像一只小猪小狗一样，重八自生自长起来了。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从小到大，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源济

第二节 饥饿儿童朱重八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

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

一年到头，朱五四的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他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然而，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爨骨为炊的悲惨岁月。

源济

第三节 为什么越穷越生

战国后期，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精耕细作，汉代的亩产量，据学者宁可①计算，就已达到140～150斤左右。这个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产量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追了一千多年也没追上，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二三世纪时，他们的亩产才达到97斤。按理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有三个因素剥夺了他们舒适生活的权利。

第一个因素是人口压力。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西欧在从公元2年到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0.065％，而中国在公元2年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期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0.11％，高出西欧近一倍。中国古代人口增减循环周期之频，增长梯级之多之高，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人口密度一直远远大于欧洲。根据赵冈和陈钟毅②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在北宋以前大体上维持①宁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从事中国历史、史学理论、敦煌学的研究。著有《宁可史学论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等书，讲有《史学理论》、《六至十四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历史上的中国》等多种著作。

②赵冈、陈钟毅，皆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分获博士、硕士学位；后分别在美国两所大学长期任教。两人合著有《中国棉业史》、《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等多种著作。

在十亩左右。北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十亩以下，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人均耕地面积更剧减到不足三亩。而到十三世纪，英国农民平均耕地较少的时期，一个农民的可耕地还有十八亩以上。

几千年来，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亩闲田，马上会生出一个孩子来占据。填满这张嘴，同时再生出尽可能多的嘴，这个简单的目标吸引了中国人过多的注意力，使他们无力顾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虽然中国农民一直是那样坚韧勤劳，可是最广大的中国底层社会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永无解脱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一个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十九岁的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身名已显，霸业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隐约记得父亲说过，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几天，才发现朱家巷是离南京城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此时村中还生活着几家穷困潦倒的朱姓后代，听说攻占此地的红巾军大元帅居然是他们的远支本家，大喜过望，一起来到南京城内拜见。朱元璋十分兴奋，与他们亲亲热热地“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大家坐在一处，一起回忆老朱家的历史。据老人们说，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苏沛县人，算来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知何时，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穷尽所有记忆，仅能上溯五辈。第一辈叫朱仲八。从这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断，这个能回忆起来的“开基祖”已经沦为赤贫，以至于连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没有。和他老人家一样，以下数代的名字无一例外，都是用数字代替的。然而，赤贫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影响朱家的人丁繁茂。仲八生有三个儿子，长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两个儿子，长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共四个儿子。长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亲。朱五四生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他还有一个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岁，生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五一和五四各又生了四个儿子，所以排到朱元璋时，小名叫“重八”。

从仲八到重八，六代之间，平均每人有三个儿子。按这个数字计算，一百多年间，朱家家谱上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经由仲八他一人积累到二百四十三人。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终生赤贫。从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传统时代底层中国人的生育激情是何等惊人。

正是人口压力，导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难，不停搬家。

朱元璋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支离开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为南京附近的几亩薄田养不活日渐长大的几个儿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苏盱眙，其时元灭宋战争过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颇多。祖父在此“开垦兵后荒田”（郎瑛《七修类稿》），艰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贪黑拼命干活，逐渐有了点家产，“置田产”（郎瑛《七修类稿》），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样，家族人丁兴旺，两个儿子加在一起，很快给他生了五个孙子孙女。辛苦置下的几亩地养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两个儿子就不得不变卖家业，各自寻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谋生。

朱五四刚刚八岁就随父亲从南京逃到江苏盱眙，娶妻生子后又搬到安徽五河，随即搬到灵壁，不几年迁到安徽虹县，五十岁上又搬到钟离东乡，这一次他住的时候最长，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并在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再迁到西乡，过了一年，又迁至太平乡孤庄村（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总计朱五四这六十四岁的一生，凡七次迁徙。在每一地，最长不过十年。

并不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浪荡，实在是以江淮大地之辽阔，却难以找到能养活他这至卑至贱一户草民的几亩田地。种自己的地种不起，只好给人当佃户。《明太祖实录》说朱五四“勤俭忠实”，老实巴交，带领一家人起早贪黑在佃种的几十亩地里辛苦刨食。然而年终算账，大半粮食给了地主，剩下的还是不够吃。加之五四在一路搬迁的过程中，又不断生儿育女，负担越来越重。一年到头辛苦所得，怎么也填不满越来越多的嘴。更可气的，是有时候租种了一片生地，好不容易用血汗把它伺候熟了，一家大小终于吃饱了几天，地主却马上跑来加租，如果不同意，结果只能是被夺佃赶走，另寻出路。搬了一辈子的家，吃了一辈子苦，流了一辈子汗，却总共也没有吃过几餐肉饭，穿过几件不带补丁的衣服。

当然，汗水绝对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辈子当牛做马，换来的是六个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妇，给五四生了两个孙子。二哥、三哥虽然倒插门，好歹也算成了家。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虽然儿女们个个都是文盲，注定一生都要在半饥饿中度过，但朱氏一门的血脉，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顽强地挤出了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存竞争的重大胜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亲见他们的孝子贤孙朱元璋在生育竞赛中后来又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于是，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我们在史书中见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晋府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记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史学家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增加50%。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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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人的生育激情

为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

传统时代的中国人，被锁定为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被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扩张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小时候，小孩子间最常见的骂人方式之一就是宣称“我是你爸爸”，对手的回报当然是“我是你爷爷”，双方就这样在辈分上无限累加上去。当然，另一种路径是由“我操你妈”以及“我操你奶奶”无限上溯。传统相声以及现在的二人转中，在辈分上占对方的便宜似乎永远能换来大面积的笑声。

就像鲁迅所说，最无能的人，也总可以生几个孩子来显示权威，不至于沦落到绝望的谷底。无法实现“向上意志”，那么就向下用力，多生孩子。

虽然听起来有点荒唐，这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解释中国人生育冲动的一个心理原因？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是颠沛流离，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出现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的历史中，堕胎和弑婴曾经是控制人口手段。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灰飞烟灭，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

古希腊思想家一直强调控制生育。亚里土多德认为，人口增殖与城邦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跟着贫穷，又导致内乱和盗贼。”（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张，“国家应该根据诸如地产多少等经济条件，控制人口。在一个财富资源相对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倘使新妊娠的胎儿已经超过这个限数，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产（堕胎）。”

古希腊年轻人比几千年后的中国人观念更为新潮，他们注重个人成就，不愿过早地为婚姻所困而影响其追求。希腊社会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结婚都在三十岁左右。古罗马帝国政府虽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不受婚姻的束缚，逃避家庭责任，许多人选择终生独身。据古代罗马史学家斯维托纽斯记载，奥古斯都发现很多男子为逃避禁止独身法令的惩治，想方设法制造欺诈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与远小于最低婚龄的女子订婚（订婚视同结婚，可不受禁止独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达到成婚年龄后再放弃婚约，转而追求与年龄更小的少女订婚，以此坚持独身。

虽然蛮族入侵，冲击了希腊-罗马文明，但节制生育却被文明化的蛮族继承下来。中世纪时的英国贵族同样自觉地进行生育控制。由于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等待继承的长子一般在继承家产之后才结婚，而那些没有财产的幼子们要么去追求女继承人，要么干脆独身。那时候英国上层社会男子结婚的平均年龄接近四十岁。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古典小说里恋爱的双方通常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和十多岁的花季少女。只有这样，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下代人刚好建立家庭，继承地产，接替前代。

所以，在经济腾飞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于中国。这使得欧洲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大大高于中国，为欧洲人的思想启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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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饥荒之国

除了生育冲动外，导致传统时代中国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灾害。众所周知的是，朱元璋之所以出家为僧，是因为大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的一场大旱灾。

其实，即使逃过此次灾荒，朱家也注定会在另一次灾荒中家破人亡。因为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是一个灾害频发之地。淮河是一条有名的害河。竺可桢教授曾根据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汤，下迄光绪各朝代、各地区的水旱灾害年数，发现淮河流域是我国旱涝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据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统计，自公元620年至1949年的1330年间，豫东一地发生旱灾的年数为453次，涝灾年数为448次。俗话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县，平均每四年就要发生一次较为严重的旱涝灾害。

朱五四搬来搬去，最终搬到一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这当然不能怪他没有眼光。原因很简单，灾害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较大，无法容纳新来人口。只有在灾害频繁的地方，人口周期性减少，才让朱五四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朱五四搬到孤庄村时，这里还没有完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村落间甚至有老虎横行。

《凤阳新书》载，当时“自定远抵淮涘，南北数十里，嵁岩林莽，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可见当地人烟之寥落。当然，这种见缝插针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至正四年的这场大旱中的死亡就是朱五四为前几年勉强填饱的肚子付出的惨重代价。

由此，我们看到了造成中国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灾荒。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正像我们今天在新闻里总是不断听到各地的水旱灾害消息一样，在历史上，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风调雨顺的时候，局部灾害无年不有。翻开中国灾荒史，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2155年间，就有1056次旱灾和1029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灾害，如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等，则举不胜举。如此频繁的天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人祸：三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到处是森林与沼泽，水草肥美，风调雨顺。然而，由于几千年的过度开发，森林被砍光了，沼泽被排干了，黄河成了悬河，土壤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小旱每每变成大旱。几千年来，北方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无关系。

据元史记载，有元一代近百年间，全国遭遇大水灾94次，大旱灾62次，大蝗灾49次，大饥馑72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都有两三次大灾。最严重的时候，人相食的记录达十余次之多。这就是环境恶化的直接恶果。即以朱元璋家乡的淮河为例，它之所以频频为害，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改变了它的自然生态和流向。

而欧洲的气候比较稳定，由于海洋性气候的调节，西欧的气候要比同纬度的中国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虽然不及中国南方，但远胜北方，足够农业灌溉使用。因此欧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国北方那种赤地千里的现象。两相对比，诚如邓拓所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直呼中国为“饥荒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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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吸血的官员们

中国贫困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专制制度的发达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早熟和完整举世无匹。官僚体系的庞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皇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无法抑制的疯狂扩张的冲动。每个王朝建立后，官僚队伍的人数都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也自然直线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时，农民的负担会暂时减轻，会积累一些财力来改善生活状况。而过了头一两代皇帝，则负担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

在历代大一统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属于统治技术较为粗糙的一类。蒙古人本不懂农业，当初南下之际，曾想将汉地“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也就是说，把农民消灭干净，把良田改造成牧场。还是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才改变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动蒙古统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为牧场，收益不如剥削汉地农民大。

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蒙古人的剥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统王朝要更赤祼祼。元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公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为了防止汉人反抗，蒙古人规定，不许汉人学习武艺，不许汉人上山打猎，甚至夜间禁止汉人通行。《元史·刑法志》载：

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违者笞二十七，有官者听赎。其公务急速，及疾病死丧产育之类不禁。

也就是说，每天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老百姓不许上街行走。和这一条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时段，不许百姓点灯。汉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隶。

经济上的剥削比政治上的歧视更令底层百姓难以承受。蒙古皇室手笔粗豪，挥霍阔大，日常生活奢靡无比，宫廷的花销大得惊人，据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中政院的报告，“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帛五万匹，绵五千斤”。他们做起佛事来更是漫无节制，最多时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据延禧四年（公元1317年）统计，每年内廷做佛事，要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油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

这些费用最终是由底层社会来承担。还是以朱元璋家为例：元朝实行职业世袭制，将一部分人户另立户籍，承担某种专业性的徭役，如站户（承担驿站的徭役）、矿冶户（开采铁、银等矿）、猎户（从事打捕）、水手户（充当河运与海运的水手）、灶户（煮盐）、窑户（烧造瓷器）等。朱家巷的朱家先祖们本来是淘金户，按规定，每年需向官府交纳金子。但南京附近并不产金，于是只好靠卖粮换钱，再到远处买金子充数。这样折腾几年，把仅有的一点家产赔光，才不得不北渡长江。然而到哪里都逃不脱官府的搜刮。五四逃到淮北之后，还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官府就开始来收税。按照元朝规定，淮河南北的农民要缴纳人头税、农业税和科差。人头税每人二石谷，约合今天的360斤。朱五四家三个成丁，就要缴1080斤谷。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按国家规定，每石税再纳鼠耗三升，份例四升，而实际征收的要远远大于这个规定。元代前期官员胡祗矞说：“鼠耗、份例之外，计石二三可纳一石谷。”如此算来，1080乘以125%，就变成了1350斤。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1.4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按购买力计算，元代一两银值四石谷，则三两多银值2160斤谷。所以三丁之家，一年要负担3510斤谷的负担。我们估算朱家那时每个劳动力可生产粮食2000斤，则总产量6000斤中的一多半要交给国家。这尚是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各地政府的层层加税还不在此列。

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够温饱有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处在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处境之下。据庞卓恒在《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中介绍，在正常年景下，中国农民一般状况下每年产品的剩余率不会大于5%。而中世纪一个占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国农奴户净余率为26％。他们一年生产的粮食约为4641公斤，除去租税、种子、口粮后约可净余粮食1224公斤。从这个数字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很多。

由此可见，中国官僚阶层对广大农民的剥夺，远远严酷于欧洲的庄园主。中国农民被迫在简单再生产中耗尽全部潜能，使他们无法像西欧的农奴一样，有剩余财力来发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由此推动起一个又一个的促成封建制度解体的重大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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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国文化的贫困基因

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总结的贫困文化的特征我国从古代直到解放前都具备。如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估计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进行长期奋斗，典当，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权力，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软弱无能，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等。这种贫困文化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财富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古希腊文明就是建立在滚滚而来的金币之上的。因为贫瘠的土地无法养活自己，希腊人不得不尝试外出冒险。庞大的希腊船队源源不断地输出葡萄酒、橄榄油、陶器，运回粮食和金钱。有位经济史家断言：“公元前六至四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十九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富裕起来的平民要求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纪之后，欧洲之所以能冲破黑暗，迎来文艺复兴，根本原因也在于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欧洲的农奴能够越来越富裕，并且可以和封建主讨价还价，获得市民身份。他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精神力量不断增长，最终推动了商品货币化的浪潮，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却一直在贫困化过程中越陷越深。与西方社会的上升趋势相反，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呈下降趋势。如前所述，中国农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人均十亩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人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长期的停顿和倒退。“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查尔斯-威尔伯）。一个家族衰落贫困之后，其家族成员往往会由往日的信心十足意气风发而变得精神萎靡、气质鄙俗，而其家长的作风则也会日益目光短浅、专制、粗暴。中国的变化正与此类似。自宋朝灭亡之后，高贵气质和人文气息在中国文化中越来越淡薄，盛唐时的自信和宋代的优雅再也没能复现。相反，拘谨和懦弱日甚一日地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发展壮大。

赤贫出身的朱元璋，则是中国文明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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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朱元璋的精神基础

从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起到十七岁以前，朱元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

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也没有耽误他长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

虽然出生于世代赤贫之家，朱元璋却从小智商奇高，脑筋够用。又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他无师自通，知道怎么摆弄各类性格不同的孩子：那几个身强力壮有本事的，他加以笼络，为我所用。

其他那些跟屁虫，他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全村的小孩子都归于他统一领导之下，老老实实听他指挥调遣。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搭，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吴晗《朱元璋传》）谁叩头叩得不响，当时走下去，一脚撂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军州”。对于到今天为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评书演义，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粗糙的底层文化产品，而不是那些高雅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们一生的思维模式。

朱元璋的童年实在是太平凡了。一般人出名之后，老乡们总会给他附会出一些如何幼年颖异、天生不凡的传说。可怜朱元璋的老乡们制造起这类本不需要太多原料的传说，都觉得有些困难。制造来制造去，不过编出了这样一个笨拙的故事。说是朱元璋和伙伴们一起在山上放牛，肚子饿了。有人说要是有碗白米饭吃就好了，那一个说吃肉才香，越说大家肚中越火烧火燎。

朱元璋指着眼前的牛说，这不就是肉吗？想吃咱们宰一条尝尝。有人说，那回去不得被打烂屁股啊？朱元璋说，管他呢，先快活一顿再说。说着抄起一把砍柴斧，就把一条小牛犊给宰了。有人带头，大家也就不怕了，有人帮忙剥皮，有人去捡树枝，生起火来，大家痛痛快快吃了顿烤牛肉。不一会儿，地上只剩下一条牛尾巴。吃完牛肉，大家才害怕起来，谁也不知道回去怎么交代。朱元璋脑筋一转，把牛尾巴插在山石缝里，和大家约好，就说小牛钻进山洞里了，怎么拉也拉不出来。大家齐声说好，一哄而散。

这么弱智的传说当然不可能是真事。这个本来为神化朱元璋而制造出来的拙劣故事，唯一透露出的真实信息，却仍然是贫困和饥饿。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元璋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尝谓仁祖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曰：岂在此乎？’”原来，陈二娘曾找人算了一卦，卦上说他们家会出一个“好人”，二娘对五四说：“谁呢？这几个孩子都是一副没出息样，我看也许就应在重八身上。”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陈二娘的话算是有先见之明。

然而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开始了错误的人生，朱元璋再聪明也不过是一个乡下的穷孩子，注定与土坷垃打一辈子交道。

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们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老年人因此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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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农民式思维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着朴素的农民道德，对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别的尊重。他颁布《存恤高年诏》，规定：

所在有司精审耆民……年八十、九十，邻里称善者，备其年甲、行实，具状来闻。贫无产业，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十斤；其田业仅足自赡者，所给酒、肉、絮帛如之。

就是说，各地老年人，活到八十岁以上的，他每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还赐给“里士”爵位；九十以上的，每年再多给帛一匹、絮十斤，赐给“社士”爵位。见到县官，一律平行行礼。

取消宰相后，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异想天开，认为民间老儒起自田间，淳朴老实，富于经验，于是从社会底层直接提拔辅政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设立四辅官制度，以“协赞政事”，从民间找了几个普通老儒王本、杜占、龚斅（xiao）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辅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过实行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淳朴无他长”，这些老人除了看孙子，别的贡献确实难以做出。于是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他不得不又废除了四辅官。

对于外部世界，农民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们不爱冒险，只想守着前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地安安稳稳地生存下去。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

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沙漠，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勇气和眼光，深入沙漠彻底歼灭之。日本人不断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是发几道诏书，申斥一顿了事，没动过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

在《皇明祖训》里，他把二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国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它们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中国农民世代对套院墙一直有着不衰的热情。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

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一点看，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精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

农民较少有机会锻炼归类、抽象、推理这些较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世界是以实实在在的实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树木、庄稼、猪、牛、羊、鸡这些事物的总和。他们计算数字时，眼前总是要闪着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象着手指头脚趾头的样子，才能算得过来。他们不能理解超出实物层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他们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从各地交换一下罢了，货物总量并没有增加，但却像变魔术一样地变出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让他们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而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阶段。“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说，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村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于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朱元璋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进言者抓来囚死狱中，这一安排身后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致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国家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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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农民式节俭

除了这些对帝国性格造成的深刻影响之外，农民生活给朱元璋自己留下的印记更为深刻。他终生保持着浓厚的农民习性、农民作风和农民气派。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人种。他们在计算生产成本时，从来不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好像体力和精力是一种最不值钱的东西，可以任意耗用。有农村生活的艰苦打底，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么勤奋。

在对自己的享受上，农民是最严厉的克己主义者。几千年的贫困生活积累下来，他们的节俭欲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种手段。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

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陈梧桐《朱元璋大传》）。他所用的床，若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这是做衣服的边脚料，我让人缝成一块布，省得丢掉可惜（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他对浪费是如此深恶痛绝，有一天退朝，见到两个太监穿着新靴子在雨中走路，朱元璋大怒，立即把他们叫住痛斥：“靴子虽然不值什么钱，可是做一双得费多少工！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叫人把这两个太监按在地上，狠狠打了一顿。

又有一天，见到一个官员子弟穿一身值五百贯的华丽衣裳，朱元璋大不适意，教训他说：“如今你借父兄的光，生长于膏梁纨绔之下，农桑勤苦，邈无闻知。一件衣服花了五百贯！这是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于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敛？自今宜切戒之！”

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他手下的功臣，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乡。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立国之初，他却坚持把国都定在这里。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也不动摇。农民们生活中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同样，为了经营中都凤阳，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花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不料工匠们不胜劳役，用“厌胜法”①表示愤怒。气急败坏的朱元璋把大批工匠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也因此而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

①厌胜法，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老百姓俗称为下镇物。所谓镇物就是工匠偷偷放在别人房中、器物中的那些据说会给人带来坏运的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纸人等东西。

源济

第二章 流氓生涯：开国帝王的必经之路

第一节 青春期的意外打击

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春，朱重八还不满十六周岁，放到现在，还不过是一个初三学生，正懵懵懂懂地处于青春期的好奇、甜蜜、惆怅、早恋以及离家出走之中。十六岁的他却已过早遭遇了命运的猛烈一击。

俗话说“羊马年，好种田”，然而1343年这个羊年却一夏无雨，粮食减产一半。转年又是数月不雨。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庄稼枯黄瘦小，死活不肯离开地皮。所谓祸不单行，就在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挽救这点庄稼的时候，一场浩大的蝗灾袭来，大地上残存的一点绿色也被一扫而光。

本来就不敢多下的米，每顿饭时又少放了一碗。从草木返青开始，人们就四出剜野菜、剥树皮，搀在粥里吃。两碗野菜稀粥吃进肚里，一泡尿又都撒光了。人们饿得头昏眼花。六百多年前的那个春天，如果走进安徽凤阳，你会看到不少人走路都摇摇晃晃，连坐在墙脚的年轻人都瘦得浑身皮肤打褶。孩子们关节突出，面黄肌瘦，眼睛越发显得大，只有小肚子鼓鼓的，其实盛的不过是地瓜叶和野菜汤。

上天显然是存心和人们过不去了。就在人们的身体已经虚弱至极的时候，瘟疫又来了。症状是突然发高烧，上吐下泻，人很快虚脱，一般挺不过三五天就死了。一开始人们还没有在意，当每个村子边上都添上几座新坟的时候，恐慌才笼罩了整个凤阳。人们明白，这是上天又“收人”了。不少人家打起包裹，锁上院门，开始逃难去了。

朱五四逃了一辈子难，如今已六十四岁，须发皆白，身躯佝偻，实在逃不动了。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饱过的老人，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习惯于欺凌弱者的病毒首先把他列为攻击对象。老头全身高烧，嗓子红肿，躺在床上绝望地呻吟。请大夫对这个人家来说是太奢侈的事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烧上两炷香，然后，就是听着老汉的呻吟，等着他死去。

四月初六日，五四终于结束了一生的苦难，撒手去了。然而，对于朱家来说，这却只是灾难的开始。就在五四去世前三天，元璋的大哥重四也倒下了，在大嫂的哭声中挺了六天，四月初九日去世。死亡名单上的第三个是大哥的长子。最后，二十二日，五十九岁的老母陈氏终于给这个名单画上了句号。

转眼间，人丁兴旺的朱家九口中死了四口。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元璋和他的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

相比起大伯朱五一一家，朱元璋家还不是最惨的。朱五一一家一十四口，在这次大灾中死了十三人，只剩下重五哥的媳妇田氏逃过了这一劫。

自打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起，朱元璋感受最多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严酷。在这个寒冷的世界上，只有家庭给朱元璋带来了一点点温暖。如今，连这点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也没有了，他生命中唯一一点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

源济

第二节 出家是为了吃饭

朱五四被土地榨干了一切，大地却没有准备他的葬身之地。入土为安是一个中国人对生活最后的，也是让人无法拒绝的要求，即使明天就要饿死，今天朱氏兄弟俩也要把自己的父亲尸身安置妥当。然而，大难之际，赤贫之家想要找一块坟地，实在是太难了。走投无路之下，兄弟俩狠起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以为毕竟主佃关系多年，他再怎么狠心也不至于忍心让一个老佃户暴尸荒野吧。谁知刘德不但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兄弟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朱元璋后来回忆说：“田主（刘）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

好在中国农村大地不光有饥饿和寒冷，还有着世代不绝的淳朴和仁厚。

老朱家的惨景，让邻里都为之忧愁。刘德的一位远房本家刘继祖是村中另一个大户，看到此情此景，派儿子刘英把元璋兄弟叫到家里，给他们吃了一顿热饭，然后说，你父母都是老实忠厚人，死后不能没个葬身的地方。我村东那块地，地角那半分，地势比较高，做坟地可以，你们要是不嫌弃，就送给你们吧。

兄弟二人闻听，双眼含泪，跪下用力磕了几个响头。刘继祖忙把他们搀了起来，说快回去准备准备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因为连一粒余粮都没有，更何谈棺材。不但没有棺材，翻遍整个屋里，也找不出一件完整的衣服可做寿衣。没办法，只好让父母穿着那身千疮百孔的破烂衣裳，卷在那张露了许多洞的芦席里入了土。兄弟二人都饿得脱了相，也没力气挖深墓穴，只好草草埋了了事。朱元璋后来回忆当时情形说：“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家破人亡，亲人离散，兄弟也准备像父祖当年那样，分头去逃难。在这个世界上，穷人的生命比一只蚂蚁还脆弱，这一分手，分散在茫茫人海，也许永世不能相见了。想到这里，兄弟俩抱头痛哭。多年后，朱元璋在《皇陵碑》中这样回忆当年的惨景：“兄为我伤，我为兄哭，皇天白日，泣断心肠！”

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汪大娘，老人家拐着小脚，过来安慰兄弟俩。大娘说，二哥一个人出去还行，重八年龄太小，怎能一个人出门！不如到村头皇觉寺里当个和尚吧！再说你爸妈当初曾经想把你送到庙里当和尚来着。

原来朱元璋出生后不几天，曾经得了肚胀病，一直不吃奶。朱五四到处求医，总不见效。就和陈氏商量想把重八舍给寺庙，应许等朱元璋大了送来做和尚，求神佛保佑他平安无事。

不过，想当和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庙里同样口粮紧张，不送点礼打通关节，轻易进不去。吃同一方水土的人，如同一根藤上的土豆，心都是连在一起的。虽然自己也是穷得揭不开锅，汪大娘还是掏出压在箱底的钱，替元璋买了香烛礼品，让儿子陪元璋到了庙里。

源济

第三节 十六岁离家远行

朱元璋在皇觉寺半饥半饱的小和尚生活，只过了五十天。作为新入寺的一名新和尚，他年龄最小，地位最低，所有扫地打水做饭上香之类的杂活全是他的，吃饭时他却是最后一个。干了一天活饥肠辘辘，到口的却常常只有半碗残茶剩饭。朱元璋在家中虽然也吃不好穿不暖，但毕竟是家中的老小，从小到大都是受关心受照顾的角色，到了庙里，实在难以适应。有一天，打扫伽蓝殿，一不小心，给伽蓝像绊了一下。朱元璋正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顺手就给了佛像几扫帚。过了几天，大殿香案上的供品被老鼠给偷吃了，老和尚责骂朱元璋不好好照看。朱元璋更是生气，心想这个泥胎菩萨，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面充当神灵吓唬人，连自己跟前的供品都看不住，害得我跟着挨骂，实在可恨！于是拿了支秃笔，在伽蓝菩萨塑像的背后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发去三千里”，意思是说将伽蓝菩萨充军发配三千里。少年朱元璋性格中强悍泼辣的一面，在这些细节中被保留下来。

谁曾想这半饥半饱挨打受累的日子，后来想起来居然也成了甜蜜的回忆。不久全县大饥，寺庙里的粮仓也迅速空了下去。第五十一天，老和尚把几个和尚叫到一起，宣布粮食已尽，只好封仓，叫大家各谋出路。

对朱元璋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乞讨了。因为虽然当了五十天和尚，但还没来得及学习念经做佛事，别无谋生手段。寺院生活唯一的收获是把他从一个农民变为流丐的时间推迟了五十天，而且还给了他一套比一般乞丐体面一点的行头：一套僧装，一个木鱼，一只瓦钵。一般的乞丐叫“要饭”，他则可以聊以自慰地称为“化缘”。名目虽异，内容则一。

虽然是自学成材，但朱元璋的诗文通脱自然、朴茂雄强，颇有可观之处，请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的三年流浪的：

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若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这一百二十字，是关于朱元璋流浪生涯的唯一记载。文词直白，情辞并茂。把少年朱元璋流浪路上的形单影只、艰苦悲凉表现得相当动人。可惜，相对于流浪生涯对朱元璋一生轨迹的重要性，这一百余字无疑是太寥寥了。

我们必须在这一百二十字之上深入探索，来推断这三年风雨对他的影响。

当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走出皇觉寺破败大门的那一刻，世界在他眼里变了。在此之前，他朱元璋是被许多套定位系统牢牢定位在大元社会的一个细胞：不论是户籍本，家谱册，还是和尚度牒，都表明他是被这个社会牢牢控制着和规定着的。他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的一个男丁，是朱氏和陈氏家族亲戚网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结点，经纬分明、一目了然。他的未来生活本来恪守三纲五常，乡规民约，信奉鬼神，尊敬长上，安分守法，勤苦成家，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生老病死。

可是，因为这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他身上所有的锁链都被扯断了。

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官府不再管他，甲长不再管他，甚至现在连寺庙也不再管他，平生第一次，他一无所属，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个大浪打来，都有可能吞没他。他深知，从此之后，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了。

他沿着乡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老和尚说南边年景好点。路边的景色变得越来越陌生，经过一个大村子，他挑了一家高门大户的院子，有点胆怯地扣动了门环。

源济

第四节 三年江湖路

可以想见，从一个重信誉、好面子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第一次向人家开口要饭要突破多大的心理障碍。

老半天，门开了，门里人探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咣”的把门又关上了。朱重八心里一凉。正当他犹豫不决转身要走的时候，门又开了一条缝，一只拿着勺子的手伸了出来。重八赶紧把瓦钵伸过去，勺子一倾，一把生了虫子的糙米哗哗滑落：“今天已经过去三个化缘的了，就这点了，快走吧！”

中午，朱元璋就在村边的破庙里找几块石头，支上瓦钵，倒上水，把这把米煮得半生不熟，勉强填了填肚子。

艰苦的流浪生活就此开始了。他先是向南一直走到合肥，接着又往西走到河南固始。随后的几年中，他又相继流浪到河南信阳、临汝，往东折向河南淮阳，经河南鹿邑、安徽亳县，又回到过安徽阜阳。一路跋山涉水，云水飘扬。可以想见，一个十七岁的孩子的乞讨路上会品尝到多少常人体会不到的饥饿、孤独和艰辛。他吃过大户善人施舍的白面馒头，也曾吃过草根、野菜。他住过高门大户的下人房，住过村边的破庙，也曾经睡在山洞山崖，睡在雪地里风雨中，天为幕地为席。他一路念过佛号，也帮人打过短工。在许多城镇里他和乞丐们打过架，有的时候，他也曾加入当地丐帮。在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他有几次还做过小偷，趁农忙村民们都下地的时候，跳墙进入人家家里，偷厨房的食物，柜里的银钱，也偷院里的鸡鸭。

传说深秋的一天，朱元璋走到一个叫剩柴村的地方，已经几天水米没沾牙，忽然在村边发现了一棵柿子树，上面挂着好些霜打过的红柿子。他攒起最后的力量，爬上树去，一口气吃了十几个，总算活了下来。发迹之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带领大军又一次路过这里，发现这棵柿子树还在。朱元璋不禁感慨万端，下马抱树痛哭，又脱下自己的红袍，披在树上，说：“封尔为凌霜侯！”

朱重八三年游荡，相当于在社会大学读了三年书。由于悟性高，他的成绩也非常出色。经过最初的不适应，他已经成了流浪的老手。这种生活让他大开眼界。

和平静的孤庄村比起来，外面的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太繁华了。他见到了在孤庄村里无论如何不可能见到的社会万象。

元末人口日益繁盛，政府统治力下降，社会越来越呈现多元化，世相越来越纷繁。仅就骗子来说，就多如牛毛。如今中国社会上的种种骗术，千百年前就已经流行在江湖。元代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我们可以引用《武林旧事》所载宋代市井情形来参照一下：

商业繁华之区，人口密集，游手好闲的人，实在太多了。有所谓美人局（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人），柜坊路局（以赌博游戏结党等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字、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买卖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以致顽徒如“拦路虎”“九条龙”之流，尤为市井之害。

三年行走于险恶的江湖，朱元璋对中国的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他认识了善良、慷慨，也见识了冷酷、邪恶，领略了勇敢、义气，也见到了苟且、堕落。三年流浪，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

江湖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性格。走出孤庄村时，虽然已经表现出与一般孩子不同的胆大聪明，他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少年。流浪生活大大损坏了他的道德素质。对天天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他来说，活着就是目的，吃饱就是价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了流浪儿的生命哲学。只要能弄到吃的，什么事他都做过。他抢过比他更饥饿的人的粮食，替人背过尸体，甚至掘过坟盗过墓。长时间的混迹江湖，使朱元璋习惯了原本不可想象的偷盗和欺骗。

他从一个逆来顺受的、习惯于被动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大胆狡黠的野兽。走出了孤庄村，他的生活第一课就是敢于冒风险。如果不是几次在关键的时候偷到了吃的，他早就饿死在流浪路上。在机会和风险面前，如果不采取主动，就得付出惨重代价。他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过架，很多时候是一对多。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时刻那股不要命的狠劲救了他。三年下来，冒险精神就成为他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在机会面前，他反应敏捷，富于主动精神和进攻性。因为他知道，被动就等于死亡。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把人不当人的冷酷无情的人。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人们的痛感神经。而江湖上历来崇拜暴力，江湖上的英雄是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老大。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经历过多次惨痛教训后的他认定，只有那些最狠毒的人，才能在恶性生存竞争中抓住也许是唯一的机会。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孤庄村，人们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成人，眼睛里的热情、天真不见了，却多了一丝瘆人的阴凉之气。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源济

第五节 从一介顺民到狡猾野兽

从卑贱的贫农到高贵的天子，其过程并不像苹果由青变红那么简单。淮河南岸那间塌了顶的茅草房和南京城内金碧辉煌的奉天殿，这之间的距离对朱重八来说遥远得要以光年计。如果说，那个聪明伶俐的穷孩子朱重八是块品位不错然而却深埋于穷山僻野的铁矿石的话，那么，有那么几个机缘使这块原本极为普通的矿石变成了特种钢材：元末的社会动荡如同一场大地震，把这块矿石从地底颠簸出来。三年流浪生涯，把这个本分的农民孩子从一块土坷垃似的矿石炼成了一块乌黑的生铁，身体与心灵同样变得坚硬冷酷。而随后的多年战争，则似血与火的熔炉，让朱元璋百炼成钢。

对朱元璋个人来说，从赤贫到天子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是一件极端得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一万种机缘巧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他这位布衣天子。然而，对中国历史来说，从流氓到开国天子，却几乎是一个规律。光辉灿烂的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丰功竣德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北魏隋唐等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开国皇帝以外，几乎都是出身江湖。

惊讶吗？这就是事实。如果熟读的话，中国历史会经常给人这种出人意表的结论。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学泰在《游民与中国社会》中为我们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汉高祖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就像司马迁那部文笔生动的《史记》中记载的那样：（高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们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

刘邦的本家刘备是个织席小贩，没什么文化。“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其素质作为颇类当今黑社会小头目，故能结识关张，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刘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卖鞋为业。为人剽悍，仅识文字，因好赌而破家，落魄至极”。

五代时五个开国皇帝均为流氓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吴越王钱鏐“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正史对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多有掩饰，其实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庄，做了当时谁都瞧不起的倒插门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从军后才渐渐发迹。

……阅读这些开国皇帝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到皇帝的路途中，都有一个流氓化或流民化的过程。

因此，三年流浪对未来的皇帝朱元璋来说，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朱元璋生命中的大关节，是他从赤贫到皇帝必须经过的一道手续，一次培训，一次考试。从农民到游方僧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的改变，而且是一次心灵的质变：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胆大妄为的流氓。流氓是皇帝的蛹。

中国的顺民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物种。中国历代农民是被无数条绳索牢牢捆缚在土地上的。各级官僚的层层控制、宗族制度的严密约束、乡规民约的不断教化，以及除土地之外没有谋生的空间，使农民们如同树木一样，生长在土地上，每年结出果实，供官府摘取。由于历代不断进化的愚民统治，他们目光短浅、头脑封闭、因循守旧。他们怕皇帝，怕官吏，怕暴力，怕鬼神，他们什么都怕。他们没有进取精神，总是被动承受命运。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对那时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人在任何不合理的现象面前都选择了忍耐。“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因此，指望这些被摘取了头脑和爪牙的驯服动物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牙齿和利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砍断他们身上的条条绳索，把他们放逐到正常社会之外，放逐到皇权、族权、三纲五常的教化之外，让他们在风雨冰霜中重新披上鳞甲，恢复原始野性。而历代无能的统治者正是在不断地做这样的事。他们的低能统治把大批农民逐出土地，只能靠流浪为生，就像朱元璋一样。

一旦披上麟甲，他们就注定会在历史上独领风骚。社会其他阶层的头脑和视野很容易被几亩地几本书牢牢控制。而江湖之人却得天独厚，他们经历复杂，对社会各个层面人的心理都有所了解。长期混迹江湖，给了他们精明的头脑，使他们更容易参透中国社会的秘密，更深入地掌握中国社会的潜规则。1959年，毛泽东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由于在正常社会里没有身份和地位，游民们没有羞耻感这个障碍，做起事来不循常规，敢为常人所不敢为，善于脑筋急转弯，敢于闯红灯或者绕红灯。项羽用刘邦的老父亲胁迫刘邦投降，刘邦却说：“你我曾经结拜，我父就是你父，如果你一定要煮杀你的父亲，那么望你也分一杯肉羹给我吧！”

项羽无论如何想不到刘邦会给出这样的回答，他自以为一定会起作用的威胁只好作废。这就是流氓战胜贵族的典型例子。

长期的风霜给了他们一颗黑心，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强大意志力、野蛮性，这些在乱世中往往是决定性的力量。他们能杀人不眨眼，他们能壮士断腕，以求全生。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们也许同样精明，但是他们的禀赋柔弱，没有摧锋折刃的胆量，没有厚脸皮和黑心肠，因此只能做这些绿林豪杰的助手和谋士，跟在他们身边吃一点他们掉下来的残渣剩饭。所以，历代开国帝王虽然利用知识分子，但大都瞧不起知识分子。刘邦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朱元璋和张献忠杀起读书人来如同草芥，把文官当成奴隶一样挫辱折磨。

有了头脑、脸皮和黑心，他们已经初步具备在一个恶性竞争的社会里成功的能力。再加上上天赐予的机会，他们当然会惊天动地，青史留名。

源济

第三章 崭露头角：一念之差走上了造反道路

第一节 被两块木片决定的人生

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朱元璋的评价被许多人认为十分准确：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朱元璋是一个流氓化了的农民。“农民”为体，“流氓”为用。骨子里，他永远是一个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农民。

江湖经历又给他的血液里注入了与众不同的泼辣。他的流氓手段帮助他在与群雄周旋时长袖善舞纵横捭阖，而令他笑到最后的却是因为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农民式的谨慎、持重。

史称朱元璋“地主阶级化”前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是率领汉人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民族英雄。岂知他走上英雄领袖生涯的原因实是迫不得已。

虽然在大元统治下朱氏一家经常颠沛流离，食不果腹，但朱元璋对蒙古皇帝缺乏痛恨之情，甚至充满感戴之意。草民一食一饭，都是朝廷所赐，这种观念在世代安善良民的朱家根深蒂固。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曾对臣下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终其一生，朱元璋始终把元朝入主中国，享受汉人膏血视为“奉天承运”，“顺天应人”，理所当然。

因此，朱元璋一开始没有“积极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江湖的几年中，大元天下已经是烽烟处处，而史料并没有留下朱元璋“向往革命”的蛛丝马迹。那时，白莲教遍布乡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目睹，但是也没有任何他参加白莲教的记载。为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抢，但是从来还没有想到过“造反”。他对这个词连想都没有去想。在外流浪三年之后，大饥荒终于离开了凤阳。朱元璋结束了流浪生涯，回到皇觉寺。虽然已经多年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之残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白莲教“革命思想”的影响，朱元璋还是选择了老老实实做一个前途暗淡的和尚，并且在冷冷清清的庙里一呆就是三年。小时候因为父母格外疼爱，送他读了几个月私塾，但大字还没识满一筐，就供不起了。这次，在寺庙中，他开始认认真真地跟老和尚学念经，认识了千把字。

朱元璋一向为人做事的特点是认真敬业。从他登基后仍然对佛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事实看，他在三年和尚生涯中，对佛教经典确实是下了点功夫的。《皇明本纪》说他从此“始知立志勤学”；《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他认认真真地学习做道场，吹法螺，这是和尚收入的最大来源。后半生他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也许是继续做和尚，也许积点钱买几亩地还俗做农民，也许会学门技术，做个木匠或者瓦匠。只有军人不在选择之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实在不符合他谨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乱世，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离奇，你越怕什么，什么就偏偏会来到你身边。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个年头，农民起义的烈火烧到了皇觉寺边。

白莲教和朱元璋的专业——也就是佛教——关系很深，或者说，是佛教的一个变种。它本是源于佛教净土宗。

天下事物，只有足够“低幼”才能流行，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要说正宗，中国佛教当然要以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三藏法师创立的唯识宗为正宗。然而事实是，唯识宗因为经典太浩繁逻辑太细密，不适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灭。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却因为它超出寻常的简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净土宗比方便面还要方便。它不需要你钻研什么佛经，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只要你会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可以。它的理论是，一声“阿弥陀佛”可以免除几十亿劫的罪过。只要你不停地念佛，积累的功德就越来越多，等到阿弥陀佛被你烦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净土。

所以它迅速深入民间，南宋之后，“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底层信众完全被它垄断，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是天下万事的常态。

释迦牟尼天上有知，一定会晕倒在莲花宝座上。

白莲教是净土宗的一个变种。它的教义也同样简单，只不过它的组织比较严密。净土宗虽然也结社，但社内关系松散，众生平等。而白莲教将平等的关系变成严格的师徒关系，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严格的师徒网络，成为政治动员的有力武器。当腐败蔓延、统治力衰微之际，往往是这类民间宗教兴盛发展的时期。一旦势力成熟，起义就不可避免。

大元王朝自建立以来，政治从来没有稳定过。蒙古贵族没有学会汉族立嫡以长的继承制度，为了攫取最高权力，政治高层不时发动宫廷政变和武装冲突。从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元世祖去世到元统元年（公元年）元顺帝即位，四十年之间居然换了九个皇帝，平均不到五年就发生一次政变。统治集团忙于内斗，对民生大计无心过问。白莲教势力因此轻松席卷了大江南北。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率三千白莲教众斩白马乌牛起事。他们宣称教首韩山童是宋徽宗的第九世孙，应做皇帝。刘福通是天上派下来辅佐韩山童的大将。起义军头裹红巾，身穿赤衣，被称为“红巾军”。

大元王朝已经成了一个烂透的梨子，只等一声震动就会掉落下来。刘福通一呼百应，各地无数底层豪杰应声起事，大半个中国沸腾起来。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很快波及朱元璋的家乡。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二月，濠州出现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

原来，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安徽定远的大地主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借白莲教声势起兵，也以红巾为号，“衣巾皆绛”。附近农民几万人“弃农业，执刀器”，纷纷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等五位“节制元帅”率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占了濠州，皇觉寺所在地区被纳入农民军的势力范围。

乱世里没有清静之地。起义军三天两头来庙里搜粮食，找吃的。不几天，元军又驻扎到附近。他们不敢与农民军正面交锋，每天到各村抢劫，见人就抓，当做“乱民”送到长官那里报功领赏。朱元璋登基后在《纪梦》一文中描述当时的情况说，红巾军“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乡，焚烧闾舍，荡尽民财，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而官军则“声攻城而逡巡不进，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则以绛系首，称为‘乱民’，献俘于上，请给其功”。在这种“造反军”与“反造反军”的拉锯战争中，最倒霉的就是既不“造反”又不“反造反”的广大平民百姓。

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良善者生不保朝暮”。和尚们在庙里成天提心吊胆，看这样子，保不齐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当“乱民”，被砍掉脑袋。没办法，白天只好揣个饼子，躲到山里，等太阳下山了，再回来睡觉。

岂料在两军夹缝间，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了。那天和尚们下山，庙已经没了。原来农民军来庙里找吃的，一粒粮食也没找着，一生气，一把火把庙给烧了个精光。

朱元璋彻底走投无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烟处处，天下已经没有安静的地方。兵为刀俎，民为鱼肉。看来在这个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只有拿起武器，反而有可能活下来。可是，当什么兵，也是个问题。“出为元兵，恐红巾至，欲入红巾，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他在《纪梦》中这样描写自己当时的心情：“予当是时，尚潜草野，托身缁流，两畏而难前。欲出为元，虑系绛以废生；不出，亦虑红军入乡以伤命。”

在残垣断壁里忍饥挨饿躲藏了几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个哥们汤和给他捎来的纸条。原来这个哥们已经加入红巾军了，说现在在军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很，劝他也快快参加。

他还是拿不定主意。谨慎的天性让他一次次拖延，不到最后关头，绝不选择军人这个职业。这时，命运给了他最后一次推动力，大师兄告诉他，红巾军给他捎信的消息已经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军举报他呢。

事已至此，他还是没下定决心。他找到了尊没被烧坏的菩萨像，想让神佛给出出主意。点上香，磕了头，拿起神案前的两块木片，按老和尚教给他的卜卦法卜算起来。

朱元璋在《纪梦》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占卜过程：于是祷于伽蓝，祝曰：

“……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杀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趋吉，惟神决之。”

看来朱元璋对农民起义军的看法确实不怎么样。这完全是一群强盗嘛。

所以第一卦是问应该逃走还是继续当和尚？如果是应该逃往他乡，那么两块木片落在地上应该都是正面。如果继续当和尚，就一正一反。

很显然，他的头两项选择里没有当兵。

摇了半天，扔到地上，结果是两块木片都是反面。看来这两者都不为神佛所赞同。

那么继续算吧。“祝曰：莫不容予倡义否？若是则复阴之。以珓掷地，果阴之，方知神报如是。”

就是说，难道神是要我参加红巾军吗？如果那样，应该是反面。一扔，果然是反面。

一个伟大农民起义领袖的命运就这样被两块木片确定下来了。革命与反动之间就这样一念之隔。不过这个一念之差一直让朱元璋感觉不好意思。后来，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

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这固然是因登基即位后为维护皇朝统治不得不以造反为非，也未尝不是他参加革命大业时的部分真实思想反映。

源济

第二节 从和尚到亲兵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日，一个穿着破烂袈裟的年轻和尚来到濠州城下，向守门的士兵要求进城去参加红巾军。这和尚身材高大，黑长脸，大鼻子大耳朵大下巴，双目炯炯有神。守兵觉得他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面对雪亮的大刀，这个人沉得住气，并不害怕。鉴于城外元军密布，守兵认为面前这个人有可能是元军的奸细。发一声喊，几个人按住朱元璋，五花大绑，拉到护城河边准备砍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是形势的需要。在这些初级阶段的革命者看来，可以随便杀人也是起义者的一种特权。

选择了当兵就是选择了风险，这朱元璋早有心理准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当成兵就可能先成了刀下鬼。不过朱元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的第一反应是声嘶力竭地呼喊，试图吸引更多的军人来围观，也许会有人出来制止这几个守兵的野蛮行径。

这个做法救了他。正在城外巡视的义军元帅郭子兴听到了他的呼喊，驰马赶到，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郭子兴从这个二十四岁的小和尚眼里看到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内容。冰凉的刀片贴在脖子上，这小和尚的眼睛里，却看不到慌乱。从这个心灵的窗口，你能看到他的大脑在紧张地旋转，迅速地做着各种判断，以求拯救自己于危局。他沉着地回答着郭子兴的问话，神态恭敬，语言流利，逻辑周密，三言两语就使郭子兴确信他不是间谍。

否极泰来。护城河边这意外的一遇，开启了朱元璋成功的序幕。郭子兴对这个机智勇敢的年轻人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不久，他就把朱元璋调到元帅府做了自己的亲兵。

郭子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不断发现珍贵的品质。郭子兴发现这个年轻人头脑异常清楚，说话条理清晰，做事谨慎周密。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年轻人常有的轻浮鲁莽，有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缺乏的沉着老练。使朱元璋注定出类拔萃的品质是——不管做什么事，只要着了手，他都会全心全意地做好。既然选择了军人生涯，他就强迫自己竭尽全力，去做一个出色的士兵。郭子兴交给他几件事，都办得妥妥帖帖。出兵打仗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也很勇敢，“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出色地履行了亲兵的职责。郭子兴尝试着叫他带小队出征，每次打仗朱元璋都身先士卒，而得到了战利品，从不独吞，总是和大家平分。时间不长，就成功地在小队里树立了威信。

郭子兴知道他碰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渐渐地，他有些事，开始找朱元璋商量，让这个年轻人帮他拿拿主意。朱元璋的意见常常出他意料之外，然而经朱元璋分析解说之后，郭子兴又觉得确实很有道理。起义之初，集权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濠州城中，义军五位元帅名位相当，不分高下。传统中国人天生没有享受“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的习惯，五位元帅明争暗斗，各不相让。郭子兴在五位元帅中排位本来最后，却心高气傲，“素刚直，不屈人下”，和其他四人关系都很僵，有时甚至赌气不参加元帅会议。

每逢这个时候，朱元璋就耐心劝解，说大事初起，大敌当前，军心不稳，一旦真的内斗起来，起义肯定失败。此时此际，只有委曲求全，小心翼翼维持合作局面，等实力壮大了再想办法。再说，多参加元帅会议，有事大家一起商量，接触的机会多了，矛盾也就慢慢可以化解了。郭子兴听了，觉得还真是这么个理，于是就又穿戴整齐，出门会议了。

时间久了，郭子兴对朱元璋越来越欣赏，以至于把自己的干女儿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这个赤贫农民的儿子，前流浪汉和和尚，现在成了义军元帅的女婿。

源济

第三节 从士兵到军官

虽然成了首领的干女婿，但初入义军的朱元璋当然只是一个小角色。不过这个小角色很快就发挥了大作用。

至正十二年九月，原来占据着徐州的一支农民起义军被元军击败，在首领赵均用、彭大的率领下投奔濠州。名为投奔，这支队伍的兵力却远超过郭子兴部。而且赵彭二人起兵较郭子兴他们为早，在白莲教中的辈分更高，在教徒中的名气也更大，所以“鸠占鹊巢”，郭子兴等五人反倒成了配角。五位领袖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一团乱麻，这又来了两个外来者，而这两个外来者本身也不团结，结果更是乱成了一锅粥。

在没有用枪杆子一决高下之前，中国式的合作者只会在无穷无尽的猜忌、内斗、纠缠中煎熬。每当元军围城紧急之际，城内诸支起义军合成一气，共同对敌。形势稍一好转，就展开水深火热的残酷斗争。五位元帅暗暗分成两派，分别依附彭赵二人。郭子兴对脾气火爆的彭大比较服气，对看上去木讷内向的赵均用不那么看得起。不想赵均用面蔫心狠，怀恨在心，趁郭子兴出门上街之时，派人把他绑架了，秘密关押在郭子兴老对头、五位节制元帅之一孙德崖的祖父家里，准备好好收拾一顿。

郭家一家上下闻听这个消息，慌了手脚，他们不知道郭子兴是被谁绑走了，也想不出到哪里找。大家聚在一起商议了半天，仍然大眼瞪小眼，谁也拿不出什么主意。

朱元璋此时正率兵在城外打仗，闻听郭子兴失踪，急忙连夜赶回城里。

郭家上下一见他，一个个牵衣痛哭。还是朱元璋头脑清楚，听他们说完情况后一下子判断出是怎么回事。

朱元璋说：“我公素厚彭而薄赵，祸必赵发，此非彭不可解。”那意思是，郭子兴平时亲近彭大，疏远赵均用，赵均用一定是绑架案背后的黑手。

朱元璋说，只有利用彭与赵之间的矛盾，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朱元璋带上郭家人找到了彭大进行投诉，又找出例证对彭赵关系进行了一番挑拨。彭大果然大怒，说：“我在此，谁敢尔！”立刻呼唤左右，带上亲随以及朱元璋等，四出寻找郭子兴，最后找到了孙德崖祖父家里。朱元璋率人爬上屋顶，揭瓦掀椽，下到屋里，只见郭子兴脖子上套着木枷，双脚系着镣铐，浑身已被打得皮开肉绽。几个人七手八脚打开枷铐，把他背回家里。

就在城内几方势力面临火拼之际，元中书左丞贾鲁率领大军包围了濠州城，濠州危在旦夕。几位领袖不得不同意讲和，共同守卫城池。他们凭借城高濠深，粮食充足，坚守了七个月，元军无计可施解围而去。

元军撤围后，由于死伤惨重，兵源紧张，郭子兴遂命朱元璋回乡招兵买马。这一安排是由于在营救郭子兴过程中出了大力，郭子兴对朱元璋更加放手使用，有意提拔。

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回到老家。此时离他当初投奔红巾军，不过一年三个月，然而当初的落魄小和尚，现在居然成了红巾军的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身披绸缎衣服，出手大方，言谈挥霍，迥非昔比，也算得上衣锦还乡了，这个示范效应自然非同寻常。十天时间，就招了七百余人，把他们带回濠州交给郭子兴。郭子兴十分高兴，提升他为镇抚，并把这七百人交给他统率。从此，朱元璋正式成为一名带兵的小军官。

这次招兵在朱元璋的崛起史上十分重要。朱元璋从七百人中挑出了二十多人，做自己的亲兵护卫。谁也不会想到，这次挑选后来成就了这二十多人在中国史上的鼎鼎大名：徐达、周德兴、郭兴、郭英、张龙、张温、张兴、顾时、陈德、王志、唐胜宗、吴良与吴祯兄弟、费聚、唐铎、陆仲亨、郑遇春、曹震、张翼、丁德兴、孙兴祖、陈桓、孙恪、谢成、李新、何福、邵荣、耿君用与耿炳文父子、李梦庚、郁新、郭景祥、胡泉、詹永新，这些大明开国元勋，都出自朱元璋的这批亲兵之中。除了耿再成、花云在开国前战死外，这些当初走投无路的泥腿子后来都跻身公侯之列。

有生以来，朱元璋第一次在社会地位上有了擢升，老朱家五代以来，也头一次有人有了正式名字。因为重八这个名字实在是上不得台盘，所以改名德裕（元璋是后来再次改的），并起了个官号叫兴宗，取字国瑞。从此大家改口称他为“朱公子”，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有了地位，也有了可以看得见的前途。

朱元璋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军人生活。朱元璋甚至发现自己原来天生就是一个军人。军人生涯固然风险最大，可是也收益最高。如果不是参加义军，很难想象，以朱元璋的出身和素质，会如此迅速地出人头地，在社会阶层上获得令人炫目的晋升。在参军以前，朱元璋的全部人生资本不过是一身力气，战争让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另外两项资本：头脑和勇气。

在危机重重的战场之上，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朱元璋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他发现，自己比大部分人更敏锐，更精明，更缜密。他总是能比别人更早一步，更高一层，更多几步地在复杂的形势中判断出事情的走势，他总是能轻松地猜透很多人的心理。他知道如何赢得上司的信任，如何赢得下属的拥戴。他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进，在什么时候必须退。他谨慎异常，这并不妨碍在关键的时候敢于冒险。事实上，他在战场上的勇气别人难及。这是因为他早就盘算明白了，在刀光剑影中，只有勇敢，只有以气势震慑住对手，你才有最大的几率生存下来。懦弱者反而死得更快。

朱元璋有时也奇怪，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些优点？其实很好理解。承平岁月，朱元璋有再高的智商和勇气也没有用。等级、地位、地主、政权，重重压迫着他，如同五行山压在孙行者身上，让他这些优势没有空间施展。他的智商只能用于在田间地头和穷朋友开开玩笑，他的勇气也仅止于在荒郊野外遇到野兽时心里不慌，对于改变他的命运并无作用。

所以，战争真是太伟大了。它斩断了朱元璋身上的重重绳索，它颠覆了过去的一切常识，它开启了他的想象力。他的大脑有生以来头一次跳出了三亩地一头牛这个空间，发现一个普通人可以抵达的世界是如此的广阔，广阔得让人不敢相信：连彭大、赵均用那样的普通农民，现在居然都称了“王”。“王”是什么？是社会金字塔的第二层，再往上，那就是皇帝啊！

彭大、赵均用都有可能当皇帝，他朱元璋为什么不能呢？

源济

第四节 以退为进，独立发展

至正十三年冬，朱元璋向郭子兴提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要求：把自己的七百名部下交给别人统率，自己只带领汤和等二十四名亲兵离开濠州，向南方去发展势力。

郭子兴大惑不解：你在这待得好好的，我待你也不薄，你怎么要走？

朱元璋回答说，我这正是为您老人家考虑。您想想，濠州城小首领多，你们七位首领挤在这，谁也施展不开，早晚有一天得火并。所谓狡兔三窟，我到外面去开辟一片新领地，万一濠州有事，您就可以远走高飞啊！

郭子兴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于是放手让朱元璋离去。

离开自己投奔的这第一支农民起义军独立发展，这是朱元璋酝酿已久的想法。他后来在《纪梦》一文中这样描写他作出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

当时，予虽在微卒，尝观帅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谋。明年春，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收残民数百，献之于上官，授我为镇抚。当年冬，彭赵僭称，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识彼非道，数百人内率二十四名锐者，南游定远。

也就是说，当朱元璋还是一个普通士兵的时候，他暗暗观察起义军首领们的所作所为，感觉他们得过且过，享受一天是一天，不是长久之计。而成了军官后，他判断彭赵二王也并非能成大事之人，自觉和他们一起混下去没有前途。所以才决定“南游定远”，自己开辟根据地。

事实确实如此，赵彭二人的水平并不比郭子兴高到哪里，他们只热衷于抢劫财物，管理军队的唯一手段就是黑社会式的打和杀。朱元璋内心深处对他们很看不起。

通过对彭赵二帅的了解，朱元璋已经明白全国各地那些名头极响的“王”、“帝”、“大元帅”们是怎么回事了。大部分农民领袖眼光短浅，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就是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因此他们注定只能是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成不了大事。谁能成大事？得是他朱元璋这样的人。因为他天生拥有与众不同的自制力和判断力，凡事都用一生的长度来衡量。所以，他一眼看出其他人“燕巢幕上”的荒唐和可笑，毅然与他们决裂。

南下发展，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自己的生命大局进行明确规划的起点。

而一旦给他更大的空间，他的能力更加挥洒无余。南下的路上，朱元璋的江湖手段得以牛刀小试。出发不久，他听说定远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余人的地主武装，孤军乏粮，在元军与起义军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投向哪一方为好。朱元璋亲自前去招降，到了张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许愿，这支武装的首领大为心动，答应三天后来投朱军。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第二天，又有另一支起义军前去招降这支武装，条件比朱元璋开出的要好，他们变了卦，准备他投。朱元璋一听到消息，当机立断，骑马赶到张家堡外，派人去请首领，说有要事相商。首领一到，朱元璋立刻缴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军，然后又派人到张家堡，说首领又变计，转投朱军。手下不知是计，三千义军放火烧了兵营，跟随而来。首领无法，只好承认了既成事实。就这样，三千地主武装被朱元璋软硬兼施，用欺骗手段招降成功。

朱元璋一路又大量招集那些被灾荒赶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岗”。大军向南，一举攻下了滁州，队伍发展到了三万人。

就在朱元璋兵势大张之际，郭子兴却陷入危局。原来两虎终于难共一山，正像朱元璋所预测的那样，彭大与赵均用火并，彭大被干掉。郭子兴落入老对头的手里，只因赵均用顾忌朱元璋在滁州的三万兵力，才没敢动手收拾郭子兴。郭子兴不安于位，请求赵均用放他去守滁州。朱元璋也派人花钱买通赵均用的左右，让他们帮郭子兴求情。赵均用居然恩准，郭子兴逃出虎口，带领自己的一万人马来到滁州，朱元璋交出兵权，重受郭子兴节制。郭子兴眼看自己兵势大盛，队伍旗帜鲜明，军容整肃，不禁大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