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皇帝朱由校和他的天启王朝

jamesmith

天启皇帝朱由校和他的天启王朝
阮景东

　　天启皇帝跟其他大多数的明代中后期皇帝一样，都是生于深宫，长于深宫；他也同时跟他的父皇朱常洛一样，自幼承受着极其沉重的心理负担，朱常洛有什么样的感触，这位皇太孙也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他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是迟迟得不到册立，迟迟得不到出阁豫教。

　　但跟朱常洛不同的是，朱由校在这种沉闷的空气中并没有消沉下来，他依然有着孩童般的天真，他喜欢四处戏耍，甚至爬到树上去掏鸟窝。万历四十三年梃击案发生后，在紫禁城神宗召见群臣庄严肃穆的环境下，朱由校居然也东张西望，后来被万历一声厉责。

　　朱由校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这种聪慧程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和祖父。天启元年，内阁首辅叶向高上疏说：“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尝见皇上发拟本章，每多传谕，以此仰窥圣心留神庶政。臣等欲一一言之，则不胜其烦，欲默而不言，则又失辅弼之职。皇上尤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苍生之大幸也。”

　　叶向高认为天启聪颖好学，早上的经筵时常出席，皇帝对政事的处理也很频繁，但叶向高也同时劝诫天启在闲暇的时候也要多读书。

　　叶向高的上疏实际上对天启聪颖、好学表示了赞同，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天启平日里贪玩。天启在回疏中是这样说的，“朕在宫中，每日披阅文书，览诵经史及祖宗训录，兼时事忧劳，何有多暇？卿为辅弼元老，正赖责难陈善，匡朕不逮。览奏具悉忠悃。”

　　天启表示他在宫中多批阅奏章，诵读经史，十分操劳，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叶向高作为元辅，就应该匡正朕的得失。

　　杜车别在《对天启皇帝评价》一文中写道，天启在军事、边事上自有一套理论，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统兵的边帅。天启六年，宁远兵备佥事袁崇焕上疏说在关外依靠修城屯田就可以让后金投降，天启接到奏疏后批示道：

　　“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天启的意思就是告诫袁崇焕老老实实做好实事，少搞一些大言不惭的把戏。此时天启只有二十一岁，处于深宫之中的他，其头脑冷静和务实态度已经在袁崇焕之上。

　　天启四年，皮岛总兵毛文龙的一份塘报说，女真人有跟蒙古人勾结，从喜峰口入关的可能性，天启接到塘报后批示道：

　　“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

然而天启的老师孙承宗却看不出这份塘报里面的厉害性，对潜伏的危险无法预计，孙承宗说道：

　　“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

　　事实证明，崇祯二年，皇太极的确率军从喜峰口入关，由此可以看出，天启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比孙承宗更加成熟，这大概是由于两人不同的人生经历所导致。天启是在险恶的环境下，不断提防人的环境下成长，而出身缙绅的孙承宗走的是进士、翰林院这条线，并无实际政务经验，所以，两人对待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就不奇怪了。天启年间，辽东局势稳定下来了，正是皇帝冷静的头脑所起的作用。

　　天启不仅能对一些事情做出独立判断，而且对于边事还十分关心。他为了获取真实的边报，便时常让东厂的人前去刺探，《明熹宗实录》对于朱由校发内帑给边军的记载也是比比皆是，而且为了解决早已存在的财政支付问题，天启除了保持万历朝征收商业税的政策不变之外，还对农田的买卖征税，这一方面扩大了财源，另一方面还抑制了土地兼并，从这点可以看出这个小皇帝在制定政策方面的针对性。

　　天启除了对军事、国事关心之外，他对身边的人也很好。他将自己的奶娘封为“奉圣夫人”，为了避免自己的老师孙承宗受党争所害，他对孙承宗也严加保护，除此之外，他对皇后张氏和信王朱由检也是维护的。由于张皇后和朱由检不喜欢魏忠贤和客氏，多次在朱由校面前说魏忠贤和客氏的坏话，所以，客氏和魏忠贤一直想找皇后和朱由检的麻烦，但是由于天启的维护，无论客、魏二人掀起多么大的风浪，两人都能如堤坝一般屹立不倒，从而使客氏、魏忠贤知难而退。

　　《明季北略》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顺天府丞刘志选，劾后父张国纪，上下旨切责。后贤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宫，顾几上书一卷，问何书？后曰：赵高传也。上默然。忠贤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厂卫。忠贤诬后父谋立信王，欲兴大狱。王体乾曰：‘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忠贤惧，乃杀甲士以灭口。”

　　原来皇后张氏曾将客氏叫到宫里训斥一顿，并多次让皇帝处理魏、客两人，但皇帝对客氏有感情，加上皇帝需要魏忠贤制衡文官，所以，天启对张皇后说的这件事一直是治之不理。眼见皇帝维护了自己，魏忠贤便散播流言，说皇后是强盗孙二的女儿，而不是张国纪的女儿。接着，魏忠贤便指使顺天府丞刘志选弹劾张国纪，哪知道，天启根本不去管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直接降职斥责刘志选。

　　这件事情过去没多久，皇帝来到皇后的宫中，发觉桌案上有本书，上书《赵高传》，皇帝知道皇后要表达什么，他没说什么便离开了。不久，皇帝在殿上发觉几个带着兵器的人，皇帝便让人将这几个人带到东厂审讯，审出来的结果是这几个人受张国纪指使，要杀掉皇帝，然后立信王为帝。这件事情自然搞笑，张国纪放着好好的国丈不当，要帮助一个跟自己关系更远的信王。

司礼监秉笔太监王体乾对魏忠贤说道：“这件事情你搞的有些离谱了，虽然皇帝平日里对你不闻不问，但并不代表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当心灭你九族。”

　　王体乾的话使魏忠贤如梦方醒，他终于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然后将他指使的那几个人杀了灭口。

　　除了这些特点外，这位年轻的皇帝还有心灵手巧的特点，明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写道：

　　“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削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

　　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

　　从上面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对天启有个大致了解，他聪颖、好学，对手工业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对军事、边防尤其关心，而且会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他头脑冷静，不人云亦云，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在某些方面，不像万历那样薄情寡义。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有着独特的治国手段，当他发觉文官难以驾驭的时候，便启用魏忠贤这个强权人物加以制约。但我们也明显看出，这个皇帝跟嘉靖一样喜欢隐藏在幕后指挥着一切，在很多时候，他更喜欢不闻不问，充当一个重大纠纷最后仲裁的角色，幼年的成长经历培养了他早已洞悉一切的能力，或许帝国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能在这个孩子心中激起任何波澜。

　　当朱由校继位后，他并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对这些帮助过自己的文官产生一丝一毫的感激，他很快发现文官们的特点，而司礼监掌印王安却又跟外廷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除掉王安。

　　天启元年，朱由校念王安有拥戴之功，便将王安由司礼监秉笔升为掌印，而王安对朱由校处理熊廷弼、杨涟一事不满，便对担任司礼监掌印一事坚辞不就，客氏和魏忠贤乘机在天启面前进谗言，说王安对圣上不满，这样的人绝不能用。对于魏、客二人，必须治王安于死地，如果此次没能成功的话，将来王安与外廷联手一定会置自己于死地，李选侍就是一个例子。对于朱由校来说，他对王安的态度也感到不满，他也不希望内外廷联成一体来约束自己。在魏忠贤的安排下，王安被贬到南海子，南海子是皇家猎场，此时的南海子的总管是李选侍宫中的太监刘朝，因为李选侍曾经栽在王安手里，所以，魏忠贤将王安安排到这里，其目的可想而知。

　　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刘朝不给饭王安吃，但附近的村民敬重王安的为人，便偷偷送一些食物，刘朝发现后，便将这些村民喝退。王安又偷偷挖了一些胡萝卜藏在袖子里面，等没人注意到的时候再偷偷吃，刘朝已经等的不耐烦了，便让人直接处死了王安。

　　当魏忠贤将王安“病死”的消息告诉天启的时候，这位皇帝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也懒的去问，装作不知道算了。

　　王安的悲剧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是跟汪直、刘瑾、怀恩、冯保等宦官一样，那就是跟文官联系过于紧密，身为宦官，没能认清自己的职责。帝王的思维自然是从全局考虑，任何妨碍这一思维的人和事，无论亲情还是恩情，都会舍去。

天启皇帝比他的大多数祖辈都要有手段的多，在“移宫案”中他明显站在李选侍一边，显示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独立性。父亲的突然死亡，宫廷乱糟糟的局面并没有让这个孩子内心乱了分寸，他反而迅速冷静下来，扛起了这副重担。

　　天启最初寄希望于东林党人，他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他治理天下，但他很快发现这些人的特点，那就是喜欢无事生非，因为他们抓住三任皇帝早已定性的三案不放。一群对别人不宽容的人，一群从不自我批评的人，指望他们能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

　　无论是方从哲，还是叶向高，这些天启倚重的内阁首辅都遭到了东林人的攻击，从天启元年开始，这位年轻的皇帝对未来似乎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谋划。那就是逐步换掉现有的文官班子，另组建一套班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就是除掉跟东林党人勾结的内侍王安。

　　除此之外，皇帝还要找到一个可靠的帮手，这个人必须心恨手辣，必须有着超强的个人手腕，必须能顶住文臣疯狂的攻击，他找到了魏忠贤。

　　魏忠贤作为一名市井人士，为生活所迫，进入宫里。从万历年至天启年，魏忠贤一直在底层混日子，已经50多岁的魏忠贤，在他的人生最后几年结识了皇帝的乳母客氏，他的际遇来了，同时他的死期也来了。客氏对魏忠贤颇有好感，自愿在宫中跟魏忠贤生活在一起，正是这个原因，天启将魏忠贤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因为皇帝用人也要考虑到他的支持基础。此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虽然体乾跟外廷的文官也互为敌手，但王体乾并不具备充当打手的能力。

皇帝最终还是找到了魏忠贤，虽然50多岁的魏忠贤已经经历了人世的沧桑，但他仍然显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也曾试图跟包括王安、杨涟在内的所有人搞好关系，但明显并没有人买他的账。当他受到杨涟猛烈弹劾的时候，他甚至吓得两腿发软，跑到天启面前哭泣，但是这位还不到20岁的年轻皇帝只是微微一笑。他虽然长于两个妇人之手，但他已经将魏忠贤内心深处的阴鹜看的清清楚楚，他知道这个人敢干、敢于担待。的确，在风起云涌的晚明时代，这样的人已经很难找了，但天启找到了，他找到了一个跟王振、刘瑾、严嵩、张居正一样辣手的人物，一个可以对付文官的人物。在这主仆二人的运作下，终于向无人敢招惹的东林党吹响了战斗号角。就这样，一个意志决绝的天启王朝呈现在我们面前。

　　为了修建关宁锦防线，已经被取消的辽饷又重新征收；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已经被泰昌罢免的商业税又重新征收；从嘉靖年间起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又重新拾起；洪武年间对言路的高压政策在帝国又重新运转起来。帝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专制时代，但这无疑是回光返照而已，因为此时的中国已经失去了任何的专制土壤，所谓的强权政治的出现，不过是一个强势的君主和一个愿意替他卖命的宦官在帝国的暂时主政而已。

天启三年无疑是天启一朝政治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无论是皇帝，还是这位魏姓宦官，都想与东林党人和光同尘，但当皇帝发现此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的时候，他便从前台退居幕后，指挥着魏忠贤还有那些在跟东林党人斗争中失势的官员依托“三案”对东林党人展开血腥清洗。

　　由于明朝灭亡后，大批东林党人投降清廷，所以我们在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叙中看到的都是东林系的观点，无论是国本之争、矿税，还是后来的“三案”。

　　对于东林党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定义，从狭义上讲凡是跟阉党作对的人都可以划归东林党，从广义上讲一切皇权的反对者都可以定义为东林党，由此衍生出与内阁、外戚、宦官做对的官员也大多属于这个团体，由此我们可知这个团体打着“道德”旗号反对一切既得利益者。在17世纪帝国频临灭亡之际，这个团体还紧紧捂住商业这块利益，不许帝国染指。

　　天启王朝虽然在帝国南北同时出现危机，但正是在年轻皇帝决然意志下才没有出现崇祯朝那种财政崩溃局面，除了重用孙承宗修建关宁锦防线这一错误政策外，天启朝并无其他政策上的失误，尤其是继续维持对商业税的增收，以及通过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私铸钱活动，更是多多少少缓解了财政危局。

　　意志绝决的天启王朝正处于一个时代大变革之中，关外新兴后金政权的崛起、西方航海家的试探、西南少数民族为了维持他们古老生活传统的抗争、民间早已泛滥的拜金主义、儒家思想文化的穷途末路，所以这一切都彰显着这个时代的脆弱性，无论年轻的皇帝和那个年老的宦官如何坚持，也无法将偏离轨道的火车纠正过来。

　　持续了短暂七年的天启王朝，绝决与涣散并存，专制与宽容同在，它既没有使这个时代变好，也没有使这个时代变坏，帝国仍然是一种安静的状态。

源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