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８年时美国人看蒋：蒋介石其人、作者：（美）杰克.贝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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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军队溃败，共军进抵长江北岸，使首都南京的形势大变。蒋介石显然非下台不可了。自从一九三二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可以逼他下台的机会。甚至当年拥他上台的亲信、故旧，也同上海的商人串通一气，要把这个独裁者赶出南京。在深入探讨形势之前，我们可以先来再次打量一下这位在战争和革命风暴中一直统治中国达二十年之久的人物。

　　有不少观察家认为，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兵连祸结、国势日衰，全要归咎于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史迪威将军曾在抗日战争中一度担任蒋的参谋长，因此有极好的机会观察蒋介石的工作作风。他在日记中写道，根治中国各种弊病的唯一良策就是除掉蒋介石。后来到了内战期间，人们又一再反复提出这种观点，尽管具体说法略有不同。许多观察家，特别是外国人，甚至干脆把.的胜利归因于蒋介石的愚蠢和刚愎自用。

　　笔者不敢苟同这种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把中国社会大变动说成是蒋介石的个性所引起的，就犹如说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在于某个罗马皇帝治国无方一样荒唐。亿万人陷入内战，农民斗地主、兄弟阋墙、夫妻反目，这一切不可能是由一个人的错误造成的。当然，如果抗日战争结束时不是蒋介石当政，中国的政局就会另是一番景象， 内战可能打不起来，即使打起来，某些事件发生的顺序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中国的革命无疑决不是由蒋介石的个性引起的，即使换一个叫其他名字的独裁者，也仍然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以为中国共产党人赢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中国独裁者的无能。我们不能孤立地说某人聪明或愚蠢，而必须联系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来看。如果一个农民能在并不肥沃的土地上把庄稼种好，那他就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如果要他去操作一台复杂的机器，他就可能显得象是一个十足的白确。拿破仑在奥斯特里支战役中是天才，在莫斯科战役中就成了蠢才。同样，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举行反革命政变、黄袍加身的时候，简直被誉为大智大慧的人。到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际，蒋一败再败，却象是一个进退失据的狂人。

　　造成中国内战和革命的各种因素是超越个人性质的，促使共产党上台的各种因素也同样是超越个人性质的。其中有一个因素既是专制独裁制度。这种制度本身的性质就决定它是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不是蒋介石的个性决定专制独裁制度的性质，而是专制独裁制度的性质造成了蒋介石。而且，这种专制独裁制度本身的性质是由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这一更根本的因素所决定的。

　　中国社会的两重性造成了本国地主和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工商资产阶级两位一体的统治。作为独裁者，蒋介石体现了这两大统治集团的联合。国民党和军队从属于这两大统治集团，但也有爬到他们头上去的时候。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经常相互斗争。同样，蒋介石个性中的买办因素和地主因素也经常相互斗争。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既有民族自卑感，也有排外情绪。同样，蒋尽管依赖洋人，却也憎恨洋人。中国的地主阶级是一个垂死的统治阶级，它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不远，尽管表面上还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伯得要死。同样，蒋介石内心也虚弱得很，却硬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为自己壮胆。

　　国民党内的买办势力压倒了封建势力，所以在蒋介石的性格中，买办性也占了上风。买办的基本特点，一是依赖洋人，二是没有骨气。蒋就象任何一个普通的买办一样，尽管并非毫无摆脱外国老板而自立的幻想，但是一到摊牌的时候，却很少能同他们作斗争。他只是在日、俄、美、英之间纵横捭阖先事一大国，再事另一大国。买办不象一般的资本家那样搞生产，而是买空卖空，全凭耍手腕。蒋也是如此。他为人狡诈、凶狠、毒辣，不惜重金收买别人，以达目的。买办总是在地主和洋商之间周旋，以求左右逢源，财运亨通。他永远也不能自立，也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的个性可言。这也就是蒋的处世之道，他总是设法在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之间周旋。蒋既不能一心维护中国的旧派势力，也不能一心支持中国的新派力量，因此他就既得不到洋人的欢心，也得不到中国旧派人土的欢心。

蒋可以为杀人刽子手之死哭泣，而对教授们的惨遭谋杀无动于衷。这样一个统治者真是比最无知、最爱动手杀人的庄稼汉还要可怕。庄稼汉是出于义愤或是出于深仇大恨去杀人的。而蒋指使别人行凶，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宣讲耶稣和孔子的圣训，既到卫理会教堂做祷告，又向祖宗牌位顶礼膜拜。蒋同时乞灵于封建地主的神主和西方列强的上帝，这恰恰是蒋介石政权的物质基础所具有的双重性在精神方面的反映。

　　人们不能不感到，蒋介石反复无常的性情后面隐藏着一种极度的恐惧。他十分虚荣、神经过敏，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患有小人得志时所常犯的神经极度过敏症，只有同平庸无能之辈呆在一起才感到心安理得。在他当政的二十年中， 只有算褂的、看相的、土巫师说他的好话，却没有一位稍有名望的中国作家赞扬过他。蒋介石才疏智浅，却故意装腔作势。象宋子文、史迪威将军一类的优秀人才，不肯对他低三下四、奴颜婢膝，惟命是从。只在危难之际他才起用有头脑、有个性的人物。

　　蒋介石越是内心感到自卑，便越是妄自尊大，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他往往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发淫威。一九四四年，蒋介石由史迪威将军陪同参加了军官学校的毕业典礼。

　　史迪威将军说话尖酸刻薄，对事观察入微，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中国的统治者在那些未来的卫国勇士面前的举动：“蒋光头登上主席台时，乐队指挥数救说一—二——三。蒋光头勃然大怒，命令停止奏乐，厉声大骂指挥说：“要么数到一就开始奏乐， 要么数到三再开始。不准在数二时开始。“后来有一位讲演者从裤兜里掏出讲稿，蒋光头为此又暴跳如雷，冲着他厉声训斥说，在外国，裤兜里只能放手帕不能放文件。应该把文件放在上衣的下面口袋里，如果是密件，必须放在上面的口袋里。后来有人在掌握大会程序上出了一点差错，蒋光头就疯也似地尖叫说该把这个人枪毙…。”

　　不可想象美国的总统会当着西点军校毕业进来这么一番表演。可是，蒲立特先生却吹捧蒋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说他的形象甚至比当代的任何美国人都要高大。我们认为，决不能把蒋称作什么政治家，除非政治家一词的含义变成公众生活中卑鄙无耻现象的同义词。史迪威称蒋为“光头”、“小瘪三”、“酋长”、“那个大小子”、“老滑头”、“响尾蛇”。我们认为这些绰号远比蒲立特的话更接近于蒋的真实形象。

　　蒋并非政治家而是一个专制统治者，不管是仁慈的还是不仁慈的。他具有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全部特征。此人精通政治权术，讲起策略来专会投机取巧。治理国家他毫无章法，指挥作战他是十足蠢才。

　　他是通过搞阴谋诡计、叛卖、讹诈、恐怖以及宣扬孔孟之道上台的。一九二六年他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内部搞政变，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一九二七年他屠杀上海工人，窃得全国政权。他靠一系列不露声色的阴谋和虚张声势的讨伐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他诱骗“基督将军”冯玉祥投到他的阵营以后，把他的部队全部挖走；把军阀韩复榘骗到火车上开会就枪毙了他，说服张学良将军不去打侵占其满洲老家的日本人，而去打主张抗日的共产党。中国的这位独裁统治者在这方面确实是颇为在行的。蒋上台后，能用挑动各种对立势力互相斗争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让右派同左派斗，反动派同自由派，小军阀同共产党斗，特务同学生斗，秘密警察同商人斗，党部同政府斗，宋子文同孔祥熙斗，陈纳德将军同史迪威将军斗，美国同俄国斗。

　　拍桌子跺脚，破口大骂，威胁恫吓，用圣贤之言攻破对方的计策，用鬼蜮手段取胜，通过收买铲除异己---蒋介石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不停地搞阴谋、耍诡计—他相信这种办法灵得很，因为他懂得人的贪婪、软弱和怯懦。这一手确是厉害，在他所生活的乱世里，这位道貌岸然的东方君主就凭这一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称霸了近四分之一世纪。

　　蒋凭着这一手，在他发迹初期的小规模战争中所向披靡，制服了各个军阀：在这些战争中施展计谋比实际作战更为重要。但是现在时代变了，这一手突然失灵了，对付不了人民战争和革命。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和革命，就象一根千钧棒一样，正向蒋介石的脑门猛击过来。在革命的人民战争中，群众的情绪决定一切。正是蒋所不能理解的这种群众情绪把他推翻了。

　　究竞是历史迫使蒋介石搞专制主义，还是他自己要走这条路，这个问题最好由哲学家来回答。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专制独裁的逻辑本身使他不可能预见到反对他的凶险的力量正在农村中勃然兴起。

　　谁也不对蒋介石讲真话。谁也不敢讲。如果有人同他争论，蒋就会暴跳如雷。他听不得半句逆耳的话，所以大家都对他报喜不报忧。他的一个亲信说：“对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外国记者对蒋的采访向来稿不好，因为政府的译员在他面前吓得不敢把记者所提的问题原原本本照译出来。小官儿在他面前都吓得直发抖。由他主持的会议，无人敢抗争，也无人敢提出问题。他举行的宴会冷冰冰的，尽是些陈词滥调，正象史迪威所描述的那样人人正襟危坐、恭聆这位皇上的纶音。

　　蒋介石对待他的政府官员就象一位贵夫人对待自己家里的奴婢一样。有时由于舆论的压力或者由于美国人表示不满，他不得不搞一点内阁改组。但是正如白修德和雅各比所揭露的，蒋介石改组内阁“简直就象美国儿童玩抢椅子的游戏一样，一发信号大家就互相抢座位“。

她对那些上了年纪的参议员们大灌迷魂汤，以致当时想先集中全力把欧洲战事了结再说的马歇尔将军向记者惊叹说，蒋夫人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难对付的说客。一个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美国记者写道：“她那乌黑的眼珠犹如清澈见底的一汪秋水；皓齿微启，发出美妙的乐章；纤雅的双手犹如夏夜微风中婆娑的荷叶。”

　　宋美龄颇有演戏的本事。在传教士面前她端庄婉静，在摄影记者面前她搔首弄姿。对于耿直爽快的史迪威将军她就开门见山，不绕圈子。她对史迪威将军封官许愿说：“我们要保举你当上将。“有一次，她对史迪成说；“你的吉星高照，很快要晋衔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宋美龄越来越扮演着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外国驻华外交官称她为“王母娘娘”，或者称她“玛丽皇后“。史迪威还给她另外起了个绰号：“白雪公主”。

　　不过，史迪威还是很佩服宋美龄的。看来这位将军赞叹的是宋美龄这个东方躯体上竟是满脑子西方思想。史迪威曾说；“她是一个很有手腕的聪明女人。她理解西方的观点，懂得外国人的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悲的是，除了他周围一小帮人以外，她对本国人民的心理毫不懂得。

　　西方教育使宋美龄学到一点男人的气质。她曾对史迪威说，她但愿自己生为男子汉。她干脆、泼辣，干劲十足。她象男人一样爱掌权，但在喜欢阿阿谀奉承方面又是女人本色。她极想有所作为。史迪威认为，如果让她当国防部长，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宋美龄长期侨居海外，对外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却不了解本国的国情。

　　她可以学罗斯福夫妇的样子搞炉边恳谈，却学不了罗斯福夫人待人亲切、民主、宽厚的精神，甚至也学不了她自己的姐姐孙中山夫人的品质。由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夫人就同蒋决裂了。宋美龄虽然能在她丈夫同马歇尔将军和罗斯福总统这样高级人士之间担任翻译，却不能在她丈夫和中国人民之间沟通思想。

　　某些社会心理学家应当注意到，统治中国的这对夫妇的相互结合，同中国的两大统治阶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结合具有共同之处。作为西方贸易的产物，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从来未能割断同中国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还同地主建立了新的联系。同样，作为西方文化产物的宋美龄也从未能同旧中国彻底决裂，反而还同它的最高代表人物结成夫妇。这两种结合几乎是同时实现的，这一点也不奇怪。一九二七年，中国资产阶级被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蒙住了眼睛，向支持自己的人民群众猛扑过去，背弃了自己的主义，同地主结成了联盟。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

　　人们曾经以为银行家和实业家将同蒋介石决裂。同样，他们也预言宋美龄将在婚后一年以内同蒋介石离婚。但是这两起结合尽管十分勉强，很不稳定，却一直维持到了一九四九年。直到那时，城市的工商资产阶级才同农村的封建势力决裂，宋美龄也才离开蒋介石前往美国。

　　就象实业家同封建势力闹矛盾一样，宋美龄同蒋介石有时也闹矛盾。这不单是由于性情不合，而且也是由于利害关系和文化修养不同。中国的银行家和工业家远比地主有见识，同样，宋美龄也远比蒋介石有见识。银行家常向美国人诉说封建将领和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国民党人如何愚蠢，同样宋美龄有时气急败坏地跑到史迪威将军那里说：“我求过他，什么办法都不行，除非干掉他。

　　中国的历史性悲剧，在这对统治中国的夫妇的个性上反映了出来。旧中国的崩溃，对普通的农夫农妇都有影响，更不用说蒋介石夫妇了。他们的性格肯定受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两人结合后相互的影响：宋美龄把蒋介石拉向西方和现代，蒋介石则把宋美龄拉向东方和落后。史迪威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有良好的一面。想必这是指宋美龄把蒋介石的中世纪意识克服了一些，使他思想开通一些，倾向西方一些。但是，反过来同样可以说，宋美龄对蒋介石也起了不好的影响。由于各种相互矛盾的历史文化因素在身上起作用的结果，蒋介石的思想本来就已经够混乱的了，宋美龄想改造他，结果只是使他的思想更加混乱不堪。

　　如果宋美龄是在把蒋介石引上正路，为什么中国人民对她仍毫无好感呢？答案很简单。正当中国人民在为摆脱外国统治而奋斗的时候，宋美龄却学习西方的风俗习惯，甚至还信奉西方的上帝，力求维护其中国第一夫人的地位。她可能是诚心爱国的。但是，人们却看到她同中国社会上封建势力作斗争时，一般总是代表了她的兄弟宋子文和她的姐夫孔祥熙一类同外国资本勾结的实业界人士。她一旦爬上了中国专制统治的顶峰，就不想再下来了。在蒋介石被迫离开首都南京前几天，宋美龄跑到美国恳求美国总统去拯救她丈夫的政权，因为她已经无法向中国人民求情，他们也肯定是不会听她那一套的。这是她为挽救土崩瓦解的蒋家王朝所做的最后努力。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蒋介石政权究竟是靠谁支持、宋美龄究意又代表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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