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品另类爱国者“汪精卫先生”！

恐慌小猪

       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当日有多少国力，汪精卫清楚，蒋介石也很清楚，全国人民是不清楚的（其实到现在许多国人也未必了然）。但不同的是，汪氏得出的结论是“抗战必败”，蒋氏却将“抗战”上升到“建国纲领”的高度。

         其实汪先生的本意也是想救黎民与水火之中，就动机而言，汪氏确有“曲线救国”之意；就效果而言，也的确使得近半个中国的百姓能少许喘口气。当然许多是汪本人完全不能左右也不能掌控的。对于“异族统治”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去深入地思考它比较得当。

        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汪氏就说过，政府必须“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因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这种冷静无奈的悲观，贯穿了汪氏的余生。1937年7月29日晚，汪氏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讲话的主旨，是动员民众起来抗战；但讲话的内容，却集中于“牺牲”二字，汪氏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的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不难看出，悲壮之中有浓厚的悲观情绪。基于这样一种认知，自该年8月起，汪氏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据杨天石统计，截至12月南京沦陷，“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

        真的没有必要过分苛责汪氏的这种悲观。“抗战必然亡国”这种认知，在当时并非汪氏所独有，相反，是许多人的“共识”。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应钦等自不必论，学界中人，陈寅恪、胡适也有相似的认知。据《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记载：“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7月21日又记：“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而胡适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前，也曾是坚定的“主和论”者。其余如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大公报》主持者张季鸾，在南京失陷前后，也都曾向蒋介石“进言和平”。

        汪精卫先生有过这样一番临终前的解释：“我为什么要玷污自己的名声，并且不顾自己四十年来献身国事的光荣业绩？其原因是，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只有靠机智才能保全它。要是我们能乘敌人之不备，收复国土，安抚流离失所的民众——只要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我的余生会如何困难，我也置之度外。了解我的人们会同情我的困难，不会说我的做法不正当的。”

        美国史学家约翰·亨利·博伊尔在其《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高的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同有些人所说的话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硬说：日本由于中国的孱弱和不团结而苦恼，她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抵抗苏联和英国的侵略。这个计划是如此藐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只要汪默认了它，他的政权就注定了非失败不可。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暖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

     没人想做“汉奸”，汪精卫也不例外。他曾计划在“未被日军占领的领土内”建立新政权，希望籍此逃脱傀儡的命运，但结果并不如愿。由于一些利益与政治的需要，汪先生已经命中注定地被扣上“汉奸”的帽子了！
     汪先生当时在同日本人的谈判中一度坚持：这两个傀儡政权中的某些分子将被吸收到新的中央政府里去，不过要是日本试图为这两个政权保留相当程度的主权，那么他就不参加创建新政府。同日本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都取决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真正有主权的、统一的中央政府。

     其实汪先生自始至终都他一直在坚持“中日和平”的前提是日本同意不侵犯中国主权。

         汪氏唯一一次在“主权”问题上的“扬眉吐气”，是1943年间日本抢在英美与重庆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前，将天津、广东、北平、厦门、上海、汉口等地的各国租界陆续“交还”汪伪，10月30日，日本与汪伪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声言“尊重其主权及领土”，规定了撤军等事项，汪精卫为此相当兴奋，特意撰文攻击重庆国民政府:

    “回顾中日事变爆发以来，重庆方面曾公开主张‘如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方可实现和平’。然而就当前的状态而言，不仅得以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甚至超过了几倍。即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中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如今则已消失;卢沟桥事变以前，中国领土内到处呈现‘次殖民地’状态。今则美英侵略势力已被肃清，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重庆此际必须重新考虑，重庆的所谓抗战，己并非为中国本身而抗战，不过是为美英而抗战。”

     汪先生是悲天悯人之心。“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可见其做这种选择时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

      真正有大博爱之心的人是没有所谓“国家”这个概念的！我们要还原扭曲的历史，尊重人性博爱的价值！

     一个慈心博爱的人顶了无妄的污名，历史终将还汪先生公道。

恐慌小猪

    一个从小接受过王阳明的良知学的熏陶训练的崇儒人物，一个曾经勇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的豪杰之士，怎么会是人格卑污的汉奸国贼？我知道人会变，但怎么能变成完全两样？每念及此，胸中十分郁闷不快。随着对国共两党认识的深入，越来越怀疑其中另有隐情。国内发表、出版的有关汪精卫的文章书籍当然不可信，由于未能看到有关真实史料，只能存疑。

Evening

make some sense!

haigez

快来围观，胡同里出汉奸了，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恐慌小猪

haigez 发表于 2013-1-7 10:57 PM
快来围观，胡同里出汉奸了，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从历史上看，要盖棺定论——还是隔朝写史才公道。

汪先生不求一己私利享乐义担俗世骂名而为万千生灵求安业的天伦心胸，惟天地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