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一斯人——悼念高华教授

辣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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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斌

前几天的一个上午，一个学生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去世了。”
    我呆了一会，简短回复：“悲！”我找不到任何别的词来形容那一瞬间的感受。
不久，这种悲情逐渐传遍心房，传遍整个的感情世界。
    其实，我和高华教授并不认识。但是在历史学领域，甚至在整个学术圈子，唐德刚教授和高华教授是我极为推崇的两位学者。唐德刚教授以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品以及真正的爱国热情享誉华人世界，深得张宁、张学良等人的信任。他的《晚清七十年》、《新中国三十年》以丰富、客观的史实，流畅、诙谐的文笔，使人从混乱、质疑中隐约地看到了历史的真实，了解到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在帝制、“民制”、“革命”下的种种乱政，国家、民族、人民因各种专制所遭受的痛苦。这两本书中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角度来评析历史人物，包括蒋介石与毛泽东。很多事关中国现代化的一些历史问题，例如近代中国的革命问题、大跃进的问题、反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纷争问题、毛泽东与林彪的纷争问题，讲述的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明晰，其结论与推理合乎常情、常理，经得起推敲。
    唐德刚教授多年因肾病困扰，前年拒绝再次洗肾，在美国的家中安然去世。
历史的催悲，有时候非常的相似。与唐德刚教授有着同门之谊的高华教授，因为肝病折磨，拒绝了大家对医药费的赞助，淡定地走向生命的尽头。只不过，高华教授去世的时候，才57岁。
    我知道高华教授是通过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
    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一直以来是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如果一个政党或一个人的历史，成为讳莫如深或敏感的禁区，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不光彩的事情。市面上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的书很多，但大多内容、笔调空洞、粗糙，其中泛陈既缺乏独立思考，又违背事实和价值标准盲目地为某人某事唱赞歌的白色垃圾。那些书，读与不读，都无所谓。
    境外关于中共党史的书也不少，其中所披露的大量细节，虽然有些事情的表述合乎逻辑，但由于无法考证，又顾虑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排除有杜撰的成分，往往让人难以确定真伪。
    高华教授的《红太阳》一书，核心关乎对毛泽东以及执政党的历史评价问题，对于一个为了维护自己合法基础与伟大形象而不敢面对去罪恶的执政党、对于从历史的恶树上结出的累累恶果，还有因为多年蒙受愚民教育而丧失了基本思维的愚民，写这样的书既是高风险的事情，也是很艰难的工作。
    高华教授在写《红太阳》时，当然应该明白世道人心。所以，高华教授在写《红太阳》时，非常注意写作的风格与证据的采信。从纯学术的角度而言，《红太阳》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历史学著作。与《晚清七十年》、《新中国三十年》的文笔完全不同，如果说《晚清七十年》、《新中国三十年》具有明显的启蒙文风，充满了唐德刚教授的喜怒哀乐，那么《红太阳》是研究性的、理性的，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色彩。透过厚厚的《红太阳》，你隐约看到的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通过大量的史实向国人讲述历史的真实。
    《红太阳》除了文风非常严谨之外，在证据的使用上几乎达到了历史研究的顶峰。高华教授在写《红太阳》时，几乎没有利用台湾、香港，或者美国的资料，而选择以国内公开的资料为《红太阳》的论理基础，例如以一些与毛泽东曾经共事的领导人的回忆录为资料描写历史事件中毛泽东的行为，以井冈山军事博物馆或其他革命博物馆展出的史料披露“肃反”、“整风”时期红军对于异己扣上“AB团”的帽子而开展的灭绝人性的屠杀，有时候甚至是对那些充满革命激情同志的集体屠杀。那些被戴上“AB团”帽子而惨遭屠杀的人，基本都不知道什么叫“AB团”。
    高华教授以一个真正史学家的立场在大量国内公开的证据的簇拥下完成了这部巨著。《红太阳》通过对三十年代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肃反”以及四十年代延安的“整风运动”两场运动的描述，颠覆了懵懵懂懂人心中的精神世界，给那些刚清醒的人充实的论据。
    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其中的章节。在井冈山的被屠杀者，大部分是对革命有忠诚信仰的红军战士，只是他们不赞成某些人的领导，或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排挤；在延安的被屠杀者，除了“异己”，还有像王实味这样的带有“五四”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通过延安整风，“五四”残存的自由主义几乎被完全消灭了，这就是建国后根本看不到自由的滥觞。当前，充满体制和政治生活的各种恶疾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
    不要对我说那是历史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一个政党的发展以屠杀无辜和具有良知的人为需要，再辉煌的历史不过是罪恶的历史。
    高华教授以史学家的勇气和独立的立场，为现代历史学家赢得了被践踏很久的荣誉。
    尽管《红太阳》的写作是以国内公开的资料为基础的，但它仍然未能在大陆出版，也给高华教授带来了生活上的诸多困扰。他工作调动意外受阻，工作氛围未必轻松。
这也许是基于愚昧，也许是基于固执，也还可能是别有用心。
    不能盛产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有了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不知道尊重与珍惜，也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历史，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来说，都不仅仅是过去或知识，而是一面镜子，一个坐标。对历史事件的主流评价，对历史人物的主流臧否，反映一个民族的心智发育程度，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思想是否健康、国家公器是否正常的试金石。而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臧否，是以历史的真相以及人民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为前提的。
我们的民族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共党史问题是一道门槛。如果一个政党为了维护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合法性基础，篡改、隐瞒历史，而没有勇气对待过去犯下的反人类、反人性的错误，那么这个政党很难成为一个现代的政党。一个不具有现代品质的政党，不可能引导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
    杨奎松教授写了《高华走了中国会有年青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一文以悼念高华教授。我认为，年青一代的学者，未必有高华教授那样浑厚的内力、严谨的手笔写下传世之作，但往这个方向走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规律，这是必然。
    一个社会走向文明、现代的进程中，都会经历三个阶段：明智、选择、行动。明白历史的真相，明白社会发展的基本道理，这是社会文明的起点。我们现在基本上处于明智阶段的萌芽阶段，一群有良知的学者，一群开始独立思考的人们正透过重重有毒的迷雾，开始寻找、接受清新的真实。

辣油

“ 《红太阳》除了文风非常严谨之外，在证据的使用上几乎达到了历史研究的顶峰。高华教授在写《红太阳》时，几乎没有利用台湾、香港，或者美国的资料，而选择以国内公开的资料为《红太阳》的论理基础，例如以一些与毛泽东曾经共事的领导人的回忆录为资料描写历史事件中毛泽东的行为，以井冈山军事博物馆或其他革命博物馆展出的史料披露“肃反”、“整风”时期红军对于异己扣上“AB团”的帽子而开展的灭绝人性的屠杀，有时候甚至是对那些充满革命激情同志的集体屠杀。那些被戴上“AB团”帽子而惨遭屠杀的人，基本都不知道什么叫“AB团”。”

辣油

“ 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其中的章节。在井冈山的被屠杀者，大部分是对革命有忠诚信仰的红军战士，只是他们不赞成某些人的领导，或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排挤；在延安的被屠杀者，除了“异己”，还有像王实味这样的带有“五四”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通过延安整风，“五四”残存的自由主义几乎被完全消灭了，这就是建国后根本看不到自由的滥觞。当前，充满体制和政治生活的各种恶疾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

辣油

“不要对我说那是历史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一个政党的发展以屠杀无辜和具有良知的人为需要，再辉煌的历史不过是罪恶的历史。
    高华教授以史学家的勇气和独立的立场，为现代历史学家赢得了被践踏很久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