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的语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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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的语言认同

日期：2013-03-18
作者：郜元宝 来源：文汇报

中国现代学术的语言认同 ——郜元宝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讲演

　　学术语言问题日益凸显，“看不懂”的抱怨此起彼伏，有时还升级为严厉指责。从局部的不甚严重的“看不懂”突变到大面积的比较严重的“看不懂”，分界线可能在上世纪90年代。若此假设成立，处身这一年代以来学术潮流的我辈，就有必要回头研究晚清至1980年代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语言上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

　　

　　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为台湾大学客座教授、悉尼大学访问学者、韩国高丽大学客座教授等。研究领域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评论、现代汉语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史、鲁迅研究、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另一种权利》《午后两点的闲谈》《现在的工作》《说话的精神》《在失败中自觉》《惘然集》《为热带人语冰——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鲁迅精读》等论文、随笔杂集。

　　

现代中国“述学之语”的“明隔暗通”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很快告别了起初的惊惶愤激，因应当下需要的新兴学科更迅猛发展，一派繁荣景象，但同时学术语言问题日益凸显，“看不懂”的抱怨此起彼伏，有时还升级为严厉指责：许多论著“看不懂”，并非学问高深而晦涩难解，乃是作者学养不够，满足于摆弄自己也不懂的话语概念，甚至缺乏起码的语文素养。一些著名学者用词不当、概念模糊、文理不通、不知所云的“硬伤”不时被公布出来，触目惊心。“学术繁荣，语言退化”，好像成了盛世学术的一个悖论。揆其要害，无非两点：一者缺乏基本语文素养，二者依赖夹生的话语体系，致使学术语言脱离民族历史语言脉络和当下日常语言母体，流于空虚玄远。

　　从局部的不甚严重的“看不懂”突变到大面积的比较严重的“看不懂”，分界线可能在上世纪90年代。若此假设成立，处身这一年代以来学术潮流的我辈，就有必要回头研究晚清至1980年代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语言上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

　　现代中国古今中西之辩、阶级阶层之别、宗派集团之分远超当代，有无“学术共同体”还是疑问，但倘若着眼于现代学者共同置身的先秦以降历时性语言背景和“五四”以来共时性语言环境，着眼于学者间、学者与一般读者间语言的可沟通性，着眼于这种沟通既表现为语文层面的文从字顺，也表现为学术话语层面生熟难易深浅的融通，则似乎又可说存在着一个由相对稳定的语言认同维持的学术共同体。

　　姑举数例说明之。

     1、《新青年》集团和《甲寅》《学衡》的争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不可谓不深入，但一个显然的事实似乎未曾引起重视：当年的论争者们一直都在不断跨越“文言白话”鸿沟，没有抱怨“看不懂”，彼此间都能心知肚明。

     知识界因语言问题引发的千年未有的大分野却奇迹般地并未导致基本语言认同的丧失，主要是因为文白两大阵营尽管观点相左，知识谱系大相径庭，所属社会政治派别壁垒分明，白话和文言作品的情感经验和想象天地也相去甚远，但主张白话的能操文言，保守文言的也并非不能用白话。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就是浅近文言，林纾早年《闽中新乐府》则被胡适称为“当日的白话诗”。1930年代，吴宓公开主张对白话文不妨“‘异量之美’，兼收并蓄”，他还特别欣赏《子夜》的语言，茅盾甚至认为许多评论者“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钱钟书认为“苟自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未容轩轾”，白话文流行还会增进文言的弹性，文言也会影响白话文，现代小品文就取法晋宋以迄明代小品而“尽量使用文言”，他甚至预言“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今日许多长篇大论虽尽用白话，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能听懂看懂的却寥寥无几。

　　2、现代学者的“语体文”著作也证明，当时虽有文白之争，却“明隔暗通”，主张白话或保守文言的人都不难在“语体文”中部分地找到他们所主张的语言的理想和所固守的理想的语言。

　　就其脱离文言旧轨而接近口语来说，一般认为“语体文就是白话文”固然不错，但现代学者“语体文”著作和同时期白话文著作的差异一望可知。“语体文”并未充分口语化，但又不同于文言文，其前身或许是清末“新文体”，但因为主要用于阐发学术，已脱尽“新文体”的报章气息。部分现代学者不肯径用流行的“白话文”概念而另称其著作为“语体文”，是有意和白话文有所区别。钱穆1930年代中期修订《国史大纲》，感到文言不甚适合。《国史大纲》面对广大读者，后者“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却“于本国文字素养太差”，这就逼迫钱穆不得不使惯用的文言浅显化，增加“语体”成分。单从文言白话的角度很难给“语体文”下一准确定义，这是白话文流行之后，一些不愿跻身白话文作者行列而又自觉不能再写纯粹文言文的现代学者有意探索的介乎文言和白话的特殊文体。现代学人不把“语体文”看作文白之间的过渡品或替代物，而是经之营之，矢志靡它，其文化精神自然灌注其中，极富个性，比如王国维、陈寅恪表面上属于浅近文言实则具有语体性质的论著，读者既可带着学术问题去研究，也可当做寄托作者人格的“美文”来欣赏。

　　3、1923-1924年“科玄之争”，参加者流品甚杂，整体水平并不高，胡适认为差点“成了一场混战”，陈寅恪则讥之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英文”，但大家并未抱怨“看不懂”对方，更未感到语言沟通有障碍。现代中国哲学旨在汇合中西，融通今古，启蒙大众，这就迫使哲学家们“极高明而道中庸”。近来颇有人哀叹中国哲学尚未“走出翻译时代”，意谓现代中国哲学主要借助翻译，遂成“一切精神赝品、思想译本的根源”。这自然有其所见，但忽略了现代哲学家们如何殚精竭虑，凭汉语言文字含蓄的中国智慧阐述“拿来”的西方哲学，务使其为中才以上读者所了解。“心通而辞达”的翻译本身就是哲学阐释的一部分，舍此无从建构自己的哲学。抗战期间冯友兰《贞元六书》之“新理学”体系虽激起不少争议，但冯氏也尽显其过人的文字功夫，他善于将一切概念放在中西哲学和文化背景中予以诠释，又充分调动“五四”白话文资源而使之成为明白晓畅的日常谈话。熊伟译海德格尔，开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德格尔热的先河，许多译名也给后来者以启迪，Dasein译为“亲在”，就不易随便改换。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们在“哲学学”上不难后来居上，但仅就语言文字论，先贤仍有不可及处。

　　4、现代甲骨学“四堂”身世、经历、学养、方法、趣味相差极大，同为学界所仰，相互间或彼此欣赏，或有所商兑，学术语言并无隔绝。甲骨学和古史辨，信古和疑古，有时冰炭难容，但“述学之语”仍可相通。在传统“经学”方面，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蔡元培、鲁迅、陈独秀、傅斯年等都先后著文反对“读经”，其中郭沫若与胡适学术训练不同，但正是这两位反读经的文章不约而同都引王国维为例，认为连王氏都承认经书有许多字看不懂，怎能鼓励普通人或中小学生读经？章太炎则认为惟其难读才“不得不急急读经”，谁也不会先完全认得了经书的文字再去读经，总是由不懂到懂，由少懂到多懂。不管双方存在怎样的误会，都显示了对共同语言传统中看不懂的部分的敬畏，他们急于弄懂那些难懂的文字的心情以及对那可以读懂的部分的珍爱，也不言而喻。这就是现代学者的语言认同。

　　5、后期“创造社”诸君子用鲁迅当时开始接触但还不甚谙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批评鲁迅，讽刺他“醉眼陶然”，看不清社会现象，鲁迅则毫不客气地指出对方在军阀和民众之间态度暧昧，论争不可谓不激烈。鲁迅对“创造社”的文风并不恭维，成仿吾对鲁迅的语言也一直有非议，但无论当时还是日后，都没有指出对方发生了严重的语言问题，或宣布交流有障碍。

　　以上数例涉及哲学、史学、文学批评、语言论争诸领域，虽不能涵盖现代学术之全体，但也足以说明随着学术的演进，现代中国“述学之语”也有激烈分化，但并未造成不同学术领域的隔绝，以及学术语言与生活语言的脱离，而是分化中有沟通，参差不齐中隐然见出一种秩序。这个局面可用一句话来概括：“道术将为天下裂，语文尚待弥缝者”。前句典出《庄子·天下》，后句出自陶潜《饮酒》：“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过去重视现代学术界的分野、分化、分裂，忽略了现代学人在语言上的“弥缝”之功，故特为拈出，以供讨论。

　　

现代学术分化下的基本语言认同

　　为何现代学术不妨分化，学者却仍可以保持基本的语言认同？原因不外几种：

　　1、随着学术演进，分科分化日益细密，学术话语的分野和沟通困难也属正常现象。李泽厚在上世纪80年代末预言今后中国学术“将是一个专家的世界”，抗战期间冯友兰也说过类似的话，但那时专家通才分化尚不明显。1990年代以后信息爆炸，专家通才终于分开。通才一般善于化生为熟，化难为易，化深为浅，专家则各自为战，操同一学术话语的聚在一起或能“相悦而解”，操另一话语的只能望洋兴叹。统一的学界分裂为彼此隔绝的若干小帝国，各有不同的话语包围，这态势一旦形成，对难懂的学术语言的指责似乎也不那么理直气壮。这当然加剧了“看不懂”的痛苦！

　　尽管陈寅恪认为“国人治学，罕具通识”，但与当代相比，现代学者很多还是通才与专家的结合。通才既能耕耘“自己的园地”，也能欣赏和批评专家的专门之学。陈寅恪两度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提醒专治中国哲学史者要熟悉哲学思想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通才型专家在“窄而深”的专门之学上钻得再深，也能随时回归常识平面，得到“常言”和“常识”支撑，不至于思锐才窄，困守孤立僵化的学术话语。

　　2、现代学者多半也是文学家，其学术语言和不断创造、更新、生长的民族语言母体息息相关。一些影响巨大的综合性杂志如《东方杂志》《新青年》《新潮》《新月》等把文学和学术放在一起，也有助于促进文学语言和学术语言沟通，作家和学者的个人交往则更多佳话流传。《古史辨》上有刘半农、周作人的小品文式考证和议论，这两位是文学家而非历史学家，也不采取已经兴起的长篇论文格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文学家的身份和方式参与古史讨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以及大量收入杂文集的学术文章，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不可分拆，既无学术的空架子，也并不过事文饰。1940年代末，胡绳呼吁理论工作者要“学习鲁迅的文体”，以造成中国学术的民族化，胡风也说鲁迅语言的好处在于绝不依赖现成的概念术语。

　　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相结合要有度，不能妨碍学术表述的质朴明晰，也不只是给学术著述增加一层文学的修辞。关键要找到文学语言和学术语言的契合点，即语言的高度及物性和表现力，达到韩愈所谓气盛言宜、“物之浮者大小毕浮”的境界。

　　3、现代知识分子在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期，很快找到一系列“改写汉语”的方法。“五四”以后优秀白话文作者都熟悉文言和白话传统，由此养成一种“语感”，知道何为“通”，何为“不通”。“语感”从“学问”而来，以直觉形态呈现的对语言规律和美感的自由灵活的把握，不同于从语言学教科书习得的拐杖一样的外在语法知识。

　　“文从字顺”需“语感”，审定并大规模使用“新名词”、“新术语”，克服原有语言共同体和新近发明的话语体系的裂隙，更需良好的“语感”来“弥缝”。翻译“新名词”、“新术语”，要了解其在外来语言中的确切所指，更要在翻译者的语言中找到匹配，难度可想而知。无论怎样理想的译名进入本民族语言，都会引起或大或小的语言地震，所以并非有了好的译名就大功告成，这以后的化生为熟、化难为易、化深为浅的“弥缝”更艰难，也更切要。现代学人在这方面相对来说都比较成功，他们的文章很难看到与汉语格格不入因而含义模糊的夹生概念，以及这种概念对周边语言的侵扰与伤害。

　　胡适认为白话文等于“写话”，这容易给读书不多的人造成误会，轻视文字的作用，但对那些饱读诗书的人，又不失为一种经验之谈，即不妨用口语中固有的智慧来充实文章，用口语中固有的语法来调整和规范行文。“五四”以后的优秀作者正如鲁迅所说，一方面“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一方面“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一定要它读得顺口”，用活语言充实、引导、核准书面文，这是现代白话文作者第二条作文秘诀。

　　胡适还竭力抨击各种现代“名教”玩弄虚无的概念游戏的恶习，不啻给后来所有大搞“话语崇拜”的学者们进一忠告。“名教”只是崇拜“文字”，而这“文字”尚在日常语言系统中，许多“学术话语”则早已脱离日常语言系统，成为某种“元语言”、“超语言”，对后者的“崇拜”，其危害远过于单纯崇拜文字的“名教”。

　　凭这三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便能对中国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书写系统进行“改写”，以顺应汉语言文字迟早要完成的现代转换，并未像当时许多反对者所深惧而痛诋的那样，成为汉语言文字的千古罪人。

　　得力于一些关键人物的呼吁和警戒，语言文字不仅是文化表达的工具，更是文化保存和文化创造的归宿，这是现代中国众多文化人的共识。

　　1903年，章太炎亡命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倡保存国粹，他心目中的国粹首先就是语言文字，他甚至认为“文辞（文学）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由章太炎所引起的有关文学与文字之关系的讨论还会继续，但他对汉语言文字的爱重早已为有识之士所周知而共赏。1932年，留学德国的冯至写信给老友杨晦，为自己过去的诗歌感到羞愧，觉得那时他跟汉字太疏远，以后写诗，首先要下一番“小学”的功夫，好好认识中国字。1936年，周作人致信胡适，相约以汉字为防线誓与日寇周旋，希望政治军事上失去的在文化上重新夺回。有人称这是失败主义者梦幻般的抵抗，但就中也能看到从章太炎那里一脉相承的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信赖。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特地提到鲁迅的文学天才在于“用字之正确”，诚为不刊之论，着眼点和章太炎毫无二致。一般将“文学语言”的“美”理解为“正确”之上的进一步修饰，不把“正确”看作“文学语言”最高之“美”，其实修辞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正确”表达作者的构思。“用字之正确”是文学语言的极致，也是学术语言的佳境。

　　鲁迅和胡适一样始终反对“文字游戏”，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变成酱缸的罪魁祸首。他不仅告诫自己不要生造只有自己才懂的字句，在为胡风辩护时，也承认胡风理论上太“拘泥”，文字“不肯大众化”，足见他如何看重理论文章的平易近人。

　　学者的语言认同首先是“文从字顺”，这要求学术论著没有用词不当或语法错误；其次指学术理论话语必须经过化生为熟、化难为易、化深为浅的一种融会贯通，中等水平以上读者通过学习和思索也能大致理解；再次，新的学术话语和旧的学术话语要能形成有效对话；学术语言最好能和日常语言保持有效交流，至少不能脱离日常语言而成为孤立神秘的符咒；学术语言甚至还应该像上乘的文学语言那样具有准确生动的表现力。

　　语言认同终极上就是价值认同，但考虑到语言认同诸多层面，往往又并不能直接等于具体的价值认同。具有基本语言认同、“文从字顺”的学者们可能拥有相反的语言观，更可能在语言以外其他价值领域不共戴天。基本语言认同并非学术文化正常发展的充分条件，只是学术文化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问题是，今日许多学术著述不仅谈不上更高的语言认同，连起码的“文从字顺”也做不到，打假之声盈耳，规范呼吁不断，结果只弄出一套煞有介事的论文格式，唯独对学术语言毫不讲究，好像一个人不修边幅，却浑身挂满商标饰品，这岂非咄咄怪事！

　　“道术将为天下裂，语文尚待弥缝者”，这是现代学术所昭示的事实，也是当下学术所遭遇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