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No.263：红歌司令红歌团

源济

红歌司令红歌团

作者/苏嘉溪 编辑/邹怡

戴诚其人

2012年的12月27日，常州气温接近零度。火车站旁的宏达宾馆前，戴诚身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一条藏青色西裤，左胸的口袋上别着一颗小小的、醒目的毛泽东像。路人从他身边经过，忍不住多瞥几眼，嘴里嘀咕着，“天气这么冷，还有人穿这么少，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戴诚不疯不傻，这是他的“四季装”，而且几十年不变。

戴诚，常州合唱团的组建人，人称“红歌司令”。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毛粉”，满脑子的毛泽东思想，张口闭口“毛主席”，讲到兴起，他就会反复抛出一个观点：对目前的社会，应该“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对付汉奸走狗；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

戴诚恨不得用毛泽东“武装到牙齿”。

在戴诚的家中，“毛泽东”不处不在：客厅、走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画像；桌子、柜台摆放着高高低低的毛泽东雕塑；十平方米的卧室里，围绕着两千余册与毛泽东有关的书籍；阁楼上设有红歌“音乐室”，一张书桌，各种曲谱、光盘和磁带，还有音乐播放设备；门上贴的对联是毛泽东诗词；一辆二手老尼桑，车窗上的红字，写着：“捍卫毛主席的思想，坚持毛主席创立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为人民服务”。

戴诚对毛泽东的崇拜，甚至“爱屋及乌”到了毛泽东的湖南同乡。戴诚的工作是城管，当他执法遇到湖南籍的小贩时，他也会对他们好一些。

 

红色情结

戴诚出身红色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曾经参加过渡江战役，因在战斗中负伤而留在了常州，这也是他“红色情结”的起点。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了，我父亲八岁，光着脚，没有裤子，在雪地里帮地主放牛，我们是贫苦人出身，没有毛主席，穷人是过不上好日子”，戴诚在家中的露台上挂满了父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木几上还摆放着一尊父亲年轻时候的紫砂石像。这位1939年参加革命的“贫农阶层”，是毛泽东之外，深深影响戴诚的人。

但戴诚对毛泽东的崇拜，也曾动摇过。戴诚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缅怀周恩来被处罚。因为这次处罚，他也曾恨过毛泽东一段时间。直至改革开放后，种种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戴诚开始感到茫然与困惑，这让他又开始怀念那个毛泽东的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就看得很清楚了，老百姓开始过不太平的日子。我不是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候我身边的环境，我身边的那些干部的举动，言语，跟毛主席那时候不一样了。原来，老百姓看到的干部很亲切，始终都是自己人的感觉，不趾高气扬，完全没有身架，很随和；毛主席走以后，没多长时间，一两年时间，干部就开始变得自私自利起来，直到现在贪官污吏”，戴诚对现世极度不满，对毛泽东时代无比怀念。

 

红歌团

1993年，困惑中的戴诚突然发现，“用歌唱的方法怀念毛主席，是一种解脱”。戴诚终于找到一条出路，他说：“我认为用歌唱的方法能唤起人民的良知，是一种战斗，是一种武器。”

最开始戴诚是一个人到福利院给老人们唱红歌，慢慢的队伍逐渐壮大。2000年，戴诚自费组建成立了常州合唱团。

常州合唱团位于在常州市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座陈旧的教学楼内，发黄的储物柜，一排排铁撑椅，暗红的丝绒布背景衬托着一个巨大的毛泽头头像，头顶几架落满灰尘的吊扇……一切都是80年代某处工厂会堂的模样。

在合唱团里，戴诚享有至高的权威。通常他站在教室中央的毛泽东画像前指挥合唱，戴诚会突然跳上一张红色的凳子上振臂高呼。他又会随时叫停，然后扯着嗓子，带着脏字大骂：“你们活了六七十年，连个歌也唱不好，还不如我家一岁半的外孙。”常州合唱团里的成员大多是退休工人，或下岗职工，合唱团的“不专业”让戴诚甚为恼火。

而这些老人们早已习惯戴诚的粗暴，相反他们都觉得戴诚是“大好人”，因为戴诚是常州声乐协会主席，老人们常常亲切地称他为“戴主席”。

这些年，戴诚带着合唱团到处巡演，参加各种合唱比赛，虽然获得了不少荣誉，但是戴诚也因此背负了一大笔债务。这些债务大多来源于帮经济并不太好的团员垫付参加比赛的经费，债务最多的时候曾高达250多万。

在最困难的时候，戴诚无家可归，落魄的他只得住在一辆破旧面包车里，备受煎熬。为此，妻子差点和他离婚。直至现在，戴诚还背负着100多万的债务，他的工资卡压在债主的手上。

尽管如此，戴诚依然死心塌地地坚持他的红歌事业。自“大闹”人民大会堂后，戴诚有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带领常州合唱团走出国门，“唱响维也纳金色大厅。”

源济

戴诚，常州合唱团组建人，人称“红歌司令”。他出身红色家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毛粉”。他年轻的时候曾因为缅怀周恩来受到处分，对毛泽东恨过动摇过。但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暴露的种种社会不公以及贪污问题，让他困惑并开始怀念毛的时代，最终，在唱红歌中他找到了解脱。摄影/苏嘉溪 编辑/邹怡






白色短袖衬衫加藏青色的西裤，左胸的口袋上别着一颗小小的、醒目的毛泽东像，是戴诚几十年不变的“四季装”。排练课上，戴诚穿着单薄的短袖衬衣，站在穿裹着厚实冬衣的四十多名老年人面前，指导、纠正他们的发声和发音。






在戴诚家中，收藏许多毛泽东像章，自己配戴之余，他也把像章送人。戴诚回忆，文革期间他弄不到毛主席像章，只能自己做了个语录牌，用别针别在身上。





戴诚平时也继续着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他十平米不到的起居室里，床的四周摆满了各种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共计2000余册。也有媒体把戴诚形容为“毛痴”。






合唱团里有一位“毛主席”，本名曾德胜，58岁，湖南衡阳人，是一位毛泽东特型演员。虽然他不擅长歌唱，但是合唱团需要他，如同家中一件漂亮的摆设。






戴诚训练老人们有一套自己的“土办法”。合唱团排练室的墙上写着一个斗大的“喔”字，老人们不会唱高音，戴诚用毛泽东思想中的“矛盾分析法”，总结出练好一个“喔”字是练习唱高音的“主要矛盾”，通过练习这个字，就能把高音唱上去。






老人们将手指插入嘴中，练习口型。戴诚要求严格，教学的方式有些粗暴，时不时会爆出粗口，用夸张的表情来嘲讽老人们唱的还不如家里一岁半的外孙。但是老人们没有感到不适，更没有反抗，他们对这个集体早已产生了依附性。






排练开始前，一位老人买了几个包子，算是一顿午餐。这里的老人收入普遍不高，他们大多是这个社会的落败者、失意者，但是在合唱团通过唱红歌，又找回了昔日的归属感。






排练室的墙上贴着一副巨大的毛泽东画像，画像的周围是常州合唱团这些年来外出演出和比赛所获的奖项。这些年，戴诚带着合唱团到处巡演，参加各种合唱比赛，除了荣誉，戴诚也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最落魄的时候，他住在一辆破旧面包车里，妻子差点要和他离婚。至今，戴诚的工资卡仍在债主手上抵押着。






但戴诚对团员们很好，他经常带成员们经常来常州市区一家以毛泽东为主题的餐馆就餐，这家店的店主在戴诚的影响下信仰毛泽东。戴诚主导成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也经常在此举行例会。






戴诚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中不乏80、90后的身影。这些聚集在戴诚身边的年轻人，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后，面临着各种压力，在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中渐入困境。在戴诚等老一辈的熏陶下，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的公平”心向往之。





除了在外与人讨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外，戴诚在家，也会在走廊里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前给三岁的外甥讲毛主席的故事。在合唱团里以“铁腕形象”示人的戴诚，在外甥面前却很柔情。






在戴诚“红色情结”的形成原因中，父亲的影响非常大。戴诚的屋子最肃穆处，除了毛泽东像之外，就是露台上戴诚父亲戴凤的紫砂石像。这位“贫农”出身、参加过渡江战役的老革命，从小就教育戴诚，“没有毛主席，穷人是过不上好日子的。”






在戴诚眼里，红歌是他抗争现实的武器，他要“用歌声、用文艺的方式来歌颂毛主席，来宣传毛主席，来唤醒人们的良知”。在有些人眼里，戴诚的举动像个“疯子”。但在他合唱团的成员眼里，他是“大好人”。因为戴诚是常州声乐协会主席，合唱团老人们常常亲切地称他为“戴主席”。





常州合唱团的成员以6、70岁的退休职工和下岗工人为主。合唱团有一系列不成文的规定，比如“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要有无私奉献的思想，要付出；服从命令听指挥。”






常州合唱团的排练室里，摆放着发黄的储物柜，一排排铁撑椅。暗红的丝绒布背景衬托着一个巨大的毛泽东头像，一切都是80年代某处工厂会堂的模样。在这里，戴诚死心塌地地坚持他的红歌事业。最近，戴诚有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带领常州合唱团走出国门，“唱响维也纳金色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