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

源济

作     者：（英）科克　著，杨汉章　译
出 版 社：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3-3-1
ＩＳＢＮ：9787226015056

内容推荐

　　《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详细记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范莱考克，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海定，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借着探险、考察、游历的名义，对中国吉丝绸之路西域地段（新疆地区，包括敦煌在内）地下文物和石窟壁画尤其是对敦煌藏经洞文物劫掠的历史事实。

目录
序        5-6
译者的话        7-14
作者前言        15-21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兴衰        22-42
第二章 塔克拉玛干诸城市的消失        43-53
第三章 珍贵手写文稿的争夺战        54-62
第四章 开路先锋斯文·海定        63-76
第五章 盗宝特使斯坦因        77-88
第六章 发了横财的斯坦因        89-104
第七章 伪造手稿被揭穿        105-117
第八章 剧烈争夺的开始        118-130
第九章 范莱考克占卜        131-142
第十章 “土耳其斯坦最优美的壁画        143-152
第十一章 一个中国垃圾堆的秘密        153-163
第十二章 敦煌——隐藏的书库        164-183
第十三章 伯希和的文雅树敌艺术        184-196
第十四章 丝绸路上的间谍        197-214
第十五章 兰登·华尔纳的妄想        215-228
第十六章 中国封闭了盗宝之门

源济

序

    《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是英国彼得·霍普科克先生写的一本好书，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一群强盗劫掠我国文化财宝的历史。

    全国解放前的近百年中，古丝绸之路的西域地段（我国新疆地区，包括敦煌在内）变成了盗宝者的乐园。俄国的柯兹洛夫、奥布鲁切夫、克莱门茨，德国的范莱考克，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海定，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的华尔纳，等等，他们打着探险、考察、游历的牌子，到处发掘、盗取地下文物，剥取石窟壁画。其中有的是乔装打扮的间谍，他们偷测地形、绘制地图、刺探情报，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20世纪初叶，他们当中一些人窜到敦煌，洗劫了藏经洞发现的古文献和艺术品。奥布鲁切夫以日用品交换为名，骗去了敦煌文献一大包；斯坦因用金钱诱惑，骗了一万多件文献和艺术品；伯希和在遍阅藏经洞文献之后，骗取了精品六七千件；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尾随斯坦因、伯希和之后也骗走了几百件；鄂登堡不仅骗去了大量石室遗书，还剥取了北朝壁画；华尔纳晚来，藏经洞已空，然而他却“被洞窟中成千上万个优美的画像惊得发呆”！

    他一面谴责俄国士兵破坏文物，摧残文化，而他自己则下定决心要“剥尽这里的一切而毫不动摇”，华尔纳下了毒手，粘走了唐代精美的壁画，搬走了唐代精美的彩塑。

    对于这些盗劫者，彼得·霍普科克先生称为“骗子”“强盗”

    “考古学上的贼”。他客观而公正地评论了外国强盗瓜分敦煌文物这一历史事件。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莫高窟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成千上万的外国旅游者、学者、专家和友好人士沿着丝绸之路游览，来到莫高窟参观考察。有一位美国博物馆的专家，在她参观洞窟之后，提出要会见敦煌研究所所长，她向所长说，我已经七十多岁，能来敦煌石窟参观非常高兴，但当我看到华尔纳盗劫壁画的残迹时，我感到很惭愧，我向你们鞠躬。老太太行了个礼就告别了，这位正直而友好的美国人的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赞赏的。华尔纳黄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去年，一位英国朋友在交谈中向我们说：斯坦因盗走了很多敦煌文物，我看过，有些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这些东西应该送还中国，一时不能全还，先还一部分也可以。在东京，一位访问过新中国多次的日本友好人士，在交谈中也说：日本也有不少敦煌文物，英国、法国更多，这些文物应该归还中国，陈列在敦煌，这样敦煌文物就完整了。这些外国朋友的意见，值得赞赏，这也是今天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友好情谊的反映，我们希望有一天，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能够“完璧归赵”，在敦煌形成一个完整的敦煌文物博物馆，使敦煌成为名副其实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杨汉章先生翻译这本书，做了一件好事，这本书使我们回顾了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段悲惨的历史，它激发我们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文化遗产，鼓舞我们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杨先生年近古稀，精神焕发，工作勤奋，并决心用晚年岁月，为祖国为人民在敦煌文物事业上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以不长的时间就译出了这本书，并得到宋子明先生的校阅修改，使这本书的译文更加完善，这是值得祝贺的。

    段文杰

    1982年7月12日

源济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兴衰

    在中亚细亚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极大的无边无垠的沙漠海洋。

    在这里，中国在实验着它的核武器，同时，还密切地注视着它的俄国邻居。也还是在这里，无数运输队曾经被湮没得无影无踪。一千多年以来，往来旅行者无不把塔克拉玛干沙漠视为畏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除很少一些人曾经穿过其中有些高达三百尺的危险沙丘以外，自有历史以来，各运输队总是绕过沙漠，沿着它周围的那些孤立的绿洲向前移动。但即使是这样，那些缺乏标志的小道也常被风刮的流沙所湮没。若干世纪以来。许多令人感到凄楚的商人、朝圣者、兵士和其他人所组成的旅行队，由于在绿洲之间迷失了路途而不得不暴尸荒野，骨埋沙漠。

    塔克拉玛干的三面环有崇山峻岭，而所余的一面，又被戈壁沙漠所阻挡。这样。即使要接近它的邻近地区，也是非常危险的。

    许多旅行者在冰封的关口要隘上，不是冻死，便是因失足而坠入深谷，丧失性命。这是因为从西藏克什米尔、阿富汗和俄国来的人，必须从这些关口要隘下去，然后才能到达塔克拉玛干。在1939年冬的一次灾难中，一个由40人组成的运输队整个被巨大的雪崩所吞食了。而且即使到现在，每年仍然有许多人和牲畜死在这里。

    对于塔克拉玛干，没有一个旅行者说过一句好话。曾经穿越这条险路的几个欧洲人中的斯文·海定称它为“世界上最坏和最危险的沙漠”。对它比较熟悉的斯坦因认为，如果拿塔克拉玛干和阿拉伯沙漠作一比较的话，简直可以说后者就不成其为沙漠了。曾一度任英国驻喀什的总领事珀西·赛克斯爵士（SirPercySykes）称它为“一个死亡的地带”。而他的姊妹埃拉，同时也是一个沙漠旅行老手，也把它描绘成“一个十分凄凉寂寞、令人厌恶的地方”。

    人们除了迷失路途、口渴欲死这些比较显著的灾难之外，塔克拉玛干还给过往的行人施加特殊的恐怖。范莱考克在他的《中国土耳其斯坦被埋藏的宝藏》这本书中描绘说：“所有运输队无不胆战心惊，唯恐陷入梦魇似的黑色飓风中。”

    “天空突然变得黑暗了……刹那间，狂风暴雨猛烈地袭击着运输队。大量沙粒并夹杂着卵石腾空而起，旋转着、呼啸着，猛烈地冲击着人和牲畜；天变得越来越黑暗了。奇怪的碰击声夹杂着暴风雨的呼啸怒号声……来势之猛，犹如天崩地裂，日月无光……任何一个遭受暴风雨猛烈袭击的旅行者，这时已顾不得什么酷热，都把毛毯重重地裹住了全身，借以逃避飞沙走石的猛烈袭击。人和马匹必须躺在地上，忍受着一连持续几个小时的骤雨狂风。”

    曾经经历过这种暴风侵袭的其他几个欧洲的行旅，其中包括海定在内，也都作过类似的描述。在这样时刻里，最为重要的是，莫如保持镇静。1905年一个由60个马夫组成的运输队，在接受委托运送一批银元宝到吐鲁番绿洲去的路上，中途因遭到一次飓风的袭击，全部覆没。那次风暴的猛烈竟把满载的马车都弄翻了。范莱考克说：“当时那60个中国马夫全都飞奔到沙漠里。后来在那里找到了几个已经干瘪了的人和牲畜的尸体。其余的都已杳不可寻。这是因为风暴总是要把它的牺牲品埋藏掉的。”这一事件不是由于驾驶者，就是由于马匹惊恐而造成的结果。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则认为这样的事件是沙漠中精灵作祟所造成的恶果。他们相信，这些妖魔鬼怪经常出没在沙漠地带，同时还诱引人们，使他们遭受折磨，最后干渴而死。

    在公元7世纪，伟大的中国旅行家玄奘，在经由塔克拉玛干前往印度时，也描写过这些精灵。他写道：“当飓风升起的时候，人和牲畜都陷入混乱状态，惊慌失措，不知所从。有时可以听到悲伤和引人哀怜的呼号声。这种沙漠的景象和声音，使人感到心慌意乱，难以自持。因此死于征途者，不胜枚举。但这全是那些精灵和魔鬼干下的事情。”

    在20世纪20年代，任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克拉芒特·斯克林爵士在他的《中国的中亚细亚》一书中，对这块沙漠的面貌，作了生动的描绘：“在清晰的黎明时刻，北方一带呈现出阴森恐怖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景象。塔克拉玛干的黄色沙丘像凝固了的海洋中的巨浪一样，无边无际地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上。到处都有一个巨大的沙丘，拔地而起，犹如鹤立鸡群一样矗立在其他沙丘之上。

    它们好像在默默地召唤那些沙丘要像过去已经多次吞噬过的那样，去吞没那些行旅和运输队。”

    曾经在中国、俄国和英国英国：这里指英国的殖民地。三个王国交汇的地方，负责这个敏锐的情报收集中心长达两年半的斯克林回忆，在他与一个从“中国本部”出发经由戈壁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到达喀什的旅行者的一次谈话时，那个人告诉他说，在这个旅途的荒凉寂寞的地段上，他一共走了50天，但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影。

    约在40年前，另外一个从北京到喀什走了3500英里路程的旅行者，是副领事兼印度陆军军事情报主任马克·贝尔上校。他作这次旅行的秘密使命是，要正确估计一下，当俄国人经由中亚细亚向印度进犯的时候，中国人是否有能力予以抵抗。他和一个年轻的伙伴扬·哈斯本中尉（后来叫做弗朗西斯爵士）进行一次从北京到印度经由不同路线的比赛，贝尔以早到五周获胜。

    后来，贝尔以鄙视的口吻写了一些有关戈壁的一切。他报道说：“水是很容易得到的，而且常常接近地面。旅行者很喜欢夸大越过沙漠的困难与危险。但是困难却是很少很少的。在我们离开喀什以前，我们满有理由地认为，在戈壁的日子远远比在喀什加利亚沙漠的小山和平地要愉快得多……”当然，他所说的后者指的是塔克拉玛干的边缘地带。正如其他大多数旅行者一样，他是小心翼翼地沿着它的边缘行走的。

    若干年来，这个中国的、很少有人知道的地区，在当前的地图上或者在旅行者的回忆录中，曾经有过不同的名称。因为在不同时期流行着不同的叫法，如：中国鞑靼、鞑靼高原、中国土耳其斯坦、东土耳其斯坦、中国中亚细亚、喀什加利亚、西域和新疆。尽管这些名称都指的是塔克拉玛干，但是名称使用得越早，它的疆界也越模糊不清。有些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旅行者，把它称为亚细亚高原，但是这种叫法似乎把西藏也包括进去了。而西藏这块地方，正如斯文·海定在一次描绘中所说的那样：“那是在我们行星表面上，所呈现的最大的地壳隆起。”

    古代汉朝的记载表明，两千年以前中国人称塔克拉玛干为“流沙”或者“流动的沙”。这是由于沙漠中残酷无情的飓风在不停地吹刮，使得它的黄色沙丘一直在不停地移动着，所以才叫了这样一个名字。当今水文地理学家和气候学家认为：在由于冰川融化的水所造成的河流流入较浅的罗布泊之后，塔克拉玛干已经是比较地驯服了，驯服得犹如塔里木盆地一样。至于塔克拉玛干的明显的神秘性“漫游”，最后将由斯文·海定加以解决。在中国近代地图上，塔克拉玛干（突厥文的意思是：“只有进去，没有出来。”）处于现在被正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中心。它是一大块卵形的空白地带。

    塔克拉玛干和它的绿洲在四个方面都得到了保护，使它们不受任何具有最大决心的侵入者的进犯。北有高大的天山，西有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南面延伸着喀喇昆仑和昆仑山脉，只有东面没有山脉，但是大自然却在那里布置了两个较大的屏障，即罗布沙漠和戈壁沙漠。大多数英国旅行者（贝尔和扬·哈斯本除外）经由有些地方竟高达一万九千英尺的喀喇昆仑隘口，才从印度进入了中国的中亚细亚。海定把这条荒凉的路线描写为“走向悲哀之路”，因为它夺去了大批人、畜的生命。正如在1950年，一个旅行者所写的那样：“在我们到达平原之前，没有一处看不到死者的白骨。每当我们不能肯定路线的时候，这些连绵不断的骨骼和遗骸便成了我们的可怕的引路者。”在一本探索印度河的历史记载《狮河》一书中，琼·费尔利写道：“喀喇昆仑线路的沿途，什么都不生长，行旅必须为他本人和牲畜携带必需的食物。运送商品的驮畜都以负载过重，无法多运饲料，而结果成百万地饿死在这条路上。”可是在另一方面，斯坦因爵士却轻率地把喀喇昆仑路说成是“一条连太太小姐们都能旅行的坦途”。他的这种说法无异是在开玩笑。

    但是在19世纪，这里确实有一种令人不能轻易摆脱的危险。

    那就是，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那时，凡是敢于闯入这个危险山区的外地人，都被当地部落看成是合法的猎物（为此，斯坦因甚至在1906年还随身带着武器）。这个无法无天的做法，使几个欧洲旅行者，其中包括达格利什、海沃德和玛克罗脱在内，都丧失了性命。这威胁并不是对任何个人的，而是中亚细亚所得出的挑战的一个部分。今天，随着越过喀喇昆仑的、新的双向公路的修成，已无须再雇用在中亚旅行所必不可少的骡马、厨子和苦力了，也无须再去攀登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悬崖绝壁和躲闪坠石与枪弹了。

    但是，在这里使我们所关心的那些辉煌成就，都是一些生活在比较早期的人们所创造的（虽然其中的第一个人斯文·海定只是在1952年才死去）。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宁愿忍受最大的困难，冒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就葬身在亚洲的这块死气沉沉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如此有力地把他们吸引到塔克拉玛干这个寒冬酷暑的地方？要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两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

    ***

    在耶稣基督降生的前一个世纪，一个名叫张骞的胆大而又富于冒险精神的青年中国旅行家，担负着秘密的使命，从中国出发，到当时西方的那个遥远而又神秘的地区去。虽然他的直接目的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在中国历史上证明，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旅行，因为这次旅行使中国发现了欧洲，也为丝绸之路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张骞以膂力过人，敢闯敢干而著称。当时汉武帝苦于匈奴进犯，所以才派他作为开路先锋。匈奴原系突厥族，是中国的宿敌。这些好战的匈奴人最后迁到欧洲。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上所叫的以劫掠蹂躏为生的匈奴。他们最初开始侵略中国是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76—前221）。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为了抵挡他们的骚扰才构筑了长城。

    汉武帝或如人民所正式称呼的天子，从俘获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若干年前，匈奴曾经打败中亚细亚的另一个叫做月氏的民族。匈奴人把被征服的民族首领的头盖骨制成酒器，并把他们赶到塔克拉玛干以西的辽远的地方去。有人告诉他说，月氏人民正在那里静待时机，准备雪耻复仇。但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找到一个同盟者。武帝闻讯后，当即决定和月氏进行联系，以便把双方的人马联合起来，从前后两个方向同时向匈奴发动进攻。因此，他要物色一个适当的自告奋勇的人来完成这个具有极大危险性的使命。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从中国到月氏去的秘密使者，首先要通过匈奴所占领的地区。作为一个皇室官员的张骞，自愿报名参加。皇帝当时接受了他的申请。在公元前138年，他带着由100人组成的誓与匈奴决一雌雄的旅行队出发了。不幸当队伍走到现在甘肃的地方时，他们遭受了袭击。幸存的人都成了囚徒，过了十年的俘虏生活。但是，在这中间，张却得到优待，并且还给他一个妻子。他在长期被监禁期间，始终保藏着武帝给他的那个作为使者标志的一条牦牛尾巴。目的是一有机会，就持此潜逃，继续西征。他们所期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那就是在监视者对他们的看管日益松弛以后的某一天，他带着剩下来的人，悄悄地溜走，再一次踏上征途。

    当他们最终到达了月氏（后来月氏成为印度北部的印度—塞西亚的统治者）的领土时，万万没有料想到在月氏人被匈奴打败以后的许多岁月里，竟变得繁荣昌盛，生活安定。这时他们对于复仇雪耻早已不感兴趣了。张骞在那里和月氏人相处了一年。

    这期间，他尽可能收集当地和当时中亚细亚其他部落和国家的情报。不幸在回国途中，行经匈奴领土的时候，他又一次被俘了。碰巧，那时匈奴各酋长之间发生了内讧，于是他在兵荒马乱之际又一次设法逃走了。他自去国远征，即杳无音信，人们都认为他早已身死异地；不料在十三年以后，他终于又回到了汉朝的京城长安，向皇帝作了汇报。当时在他们的一伙人中，生还的除了张本人以外，只剩下了一个。

    张骞带回来的有关军事、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情报，在当时的大汉朝廷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汉皇从他这一秘密使者的报告中，知道了前所未闻的、富饶的王国，如大宛、撒马尔罕、布哈拉（现在都属于苏维埃中亚细亚）和巴尔赫（现在在阿富汗）。同时也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还有波斯和另一个遥远的、被叫做里琴（Li-jien）的地方。这后一个，今天的学者们认为，很可能就是罗马。但是，这中间最最重要的则是在大宛发现的一种惊人的新型战马。据张的报告说，是“天马”的后代。这种马高大善跑而又强壮有力。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发现。

    因为那时，中国的马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泼里奇伐尔斯基马的品种。

    这种马身躯矮小，行走迟缓，现在只有在动物园里才可以看到。

    武帝认为这种大宛马是对犯上作乱的匈奴进行骑兵作战时最合乎理想的马。他决定用这种马来重新装备他的军队，并派了一个使团到大宛去，想能再得到一些。但是这个使团在途中被消灭了。后来派去的使团也接二连三地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最后，他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且带着兽医，把大宛包围起来。但是当地居民把马匹都圈在城里，并且恫吓说，如果再前进一步，他们将同所有的马同归于尽。后来他们接受了大宛人所安排的光荣的投降，带着战马回国。虽然这种“天马”现在早已绝种，但是它的形象在汉、唐雕刻家和艺术家的手下则并未磨灭。其中最精彩的摹拟品，是1969年在曾经一度是汉武帝的京城西安附近的丝绸之路上不在西安附近，而在甘肃的武威县（现为武威市——编辑注）雷台。，被中国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的闻名世界的青铜飞马。这是两千年前，一个不知名的雕塑家所塑造的杰作。

    武帝对于他的秘密使者以极其坚强的决心所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大为赞赏，并赐以博望侯这样的光荣称号。这时由于武帝决心要向西开拓他的版图，先后又进行了多次的远征。

    其中一次是仍由张骞率领的于公元前115年派往乌孙的远征队。

    乌孙是生活在匈奴西部边境地带的一个游牧民族，武帝希望和他们结为同盟，夹攻匈奴。这一次，张因没有得到乌孙人的支持，又以失败而告终。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其强大的邻国（匈奴）不敢言战；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和他们相距太远，爱莫能助。这个伟大的旅行家回国后不久就死了。死后皇帝给以莫大的荣誉。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他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开辟通往西欧道路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这条路最终联结了当时的两个强大国家——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他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开辟人，是当之无愧的。

    ***

    丝绸之路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公路之一，但是起这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还是比较近的事情。这个用语是在前一个世纪，一个德国学者叫弗迪南德·范·李希霍芬男爵所创造的。作为一个名称来说，这个叫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条穿过中国、中亚和中东的伟大运输线，不但是由许多道路组成的，而且在这条路上所运载的货物，远远不止丝绸一种。随着汉朝皇帝把中国的边境线逐年地向西扩展，这条路一直是在劫掠成性的匈奴和其他民族的掌握中。为了使货物沿着一条新开辟的公路畅通无阻，中国人不得不在沿途派兵驻防和设置嘹望哨，来维持交通。作为前进政策的一个部分，他们把万里长城又向西伸展了一段。看起来很像古罗马边境的防线。

    丝绸之路（有时称为丝绸路线）是从现今叫作西安的长安为起点，朝着西北方向前进，经由甘肃走廊即甘肃河西走廊。，到达戈壁沙漠中的绿洲敦煌，即在这个故事中起戏剧性作用的那个城镇。这条路在离开敦煌穿过著名的玉门关以后，分成了两条。这时，运输队可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两条路中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

    北面的一条，在距离哈密大约还有三周路程的地方，便穿过沙漠，改变方向，转向了另外的一条路。这时它紧紧靠着天山山麓的小丘，沿着塔克拉玛干北边的那条到处都被星罗棋布的绿洲所点缀着的路线前进。途中所经过的地方有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吐木休克和喀什等地。南路则穿过西藏北部高地和沙漠的边缘之间，也沿着绿洲前进。其中要经过米兰、安迪尔、尼雅、凯利亚、和阗和叶尔羌等地。从这里它绕过塔克拉玛干的尽头，转而向北，在喀什和北路重新会合。丝绸之路从喀什继续西行，开始爬上那漫长而又危险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从此它走出了中国的领土，进入现在的苏维埃中亚细亚。由此再继续前进，经由浩罕、撒马尔罕、布哈拉、墨夫等地，然后再经过波斯和伊拉克，到达地中海沿岸。船只就从这里把商货运往罗马和亚历山大的。

    另外一条支路在塔克拉玛干的尽头，离开南路，取道现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在墨夫与西行的丝绸之路重新会合。这时，它是通往印度的一条重要支路。这一支路在叶尔羌地方，也离开南路，爬上号称印度门户的危险的喀喇昆仑山隘口，到达列城和斯利那加。然后就比较轻易地顺路而下，走向孟买沿海市场。在丝绸之路的东端，还有一条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中路”。这条路在离开玉门之后，便在罗布泊沿着海定所称的“流浪湖”的北岸边沿前进，中间经过重要的绿洲市镇楼兰，然后与北路干线相衔接。

    丝绸之路的产生与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它主要是依靠着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绿洲分布线。而且围绕塔克拉玛干周围的绿洲，彼此之间的距离，又只有几天的行程。反之，绿洲的存在，则又是依靠着冰川融化的水所形成的河流。这些河流是从以马蹄铁的形式从三个方面来包围沙漠的巨大山脉上流下来的。由于丝绸之路的运输日益频繁，这些绿洲凭借本身存在的地位，已开始列入了重要的贸易中心，而不再仅仅是作为经过这些地方的运输队的住宿地和补给站了。经过几个世纪，有些较大的和比较繁荣的绿洲，统治了周围的地区，同时还发展成为独立的、封建的公侯国家或小型王国。

    对于匈奴和其他民族来说，这些绿洲就成了日益增加诱惑力的目标。他们都渴望着要在丝绸之路上分得一些利益。因为这种贸易开始给汉族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这就在中国人和那些威胁这条经济动脉者之间，引起了无休止的斗争。在不同的时期，中国对丝绸之路不是失去了控制，便是短时期地让它落入野蛮部落或者一些独立的封建统治者之手。直到中国人使用武力、凭借条约，或者实行残酷的报复行为，重新控制这条路线之前，这些封建领主对于允许货物的安全过境，不是要求送礼纳贡，便是干脆把运输队劫掠了。即使丝绸之路在中国势力严密控制之下的时候，过往的运输队还是少不了武装的护送队。因为在途中比较荒凉的一段路上，时常会遭受强盗和土匪的袭击。所有这些，使得陆路运输成为一种代价很高的买卖。因此最后鼓励了海运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货物的价格也随之而提高了。然而，尽管有着这么多的干扰与危害，丝绸之路还是继续日益繁荣昌盛。

    ***

    罗马人深信丝是在树上生长的。比如说泼林尼（Pliny）就曾经写道：“中国人是以树上长的羊毛而著称。他们依靠水的帮助。

    从树叶上取下茸毛……”弗吉尔（Virgil）也描写过“中国人怎样从树叶上梳下细软的绒毛”。但是中国人并不打算揭穿这种神话，虽然他们在一千年前，就发现了这种秘密，并且也愿意出卖他们的蚕丝。他们决心要保持这种贸易上的专利，而且也确实设法又做了6个世纪的蚕丝生意。后来据说是由一些景教徒把蚕卵藏在一根挖空了的木头手杖中间，第一次从中国带到了拜占庭的时候，这一秘密才被揭穿了。

    罗马人第一次遇见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东西的是罗马将军马卡斯·李西尼·克拉苏（MarcusLiciniusCrassus）的七个军团。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公元前53年，当他们越过幼发拉底河，向东追击帕提亚人的时候，在卡海（Carrhae）地方的那些正在逃走的帕提亚人，突然调转马头，向后射出一阵致命的乱箭。这阵冰雹似的乱箭打乱了罗马人的队形。每发一箭就使两个人负伤，而另外的人为了防御乱箭的射击，只好用手紧紧抓住盾牌。但即使如此，军团的士兵如果不是因为紧接着所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坚定不移地死守着他们的阵地的。这就是在帕提亚人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喊杀声的同时，突然展开了一面巨大的丝绸的旗帜。这面灿烂的旗帜迎着太阳，照射在那些已经士气沮丧，陷入混乱的敌人脸上。当时的罗马兵士被这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吓得惊慌失措，狼狈逃走，在战场上遗留下将近两万具尸体。

    罗马人深知，帕提亚人是一种思想简单而又好战的民族。他们完全不可能发明或者制造出这种轻飘如云、透明似冰的使人惊异的东西。但是，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罗马的情报人员很快找到了它的来源。那就是得自居住在遥远的中亚细亚的另一边的一个神秘的民族“蚕丝人民”的手里。这是因为汉武帝早期的一个贸易使团，沿着张骞所走过的路线，远远地深入到帕提亚地方。在这里，他们以大量的丝绸换回了一个鸵鸟的蛋和几个魔术师。根据中国人的历史记载，这两件东西使当时的天子非常喜悦。

    罗马人很快就设法得到了这种看起来悦目、摸起来细软的新货样品，而且他们还迫不及待地想要更多得一些。与此同时，帕提亚人开始明白了，当这种新买卖的中间人，可以发财致富。不久，罗马的男女穿着这种丝织品，形成了一种风气。在纪元后14年，这种风气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第伯留斯（Tiberius）深恐这种东西会使人们堕落下去，于是他就下令禁止人们穿着用这种衣料制成的服装。同时普林尼也写文章，非难这种透明的衣服。

    他认为这是使妇女们成为裸体的衣服。另外他还谴责罗马妇女，认为她们对于丝绸的追求，将使国家的经济陷于枯竭。

    但是尽管官方反对，这种买卖还是继续繁荣。公元380年，一个历史学家记载说，一度只限于贵族所穿的丝绸，现在则在所有阶级中都流行开了。即使是最低贱的阶级也不例外。它的价格之昂贵，据说一转手就可以得到与其重量相等的黄金，虽然有的学者们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无论如何，当时罗马在购买丝绸时是用黄金支付的，同时由于需求的不断增加，也开始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日益繁荣的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利润，都流入那些中间人的囊橐，而遥远的中国织工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早在公元1世纪，一些有见识的罗马商人就派遣代理商去探索新的路线，借以绕过贪得无厌的帕提亚人从中渔利。到公元2世纪，已经有大包大包的丝绸开始从印度经由海路运到罗马，这样就节省了许多开支。帕提亚人为了保持他们的专利，大量散布有关海运危险的恐怖谣言。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到西方去的中国使团，在听到这些谣言后，吓得不敢走海路了。

    但是，丝绸之路所运送的货物，并不只是丝绸一种。开往中国的运输队就满载着黄金和其他贵重金属、羊毛和苎麻织品、象牙、珊瑚、琥珀、宝石、石棉和在5世纪时中国还不能制造的玻璃。反之，从中国出发的那些运输队则载着毛皮、陶瓷器、铁器、漆器、桂皮和大黄，以及青铜制品如腰带扣子、武器和铜镜等。但是所有这些货物并非都被运送到最后的目的地。其中有许多在沿途的绿洲市镇就被交换掉或出卖掉。然后再在那些地方换上其他货品如玉器之类。因为把这些东西运到更远的地方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事实上，往返走遍九千英里全程的运输队，如果有的话，恐怕也是极少数几个。因此，在罗马从来看不见一个中国商人。同样，在长安也没有一个来自罗马的商贩。再从帕提亚人的利益来看，他们也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有的商品要经过他们的领土的，但是对于这种商品的接受者，他们有各种理由不让他知道商品的原始价格。而且，驮载的牲口，其中包括骆驼、马、骡、驴、小公牛以及在帕米尔和喀喇昆仑隘口所使用的牦牛也未能够持续地走完全程。运输队的制度是在固定的补给站上更换新的牲口。但即使如此，每年总有成千上万的牲口因筋疲力尽而死在这条可怕的道路上。

    ***

    在这条横贯亚洲的伟大道路上所运输的商品中，有一种比丝绸具有更大意义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但对中国而且对整个远东的艺术和思想都起了革命化的作用。这就是在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的东北部所诞生的佛教。它的教义温和而文雅，宣扬对于所有生物都要同情和怜悯。在公元前3世纪，由于阿什卡（Ashoka）国王皈依了佛教，这就使当时他的那个包括几乎所有印度在内的王国，把佛教规定为法定的宗教。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公元1世纪。据传说，有一次汉明帝作了一个梦，他在梦中看见一个头上围绕着光圈的金色人像浮现在他的室内。次日早晨他召集他的术士，要他们对此作出解释。术士们经过详细周密的考虑和商议后，断定皇帝所看见的一定是佛陀（当时中国对这种新的信仰，已经有所听闻）。于是皇帝立刻派遣一个使者前往印度，去更多地探听有关佛教的一切和它的教义。经过很长时间之后，这个使者回到了汉朝宫廷。这时他不但带回了大量的佛经和佛像，而且还带来了几个愿意前来中国向皇帝解释他们的教义的佛教僧侣。传说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从此以后，来往于中国、中亚和印度之间的传教士和朝圣者便开始络绎不绝。除了宗教经典之外，他们还带来了有关这种新宗教的艺术品。这些前所未见的东西，使具有强烈审美意识的中国人，大为惊异，赞赏不已。

    佛教传入中国不但给了中国人一种新的宗教，而且还给了全世界一种完全新型的艺术——被人们称作“西域艺术”（Serindian）。这是本文要叙述的重点。“Serindian”这个词是由“Seres”（中国）和“India”（印度）两个词组成的。从理论上讲，这本应当只是印度佛教艺术和中国汉代艺术的融合体。如果没有巍峨的喜马拉雅山硬是把中国和印度隔裂开来使得彼此不能直接接触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这种艺术是中印融合体。但是面对着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佛教及其艺术只能绕道来到中国。并且在途中又不断地吸收了其他有关方面的影响。所以这种新的艺术并不是发源于印度本部，而是发源于坐落在现今的巴基斯坦西北的白沙瓦（Peshawar）流域的犍陀罗佛教王国。在那里早已有另外一种艺术混合体。这种艺术是公元1世纪由居于统治地位的月氏后裔喀山族（Kushans）所输入的印度佛教艺术和400年前由亚历山大大帝输入的希腊艺术的混合物。

    希腊佛教学派，或者说犍陀罗佛教学派的最革命的创作，就是以人的形象来描绘佛像。这是世界上的艺术家们第一次把如来佛陀画成人的形象。从神学的观点来说，已经实现了涅槃并从而避免了无休止的循环轮回的佛陀，早已不复存在。可是在这以前，一直是用神秘的象征来画他，比如说，画一个脚印、一个轮子、一棵树、一座印度塔，或者几个梵文文字。但是雕塑家所雕塑的犍陀罗佛像，则是具有端正的、线条分明的鼻子和眉毛，标准的嘴唇和波浪形的头发。这完全是受了古希腊的影响。另外，他所穿的是轻飘的宽大外袍，而不是缠腰布。这又显然是受了地中海沿岸高加索人的影响。但是他的眼皮耷拉着，耳垂拉的长长的，椭圆形的脸肥胖多肉。这些又都是印度肖像画法的特征。拉长了的耳垂，象征佛陀已抛弃了他那沉重的、嵌镶宝石的、世俗的耳环。

    这种耳环是在他还没有把他的生活转变成为自我克制与自我教育以前，当他还是富有的王子时所曾经佩戴过的东西。

    19世纪，从印度到达犍陀罗区域的最早的一些西方旅行家，在看到这种艺术时，无不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与过去他们所看惯的那种蹲坐着、弯扭着和在面孔上显出痛苦表情的印度宗教艺术家所绘画的佛像，完全不同。他们为了博物馆和个人的收藏，在纷纷争抢这种艺术样品的过程中，使许多庙宇和文物遗址遭到了可怕的和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恶劣的气候也使许多壁画剥落不堪。因此，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希腊艺术家的天才作品，几乎全都是依靠由该地灰色的岩片上切割下来的雕塑品。

    所以说，穿过北方的关口要隘把佛教的革命信息传入中国的中亚细亚后，是犍陀罗艺术，而不是印度最初的佛教艺术。从此地起，它追寻使团、商旅和归来的圣地朝拜者的足迹，沿着新诞生的丝绸之路，缓缓东移。一路上它又逐渐地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的影响。这种新的宗教在通过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向前进展时，使沿途增加了大量的寺庙、洞窟和印度塔。这些建筑物都从当地统治者的家族，同样也从那些热切祈求保护他们的运输队，或者为了他们能够平安归来而表示感谢的富裕商人们那里，得到了优厚的资助。这种馈赠与捐献被认为是一种功德。

    它可以使施主们逃避再次投胎，重降尘寰。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庙宇和神殿中所发现的许多壁画上，都把作施主的善男信女画成十分虔诚的样子（这是基督教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风格）。有的还把他们的名字也写上。由于信仰这种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沿着丝绸之路启程向西去的朝拜者也越来越多。以便寻求它的最初发源地和寻找它的经文和圣址。他们越过了通向犍陀罗（当时已成为佛教的第二圣地）去的喀喇昆仑和帕米尔关口，然后再从那里到达印度。其中有些人对那时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市镇所表现出的繁荣昌盛景象，曾作过详细的描述。在这些人中间，最早的一个是法显。在他的旅途上，绝大部分他是步行的。他把他在公元399年所看到的丝绸南路的和阗王国作了生动的叙述。

    法显的具有高度价值的旅行见闻，在1869年首次被译成英文。他在见闻记中说：“这个国家是繁荣与幸福的。人民都很富裕，都有宗教信仰，并都陶醉在宗教的音乐中。国中僧侣数以万计。”

    他描写过一座叫做皇帝“新宫”的庙宇。这座经过了3个国王和80年的时间才造成的“新宫”，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新宫”高约250英尺，雕栏画栋，外加镶嵌七种珍宝，真乃富丽堂皇，蔚为大观。塔后有佛堂一座，装饰之豪华，尤属罕见。至于梁、柱、门、窗等，也都涂以金色油漆，光明耀眼。他如僧侣的住所，也都装饰得巧夺天工，非言可喻。法显所提到的七宝是：金、银、翡翠、水晶、红宝石、绿宝石和珊瑚。

    法显在这个王国，停留了三个月。据他的记录载称：“这里有十四座大庙，小一些的还没有计算在内。每间房前都有一座宝塔，其中小的也大约有二十英尺高。”居民们都很慷慨大方，殷勤好客。

    “每家都有客房，以备接待过往僧侣之用。因为僧侣是贵客，居民们都自愿听从他们的驱使并供应他们的一切需要。”

    他曾描写过一个由皇室参加的佛教节日。他是这样写的：“从四月的头一天开始，城里的主要街道都洒扫得干干净净，偏僻小巷也都装饰起来。在城门上，竖立起缀有各式各样装饰品的巨大的天篷。国王和王后以及所有的宫女们都坐在那里。紧接着列队而来的是国王安排法显居住的那个庙宇里的僧侣们所带领的一长排队伍。在城外一英里光景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一部高达三十英尺的游行彩车。这部车看起来好像是一座移动着的佛堂。车上装饰着七种珍宝，还有随风飘扬的旗帜和绣花的华盖。一尊佛像安放在这辆四轮彩车上，后面紧跟着两个侍从菩萨和提婆。这些也都是用金银所精雕细凿的东西，同时也都高高地竖立在车上。”这个行列继续前进。当彩车行进城门百步来远的地方，国王脱下他的王冠，穿上新的衣服，“手里拿着香和花束，由侍者在两旁陪侍，赤足步行，走出城门”。“当接近彩车的时候，他五体投地，叩首顶礼，然后撒花焚香”。这个游行仪式，一共持续十四天之久。这是因为每个大寺庙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天游行节日，也有自己的菩萨乘坐的游行彩车。游行完毕之后，国王和王后返回宫殿，法显不久也离开了这里。他经由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交会的地方喀什王国，又继续他那朝拜圣地的征途。

    佛教信仰在中亚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宗派，或者叫学派。其中的两派——净土宗和禅宗——最后传到日本。至今这两派在那里仍然非常兴盛。日本桔瑞超伯爵曾经三次远征中国的中亚细亚。从表面上看，好像为了寻觅在那里的净土宗所长期失却的圣迹和遗物。也有人说，这三次远征也可以看做完全是为了掩护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进行的。

    但是佛教并不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唯一的外来宗教。

    另外两种宗教随同它们的艺术与文学，也围绕着塔克拉玛干建立起来。那就是景教和摩尼教。景教徒由于否认基督可以同时是人又是神的观点，于公元432年在西方被以佛斯（Ephesus）宗教会议所放逐了。这一教派的许多信徒向东逃至萨萨尼亚（Sassanian）王国，即今之伊朗。从那里。它的商人兼传教士连同它的宗教信仰和艺术进入了中国。公元638年在长安的第一座景教教堂举行了奉献典礼。它是经由丝绸之路的北路到达这里的。同时景教的社团在许多绿洲也建立了起来。本世纪初叶，在吐鲁番和敦煌密室里发现了大量的景教手写原稿。因为许多景教徒既是传教士同时又是商人，所以景教的教义终于在中国的中亚细亚的运输队所经过的各条路线上扎下了根。同时它又南下进入西藏。无论是公元845年中国唐代所颁布的严禁一切外来宗教传入中国的禁令，还是11世纪穆罕默德的信徒对中国的中亚细亚的征服，都没有使它完全消灭。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3世纪末叶，路过喀什与和阗两地时，就发现在那里有许多景教徒。

    摩尼教于公元3世纪发源于波斯。它是以相互对立的“两个教义”——光明（灵魂）与黑暗（肉体）——为建教基础的。

    摩尼教教徒在公元5世纪末叶，因遭受西方基督教徒的残酷迫害，便向东逃窜，最后到达了中国的中亚细亚和中国本部，并于隋（581—618）、唐（618—907）两个朝代，在那里牢固地建立了起来。直到德国人在吐鲁番地区开始发掘摩尼教的全部图书以前，我们对于它的文献，毫无所知。当时人们所能知道的有关它的一切，主要是靠着阅读它的敌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奥古斯丁——对它所写的一些具有极大敌意的记载。

    突厥人在公元762年左右，在他们劫掠唐都长安时，开始接触到摩尼教。以后不久，他们就都成了它的信徒。这种古怪的异国宗教是从相互抵触的基督教和波斯教脱胎而产生的一种宗教。公元10世纪是它的全盛时期。接着就开始衰落，最后在中国终于湮没无闻。它在丝绸之路的西部绿洲，被怒潮似的伊斯兰教所排挤和消灭，在更远的东部则为佛教所取代。关于后者的证明，可以从塔克拉玛干东北尽头的喀喇和卓地方看出来。在那里，艾伯特·范莱考克发现，在晚期佛教壁画所掩盖着的背后，有美国的摩尼教壁画。但是无论如何，在丝绸之路遗留下最有力的和最持久的不朽作品的，还是佛教艺术。虽然景教和摩尼教的艺术家们，对他们自己的卓越成就同样也留下了丰富的证据。

    丝绸之路上的艺术与文化，正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一样，一般被看做是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的唐朝（618—907），达到了它的光辉灿烂的顶点。在这个以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为特征的辉煌的年代里，繁荣昌盛遍及整个王国。作为亚洲的罗马，以及作为丝绸之路旅行者出发点的京城长安，是地球上最壮丽的世界性都市之一。在公元742年，它的人口已接近两百万（按照745年的人口调查，中国总人口为5200万。另外还有大约25个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曾经作为周、秦和汉各朝代都城的长安，那时候已经是6英里宽、5英里长，四周环以高大护城墙的大都市。城门昼开夜闭。对于外国人，他们非常欢迎。当时大约有5000外国人住在那里。不论是景教徒、摩尼教徒、波斯教徒、印度教徒和犹太教徒，都被允许自由地建筑他们各自的教堂、庙宇和进行聚会。有接连不断的旅行者的行列，每天从城门中出出进进。这些人当中包括突厥人、伊朗人、阿拉伯人、康居人、蒙古人、阿美尼亚人、印度人、高丽人、马来亚人和日本人。他们代表着各种职业和工作，其中有的是商贩、传教士、圣地朝拜者、使节、舞蹈者、乐曲家、作家、珠宝商、酒贩、朝臣和名妓。从全亚洲搜集来的那些当魔法师、舞蹈家、演员和表演者的侏儒们，在中国人中间特别受到喜爱。来自丝绸之路遥远的市镇和亚洲各地的整个乐队，都日夜在这里为宫廷演奏。

    这些外国人的出身与职业的一个显明可靠的记录，是在长安附近发现的当时埋藏在坟墓里的陶俑。在这些作为殉葬品的陶俑中，有一些把外国人刻画得惟妙惟肖，因此学者们就可以从他们的容貌或者服饰上，来判断他们的种族和国籍。除了旅行者的连续不断的行列外，每天还有大批的奢侈品和日用品倾注在京城里的许多市场上。在许多经过丝绸之路运进的商品中，有许多比较奇异的东西如化妆品、稀有植物（包括藏红花）、药品、芳香植物、酒、香料、檀香木、书籍和加工精制的地毯。除去有的已被训练成能伴随音乐跳舞的从大宛运来的“天马”以外，还有孔雀、鹦鹉、隼、羚羊、猎犬，有时还有狮子、豹子和对中国人来说两条腿的怪物鸵鸟。后者在7世纪就曾运来过两只。最初人们把它叫做“大麻雀”。后来借用波斯人的称呼，叫它为鸵鸟。其中之一被说成是能日行三百里，并能消化钢铁。

    不管中国人对于这些奇异的进口品是如何地贪得无厌，但他们总是把外国人一律称之为“胡人”或者野蛮人。诚然，这是由于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所以一直看不起外来人。皇室把外国统治者送来的礼物，认为是纳贡，对来访的外国君主或使臣，都以附庸对待。

    ***

    在唐朝，丝绸之路诚然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但是，由于王朝和主要商业路线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这个朝代开始衰落的时候，丝绸之路的文化也就随之而衰落了。这是一个许多城镇连同它们的寺院、庙宇和艺术作品最后消失的过程。的确，一度曾经是这个辉煌时代的一切遗迹都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致直到19世纪才被重新发现。唐代丝绸路上文化衰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衰落的过程也经历了几个世纪。但是，主要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由于供应绿洲市镇的冰川水源日益干涸；另外一个是由于伊斯兰教徒的武士们从遥远的阿位伯的突然来临。他们手执利剑，强迫人们改变宗教信仰。

    远在中亚有史以前的蒙昧时代，自从人类第一次迁来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起，就一直为了生存而斗争，他们不但要对抗其他部族的劫掠，同时还要对抗饥渴带来的死亡。诚然，要不是那些从高山奔腾而下、涌进沙漠的河流，要在这贫瘠荒芜的不毛之地生活下去，显然是不可能的。绿洲人民通过他们苦心经营的灌溉系统，巧妙地使用了这些河水。这就使得他们在农业上做到了自给自足。假如，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也不管时间久暂，一旦这种灌溉系统被忽视了，或者被干扰了，那么，时刻在等待着机会的沙漠，就会很快地接收过去。这时绿洲就会废弃，人们的住所也将被流沙所湮没。在公元3世纪末叶，当时由于中国对丝绸之路暂时失去了控制，尼雅这个市镇就这样“寿终正寝”了。同时也很快就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吞没了。

    但是，不管居民怎样善于保护和控制水的供应，地理上的变化过程对于他们总是无情的，因为他们所赖以生活的那些为河流提供水源的高山上的冰川，正在日益缩小和枯竭。从冰河期就开始的这一过程，一直在经久不变地减少流入塔里木盆地的流量。

    罗布泊附近的楼兰，曾经是孔雀河的最后一个绿洲。那条河在公元3世纪还一直在滚滚流动。但到4世纪初叶，由于河流逐渐退缩，那个绿洲也就终于变得荒无人烟了。有些绿洲有时也因河流改道或者淤塞而被弃置。如古代和阗故址于阗绿洲即其一例。今天这个绿洲早已被埋葬在冲积层之下了。

    但是，佛教文化从丝绸之路上消失的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唐朝的衰落及其最后的覆灭，阿拉伯人西进的胜利以及整个塔克拉玛干最后对伊斯兰教的皈依等等。这个沿着丝绸之路向前进展的新宗教，招致被穆斯林教所诅咒的象征性艺术——人形的描绘——的死亡。许多塑像和壁画被这些反对崇拜偶像的人们所破坏。

    至于庙宇和印度塔不是任其自行倒塌，便是任其消失在沙漠之中。

    公元15世纪，伊斯兰教已成为整个塔克拉玛干区域的唯一宗教。

    在明代（1368—1644）统治时期。当时由于中国关闭了通向西方的大门，丝绸之路最后终于被废弃了。这就使这一地区更加荒凉和衰落。

    面对所有这些情况，只有最强大的和水源最好的绿洲得以生存下来。这时它们都有一种具有自己的艺术和建筑风格的新的宗教。其余的则连同它们丰富的和已经被忘却的秘密，静静地被埋葬在塔克拉玛干的流沙底下。在那里它们又经过了许多世纪，仍然没有受到干扰。

源济

第二章 塔克拉玛干诸城市的消失

    在塔克拉玛干绿洲的居民当中，从祖父到孙子，到所有能够记忆的人们当中，一直流传着，并将长期流传下去关于埋葬在沙子里面的古代市镇的奇怪传说。据传，在沙丘中间埋有大量金银和其他财宝。这些东西对于那些敢于向沙漠上的自然和超自然的恐怖进行斗争的人们来说，是随时可以往取的。公元1875年，一个曾经在罗布泊附近的盐碱沼泽地带当过吉尔吉斯部落的牧羊人的人，据说他从远处看见过一个被湮没的城市，曾经作过生动的叙述。他说：

    “城垣耸立在芦苇丛中，整个城市就隐藏在这些芦苇的里边。

    我没有走到里边去，这是从附近的沙脊上，可以很清楚地看清它的城垣。因为它四周围绕着泥塘，草丛中有毒虫和长虫，所以我没敢进去……所有确实进去过的人，几乎都因为经受不住其中储藏着的财宝的引诱，而大都死在里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能你会不相信，但这里的人，都知道我说的话是真的。有数以百计的卡尔迈克人（Kalmaks）走进废墟中的寺庙里去祭祀神仙……在这里神像四周的架子上，摆满了巨大的光辉夺目的明珠、宝石和无数的金银元宝。但是谁也没有权利从这里拿走其中的任何一样东西。这对罗布泊人来说，是家喻户晓的。”

    发表在一份印度政府官方公报上的他的一篇叙述继续报道说，有一个卡尔迈克人到庙里去祭祀神仙，但由于他财迷心窍，经不起诱惑，便偷了两个金元宝藏在口袋里，他还没走多远，突然感到非常疲乏，于是躺下来就睡着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元宝不见了。因此他又到庙里，打算再多拿一些。这次使他惊异的是，他第一次所拿的两个元宝，端端正正地仍旧放在原处。

    故事继续报道说，这可简直把他吓呆了。于是他赶紧跪在神像前，磕头如捣蒜似的请求宽恕。那个神像笑了，这是警告他说，今后再不许盗窃圣物。这使他大为欣慰。

    另外一种传说则是有关这些城市原先是如何毁灭的事情。一般地说，这是对于居民罪恶的一种惩罚。公元16世纪，穆斯林历史学家默扎·海达（MirzaHaidar）叙述过罗布泊附近的市镇卡塔（Katak）是怎样遭受这种命运而毁灭的。他说，当时只有一个伊斯兰教的学者和一个报呼祷告时刻的回教徒，由于信仰虔诚，得以免于被席卷而来的流沙所吞噬。当报呼祷告时刻的那个教徒正在进行晚祷时，天便开始下起沙子了。除了清真寺以外，整个市镇很快就慢慢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惊慌失措的教徒从尖塔的顶端向下看时，发现四周的土地一直在迅速地往上升。于是他赶快结束了祷告，迅速地跳到离他只有几英尺的沙子上。他和那个学者认为，“远远地离开愤怒的上帝．是一个聪明的主意”。于是他们两人就飞快地逃走了。默扎·海达接着说：“卡塔这个城市就这样一直被沙漠掩埋到今天。”

    有一些关于这类罪恶之地的故事，其流传的时间比上边提到过的还要早一些。那时候，佛教在丝绸之路沿线上仍很流行。公元7世纪，伟大的圣地探险家佛教徒玄奘（后来被斯坦因爵士尊之为护法圣徒）谈过另一个市镇的故事。那就是在若干世纪之前，由于当地居民们忽视了他们在宗教上所应尽的责任，结果那个城镇就被沙漠风暴湮没了。玄奘说，一阵巨大的风刮起来了，“第七天的傍晚，正是昼夜交替的时候，沙土开始降落了”。不多一会，他叫做霍落落卡（Ho-lo-lokia）的这个市镇，就湮没在巨大的沙堆之中。玄奘接着说：“附近国家的国王以及远处掌权的人们，曾不止一次地打算挖掘这个沙堆，拿走湮没在里边的珍宝。但是当人们刚一到达它的近旁时，突然就刮起一阵狂风，吹得滚滚黑云从四处围绕起来，接着这些人也就消失了。”据说，被埋藏在塔克拉玛干沙子底下的市镇，为数约三百左右。

    但是，近处的一个国王，却并没有被玄奘的“狂风”或者其他有关沙漠中的恐怖故事所吓倒。他决心从湮没的城市中获得珍宝。伟大的亚洲学者和旅行家奈伊·伊莱亚斯（NeyElias）于1895年在他的著作中，把他所描绘的东西说成是“前所未有的对古代遗址的有计划的发掘”。这一次是穆斯林国家喀什的暴虐酋长默扎·阿拔·贝卡（MirzaAbaBakr）用他的奴隶劳力来发掘的。

    （他也的确得到了一个很坏的结局——在睡梦中，他的头被砍掉了。）生活在同时代的默扎·海达对有关这个酋长在和阗地区猎宝的经过曾经作过叙述。伊莱亚斯在给他的著作的翻译本所作的序言中作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推想，每一件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几乎都被挖掘出来了，但是许多具有文物价值的东西都遭到了破坏。所以在未来的时日里，当有相当文化修养的探险者前来调查这个废墟而同时又发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得不偿失时，那他们对默扎·阿拔·贝卡的贪婪野心所给予他们的失望，会感到不胜遗憾。”

    以上这些话只是在斯坦因越过冰雪封途的喀喇昆仑，朝向塔克拉玛干出发的前五年写的。这一次是他在该地进行三次大量盗窃中的第一次。他的三次远征都明确地驳斥了伊莱亚斯的那种说法。伊莱亚斯绝不会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在1897年就死了。那时候斯坦因还正在计划着他的第一次旅行。

    虽然在伊莱亚斯时代，还没有一个欧洲旅行家曾经去发掘过这些湮没了的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可是若干年来西方学者们一直认为它们有存在的可能性，和传说不同。第一个可靠的证据是在1865年，由一个当地旅行者提供出来的。他是一个名叫穆罕默德·衣·哈密德（Mohamed-i-Hameed）的印度雇员。他奉英政府的秘密使命，被派到喀喇昆仑去探索塔克拉玛干的一些绿洲的情形。

    当时这个地区还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之所以派他去，是因为加尔各答和伦敦当局考虑到，若是派遣英国官员（即使是乔装打扮）进入介于俄印之间的中国这块落后的没有设置警察的地方，无论从政治上和个人安全上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另一方面，他们一直在担心沙皇俄国对于印度的威胁并急切地要掌握这里各条路线的准确测量记录。这是因为横跨这个无人地区的那些路线很有可能被入侵的军队所利用。

    在19世纪60年代，负责绘制整个英属印度以及印度以外各地的地图的印度测绘局的T．G．蒙哥马利上尉，想出一个明智的解决办法——利用印度籍的雇员。他在1866年5月14日向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写的一篇报告。他在说明写在这篇报告里的想法时，他告诉他的听众说：“当我在拉达克（Ladakh）时，我注意到，印度人可以自由地来往于拉达克与叶尔羌之间，这使我意识到，有可能利用他们来进行探测。如果能找到一个很机警伶俐的印度人，那他就不难在商品中夹带少数小型的仪器，进入这个地区。我想，他借着这些仪器的帮助，有可能在地理方面作出很大的贡献。”

    旁遮普的副总督同意供给费用，成立只由一个印度人组织的远征队，进入中国的中亚。于是这个已经有过许多次路线测量经验的穆罕默德·衣·哈密德雇员就被选中了。经过更进一步的训练之后，他带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特别设计的秘密测量仪器，被派往叶尔羌。临行前给他准备了一条喜马拉雅旅行者所时常携带的顶端带有铁尖的普通手杖，来替代通常在测量时所使用的棱柱形的罗盘架子。但是这个手杖的顶端做得比平常用的稍微大些，同时还把顶端切平，使罗盘能够安放在它的顶上。用这个手段，蒙哥马利解释说：“一种稳妥可靠的观察，就可以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顺利地进行，而且也不容易引起猜疑。”这个雇员所携带的其他仪器还有，在夜间照看六分仪时所需要的用马口铁造的小型提灯，为煮沸温度计（计算高度）用的一把铜水壶和一盏油灯。这些东西都是造成最小型的。到那里去进行探测，正如这个雇员和他的间谍主子们所熟知的那样，几乎是意味着要死于蒙哥马利所说的出没于那条路上的吉尔吉斯游牧民族之手。他所说的“那条路”，指的就是从拉达克越过喀喇昆仑，到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叶尔羌所要走的那条可怖的、沿途被白骨点缀着的道路。

    公元1863年6月2日，穆罕默德离开克什米尔，前往英国势力的最后前哨基地拉达克。他带着运输队从那里越过蒙哥马利所描绘的“世界上最高的国家”，在三个半月之后，到达了叶尔羌。

    在这里他停留了六个月，这时他的所有时间都是用在使用他的仪器为蒙哥马利进行秘密的探测工作上，同时他还记录了他所见的每一件事情。后来，在1864年3月末，一个穆斯林朋友警告他说，当地的中国官吏对他的行动已经发生怀疑，并且还进行了调查。于是，这个雇员把与他有牵连的装备先运走之后，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叶尔羌溜走了；经由喀喇昆仑要隘，返回了拉达克。

    大概是由于旅途的劳顿，这个雇员和另一个旅伴都得了病，并正在家乡在望的时刻，他俩都死了。最初人们都认为，他们的死可能是由于遭到了中国特工人员的毒手。但是，经过当时正在这个地区进行测量的蒙哥马利的一个同僚、非军职助理威廉·约翰逊的调查，最后证明他不是被中国人谋害的。虽然这个雇员的一些可以变卖的东西已经失踪了，可是他在进行他的秘密使命的整个过程中，极其小心谨慎地保存下来的那些珍贵的记录，则被约翰逊发现了，并交给了蒙哥马利。

    印度测绘局所主要关心的不但是这个雇员对于在该地区的俄国人的活动所作的观察报告，而且还有在他的记录中所记载的有关地形地貌的情报。然而，蒙哥马利还在其中无意地发现了一份很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记录。这份记录根据可靠的来源第一次证实了过去为人们所认为纯属空想出来的传说。

    应当承认，他所叙述的细节，是并不十分充足的。但是这个雇员的工作，并非是从事考古学的研究。“这个省的古都和阗，在很早以前就为流沙所湮没。”这是蒙哥马利在报告时引证雇员的记录簿中的话。然而，从当地居民提供的资料来看，在沙暴过后，一些古老的房屋又露出来了，而且“他们还时常从沙子底下挖掘出许多被埋藏的东西”。这个雇员由此推断：“当时沙暴一定是来得极突然，致使居民还没有来得及搬走他们的财产……这个城市就被掩埋了。”他并没有用一般的渲染词藻说什么神的惩罚呀，无价之宝呀，保护之神呀等等。他的叙述虽然是道听途说的，但听起来，多少像是真实的。

    测量员威廉·约翰逊是第一个曾经遭受凶恶的吉尔吉斯人的严重迫害并从印度领土到达塔克拉玛干的欧洲探险家。仅在一年以前，他就调查过穆罕默德·衣·哈密德之死。而且，尽管时间很短，但他确实访问了和阗附近的一个被沙漠埋没了的城市。他在返回印度时，他们确信还有其他被埋的城市。有一天正当他忙着测绘作为西藏北部屏障的昆仑山西端的地图时，出乎意料之外地，他获得一个进入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的机会。为了一窥这个神秘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风貌，约翰逊这个不怕艰难险阻的登山者，已经登上了印度测绘局所叫做的E57、E58、E51三座高峰。“但我终没有看到我渴望要看到的和阗重要市镇中的任何一个。”这是后来他在写给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话。他于失望之余，又回到了拉达克。但当他回到该地时，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正在等待着他。这就是“一个中亚细亚的土著带来了一封和阗贝特夏·汗写的信，邀请我到他的领域去”。他说，那带信的人对他说，当汗了解到他在上一个季度里曾经到过那个地方以后，便派人邀请他来和阗访问，但是始终没有找见他。

    约翰逊充分了解到，要在印度边界之外，作这样一次在政治上极其敏感的旅行，必须申请加尔各答最高当局的许可。他同样了解到，对于这种请求的答复，至少要几个星期才能收到；同时还可以肯定的是，答复十之八九是否定的。汗在他的短笺中作出保证说，什么时候约翰逊想要回到拉达克，什么时候就让他走。

    另外，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统治者的当地的买卖人在这一点上也向约翰逊作出了保证。后来约翰逊在为他的决定作辩护时说道，他把汗的邀请，看做是一个使他能够在这块未被发现的地区搜集有价值的情报的好机会，特别是有关俄国人在这个区域所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情报。

    他在和阗人的护送下，越过一个从前还没有人走过的隘口，安全地到达了和阗。在这里，他很舒适地住在汗本人所住的一座古老的中国堡垒里。在那些日子里，这个年届八十高龄的统治者几乎每天都接见他。约翰逊在谈到这位汗时说：“据说他脾气很坏，在行政管理上，也异常严厉。然而，我必须承认，那时他却对我非常客气，同时还能信守他的一切诺言。但是在我住了四天之后，他又放弃前言，不准我离开那里了。”这种明显的口是心非行为的背后原因，在揭发出来以后，是很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因为汗虽然把约翰逊待作上宾，但他的目的却是要把他当做人质的，借以迫使英国政府给他派遣军队和提供武器，用以阻止他极其害怕的俄国人。而且照约翰逊的说法，“那时俄国人正在日益迫近叶尔羌与和阗”。

    当约翰逊停留在和阗的时候，他设法搜集了大量的政治和军事情报。除了那个不幸中途身死的穆罕默德·衣·哈密德所已得到的关于被沙漠埋葬的城市的资料以外，这次他又弄到了许多补充材料。约翰逊报告说，“距离伊尔切东北大约六英里的地方，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里的流沙以压倒一切的巨大沙浪滚滚流动。据说当时有三百六十个城市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被湮没了”。

    当他在和阗的时候．有大批“被当地人认为是年湮代远的”茶砖从一个被沙漠埋没的城市里挖掘了出来。他也设法弄到一块。尽管这种茶年代已久，但在当地居民中间，还是十分受欢迎的，特别是从中国运来的茶砖在那里早已告罄的时候。他也同样听到过从废墟中曾经挖掘出重达四磅的金币和其他许多宝物的传说。

    约翰逊报告说，这些被湮没了的城市的地址“只有少数为了自己发财而保守秘密的人”知道。然而他告诉我们——这是顺便说的——他却去游览了“乌兰卡西（Urankash）附近的一个古城遗址。

    茶砖就是在那里被挖掘出来的。但是，约翰逊是一个职业测量员，并不是一个文物工作者。因此他只能给我们一些引起人们兴趣的资料，而不是别的什么。

    最后他得到汗的许可，离开了和阗回国。虽然他的旅行被皇家地理学会欢呼为一大胜利，可是与此同时，印度测绘局却以未经上级批准，擅自进入和阗的罪名，对他进行了正式的谴责。约翰逊感到他自己受了委屈，于是就辞去了他的职务，以比以前多三倍的薪金当了拉达克的总督。几年之后，他终于成了暗杀者刀下的牺牲品。

    尽管传说中的有关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埋葬的许多寓言般的城市，现在愈益证明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然而文物工作者对这一地区，仍然没有表示浓厚的兴趣。对中亚细亚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科学上所能感到的兴趣，也只限于地理学、地形地貌学和战略学等方面。这是因为第一，欧洲的考古学家，正倾全力于希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古代遗址。在那些地方他们正在作出惊人的发现。第二，没有人会想象到，失去了的佛教世界，会处在昆仑山另外一边的无水地带。如果有的话，那么任何废墟，也将都是属于伊斯兰的。最后，正如人们所了解到的那样，这个地区的附近各地充满着极大的困难与危险。已经有几个欧洲旅行家，在通向这个地区的寂寞荒凉的要隘处，都遭到了极端不幸的结局。

    然而，有一个人正是被他所认为的在塔克拉玛干的沙子底下，可能隐藏着什么东西这样一种思想所吸引住了。他就是资格较老的旁遮普的文职人员和中亚问题的权威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SirDouglasForsyth）。在1870年，即在约翰逊进行开路旅行的五年之后，福赛思率领一个使团前往叶尔羌，目的是想和雅库布·贝葛（YakubBeg）建立友好关系。这个贝葛是一个非凡的东方冒险家。他在1866年，曾经控制中国土耳其斯坦的许多地方。同时他被看成是能够阻挡俄国进犯的唯一的一个人。福赛思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雅库布·贝葛当时已离开他的首都，同时也看不出有任何返回的迹象。三年之后，福赛思又被派去和他接触。这一次，福赛思带了一个相当大的远征队，并且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他幸运地得到了由测量员转变为总督的那位老友约翰逊的帮助，使他的运输队得以安全地越过危险的喀喇昆仑。他回来之后。在写给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了他对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死城，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的报告标题是：“关于埋葬在戈壁大沙漠流沙中的城市”（那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塔克拉玛干，“戈壁”这个名称常被同时用来描绘这两个沙漠）。

    福赛思在报告中写道：“当第二次奉命前往喀什的时候，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许多有兴趣的事物中间，同样使人发生兴趣的是我们探明了戈壁大沙漠的流沙和在很久以前埋葬在沙漠内的而现在又逐渐被挖出来的许多古老城市。”他又继续说：“在1870年我第一次前往叶尔羌的时候，未能收集到许多资料……但在1873年我的第二次访问中，我决定要进行更多的调查访问。为了这个目的。

    我从已出版的书刊中，尽量整理和核对可能得到的资料。”

    当时他在那里看到了，正如约翰逊在七年前所看到的那样，“在集市上出售陈旧而又发霉的黑色茶砖”。有人告诉他这东西是在和阗附近挖出来的。福赛思决定要自己去找出这些神秘城市中的一个，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当当地的穆斯林当局不许可他去和阗访问时，他就学蒙哥马利的办法，派遣两名陪同他的使团的地方“学究”，叫他们在和阗周围的那些被埋葬的城市中去发掘尽可能发掘出来的东西。其中的一个人带回来两尊从和阗东边靠近凯利亚附近的一个被埋没的城镇中所发现的小神像。据福赛思鉴定，其中的一尊是佛像，另一尊是泥塑的猴神像。他告诉我们说：“这两件刚被发现的东西，能够落到我的‘学究’之手是很幸运的。因为如果被一个虔诚的、反对崇拜偶像的穆罕默德信徒看见的话，它们就会很快地遭到破坏。”另一个人带回“几个金指环和鼻环……还有一些硬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枚铁币，很像是公元前1世纪巴克特利亚最后一个希腊国王赫曼优斯（Hermaeu）时代的东西。此外，还有几枚金币，分别属于罗马皇帝康士坦兹二世（ConstansII）和波格奈吐斯（Pognatus），查士丁那斯（Justinus），安替马卡斯（Antimachus）和狄奥多西（Theodosius）的统治时代的东西”。福赛思在他那份报告的脚注中又说，学者们辨明制造菩萨神像的日期大约是在公元10世纪前后。同时他还推测，这个遗址被沙漠吞没的时间，可能是在800年以前。

    他的两个“学究”向他报告说，其他古物也已经在和阗地区被发掘出来了，其中有一个象征一头牛的金制装饰品，还有重达16磅的一个金制花瓶。不过这是一种传说。但是那个佛像，那个猴神和那些硬币，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同时也是落入欧洲人之手的、塔克拉玛干这个失去了的世界的第一批古物。就这些古物本身来说，在中亚细亚研究方面，它们只能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罢了。

    在一两年之内，从北方来的俄国旅行家也报告说，在塔克拉玛干边缘，发现过废弃的城市。不过他们都是些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图学家和地质学家，也都有比较迫切的任务，所以没有人停下来去进行挖掘工作。其中的一个人，即俄罗斯最伟大的中亚细亚探险家尼古拉·普利捷瓦尔斯基上校（ColonelNikolaiPrejeyalsky），于1876—1877年，在罗布泊进行考察时，以及后来他在这个地区的多次旅行中都曾发现过各种被沙漠湮没的或者长时间被废弃的遗址。公元1879年，俄国植物学家艾伯特·雷格（AlbertRegel）在躲开中国边境哨兵之后，在吐鲁番附近发现一座巨大城垣。后来证明，这个废墟是古维吾尔的都城喀喇和卓。他报告说，在那里他发现过佛教徒所崇拜的偶像。但因为中国当局迫使他回国，使他没有时间进行深入的探索。同年，一个匈牙利地质考察队到达了敦煌的千佛洞。但是，由于他们不是文物工作者，紧接着就离此他去了。

    到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第一个旅游者大概是弗朗西斯·杨·哈斯本（当时是大尉）爵士。他曾经起过挖掘的念头，虽然他并不自己动手。在他的《一个大陆的心脏》一书中（其中曾经叙述他在1887年和贝尔上校作过横贯大陆中国的速度竞赛），他说，他是怎样雇用了一个一心想要到英国去的名叫拉迈脱·乌拉·汗的帕坦人。拉迈脱提出建议说，为了达到他的这一目的，他要带上一群罕见的白色骆驼到伦敦去。以后，他访问了加尔各答的动物园，同时得知那边的人对于新奇的动物深感兴趣。这就更使他深信，他的骆驼将在伦敦引起极大的轰动。可是，杨·哈斯本却提出另外一种建议：“我告诉他说，如果他能在这个国家的那些古老废弃的和被沙子湮没的城市里找到古代的装饰品和书籍的话，那他就一定会在伦敦得到一大笔钱。”在他们分别之前，杨·哈斯本为了支持他，特意给英国博物馆和那些在加尔各答以及孟买的博物馆馆长们写了介绍信。

    虽然考古学家们对于杨·哈斯本当时所提出的建议直到今天还表示痛恨，但他所提出的这一建议，其中特别是关于古书方面的建议，却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他的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的确令人迷惑不解。因为他的这个想法是在有名的鲍尔（Bower）手写经卷发现以前的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产生的。这种手稿的发现震动了整个的印度学术界。因为它指出了，在中国遥远的地方存在着一种正在等待人们去发掘的已被忘却了的佛教文化。

源济

第三章 珍贵手写文稿的争夺战

    看来杨·哈斯本的帕坦向导拉迈脱·乌拉·汗不是没有重视他的劝告，就是挖错了地方，因为在塔克拉玛干的早期考古记录上，把其他当地猎宝人的名字都一一列出，作为特殊发现物的出处，可是就没有这个向导的名字。大约在55年之后（那时杨·哈斯本已成为驰名的人物），杨·哈斯本在从事写作时提到过，当年他写的那几封介绍信从来就没有用过。这很可能是由于在那个地区生命不值钱，所以这个帕坦人还没有来得及利用那几封介绍信，就离开人间了。但是，无论如何，仅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随着其他猎宝者的不断的挖掘，很快就找到了一批值得注意的文物。

    这次从寂寞荒凉的沙漠里所挖掘出来的文物中，有用以前所未见过的文字所手写的文稿。

    在这些早期发现物中，最初的一批（后来证明是最重要的一批）是在公元1889年，由当地的一群觅宝者决定在古丝绸之路北路上的天山之南靠近库车附近的一个圆顶形的神秘的高塔里进行挖掘时于无意中发现的。因为当地人相信，在这座废弃的建筑物内藏有宝物。

    在一座塔（可能是一座古老的、佛教的印度塔，也许是一座坟墓）的内部，这些觅宝者发现，有一间很大的房子。在房子中间堆积着大量古旧的纸片。当他们的眼睛在黑暗中变得能分辨东西时，他们看到了几个已经干瘪了的其中包括一头牛在内的动物尸体，像守卫似的站在那里。但用手一动，就立刻倒伏在地。写在墙上的字是他们从未见过的神秘文字。尽管没有找到他们原来所希望的宝物而感到失望，他们却把其中的纸片装在篮子里，带给当地的一个穆斯林鉴赏家去研究。这个鉴赏家是一个哈吉（曾经朝拜过麦加的伊斯兰教徒叫作哈吉），名叫古兰·阔迪。尽管他检查了两天之后，仍认不出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他还是买了一些。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鲍尔中尉（即后来的少将汉密尔顿爵士）的印度陆军情报官员，正在这个地区搜索暗杀一个年轻的苏格兰旅行家的凶手。死者是有名的中亚探险家安德鲁·达格利什（AndrewDalgleish）。他在行经一处荒凉的隘口时，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被一个从叶尔羌来的名叫多德·穆罕默德的高大的阿富汗人所阴谋阻击，然后又把他砍死。那时正在这个地区的鲍尔中尉（死于1940年），以狩猎队的幌子作为掩护，进行秘密的测量工作。他在接获印度政府的有关追查并逮捕这个凶手的命令的同时，便成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组织，并把它的触角伸向阿富汗、中国和俄罗斯。（最后他的两个情报员一直把凶手追踪到撒马尔罕，并在那里的集市上，彼此面对面地走到一起了。）与此同时，鲍尔本人则沿着古丝绸之路向前追寻。在探索他的目标的过程中，他最后到达了天山以南的绿洲库车。在这里，他听说古兰·阔迪哈吉买过一些手写原稿。手稿是写在桦树皮上的，他买了其中的51页，并把它发送到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最初，人们对于写在上面的文字感到晦涩难懂。然而，后来被一个英—德东方学者奥古斯塔斯·鲁道夫·赫伦勒博士（Dr．AugustusRudolfHoernle）辨认出来了。这些用婆罗门字母书写的梵文手稿，一共是七种截然不同的文本，也是不全的文本。手稿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医药和巫术方面的东西。写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5世纪，而且很可能是印度信佛教的和尚写的。这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手写作品之一，它比在印度所发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要古。

    只是由于就气候而论可以与埃及相比的塔克拉玛干地区的极度干燥，才使得它能够存在到今日。

    赫伦勒博士很好地总结了这些发现物的重要意义。他说：“鲍尔对原稿的发现以及原稿在加尔各答的公开发行，是对东土耳其斯坦考古学的探索上，开始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运动。”另外一个学者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时，带着夸张的口气说，鲍尔中尉发现手稿和赫伦勒公布手稿，使得“科学的欧洲在这个区域内开始了更进一步的古物追求”。

    与此同时，古兰·阔迪哈吉从觅宝者手中所得来的一些库车手写原稿，也经由曲折的道路，落入赫伦勒之手。在鲍尔从哈吉手里买到手稿以后，哈吉把剩下来的一古脑儿都送给他在叶尔羌的兄弟。第二年，他的兄弟越过喀喇昆仑，又把这些东西带到列城。在那里，其中有一些为一个名叫韦佰的摩拉维亚教派的信徒所获得。此人又把这些东西转给了赫伦勒。哈吉的兄弟又把剩下的带往印度，放在那里他的一个朋友家里达四年之久。在他第二次访问印度时，又把这些手稿带回喀什，送给当地的英国代表乔治·麦卡纳（GeorgeMaeartney）。麦卡纳又一次使它们越过喀喇昆仑——这是第三次把它们送回印度的西姆拉。在这里，又被转送给在加尔各答的赫伦勒。就这样，在公元1896年，即在废弃的印度塔中发现手稿以后又过了七年的时间，才使哈吉原来所购存的与此有关的三部分收集品——现今学者们把它们叫做鲍尔、韦佰和麦卡纳手写原稿——终于又汇集在一起了。

    但是，除了哈吉没有购买的以外，其余的印度塔手稿的遭遇如何呢？答案是，剩下的那一部分，在几年以后，被一直注意收集古物的俄国驻喀什领事尼古拉·彼特洛夫斯基（NikolaiPetrovsky）买去了。直到1903年退休为止，他把从丝绸之路得来的手写原稿和其他文物，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供给在圣彼得堡的学者们。

    其中有些文物，至今还能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博物馆里看到。

    赫伦勒在了解到彼特洛夫斯基完全是通过本地商人之手成功地进行文物收集活动以后，便力促印度政府也要对其派驻中亚地区的代表在收购古物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其结果是，在斯利那加、吉尔吉脱、切丘尔、列城、可拉赛和麦肖德等地的政治代办——包括喀什的麦卡纳在内——从公元1893年8月起都注意于古物的收集，而且也确实收集到了一些，并先后转送给在加尔各答的赫伦勒。因此不久赫伦勒就报告说，由于响应了政府的号召，现在已经得到了大量的中亚文物。这就形成了规模相当可观的英国收藏所，而且这些收藏品还正在继续不断地增加。最后，他情不自禁地又补充说道：“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能作为这一运动的发起人，感到无限欣慰。”然而，他的这种满意的心情却是短命的。

    但是，对于中亚手写原稿与文物的竞争，并不限于英、俄两个国家。公元1890年，也就是鲍尔手写原稿到达赫伦勒之手的那一年，两个法国人——一个是名叫杜崔尔·德·莱因斯（DutreuildeRhins）的制图学家，另一个是叫做费尔南德·格伦拿德（FernandGrenard）的东方学家——奉法国政府之命，前往中国土耳其斯坦和西藏。他们预定要在那里坚持三年。在这个期间，他们经受了骇人听闻的苦难，最后以杜崔尔的惨遭杀害而告终。尽管这两个探险家主要是进行制图和其他科学工作的，但他们也设法收集了一些古物，其中包括一头赤陶双峰骆驼和一个满是髭须的赤陶人头——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手写原稿。这件用古印度文字写在白桦树皮上的手稿，在时间上仅仅稍迟于鲍尔的手写原稿。但格伦拿德认为这比鲍尔所得到的还要早得多。后来被巴黎的学者们鉴定，这是佛教经典《法句经》（Dhammapada）中的一部分。

    公元1893年6月，当他们在西藏地方遭受怀有敌意的部落人民的伏击时，这件手写原稿连同其他发现物，差点儿都全部丢失。

    在当时的枪战中，杜崔尔·德·莱因斯的胃部受了重伤，当格伦拿德正准备为他的这位负伤的领导人拼凑一副担架的时候，那些袭击者把这个垂死的人抢走，并把他抛在七英里之外的河里。此外，他们还抢走了这个远征队的行李。把赃物分完以后，他们就把所有的野外纪录、胶卷、仪器和古物都扔掉了。格伦拿德总算是逃脱了性命，并且最后还找回了一些失去的东西，其中包括这件手写原稿在内。然而后来他却受到了控告。罪名是这一悲剧的发生，是由于他们得罪了当地居民所引起的结果。其后，这批手稿在巴黎经过详细检查后，证明是不全的。然而，同一原稿的另外一些佚页，不久就在圣彼得堡出现了。这些都是彼特洛夫斯基所收集的。

    可是他是怎样得到的，又是从谁的手里得到的，这还一直不清楚。

    截至公元1899年，在赫伦勒看来，加尔各答的英国收藏所，已经收藏了数量很多的文物；这就使他感到有理由发布一份关于该所发展的报告。这个标题叫做“中亚古物收集丛谈”的报告第一部分发表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的增刊上。在这篇报告里赫伦勒对于在九年前他接到鲍尔手写原稿以后，所收到的每一批手稿和其他古物，他都精心地按照收到日期的先后，逐一列表登记。

    在赫伦勒手头所存的手写原稿和木版印刷的书籍中，有一些是用前所未知的文字，但却是用已知的书写体写的。这些东西都由赫伦勒和别的语言学家们辨认出来，并把它们列入已死文字的宗教经典中。但是学者们对其中的另一些仍然迷惑不解，甚至是用什么书写体写的，他们都不知道。赫伦勒和其他东方学者虽费了很长时间，试图加以解释，但迄未成功。

    同时，赫伦勒在喀什、列城、斯利那加和其他各处的代理人，都很热烈地把从供给他们以文物的商人和觅宝者手中所买来的最新东西发送给他。赫伦勒在他的报告里提到在这次收到的文物中的典型的一件是：“麦卡纳先生从和阗和塔克拉玛干得到的多种多样的文物。其中包括（1）十三本书；（2）陶器；（3）钱币；（4）杂物。其中七本书和其他古物是他花了九十五个卢比买的，其余六本，则是从一个本地商人巴得罗定（Badrudin）手里买来的，总共花了一百五十个卢比。这些收集物我是在公元1897年11月初收到的。”在他的这些供应文物的人当中，他特别赞扬了在喀什的麦卡纳。在提到这一点时，他解释说，因为麦卡纳最接近丝绸之路的一些旧址，所以他是“在文物收集上贡献最大的一个”。带着作为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可以理解的骄傲，赫伦勒补充说：“这些收集品的获得常常只花去微不足道的代价。”

    赫伦勒报告说，大部分的发现物都是来自和阗四周被沙子埋藏了的废址之中。他说，人们都认为在离和阗5至150英里的不同地方，有15个这样的遗址，虽然欧洲的旅行者只证明了其中的两个。他接着又说：“至于其余的，我们只是从当地觅宝者那里听到的介绍。”其中主要的人是和阗的阿克亨（IshmAkhun）。这个名字是赫伦勒记得最清楚的。

    阿克亨对于他深入塔克拉玛干觅宝一事，常常大肆渲染，说得神乎其神。麦卡纳也把他的话如实地记录下来并连同他的发现物，一并送交赫伦勒。这个富有魄力的当地觅宝者的顾客，除去麦卡纳以外，还有其他的人。同时他所发现的东西于公元1895年至1898年，已大量流入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等各地的博物馆里。那里的学者们对于其中一些用前所未见的文字所写的手稿常因为不了解内容，都急得抓耳挠腮，无计可施。

    在由赫伦勒发表的关于阿克亨发现物的一份典型的报道中，说到了这个觅宝者如何发现一所有一半被埋藏在沙子中间的古老房屋的故事。赫伦勒在报道中告诉我们说：“因为看不到门户，就在暴露在地面上的一堵墙上挖了一个窟窿。挖好后，阿克亨的伙伴之一塔克达西（Takhdash）就从那里爬进去。他发现那是一间有三码见方的小屋。这个小屋里满是沙子，满得使人站在里边抬不起头来。塔克达西在挖掘沙子时，发现了一些书。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别的书，但已腐朽不堪。用手一动，就成了碎片。”

    阿克亨大概是在回答麦卡纳所提出的令人听起来感到很刺耳的问题时解释说：“他自己害怕得要死，不敢钻进这所屋子里去检查它的内部。”

    赫伦勒在听到阿克亨所作的解释以后，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警告，即今后在和猎宝者谈话时要注意分寸。他写道：“自然，对于这个报道，只能相信其中的一部分。”接着又说：“但是当地的各种说法，也未必都是无稽之谈。比如说，对于同一地方的距离，现在所测定的和当地人所传说的是没有什么出入的。”他在继续解释关于距离方面他所发现的不同看法时说：“在喀什的一个瑞典传教士贝克伦德先生对我说：‘土耳其斯坦的土著在计算距离上，是十分不可靠的。’”

    阿克亨告诉麦卡纳，他在塔克拉玛干曾经发现过其他一些遗址。其中包括夸雷叩尔马哲在内。在这些遗址里面，他找到一些手写原稿和木版印刷的书籍。他还在夸雷叩尔马哲这个地方偶然发现一处约有十英里长的巨大的废弃了的坟场。据赫伦勒推测，这可能是佛教徒的坟地。然后又在耶婆昆地方的一口破旧棺材里的骨骼中，找到一些原稿。贝克伦德告诉赫伦勒说，“耶婆昆”的意思既然是“驮驹沙”，那么推测起来，可能有一个运输队曾经在那里遭到毁灭。阿克亨报告的第三个遗址叫做夸拉·扬塔阔。他在那里发现一个人的骷髅，枕着一袋子原稿。

    赫伦勒虽然指出了这些废址很可能并不是阿克亨发现的真正出处（他疑心，这些觅宝者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现了一处他们所保密的书库），他还是相信这些发现物还是十分古老的。在谈到干燥的塔克拉玛干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剂时，他补充说：“在英国收藏所中的这些手写原稿和木版书籍，都是时间悠久的文物，是不容置疑的。”

    说句公道话，赫伦勒对于英国收藏所所存的原稿和木版书中会存在赝品的可能性，并非避而不谈。事实上，在他的报告中，他详细叙述了一个与此有关的令人惊异的传说。但是，他坚决不承认这一点。在他的报告中题为“真实的问题”这一节里，他说：

    “考虑到大量的木版书籍和这些手稿的神秘性，关于赝品的怀疑，自然会浮上心头。我自己在最初接触和阗书时，就有此想法。同时我也知道，有一些英国博物馆的专家们和其他专家们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在写报告之前，曾经引述了瑞典传教士贝克伦德给他的来信。

    贝克伦德叙述说，在他从阿克亨那里购买了三册古书（阿克亨说，这是他从一棵中空的树底下挖掘来的）之后，贝克伦德的一个当地的仆人对他说：“先生，我要告诉你，这些书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古老。我告诉你，它们是怎样被炮制出来的。当我在和阗居住的时候，我也一直是希望能从事这种行业的，但他们总是对我加以封锁，有关书的一切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最后，我和母亲商议，她劝我去找和我要好的那个孩子，也就是这个行业的头头的儿子，就可以探听出其中的秘密。就这样，有一天我问他，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些书册的。他坦白地告诉我说，这是他爸爸请一个印染棉布的人用木头给他做的印刷版印出来的。”

    贝克伦德好像事先就知道赫伦勒的思想一样．他紧接着就说：

    “现在事情很显然，这个仆人所说的话可能只是出于忌妒。但是我决定，要用比以前更大的批判眼光来检查这些书。”于是他就注意到使他感到怀疑的几点。比如说，他刚从阿克亨那里买来的书，看起来都有某种程度的新鲜脆硬；同时又不像是日常所使用过的书那样有磨损和撕裂的痕迹。他同样还注意到，印书用的纸张“跟那时在和阗造的纸一模一样”。“虽然经过处理（烟熏火燎），但纸张仍很结实，而且完好如新”。他更进一步指出：“书的角还是那么端正，不像一般古书的书角，往往向上翘起或缺角。同时书边还有最近切削的痕迹，虽然在切的时候有意把它做成像是古旧的样子。”

    但是赫伦勒在衡量两方面的证据之后，他坚决地驳斥了贝克伦德的观点。他这样做，至少说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愿望。今天再来读他的报告，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要使人相信，这些特殊的书本和手稿，经过他的严格审查之后，是完全真实可靠的。他的这种想法恰恰是对他自己的判断的一种否定。他是在坚决地走向错误的一边。最坏的是，他似乎是心甘情愿地相信，为觅宝者所发现的，确实是一些真正的古老木版，同时还相信，偶尔也可以用这些木版来翻印古书。

    他的看法是非常肯定的，他写道：“总的来说，连同当前我所掌握的资料在内，我所得的结论是，这些文稿都是真品，同时收藏所中所存的大部分木版书，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同样也是真正的古物。如果有一些赝品的话，它们也是真品的复制品……”

    与此同时，另外的一些重要发现物（这些都是不容怀疑的），也开始在戈壁——塔克拉玛干区域陆续出现。其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俄国学者德米粹·克莱门茨（DmitriKlementz）所获得的文物。他于公元1898年被圣彼得堡科学院派往戈壁边缘的吐鲁番一带，去专门调查俄国旅行家所报告的在那里的一些古代和神秘的废墟。这是访问中国中亚细亚的第一个纯粹的考古远征队。克莱门茨除了证实确实存在这些废墟（对其中的一些还拍了照片），他还带回了许多手写原稿和佛教壁画的残片。正如我们即将讨论到的那样，他的发现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引起了对这一地区的考古高潮。同时也无意中在艺术历史上造成了一幕巨大的悲剧。

    但是，尽管克莱门茨的发现证明是十分重要的，可是他并不是发现丝绸之路所久已失传的秘密的第一个人。因为越过帕米尔向东边出发的一个崭新的杰出的人物，已经进入中亚地区并决定要去证明关于在远离塔克拉玛干的城市中充满着珍宝的传说，是否属实。

源济

第四章 开路先锋斯文·海定

    年轻的、不出名的瑞典人斯文·海定

    斯文·海定

    这个卓越的人物，像流星一样出现在中亚上空。这位带着眼镜、有时几乎受到双目失明的威胁的、书生气十足而又身材矮小的人，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探险家之一。他的温和的仪表中却隐藏着坚强的意志、强健的体格和凌云的雄心壮志，更谈不到有什么轻举妄动的行为。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领导者，他为他本人和他自己的人，在工作上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铁面无私，毫不留情。有一些人竟因此而丧失了性命。然而正如他所说的那佯，他害怕屠宰牲畜，“害怕弄灭了我无法再点燃起的火花”。由于他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中亚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许多国家政府为他悬灯结彩，赐予很高的荣誉。同时他还受到帝王将相、达官显宦的召见与吹捧。英国赐给他以爵士的称号，剑桥和牛津大学赠他以博士学位，皇家地理学会则送了两枚令人艳羡的金质奖章。

    他所发表的作品——有些是属于普及的，有些是属于学术性的——为数之多几乎接近50卷，并被译成30种文字。在他的私人朋友中有沙皇、德皇、瑞典国王、德国元帅兴登堡、英国元帅同时又是政治家吉青纳和政治家寇松爵士。学者们和《泰晤士报》的读者们都为他的冒险事迹而深受感动；旅行家们对于他的无比的忍耐力表示敬畏；地理学家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而肃然起敬。然而当他活到87岁高龄于1952年死去以后，他已成为被人遗忘的人了。这颗光耀寰宇的流星，在经历了长途的运行以后，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在他死后，还为万人所咒骂；而骂他的人又很有一些是曾经称誉过他的人。

    今天，很少有人能记得造成他的命运颠倒的原因。简单地说，他犯了致命性的严重错误——至少在他的一些朋友们看来——他曾经两次卷入了强权政治的漩涡里，而每次他又都是站在错误的一边。具有强烈信念的海定不惜牺牲万人对他的敬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都采取了坚决的亲德立场。从他属于半犹太种族这一点而论，他的亲德立场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为此曾有人写了大量的书来诋毁他。公元1916年，在一本题为《德国的瑞典人》一书里，给予他以极大的讽刺。在次年由英国出版的另一本书的末尾写道：“斯文·海定，你否认人性，今天也轮到瑞典人民来否认你了。我们不认识你。你的发现，对我们有什么用？你发现西藏和中国，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兴趣。”

    然而，作为一个探险家来说，海定的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单就他制定的地图来判断，他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物。今天，从卫星对中亚的测量来看，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元1890年，弗朗西斯·杨·哈斯本曾在喀什与他会见。那时他尚未成名，可是杨却深受感动：“我感到，他具有真正的探险特征：体格强壮，亲切和蔼，经受锻炼，冷静而又坚定……我羡慕他的语言能力（海定能流利地说七种语言），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他的艺术造诣。看起来，他除了继承他的北方祖先的安详沉着和坚强自信的特征外，还具有科学旅行家的全部条件。”海定首次访问喀什的时候，和彼特洛夫斯基及麦卡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又会见了一个为该地区所有旅行者所热爱的、有名的荷兰天主教徒亨德里克斯神父。

    他的这次访问只不过是初步的调查研究。4年之后，在他29岁那年，他再度来到这里。穿越中亚细亚和西藏，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而同时又是极端危险的旅行，先后达40年之久。这一次，他不顾人们向他提出的在严寒的冬季要爬越地球上最高的隘口泰敦拜西（Taghdumbash）是危险重重的警告，他终于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了喀什。当时的情形真是骇人听闻的。温度计里的水银冻结了。一夜之间，温度竟下降到零下37度。他不但害了高山病，还由于极度寒冷，一时失去了视觉。在走向喀什的下坡路上，他不得不蒙住眼睛，由别人牵着走。

    正如杨·哈斯本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科学上的探险家这样的角色，海定是完全合格的。当他只有21岁时，在他穿越波斯和俄罗斯中亚细亚完成他的青年时期的旅行以后，他又回到瑞典，决定去学习在他认为对于他的终身事业甚有必要的那些技能。他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学习了地质学、物理学和动物学。毕业后，他又考进柏林大学，在杰出的著名亚洲探险家男爵范·李希霍芬（BaronvonRichthofen）指引下，学习自然地理学，同时也向其他名教授学习历史地理学和古生物学。

    公元1890年，他停止学习，进行他的第一次旅行，来到喀什。在这里，他与杨·哈斯本相识。回去之后，又花了一年时间，听范·李希霍芬的讲授。

    后来就越过险恶的帕米尔高原，在中国的中亚地带进行了三次远征。第一次远征是在公元1895年2月。这次远征向其后继者著名的奥利尔·斯坦因爵士证实，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去，不只是仅能围绕它的边缘前进，就是深入它的内部也完全是可能的，尽管是很危险的。以后，他在同年12月和1899年9月所进行的两次塔克拉玛干远征中，发现了大量的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物。

    正如所有到这个地区来的其他访问者一样，海定也听到不少关于失去了的城市的故事。比如说，被埋藏在塔克拉玛干深处的城市里，奇珍异宝到处皆是。又比如说，在很多到那里去寻宝致富的人当中，只有极少数活着回来的人谈到一些听起来令人可怕的故事，说什么在那里负责守卫的妖魔鬼怪如何挫败他们的盗宝企图等等。有人告诉海定说，一个从和阗归来的人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个人因负债累累，想到那里去自寻短见。不料他竟发现了满是金银的地窖。这样，他就一变而成了富翁。

    海定被这些传说迷住了，并深信在这些传说的背后，会有一定真实性的。因此他作出决定，要在测绘和探察这块未知地区这一严肃工作的过程中，也找出这样一个城市来。他因经不起这块海洋般的沙漠向他所发出的召唤，便写道：“我一直不厌倦地注视着遥远的、地平线边缘上那些宏伟壮丽的圆形沙丘。在它们的远方，在那坟墓似的沉寂之中，延伸着一块尚未发现的……土地。我将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人。”

    海定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头一次也几乎变成了最后的一次。他在公元1895年2月17日他的生日那天离开喀什，前往叶尔羌河的默克脱（Merket）去。在此地，他的运输队长买了骆驼和食物以备在塔克拉玛干一个月的旅行之需。海定又雇用另外三个人。其中之一，据说是熟知这个区域的。4月10日，他们带着8头骆驼，2条警犬，一个装着3只羊、10只母鸡和1只公鸡的活动食橱，开始了他们的旅行。海定事后写道：“这是我在亚洲旅行中最最艰苦的一次。”他的目的是在穿过塔克拉玛干，绘制叶尔羌与和阗河之间的西南角地图以后，再进入西藏。当这一小群人畜离开默克脱朝向沙漠行进的时候，村民们都摇着头，同时还预言，他们从此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十五天之后，可怕的灾难发生了。那就是，他们食用的水只剩下了两天的用量，这使海定惊慌失措。于是他就吩咐他的人，把骆驼驮来的水桶都用这里最后一口井的水灌满，要足够到达和阗十天的用量。为此，海定埋怨自己没有亲自检查这件事。他的向导发誓说，在两天之内，一定可以到达和阗河，但海定却不相信他的话。后来他承认，那时他们应当及时往回走。如果当时衡量一下问题的严重性，他写道：“运输队可能会得救，同时也不会造成生命上的损失。”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在大量减少每人的用水定量之后，在不给骆驼留下一点水的条件下，他仍然决定继续前进。

    就在那天晚间，为了找水，他们在烛光的照射下，疯狂地一连掘了几个小时，可是一点水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海定决定，把两个有病的骆驼和那些不必要的行李完全抛弃掉。这时阴云四布，弥漫天空，他们感到有希望了，然而转瞬之间又变得云消雾散，晴空万里，这就使他们的希望又变成了失望。接着，一阵巨大的风暴又袭击了这个已经筋疲力尽的运输队。这就迫使他们只得凭着指南针前进。另一头骆驼又落在后面死了。这时，海定的人发现向导人约尔契偷喝了与他们生死攸关的水，喝得一滴都没剩。要不是海定从旁干涉，别的人为了他的这种背信弃义行为，是会立刻把他打死的。处在这种情况下，海定恐怕这大概就是他记旅行日记的最后一次了。他写道：“所有的骆驼和人都已奄奄一息，疲惫不堪。愿上帝保佑我们。”整整五天过去了，当前只剩下两个人的用水。

    5月1日，在断水一整天之后，于绝望中海定正打算用汽化油炉子中的酒精解渴。可是立刻他就发觉自己已经不能动弹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其余的人能到达河边，然后再回来救他。因此他们把他留下，继续勉强前进。但是过了一会儿，他觉得精力稍有恢复，于是他就沿着他们在沙漠上留下的足迹，匍匐前进。最后终于赶上了他们。在被迫停止前进的地方，和他们又会合了。那时谁也没有力量再向前移动一步。海定后来写道：“那是我在亚洲东奔西跑中最悲惨的时刻。”

    这时，四个人中已有一个失去了知觉。其余的人因渴得实在无法忍受便宰了那只他们仍然带着的公鸡，把它的血喝了。接着又把羊也杀了。但是，海定发觉，实在没有办法能喝下那些凝结了的血液。另外两个人试着喝骆驼的尿，想不到又都吐出来了。

    海定深恐他那消瘦的面容会使他的同伴受到刺激而深感伤心，便下了最后的决心，继续前进。这时，除去袖珍本《圣经》以外，连他那随身携带的小药箱也扔掉了。为了能到达河的旁边，他打算再作一次绝望的挣扎。他率领了两个人，牵着还活着的五头骆驼，把垂死的两个伙伴，其中有偷水喝的约尔契，扔下不管，在日落时分又出发了。在他们临行前，约尔契对海定说的最后的话是：“先生，我要喝水，一滴也好！”可是，一滴也没有了。晚上，另一头骆驼也死了。接着海定的两个伙伴之一的运输队长伊斯兰教徒贝也说他已无力再前进了。在这种毫无考虑余地的情况下，这个人也被留下了。这次和他一同留下的还有剩下的骆驼和装备。海定和他的最后一个同伴卡西姆在晚间就趴在地上一步一步地向前爬着走，白天则躺在挖开的沙子中间。

    在5月4日，这是他们断水的第五天，他们惊异地看到了有人走过的脚印。最后，他们相信，这一定是离救命的和阗河不远了。但是立刻又发现，那是他们自己的脚印，是他们在绕着圈儿走的时候所留下的脚印。后来海定在回忆时说：“第二天早晨，卡西姆看起来十分可怕，他的舌头发白而又肿胀，嘴唇发青，两颊深陷，眼神呆滞无光，很像要死的样子。”可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望见了一道深绿的线条，出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树林！”海定高兴得喊叫起来，“和阗河！”“水！”在午前5点30分，他们到达了树林地带。但是三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到达河边。他们两个由于疲劳和失水，又垮下来了。到傍晚时分，当海定的体力稍稍恢复以后，他就单独爬过树林，又爬到了河边。可是他却没有料到那条河整个都干涸了。这时，一种可怕的睡眠的欲望，向他袭击了过来，但是他意识到，如果在这个时候失去知觉的话，他就会死在这里。因此他迫使自己沿着河床又继续向前爬行了一英里。

    突然，在他前面，响起了一阵像是水鸟拍打翅膀飞起的声音。

    “紧接着的一刹那，”在《亚洲漫游》这本书上他写道，“我就站在清澈见底的沁凉的小水池边上了，多美的水啊！”他感谢上帝像奇迹似的解救了他。这时他像一个害发烧病的人一样，用一个小水缸把舀出来的水大口大口地喝。“我喝，喝，喝，不停地喝……我身体上的每个毛孔和纤维组织都像海绵似的吮吸着这给我以生命的流质。”他的已经下降到49次的脉搏，开始恢复了正常。

    “我的干瘪得像木头似的手指，又显得膨胀起来。像经过烘烤的皮肤，又恢复了湿润和弹性……”

    海定喝完水以后，就想到了那垂死的、躺在干涸了的河床边上的卡西姆。他提着两只装满了水的皮靴，在月光下蹒珊地走着去找寻他，并不时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在黎明时，终于找见了。他仍然躺在海定离开他的那个地方。卡西姆有气无力地说：“我快要死了。”海定把盛满了水的一只靴子凑在他的唇边，他咕咚咕咚地一口气喝完了，接着又喝完了另一只皮靴里的水。以后不久，他们在过路牧人的帮助下，以充满着喜悦的心情发现伊斯兰教徒贝还活着，同时也知道他也是经过牧人们的发现才得救的。贝跪在海定的脚下，啜泣着说：“我想我们是再也不会相见了。”海定的日记上这样写着。此外，驮着海定的日记、地图、钱币和两支来福枪的那头骆驼也活着。别的东西，包括测量仪器在内，则都已失去。其余两人则一直杳无消息。他们的遗孀后来由海定优予抚恤。当前，对于这三个幸存者来说，除了返回喀什，已无其他选择余地。他们最后在6月21日回到了这里。海定不但没有找到他所向往的失去了的城市，反而得到了一次惨痛的教训。但这并没有动摇他要揭开塔克拉玛干秘密的决心。他立即派出送信人到俄国的电信站，用电报通知国内尽快地给他寄来一套新的测量仪器。

    ***

    海定下了比以往更大的决心要使他自己成为探索塔克拉玛干失去了的城市的第一个欧洲人。于是在公元1895年12月14日，他又一次从喀什出发了。这次他带着忠实可靠的伊斯兰教徒贝（另一个幸存者卡西姆，那时已成了俄国领事馆的警卫员）和三个新人，他们取道古丝绸之路的沙漠西部边缘，用21天的时间就走完到达和阗的全长300英里的路程。在此地，海定知道。一些小件文物可以从当地的觅宝者手中得到。这是彼特洛夫斯基告诉他的。因为彼特洛夫斯基一直在那些从和阗来到喀什的商人手里买这些东西。每年夏季，当高山冰雪融化的时候，在这个地区所形成的巨大山洪就把一些手工艺品从黄土中冲刷出来，并为当地人所拾得。

    海定写道：“这些东西．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除了那些金的和银的以外，都毫无价值可言。因此，他们往往给儿童们作为玩具。”

    当地人把他带领到他们获得那些东西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和阗以西，叫做“波拉赛”（Borasan）的古老的村落。那时，正是正月间，“季节性的古物收获已经完毕……”海定解释道，“因为他们决不轻易放过对于这些金的和其他珍宝的年度采集。”尽管如此，他自己还是找到了一些小东西，并且从当地的觅宝者手中得到了手稿和钱币以及大约有500件各种不同的文物。虽然海定不是一个考古学家，可是这些朴素的发现物却引起了他对文物的终身兴趣，并且为现今在斯德哥尔摩的属于斯文·海定基金会的巨大的中亚文物收藏所打下了基础。他从波拉赛（原来证明这是该地区的古都于阗）带回的珍宝中有赤陶佛像，男人、女人和骆驼的小塑像，同样还有一定数量的表明与早期来自西方的居民和游客有关的古物，而其中最为显著的则是一个铜十字架。尽管这里是在沙漠的边缘，但它是一个在若干世纪以来经过洪水淹没和抢劫掠夺以后所失灭了的古城遗址，则是毋庸置疑的。

    海定还听说，在沙漠中心的东北，有一个几乎整个都埋葬在沙子中间的神秘的城市。绿洲的居民只是简单地把它叫做塔克拉玛干。他由据说是知道路径的当地向导陪同着向凯利亚河的方向出发。那时正是仲冬天气，他们在温度零度之下走了十天，终于到达了传说中的废墟。最初他们看到的只是矗立在沙丘之中的、偶然发现的木柱或者几堵颓垣残壁。后来。使海定感到惊异的是，他在一块墙壁上发现了几个粉刷得十分清楚的菩萨和佛教的神像。

    他立刻就意识到，在这荒凉的地方，他竟于无意中发现了长时期消失了的佛教文化的遗迹。那正是被法显和丝绸之路上其他中国旅行者所生动描绘过的文化。这不仅证明了他们过去所作的记载都是正确的，同时也说明了当代绿洲居民所提到的在远离塔克拉玛干地方有一些失去了的城市的传说也是有根据的。

    在他环视周围的这些荒凉的废墟——在他的《亚洲漫游》这本书中，称之为第二个罪恶之地——时，他意识到他所发现的这个地方的无比重要性，虽然他还没弄清楚它叫什么名字。他深知，尽管他在这个地方呆了很长时间，也探过几处被沙漠掩埋了的地方，可是他既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时间，也没有进行科学发掘的装备。在许多年以后，在他写的《我的探险生活》中解释道：“我甘愿把科学研究留给专家们。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也将到这里来进行挖掘。对于我来说，作出了那么重要的发现，同时又在沙漠的中心，为考古学专家们开拓了一块新的场地，就已经足够了。”

    在他自己进行的发掘中，不但发现了古代的房屋，并且也发现了花园和白杨道路的遗迹。另外也找出一些梅树和杏树的残株。

    在几间屋子里，他们挖出了几个八英寸高的石膏人像。这些人像背部扁平，这表明是钉在墙壁上作装饰品用的。同样也找到一只和真的一般大小的人脚，也是石膏塑成的。在一座建筑物（随同他去的人说是庙宇）里，发现了许多描绘女人的壁画。她们都披着轻盈的衣服。刻画之优美，真可谓“巧夺天工”。海定写道：“她们的黑色头发卷成一个黑结盘在头顶上，眉毛细长。前额上点有一个吉祥痣，这是在摹仿当前印度教信仰者的风俗习惯。”

    考虑到海定既非艺术上的历史学家，也非考古学者，可是他在观察他所发现的肖像画方面却具有惊人的高度鉴别能力。举例来说，他能清楚地辨别出其中哪些是受了印度的、希腊的、波斯的或者犍陀罗的影响的。后来由奥利尔·斯坦因爵士所创造的“西域艺术”这个术语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海定在搬走他所能搬走的东西时，就认识到了在干沙中进行挖掘的困难。“你刚把沙子挖出来，它又流回去把你挖出的窟窿填满了。”因此他离开这里，向着东方他打算在那里绘制地图的凯利亚河前进，然后再向北进入沙漠。

    他在到达这条河以后，听说附近另有一个当地人叫做喀拉同（Karadong意即“黑山”）这样一个被埋藏的城市。这个比前一个要小一些。但在建筑时所使用的古老材料则和前一个是一样的。另外，他也发现这里的壁画在风格上也和前一个的壁画一样。他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就沿着凯利亚河继续向北行进，一直走到河水最后消失在沙子底下的地方为止。他和他的人再从这里继续北上，越过了危险可怕的塔克拉玛干，然后才回到了和阗。他在一路上同样完成了许多地理学和动物学上的重要发现。他在和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专门从事画图和纪录工作以后，再次进行另一个重要的远征。这一次他是去考察在前一年他的倒霉的远征队没有能够到达的神秘的西藏部分地区。当他取道北京和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后返回瑞典时，没有料到，那时他已是誉满全球的探险家了。

    这个不知疲倦的瑞典人于公元1899年9月第二次进入塔克拉玛干从事考察时，所发现的古代中国的卫戍边城楼兰一事，从考古学上来说，是他的一次最大的胜利。他后来从这个废墟中搬走了大量的3世纪的重要手写原稿。这件事是中国学者们所难以容忍的。当时要不是为了找寻一把失落了的铁锨，海定也绝不会发现这个对于中国历史学者来说极端重要的遗址。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遗址就只能留给他们自己的考古学者去发现和发掘了。

    这一次海定在瑞典国王奥斯卡（Oscar）和百万富翁伊曼纽尔·诺贝尔（EmmanuelNobel）的资助下，再度离开欧洲，前往喀什。在这里他和他的老朋友彼得洛夫斯基、麦卡纳和亨德里克斯神父又得以欢聚一堂，促膝谈心。9月5日他带上伊斯兰教徒贝——这时，他骄傲地佩戴着瑞典国王所赠的金质奖章——向叶尔羌河的莱里克（Lailik）出发。这是他们乘坐小船穿过塔克拉玛干去进行远征的一次著名的冒险的起点。海定的目的首先是要测量并绘制叶尔羌河地图。然后再测量并绘制该河的下游塔里木河。但他最后的目的地则是这个沙漠心脏中的盐湖，亦即塔里木河所流入的罗布泊，因为这个湖泊多少年来一直在显著地移动位置。主要是从事地理学工作的海定决心要揭开这个谜（这项工作他要用35年的时间，才能最后做出结论）。

    最初他买了一艘当地制作的小船。他和他的同伴在船上生活了八天。接着。他们又制作了一艘小木筏，用于探索河流的窄处或浅处，并用于在旅途上载运活鸡和蔬菜的储藏库。最后通过签订合同，雇用了五个水手。接着，水上的远征就扬帆出发了。

    除了黑风、浅滩、急流以及因偶然倒下来的树木而阻塞了河流等等事故所造成的危险外，海定觉得航行在这样冷落、阴沉的环境中，别有宜人的情趣。有时，湍急的水流以十分危险的速度推动着两艘小船顺流急驶而下。而每当它们将要碰上河岸的时候，水手们就赶快用长杆把它们拨开。也有的时候。他们扬起了风帆才能前进。再就是有的时候，为了轻松解闷起见，海定打开他的留声机，播放瑞典的国歌。这种荡漾在沙漠上空的乐曲，在这以前的塔克拉玛干，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就难怪引起了偶尔过往的牧人和运输队的惊异和注目。

    在白天，海定一直不停地进行他的测量工作，这是因为在最后测量完毕时将达到100张活页的图表上，不能留有未经测定的空白。晚上，就把小船拴在岸旁。随着寒冬的越来越近，一件使他们担心的事是，在河流冻结以后，势必将迫使他们停止工作，直到明年春天。在12月7日，他们害怕的事情终于来到了。那就是他们从莱里克出发以后三个月，在距离他们的目的地大约140英里的地方，因为河水冻结，使他们再无法继续前进了。海定决定留在这里，直到春暖河水解冻为止。他利用这个期间，采取走陆路的办法，对这个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挖掘工作。他没有帐篷，而夜间的气温有时竟下降到零下22度，同时还不断地下雪。他们饮用的水，是用坚硬的冰块化成的。气候是冷的那么厉害，就连海定水笔里的墨水也冻结了。这就迫使他不得不放下水笔，换上铅笔。

    他们走了20天的沙漠以后，到了南丝绸之路的若羌绿洲，然后又转向东北，朝着塔克拉玛干最东头的罗布沙漠前进。又走了22天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一种奇异的景象——几所干裂而高耸的古旧木屋。每一所都坐落在高约8英尺至9英尺的沙丘之上，看起来好像悬在空中一样，四处都无着落。这显然是由于经历了几世纪的风雨侵蚀所造成的结果。经过搜索。发现了几个中国古钱，几把铁斧和几个雕刻的人像。海定立刻就把这些东西装在两头骆驼身上，派人送往塔里木河那里的远征队驻地，要不是由于一个人的疏忽大意，这件事可能就到此结束。因为海定打算快速前进，在完成塔里木测量的最后阶段以后，再一次南下进入西藏，最后达到到达拉萨的目的。另外还因为暑季行将到来，他们的饮水已经开始缺乏。

    他们行走了几小时以后，到了一处看起来很可能打出水的地方，于是就决定进行挖掘。正在这时才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把铁锨丢失了。其中一人承认，由于当时疏忽大意，把它遗失在古屋之旁了。海定派他骑上马回去找。当这人带着铁锨回来的时候，他说，他在中途碰上了沙暴，以致迷失了路途。但是他偶然看见了几处他们没有发现的废墟，还有几件美丽的木雕露在沙子外面，海定立刻又派了几个人和他一起回去，把这些东西拿了回来。当海定看到这些木雕时，由于过度激动，简直使他眼花缭乱，爱不释手。他写道：“我打算回去，可是这又是多么愚蠢的想法。我们只剩两天的用水了。”他决定，在下一年冬天再回来，准备对这个遗址进行一次更彻底的发掘。

    当时这条河流的测量完成以后，这个团体再次越过沙漠朝向南方前进；取道阴郁的高山要隘，然后，进入了西藏。但在那里只住了很短的时间，没有什么可以叙述的。在海定的一个人、十匹马和三头骆驼失去以后（另一个人由于冻伤，失去了双足），他作出决定，离开西藏，返回到罗布沙漠中的神秘的遗址。到达后，他定出了发掘这个遗址的详细计划，并规定在他的人当中对第一个能找到“任何形式的人类书写文稿”的人给予奖赏的办法。不久，其中的一个人找来了一个刻印着印度文字的木片。然后，他们对每间屋子继续进行发掘。接着又有一个人找见了一张上面有中国文字的纸片。在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写有中文的断简残片被发掘出来了——总共有36件。此外，还找到了120件木刻文件和一条破旧毯子的碎片。这块碎片色泽犹新，上面织有?形图案。手稿之中有一件证实了这里就是楼兰的故址。而且这些手稿还给学者们提供了一幅这个卫戍城市里的令人惊异的亲切而完整的生活图画。这座原来为了保卫中国的西部边境和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而建立的城市，最后在公元4世纪初叶陷入了敌人之手。

    在1224年马可·波罗经过此地时，一度有着行政机构、邮政局、医院和学校这样一个巨大而繁荣的社会已陷入他所称作的神出鬼没的罗布沙漠之下已将近千年之久了。

    从海定发掘的大量木简和纸片中来看，当时居民的日常生活细节，大致和我们今天的相似。这些发现物记录着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对于逃税者的惩罚一直到小学生所涂写的九乘九等于几的这样潦草的笔迹，都记录在木简和纸片上。在他们把沙子清除后的一所房子里，发现那里的门是大开着的。对此海定写道：

    “这一定是在一千五百年前，这座古城里的最后一个居民在离家时所开的门。”

    这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这次在楼兰所发现的文物，连同早些时候在神秘的塔克拉玛干所发现的加在一起，可以说是取得了优异的加倍收获。在这里进行了七天的挖掘以后，他把自己化装成佛教徒，又动身南下，再一次作进入拉萨的打算。

    与此同时，在塔克拉玛干的另一端，另外一个欧洲旅行家马克·奥利尔·斯坦因，也已在丝绸之路上开始了他的三次巨大的考古劫掠的第一次了。这个人和海定一样意志坚决。他的长达16年的远征所造成的结果是，运走了中国中亚细亚的大批艺术作品的手稿。其数量之多足以装满一个博物馆。因此他受到了中国人的咒骂和轻蔑。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把他看成是盗窃中国文化精髓的欧洲人中的罪魁祸首。

源济

第五章 盗宝特使斯坦因

    另一个著名的古物挖掘者伦纳德·伍利爵士（SirLeonsrdWoolley）把那个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走了约有两万五千英里的斯坦因爵士的远征队，说成是“一个考古学家对古老世界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胆和最冒险的突击”。杰出的中亚细亚旅行家和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教授（OwenLattdmore）也曾经把斯坦因称作是“他的同时代人当中的一位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人物”。

    这些发自同行们的赞扬，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在使用最高级形容词时，我们还是郑重一些为好。举例来说，一个作者曾经把斯坦因描绘成为“自马可·波罗以来最最伟大的探险家”，这种说法就是贬低了斯文·海定的成就。关于海定的几次旅行——主要是与考古学有关的旅行——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论述过。的确，考虑到海定对西藏的远征，就地理学上的意义来说，他是一个更伟大的探险家。他俩除了相互尊敬并对于那些只是在塔克拉玛干边缘进行挖掘工作的人表示轻视以外，两个人在很多方面有着相同之处。和海定一样，斯坦因由于在中亚细亚研究上作出了贡献，英国政府授予他以爵士勋号，牛津和剑桥大学授予他以名誉博士学位，同时他还赢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

    而所有这些又不过是他所得到的终身荣誉的一部分。他俩都身材短小而结实（斯坦因身高仅5英尺4英寸），都是单身汉，都写了大量有关旅行的著作，又都活到八十多岁。同时，他俩在年龄上只差三岁，斯坦因稍微大一点。

    然而，在他们之间，有着一种根本的差异。斯坦因是一个光辉的东方学专家。他转而从事探险，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一些理论，亦即在中国遥远的地方，地下究竟埋藏着什么东西这样的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考古学上的探险家”。而受过高度地理和制图训练的海定则纯粹是一个探险家。在这方面，他和伟大的俄国亚洲旅行家普列耶瓦尔斯基（Prejevalsky）更有相同之处。不过，作为一个历史上的探险家的斯坦因来说，他的发现，远比他的敌手们所发现的要重大得多。他的确是中亚考古学上的巨人。

    奥利尔·斯坦因

    他于公元1862年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因为他的父母认为，在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下，这样做会使他前途光明，百事如意。引用他的传记作家珍妮特·米尔斯基（JeannetteMirsky）的话来说：“对斯坦因的长辈来说，洗礼是打开犹太人居住区的一把钥匙并提供……接近外界财富的机会。”他并没有使他们失望，虽然他们没有能活着看到他对于那些财富所做出的无可比拟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坚守他的信仰。当1943年他在阿富汗（那年他已81岁，他计划从该地出发，进行最后一次伟大的中亚旅行）临死的时候，他要求一个英国教会为他举行葬仪。

    斯坦因从他上学时起一直到死，他一生所向往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和他的远程旅行。他几乎费去了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去探查希腊人连同他们的艺术与学术当时进入中亚时所走过的路线，和那时作战的战场。后来，他越过喀喇昆仑要隘，沿着古丝绸之路的东段，又进一步研究了希腊的艺术。斯坦因也许像在他以前的匈牙利东方学者克索玛·戴·可罗斯（CsomadeKoros）和阿密纽斯·范伯格（ArminiusVambery）那样，他为匈牙利人是匈奴族的后裔这种古代的信念下意识地把他吸引到中亚细亚来。显然。他是受了这两个伟大的旅行家的影响和鼓舞的。

    他在维也纳和莱比锡两所大学学习东方语言并在他21岁那年，接受秋品琴（Tübingen）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来到英国。

    最后，这里就成了他所选中的国家。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在牛津大学和英伦博物馆学习古典和东方的考古学和语言学，但是他没有选学汉文——这在他的语言学武库中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这使他在20年以后，在敦煌附近的千佛洞吃了很大的亏。他在英国学习期间，往往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得不中途辍学。比如说，有一次他被征入伍，在匈牙利军队中服役一年，叫他学习野外测量。这种技能后来证明，在他所赖以成名的在中亚的尚未测绘的地区进行工作时，是十分有用的。

    当他的双亲去世以后（他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经45岁），他就从此永远离开了匈牙利而到了印度。在公元1888年，当他26岁时，他在印度拉合尔参加了教育工作。在这里，他成了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父亲的朋友。这个人是“奇屋”也就是小说《基姆》中所提到的那个收藏印度和犍陀罗不朽艺术的博物馆馆长。斯坦因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当时著名的中亚佛教艺术和印度肖像画法。他从拉合尔一直到在这以前欧洲人还未去过的地方，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大量盗窃古物的活动。他在伴随一个讨伐性的远征队到达印度西北的边界地带时，对神秘的般纳尔（Buner）作了一个考古学上的迅速调查。

    不管生活是如何孤寂，有时候甚至在一年或更多的时间里看不见一个欧洲人，但是斯坦因却和他的朋友们一直保持着信件的往还。这些信件，自然是要通过遥远的距离来收寄的，而且还通常是在晚间坐在帐篷里凭借着微弱的烛光写的。然后再由当地的邮递员穿过沙漠，越过高山才能把它们寄走。但是无论他在沙漠里做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写他的野外记录也好，或者后来在克什米尔他的寂寞的帐篷里准备写他的不朽的远征著作也好，他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然而一直到公元1900年5月，在他37岁的时候，他才开始进行越过喀喇昆仑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首次远征。斯坦因在这将近一年的首次远征中，仍然是一个没有正式国籍的人，因为，虽然他已放弃了他的匈牙利国籍，但还没有取得英国的护照（他最后在1904年才获得新的公民身份）。这时，当他听到有一些谣传说，俄国和德国的远征队已经在着手准备，同时又说海定也将到这个地区来等等说法以后，他本想提前出发。但是，要穿越这个政治上敏感的区域，首先必须得到印度政府的许可，另外还必须说服中国人同意他进行这次远征。最后，他不得不请假，自筹经费来进行这一冒险事业。

    在一份呈交印度政府的具有说服力的申请书中，他提出了他的意见。他写道：“从众所周知的历史记录来看，现今和田的领域曾经是古代佛教文化的中心。很显然，这种文化是发源于印度，并具有印度的特色的。”他列举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的一些手写原稿和其他文物时指出：“当地觅宝的人们在漫不经心的搜索中，已经找出那么多。”那么，如果一个欧洲的考古学家，在丝绸之路进行有系统的探索，就必然会找到具有重要意义的古代文物。

    斯坦因的远征得到罗道夫·赫伦勒博士的热烈支持，因为后者是加尔各答势力圈中一个权威人士。他在支持这次冒险事业的一封信中，强烈地论证说，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南部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接着又说：“我们决不容许其他的人得到本来是属于我们的荣誉。”如果他事先预见到这次远征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他可能不会表现得那样富于侵略性。

    除了赫伦勒的支持外，斯坦因还幸运地得到了印度最有权势的新总督作为他的同情者。公元1899年4月，当新总督寇松勋爵巡视旁遮普的时候，斯坦因被派去引导他参观拉合尔博物馆。在参观的过程中，斯坦因向他解释犍陀罗艺术的重大意义。与此同时，他还乘机说了他自己打算去揭开长时期以来关于喀喇昆仑地下所存在的秘密。当时年仅40岁的寇松，自己就已经写了一本关于中亚的书，虽然俄国在那里抱有野心并对于斯坦因说的话感到特别注意。他通知驻北京的英国公使，请中国当局给斯坦因发一张经由喀喇昆仑进入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护照。这张护照连同印度政府对于远征的批准书一并按时到达。中国的公文命令当地的办事大臣要保护好斯坦因。更重要的是要处处给他以方便，不能限制他的行动。

    与此同时，斯坦因也正在为他的旅行作一切准备工作。那时斯文·海定所写的两卷叙述他在塔克拉玛干的发掘经过的《亚洲漫游》一书刚刚出版。斯坦因从这本书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旅行的人们所遇到的一些特殊的问题。他从海定在塔克拉玛干所遭遇到的几乎是致命的事件中了解到，要探索发掘远在沙漠中的遗址，唯一可能的时间是在冬季。因为这是在极冷的条件下，而不是在令人忍受不了的酷热的夏天进行工作。首先，他买了一个北极探险家用的斯托蒙脱—墨菲火炉，用来暖和他的小帐篷。另外，他还在他的小帐篷里边加上一层厚哔叽作为衬里儿，借以抵御严寒。（尽管如此，钢笔中的墨水还是常常凝固，正如海定所曾经遭遇到的那样。）同时他还带着厚厚的毛皮衣，以供睡觉和旅行时用。但是，在平均十年才下一次雨的沙漠中，水是最大的问题。他雇人定做了几个特制的马口铁水箱，每个能容纳17加仑水。这是一头双峰骆驼在沙漠中所能载运的最大限量。但当温度下降到零度以下时，还得用冰块补充。

    斯坦因接着旅行到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他把帐篷建立在海拔一万英尺的摩汗麦格草原上。这里成了他的家，以后来来往往在这里住了很多年，同时这里也是他的几次远征的出发地。在那里，有四个人准备随同他在一起进行探险工作。他们是：廓尔喀人测量员莱姆辛，他是受印度测绘局的派遣来帮助斯坦因进行绘制地图工作的；斯坦因的仆人密若·爱里姆和厨子萨达克·阿克亨（SadakAkhun）；和同莱姆辛担负相同任务的捷克范脱辛。远征队的最后一个成员是叫做“达嘘”的一只小狗，这是他在四次中亚旅行中连续使用这个名字的第一条狗。

    一个月之后，公元1900年5月31日，这个团体离开斯利那加，开始一次崎岖的但是平安的八个星期的艰苦跋涉。他们越过喀喇昆仑，到达了喀什。在一个叫做契尼贝的地方，斯坦因度过了剩余的夏天。这里是乔治·麦卡纳和妻子俩舒适的官方住宅。麦卡纳是一个有着不平常背景的人。他是一个苏格兰父亲海力迪·麦卡纳爵士和一个中国母亲的儿子（这个中国母亲麦卡纳一直不告诉别人，即使对自己的孩子他也不说。1945年他死的时候，登在《泰晤士报》上的讣告，也没有提到她）。他是英国在遥远的中亚情报站的代表。他在那里服务了28年之久。据地理学家们说，这个地方是地球上离海最远的一个市镇。他和斯坦因有着许多共同的爱好，他俩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斯坦因准备再进行远征时，还要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的殷勤好客是传奇式的。“在中亚细亚的每一个旅行者都知道喀什的英国总领事馆，并为它祝福。因为凡是想在中国土耳其斯坦碰碰运气的欧洲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安乐窝和殷勤接待的中心。”这是雷金纳德·斯可堡上校在1933年写到关于在契尼贝由麦卡纳全家所建立的，并由其后继者所持续进行的这种优良传统时所说的话。一直到英国在亚洲最遥远的这个小角落于过去的20世纪40年代最后交还给中国政府时，这种传统才告结束。

    尽管寇松爵士替斯坦因弄到了中国的护照，但是他来到这个政治上敏感、三个帝国交会的区域，再加上俄国总领事彼特洛夫斯基（麦卡纳的主要敌手：政治情报方面的和古物方面的）的种种活动使他所要进行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彼特洛夫斯基尽量向那些对他怀有畏惧心理的本地中国当局教唆说，斯坦因是伪装的考古学者，而实质上他是英国的间谍等等离间的话。尽管这样，在塔克拉玛干炎热开始减退时，斯坦因和他的运输队还是离开了喀什前往他打算调查的古丝绸之路的第一个绿洲和田。因为和田这个市镇，据英国收藏所主要的古书供给人阿克亨（后来发现他也供给彼特洛夫斯基古书）说，是他的古书的来源地。同时他还说，他常常深入到该地周围的沙漠里去进行挖掘。

    尽管斯坦因的朋友赫伦勒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古书，但他对此却深表怀疑。他访问中国土耳其斯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检验这些觅宝者的传说是否可靠。为此，他派出当地的侦察员去搜寻阿克亨的“陌生手写稿”的更多的样品，同时他还亲自去考察阿克亨描绘给麦卡纳听的、以后又被编入赫伦勒报告中的一些遗址。

    同时他也想去访问一下海定所提到的在和田东北的那个神秘的城市“塔克拉玛干”，并在那里进行更彻底的挖掘工作。他还希望在这些绿洲市镇进行调查访问后，他自己也可能发现一些新的遗址。此外，他也希望和莱姆辛一起用平板仪和经纬仪来进行测量，以便填满地图上的许多空白点。最后，他希望跟着7世纪圣地朝拜者玄奘在从印度回国时沿着丝绸之路的南路所留下的脚印，来找出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崇拜过的英雄人物玄奘所描述过的一些佛教圣地遗址。

    斯坦因刚从喀什出发不久，就首先对塔克拉玛干得到了概略的体验。在听到村民们报告说，在沙漠东边存在着一个被湮没的市镇之后，他满怀信心地离开运输队轨道并派出团体中其余的人先行前往。但是他并没有找到那个地方，因为当地人所提供的那个遗址的位置，是极其模糊不清的。斯坦因于是便放弃了在这里的探索，而是转向别处去寻找其他遗址。

    在一本叙述这次远征的《被沙漠埋藏的和田废墟》一书中，他简要地描写了他第一次在这个巨大的中国的沙漠中的遭遇。以后他和这个他所熟识的沙漠又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他说：“有一个沙海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南方，它那波浪似的沙丘看起来很像海洋一样。这些沙丘越来越高，爬起来也越来越困难……矮种马的蹄子深深地陷在松散的沙漠里。每上升三四十英尺，就令人汗流浃背，疲惫不堪。”他们挣扎着越过大约有五英里路的沙丘以后，在一口井的旁边和这个团体的主要部分会合到一起。有人为了保护这口井，不使遭受日益逼近的沙山的侵犯，在它上面盖了一个原木小屋，然而在沙漠表面六英尺以下的水是又苦又咸，简直不能饮用。

    过去运输队到印度和阿富汗所走的路曾经一度在主要的丝绸之路上的叶尔羌分成两条路线。这次斯坦因在到达该地时，发现他的两头骆驼和两匹矮种马全身都出现了溃疡，这使斯坦因感到非常烦恼与焦急。同时，预定在那里应当收到的汇款也没有按时寄来。这样，就得派出一个通信员再走240英里路回到喀什去筹款，又得给牲畜治病，这样一来，就得在叶尔羌滞留一个星期。

    但是使他特别感到烦恼的是，牲畜害病的情况一直不让他知道，结果使溃疡病更加恶化。对此，他如实地写道：“这次的经验一直使我耿耿于怀，无时或忘。从那时起，几乎每天都要对牲口进行一次检查，同时使那些负责装载的人也了解到，雇用运输工具取代暂时不能使用的牲口所花费的钱，要从他们的薪金中扣除。”

    中国驻叶尔羌的办事大臣热情地接待斯坦因。同时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之间对于玄奘具有共同的兴趣。办事大臣为了招待新来的朋友，摆设了一桌包括十六道菜的筵席，吃饭的时间持续了三个小时。斯坦因不习惯使用筷子，人们就给他准备了一把很不像样的叉子。席间，人们向他打听在远离这里两千英里的北京所发生的关于义和团起义的新闻。他告诉办事大臣和其他来宾们说，他所知道的除了外国使节都平安之外，别无所知。当时斯坦因很清楚，他们不会相信他的话的。他们也知道，他之所以对有关义和团的消息只字不提，是他想学东方人的作风，对令人不快的消息最好闭口不谈。他也同样很清楚，使他们内心感到忧虑的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命运，并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这时，他的骆驼和矮种马身上生的疮都治好了。于是斯坦因的团体又沿着丝绸之路继续东行。他们所走的路除了用高山的积雪和冰川融化的水所灌溉过的绿洲周围的那些肥沃的和已开垦的地区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上行走的。在一段路程中，他们发现路旁竖立着木头路标，以免行旅在晚间或者遭遇沙暴时迷失方向而找不到运输车道，如同若干世纪以来，许多不幸者所遭遇到的那样。在他们的左边，在沙尘弥漫中，呈现出漫无边际的塔克拉玛干；在右边，在遥远的地方，那条构成西藏北部屏障的白雪覆盖着的巨大山脉高耸入云。由于事先他已从记载上以及在他以前到过这里的人们对他的提醒，他已意识到，到此处远征是困难重重的。因此，灼热耀眼的太阳以及道路上没脚的尘土并没有使他有什么不愉快的感觉。

    他写道：“当我步行或者骑行在这条到处都是死牲畜的干瘪了的躯壳和白骨累累的路上时，我不禁想到，过去的行旅们也一定是在这条干旱缺水、荒无人烟的路上跋涉前进的。玄奘在归国途中行经此处时，曾对这条路线做过生动的描述。在他之后，到遥远的中国去的马可·波罗和中世纪一些不知名的旅行者也都走的是这一条路。实际上，在旅行的方式方法上，至今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走过小小的斯里兰加（一些破烂不堪的泥屋）和哈吉勃兰加（另一所枯燥无味的路旁驻足站）以后，他们又一次走进了另一个河流灌溉的绿洲古玛（Cuma）的肥沃的园林和田地之中。在古玛与和田之间向东100英里的地方，有一块沙漠。据阿克亨说，那里就是他找到许多古书和手写稿的神秘遗址。就在这个地方斯坦因有机会去证明真理到底在谁手里，看一看他和赫伦勒究竟谁是谁非。事后他写道：“正是在古玛这个地方，我通过对当地的直接查访，使我有可能来检验这些觅宝者所说的话是否正确。”

    这样的查访花了他一整天时间。

    他首先询问当地的老年人和地方官吏，问他们是否知道在古玛周围的沙漠中间曾经有过发现古书的事情。可是谁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由赫伦勒发表的阿克亨的旅行纪录上所记载的古城遗址的名单中，他们只知道其中的两处。因为这两处离古玛很近，斯坦因就骑上马去进行调查。“我骑着马，后面跟着一群情绪热烈的地方官吏和他们的侍从，向东北方向驰去，很快就到了从北面把古玛包围起来的一块高约二十至三十英尺的流动沙丘。”再前进3英里，他来到赫伦勒所叫做的夸雷叩尔马哲。据阿克亨说，他在这里发现一处巨大的绵亘大约10英里的废弃坟场。这个名字译意是“黑湖圣陵”。在这里，所有斯坦因能够找到的是，一个野草覆盖着的含盐分的水池和一座小沙山。在山上耸立着几根木杆，上面挂着些作为还愿用的破烂布条，表明这是想象中的圣徒安息的地方。“阿克亨说，在围绕着圣陵周围的大片墓地里，曾经发现过古代的印刷刻版，但我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斯坦因这样记录着。再前进3英里，他们来到喀拉塔·阿哲绿洲（Karatagh-aghzi）。据阿克亨说，围绕那个地方的是一些废弃了的遗址。在那里，他发掘出许多古书和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在向当地居民详细问到此事时，他们都说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遗址，至于那里有什么发现物，更是闻所未闻。这也不能证明那些书都是伪造的。然而，这却证明了，以和田为基地的觅宝人是一个说谎者，虽然也有可能他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的古物的真正来源，他故意捏造了这样一些遗址。赫伦勒也说，阿克亨可能已发现过一个古代的书库。不过书库在什么地方，他打算保守秘密，不让别人知道。

    在斯坦因的查访暂时结束后，他就于次日早晨离开古玛前往和田，又向东走了五天的路程。其间，他多次离开东路，去调查从各种来源所听到的那些废址，可是结果都使他失望。除了一些陶器的碎片之外，这些一度繁荣的村落遗迹，都因受到若干世纪的风沙侵蚀的影响而消失得干干净净。他考察过在阿克亨的旅行记录中所提到的一两个遗址，但是他认为，就自然条件而论，在那里有幸存的手写稿和书籍的任何可能都是绝对不存在的。他写道：“人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迷恋，以为在那些一度曾经是人烟稠密的村落而后来又变成几乎完全倾颓了的和极端荒凉的遗迹里可能还有为数极少的遗物存在。”

    当斯坦因最后走近驰名中亚的玉器和地毯产地和田绿洲时，他记起了玄奘所谈到的一桩奇异的传说。在离市镇以西大约30英里之处，这个公元7世纪的旅行家注意到有“一座座连绵不断的小山”。当地人告诉他说，这是由圣鼠掘成的山。这些由一位鼠王领导的小生物受到当地人的保护和饲养。据说，这是因为它们咬坏了进犯的匈奴大军的皮制马具和盔甲而拯救了和田的佛教居民。虽然斯坦因没有看见这些啮齿动物的任何踪迹，可是有趣得很，他发现了当代的虔诚的穆斯林旅行者投食给另外的一种神圣的生物吃，那就是养在鸟的寺院里的成千上万的鸽子。斯坦因说：

    “我也从圣地的店铺里，买了几袋玉米散给这飞翔的群鸽。”

    斯坦因和他的运输队在越过了宽约四分之三英里的喀喇喀西或者叫黑玉河的干涸河床以后，就进入了和田的市镇。他在到达此地时，尽量不使当地觅宝者知道，以免那些赝品制造者又为他而开始伪造工作。可是在他到达之后，他立刻就在市镇上的“半职业性觅宝者兄弟会”中组织一个小型的勘探队，作为他的侦察人员。人家告诉他，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地区，就得花费若干时间。所以在此同时，为了画出昆仑这个未发现地区的图形和首次确定和田的确切位置，他就和莱姆辛携带了测量仪器，骑着矮种马出发了。

    一天晚上，斯坦因从山腰上他的营帐所在地俯视几千英尺下的月光照着的塔克拉玛干时，他把当时所见到的用抒情的笔调描写道：

    “在那辽阔无垠的平原里，我仿佛是在注视着在我脚底下的一个巨大的城市的万家灯火。那能是既没有生命又没有人类存在的可怕的沙漠吗？我知道，我将永远不能再看到这种迷人的壮丽景色了。”

    “当冻得发抖的我坐在帐篷里，忙着向远方的朋友们写那些早就应当写的祝贺他们圣诞节愉快的信件时，塔克拉玛干的轮廓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吃了一顿简单的饭以后，斯坦因“向脚下神秘的城市，望了最后的一眼”，就走进帐篷入睡了。

    他在昆仑的测量工作完成后，就从那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的高处搬下来。关于那个地方，他说道：“自然界的极度荒凉，不给历史以留下它的痕迹的机会。”勘探者们在他不在的一个月里，在沙漠中所找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正在和田等候着他的归来。斯坦因不满意地注意到，只有那个和田最有名的觅宝者阿克亨没有来看他。的确，他似乎已经相当迅速地离开了那个市镇。

    但是有一本据说是他经手的古书却送给了斯坦因。当把这本书用水来检验的时候，潮湿的手指轻轻地一接融，就使上面的“陌生的文字”完全消失掉了。不但如此，在斯坦因的有高度训练的眼睛里看来，使人怀疑的是，好像在加尔各答赫伦勒的收藏所里也有这样的书。

    有一个发现许多文物的觅宝人叫做特尔迪（Turdi）的，是一个塔克拉玛干老手。斯坦因对这个人最感兴趣。三十年来，他一直在挖掘这些废址来找寻金子。在他之前，他的父亲也干这一行。

    他拿出几件带有印度婆罗门文字的壁画，一些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是渊源于佛教的用灰泥浮雕的碎片和一张古代的纸片，上面有用中亚细亚字体所草写的婆罗门文字。当斯坦因仔细地询问他是从何处得来这些“样品”时，特尔迪指出，那是在塔克拉玛干远处的和田东北部发现的。到那里要走九天或者十天的路程。

    虽然这个老觅宝者把那个地方叫做丹丹乌利克或者是“象牙之屋”，但从他的描述中，斯坦因相信，这个地方一定就是海定所去过的“塔克拉玛干”。他还意识到，海定在那里仅仅挖掘了短短的一天，就发现了他所要发现的消失了的佛教文明的显著痕迹。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斯坦因，要是进行一次严肃认真而又从容不迫的发掘，将会有多大的收获！斯坦因作出决定，神秘的丹丹乌利克将成为他首次出击这块荒原的目标。这里是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所缺少的整整的一章。为此他立刻进行准备，要在塔克拉玛干度过一冬。

源济

第六章 发了横财的斯坦因

    经过了十一天旅程之后，到达了房倒屋塌、鬼蜮似的丹丹乌利克。其中最后的六天，他们是在冰冻的塔克拉玛干上走的。在白天，温度从来就没有升到零度以上，而在夜间，有时却降到零下十度。即使在生了火的帐篷里，当水银柱下降到零下六度的时候，斯坦因已经感到无法再继续工作了。睡眠也成了问题。他写道：“一觉醒来，发现被子被呼出的热气冻得硬邦邦的。真令人感到很不舒服。”最后，他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就是把皮大衣盖在头上，然后通过袖管来进行呼吸。

    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最后一个绿洲亚脱拔西（Atbashi）村镇上，他征募了三十个劳力，每个人都带有自己的一把锄头。这些人都不愿冒险进入沙漠，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是魔鬼。他们的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由于他们头儿的压力，工资的诱惑和斯坦因所带领的特尔迪及其他两名富于经验的老手对沙漠情况的再三保证，斯坦因终于使他们转变了念头。但是在出发之前，斯坦因给每人发了一件当地所能买到的最厚的冬衣。

    正当运输队越来越深入沙漠时，人和骆驼的脚也在松软的沙中陷得越来越深，这就使得行进迟缓，消耗体力，同时也影响了身上背着重担的队伍的前进速度。结果每小时只能走一英里半，很少能每天超过十英里。但是在圣诞节的前一个星期，他们终于到达了这个“环境特殊、充满着死亡与荒凉”的丹丹乌利克。斯坦因一眼就看出，那些觅宝者早就到过这里。看得见的破坏到处都是（他估计，很可能海定也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由于老练和圆滑而并不这样说）。特尔迪承认他自己来过多次，虽然他还有待于去寻找他真正希望的东西黄金。但这一点儿都没能阻止斯坦因去进行挖掘的决心。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小小的挖掘队没有在这样一个被上帝舍弃了的地方，一次能住上一两天以上的物力和人力。他们只是在露出地面的建筑物中随意挖掘。而把那些被沙丘埋没的遗址则一概留下不动。在这里，从特尔迪能够向斯坦因指出的那些还没有遭到劫掠的建筑物一事来看，可见他对于遗址是了如指掌的。这一点是极可宝贵的。

    斯坦因最关切的问题是，要使他的人们在零度以下的夜间不致因受冻而死亡，尽管他们都穿了厚厚的衣服，他还要到处找寻生火的木材。幸而他在附近的果园里找到了一些。这些木材原先都是这个死城里曾经一度开得繁花似锦的果树，然而中经几百年的漫长岁月，现在都已成了不可雕琢的朽木了。他搭起了帐篷之后，就把骆驼队派到距离这里有三天路程的凯利亚河去。因为在那里有骆驼吃的饲料，可以使它们变得膘肥体壮，准备将来继续走路。

    因为时间宝贵，在次日早晨就开始了他们的挖掘。这是斯坦因多年来一直在等待和计划的一刻。他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要在这里，他的第一个在塔克拉玛干的遗址丹丹乌利克，接受考验。最初，他在靠近他营帐南边的一所矮小方形建筑物的残留部分开始工作。这里，在很早以前，就被特尔迪所发掘过。他告诉斯坦因说，这是一所“偶像的房子”。然而斯坦因所关心的并不是在这第一所建筑物内去寻找文物，而是要使自己熟悉这些圣祠的布局和结构。

    他的自传的作者珍尼特·米尔斯基解释道：“丹丹乌利克是一座课堂。在这里，斯坦因学习了古代的被沙子湮没了的圣祠和房屋的基础知识：它们典型的场地设计、建筑和装点，它们的艺术和佛教徒对它们的礼拜仪式等等。另外他也想用这个遗址作为他的实验室，去找出最合适的方法，用以发掘被像水一样淌着的沙子所湮没的废墟。因为这种水似的沙子的流速之快是很惊人的，挖掘人刚把沙子抛出来，它就又流进去了。在这方面斯坦因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过训练的劳动力以及在考古学上所应当注意的事情、目的和方法……他的方法是，从易到难，从他知道他所能发现的东西一直到他连想都不敢想的发现物。他的方法既是小心谨慎的，又是试验性的。”

    虽然他在挖掘时因小心谨慎，又因这座庙宇以前已遭过劫掠而进度缓慢，可是在第一天的发掘中却找到了许多古代佛教壁画和灰泥粉刷的浮雕。每一件发现物在运走之前，都在原处小心地拍成照片，并用标签详细标明出处。就这样把总共115件文物经过艰难险阻的漫长路途而运往了英国博物馆。次日，斯坦因又转移工作地点，对沙底下八英尺深的一小群建筑物进行挖掘。在这里，同样也找到了一些壁画。不过多数易碎，无法搬走。但是到此为止，除了一小片碎纸外，并没有发现任何手写文稿。可是斯坦因所最最渴望要找到的东西却正是那些带有文字的手稿。因此，他决定像海定那样，对于第一个能发现一份手稿的人，以白银作为奖赏。于是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只听一声激动的欢呼声“卡特”——突厥语“文件”。

    这份手稿是一张椭圆形的古老纸片，上面写着一种非印度语言的文字。证明是一种独特的印度手写文稿形式上的一张单页。这种形式可以把这样的许多单页叠在一起，打上圆孔，然后用线串上。从这个时候开始，手写稿不断有所发现，都是佛教宗教法规的梵文经典。其中的一些是在5世纪至6世纪写的。斯坦因很快认识到，他们所正在挖掘的这所建筑物可能是一座佛教的寺庙，其中有过一个完整的图书馆。

    令人费解的是，这些手写稿怎么会放在一间从其他遗物看来是作厨房用的地方，并且还是在离原来地板有几英尺高的松散的沙子里发现的？这里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它们一定是从上一层的房间——一座小寺庙的图书室——掉落在底层的厨房之内的。而所有上层建筑的种种遗迹，则由于长时间的风沙的侵蚀早已化为尘土。

    公元1900年圣诞节，他开始在他的帐篷东北有半英里地的一群显然是综合庙宇但却充满着沙子的建筑物中工作。这里虽然表现出曾经遭受过觅宝者破坏的痕迹，但是直觉告诉他，如果仔细地发掘，仍然可能会有重要的发现。事情也诚然是这样。首先出现的是木板上的两张画像。几个月之后在英国博物馆把其中较大的一个上面的沙土小心地剥掉之后，可以看出上面所画的是人的形象。可是却把他的头画成戴着王冠的鼠头，坐在两个侍奉者中间。

    这很清楚，画的是曾经拯救过和田的圣鼠之王。

    第二个发掘到的东西是两张碎纸片，上面带着的文字，斯坦因立刻就辨认出来，是在赫伦勒博士的收藏品里他早已见到过的用婆罗门文字所写的一种特殊的草写体。同样的碎片也很快就在干沙子中间挖了出来。他用冻僵了的手打开这些被弄绉了的文件。

    经过粗略地考查，所发现的这些手稿和加尔各答收藏所中所存的与此相似的一种，有着明显的联系。后来，赫伦勒博士也肯定了这一点。斯坦因认为，加尔各答收藏所所存的很可能是特尔迪早年在丹丹乌利克的时候所发现的。后来他对这些褪了色的脆薄的纸张经过详细的检查，证明这是些8世纪官方的和私人的契约记录，其中包括借据和征调令。

    圣诞节那天，也有许多使人惊异的发现，中文文件的发现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由麦卡纳把它翻译出来，证明这是一份要求归还一头驴子的请求书。驴是出租给两个人的，可是经过了十个月以后，他们不但没有归还，反而连人影都不见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请求书上面有着精确的日期——大历十六年二月六日，即当时的公元781年公元781年为唐德宗建中二年。，至于请求书上面的地名，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读法，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指的是丹丹乌利克的原始名称。其他带着同样名称的与此类似的文件早就带到了加尔各答。那些东西，很有可能也是特尔迪发掘出来的。因为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在若干年之前，他在这里曾经找到上有汉文的、看起来和现在的十分相似的东西。当时他都卖给和田的一个买卖人了。

    在那个圣诞节日，要是没有特尔迪，斯坦因的最后一次冒险很可能以悲剧而告终。那是因为，在那天傍晚时分，斯坦因和他的雇工一起步行返回营帐。在一个沙丘的脚下，他拾到一枚中国的钱币，从上面的日期看，是1200年左右的古钱。当时他在那里流连忘返，希望找到更多一些的时候，他们人都朝前走了。后来他追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过了一会儿，当我在暮色苍茫中开始返回的时候，我迷失了路途。后来我在低矮的沙丘中踏着沉重的脚步，大约走了一英里的路程，结果还是没有找到我的营帐。那里既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标记能够给我指路。”当时他意识到了，他完全有可能因为在黑暗中迷失方向而在夜间冻死在那里。一想到这些，趁着还能辨认自己的脚印时，便立即往回走，突然他认出了，在他的帐篷东北有相当一段距离的地方，从沙子中间露出来在几天以前他所见到的古墙遗迹。他写道：“凭我记忆中的这些遗迹的有关位置，我转向右方，沿着我所知道的主要是由西北向东南延伸的沙丘顶峰线，慢慢地向前移动，一直到听见我的喊叫声的人回答我为止。”特尔迪对于他的失踪，感到十分不安。

    所以他就把队里的人分成几个小队，每队两个人，出去找他。“在这次小小的事故之后，我能回到我的帐篷并能喝到热茶，我感到加倍的高兴。”斯坦因以十分含蓄的笔调，写出他的宽慰与感谢。

    第二天，他开始挖掘前一个夜间曾经救过他生命的那些废弃的建筑物。第一个要清除沙子的建筑物是一座小庙。不但在那里找到一些手写稿的碎片，而且还获得许多饶有趣味的壁画和画着图的木板。然而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在第二座建筑物底层室内所挖掘出来的文物。这里，他们从干沙中挖出一个小窖，其中充满着很整洁的用汉文写的手稿。一部分手稿由于以前若干年来的湿气，已经腐朽不堪。可以想象，在这个市镇的水源于最后干涸之前，这些东西，一定是遭到由屋里的泥地所渗出来的湿气的破坏。

    幸而其余的还保存得很好。这些都由当时的两位著名汉学家爱德华多·查万斯（EdouardChavannes）和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SirRobertDouglas）译成了汉文。其中两份是私人的小借据——一份是借钱，另一份是借粮——从文字上看，是一个护国寺的僧人名叫秦英的立下的。上面都写着借的人和担保人的姓名。同时附加申明说，愿以他们的家庭、财产和牲口作为抵押品，两张文契写着相同的年代：782年。

    正如斯坦因所指出的那样，这座寺庙的中国名称（“护国”二字是保护国家之意）和记录在第三个文件上的主持僧的中国姓名来看，“该寺庙是属于哪个国家的，一望便知”。可是紧接着他又附加一句说：“但从借东西的人和担保人的名字来看，支持和资助该寺庙的人们，却并不是汉人，这是很明显的。”对斯坦因来说，这些文件的价值，是在于它们记录了一些细微的琐事。他解释道：

    “这些在性质上并不重要、在尺寸和内容上亦无重大意义的文件，绝不可能在上述建筑物最后被废弃以前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就存在的。”所有文件的日期都是从782年到787年。这样就可以推测，大约是在8世纪的末叶，丹丹乌利克才陷入沙漠的。

    就在地窖里发现有一卷文件的那座同一建筑物中，斯坦因还找到了三块画得十分优美的木板，在其中的一块上，画着一个人骑在一匹马上，另外的一个人是跨着腿骑在双峰的骆驼背上。当他擦去上面的沙土之后，他立刻认识到它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意义。

    诚然，这正是他一向所要找寻的证明他的理论正确性的最清楚不过的证明。不单是它的画法和构图表明了7世纪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家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这种把印度、波斯和中国的影响十分清楚地“混合”在一起的画法，又提供了西域艺术当它缓缓东进的时候，如何逐渐形成的一个极好的绘画范例。

    斯坦因在描绘这幅精致图画时这样写道：“这匹马的骑手，年轻英俊的面孔具有中印两国的混合特征，长长的黑发在头顶上结成一个疏松的抓髻……踏在马蹬上的脚穿着一双毡底高筒黑靴，很像现今在中国土耳其斯坦有钱的人们仍然穿着的那种……腰带上挂着一把几乎是笔直的长刀，刀的式样看起来很像早年在东方的波斯和其他回教国家所使用的那样。”在谈到马具和服饰时，他说：“在公元八世纪的土耳其斯坦和一直到今天还流行的马饰中，再也没有比这张画上画得更准确的了。”

    斯坦因在丹丹乌利克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共发掘了14所建筑物。他对该地的地址也作了仔细的调查，并观察了它的幽灵似的花园和有白杨树的林荫道。这些树的瘦削而碎裂的树干有一半湮没在沙漠中间。在这里到处都有古代灌溉渠道的痕迹，“显然，渠道的型式是仿照现今仍在中国流行的那种式样”。他作出结论说，丹丹乌利克并不是由于突然的大灾难而放弃的。对此他作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是由于政治上的动乱，以致忽略了公共的灌溉系统——没有这个，生活就无法维持——另一种可能是多年来水流枯竭，使得居民们除了离此他去，别无抉择余地。他提出他的看法时说，从所有考古学上所得到的证据来看，都指出这是一种逐渐的衰落，而不是像有些当地的传说那样，说什么这个一度繁荣的运输队市镇是遭受了像所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两城市的命运而被放弃的。Sodom和Gomorrah二城源出《圣经》，系指罪恶之地。

    公元1901年1月6日，在付给了劳工们工资之后，斯坦因带着满载珍宝的队伍，越过沙漠，东往凯利亚河，意欲逆流而上，前往凯利亚绿洲。他长期以来对于塔克拉玛干的丹丹乌利克所怀抱的信念最后终于得到了证实，他写道：“在我向那些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三周的静寂的沙丘告别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这些沙丘所保存下来的许多奇异的废墟中，已经挖出许多东西，这样它们都回答了有关这方面所提出来的大多数问题。同时在我多次走过这些隆起的沙浪时，我对它们那种单调的景色已发生了喜爱。

    在我到此以前，千年以来，丹丹乌利克一直陷入孤单静寂之中，无人过问；在我走后，它仍将一如往昔，默默无闻。”在到达河流以前，他们要越过一系列沙山，其中有的高达150英尺。最后，他们到了河冰耀眼的凯利亚河。由此再转而向南朝着比较现代化的凯利亚绿洲走去。在那里，斯坦因希望能知道邻近的其他废墟。

    对于一个想把一生的精力和时间只限于一个古城遗址的现代考古学家来说，像斯坦因那样刚刚挖完一处又迅速地转移到另一处的考古方法，实在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必须记住的是，在他的那个时代，科学上的考古学，还是处在它的幼年时期。不但如此，在这样条件极端恶劣的区域进行发掘，只能是越快越好，因为他们的时间是受到他们所能携带的供给品的限制的。更进一步说，斯坦因不像德国考古学家士利曼（Schlimann）那样，拥有巨大的私人财富作后缓。相反，他只能从官僚们手里勉强挤出一点钱来作为他远征的开支，而且在回去时，还必须向他们证明这次远征并不是空劳仆马，毫无所获的。另外，他又是一个现职的公务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原职，所以时间是很重要的。只有把问题尽量说清楚并表明在塔克拉玛干可以找到惊人的东西时，他才可以希望在未来的远征中能得到支持。

    这个旅行队在凯利亚停留了五天。在这里，斯坦因的狗“达嘘”成了当地狗群的敌人。斯坦因写道：“这给我们增添了许多麻烦。它一直用它那突出自己的行为和态度向村庄里的大狗挑衅，而我们又不得不保护它不受大狗的侵害。”他们到达后的第二天，通过在当地的访问，斯坦因听到了在尼雅（古丝绸之路东部的第二个大绿洲）北面的沙漠中，有另外一个毁灭了的城市。这是一个老年人所证实的。他说，大约在十年之前，他亲眼看见了这些半埋在沙漠中的古老废墟。

    1月18日，斯坦因出发前往尼雅。他写道：“在市镇之外不到两英里，我们又走进北部大沙漠的外缘荒凉的沙滩里。”在它本身就是一个古代绿洲的尼雅，正在他们准备要去调查在这里以北约有70英里的那个年湮代远的古城遗址时，他意想不到地听到有人说，这个地方确实是存在的。他队里的一个人在和一个村民聊天时，这个人说他所收藏的那两块刻着字的木简，就是从那座古城得到的。

    经过考察，证明这些是用卡洛西提文（Kharoshthi）卡洛西提文（Kharoshthi）：起源于闪族语系中的阿拉米亚语，约于公元前3世纪后演变为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语。从那时起至15世纪中叶，一直在印度西北部使用。书写的。这种文字是纪元前后几个世纪流行在印度最西北部的一种古代草写体。通过进一步的询问，这个人说，那两件东西确定是前一年他在那里挖宝时在一间倒塌了的房子里发现的。当时他发现了好几块这样的木简。他扔掉了一些其中包括给斯坦因考察的这两件，又拿回来几件，其余的都给孩子当玩具了。斯坦因给这个又从路旁找回来已被扔掉的这两件文物的人以优厚的报酬。当最先发现这种东西的名叫伊勃拉海姆的这个人，在接到这样的优厚报酬时，感到十分懊悔。但是，斯坦因向伊勃拉海姆表示，要他充当向导人。

    并做出保证，如果他能带他们到达他以前找到木板的地方，就给他以丰厚的奖金。斯坦因同时又对自己的人说，要密切注意这个人，以免他改变主意，乘机溜走；他也可能为了把这个财源据为己有，而不告诉他们。斯坦因解释道：“要瞒住他我所十分重视的木简的价值，是不可能的。……后来他似乎非常悔恨那时他没有把那些木简全部挖出带回。”

    沿着冰冻的尼雅河向下走了五天之后，被白雪覆盖的闪闪发光的昆仑已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了。这时这个团体首先望见的是看起来和丹丹乌利克那种幽灵似的建筑物无大区别的两所颓塌了的房屋。斯坦因很快就意识到，从这个遗址（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尼雅，虽然远在现今同名市镇的北方）的一些雕刻得十分良好的木简风格来看，它要比上次见到的那个遗址更古老一些。他在发现木简的那间屋子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早期的犍陀罗影响。

    在第一天终了时，斯坦因知道，伊勃拉海姆没有把他们带错地方。仅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就发现85块上面有雕刻文字的木简。随后在清除了沙子之后，在其他屋里，发现了更多，而且大部分都保存良好。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是木制的，因为在那时候，纸还没有从中国（那里是在公元105年发明的）传入土耳其斯坦。这些木简都是楔形，长度7至15英寸，用线索成对地联在一起。卡洛西提经文朝着里面。黑色的墨水，鲜明如同才写成的一般。看起来很像现代的信封，外部表面只带着一条简单的正文，表明是收信人的姓名地址。还有一些木简，带着陶土的封印。有关这方面的秘密有待以后再研究。斯坦因那天晚上在他的帐篷内，仔细考查了几份这种神秘的文件之后，断定这些东西可能是用早年印度的泼拉克力脱（Prakrit）语言写的官方的命令和信件。但用的则是卡洛西提的书写体。

    斯坦因现在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在他们到达这里时所首先经过的两所房子上。其后几天，他的那些在人力上得到邻近村庄增援的雇工，从房子中间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古物，其中包括一只雕刻很美丽的凳子，这东西今天在英国博物馆内还可以看到。在这里和其他房子里所发现的东西中，有一只古代的捕鼠器、一个鞋楦、一根结实的手杖、吉他的一部分、拉开了的一张弓、另一只雕刻的凳子、一片上面有精致的几何图形的颜色和谐的地毯以及许多日常家用器具。然而，正如在丹丹乌利克那样，斯坦因发现的是一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而不是有内在价值的东西。看起来，这个遗址似乎是逐渐撤离的，而不是什么突然灾难所造成的结果。

    因此居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来搬走他们有价值的东西。显然，当地觅宝的人们并没有想到有这个可能性，他们所一直希望的是能在这些废墟中找到突然被放弃的黄金或者别的有价值的东西。

    当发掘这两所孤立的屋子的时候，斯坦因突然意识到，他正是站在一个古老的花园中间。现在仍然可以看到从沙子中露出8至10英尺的已经死去了若干世纪的白杨树干所组成的人行道和小型广场。他写道：“我带着一种奇异的感觉，几乎完全失却了时间的观念，走在两行草率竖起的篱笆之间的乡村小道上。而这种小道和在十七个世纪以前的，又几乎无大差异。沙子底下除了白杨树干，挖掘的人们又找出许多果树的残株，包括苹果、李、桃、杏和桑。这些树是他们从自己村里所有的对照着一一辨认出来的。”

    接着，斯坦因把他的工作转移到离他的营帐以北两英里的地方。

    因为在那里他已经看到了有六座多废弃的建筑物，分布在几英里方圆的地面上。他发现在一座颓败废墟的沙面上，散布着许多木简，上面刻印的文字已为太阳晒得脱了色。他决定在此地发掘。很快就翻出了一块上有汉文的木片。他立刻就意识到，他所发掘的是一个古代的垃圾堆。斯坦因后来写道：“在三整天的挖掘工作中，我呼吸着难闻的气味。经过这么多世纪之后，这气味仍然辛辣刺鼻；与此同时，我还吞下了大量的古代微生物，幸而它们现在都已变成死了的东西。”尽管扔在泥坑里的都是些破碎的陶器、破布、稻草、皮革的碎片和其他一些气味不太令人恶心的废物，但他却发现了一层又一层的上面有文字的木简。

    斯坦因不顾冻僵了的手指和凉风刮起的恶臭，把从每层沙土里挖出的每一片都作出详细的记录——总共大约是200片。尽管这是一种令人厌烦的工作，但对于为编写这些文物的年表而从事翻译其文字内容的人来说，都是很必要的。除了木简之外，他还找出了两打折叠好的写在皮革上的卡洛西提文件。他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公文，而且大多数都标明了日期。但是使人感到遗憾的是，上面只有月和日的记载，而没有年号。

    还有一定数量的木简，像他第一天找到的那样，都带着陶土的封印。在弄干净其中第一件的时候，斯坦因惊异地辨认出上面画的正是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形象。她带着主神宙斯的帝盾出现在闪烁的雷电中。其他封印同样描绘着希腊诸神，包括一个站着和一个坐着的爱神厄洛斯，大力神海格立斯和另一个智慧女神雅典娜。有一些画着具有野蛮人特征的男人和妇女的头像，但都是用古典的风格绘画的。在这里所得到的最有力的证明是，西方的肖像画法是如何地沿着丝绸之路向东方发展，一直伸入到中亚细亚的遥远角落里。有如象征这种东西方的艺术融合一样，有一个木“信封”上居然有两个封印。其中之一，从它上面的汉文来看，是属于负责管理在这以东很远的罗布区域的中国行政官吏的；另外画有头像的一个，可以清楚地看到，是用西方古典的形式刻划的。

    今天仍然为学者们所研究的这批被埋藏的丰富的文件，包含有给地方官吏和治安人员的报告和命令，其中有控诉书、传票、守法或逮捕命令、劳役名单、账目以及与这个长时间死亡了的社会有关的日常事务等问题。整个这些文件所使用的语言，如斯坦因所推测，是用卡洛西提手写字体所写的一种早年泼拉克力脱的语言，至今在印度还没有发现这种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早期文件。它们的发现，更进一步证实了，玄奘所记录的同时也在西藏经典中所找到的有关当地的传说，即和田地区在耶稣基督降生前大约两个世纪，被从塔克西拉（Taxila，在今巴基斯坦境内）进入的印度人所征服和统治。他们所找到的大量钱币是在后汉——纪元220年崩溃——时代铸造的，同时还找到一份相当于公元269年这样附有精确日期的文件。当时正是晋武帝统治“西域”的时代。斯坦因从以上这些得出结论说，这个地址的废弃是在这个时期之后不久的事。他写道：“巨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骚乱迫使中国的权力从这些地方向后撤退，这就使得人们把最后放弃这一地方直接或间接地和骚乱联在一起了。”

    虽然此地还有许多湮没的建筑物仍然会提供它们的秘密，但斯坦因和他的雇工在严酷的塔克拉玛干冬天连续挖掘了16天以后，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因此。当人们被派出去寻找潜伏在沙丘底下的尚未发现的建筑物时，无不是空手而归，一无所获。而斯坦因对此也毫不感到奇怪。“因为他们的显而易见的理由”，他是了如指掌的。但是随着沙暴季节行将到来，他认识到，这又到了再继续前进的时刻了。因为他在尼雅听说，在丝绸之路更远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遗址。他打算在最后带着珍宝回国之前，把这个地方也探索一下。

    2月13日离开尼雅遗址，他越过沙漠朝着东边的安迪尔河前进。这是另一条以冰雪为源的流入干渴的塔克拉玛干的河流。他们前往的这个新址，据说是在这条河的很远的河边上。一周以后，在到达并越过这条冰冻的河流之后，斯坦因发现，在他面前出现一个他十分熟悉的景象——成排的远古的木柱耸立在沙漠中。它们显示着在这孤独荒凉的地方曾经一度存在过繁荣的社会，此外，围绕着一些遗弃的建筑物的是一座巨大的土墙，高约17英尺，底部宽约30英尺。墙的顶都矗立着一座用砖砌成的胸墙。这就使这堵墙又增加了5英尺的高度。显然，这是为了防卫而构筑的，但是防卫谁呢？正当斯坦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挖掘工们从大约120英里之外的尼雅来了。这次和平素一样，他们精打细算的计划又得到了报偿，这就使他有可能立刻再投入工作。在以后的七天里，进行了紧张的发掘工作。从清晨开始，凭借着营火的亮光一直干到深夜。

    为了清除一度坐落在这古老围墙之内的佛教庙宇的残迹，费去了将近两天的时间。斯坦因发现，在这里发掘出来的与活人同样大小的、破碎了的灰泥塑像上的文字，就是为后来学者们所确认的已知的西藏文字中最古老的标本。后来在伦敦经过详细的考察，证明那些写在坚韧的黄色纸上的文字是佛教的经文。在邻近墙壁上，他同样发现了用藏文写的拙劣的文字。他还小心地对这些东西拍了照片。

    另一个用汉文刻印的文字却使人迷惑不解。它记录了在719年一个汉人官员来访。可是在70年之前，当行脚僧玄奘在此地的10天行程中，他报告说没有见到有人烟的地方。然而就在斯坦因现在正在发掘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安迪尔）玄奘却叙述说，那里有一所废弃的村落。斯坦因为弄清这个秘密，他后来访问了这个遗址。他在一个古代的垃圾堆里发现的证据表明，已经废弃了几世纪的安迪尔，在玄奘走后，又被汉人占领了。在这里之所以建筑了四周围墙，显然是为了使好战的吐蕃人陷于困境。在围墙之内所发现的那些吐蕃人的拙劣文字，证明了中国历史所作的记载，即在8世纪末叶，凶猛的吐蕃人最后从这里把汉人赶走了。

    斯坦因已经到达了他首次对丝绸之路的旅行的最东地点安迪尔。这时他对他所发现的和学到的东西，于满意之余，感到现在应当是启程回国的时候了。但是他并不着急，打算在回国途中还要访问几处他原来想要访问的遗址。在凯利亚他就听说，在绿洲之间谣言四起，说他在访问过的沙漠城市中找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据说，他的骆驼满载着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正在往回运送。幸运的是，斯坦因使当地的中国办事大臣相信，他的“宝物”除用古老的卡洛西提文所写的一些文件外，别无其他。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喀拉同这个毁灭了的市镇。该市坐落在塔克拉玛干远处的凯利亚河河口上。斯坦因从海定写的《亚洲漫游》这本书里早就知道这个地方。他们在旅途上经过一段艰苦的跋涉，才到达那里。当时沙暴已开始肆虐，路上风沙四起，尘土飞扬，即使戴上护目镜，也无济于事。在这天昏地暗看不清路线的时候，斯坦因一面设法躲避风沙，一面派遣当地的向导前往找寻废墟。不久，一个向导带着一片古旧陶器回来，说是那个废墟是在离这里有3英里远的西边。但是这个叫做喀拉同的地方是很令人失望的，因为斯坦因和他的雇工们虽然在这里连续挖掘了两天，但除了看见一些小量的腐朽的小麦、大米、燕麦和一种可以作胶合信封用的当地的麦粥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毫无所得。像这样的失败，对他来说，是为数不多的。在这里的大多数建筑物在还没有被保护性的沙漠所吞没以前，老早就被他所叫做的“腐蚀力”全都摧毁了。

    斯坦因在叙述他的第一次丝绸之路的远征时所写的《被沙漠埋藏的和田废墟》一书中提到，若是把喀拉同描绘成一个古城，“那只能是想象中的古城，而不是考古学家所认为的古城”。这种说法在海定听起来会感到这是对他的一种轻微的挖苦，因为这是海定叫斯坦因走这一段毫无所获而又令人不愉快的道路，来到喀拉同的。但当斯坦因考虑到他应当对海定怎么表示感谢时（从丹丹乌利克开始），就感到他前面的那种说法多少有些刻薄和不礼貌了。他的容易发火的脾气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在下一个引人注意的遗址拉瓦克（Rawak）将会使他得到补偿。

    正是在离开喀拉同的时候，送信人送来了麦卡纳的信，简短地通知他维多利亚女皇逝世的消息。虽然他还不是正式的英国人，可是他已经是帝国的忠实奴仆。他称维多利亚女皇为“我们的女王陛下……从她开始向海外扩张以来，已经成为英格兰最伟大的统治者”。斯坦因接着说：“当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的两名印度随员时，他们一定会像我一样，对女王的逝世表示由衷的哀悼。”

    位于和田以北沙漠中的拉瓦克是“大厦”的意思，但是他的向导人则干脆把这个半埋在沙漠中的地方叫做“一所老房子”。但是斯坦因一眼就看到，这是孤立在沙丘中的一座巨大的印度塔，这是他迄今为止所见到过的最庄严的建筑物，它的大部分埋葬在大约25英尺深的沙子底下。但是可以看到露出地面的其余部分。在地面上，到处都是被当地挖掘金银的觅宝者所抛弃的巨大的灰泥粉饰的佛像头。斯坦因在看到这些时大为惊异。在他意识到这是一处具有重大意义的遗址的同时，便立刻派出一个人到最邻近的村子（大约一天的路程）要求火速派来劳动工人。

    在连续的九天里，斯坦因和他的雇工们发现了成排的巨大的佛陀和菩萨的塑像。他们从沙丘中一共挖出了91尊这样的塑像，另外还有许多较小的侍从者神像以及一些小型的壁画。斯坦因感到十分遗憾的是，那些比活人更大的塑像，由于尺寸和条件的关系，均无法搬走。他知道，即使能在这里找到特制的箱子，要把这些高大而精美的雕塑品一路安全地运到印度或者欧洲，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能满足于为它们拍摄照片，记录下它们精确的位置，借以表示它们和犍陀罗的早期作品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斯坦因把他辛勤地从塑像四周挖出来的那些沙子又认真负责地搬回原处。他写道：“这是去完成一项使人伤感的任务。不知怎地它使我回想起一次真正的葬礼。同时在这次复埋工作中，我几乎不忍心去看那些被我挖掘出来的偶像一个接一个地再一次回到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埋葬着它们的沙漠棺材里去。”他为保存这些在极端荒凉的地区里已经存在大约有1500年的惊人艺术作品所做的一切努力，结果都失败了。斯坦因希望，有朝一日，和田要有它自己的博物馆并在它的保护下来收藏这些塑像。但是在五年之后，当他重来此地时，使他感到极大失望的是，他发现有一个中国的盗墓集团已经访问了这个印度塔，并粉碎了所有那里的雕塑，因为他们认为在雕塑的内部可能藏匿着珍宝。

    斯坦因在中国土耳其斯坦的第一次远征，到此最后结束了。

    虽然还只是四月，但由于沙漠中的炎热已经不可能在那里继续工作。但是在他带着他的骆驼和矮种马驮载着艺术作品和历史文件出发回国之前，他还有一件工作要去完成。这件工作的结果，在东方学者之中，引起了很大骚动。尤其是使其中的一个人，感到十分难堪。斯坦因冒着强烈的沙漠高温和使人窒息的沙暴，向南走往和田。

源济

第七章 伪造手稿被揭穿

    斯坦因决定，在他还没有携带他的珍宝返回万里迢迢的伦敦之前，他将对阿克亨进行一次彻底的揭发。现在他已阿克亨经掌握充分的证据，可以给这个和田猎宝者加上骗子的罪名。这是因为，就是在他自己的发掘中，也从来没有发现过用阿克亨那种“陌生文字”所写的东西。但尽管如此，还不能确定无疑地证明他的“古书”都是赝品，或者说他是一个骗子。这里只有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斯坦因像他所说的那样，必须和这个在“他的创作上曾经引起欧洲学术界极大重视”的人，进行面对面的质问。他首先取得了友好而有学问的中国驻和田的办事大臣潘大人的信任。“阿克亨为了逃避罪责，可能设法逃跑。”接下去他又写道：“因为时间紧迫，我注意提醒这个有学问的官员，有必要采取迅速而谨慎的行动。”

    公元1901年4月25日清晨，在邻近一个村庄靠行医来过冬的阿克亨被办事大臣派去的人带来了。他是出其不意地被逮捕的。

    逮捕后他走在前头，跟在后面的斯坦因带着从他的住处以及和田他的家里找到的一捆杂色的纸张。斯坦因看到了在这些用人工褪色的纸上面都有现在他已很熟悉的“陌生文字”。这是他早就意料到的。尽管罪证确凿，但阿克亨还是在进行抗辩，认为他自己完全清白无辜。斯坦因写道：“对于这个反复无常的人的审查，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经过两整天的时间，我感到很有些像印度法院的气氛。”阿克亨的辩护是，他只是把这些手写稿卖给麦卡纳和在喀什的另外几个人。这是因为在和田的一些人托他卖的，同时他们还说是在沙漠中找到的。这些人有的死了，有的在逃，他们的话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当他意识到，欧洲人是如何急切地要得到这种书的时候，他要求他们去多多找一些。“如今，他感到伤心，留他一个人单独承担骗局的责任——假如真是骗局的话。”斯坦因补充说。

    阿克亨举出，使他陷于困境的负有责任的人是泰利和狄克，他们已经分别逃往叶尔羌和阿克苏去了。至于第三个人，可能已经死了。斯坦因觉察到，“这是一块在法律上确实有过不愉快经历的阿克亨为保护自己所精心设计的挡箭牌，而同时他还顽强而谨慎地死抱着这块挡箭牌不放”。因为一度摆着麦卡纳代理人的架子讹诈勒索村民的阿克亨，曾受过拷打和监禁。还有一次，他因伪造当地一位有身价的绅士的笔迹而骗取钱财，曾罚他带上沉重可怕的中国木制枷锁，使他无法自己进食。

    在斯坦因开始进行他所说的他的“奇特的半文物半司法的审问”之前，他给予阿克亨以他的个人保证，就是说他不打算在办事大臣的法庭上追查这个问题，“因为我清楚，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这样的步骤将会导致采取说服的一些最有效的手段，那就是严刑拷打”。斯坦因接着说：“这样做，我当然是不赞成的，同时他的最后供认对我也没有任何价值。”那么他怎样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供认呢？斯坦因还有他的最后一张王牌——赫伦勒的报告。

    阿克亨在他的抗辩过程中否认曾经到过据说是这些书的来源的任何地方。他说只是他的三个供应书的人去过那里。他仅仅是把这些遗址连同发现物，详细地告诉了最后的购买者。至于麦卡纳所细致记录下的有关在这些觅宝的远征中他个人所扮演的活生生的角色这一点，他根本不知道或者早就忘却了。可是有关这些描绘是赫伦勒逐字逐句地抄录在他的报告中的。因此当斯坦因拿出这份报告并开始大声朗读时，阿克亨大吃一惊。他万万想不到，他在若干年前所编造的故事竟能有人记住，并且还永久性地记录在官方的文件中，而今天却又用来对付他自己。

    现在，阿克亨的辩护开始失败了。他退却的第一线是，他承认曾经看见三个人在一处废弃的神殿里制造古书。最后，他又代他们把书卖掉。但是他觉察到，这时他正站在对于自己过去的谎言知道得一清二楚的斯坦因面前，于是他就只得供认不讳。到后来，把每一件事都承认了。他告诉斯坦因，在1894年以前，他只是经营钱币、印章和其他一些古物。这些东西都是从和田周围的村庄得来的。但是后来，他听阿富汗商人们说，有些绅士先生们拿很高的代价来买特尔迪和其他一些在丹丹乌利克出土的古书。

    于是他决定也干这一行。斯坦因写道：“但是冒着肯定会出现的困难去探访那些极阴郁的沙漠中的废址，而同时又只有很小的机会能在那里找到东西，这样的事对于阿克亨这样一个惯于投机取巧的人来说，是不会有多大吸引力的。”因此，他产生了自己写古代手稿的想法。

    此后不久，他和至少另外一个合伙人，就在他们的小工厂里源源不断地生产这种手稿了。他们最好的顾客是两个相互之间各不相让的死对头——麦卡纳和彼特洛夫斯基。他俩都迫不及待地买这些东西。麦卡纳尤其是如此，因为按照加尔各答给它在中亚各代表的指示，是要他们尽量多弄些古物的。就这样，一方面阿克亨和这个英国人拉关系，另一方面他的伙伴之一伊勃拉海姆就给俄国人供应手稿。伊勃拉海姆一知半解地懂些俄文。事后发现，在这个邪恶集团所创造的“陌生文字”中，从形式上看，有些很像俄文字母的样子。诚然，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却推断，这种看似西里尔（Cyrillic—Looking）的字母是原始古代的希腊字母。斯坦因很想与阿克亨同时审问伊勃拉海姆，但是后者一听到阿克亨被捕，就偷偷地从和田溜走了。

    这个伪造者的首次手写稿是在公元1895年生产和售出的。阿克亨告诉斯坦因，最初他曾经尝试仿造从丹丹乌利克找出来的用婆罗门文草写的真正手写稿。诚然，在这方面，他和他的同伙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有许多这样的东西已成为欧洲大博物馆的收藏品了，而在那里的学者们又对这些一直在抓耳挠腮，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这个工厂十分兴隆，伙伴们也充满了信心。斯坦因在《被沙漠埋藏的和田废墟》一书中写道，阿克亨很快觉察到，既然他的“书极易脱手，尽管买它们的欧洲人没有一个能读懂这文字，也没有一个能从古老的手写文字中把它们辨认出来，那么，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自找麻烦仿制真正的断简残编中的文字了”。因此，他的每个伙伴都被容许发明各自的“陌生文字”。

    斯坦因接着又说：“这就说明了，何以这些形形色色的手写体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分析一下在英国收藏品中所存的这种原稿，在一个时间内，至少出现了十二种之多。协助辨认这种‘陌生文字’的东方学专家们对此还不能十分肯定，也失去了信心。”

    阿克亨和他的同伙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满足不了这种伪造品的需求，因为制造这种东西既耽搁时间，又要小心处理，因此他们决定利用手头唯一的工艺学——刻版印刷，来提高生产。在公元1896年，他们的第一批用刻版印刷的书问世了。他们的事业是这样的成功，竟使赫伦勒博士在1899年他的学术报告中把其中的45本加以充分的描绘与阐述。斯坦因写道：“这些东西在一再变化的形式中，在字体上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新花样，而且在尺寸和厚薄上也常常是很壮观的。”

    在他的辩解最终失败以后，阿克亨就把斯坦因想要知道的关于在中国遥远的角落里，这个奇特的小工厂是怎样工作的，以及这个工厂的出品又是怎样长期地欺骗了赫伦勒和其他学者们等等，都一一地告诉他了。斯坦因写道：“事实上，关于我所感兴趣的东西，他都谈得津津有味。”他对斯坦因说，他们用的纸就是从当地买来的。买来后，再用当地的一种树木所制造的染料把它们染成黄色或者淡棕色。一旦在上面用手写上字或者印上字以后，就拿来悬在火上，“以便通过烟熏使其变成与古物相适合的颜色”。斯坦因说，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时不够注意。因为在加尔各答的收藏所中，他看见有些书有烤焦的痕迹。可是，即使如此，也未引起赫伦勒的注意。下一步是把这些活页装订在一起。就真实性来说，他们的装订方法，无异是给他们自己宣布了死刑，因为他们在装订时是赤裸裸地摹仿欧洲书的装订方法，特别是后来“发现的书”。结果就是这样的异常现象也没有使麦卡纳、彼特洛夫斯基、赫伦勒和其他的人注意到，他们是受了蒙蔽的。最后，在把这些东西带到喀什卖给毫不怀疑的买主之前，又把这些赝品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最细的沙子彻底涂抹一下，使他们看起来好像是从被沙漠湮没了的遗址中找出来的那样。斯坦因后来记述说：“我很清楚地记得，在1898年的春季，在我检查克什米尔一个收集者的这些伪造的刻版印刷品之前，我首先要拿一把刷衣服的刷子，把每一件都刷一下。”

    斯坦因已经决定，不要求给予阿克亨以任何处分；同时还把他的这个决定也告诉了阿克亨，以便使他能够作出老实的交待。

    但无论如何，他觉得在谴责这些半文盲的伪造者的同时，也应当谴责那些抢购仿造品的人，因为他们是那样热烈而又不加鉴别地来抢购这些东西，就是于无意中鼓励了那些骗子们。斯坦因在《被沙漠埋藏的和田废墟》中，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但他所责备的显然是他的朋友麦卡纳和俄国的彼特洛夫斯基。当他想到赫伦勒和其他学者们在这些分文不值的东西上花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时，他感到内心窃自庆幸，庆幸的是阿克亨终于受到了中国当局的法律制裁，尽管这是为了他的其他犯罪行为。

    然而斯坦因显然又被这个著名而有胆量的流氓所吸引住了。

    他写道：“在这些方面，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机智灵敏而又幽默诙谐。”斯坦因接着说：“他对于忠实的老特尔迪说的那些诙谐风趣的妙语，使我觉得非常有趣。他在引证特尔迪说过的‘在沙漠中什么也找不到’这样一句话时，接着就以这句话为根据，用他那滑稽而又不伤人的口气说：‘这个老家伙就是说这句话的活宝……’”斯坦因接着叙述说，阿克亨看到他自己的手制品在赫伦勒的报告中用照相版复制得那样精美，给他以极深的印象，同时他急于知道，这是怎么搞出来的。斯坦因补充说：“我毫不怀疑，他充分认识到，这正是城市技艺可能提供的——进行新骗局的良好机会。假使他能够看到像我在几个月之后所看到的、他的一部分用优美的摩洛哥皮装订的刻版印刷经典手稿，在一所宏伟的欧洲图书馆里受到无限尊崇的时候，那他将会感到多么的骄傲！”

    斯坦因急切地想得到一些伪造者们用来生产他们的书的木版。特别是其中的一块能印出与伪造品中完全一样的一页，因为这样对有关阿克亨的故事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正在斯坦因盘问期间，阿克亨是被关在办事大臣的一个拘留所里。现在把他释放出来，叫他再去找一些。但是在次日早晨，他只从他家里拿来一件。有关他的丢脸的话，很快就在和田的集市上传播开了。他发现现在所有的人都把他拒之于门外，尤其是那些以前和他交游的人。在两天讯问的过程中，斯坦因曾经不客气地告诉阿克亨，说他把一生虚度在这无知无识的和田村民中间是太不明智了。其实这不过是当做一句笑话说的，可是阿克亨却把这句话看得很认真。

    在斯坦因离开的前一天晚间，阿克亨突然来了，他要求把他带到欧洲去。当时斯坦因考虑到他的这种想法可能是由于他感到在欧洲比在中国土耳其斯坦更有发挥他的特殊天才的机会。

    现在到了斯坦因离开和田并向那些在严寒冬季的沙漠中为他忠心服务的人们殷殷话别的时候了。最使他难舍难分的是特尔迪。这位老人曾陪同他到遥远的和田区域最后的一个林子札瓦。特尔迪的经验与对当地的知识，对这次胜利的远征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而且可以说，是他在丹丹乌利克救了斯坦因的生命。

    斯坦因说，他奖赏给他的“珍宝”比这个老觅宝者在沙漠中所得到的那些少得可怜的东西加在一起还要多。同时他还为特尔迪在当地找到一个安定的工作。他觉得特尔迪年事已高，不能再出没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去寻找他所向往的金子了。他们的这次离别是令人伤感的。斯坦因知道，今后他将无缘再和他相聚一堂。而特尔迪亦以后会难期，不禁潸然泪下。斯坦因后来这样写道：“在我们分别的一刹那，这位年迈的觅宝者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热泪滚滚而下，此情此景，至足感人。”自然他本人也为这次离别而郁郁不乐。但是不久，他就走近了在七个月之前他曾经经过的养着圣鸽的神庙，而他的思想这时也就转到使他比较高兴的题目上——“我从和田带回来的鸟食”。他的远征的胜利远远超过了他所预期的那样，而且这还不过是第一次。斯坦因在庙中停留片刻，给这些鸟儿以“大量的玉米和谷子，作为我离开和田时表示感谢的奉献物”。

    在和特尔迪分别之后12天，斯坦因回到喀什，享受着麦卡纳竭诚的招待。他已经有八个月之久没有看见任何一个欧洲人了，他深怕“别后想谈而又没有机会谈的话，这次谈个没完没了”，会耗费主人们的时间与精神而感到不安。他把以后两个星期的时间，花在解散他的运输队，卖掉他的骆驼和矮种马，重新包装他的珍宝，以便经由俄国的横贯欧亚大铁路东端的终点站安迪琴（Andijin）运往伦敦。他在他的记录上骄傲地提到，尽管他的矮种马已为他筋疲力尽地服务了八个月，但是仍然按原价出售，骆驼的售价也只低于原价四分之一。斯坦因写道，如果他能等到运输队进入俄国的旺季时，“我可能为政府收回我在土耳其斯坦运输中最初的全部支出”。

    最后，他从印度第一次出发到现在整整一年了。这正是他告别当地的主人们并带着12只满装着珍宝的箱子出发前往伦敦的时候。

    公元1901年5月29日，他用八匹矮种马驮着他的文物和其他包裹行李，离开喀什越过边界，到最近的一个俄罗斯村子澳什（Osh）。但是在他出发之前，他还有另一次痛苦的离别，这一次是和跟随他多年的小狗“达嘘”的离别。它不可能伴着他到伦敦去，同时也已经决定叫它和莱姆辛一起回印度。斯坦因写道：

    “我的这个小伙伴已经受了高山和沙漠所有的考验。若是叫它去坐令人疲惫不堪的几个星期的火车，而在到达伦敦后，还要受隔离检疫的禁闭，那就未免有些太残忍了。然而，我承认，我在我的旅途中对于离别了的这个忠实的伙伴在11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旁遮普铁路的月台上再度欢聚以前，我一直是念念不忘的。”（从喀什越过喀喇昆仑前往印度的两个月的艰苦跋涉，是这只小狗最后一次伟大的旅行。在斯坦因再一次离开印度前往伦敦时，它因伤心而死了。死后被埋在高山中的克什米尔。斯坦因写道：“它爱克什米尔和爱它的主人一样。”）

    ***

    斯坦因到达英国之后的第一件工作是十分棘手的。他必须去看望现在住在牛津的赫伦勒。同时要对他开诚布公地说明，他已被一群一知半解的村氓所愚弄，把他当成一个傻瓜了。在斯坦因知道这个伟大的学者已准备在那年出版他的关于加尔各答收藏所报告的第二部分以后，便给他写了一封警告的信。但是现在要把真相当面告诉他，却又是一件十分难为情的事。况且，鼓励他去从事探险工作并给以正式支援的正是这位学者，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对此斯坦因理应向他表示无限的谢忱。所以一想到这些，斯坦因的难处就更大了。更进一步说，赫伦勒不但是斯坦因在加尔答时期的私人朋友，而且在斯坦因的个人学术领域——印度和中亚语言学——上，也是一位领导学者。然而，今天斯坦因的胜利却招致了赫伦勒的耻辱。因此在6月的一天早晨，当斯坦因搭上火车前往牛津时，可以肯定，他的心情是郁郁不乐的。

    ***

    奥古斯塔斯·弗雷德里克·鲁道夫·赫伦勒（AugustusFredericRudolfHoernle）是一个德国血统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的儿子，公元1841年出生于印度。他比斯坦因年长21岁。他在瑞士毕业以后，旅行到伦敦，投身在学者戈德·司搭克（GoldStucker）门下学过几年梵文。公元1865年，他又返回印度，最初在班奈尔（Benares）一个学院里教哲学。从这个时候起，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印度—雅利安和其他语言，并解释古印度手写体（他总共发表了115种书、文章和论文，其中包括他用了五年时间所编写的《印度北方方言的比较语法》一书）。后来他迁居到当时英属印度的首都加尔各答，成为孟加拉亚洲学会的有真才实学的有影响的人物。在他最后退休去牛津之前，他一直主持着这个组织的工作。

    在公元1881年，当他面临在西北边界村庄所发现的一些用古老印度文字所手写的原稿的残篇时，他首次出现在东方学学者的前列。这种手稿当时在印度语言学家中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心。但是在把它送给赫伦勒之前，却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当时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写道，在赫伦勒接到后，“立即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虽然这是些没头没尾、杂乱无章的碎片，而且又没有一页是完整的，可是他成功地解释了其中的一大部”。赫伦勒证明，这是由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一篇古代数学论文。虽然它的文学价值不大，但是从赫伦勒对它的解释来看，却证明他是一位罕见的天才语言学家。这样，在十年之后，就很自然地选他去担任有名的而且是极端重要的鲍尔手稿的解释工作。正是由于赫伦勒在手稿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才委托他去负责英国中亚古物收藏所的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就间接地引起了国际上对这一地区的手写稿和其他古物进行进一步的争夺。

    在斯坦因和赫伦勒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恐怕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斯坦因在他那本对于他的远征本来是应当详细叙述的《被沙漠埋藏的和田废墟》一书中，巧妙地避而不谈他们的这次会晤。的确，在这个领域里的同行学者们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借以设法保住赫伦勒的面子。除在赫伦勒自己的加尔各答收藏所报告的第二部分外，当时的学术性刊物和报纸上，从来没有提过有关斯坦因的耸人听闻的然而又是使人难堪的发现。当赫伦勒77岁于公元1918年逝世时，《皇家亚洲学会期刊》所刊登的长达六页的讣文中，也没有提到这件丢人的事。

    两个人的会晤显然是很友好的，斯坦因在赫伦勒的家里一共住了几天。然而斯坦因的揭露给这个伟大的印度语学家的震动，远比他给当时生活在匈牙利的兄弟厄恩斯特的一封信里所暗示出来的，肯定要严重得多。斯坦因写道：“他听到阿克亨的古书全是赝品时，感到极大的失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使我满意的是，他终于镇定下来。这就免得我和他进行一场痛苦的争论。”

    毫无疑问，斯坦因在语言学上的卓越发现，给予处于狼狈境地的赫伦勒或多或少的安慰，使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些新的学术研究上。他对斯坦因所得的手稿的研究工作和其他方面的研究结果，发现了长时期消失了的和田语言。

    但是当前在赫伦勒面前还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他在1899年所作的关于加尔各答收藏所的报告中，曾经讨论过这些“古书”有伪造的可能性，但他接着又坚决地加以否定了。现在他怎样才能从可耻的鉴别错误中解脱出来？他向斯坦因秘密吐露，他打算把那份报告销毁掉。关于这件事，我们从斯坦因写给他兄弟的第二封信中，所知道的就是这么多。可是这种行不通的做法，一定会使他又立刻受到打击。这份报告是登载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的一期增刊上，而且又是广泛销售的。显然，要把它彻底销毁是完全不可能的。并且还有已经作出预告的第二部分，这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摆在赫伦勒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坦白承认错误；要么是含糊敷衍，希望他的读者不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太仔细地对照着进行比较。但他毕竟是一个凡人，他选择了后者。

    事情是做得如此地熟练与巧妙，除非把1899年的原始报告翻以“陌生文字”写成的阿克亨赝品的样本。已从英国博物馆收藏所撤除。

    出来重看，或者当时读过而又牢牢记住的人，那就很难从第二部分中看出他是曾经受过愚弄的人。他在不承认最初由他保存的手写稿和书本是真实可靠的同时，对于当前所作出的使人十分难堪的翻案，置之不理。他在第二部分中巧妙地规避他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时，说什么在他写1899年报告时，“伪造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看起来这很像是真实的，虽然任何一个曾经读过他原来所下的判断的人，可能并不作如此想法）。尽管他不承认最初是他自己犯了错误，但为弄清真相计，他不得不说：“……斯坦因博士已经得到了确凿的证据，即：自1895年以来从和田获得的所有‘陌生文字’的刻版印刷品和手写原稿都是阿克亨与少数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所搞的现代伪造品。”对于那些想要见识一下这类赝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不但叫他们去看他自己投到《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上的也带有图片的一篇文章，还介绍他们去看俄国学者德米粹·克莱门茨所发表的书刊（大概是想表示俄国人也和他一样受了欺骗）。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人们去注意在他自己的报告的第一部分里所附的明显的插图来源以及那该死的本文。这样他就逃避了与此有关的问题，因为他的报告第二部分的大部分都是可以了解的有关英国收藏所的真正的手写稿、陶器和赤陶塑像的。

    可以说，赫伦勒生在他的那个年代里，无疑是很幸运的，如果像他这样卓越的学者，要是今天被一个住在中亚的半文盲的绿洲居民所欺骗了，那么，明天早晨，他将会发现伦敦舰队街的新闻界会有半数以上的人，麇集在他的门前，要求他作一次公开的解释。

    ***

    当时，斯坦因在他第一次远征中的发现物，在欧洲文物工作者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有证据表明，在世界的后院有一种前所未知的具有卓越的艺术与文学性的佛教文化，一直未受到人们的注意。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们几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对古典的、古代埃及的和见之于《圣经》的那些遗址的研究。对中亚的考古还是新的一课。第二年在汉堡举行的东方学学者第十三届国际会议通过了一个特殊决议，来庆贺斯坦因的令人惊异的伟大发现。这对他来说，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要求。毫无疑问，尽管使他从印度政府获得第二次远征的许可和经费（显然经过种种搪塞与推诿以后才同意），但同时也引起了巴黎、柏林和圣彼得堡的东方学家们到该地去的兴趣与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那些地方的学者们迫切要求他们的政府，派出考古远征队到中国这个遥远的地方去，因为那里有他们所需要的刺激。

    奇怪得很，那个不怕艰难危险第二次到塔克拉玛干去的不是来自欧洲的远征队，而是来自比较近处的一个远征队。老实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正规的远征队，而只能说是一个小小的无组织的佛教僧侣团体。这些人在1902年8月，离开日本前去中亚。但是重要的是，斯坦因所得到的文物，在德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在柏林的人类文化学博物馆里出现了斯坦因的第一批真正的竞争者，所以刚刚在汉堡会议两个月以后，以艾伯特·戈伦维德尔教授为首的一个强大的德国远征队，向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出发了。目的是想到那里碰碰运气。

源济

第八章 剧烈争夺的开始

   公元1902年，随着德国人和日本人在现场上的出现，于是对塔克拉玛干和戈壁沙漠中古代佛教宝藏的一场“国际争夺战”就开始了。这场争夺一共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其中卷进去的包括七个国家的考古学家。他们所掠夺的大量古代文物，散布在欧洲、美洲、俄国和远东的三十处以上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之中。这种竞争性的远征队，一般地说，是以文雅的形式进行的（起码在表面上是这样）。但偶尔也有感情冲动、剑拔弩张的时候。

    有一次德国人和俄国人双方为了争夺谁有权挖掘一个个别的遗址时，几乎动武。当时后者甚至威胁着要以武力驱逐前者。

    斯坦因则与此相反，他满足于以偶然性的嘲弄加之于他的竞争者。这种做法常常流露在他私人的通信里。一次他给朋友的信中说，“德国人常常像狼群一样出去猎奇”。他把他们那微小的（虽然指的不是古物数量的大小）远征队，称之为“狼群”，显然是荒谬可笑的。但是这种说法却表示了，他对德国人的到来是感到愤慨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块场地是他开辟的，显然理应由他再来保持几年。事实上，在这具有大量废址的、广大的而在考古学上又从未触及过的地区，有着充裕的空间足以容纳所有来这里的人。

    然而事情很明显，敌对的那些小组都把许多时间用在互相戒备上。

    公元1902年至1914年，在中国土耳其斯坦活动的是德国四次远征中的第一次，其中的三个欧洲人都是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三个人是队长艾伯特·戈伦维德尔教授（博物馆印度分馆馆长，他还写过一部著名的有关佛教艺术的著作），他的助手第二负责人乔治·休思博士（DrGeorgeHuth）也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从中亚细亚返回不久就死了，主要原因是在远征过程中积劳过度）。最后一个是风姿秀逸、足智多谋的西奥多·巴塔思（TheodorBartus），他是博物馆内干零碎杂活的人，并一直参加了所有四次的远征。

    在印度分馆中的戈伦维德尔和他的同僚有一段时期一直注视着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同时还反复思考有关它的考古学上的潜力。

    正如斯坦因那样，从这个地区所提供的线索来看，他们猜想该地可能是希腊古典艺术和亚洲佛教艺术的一个古代会合点。可是他们又深怕在那里可能遇到的危险与困难，因此不敢贸然前往。后来听说坚忍不拔的海定已平安归来，并讲述了与他探险有关的激动人心的故事，再加上此后不久又听说斯坦因也带回了大批的诱人文物等等，这时德国人才决定现在也到了他们猎奇的时候了。

    他们选定丝绸之路北路上的吐鲁番周围地带作为他们的目标。大约在五年之前，俄国学者克莱门茨曾经访问过那里并带回来许多壁画、手稿和刻印文字回到圣彼得堡；同时他还说，在那个地方他至少看到在130座佛教的石窟里有许多保存良好的壁画。德国人不像斯坦因那样，他们把他们的首次远征在很大程度上看做是一场赌博。他们认为，如果克莱门茨的话可信的话，那么，在围绕着吐鲁番地方，他们保证可以获得大量的珍宝。不但如此，他们所去的地方比斯坦因所去的南路上的那些遥远的遗址，要容易接近得多，而且当地觅宝者对这些废址的破坏与挖掘也比较少。

    吐鲁番市镇位于靠近楼兰附近一个极端秘密场所以北150英里之处。在那里中国试验它的第一代核武器。该地是一个肥沃的绿洲，坐落在大约3万平方英里的一个巨大的天然凹地之中。据地理学家说，这里是地球上陆地的最低之处。围绕着市镇的是被地震破坏的矮小群山；这里没有任何生命，是一块不毛的沙漠。

    在它的北面矗立着常年为冰雪覆盖的博格达山。这山高于欧洲的任何地方，也组成了天山最东的山嘴。英国旅行家埃里克·泰克曼爵士于公元1935年冬经过这个寂寞荒凉、惹人注目的地带时，使他回想起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所看到的情景。这里是那样的寒冷，他的旅行团每天早晨在出发之前，先得在汽车引擎底下生火加热，才能使机器开动。他指出，这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办法。但是在那样的地方这已被看成是家常便饭了。相反，在夏天，这里的热度常常高达华氏130°，迫使居民们不得不钻进专门为此而挖掘的地下室。然而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这块贫瘠无雨的地方，却到处都有绿洲村落。在丝绸之路的全盛时期，这里出产的酒、瓜和新鲜的葡萄一直不断地供应长安的皇室宫廷。这个令人惊异的繁荣秘密，在于一个最初借鉴于波斯的巧妙建设起来的灌溉系统。人们从北面的山上引进融化的雪水，经由深深的地下渠道，输送给没有水就不能生存的这些居民村。

    米尔德里德·凯布尔和弗朗西斯卡·弗伦奇这两个勇敢的传教士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曾在这个地区住了好几个月。在他们所写的《戈壁沙漠》这本书里对这个绿洲做了以下的生动的描述：“吐鲁番像一个荒漠中的绿色的岛屿一样，它的边缘不是为海水而是为沙漠所包围；干旱的沙漠与肥沃的田地之间的分界，正如海岸与海洋一样地鲜明。它的肥沃的程度是令人惊异的。当行旅从荒凉干燥的地带一走入繁荣丰饶的吐鲁番绿洲时，简直使他们兴奋得不知所措。”但是若干世纪以来，所有吐鲁番区域内的绿洲，并不都是这样好，其中很有一些已被荒废了。从这些散布的废墟中，德国人在1902年至1914年，挖掘出大量的文物；其后由于战争关系才使他们的挖掘工作停止下来。

    戈伦维德尔领导的第一次远征队，在离开柏林一年的时间里，在探索与挖掘上还不到五个月，其余的时间都花费在来往的路程上。主要由军火大王弗特里·克虏伯资助的这个远征队的第一次古物劫掠，基本上是属于勘察性的。戈伦维德尔这一次的收获（46箱），和以后三次所取得的成绩相比，并不算太大，但是在德国的亚洲学者中间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甚至引起了德皇本人的注意。他的发现物包括佛教的壁画、手写稿和雕塑。由于这次远征的胜利还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以便计划进行一次时间更长、野心更大的远征；另外还为此准备了一笔巨大的经费，由克虏伯和德皇以个人的名义提供捐助。但由于休思的中途死亡和戈伦维德尔的健康失调，就势必要另外物色一个过渡阶段的领导人。委员会选择了艾伯特·范莱考克。这个人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和海定或者斯坦因一样，卓越超群，在意志上也和他们一样坚决。

    范莱考克于公元1860年9月8日出生于柏林，是一个富裕的酒商胡格诺派教徒的儿子。一般人认为他将步他父亲的后尘，但是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卷入他的德国讣告作者所说的“被禁止的同盟”里，后以“罪行轻微”被开除了学籍。曾在一所英国公学受过教育的他的父亲对此十分恼怒，虽然以后如何，我们不很清楚。他的讣文作者对这一段时期也谨慎地一笔带过，一直到他21岁那年，才又重新提起这一段的经过。但这时他和父亲的关系似乎已经恢复，因为首先他被送往伦敦，接着又送往美国，去接受家庭商业的训练。

    在美国学习时，他同时还研究医学。这种知识后来不止一次地证明对他非常有用。在27岁时，他返回了德国并参加了由他祖父设立的德国西部达木塔特市酒商莱考克公司。但是他的心并不在此。13年之后，他卖掉了这个公司又迁移到柏林。他在那里的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东方语言，其中包括阿拉伯语、突厥语和波斯语，之后又从学者毕斯契尔学习梵文。在他42岁时，即公元1902年，他参加了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印度分馆的工作。开始时他作为一个不受报酬的志愿参加者。其时正当戈伦维德尔率领的第一次德国远征队踏上前往中国中亚细亚的征途。

    两年以后，就轮到他了。他的远征队包括他自己和西奥多．巴塔思。他们在1904年9月离开柏林后，首先访问了圣彼得堡，去办理通过西伯利亚所必需的官方护照，同时还带着俄国科学院专家们开的介绍信。不久俄国科学院也将派出自己的远征队到达这个区域去。范莱考克计划搭乘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快车，直到鄂姆斯克，在此搭船沿额尔齐斯河到达斜米巴拉丁斯克城。然后坐上大型四轮马车前往巴克台边境站。从这里出发继续走向乌鲁木齐，最后直到吐鲁番。但是在莫斯科他们遇到了困难，因为那里的站长看到他们随带的行李过重（重量超过一吨），坚持必须为此另挂一节行李车厢。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被埋藏的宝藏》一书里，范莱考克津津有味地叙述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时说，因为他已没有时间和俄国人磋商，“……我在背着的手里拿着一张五十卢布的纸币，当着这个刁难者的面轻轻地上下挥动，我挥动了三四下，这张纸币就不见了。接着这位站长就说：‘行，行，我给你办。’他真的照办了”。

    他们和装得满满的前往参加日俄战争的俄国官员（其中只有很少几个够得上我们的所谓官员）挤在一起坐了五天的火车以后，才到达了鄂姆斯克。额尔齐斯河的轮船把他们带到斜米巴拉丁斯克，在这里他们坐着大型四轮马车越过令人感到忧郁沉闷的西伯利亚到了中国边境。在他们到达中国领土上第一个停留地朱谷恰克（Chuguchak）时，驻当地的俄国领事警告他们说，这里的内战正在猛烈地进行，乡间很不安全。当时范莱考克带着一万二千金卢布前往乌鲁木齐（那时是中国土耳其斯坦的首府）。在这段路上他坐在卢布上面，手拿着枪，以防不测。乌鲁木齐是一个肮脏破烂、臭名远扬的市镇，在它过去的历史上，也是一个血迹斑斑、杀人如麻的地方。因此很少有欧洲旅行家对它说过一句好话。曾在该地住过一个时期的米尔德里德、凯布尔和弗朗西斯卡·弗伦奇在回忆它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人”和它的“肮脏的街道……典型的贫苦的城市生活”时说，在他们住在该地的时候，那里充满着告密的警察。他们在《戈壁沙漠》这本书里说：“一份秘密的报告常常能够获得一笔钱；而一个警察的提升与否又常常以他所提供的钱数的多少为转移。因此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的邻居。”他们接着又说：“在乌鲁木齐没有一个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也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市镇的。那些愿意离开而不能离开那里的人，只是由于不准许他们离开，才不得不继续呆下去……”

    乌鲁木齐地方在招待宾客时有它自己的一套传统习惯。试看彼得·弗莱明（PeterFleming）在《来自鞑靼的新闻》这篇文章里在谈到与此有关的问题时，他举例说：“宴会上的死亡率是令人吃惊的。”他这句话不是指的食物中毒，而是指的在十二年中间在那里举行的两次臭名昭著的盛大宴会。这两次宴会都是由有才智而又专制独裁的地方长官杨增新将军所亲自主办并亲自参加的。第一次宴会是在1916年举行的。这次他邀请了所有他认为是蓄意推翻他的人。当宾客们酒酣耳热醉意醺然的时候，在外边乐队的音乐声中杨带进了他的刽子手。把他的仇人都拉了出去，一个挨一个地都被砍断了头，然后他若无其事地自己继续进餐。第二次宴会是在1928年举行的。这一回轮到将军自己和其他官员了。当他们正在和苏联总领事互相祝酒时被打死在一阵弹雨中。这位苏联人和他的夫人以迅速逃进了厕所，得以幸免于难。

    尽管中国官吏为德国人安排了有86道菜的宴席（幸好每个人都平安无恙），但他们都和大多数其他欧洲人一样，总感到乌鲁木齐的每事每物都使他们感到不快。在到达这里后，他们最早目击的事情之一是在市镇主要街道上，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正在执行一个人的死刑。这个牺牲者被关闭在一只特制的木笼内。他的头紧紧地固定在笼盖的外边，双足登在逐日下落的木板上。大约到第八天，他因脖子最后折断而自行死去。范莱考克给木笼里的这个即将死亡的人拍了一张照片刊登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被埋藏的宝藏》一书中，他写道：“车辆照常通过这个野蛮的装置。”

    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紧挨着木笼旁边，坐着一个卖水果的人，他泰然自若，丝毫不为旁边那个垂死的人的极度苦痛而有所感动。

    范莱考克写道：“这种情景给我一个极不愉快的印象。”

    这两个德国人对当地俄国领事的行为也感到吃惊。这位领事总是坐着敞篷的马车，傲慢无礼地招摇过市；而同时前呼后拥的还有四十名骑着马的哥萨克卫士，他们手里的鞭子打在来不及躲避的人的头上和肩上。范莱考克曾为此向这个领事提出抗议。但他被告知说，对待这些人只能采用这种办法。

    这两个德国人于是继续他们前往吐鲁番的行程。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又走了100英里才到达该地。在这里他们很快体验到与昆虫在一起的令人厌恶的生活。除了蚊子、跳蚤、白蛉、蝎子和虱子之外，还有两种特别使人感到讨厌的蜘蛛。此地有一种能跳跃的虫子身体大如鸽卵，它的上下腭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据说这种虫子有剧毒。还有较小的一种，黑色有毛，生活在地穴内，如果被它们咬了，即使不死，也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人们特别怕它们。

    然而使这两个德国人最感到讨厌的，则是吐鲁番的大蟑螂。范莱考克写道：“在早晨一觉醒来，想不到这种东西竟蹲伏在人的鼻子上，它的两只大眼睛死死地瞅着人。它的长长的触角还正在准备着袭击它的受害者的眼睛。看到这种情景，真令人忍不住要呕吐。

    我们常常把吓得要跑的虫子捉住，然后把它弄碎。这时候它就散发出一种极其难闻的恶臭。”正当这时，一个令人愉快的意外事件改变了这种尴尬的情况。那就是，巴塔思这时突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事情是这样，在前一年他随同戈伦维德尔的远征队来到这里时，起初这两个德国人被当地人错认为是他们所讨厌的俄国佬。

    从他们走后，当地人对巴塔思一直念念不忘。可是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维吾尔屠夫，认出了巴塔思，于是就即时叫着说“巴塔！巴塔”（英雄！英雄！）和他名字意义相关的声音。

    公元1904年11月18日，这两个人到达了喀喇和卓。这是吐鲁番以东沙漠中的一座泥筑的古城废墟。他们打算在这里花些时间进行发掘。这个地方很可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收获。但是在他们到达的第一天，看起来希望并不太大，因为这座古城的许多地方已为当地村民夷为平地，以便在那肥沃的土壤上种上庄稼。又据说，庙宇里壁画上的颜料是有效的肥料，于是农民们又把那些带有壁画的建筑物也破坏了。大量古旧的梁柱和其他木材，则被搬走，用作建筑材料或者燃料。在那些还没有遭到寻找肥料的人所破坏的画着人和兽的壁画上，它们的眼和嘴都被挖掉了。范莱考克写道：“这里的人仍然相信，最低限度得把画上的人和兽的眼和嘴挖掉，要不，它们在晚上会活过来，从它们的座位上走下，给予人和兽以及庄稼以各种伤害。”即使在戈伦维德尔去后到他们这一次的到达这样短短的时间里，显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破坏。

    但是这种最初的失望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农民们领着他们到这巨大土墙的死城中心去看一幅存留下来的、他们刚刚发现的6英尺高的壁画。这幅壁画的主题画的是一个仪表堂堂、头上围绕着光环的男性佛像。它的四周还有男女侍僧陪伴着。这预示着他们的这次远征一开始就是吉祥如意的，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壁画画的是摩尼教的创始人梅尼兹。如果属实，那就是这个从来未被发现过的神秘人物的第一个肖像。在范莱考克死前四年，即在1926年，当他写到关于在他身边的那些由他本人、戈伦维德尔和巴塔思从丝绸之路所搬回去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宝时，他仍然认为这幅9世纪的壁画是他们获得的东西中最最重要的一件。

    从后来的发现物来看，大约在8世纪中叶，喀喇和卓（也可叫它的旧名高昌）曾经是一个繁荣的摩尼教社会。这种奇特的和禁歌的宗教大约在5个世纪之前，是由梅尼兹在波斯创立的。

    他的异端的思想引起了持不同信仰的教徒们的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基督教徒、穆斯林教徒和祆教教徒。后来由于在一次和祆教信奉者辩论中的失败而被作为异教徒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中东和巴尔干，这种信仰遭到了极其野蛮的迫害，以至渐趋消亡。其结果是，它的文字纪录与宗教文学，在那里已无迹可寻。当时为了逃避迫害，大约有500个摩尼教徒向东逃至今天苏联的中亚细亚撒马尔罕，在那里他们找到了避难所。从此，他们的教义和艺术（梅尼兹本人就是一个有名的艺术家）沿着丝绸之路逐渐东移。在它的前进过程中又不断吸收佛教的影响，直至最后到达喀喇和卓。正是由于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摩尼教徒所遗留的证据，才使范莱考克在喀喇和卓所发现的这幅壁画受到了异常的重视。

    在这些被发现的东西中，包括有美丽的和光彩夺目的手写文稿、壁画和画在布上和其他纺织品上的挂画。可以想象到，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强烈的波斯影响。那些用优美的书法写在丝绸上、纸张上、羊皮纸上和皮革上的手写手稿，对于在研究这种长期消失的宗教信仰方面知道得不多的学者们来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范莱考克认为，如果德国远征队能更早地到达喀喇和卓并能及时地阻止对这个古老市镇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破坏，那么，这种贡献将会更大一些。因为他听说，就在这个地方，一所摩尼教的图书室，被一个怕得魂不附体的农民全部扔到河里去了。同样也还是在这个地方，他发现另一处摩尼教堂的图书室被灌溉的泥水造成了无法补救的破坏。他写道：“黄土高原的泥水渗入到纸张里面把书页都粘在一起，而同时又是在炎夏的酷热下……所有这些有价值的书都变成了黄土。我拿出其中的几本，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晒干，以期保存这些手写文稿于万一，但是这些纸页一经接触，都成了碎片。在碎片上面写得美丽的字句行中，夹杂着的金色、蓝色、红色和黄色的小型画像的痕迹，仍然可以看出。”他悲伤地接着说：

    “一所巨大的宝藏在这里消失了。”在近年来现代技术飞跃发展的条件下，也许文物保存者能从这一堆乱纸中，整理出来一些东西。他们在图书室的入口处，发现一具仍然包裹在血迹斑斑的法衣之内的被杀死的佛教僧侣的干瘪尸体。在这里可以引证阿加莎（Agatha）的例子作为脚注阿加莎（Agatha）：于251年因受宗教迫害而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被害。在美术上常把她画成一手拿着一把剪刀，一手端着一个托盘，其中装着她的被割下来的乳房。看来佛教与摩尼教曾在这里共存过。

    他们在喀喇和卓所看到的这个和尚，并不是唯一的被杀害的牺牲者。范莱考克写道：“在南边一些圆顶的建筑物中的其中一所，我们遇到了一次可怕的发现。”打开大门之后，他们发现至少有100具佛教僧侣的尸体堆积在那里，其中许多尸体至今仍然显露着可怕的伤痕。一颗头颅是被一刀从顶部一直劈到上腭。范莱考克把这时隔千年的宗教迫害归咎于当时的中国当局。

    范莱考克在现在久已绝版的《中国土耳其斯坦被埋藏的宝藏》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他和巴塔思在喀喇和卓几个月中的日复一日的不舒适的遭遇。他们日出时开始工作，有时提前至凌晨四时，或者更早。在严寒和酷暑中一直干到午后七时。工人们在领取当天的工资后，这两个德国人还得忙着记录和包装这一天的收获。在喀喇和卓发掘中的苦恼之一是，使人窒息的升起来的云彩般的尘土。范莱考克带着抱怨的口吻说：“每晚，我们总得从支气管中，咳出许多黏而且硬的黄土。”虽然这种尘土吸收了一部分残酷的土耳其斯坦太阳的热度，但同样也造成了照相上的困难。

    他们以前所拍下的照片都因光线不好而显得模糊不清。他们的饭食是极其单调的，“不是米饭拌羊油，就是羊油拌米饭。”范莱考克在他的记录中说。而在夏天羊油又不可避免地要腐臭。这种倒胃口的饭食，常年用葡萄、新鲜的瓜和干果以及他们的女房东焙制的可口的面包来加以补充和改善。偶尔这两个德国人打开一瓶克里阔脱·胖沙丁酒，他们首先按照土耳其斯坦的方式，把瓶子裹在潮湿的毡片内加以冷却。这是范莱考克的姊妹经过体贴周到的考虑之后，作为送行的一箱礼物赠送给他的。

    即使他们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后，范莱考克也还是没有喘息的机会。因为他们住的那所房屋的院子里很快就挤满了病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远方来的，都热切地盼望这个“外国先生”先给他们看病。因为大多数病人害的是风湿症或疟疾，所以范莱考克借助于阿司匹林和奎宁以及他在美国所受到的医学训练，很快就获得了“神医”这样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声誉，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求治的病人越来越多了。一天傍晚，他偶然发现一个老年妇人在门口哭泣。问她为什么，她解释道，她无力负担看病的费用。经过进一步的询问，使他大吃一惊。原来那个房主人苏脱把范莱考克为病人看病一事，作为他自己的副业。每个病人进入院子以前，必先付一笔看病费。对此范莱考克于愤怒之余，用马鞭子狠狠地打了他两下。他写道：“我从不打当地的人，这是仅有的一次。”同时还吓唬他说，要把这个无赖报告当地的统治者吕坤王爷。这个苏脱很清楚，将要用“大棒”惩治他。这个大棒是一种沉重的笞杖，一端呈桨形。这家伙一下子就能把人打得皮破血流，二十五下就致人于死命。当晚两个德国人刚一入睡就听到房门外的一片恸哭声。这个狡猾的苏脱动员了他的祖母、母亲、妻子、美丽的女儿以及与他有关的女眷，带着礼物，哭着替他求情。范莱考克原谅了他，但要他作出改过自新的诺言。

    在德国人在喀喇和卓已经工作了相当的时日之后，有一天两个相当有地位的当地人来拜访他们并说：“先生，你们两位独居无偶，何不娶上一个。”范莱考克告诉他们，说他们自己都已有了妻子。对他们的话只能置之不理。德国人听说这两个体面人自己的女儿已经作好准备要嫁给他们。范莱考克写道：“这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十分尴尬的事情。”为了不伤害当地人的感情，他再三表示感谢，同时说，要是德皇知道了他们要娶第二个妻子的话，他和巴塔思每人少不了要挨二十五大板。

    尽管有这些使人心烦意乱的事情，在喀喇和卓的工作还是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并且发现了许多饶有趣味的，即使不是惊人的东西。除了梅尼兹这幅特出的壁画之外，印象最深刻的发现物是一尊美丽的、和真人大小相似的犍陀罗形式的佛像；遗憾的是，缺了一个头。这尊佛像一度曾是用光辉耀眼的颜色涂饰过的。但是这些颜色大部分都被过去几世纪的融化了的雪水和不常有的猛烈的暴雨冲洗掉了。在描述它的时候，范莱考克暴露了他认为古典艺术优于东方艺术的一种强烈的偏见。他写道：“佛像的衣饰呈现出优美的线条。这种画法迄今还没有被东亚对古典形式的误解而废弃不用。”他被这个受古典影响所塑造的佛像以及到处可以见到的希腊形式的雕塑，感到大惑不解。他感到奇怪的是，何以雕塑像仍然保留着希腊的风格，而壁画却吸收了中国的影响？几个月之后，在另外一处，巴塔思偶然发现一所古代的工场，其中充满着供成批生产大型塑像各个部分的灰泥模型之后，这个秘密才被揭示。很清楚，这些模型是打算反复使用的。它是一种古代塑像形式的遗物。有关这方面的以后陆续的发现说明了，在9世纪左右又重新设计了一种塑造人物的模型，用以描绘东方的特点，其中包括斜视的眼睛、短小的鼻子和直直的头发等。

    另外一个在喀喇和卓的惊人发现是一座小小的景教教堂。这座教堂坐落在古城的城外，其中存在着一幅明显可见的拜占庭形式的塑画残余，画着一个僧侣和拿着树枝的一些人。这可能是描绘一次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祈祷仪式。但是在喀喇和卓所发现的大部分东西是：钱币、丝绸和其他纺织物的碎片，以及许多经典的碎页，后者显然是有意识地被破坏的，虽然不知是谁。在他们所找到的免遭破坏的手稿中有24种不同的字体，后来都被辨认了出来。

    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喀喇和卓连续工作已经将近四个月了。虽然还只是二月末，可是在吐鲁番洼地已经变得越来越热了。他们感到在这块地方所能得到的东西，差不多已挖掘殆尽，因此决定向北迁移，到耸峙在阴森的森其姆峡谷上的印度塔那里去。这地方虽然凉爽，但是他们却处在由于山上冰雪融化所经常发生的泥石流的危险之中。不过很快就证明冒这种危险是完全值得的，因为这两个人不久就在不同的印度塔内挖掘出两所都藏着手写文稿的图书室。一处是巴塔思发现的，另一处则是范莱考克发现的，后者在记录中说，手稿之多足以填满“几麻包”。

    有一天，德国人发现在这里从事发掘的并不只是他们两个人，这使他们感到很惊讶。在河的那一边，他们看到有两个年老的妇女正忙着挖掘一个土堆，显然她们是在觅宝。巴塔思和范莱考克那天任何东西那没有找到，感到很懊恼。可是那两个老女人却搞到了许多东西。她们挖出了塑像魔鬼的头和大量优美的手写文稿。

    这次使两个德国人感到倒霉的是，不但自己没有挖出东西，反而被迫付出重价才换取了干瘪老太婆的胜利果实。

    自从来到喀喇和卓以后，范莱考克一直把他们的进展，定期报告柏林。从接到的回信中他局促不安地发现，主办的委员会似乎夸大了这次收获的重要性。就是德皇本人对于这些古代遗物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尽管范莱考克知道，这些东西只是对于学术上才有重要价值和影响。这里必须记住的是，由于戈伦维德尔身体欠佳，范莱考克的远征队领导的地位也只能是临时的。他很清楚，随时都有可能把他换掉。因此使他自己成名的日子，也是很有限的了。另外，戈伦维德尔还指示他，不要去动那些实际上是最有希望的遗址；这对于他的成名，也是有妨碍的。还有使范莱考克感到灰心丧气的是，从每次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的上司所制的计划是随时都在变动的，朝令夕改，无所适从。就在这时，范莱考克就接到一封信，其中说戈伦维德尔目前还不能来接替他。于是他就决定，不顾自己的不满情绪，也不顾上级的指示，立即前往附近的伯兹克里克（意思是有绘画的地方）佛教的石窟群去。这场赌博赌赢了，因为他和巴塔思很快就将得到一系列使人眼花缭乱的文物，作为他们的报酬。

源济

第九章 范莱考克占卜

    千年以前的佛教僧侣们在伯兹克里克建筑这座综合寺庙所选择的位置，可谓匠心独运，别出心裁。即使在范莱考克时代，一个旅行者来到这个辽远的、异常荒凉的地区，虽已到了寺庙的跟前，却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它的所在地。在这里的大部分从岩石中开辟出来的100个左右的佛堂构成一块狭而且长的台地，高高地耸立在悬崖峭壁的正面上。唯一的通道是，爬上一条通往峭壁绝顶的盘旋小径，然后再沿着峭壁前进，一直走到陡峭的梯道，然后顺着梯道下去，才能到达大约30英尺以下的佛堂。只有从一个地方才可以看见这座综合寺庙，但为了保证安全与不受打扰，建筑师们却在那个地方构筑了一道墙壁，挡住过往行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其中的景象。今天，这些巨大的蜂房似的佛堂仍然存在，它留给敢于面向这段崎岖旅程的访问者以深刻的印象。但是对于到这里来的范莱考克却不是用念咒的办法能把他驱除掉的。

    这两个德国人一到这里就把他们的总部设立在石窟南端的一所旧庙里。这是过去牧羊人所一度居住过的地方。这所庙宇及其周围的其他庙堂，过去都有壁画，但全被牧羊人的烟火熏坏了。因此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决定，首先调查阶梯北端的那些佛堂，因为在若干世纪以来它们并没有被从山上流下来的把整个佛堂都填满的沙子所掩盖。范莱考克沿着紧靠墙壁的高高的沙堆摇晃着往上爬，紧接着他的脚就登下一堆沙土从他后边滚落下来。他写道：

    “犹如耍魔术一样，我蓦然看见在露出来的我的左右两边的墙壁上有用各种染色绘画的光彩夺目的壁画。画是那样地鲜明，好像艺术家们刚刚完成似的。”他情不自禁地招呼巴塔思快来观看这令人惊异的偶然的发现。在详细观察了这些壁画之后，这两个人便郑重其事地握手称庆。他们知道，这一发现是有重大意义的。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被埋藏的宝藏》一书中，范莱考克写道：“既然我们能得到这些壁画，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在辛苦地消除了大量沙子之后，他们在入口的两旁发现每边各有三幅比真人还高的佛教僧侣的壁画。他们在充满沙子的佛堂里，越往深处挖，发现的也就越多。其中有些形象显然画的是印度人，他们穿着黄色的袍服，还把他们的名字用中亚婆罗门文字写在旁边。另外一些穿着紫色袍子的画像则显然画的是来自东亚的人，他们的名字是用维吾尔和汉字写的。范莱考克在他的书里说，这些千年之久的画像，并不是模型板刻出的陈规老套，而是企图达到和真人一样的惟妙惟肖的程度。

    沿着走廊继续向前挖掘，他们在沙子底下又发现了15个不同时期的巨大的佛像。特别使范莱考克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些跪在佛前从伯兹克里克拿去的真人大小的佛像，描绘中国的僧侣形态，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供献礼物的佛像，因为从他们每个人所穿的服装来看，都是属于不同的民族的，其中包括印度的王子、婆罗门教徒、波斯人；只有其中一个使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画有红头发、蓝眼睛的人物，这显然画的是欧洲人的形象。

    在庙的正中神殿里，他们发现了奇形怪状的印度神的画像，六条胳膊的魔神，一群抓着一个小孩、为猎人追赶着的长有人头的鸟，一个伴随着许多侍从的国王正在狩猎。神殿的四角，站立着四个全副武装的传说中的宇宙卫士。另外一些人物形象包括这所寺庙的施主、善男信女，则分列两边。在有些人物的旁边仍然还有褪了色的名字。

    这是迄今为止他们所获得的最激动人心的胜利。范莱考克决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把每一幅壁画都运到柏林去。他后来写道：

    “凭借长时间和艰苦的工作，我们成功地把这些壁画都割切下来。

    经过二十个月时间的运输，最后安全地把它们全部运到柏林。在那里，它们整整填满了博物馆的一个房间。”他接着说：“这是一个佛堂中的全部壁画，能把一个佛堂的全部壁画运到柏林的还为数不多。”

    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帕维尔·鲍恰曾于1957年到中国土耳其斯坦旅行。他说，德国人是用刀子把这些精美而易碎的壁画切割下来的。但他的这种说法和范莱考克告诉我们的完全不一样。

    按照后者的说法是，首先用极其锐利的刀子沿着每幅壁画的四周割开。刀子一直穿到画在混合泥土、骆驼粪、铡短的麦草和灰泥上面的壁画深处。然后在画的旁边岩石上用鹤嘴锄、铁锤和凿子挖出一个足以使狐尾锯插入的窟窿。范莱考克解释说：“当表层摇摇欲坠的时候，就叫雇用来的人把铺着毛毡的木板紧紧贴在拟将切下的壁画上面：于是这幅壁画就被锯开了。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后，木板连同这幅壁画从墙上移开；移动的时候，木板顶上的一端先慢慢地平放下来，直到最后壁画十分平稳地躺在木板上为止……。”他接着说：“做这种工作是要用极大的体力的。”甚至像巴塔思那样的大力士也感到拉狐尾锯是一件最吃力的工作。

    然后把每幅画都脸朝下平平地放在木板上。在这块木板上，首先铺上一层干草，其次铺上一层毛毡，最后再铺上棉絮。另外，还要用一层棉絮铺在这幅画的背面。然后再把第二幅画脸朝上放在它的上面。最后把更多的垫料和第二块保护性的木板放在最上面的壁画的顶上，于是这一份“夹心面包”就做成了。木板要做得大一些，使它能包住这些画，这样加强了对它们的保护作用。用麦草和亚麻纤维填塞每一处空隙，然后把整个包件用绳索捆紧。这样，两板之间有时可以容纳半打壁画。然后把这一捆包件装入四周塞有麦草和亚麻纤维的柳条箱或木箱之内。这样在运输途中，可以避免震动。范莱考克骄傲地说：“我们这样包装的箱子，从来没有一点儿损坏。”对于大的壁画首先要锯成数片，在锯的时候都十分注意，要围绕脸部和其他具有美术特点的周围锯开。

    观察一下斯坦因爵士在他的三次远征中，通过无数的实验，在技术上所演进出来的与此稍微不同的割切方法，是饶有趣味的。正如德国人那样，他同样用一把锯子，小心翼翼地插入壁画背后，把它们从墙上割下来，然后再用浸透了胶水的坚韧的帆布衬托着。每幅壁画的厚度平均为1．5英寸至2英寸。把它们面对面放着，中间垫着一层棉絮和一张和田地方生产的纸，然后在这上面再铺一层棉絮；当棉絮短缺的时候，就用绵羊的原毛来代替。两幅画在用木条夹紧之前，先用草席裹住，再用绳索捆紧，最后放进用更多的草席紧紧塞满的箱内。有如德国人运走的壁画那样，斯坦因的较大的壁画有的高达10英尺，无法完整地运走。对此必须首先割成若干片，然后用骆驼、矮种马、牦牛或其他运输工具运送。通过漫长而艰苦的旅程运回之后，再仔细地把它们重新配合在一起。

    半个世纪之后，就在伯兹克里克地方，英国作家巴兹尔·戴维森看到了为愤愤不平的中国官员们所指出的当年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在劫走壁画时所留下的切除的刀痕。他们每次走到一度曾是一幅壁画的空白处，就稍微停留一下，这时戴维森的陪同者嘴里就情不自禁地说出“被盗走了”这样的话。

    范莱考克从伯兹克里克拿走的9世纪大型壁画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于柏林被毁。请注意上面切割的痕迹。此系西域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被埋藏的宝藏》一书中，范莱考克生动地描述了围绕着伯兹克里克朴素无华的景色：“在这一向是死一般的寂静中，从山腰的峪谷中奔腾而下的激流在流经谷口的岩石时水花四溅，有如发出轻蔑的笑声。”尽管该地景色美丽，但这里都有一种使两个德国人时时感到不安的气氛。似乎有什么怪诞和可怕的“东西在侵袭着他们，又好像这些东西嗾使佛堂墙壁上那些丑恶的魔鬼们要目不转睛地死盯着他们”。

    在伯兹克里克的一个月夜里，在万籁俱寂中，突然听到像是被释放的成群的魔鬼所发出的怪叫声。这两个人当即从床上一跃而起，抓着来福枪就奔上梯形台阶。范莱考克接着写道：“使我们深感恐怖的是，我们看见在整个马蹄形的峡谷中到处都是狼群，它们仰着头对着月亮发出长长的嚎叫声。”但是他的雇工们再三向范莱考克和巴塔思保证说，这里的狼是不伤害人的。范莱考克接着又说：“向狼群打了几枪以后，一发子弹击中了其中的一只。这时狼群在吃完了被打死的同伴之后就都走了。”他们只听见一次狼吃人的事情。这个牺牲者是一个美丽的12岁的喀喇和卓女孩。两个德国人都认识她。她被迫嫁给一个60岁的老翁。在她越过沙漠逃往邻近的绿洲时，显然是由于极度困乏，便坐在一个水泉旁边睡着了。就在这里她被狼群发现了。“后来只找到了她的血迹斑斑的衣服碎片和在长统靴里剩下的两条下腿。”范莱考克追述说。

    他们在附近另一个佛教庙宇的遗址又进行了为时较短的发掘。在那里他们不但找到了刺绣品和手写文书，还找到更多的从7世纪起的壁画。紧接着他们就转移到吐峪沟。范莱考克介绍这个地区时说：“这里以生产卵形无核葡萄著称。晒成的葡萄干行销到由此东去约走四个月路程的遥远的北京。”从这个村子沿河向上走，他们发现许多庙堂，但都坍毁了。可是他们也发现了像一个燕巢似的紧紧依附在山腰中的几乎垂直的斜坡上所建筑的一座大庙宇。在11年之后，即在1916年，一次剧烈的地震使这座大庙整个堕入了峡谷里。取自伯兹克里克，显示印度僧侣形态，亦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长期失灭的伯兹克里克杰出作品的另一部分，显示寺庙的波斯供养人像，亦毁于炮火。

    在这个回环曲折的山谷中的一座石窟庙堂内，范莱考克发现一间僧侣密室。这所密室的建筑设计，显然是受了伊朗的影响。经过打扫之后，发现其中有许多宗教经典。当年有人打算把它们全部焚毁，但没有成功，这就使得德国人有可能从中救出了两麻包文书，其中大部分是8世纪到9世纪的东西。与此同时，又找到了一些范莱考克叫做的“惊人的刺绣品”。

    他们又进行了一次转移。范莱考克派遣巴塔思前往吐鲁番以北的沙潘地方去调查一些废墟。他自己则带着满载胜利品的箱笼前往乌鲁木齐。在那里，他通过俄国领事的帮助，雇了一个可靠的人押送这批沉重的货车，越过俄国边境运往最近的一个车站。他随身带着6000金卢布（约650镑），打算兑换成中国货币。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聪明地把它们放在枕头下边。有一个晚上，他们住宿在达坂镇的一个驿站里，这时他们成了偷窃的对象。小偷们先把土墙弄湿，使它松软，然后用刀挖开一个洞爬了进去。幸运的是，他们被惊醒了。小偷只拿走一些马鞍和衣服。事后这些东西都由乌鲁木齐地方当局赔偿了。

    在他回到他和巴塔思约定的聚会地方喀喇和卓以后，他发现他的同事已经从沙潘废墟中，挖出了一些早期基督教手写文书的一种奇迹似的战利品。在这些东西中包括一本5世纪祷告用的诗篇，《马太福音》的残篇和用希腊文字写的尼西亚信条，和有关海伦娜皇后发现圣十字架和三个东方先知访问早期的基督的经文。巴塔思对他的发现激动得立即就把这些文稿堆在一辆只有两个轮子但没有弹簧的马车上，一路不停地运到喀喇和卓。

    现在虽是八月上旬，但吐鲁番洼地的酷热已经使人无法忍受了。他们两个人身上都起了痱子。这是在炎热的气候中欧洲人最容易害的一种皮肤病；害了以后，便感到周身奇痒钻心。为防病考虑，他们决定转移到以东200英里的哈密。那里虽然地处戈壁边缘但却位于天山之麓，至少会比吐鲁番凉爽些（虽然贝尔上校在1887年的报告中说，那里夏季的温度即使在阴凉处也达到华氏122度）。他们在路上走了12天。每天晚间都得住在满是臭虫的路旁小客店里，最后才到达了成吉思汗的这个先前的首都。很少有人谈到这块戈壁所延伸出来的特别的地方。对于米尔德里德·凯布尔和弗朗西斯卡·弗伦奇这两个喜欢夸大的人来说，这块地方是属于那些最有权力实行恐怖的地方之一。

    早在范莱考克到此访问的18年以前，当贝尔上校的中国伪装被在哈密的中国官员揭穿以后，中国官员痛骂他是“洋鬼子”

    （可能是有理由的）。可是他对这种缺乏教养的行为嗤之以鼻，说他们是边境市镇的“残渣余孽”。但是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在哈密却有一段十分愉快的经历。这里的汗在听到他们即将到达时，马上把食物，其中包括鸡蛋、肉和果品送到他们停留的客栈里。这就大大减轻了臭虫的叮咬。

    他们一到那里马上就到汗的豪华王宫里去拜会他。范莱考克告诉我们，一些房间“都装饰得异乎寻常的美丽。其中有绚丽多彩的不褪色的中国内地与和田的地毯；中国式的和布哈拉式的美丽的刺绣品；还有和中国瓷器摆在一起的价值连城的和田玉雕；还有壁炉台上摆着的法国时辰钟；还有，哎呀！那盏简直可以吓死人的、既便宜又普通的丑陋不堪的俄国煤油灯。在一块墙壁上挂着一座杜鹃鸟报时钟”。范莱考克接着说：“这座钟所发出的像在家里常常听到的那种亲切的响声，使我们十分高兴。”

    这个来自达姆司塔脱、一度作为酒商的人，今天在中亚中心一个穆斯林统治者家里的地窖中，发现有大量的最好的法国香槟和俄国名酒，使他感到十分惊异。汗用这种酒来款待客人，殷勤劝饮，毫不吝啬，并不时举杯祝酒，务期尽兴而后快。而这种酒又极其纯正浓厚，酒后并无不良反应。若干世纪以来，哈密居民享有丰衣足食和殷勤好客的美名。马可·波罗在谈到他们时说：

    “他们靠着取之不尽的各种果品生活，并用以卖给旅行的人们。他们是这样一种人，除了唱歌、跳舞和尽情欢乐之外，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在范莱考克死后的一两年内，这座豪华富丽的王宫已被夷为平地，其中的珍宝则被劫掠一空。这里那些讲究享受的人们，在汉人一次中途夭折的起义中，遭受了可怕的惩罚。

    范莱考克对哈密的访问，虽然是一次愉快的转移，但从考古学上来说，却是失望的，虽然在18年前，杨·哈斯本曾经报告说，他在那里所看见的被废弃的建筑物要比在附近其他地方被占用的多得多，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属于近代的（一次早年暴动所破坏的建筑物），并非是这个地区的古代佛教遗迹。但即使如此，德国人还是设法发现了东北山脚下的两座小庙。糟糕的是，他们来得太迟了。现在还可以看到从浸湿了的土地中露出来的雕塑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残余部分。可是这些艺术品都被多年来从山上淌下来的雪水，弄得一塌糊涂，无从辨认。但范莱考克不应感到还有什么不满意之处。仅在一年之前，他不过是他的所在博物馆印度分馆中的一个无报酬的志愿人员。由于命运中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休思的死与戈伦维德尔的病——他被选为这一次中国中亚远征队的领导人。另外以个人名义资助这次远征的德国皇帝对该队的进展也已深表满意。接着，他自己又在伯兹克里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满载那些惊人的壁画的车辆，正在越过西伯利亚前往柏林的途中滚滚前进。范莱考克满怀信心地认为他已功成名就了。

    但是当前开始出现的一系列事情，剥夺了范莱考克去获得丝绸之路上最大珍宝的机会。当他和巴塔思在哈密时，就已经从一个土库曼商人口中听到关于文物发现方面一个非常惊人的传说。根据这个商人的说法，这件事情是在五年之前，在戈壁正南200英里的绿洲敦煌发生的。当时一个中国道人偶然在一间密室里发现了一所巨大的藏书室，其中藏着几世纪的许多古代图书和手写文件。敦煌很早就是佛教徒朝拜和研究学习的中心，这是范莱考克所熟知的，虽然只有少数欧洲旅行家曾经到过那里。敦煌与喀喇和卓和伯兹克里克不同，它的装潢华美的庙堂，一直为当地人民视为圣地；要想去锯掉那里的壁画，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这个藏书室，要是真有的话，那可是另一回事。当然值得去看一看。正当范莱考克和巴塔思讨论这个问题时，从柏林来了一份令人讨厌的电报。其中说，戈伦维德尔已经踏上了征途，预计在6周的时间内就可到达喀什，并要求他们在那里和他相会。这样一来，便使范莱考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前往敦煌的行程，得费去他们17天的时间。在访问敦煌之后，再向西走1200里路赶回喀什在指定的时间内和戈伦维德尔晤面，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戈伦维德尔几个月来的动摇不定来看，很有可能他还会改变主意。那么，他们将怎么办？范莱考克最后决定取决于一枚钱币。那是一枚中国银元。银元旋转的结果，出现了反面。于是巴塔思把鞍子背在马上，他们就一同向喀什出发了。

源济

第十章 “土耳其斯坦最优美的壁画

    他们在路上走了一个半月才到达边城喀什。骑着马走在头里的范莱考克首先到达。几天之后押着行动迟缓的双轮马车运输队伍的巴塔思也到了。可是在这里一直没有见到戈伦维德尔的影子，也没有听到与他有关的任何消息。这使他们感到非常灰心丧气。直到两周之后，才接到他的通知，说他的行李丢失在俄国的什么地方（显然，他没有对莫斯科的站长行贿），并说何时能来，暂难确定。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对此不禁勃然大怒。这是因为他们不单是为了能准时到达，所以才在中国土耳其斯坦那样漫长而荒凉的行程中，急急忙忙地赶路，而且还错过了访问敦煌去探索那个秘密藏书室的机会。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只能用自欺欺人的办法来自己安慰自己，说什么在那里大概不可能有藏书室。他们两个人都因为过去听信当地的传说而吃了苦头。一次，范莱考克因轻信一个村民的话，为了去考察一种神秘的文字竟走了一段长而费时的弯路，结果没有料到所看到的却是冰川擦伤的痕迹。巴塔思有一次也花了一周的时间，去寻找吐鲁番附近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址。结果在这段时间里，向导人的狗既渴且乏死了，而人和马几乎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唯其如此，戈伦维德尔的失约在这次远征中，自始至终影响了他们和他的关系。

    因为喀什地方没有德国领事，范莱考克和巴塔思都在等候戈伦维德尔到达的期间里，就暂时和麦卡纳全家住在一起。他们宁愿接受英国人的招待，而不愿和俄国人住在一起，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的一个是，范莱考克曾在英国居住过，会说英语而不会说俄语。其次，他从他所听到的有关彼特洛夫斯基的为人，使他不喜欢他。因此，“不愿意把他自己置于这样一个暴戾的统治者的权力之下”。戈伦维德尔和休思在两年前的德国的第一次远征中和彼特洛夫斯基住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大错特错的。

    因为休思是个犹太人，在一次争执中，这个骄傲自大的彼特洛夫斯基竟威胁说，要拿鞭子来抽打这个犹太人。可是在契尼贝的麦卡纳官邸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吵嘴的事情。而且范莱考克正如所有的旅行家一样，对于长时期生活在这样辽远地方的这一对不寻常的夫妇，曾经做过热情的赞扬。已经习惯了土耳其斯坦生活方式的这两个德国人打算费一点时间来适应他们女主人为他们提供的舒适与安逸的生活。范莱考克写道：“麦卡纳夫人把我安顿在有着一张英国床铺的、装饰精美的房间里，当时我想我是上天堂了。但是一会儿……我感到窒息，于是我起来把毛毯铺在阳台上，拿马鞍当作枕头。裹着一件轻软的皮衣，睡在户外。要我再度习惯在一间那么狭小的卧室里睡觉，那就得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

    趁着范莱考克和巴塔思在这里等候戈伦维德尔的时候，让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具有特出天才的巴塔思和他的性格，也是有必要的。他是一个波美拉尼亚织工的儿子，曾经在船上工作多年。在一个时期还在澳大利亚内地当过牧羊农场主。在那里他学会了骑术，也能习惯于过艰苦的生活。所有这些再加上他那天生的机智和在船上所学到的一些熟练的技能，就使他成为参加这次远征队的一个理想的人物。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个优秀的伙伴，从来不发脾气：为人勇敢、热情而又膂力过人。有一次正当他在德国游历时，由于一家澳大利亚银行的倒闭，使他失去了全部终身储蓄。

    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到人类文化学博物馆去当杂工。在前往中国土耳其斯坦去的总共四次德国远征队，每次他都参加了，在队里他以极大的热情与智慧连续工作了几个月，从早到晚一直不停地工作。真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自己就是一个热心积极的挖掘手。因此范莱考克有时就叫他个人去进行小规模的发掘。

    最后在12月6日，戈伦维德尔终于到了喀什，足足迟了52天。

    范莱考克不耐烦地写道：“他骑在一匹老的矮种马上缓步徐行。”然而更坏的是，这时戈伦维德尔又病了。结果使这次远征——官方称为第三次远征——又推迟了三个星期。他们最后在1905年圣诞节那天与麦卡纳一家共进午餐之后，离开契尼贝。“当时还邀请俄国人一家也来参加午宴，但不知他们出于什么理由，在节日的宴会上一口都没有吃。”范莱考克事后回忆说，他们以站不住脚的借口向主人表示，他们已经吃过了。

    戈伦维德尔的健康状况仍然很不好，但是这四个德国人（戈伦维德尔带来了一个能说中国话的助手）认为，再不能因为麦卡纳一家的慷慨大方而继续停留下去了。因为他们有重要的工作等着去完成。并且，斯坦因正准备着第二次远征，俄国人也正在作同样的准备。同时还谣传说，法国的远征队也即将到达。如果要把挖掘的权力寄托在最有希望的地址上，那么就应当抓紧时机及早赶到目的地。在启程的时候，他们叫戈伦维德尔躺在铺满了干草的马车里的褥子上，为了遮蔽阳光，在他头顶上还竖立起一张凉篷。他们的目标是，在古丝绸之路的北路上离库车不到300英里的黑孜尔石窟群。

    ***

    在这同时，奥利尔·斯坦因正在印度焦急地等候着官方批准他的越过喀喇昆仑去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盗窃文物的计划。正如德国人被滞留在喀什那样，使他感到焦急不安的是，他深恐他的竞争者们在他所一直认为是他的禁区那块地方，进行挖掘。他的朋友麦卡纳写信告诉他有关德国远征队推迟的消息，同时在信里把范莱考克与戈伦维德尔相互之间的妒忌也告诉了他。在这上面，斯坦因站在戈伦维德尔一边。他在写信给朋友评论这事情时说：“戈伦维德尔是一个行动迟缓的人，但是他做事彻底。”接着又说，他希望戈伦维德尔把“他的年轻的博物馆助手们限制在吐鲁番这个范围之内”。最后他又从麦卡纳处获得的消息说：“这些德国人的计划是固定在库车地区，不再迁移。”这给他以很大的宽慰，因为斯坦因的野心极大，想到处伸手。现在他的担心又转移到法国人方面。他写道：“真正的争夺将是和法国人的争夺。”他已经听说，那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汉学家伯希和打算在春季从法国出发。斯坦因自己向一个朋友供认说，斯坦因是“极其阴险毒辣的”，他希望俄国禁止伯希和入境，迫使他经过印度走一条慢得多的路。这样就可以使斯坦因走在头里。在加尔各答和伦敦的官僚们慢条斯理地反复考虑他的提议的同时，斯坦因埋头于他的两卷名著《古城和田》的校对工作。这是一部与他第一次远征有关的内容丰富、学识渊博的系统报道。这是他专为研究中亚历史的考古学家和学者们编著的。他因为深恐他的对手们捷足先登，而感到万分烦恼（他刚听到俄国人正准备着一次远征）。这时他伤心地对一个朋友说：“……但愿这部庞大的印度机器能转动得快一些就好了！”

    德国人对吐木休克的佛教废墟作了简略的考察之后，决定把这些废墟留下来以后再来挖掘（直到那时伯希和的远征队也挤到这里来和他们进行角逐为止）。他们匆匆地来到黑孜尔地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里有许多遗址。一个当地的仆人告诉他们，在山的近旁隐藏着一个石窟群。过去几个日本人曾经到过那里，并在那里干了三个月以后，于1903年4月，显然是被一次剧烈的地震吓跑了。范莱考克和巴塔思骑着马前去进行察看。他们发现这座石窟群俯瞰着阶梯式的摩若诃（MuzatrRiver）——“在河边一座山岭的峭壁上有数百石窟组成了一个奇异的村落。”范莱考克知道，这时别的远征队还都在路上，因此他立刻作出了决定，在这遥远而又荒凉的地方，租下了仅有的一处住所。这是一个当地农民建造的两间简陋的茅屋。在这个地方，他们立下了界标，表示了他们的所有权之后，这两个德国人又重回库车，向当地中国统治者致意。然后他们又骑马赶到宫杜勒，在那里看到了另一个石窟群。但是发现其中所有的一切已被觅宝者掠夺光了。沿着河谷继续前行，他们看到了一系列单独的佛堂，里面的壁画、塑像、手写文书和其他古物都仍旧完好无损。范莱考克写道：“我们在那里热烈而高兴地进行挖掘，因为没有一天没有新的发现。”那时已经恢复了健康的戈伦维德尔就地对壁画进行细心的速写并描绘洞窟的全景。

    范莱考克对这个地区中的遗迹进行了一系列的勘探旅行，但发现其中大部分都因为受了潮湿而遭到破坏，毫无发掘的价值。

    在一个村子里，他受到一位中国官员的热烈欢迎，并在一所小客栈里为他安排了住处。他说，他刚刚上床，“这时突然进来一个外边穿着中国式上衣、里边穿着美丽的绣花裙子的高个儿年轻妇人。

    伴随着她的是两个弹奏着弦乐器的标致的女郎。我知道，这个美丽的夫人是一个有名的出卖青春的人，她打算向外国人献殷勤”。

    范莱考克赶紧向我们保证说，他“买了这个女人的一对耳环，就打发她走了。临走的时候，她还多少带点儿生气的样子”。

    这时有两个俄国发掘者毕里索夫斯基弟兄（Beresovsky），已经到达了库车地区。这是范莱考克和巴塔思早就预料到的。当他们发现德国人在那里时，双方几乎引起殴打。关于这件事是有着一段历史的。当德国人进行第一次远征的时候，戈伦维德尔由于某种原因曾经和圣彼得堡有过以下这样的约定：德国人活动范围限制在围绕吐鲁番一带的比较新的遗址，而俄国人则限制在库车地区的一些比较古老的遗址。可是当范莱考克和巴塔思访问在乌鲁木齐的俄国领事馆时，使考恰诺乌基博士感到惊异的是，他们这时正是取道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去。他之所以感到惊异，是因为在这以前，他已接到圣彼得堡的来信。用范莱考克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俄国的科学研究起见，叫他尽快地前往吐鲁番去得到可能得到的壁画、手写文书等等”。诚然考恰诺乌基确实已经从喀喇和卓搬走了他所能搬走的东西，尽管他未能搬走那里的壁画。

    当范莱考克发现圣彼得堡因玩弄这种两面派手法而在这次买卖中占尽了便宜时，感到十分愤怒。他竭力向考恰诺乌基说明，通过双方所达成的协定，吐鲁番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不料那个俄国人却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协定，他所关心的只是服从上级的指示。在当时当地，范莱考克就已肯定认为这些指示已使戈伦维德尔与圣彼得堡订立的协定归于无效。关于这一点，他现在要设法说服戈伦维德尔。况且他还指出，他们即将进行挖掘的宫杜勒与黑孜尔在法律意义上是在库车地区之外的，“因此不受协定上文字意义的影响”。但是当俄国人最后来到这里，发现范莱考克和戈伦维德尔正在那里发掘叫做森木赛姆的一处石窟群时，他们认为毫无疑问地这个地方是属于库车地区的。所以当俄国人一看到他们的对手在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领域里操作时，当即怒不可遏，严词责问。当时若不是范莱考克先婉言安抚了他们，那个年长的俄国人很可能要用武力把他们驱逐出境。但是德国人旋即意识到，俄国人的气势汹汹并不代表真正的威胁，因为他们既没有方法，也没有搬走壁画的技术。德国人于是就很文雅地放弃那个地方，转移到可能提供更多文物的黑孜尔去了。

    在戈伦维德尔和范莱考克还没有在这里进行挖掘以前，7世纪中国伟大的旅行家玄奘在他那著名的前往印度朝圣的旅途中，路过此地时，对一千多年以前的库车王国（那时包括黑孜尔在内）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告诉他的忠实传记作者慧立慧立：玄奘的大弟子之一。，关于这个王国的巨大面积（从东到西有300余英里，自南往北约200英里），同时也谈到了这个水源充足、富饶丰足的绿洲甚至还盛产包谷和大米。我们也从他的记录知道，在他所称做的龟兹的那个地方，生产葡萄、石榴、李子和其他果品。玄奘的记录说：

    “当地矿藏丰富，有金、铜、铁、铅和锡。气候温和，人民淳厚。

    ……他们的管弦音乐优于其他国家。他们穿着丝绣的华服（范莱考克记叙说，在一个村子里，他参观了当地精美的绣制品）。商业上他们使用黄金、白银和铜币。”

    在玄奘的那个时代，库车西门外的两旁矗立着两尊高达90英寸的佛像。每年到秋分那天，全国僧侣云集此地，举行一次持续十天的仪式。玄奘的记录载称：“国王和所有臣民，不分贵贱，都在这一天停止一切事务，斋戒禁食。”在每月十五日和每月的最后一天，国王召见群臣共商国是，“然后听取主僧意见，颁布法令”。

    他对许多寺庙都做了描绘。他在此地停留时，很可能也访问过黑孜尔的一所庙宇。他对那里的壁画和雕塑赞叹不已。这些东西在1200年之后都被德国人移往柏林了。在德国人的四次远征中，从黑孜尔（包括伯兹克里克）所取得的壁画，可以说是他们最丰富的收获，因为艺术历史学家们都认为，黑孜尔的壁画是所有中亚艺术中的一个顶峰。

    范莱考克自己在描写一所庙宇中的壁画时说：“这里的壁画是我们在土耳其斯坦任何地方所找到的最优美的壁画。它包括传说中的佛陀的种种形态和他所处在的种种场面，而且又几乎都具有纯粹的古希腊的特征。”当这些德国人刚一走进这所庙宇时，好像是其中空无一物。但是很快就发现墙上有一层1英寸厚的雪白的霉菌。范莱考克叙述说：“我拿起中国的白兰地——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喝这样烈性的酒——用一块海绵洗刷所有的墙壁。”这样一来，壁画就都显露出来了。那天晚上，他感到头痛欲裂，同时还发烧，据推测大概是受了白兰地气味的影响。

    在附近另一座有极其华丽壁画的庙宇中，他们被大量使用的光辉灿烂的蓝色颜料弄得眼花缭乱。这种珍贵的颜料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深为艺术家们所喜爱，其价值倍于黄金。其中一幅壁画，画的是当阿吉塔夏楚王（KingAjatashatru）阿吉塔夏楚王（KingAjatashatru）：印度古代国王，其统治时期为公元前491—前459年。

    正坐在融化了的黄油盆中进行洗礼的时候，一个带着耳环的廷臣不敢用口头把如来佛圆寂的噩耗告诉他，便画了一幅与此有关的画来代替说话。另外在这里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其他作品中有佛陀所进行的引诱、佛陀说法的场面、分配佛骨与大葬种种。

    从黑孜尔遗址所找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文物，范莱考克宣布，“远远超过以往所取得的任何成就。我们到处都发现了完整的、未被劫掠过的庙宇，其中充满着最饶兴趣的艺术上完美的壁画，而且又都是属于早期的作品”。不像他们在别处所找到的那样，在这里所发现的任何一幅壁画都没有中国影响的痕迹。这是因为在公元658年，此地在接受中国统治之前，库车不但有它自己的语言文字，还有它自己的鲜明的绘画学派。尽管中国的考古学家近来在那里有更多的新的发现，但当前流行的有关库车绘画的知识，大部分是通过研究德国远征队从黑孜尔带回来的壁画与手稿获得的。

    一天，当他们四个人都在不同的庙宇进行挖掘时，突然响起雷一般的霹雳声，紧接着一阵山崩向他们倾泻下来。范莱考克、巴塔思和他们的工人们都赶快奔下山腰，“这时后面大量的岩石以令人心惊胆战的雷霆万钧之势从我们身边滚滚呼啸而下”。范莱考克只见山下的河流“波涛汹涌，猛烈地冲击着河的两岸”。在河的上游，则尘土滚滚，弥漫天空。“在这同一刹那间，”他追述说，“大地摇晃着，接着又是一阵雷鸣似的轰响声，回荡在群峰之间，这时我们意识到这是一次地震。”这时他们看到，震波在继续不断地震撼山谷，卷起来的尘土也在继续上升。当他们知道，在地震时戈伦维德尔带着他的速写簿躲在山洞的一角，他的会说汉语的助手赫尔波特也都平安无恙时，这才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在一所庙宇内，洋镐每挖一下，就从天花板上震下一阵卵石和细沙。在这里范莱考克又一次侥幸地脱险。还有一次，他在观察几个被发现的木像之后，把身体倚靠在洞壁上，不经意地碰掉了一块墙面。当他在惊慌中后退的一刹那，一块巨石砰然落在他刚才站立的地方。以后在同样的事故发生时，别人却无此幸运。在另外一次坠石事件中，一个当地雇工因受了严重的损伤，结果给他以相当于3镑的钱作为赔偿。范莱考克要我们相信，在当时的中国土耳其斯坦，这是“一笔相当多的钱”，他说，12个先令就能够使一个大家庭在一个月之内生活得“十分舒服”。在又一次的不测事件中，从邻村来的两个人，想受雇于德国人和他们一起进行挖掘，不幸在路上死于风暴中。

    较小风暴也不时使远征队的人员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他们在住的地方都必须相距很近，因为经年累月常常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的，对彼此之间的安全，有时不能不感到精神紧张，放心不下。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感到烦恼的事。起初范莱考克显然不同意把他所领导的卓有成效的远征队，让给戈伦维德尔，迟到，也使范莱考克十分不满。但是引起两人纠纷的主要原因则是，范莱考克主张把庙宇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儿搬走，尤其是壁画。

    但戈伦维德尔对待文物的态度却与此不同。在大约30年之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一个学者在给他写的讣文中，对他做了最好的总结。其中说：“从他的远征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同意，同时他自己也避免对于那些遗址作肤浅的表面上的观察；他不同意也避免去‘攫夺’那些惹人注目的壁画与艺术作品。他的目的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遗址，并把遗址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因此他的办法是对所有新的发现物都要进行素描和绘制轮廓图。否则，他认为把壁画搬走，除了意味着猎奇与盗窃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

    因为范莱考克和巴塔思没有时间采用这种办法，便引起了他们与戈伦维德尔之间的不和。一次范莱考克打算把一座小佛堂的画有图画的整个圆屋顶运回柏林去，戈伦维德尔表示反对。范莱考克写道：“如果我坚持非这样做不可时，就将意味着全部友谊的最后结束。”戈伦维德尔提出相反的建议说，绘制和测量要继续进行，以便在博物馆中重新加以复制。对于另外一个有图画的圆顶，他也同样反对搬走。但范莱考克在紧接着的他所亲自领导的一次远征中，还是把这个圆屋顶运走了。虽然他在他的书中说，这些绘画在介于两次远征的七年当中，已遭受巨大的破坏。另外有一次在范莱考克看来，是一尊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塑像，但由于戈伦维德尔反对把它搬走，前者就设法叫巴塔思背着远征队领导，偷偷地把它包装好运回德国去了。

    只有一次，戈伦维德尔决定，自己亲自进行一次发掘。范莱考克津津有味地叙述了，他的领导如何仔细地为自己选择一所看起来很可以挖出许多东西的庙宇。然后他又继续描述说：“他在那里开始挖掘了。然而他居然因为受不了那种飞扬起来的呛人的尘土——在挖掘时总是免不了要扬起尘土的——还没有挖几下就放弃了……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范莱考克带着恶意的嘲笑，告诉了我们有关他的一切。接着他们就在戈伦维德尔什么都没找见的地方干下去，很快就发现了几层用早期印度文字写的华丽的、大页的手稿。

    这时候，范莱考克所害的慢性痢疾越来越严重了（他和戈伦维德尔顶牛儿也许和他长期害病的心情有关）。他深怕在这荒凉的地区病势恶化，便决定立刻回国（要知道，休思也主要是由于忽视了健康，所以在第一次远征回去后就死了）。范莱考克把他们所找到的手写文稿都收集在一起准备向喀什进发。自然，在行前他免不了又对戈伦维德尔发了一顿脾气。这时他们刚刚听到，斯坦因正准备到吐鲁番来。因此，范莱考克促使他那已经被弄得垂头丧气的领导，赶快前往伯兹克里克——还要向东走上大约350英里艰难的路程——要在斯坦因到来之前，发掘在那里的全部剩余寺庙。但是戈伦维德尔毕竟早已明确地表示过，要把这些寺庙留给他（范莱考克指出，如果不是戈伦维德尔要把那些寺庙留给他自己，那么所有在那里的东西——绝不止一个——可能现在都已平安运抵柏林了）。说完这些话以后，他就离开了。不用说这给戈伦维德尔以极大的宽慰。

源济

第十一章 一个中国垃圾堆的秘密

    一路上范莱考克为了防止盗窃牲畜的人偷走他的马匹，每晚都要和他的马住在一个房间里。另外还有一次，运载手稿的马车险些倾覆在汹涌的急流之中，也使他受了一场虚惊。此外一路顺利，别无其他事故。在这期间，虽因路途劳顿，病情有所加剧，但最后总算是平安地到了喀什。

    碰巧，他在这里没有遇见他的敌人斯坦因。这个人的住处，不用说，当然是在好客的麦卡纳家里。但是斯坦因已在7月23日离开契尼贝南下，而范莱考克则在一周之后才到达这里。在这浩瀚的中亚地区他们两个差一点就遇到一起。范莱考克急欲带着他的珍品回国，但麦卡纳一家则劝他先住一个时期，恢复一下健康，同时还安排了也到印度去的一个英国军官J．D．谢勒上尉伴同他一起越过喀喇昆仑。

    他们两个各自的任务——一个是为了看病，一个是为了护卫——不久就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谢勒在喀喇昆仑一万九千英尺的隘口，害了严重的伤寒和肺炎，以致不能再继续前进。而这时范莱考克又从他的突厥仆人口中得知，他们运输队的人正在计划盗窃他拉的马匹，在黑夜里逃走，因此他拿着一支装着弹药的来福枪，彻夜不眠；并且恫吓说，如有人要逃跑，就要立即遭到枪毙。第二天早晨，范莱考克把帐篷、大部分粮食以及他自己的忠实的仆人留给谢勒，就一个人沿着白骨累累的道路前往拉达克求援。路上越过三道高而且险的隘口。靠着喝面粉和雪水拌成的浆糊，终于在第九天到了一个最近的村子。从这里他派人给谢勒送去燃料和食物。他自己由于消耗太大，疲惫不堪，一次吞下了19个鸡蛋，借以恢复体力。紧接着派出一名送信人，带着谢勒病状的说明书，前往列城到摩拉维亚教派的大夫处要救急药物。而他自己又回到离开谢勒的地方。还随身带着一副草草制成的担架，使病人躺在上面。经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最后，恰好在冰雪封途之前，把他送到了列城。

    由于范莱考克这种舍己为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后来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赠送给他一枚第一次用黄金制成的奖章。这次对他的奖励是由弗朗西斯·杨·哈斯本爵士所推荐的。这个人那时是英国驻克什米尔的官员，同时也是掌握喀喇昆仑隘口第一手资料的人。24年之后，杨·哈斯本在悼念范莱考克的讣文的最后一段中对他表扬时说：“范莱考克和谢勒上尉不过是途中偶然地相识，而且又是属于不同的国籍。但为了救他，范莱考克竟然在十四天之中，三次翻越赛司撒（Sassar）和满列（Murghi）隘口。在第三次经过时，又面临使人目盲的雪暴。而赛司撒隘口海拔高达一万七千八百四十英尺。其绝顶还有大约三英里长的永久性冰川。因此范莱考克不避艰险、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我们特别尊重。”谢勒（后来成为一个将军）当时病情极为严重，不得不在列城教会医院疗养了六个月之久。

    范莱考克在离开两年半之后，于1907年1月带着那些手写文稿回到了柏林。在戈伦维德尔、巴塔思和波特的进一步富有成效的挖掘——虽然不是在伯兹克里克——之后，他们于这一年的后半年在人类文化学博物馆内再一次与范莱考克相会时，第三次德国远征队所获得的文物总共已达128箱，超过上一次的百分之二十五。德国人为编目、保存、公布和陈列这一批物质财富共花了六年的时间。在这以后，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文物，又派了一个这一次是由范莱考克领导的远征队。

    这回又轮到斯坦因了。另外，法国人伯希和也不示弱，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碰巧，正当斯坦因和麦卡纳一家住在一起的时候，伯希和，像戈伦维德尔一样，由于丢失了他的行李，暂时不得不停留在俄国土耳其斯坦的塔什干。这个法国人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利用这个时间抓紧学习中国土耳其斯坦的主要语言突厥语。另外，在这个时候卷土重来的海定也到达了中亚细亚的拉达克。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不想参加竞争，因为他所注意的是西藏。

    斯坦因的第二次远征是从印度采取一条不同的路线，他取道帕米尔、喀喇昆仑和兴都库什的荒僻冷落的会合点，然后再穿过阿富汗东部的边角地带。这条路线所经过的“荒原”，对于远征队来说，是很有可能遭受袭击的危险的。作为一个“猎宝者”来说，尤其是斯坦因早已家喻户晓，遐迩闻名。他带着来福枪和左轮手枪这样的小型武器，作为预防措施。这个小小的团体包括第一次远征中的两个老朋友，一个是由印度测绘局派来的测量员莱姆辛，另一个是从叶尔羌来的老运输队员穆罕默鸠。这个老运输队员冒着冬季冰封隘口的危险，前来参加这个远征队。其间，在一次山崩中，他的同伴有七个人死了，他也差点儿送掉了性命。最后的一个是他的小狗“达嘘”。在它以前的那一条狗，曾跟着他进行过第一次远征。这一次新的远征，是由伦敦的英国博物馆和印度政府联合举办的，经费的来源由博物馆理事会负担五分之二，其余则归加尔各答负责。时间预定为两年又七个月。双方同意，斯坦因带回的东西，应由两个举办单位按比例分配。这一次他的主要目标是：由海定所发现的楼兰的神秘遗址。现在回忆起来，这个遗址的发现应当感谢那一把失落的铁锹。要到达这个地方，就必须穿过可怕的罗布沙漠。可是斯坦因则决心要成为到达那里的第一个考古学者，同时要彻底探索一下它的秘密。

    虽然他打算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但是他的第一个停留站却是北面的喀什。在这里，他要和老友麦卡纳重温友情，要讨论在中亚尚待完成的考古工作以及上次经麦卡纳的介绍，还准备聘请一个叫做蒋师爷蒋师爷即蒋孝琬。的中国青年，来教给他最基本的汉语会话；在和中国官员会晤时叫他担任口头翻译，并帮助他办理可能碰上的中国文件。聘任这个人来协助工作是极其恰当不过的，因为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第一流的伙伴，在任何困难面前，从不退缩，而且在工作中，还表现出高度的、天赋的才能。几年以后斯坦因在回忆蒋师爷时写道：“他喜欢考古工作，真是如鱼得水……我是多么怀念……我那一直活跃的、忠心耿耿的同志，然而如今，他早已回到他的祖先那里去了。”

    在他们的运输队正要从喀什出发的时候，恰巧亨德里克斯神父就在那一天逝世。这就使他们不得不晚走一天。因为神父的去世使该地居民，尤其使那为数很少的欧洲人，陷入极端悲哀的气氛中。这个人在1885年来到喀什，开展他的单人的传教活动。他住在一间简陋的泥屋里。这里既是他的卧室，又是他的小型教堂。

    这个留着长长的胡子，戴着破烂的牧师帽和穿着半中半西服装的神父，是人们所熟悉的和热爱的人物，虽然他只说服了一个年老的皮鞋匠信了他的教。人们对于他的过去的历史感到有些神秘。他在喀什住了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接到过家里的一封来信。最初，每天举行的弥撒，只有一个独身的波兰人参加。这人在一次波兰人暴动中，因参加绞死一个俄国牧师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又辗转来到了喀什。一天，他俩闹翻了，从此亨德里克斯神父就不让他再来参加弥撒。但是这个波兰人并没有被吓住，在神父作弥撒的时候，仍然背着他蹲在他的门上，把耳朵凑到钥匙孔跟前，参加了仪式。

    当麦卡纳最初来到喀什时，他和亨德里克斯成为莫逆之交。不但因为这个荷兰人具有高度的智慧，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语言学家，同时还是当地情报的最灵通的来源。斯坦因有一次称他为“活报纸”。麦卡纳发现，亨德里克斯靠着一星半点的施舍为生，于是便邀请他和自己在一起吃饭，并最后叫他和他们在契尼贝住在一起。但在1898年麦卡纳带着新娘从英国度假回来后，这个老神父坚持要搬出去。后来通过麦卡纳的劝说，地方当局给亨德里克斯找了一间屋子。可是这个俄国总领事彼特洛夫斯基因为极端厌恶这个教士，竞迫使中国当局收回成命。结果引起群众起来给予亨德里克斯以强烈的支持，最后在市镇上找到一间肮脏的茅屋作为他的住处。

    就在这个地方的一天早晨，当斯坦因正打算向南出发时，麦卡纳的老友因患癌症而去世了。斯坦因在《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写道：“他一个人独居在摇摇欲坠的小屋里，拒绝任何照看和帮助。在他临终时没有一个人在他跟前。这是一个生命的可悲的结束，而对于他的一生即使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也都茫不知悉。”

    从1899年11月起至1902年6月止，一直不和麦卡纳说话——更不必说和亨德里克斯神父说话了——的彼特洛夫斯基退休了。新来的俄国总领事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为第二天这个老教士的丧事安排了一切。因为棺材还没有做好，所以这个俄国人和几个哥萨克卫士在临行前先喝了大量的酒，用以振奋精神，然后就到木匠铺里去催工快做。等棺木制成了，把这个像斯坦因所说的因“长时间受到折害而消瘦不堪”的尸体由哥萨克人恭恭敬敬地放进棺木里，然后他们把帽子脱下来，顶着中午酷热的阳光，送往俄国人的坟园。

    那天下午，斯坦因和他的团体沿着古丝绸之路的南路，开始走上他们那漫长的旅程。由于夏季酷热，他们很快感到白天无法行走，因此决定改在日间休息，晚上赶路。起初他们打算在乡村里的中国官员们往来停留的公馆里休息，可是由于习俗，这些屋子都是坐北朝南，中午吸收了大量的热气，而且又总是十分龌龊的。因此，斯坦因和他的人便在村子里富裕的村民家里的阴凉的地方休息。利用这些短暂的停留，斯坦因为他的第一版两卷集巨著《古城和田》的下余部分做校对工作。然后分批经由俄属中亚的大宛邮往牛津。

    虽然楼兰是他的主要目标，但斯坦因当前的意图，则是首先发掘或者再度挖掘沿途一系列的遗址，其中包括卡达里克（Khadalik）、独木窟（Domoko）、拉瓦克、尼雅和米兰。他意识到，不必急于到楼兰去，因为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楼兰位于罗布大沙漠的心脏，那里既无水也无居民。唯有在冬季，才能平安地到达那里并进行工作。另外也由于在喀什的乔治·麦卡纳通过当地邮政机构所寄发的信件已使斯坦因充分掌握了他的敌手们的动态。就这样，在上述的那些地方经过五个月的胜利挖掘以后，他的满载着文物的运输队，最后到达了南路最东的市镇中的小小的、孤独的绿洲卡里克（Charkhlik）。斯坦因打算从这里出发，越过冰冻的沙漠前往楼兰去进行他的掠夺。

    他的穿越沙漠的运输队，包括他自己的小团体，两个当地的向导，50个劳力。他的7头装载行李的骆驼和在当地另外雇用的18头在内，每头骆驼驮着500磅冰块，这是运输队越过塔里木时唯一的水源。除此之外，斯坦因还雇了30头毛驴，把袋装的冰块运到离最近的供水处有两天路程的地方。在那里把冰块倒出来。在堆放的时候把方向对着从近北极刮来的越过蒙古沙漠的寒风。法显、玄奘和马可·波罗当年都走过这块沙漠。他们三个人也都深信，这里是经常遭受从近北极刮来的风灾的。这个威尼斯人写道：“由于这个原因，旅行队一定要紧密地依靠在一起。”但是大约在五年以前，海定曾经越过这个地方并画了一张地图。斯坦因借助他的地图得益不少。

    尽管斯坦因对于他的对手的行动经常得到麦卡纳的报告，但他还是焦虑不安，生怕伯希和首先到达楼兰。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上说：“你可以想象到，使我忧虑的是，要是发现法国人已经在那里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设法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他们所走的路程，崎岖难行，人和骆驼一天只能走14英里，每当骆驼的足都发生溃疡时，就只得采用古老的但却又是有效的塔克拉玛干的治疗方法。这就是将一片皮革包在皮肤的伤处，等于给它又钉了一次掌。有时候，在沙漠中是这样地天朗气清，斯坦因可以清楚地看见以北200英里远的白雪皑皑的天山，同时也能看见渐渐伸向南方的昆仑。

    到了第十一天，在仍然看不到楼兰遗址时，这个团体的意志渐渐消沉了。为了鼓舞士气，斯坦因定出了现金奖励的办法。他答应给予第一个看见被淹没的建筑物的人以一定数量的白银。这样一来，这个运输队的步伐显著地加快了。又经过了许多时间，一个爬上一座小土丘的驼夫，激动地指着远远的东方地平线上一个小的斑点发出一阵狂欢呼声。这笔奖金给他了。因为斯坦因借助于望远镜，可以看出，那是一座废弃的印度塔。他们终于到了沙漠中最远的一座废墟楼兰。斯坦因在写给他的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那里到处是死亡与荒凉的景象。”在他和他的团体巡视了他们周围的一切之后，几乎使他们不敢相信，这个荒无人迹的地方，过去曾经养育过一个巨大的繁荣的社会。这时，他用不着再害怕伯希和了。在这个极端荒凉的不毛之地，自从1901年海定访问后，是从来没有人来过的。

    斯坦因知道，他听说有楼兰这个地方，正如他听说有丹丹乌利克一样，是要感谢海定的。这不单是因为那个瑞典人发现了它，而且还因为他画下的那份十分准确的地图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到达这里。虽然他们两个是经由不同的路线到达楼兰的，但斯坦因通过自己的三角测量和天文学的观测，把楼兰的方位在纬度上测定的比海定所测定的相差不到1英里，而在经度上又只差一点点。斯坦因怀着愉快的心情写道：“在这样广大的土地上，这一点儿差异，真是微不足道的。”

    在接下去的11天里，他和雇工们在沙子埋没的建筑物中，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进行挖掘。为了不使自己冻死，他们点燃了死去若干世纪的已经变成白色的干燥树干取暖。他们并没有发现惊人的壁画和巨大的塑像。这里和宗教中心伯兹克里克、黑孜尔、喀喇和卓和拉瓦克不同，楼兰是一个卫戍市镇，这一点已经为海定所证明。他过去在这里所进行的挖掘虽然是非专业性的，但却是有成绩的。而这次斯坦因在这里所进行的有系统的发掘就更足以证明楼兰是一个卫戍城市，因为从挖掘出来的东西来看，都生动地说明了这里在过去是一所小小的国防前哨。后来由于外族侵凌，版图日渐缩小，这个哨所也就与当时的王国完全断绝了关系。

    最后王朝对这个地方只得弃而不顾，任其自行消亡。

    自然，在斯坦因挖掘的过程中，他不懂在碎纸和木片上所写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不懂汉文，另一方面，由于他深恐他的中国助手蒋某经不起在沙漠中走路时所遇到的艰难困苦，所以他把他的助手留在阿勃达尔的一个村庄里。当时蒋某虽然坚决要求和他同来，但他终于没有同意。看来在碎纸和木片上的文字又都用的是古老的汉字，这就需要查万斯和其他学者费去多年的时间才能认出这些文字并解释其意义。

    我们从海定所发掘的文物中已经知道，楼兰一度是一个繁荣的军事和商业社会。之所以把它安置在这个辽远的地方，为的是警卫中国的西陲，并保护商品得以沿着丝绸之路自由流通。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斗争。在公元220年汉王朝覆灭时，中国在这里的斗争暂时败在它的敌人匈奴的手下。斯坦因所发现的许多带有日期的文件是属于3世纪中叶的东西。当时西晋皇帝为了恢复其对西部区域的控制，曾不断进行过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楼兰这个卫戍城市在战略上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斯坦因在一个古代的垃圾堆（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行家）里，发现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偶然可以发现有关当时在边境交战中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在遥远的前线所发回的军事报告。我们从中国年鉴上来看，这些努力是注定失败的，因为新的朝代本来就没有力量能长期控制它的本土，更谈不到去控制边境了。最后正如斯坦因在垃圾堆里所得到的证明那样，匈奴人切断了楼兰与遥远的京都之间的所有交通联系。但楼兰并没有立即消亡，它早已学会了在没有外界供应和命令的条件下，能够独立地生存下去。的确，虽则和内地已断绝了接触，这个小小的卫戍据点，还是在军队的把守下支撑了若干岁月。这一点，我们从斯坦因发现的一张书面证据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证据是他在楼兰找到的载有日期的许多文件中的最后一份。这份文件是在330年写的，是根据前秦皇帝（？）的命令写给一个匈奴人（可能是一个外国雇佣兵）的一张付款收据。这个被围困的卫戍司令官不但没有听说这个国王在14年前已经停止了统治，而且连他的整个王朝也已经覆灭了，他也不知道。

    对于楼兰的史话，当前还有一个奇异的脚注。在17个世纪之后，即20世纪60年代，在这个小小前哨一度建立的所在地不远之处，中国的国防领导人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建立他们核武器的基地——目标是指向长城以外的他们新的强敌俄国人。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家，对于被海定和斯坦因从楼兰盗走的文件资料之所以感到无比的愤慨，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对于过去这个时期的知识是非常贫乏的。

    斯坦因在楼兰还有两件惊人的发现。一件是他发现了斯文·海定在1901年遗失的一卷金属卷尺。这件东西后来斯坦因在伦敦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还给了他。另外一件是，他的驿站的人，或者说是送信人，在圣诞节前夕，出乎意料之外地到来并带来了麦卡纳和他家中的来信。这个人在回去时又带着斯坦因向海外寄发的信件，一路经过千辛万苦到达了西边的和田以后，只休息一个晚上，又返回阿勃达尔；以21天的纪录，走完了一般要走30天的路程。虽然他不清楚斯坦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他还是带着一个熟悉路径的当地人，越过沙漠去寻找他。在第五天，他们携带的有限的冰块用完了。要不是在第六天找到了斯坦因，毫无疑问，这两个人一定会死在路上。但即使如此，这个送信人还是首先要求斯坦因检查一下麦卡纳信上的封印，看看是否有被拆开的痕迹。斯坦因为了感谢他在这圣诞节日给他带来的愉快，便把他所有能够拿出的菲薄的美味都拿出来宴请这个送信人。那天晚上，他安静地坐在帐篷中，借着摇曳的烛光，读他人的信件。使他在短时期忘却了刺骨的严寒和两手龟裂的痛苦。

    在楼兰，他还有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发现，那就是，除了发现大量的中国官方文件和其他有文字的纸张外，还发现了为数极多的卡洛西提文字书写的木简。这对于斯坦因来说，真是一件惊人的大发现，之后他写道：“我简直不敢想象，希望能得到用远离东方的古印度手写体和语言写成的记载。”斯坦因解释说，这些记录表明，当时的中国军事当局，容许地方的行政权力继续不受干扰地掌握在当地统治家族的手里。这些卡洛西提文件的发现，可能引起另外一个有兴趣的问题。这就是说，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地处中国边境的楼兰曾经作为古代印度王国的一个辽远的东方前哨。不过，当代学者对于这一点却茫不知悉。

    这时，斯坦因所储存的冰块行将耗竭。这又到了他转移的时候了。在与留在阿勃达尔的蒋师爷会合之后，他的第一个访问地是米兰。在这里的一座废弃的菩萨庙内，他发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壁画，其中在一块精美的护壁板上面画着长有翅膀的安琪儿。斯坦因在找到这件东西之后写道：“这使我简直惊异得不知所措。”他自己问道，用古典的手法所画的有翼的天使，怎会出现在这“亚洲腹地的心脏部分、寂寞荒凉的罗布泊边缘”呢？他在此地找到的具有西方鲜明色彩的图画，并不只此一件。在有一些画上，签着台塔斯（Titus）台塔斯（Titus）：罗马将军及皇帝，79—81年在位。

    这样一个简短的名字。斯坦因对此所能作出的唯一结论是，这个艺术家可能是一个曾经受过古典的传统画法的罗马人。不知他采用什么方法，越过土耳其斯坦来到了中国的边境（诚然，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中亚，还可能曾经有过一个罗马人城市。一个美国汉学家就有此想法）。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斯坦因写道，“我总觉得，我好像是置身于叙利亚一些别墅的废墟中，或者是在罗马帝国东部的乡间，而不是在中国国内的一个寺庙里。”但是这种刺骨的冬季寒风，有时甚至转为八级以上的飓风，常常提醒他，使他明白他是在什么地方。他剥光了米兰那些最优美的壁画之后，就把它们连同在四个月以前所挖掘的东西，包装到一起，用骆驼驮到在喀什的麦卡纳的住处。这一段路程要走两个月才能到达。最后，在1907年2月21日，他自己再一次从楼兰出发，越过冰冻的罗布沙漠朝着东北方向大约有380英里路程的敦煌前进。他的这一次旅行，用中国一个学者的话来说，使中国人“恨得咬牙切齿”。

源济

第十二章 敦煌——隐藏的书库

    位于戈壁沙漠心脏的敦煌千佛洞是外人很少知道的中国的许多奇迹之一。从靠它最近的城市到那里去，要是骑骆驼的话也得走四天才能到达。这里的400多座古代石窟和佛龛，都是以不规则的成排的形式从峭壁的垂直面上开凿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座又都有优美的壁画和塑像。在所有中亚的石窟群中，它是最伟大和占地最多（有一英里长）的一处。若干世纪以来，这里以作为人们朝拜和还愿的中心而闻名于佛教世界。之所以如此，是与它在地理上所处的位置有关。它处在一个小型的温和秀丽的山谷之中，四面有高耸的沙丘围绕着。在它西南约12英里之处，便是敦煌县城的所在地：而敦煌从汉代以来，又一直是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

    因此凡是沿着丝绸之路出发的行旅，都以敦煌作为运输队在中国本部的最后一个停留站。朝拜圣地的人、商人和士兵们在离开中国，前往神鬼出没、生命危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时，无不在敦煌的寺院内祈求圣灵保佑，一路平安，免遭鬼怪伤害。同样，行旅已从西方回到敦煌，由于安全地越过了那块令人望而生畏的沙漠指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在此地焚香还愿，表示感谢。因为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北路与南路的会合点，所以对所有经由陆路进出中国的行旅们来说，这里都是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由于运输队和圣地朝拜者频繁往来的结果，多少世纪以来使得这个绿洲获得相当的繁荣，因为它的市场能为运输队的人们提供最后一次机会使他们能在这里先贮备粮食和水，然后他们才能西出驰名的玉门关，到达塔克拉玛干的第一个绿洲。

    敦煌的石窟佛龛以及它们的名字的由来，据说在公元366年就有了。那时和尚乐僔（Lo-tsun）有一次看见千尊菩萨出现在光辉缥缈的云彩之中，于是他就说服了一个有钱的、虔诚的朝圣者，请当地的一个艺术家在一个比较小的山洞里画上壁画，作为供奉的佛龛，以便保佑他平安归来。于是其他的人也纷纷起来仿效这种做法。在几百年当中，从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庙堂和佛龛也就越来越多，并且还加以装饰和点缀。人们相信，这样会使施主得到保佑，旅途安宁。有一个时期。这样的石窟有1000多处，其中至今存留下来的还有469个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在敦煌的最盛时期，在蜂巢似的石窟前面，栽有许多白杨和榆树，是时在这些林木中，也有为数众多的修道院和寺庙。这里除了壁画和塑像之外，还有许多留存下来的碑文，人们借此可以回忆当年施主们虔诚的心愿。其中的一块是公元947年8月2日由一位当地步兵武官树立的，目的是祈求观音菩萨保佑“这个地区日益繁盛，保佑东西道路畅通无阻，保佑北方的鞑靼和南方的吐蕃停止他们的掳掠与叛乱”。

    在丝绸路上比较远的许多绿洲不是毁于野蛮人之手，便是为沙漠所吞噬，可是敦煌和它的石窟庙宇，在经历许多世纪的兴衰后，仍然基本上保持原样。今天在那里仍然被视为神圣的壁画和塑像，在历史上已超过了1500多年。一个西方艺术历史学家称之为“世界上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米尔德里德·凯布尔则说它是“沙漠中的一个伟大的美术馆”。但是由于它与外地相距太远，在本世纪初叶以前，很多西方旅行家认为它连看都不值得一看。即使到现在，也只有特许的少数人才能去看1978年，敦煌地方已对外开放，成为全国重点游览区之一……普列耶瓦尔斯基在1879年曾到那里访问过。另外，一个匈牙利地质学远征队的一些队员也以偶然路过的机会到过那里。

    斯坦因当时并不打算在那里进行发掘，也不打算搬走它的任何一幅优美的壁画，只是在多年前当他听到曾经伴随过匈牙利远征队的一个地理学家拉求斯·洛奇（LajosLoczy）谈到它如何宏伟壮丽时，他才一直渴望着去访问一下这个地方。1907年3月12日清晨，斯坦因风尘仆仆地迎着刺骨的寒风，进入了这个市镇。当时他连想都没有想，敦煌会是他的最伟大的文物发现地。诚然是这样，那时他的思想是集中在从米兰出发，在冰冻的沙漠中他所发现的东西：一条古代的防线。他认为这条防线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提到的，一度曾经是构成长城向西扩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后来又长期消失的那条防线。因此他的打算是，先到千佛洞作暂短的参观并在这里补充一下粮食与饮水，然后回到罗布沙漠，对这段神秘的消失了的城垣作更深入的调查和进一步的发掘。

    到达敦煌不久，他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口中听到一桩非常特殊的故事，说是一个叫做王圆箓的道人，他以这里的石窟保卫者自居。在多年以前他偶然发现在一间密封的石室里藏有大量的古代手写文稿。斯坦因闻讯后，立刻由敦煌县城出发，越过了12英里的沙漠到了那里，决定要调查一下。但这时王道士为了醵资兴修庙堂的工作，已去邻村化缘，同时斯坦因又发现工程已经开始，因此心中盘算，不能指望他在几个星期内回来。而且，开洞门（在发现藏书以后，已安上了木门）的钥匙又已牢牢地掌握在道士手里。通过中国人助手蒋某的多方打听，据估量，这些手写文书总计能装满几马车。又据说，发现书库一事已上报兰州的中国总督。总督在翻阅了手写文书的样本以后，已命令要把这些藏书妥善地锁藏起来。

    斯坦因的激动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因为他发现了中国万里长城的长时间消失的延长部分；他发现了一个秘密的书库；现在他又徘徊在一窟挨一窟的壮丽的壁画和塑像之中；而这些东西又正是他在匈牙利当学生时所梦想见到的东西。正当他被一窟接一窟的壁画和塑像所迷住的时候（蒋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于无意中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小和尚。这个和尚透露说，王曾把一份手稿暂时借给一个圣祠里的人看，他知道那份手稿在什么地方。斯坦因在其所著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写道：“那是一件美丽的，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纸卷，高约一英尺，长可能是十五码。”他和蒋小心地打开了这个纸卷。上面的经文是用汉字书写的，但他承认他看不懂。这时斯坦因由于自己不识汉字，又一次表示极端的悔恨。

    但如果他们要考察在这一惊人发现中其余的文物时，除了等待王的归来，再无别的办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同时对于出示这份手稿的那个乐于助人的小和尚，也理应维持彼此之间的友情。因此斯坦因决定给他一笔款作为报酬，但是在这里，蒋主张采用盗窃的办法。他指出，太大一笔钱将会对他们的动机引起怀疑。最后给他一小块白银了事。斯坦因在回忆中说：“从这个年轻和尚的脸上所表现出的满足的神情来看，不管敦煌人民有什么别的缺点，但他们却没有使穷和尚们养成坏的毛病。”

    斯坦因在王不在的时间里，一做完他在敦煌地方所能做的事之后，马上就再次进入仍然结冻的沙漠，去探索他的神秘的长城残迹。伴随着他的一伙人，正如他所描写的那样，“是我所领导过的挖掘人中间最奇特的一伙。他们都是些无精打采的，被鸦片烟折磨得弱不胜衣的人”。可是即使能雇上这样的人，斯坦因也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大约在距今40年以前，一次疯狂的叛乱，使这里的人口大为减少，随之而来的便是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虽然斯坦因时刻惦念着千佛洞和王的密室手稿，但他和他的那个由形形色色的人所组成的挖掘队，仍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这次发现的东西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他们所发现的那些倾圮了的监视塔，正是两千年前长城延伸部分的残余。此外他们还找出了驰名全国的玉门关故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边境哨所。所有沿着丝绸之路往来的货物，都得由此经过。美国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有关他本人在中亚的探险事业，我们以后再说）在谈到斯坦因对于长城扩展部分的发现时说：“这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富于戏剧性的发现之一。同时这一发现对于阐明中国和中亚早期历史方面，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后来接着的一次远征中，斯坦因跟踪这个城垣（他把它比之为古代罗马边境的堡垒）更前进了300英里，到达接近现今蒙古边界的弱水。斯坦因写给一个在英国的朋友信上说：“当我沿着城垣考察新建立的堡垒时，有时会感到我好像是正在检查仍然由活人掌握的哨所一样。两千年的时间，似乎只是暂短的一刹那。那时从士兵们茅屋中扫出来的垃圾，现在好像仍然堆在门前的地面上……”

    在斯坦因满载着记述汉代边境生活的遗物和信件返回敦煌时，那个关系十分重大的王圆箓，已经从行乞化缘的旅行中回来了。这时在这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庙会，使这个地方显得十分热闹。从近旁绿洲来的成千上万的市镇居民和乡里人，充满了这个小小的山谷，因此斯坦因被迫在市镇上又等待了一个星期。最后于1907年5月21日，他再次来到这里的神圣石窟。他发现这个王阿菩（人们有时是这佯称呼他的）正在等待着他。就这样，欧洲人所欢呼的斯坦因的最伟大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中国所咒骂的、可耻的哄骗（更不必说盗窃）行为，就在这里开始了。这如同对大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埃尔金大理石（ElginMardles）埃尔金大理石（ElginMardles）：埃尔金是英国外交家和美术搜集家。799—1802年任驻土耳其公使，当时他发掘古希腊雅典的古代美术如雕刻及大理石浮雕等，1816年为大英博物馆所购买，曾引起争论。所引起的争论那样，围绕着敦煌书库的争论，也可能将永远持续下去。但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斯坦因和蒋究竟如何说服这些手稿的守护者，而拿走了那些无价之宝。

    斯坦因在记录五月的那一天早晨他首次和王阿菩会见时，他对王的印象是：“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非常胆小怕事，还不时流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的狡猾的表情。”斯坦因又补充说：“从这第一次见面就可以看出，显然他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自然，他没有对王谈到有关密藏手写文书的事情。斯坦因——正如这个小道士所相信的那样——来到敦煌是为了调查这里的主要寺院庙宇和拍摄壁画照片的。真的，正当斯坦因在王发现藏书地方旁边的一个小神龛拍照时，他发现那间藏书的密室已用砖块把入口堵住了。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这以前，用以挡住洞口的只是一扇粗糙的木门。与此同时，斯坦因听到一个不祥的谣传说，甘肃总督已经下令，将整个书库迁往兰州。这样一来，他连看这些手稿的希望都没有了，更不要说还想搞到一些。斯坦因为了要急于了解真相，他就打发那个精明伶俐的蒋师爷到王居住的地方去找他。经过好长一会儿，蒋回来了并带来了多少令人振奋的一些消息。其中首先的一件是，王之所以封闭藏书石室的入口，是因为在上个星期举行庙会时，不让好奇的善男信女们随便进入；其次的一件是，在兰州的一些官员们随便地翻阅了几份手稿以后，决定把剩下来的留在原处，由自封的那个守护者负责保管。斯坦因对此写道：“他们显然是为了怕出运费才泄气了。”但是不管官员们出于什么理由，看起来，他们对于敦煌发现书库一事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斯坦因和他所叫做的“文人”蒋孝琬现在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来决定一项战略用以赢得这个道士的信任，并希望取得他的合作。当蒋和王会晤的时候，蒋对王说，是否可以容许他们看一看这些手写文书。当时道士对此不表示态度。接着蒋又提出，他们愿为道士所急欲恢复庙宇的旧观一事，提供一笔慷慨的捐献。这时王似乎表示可以接受。然后，蒋没有按照斯坦因的指示，便暗示说，他的雇主对于购买一些手写文稿的事情，可能很感兴趣。对此王一下子变得犹豫不安了。在斯坦因看来这时王的思想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又怕这样做会被别人发觉。因此蒋很快就不谈这个问题了。斯坦因在《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中写道：“单单以金钱的诱惑作为一种手段来战胜他的顾虑，显然是无用的。”另外，企图以考古学为理由，来说服这个半文盲的和尚，让他们去参观或者得到一些他的手写文稿，也同样是徒劳的。

    斯坦因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战略。他意识到，这里的寺庙是这个教徒生命中最大的快乐和骄傲，因此他首先要求王，是否可以允许他们看一看这座他以全力兴修的庙宇的全貌，使得他们得以更靠近地研究一下这所洞窟的设计方案。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要求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斯坦因生动地描绘了这次有引导的参观：

    “他引领我经过高大巍峨的前堂，参观了其中许多用坚实木料制成的、全新的、描金和着色的木工活；然后又穿过高大而明亮的可以通往后殿的走廊。这时我不禁向右边看了一眼，那里至今仍然有一堵既难看而又未加粉刷的砖壁把秘密石窟的门堵塞着。”

    斯坦因知道，这时对于在这堵新砖墙后面所遮蔽的东西，最好不去过问。相反，他对于这位教徒的修建工程，则显露出一种自命为敦煌保卫者的王道士殷勤的，而且使人信服的关切。与此同时，当他看到这位一度当过兵而随后又转变成圣徒的王某人，竟然委托这些巨大的、丑陋不堪而又面目狰狞的新塑像来看管庙宇，实在是掩不住他的内心的恐惧。斯坦因接着写道：“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敦煌的造型艺术，已经堕落到令人不可想象的程度。”然而他认为，这个思想单纯的中国农民“为了这座庙宇以及为了在宗教上修功积德而毅然担负起对它的修复工作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却是出于至诚的”，因此对他表示无限的敬佩。从王的极端朴素的生活方式和蒋在敦煌所听到的有关他的一切来看，就清楚地表明了，他除了为他的两个侍僧和他自己在生活上所必须花的钱以外，他节省下来的每一文钱，都是作为修建这座庙宇之用的。

    就这样在和王建立起相当程度的关系以后，斯坦因打出了第二张牌。“这个古怪的，一身兼有宗教的热情、天真的愚昧以及对于自己的目的又能采取各种聪明手段坚持不放的道人”，曾经使他回想起早年那些到西方宗教圣地去朝拜的佛教僧侣们。他想，如果他提到他自己所选定的同时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热爱的护法圣徒玄奘的名字，也许会触动王某的感情。果然经他一提，道士的眼睛里立刻就“发光”了。很快两个人对于玄奘都流露出共同尊敬，虽然他们对于他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显然王是把他看成传说中的一位“神仙”。但是这种不同的看法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斯坦因已经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首先他要取得这个身材矮小的道士的信任。然后再设法进入藏书的石洞。自然这还需要大量的时间与忍耐。斯坦因用他自己所说的“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告诉王道士，他是怎样热爱这个神圣的旅行家的。对于这个话题谈得越来越兴奋的斯坦因，继续说，他是怎样从印度追随他的足迹，跋涉万里，越过杳无人迹的高山和荒漠，怎样在这次朝圣的过程中，到达了沿途现存的许多遗迹，访问了许多要经过种种艰难险阻才能达到的玄奘所曾经朝拜过的寺院……

    这种手法立刻生效。这个矮小的道士当即带着骄傲的神情，领着斯坦因到外边一处新近构筑的走廊。对于这个走廊他已委托了一个当地的艺术家，根据传说中的这位神圣行脚僧的生平事迹，来加以描绘装饰。王老道热情而兴奋地指点和解释每一幅壁画——有的是玄奘降伏了吞食他的马匹的一条龙并迫使它再吐出来；也有的是他倚靠了信徒们的力量，从一个魔鬼手中把自己解救了出来等等。然而斯坦因对其中的一段插曲认为是一个对他可能有用的吉兆。那就是，有一幅画的是玄奘正站在一条激流的河岸上，他的那匹满载着佛教经卷的马站在他的身旁。一只巨龟向他游来，显然是想要帮助他把这些神圣的经典安全地运过这条河流。斯坦因写道：“这幅画显然画的是关于这个历史上的旅行家，如何安全地从印度用二十匹矮种马驮回佛经卷的故事。但是这个虔诚的守护者是不是能正确地从这个故事里得到启发，愿意积下阴功，让我把他那些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他来保管的古代佛教手写经卷，从中拿去几部带回佛教的老家呢？”斯坦因决定把这张牌先藏起来，等到适当时候再打出去。他把蒋留在道士那里，希望这时他能说服他的这个同胞，至少能借给他们几卷，以供研究，但是王仍然犹豫不决，只是答应往后再说。蒋回来把这话告诉了斯坦因。对此斯坦因写道：“我除了等待，别无其他办法。”

    但是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当晚深夜，蒋悄悄地来到斯坦因的帐篷，激动地从衣服底下拿出几本手写经卷。斯坦因一眼就看出，这是十分古老的经文。蒋再一次把它们隐藏在衣服里内——因为这道士坚持要严守绝对秘密——又溜回到从峭壁面雕凿出来的一尊巨大坐佛脚边的一所道士的小室里。他用了整个后半夜的时间，全神贯注地翻阅这些手稿，力图辨认其中的经文，确定它们的日期。天一亮，他带着“胜利与惊异的表情”，回到斯坦因的帐篷里。得意洋洋地报告说，这些佛经的汉文译本从书末的题署来看，是玄奘本人从印度带回的原著中翻译出来的。

    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惊讶的怪事，斯坦因称之为半由神授的暗示。即使这个神经过敏的王道士也认识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他把这些手卷从密室中取出来的时候，不可能知道它们和玄奘之间有什么联系。蒋赶快把有关翻译经文的事情告诉了他，并使他确信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也就是说，玄奘在阴曹地府选择这个时刻，把这些神圣的佛经显示给斯坦因看，使得“他的这位从遥远的印度来的信徒和追随者”，能把它们送回原来的地方去。蒋不需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预兆在这个虔诚的道士身上，很快就起了作用。几小时之内，这道堵塞藏着手卷石窟的墙就被拆除了。

    在天还没有黑，斯坦因就借着王的原始油灯的一丝亮光，注视着藏书的密室。这一情景使人回忆起另外一次，大约在15年之后，霍华德·卡特（HowardCarter）借着摇曳不定的烛光，注视着杜唐卡门（Tutankhamun）杜唐卡门（Tutankhamun）：公元前14世纪时的埃及国王，其坟墓于1922年被发现。坟墓的情景。

    对于一个考古学家的斯坦因来说，在看到其中的一切时，也和后来的卡特在看到杜唐卡门的坟墓一样，感到目瞪口呆，惊愕万状。他追述道：“这所小屋里所展现的情景，真使我大大开眼界。

    在道士小灯的幽黯光线下，依稀可以看见大量地但却又是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的整捆整捆的手稿，其高度大约有十英尺左右，至于它所占的空间，据后来测量的结果，则得近五百立方英尺。”用铀元素的发现者伦纳德·伍利爵士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古学上的大发现。”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宣称：“任何一个考古学家都没有作出比这更多的惊人的发现。”

    从秘密书库中取出的世界最古老的刻版印刷书本

    斯坦因一眼看到，他和蒋要在这样的密室里检阅堆积如山的手卷，即使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他所称的这个“黑洞”异常狭窄，他们两人要同时挤进去都有困难，更不要说在那里工作了。最明显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这些手稿，都搬到庙里较宽广的密室里，以便得以仔细阅读。但王道士马上就指出，这样做会使那些曾经为修复这所庙宇而做过布施捐助的信徒们，一旦来到这里进行祈祷而看见这些东西时，事情就会完全暴露了。那时流言蜚语就会像闪电一样，到处传播，说什么这座庙宇的神圣经典叫外国人亵渎了。因此王坚持着要由他亲自动手，从密室里每次只搬出一捆，秘密地运到附近一间小屋里。这样，斯坦因和蒋就可以从容不迫地从事阅读，而又不会被人发现。斯坦因在开始进行这项马拉松式的艰巨工作之前，先找出一些可能说明这个古书库的保护者们，是在什么时代把它封闭起来的有关线索。从那些在过去一度遮蔽密室的入口而至今还保存下来的壁画的风格来看，据他估计，封闭的时间不可能在12世纪以后。后来根据载有日期的手稿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封闭的时间比这更要早一些，大概是在公元后1000年前后。这个书库封闭的日期是一回事，而为什么要把它封闭又是另一回事。看起来这种做法，是为了拯救这些神圣的经典免得落入野蛮人之手。那时候，野蛮人威胁说，要窜犯并蹂躏敦煌。

    他们也可能已经这样做了，虽然至今还有不同的推测。

    当王看出了斯坦因的考察工作不致引起被发觉的危险时，敦煌密室中的手卷捆束他的勇气就更大了。他开始从“黑洞”——今日的学者们简单地把它叫做第十七洞——里把手稿一批批地搬到斯坦因所叫做的他的“书房”。斯坦因放弃了把所有这些手稿都编成目录的最初打算。

    他在《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解释道：“这将需要一大批有学识的抄写人员，来准确无误地处理这批堆积如山的手写文稿。”他仔细地检查了这些经卷，看有没有受到人类手写记录的大敌潮湿的痕迹。幸运的是，没有发现一丝儿损害。斯坦因注意到，要在没有湿气的沙漠中储藏文稿，再没有比一所密封的石窟更好的地方了。

    当他们在敦煌的工作继续进行的过程中，不但从密室里发现了用汉文、梵文、康居文、藏文、形似古代北欧文字的突厥文和维吾尔文字以及用陌生的文字所写的无数手稿，而且还发现了大批的佛教绘画。斯坦因对于其中一些画有三角形的上端和带有浮动飘带的立刻认出，有些是庙宇的神幡，有些是为还愿用的挂旗。

    所有这些都画在使人难以相信的优美的丝绸上和纸上。很有一部分，由于9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压在手稿的底下，致使被压紧的折痕以无法烫平而严重碎裂。这些绘画的重要性，在于它们都已年湮代远而为世所罕见，不在于它们的质量。所有这些唐朝的绘画，得之尤其不易。即使在当时当地画家手里想弄到这类作品，也绝非易事。因为它们的大多数都毁于在9世纪中叶爆发的一次反教权主义的浪潮中唐武宗会昌二年至五年（842—845）下令拆毁庙宇，勒令僧尼还俗……这次运动的结果使全国被封闭与破坏的佛教寺院庙宇达四万所左右。幸运的是，敦煌在公元781年落入吐蕃人之手，他们并在那里统治了六十七年。这样敦煌的寺院庙宇就避免了像当时在中国其他地方所遭到的那样的破坏。

    从王的手稿中找到的有些用丝制品所做的旗幡在打开以后是那样的长，以致有些学者们认为，这是专为悬挂在敦煌峭壁顶上而又一直下垂到地面所设计制成的。斯坦因发现，大多数画在丝绸上的绘画由于在若干世纪中受到手稿的重压，已经缩成了既硬且脆的小小的一叠，以致无法分开。后来，在英国博物馆的实验室里，先经过化学处理，然后用对大脑施行外科手术相似的技术，才成功地把它们分开。这一次手术花了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在这个期间，斯坦因和蒋的例行公事是，每晚把经过挑选的手稿和绘画搬进斯坦因的帐篷里，作“更加仔细的研究”。王对此也并不反对。不久他甚至同意，允许将某种类型的手稿打上标记，转让给一个“大英国的一所专门研究经典的寺院”，借以为他的寺庙交换一笔相当可观的捐献。斯坦因坦率地供认，“王作出了越来越多的让步，而我们也密切注意，不使他有更多的考虑的时间”。

    可是在一天晚上，好像王对此事感到有些害怕，他突然锁上了寺院的大门，离开这里到敦煌县城去了。斯坦因和蒋在一周的时间里，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他们盘算着他究竟是想干啥。是不是在回来之后，会改变对于他们的态度。事后证明，他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这个矮小的道士显然是在和他的施主们接触期间，了解到他的秘密并没有被泄露。另外，还有像斯坦因说的那样，“他的宗教影响并没有减弱”。从此以后，事情突然变得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多的手稿到了斯坦因手里，其中包括在这以前王拒不拿出的汉文佛经。后来在他出版的《古中亚旅行记》一书中在谈到这一段插曲时，斯坦因回忆说：“王回来之后，似乎已经认识到，我为了西方的学术而拯救所有那些古代佛教文学与艺术的遗物，是一种虔诚的行为。否则，这些东西由于当地的漠不关心，迟早是要损失的。”

    这段传奇故事，至此差不多就算结束了，虽然王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为了保护他自己，他坚决要求，在斯坦因停留在中国时，这笔交易必须严守秘密。这样的诺言斯坦因是乐于作出的，因为他还希望从王的秘密书窖中，获得更多的手稿。王道士和他的访问者在融洽的气氛中握手话别。斯坦因注意到，在王的脸上“再次出现了胆怯的然而又是自我满足的安详的表情”。真的，现在他对于这个英国人的谨慎周到，满怀着这样的信心，以至在四个月之后，斯坦因和蒋再次来到这里时，他已经欣然同意，再一次分给他200捆手稿。尽管如此，他的珍贵的战利品仍然留在中国的土地上，斯坦因总是感到心神不安。很久以后他写道：“约在十六个月之后，当所有二十四只满装手稿的箱子和五只装有经过仔细包扎的绘画、绣制品和类似的艺术古物的箱子，已经平安地堆放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这时我才真正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后来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上他以满意的心情提到，对所有这些东西他仅仅交纳了130镑的税。

    可是斯坦因的第二次远征，还远没有结束，诚然，到现在为止，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比如说，他已得到了华丽的米兰壁画；发现了万里长城向西延长的部分；而现在又从千佛洞买得了洋洋大观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大多数的考古学家感到心满意足。然而斯坦因却还是不懈地继续进行他的探索工作。在长城方面，他还有更多的、重要的工作需要去完成；大面积的南山需要去测绘；沿着丝绸之路北路的一些新的遗址需要去探索，而且也有可能还要进行发掘。现在去探查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废墟，是斯坦因的第一良机。尤其使他急切要看的是，他的德国对手们在吐鲁番周围的那些了不起的遗迹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当他最后到达了这块洼地，巡视了戈伦维德尔、范莱考克和巴塔思所清除的那些遗址时，对他们所采用的那种粗野的方法，感到十分惊愕。在斯坦因出版的作品中，对他们的这种做法，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批评，但在私人的通信中他却并没有放过。他对一个在英国的亲密朋友抱怨说，这些德国人“对于一些大的寺院庙宇等，竟用一种学者派头的觅宝者方法去进行挖掘，而不是用考古学上认真彻底的态度去进行处理。一些看起来很可以有‘发现物’的地方，都用这种方式方法来进行……”。莫蒂默·惠勒爵士（SirMortimerWheeler）有一次说：“考古学并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种经年累月的争斗。”此言不无道理。

    斯坦因一方面在他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中，谈到戈伦维德尔时，很有礼貌地称他为“一个佛教艺术的权威”，并把范莱考克称作是“一个杰出的东方学专家”。但在另一方面，他同时也指出——显然是针对吝啬的加尔各答当局说的——他的敌手们的发掘活动，是“在丰厚的国家资力帮助下进行的”，更不必说还有德皇私人的捐助了。

    斯坦因决定把这些曾经受到破坏的遗址弃而不顾。但是他在德国人所没有挖掘的扣切克—海撒（Kichik-hassar），发现了一小组寺庙，并从中挖出了一些壁画和粉饰塑像的残片，另外还有一些汉文、维吾尔文和藏文手稿。然后向西转移到喀喇先尔（Karashahr）。在这个市镇西南大约15英里之处的叫做七个星的地方，他访问了一处德国人曾经作过粗略搜索的石窟群。在这里，他再一次对他所看到的一切而感到惊愕。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上说：

    “他们留下了多么痛心的痕迹，把优美的、粉饰塑像的碎片不是扔的到处都是，便是堆在垃圾堆上；把无法搬走的、太大的塑像，扔在外面，任凭日晒风吹和过往行人的任意糟蹋，如此等等。我简直无法想象，以他们那有限的劳动力，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进行发掘，又为什么对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又是这样漠不关心。”

    接着在谈到他自己时，他认为他是道德高尚的人，说他在挖掘他称之为“真正沙漠”的时候，尽管在体力上已消耗殆尽，但在事后，他总是要费去一些时间和劳力把现场收拾好。人们不禁怀疑，把这个特别的遗址弄得乱七八糟的，是不是那个干杂活的巴塔思学着闯了祸就跑的司机那样（引用斯坦因的传记作者珍妮特·米尔斯基的话），在一次单独一个人挖掘时所干下的。尽管是这样，斯坦因在这里还是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收获。他带着十只沉重的、满装着文物的箱子，心满意足地离开这里了。

    这个特别的石窟群，人们都把它叫做“缗屋”（Ming-oi，意思是“千间屋”）。这种叫法很容易引起混淆，因为这个石窟群仅仅是考古学家在沙漠周围所发掘的几个“缗屋”中的一个。正如范莱考克所解释的那样，根本没有“缗屋”这样的地方。突厥语的“缗屋”指的是近处有人居住的地方，如黑孜尔缗屋、宫杜勒缗屋、肖秋克缗屋等等。任何人在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地图上都找不到有叫做“缗屋”的地方，虽然英国博物馆仍然认为是有这样一个地方的。

    斯坦因的两年半的远征，即使到现在也还是没有完毕，但是没有时间再一一提及了。在这里我们只想谈几件最突出的事情。其中之一是，他勇敢地向南越过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这远比向北越过它要危险得多。在海定当时越过那里时，他首先是沿着向北流的凯利亚河前进，这就保证了他在进入沙漠时的饮水问题。在这之后，如果他要继续向北行进，迟早他会接触到向东流的塔里木河的。要想胜利地从北向南穿越这块沙漠，就必须恰好能碰到凯利亚河的河口。这是沙漠旅行中的一种绝技，但却需要有绝对的准确性。在他穿越那里的最后几天，真好像是度日如年。那时用水已实行严格的定量供应。接着就是在人身上所发现的两件不幸事件。第一件是，他的印度助手之一乃克·莱姆辛突然害了青光眼，一只眼睛已失去了视力，痛苦万状。那里正在和田包装收集品的斯坦因，委托他去负责摄影和从米兰搬走更多壁画的使命。莱姆辛顽强地继续坚持他的工作，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同时还忍受着可怕的痛苦。只是最后到了完全失明时，他才承认失败，被人带领到惊惶失措的斯坦因那里。这时虽然他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是为了保持印度的等级制度，坚持自己做饭，直到到达和田后，斯坦因为他雇用一个印度厨子为止。莱姆辛一直没有恢复视力。后经斯坦因施加压力的结果，印度政府给他一笔养老金，可是不到四个月他就死了。

    现在轮到斯坦因遭受不幸的时候了。他有一次在华氏温度计下降到零下16度的情况下，勘测昆仑山高处一条冰川时，突然感到两只脚已完全失去了知觉，旋即引起剧烈的疼痛。这时他意识到已经遭受了严重的冻伤。他的医药手册告诉他，把雪放在患处加以摩擦，可以作为一种急救的治疗办法。他知道，如果这种方法仍不能恢复血液循环时，就会变成坏疽，那时就需要施行外科手术。当时这种雪疗办法，对于左脚发生了作用，可是对右脚却无效。斯坦因一看到当前他的生命所面临的威胁，便立即放弃了他的勘测工作，骑着牦牛有时又改骑骆驼，最后坐在用两匹矮种马抬着的临时凑合的担架上，急忙赶往拉达克。经过了几天翻山越岭的痛苦旅行，最后到了列城，在这里一个摩拉维亚教会的医生为他切除了他的右脚脚趾。他这时所无法摆脱的忧虑，则是关于他的将来。至于肉体上的痛苦，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一直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这次手术究竟是拯救了他的脚呢，还是意味着他的探险生涯从此宣告结束？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焦急不安，他的刀口终于慢慢地愈合了。这时使他感到无限安慰的是，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及时。

    无论就痛苦或焦虑来说，他所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但是从正在等待着他的胜利还乡来说，他所付的代价又可以说并不是太高的，英国国王授予他以印度王国武士勋位（两年后又提升为骑士勋位）；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以金质奖章，牛津和剑桥大学都赠以名誉博士学位；而德国（毫无疑问，还不知道他对于范莱考克采用的方法所进行的责难）则给他一笔巨额的现金以祝贺他的成就。在布达佩斯他被捧为立了大功的好儿子。此外使他感到喜上加喜的是，那个以机灵巧妙的手段操纵了王阿菩，从而为斯坦因从敦煌书库中得到了大批文物而立有殊勋的蒋师爷，也获得了他所渴望得到的奖励：当上了喀什的英国领事馆的汉文秘书。

    但即使到现在，斯坦因的工作也还是没完。他除了要物色文物修补人员，来揭开和清理从千佛洞中得到的数百幅佛堂的神幡和唐代的绘画外，还必须招聘合格的学者为他所发掘的或者是从王某手里买来的几千卷用半打以上的语言文字所写成的手稿和书本来进行工作。此后不久，有18位国际上有名的专家——包括赫伦勒·查凡斯和莱昂内尔·贾尔斯——来从事翻译和鉴定这些敦煌文学上的珍宝。此外，他还必须从他的收集品中，帮助挑选和准备一些最好的文物，以供大英博物馆所准备举行的一次特别的展出；还得帮助布卢姆兹堡（Bloomsbury）布卢姆兹堡（Bloomsbury）：伦敦大英博物馆所在地。

    和加尔各答发起人之间的分赃工作；最后还得开始写作，来叙述与这次远征有关的两卷集《中国沙漠中的废墟》。

    尽管斯坦因在三次远征中（第三次尚待进行）从中国运走了大量的别的艺术珍宝，但他的名字和敦煌的秘密书库将是永远分不开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的一个是，显然是因为它的性质引人注意——人们一向把这个发现比作是死海卷轴（DeadSeaScrolls）死海卷轴（DeadSeaScrolls）：古埃及、希腊、罗马人用纸草（Papyrus）制成纸张，写在上面的文书叫做死海卷轴，这是在沙漠的洞窟和古代废墟（在现今的以色列境内）中发现的，这种手稿的年代极为久远。它的发现在近代考古学上是史无前例的。

    的发现，因为同样都是在石窟内发现的。第二个原因是，斯坦因是在有争论的情况下获得这些图书的，这就使他也像埃尔金爵士那样，将要受到永久性的谴责。可是因为这个缘故，使得大英博物馆不得不以痛苦的心情取消了对他可能引起回忆的事物。他不像别的考古学上的英雄如莱亚德和莱萨姆那样，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骄傲的承认。因此在中亚细亚艺术品陈列室内，参观者看不到斯坦因的肖像——即使简单的提示也没有——当前在那里展出的他所发现的文物只是少得可怜的一些选品。

    且不论斯坦因获得敦煌手稿的是非功过，但对这个伟大书库中的最精彩的一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看上一眼的。其中最有名的一项，无疑是《金刚经》。它的声望与它的经文毫不相干。因为这部佛经有数不清的版本（单从斯坦因在敦煌所一次猎获的来看，完整的与不完整的，就超过500多种）。可是斯坦因所得到的这一部，乃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种印刷本。它是在1000多年以前用木版印出来的。在1961年北京国立图书馆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国印刷史的当代作品中是这样说的：“在公元868年印刷的这部《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它是由连贯在一起的七张纸条组成的，在第一页上印有极精美的插图。”作者接着说，“这部驰名的《金刚经》是在五十年以前为英国人斯坦因所盗走”，对英国人恨之入骨。它现今在英国博物馆展出，地点离西方最有名的书《古腾堡圣经》（GutenbergBible）《古腾保圣经》（GutenbergBible）：1456年以前在德国西部梅斯因城所印的第一本用活字印刷所印的拉丁文《圣经》，据传为古腾堡（德国活字印刷发明人）所印。只有几步远。这份敦煌手卷长约16英尺，上面不但有委托办理和分发人的姓名，还有确实的日期——公元868年5月11日。这就不是像人们所说明的那样，他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者，而是最早的出版者。

    在王的秘密窖藏中所发现的大批文书经卷都是汉文的大约有7000份完整的和6000份残篇散页。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把这些东西编成目录（只是完整的部分）。从事这一艰巨任务的莱昂内德·贾尔斯博士在他的专题文章《敦煌600年》中估计，总共他还要涉猎约有10至20英里长的写得密密麻麻的经卷。由于斯坦因不懂汉文，而蒋对于佛教文字又全然无知，因此他们带走的经典很多是重复的。举例来说，《莲花经》的经卷和残篇就超过1000多份，其中极大一部分是公认的古代书法的良好典范。尽管是这样，在这些手稿中间，不但包括了长时期失灭的经文以及存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变文，而且同时也包括了许多为西方学者所已知、未知的文字所写成的新东西。

    从这个巨大的藏书室中的许许多多珍奇的手稿中，发现一封在1000年以前用汉文书写的“典型的”谢罪信。这封信是为喝醉酒的宾客们写给东道主的。贾尔斯把这信翻译如下：“日昨饮酒过量，酩酊大醉。以致语无伦次，莫知高低。惟狂言呓语，胥出于神志失清，诚非有意使然。比闻流言，愧悔交迸，几至无地自容……”书信接着说，写信人得为他的饮酒无状，亲自登门谢罪。代庖人同样为盛怒的主人设计了一封十分得体的回信。贾尔斯的译文是：“畴昔先生沉湎于酒，置社会礼仪与道德风尚于不顾，甚矣，诚属有辱君子之称。余亦深感无可救药。拜读来书，足下深表忏悔，人孰无过。余亦尽释前嫌，不为已甚，尚希惠驾，重修旧好……”（贾尔斯同时发现一份似乎是邀请参加足球“蹴鞠”比赛的便笺。）

    另一个有名的英国东方学专家阿瑟·韦利（ArthurWaley）从千佛洞的文稿中收集了大约26首中国民歌和故事编成一都选集叫做《敦煌民歌故事选》。看起来，尽管他乐于利用斯坦因所盗窃的手写文稿，但他对于他们那种窃书的方式，则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无异是对“敦煌书库的劫掠”行为。他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于“代表英国博物馆和印度政府”的斯坦因把窃取的中国手写文稿运往欧洲一事，表示万分的愤慨。他又说：“我认为要了解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情感的最好方法是去设想一下，假使一个中国的考古学家来到英国，在一座废弃的寺院内，发现了中古时代文书的一个窖藏。他贿赂这里的看守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运到北京去。那时我们将作何感想。”可是韦利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些书窖仍然保留在王某“那个老宝贝骗子”手里，最后所要遭到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敦煌的故事尚未完结。斯坦因对王的讨好，无论如何，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位道士还得很好考虑对付的方法。紧接着这个英国人的脚后跟，就来了难以对付的法国人伯希和。

源济

第十三章 伯希和的文雅树敌艺术

   伯希和尽管法国人在亚洲大陆上有一个小小的殖民地立足点（他们在河内甚至还有一个考古学机构），但他们参加中亚的猎宝活动，为时毕竟较晚，虽然还不能说是最后的一个。伯希和于1906年到达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时候，英国人、瑞典人、德国人和日本人至少已经来过一次；俄国人毕里索夫斯基的工作已近尾声，即将准备回国，而斯坦因为了窃取更多的文物，也早已卷土重来。法国人之所以迟到，可能是因为在不久以前，他们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发现一处曾经一度繁荣昌盛的文化区——其中包括宏伟的柬埔寨古城吴哥遗址。这就使东方学专家们忙于在那里从事探索与挖掘，而无暇脱身兼顾其他。但是不管他们由于什么原因而迟到，现在他们却决定在发掘古物方面，也要分享一份了。著名的法国东方学专家西尔万·利瓦伊（SylvainLevi）激励他的学者同事们说，假如法国坐失良机，那将是有辱我们的光荣传统。这样，以另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东方学专家兼法国科学院院士埃米尔·西奈（EmileSenart）为首的、同时还得到教育部部长赞助的强有力的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该委员会还得到了九个专门致力于科学、地理学或文化研究的领导机构的支援。他们决定尽可能快地派遣一个由三人组成的远征队，前往中国土耳其斯坦。这个队的领导人是一个年仅27岁、才华横溢的汉学家伯希和。他从前是利瓦伊的学生，现在则是河内著名的法国远东学校（后来也卷入了纠纷中）的成员。他的同伴之一是负责测绘地图、采集博物和其他自然科学标本的他的老朋友军医官路易·瓦兰博士，另一个是远征队的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

    伯希和不只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他熟悉大约13种语言——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他还于1900年夏天，当北京的外国公使馆被围时，赢得了一枚荣誉勋章（LegionofHonour）荣誉勋章（LegionofHonour）：拿破仑一世于1802年创立的一个荣誉社团，对法国有功勋者得列为会员，并发给荣誉勋章……事情是这样，在他21岁那年，正当他为法国远东学校图书馆搜罗中国古书时，由于遭到义和团起义的围困，他建立了两次功勋。

    但这次功勋使他既受了赞扬，又挨了批评。首先的一次是，他在两个水手的协助下，英勇地夺取了一面巨大的义和团军旗。他的这一行动大大地激怒了他的敌人。后来在他出版的被围日记中，有一张他骄傲地举着这面大旗的照片。另一次则是在一次临时性的停火中，他爬上路障，宣称要和叛乱者一起喝茶。在这时被围困的欧洲人出于担心他的生命安全，一连议论了几个小时，并一致谴责他的装腔作势。但是最后看到他和敌人告别时表现了极其热烈的表情，同时还满载着作为礼物的果子，胜利归来。他说，他已经告诉敌人们，欧洲人的士气十分高昂，只是缺乏新鲜的水果。

    伯希和的日记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战火下潦草地写成的。这份日记说明了，一个勇敢但却急躁的青年总是会在斗争的最激烈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冲锋陷阵的。他严厉地批评那些资历较深的外交人员，暗示他们的怯懦与无能。这就难怪其中有的人认为他傲慢与自负（甚至把他作为一个学者而备加赞佩的斯坦因也在若干年后说他“太有些自以为是”）。但是有一个法国官员对他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写道：“伯希和这个志愿军中最年轻的人是为人所敬慕的。同时因为年轻而又勇敢，我们对于他的有时失去了自制力，是能原谅的。”不管有人喜欢他也好，有人为他所激怒也好，总的说来，似乎不能无视这个人。在返回河内时，他才22岁，就当上了法国远东学校的汉文教授。与此同时，他在学术刊物上或者在学校的校刊上，就已开始评论——常常是十分严厉的——其他汉学家的作品。他把他的这种做法一度称之为“文雅的树敌艺术”，这大概就是线索，说明为什么大约在九年之后，当他刚从中亚远征胜利归来时，他发现自己在国内已成为一个恶毒的、群起而攻之的运动对象。

    ***

    现在他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伯希和与他的两个伙伴在1906年6月17日离开巴黎，搭上火车经由莫斯科前往塔什干。在那里为了等候沉重的行李的到来，他们停留了两个月。伯希和利用这个时机来熟练他的俄语；同时，我们知道，他还学习突厥语（也可以像当时有些学者所叫做的东突厥语）。由于他在语言上有惊人的天才和卓越的记忆力，使他很快就能用后者交谈。这是因为他有这种使人无法相信的记忆能力，才在后来使诋毁他的一些人对于他的成就表示怀疑。他的远征队最后在八月的最后一天到了喀什。在那里他们作为彼特洛夫斯基继任者的宾客，居住在俄国的总领事馆内，同时，他们还对当地官员进行了外交上和官场礼节上的拜访与问候，因为有时还需要得到他们的照颐和帮助。

    可是这件事情却引起了一阵子骚动。这是因为经过喀什的西方旅行者，会说中国话的非常之少（可以肯定，伯希和的敌手中，没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瓦兰博士在很久以后回忆道：“这些高级官员听到了伯希和说的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看到他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无不大吃一惊。”总而言之，他们为他能够熟悉如这位博士所说的“这个文明古国所引以自豪的日常应用的文雅而讲究的礼节”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虽然以上这些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曾经爬上路障的青年英雄在群众面前所能做出的事，但正如瓦兰所指出的那样，他很快就因此而吃了大亏。起先他们决定要带上一座圆顶帐篷。伯希和要求喀什的行政长官设法替他们搞上一座。瓦兰回忆说：“当他们把此事说给俄国领事听的时候，他不禁哈哈大笑，说我们野心太大。”他向三个法国人保证说：“根本弄不到帐篷，即使他们能找到一座的话，那至少也得用六个月的时间。”一星期之后，帐篷果然送来了，这使俄国人很吃惊。瓦兰接着说：“于是伯希和叫我们像以往那样立即把它搭在领事馆院子中间，叫我们就住在那里。”

    他们的计划是到东边的库车去，在那里进行一段时间的发掘。

    途中将经过吐木休克。据海定报告说，在这个地方他曾经看见过一些废墟。但他认为那并不是十分古老的穆斯林废墟，不值得挖掘，因此就把它放弃了。这三个法国人在喀什经过了六个星期的准备之后，走上他们的第一段旅程。在离吐木休克不远之处，他们碰上了一件有趣的意外的事情。这就是，当他们停留在一处叫做泛若排特的地方并在那里吃午餐以前，他们拜会了当地的下级长官，并表示因无暇接受他的回拜而向他道歉。之后他们就赶回小客栈，以便在出发之前，急忙地吃上一餐。瓦兰在叙述这段故事时写道：“我们刚刚回到小客栈，就蓦地听见三声炮响。这意味着当地的长官已离开了衙门。”转眼之间，他们的佣人丁，就高声喊道：“长官来了！”这时把法国人弄得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瓦兰接着说下去：“我们对于来访者毫无准备。伯希和深深地表示歉意，并请长官进会客室就座。在互致问候以后，我们都坐下了，并力图装出并无难为情的样子。正在这时，我们见到有人把茶杯和盘子里装着的瓜果点心都一一端上来了。”吃完茶点后，长官站了起来，笑容满面地对伯希和说：“你们欧洲人真知道怎样旅行。

    在风尘劳顿之中，能作出如此周到的招待，兄弟不胜佩服。拜饮佳肴，深感荣幸。”他走了之后，伯希和立即对丁夸奖了一阵，说他张罗得非常之好。丁回答说，“我什么也没做，所有的东西都是衙门里的仆人带来的……”

    吐木休克的废墟远远不是穆斯林的废墟。事实证明，它至少是到公元800年时还是那些很繁荣的早期佛教庙宇城镇中的一个。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伯希和在这里作暂短的停留时，发现了这个废墟。他随便用他的马鞭杆儿掘了一下地，使他大为惊异的是，居然掘出了一尊真正的希腊小佛像。虽然当时他们的行李，包括他们的冬衣，已在运往库车的途中，可是伯希和认为，除了停下来作更深入的挖掘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六个星期之后，虽然寒冷把他们冻僵了，他们都满载着彩色塑像和别的发现物，急急忙忙地赶往库车——在那里有另一件使他们高兴的事，这就是领取他们的皮衣。但是到了那里，使他们十分沮丧的是，他们听说不但是德国人，而且还有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在他们以前都已经在这个考古上有重大价值的地区进行过挖掘。他们发现，他们的对手们所忽视了的一些庙宇里还可以做大量的挖掘工作。对于伯希和来说，他们在这里的最主要发现是一些用前所未见的文字所写的佛教经典文件。其中的一些后来由西尔万·利瓦伊解释出来，证明是库车早期失传的文字。

    法国远征队在库车的八个月取得了丰富的收获之后，就转移到乌鲁木齐来补充他们的必需品。然后越过沙漠前往敦煌。这时他们还没有听说过在六个月之前，斯坦因曾经在那里取得了伟大的发现，因此他们的计划只是想在那里进行拍照和研究千佛洞的壁画和塑像。

    当他们在乌鲁木齐停留的时候，伯希和遇见一个在北京时代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敌人兰公爵。该兰是义和团头子的兄弟，同时他本人也与这次运动有牵连。所以他被终身放逐到乌鲁木齐。他想在这里从事照相工作，以度余年。伯希和后来写道：“在1900年，我们彼此之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宿怨早已冰释；我们借着饮酒谈心，重温旧谊。”当他们最后分别时，这位公爵无限伤感地对伯希和说：“你走了但我却必须留下。”伯希和当时竭力抑制自己，不去回想七年以前一度曾经当过北京警察总监的这位公爵。那时“当我们要求他让我们离去的时候，他却强迫我们留下”。

    事实上这个公爵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由于他的一次慷慨行为，而使得伯希和更加急迫地要离开乌鲁木齐，前往敦煌。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已经听到过，关于在千佛洞发现了一个藏着手稿的秘密洞窟的传说。当这个被流放的公爵拿了一份据说是来自敦煌的手稿给他看时，瓦兰追述说：“伯希和刚一打开这个卷子，他就认出了这是8世纪以前的东西。”

    当这三个法国人到了敦煌的千佛洞时，正如斯坦因所经历过的那样，手稿的洞门锁着而王当时也不在。但不久他们在市镇上找到了这个道士。他无疑是被伯希和一口纯熟的汉语所迷住了。他当时同意让他们看他所发现的东西。鉴于斯坦因和蒋师爷在取得王的同意去看这些手稿之前，经过了那样长时间的斗争，而伯希和却轻易地就达到了目的，这不能不使他的敌人感到不可思议。可是正如王所曾经反复地叮嘱斯坦因和蒋那样，他的最大顾虑是生怕事情泄露出去。现在来自欧洲的这个新游客根本没有提过斯坦因（直到此刻伯希和也还是不知道他的敌手已经在他之前打进了密室）。这在王看来，那个英国人对于他们之间的勾当一定是信守誓言的。他发现这些“洋鬼子”对于这项秘密，都能守口如瓶，使他感到非常放心。而且他已经开始用斯坦因的捐献来进行他的修复工作。当前，无疑是他寻找另外一笔捐助的时候了。

    但是，伯希和也得在这里等待时机。他在1908年3月26日从敦煌发出的一封信上写道：“王很晚才回来，并且他还说把钥匙扔在敦煌县城了。我只得再等。”就在这时候伯希和才知道，斯坦因已经参观过这个密室，这使他很感失望。但王向他保证说，斯坦因只在那里停留了三天，他如果知道斯坦因在这里所花费的实际时间，那他可能对于自己所抱的希望失去了信心。事实上他所害怕的是自从发现书库以来的八年当中，其中的许多东西恐怕早已不翼而飞。在400英里之遥的乌鲁木齐的兰公爵给他看的手稿不可能是从洞窟中流失出来的唯一的一件。

    钥匙终于从敦煌取来了。时间，从他们来到这里的石窟群算起，已经将近一个月。只是在这时伯希和才被允许进入密室。他写道，“我简直惊得呆若木鸡”。据他粗略地估计，洞内的手稿大约在一万五千至两万之间。如果要打开每一卷而加以适当检查的话，他至少也得花六个月的时间。但是他立刻就作出决定：“一定要把整个书库检查一下，哪怕是粗略的检查也好。”他写道：“至少我必须打开每一件，认识一下它的性质，同时看一看，它是否提供过任何新的东西。”他决定把它分成两堆，一堆是其中的菁华，那是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得到的；另一堆也是需要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

    伯希和凭借着一支蜡烛的微光，蹲伏在斯坦因把大批文物搬走（伯希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所留下的小得可怜的一点地方，费去了漫长的、如同被幽闭起来而令人恐怖的三个星期的时间，在积满尘土的一捆捆的手稿里进行挑选。在巴黎吉美博物馆（MuseeGuimet）的伯希和陈列室中，有努埃特为他拍摄的一张他在密室中工作的纪念性照片。从这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在蹲伏着的他的后面有堆积如山的、捆扎在一起的手稿。伯希和写给在巴黎的西奈的一封长信中说：“在最初的十天，我每天大约要翻看一千份手卷。这可以说是一个记录……”在谈到当时他的工作速度时，他用多少有些不客气的口吻，把自己说成是可以和竞赛用的汽车相比的一位语言学家。虽则这不过是一种比喻，但他的爱挑剔的批评者却正好抓住这一点不放。

    在石窟中每经过一段时间，伯希和就要和他的两个同事聚会一下。过了几年之后，瓦兰回忆说：“他的外套里塞满了他最喜欢的手稿……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有一天晚上，他拿给我们看的是一份圣约翰斯托里福音；另一次，他拿来一份有八百年历史的描写一个奇异小湖的文稿。该湖位于敦煌之南的很高的沙丘上。再一次是一份有关这个寺院的账目。”伯希和知道，他不可能说服王，把收藏品全部转让给他，因为藏书室的发现，在全地区已为人所共知。瓦兰解释道：“前来朝拜圣地的蒙古人和西藏人以唪诵这种珍贵的文件，作为他们朝圣的一部分内容。”可是伯希和的最大担扰是，深怕撂下了或者还没有注意到一些关键性的文件。他写道：

    “然而我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我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手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天知道，共有多少断片碎页……”

    现在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即：伯希和必须说服这个小道士，把检出来的放在一边的两堆手稿卖给他。这两人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会谈。瓦兰在回忆中说：“会谈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也必须在极端保守秘密的情况下才能提到有关发现书库的事，即使在我们的信件里也必须如此。”最后，这笔交易以500两白银（约90镑）成交。然后把这批密藏的东西经过小心谨慎的包装之后，经由船舶运往法国。瓦兰接着说：“只是当努埃特带着满装我们的选品的箱子上了轮船之后，伯希和才公开地谈到这些东西，并携带着一箱手稿的样品前往北京。”他接着又说：“对于中国的学者们来说，这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他们简直不相信，在自己的国家里，会有这样重大的发现。”其结果是，北京政府立刻拍发一份电报给敦煌的地方官，责令他对洞内剩余的东西封锁，严禁外运。

    瓦兰带着讽刺讥笑的口吻说：“这个善良的道士一定会感到寝食不安，后悔接受了伯希和的钱。”

    虽然弄到敦煌手稿是伯希和个人的伟大胜利——至于别人对这种不道德的事情作何看法，先不去管它——但他的两个伙伴在那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也并不是完全袖手旁观，无所事事的。努埃特对于凡是伯希和认为有价值的每一件东西，都已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后来把这些照片印出了六大本。虽然伯希和并没有对此花时间与精力写过一份有关的伴随的说明，但今天对于研究那里的壁画与塑像方面来说，这六本照片仍然是主要的参考资料。因为在几年之后，当白俄士兵被拘留在那里时，千佛洞的文化与艺术曾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伯希和最后于1909年10月24日到达巴黎。这时他已经离开那里三年了。在他归来时，尽管人们把他当做一位英雄来欢迎，但同时他也发现还有的人正在给他制造麻烦。这种事后来竟发展成为一种恶性的运动。打击的对象除他自己以外，还有查万斯教授和河内的远东学校。当他不在的时候，他在敦煌第一次看到那些文物而感到无比兴奋时所写给西奈的那封长而生动的信件，发表在远东学校（他仍在这里供职）一份拥有广大读者的刊物上。如果他事先就知道，他的敌人会利用他的信件为资本来反对他的话，他很可能用另外一种写法，而且他也一定会把他的那些公正的、有时甚至是无所顾忌的论点删除掉。我们已经提到过，伯希和的那种知识分子的骄傲——有的人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使他怎样在学术界树立了许多敌人。他写给西奈的那封信，正是给他们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次运动中与查万斯的远东学校有牵连的部分，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关心的。但是从这件事情的本质上来看，对于查万斯教授的学术水平，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另外对于这所有名的学校的全体教职员的工作能力，也同样值得怀疑。在发动这场运动时，最初只是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但是不久这一事件就扩大到报纸和期刊上。尤其是那些和印度支那有关的报刊，更是不惜篇幅，大登特登。伯希和的罪状包括两个方面：作为远东学校的汉文教授，他和其他教职员一样，犯了杰出人物统治论的罪，同时更严重的是，他委托当地的口译人员帮助出版他们的作品，除此而外，作为取得极大胜利的中国中亚远征队的领导人伯希和目空一切，突出个人。这是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年轻的人，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对于法国其他的东方学专家来说，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忌妒。他们认为，应当选他们才对。

    在主要诽谤他的人之中，有一个是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里工作的资历很深的图书馆管理学专家。伯希和把敦煌手稿锁在该部的一个房间里，钥匙由他一个人保管着，这无异是不让贬低他的那些人们进去。他们也显然是对此引起极大的愤怒（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这个专家就给法国报纸写了一封极其苛刻而严厉的信。在信里他不但怀疑作为一个汉学家的青年学者伯希和的能力，而且还力图否定伯希和所得的手卷的真实性。这位图书管理学专家以图书馆东方部（被锁在一个房间里的那些东方手稿也要放在该部）管理人的名义，借口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声称对伯希和在敦煌买得的东西，立即放弃保管的责任。与此同时，由远征队带回的其他艺术作品——绘画、塑像、丝织品、木雕和赤陶制品——在罗浮宫

    罗浮宫：原为法国王宫，18世纪改为博物馆。

    以伯希和为名的大厅中公开展览时，他的诽谤者们对于这些东西，也同样极力加以贬低。有人写道：“人们不禁怀疑，即使罗浮宫里的房间再小，也不应当展出那么少的东西。”

    1910年12月，一个法国学者所称作的“这个恶毒的运动”在一期反殖民主义的刊物《地方评论》上，对伯希和、查万斯和远东学校所进行的致命的打击，达到了最高峰。

    填满了这份杂志的用了23页篇幅所发表的一篇充满了假情假意和辛辣讽刺的大杂烩，声称要分析伯希和的“丑事”。一个中国老手同时他本人又是一个说中国话的M．费尔南德·法捷耐尔（M．FernandFarjenel）首先揭发查万斯，说他翻译的东西“即使不是每个单词都错，起码也是每一行都不正确”。不过他的主要目标，则是伯希和。他指责他所反复称做的这个青年的“探险家”浪费了公家许多的钱，在他两年时间的“闲逛”中，并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含蓄地指出，在伯希和到达敦煌的时候，由于他是那样拼命地为他的使命来进行辩护，因此也就严重地削弱了他所做出的判断与评价。

    为了支持这个论点，法捷耐尔引证了伯希和写给西奈的信里的个别词句。在这封信里伯希和说，当他进到王的密室看到他所看见的东西的时候，不由地“惊得”发呆。法捷耐尔说，他惊得如此的厉害，竟“毫不怀疑地轻信了”道士骗人的鬼话。他显然不知道，不久之前斯坦因已经从这个室内搬走了“二十九箱手稿和绘画”。法捷耐尔争辩说，“这就很可能已经完全搬空了”。

    他接下去说，但是伯希和“却满心欢喜，心想他已经发现了无价之宝，以致失去了警惕，也不去核对一下道士的话”。他的明显的结论是，当地的人知道欧洲人喜欢买这些东西，于是把伪造的和那些无价值的手稿重新填进了那个洞穴。他提醒他的读者们要注意，在远东有着许多聪明的流氓。被斯坦因揭穿了的骗子阿克亨即其一例。

    一个自己承认在一天的时间里，必须阅读几千份手卷（接照法捷耐尔的计算法就是一分钟阅读两份手卷）的学者，才真正是这些骗子的天生的受害者。事实是，这些手稿现在仍然锁闭在室内而不让别的东方学专家们去接触。这件事情本身就只能增加他和别人的怀疑。鉴于这个远征队“花了那么多钱”，他要求伯希和应当即刻对于批评他的人作出答复。但是伯希和并未予以答复。他深信，诽谤他的那些人，迟早是会收回他们的前言的。

    法国的公众，自然无法说明究竟谁是谁非。如果斯坦因当时已经把密室全部搞空了，那么这么多的手稿又从何而来？可是无论怎么说，又为什么把放手稿那间房子的门锁上，而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又不让别的学者们去利用？直到1912年，斯坦因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问世后，才使批评伯希和的那些人销声匿迹。如果法捷耐尔在信心十足地发表他的宏论以前，先把这本书读一下，肯定他是会三思而后行的。首先斯坦因就明确地提到，当时他只能买到敦煌书库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大量的手稿仍然留在那里，况且王道士不容许他如同伯希和那样，自由地选择。他所能看到的只限于带给他的那一部分。不但如此，他也不像伯希和那样，因为精通中国文学和图书目录学，而占了很大便宜。他自己则因为不懂汉文，便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当斯坦因明白了这次运动是要毁坏他的这个年轻法国同行的声誉时，他就特地出来赞誉伯希和的卓越学识和他的发掘方法。这些都是他在库车地方所亲自看到的。

    虽然存心想要破坏伯希和的名誉而在学术领域内所发起的这场运动，终于彻底地失败了；但要知道，类似这样的丑事，也是时有所闻的。但是诽谤伯希和的那些人，真的相信他们所预加在他身上的那些罪名吗？抑或是要把他们所憎恨的或者所妒忌的人置于死地呢？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当时的见证人均早已不在人间，他们不可能再站出来说话。但是当时瓦兰所做的评语或者可以作为这一运动的答案。在他们远征期间，他叙述说：“伯希和所做的那些简短的按语和评论在寄回法国后，使收到的人对于这些东西的准确与详细，无不感到惊讶。他们简直不明白，在荒野上和远离图书馆的地方，他怎么还能够详细地回忆起某些论据和原文……他的惊人的记忆力，使他毋需任何参考资料。”这一点也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证明，“当伯希和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全部内容就留在这个地方。”他的一个同事边说边指着自己的前额。

    事实是，他的敌人们不相信他会那样聪明，因此他才受到了冤枉气。直到他们知道他真的是那么聪明（惜为时已晚）时，他们又简单地假定，他不过是一个吹牛大王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伯希和也要引咎自责。同别的考古学家一样，他不愿意安下心来从事单调乏味的分类和刊行工作。我们知道，他的诽谤者制造了许许多多的事实，说什么这些手稿运到国立图书馆以后，已经过了一整年的时间，可是仍然还藏在箱子里，伯希和甚至连一份目录都不去编制。诽谤者们正好利用这一事实，大肆鼓噪，说他一定是隐藏了什么东西——很可能是隐藏了他那惊人的发现物，要不，就是在敦煌买到的东西都是伪造的。

    这并不是他唯一的一次被卷入纠纷中，虽然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一次。作为法国第一流的汉学家伯希和继续为他自己的光辉事业开辟道路。他再没有到中亚去进行发掘。他是我们主要的四个人当中唯一的没有再回到那里去想搞到更多的文物的一个。但这并不因为他在这一方面缺少兴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京担任法国使馆馆员时，有一天他对美国的考古学家兰登·华尔纳说，他有几处新的遗址计划去挖掘，但是没有钱。当他有了可以利用的钱时，则为时已晚，因为这时中国人已把西方考古学家拒之于千里之外了。

源济

第十四章 丝绸路上的间谍

    1908年秋，大约正当伯希和把他的珍宝从中国的中亚运回法国时，英国在印度西姆拉的情报头子们，对于两个年轻的日本考古学家在丝绸之路上所进行的活动，开始引起了注意。虽然这两个日本人并不知道他们从北京一进入中国土耳其斯坦，就有人一直监视着他们，但他们却像特务们被基姆《基姆》：英国作家吉卜林长篇小说中的一本书名。它叙述英国士兵的儿子基姆在印度长大，跟随一个西藏喇嘛寻找圣地，后来结识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位上校，并在他的指示下刺探与传送情报。所钉梢的那样，被穆斯林商人、当地的佣人和其他为印度政府所雇用的人们连续不断地尾随，已达一年之久。他们从一个绿洲旅行到另一个绿洲，有时在一起走，但更多的时间，则是彼此之间相距有数百英里之遥。关于他们这种动态的定期报告，由暂时代理英国驻喀什领事麦卡纳（当时在英国度假）的临时代理领事馆职务的沙特尔沃思上尉（A．R．B．Shuttleworth）搜集整理，然后由官方邮政送信人越过喀喇昆仑，带给当时的英国驻克什米尔代表弗朗西斯·杨·哈斯本爵士，再转送到西姆拉。

    表面上看来，从京都大谷光瑞伯爵寺院中来的这两个有学识的日本和僧是在中国的中亚细亚寻找佛教的遗迹的，因为大谷是日本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而同时又起源于中国的佛教教派净土宗的主教。诚然，这一次还不是他派遣到这里的首次远征。早在1902年，当他听说斯坦因的第一次远征有所发现时，就派出了他的两个和尚，围绕着塔克拉玛干的一些遗址，进行了恣意的大谷光瑞挖掘。他们把挖掘到的佛经以及壁画和塑像的碎片等装在柳条筐内，运回日本。但是，中亚的其他学者们可以说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到了哪里，更不用说西姆拉的情报专家了。这是因为，第一，日本人既没有发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没有公布他们所发现的东西。其次，那是发生在1905年日俄战争以前的事。当时列强认为日本是亚洲突然出现的新生力量。对于在这个地区有政治和商业利益的任何国家来说，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这样，对于大谷伯爵在1902年至1910年，派往中国的中亚细亚三次考古学远征的第一次，少数一些人只是从它的表面意义来看，认为这是佛教僧侣们对于他们的宗教发源地所进行的一种虔诚的，然而也是古怪的探索，因而也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诚然，首次发现黑孜尔艺术宝藏的正是他们，但是他们最后被地震吓跑了，连他们的记录和照片也都丢得干干净净。这就使得范莱考克和戈伦维德尔有可能成为在两年之后把该地的珍宝公之于世的第一批人。

    1908年，当大谷的第二次远征队到达那里时，别人就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了。而且，如果说英国人怀疑他们不是为了考古（这是从事间谍活动最好的掩护）而是为着别的原因，那么，败于日本人之手而至今仍然深感痛苦的俄国人，对此就更加深信不疑了。在喀什和沙特尔沃思上尉干同样工作的俄国人告诉他说，两个日本人中的一个叫做桔瑞超的是一个日本帝国的海军军官，另一个叫野村荣三郎的是一个陆军军官。但是除了挖掘古代废墟和搬走大量文物之外，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呢？这个问题，使得英属印度的情报人员大伤脑筋而不得其解，毫无疑问，俄国人的情报机构也为此而挠头。

    这两个人，在1908年10月从北京经由陆路到达乌鲁木齐。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然后出发前往吐鲁番。在这个区域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发掘了包括喀喇和卓在内的一系列的遗址。然后他们继续西行，到可拉（Korla）和喀喇先尔。在这里他们分手了。

    桔瑞超启程前往罗布泊，先发掘了围绕着楼兰和卡里克的一些遗址，然后沿着丝绸之路的南路西行，去发掘尼雅、凯利亚与和田。与此同时，野村先在库车挖掘了将近两个月，然后沿着古商旅路线的北路，继续西行最后到达喀什，等候桔瑞超的到来。按照1971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出版的《大谷考察团带回的中亚文物汇集》中对这次远征的简短叙述来看，这两个日本考古学家是在旅途中分离了五个月之后，于1909年7月7日才又会合到一起的。根据沙特尔沃思上尉掌握的材料，这两个日本人会合的日期要比那年的7月7日整整晚了一个星期（除非这个矮小的桔瑞超当时悄悄地溜进这个市镇，没让他知道）。

    麦卡纳在各主要居民点建立了“白须”情报通讯网。这就使对这两个日本人所进行的许多星期的和几百英里远的钉梢工作容易得多了。参加这个情报网的一般是每一个主要绿洲中年老的印度的也就是英国的买卖人。

    他们的公开职业是负责受理居住在他们的流放区内的那些人的生活福利和言行动作，同时还负责帮助可能经过他们的绿洲的英国旅人。可是正如沙特尔沃思的秘密报告（现在存在于印度政府机关图书馆里的所谓“政治与秘密”档案内）所泄露的那样，他们有时也参加这场“大比赛”。

    举例来说，1909年6月12日，沙特尔沃思接到一个名叫拜倔庭·汗（BadruddinKhan）的从和田寄来的一封信。在这封22天以前寄出的信中，有如下的情报：“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库车回教译员伴随着的一个日本旅行者来到了凯利亚。他以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出现，并且能说中国说。他游览了所有斯坦因博士所游历过的地方。他也探索了许多被湮没了的城市。凯利亚的办事大臣让曾给斯坦因当向导的伊勃拉海姆·贝葛来为他服务。这个办事大臣吩咐我，叫我准备房屋，如果他来了，就作为接待之用。

    假如他到了和田，我将报告你。关于他的一切行动，在这个市镇上他干了些什么，我也同时告诉你。”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正如对在他们以前的斯坦因以及其他的人一样，没有任何怀疑，认为他们不过是巡回旅游的学者，到此来寻找他们的佛教发源地，而不会是干别的什么事。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英国人（还有俄国人）不但不这样想，而且还命令沙特尔沃思对他们进行尾随呢？

    对此，“政治与秘密”档案提供了答案。这个答案可以在送交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摩尔利的有关这两个日本人的活动的报告中找到。按照这份报告，1908年9月加尔各答的日本领事馆通知印度政府说，桔瑞超是一个僧侣，野村荣三郎是京都大谷伯爵的寺庙里的秘书。他们正从北京经由中国的中亚细亚前来印度“作关于宗教事务的调查”。报告接着说：“可是我们有许多理由，怀疑他们是秘密的特务人员。”一个理由是，他们与“第三个所谓僧侣”有关联。这个人叫爱麦先生。英国当局早已怀疑他是一个日本间谍，并已呈报摩尔利大臣，认为这个人“背景复杂。虽然他自己宣称他旅行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佛教的遗迹，但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可谓肤浅透顶”。1908年夏季，在他到印度北部游历时，由于不准他到西藏边境去参观那里的某些湖泊，他就应当从列城采取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回到斯利那加，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报告接着说，“他故意绕道向着西藏的方向走去”

    （虽然他不可能在离开列城到达斯利那加这中间的一段时间里就能到达西藏边境）。写这份报告的那些人除了认为这个神秘的爱麦先生和两个日本考古学者都是可疑的间谍以外，并没有对他们所想象的在这三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真正的联系大做文章。但是如果他们对于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的怀疑，只是由于看到他们两人相互往还而引起的，那么，当沙特尔沃思的报告通过在斯利那加的弗朗西斯·杨·哈斯本转到他们手里时，他们就一定会感到他们的怀疑是有理由的。

    第一个证明引起他们怀疑的线索是在1909年3月10日发现的。那时这两个日本人已经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停留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在库车的“白须”情报网把他们的到来报告给沙特尔沃思，并且还补充说，虽然他们声称是“探索佛教遗迹的”，可是他们同时还进行速写和测量。事实上，他们的这种做法和他们作为考古学者并不是不一致的，尽管沙特尔沃思和“白须”情报网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大概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挖掘者在进行工作。斯坦因不但测量了他所发掘的每一个遗址，而且也测量了几千平方英里的中国土耳其斯坦。俄国的旅行家们，如普列耶瓦尔斯基也干过同样的事情，海定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中国的中亚细亚是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至于海定，又有谁害怕这么一个瑞典人？但是日本人不但非法进入这个地区，而且还进行测量，这是值得引起人们的警惕的。

    这时，另外的线索也开始出现了。这样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

    都认为桔瑞超和野村两人不但不是考古学者，甚至也不是佛教僧侣。首先，从桔瑞超对当地人的态度来看，和俄国人说的完全一致。他是一个海军军官，而不是如他所说的是佛教圣徒。泄露这个秘密的是叶尔羌的知府。他抱怨说，桔瑞超一直在打中国人，大家都十分讨厌他。沙特尔沃思的情报人员发现，这两个日本人随身带有许多英文的有关海陆军方面的书籍。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出家人为什么要读这类书？而尤其奇怪的是，两个人又都说他们不懂英文。这样就更加深了人们对他们的怀疑。还有，在叶尔羌，桔瑞超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这个市镇的地图和其他有关资料，这也引起了当地知府的怀疑。同时在喀什地方，他们又邮寄了大量的邮件。据沙特尔沃思猜想，寄走的可能是地图和各种报告。考虑到这些包裹都是通过他的手发送的，而他又没有偷偷地打开其中的一包检查一下，这是很奇怪的。如果他这样做了，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

    目前，这两个日本人在喀什又会合在一起了。这时沙特尔沃思不但有可能直接地观察他们，甚至还可以邀请他们在契尼贝共进午餐。他给杨·哈斯本的报告中说：“看见野村带着一块像平板仪的东西围绕着城垣绘制草图，桔瑞超则速写从玛莱尔拔西（Maralbashi）到叶尔羌的道路……同时看到他在观察电线杆和丈量其间的距离。”当这两个考古学者（假如他们真是的话）停留在喀什时，并没有使沙特尔沃思真正地喜爱他们。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通过印度回国，那么，他们两人必须在一起取道喀喇昆仑而不能像现在他们所要求的那样，走不同的路线。告诉他们这一点是沙特尔沃思的任务。他在接到加尔各答的这一指示后报告说：“桔瑞超是个不要脸的东西……我不得不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如果他们像沙特尔沃思那时所深信不疑的那样真的是在进行秘密的特务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就变成他们的特务头子们的糟糕透顶的活广告了。因为他们把钱花光了，竟至被迫要向沙特尔沃思借2000两白银（约360镑）作为回国的旅费。他拒绝了，并指出他们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这里的道台是他们进行磋商的唯一合适的人。不但如此，他们还拿不出任何抵押品。再说，因为要借的是公款，他没有理由借给他们这样一大笔款。

    如果他们不提出借款的事，事情也许就到此为止。可是结果正好给了英国政府所要寻找的唯一的借口。曾经指令沙特尔沃思对这两个人进行尾随的英国情报头子们这时和他一样，深信桔瑞超和野村这两个人，除了作为考古学家之外，还与日本政府的情报总部有密切的联系。这是他们送给摩尔利大臣的关于这两个人的秘密报告中所下的结论。然而他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这个遥远的死气沉沉的地方，日本人所感兴趣的事究竟是什么，还远没有弄清楚。

    且不问日本人所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从政治与秘密档案的信件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英国政府绝不会让天皇政府的特务人员，即使是非专业性人员，在极其接近印度的边境地方，逍遥自在地进行间谍活动。因此驻东京英国大使克劳德特·麦克唐纳爵士送交日本外务大臣小村伯爵的一封公函，谴责桔瑞超和野村的蛮横举动，同时对于他们首先不同中国方面进行洽商而向英国领事馆要求贷款一事，大肆宣扬。尽管外交手段使外行人始终感到离奇莫测，但英国政府对于像这样微不足道的细事，居然也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抗议，实在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看起来，这只是警告日本特务机构所使用的一种外交策略，即警告他们不要侵犯英国的势力范围。除此而外，别无其他。麦克唐纳的照会末了提出建议说：“阁下可否通知我，桔瑞超和野村二人是否拥有某种特权或拥有国家承认的某种官衔，以此事与各有关方面的利益，关系至大。”小村伯爵的答复简短而扼要。他既不打算对于自己同胞的举动表示歉意，也不想把他们两个人的事推得一干二净，只是说，对此事“既不关心，也不了解”。这对于喜欢阅读间谍文学的读者们来说，他的话有一种人所共知的特点——一个政府不会承认笨得叫人抓住的情报人员。对于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这封信读起来，好像是一个忙碌的外务大臣反对以微不足道的控诉来打扰他的一个大使。

    ***

    如果桔瑞超和野村真是特务的话，那么这个时期在丝绸之路上活动的就不只是他们两个人了。即使把间谍活动和猎宝结合在一起来看，他们也不能算是独一无二的。另外的一个是在若干年后，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卡尔·古斯塔夫·孟纳海姆男爵（BaronCarlGustavMannerheim）。当时他在沙皇军队中服务，新近被提升为陆军上校。在日俄战争中，他以屡立战功曾经显赫一时。孟纳海姆是一个芬兰人，但在那个时候，芬兰还是沙皇俄国的一个自治邦。1906年秋季，他受俄国总参谋部之命，骑着马横越中国的中亚细亚，去研究那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同时还进行如他在日记里所称做的“军事性质的任务”。他是一个不失时机的人，所以他也为芬兰人正在计划修建的一个新的博物馆，制定了一项考古学的、人类文化学的和人类学的计划。芬兰人多少有些像匈牙利人，热衷于追溯他们的好战的、一度定居在亚洲草原上的部落祖先。他们的学者们，也热切地希望扩大他们对这个地区的民族和历史的知识。

    孟纳海姆在骑行途中，除了绘制他的线路图和记录军事情报之外，同时还利用测径器衡量人的头颅，采集各种各样的东西，从粗制的外科手术器械直到擀面杖。另外他还购买古物和手稿。后者的大部分是在和田购得的，因为那时在和田的古物市场极其繁荣和兴旺。他也在吐鲁番买了一部分。但他发觉这里的价格远远高于和田。他曾经打算从他游览过的一个遗址，搬走三幅佛像壁画，但他又决定不要去冒险毁坏了它们，还是留下给他所称做的“技术更高的采集者”。他在吐鲁番结束了他的考古活动以后，便从此地骑马东行。我们对他的叙述也就到此为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离开了历史，因为在1940年当斯大林的侵略军进攻芬兰时，这位72岁的身经五次战争的老将、陆军元帅卡尔·古斯塔夫·孟纳海姆曾经领导了芬兰的军队进行过英勇的抵抗，尽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他在33年前，孤单地骑在马背上越过亚洲得来的那些古物，今天在赫尔辛基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

    ***

    这时，列强之间，对于争夺丝绸之路的宝物越来越剧烈了。我们已经看到斯坦因、戈伦维德尔、范莱考克、伯希和与大谷伯爵的日本人，是如何一个接一个地参加了为海定所开端的考古学上的自由参加活动。但是除了简略地提过毕里索夫斯基弟兄到过库车之外（那是一次购买文物的远征，而不是考古学上的远征），对于俄国人，我们很少加以注意。关于这一点有数种原因。

    首先，他们没有一个杰出的人物；其次，他们没有做出一鸣惊人的发现，尽管那些遗址对于他们比任何别人都容易接近；第三，他们搬走的数量不多；最后一个原因是，他们行动迟缓。尽管多少年来他们就知道，有些消灭了的文化遗迹就在他们的眼前。

    我们已经谈过，第一个报告说他在中国大沙漠里看见被埋没了的废墟的俄国人是著名的尼古拉·普列耶瓦尔斯基上较。在1876年——刚巧是第一个欧洲人约翰逊游览这些废墟的十年之后——这个俄国人报告说，他在罗布泊沙漠里找到了他称之为“一座极大的城市”。但是普列耶瓦尔斯基主要是一个动物学专家，他对考古学毫无兴趣，因此他并无探索该城市的打算，而是继续走他的路。第二个发现了失灭了的中亚文化（他正确地看出这是佛教文化）的俄国人则是植物学家艾伯特·雷格博士。在1879年，他作为一个看来像是间谍代表团成员的人在天山东部（那时沙皇俄国和清帝国正发生一次边界纠纷）发现了具有高大城墙的喀喇和卓。由于中国人的干扰，他未能做深入的探索。在吐鲁番时，为了要去喀喇和卓，他不得不趁着他的警卫员们不加防备，偷偷地溜走。当他返回吐鲁番时，他发现他们已经受到了惩罚，被关在可怕的木笼里，慢慢地吊死（后来范莱考克曾亲眼看见过这种刑具）。他在回国后，曾报告过他的发现。可是19年过去了，在这中间，没有一个俄国人作过任何尝试去到这个区域进行考古学上的探索。

    接着干这个事情的是德米特里·克莱门茨。他带着他的植物学家妻子于1898年奉科学院和帝俄地理学会之命，去调查一个沙皇陆军军官所报告的吐鲁番地区的大量古代废墟。克莱门茨院士年轻时，曾经是一个著名的革命家，并曾为此坐过监牢（后来他设法逃跑了），也曾被放逐到西伯利亚过。后来他成为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知名人士。他探索了围绕着吐鲁番的一系列遗址，其中有喀喇和卓、阿斯塔那和雅尔和图。拍摄了许多照片，画了许多建筑物的平面图，抄写了一些碑文，获得了若干手卷以及文物的样品。他总共探索了130个石窟庙宇，其中大部分都有保存良好的壁画。他还搬走了几幅小型壁画。这是后来从这些庙宇的墙壁上被切割下来的许多壁画中带往欧洲去的第一批。在他返回圣彼得堡不久，科学院就公布了他的惊人发现的消息，接着就在那里的中亚细亚专家们和艺术历史学家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但是我们知道，对这个消息引起最直接和最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在德国。从实质上说，俄国人的这种做法，无异是把吐鲁番作为一种礼物送给了德国人。因为不但克莱门茨的报告是用德文出版的，而且他随后所写的一本书也是用德文出版的。而且这本书里还附加了一张大型的折叠地图。在那上面，把他所发现的全部遗址的精确所在地以及它们的照片都印了出来（那时候，俄国人的学术论著用德文或者法文出版是很普遍的）。就这样，和中国接壤的俄国人把他们的潜在敌手们吸引到珍宝遍地的吐鲁番周围，而他们自己却躺着睡觉，无所事事。

    直到1905年，毕里索夫斯基弟兄前往库车，进行他们的收买文物的工作。与此同时，政府也建立了一个考察中亚与东亚的委员会。这时俄国人才开始去弥补他们在时间上的损失。即使如此，也还是半心半意，敷衍了事。真的，直到1908年（那时，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已经牢固地盘踞在丝绸之路上）俄国人才作出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发现，即发现了喀喇库图。这个地名的意思是“黑城”，不要和喀喇和卓相混淆。喀喇库图位于现今中国与蒙古接壤的边境之内。无疑，它就是马可·波罗发现后所长期失灭的城池额济纳（Etzina）。但与其说这是发现，不如说是为普列耶瓦尔斯基的门徒彼得·柯兹洛夫（PetrKoslov）所再度发现。那时，在他所领导的一个远征队去探索中蒙边境地区的一些地方时，他和他的人惊异地看见在戈壁遥远的地方有一座巨大的堡垒市镇，矗立在荒漠之中。柯兹洛夫报告说：“这市镇的城垣尽为黄沙所湮没。有几处地方沙漠极高，可以走上它的斜坡，进入市镇。”但这些心怀畏惧的俄国人，却从它的巨大的西城门走了进去。“在这里，我们发现一块四边形的地方，其中散布着高低不等、宽窄各异的各种建筑物的残迹。在建筑物的底下，尽是各种各样的垃圾堆。”

    当地绿洲居民告诉了这些俄国人，这座城池是如何被破坏的（现在我们知道是在14世纪，即在马可·波罗游历之后一百年上下被破坏的）。这个城池的最后统治者喀喇赞春（音译）决定为自己夺取中国皇帝的宝座而把他的希望寄托于他的无敌的军队上。

    中国皇帝派遣了相当强大的兵力向他进攻。经过一系列激战之后，最后把这个反叛者包围在他的都城之内。因为城墙高厚，中国人意识到如果单凭武力，一时不可能把它攻下，于是就决定切断它的唯一的水源——弱水。他们装满了成万包的沙袋，垒成一座堤坝，使河流转移了方向（为了证实这个传说，柯兹洛夫曾到现场去观看了这座堤坝）。守城的人们急于用水，就在城堡的一角，挖掘一口深井。可是当他们一发现井中无水时，便决定背城借以与中国人决一死战。这个统治者眼看事情已经绝望，于是将他的珍宝——据说装满了80车——全部沉入井内。接着又怕一旦城破，他的两个妻子和子女落入中国人之手，就又把他们也亲手杀死了。

    最后他命令在北墙打开一个缺口，身先冲向敌人。他的一度无敌的军队，终于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打死。中国人将全城夷为平地。之后他们尽力去找寻那些珍宝。他们认为一定在附近什么地方。可是一切尝试都归于无效。据说，这是因为这个统治者在他死亡之前，曾在这个地方施以符咒，使他的珍宝不被发现。

    柯兹洛夫可能没有发现这宗皇家的珍宝。但是在以后的几天内，他和他的人们发现了许多手稿、书本、钱币和一些“佛教祭祀用的物品”。这些东西填满了十只箱子。因为这一次本来不是考古学上的远征，同时，他们在离此更南一点的地方，还有别的工作需要去完成，因此他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继续前进。在返回的途中经由此地时，他们把找到的东西寄发给圣彼得堡的科学院。柯兹洛夫写道：“喀喇库图的遗迹对于我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们每天都在谈论那些东西。”第二年夏季，他们在回国途中，又在那里挖了一个月。这次他们在一个公主的坟墓中，发现了许多画在丝绸上、麻布上或者纸上的保存得十分完好的佛教绘画。这些东西总共有25幅。今天在列宁格勒博物馆的一间特别陈列室内还可以看到。他们同样发现，在城垣上，堆积着许多石堆，这显然是想用来抵御中国人的进攻的，如果他们进入有效射程之内的话。

    1909年夏季，正当柯兹洛夫和他的满载文物的骆驼，离开喀喇库图回国的同时，第二个以考古为唯一目的的俄国远征队也从圣彼得堡出发，前往丝绸之路。这次的远征队是由一个主要的佛教艺术历史学专家兼印度学专家舍琪·鄂登堡院土（SergeiOldenburg）领导的。此人大约在20年之后，曾因触怒了斯大林，几乎被处死。鄂登堡有点儿像戈伦维德尔，他也谴责人们整批地搬走艺术品的做法。他主张把它们留在原来的地方上，用照相、绘画和丈量的方法来对它们加以记载。在1910年返回圣彼得堡之前，他费去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游历了喀喇先尔、库车、伯兹克里克和丝绸之路北路沿线上的其他一些遗址。但是尽管他反对移走艺术作品，他自己也并没有空手而归，他还是把几件遭到破损的或者腐朽的样品，十分小心地带了回去，因为这样做至少可以为学术研究而把它们保存下来。大概是由于他的克制和谨慎，不管中国人对他们作何看法，在北京的考古学黑名单上，俄国人还不是名列前茅的。鄂登堡带回的大部分东西——主要是壁画和塑像，壁画中有一副是范莱考克认为损坏严重而扔掉不要的——连同克莱门茨和柯兹洛夫所得到的，以及彼特洛夫斯基在喀什所买来的全部文物，今天在列宁格勒博物馆都可以看到。除了鄂登堡在1914年去敦煌作一次简短的游历之外，这就是俄国人在考古事业上，从他们那近在咫尺的一个地区里所得到的全部。

    ***

    1910年冬季，鄂登堡返回圣彼得堡之后不久，日本人桔瑞超出乎意料之外地又出现在丝绸之路上。当初在喀什的时候，他曾和沙特尔沃思发生了争吵。同时英国政府对他和野村又提出过正式抗议，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他应当躲开英国人。可是他毫不在乎，这回他反而选择了一名英国人作为他的同伴。这个神秘的英国人究竟是谁——除了姓名以外——他和这个可疑的日本情报员在一起，究竟是干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人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命定地在凄凉和孤寂中死去了。

   这时麦卡纳已从长时期休假之后从英国回来，他解除了沙特尔沃思为他临时代理的职务。

    1911年1月13日麦卡纳接到了从迤东400英里的库车所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是汉文的，是他在那里的“白须”情报网人员发来的。电报告诉他说，有一个英国的旅行者叫做A．O．霍布斯先生的，在这里害了天花。另一封是一种绝望的呼救，是霍布斯本人发来的。他自己似乎不知道他害的是天花。在他的电报里，他十分痛苦地说明了他的症状：“我全身都得了皮肤病，我只能睁开眼睛，但每一次，只能持续数分钟……我的嘴和咽喉塞满了黏液，咽不下任何食物，只能喝一点儿水……十天以来一直是这样，我也一直没有离开床铺。”无论是他的电报或“白须”情报网的电报都没有使麦卡纳（他自己一直以知道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每一个人的动态而自豪）能够猜出这个人是谁以及他一个人到这遥远偏僻的地方究竟是为了什么。麦卡纳在派出他的印度医务人员前往库车之后，接着就用信号通知霍布斯，告诉他急救人员已经启程就道。但在1月16日他接到库车的中国地方官的一封电报，通知他说，霍布斯已于前晚身故。同时还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情报，说霍布斯这个人是日本考古学者桔瑞超的伙伴。这两个人大约在四个月之前，经由俄国潜入中国土耳其斯坦，随后又从乌鲁木齐前往吐鲁番，并在那里挖掘了一阵子。在分手之前，他们商定将在库车再次会面。桔瑞超于是首途前往遥远的沙漠中的楼兰故址从事挖掘，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的英国伙伴已经病死了。

    麦卡纳和地方官员商定，把这个英国人的尸体移送喀什安葬，可是由于官僚主义的多方推诿（或者害怕病毒传染），一直扯了将近三个月的皮才把尸体运到那里。接着就在那里举行葬礼，由麦卡纳主持了埋葬仪式。这时在坟墓旁边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桔瑞超。他是在库车听到他的伙伴不幸逝世的消息，赶来参加葬礼的。

    麦卡纳关于这件事情的报告，今天存在印度政府机关图书馆的政治与秘密的档案中。我们从这份报告所能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一点儿。他是否已经从桔瑞超那里了解到了（据推测，他也一定是这样做了的）霍布斯究竟是什么人，以及他为什么和一个自称不会说英国话的人在一起旅行，麦卡纳一直没有提。他在提到桔瑞超时，也没有说起英国人对他有怀疑，只是把他说成是“日本的考古旅行家”。

    读了70年前的秘密档案，人们会觉得奇怪，这个富有经验的半个东方人的麦卡纳，是不是完全不知道桔的双重角色。然而，当这个年轻的日本人继续进行他的猎宝活动，沿着丝绸之路南路，走向他的最后目的地敦煌的时候，麦卡纳还是派人尾随他。举例来说，他知道，桔在和田附近曾经向南进发，越过昆仑进入西藏。

    在那里，他的驮着行李的牲畜全部死亡，他的仆人也都开了小差。

    又如，在和田和凯利亚的中国办事大臣劝告他，要他循着运输队的路线前进。并且说，如果他能走这条路线时，愿意对他提供一切帮助。但桔却恐吓他们说，对于他们的干扰要提出正式抗议。看起来，桔还是玩他的那套令人作呕的把戏，不像是宗教信徒对待当地人所应采取的态度。

    桔在1911年圣诞节前夕，到了敦煌。在那里，他找到了另一个正在焦急地等候着他的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吉川是大谷伯爵派遣前来找寻桔瑞超的。因为1911年的中国革命已经爆发，并已很快地蔓延到中国的中亚各地。而那时，桔瑞超离家已逾一年，不知下落，深恐他可能已成为革命的牺牲品。这两个人在千佛洞滞留了将近八周的时间。他们从王的密室中，得到了大约600份经卷，其中大部分是佛教经典。这些经典都是在军队驾着马车前来装载斯坦因和伯希和剩余的东西，运往北京之前，由那个狡猾的看守人藏匿在新塑的佛像之内的。就在此时，桔带着他的秘密——如果有的话——经由乌鲁木齐再改乘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快车，远走高飞了。

    但是，最后我们将日本人撇在一边之前（他们在丝绸之路上所收集的物品其下落如何，将在末一章里再谈），对于这件怪事的来龙去脉，还应给以可能的解释。发起了所有三次远征的大谷伯爵，是日本净土宗的精神领袖，但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把一生只是用在早晚祈祷上面的超尘出世的教士。他的宗教职务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在他回国接受主教这一神职之前，曾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到欧洲和别的地方旅行。他还是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在那时，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这好像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从存在该会里他的一幅照片的姿势来看，他是一个身穿西装的青年，风度翩翩，悠然自得；两腿交叉，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就是后来，在他担负着宗教上神圣任务的时候，他还是把他派往中亚的远征队所拍摄的一些照片和所做的简明的叙述继续不断地送给地理学会。这一点使人想到，虽然他的最初动机，可能是去寻找他的这一宗派的起源在考古学上的论据，但他对于地理学知识也同样有极浓厚的兴趣，而且还作出了贡献，这是我们所已经见到的。

    我们知道，1902年，在大谷的第一次远征队出发前不久，他的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和尚已在牛津研究了一年地理学。所有费用，据推测是由大谷担负的。可以断言，大谷为了自己高出于现在只在这里所提到的斯文·海定、范莱考克和西藏专家奥康纳上尉这三个人，他还特地培养了一小撮能掌握中亚第一手资料的西方探险家。他的兴趣的广度，表现在他不但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瓷器的书，还写了两本与政治有关的作品：一本是关于中国的，另一本是关于满洲的。

    当然，这很可能是作为一个特务头子所精心制作的掩护手法。

    诚然，假如我们认为这个老练的、政治感觉敏锐的贵族，也可能为自己经营某种私人情报工作，或者甚至把他收集的情报资料，提供给他的姊夫——天皇，也不能说是过分的牵强附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可能是一个诚实的日本贵族，经过长时间在欧洲的接触，已经养成了对于地理上的癖好，希望在这个领域里能成名成家。的确，远征的费用使他濒于破产，迫使他卖掉他的别墅，并分散了他的珍宝。但是，除非日本人披露他的秘密档案，或者大谷的家属愿意告诉我们有关他的一切，否则，大谷对于中亚细亚的真正意图，就将永远是一个秘密。

    ***

    丝绸之路上的寺院庙宇和被沙漠吞没的城池，一度呈现出风平浪静，沉寂无哗的景象，虽然时间并不太长。在斯利那加和在柏林的那两个宿敌斯坦因（现在已成了爵士）和范莱考克已经在积极准备对于这里的古物再进行一次新的掠夺。斯坦因尤其担心，生怕德国人在他以前到达米兰，搬走他在1907年所发现的壁画。当时因莱姆辛的突然失明，以致妨碍了他，使他没有能把那些东西同时运走。斯坦因在从契尼贝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上忐忑不安地说：“他看起来非要得到米兰的那些壁画不可……”无论怎么说，他对于德国人是不需要担心的，因为范莱考克的远征从一开始就被种种困难拖住了后腿，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阻挠，巴塔恩所遭受的一次暗杀性的打击，经济困难和一次几乎送了他性命的疾病。

    范莱考克如果再一次远征中亚，恐怕老命难保。况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打破了他的远征计划。1914年德国人远征队的突然撤退，给斯坦因——当时他已52岁，超过服役年龄——独霸丝绸之路的好机会。那时，所有他的敌手都已离开现场，虽然他们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当他到达米兰时，却使他大吃一惊——彩色泥塑的碎片到处都是。在许多年以后，斯坦因在他的《古中亚旅行记》一书中，指责“一个徒有考古热情而缺乏准备、技术与经验的日本青年”。人们只希望这个年轻的桔瑞超去干特务工作（如果他是干那个的），比搞考古学更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但是，如果说斯坦因在米兰感到失望，那么，他在其他地方却得到了补偿。他在敦煌，从王某的取之不尽的“储备品”中又弄到了五箱手稿（几个月后，鄂登堡不但又从这里搞到了许多彩色塑像，而且还挤出了两百多份手稿）。斯坦因在转移到喀喇库图后发现，柯兹洛夫上校在这里并没有搞彻底，虽然从塑像与壁画被破坏的痕迹来看，他的发掘积极性是很高的。他非常高兴的是俄国人由于疏忽大意而留给他东西。接着他又向西移动，越过沙漠到了吐鲁番。他前一次在这里时，时间非常短促。他原来设想，德国人可能已剥光了这里的一切。但当他在两个月之后离开这个地区时，却带走了超过100只大箱的壁画，其中一大部分是在伯兹克里克得来的。

    但是，斯坦因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有一个遗址——一度曾经是吐鲁番死人埋葬的地方阿斯塔那大坟场——尚待他去探索。这个地方的存在可以追溯到7世纪，后来被沙漠所湮没，成为一片废墟。现在在这废墟下面16英尺的地方有一系列坟墓群。要到每一个坟墓去时，都必须经由一个斜的，由岩石凿成的地沟。这条沟一直通向一个地下过道。在过道的尽头，就是墓室的所在地。

    在大多数坟墓中，从前可能埋有贵重的东西，但在九年以前已被盗窃一空。因为斯坦因不是当地盗墓行业中的人，所以他能毫无困难地雇了一个从事他称之为“使人毛骨悚然的职业”的一个老手。在他开始他的可怕的发掘之前，这个老手先带着他进入这个死人之城作一次地下的旅行。在这些坟墓里即使做棺材用的木料，也有许多已被盗走。在这个没有树木的沙漠地带，大概是拿去作为燃料用的。

    但是其中斯坦因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并没有被拿走。首先是他发现了为殉葬用的用汉字刻写的特制的墓碑。在碑上不但刻上了死者的传略，还把他的姓名和生辰也刻在上面。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为包裹尸体用的大量的早期纺织物。这些纺织品——主要是丝绸——显示了从纯粹的中国花纹到发源于中东的各种美丽的花色与图案。这些丝织品对纺织历史学家之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他们可以从墓碑上刻写的文字推知这些织物的准确日期。这些古老而美丽的丝绸，是无礼地但是小心地从尸体上切割下来的。

    这些东西的出土对于作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发现者斯坦因的专业来说，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结论。然而，在1915年，当他发送他的45头满载着壁画和其他珍宝的骆驼，走上两个月的旅程前往喀什时，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将是他从中国搬走的最后一批文物。

源济

第十五章 兰登·华尔纳的妄想

    1923年秋天，两个美国人冒着倾盆大雨，越过深及马腹的泥沙滚滚的河流，踉跄地沿着丝绸之路西行。当他们到了路旁一所小客栈的时候，两个人周身上下溅满了中亚细亚黑色的泥浆；为了清除衣服上的烂泥，只得让仆人们用枝条来加以敲打。然而除去他们所遭受的这种痛苦以外，还有随时可能遭到盗匪的抢劫或者甚至被杀害的危险。

    兰登·华尔纳这两个被泥水弄脏的旅行者，都是东方学专家。一个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ArtMuseum）的兰登·华尔纳；另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MuseumofPennsylvania）的霍勒斯·杰恩（HoraceJayne）。他们两个人和翻译员王秘书，再加上四辆简陋的双轮马车，组成了第一次到中国中亚细亚的美国远征队。

    中国当局曾派了一支武装的护卫队一直把他们送到古城西安。这里一度曾经是丝绸之路通往遥远的罗马的起点。从这里起，他们就只能依靠自己的一枝短枪和一枝自动步枪，自行前进。一个善意的中国军阀劝告他们，为了防止中国地方军队征用他们的马车，如果幸运的话，也可以防止土匪找他们的麻烦，最好在每辆车上都插上一面星条旗。这样，四个中国裁缝在华尔纳和杰恩的指使下，就为他们赶制这种旗帜。可是这两个人谁也弄不清楚在他们的国旗上，究竟有多少颗星星。不过这个问题由裁缝们代为解决了。解决的办法是，在每一面旗上只安排六颗星，因为只有这么多的地方。

    自从斯坦因带着满装珍宝的运输队最后离开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是八个年头了。在这期间，没有一个考古家曾经从中国的中亚搬走过任何东西。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关系，使所有外国人都停止了他们的新的远征（斯坦因在战争爆发时就已在中国中亚）。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紧接着就发生了政治上的危机。这就是，不但所爆发的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浪潮到1925年已经达到了爆炸的程度，而且地方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与相互混战，也接踵而来。所以那时在全国范围内，法律和秩序已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但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决心要碰碰运气。他们原来希望在这第一次远征中，并不打算大量搬走艺术作品，虽然华尔纳和杰恩也决不愿空手而回。引用华尔纳的话来说，这是一次“侦察性的旅行”。换句话说，就是去看一看那些经过六个国家的开发者已挖掘过的遗址和已运走的文物以后，如果还有剩下的话，究竟还剩些什么。同时他们还希望解答艺术史上一些难以捉摸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要在哈佛大学实验室的帮助下，弄清唐朝壁画名家所使用的究竟是什么颜料以及这些颜料是从何处得来的。

    就在他们快要离开北京的时候，还有人对于这次远征是否明智与安全，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华尔纳后来在叙述他的这一次旅行时所写的《中国的漫长古道》一书中说：“从印度来的圣徒们越过世界的屋脊……蒙古的游牧部落，皇帝的使臣，从印度来的绿宝石，从中国来的丝毛织品，马贩、乞丐——在旅行中所见到的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壮丽景象、污秽肮脏、呻吟痛苦以及辉煌成就——凡此种种都是不可否认的，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跟前的。”

    对于污秽肮脏，尤其在道旁的污秽的充满着跳蚤、臭虫和虱子的小客店，这两个人是能够尽量忍受的。对于呻吟痛苦，杰恩在久病初愈之后，也正好用以锻炼一下他的意志和勇气。

    1923年9月4日，当他们在西安向武装护送的十个人告别以后，这次远征就正式开始了。就在他们临行前不久，三个被捆绑着的囚犯，在距离他们约百码的地方被简单而快速地执行了死刑。

    这大概是为了提醒美国人要注意到，在这些地方，人的生命是很少能得到保障的。华尔纳对此带着厌恶的心情写道：“……三颗头颅落地了。兵士们头也不回地就走了，把丢下的尸体留给别人去清除。西安——古代的长安——长时期以来，就是和死亡分不开的。斯坦因所崇拜的护法圣徒玄奘就被埋葬在中国的一些伟大的君主和政治家的旁边。”当华尔纳和杰恩离开这个城墙高耸的城池而向西进发时，他们在路的两旁所看到的尽是些累累的荒冢。华尔纳写道：“他们神圣得没有一个人敢在他们的旁边进行挖掘，也没有人能猜出其中究竟有多少珍宝。”他带着讽刺的幽默接着说：

    “从这些一眼看不到边的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荒冢中经过，给人的印象是，挖掘人很能自我约束不去触动它们。”

    作为两个人的远征队的领导人兰登·华尔纳并不像伯希和那样。伯希和是一个未经考验的、一心想一鸣惊人的青年人。华尔纳的个子很高，头发是红色的。在他42岁时，就已经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艺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了；并且在研究早期日本佛教艺术上，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1903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作为拉斐尔·庞泼莱（RaphaelPumpelly）的地质学和考古学远征队的成员，旅行到俄属中亚细亚。在那里，访问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同时还访问了当时仍然独立的基发汗国（KnanateofKniva）基发汗国（KnanateofKniva）：在咸海南部的阿姆河（在中亚细亚境内）流域，从前为基发汗国，现在苏联境内（现在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编辑注）……他是涉足此地的第一个美国人。在他回到新英格兰不久，即当他24岁那年，在拯救一个青年军人的时候，显出了他的英雄气概。当时那个军人正跌倒在一列急行的火车前边，华尔纳立即跳上轨道，用胳膊裹住他，向旁边用力一冲，两个人都得以安全脱险。接着他就消失在人群之中。他的这一勇敢无畏的事迹，如果不是碰巧被当时的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亲眼看见了，恐怕别人永远是不会知道的。这位教授写信给华尔纳的父亲告诉他说，他自己目击这件事情的经过。但他并没有提到这位英雄的姓名，只是在信的末尾，用一句简单的话说：“也许华尔纳会告诉你关于这一事情的一切。”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华尔纳是担任博物馆和哈佛大学一系列职务的第一个人。在担任这些职务的同时，他还定期访问亚洲并从事远征。他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多年来在美国大学里从来没有开过的东方艺术课程。该校后来之所以能造就出一大批当代美国东方学专家，是与他开的这一专业分不开的。

    虽然在1924年以前，他还没有到过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可是他早就着眼于那块地方了。1908年当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借调他到日本奈良学习日本佛教艺术时，曾经邀请他前往中国土耳其斯坦进行一次远征，并为此还拨出了一万美元的经费，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实现。后来在1913年春，他被邀请前往北京去开办一所美国考古学学校——按照河内的法国远东学校相类似的方式方法办理——在这里，中国的和美国的考古学家都可以受到训练和培植。这所学校是一个底特律的百万富翁同时也是一个东方艺术品收藏家查尔斯·L．弗里尔（CharlesL．Freer）所计划创办的。

    这个人的纪念馆是在华盛顿的以他为名的一所巨大的文物收藏所。

    华尔纳在前往北京的路上经过欧洲时，游览了伦敦、巴黎、柏林和圣彼得堡；他会见了伯希和、查万斯和其他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同时还参观了中亚细亚和其他东方艺术品的收藏所。在参观了柏林人类文化学博物馆所展出的范莱考克的珍宝之后（范莱考克本人那时正在中国土耳其斯坦），他说：“总的来说，先不谈这些收藏品的重要性，但就斯坦因带回大量博物馆的东西来看，在美观方面就远远超过这里所展出的。”除了范莱考克出于自己的爱国热诚，坚持说德国的收藏品是最好的以外，这是在不同的收藏品之间，为竞赛者之一所作的唯一的比较。弗里尔在北京开办美国考古学校的梦想，虽然由于爆发了战争未能实现，但却给了华尔纳一个畅游中国和蒙古的良好机会，尽管他为了要访问西安所做的种种努力，由于多种原因而受到了阻挠。在北京他又遇见伯希和了。

    这个临时担任使馆武官的法国学者提议，在战后他们两人一起再到中亚进行发掘。对这一远景深感激动的华尔纳在给国内写信时说：“如果他能参加我们的远征，这就增加了一位世界上最有名的学者。”但是这件事也终于成为泡影。后来，华尔纳终于到了西安，并将领导第一次美国远征队——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主办——进入中国的中亚细亚。恰好，他和杰恩来得很及时，因为通向中亚的大门就要关闭了。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中蒙边境的具有巨大墙垣的黑城喀喇库图。柯兹洛夫和期坦因都曾经在这里发掘过。要到这个地方去，就要沿着古丝绸之路，经过兰州一直到达肃州。在那里他们就要离开运输干线，走上荒凉的、戈壁上的小道，然后到达喀喇库图。在离开西安不久，他们就遇到了连绵不断的下雨天，道路泥泞，行人裹足。后来在距离兰州不到两天的路程，他们停留在道旁一所阴冷的小客店里。为了消磨时间，便翻读斯坦因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华尔纳写道，“直到由于妒忌而不再能读下去为止”。当他们最后在路上冒着雨、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14个小时之后到了兰州时，突然中国的兵士从黑暗里跳了出来，抓住骡子的头，说是要征为“军用”。华尔纳勃然大怒，揪住了旁边一个伍长的脖子，要他带去见他们的办事大臣。在衙门里，据说长官正在睡觉，要见的话须待天明。华尔纳大声说，如果真是那样，办事大臣现在应当起来，要不然，洋鬼子就要进去，帮他穿衣服。这种前所未见的恫吓，达到了华尔纳的期望。15分钟之后，那个面带恐惧神色的办事大臣出现在两个怒气冲冲的洋人面前。这时洋人身上的泥水滴在他的家具和地毯上。他们要求把他的强盗士兵所抢去的财物归还给他们。几经磋商，办事大臣同意写一张便条，命令士兵们归还他们的车辆和牲口。看起来华尔纳的举止行动有点儿近乎高压，但这是因为，他深知如果他们的运输工具得不到归还的话，那么，整个远征队连同福格博物馆的投资在内，都将处于极端危险之中。

    这两个美国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偶尔也碰上几个愿意在中国这些偏僻辽远而又充满着危险的地方从事工作的欧洲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乔治·亨特（GeorgeHunter）。这个传奇式的中亚细亚探险家兼教徒用他一生中（除了在苏维埃牢房里被监禁了13个月之外）57年的时间向中国人和他们所统治的人宣传福音。这个人把各种福音翻译成三种中亚细亚文字。他对这个地区的了解，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清楚。他死在1946年，并被埋葬在乌鲁木齐。华尔纳和杰恩在经过凉州时遇见了他。他告诉他们，在不久之前，他也遇到了中国军人的麻烦。但是他们从这个苏格兰出生的教徒口中，所能知道的事件只是，“这些可怜的孩子们非常粗野，动不动就打架。他们有好几次对我动武，但我都说服他们把我释放了”。当他得知华尔纳和杰恩的计划时，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个人从1906年起就一直居住在乌鲁木齐。在那里他认识了斯坦因、范莱考克和伯希和。这里还有另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欧洲人。这就是那个来自里昂，长着满脸胡子的法国人：他以前是一个铁路工程师，曾在西藏卖过钟表。他向他们津津有味地讲述他的那些俗不可耐的艳情故事。

    在他们继续西行的过程中，这两个人意识到了另外一件事。华尔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几天以来，好像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模糊的感觉，好像在这条大西北的道路上，总是有别的外国人和我们在一起似的……在每个客栈的每一间房子和在废弃了的市镇的光秃秃的墙壁上，涂写着在几个月以前离开这里的俄国人的姓名、团队的编号和日期……”他接着又说，在三年以前走在这条丝绸之路上的外国人比在两千年之前的还要多。这些外国人就是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统治下向东逃亡的，包括平民和士兵在内的白俄难民，其中许多人已经在北京和上海定居下来，还有一些人则走得更远。华尔纳写道：“……自有史以来，日本城市第一次见到了白色人和光着脚的白色妇女在路旁向亚洲人行乞。”在这些人中间，除了偶尔有几个掉了队的以外，差不多所有的难民，现在都已离开了丝绸之路。可是，他们也的确遇见了一个孤单的、衣衫褴褛的16岁的俄国男孩。他们把花剩下来的钱都给了他。他那“明澈的碧眼”一直萦绕着华尔纳的有生之年。他时常悬念着，“我把他遗留在那冷酷无情的环境中——北中国的寒冬和缺少同情与怜悯的黄种人之中，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最后，华尔纳和杰恩来到了长城尽头的肃州这个小市镇。在这里他们先把骡子换成了骆驼，然后再向东北进入戈壁，前往喀喇库图，亦即马可·波罗所叫做的额济纳。在11月13日，也就是他们离开北京后大约四个月左右，他们到了他们的目的地。这时寒冬已经迫近，但是不顾严寒和晚间的狼嗥，华尔纳照样给国内写信，“这个地方之可爱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在他的信里，他在描写到达该城的巨大东门（大约在六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曾经通过这里进入当时的这座繁荣城池）时说，“这时没有守城的卫兵来检查我的证件，没有带着弓箭的人斜倚在城楼上，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也没有旅馆的人拿茶水来接待我……其时正当午后，街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但是当他们在这寂静、荒凉的废墟中所进行的十天挖掘中，一种生怕被别人看见的感觉，却一直没有离开过华尔纳。

    差不多就在这一瞬间，喀喇库图的两个比他们更早的访问者——柯兹洛夫和斯坦因——所留下来的不祥的迹象，就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使华尔纳和杰恩失望的是，这两个先驱者已经发掘了极大多数的明显的废墟（用华尔纳的话来说，就是把好东西“胡乱砍”走了），而且还搬走了其中每一件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所有的壁画在内。的确，在1913年华尔纳在圣彼得堡，就曾经看见过并且还称赞过柯兹洛夫从这里取回的那些极其美好的文物。他既然早已知道这个遗址已经两度被掘，并且每次又都搬走了大量的古物，而他却还是把这里作为他的第一目标，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这可能是由于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座城市在许多世纪以来就一直是深深地埋在沙子底下，他的小小的远征队不可能把它清理出来。虽然他们发现了一些小的物品，其中包括几件壁画残片，但总的来说，结果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正如华尔纳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这次额济纳的远征已经证明了，除非用大量的劳力和进行长时间的挖掘，否则，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可能再找到更多的东西。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已经把这个地方挖掘得那样干净，使后来的人简直无物可挖了。”但是，如果说喀喇库图对于华尔纳是一种失望，那么，对于杰恩就可以说是近乎一场灾难了。

    这两个美国人的下一个目标是敦煌。那里的壮丽的艺术风格，他们从伯希和的伙伴努埃特所拍摄的照片中，早已洞悉无遗。他们鉴于喀喇库图所给予他们的失望，同时他们又知道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和桔瑞超都已经到过敦煌，而且还搬走了他们所能下手的每样东西，因此去不去那个地方同样也使他们犹豫不决。从另一方面讲，华尔纳是一个艺术史学家，而不是一个语文学家，因此对于手稿并不特别感兴趣。但是不管怎样，在斯坦因的一鸣惊人的巨大发现已经过了16年之后，谁敢说在敦煌就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东西？另外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华尔纳早就有心要去访问这个遥远的地方。作为一个艺术历史学家的他，很想去看一看只有很少几个东方学家曾经看见过的这个沙漠中的伟大的艺术画廊。况且，哈佛大学的各实验室还很希望能得到即使不是整幅的壁画，就是一些碎片也好，以便为他们作实验之用。这个远征队的目的是为以后的野心更大的冒险铺平道路，用不着着急，起码那时他们是这样看的。

    从喀喇库图到敦煌，首先要穿过冻结了的沙漠回到肃州，然后从这里朝着这一巨大的石窟群的方向，继续向西进发。当他们拔营起行时，“黑城”早已被漫天飞雪装点成为一片银色世界。这种景象给人一种奇妙的感觉，但也预示着不能再继续挖掘了。在回程中道经沙漠时，比去的时候更令人疲备不堪。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冰雪覆盖的弱水，踏着铺满积雪的大地，在砭人肌骨的寒风中，跋涉前进。没走多久，人就感到筋疲力尽，寸步难行，因此杰恩决定骑着骆驼走。但这是犯了一次近乎致命的错误。当在下一站停留时，他从蜷伏的骆驼身上下来，就直挺挺地脸朝下躺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华尔纳写道：“我把他拖在雪地上，背向着一堆火。脱下他的皮靴，发现两只脚都冻得僵硬了。”接着他和王译员就用雪摩擦杰恩的两只脚（古代流传下来的治疗冻伤的紧急措施，虽然这方法并没有解救斯坦因的脚趾），一连摩擦了三个小时。当恢复了知觉的时候，杰恩痛苦得一下子昏迷过去了。

    华尔纳又说：“我们硬着心肠，仍然使劲地摩擦着。”他们偶尔也给伤员喝上一口中国酒精（这是他们带来作为小型应急锅的燃料的）。最后他们为了希望多少能够挽救一下这种起了泡的皮肤，把动物的脂肪涂抹在冻伤的皮肤上。他接着说：“我们把他的脚底板贴在我们衬衣里面的皮肤上，使其受到人身正常的热度，这时他始终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当我用最普通的慰问话，问他感觉怎样时，他只是鼓起精神，咧一下嘴。”

    在当天的夜里华尔纳一直没睡着，心里在琢磨，在这四无着落的旷野之中，如何把杰恩从这暴风雪扫荡着的地狱里送到安全的地带。他们只剩下一点儿燃料了，不可能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恢复杰恩的健康。同时以他现有的健康情况来看，也不适宜于再去经受骆驼的颠簸。因此，他们必须设法弄到一辆马车。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就派王翻译到最近的大约两天路程的一个绿洲去，要不惜任何代价去设法弄到一辆马车。正当这时，杰恩发着高烧。华尔纳为他的脚有转化为坏疽性的可能而忧心如焚。在三天之后的午夜，王带来了一辆破旧不堪的马车和勉强随车而来的该车车主。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杰恩躺在马车上，焦虑不安的华尔纳蹒跚着跟在后面。他埋怨自己，因疏忽大意而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同时还一直在嘀咕，“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条件下，拿一把猎刀”就能施行截肢手术吗？他们的目的地是，穿越沙漠大约走十天就可以到达的甘州。他知道那里有一个中国传教士医生。

    这是一次可怕的旅行。在路上由于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当地人的敌对态度，使得这次旅行变得更加困难重重。在一个村庄里，一些人用嘲弄或者轻蔑的怪叫声来对待这两个外国人；有的人则勒索他们的财物，甚至进行抢劫。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的不友好的行为，但还不是最后的一次。在路上走了18天，最后他们到达了四周围有城墙的甘州。使他们感到极大安慰的是，这个中国医生正在那里。华尔纳带着感谢的心情写道：“他不但具有基督教徒的品德，而且他还存有抗菌药剂。”在清洗了杰恩的起了泡和肿胀的下肢以后，他说，情况已开始好转，坏疽已不再成为威胁。在健康方面经过16天的恢复，杰恩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于是就又出发前往敦煌。但在到达肃州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实在无力再向前走了。华尔纳写道：“尽管杰恩下了最大的决心，但还是走不上一百码。”他已经患了重感冒。像他这样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丝绸之路沿线的那些肮脏的小客店中的病菌的侵袭。更有甚者，在中国中亚细亚冬季里最冷的日子即将到来。杰恩在万分失望的情况下，只好同意带上在喀喇库图所挖掘到的少得可怜的文物，慢慢地返回北京。在向杰恩作悲伤的告别后，华尔纳和饱受折磨的王译员带着四匹土耳其斯坦的矮种马和一辆大马车，继续沿着冰雪覆盖的车道，向西走向敦煌。在安西这个小的绿洲市镇，他们离开了现在通行的运输队路线，走上一度曾经是交通繁忙而现在却很少使用的车道，穿过大约70英里的沙漠，到达了敦煌和千佛洞。

    正如以往那样，那个矮小的王老道又不在了，但这并没有妨碍华尔纳。他直接就进入了那些有壁画的石窟里边。一连十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外，他很少离开那里。在《中国的漫长古道》一书中，他叙述说：“……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现在我才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在这些烦恼的日子里，蹒跚地走在我的马车旁边。”在访问敦煌的考古学者之中视觉最敏锐的华尔纳，被石窟中成千上万的优美画像，惊得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他承认：“我到这里来原是为了核对古物年代，是为了能轻易地驳倒那些学者教授们，并且也是为了发现艺术影响的。现在我站在一所佛堂中央，双手插在衣袋里，陷入了沉思之中。”

    但是当他一洞挨一洞地观看时，很快另一种情绪又支配了他——气得他眼睛冒火。那是在两年前，有400名白俄军人，越过边境逃入中国时，被中国当局拘留在敦煌达六个月之久。他们的失意与无聊表现在各个场所。华尔纳写给妻子的信上，愤怒地说：

    “……在这些可爱的脸上，有几个被涂写着俄国军队的编号。从一个宣讲《莲花经》的坐佛口中，喷出了一些斯拉夫人的下流话。”这些俄国人干下了如此严重的破坏，以致斯坦因和努埃特所拍摄的照片，今天已成为这许多壁画的唯一的记录。他对妻子说：“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

    若干世纪以来，它们在那里一直是安然无恙的，但在当前看来，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

    幸运的是，他们来的时候，带着一种能够使壁画分离的、特殊的化学溶液。这东西是在意大利首先试验成功的。他最初的意图仅仅是试验一下它的溶解力，同时拿走少数几件碎片，以供实验室分析之用。即使这样，他的先驱者们也还没有一个作过这样大胆的尝试。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如果不是由于道德观念，便是由于遭到保卫石窟的王道士的反对。可是在看到了哥萨克士兵的破坏，华尔纳的顾虑也就消失了。他写道：“在看到这种摧残文化与艺术的行为，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谁能知道，中国军队不会像俄国人那样在什么时候也驻在这里！……恐怕在二十年以后，这个地方就将不值一看了……”他指出，“每一个初到这里的朝拜者，都任意地把姓名刻写在壁画上，或者拿走一小块带有壁画的摇摇欲坠的灰泥”。

    但是，即使华尔纳现在已经克服了他的道德上的顾虑，他仍然还得和阿菩王作斗争。尽管王某对于即将出让他的一些壁画，处之非常泰然，毫无任何惋惜的表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事先他已得到了相当多的礼物了——可是当华尔纳向他提出关于塑像的问题时，他却显得非常倔强了。当王在最后明白了，那些“发疯的洋人”并不打算要他的新的、光辉灿烂的彩色塑像时，他就同意分给他一尊古老陈旧的、3英尺高的一只腿跪着的唐代圣像。

    这是今天在福格博物馆的藏品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现在华尔纳准备着去进行在这以前他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搬走一些敦煌的无价的壁画。虽然王道人对此并不提出反对（大概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因为在这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此表示过兴趣），但阻力却来自完全不曾预料的来源——自然力。

    在敦煌，现在正值隆冬，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每当华尔纳爬上梯子把他的固定剂用刷子涂在壁画上的时候，使他感到非常沮丧的是，他发现在那溶液还没有渗入并凝结在脆弱易碎的灰泥以前时，就已经结成了固体。同样，那些浸透了胶水的纱布（华尔纳打算用这种方法把壁画粘到纱布上，然后再剥下来）还没有妥帖地粘附在壁画的平面以前，也已经是冻得硬硬的了。然而五天之后，华尔纳终于移下了12幅中型的壁画。他小习翼翼地把最古老和最美好的壁画留在原处，只是把已经损坏了的佳作的零碎部分拿走。但即使是这样，华尔纳说，“……也是极可宝贵的珍品。

    我们在美国还从未见过与此类似的东西。同时这些东西和德国人从土耳其斯坦的灰泥墙壁上锯下来的变成了方形的壁画相比，也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忌妒”。尽管如此，在那五天里，华尔纳的心情还是十分不安的。他深知自己所干的事情太有些无法无天了；而且他还担心，如果技术上失败了，就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破坏。

    这项工作最后终于完成了。每一幅8世纪的、珍贵的壁画仍然牢牢地粘附在浸着胶水的布上。在运往北京时因为在路上要走两个月，又因为所用的运载工具是没有弹簧的马车，所以在启程以前都把壁画用毛毡轻轻地包裹好，然后再用木板夹住，借以避免或减少震荡。在他写给国内的信上，也要求对于举办的单位不要提到壁画的事情，因为他对于实验室是否能够将胶布揭开，他还没有信心（最后，他们从12幅图画中揭开了11幅）。与此同时，在把那尊唐代的相当脆弱的陶土塑像向东运送时，中间要经过中国中部一段漫长的、缓慢的、崎岖不平的行程，因此也必须兰登·华尔纳从敦煌拿走的跪姿菩萨像加以特别的保护。这里只有一点要说明，华尔纳写道：“这尊穿着百衲衣（这是和尚们所常穿的一种古怪的衣服）的小神像本身已经有了伤痕。”它首先被包在华尔纳的一些衬衣和短袜之内，最后又用他的羊皮裤子和毯子裹着。他接着说：“在回国的路上，即使我没有衬衣和袜子穿，也算不了什么，因为每当想到我的这些东西能用来保护那鲜艳、光滑的皮肤和碎裂的颜料免受损害时，我的心情就感到无限的温暖。”

    华尔纳带着他的珍宝平安地回到北京了。他从去年秋季和杰恩离开这里以后，到现在已经九个月了。尽管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以及对喀喇库图所感到的失望，他的远征队还算是胜利的，他所得到的艺术品是其他任何一个博物馆所没有的，同时哈佛的小小福格收藏所在东方学术的成就方面，也将因为有这些艺术品而永久闻名于世。他决定要带一支更大的队伍，尽可能快地返回敦煌，并在那里停留更长的时间。华尔纳说道：“在那些墙壁上，我们应当找出中国的绘画风格的起源，亦即风景画学派的起源。在这方面中国大概已经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用半年的时间对那些原来的艺术作品进行仔细而深入的研究，一定可以找到敦煌艺术大师们在绘画上的秘诀。并且，要是幸运的话，下一次远征还可能给福格这个小收藏所再添加许多中亚的珍宝。”可是福格的第二次远征并没有实现。

源济

第十六章 中国封闭了盗宝之门

   在中亚自由参加考古活动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这一点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自从斯文·海定在30年前第一次大胆地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以来，凡是想进入丝绸之路沿线的已消失了的城池和已倾圮了的寺院庙宇的人们，真可谓来去自由，通行无阻，而他们所得到的佛教艺术杰作，又大都是不付分文。他如斯坦因和范莱考克二人则更是长时间地在上述各地从事挖掘和搜罗各种珍奇异宝的代表人物。然而时至今天，外国考古学者在中亚的为所欲为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1924年冬季，华尔纳为了抢救他的害病的同僚，在路上所遇到的仇视外国人的种种表现，使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中亚的大门即将为他们而关闭，因此在他决定前往以前，大概也已作过仔细的考虑。

    但在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一件人们所无法预料的事。那就是：在通商口岸的上海，一个英国巡捕头子下令向拒绝解散的游行示威的中国学生们开枪射击，当场有11人中弹身死。据说子弹是在大部分死者的背后穿过的。顷刻之间反对外国人的怒潮遍及了全中国。那时以华尔纳为首一个规模较大的远征队刚刚到达北京，他报道说：“那天上海发生枪杀学生的消息像野火似的燃遍了全国内地。”处在边远地区的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都撤离到沿海城市。当时到达敦煌并准备在那里工作八个月的华尔纳远征队，也遇见了示威的农民群众，而这些人又正是在前一年曾经欢迎过他们的那些人。

    来自福格的这个人本来打算，这一次不但要研究石窟中的艺术史，而且还要挽救更多的敦煌壁画。这次他除了带有珍妮特·米尔斯基所认为的有点儿不道德的“胶水桶”以外，他还请了前一年曾经告诉他如何使用固定剂的一个年轻的壁画专家丹尼尔·汤普森（DanielThompson），也参加了他的这个由七人组成的远征队。为了避免汤普森的配制剂再次发生冻结的危险，华尔纳把这次远征安排在春天进行。

    北京对于他们的远征，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可是这些美国人现在突然发现他们每走一步，不但受到怀有敌意的民众的阻挠，而且还受到地方当局的刁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放弃对千佛洞所怀抱的希望，放弃搬走任何东西的意图。他们除了撤退到别的不太重要的地方去，再没有别的选择。可是即使在次要的地方，也同样遭到不友好的对待。华尔纳写道：“情况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十多个村民放下他们的日常工作，从大约十五英里之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并且他们使用一切手段来诱使我们触犯他们的规定，以便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美国人为了避免那种强烈的不满情绪所可能引起的暴力行为，尽量克制自己。华尔纳接着说：“一个不注意的错误，即使是一次愤怒的表情，也可能使他们倾巢出动，骂不绝口，甚至置我们于死地。”北京的朋友们打电报来劝告他们放弃这次远征。

    因为对于美国人的意图何在，在群众中已引起种种敌意和煽动性的谣言。在整整一年以后，俄国出生的美术家尼古拉斯·洛埃力契（NicholasRoerich）经过乌鲁木齐时，在日记上写道：“我们听到了关于敦煌壁画被劫掠的消息。”谣言说，有几个美国的艺术贩子游览了这些石窟，而且带走了“许多箱子的壁画”。

    但是在洛埃力契还没有听到这些无稽的谣言以前，华尔纳已经被迫放弃了第二次福格博物馆的远征，同时他也承认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这次他所得到的只是其他石窟庙宇的一些照片，其重要性远不能与敦煌的相比。华尔纳的愤怒与其说是指向怀着敌意的当地农民，不如说是指向一位医生又是学者的陈博士陈博士，指陈万里先生……这位和远征队一起从北京出发的陈博士表面上是为了帮助他们解释敦煌的一些碑文，同时还为他们解决在旅行中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

    但在到达之后的第二天，他突然以母亲害病为理由，坚持要尽快地返回北京。后来陈发表了一本恶意中伤这个远征队的书指陈万里著《西行日记》……他在这本书里说，他伴随这些美国人的唯一目的是，提防他们并阻止他们的盗窃行为。华尔纳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正是这个陈某挑起了当地的农民来气势汹汹地反对他们。在他了解到他的任务已经完成时，便启程回家。

    但是尽管遭到了这些巨大的挫折，福格收藏所还是希望能再多得一些中国中亚的珍宝。受该所所委托的人们，在华尔纳回国两年后，看到了德国地质学远征队从辽远的和人们不注意的拉瓦克和丹丹乌利克成功地搬回了许多文物（今天存于德国的不来梅），而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德国人之所以能够轻易地拿走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因为中国人的排外思想还没有伸入到共和国西部极远的角落。其实并不是这样，当德国人在上述两地时，那里已经有了排外思想，因此他们必须很快离开。这一点，福格的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很清楚，他们不能再派自己的人华尔纳回到中国去，因为实际上他已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于是就有人出主意了：为什么不和中亚考古老手奥利尔·斯坦因爵士商谈一下？看看能不能说服这个现年67岁、已经退休了的老人代表福格再进行一次远征。要是像他那样有着许多的朋友而同时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又有过多次接触的人，也不能实现福格计划的话，那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经过磋商后，斯坦因同意再试一下。接着就筹集了大约两万镑经费（尽管那时华尔纳已破产）。这个英国人于1930年4月到了共和国的首都南京，他尽力设法说服中国当局，容许他到中国的中亚细亚作最后一次远征。尽管遭到来自北京的、自称为“全中国文物保管委员会”——一个决定对所有考古工作不准外国人插手的压力团体——的猛烈反对，斯坦因终于设法迫使南京当局许可其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进行游览和发掘。他思考着，既然斯坦因和伯希和因为盗窃敦煌手稿曾在中国学者中间引起了无比的愤怒，而这次还让他去探索，确实是令人百思不解的。斯坦因显然是由于他那不费吹灰之力所取得的成功而感到欢欣鼓舞，所以他立即遄返印度，并于当年夏季就从那里赶往喀什。

    但是当时在他自己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知识界当中已经掀起了一场剧烈的运动，要求取消他的签证以便停止他的远征。中国的报纸也要求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对他所进行的攻击和辱骂的文章也屡见报端。尽管斯坦因不同于华尔纳，是一个难对付的人，尽管在中国的地方行政部门，他有许多关系密切的和往还频繁的老友，但最后他的对手们终于取得了胜利。虽然在这不久之前，他围绕着塔克拉玛干的许多绿洲，已经旅游了大约两千英里。在面对连续不断的反对中，他还测绘了地图，并为他的主办人收集了他所能得到的微乎其微的考古学上的资料。不过他这次进入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最后代价是，他所找到的每一样东西必须呈交中国当局进行检查，在取得同意后他才能从中国拿走。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少量获得物，包括从他最有利的地方尼雅得到的3世纪的手稿，也必须留在喀什。在七个月之后，他终于被迫放弃他的远征，返回印度。这是斯坦因最后一次看到那些手稿，也可以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中国的中亚细亚。中国人紧接着就对他关上了大门。他的最末一次的露面终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如果他回顾一下，在过去一连串成功的年代里，他不但使自己名满天下，而且使所有他的远征队的发起者（福格除外），都能感到万分满意，他就应当心满意足了。

    在福格的理事们雇用斯坦因之前，他们很可能既考虑了过去华尔纳的经验，也考虑了过去另一个天才的探险家斯文·海定的经验。在1926年冬季，这个瑞典旅行家经政府的邀请和由德国航空公司负担费用的情况下，再次来到中国。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勘测从柏林经过乌鲁木齐到达北京这样一条航空路线。和他同来的除去一些航空学专家外，还有一个小的科学队。这个队是由气象学、地质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等专家组成的。在到达北京后，海定和他所带来的人们，发现他们自己已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报纸极端仇视的目标，这使他们感到十分惊异。他们被告知说，中国人毋须外国人帮助来探索自己的国家。当他在地方报纸上看到，说这些外国飞机是用来秘密运走中国艺术珍宝的报道后，海定便不得不放弃使用飞机的计划。总之，在这次远征未出发以前，海定和中国当局经过六个月的反复协商以后，才使这次远征得以继续进行。对于意志不坚定的人来说，当时很可能收拾行李回家。最后双方达成的条件是：除海定自己的人之外，还要带上十个中国学者，把这个远征队改名为中瑞远征队。最后，他所发现的任何一件考古学上的东西，都是中国政府的财产。其时，中国在政治上已混乱不堪，危机四伏，因此远征队的每一人都佩带一支来福枪、一支左轮手枪和八百发枪弹；但即使如此，海定的这一次拖延已久的远征，由于种种原因，竟使八个人丧失了性命。可是尽管他们有着这么多的困难，他的考古家们还是发现了许多文物——主要是手稿和各种织品。但是这些东西，当然不容许他们自行占有。海盗似的日子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从那时起，如果有人再去挖掘，那就是为中国而挖掘。能拿走文物的人，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

    ***

    中亚细亚历史上最奇异的插曲之一，现在已成尾声。但这个故事还没有最后结束，有两个问题仍然需要解答。那就是在许多年以前，被斯坦因、伯希和、范莱考克、桔瑞超、华尔纳和其他的人，从丝绸之路那些古城中，整个儿搬走的壁画、塑像、手稿和其他古物，今天都在什么地方？同时那些不顾一切牺牲，用尽全力与勇气一再盗运古物的那一小撮考古学的英雄们（也可以叫做恶棍，这要看你对他们作何看法），今天所得到的是什么下场？

    西域——借用斯坦因的术语——的珍宝和手卷，今天分布在12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之中。在那些国家内，这种物品又进一步分散在30多个机构里。这些收集品分布的情况是，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最多的是在伦敦、柏林和德里，最少的是在巴黎的塞纽斯契博物馆（CenuschiMuseum）和堪萨斯州的纳尔逊博物馆。在这两个博物馆所展出的只有少数几件彩画和塑像。

    然而从丝绸之路得来的这些惊人的物质财富，不管是在西方的也好，或者在其他地方的也好，究竟有多少人曾经听见过西域艺术、敦煌艺术，或者甚至奥利尔·斯坦因艺术？我们有多少人曾经看见过来自米兰或者黑孜尔的、伟大的佛教壁画？有多少人看见过精美细软的多色丝绸（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路线就是因此而得名）？又有多少人曾经看见过从丝绸之路上的寺院、庙宇和经室中得来的优美的唐代塑像、幡旗和条幅？

    可悲的是，答案是非常之少的。原因是，除了一个显著的例外，少数几个博物馆虽然占有重要的丝绸之路上的收集品，但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这里所指的是德里的国立博物馆，西柏林的印度艺术博物馆，东京的国立博物馆和列宁格勒博物馆。另外，虽然有一个藏有大量西域文物，并且有时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前往参观的大英博物馆，但是它所陈列出来的与此有关的东西，却又少得可怜。在斯坦因所发现的文物中属于英国的那一大部分，深藏在地下室的箱子里，公众是看不到的。

    在小小的中亚细亚陈列室里，就是从丝绸之路得来的一小片带有花纹的丝绸也没有。

    所有这些，不能作为一种可悲的现象而归罪于博物馆本身。原因是，博物馆越大，它所收藏的东西也越具有综合性，因而能用于展出某种特别收集品或文化的地方，也就越小。如果斯坦因是为小小的、但是野心很大的、而又是成立不久的福格博物馆服务的话，人们可以想象到，他所获得的珍宝，今天一定占有充足的空间广为展出。事情正是如此，人们不能不感到，他在中国把文物发掘出来的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些东西再埋在布鲁姆斯堡的地下。对此有一种强有力的主张：认为一个博物馆应当把所有的文物（像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都归还给它们原来的并不打算把它们展出的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博物馆（和国际性博物馆不同）为了陈列它自己的文化收集品，总是能够腾出更多的地方的，同时也能付出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来保藏这些东西。至于这种主张是否可行，可以讨论。

    反之，德国人却并没有把范莱考克的珍宝藏起来，不让别人参观。的确是这样，在范莱考克自己担任人类文化学博物馆馆长的时候，就授意把他所发现的文物都在该馆里陈列出来，任人观看。后来他又增加了13个房间，作为有名的吐鲁番文物收藏所。可惜其中最大的高达10英尺以上的一些壁画，只好用铁框子固定在墙壁之上。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这样做的结果会在大约15年之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它们遭受破坏的直接因素。当战争爆发后，所有能够移动的东西，包括小型壁画和塑像在内都装进了箱子。为了安全考虑，一部分文物储藏在柏林动物园的巨大的地堡里。另外一些则藏在德国西部的煤矿底下。还有别的一些则放在专门为此而特别加固的博物馆的地下室里。

    可是最大的一些壁画，就无法移到安全地带。这不单是因为它们已经牢牢地固定在原地了，而且还因为如果要移动它们，首先就得再一次把它们切割成若干断片。最后所采取的办法是，博物馆的全体成员用钢铁罩子和沙袋覆盖在它们上面，借以防止炸弹气浪的冲击。“除此而外，”一个西柏林博物馆的高级职员告诉我说，“他们再也想不出其他好的办法了。只有祈祷上帝，保护它们不要受到任何伤害。”可是他们的祈祷并没有引起上帝的怜悯。这所博物馆紧靠着今天的柏林墙，在1943年11月23日至1945年1月15日，它被盟国空军轰炸了不下七次之多。28幅最大的壁画——几乎都是从伯兹克里克得来的——全部化为灰烬。这些壁画都是在一千年的历史时期里经历了战争、地震和反对崇拜偶像者的破坏而幸存下来的。今天，所有它们能遗留下来的只是范莱考克在第一次远征中所拍摄的放在他的巨大的公文夹中的图片，和俯视着森其姆峪谷的石窟佛堂墙壁上的空白而已！

    人们在听到伯兹克里克的巨大佛教杰作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损失以后，普遍认为，范莱考克的所有珍宝，在盟军轰炸柏林时已全部被毁。看来中国人对此也深信不疑。他们每每一提到这些损失时，便表现出无比的愤慨，并以此为根据，坚决反对有人所提出的什么范莱考克和斯坦因之所以搬走丝绸之路的文物，完全是以“拯救”为目的的等等说法。那么，柏林所收藏的究竟损失了多少？根据现任西柏林壮丽的全新的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德国艺术历史学家赫伯特·哈特尔博士（DrHerbertHartel）的估计，大约有百分之六十免于破坏。所幸存下来的这一部分现在都陈列在这个馆里。如果有人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那他可以去访问西柏林，驱车前往浓荫覆盖的近郊，到上述博物馆的所在地达伦（Dahlem）亲自去看一看，究竟还剩下多少。在所有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的中亚细亚艺术品中，我所看到的收藏得最多的莫过于西柏林博物馆（从中亚收集到的艺术品几乎全部保存在这里），同时它的展出也最合乎理想，甚至一些次要的文物也很好地陈列在地下室里。通过商请也可以到地下室里去参观这些东西。

    哈特尔博士是一个卓越的印度学家，也是以前的德国飞行员。

    他对战时的损失做了如下的估计：在范莱考克和戈伦维德尔带回来的620幅完整的或者不全的壁画中，大约有300幅各以不同的程度得以保存下来。其中大部分的损坏已修补完好。在战前所收藏的290尊泥塑像中约有175尊免遭破坏。其他文物如陶土塑像、青铜和木雕像、钱币，以及画在丝绸上的、纸上的和木板上的绘画，据他估计，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保存下来。

    由范莱考克和戈伦维德尔带回来的手稿，很少一部分保存在前人类文化学博物馆里，大部分储存在普鲁士学院，以供研究。战时这些东西都移至安全地方，现在则在东柏林。

    但是，所有的损失并不完全是由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的轰炸所造成的（哈特尔博士无意中宽容了英国皇家空军）。当初动物园中的地堡（一部分珍宝藏在其中）于1945年落入俄国人之手时，这个秘密很快就被发现了。现在人们都知道，至少有八箱或者九箱陶土塑像——确切的数字只有俄国人知道——被装在运货车上搬走了，同时还从人类文化学博物馆中搬走了为了安全而储藏在那里的许多重要的印度塑像。这些塑像不管来自土耳其斯坦的也好，来自印度的也好，都像特洛伊的黄金那样，从那时起，再也没有看见过或者听见过，尽管西德不止一次地要求归还给它。然而被俄国人劫走的大量的其他艺术珍宝——特别是那些欧洲的绘画——在很早之前就送还了。谁知道，说不定俄国人想在有朝一日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和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和中国交换些什么东西。

    第三个从中国的中亚细亚所搬走的文物在数量上最多的要算是大谷的三次远征队所积聚的东西了。不管日本人的目的何在，但他们确实是在疯狂地进行发掘。一般地说，他们是用更多的精力，而不是用更多的技术与知识来进行挖掘。日本远征队在把所收集到的文物运到了京都大谷伯爵的别墅之后，即使是日本的学者们也弄不清楚这些东西的下落如何。的确，其中一部分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虽然有些文物，我们认为，很可能在俄国人手中）。最知道大谷珍宝的命运的人无过于东京国立博物馆馆长杉山次郎博士。他首先暗示我，大谷的人除了考古之外，可能还别有使命。经他这样一提，我就去查阅印度国家机关图书馆里的政治与机密卷宗。这样就使我发现了沙特尔沃思上尉的奇异的报告。

    杉山博士指出，肯定没有人知道，这些收集品原来有多少。因为大谷的人没有一个是受过训练的考古学者。对于他们所发现的东西从来没有做过完整的记录，另外对于收集品也没有全部编目。

    虽然大谷本人关于这方面出版了一套两卷本的著作（是一种印有许多文物插图专供咖啡茶几上摆设用的书），但在书上没有附带说明。因此对于现代学者并没有什么价值。可能由于斯坦因在敦煌所发现的东西，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此大谷收藏品（大多是壁画和雕像）的一部分，也早在1910年在京都博物馆举行了一次展览，虽然在大谷的三次远征中，那时只有前两次到过中亚。

    因为当时展览会的目录没有留下副本，学者们只得借助于曾经看见过或者听到过的人们的记忆，来回想当时是有哪些文物展出过的。

    为时不久这些收藏品便开始分散（桔瑞超早已为自己保藏了一些）。主要的原因是大谷伯爵由于突然的财政上的压力，出售了他的藏有大量珍宝的别墅。他本人保存了大约有几百件，另有249件赠送给京都博物馆。其余的大部分则变成别墅新主人的财产了。这个人是前日本大藏省大臣，同时也是一个富翁，据说，他为了换取采矿权利，又把这些东西转让给那时的日本朝鲜总督，借以充实汉城的博物馆。大谷伯爵可能因为自己没有地方可以储藏，或者因为他自己无法展出，接着便把仍归他个人所有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让给满洲的旅顺总督，以备在那里的博物馆中展览之用。作为两次交易的结果，原来的收藏品现在在日本国外的，远远多于留在日本本土的。据杉山博士统计，大约有三分之一在朝鲜，三分之一在满洲，其余的则在日本，虽然在日本的那一份还是逐渐在分散，其中很有一些已为私人所占有。

    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究竟是怎样的遭遇？朝鲜战争期间，汉城博物馆两次易手。今天这些幸存的珍宝装在箱笼里，放在国立博物馆的储藏室之内。它们为数大约在400至500之间，其中最重要的是60件左右的壁画或者壁画残片。金铨文博士——1945年至1970年任博物馆的馆长——深信，存在汉城的壁画仅次于柏林和德里，就数量而论，居世界的第三位。他们已经作出了长期的计划，要在博物馆内建筑新的陈列室。最后希望，大谷的东西将在这里展览。但是朝鲜人不像范莱考克那样，他们不相信人类有爱好和平的天性，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使这些壁画随时可以移动，而不是如以前的柏林博物馆那样，把它们固定在墙壁之上。

    很少人知道旅顺珍宝的命运（无论如何西方学者是不知道的），甚至其中都有些什么东西，也很少有人知道。杉山博士告诉我，他认为在1955年5月俄国人最后将满洲交还给中国人的时候，很可能已由俄国人把他们全部搬走。当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询及此事时，俄国人则默不做声。但是，大谷的那些神秘的青年和尚们所从事的辛辛苦苦的发掘，却并非完全是浪费时间。如果人们走进东京的国立博物馆，同时去访问那所环境优美，装有空气调节器的东洋馆，或者称之为东方文物馆，人们可以看见大谷收藏品所剩余的三分之一，都在那里妥善地予以展出。其中包括大谷私人所存留的以及他寄存在前京都博物馆里的那些在内。

    这些物品是日本政府多年以来，为了东京的国立博物馆，向一些私人收藏家和存有此类文物的机构所购买的。最后在1968年，为了庆祝博物馆的新的东方美术陈列馆的开幕而举行的特别展览时，才把它们又重新聚合在一起。在这以后，他们又添加了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来的一些丝绸幡旗和陶土塑像，另外还增加了与法国吉美博物馆所交换得来的一些文物。就这样，在大谷伯爵去世20年以后，人们对于他和他的精力充沛的年轻的侍僧们在考古上所表现出的热情，留下了良好的记忆（但从他们无力胜任这种工作来看，多少又有点儿当之有愧）。

    在列宁格勒博物馆里有八个房间，专门用于陈列丝绸之路上的珍宝。此外，在那里陈列的还有柯兹洛夫、鄂登堡和毕里索夫斯基弟兄所获得的文物。在永久以吉美命名的一所博物馆里有伯希和的专门纪念馆。在麻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里，兰登·华尔纳在考古事业上的成就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与好评，而人们对于在这里所陈列的他的敦煌壁画也都感到无比的骄傲。在斯德哥尔摩，海定的珍宝在这个城市的壮丽全新的人类文化学博物馆中予以永久性的展出。但在英国却与此不同，它对于自己的马克·奥利尔·斯坦因爵士所作出的卓越的成就一直是熟视无睹，不予重视。即使是印度人，在德里的阴暗的陈列馆里也还挂上斯坦因的一幅肖像，因为那里有他所发现的优美的中亚壁画；至于在附近的印度国立博物馆中，即使所陈列的是他的一些比较小的发现物，人们对于他的成就也还是普遍表示感激与承认。也许他自己所选择的祖国英国将来有一天不但对于他，而且对于许多被他所重新发现的那些无名的从事佛教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以公正的对待。

    斯坦因和别的人从土耳其斯坦和甘肃的寺院庙宇中所盗走的，不仅只是绘画、塑像和其他的艺术品，另外，在中国人最后加以制止之前，他们还拿走了大量的中亚细亚手写稿和古代刻板印刷的各种书籍。那么，与档案有关的这些东西又是什么样的下场呢？搬走这些东西最多的人是斯坦因。他在三次远征中所拿走的手稿和书本今天分别存在英国图书馆和在伦敦的印度政府机关里。凡是汉文、康居文、维吾尔文和唐古特文字的作品则分给前者所有；反之，藏文、梵文与和田文字的作品，则归后者所有。除了英国图书馆所藏的著名的《金刚经》之外，其余这些东西都不对公众公开展览。因为对于门外汉来说，一份东方的手写经卷看起来和另外的一份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如果公开展览，使其长时间暴露在紫外光线之下，再加上布鲁姆斯堡环境的污染，只会加速它们的恶化变质。

   来自敦煌的而又极其珍贵的（对此仍有争论）中国文字的手卷和书本，若干年来一直深藏在英国博物馆的卡片纸板箱内，现在已移交给英国图书馆。在那里，大约有13000份被放在特制的橱架上。这里的室内空气是经过过滤的，温度也受到严密的控制。其中大约有7000份——都是完整的——已经编成了目录。其余的大部分属于断片残简的，仍然装在许多箱子里，尚待识别。虽然现在大英博物馆对于这些东西还没有做进一步的工作，可是有许多日本学者前来伦敦专门钻研这些古代经典，其中还有一个以毕生精力致力于研究《莲华经》的日本人。为了保护这些手写经卷不使遭受进一步的损害，英国图书馆已经开始搞一个保存的计划。在过去，它们大部分的遭遇一直是中国人引为伤心的事，因为他们无疑地认为敦煌手卷——特别是汉文的——是他们合法的财产。

    但是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对于保存中国的手稿，应当采用什么方法以及用什么材料，英国已向北京征求过意见并已得到北京的协助。通过特别设计的烘箱，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烘烤以加速一百年老化的实验，证明人造纤维寿命短促，远不如古代中国人所用的天然原料为好。

    关于一个大的博物馆如何来处理它的收集品，或者它的部分收集品，现在就谈到这里。今天，从中国的中亚细亚带回的成千上万的用多种语言文字所写成的手稿至少分散在八个不同国家的机构中。有许多仍然需要加以翻译。译解一份手稿或者翻译一份收集品，可能要花去一个人的一生时间。一个印度学专家向我解释：“能担负起这种任务的人在一个世纪中也只能出现两个。在解释和翻译手稿的人未出现以前，就只得等待。”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一个人是英国的学者哈罗德·贝利爵士（SirHaroldBeiley）。他花了一生的时间，解决了古和田文字的秘密。任何人想要了解这些手卷，研究中亚和佛教历史上所做出的贡献时，都必须阅读或参考如贝利、贾尔斯、弗利、马伯乐（Maspero）、利瓦伊、可诺（Konow）、米勒（Muller）、亨宁（Henning）、赫伦勒、伯希和与查万斯（这里只提出其中少数的几个）所发表的许多翻译、编目、专著以及其他有关的特别论文。

    在离开手稿这个题目之前，再提一下另一种为学者们（尤其是赫伦勒）所难于忘却的特别收集品：“古书”。当那个半文盲的觅宝者和田人阿克亨承认是他伪造的时候，这些“古书”很快地就从英国博物馆中被搬移出去。可是在1979年，当人们在英国博物馆的地下室中，又重新发现标明“中亚细亚伪书”的两只木箱时，就把这90部伪书编成目录，全部移交给英国图书馆。今天，人们在检查这些长时期被人们遗忘了的古物时，不能不为它们的非常精致的外表，工整匀称的笔迹，和令人信服的“陌生文字”而深感惊异。对于门外汉来说，据说甚至于对于大多数学者们来说，在看到这些书上有经常翻阅的指痕，有酷似古老的纸张，以及有褪了色的、但是看起来又很像渊博高深的经文时，几乎不相信这些东西会是赝品。这个狡猾的骗子，连考古学上的专家们都被他愚弄蒙蔽了。因此我们说他是干这一行的天才也未尝不可。另外，还专门为他也物色了一个不十分引入注意的纪念场所。这个场所是在英国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在那里，在敦煌手卷的近旁，为着子孙后代还保存着他的一度受人崇拜的“古书”。

    我们现在已经讨论过了从中国的中亚细亚所运走的那些重要文物的命运。引用埃里克·泰克曼爵士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永远失去了被那些运输队所运走的无价之宝……”，但是这个故事中的一些主要的人物仍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的人物奥利尔·斯坦因爵士，今天躺在兴都库什附近的喀布尔的土墙围着的基督教徒的公墓中。他的周围为不满现实的人们的坟墓所围绕着。这些坟墓，同样也是阿富汗人走完人生道路的尽头。这个中亚细亚考古学家老前辈，在1943年，正当82岁高龄时，死于喀布尔。

    对于他，这里正是一个非常合宜的安息场所。在40年的时间里，他向阿富汗人反复申请，要求准许他在他们国内进行探险，以便寻找他在丝绸之路的旅行中所中断了的那一部分路线。最后，当他正坐在他的帐篷里，为他的可爱的克什米尔边境工作的时候，批准到来了。但是在他到达喀布尔一个星期的时间内，起初因为着凉，后来又突然转化为肺炎而死了。东方学专家丹尼森·罗斯爵士（SirDenisonRoss）写道：“像他这样具备着探险上种种条件于一身的人，真是十分难得的。这个伟大的匈牙利人是两个国家的骄傲，也是所有的人的奇迹。”斯坦因虽然是一个英国公民，但他从未忘却他所出生的国家。他的俭朴的生活作风，使他积蓄了大约五万七千英镑。其中大部分用来作为研究中亚细亚的基金。他的一个条件是，无论在中亚的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的话，这项研究工作就要由英国的或者匈牙利的学者们来进行。

    斯坦因最大的敌手（至少从文物的数量上来讲）是范莱考克。

    他比斯坦因早死13年。这个德国人死于1930年4月。那时正是斯坦因到达南京，进行洽商他那注定要倒霉的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远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范莱考克由于他的独子牺牲在法国战场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此外，作为一个终身亲英的他，突然发现自己一变而为战前的友人如麦卡纳和斯坦因的正面敌人时，这也使他不得不忍受无限的伤感和悲痛。又因为德国财政崩溃的结果，使他遭受了经济上的破产。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把他的安慰寄托在人类文化学博物馆中如何安排他所心爱的珍宝上。即使在他害了一种痛苦的无可救药的疾病的时候，他还是常常很高兴地从病榻上挣扎着起来，把他的收集品拿给一个特殊的来访者或者朋友看。当他自知死在临头时，他背着他的妻子，把一些带有黑色边缘的信笺和印有通讯地址的信封寄给他的许多朋友。伯希和在给他的这个德国同行写的讣文中提到，在他打开他所收到的这样的信件时，没有料想到其中所报告的正是范莱考克自己死亡的消息。

    戈伦维德尔大约死于五年之后。他是一个处境可悲，精神失常的人。当他和他的同僚们（其中包括他的下级米勒在内）在一些问题上引起争论的时候，他的光辉的业绩开始崩溃了。争论的焦点是：谁首先辨认出有些吐鲁番手稿是属于摩尼教的？是他还是米勒？别的法国学者都站在米勒一边，说是米勒首先认出的，其结果是使戈伦维德尔丧失了名誉。在同僚之中他变得越来越孤独；他在业务上所做出的判断，也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一个讣告作者说：“他在模糊不清的理论中寻找避难所，因为这种理论是专家们所不能信奉的。”这无异是说他接近于神经错乱的一种委婉说法。一个比较不留情面的评论家说，戈伦维德尔在后期所写的一部关于佛教的中亚肖像画法的作品，是一部“充满了疯狂幻想的宗教历史小说”。戈伦维德尔死在一所精神病院里。死前他是一个痛苦、孤独和失望的人。然而正如他的一位讣文作者所说的那样：

    “在他的最后少数作品中虽有混乱不清之处，但不应借此就来贬低他的光辉与可靠的早斯作品价值……”是的，至少在他和范莱考克——甚至活到1941年的技师巴塔思——去世以后，也并没有把与他们有关的纪念物完全毁掉，而使他们死不瞑目。

    伯希和刚巧在斯坦因死去两年之后的1945年死于癌症。他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他的一个法国同事写道：“没有他，汉学将像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就在同一年里，由于战争关系而被围困在由德国人占领的泽西家里过退休生活的乔治·麦卡纳爵士，于这年五月间即在德国人投降几天之后也死了，享年78岁。

    狡猾的敦煌方丈王某人在1931年就死了。死后被埋葬在他所心爱的石窟附近。他以满怀愤慨，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感到愤愤不平的是，政府为了把敦煌剩余的手稿运往北京（过了很久的时间才运回北京），答应给他的，也确实给了他的作为补偿用的钱，竟被他人抢劫一空。这笔钱，正如长途东运的手稿一样，一路遭到不断的蚕食和侵占，最后留给他的作为修缮工程用的，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也许他会发出最后的一笑——哪怕是从坟墓里发出来的。这就是他显然是为了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便背着中国当局采用狡猾的手段把一部分手稿，偷偷地藏在另外一个密室里。

    可是这个密室在20世纪40年代被中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了。美国的艺术历史学家艾琳·文森特（IreneVincent）于1948年访问敦煌的时候，就听到有人传说，在敦煌还有一个隐藏手稿和绘画品的密室。最近在1977年，一个瑞典的东方学书商，在他的售品目录中就列了几种敦煌手卷。

    今天，王老道自封的由他负责保管千佛洞的职责，已为中国当局所接替。他们加固了正在碎裂的峭壁面，修补了被剥去了的壁画，同时在许多壁画的背后又发现了更早期的东西。可以说名满天下的千佛洞最后又恢复了它的令人满意的辉煌与壮丽。当局答应给予王老道的用以修复他的寺庙的经费，最后也终于到来了，敦煌得救了。

    这里需要再说的话不多了。到中亚探险的创始人斯文，海定，比后来追随他的人活得更长久一些（其中只有兰登·华尔纳比他大16岁）。这个伟大而孤寂的被人遗忘的瑞典探险家，在1952年正当他87岁时死于斯德哥尔摩。他的一生是一个漫长而光辉的一生，人们对他死后所遗留的纪念物，无时或忘。在三年以后那个最后参加中亚文物争夺的也是唯一失败的华尔纳也死了。

    今天，这个美国人再也认不出他的“漫长的古道了”。寺院庙宇和运输队客店都让位于人民公社和拖拉机厂。现代化公路联结着各绿洲市镇。一条越过喀喇昆仑的新路使来往车辆畅行无阻。偶然还可以从马可·波罗所叫做的鬼神出没的罗布沙漠中心听到远远传来的核试验的轰鸣声。甚至一度曾经是整个运输队的吞噬者同时又是在所有沙漠中最使人畏惧的塔克拉玛干，也已经失去了它的威风。飞机和人造卫星正在揭穿它所保留的秘密。垦荒计划也在它的边缘大力实施。麦卡纳全家长时间的居住地契尼贝，已经失去了它的社会地位。今天已把它用来作为长途汽车驾驶员的招待所，虽然在它的洗澡室内仍然留有它的英国制的水龙头，在它的一间厕所里仍有“维多利亚”字样的洗手缸。但是，那个令人引起回忆的时代终于在1979年夏季结束了。因为就在那时，英国的第一个旅游团体迎着耀眼的阳光在千佛洞走下他们的长途客车。从此丝绸之路最后的神秘性和种种传奇故事的片断，也终于不再为人们所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