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哥：《圣女书女妓女》

源济

《圣女书女妓女》

九哥
2002-11-09 14:44:00

这是我在澳洲jiu、挪威所亲近过的三个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将为你打开不同的人生窗口，让你看到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不同人各异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精神境界，把你带入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着写电影文学本，很吃力写了十几页，回过头一看，读起来实在苍白无味，所以临时决定改变手法，还是用我比较拿手的意识流叙事小说风格。如果这个故事将来被哪位制片导演看中，再将文字语言改成画面语言好了。

此故事估计至少有十万字以上，现一段段贴出。



故事发生在80年代。  

剧中主要人物：  

陈丹    （男35岁）    作者本人  
爱琳  （女  37岁）    华裔澳洲墨尔本华裔，虔诚的基督徒  
安娜  （女  28岁）    奥斯陆大学硕士生兼系秘书  
阿妮塔  （女19岁）  奥斯陆街妓  

源济

一：逃离澳洲去挪威的原由？

故事一开头，我想拍一组澳洲墨尔本的街景。  

一辆红色的三菱牌小车驶在澳洲墨尔本的公路上。开车的是一位30多岁的亚裔女子，她就是我故事里的圣女爱琳。旁边坐着位差不多年龄的亚裔男子，那便是本书的主人翁：陈丹，后来改名丹尼，也就是作者本人。  

车到了墨尔本飞机场。我从小红车里出来，开的门却是白色的，那是我学开车时撞坏后配的。我走到车后，把肩上的小提琴盒放在地上，打开车后盖，开始往外搬东西。爱琳仍坐在驾驶位，通过车的侧镜看着我，见我吃力地搬着箱子，踌躇了片刻，下了车，做出要帮忙的姿态。  

“谢谢你爱琳，我自己能行。”我说得很绅士，眼睛却避开着爱琳，因为我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窗口”让她看见了，还不兜出我内心的秘密！

“去留学带那么多东西干吗，像搬家似的。又不是不回来了，是不是，丹尼？”  爱琳的语气，与其说是确认，还不如说是乞求。  

“挪威很冷的，多带点衣服保险啊。”我敷衍着，扛着大包小包，拖着箱子就走，慌张中竟然忘掉了那摆在地上的小提琴。爱琳叹了口气，用一种大人对不成器的孩子爱慕的眼光看着我，从地上拿起小提琴，追上几步又从我手上夺走一个大包，走在了我的前面。

爱琳，看上去很善良，也还够气质。虽年龄只比我大两岁，却十足一副小妈妈的姿态。她的服装鞋帽形体语言，哪一点都显露出ABC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澳洲出身的华人的特征。可惜个子太小，而且真的算不上漂亮。如果没有这些缺点，她应该就是完美。  

我，长得还凑合，本来中等的个子在爱琳的面前就显得颇为高大，乱乱的头发，破破的皮鞋，再从嘴巴上面的两个洞里钻出几根硬实的鼻毛、、、、、、总之集中了老外对中国大陆留学生所有的不顺眼。

到了登机手续处，一如既往我和服务小姐吵了起来，原因还是行李超重。“你们就是看不起中国人，专拣中国人欺负。”  

爱琳不但不帮我说话，反而一面向服务小姐道歉，一面把我拉到一边。说：“行李不能超重，这是人家的工作，怎么可以说是欺负你。还‘专拣中国人欺负’呢！你连护照还没递上去，人家怎么知道你就一定是中国人？”  

于是，两个人打开箱子，爱琳从箱子里清出一些罐头，香皂洗发素，字典书籍etc。  

“书，需要的话以后用海运给你寄过去，其余的吗、、、、、、”爱琳说着，把我那些七七八八的宝贝摆得活像个小地摊，看着还真怪难为情的。  

再次去了登机手续处。行李勉强过关，但手提行李数量过多。我只好递给爱琳一个背包。服务小姐还不肯高抬贵手，指着我的小提琴说：“那个随身行李，超长了。”  

“这不是行李，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说得很坚定，坚定得像母亲说孩子是自己身上的肉一样。说真的，如果连小提琴都不让我带，我真的就只好跟她斗争到底了。  

服务小姐看着我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只好作罢，以十分职业的口吻“你的目的地是挪威首都奥斯陆，途中要在以下地方转机：新加坡、印度的班贝、苏联的莫斯科。抵达奥斯陆需要的时间一共是24个小时。”  

“24个小时，那么长。”我明知道有那么长，但还是抱怨一句图图嘴巴痛快。  

“你几乎是从世界的最南飞到最北，半个地球，24个小时够快的了。嫌慢你骑自行车好了。”那服务小姐冷冷地打趣着我。  

“那行李，怎么办？”我问。  

“行李？怎么怎么办？”服务小姐像没听懂我的英语一样。

“行李，我是说行李转机的时候怎么办？”我再说了一次，说得很慢很清楚，心里却在遗憾，遗憾自己暂时还不是那家航空公司的老板，不然要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解雇这个迟钝的雇员。  

“哈哈，”服务小姐失声笑出。显然，问我那种超常识的问题的，一定很稀罕。好在她马上意识到了我是顾客，相当于上帝的级别，所以连忙表示了失礼，说：“行李当然到奥斯陆提取，转机时不用你操心。”  

“真的不用操心吗？你能不能给写个保证？要不路上掉了我找谁去？”  我虽把口气尽量开玩笑似地弄的很酷，但心里，是真的不放心。本来还想再罗嗦几句，要不是被爱琳拖走了的话。  

到了出境处，我拥抱着爱琳道别。爱琳小小的身躯，对我的人生却是无比的重大。我在澳洲期间，她的存在相当于姐姐、妈妈、爱人、上帝。说得具体点，在家她是我的米饭我的洗衣机；在床上她是我的催眠曲安眠药；出门她是我的向导我的司机；学开车她还是我的免费教练。总之，她是我的依靠，我的所有。  

“你什么时候回来？”  爱琳的口气很随便，像是我出去跟朋友野餐。  

“还没走，怎么就说回来的事？”我继续敷衍着，但掩盖不了我的心慌意乱。因为，我以为她还蒙在鼓里，那就是“那个分别，不会是太短的时间。”虽然连我也没有想到那个“不太短的时间”竟然会是十几年，而且至今还在延续着。  

“随便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等着你就是。”  爱琳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再说吧，又不是判了无期去坐牢，干吗搞得永别那么沉重。”  我故作幽默的时候，往往表明我处于尴尬的境地。  

也许有为了打破那沉重气氛的因素，但主要是觉得是时候了，我解开衣扣，从最里面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行存折，慎重其事地交给了爱琳。  

“这里面有两万多澳币，是我所有的积蓄。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请交给我老家的哥哥。详细地址在里面写着。”这是件真实的事情。在我的一生中，除了我湖南老家的哥哥，爱琳曾是我最信任的人。而我留在“我最信任的人”那里的那两万澳币，那两万我辛辛苦苦打工教书挣来的，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澳币，后来被她用去换了个很高尚很动人，但很昂贵的故事。  

“钱我替你保存好等你回来用，我们一起用。你不会有意外的，我天天都为你祈祷，不会有意外的。”爱琳慈祥地微笑着，那微笑，让我感到了上帝的温度。  

我走过出境线，转身向爱琳挥手，却看见她用我的存折挡住了脸。  

等我的身影完全消失，爱琳突然捂住嘴巴，像病人要吐一样，迅速朝厕所跑去。插上门，爱琳卷了一把手纸，使劲堵住嘴，以免自己的哭声打搅他人。（应该是‘她人’）就是说，爱琳早就知道了，或至少预感到了：她的未婚夫、也就是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的、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给了的、她用了三十几年辛勤寻觅，以为已经找到了的人的离去，也就是我的离去，将可能是一个永远的失去。她三十几年梦想着要建立的、而且眼看就要建立了的温暖的小家庭的破灭、那个不可能再和任何其他人建立的小家庭的破灭；她那几个月来猜疑、惶惑、不安，但又不好问不敢表示的压抑；几个月来强颜作笑里蕴藏的痛苦，终于像火山爆发般喷发了出来、、、、、、

而此刻的我则相反，突然感到了一种解脱，一种小鸟逃出牢笼的感觉。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像吸了口鸦片，再慢慢地吐出去，仿佛进入到一种轻松飘然的境界。

我慢悠悠地进了机舱，一如既往，又和人调换了个靠窗口的座位。  

我：“你去哪里？”  

旁边的男人：“我去新加坡。你呢？”  

我：“我去奥斯陆，就是挪威的首都奥斯陆。”  

旁边的男人：“我知道奥斯陆是挪威的首都。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  

我：“去看一位朋友，她是挪威人，叫安娜，在奥斯陆大学工作、、、、、、”  

我继续侃侃而谈。旁边的男人，应和着，讲起梦话来。我拿起耳机，听着音乐，以为我那些澳洲的麻烦，尤其是与爱琳那堆里不清的乱麻，随着飞机的腾空，就可以逃脱掉。但是，我的心境像被一根可以无限延长的钢丝，紧紧与澳洲、与爱琳拴在一起，一种强烈而莫明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昏昏沉沉听到一个声音质问我：“你为什么要离开澳洲？为什么要离开爱琳？”  我一惊，又庆幸那声音只是一个错觉。但是，如果那声音不是一个错觉，我该怎样回答呢？

我为什么要离开澳洲？为什么要离开爱琳？

源济

二，与爱琳的结缘

回忆的洪水，冲破堤坝向我猛扑过来。

那是一年前，同样也是在飞机上，只是不是从澳洲飞往挪威，而是从广州飞往澳洲墨尔本。  我背着大包小包，还有小提琴，一捆中国画，匆匆找到自己的座位。跟澳洲老人换了个靠窗口的位子，坐下。飞机起飞后，我跟那老人聊了起来。交谈中，我得知那老人叫罗仑斯，是位大学的美术老师，同时是位基督徒。  

“你是第一次来澳洲吗？”  罗仑斯问我。  

“是，我是留学生。”  

“在墨尔本有朋友吗？”  罗仑斯又问我。  

“没有。我想下了飞机就去找学校，学校应该有管留学生生活的。”  

“澳洲的大学，是不管学生住宿的。再说今天是星期六，学校恐怕连人都没有？”  罗仑斯这样一说，我才想起他是大学老师，应该不至于骗人。  

“那我下了飞机怎么办？”我的眼光变得乞求起来。而罗仑斯却在这个时候，起身说要上厕所。你说残酷不残酷！  

沿途，罗仑斯没有再和我搭腔。那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冷酷。  

飞机到了墨尔本。下了飞机，经过罗仑斯时，为了表示我的志气和愤怒，我故意装得不认识他。而他却把我叫住，递给我一张小纸条。说：“先打电话到学校试试，万一不行，打这个电话，教会里好人多，看看那里有没有人愿意帮你。”说着又递给我几个澳洲硬币：“拿着打电话方便。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  

机场内，我出了些洋相，在过去的文章《九哥Made  in  China的遭遇》已经有过生动描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在电话亭，被我的一大堆行李包围着，用罗仑斯的硬币，给那个教堂打了电话：“我是第一次来澳洲，我谁也不认识，我只麻烦你们一两天，真的只麻烦一两天，下星期一就去学校、、、、、、你要能帮我，我也可以相信上帝、、、、、、”  

接电话的人是教会的教主。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说：“我跟几个弟兄姐妹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大约半小时左右再给你电话。”  

我在那里等了寒冷的半小时，不过那“寒冷的半小时，”  用文学的话来说，应该是“被冰冻了的半个世纪。”  

电话终于来了：“是不是中国来的陈弟兄？”是个很锐耳很亲切的女人声音，那声音，很像我经常偷听的敌台收音机里的声音。  

“是的是的，我正是。”  

“啊，懂英语就好。我叫爱琳，你不在意的话，可以到我这里住两天。”  

“不在意不在意，绝对地不在意。要你不在意的话，我还愿意住一辈子呢！”我的幽默感又在酷境时立了一功。  

“哈哈哈，你听起来很有意思。”  

“我看起来，用起来会更有意思。”幽默过分，是不是就是贫嘴？  

“好了，你去乘机场巴士到市中心终点站，我在那里等你。”爱琳说。  

“你不能来机场接我吗？我是第一次来澳洲，什么也不懂。”我当时很累，又带着那么大一堆行李。真的不愿再挪动一步。再说，用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话：“帮人帮到底。”或者用我们社会主义的觉悟，叫“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我希望我能去，但我这里离机场实在太远，开车要四个小时，加之我晚上还有事，会来不及的。你坐巴士很容易，坐到底就是。我很抱歉了。”  爱琳说。  

墨尔本市中心车站，我和我的行李们塞满了爱琳红色的三菱牌小车。  

这时，一阵秋风，吹下了一片树叶，也吹起了我一片金色的梦。  

我回想着这段往事，有些昏昏入睡，手背却因触电惊醒。被触电的不只我一个人，还有惊呆的空姐。原来是那空姐见我入睡，怕我着凉，在帮我盖毯子时碰到了我的手背，发生了触电事件。  

那空姐跑去告诉了其他的空妹，说我带电，弄得其他空妹一个接一个来给我送水，送报纸，送杂志。结果证明那说我带电的空姐是撒谎。那带电的空姐只好再次来到我身边，结果两个人又被电了一次，而且还露出火花，和那空姐脸上激动幸福的春光。  

飞机中间部分，空姐空妹们把窗帘拉上，在里面举杯祝贺带电空姐找到了幸福的光电。  

新加坡机场到了。出飞机时另一位空妹递给我一个飞机模型和一张名片，并指了指前面。我看见那带电的空姐在向我挥手再见，便立刻消失了。  

那空姐很漂亮。我在说什么？有空姐不漂亮的吗！算了，等以后有空再拿她编一个好玩的故事。  

在新加坡机场待机，我又回忆起下面的一段。  

源济

三，  初到爱琳的晚上

  
爱琳的车驶在墨尔本市中心，一个急刹车，把我抛了起来。她连忙抱歉说忘了叫我系安全带。我系上那新鲜玩意，说：“在咋祖国，座车没那么多的麻烦。”这使爱琳觉得很新鲜，说：“我虽是中国人，但生在澳洲，长在澳洲，中国的事我一无所知，所有你说的事情对我来说都很新鲜。”  

于是，我们达成“新鲜互换”协议。  

车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半个小时，驶入一片住宅区。爱琳的车在一座平楼小洋房前停下。我走出车门，四处看了看。爱琳的洋房被一座矮矮的围墙围住。我那“矮矮”的围墙，不是形容词，我是说那围墙真的很矮，矮到只有我肚脐眼的高度。我想要是换个185高的洋人来说这句话，就不知道他会说那围墙“矮到只有我‘？？’的高度”了？  在澳洲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澳洲的围墙并非具有祖国围墙防贼的功能。  

爱琳没有把车停进车库，因为她说她马上还要出去。  

爱琳的洋房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我后来才知道她的后花园更大，大到足够幼儿园一个班的小朋友踢足球的程度。后来，那后花园的整洁自然成了我的头痛和不可推卸的家务。  

站在门前，不知咋地，我脑子里浮现出了这样一句话：“这就是我的家吗？”  

进了爱琳的门才几步，就被爱琳客气地叫住。她指了指漂亮干净的地毯。花了好几秒钟我才悟到，在澳洲，进屋如同上床，有脱鞋的程序。  

爱琳的家一进门，是一个很大的客厅。客厅旁有三间卧室。爱琳用了靠前花园的一间，我选了靠后花园的一间，中间一间浪费着。  

等我把行李放进我的卧室，爱琳就说：“我得马上出去。今天是星期六，我每个星期六都要去看马格利特和她的孩子们。”  

“那我晚饭吃什么？”我担心着。  

“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爱琳说。  

“有兴趣有兴趣，只要有饭吃，干什么都有兴趣！”  

爱琳催我赶快洗个澡。她还补充说那不仅仅只是为了我的形象，也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现在想起来，她作为澳洲人，一定也是对我那身从中国穿过来的衣服，还有衣服里的那堆肉不信任。要不我们中国人在飞机上也不会像蟑螂一样，被澳洲的工作人员一个劲地喷消毒剂。  

我用爱琳为我准备的大毛巾包住我身上那见不得人的玩具，跑到房间换衣服，便听到爱琳问：“衣服都洗掉，OK？”  

透过门缝，我看见爱琳用双很长的筷子把我所有的衣服夹进了洗衣机。（后来我了解到，那筷子是用来夹垃圾的）爱琳的食指，轻轻一按，按下了改变我命运的电钮。因为那条在洗衣机里滚动的裤子里，装着我所有的财产：120美金现款和500美金的现金支票。那不是一张普通的支票，因为那支票有着一个曲折的故事。那个故事是如何的曲折，就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讲了。  

又上了爱琳的车。车驶向郊区，到了农村。爱琳在一片菜地前停了下来，问我是喜欢下去和她一起摘菜，还是喜欢在车里等着。我当然选择在车里，免得出去给她惹麻烦。使我不解的是：爱琳怎么可以随地摘菜呢？莫非爱琳是菜农？或者澳洲的菜园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马格利特农庄风格的房子显得颇旧且简陋。她在门口迎接我们。马格利特是一个白种澳洲女人，年龄和爱琳差不多，大约35左右。她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如果好好化化妆，应该是一个很光辉的女人。  

进了马格利特的屋，她向我一一介绍她的孩子们，而她的孩子却一个一个更让我惊讶。因为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大约都是4、5岁。更让我觉得上帝对马格利特不公正的是，那5个孩子看上去都有些特别，明了地说，那些孩子全是傻子，先天的傻子。当我试着询问孩子们的父亲时，马格利特给了我个吓死人的回答：“我只知道他们5个的父亲都不同，具体谁是谁我也没去核实。”我的天！真可谓人不可貌相。看她那菜农般老实巴交的样子，竟然可以同时跟5个男人混战！那还能不搞出5个傻孩子来。  

晚餐完全不像我们心目中资本主义腐朽的大鱼大肉，而是蔬菜，除了蔬菜还是蔬菜。而且不开火，就生着吃。吃生的，当然也就没有油盐酱醋味精辣椒酱。那让我怀疑澳洲是不是已经在人类文明史走完了一个圈，又从猿猴再来过。  

辛苦了一天的我，饿极了。人饿极了，也会情愿变成猿的。我把我的小盘子堆满了菜，用叉子压了压，准备再堆，要不是听到爱琳用小得只有我听得见的声音说：“你是被允许再拿几次的。”看来“放在大盘子里的是公家的，夹到小盘子里才是自己的”中国特色不大适合澳洲的国情。  

我迫不及待地叉上一大把蔬菜塞进口里，都嚼了几嚼，才留意到大家都还没有动作。祷告，对了，吃饭前是要祷告的。那是我在国内美籍教师那里瞟学到的一点时髦，怎么肚子一咕噜，就给忘了。但我的嘴被那把蔬菜堵住，什么也说不出来。直到大家的祷告词“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每天的食物、、、、、、”完了，齐声说“阿门”时，我才赶紧挤进去说了声“门门。”  

马格利特住的地方是乡下，所以非常的安静。加上马格利特规定孩子们吃饭时不许看电视，所以显的九哥的嚼食声格外清脆嘹亮。那清脆嘹亮的嚼食声再不时混合着“嘘嘘”的喝水声，更是把单调的餐桌变得异常地热闹。马格利特的眼光与爱琳的一碰，碰出“咯咯”的笑声。还没等我来得及问“咯咯”的笑因，他们连连抱歉，并叫我：“没什么，什么也没有，尽管吃你的菜。”

  事后，她们很宽容地表示了对我吃相的理解，因为，她们小时侯在澳洲所受的教育，和我小时侯在中国受的教育一样，是“千万不能忘记非洲的孩子还在水深火热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除中国外的许多其他国家，只要把上面那句话改两个字，即把“非洲”改成“中国”，就是“千万不能忘记中国的孩子还在水深火热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便是他们所受的共同标准教育。我虽然觉得她们的宽容是对我一种仁慈的轻蔑，但也不可否认我的童年的确是从饥寒交迫中熬过来的。只是我不能接受“水深火热”的说法，因为那不太符合事实。说“水浅火冷”会更接近我的记忆一些。

回爱琳家的路上，我拐弯抹角打听着马格利特家族“多夫制”之奇。得知马格利特也是教会的会员，原来她根本就没有结过婚，更没有生过孩子。那5个傻孩子是她从某儿童福利救济机构领养来的。她就靠着那片菜地，和有限的教会以及其他社会支助，尽情抚养着那5个孩子，抚养那5个被他们的父母抛弃了的、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可能是不具备意义的孩子。  

原来雷锋不是中国的专利。我顿时觉得，马格利特就是不化妆，也光芒四射！  

“你没想过也领养几个孩子吗？”话刚出口，我就感到了自己的莽撞。  

“我，”停了停，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我想要自己的孩子。我仍在等待着我的Mr.Right。”  

“谁，姓Mr.Right的何许人也？”我是真的有点好奇。  

“Mr.Right不是一个人、、、、、”爱琳解释着。  

“Mr.Right不是人，是什么？难道还能是猪、是狗、是什么珍奇稀有动植物？”  

这样的对话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为了节省各位的时间，我们决定剪掉。反正英文的“Mr.Right”中文就是“意中人”。  

我对上帝祷告了。那是我又一次真正虔诚地、功利地向上帝祷告，祷告上帝没有把爱琳做成个美女。否则，她早该被一大帮Mr.Right，（应该是Mr.Rightssss、、、  
英文里复数是要加s的）抢了去。要是那样，坐在爱琳车里的我，还有我的那一大堆大包小包的行李，现在就还不知道在墨尔本的哪条街上有碍观瞻。  

“那为什么马格利特不结婚呢？我看她长得并不丑，难道没有Mr.Right看得中她、、、、、、哦，莫非她是个修女？”打破沙锅问到底大概也是我们的中国特色。  

爱琳没有马上回答我。过了一会，她很柔和地说：“在澳洲，是不习惯打听别人的隐私的。就像刚才你问马格利特孩子们的父亲，弄得我都有些难为情。”爱琳见我不言语，可能是怕伤了我，又说：“马格利特不结婚的原因很简单，她的未婚夫六年前突然离开她去了南非，一去就没有音信。”说完她好像又有些后悔，忙补充到：“这事知道就行了，以后见到马格利特千万不要提也不要问。”  

回到爱琳的家，我被爱琳提醒刷过牙，倒头便睡。刚睡觉，又被爱琳叫醒。因为她在刚洗过的衣服里发现了美金现钞。洗衣服洗出美钞来，那是她洗衣机说明书里不具备的功能。我一听，“嗵”地从床上跳了下来，找到我那条裤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团纸浆，一团价值500美金的纸浆，一团我去澳洲谋生全部本钱的纸浆。  

爱琳的千万个“sorry”也改变不了我成了个穷光蛋，成了个名副其实的，身无分文的穷光蛋。说好了只在爱琳家麻烦两天的，那可是我的许诺，君子之言的许诺。那么，过了那两天，我这个在澳洲举目无亲的中国青年的命运，该是怎样的呢？

“醒醒”，有人推我，睁开眼睛，是新加坡机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去印度班白的班机就要起飞了。”

源济

4，基督式的爱

上了去印度班白的班机，已经是晚上。我破例懒得跟人罗嗦换成靠窗的座位，闭上眼睛继续想我那段往事。

当我明白我去澳洲谋生的全部财产都被“洗掉”，名副其实的“洗掉”后，好久好久我的大脑还没恢复正常运作。我坐在餐桌前，呆呆地看着爱琳小心地把一张张幸存的美钞夹在手绢中，用电烫器烫干。现在想起来，那个事故至少说明：美国佬的纸张是经得起考验的，如果不是伪钞的话。  

当时，我唯一能想到的是我的那个许诺，那个“真的只麻烦一两天”的许诺不是“真的”，至少已经变得不是真的了，或者过期作废了。  

爱琳好像读懂了我的心思。说：“别担心，再想办法。在没有想到办法以前，你就呆在我这儿。反正我是一个人，寂寞了也好听你讲讲新鲜事。”  

我一听，从桌上拿起刚烫干的120美金双手捧给爱琳：“那我也不能白住，这就算是一点房租。别怕，这钱很干净的。”别说是爱琳那样虔诚的基督徒，我看世界上谁拿了我那股油劲都是会没有办法的。  

接着，我讲起了我那500美金支票的故事。那是在出国前，我从湖南美术界的一些朋友那里收集了一些作品，（那其中包括后来在美国出名了的李自键的作品）托一位美籍教师带到美国去卖。那500美金现金支票是那教师给我的预支。（可惜我后来与那教师失去了联系，由此我和我的朋友们也就事实地为“中美美术交流”做了一件无私奉献的蠢事。）

说着我从卧室里拿出几副中国画给爱琳看。

“你带了多少？”爱琳问。

“不多，也就几十张吧。”我答。

“好，今天该睡觉了，明天我还得去教堂。”

那天一整天很长，我很累，但一整夜我没能睡觉，睁着眼睛问自己：这就是我的dream  come  true！吗？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没想到爱琳比我起得更早，或许是她根本就没有睡。她在忙着做蛋糕。吃早饭时，我奇怪怎么没有蛋糕。做了蛋糕不吃，做什么？

吃过早饭，她说要带我去教堂，因为教主说想见见我。才7点，爱琳就催我出发。我真的有些纳闷，教堂又不是7-11店（外国有名的连锁方便店，从早上7点开到晚上11点）有那么早营业的吗？结果是我们没有直接去教堂，而是开了半个小时的车，接了一个越南中年妇女，又开了半个小时，又接了两个越南青年小伙子，然后才正式朝教堂开了一个小时。抵达教堂刚好是9点钟。

在这里我要插几句话，那就是在途中接越南人的时候，爱琳每每向人介绍我是“来自中国的陈弟兄。”而当时，正是中越之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期，我的两个同学就是那时成为的烈士。当时，我是个刚出国门的、充满着民族感、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怎么可以跟越南鬼子坐在一条船上！我那样想着，想着过了高速公路等有人行道的地方，我就要求下车步行，万里长征也勇往直前。但到了有人行道的地方，我又沉重地决定暂时不那样做，因为如果我真的下了车，往哪里去呢？再说，只要我的心是在外面步行就够了，不是说人的心总是比人的躯体更重要吗？  

到了教堂后，爱琳等那三个越南鬼子走开，悄悄问我：“你刚才怎么拒绝跟那几个弟兄握手？”

“我、、、我恨越南鬼子。”我的脑子里，又浮现出我那两个烈士的身影。我虽算不上是那两位英雄的生前好友，诚实地说，跟其中一位还打过一架，而另一位更糟，是从我手里夺走了年级花（年级中最靓女）的情敌。但，他们毕竟是我的同学，是我的熟人，是我认识的人。

教堂里做弥撒，大家祷告，唱诗，再唱诗，再祷告，直到、、、、、、其程序与我在上海教堂做过的弥撒没有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做完弥撒以后，上海的弟兄姐妹们是自行回家，而澳洲教堂里的人们，像大家庭聚会一样，各人都拿出自己带来的食物，水果，饮料。这时我才明白了爱琳做的蛋糕是派什么用场的了。

看着那几个越南人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作为中国人的代表，岂能示弱！这时有几个妇女带着孩子过来看着我们的吃战，我仿佛又听到了澳洲人教育孩子们的套话：“千万不能忘记中国的孩子们还在水深火热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但在那种战火灰烟的时刻，我哪里顾的过来，所以决定：“让她们去说，吃我的食！”  正当我孤军奋战的时候，爱琳把我领到了教堂里的一间小屋里。那里，我见到了教主，还有其他几个“弟兄”。

教主个子很高，很胖。我想他要是在中国，一定很适合做和尚，要是在日本，就可以改行做大相扑了。教主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的事，就是钱被洗了的事，我都知道了。”我们聊了不到几句，他就问起了有关我从中国带来国画的事。然后他把我交给一位上了年纪的“姐妹”，说带我去看看什么东西。

我被带到一间仓库模样的房子里，那里堆满了衣服。那姐妹说：“这都是弟兄姐妹捐献，准备给柬埔寨的，陈弟兄有需要的，可以拿一点。”

“有定额吗？允许拿几件？”我顿时兴奋起来。

“看你的需要吧。”那姐妹说。为了让我自在，她让我一个人挑，说等会再叫爱琳来。

怎么样才能描绘我当时的心情呢？大概像是阿里巴巴打开了宝藏的大门，顿时置身于五彩十色的金银财宝的宫殿。我这里实在不好意思描述我那副贪婪的样子，甚至连回忆都感到难为情，反正等爱琳来接我的时候，说我选的那堆衣服她的小车一次是装不下的。她从我选的衣服里，帮我又精选了一次，只拿了几件比较合身，式样不是太古老的。那让我吃惊地发现，我们对“时髦”的理解是多么的相异。几乎凡是我从外国电影里看到过的，以为很酷的衣服，爱琳都笑着说：“那是20年前的时尚，如今穿出去会使人觉得过于怀旧。”  我茕立着，凝视着我那堆心血，如同向遗体告别般难受，好在爱琳说：“需要的话，下次还可以再来。”

回家的车里，没有出现那三个越南人，而换成了三个，不知是菲律宾人还是缅甸人老挝人，反正是亚洲的黑人。而送那三个人的路更远，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半小时。沿途，开始我还兴致勃勃看着车外的新鲜，但渐渐，我感到头痛，痛得不行。据说那叫“culture  chock”,中文翻译成“文化冲击”，即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生存环境，来到全新的生存环境里，在太短的时间内接触到太多的事物，所导致的一种现象。

回到爱琳家里，我只想吐，蒙头就睡。

醒来，已经是晚上。爱琳没有吃饭，一直等着。边吃饭，边聊起了“我恨越南鬼子”的事。爱琳还没听我讲完我那两位同窗的故事，就开始哭泣起来。她甚至没让我把故事讲完，讲我那两位英雄之一被俘虏后，是怎样被敌人把手指一根根折断，直折磨至死的、、、、、、

“仇恨是暴力的动力，而暴力就是罪孽的根源。仇恨和暴力，是人类生存的大敌。
只有爱，上帝伟大的爱，才能拯救人类。否则，人类将在仇恨和暴力中，自相残杀直至灭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杀敌人就等于是杀亲人。因此我们要爱，光爱我们的亲人还不够，还要爱我们的敌人，为了爱我们的亲人而爱我们的敌人。就像圣经里说的“当别人打了你的右脸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左脸也伸过去。”

“真蠢”，我想：“是不是被敌人打了嘴巴，还要关怀地问问：‘您的手打痛了吗？’”就凭她那点上帝呀上帝的封建迷信，就想动摇我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受阶级斗争哲学教育的、在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新一代？休想！要是跟爱琳斗了我另外还能找到地方住的话，我真的就要让她尝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厉害。

爱琳丝毫没有看出我的潜台词，继续说着：“你为失去两位同学而伤心，而仇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想没想过有多少越南人，也同样惨死在战争中，尤其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老人、妇女儿童。他们有没有亲人，有没有同学？从那种残酷的环境中逃离出来的幸存者，所受到的磨难是难以想象的。就比如今天那三位越南弟兄姐妹，国家打仗，家园被毁，亲人被杀，许多人挤上一条小木船，飘到公海上、、、、、、”

照爱琳的意思，“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一种毁灭和自杀的隐患。只有热爱全人类，才是幸福和平的保障。”用我们祖国的术语来说，就叫“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她讲着讲着，犹如一首刺耳的催眠曲，把我送到了云里雾里。

爱琳把我推醒，说那样睡容易着凉。在提醒了我睡觉之前要刷牙以后，她随便提了一句：“教会在考虑如何帮你解决些生活问题的事。教主说他认识一个人，可能会来看看你带来的那些中国画能不能卖。”

“能卖能卖，肯定能卖。”我忘记了刚才的瞌睡，兴奋地高谈阔论起我光辉的“卖画史”来。这回，轮到我把爱琳推醒，说那样睡容易着凉，并反提醒他睡觉之前要刷牙。

源济

5，卖画成功的经过

到了印度班白机场，已经是晚上。我随便逛了逛机场内排排的小商店。像广州或泰国的自由市场一样，可以讨价还价。甚至有几家店争着卖给我“No  2  Rolex”二号劳力士手表。据追问，那些劳力士的产地分别是中国和泰国。没想到劳力士公司那么会做生意，那么早就把工厂搬到了第三世界。难怪在瑞士要卖几千美金的手表，在班白机场免税店却只要100来美金，还可以再还价打折扣。我买了两块划算，可惜其命运都很凄惨。一块还没用就被下一站的海关没收，真是苏联社会主义强盗。另一块用了不到一年，手表背就生锈了。我至今仍保留着那块锈掉了的劳力士和发票，准备下次有机会去瑞士时，带到该公司去抱怨抱怨，说不定能给换块新的。

在班白机场的一个摊位，我还看见有卖中国工艺品、刺绣和国画的。那正好连接了我在澳洲卖中国画的那段回忆。

在我写“澳洲卖中国画”的那段回忆之前，我想用很简短的文字叙说一下“我光辉的卖画史”。  那还是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在学院的音乐刊物有位搞美术设计的老师姓柴。使柴老师觉得我小九值得成为朋友，可能是我会点英语。所以一见到外国人就抓我做翻译卖画。生意成交后，我总可以得到百分之几的辛苦费。虽然那辛苦费只是画价的一个零头，但与我56元一个月的工资比起来，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柴老师，没有教过我一堂课，却是领我步入生意之门，使我懂得挣钱的重大意义，使我掌握了谋生的全部技巧，促成我的出国梦想成为现实，总之，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人物。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我回到湖南，便自己做起老板来。自己去美术家的家里20来块钱一张张地收画，自己找外国人200来块钱一张张地卖画。虽然每卖掉一张，喜悦之中总夹杂着几分不安，几分骗人做了缺德事的不安，但想着出国后可以加倍报答社会，我也就只好、、、、、、短短的期间，我就交齐了全部留学的费用，去掉飞机票，还剩120块美金，嘿！

不过和现在比起来，我只当时还只是小贩做小买卖的水平。因为经济运作的常规是，进价10块出价20块，那不是挣钱，那叫亏本；进价10块出价100块才能算是正常商人；进价10块出价1000块就可以称得上是成功商人；进价10块出价10000块才够资格享受奸商的头衔。为了良心，今天的九哥，天天都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超越‘成功商人’的界限！”

临到出国前一天全家聚会，我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庄严隆重地从我母亲手里接到了出国全部支助费200块人民币。那200块是怎样炼成的？10块一张的票子16张，5块的三张，其他的零散，如果再加些硬币，就足以在国外办“中国货币展”了。当然，那200块里还包括了我父亲的100块。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是有工资的阶级。尽管如此，那200块钱是如何一分一毛从我们四兄弟的伙食里扣出来的，讲出来又会是一个讪情的故事。

总之，老九虽然学的是音乐，但出国卖的却是美术。

好，现在可以把话题转回澳洲卖画了。

前面提到过，爱琳的父亲开了间外卖店，所以爱琳总是一大早就出门，帮着父亲去菜市场买菜。上午十点来钟，也就是我起床的时候，她就会回来，一直在家里呆到下午三点左右，然后又要出去帮父亲做事，直到晚上很晚，说起来也不算晚，大约八、九点钟吧。她晚上回来后就不再出去了。每天回来，她都要带些盒饭菜。那样，省掉我很多事，应该说省掉我很多“钱”才够事实。

有饭吃了，闲着就觉得无聊。说自己无聊总不大舒服，还是说自己初来乍到，对什么都新鲜，更重要的是想急于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糜烂。等爱琳不在家的时候，我翻尽了她所有的录像带。虽然那些录像带都是彩色的，什么颜色都有，但就是没有“黄色”，真憋不住。

爱琳的家周围是很大一片住宅区，要走一段才有个小小的商业街。我一有空就往那条街上的小录像出租店去。一去就要在被隔开了的一小间，上面写有“成人仅仅”的一小间里呆一阵。有一天，我找到一盒台名为《空中奇遇》的录像带，读了读内容简介，说的是两个空姐服务员是如何先为飞机驾驶员“服务”，被乘客发现后又为顾客“服务”，一个个，一群群地“服务”。那内容看得我满头大汗心跳过速，急着跑回家，睡在床上，脑子里幻想着《空中奇遇》里的激动，一只手协助身体的局部运动，“我一定要赶快挣钱，好租那盒《空中奇遇》的录像带”是我当时最当务之急的需要。等我千钧一发准备消费几张纸巾的那一瞬，门铃响了。

“真他的破坏情绪！”

是上帝派来了约翰，准确地说是教主介绍来了约翰，一个高瘦的青年男人。让我意外的是，约翰居然可以讲些中文。他向我介绍说他和他的未婚妻刚从台湾留学回来，正准备一起开间小公司，暂取名“东西方文化”，想做一些东西文化方交流的生意。我们谈了许多，从开学校，办旅行社，进口中国的服装鞋帽中药工具，甚至与湖南文物局联系办“马王堆出土文物展”。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但谈归谈，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终于，我们的话题归到了我箱子里的国画。约翰看了一些，表示自己虽然不是很内行，但凭澳洲人的直觉，相信有人会买。两天后，我接到约翰的电话，说他已经跟几家经营东方画的画廊联系过，要我准备几副有代表性的，拿去给他们看看。条件是事成后，利益部分我们按他3我7分成。

约翰开着他的车，（很旧的车）带来了他的未婚妻，向我介绍到：“来自挪威的安娜。”  约翰万万没想到，那个“介绍”把他的未婚妻变成了与他永远“未婚”的状态。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安娜，高窕的个子，亚麻色的头发，白腻的皮肤，一副带白框的眼镜更显出她的文绉。“约翰真是个走运的家伙！”那虽然不是恭维，但当时的我，确实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如果说约翰的中文还只是使我意外，那安娜的中文就足够我吃惊的程度，尤其是她在讲话时还可以带一些山东味，更让我觉得无比的“逗”。

在去画廊的路上，安娜向我自我介绍自己是挪威奥斯陆大学东方系的硕士研究生，在山东留学过两年，然后去了台湾大学。“我是在那里碰到约翰的。”在山东大学呆过两年，怪不得一口大蒜味。

连去了三间画廊，三间画廊老板的态度都一样，A画廊说：“这些画很一般”；B画廊曰：“我们今年的计划都满了”；C画廊云：“这种画在澳洲可能很难卖”。三个人垂头丧气坐在麦当劳店里，（由约翰买单）默默地啃着汉堡包。这时，安娜突然提议：“我们为什么要找人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干，不是要成立个‘东西文化’的公司吗？我们就可以从这批画做起。画都有了，只要找个地方，出个广告，卖就是。”

“对对对，卖卖卖，我给你们40%，一半也行，只要能卖。”我顿时激动起来。

与我和安娜的激动相比，约翰显得过于沉重。他说：“这里只有我是澳洲人，只有我知道澳洲做事之难，只有我不能输在澳洲，因为只有我不得不在这里生活下去。要办画展就要租地方，一般的地方还不行，要比较典雅，人们愿意去，买了画以后告诉朋友‘在哪里买的’不至于脸红的地方；还有广告、、、、、、那七七八八加起来费用不会太小。如果真有人来，能卖点画，能持平也算是一种学习，一种尝试，一种经验，但亏本了，怎么办？再说，坐在这里的我们三个人，有谁能拿出那笔投资？”

约翰的一番话，把我们的激动变成了冰块。

出了麦当劳上了约翰的车，却没有送我回去。

“我们这是去哪？”安娜问。

“去找地方办画展。”  约翰答。

“不是放弃了吗？你不要为了我就、、、、、、”安娜还没说完。

“我只说很难，没有说放弃，不试试怎么就可以放弃！”  

我顿时觉得约翰不但高大，而且还有点伟大。

“那钱，怎么办？”安娜又担心地问。

“先了解一些情况，做个预算，再想办法。”

结果是，我们在政府的某文化中心选了一间活动室，把时间选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正是那个活动中心开展一些其他活动的时间，同时又是教会做完弥撒，有可能成群来看热闹的时间。而租场费，约翰找了教主商量，结果是教主拿出500澳币，再三声明那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拿出来的，与教会无关。条件是，如果挣了钱，如数还给他就行，没有利息之说，如果亏空了，他便要接受我送给他的两副画，两副由他挑选的画。至于广告，教主说他认识某报社的一位记者，说找他可能会有点帮助。

于是，约翰负责对外的所有联系，安娜负责会场的设计，我负责整理画，标价，并且找了一间便宜的镜框店做了一些镜框。（那些镜框都是浪费，买画的人没人稀罕那些便宜货，所以劝后人不要效仿）有一张画有小桥流水的“苏州小景”，因放在箱子里折皱了，便摊开在餐桌上弄平，不小心，把酱油瓶子打翻，我赶紧用湿毛巾去擦，结果擦破一个小洞。

正当我们的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约翰接到A画廊的电话，说如果把我的画都拿去，他们可能可以挑出几张试试。接着又接到B画廊的电话，声称他们由于某种原因决定取消一个画展，所以如果我们仍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展出我收集的画。再接着是C画廊的电话，说要我们说个价，他们干脆全买了。

我们三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同意C画廊的建议，全部卖掉，卖掉反正回中国又可以去收。但约翰绝对不赞成“全部卖掉”的做法，那样他觉得完全没有成就感，而且租场费也交了。他说如果B画廊愿意和我们合作在文化中心办画展，倒是可以考虑。因为那样，至少我们不用当亏场租费的风险，另外B画廊一定有他们的专业做法和固定的顾客，这样对卖画是一个保障。只有安娜坚决反对，坚持我们应该自己干。她还补充说，既然三个画廊都改变主意，那正说明我们的画，（是我的画）有相当的质量。所以，我们要更加有信心。只要我们第一步跨出去了，我们今后就可以接着继续做下去。

不能不承认，安娜是很能说的。

结果，为了我们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约翰要求那三个画廊都把他们的建议书面化。

报社的记者叫逖莫。逖莫找到我们的时候，并不清楚我们只是想在报纸上登广告，而是以为我们有什么好的新闻或故事他可以报道。所以谈起来后对约翰安娜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想法特别有兴趣。当他问约翰和安娜具体想做些什么时，安娜灵机一动，说了办画展的事。说是为了“真正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我们选在政府的文化中心，自己出钱租场地”云云。约翰也连忙拿出那三个画廊的信件说：“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挣钱，我们根本就用不着那样辛苦去冒那么大风险。”安娜立刻接着说：“我们是有理想的，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一定是要冒风险的。”而我，很想表扬他们是一对不但天生，而且天才的相声演员。当逖莫记者问到：“画展如果有经济效益怎么办？”时，约翰刚说了：“我们准备”几个字，安娜就接了过去：“我们准备帮助我们的合作者，中国留学生陈丹先生学习西方的文化，以便我们以后更好第合作，更多地为东西方文化作贡献。”

两天后，墨尔本某报纸的头版刊登了约翰的大照片，他的旁边是安娜，而我，要透过约翰和安娜的肩膀缝仔细看，才能隐约看到从鼻子到头发的部分。那篇文章写得很有趣，浓厚的文学笔调描写了约翰和安娜的台湾浪漫故事，但故事时时不忘他们是“理想的结合”，即“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贡献的理想的结合。”最后，文章用很简洁的语言阐述了他们是如何摆脱其他画廊金钱的诱惑，而决定自己办真正的中国艺术画展。而文章里的九哥，竟然被美化为美术造诣很深的收藏家。文章还顺便提到画展的中国画，都是真正来自中国艺术家之手，是我不远万里，亲手从中国大陆带过来的。文章的最后，也没有忘记写明画展的时间和地点。并暗示人可能会很多，所以有兴趣的人千万不要去得太晚。

那报纸一出来，马上接到租场地文化中心负责人的电话，说他表示很抱歉，因为他底下的人没有告诉他我们是在办一件这样崇高，这样有意义的事情。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在办画展的时候，在隔壁一间同时办一个“西方人看东方”的演讲会，约翰、安娜、和九哥都被邀请轮流演讲。当然，是有报酬的。每人100澳币，再退还我们300澳币的租场费。还有，为了学习和支持我们的活动，文化中心派出四位工作人员协助我们的画展。

画展的那天，我穿上了爱琳帮我在教会找到的那套西装，虽裤腰大点，扣上衣服扣子基本上不会露馅。在那天上午教堂的弥撒中，教主也特别提到画展的事。

画展盛况空前，约翰、安娜和我轮流在隔壁演讲，我还放了一些我在国内拍的幻灯片，（事实上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我哥哥，一位专业摄影师拍的，那也都算是我的了，谁叫我们是兄弟呢！）演讲完了，听演讲的人自然都涌到画展厅来。约翰的任务是应酬一些有头面的人物，安娜领导着那中心派来的四位助手接待顾客。而我，俨然一个艺术家，给一些有特殊兴趣的人讲解着中国画的奥妙，什么水墨写意，什么散点聚焦，什么工笔花草。时而，我被要求演奏点小提琴曲，那使得场内的气氛更加艺术。

第一个拿出钱买画的是爱琳。她只问了一个问题：“有标价500澳币的吗？”于是，看也没多看，也没等我来得及给她打折扣，就付了款。现在回忆起来，爱琳是用买画的方式赔偿我被洗衣机洗掉了的那500美金的支票。

卖画都是由安娜经手。因为约翰要装高尚，我要装艺术。但有一张画是约翰和我一起卖掉的。那就是那张被酱油弄坏还留了个小洞的“苏州小景”。买画的是一位中年越南妇女，她说那画里的小桥很像她家乡的小桥，而被酱油弄坏的那一片水，勾起了她许多伤感的回忆，“战争中死了许多人，我们家旁的小溪里的水，就是那样浑浊的。她很被那副画打动，唯一不满的就是那个被我用湿毛巾擦破的小洞。我正想让步给她打点折扣，约翰却解释说：“那正是此画的点睛之笔，那是画家在暗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

我的天，世界上还有比老九更完美的瞎编者！那让我怀疑我这个学艺术的，是否真的懂艺术，怀疑艺术是不是就是要似懂非懂，越是似懂非懂，越是艺术！

那越南妇女连连点头称妙，于是一张支票递过来，她的银行里就减少了700澳币。我当时想到了我的那两位同学，那两位革命烈士，真想把那钱摔在地上，那还不够，还要加上一句：“谁稀罕你的臭钱！”但可惜那不是钱，是支票。我拿着那支票闻了闻，再闻了闻，奇怪那支票不臭，不但不臭，还有点香味。犹豫中，那越南妇女突然问我会不会福建话，因为她祖上是福建的。早说，不就能省掉我那么多思想斗争吗？嘿！

画展很成功，比预想的还成功。我们几乎卖掉了所有的画。正当安娜以为我们这三个完美的合作伙伴可以乘胜前进，继续合作的时候，约翰和我却在分配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争执。具体争了些什么？记不太清，也没有再回忆的必要。大概就是为了利益，两个人都想利用文化和语言的不同来糊弄对方，都想打概念的擦边球。这大概是人类的一种共性，就因为文化不同，往往使自己觉得对方很愚蠢，而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对方往往也在对你想着同样的事。最后是安娜提出她的那份不要已补偿约翰的损失。但是，安娜永远也没能补偿约翰的另一个损失，那就是她让约翰失去她作为未婚妻的损失。

画展后，大约有一个星期没有听到约翰和安娜的消息。一天，突然接到安娜的电话，那是她第一次直接给我打电话：“有点事情想找你商量。”

“找我商量？”我有些惊异，“你不能和约翰商量吗？”

“我要能和约翰商量，就不来找你了。”

安娜，要找我商量什么呢？

源济

6，  按上帝的旨意帮助敌人

从印度去莫斯科的飞机是哪家航空公司我记不得了，记得的只是很冷，因为当时正是世界的冬天，而澳洲相反却是盛夏，所以上飞机时我是一副夏天度假的打扮。我把身体缩到最袖珍的范围，但还是不能被那薄薄秀气的毯子包住。哆嗦着，想着一到莫斯科，第一件事就是要用厕所的热风吹手机把全身解冻。

在飞机上，身体不能运动，我只能尽量活动脑筋以保持身体的热度。也就是说，我在继续回忆着安娜的那个电话。

安娜给我打电话后的一天，我们在我即将就读的La  Trobe大学见了面。见面的地点，我们约在了大学人工湖的前面。见面后，安娜没有立刻谈正事，而是看着湖里游荡的天鹅大发诗意。而我，却在考虑那水鸭子的烹调方法，并奇怪澳洲人怎么不爱吃野味。

当我憋不住问安娜到底找我有什么事的时候，她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只是想跟你商量，能不能借你的学生卡到大学图书馆借点书看。因为自画展后，约翰被一个文化组织聘用，所以每天都要去上班，而我，一天呆在家里实在没趣。”此外，她还表示了对约翰缺乏远见，只顾目前利益的不满和失望。最后，她说了一句：“那报纸上说我们是理想的结合，但我们的结合，其实是很不理想的。”

分手时，安娜像澳洲人与朋友分手那样，跟我嘴对嘴亲吻了一下，又一下，再来了一下。我当时是真的以为挪威的礼节比澳洲的要多两下，后来去了挪威才知道，挪威根本就没有亲吻告别的风俗习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因约翰而受的损失，可以从我身上得到！”而我的回答却是：“不不不，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的了，我怎么能更多的用你呢？”多么愚蠢的回答，但当时老九的智商，就是那个高度，是真的不知道安娜“你可以从我身上得到”的“身上”，是指包装在她衣服里的“身上”。

那是我在澳洲见到安娜的最后一面，后来，只接到她一个电话，说和约翰结婚要延期，而延期到什么时候要看情况。再后来，我接到安娜几乎是从任何地方寄来的明信片。

那时的安娜，只是作为一个朋友存放在了我心中的某个角落。

画展的成功，使得我没有理由继续在爱琳家住下去。尽管爱琳表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再呆一阵子也没所谓。”但我，是有自尊心的，我是说在经济条件允许我有自尊心的情况下。

我通过大学的学生服务中心在大学附近找到了一家香港人，在那家里租了一小间房子。那家香港人丈夫叫威廉，妻子叫海伦。威廉一个英文不懂，一口广东话和我完全无法沟通，好在海伦懂些英文。

同在威廉海伦家寄住的是一个北京女学生，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只知道大家叫她迪利斯。开始，她因老子是中央的高干而盛气凌人，问过我愿不愿意给她跑腿做军火生意。但后来老子下台又改为求我帮忙，还说等她丈夫来后会有我的好处。结果，为了筹集丈夫来澳洲留学的经费，她使出女人最原始的本钱走捷径去妓院打了份工。迪利斯日夜辛劳，使尽全力，好不容易把丈夫搞到澳洲，以为从此有了依靠，却想不到因自己做过“妓女那种下贱肮脏的活”，被丈夫二话没有当垃圾抛弃了。迪利斯后来自杀，听说是因为得了性病想不开。但据了解她得的只是一般性病，完全可以治疗的性病。所以不知道她自杀的原因仅仅是她医学常识不足，还是也有心理的因素。她的经历是一个很揪心的故事，可惜与本文无关，就只好等以后的机会了。

威廉海伦家离爱琳家很远，但每个星期天早上，爱琳还是坚持来接我去教堂做礼拜。有时我真的想去星期天跳蚤市场逛逛便宜，但实在不敢得罪上帝，给教会留下“忘恩负义”的印象。因为，前面说过，我初到墨尔本的那天没地方去，曾向教主许诺：“只要你帮我找个地方住两天，我也可以相信上帝。”

做完礼拜，爱琳总要问我愿不愿意去她家帮忙打扫后院，那是我在住期间的“责任包干”。到了爱琳家，我总觉得好像那房子里没人住一样。爱琳只是敷衍，说她平时经常在父母家住，因为父母家仍保留着她的闺房。

某个礼拜天，弥撒后，教主把我叫到那间小房子里，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叫嘉夫的中年人。介绍时，教主用很自豪的口吻介绍我“是来自中国的著名小提琴家。”那人自我介绍是国际救援组织的成员，说要为难民组织一场演出，希望我无私献艺。是教主介绍的，我当然满口答应。

从教堂出来，在爱琳的车上，爱琳说：“这叫We  help  you  to  help  others.”我立刻告诉爱琳，中文那叫“互相帮助”，是咱新中国的新风尚。只是没想到咱社会主义那么厉害，自己还没做好，就发扬光大到澳洲来了。

演出的那一天，我又穿上了在画展上穿过的，也就是爱琳帮我在教堂找到的那套西服。但爱琳说：“今天没有必要穿得那么夸张，因为今天的演出地点选在很远的一个农庄。”

我想邀请安娜去看我演出，但电话当然只能打给约翰。约翰说他问问安娜。几分钟后回电话的结果是安娜身体欠佳，但约翰说他自己一定抽空去，而且说可能会带上一位日本小姐，以作为由画展留下的那些不愉快的调和。

演出的场所离市区很远，足足开了三个来小时的车。会场选在一个农庄的俱乐部。人来得还真不少。演员除了我，还有其他唱歌的，跳舞的，弄杂耍的etc

进门时，我同那看门的商量说爱琳是我的司机，能不能免掉她那20澳币的入场费，却被爱琳不由分晓地止住。让我觉得无比心痛的是，她不但出了20澳币买了自己的票，还出了20澳币买了我的票。作为演员，我那还是第一次出钱买票进自己的音乐场地。

在会场，我立刻发现了高个子约翰，其部分原因是他身边站着个更高个子的亚洲女孩子。约翰向我介绍了那女孩子叫高桥伊津子，是日本某体育俱乐部的选手。我站在比她高出两个台阶的地方，抬着头跟她握手，心理估算着她到底有多高，有没有高到我跳起来一拳打在她肚脐眼的程度。但高桥小姐很谦虚，说自己并不是俱乐部最高的，“还不到1米83呢。”如果这个时候，谁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骂她一句“日本矮子”，将会是个多么大的误会啊！

演出前，国际救援组织的嘉夫讲话。他说这次演出是为了帮助越南战争的难民，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侵略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

我一听，邪了，那明明叫“中越自卫反击战”，怎么到了澳洲就变成了“中国侵略战争”了呢！本想跳起来质问，但看看场内严肃的气氛，怕是寡不众敌，我只能选择把伊津子带到后台，和她聊天以示抗议。

交谈中，得知高桥伊津子是代表日本国家队来澳洲参加比赛的。比赛输了，她决定留下来放松几天。那天她凑巧路过文化中心，便花了5奥币门票进去听了我的演讲，并看了我的画展。在会场里她本来想跟我认识认识，但围着我的人太多，才留下了姓名电话给约翰，请他转交给我。可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事儿。该死的约翰！

嘉夫的演讲完毕，我没有跟着大家鼓掌。嘉夫又介绍了个越南人讲话。那个越南人在讲些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只听到伊津子说：“我明天就要回日本去了。”

这时，我感到耳朵很痛，是被刺痛的那种痛，因为我听到后台的另一个越南人附和着台上的越南人说：“该死的中国侵略军、、、、、、”

这一次我决定没必要忍着，身后虽然没有十亿同胞，但有高大的高桥伊津子，我鼓足了勇气，冲着那越南鬼子说：“我们不是侵略，是自卫反击。”

“仗是在越南的土地上打的，中国军队在越南的土地上，不是侵略是什么？”那鬼子回击着，仿佛我就是敌人。

“那是给你们一个教训，让你们尝尝中国人民的厉害。”我居高临下地。

“那就是中国要给我们一个教训的‘侵略’。可惜的是，这个教训刚好还给了你们中国。因为，正如你们的毛主席所说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奇怪，鬼子也学毛著，不但学，还活学活用呢！

“但是，我们的党是永远正确的，我们的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我几乎是拿出了当年红卫兵的看家本领。

“但事实刚好相反，你们中国侵略军不堪一击，我们的枪炮一响，你们就溃不成军，逃出了我们的村寨。”那家伙换了个讥笑地口气。

“咱解放军从来都是所向披靡的，要不怎么会一口气都快打到河内了？”我说得很英勇威武，但说完立刻又有些后悔。因为，都快打到河内了，不是侵略是什么？

那鬼子也真能狡辩：“那是我们的战略，放敌人进来，争取国际舆论，然后关起门打狗。战争的胜负不在于一时一地，而在于最终的结果。中国侵略军的结果怎样呢？被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出我国。”  

“但是，我们听到的是‘解放军英勇奋战，捷报频传，乘胜撤退’。对了，那叫‘乘胜撤退’，是我们的一惯战术，比如以前的中印边界反击战，也‘乘胜撤退’过。”

还争论了些什么，写出来也没有太大的意思。反正连我自己都觉得很难自圆其说。说老实话，那“乘胜撤退”的事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既然打进去了，又退回来做什么？那还能不送个“侵略”的辫子给人家抓着！

总之，“反击”也好，“侵略”也好，“乘胜撤退”也好，“仓皇逃出”也好，都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我这里只提醒大家，按照常识，一面之辞总是不能全信的。所以，事实上，中越之战，也许“反击”有一点，“侵略”也有一点，“乘胜撤退”有一点，“仓皇逃出”  也有一点。但我是中国人，是共产党的儿子，对我来说，那只能是“自卫反击，乘胜撤退”。

但当时的小九，岂能输给鬼子，岂能“长敌人的志气，灭祖国的威风！”等争论发展到我觉得不得不动武的程度，又想起我国“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所以只能“呸”地给他一口浓痰取胜。

可能是我们的争论喧宾夺主影响到了台上人的情绪，主持会议的嘉夫来到后台很圆滑地制止了我与那越南鬼子。我叫住嘉夫，准备告诉他我的最新决定，那便是“我以罢演来表示我的愤怒。”  嘉夫没等我开口，就说把那越南鬼子带到外面交给有关的人，便会立即回来听我说我要说的。这个时候，后台的一位自愿工作人员妇人，告诉了我她是华裔越南人，并很简单地讲述了她作为华裔在越南受欺负的悲惨经历。那使得我又把罢演的决定改回到出演。再说啦，伊津子还等着看我的台上风采呢！头一次认识一位不但那么高大，而且是日本种的女孩子，怎么可以放弃闪光的机会。还有爱琳那里也很重要，虽然是比“在伊津子面前表现”次一点的重要。

嘉夫果然立刻就返回到了后台，问我有什么主意。我灵机一动，说我决定今天不但演奏小提琴，还加个中国竹笛的节目。

为了那位华裔越南人，还有仍然在越南受苦受难的华裔越南人，带着阶级仇，民族恨，我用我们中国特色的竹笛，毅然吹奏了一首战争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

竹笛比小提琴更令人们激动。

演出完了，已经是深夜2点钟。但参加活动的人们，似乎丝毫没有回家的动向。捐完款后，接着是中奖活动。平时讨厌啤酒的约翰，居然中了一大箱。人真是奇妙的动物，如果不花钱，讨厌也能变成喜欢。约翰乐得像个大孩子，把啤酒箱打开，拿出三瓶，又把箱子盖好，说准备带回去。他递给爱琳一瓶，爱琳说她要开车，他又递给伊津子，伊津子也客气地谢绝。后来得知伊津子其实是非常喜欢啤酒的，可那天，一滴也没有喝。结果，平时滴酒不沾的我，接了一瓶，约翰自己两瓶。那两瓶一下去，就把约翰变成了堆碍事的烂泥。就那样，会场Party的气氛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直到凌晨4点，会场里才少了些人，而剩下的，居然打开睡袋就地睡起觉来。回忆起来，在那演出完后的四个小时里，高桥伊津子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我和爱琳准备回家，和她道别时，她才问能不能搭我们的便车一起回墨尔本。和约翰打过招呼，不，应该说是和烂泥打过招呼，爱琳、伊津子和我上了车一起回城。

不是爱琳的车太小，而是伊津子的个子实在太占地方。她坐在后排，准确地说不是“坐”着，而是半躺着，因为如果坐着，她就必须一直向坐在前排的我“低头认罪”，所以，她选择了“半躺着”那种颇歪曲颇性感的姿态。

因与那越南人吵架，又喝了瓶啤酒，在爱琳的车上我有些困，想睡觉，所以托伊津子跟爱琳聊天，以免爱琳一瞌睡过早地把我们都带入天堂。那个天一聊，才知道伊津子回日本的飞机是当日早上9：30的。那一下我的瞌睡也被吓醒了。因为，从会场到伊津子的饭店，至少需要3小时，而从饭店到机场，至少需要2小时，而当时的时间已经是4点25分，怎么算也来不及。唯一的办法只有求上帝把爱琳的车临时改为直升飞机。

赶飞机那么大的事，伊津子在会场呆了四个小时，怎么一声也不啃呢？这种奇怪，直到我在日本住了5年后的今天，才彻底理解。“忍耐忍耐再忍耐，宁死不给人添小麻烦”，也算得上是日本人的一大民族特征。但是，“不给人添小麻烦”的结果，往往会给人带来更大的麻烦。这不，我隔壁家的太太，才50出头，一个星期前还在外面帮着打扫街道，突然倒下，抬到医院，昨天就去世了。其原因，就是有病怕麻烦家里人，一直瞒着不啃声，忍耐忍耐再忍耐，直至去世。

爱琳是怎样冒着吊销驾驶证的危险，用很不基督徒的驾驶风格来到伊津子的饭店；伊津子是怎样用奥林比克的速度从饭店搬出行李，与饭店服务员飞吻道别，描写起来就会过于生动。反正赶到机场，正好看到伊津子的班机腾空而去。

被命运般留在了澳洲的高桥伊津子，以后会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源济

7，和高桥的日子

写着写着就差点忘了，我这本书开始时是想写成电影剧本，采用的是倒叙的手法，所以现在的我，仍然应该是在从澳洲往挪威的旅途中，具体的是从印度班白往莫斯科的班机上。

上回讲过，那飞机上特别冷，再加上饿，那感觉叫什么呢？那就叫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饥寒交迫”。好不容易等到开饭的时候，想着热腾腾的饭菜，心情无比激动。但饭盒，（不对，那盒子里没饭，所以不够资格叫“饭盒”，且叫它“餐盒”好了）但餐盒一打开，一块冰冷的鸡，白白的鸡肉，还有一点不知什么印度的黑乎乎。那鸡没放一点盐，味道就你去想象，光讲那硬度，足够充当消灭鬼子的武器。我楞楞地看着那块“武器”，想着该用它消灭什么鬼子呢？英国鬼子法国鬼子德国鬼子美国鬼子日本鬼子苏联鬼子印度鬼子越南鬼子，结果发现，这个世界上除了在中国有人，其他地方都是鬼。你说这地球，还是人呆的地方吗？怪不得让我老九吃那样的鸡块！

那就继续回忆吧。

话说高桥伊津子因被约翰邀请去看我演出，而误了回日本的班机，当然只好先回爱琳家商量。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爱琳不用去帮父亲做事。（星期六一般是爱琳的弟弟去帮父亲）我们三人都很累，爱琳在她靠前花园的房间，我仍在我靠后花园的房间（自我搬走后，爱琳仍将那卧室保留像我原来的样子），高桥把行李搬进中间的那间，三人就各自做着自己的梦。

等我醒来，已经是晚上，看见爱琳和高桥坐在餐桌旁讲话。爱琳递给我一个新牙刷，叫我赶紧洗脸刷牙一起吃饭。

等我洗好刚出卫生间，爱琳马上就进去帮我冲小便。我总觉得小便也用那么多水冲，实在很浪费。虽然爱琳从来没有责备过我不冲，但只是每每我小便后，她肯定要进去检查一遍。开始我还奇怪过，为什么爱琳那么个虔诚的基督徒，竟然有冲男人小便的癖好！

从洗手间出来，爱琳乘高桥去房间拿东西，对我说：“你刚才用的牙膏是客人的。”那口气很严肃，好像我偷了别人的东西一样。另外，她那“客人”两个字，又让我觉得自己活像个主人，挺舒服的。

边吃饭，边商量着高桥的对策。高桥说等星期一，她就去日本办事处想办法。那意味着她也必须“麻烦爱琳一两天”了。

第二天星期天，等我一醒来，爱琳已经去了教堂。我以为屋里别无他人（她人），迷迷糊糊走到卫生间，推门而入。爱琳的卫生间与浴室是连着的，一般我都是在卫生间脱完衣服进浴室。那天，我也一样，小便后，（还是没有冲水）脱掉衣服，开门进浴室，却迎面撞到一块肉墙壁。等我“完全”清醒过来，我和高桥高大的躯体，也“完全”无遗暴露。我下意识用双手遮住我的零部件，高桥也忙乎着掩护她的那三要素。但她只有两只手，怎么忙乎也遮不全。看着她尴尬的样子，我不禁“扑通”一笑。那笑，笑得高桥好恼怒，她干脆让双手换了个任务，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举起，说：“你看得到我、我看不到你，太不公平，要看大家一起看，谁也不吃亏。”高桥刚健的双手，让我领教到了运动员的力量。我的双手被高桥高高举起，无法动荡，全身只有我的那门前炮，自动地高高架立，做出随时准备向“日本鬼子”射击的姿态。

看着我高耸着的大炮，还有我那尴尬的模样，高桥发出一串胜利而满足的嬉笑。她把我的手放下，顺便拿起条小毛巾搭在我的炮杆上，（我还真不知道我那玩意儿多功能到竟然可以当搭毛巾的挂钩用！）高桥说：“你洗你的，我洗我的，谁也不碍谁的事。”

我本来想退出阵地，但又一想，怎么可以败给一个女孩子，尤其是败给一个日本鬼子的女孩子。于是，装得“无所谓”的样子。只是我那不听命令的大炮，仍不务正业支撑着那条小毛巾。

我拿起块香皂往头上一抹，准备洗脑袋。高桥不禁失声而笑，问我为什么用香皂洗头发。“不用香皂用什么？我在家里都是用香皂，香皂还算好的啦。过去，洗衣肥皂，洗衣硷都用过。”

高桥根本没把我的话当真，反而表扬我说话很逗，并说：“没有带洗发素用我的就行，我这是三合一，男女兼用的。”

“不行不行，让爱琳姐姐知道（我为什么要注明爱琳“姐姐”呢？是不是想示意我和爱琳没有特殊关系？）让爱琳姐姐知道，又要说我‘拿客人的东西’了。”

“没事没事，我不告诉你‘姐-姐-’就是了。”高桥也很强调了“姐姐”那两个字。说着，她从瓶子里倒出些洗发素，往我脑袋上一抹，还没弄干净，再抹了一下，索性帮我洗了一把头，又顺便帮我擦了擦背。然后，慢悠悠用毛巾擦干自己的身体，若无其事地走出浴室，关门时，还很挑逗地朝我那已经变得垂头丧气的“毛巾挂钩”看了看，扮了个鬼脸，说“sorry---”。

那是我头一回脱得精光和个女人互相看。过去在国内，虽然也和女人精光过，但那都是在晚上，关上灯“见不得人”的条件下。高桥高大健壮的体态、密茂的头发、丰满的双乳、浓郁的羞毛、圆圆坚实的臀部、、、、、、简直就是一组雕塑，一组图画。当然，在雕塑图画之前，她首先是一个女性。

和高桥认识到现在，几乎全是在晚上，也没好好仔细看看她的模样。等我从浴室出来，看见高桥正在后花园做运动。我远远地看着她，只想有个望远镜。高桥突然跑进屋里，我躲闪不及，却看见她向我问早安。那神情，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她拿出早点，说是爱琳交代她给我的。一起坐在餐桌旁，我仔细打量起高桥来。她那张脸和演出那天晚上看上去一样，红红润润，就像刚摘下还没来得及洗的苹果一样。我这才了解到，高桥平时是不化妆的，所以她不像某些在交际场所结识的女人：从餐厅带到房间，等她从浴室里卸完妆出来，没把你吓个半死，只以为走错了门，就算你很幸运了。高桥不一样，虽不是杂志封面那种大美女，但浓眉毛大眼镜，鼻梁虽然不算挺，但被那厚厚性感的嘴唇所弥补。对了，那嘴唇，不拍化妆品广告真是浪费。至于脸上的皮肤，完全不是时髦女人那种被化妆底层盖住，再图得光光，不但不光光，还有些小小的青春美丽豆。对了，早该用“青春”这两个字了。总之一句话，“高桥是青春美自然美的全部”。

等爱琳回来，一起吃过中饭，就该送我回威廉海伦家了。高桥说她反正没事，也跟着一起去了。沿路，顺便到了个什么好看的地方看了看。爱琳身高152，我172，高桥187，这三个人走在外面是个什么景象，就留给各位去自由想象。

到了威廉海伦的家里，高桥看了看我小小的房间，问了问租金，没有发表什么高见。

第二天下午，接到高桥一个电话，说有要事和我商量。我匆匆赶到墨尔本市中心跟她见面。见面时她吓我一跳。因为她那天不但穿了套时装，还穿了双高跟鞋。187的女人再加上高跟鞋，就算只有5公分的跟吧，那你算算看她到底有多高了。更让我吃惊的是她还化了个妆，嘴唇抹得和时装杂志封面一样。她连忙解释那身打扮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去见日本办事处的官员。因为在日本，女人都被期待打扮成那个样子，那也是一种文明礼貌，具有日本特色的文明礼貌。但事实上，她没有完全说实话，她后来坦白，那样打扮，有相当成分也是为了让我看看，看看她也有很女人的一面。

她很简单地说，她还有将近3个月的签证，加上在日本办事处的留言处，她凑巧找到份工作，所以决定在墨尔本再住一阵。至于住的地方，她找到了一套房子，虽离威廉海伦家远一点，但交通很方便。

“那套房有两个卧室，如果我们两合租，要比你现在的地方便宜宽敞。”高桥建议到。

“合租？！你是说要和我同居？”那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不是同居，是同住，那叫room  mate,  不对，应该叫house  mate,也不对，准确地说是  flat  mate。”高桥解释着。

就那样，我们从爱琳家里借了些家具。爱琳又托了教会一位弟兄，用货车帮我们搬了过去。我和高桥的套房，无论我如何邀请，爱琳却迟迟没有去看看，直到高桥离开澳洲的那一天为止。

和高桥的套房在Alma  Road，两个卧室一人一间，中间的客厅，厨房卫生共用。客厅里有台旧彩电，是前住客留下的，厨房里也留下了旧冰箱微波炉和一些锅碗瓢盆，把从爱琳家借来的家具一摆，嘿！俨然一个小家庭。以现在的眼光，那实在算不上是个可以带朋友去的地方，而对当时的九哥，那可是人生第一个像样的家。为此我还自豪地拍了整整一个胶卷，好寄回老家让亲戚朋友放心、羡慕。这事经高桥一传，自然就成了日本人圈子里的笑话。

搬进套房的头一天，我就买了点便宜的碎咸肉，做了个麻婆豆腐。那顿饭吃得高桥好香。她的饭量之大，就不去形容了。吃完饭，她突然问我：“这顿饭我那份得多少钱？”  她当然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最最忌讳谈钱的，虽然我们最最喜欢的就是钱。她三谢了我请她那顿免费饭。但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接受过我的免费饭，而是像我那一半房租水电日用品，跟我算得清清楚楚。说真的，她可以很自然地一分钱一分钱算得我好难过。

搬进套房的当天晚上，她先进了浴室洗澡，洗了一半，却叫我进去。我以为有便宜占了，扛起我的炮就冲了进去。想不到她只是叫我和她一起泡浴缸，因为那样可以少用些热水。我的炮杆顿时羞答答地垂了下去，这一回，没让她当挂毛巾的挂钩用。但在浴缸里，身体贴着个富有弹性的异性，我那沉睡的狮子再度站立。

高桥不但不怕，反而打趣我：“真是个好办法，增大体积以更少用点水。”

我既羞恼又忍不住，动手去抓她，可我的双手又被她抓住。她说：“我只是你的flat  mate，不是你的sex  partner(性伙伴)。”

“我们过去不是，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是。”我一头扎进她的奶沟。她一把推开我，带着脖子上的肥皂泡泡跑了出去。我一个人坐在浴缸里，热水才够到肚脐，冷冷地百思不得其解。那一晚，我们各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谁也没有再出来。

和高桥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也产生了许多文化冲突。由于本书目的不是写高桥，就割爱那些逗人的细节。总之，可以说高桥是我的老师，我第一个学会在国外生活的老师。是从她那里，我了解到外国人比较共通，惟独和我们中国人不通的思想生活方式、伦理是非观念、文明礼貌习惯、为人处世风俗，还有爱惜他人私人财产的重要、尊重他人个人隐私的神圣；总的说来就是我“公”思想意识朝“私”制度认识转变的过程。也是从她那里，我开始知道了各种汽车的牌子、级别、性能；银行信用卡的使用法等等等等。也还是从她那里，我听到了许多有关日本生活的新鲜事儿，也就是今天我在日本生活习以为常了的事儿。

另外一件事，虽然是件小事，因为颇逗，就拿出来说说。那就是我很难和她一起出门。因为随便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用眼光问我们“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决定，如果她穿运动服，我就做出副教练的样子；如果她穿时装，我就做出副模特儿经理的样子。别说，还真碰到过色情杂志的编辑问我能不能找她拍裸体照片。当我愤愤地回敬了那编辑时，高桥却问拍一次有多少报酬！

就这样结束我和高桥的故事，是不是有些不过瘾？是的，有点不过瘾。那就让我讲一段更精彩的。

和高桥生活的那一段时间，最值得回味的是我们的性生活。现在总结起来，真的，年轻人在一起，没有爱不要紧，因为没有爱也可以做出爱来。就像我和高桥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不跟我做爱？”我问同坐在沙发旁的高桥？

“没有爱怎么做？”高桥反问。

“我们一起做，不就做出爱来了吗？要不怎么叫make  love？不make，哪来的love？一make，love不就有了吗？”

“OK，说清楚了就行。”高桥移过来，一屁股坐到了我身上，那尺寸挡住了整个电视屏幕。她弯下腰来跟我亲嘴，舌头像钻头一样顶开我的牙齿钻进我的嘴里，紧接着又像吸尘器一样把我的舌头吸出去，紧紧含在她嘴里转动。那让我觉得很不卫生，甚至当心传染疾病。然后，她把我的工具从裤裆里掏出来，又用了她的“吸尘器”吸了进去。“那可是我撒尿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当时的小九哥，还不知道字典里有“口交”那么个词汇，更不知道那还是做爱的必然组成部分。  

我实在忍不住了，一把把她按在沙发上，脱了她的裤子就冲了进去。完事后，她问我：“你也不喜欢前戏吗？”

“前戏？是什么东西？”

高桥又以为我在装蒜，笑着说：“你找到我算是走运，因为我也是有没有前戏无所谓的。我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所以从此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自由进出。”

那以后，我们把灵魂高高挂起，进入到赤裸裸疯狂的性爱境界。我们真的做到了随时随地，所谓随时，是可以在我做饭的时候，边做饭边做爱；也可以是在她洗碗的时候，她会稍微蹲下，我从后面搭张小板凳。至于随地，那就更多，厨房里、客厅里、浴室里、甚至公园里、海水里，还有床上，那就不用说了。

我们特意凑钱买了台二手录像机，借了些成人片，（可惜爱琳家太远，否则我一定要去她家附近的录像店借那盒《空中奇遇》。我们学尽了“科教片”里所有的技巧，还觉得不够用，便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集中了各种文化的长处，实验着各种体位的可能性。现在回忆起来，有些高难动作，怕是只有杂技演员才能胜任。

高桥惊异地发现，虽然我小九不是运动员，但身体某局部的发达程度，甚至超过了她的那个教练。

不够完美的是，我们的体积相差甚大，所以有许多体位很难圆满进行。比如常规的男上女下位，螺丝与螺冒套上后，我就会够不到她的嘴，加上她一进入情绪就喜欢抱住我让我满嘴都是她的奶子，那做法虽尺寸刚好合适，但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孩子，心理很失平衡。如果采用后进式，也就是“狗趴式”，为了够着她的高度，我得先修工事，即用两个枕头把我高高垫起。但运动中枕头容易滑动，常常中途必须暂停，还能不杀风景！经过无数次实践，得出最理想的花招是她上位。那样，我只要支撑住就行。不是我支撑，是我的GG支撑！很快，高桥似乎也从那种蹲式体态中找到了一举两得的受益，那就是在做爱的同时，她可以顺便做身体基本运动。竟而发展成一种习惯，运动时她会从1数起，2、3、4直数到107、108、109。可怜小九并不是每次都有耐力支撑到她达到高潮所需要的次数。慢慢高桥修炼成调整她局部肌肉收缩程度的工夫，以配合我的耐力使之双方能同时到达终点。记得她的最高记录是229次，那个记录一直保持到现在。此外，我们一起还破了另外一个记录，那是在一起呆了三个月后，发胖了许多的她签证也快到期，在离开澳洲回日本的前两天，我们买好足够的干粮，关在家里一丝不挂整整两天。在那两天里，中日友好交流了多少次？每次交流的摩擦数是多少次？就遗憾不是三级片，所以不宜描叙得过于生动，同时也免得我的杰作因此而列入儿童不宜。

可惜高桥伊津子在本书只是个过度人物，否则，和她一起的那些生活，详细写出来，也一定会是些很精彩的故事。

两天后，高桥穿上衣服，显得更加精神抖擞，由爱琳送往飞机场。而我，由于骨头全部散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只好向爱琳撒了个谎说自己病了。那使得爱琳显得非常心痛。

当日，送走高桥，爱琳从机场打来电话：“你躺在床上别动，我这就来接你。”

源济

8，移民的捷径

爱琳送走高桥，从机场赶来，几乎是要用她小小的身躯把我那堆肥膘背起来。我把我散在床上的那堆骨头用牛仔裤捆起来，上了她的车。随后，爱琳回到我的套间，把我的衣服鞋袜清了一大箱子，放进车里，便一车开了回去。

就那样，我在爱琳那座房子里一直住到我离开澳洲。

我想，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出去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留学生身份成为合法移民。而未婚的留学生的移民捷径就是结婚。牛麦克便是我效仿的楷模。

牛麦克是我墨尔本La  Trobe大学的同学。记得头几天上课，他不跟任何人讲话，闷着头读他的书。直到有一次，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才试着跟他打招呼，并作了自我介绍。

“我叫陈丹，从湖南来。”  

“My  name  is  Michel.”

他不但是用英语回答，还回答得自我感觉特好。但看看他那头杂草丛生的头发和那双南泥湾般的土布鞋，还Michel呢！那难受劲只能赶快去厕所解决。

下课后，我回家经过大学的人工湖，看见那堆土包Michel蹲在湖边发愣。为了报复，我装着不认识他的样子。这时，我听见他叫我：“陈丹”。

“你是叫我吗？”我还是装得不认识他的样子。

“我叫牛爱国，是陕北人。”

“那在教室里为什么说你叫麦克呢？”

“哎，你初来乍到有所不知，中国人一出门就得装洋孙子。要装洋孙子，当然首先要给自己取个洋符号。我算是最朴实的了，我的中文名叫牛爱国，‘爱国’跟‘麦克’听起来算最接近的了。听听其他人，什么Mary呀  Nancy呀Tony呀。对了，你也该取个洋名字，你叫陈丹，对吗？那你就该叫Dani,Daniel什么的。”

Daniel，这名字不赖，记得在国内时我的美国朋友Patti也曾这样建议过，听说那名字还来自圣经故事呢。

“是啊，我的英文名就是叫Daniel，（我就是从那天开始叫Daniel的）告诉你我的中文名，是把你当哥们才、、、、、、”

“对了，哥们，你吃水鸭吗？”牛麦克看着湖里游来荡去的天鹅水鸭说。

真可谓哥们所见若同啊！“你知道怎么做吗，我是说你精通北京烤鸭的烹调艺术吗。”

哈哈哈、、、、、、于是，牛麦克建议等哪天晚一点没人的时候一起来这里打猎。我谢绝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在爱琳家里不用自己做饭菜。

他推着单车和我一起走，问我：“你住哪里？”

“我住得很远，要坐电车转巴士，一趟要走一个半小时。”我说。  

“干吗住那么远，多不方便。”牛又问。

“因为，住那不花钱。你呢，住在哪里？”  别人问自己一个问题，自己也要问别人同样的问题，这样才不吃亏。这也是我们的民族特色之一。就好像有外国人笑我们中国人打电话：

打：“喂”。

接：“喂”。

打：“你是谁？”

接：“你是谁？”

打：“你先说你是谁？”

接：“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干吗要告诉你我是谁？”

就这样，那个电话可以持续数分钟。

“我住得离这不远，骑车40分钟。房主是个黑女人，不是非洲的黑女人，是澳洲的原住民，所以是有户口的。你呢，住家是什么人？”牛说完又问。

“是单身澳洲籍华裔女人。”我答。

“Perfect，那赶快上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怂恿地说。

“我的房主是个基督徒，是个圣女，你说这种话真是亵渎。”

牛麦克听了我这话，上了他的自行车，头也没回，滚了。

        从那以后，我注意到，牛麦克在任何公开场合，比如餐厅，图书馆，室外的草坪，都总是在和澳洲女同学，而且每天都不同的澳洲女同学聊天。只有在没别人的时候才跟我打个招呼讲几句哥们话。

有一天，我在大学充满香气的厕所里，坐在舒适的马桶上休闲，忽然飘来一股牛屎臭，果不然，是那头牛在我的隔壁。

“下节课你帮我请个假。我约了个澳洲老娘聊天。恩、、恩、、、、”老牛边憋着他的吐故物质边委托我。在那种地方，让我感到他那个委托特别的臭。

“为了找女人聊天而耽误学习，值得吗？读书可是正事啊！”我教导他说。

“我的正事就是找女人。我只有一年的签证，已经过了半年了，还没有眉目。我必须在半年内解决身份问题。我既没有钱继续读书，又不愿意黑掉，更不可能回老家。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找个人闭着眼睛嫁了。不对，应该说闭着眼睛娶了。只要是个有澳洲户口的，年龄相貌条件不限。”

“结婚，那可是终身大事，怎么可以这样随便？”

“谁说是终身大事？两年大事。两年一过，我拿到定居，就跟她妈的丑婆拜拜。有了身份，美女还不随我挑。这叫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或者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走出单间，我们相遇在洗手池处。他一边洗手，一面对着镜子喊到：“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俺们的！”

“你，怎么用完了不冲水？”我屏着呼吸问。

“管他的，下面的人觉得需要自然会冲的。”说完，老牛又唱起了“下定决心，就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娶个丑婆。”唱着，顺手拿了一卷厕所纸塞进书包里：“太忙，没空去买纸，反正到处都有，不拿白不拿。这叫充分利用澳洲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等牛麦克走出厕所，我忍不住还是回到牛的单间，帮那同胞把他那些耻辱冲了下去。再看看没人，也从厕所卷了一小卷纸（不是整卷），像做贼一样快速塞进书包里。

三个月过去，牛麦克转学了。

一天，我接到牛麦克的电话，说他发现了一家私人学院，不但学费比较便宜，而且出勤管得很松。

第二天，我就去了墨尔本市中心找到了那家学院。那学院的全称叫“澳洲旅游服务学院”，是家以澳洲学生为主的私人学院。学院的老板是位叫凯西的年轻女人。虽然装成一副老成的样子，但三句话下来，就知道她还是个green  hand，还非常的嫩。等第二次去见她，我们就达成了我交三个月的学费，她给我六个月签证的协议。办完手续，临走时，凯西院长做出副很随便讲出来的样子，说：“你这挡生意我可是不划算，除了给了你的介绍人麦克牛介绍费，还要多给你三个月的签证。”

“什么，介绍人来可以拿介绍费？！”我心里一亮，立刻给自己找到了一条发财之道。

一个星期后，我与凯西院长正式签定协议，如果能找到50个学生，我就担任“澳洲旅游服务学院”的海外部经理。我除了拿工资外，还从每一个学生的学费里得一份介绍费。

我自己编写了招生广告，有英文版和中文版。那些广告通过各种途径很快在海外学生中流传，甚至被学生们盗版复印。就那样，我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找来了近200名学生。那发展速度使得学院措手不及，临时紧急租教室雇教师。三个月后，“澳洲旅游服务学院”的海外部发展到400多学生，一时成为墨尔本最时髦的签证贩卖处。而我，仍然拿着学生签证的Daniel经理，自然也成为了留学生里人所众知的权钱人士。也就是从那开始，我结束了澳洲广播电台那份费劲挣小钱的钟点工，以及放弃了所有乐团的演出活动。

从下了飞机不知道往哪里去，半年的时间，就坐在了澳洲旅游服务学院十三楼海外部经理办公室的大圆靠椅上，身边还摆了位从上海复旦毕业的超级美女秘书。那种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想起来还在心惊胆战。

作为经理，我参读了澳洲教育部以及外国学生办公室寄来的许多文件。其中印象最深的内容就是：继续发展澳洲的教育工业；更多地吸取海外廉价劳动力；为了已经在澳洲的留学生能继续交纳下期的学费和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以及把犯罪率减低到最低限度，要保证学生每星期20小时的打工时间，等等。（不是原话，是大意）

前面说过，学院的凯西院长很年轻很嫩，所以学院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换句话说，我的权利变得很大，大到一个签字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大到因过于相信我的秘书，闭着眼睛签了字，把那秘书的父母都免费弄到了澳洲。责任也同样很重大，大到为了课程的执照、由我与首都坎培拉教育部的有关人员直接打交道；还有为了给学生办签证、由我接来自澳洲驻世界各大使馆的电话。

关于办学的事情，是很值得另写单篇的，这里就不多罗嗦了。

有权有钱了，但日子过得并不安宁。常常到半夜三更还要接学生的电话。至于抱怨学生不交电话房租水电，或者不买票坐车被抓，叫我拿钱去领人的事情，更是每天的日常工作。最最可怕的是黑掉的学生们，受到人欺负没人帮忙来找我求救，比如有一个黑了的广州女学生天天被邻居强奸而不敢报警，这类事情叫我怎么办？

最最头痛的，是那些一两个月前还是我的同学，知道我底细的哥姐们，因为我又要跟他们讲哥姐们，又不能失经理的原则和脸面。其中一例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迪利斯小姐，就是那位曾一起在香港人威廉海伦家寄住过的北京高干子弟。她每天一进教室就开始睡觉，老师多次把她叫到我办公室让我教育她，但她等老师一走就跟我嬉皮笑脸。最后，我不得不当着全班同学宣布，“如果迪利斯继续这样，学院就请她走路。”她这才怕了，跑到我办公室求情，讲了她下面的故事：

迪利斯父亲出事，不能继续给她寄钱。为了买签证她跟一个越南人借了钱。开始还只是满足他一个人，后来那越南人天天叫人来赌钱，竟然把迪利斯当赌注。他们让迪利斯脱光了坐在一张沙发上，那越南人一输，赢家就可以去沙发干一炮。迪利斯实在忍不下去，干脆自己跑到妓院为人民服务去了。“我每天有七八个客人，工作到早晨三点，累是累一点，但想着是为自己做，也不能怨言。等弄足了钱，求老兄把我丈夫弄过来，我有了依靠就好了。兄弟你现在帮我一把，等我丈夫来了，不会亏待你的。”说着，她把裙子一撩，敞开坐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天啊！讲大实话，到那天为止，小九哥还是个嫖妓处男啦、、、、、、

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以及顺便帮迪利斯一把，我向学院撒谎说迪利斯转学了。三个月后迪利斯真的把丈夫弄来了。但奇怪的是那哥们在我面前只字不提迪利斯的事情，更奇怪的是来了不久就托我帮忙办另一个北京女人留学的事。

当然，迪利斯的事情只是学生们故事中的一个。那些故事要都讲出来，够另一本长篇小说了。

当我的学生们为下一期的签证找我求情讲好话的时候，他们哪里知道“和尚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他们的经理我也在为自己的签证发愁。虽然我可以不断自己给自己延长学生签证，但长期拿着学生签证当经理，总不是个办法。于是，剀西院长根据我的安排，为我办理工作签证出示了所有的文件。经过一系列手续，终于，我被叫到政府有关部门去面谈。结果，我的工作签证申请当然地被退了回来。

目标一暴露，反而就不好自己继续给自己办学生签证了。所以，我这个学院经理，在签字为我的400学生办延长签证的同时，在发愁着自己下一年度的签证。这是个多么大的讽刺啊！

而那阵爱琳特别的忙，当然是在忙教堂的事情。一天，她回来，一起坐在餐桌上吃晚饭，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我外出一年，你能不能继续住在这里帮我看房子？”

接着，她描述起刚刚教堂开会的情况：

教主说：“从明年一月开始，我们想把教会的会费，从弟兄姐妹们工资的10%，调整到12%，为期一年。为的是能更多援助柬埔寨被地雷炸残的孩子们。大家有没有意见？”

会场出现短暂的议论声，但没有人表示反对。

教主又补充说：“还有，明年我们教堂要派两名去柬埔寨工作一年。现在还只有一人报名。其他有自愿者吗？最好是位姐妹。”他说着，把眼光转向了爱琳。

爱琳低下头：“我、、、我本来是很想去的，可现在家里有个人，就是那个中国来的留学生，不过我们、、、柬埔寨的事，万一没人去，我可以考虑、、、、、、”

爱琳的表态，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爱琳以上的描述，使得我更加惶惶不安。因为，不是我能不能帮她看一年房子的问题，而是我还能不能在澳洲再呆一年的问题。

白天在学院，伤学生的脑筋，回到家里，伤自己的脑筋。那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终于，以下的故事发生了。

那是在我澳洲的签证快要到期的一天，黄昏的夕阳斜照着我们那座惬意的小洋房。门口的邮筒上写着“爱琳&丹尼”。为什么说是“我们的小洋房”呢？因为，我用办学院发横财来的钱交掉了爱琳买那房子的一部分贷款，所以，我已经成为了那房子主人的一小半。

那天，我开着自己的日本日产车回到家，估计等爱琳带晚饭盒回来还有一阵子，便像往常一样，紧闭卧室的窗帘，坐靠在床上，偷偷地看着成人科教片。我把声音调得很小，小到刚好能听见那些男女野兽的狂叫，小到自慰手接触被子的声音也清楚可听。

那天，爱琳开完会，和教堂的人打完招呼，留下来打扫完卫生，上了她的三菱小车。路上，在她父亲的中餐外卖店停靠了一下。

小车驶进洋房的车库，爱琳走出车，手里提着外卖的饭盒，通过花园，开门进了客厅。说：“我回来了。”却没有回音。她把饭盒放在餐桌上，打开炉子烧了点水，冲了一杯咖啡一杯Milo（中文应该叫“麦乳精”吧？），又喊了一声：“吃饭了。”

看着电视里那些精彩刺激的镜头，兴奋到忘我境界的九哥，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爱琳见我还是没有动静，走到我的卧室门口，犹豫了一下，贴着门听到我喘粗气的声音，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把门推开一看，立刻像触了电一样：“Oh,  My  God！”爱琳用手连连画着十字架，猛地朝客厅的耶酥像跑去。慌忙中，她碰倒一个花瓶。

花瓶清脆的破裂声把我从性境中惊醒，连忙关掉电视，用被子蒙住了头。

这时，电话铃响了。

爱琳：“丹尼，是你的电话。”

“不接不接，就说我下班了。”想着肯定又是哪个学生打来的求情电话，我没有好气地说。

爱琳跟电话里的人讲了一句话，又叫我：“他说他是麦克牛。”我这才急着跑过去接电话。

“哥们，你猜怎么着，我从明天开始不去上学了！”

“你怎么？一定要黑掉吗？”我问。

“我结婚了，身份问题解决了。”  牛麦克兴奋地唱到。

“是吗！恭喜你。大嫂丑到什么样？”我心里一阵妒忌，但还是强忍作问。

“还行还行，就是黑点，就是我那个住家，土著黑人。她虽有两孩子，但没结过婚。嘿，黑就黑点吧，反正干那事都关着灯的，两眼一摸黑。哎，不管黑人白人，能解决身份，就是好人。我说哥们，你也赶快找个人把身份解决了吧。”

接完牛麦克的电话，我装得若无其事地来到餐厅。餐桌上，两人默默地吃着盒饭，相互揣测着对方的心思。嘴里的饭菜变得无比乏味。

“丹尼，你不觉得你最近变了许多吗？”  爱琳终于忍不住了。

“没有啊。最近，是指从什么时候。”我故意缓和话题。

“自从你当上经理以后。”  爱琳却显得有些执意。

“哪方面？”我还想缓和。

“各方面，比如对人的态度方面。”  爱琳好像还要讲下去。

“我对人态度怎么啦，你以为我是耶酥，对什么人都、、、、、、”

“你不能这样称呼主的名字，这是罪过，罪过！”我那是第一次看见爱琳那样严肃。

“别一天到晚跟我主呀主的，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们那套封建迷信。”这时的九哥，不再是爱琳的篱下客，而是那房子的小半个主人。逮着机会，为什么不斗争一下呢！

“怪不得躲在房间看那些肮脏的东西，你脑子有病？”  爱琳的语气转向气愤。

“我，是个男人。是男人，就有那种需要，你明白吗！你可以做修女，但我不能做和尚。我暂时没有女人，除了自我服务，我还有什么办法？”我理亏气壮地。说完了又补了一句：“你，闲也是闲着，干吗不一起用用！”  

在这种问题上，爱琳没有放让：“女人不是男人发泄的工具。婚姻以外的性交是上帝不允许的，是罪过。我是个基督徒，我的，只能给一个人，一个要跟我结婚的人。”

“结婚！”我眼睛一亮，刚才牛麦克的教导又在耳边响起“你也赶快找个人把身份解决了吧。”我顿时意识到，牛麦克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哥们，他一定是上帝派给我的使者，因为是他指引我走上了经理的道路，今天他又为我带来了上帝的旨意，安排我搞掉爱琳，和她结婚，结了婚就可以移民了。

感谢上帝！这一回，我选择了相信上帝。

我把爱琳抱起来：“结婚就结婚，咱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结婚！”  于是唱起“下定决心，就怕牺牲，排除万难，去娶个老婆。”

  “你疯了！”  爱琳挣扎了一下。“结婚！是真的！！”她全身一软，放弃了挣扎。

床上。

  “痛、痛、、痛、、、”  爱琳的喊叫。

完毕。

“你来月经了？”我望着我那被撞得头破血流的钻头问。

  “你是真傻还是演戏？是你弄破我的处女膜了。”  爱琳羞涩，但充满幸福地说。

“你，是个处女？！”

“刚才还是，现在已经不是了。”停了停，她显得难为情，但还是说了：“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吧？看了那么多脏片，也没受点教育，都不知道做点‘前戏’。痛死我了。”

我听着爱琳充满幸福的抱怨，看了看她的脸，居然觉得她一时变得漂亮起来。

和爱琳一起洗澡时，她直楞楞地盯着我那垂头丧气的钻头。那种看法，比日本高桥小姐初次观摩我还难过。

晚上，躺在爱琳的床上，觉得满床都是刺。突然，窗外一声霹雳。爱琳突然从床上跳下来，跑到客厅打电话：“教主，对不起打搅你，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不能去柬埔寨了。事情来得很突然，太突然。我、、、要结婚了！”

我躺在床上，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也觉得很突然，太突然了！我那几个月的犯愁；也是许多人想尽办法，走尽门路，花尽大钱，甚至不惜生命危险，仍然一辈子都可能打不开的身份之门，我就那么几分钟，用我那小指般，sorry,讲错了，是比小指粗壮许多的第十一指，那么一顶，就顶开了。

我闭上眼睛，仿佛看到屋顶被桶开了个洞，一束强光从天而降，使我的罪孽和卑劣暴露无疑。

        刚想到这里，我乘坐的飞机抵达莫斯科机场。希望大家没有忘记，我的故事采用的是倒叙手法，是从我离开澳洲，上飞机去挪威开始的。那么，既然已经决定和爱琳结婚，而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在澳洲呆下去，那为什么又要离开呢？这个谜，有待下回分解。

源济

9，与爱琳的婚变

抵达莫斯科机场，我挪动了几下冰冷的身体，很庆幸自己还没有僵硬到不能动弹的程度。下了飞机，我以奥林比克的情绪冲进机场转机厅，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那转机厅比飞机上还要冻。莫斯科的室外不但没有气温，还倒欠20度。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室内没有暖气，你说冻不冻。我急着找厕所，准备像我计划的那样“用厕所的热风吹手机把全身解冻。”厕所是顺利找到了，但没有热风吹手机，只有擦手的纸张。我灵机一动，纸张也要利用。我拿了一叠纸塞在肚子前，用皮带将纸固定起来，那样至少可以保持肚子的一部分温度。走出厕所，我找到转机办公室，要求借一床毯子。但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那位身披军大衣的女人还关心地补了一句：“我们这很冷，要多穿点衣服。”对于这样的忠告，你说我是该谢谢她，还是该操她的（？）。

我只得躲在一个相对避风的地方，从小包里拿出毛巾等一切带绵的物质，把自己包起来。这时，我看见旁边一个巴基斯坦女人，拿着件巴基斯坦女人的彩色民族绣花袍给另一个巴基斯坦女人看。我使尽我全身最后的热量撒了个谎：“我非常热爱巴基斯坦的民族服装，你这，怎么卖？”

数小时后，上飞机的时候，在护照复捡时，那莫斯科官员拿着我的护照看看，又看看那身巴基斯坦女袍里的小九哥，又看看护照，又看看我。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那官员居然不懂英语，而一口法语。

终于活着上了从莫斯科去奥斯陆的班机。上了飞机，我觉得立刻到了天堂的郊外，不但有暖气，有毛毯，还有热咖啡。虽然从原则上我是咖啡盲，但还是连着要了几杯。等热喷喷的烤鸡加面包进了肚子，我才解除肚子前那些莫斯科厕所纸的任务。

那好，让我继续回忆。

与爱琳发生了那件“结婚”事件以后的星期天，爱琳硬是磨到我没办法跟她去了教堂。做弥撒的时候，我没情绪听教主讲道，心里想着我自己那些麻烦事，学院的麻烦事，个人的麻烦事。忽然，我的耳朵打断了我的思绪，因为听到教主说：“我们在这里也要祝福我们的一位姐妹，祝福她找到了生活的伙伴，并希望他们的结合符合主的意愿，希望他们终身和睦相爱。”虽然教主没有点名，但那明显是指爱琳和我。我心里一阵慌乱，下意识看了看爱琳，只见她嘴里念念有词，在不断祷告。

弥撒完了后，又是弟兄姐妹把食物放在一起，像开家庭聚会一样。倒不是仅仅因为在澳洲呆了那么些日子，天天吃着爱琳的饭菜，小九哥已经发福了不少，所以没有以往的食欲，而是我利用爱琳搞身份的阴谋在那种神圣的地方显得更加卑劣，仿佛自己像裸露着全身站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样难过。我几次示意爱琳我得开车先回去，（我早就有自己的车了）但爱琳总是一个回答：“教主现在没空。”

终于，爱琳带着我进入了教堂后面教主的那间小房子。看见教主，我好像见到了上帝，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在颤抖。然而，明明听到教主对我们说了句：“祝贺你们，我的孩子们！”接着，教主又说了一些什么“你们的结合是上帝的安排，所以一定要遵照主的旨意、、、、、、”云云。是我的本事之大，把上帝都给唬住了，还是这真的是上帝的安排？连自己一时也糊涂了。但，至少，我不再颤抖了。

如果以为教主接见我们，仅仅只是为了对我们说一句“祝贺你们，我的孩子们！”那就过于天真了。因为，接着教主就问了我“是不是已经彻底认识到了主的存在，以及愿意接受主。”记得我初到澳洲机场，两眼一摸黑没有地方去，打电话找教主帮忙的时候，曾经许诺“只要你帮助我，我也可以相信上帝。”男子汉小丈夫，怎么可以讲话不算话呢？再说，自我来澳洲以后，一帆风顺，心想事成，难道不是上帝的力量？我当然地点了点头，表示我愿意相信上帝。教主显得很高兴，说了句：“上帝保佑你。”那句祝福，祝得爱琳直冒眼泪。随后，教主又问了我一个问题：“愿不愿意成为教会的弟兄。”我也当然地“愿意”了。像贝多芬说的那样，连“全世界人类”都“皆兄弟”，去教堂跟人称兄道弟又有何妨。本以为，表个态让教主满意，我就可以回去了。结果却不然。教主虽做出满意的样子，但没有放我回去，而是把我交给了另一个弟兄。接下来的手续就变得是那么的复杂。

那位弟兄是教会管帐的。跟着他，我们来到另一间小屋。他向我讲解了成为教会会员的手续仪式以及义务。比如要接受教堂的洗礼，向圣经宣誓永远信奉主等等。那都好办，这辈子宣誓的事儿虽做得不多，但小时侯入少先队时也对着队旗宣过誓，“要接过先辈的枪，把革命进行到底”云云。所以，我的理解是：所谓“永远”“到底”之类的誓言，都只是针对一个相对的历史阶段，是可以见风使舵的。然而让我心痛的是，接着那管帐的弟兄告诉我：从我成为教会会员开始，就要将我收入的12%交给教会。我立刻问他能不能后悔，改为缓信上帝。“那是你的信仰和自由，但是，本教会是不认可教会会员与非信者的婚姻的。”看来，我是非信两年上帝不可了。接下来那管帐弟兄花了不少时间向我解释12%的计算方法。我终于明白了不是从我的毛收入，而是从我的净收入，也就是从毛收入里去掉开支，税等等剩下来的那一部分里面，交12%。那还差不多，因为在算净收入时，里面一定有不少手脚可以做。接着，管帐弟兄问我能不能给他讲讲我上一年度收入税务的情况。“上一年度，我还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啦，我作为湖南广播电视厅的国家干部，每个月56元8角人民币，其中还要买10元钱的国债。”于是，管帐弟兄把我们介绍给了另一位职业税务士弟兄。

我整理了所有的发票，甚至查了查看成人绣的票据，发现并没有表明内容，也算上是文化学习活动开支的凭证。和爱琳一起，按约好的时间去了税务士弟兄的办公室。那弟兄见到我们，远不像在教堂那样和蔼可亲，而是十足“公事公办”的样子。在办公之前，先介绍了该税务所的收费标准。之后，那税务士弟兄把我的收支简单一算，咧嘴一笑，说：“按你这样报税，你早就饿死了。”

回到家里，爱琳很严肃地问我：“既然你的收入那么少，你哪来的钱交房子的贷款和买车？”只有对爱琳，我可以讲实话：“那些钱，是暴不得光的，因为那是我和院长凯西的个人协议。由于学院以前没有那样的先例，所以凯西院长和我都不知道具体应该如何操作。还因为那个协议如果暴光，怕引起其他教师员工的妒忌，所以只能瞒着，当然也包括学院管帐的。我们的做法是，从学生的报名费学费里给我的那一部分提成，根本就不进学院的帐。

爱琳听后，半天没有言语。最后，她说：“只要把钱用得正当，主就会饶恕我们的。”老实说，我当时根本没有在意爱琳那句听起来很随便，很和稀泥的话，直到我去了挪威数年后，爱琳把我们的房子卖掉，把钱拿去支助柬埔寨被地雷炸残的孩子们，我才真正从骨肉里理解了她那句话的意思。好一个“把钱用得正当”！

总之，经过税务士弟兄核算的结果，教会通知我，按照我那一年收入的情况，不需要交纳会费。听了那个消息，我过了一大关，心里真的只有一句话：“感谢上帝！”

我自己的婚姻在顺利地进行，但学生们中婚姻带来的麻烦就越来越多。比如，过去在La  Trobe大学时的一位上海女同学阿芳，刚来澳洲时与其在上海的男朋友相爱无比，有几个硬币，饿着肚子都要跟男朋友打电话。到后来，钱不够，接通的那一瞬间听男友说一声“喂”都感动得流泪。但是，后来为了解决身份，还是只好在一个澳籍菲律宾年轻人和澳籍意大利老头中间选择了老头。因为她算计到那很老的老头没有什么性能力。事实也证明她的算计是正确的，但那并不妨碍那老头在她身上寻找性刺激。具体点说就是他们每天吃的蔬菜，比如红萝卜、茄子、黄瓜、苦瓜等，都是第二次利用，因为那些蔬菜首先都在她身下磨练过。本以为最难过的莫过于白萝卜，但那毕竟还属于蔬菜类。“没想到那吃斋的死老头，昨天买了条活鳗鱼，你说恶心不恶心？”阿芳在向我求情恢复她的学籍时诉苦说。“鳗鱼！”岂只是恶心，简直是恐怖!  

写到这里，想必又有读者会说九哥在意淫了。哎，信不信也只好由你了，反正我听了那天方夜谈，才确信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啊！

另一对浙江夫妇，（名字忘了）看上去感情很好。那丈夫说他会修车，我贪图小便宜把他带到了我的家，让他看过我和爱琳的车。他装模作样说我车里少了机油。结果买了一桶机油，他把我和爱琳的两部车所有能打开盖子的里面都灌满了油，包括刹车液盒子里。第二天去学院上班，我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完全失去刹车。好在高速公路上没有人减速停车，才使我可能把车慢慢靠边，幸免一死祸。停好车。跑了一公里多远的地方拿起救援电话，首先打给爱琳。幸亏爱琳刚发动车，还没有出车库。

叫汽车俱乐部的人把车拉去修，我乘出租车赶到学院。可当天那丈夫正好缺课，我对那妻子的态度就可想而知。那以后，丈夫再也没有在我的面前出现过，只托妻子给了我一封简单的信。信的内容大致是：“给你送信的女人不是我真正的妻子，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所以我的事与她无关。关于汽车的事，决不是我有意要害你。我不来上课了，也不是由于汽车的事，而是我早就想好了黑掉，因为我反正要黑掉的，迟黑不如早黑。”那以后，妻子一直坚持来上学，我也没有再问过她有关她丈夫的事。直到有一天，妻子找到我问：“能不能帮我找个便宜的单身女人住处？因为我男人不能继续供养我了，所以想离开他另外找个依靠。”一追问，才知道，原来是丈夫为了为妻子交学费，在他打工的中国餐馆里“借”了点钱，随后与老板发生了纠纷，竟然导致手被打断！那老板给丈夫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澳洲，你连一条狗都不如，打死条狗还得报案受动物保护法的制裁，打死你，做成人肉包子卖了也没人知道，因为你在澳洲政府的人口登记处根本就不存在。”那以后不久，妻子也不来上学了，据说是找到个澳洲人嫁了。但听学生们议论，结婚后不久她就被澳洲丈夫赶了出去，原因是她对丈夫不忠，竟然从家里偷东西去接济一个中国“黑鬼”，就是那个曾为她交学费手被打断了的“黑鬼”。

当然，给我打击最大的还是一个女学生的自杀，就是那个为了把丈夫搞到澳洲来而去妓院服务的原北京高干子弟迪利斯。由于她最后的记录是本院的学生，警察来过院里向我了解情况。听迪利斯的丈夫说：“老婆是因为得了病想不开。”但她得的只是非淋性尿道炎，是一般性病，是完全可以治疗的。所以不知道她自杀的原因仅仅是她医学常识不足，还是也有心理的因素。迪利斯的丈夫跟我讲完妻子的事，还挤出了两滴眼泪。那两滴眼泪让我刚为迪利斯感到好受一点，那哥们又问起他请我帮忙办的另一个北京女学生办得怎么样了。那问，问得我又为迪利斯揪了一把心，一直揪心到现在。这便是为什么一定要为她的事多罗嗦一笔的原故。

一个人，承受了死亡以后，就不应该有更可怕的事情了，除开“活着”以外。经过迪利斯的死，小九哥经理也变得坚强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变的麻木起来。我开始学会了把工作和感情分开，不再把学生看成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而仅仅把他们当成我的工业原料。我想做其他任何职业的人也一样吧，要不执行死刑的刽子手那一刀怎么砍得下去、、、、、、

哎，我前面说过的，不去翻学生们的老帐，因为翻起来，会不知不觉变成另一本长篇。所以，学生们的事儿，就此打住。

我的工作签证被澳洲政府拒绝了的事情，在学院教职员中引起了一些风波。那风波的由头当然是有人打听到我发横财的奥秘，得了红眼病。为首的是澳洲学生部的S经理。开始，S经理还只是妒忌我的海外部突然地热闹，而澳洲部总是那样清闲。有时太闲了，S经理也会跑到我的海外部来神气神气。直到有一次，她竟然坐在我办公室里我的大圆靠椅上训斥我的学生，才使我不得不当着众人请她走路。那行动，撕破了我与S经理客套的假面具，而成为公开的敌人。于是，S经理纠集了一部分教职员工调查我的底细，反正她闲着也是闲着。终于，她向凯西院长提出了找个澳洲人取代我，“那样，可以省掉一大笔介绍费，更重要的是可以免除凯西院长因违法雇佣个学生当full-time经理而可能带来的麻烦。还顺便可以增加学院的形象。”小九哥是那学院教职员工里唯一的亚洲人，这已经是一大不利，加上人际关系，拉帮结派，从来就是本人的弱区，自然很快就被S经理打败。在S经理的操纵下，学院在报上登了广告，招收海外部经理。那一阵热热闹闹，天天都有应征的人来面试。我虽然很紧张，但比我更紧张的还是我那几百学生。因为如果经理一换，我和学生各人之间的各种口头契约就会失效。因为那些契约，大多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

很快，凯西院长找到了一个澳洲经理取代我。那天，凯西院长在S经理以及众教职员工的保驾下，与我进行摊牌仪式。她们很奇怪我听到决定不但不愤怒，反而满面笑容。甚至不加任何声辩，只说了声：“那好，我去清清东西。”回头便往门口走去。S经理带着趾高气扬胜利的微笑，突然指挥大家唱了一首送别歌，就是那首“索多-多多米瑞-多瑞，米瑞多-多米索拉、、、、、、”，一边故做殷勤地帮我打开门，还说了句：“请出，永别了。”

还没等我出门，S经理就被门外的景象所震惊。因为，门外挤满了我的学生们。我慢慢回过头，对凯西院长很随便很酷地说了句：“谢谢你给了我另一个发财的机会，因为，我将带走海外部大量的学生，去另外一家学院。”

凯西院长的办公室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因为我那句话提示了在场的各位教职员工，我的离去，将意味着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失业，当然也包括凯西院长破产的可能性。凯西院长立刻叫S经理把门关上，故作镇静地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的回答是：“没有要求，只想请S经理从外面把门关上，因为她有点碍事。”这一回，是S经理最得力的助手帮主子把门打开。学生们自动让开一条道。于是，我尊敬的S经理踏着庄严而沉重的步子，通过学生们的夹道向暗暗的电梯口走去。等她的身影消失了许久，那首送别歌，就是那首“索多-多多米瑞-多瑞，米瑞多-多米索拉、、、、、、”仍响彻走道。

我这才请凯西院长下令让教师们回到自己的教室等待顾客，然后我叫学生们回教室上课。等办公室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凯西院长说：“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签证怎么办？”

“那个，好办，我马上要结婚了。我的未婚妻是澳洲人。”

“你怎么不早说，弄出这么场闹剧。”凯西院长走过来与我握手。那当然不是一般的礼节，而是“继续合作”的契约。

那以后，听说S经理请假到欧洲度假去了。

就那样，30出头的小九哥，凭着自己的力量智慧和勇气，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畅通了我在澳洲呆下去的道路。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和爱琳睡觉。我指的当然不是一般的睡觉，而是男女睡觉的睡觉。因为，自头一次之后，我每想起，就会有一种不可饶恕的犯罪感，所以怎么也不能重复同样的事。尽管决定结婚后，爱琳好几次问我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去买张双人床摆在中间的卧室，以便需要的时候用。但我，一再借故，比如“我一个人睡惯了”云云。有一天晚上，我做噩梦，梦见我和爱琳结婚，通过上帝规定的真伪鉴别门时，我突然移不动脚步。爱琳又是拉又是推，终于接近那门槛，我“啊”地一声从天上掉了下来，一直掉到了床下。醒过来，我还在叫：“我不过门，我不过门。”爱琳闻声赶来，告诉我是做了个噩梦，还问我摔坏了没有。那以后，我一到晚上就怕睡觉，竟而养成了习惯，让爱琳到我的卧室抱着我睡，像哄孩子一样等我睡觉了才回她自己的卧室。渐渐，我习惯了与爱琳一起生活，并逐步对她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爱，一种超越男女，甚至超越姐弟，完全信任完全依赖的爱。那种爱，在任何字典上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所以我只能感觉。我这样说，不知你能不能感觉得到。

而爱琳，也在发生变化。除了变得开朗、年轻，也变得爱漂亮，甚至开始化妆打扮。

在那期间，我与爱琳的父母多次见面。两位老人为女儿婚事的解决感到欣慰。使爱琳的母亲唯一遗憾的是：“找了个中国人，却不会讲中国话。”她是指我不会讲广东江门话。

一切似乎都在顺利圆满地进行。我的签证也剩下不多了，再不结婚怕就来不及了。终于，向爱琳全家族宣布结婚的日子到了。

那天，爱琳全家人都到了，还请来了一些亲戚朋友。所谓爱琳的全家人，也就是她的父母，她的大弟弟和白人媳妇加个4岁的混血女儿；还有她仍然单身的二弟三弟。与各位握手轮到二弟时，爱琳特别对二弟说了句：“我已经找到我的了，你的呢？”那让我觉得他们姐弟间是不是在打一场赌。来的亲戚中我只认识一个，那就是经常因跟白人老公吵架而跑到爱琳家避难的表妹阿满狄。

阿满狄是一个完全澳洲化了的女人。记得有一次，她挨了丈夫的揍跑到我和爱琳的家里诉苦，那天爱琳不在，她过于激动而失去理智，抱着我差点发生了越轨行动。就因为她是爱琳的表妹，我真懊愤我不得不竭力保持我最后的一道防线，乱伦的事情怎么可以在基督徒的家里发生呢？就是可以乱伦，谁又能保证她不是为表姐爱琳来试探我的呢？

但那天的家庭聚会，阿满狄迟迟没有来。直到大家举杯庆贺我和爱琳的婚事，祝我们“白头到老”，吃完一碟又一碟，最后进入蛋糕程序的时候，表妹阿满狄才出现。与以往不同的是，她没有带她的白人丈夫，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瓶香槟酒。她给所有人的杯子里倒满香槟，然后是祝酒词：“祝贺爱琳姐姐与丹尼哥哥的婚约，同时，我借此机会，也请大家祝贺我重获自由。各位，为我的离婚，干杯！”

我心里一阵暗喜，想着两年后，也能像阿满狄一样，为离婚干杯。

回到家里，两个人坐在电视前，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想不到，阿满狄妹妹离婚了。”我没话找了句话讲。

“她不信主，可以离婚。但对于基督徒，主是不允许离婚的。就是允许，我也不会允许我自己。跟我离婚，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Over  my  dead  body.’是她的原话。”爱琳说完，看了看我，似乎是在等着我作出什么表态。我避开了她的视线，装着看电视。

晚上，我又做噩梦了，梦见我被判了死刑。法官宣判说：“虽然为达到自己一定的目的而暂时欺骗她人的感情利用她人的国籍，只属于道德败坏，但造成人命，就是犯罪。”接着，那法官一声大吼：“推下斩首。”

我一声惨叫，往十八层地狱掉去。幸亏第十七层，是我的床下。爱琳跑过来帮我换床单。尿床，那是孩儿时的爱好，已经二十几年没玩过那游戏了。

“我不能杀人！”

不与爱琳结婚的事，就是那样单方面决定了。

不结婚了，那么签证的事，怎么办？

源济

10，离开澳洲离开爱琳

飞机接近奥斯陆，美丽的城市尽收眼底。想着就要跟安娜见面，心情无比激动。不久前的那些烦恼，顿时风吹云散。

所谓“不久前的烦恼”，就是我决定不跟爱琳结婚后那个继续在澳洲呆下去的签证问题。是在那以后不久，我接到安娜从香港打来的长途电话。安娜在电话里说她刚刚去过广州，路过香港要回挪威，想起我这个中国朋友，才随便打个电话试试。如果她真的只是“随便打个电话”的话，那她那个“随便”的电话就“随便”地救了我小九一命。

“我决定不跟爱琳结婚了。”我说。

“为什么？你不爱她吗？”安娜问。

“爱不爱是另一回事，主要的问题是我不能杀人。可这事爱琳还不知道，你说我该怎么办？”我问。

“这种事你要我怎么说？丹尼。”  安娜说着：“又要塞钱了，我没有硬币了，还是写信吧。到了奥斯陆我给你写、、、、、、”电话断了。

我天天守着邮箱收信。终于来自挪威的信放进了2nd  Ave  19,  Box  Hill的邮箱里。

我打开邮箱，清开一叠广告，帐单，找到了盖有挪威邮章的信，匆匆跑到卧室，关上门，又叉上，颤抖着打开了信。

亲爱的丹尼，

、、、、、、

我也觉得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结婚。除开你的感情现在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外，我还觉得你应该趁年轻再多读点书，因为你是一个很有才华很能干的青年。给你自己一点时间，离开澳洲一段，冷静地想一想，可能会有好处。这是为了你，也是为了爱淋。

、、、、、、


你忠实的，

安娜

我立刻给安娜回了信

（为了节省纸张和大家的时间，下面只写信的主要内容）

亲爱的安娜，

我目前的精神确实处在混乱之中。可能的话，去挪威安静一段时间可能真的会有好处。我同意你关于读书的意见。其实来澳洲之前，我曾报考过美国三所最高音乐学府中的两所，就是依斯曼音乐学院和印第安那音乐学院，我被两所同时录取为硕士攻读生，并且取得相当部分的奖学金。只是因为我当时交纳不起那笔高昂的生活费和没有找到担保人，才转来澳洲的、、、、、、

我想知道，到挪威留学，费用很高吗？

你忠实的朋友，

丹尼

很快收到安娜的快件：

亲爱的丹尼，

我目前在奥斯陆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同时兼系秘书的职务。

为你是否可能来挪威奥斯陆大学读书的事，我向哈教授请教过。他说如果你能出示依斯曼音乐学院和印第安那音乐学院的所有文件，应该是可以免去考试取得本大学的学籍的。

关于学费，挪威是个高福利国家，医疗和教育都是免费的。这对外国留学生也一样。凭你的资格，来读音乐硕士的话，不但不用学费，连生活费都可以从政府那里贷款。虽然理论上贷款是要偿还的，但留学生毕业后只要不继续留在挪威，回到自己的母国，挪威政府一般都不追究。

如果你想先来挪威看看，我可以向你提出邀请。为了节省时间，我随信附上邀请书。把你的护照一起寄挪威大使馆，你应该立刻可以得到三个月的旅游签证。如果你决定来，打个电话给我，我会立刻打电话给大使馆请他们尽快办理你的签证。

这是我目前所能帮你的。

你忠实的，

安娜

读书不交学费反拿生活费，你听说过世界上有这么愚蠢的事情吗？！那对于我，不就是一举多得了吗！

我心里止不住的激动，连学院的那些麻烦事，都一下子变得可爱起来。凯西院长见我成天乐呵呵，常常是答非所问，怀疑我是把脑子忙坏了，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在澳洲，去看看精神或心理医生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再说，那也包括在澳洲的全民医疗的范围之内。”

而爱琳，至少从表面上好像没在意我的变化，还在问我什么时候买戒指正式向她求婚，以及何时、如何办理结婚仪式。

果然，我去挪威的旅游签证很快就到手了。跑到旅行社，不就便宜，便买了最早去奥斯陆的机票。那出发的日期，刚好是我澳洲签证到期的前一天。

我只向学院请了个短假。因为如果我说自己要离开，很可能会引起骚动。再说，我也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以免万一挪威的事情不顺利。

教堂那边，我就省了那份心跳。因为，我反正还不是正式会员。

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通知我在澳洲所有的朋友和熟人，包括几个乐团的、澳洲广播电台的领导和同僚。我惊讶地发现在澳洲呆了那么些日子，竟认识了那么多值得打招呼的人。

就那样，我准备去挪威，迅速清理了我大部分的财产，留下的只是贪便宜买的一些大概是永远也用不完的日用品，比如洗发素、香皂等，还有就是从跳蚤市场买来的垃圾。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爱琳的母亲来到我们的家，一直坐到很晚。她甚至抱着我喊了声：“我的儿子。”我借故累了自己先睡了。半夜起来撒尿，看见她母女还在客厅，爱琳缩在母亲的怀里，像个小孩子一样。

第二天清早，爱琳说她全家都要去为我送行，所以我们先去了她父母家。爱琳的父亲是个没有多话的人，准确地说，是个基本上不讲话的人。那天早早，她父亲在用浇花的水管子冲洗着自己的汽车。据爱琳的母亲说，父亲买了那辆车后，自己用手洗还是第一次。那让我扎实地感到了那种沉重。爱琳的三个弟弟，也都向公司和学校请了假，小弟弟为此不太乐意，还被其兄训斥了一顿：“丹尼已经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出那么远的门，送送是理所当然的。”

一家人，浩浩荡荡好多车，我们来到墨尔本市中心一家较好的中国餐馆，由我请大家吃了顿告别中餐。之后，我告别了我澳洲的亲人们，一去就是十几年，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就那样，我离开了澳洲，离开了爱琳。但是，在我的心目中，那只是一种临时的离开。那种临时的感觉，这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改变。

我这本《圣女书女妓女》书的第一部分，就到此告一段落。接下去请看第二部分。

柳言

源济

11，初到奥斯陆的日子

顺利抵达奥斯陆机场。想着安娜正在机场外面等着，我肩扛脖吊腕挂手推着行李，踩着花旦似的小步，一口一个“对不起”越过全世界一切挡道的人们，上气不接下气出了边检来到抵达厅。本以为一出口子就是安娜的拥抱，但是，走出来好几步，把脖子延伸成鸭子的形状东张西望，也不见安娜的踪影。在开始的十来分钟，我一直期待着安娜会忽然从哪个角落冲出来，从后面抱住我给我一个惊喜。接着，我就想对她说就是想开玩笑也没有必要把过门拉得过长。再接着我考虑要不要生气。结果我真的生气了。再接着，我开始考虑要不要先找个便宜的地方住下，把行李放下再去找她算帐。因为，抵达厅里同机来的人都走光了。等了近个把小时，我终于忍不住想去问讯处打听打听旅社的情况。这时，一个机场工作人员和一个女警察向我走过来，说：“刚刚接到安娜的电话，说她已经往这里赶，所以请你再等一等。”

奇怪，她们怎么问也不问就知道是我在等安娜呢？我朝大厅里看了看，立刻自己找到了答案。因为那整个大厅里，亚洲人就我一个。

又过了半个小时，安娜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在不同地方不同心情下见到安娜，紧张之余，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陌生，那早就准备好了的拥抱，也临时改成了握手。

“今天要不先到我那呆一晚，明天，再帮你找地方住。”安娜说。

“也好。”我应和着，心想明天有另外找地方的必要吗？

安娜带着我往外面走去，忽然停住，问：“外面很冷，你没带衣服吗？”

“带了带了，我随便到哪都带着外套的，这是我自上海读大学后养成的习惯。不过，我现在不冷。”其实，我是怕箱子打开，再也合不上。一个人还好办，当着个洋妞的面摆地摊，怎么好意思。

“外面真的很冷，零下20%啦，还是、、、、、、”

“走吧。”没等安娜说完，我推了她一把，自己先往前走去。出了大厅的门，到了室外，我突然感到那风像刀子般扎人。

“怎么样，很冷吧。”安娜证实着自己的劝告。

“不要紧、、、哆哆哆哆哆哆哆哆”，那一连串的“哆”不是说出来的，是上下牙齿自然相撞的效果。

借着出租车里的暖气，我恢复了正常。安娜在跟我解释着她是因为大学系里开会走不开才迟到的。而我，却在贪婪地看着车窗外的景色，好像放过了什么就会吃亏一样。

抵达安娜的家，与其说是“家”，还不如说是她的“窝”，我把东西一放，还在考虑能不能坐在她的沙发上，（因为那沙发看上去好像是做床用的）安娜就急着说：“对不起，我得赶快出去，我要去主持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因为我是那个国际学术组织挪威的秘书长。”说着，她往一块面包上抹了层黄油，边吃边走，走了。

我这才往那沙发上一坐。开始打量着那房子来。那是间很小的房子，更贴切地说像单身学生的宿舍。沙发就是单人床，沙发打开把靠背放平就是双人床。一个书桌一张椅子，因为椅子上放满了安娜的东西，所以不能接待我的屁股。显然，这间唯一的房间，既是客厅又是卧室还是书房和餐厅。隔壁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厕所和淋浴在进门口的一侧。“麻雀虽小，肝胆具全啊”是我当时的感叹。

我的肚子忽然一阵咕噜，便到厨房找吃的。打开冰箱，除了面包，就是黄油果酱，还有些其他的，就不知道是不是吃的东西。揭开摆在电炉上锅子的盖，里面有一点点煮蔬菜，分析起来有红萝卜、西兰花、土豆、花菜。就那么一锅煮。我用食指弄了点尝尝，既没有油也没有盐，更不用说味精酱油辣椒酱。我顿时一阵冲动，怀念的冲动。怀念的当然是爱琳，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爱琳的冰箱，因为那里面总是会自动长出吃不完的美味来。除了美味，当然还有爱琳和我的房子，巨大的客厅，前花园后花园、、、、、、

肚子再饿，我的嘴巴也拒绝那些污蔑“食物”这两个字的煮蔬菜。也是出于刚到奥斯陆的新鲜感，我拿着在机场换的那点挪威钱币，走出了门。解释一下，安娜住的，是一栋小洋楼里的一个小单元。我下了二楼，在大门口碰到一个中年男人。我拿出在澳洲习惯了的火辣辣的热情，对那人招呼到：“你好吗，伙伴！”没想到那人没作任何反应。我想他一定是耳朵不好使，便加大了一倍音量：“你好吗，伙伴！”并且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绝对令人不可预料的是，他竟然对我清清楚楚地回了句：“不好不好。”那声调比外面的温度还要冻。再看看外面，已经见黑，便吓住了我出门的勇气。我抽了口冷气，回到了安娜的小房间里。那里，至少有暖气。

一个人坐在房间，干什么呢？就是把箱子打开清东西，那么小的房间，摊开了也没有地方放。实在无聊了，便采用了全世界人民最通用的“打发时间法”----看电视。电视机打开，一个老太婆播音员在念着什么东西。一来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再就是那念的东西很长，我连着换了几个台。不，我讲错了，我是说我连着“想”换几个台，但是，就一个台，那个老太婆的台。真不敢相信，就一个台！挪威不是在欧洲吗？连与世隔绝的澳洲，都有好几个台，怎么到了欧洲大陆，只有一个台了呢？

好不容易，安娜开完会回来了。“你在看电视？我已经很久没看了。”安娜说。从安娜那里，我也确认了挪威只有一个台，NRK的国家电视台。所以拥有电视机的人都要交电视年费，除非你的电视机是买的旧货或从瑞典走私来的，而且不装室外天线。也因此，挪威的电视节目没有暴力色情广告。多么纯净，或者说多么乏味！

没有和安娜讲上几句话，安娜就去冲淋浴。我听着水响，想着就要头一回尝试金丝猫的味道，全身一阵痉挛。安娜冲完，裹着条大浴巾回到房间，然后把灯关上，背对着我迅速换了条睡袍。我期待着节目的开始，虽担心自己还没洗澡，怕身体有从澳洲、新加坡、印度、俄罗斯积累来的混杂的味道，安娜却又把灯打开，连连打了几个哈欠，说：“明天很早要去大学，明天下午回来再好好聊吧。我瞌睡了。”说着，她把沙发靠背打开，又拿出一床毯子和一个沙发靠垫。她把那沙发靠垫放到自己脚的那头，指着那毛毯和靠垫说：“你今天就将就一晚吧。”正要睡，忽然发现我把那开了条微缝的窗子闭紧了，便叫我：“丹尼，请把窗子打开到原来的样子。开窗子睡觉是我多年的习惯。”

“你怎么不问问我吃饭没有呢？”我问。

“你吃饭了吗？”安娜说完，笑了起来，又用中文说了一遍：“‘吃过了吗？’你们这具有中国特色的问候，我怎么可以给忘了呢！”

“不是问候，我是说我还没吃饭。”我的肚子已经不耐烦跟她玩文字游戏了。

“丹尼，你是个baby吗？我是你的保姆吗？饿了自己不会吃饭吗？”

别说，她那三问，不但问得我意想不到，还问得我哑口无言。算了，饿一晚就饿一晚吧，反正饿一晚死不了人。哎，要是把爱琳的冰箱一起带来就好了。

胡乱冲了个澡，回到房间，安娜已经入梦。我好奇地看着她，金色的头发，高高的鼻梁，忐忑地摸摸她的胳臂，怎么像600号砂纸一样，又忍不住翻开她一只眼睛，比起兰色来，更接近绿色。看来安娜是真的累了，丝毫没有反应。有过与高桥一起生活的经历，初次和安娜共床，我不敢非礼，便关上灯，按安娜的安排倒在她脚那一头把自己裹在毛毯里。

不知是时差还是在飞机上睡多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翻来覆去，越睡越觉得冷。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朦胧地换了个头，钻进了安娜的被子。等两只手的一只探到安娜两个乳房的一个，才让口水失控地自然流淌。

我被人推醒，睁开眼睛，当然是安娜：“丹尼，我还不怎么认识你，我们还只是朋友，你怎么可以、、、、、、”

“我们只是朋友吗？朋友只是吗？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呢！”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

“能不能喜欢你，要等你和那个，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对了，那个爱琳的事情搞清楚以后。”安娜很严肃地说。

“我和爱琳的事情，什么事情？结婚的事情吗？我要没把那事情搞清楚，会背着我的全部家当投奔你吗？”我把开玩笑的口气调整到更接近认真。

“就是说，她不跟你结婚了。”安娜显得有些高兴起来。

“不是她不跟我结婚了，是我觉得结婚对爱琳和我都不合适，才决定奔你这来的。”

“真的！你能起誓。”

“起誓就起誓。”

“感谢上帝，我还以为我没有希望了呢。”安娜高兴地取下眼镜望着我。

“什么？你也相信上帝？”我开始紧张起来。

“不不，‘感谢上帝’，成为我们欧洲人的一句口头禅，是因为基督教是欧洲文化的基础。我本人学的就是宗教，我参加的国际学术组织就是研究世界各种宗教之关系的。这，以后慢慢再聊。还是说我们吧。记得在澳洲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就是约翰带我去见你那次。老实说，头一眼看见你，我就为约翰很快要失去他的挪威未婚妻感到遗憾。这不，我们、、、要我怎么说，除了‘感谢上帝’以外。”

我们重新入睡。这回，我的靠垫紧紧靠在安娜的枕头边，毛毯加盖在被子上。我抱着安娜，但自然往下伸去的手被安娜抓住：“今天，我们还是不要那样吧。”安娜说。

怎么外国人都有如此超凡的抑制力，高桥可以和我光着身子挤在浴缸里而不发生那种事；爱琳和我在同一栋房子里住了那么久，不发生那种事，现在的安娜，和我睡在一个被子里，也可以不发生那种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想想我在祖国的时候，只要一男一女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不发生那种事简直就是浪费。

第二天一大早，安娜又往一块面包上抹了层黄油，边吃边走，走了。

就那样，我开始了与安娜的共同生活，那生活的惯性，在挪威延续了八年。

源济

十二，与安娜最初的日子
（东西方文化之冲击）

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就是个把月。每天的生活显得很有规律，或者说很清闲很单调。安娜每天去大学上班。而我，参加了政府为移民举办的免费挪威语学习班。

挪威语学习班只上半天课，下午呆在家里就没有事情做。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奥斯陆几乎所有的亚洲超市，兴致勃勃地准备晚餐。那晚餐无非不是几种花样轮着转：蔬菜炒面、番茄炒蛋、顶多是给自己开一个小鱼罐头，其他就想不起来了。

安娜几乎每天都回来得很晚。眼巴巴等门一响，我就开始做菜。这时，安娜往往会拿张报纸坐在厨房，以表示在陪着我。而手里会拿一片面包，上面放一片奶酪，或抹层黄油，在加上点蔬菜，那可以是肉辣椒，红萝卜，生菜等，一杯咖啡，边吃边看报。等我的作品完成摆到了桌上，安娜就会说上一句：“看上去挺不错。”有时她甚至会用手捏上一点放进嘴里。

等我去厕所撒泡尿（我有饭前撒尿的嗜好）后，便叫她：“吃饭了。”

她却说：“我吃过了。”

“你什么时候吃的？”我问。

“刚才，就在你为你自己做饭的时候。”她答。

类似以上的对话，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如果你将来打算安排自己猎个洋婆或洋公，你那两锅铲恐怕也不会有充分的用武之地。同样，你也不要指望你的洋婆或洋公为你做些我们东方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有时我和安娜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叫安娜：“帮我弄杯水来喝。”安娜会显得很气愤，提醒我她不是中国妇女，并且声明那是最后一次帮我弄水，而且每次都声明是“最后一次。”

在挪威呆了一个月，我还没能认识到一个挪威人，除了挪威语学习班里那些认不认识无所谓的，或者说认识了也没有用的外国移民外。硬要说认识一个，便是马路对过跟我对着窗子的那个亚麻色头发的女人。事情是这样的：我下午一个人在家，真的是闷得发慌，电视节目不仅仅听不懂，内容题材也极其乏味；想出去走走又实在寒冷，鼻涕流出来马上就可以当冰棍卖；再说奥斯陆市中心就那么点大，走来走去也没什么地方好去。有时实在闲得无聊，就站在窗前呆呆地看着外面一辆辆驶过的汽车和偶而路过的行人。时而想起前不久澳洲的繁忙和那些麻烦事，觉得和如今的清闲比起来，繁忙可算是一种幸福。

有一天，我发现马路对面大楼里有一个年轻女人在和我做着同样的事，也是久久地呆在窗子前面。不同的是她会时常跟从她窗下路过的青年男子打招呼，甚至有时还从窗子里把钱丢下去托外面的年轻人买东西给她送上去。

开始我害怕过我对她的窥视被她发现，但久久，我们达成了一种默契，甚至会是是而非地相互打招呼。就那样，有时我们会面对面相互看很久，也不知多久，反正有的是时间。直到开春，窗外的树叶渐渐长出，慢慢完全挡住了视线。

过去，讲起“东西文化交流”，感觉总有些虚无，甚至觉得时髦还挺得意。但如今，“东西文化交流”具体到衣食住行上来，就不那么舒服了。和安娜一起生活碰到的许多问题中，首先是“吃饭”。

虽然吃饭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比如即使大家都是中国人，隔一个省吃不惯是正常现象。拿我本人来说，虽然自以为跑遍天下伸缩性很强，但仍受不了北京的菜咸。记得有一回和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老师坐进一家小饭店，那菜简直就是盐。叫厨师下一个菜不要放盐了，结果端出来的还是盐。最后那厨师出来解释说：“咱北京炒菜的锅就是盐做的。”我是湖南种，吃点辣的当然不怕，但在四川吃火锅，那种奇特的辣开始还能感觉，吃着吃着就麻木了，直到第二天上厕所，才领教四川特色后劲之厉害。而如果到郑州买一碗拉面，大概够日本人一个普通家庭吃一天的了。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是多么的丰富多彩。至于亚洲其他国家，比如韩国的“kimochi”，泰餐里的各种香料，印度的数百种咖喱，日本的刺身寿司，也都同属我们的东方文化。但如果我们东方人拿我们五花八门的饮食文化去和西方交流，那可真要吃大亏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没有饮食文化，但有也只是西方文化中很弱小的一部分。就连挪威开国宴，吃的应该也不过是面包土豆牛排三明治吧。

有牛排也行啊，大不了我自己准备一大瓶辣椒酱。可我那位敬爱的安娜，是个反对吃动物的。在本来就很贫瘠的饮食文化里长大的安娜，再不吃肉，那吃什么？光吃蔬菜水果，能省点钱也不错，可奥斯陆那种冰冻冻的地方，那个在街边撒泡尿可以把你的命根子固定在黄色弯弯的小冰柱子上的地方，蔬菜水果并不比肉便宜。比如想吃块和尚肉，官名叫豆腐，超市里也要卖到将近三个美金。

对安娜，我一开始就没指望她像澳洲爱琳那样，做饭或带饭。但我不怕，因为我是中国男人，像绝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具有会做饭菜的特色。但是，做好了都不能一起分享，那就是个难以忍受的遗憾了。和安娜一起生活，我们所发生的口角许多都与吃饭有关。

记得那口角的高潮发生在中国。那年，我带安娜回了趟老家。离开挪威以前，安娜对我提出了几个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要逼我吃饭。”一回到湖南老家，家里人，亲戚朋友一聚会，那还能不来它一大桌。我淳朴憨厚的母亲得知安娜不吃肉，发自内心说了句：“不吃点肉怎么行”，硬是把肉垛成肉泥蒙混在豆腐里。但那，也没有逃过安娜。她把我母亲敬给她的一大勺肉泥豆腐放进了我的碗里。这下我母亲不乐意了，说：“虽然在外面是外国朋友，但在家里就是我的媳妇，怎么可以这么不领家娘的情，这点肉垛得我可是手上的皮都磨起了泡。”我一听，知道如果安娜不把那勺肉泥豆腐忍受下去，我那可怜的老母怕是一辈子会睡不着觉，便对安娜施加了点压力。可是，我那不通人情的安娜，竟然拂袖离去、、、、、、。就那一顿饭也算了。可是那以后，为凑“国际友谊”的热闹，亲戚朋友们还能不一桌又一桌地轮流请。也就是在那以后，每次听到“吃饭”两个字，安娜就会像听到“鬼子来了”一样害怕。有一回，甚至哭了出来，对着众人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说了句：“我是不要吃饭！”

在吃饭问题上，安娜多次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嫉妒，“那么能吃还不发胖”。

安娜说她其实是很喜欢跟我去中国的。但在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年头，她只跟我回过两次国，其主要原因就是：怕吃饭！

和安娜一起生活的第二个问题是体温差。我真的不理解，她不吃肉，就那么单调的几片面包加土豆，哪里生产出那么多的热量。虽然和她一起生活了一阵后，对安娜“室外零下20度也要开窗子睡觉的习惯”开始可以忍受，因为反正把自己裹在厚厚的被子里。但平时，在开着暖气大概也只有十来度的屋子里，我常常冻得恨不得披上外套，而安娜却像脱衣女郎一样，一件件脱得只剩下件短袖。如果外面再飘进点太阳，她甚至会光着膀子坐在窗下。

至于穿戴，怎么说呢？安娜虽然长得不是那种时装杂志般妖艳的大美人，但白白的皮肤，（虽然粗一点，不摸是感觉不到的）金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漂不漂亮怎么说呢？和她一起照张相片，人家至少是彩色的吧，不像九哥怎么看怎么黑白。记得在澳洲的一次聚会上，有位美术家曾反复赞扬安娜“真美，真美。”  所以只要稍加打扮，应该说安娜是够漂亮的，尤其是对欧洲人面容不那么熟悉的亚洲人来说。可问题是安娜从不配合。我喜欢长头发，她偏偏把头发剪得比我的还短；我喜欢时髦花哨一点的衣服和裙子，她却每天穿着同样类型的“秘书装”和大腿裤；我喜欢高跟鞋，那更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论我用什么方式影响她说服她，回答都是“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和装饰。”就那么一句话，end  of  the  问题，散会。

和安娜最最难过的莫过于房事的不合拍。首先，要想与她合体，需做大量的前期工作，比如送花，开果酒，或外出看电影。我倒不是舍不得花钱，因为反正安娜会争着付她自己的那份帐，以表示与我的平等。偶尔我“忘”了带钱包也不会酿成灾难。我是觉得那些事情太麻烦而且很虚伪。做完情绪工作后，我又必须对她的身体动很多手脚。要等到她的身体有了反应，才能进行局部接触。而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折腾，我往往是全身筋疲力尽，所谓“全身”，当然也包括我那极乐无穷的祸根。想起和高桥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我一放松，两腿一敞开，我的小根根就会进入她温暖湿润的蜜嘴，在她舌头的爱抚扶植下成长壮大。但试着和安娜商量进行同样的程序，她像受了侮辱似的，几乎是愤怒地：“你把我当什么？妓女吗！”那态度还能不把我的小东西吓成缩头乌龟。

使我的兵器削弱战斗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气味。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过跟其她洋女的经历，曾以为洋婆都有那种气味。“她有洋婆气味能怪她吗？她就是个洋婆嘛”是我当时对她的原谅。说起来亚洲人非洲人也有气味，但应该说亚洲人的气味最为友善，或者是我习惯了吧。在欧洲住久了，接触体验多了才总结出“洋人的气味其实也各有差异”。

最后，我和安娜的房事不能如火如荼的障碍，可能是我们的尺寸不配套。客观地说，我的兵器按亚洲人的标准是够尺寸的。记得在祖国，我那家伙曾使爱九哥“爱得要命”的女孩子，为了“要命”而放弃了对九哥的“爱”。如果因为爱琳个头太小，拿她怨我“太大”打比不算数的话，那身高187的日本姑娘高桥怎么样，从来没有嫌过我的不够用啊！可是跟安娜，比喻成“泥鳅掉到井里”还不够夸张，要说“如鱼得水”“大海畅游”才够文学气派。

一天，我呆在屋里实在无聊，走出小洋楼，朝马路对过的窗子看去。一如既往那亚麻色头发的女人站在窗前。我向她挥手，她示意要我上楼。我徘徊了一阵，忐忑地上了楼。门没有锁，我推开门，试探着走了进去。原来那是个很年轻的女人，支撑着一只拐杖。她示意我坐在沙发上，自己也慢慢挪了过来。我们随便聊了些什么，大概是“我是中国人，我从澳洲来”云云。她告诉我说她叫卡丽。她对我的提问“为什么总是站在窗子前”的回答是：“我没有朋友，没有事干。”等我觉得该回家的时候，她突然把脸倒在了我的大腿上，并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我顿时惊慌失措。她安慰我说：“我不以此为生，政府有福利。我是实在太孤独太寂寞了，所以需要刺激。”我摸了摸她的胳臂，皮肤竟是那样的光滑细嫩，完全不像600号砂纸。再闻闻，也没有那股洋婆味道。我把她抱到床上，正要解除自己的武装，但想起安娜，一种难以战胜的自责感让我恢复了力量。我帮她盖好被子，对她说：“下次吧，我今天还有点事。”  卡丽显得有点失意，但没有勉强我，只是问：“能帮我洗个澡吗？或至少帮我去买瓶可乐买包香烟和几片三明治。买回来我会给你钱的。”

回到家里，想着我和安娜的事。

是啊，我对安娜本来就没有太多的爱，再不做爱，哪来的爱维持下去。于是，我每天坚持要求做爱。安娜也有了改变，也开始觉得在做爱之前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些虚虚的事情上不值得，尤其当她体验到我在那方面很蹩脚以后。慢慢，竟而发展成说干就干。到最后，都到了不敢相信，不能容忍，残酷而滑稽的程度。原因是安娜觉得每天花个把小时陪我做运动很是浪费，竟然边做边听收音机，或者听我给她录制的中国话语音磁带。请你试着想像一下，你一边听着自己的声音念到：“医生：派兰卡，你哪里不舒服。派兰卡：我有点儿肚子痛。医生：是着凉了还是吃错了东西、、、、、、”  一边“哼哼”地做着那种运动，会是个什么滋味？那一阵，我只好把耳朵塞上，闭着眼睛心里想着窗子对面那个亚麻色头发的卡丽。即使如此，在进行中有时安娜会打杈我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你刚才小便后冲水了吗？”甚至有一次，在我好不容易爬到山顶就要成仙的时候，她突然问了个学术问题：“是什么使中国摩梭人母系氏族家庭形式能延续至今？”

“我操你！”骂完了又遗憾那不是骂，而是事实，难以完成的事实。

不记得这是哪部电影里的台词“抱着你，就像是抱着一堆教科书。”

尽管如此，和安娜在“衣、食、住、行、性”上的不合拍，与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起来，简直就不是问题了。那些“其他问题”是什么呢？多了，比如：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道德伦理是非观，宗教意识哲学思想，还有等等等等。应该说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看法理解的差异甚至反对，才是我们之间真正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个月后，我完成了我的基本挪威语课程，进入了奥斯陆大学攻读硕士。

按照挪威大学的规定，所有学生在读专业之前，都必须先学一门课，那就是“哲学”。

一天，哲学老师没有来，我提早回了家。在走进小洋楼的大门之前，想不得朝马路对过的窗子看了看，奇怪卡丽的窗前站着个不认识的女人。我的好奇心憋不住，跨过马路，进了那大楼。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见我便说：“卡丽不在。”

“卡丽撑着拐杖，能去哪里？”我问。

“我已经告诉你了，卡丽不在，她住医院了。”那妇女说。

“什么！上次见面还好好的，怎么就、、、、、、”我惊呆了。

“两个星期前，她洗澡滑倒摔晕了，就那样，失去知觉记忆，变成了白菜人，住医院了。”

我迟迟不能从那个现实中苏醒。卡丽是我在奥斯陆唯一自己认识的一个人，才认识了一次，就变成了棵白菜、、、、、、那让我更觉得奥斯陆冬天的黑夜很长很冻。

从此，我不能再站在窗前往外看了，成天关在那间令人窒息的小屋里，简直要发疯。而安娜，也开始觉得回到家时时刻刻要看着我，缺乏privacy。于是，我们两都强烈地感到：“我们的生活必须有所改变。”

至于朝哪方面改变，怎么改变，请听下回分解。

源济

十三，我的谋生之道

在奥斯陆，和安娜一起住在那么间小屋，实在是很挤。虽然过去在祖国那些“越苦越革命”的岁月里，什么“命”都“革”过，但出国是为了享福，怎么可以继续革命呢？

那一阵，安娜说她忙完大学的工作后还要写学术论文，所以连连回得很晚。但我想她可能是有意避开我在外面偷安静。为了找房子，我骑着自行车在外面乱逛，没放过任何空房子或套间玻璃窗子上贴的出租出售广告。

花了好些天，几乎找遍了奥斯陆，也没能找到各方面条件都合适的。但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我们住的那栋旧洋楼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我发现一栋新宿舍楼，玻璃窗上贴有出售的广告。走进大楼一看，里面还有个很大的草坪。我激动地把那消息告诉了安娜。安娜听后不但没有作出应有的激动，反而说了句：“新楼一定很贵。我们两个人只有半份固定工作，银行一定不肯给我们贷款。”

不过想想也是，到挪威都三个月了，我还没有挣过一分钱。开始，我和安娜并没有实行经济责任包干制，双方都讲点客气争着付帐。但很快我从澳洲带来的那点现款就兑换完了。接着给爱琳去过一份特快专递邮件，要她立刻往我的银行帐上转3000澳币。但那3000澳币，在奥斯陆、那个世界上不排一也要排二排三昂贵的城市，也快消费得差不多了。

前面提到过，在挪威读硕士不但免学费，还可以从政府那贷款生活费。如果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离开挪威，那笔贷款一般就可以糊涂掉。但我的问题是毕业后没有离开挪威的打算，所以没有去动“占那份便宜”的脑筋。

我不是不想挣钱，而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如果只要能挣钱的工作就行的话，也不是完全找不到。安娜有个妹妹，在政府的福利机关工作，曾问过我需不需要她帮忙找点临时工作做做。“我怎么能干打扫迪斯科的活呢！从上海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南好歹是个乐团首席。留学澳洲半年后又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个‘海外部经理’的职位。怎么到了挪威让我去打扫迪斯科！笑话。”

当时的小九哥，暂时忘记了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的工作同志，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现在想起来，其实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听说美国大总统的孩子，也照样在餐馆端盘子。

“实在不行就干老本行去乐团拉琴吧。”安娜曾这样建议。但是，她有所不知的是，不是我拉琴的技术不行，而是我们中国人拉琴的风格很难被西洋人理解，所以要谋个乐团的正式工作并不容易。到乐团打打零工倒是可能的。不过，打零工那条蛇也咬人。记得过去在澳洲，也曾多次在乐团打零工。一个乐手要保持自己的水平，每天需要花上许多时间练习，此外还要花时间参加排练，演出一场也就一两百澳币。不过乐团打零工的收入比起在澳洲广播电台做节目来，还算是实在的。因为在澳广每星期虽然只做三十分钟的节目，但为了那三十分钟的节目，我几乎要花上所有的业余时间找资料写稿子和播音练习。回忆起来，在澳洲最初的日子里，我最最实惠的收入还是在塑料厂打过的那一个月的工。一天八小时，扎实有八个小时的报酬，只是天天都在边做边感到委屈。“怎么中国的艺术家跑到澳洲来沦为工人了！”

自以为有点屁本事就一副臭架子，好像也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之一。

初到奥斯陆的那段日子，小九哥真的是处在了“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状态。好在安娜似乎对我的感觉很理解，没有公开逼过我。只是为了生计，她自己除了大学的工作外，还到外面找了些杂事做。比如收私人学生教中文什么的。
最让我过意不去的是她居然给人当保姆。有一阵，每星期天她要去很远的地方帮一个移民妇女看3小时的孩子，好让那妇女去政府开办的免费挪威语学校上课。那份工作是安娜的妹妹介绍的。而那三小时保姆的报酬，自然由安娜妹妹的福利机关支付。为了表示同甘共苦，我也跟着安娜去过一次。因为那移民妇女的家离车站还要走很远的一段路，而去的那天我穿了一双从澳洲带来的便宜皮鞋，跟在安娜后面一路小跑，跑得我的小腿前骨巨痛，痛得不能移动。我真想请教请教做鞋的专家，便宜鞋怎么会附带那么个功能。看着我的安娜，那戴着副眼镜的学者兼大学系秘书，拿自己交给国家的税为外国人谋福利，帮一个打扮得花哨俗气的移民看孩子，不但心理不平衡，更觉得挪威人真的是很愚蠢很愚蠢。当然我也怀疑过，那莫非就是我们所讲的共产主义，为全世界人民做贡献。

安娜的种种优秀事迹虽然令我感动和难过，但并没有动摇我不去迪斯科扫地的决心。

好，让我把话题回到房子上来。

明明知道我和安娜当时的经济状况没有可能从银行贷款买房子。我还是建议安娜：“先去看看不行吗？”  于是，打电话找到了那家房地产公司。

那房子果然不错。盖了还不到一年，当然是全新。客厅有36个平方，两间卧室加很大的厨房和很大的浴室，另外还有间杂屋和阳台。价格一问，不到100万挪威克郎，也就是说不到20万美金。看完了，安娜和我一样动心。想着无论如何要把它买下来。

于是，我们到了银行交涉贷款的事。说头金我可以从澳洲调来，安娜的收入全部还贷款。但无论我如何信心百倍地讲得天花乱坠，银行的人还是建议我先好好想想究竟以什么为职业，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后再谈。

要挣钱，当然只有做生意。讲起做生意，安娜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卖中国画，因为那是我们认识的由头，而且那次我们合作得很成功。现在没有了约翰那个绊脚石，我们应该合作得更默契。我带着手里仅有的几幅国画做样品去了奥斯陆好几家画廊。总结的结果是，奥斯陆的市场与墨尔本完全不同。首先，澳洲靠着亚洲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澳洲人容易对邻居的文化感兴趣。其次是澳洲历史之短以及多元文化使澳洲人对外来文化有好奇感。再者是澳洲的人口多，华人以及与华人有瓜葛的人口也很多，所以有一个中国画的消费市场。挪威就不一样了，人口少、单一民族、历史悠久、远离亚洲，总之不论从哪方面都不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画消费市场。

那些日子，在生意上，我和安娜几乎天天都有新的主意。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文化人，应该做点大事情。大事情会有些什么呢？比如做电视节目交流。那真是个不赖的主意。

于是，我回了一趟国，到了中央上海广东电视台，受到了各台对外部部长的热情接待，并签署了由我“作为该台在挪威节目交换独家代理人”的协议。我花了许多时间，看了那三个台的许多电视节目，最后选中了中央台的记录片《小木屋》，上海台的记录片《摩梭人》，广东台的电视剧《小船》。回到挪威，在安娜的陪同下去了挪威唯一的国家电视台NRK，受到了NRK部门负责人的热情接待。那负责人告诉我，过去很少与中国大陆的电视台交换节目，所以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等我又花了许多时间看挪威的节目，选中其中一些节目准备与中央上海广东电视台联系时，才发现，我是在花自己的钱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雷锋，因为节目交换，请注意，不是“买卖”，是“交换”，那中间的差价在哪里呢？与NRK部门负责人再次交谈“不是交换，是买卖”之后，她告诉我：“把买卖节目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是不错的，有时也是有可能挣点钱的。但如果想把那作为饭碗，就恐怕经常要饿肚子了。”那负责人最后说：“本不该告诉你，中国的电视节目因为政治宣传性太强，所以挪威购买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对买卖电视节目有兴趣，还不如自己扛个小摄像机到处拍，拍了卖素材的实惠。”受了她的启示，我后来真的买了架半专业摄像机。有一次撞上附近着火，拍了一通还真卖给了NRK，得了1000挪威克郎，算是把摄像机三角架的钱挣回来了。

除了以上讲的电视节目交换的“生意”，我们还尝试过更大的。就是我曾在《开车乱游欧洲》里写到过的一件事情。我这里摘录一小段。“那是我刚到挪威的时候，想做点文化生意，回国正好碰到湖南博物馆的一位熟人，是过去一起下乡搞过省委工作队的老战友，他说他们正准备找国外的博物馆出展马王堆古尸。我与老婆玛丽安娜一商量，觉得是个做大生意的机会，所以自费去了趟瑞典的尤托博格，因为那里有个很有名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负责人听了很兴奋，只是十分担心古尸的保护难度以及费用。想着这件事做成了可能改变我们的命运，我带着玛丽安娜自费又飞了一趟中国。结果和湖南博物馆的负责人一谈，那个亲口对我说过‘古尸出展’的领导，却突然改口说：‘不是古尸出展，是古墓里的某些文物出展。’那一次会面，又一次证明了玛丽安娜的理论：‘从大陆领导口里出来的话，是很难算数的。’虽然我那糟糠玛丽安娜说那话时是带了些情绪的，但我后来为大陆的公司企业办的几件事，也都是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钱，结果通通被人过河拆桥了。这其中除了我老九‘不是吃大陆菜的虫’以外，是不是也有大陆人讲话办事的风格与国际不够接轨的成分呢？”

“被人过河拆桥”的事情，我随便可以举出一打例子，帮湖南酒厂联系废料处理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一例。我偶然认识了湖南酒厂的厂长。他说他的酒厂因大量有害废料流入湘江，每年要上缴大笔罚款。厂长说他知道挪威在将造酒的废料处理成肥料上有先进经验和技术，而且与北京酒厂的合作颇见成效。安娜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找到了与北京酒厂合作的那家挪威公司，并与那公司取得了联系，还写了封很长的信。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有意隐瞒了湖南酒厂的联系地址和联系人。信发出去后就毫无消息。等了个把月我们去打听，才知道那公司把我们踢开，通过自己香港的代理人早已经与湖南酒厂取得了联系。你说这事咋办？都没法去告他们！只当是又做了次洋雷锋。

大的做不来，我们就图实惠，想先做点小生意。

了解到挪威人有穿羊毛衣的传统文化，我也想过在奥斯陆开发一个艺术毛衣的市场。为此我去了上海，找到了上海两位姓陈的毛衣大王。收集了大量的毛衣资料。把那些资料带到挪威，找到挪威毛衣协会的人谈生意，却遭到那协会的猛反对。说也是，人家协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本国的毛衣市场不受到外来的侵略，怎么可能与我合作呢？

我也想到过进口中国的便宜手工具。我家老大的一个铁哥们在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给了我最优惠的条件，并且免费寄了一大箱样品给我。我背着那些沉重的样品跑了奥斯陆的许多工具店，结果大家都只留下一件做样品。之后我没有收到任何订单。但不久，奥斯陆市场出现了大量的中国便宜手工具，连跳蚤市场都在卖。

我也试着想进口湖南的浏阳花炮，但没有合格的仓库禁止进口。

我也试着想进口中国的健康食品，也就是中药。几乎写信给了中国所有的医药进出口公司。收到一些样品后，安娜花了大量时间心血翻译内容，送样到政府有关部门检验。结果出来后，正考虑进货，忽然有其他中国人说他们早就在进口那些东西，而且拥有独家进口权。

我甚至想试着进口餐馆用的小毛巾。但那也早就是别人的套路。

总之，我什么也没有做成。除了托朋友从南京买的两小箱眼膏，冒充小提琴清洁油进口后做“女人脸上疙瘩消除油”转卖给一家化装品商店，挣了点咖啡钱以外。

半年过去了，我的生意没有任何收益。一天，房地产公司的人打来电话问我们“那房子你们到底还要不要。”得知我们是在贷款上搁浅，那卖房子的把我们介绍给了另外一家银行。

银行贷款的负责人是一位中年妇女。她首先问了我的收入情况，得知我暂时没有收入，她把铅笔放在资料上，做出无可赖何的样子。我连忙告诉她，我在大学读硕士，毕业后一定会有工作。

“你学的是什么？”她问。

“音乐。”我答。

“音乐里的具体什么？”

“小提琴。”

听到小提琴，那妇女的样子变得友善起来。问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现在手里的小提琴是谁制作的。”

“这个、、、、、、”我踌躇了，我那小提琴是一位从广州提琴厂退职的顾师傅在家里为我做的，那人她也认识吗。”

“我丈夫最近贷款买了把小提琴，花了差不多300万克郎。”
　　
原来她的丈夫是奥斯陆乐团的小提琴手。一把琴值“300万克郎”  ！我掐指一算：“那相当5万美金啦！”我吃惊地喊了出来。

“是啊，5万美金的琴在奥斯陆乐团算是很普通的，真正贵的小提琴，比Stradivarius,或者Guarnerius的琴都在100万美金以上。我丈夫为了还贷款，最近特别忙，除了奥斯陆乐团的工作外，还在两家学校兼课，另外还教了三十多个私人学生。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小演出活动，一个星期难得和他在一个桌子上吃顿饭。”

跟那负责人友好交谈的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获得了极其重要的信息。记得在澳洲当上旅游学院对外部经理，不就是从牛麦克的一个信息开始的吗。得到信息是很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

回到家里，我的脑筋总离不开一个问题：“既然提琴那么贵，钱都给谁挣去了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访了奥斯陆唯一的一家经营小提琴的商店。接待我的是一位老人，一只手还带有残疾。他自我介绍叫克罗，原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挪威。他一边干活，一边用很蹩脚的英文跟我交谈。他说：“东德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已经很难用以前的价格进到提琴了。最近，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变化。”他还说自己很老了，想再干一阵，找个帮手就退休。边谈，我情不自禁地帮起他的忙来。他惊讶地问：“你也会做琴吗？”

“恩”，我不知不觉撒了个谎。不过要说撒谎也不完全，我孩儿时的确自己做过一把小提琴。那是我才十二岁的时候，由于想拉小提琴又没有钱买，从自己的床上取掉一块床板，在一位业余爱好者的指导帮助下，做出了世界上最丑的一把，一把什么呢？一把类似于小提琴样子的木盒子。那行动感动了众亲戚，结果是舅舅出15块，叔叔出5块，姑姑出得最多，出了25块，让我的提琴梦成为了现实。

由于我那点做琴的历史，后来一直被人误会为能做琴修琴的人，所以也经常受到人们帮忙的请求。久而久之，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甚至那年考上海音乐学院，我湖南的提琴郭老师还提出过这样一条“曲线学琴”的道路，那便是：“如果考演奏落选，可以试试考小提琴制作，因为制作班也有演奏课。”

很快，我与克罗达成了合作的意向。他提出：“为了让我相信你的诚意，你先从我这里买十套材料。做好后，能达到我的要求的话，除了材料费外，我以6000克郎一把的价格，也就是相当1000美金的价格向你收购。”

我如今的万贯家产，就从那十块木板开始了。

我去了广州，找到那位从广州提琴厂退职的顾师傅。他正好和另外两位朋友合伙，在沙河租了间民房，从乡下找了几个工仔，正在寻找客户。我们以加工费100美金一把成交。

两个月后，我的十把琴加工成了。

拿着爱琳从澳洲寄来的头金6000澳币，以及卖掉那十把琴的6万挪威克郎（相当1万美金），加上和那琴店的合作协议书，再去了银行。这一回，不但贷到了款，那贷款负责人还帮她丈夫向我定了一批琴。

之后，我和安娜，两部自行车几个来回就把家搬了，搬进了我们梦寐以求的那个漂亮宽敞的套间。

从此，钱的烦恼，就永远地让给了别人。

为了配合我的提琴生意，我把大学的专业从“音乐学”改为“小提琴音响学”。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继续奥斯陆大学的课程，而花了大量的时间出国学习。我几乎跑遍了欧洲所有的国家，还有其他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和中国，结识了许多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制作大师和音响理论家。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制作起小提琴来，而且越做越有兴趣，越做越来劲。我这人天生的毛病，就是干什么都上手很快，而且只要一干上就特别认真。几年后，为了检验自己的水平，我麻着胆子参加了一次“国际提琴制作比赛”。兴许是“狗戴帽子碰中的”，我居然获了奖！

从此，我开始在国际小提琴制作界小出风头。挪威瑞典的报纸上也偶尔露面。
我的Daniel  Chenius小提琴也为北欧提琴界无人不知，几乎垄断了挪威的新琴市场。记得那年在挪威举行的冬季奥林比克，在开幕式上出现了一百人的儿童小提琴演奏团，那其中有30来人，手里握着Daniel  Chenius小提琴。在卑尔根的一次国际音乐节上，某乐队的八把中提琴有半数是我的。

不久，德国老人克罗退休了。我便独立门户开起了自己的琴店。遵循中国人好大喜功的恶习，取了个很牛的名字，叫“挪威提琴公司”。

那天，像往常一样，我开着我的BMW，在大学接了安娜回家的路上，在印度餐馆和中国餐馆之间，选择了中餐。饭后回到家，一起坐在宽敞大厅的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对安娜说了句：“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什么？”安娜问。

“感谢上帝我们其他的生意都没有成功，要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纠缠在一些什么麻烦事上，那些麻烦事可以是假冒中药；过时尚毛衣；花炮爆炸事件等等等等。看如今做小提琴多好，不但一本百利，旱涝保收，永不过期，而且专业对口，做到了学有所用。卖提琴和卖别的还不一样，讲起来属于艺术，挺面子的、、、、、、”我还要继续得意下去，安娜打断了我。

“我头一回见到你，就觉得你与众不同。你一定是上帝的宠儿。”安娜很认真地。

“讲着讲着你就当真。天上哪来的上帝。”我重复着我一贯的无神论。只是这一回，似乎不像以往那样自信。

“上帝是存在的。”安娜说得很肯定。

“上帝真的存在吗？”我又反问。

人啊，一吃饱了就多事。从那以后，我和安娜经常为一些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其中当然包括“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

《圣女书女妓女》的故事讲到这里，妓女也该出场了吧。你说呢？

源济

十四，科学、God、街妓

“人啊，一吃饱了就多事。”这是我在上一章结尾时的一句感叹，本来想凭这句话出名的，但发现那不过是其他名人理论的翻版，及“人类生存需要的几个阶段”，就是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是功名问题云云，具体自己去查查吧。

话说我和安娜，自从我的提琴生意走上轨道，如何做生意挣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以后，我和安娜交流的内容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从“电视节目、马王堆古尸、毛衣中药毛巾工具花炮etc”，变成了“上帝存在与否、人类灵肉之关系、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宗教etc”。

那天，我又懒得做饭，打电话叫了个斋屁杂(Pizza)，和安娜边吃边看电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爱琳，不由自主地向上帝祷告了一声：“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食物。”因为，在澳洲和爱琳吃饭之前，她一定是要这样祷告的。

“怎么？你终于也相信上帝了？”安娜的口气不但说明她并没相信我的改变，还带了股酸苦瓜味道。

“是啊，我不但相信上帝了，我还变的和你们一样愚蠢了呢！”  一如既往，我没有放让。

“愚蠢！相信上帝是愚蠢？！整个西方文化，西方社会，包括爱因斯坦，美国总统都愚蠢。世界上就你们中国人聪明？那你怎么不呆在你们聪明的祖国，而往愚蠢的西方跑！”  安娜看上去是真的有些生气了。她站起来往厨房走去。

在澳洲和挪威住了那么些年，我也开始觉得，如果发现别人与自己意见观点不同，就认定别人是愚蠢，那本身就是一种愚蠢。而如果换一种方法，在发生争论的时候，先不急于给人家下结论“无知、愚蠢、弱智、胡说、放屁”，而是把自己的意见观点暂时放在一边，放弃对立的情绪，认真仔细地听听别人的意见观点，而且尽量从别人的立场上去理解别人的意见观点，让人家把话讲完，回头与自己的相比较。那样的话，不定会有新的发现，或许还能学到些新的东西，也利于更有力地反驳别人。尤其如果争论发生在家庭内部，是不能搞“大批判，大辩论，文攻武卫”的。比如刚才我和安娜的那两句争论，就算相信上帝是封建迷信，是愚蠢的，我们也应该冷静想想安娜所说的，为什么先进国家里有那么多聪明智慧的人相信那个愚蠢呢？

是聪明使人愚蠢？还是愚蠢使人聪明？

我有些糊涂起来，但想起我大学的哲学老师所说的“你在思考问题，觉得糊涂的时候，就说明你在进步。”那么说我是在进步！一阵得意油然而生。

这时安娜从厨房走了出来，用和解的口吻说：“我刚才讲话可能、、、、、、”

“没关系，我刚才讲话也有些过分，比较缺点修养。”我把那高姿态抢了过来。

“修养只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思想方法。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是一切一切的前提。”安娜说。

“科学不是管发明创造生产技术的吗？怎么也管起思想方法来了？”

“科学的思想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放弃个人成见偏见，重事实讲道理。科学只承认客观事实，不承认主观情绪、、、、、、”安娜还在继续讲课，简直就是在帮我复习我大学的哲学课。而我却在回忆着许多往事。

“科学只承认客观事实，不承认主观情绪。”这听起来很容易的道理，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却是那样的艰难。要不怎么尽是些“社会主义建设一年等于二十年”、“亩产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还有“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回想起来，几乎所有时期的口号都是主观情绪的，文学夸张的，背离客观事实甚远的。

“那好，我接受你的科学思想方法。就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请你拿出客观事实来。”我说着，觉得自己忽然变得科学起来。

“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质疑、、、、、、”

“那你请个上帝出来让我看看。”不让人把话讲完，也是我的文化大革命后遗症之一。

“那你请个空气出来让我看看。”安娜这句话讲得节奏很快，像是怕讲不完又被我打断一样。

我从沙发前的桌子上拿起安娜的眼镜，对着镜片足实地哈了口气，然后迅速戴在她的眼睛上，得意地：“看清楚了吗？说错了，是看不清楚吧！”

安娜把眼镜取下，慢悠悠地说：“恭喜你的智慧已经上升到懂得用不同方式证明本来看不见的东西的客观存在，否则，你一定要说地球是平的，像一块木板漂浮在水上。对上帝存在与否的认识也一样，不能用你看不见来证明它的不存在。在我们进行这个问题的讨论之前，我想跟你澄清一些概念。首先，在你的字典里，上帝是什么？”安娜的语气，越来越变得像个教书先生。

“上帝谁不知道，就是God，是创造世界万物的神，用中文说来就是造世主。”这些迷信宣传，就是不算上我在澳洲挪威住的那么些年，也早在国内就听那些伪装成英语教师的美国传教士讲过。

“回答得很好。就按你对上帝的理解，如果你制造一样东西，你就是那样东西的上帝。比如，你把一棵苹果枝嫁接到一棵梨树上，你就是‘苹果梨’的上帝。但是，被你创造的那棵苹果梨树会认你为它的上帝吗？它完全可能认为自己是自然长成的。但是，你不会为苹果梨不认你为它的上帝而生气，因为你知道，苹果梨不具有认识上帝的智力和能力。人类对上帝的认识也是一样，也有智力能力的发展程度，甚至智力能力的限度问题。”  

“既然人不具有认识上帝的智力和能力，那你，还有你们西方人认识上帝的智力和能力是哪里来的？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说。

“虽然我们同是人类，但人类各人种，同人种的个人之间，智力能力是有差异的。就像同是植物，有些植物对人的触摸是有反应的，有些植物甚至能对不同音乐作出不同反应。而动物，就拿狗打比吧。狗是通人性的，但各种狗类通人性的程度是不同的，同一类狗，通人性的程度也是有差异的。”

“你别跟我拐弯抹角贩卖你的种族歧视了，还是快快招来你是怎么认识上帝的。”我紧追不放。

“我们人类通过五官认识客观世界，所认识的世界范围是三维加时间。但是，客观世界有可能是高于三维，比如四维五维甚至更多维的，上帝有可能存在于三维以外的空间。另外，除了五官，三维加时间以外，人类还有第六感，潜意识，超智能等等目前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不能否认，全世界任何人种任何民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都深深隐藏着一种对某个至高无上超能主宰的崇拜和恐惧。那种感觉，就是认识上帝的存在，也就是认识‘神’的存在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是通过宗教来认识神的，也就是通过流传下来的经书认识他们的上帝。各种宗教都有神的代言人，也就是先知。神通过先知向人们传达信息。形象地说人们的大脑如同收音机，某架天线比较敏感的收音机在某个地区某个角度正好接收到上帝发来的信息，并不是完全不能想像的事情。”

“除了先知，天才也是接受了上帝的信息吗？比如作曲家做梦写出完全不属于自己想出来的作品。”我忍不住冒出这么一句，因为我想起我自己也偶尔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做梦，梦见整个交响乐，连每个细小的声部都清晰可听，但这个交响乐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还有就是小说电影，在梦中会出现一部小说或者电影，里面的历史社会背景人物剧情都是我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但那些剧情会那样奇妙而符合逻辑的发展，就是醒过来，某些细节还清楚可见。莫非我也有一点点天才！你呢，是不是也很天才？

安娜没有回答我是否是天才的问题，而继续讲着：“世界上任何宗教，或者民间神话传说，都有一个神造人的故事、、、、、、”

“人类不是植物，是不可能被神制造的。”我强调着我在大陆受的那点无神论教育。

“现在科学家运用克隆技术，在实验室可以复制牛羊，将来，也一定会有科学家复制人。连人都可以造人，神为什么不能造人？如果科学家造出人来，而被制造的人不承认科学家是他们的上帝，那并不等于科学家不存在。承认上帝，也就是承认神存在的可能性，才可能进一步探索神的真谛。”安娜说着看了看表，从桌上拿起眼镜戴上，站起来披上外衣，说：“今晚我们的学术组织正好讨论‘上帝可能是什么’的话题，你要闲着，也不妨去听听。”

“又要出去，怎么都不问问我同不同意？”我装着有些不高兴。

“什么！我出去要问你同不同意！！是谁给了你那个权利？”安娜的表情显得有些吃惊和滑稽。

“你现在不是单身了，你是我的老婆。老婆在中国叫贱内、糟糠、屋里那口子、、、、、、”

“谢谢上帝我不是中国妇女。可你现在是在西方。在我们这里，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又是一阵家庭内战。

像每次争吵的结果一样，我开着车把她送到了开会的地方。不同的是，那天，我跟了进去。

参加会议的基本上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学者，数我老婆最年轻最漂亮。

会上，那些人提出了许多问题讨论，比如：人类短暂文明与地球悠久文明的关系，地球与月亮的关系、外星人是不是上帝、猿是怎样被外星人制造加工成人的、人的肉与灵的关系、人类各种宗教产生的根源etc.  etc.  etc.  过了这么多年的今天，那些问题想起来仍令我感到头痛。

我那天没有把会听完，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听不懂，内容和语言都听不懂。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开始还挺照顾我，尽量讲英文，讲着讲着就来挪威语了。后来发生一些争论，干脆就无视九哥的存在。我越听越没意思，越听越头痛。那头痛可能也有那个老头不断抽雪茄的缘故。我借了个故先溜了出去。安娜说散会后有人送她，所以叫我先睡。

为了不把小说写成学术论文，还是让我接着讲故事。

我开着车，心里总结出一句话：“  信神真的是件很麻烦的事，如果当‘神根本就不存在’的话，是多么的省事。就像我们的惯用法，‘闭上眼睛，眼不见心不烦’。”想着，一个弯拐错，进了市中心。

奥斯陆的市中心，不是纽约不是伦敦，甚至不是中国的某个县城。所谓市中心，就那么一条人行街，叫“卡、约翰”大街。这条街从火车站通向皇宫，慢悠悠步行约30分钟就得打回转。晚上闲得无聊，我也时常和人们一样在那条街上游来荡去。

与“卡、约翰”并行的其他街上，就与热热闹闹的景象完全相反，一到晚上，甚至几乎没有行人。那天，我把车停在靠“卡、约翰”最近的一条路上，锁上车准备步行去“卡、约翰”凑热闹。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一个女人，准确地说是一个女人的一部分，就是从腰以下的部分：超短裙下露出被黑色丝袜紧裹着的细长的大腿。那腿长得我看了好久才延伸至一双黑色的高跟鞋。与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同，奥斯陆那条街上的高跟鞋，几乎成了某种职业的标志。如果把那职业说出来，就叫“娼妓”。

我沉睡了多时的性欲，忽然地被惊醒。我顿时感到一阵过速的心跳，一身热汗瞬间变得无比寒冷。我全身上下不可抑制地颤抖着，上下牙齿敲击的速度快过任何爵士鼓手。接着是一阵急于要大便的感觉。（请用餐的读者恕罪，因为是真实的，我不得不这样坦白）我连忙躲回到车里，打开发动机，把暖气开到最大的程度。等我的四肢稍微恢复了功能，我开着车往不远的海边驶去，想赶快找个没人的地方发泄。

我停好车，跑到一个避人的地方，解开皮带放弃了憋在出口所有的包袱。之后，感到轻松了许多的我，慢腾腾走回我停车的地方。突然，我停住了步子，因为看不见我的车。再仔细一看，我是被另一辆车挡住了视线。那车明明是停着的，却像轿子一样在上下起舞。又是一阵抵挡不住的寒冷，我重新颤抖起来，猴着腰做贼般回到我的车里，把窗子摇开一条缝，便可听见那对男女的喊叫。那喊叫使得刚刚大便过的我，又有要小便的需要。我处在一种极度兴奋而又极其难过的状态，既希望他们赶快完事又希望他们无限延续。终于，那辆车跳够了，平静了下来。从车里先出来一个，站着撒尿。接着又出来一个，蹲着撒尿。直到那车走远了，我才从车里出来，拉开裤口的风纪拉练，对着那两泡尿进行了地毯式扫射。

一种莫名的冲动驱使我的车回到了“卡、约翰”大街旁边的那条路上。兜了几个圈才发现，原来那临近的几条街，是街妓夜市。为了方便，以后就管它叫“夜市区”好了。  

刚到奥斯陆的时候，我就听说过，色情业在挪威是违法的。但是，法律并不禁止个体户的自愿买卖活动。所以，虽然奥斯陆没有妓院，却不缺街妓。而交易的场所，大多是在客人的汽车里，就像我刚才看见的那场表演一样。

我开着车，兜了一个圈，又兜了几个圈，发现接受职业人员的挑逗叫卖，和窥视他人的交易，也能得到极大的刺激和满足，更重要的是那既不花钱又不犯法更不违反道德，可谓难得的便宜！  

我的故事写到这里也需要有个转折了。这个转折是从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女学生身上开始的。她不但穿得像个普通学生的样子，还背了个学生用的书包。她也不像其他夜市从业人员一样见人就热情招呼，而是只管走着自己的路。那让人一时难以断定她是不是做夜卖的。我把车慢慢移到她的前面。透过车窗似看非看地瞟了她一眼，而她也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就是她的那张脸，和她脸上的那个表情，使我的全部，从灵魂到肉体以及钱包都成了俘虏。我的车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

她很快地打开了我的车门，问也不问，就熟门熟路像上朋友的车一样坐在了我的旁边。我一个深呼吸，还没鼓足勇气开口说话，她就指了指前面。

于是，我的车按照她的旨意，离开了市中心，朝一个小山坡陷阱，错了，是朝一个小山坡“仙境”飘去、、、、、、

源济

十五，肉与灵

旁边坐着个妓女，在我的车里还是头一回。我的车像是犯了羊癫疯，无论我如何控制，都像抽风似的。我心里一片空白，随着车爬上一个小坡，来到两棵大树前。看见那树后面已经停了辆车，旁边的少妓用挪威语骂了一句什么，大概是责怪那车占了自己的老地方。于是，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另一个比较开阔，能看到海的地方。

车一停稳，还没息火，那少女就把屁股翘起解皮带准备脱裤子，但又忽然停住，像想起什么似的，说：“500克郎。”我一听500克郎，犯愁了。因为我记得晚饭付过上门屁杂（pizza）钱后，好像钱包里只有300来克郎了。虽然具体有多少不确定，但肯定没有500克郎。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重大问题，对于我当然也是。那问题的重大使得我的大脑恢复了运转，想着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对不起安娜；另外，自己还是个嫖妓处男，头一回就这样随便掉是不是有点可惜；更重要的是500克郎也实在太贵。于是，我过去的舞台经验得到了实际的发挥。

“你，这是干什么？”我表演出很纯真的样子。

“你不是要fuck（操）吗，500克郎，公平价。”那少女听到我说英语，也用带着很浓厚的挪威口音的英语回答到。

“不行不行，我结婚了。我不能做对不起我妻子的事情。”我继续表演着。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牛屎了，你不fuck，带我到这里来做什么？”她愤怒起来。

“我，我不知道你们挪威学生会这样性解放，我还以为你只是想跟我交朋友，要我开车陪你兜兜风呢？”我越发表演得离奇。

“Fuck  you，你浪费我的时间、、、、、、”

看她气成那副样子，我知道不打一点出手是难以收拾局面了。于是我把身体侧过去，避开她从钱包里拿出100克郎，很不情愿地递了过去，声音极其诚恳地：“I  am  really  sorry,  it’s  been  a  mistake.  一场误会，这一点点，算是我给你赔罪。”

她看了看我，表情发生了变化，一把夺过我的钱，但没有马上收起来，踌躇了片刻，说：“那好，先收你100，就算你存在我这里，下次见面，给400就行了。”说完，她把那100克郎的钞票叠成四分之一的尺寸，放进了口袋里。

“我叫Daniel.”见下了台阶，我绅士般地自我介绍到。

“Anita”她回答到，把手伸了过来。

我们握手，表示认识了。然后，我按原路开回市中心的夜市区。一路上，我跟她讲起我自己的事情，说我是中国人，来自澳洲，在奥斯陆住了这么些日子也没有交到什么朋友。本以为今天终于交了个朋友，想不到耽误了她的时间云云。

阿妮塔也在我的传染下介绍了自己。说她虽然在奥斯陆生长，但也是半个外国人，因为她的父亲是西班牙人。她还说她才19岁，也没有什么朋友。“所有的男人都只要我的肉体，从没有人有过听我说话的兴趣。”她说。

我尽量把车开得很慢，甚至故意等红灯，尽量把时间拉长，以值我那100克郎。等到了夜市区，我们好像已经变成了几百年的熟人。到了该下车的地方，她外交礼节般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说:“Daniel,是Daniel吧？我会记住你的名字的。你也要记住我叫Anita”。说完下了车，又敲我的窗子，问：“能载我去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那是我的荣幸。”

于是，阿妮塔又熟门熟路打开我的车门，上了我的车。这一回，真的是熟人了。

她是要去一家药店买点什么女性用品。一来是冷，更怕她买东西时发现钱不够用，我没有跟着她进商店，而是坐在车里等着。等她出来，又上了车，我看见旁边有一家小咖啡厅，便试着问了句：“不一起喝杯咖啡吗？”

“咖啡！听起来真奢侈。但那咖啡厅认识我，不会让我进去的。”  阿妮塔的语气很自卑。

“不可能的，跟我来。”我自信地，觉得有呈英雄的机会了，走出车，转过去帮她打开车门，几乎是把她拽了出来。

果然，咖啡厅接客的对我说：“先生，欢迎您，但是那个女人，不太方便。”

“为什么？”我问。

“因为，因为她很脏，会影响其他客人的情绪。”那接客的有些犹豫，但还是说了出来。

“Fuck  you，你才她妈的、、、、、”  阿妮塔大骂起来。

我止住阿妮塔，对那接客的说：“但是，我是日本王子、、、的、、、朋友、、、的、、、熟人、、、的、、、、、、”

“那好，请等一等，阁下。”说完，那接客的走了进去。一会，出来一个自称是经理的中年人，对我很有礼貌的说：“阁下，不知道您的光临，这边请。”说着，他把我们带到那咖啡厅侧面的一张门，进去后直接上了二楼，引进一间小房间。那房间只有一张桌子，没有别人。

“您用点什么？阁下。”他彬彬有礼地问。

“女士先请。”我说。

“真是对不起，您用点什么？女士。”他的那个“女士”的发音与其说很不自然，还不如说很不情愿。

“一杯热咖啡，不加糖。”  阿妮塔的语气也随之变得有些高贵。

我是不喝咖啡的，所以只要了杯橘子水。等饮料上来，房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阿妮塔高兴得举起咖啡尖叫了一声：“干杯！”

她告诉我，她一辈子活到19岁，还是头一回被人叫“女士”、尝到被人尊重的滋味。

坐在那里，我开始仔细打量起阿妮塔来。不像大多数挪威女人，她的头发不是亚麻色的，而是深棕色偏红的。她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脸上细嫩的皮肤白里透红。如果不是眼球有些充血，手指发黑，和疲惫的表情，应该说她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我在说什么？19岁的少女，能不漂亮吗?  不，我要强调，把她的年轻摆在一边不谈，她确实长得很漂亮。否则我也不会那样傻冒，是不是？

阿妮塔喝着咖啡，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平时我是有烟草过敏症的，但那天，我很快活地忍受着。等我们坐够了，我借上厕所去一楼叫了那经理结帐。等我回到座位，一会，那经理拿着帐单来了。打开帐单，我被冰冻了，因为那帐单上写着295克郎！那经理很是享受地看着我尴尬的脸，享受够了，说：“不方便的话，我等等再来，阁下。”他把“阁下”说得又重又长。

我知道奥斯陆很贵，但再贵的地方，一杯咖啡加杯橘子水，最多也不会超过50克郎，怎么、、、、、、

阿妮塔看着我木木的样子，好像也知道有什么不妙，从我手里把帐单接过去看了看，正要开骂，被我止住。“我去找他们问问是不是搞错了？”我说着正要起身，这回是阿妮塔止住了我，问：“你有多少？”我从钱包里掏出200克郎。阿妮塔立刻从她的口袋里掏出那个折叠成四分之一尺寸的100克郎，就是我给她的那100，递给我说：“300就300，今天这感觉，值那个价钱。”

等那经理再度出现，阿妮塔把300克郎交给他，用贵妇人高傲的口气说了句：“Keep  the  change零头留着吧。”弄得那经理一阵脸红。低着头说了声：“谢谢您，夫人。”

我们走出那咖啡厅，阿妮塔看上去很轻松，就像我的钱包一样轻松。我把她送回到最初见面的地方。在她下车之前，我主动展开我的双臂，准备迎接她外交礼节似的拥抱，但是她这回，却紧紧把我抱住。我乘机用一只手似弄非弄地感觉了一下她的乳房，很柔软很松弛。阿妮塔毫没在意，最后又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说：“谢谢你，谢谢你丹尼。你让我今天好高兴。”下了车，关上门，又一次打开，说：“我不会让你今天那300克郎吃亏的。再见。”

我坐在车里，一直目送着她的身影消失。

老实说，她最后的那句话，就是那句“我不会让你今天那300克郎吃亏的”，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否则我还真的很心痛我那300克郎，尤其是在冷静下来以后。

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等我回到家，安娜已经入睡。

第二天早上，安娜问我：“你昨晚去哪个迪斯科了？”

“咦，你怎么知道我是去迪斯科。”我奇怪地问。

“因为你昨晚满头的香烟臭。”

“哦，那个。”我神秘地笑了笑，等着安娜的追问。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安娜没有追问。直到一起坐在早餐桌上，我实在忍不住，才又说了句：“昨晚我是碰到个妓女。”

安娜猛地抬起头，绿色的眼球瞪着我。我等着她发怒，想等她发足再告诉她我没有做对不起她的事，好让她给我道歉。但是，更加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安娜没有发怒，只说了句：“不会没有不戴套吧？那些人很多都吸毒，带有性病。你最好过个把星期去检查一下。”说完，继续读她的报纸喝她的咖啡。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以为跟你不做那个，我就一定会去嫖妓吗！你看错人了。我只不过想交个朋友，带那女孩去喝了杯咖啡。”我理直气壮，等着安娜的道歉。

“你说什么？你跟妓女交朋友！还带妓女去喝咖啡！！你什么东西！！！”安娜“啪”地把她的咖啡杯放在桌上，因用力过猛，还浅出些在报纸上。她猛地站起来，朝门口走去：“现在懒得跟你说，我得去上班，回来再跟你论理。”说着，“喷”地把厨房门关上，走了。

我被她那突如其来的愤怒惊呆了，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她以为我嫖妓时，反应是那样的坦然，仅仅提醒我要戴套。而当她知道我带妓女坐了咖啡厅却变的暴跳如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拿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规范，性关系是唯一的分界线。夫妻一方即使有谁跟其他人有感情上的瓜葛，但只要不发生性关系，都一般能够维持，但只要一过那条线，就一定会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打个稀巴烂。形象地说，我们中国人，新婚后丈夫出门恨不得把妻子的地方缝得只剩个尿洞，而妻子也恨不得在丈夫那里挂把大锁锁上。

晚上，我照常去大学接安娜。路上，照常问她要不要在外面吃饭。安娜说：“还是回去吧，我们得好好谈谈。”

晚上，胡乱弄了点东西吃完，我向安娜一五一十坦白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安娜听完后，松了口气，说：“你得向我保证，以后不要瞒着我与其他女人有任何感情上的瓜葛。”

我点了点头，表示无所谓。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如果实在忍不住，嫖妓时一定要戴套，而且要定期检查身体。”

她的这句话弄得我既哭笑不得，又莫名其妙。挑逗地问了句：“我嫖妓，你不在乎？”

“在乎又有什么用，你要嫖，我在乎还不是照样嫖。”

“既然嫖妓都可以，为什么不能找情人？”我又问。

“嫖妓只是一种低级肉体现象，而找情人就是高级精神现象了。”见我还是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她又开始作学术报告了。

“人类由两套生命系统组成。第一套系统是我们的肉体，是具象的，也就是有形的，可以看的见摸的着的；第二套系统是我们的灵魂，是抽象的，也就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记得你曾提出，因为你没有看见过上帝，所以上帝就不存在。那么我今天问问你，你看见过灵魂吗？虽然没有见过，但你一定会承认灵魂的存在。即使你不想承认，科学也已经用‘肉体能够脱离灵魂而独立生存’，证明了灵魂的存在。”安娜说着，起身去到水，我叫她顺便也给我带一杯，她再一次告戒我那是她最后一次帮我到水。

“科学是怎样用肉体脱离灵魂而独立生存，来证明灵魂的存在的呢？”我很想知道。

“很简单，比如有些人在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后，即使变成植物人，也就是对客观外界没有反应没有知觉，完全丧失了人的感情，但肉体只要有足够的营养维持，还是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这就说明肉体和灵魂是可以分开存在的。但是，生存的肉体，从技术上只能算是死人，因为没有灵魂的生命如同一棵白菜。法律上把人死的定义从‘心死’改为‘脑死’，正是基于‘灵魂是人的根本’的理论。”

“那么，人的灵魂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开始好奇起来。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又要回到上帝造人上来。有学者提出这样的假说，上帝其实就是外星人。”

“什么乱七八糟，哪来的什么外星人。你是看多了科幻电影，中毒太深。”我刚说完，发觉自己又犯了一次武断，不讲科学的错误。

“认为只有地球上有文明，是一种狭隘的妄自尊大。在浩瀚的宇宙，外星不但可能有文明，其文明的程度还可能远远超过地球人。”安娜停了停，见我没有反驳，继续说：“有学者认为地球人是外星人的改良品。高智能的外星人来到我们的地球，在猿的身上动了手脚，比如在猿头上加了块大脑硬件，然后输入智能软件，就像电脑工程师在电脑里编程序一样，那样，猿一下子就变成了有灵魂，有智能的人类。正因为人是低级动物与高级智能的混合体，所以无论具有多么高尚灵魂的人，也都同时具有与其极不协调的低级趣味，甚至背离人性甚远的兽性。”

“不是说猿是通过劳动而进化成人的吗？”我急着插嘴争辩。

“你是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进化论只是人类形成假说中的一种。进化论可以解释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但是，‘劳动造人’的理论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没有找到‘猿’通过劳动而进化成‘人’那个漫长过程的足够证据。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猿通过劳动可以变成人，那么如何解释那些至今没有变成人的猿呢。即使是科学发达的今天，无论智慧的人类如何教猿劳动生活，猿也是变不成人的，除非人对猿做外科手术移植上人的大脑。苏联有科学家拿猿做过试验，即教猿灭火。科学家点起火后，用杯子里的水把火灭了，重复了几次后，猿也模仿人学会了用杯子里的水来灭火。但当科学家把一个空杯子放在猿的面前，而另一个装有水的杯子放到一条小溪对过较远的地方，猿却不知道用空杯子就近从两步远的小溪里弄水来灭火，而不辞劳苦跨过小溪去取装有水的杯子来灭火。在猿看来，只有已经装在杯子里的水才能灭火，小溪里的水是不能灭火的。这说明，猿只有模仿能力，而没有抽象思维能力，原因是猿没有人的大脑那个硬件。这是猿与人的本质区别。总之，‘劳动造人’的假说至今没有被科学证明。既然‘劳动造人’的假说不能成立，我们不妨听听其他学者的假说，比如‘从猿到人是一种突变，这种突变是由上帝，即外星人造成的。’”

那天晚上，天南海北，不对，是宇宙万物，不记得和安娜吹到多晚，反正最后的结论是：“嫖妓，只是满足肉体需要的“动物”行为，是符合情理可以理解的。但找情人，就属于精神需要的“人”行为，是人的灵魂，也就是‘人’的‘根本’出了问题，所以隐瞒是不可容忍的。”

晚上睡在床上，我的低级部位顶着安娜那堆教科书般的肉体，怎么也激不起进行低级行为的欲望，倒是灵魂在忙乎着进行高级活动，浮想联翩着许多事情。

如果人真的是地球低级动物与外星高级智能的混合体，那过去许多无法解释的“迷信”，岂不就变得有科学依据了吗？比如人死灵魂不死，灵魂升天后又投胎做人。也就是说人有前世。

如果人有前世，那么人的缘分，一见如故一见钟情，或者“第一目就让人不顺眼”，可能就是前世的恩情怨恨。

人们在梦中经常会被人追杀逃命，是不是前世做过坏事？如果是的，那么“今世做坏事，来世遭报应”，就不是一句骂人的话了！

有人说他们能记得自己前世的事情，甚至有人说记得几百年前自己的名字，以及生活环境等等。还有人能背诵整整一本自己没有读过的书。我还听说在二战中一位被炮弹震昏的法国士兵，醒来后突然讲起英语来。如果以上的胡扯是真的，也都说明“前世”是存在的。

边写边想起自己的经历，我也曾在梦里生活在我今世完全不熟悉的时代、地方和完全不认识的家庭成员中。如果没有前世，那些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有，我前世一定曾做过飞鸟，要不我怎么会经常在梦里飞翔呢？

这个话题可以无限引申下去：

多重人格的人，是不是有可能是多个灵魂同时依附在同一个肉体里？

人妖或同性恋者，有没有可能是女人的灵魂误装在了男人的身体上？（或者相反）

如果两兄弟，甚至双胞胎，在同一环境中成长，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禀性，一个温和善良，而另一个野蛮凶残，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不是“截然相反的灵魂，或者说‘天性’分别钻进了两个兄弟的肉体”？

人为什么会有良心？良心是什么东西？良心是从哪里来的？

东方的鬼怪故事，西方的科幻电影，难道完全都是凭空想象？如果是凭空想象，那些“想象”是怎么“凭空”得来的？

阴阳世界之区分，闹鬼的故事，几乎任何文化都存在。我借此机会拿出我的两桩亲身经历来和大家探讨。

之一，我在挪威斯达弯尔市买了座很古老的房子。有一天，一位老妇人敲门，自我介绍叫爱利克松，说我那房子是她和父亲80年前一起建造的，所以想再看一眼。老人刚出门几秒钟，我突然想起要和她一起照张相，追出门老人却不见了。后来我去城市管理局查问，了解到我那房子有140年的历史，建造那房子的人家的确叫爱利克松。那我见到的那位，是老妇人还是老妇鬼！啊，毛骨悚然！（好在卖了个好价钱）

之二，我初次去挪威卑尔根市时，被一位并不怎么认识的人招待独自住在一栋老房子的阁楼上。深夜，我处在一种完全清醒但动弹不得的状态，我看见三位老人，两男一女在交谈着。我当时的挪威语水平很低，所以他们谈话的内容我许多都听不懂。而他们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是我弄错了闯入了他们的时空？还是他们弄错了误入了我们的时空呢？这件事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也会骂“瞎编乱造”的。

从那以后，我不再对任何怪事持怀疑态度。我甚至相信那些说自己碰到过鬼的人，或者声称自己遇到过外星人，或被外星人带走，在大脑完全清醒但身体不能动弹的情况下受到外星人的检查，之后又返回地球的人。

顺“人类由两套生命系统组成”的说法，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和一部电影。

故事是，我在瑞典有位小提琴顾客叫皮尔。皮尔曾是位颇具小名的天才提琴家。但是，在一次车祸后他失去了记忆，连家人都不认识。意识恢复后也不记得过去的事情，连自己的提琴都不认识，甚至不能讲话不识字，智力简直像个刚出生的婴儿。几年后，经过家里人反复给他看他过去登台演出的录像，和听他自己的CD后，皮尔决定重新学习小提琴。然而，他学琴的进展和其他初学者基本一样，不同的是手指似乎比其他人灵活。经过几年的努力，虽然他终于成为了当地音乐学校的一名小提琴教师，但是他的演奏方法和演奏风格，与过去的完全不同。具他的家人介绍，他的性格，好恶，包括对食物衣着的喜好都与过去不同。“怎么说呢，完全变了个人。”他家里人是这样说的。最最寒心的是，他终于没有认与他青梅竹马的女朋友，而娶了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子为妻。

能不能借这个故事提出一个假说：那个事故把皮尔原来的灵魂吓跑了，而另一个灵魂乘机钻进了皮尔的肉体？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过去的皮尔和现在的皮尔就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先后共用同一肉体的两个人。

电影是，两个男人为同一个女人到底是谁的老婆打官司。原因是一位美人在车祸中失去肉体后，大脑被移植到一位脑死了的丑婆身上。活过来后那美魂完全不知道丑婆过去的事情，连那个肚子生的孩子也不认识，虽然那孩子认定那丑婆是自己的母亲！  

当时我想，如果当年把伟大领袖的大脑不断移植到身体健壮的年轻人身上，那毛主席不就真的可以万岁，万万岁了吗！

最后，结合自己作个总结吧。如果人真的是地球低级动物与外星高级智能的混合体，那么九哥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还算高尚的灵魂和颇为低级的肉体的混合体。”

写着写着，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好像是我中共父亲的声音：

思想，多么可怕而危险的东西！

源济

十六，灵肉之较量

因为与安娜达成了“不瞒着她与其他女人发生感情瓜葛”的协议，我没有再去找过少妓阿妮塔。但是，一天晚上，我又见到了阿妮塔。那个重逢，引导着我们这个戏剧的展开。在那之前，让我先卖个关子，给大家透露点我和安娜的家庭秘密。

话说我和安娜的生活，就像欧美那些没完没了的肥皂剧，一到晚饭桌上就开演。唇枪舌剑的话题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对我来说，那些讨论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弥补餐桌上食品的单调。

那天，吃饭前我又假惺惺地祷告到：“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每天的食物。”  祷告完，我又有感到：“说起来也真令人纳闷，在祖国读书时，老师说相信上帝是一种愚昧。可为什么愚昧的西洋人，居然能把社会建设得让我们这些聪明的中国人争着往里钻？而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祖国，几十年来却在不断重复着以否定过去来标榜现在的正确。”

“正如圣经里所说，不信主的人，就像是迷途的羔羊。”白送了安娜一个攻击我的机会。

“你什么时候变成基督徒了？怎么讲起话来像个传教士。”我挖苦地。

“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那并不妨碍我相信神的存在，也不说明我不尊重宗教。相反我尊重几乎所有的宗教，因为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经文记载说人是神创造的。”安娜那股学究腔调又来了。

“神如果存在的话，我是说‘如果’，万一‘如果’存在的话，该是个什么样子。”说完，我又马上解释：“我不是为难你，故意跟你捣蛋。我是真的想跟你探讨。”

“有一种大胆的假说称‘造人的上帝就是外星人’。虽然这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不妨来思考思考。如果造人的上帝就是外星人，那么外星人一定不止一个。既然外星人不止一个，有没有可能是不同的外星人，或者同一外星球上不同派别的外星人，跑到地球上制造了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我们？并且给地球人留下了不同的宗教，分别在我们的大脑里编有‘宗教不可调和’的程序。”

安娜还没说完，我便插嘴显示了自己也不笨：“哦，怪不得人类虽然可以就几乎任何争端理智地坐在桌子前谈判，但只要牵涉到宗教问题，人类就会失去理智。”

“是啊，我担心，人类文明最终可能因宗教引起的战争互相残杀而毁灭。”安娜说完，才发现手里还剩有半块已经变冷的面包。

“再烤一次吧。”我建议到。

“不行，再烤一次就会焦的。”安娜说完，咬了口冷面包，接着说：“你听说过上帝烤面包的故事吗？”

“早听你说过了，就是：人类是上帝烤的面包，第一轮没烤熟，所以是白白的；第二轮烤焦了，所以是黑黑的；最后上帝总结了经验，第三轮烤得刚好，既熟了又不焦，所以我是黄黄的。嘿嘿嘿、、、、、、”我得意地笑出声来。补了句：“所以一出太阳你就要出去烤，因为你还没烤熟。”

“所以你不出去晒太阳，怕再烤就会焦成黑人了。”安娜也笑了起来。

等她啃完那块冷面包，喝了口咖啡，接着说：“既然‘上帝烤面包’的故事你已经知道了，今天就来点别的。有人说上帝是根据不同的目地，制造了白人黄人和黑人。白人是理智型的、逻辑思维型的。因此上帝给白人的文字很简单，只用几十个字母拼写，这可以让白人用很少的时间掌握自己的文字，而把时间精力智慧用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上。而黄人是感情型、形象思维型的。这种属性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文化的代表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本身就带有很深的形象感情色彩。那些感情色彩的丰富和深奥，是西洋的拼写文字特点所不具备的。如此复杂的象形文字需耗掉中国人生命的很大部分才能掌握。在学习象形文字的漫长过程中，中国人的思维就不知不觉变得感情形象了。所以黄人是从事文学艺术的最好材料。黑人呢，是运动型、综合思维型的。黑人的文字比较简单，许多群体甚至没有发达的书写文字，但是，黑人有着超凡的身体语言和最丰富的面部表情，黑人的舞蹈，其身体随着极其复杂的节奏运转的能力，是任何其他人种难以模仿的。在体育界，如果黑人拥有同样的训练条件，恐怕会拿到更多的金牌。”

安娜又喝了口咖啡，紧接着提醒我：“不过这些话只能在家里的餐桌上说，是不能拿到讲台上去的，尤其我作为白人，是很容易被戴上‘种族歧视’大帽子的。”

她接着补充到：“‘种族歧视’实际上不但存在，而且深深扎根在每个民族每个人的心里。‘种族歧视’还并不一定就是白人歧视有色人种，有色人种歧视白人的事实同样存在。比如，以上‘上帝造人目的’的说法如果不是由我这个白人，而由你这个黄人来说，就可能被人认为是一种值得探讨的假说；如果这些话是个黑人学者讲出来的，就可能被人当成可能的真理。这便是另一种‘种族歧视’，即‘白人歧视’。”

“有时候听你吹吹也挺有意思的。可惜我们中国人是天生不信神的。”我说。

“中国人不信神？谁说的！”安娜奇怪地问。

“毛主席说的，国际歌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上帝’。”我接着唱了起来。

“唱够了吗？”安娜从洗手间返回来，问。见我不唱了，她接着说：“应该说，无神论在中国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也就是在共产革命后的这几十年。中国人在过去的几千年都是信神的，中国古老的传说，比如‘盘古开天地’，讲的就是神造人的故事。中国古代各学派，比如道家所讲的‘道’，佛家所讲的‘法’，儒家所讲的‘天命’，都与‘神’有关系。就是你们的毛主席，在他的作品里也谈到过上帝和神仙。比如，他有篇杂文叫‘愚公移山’，里面讲一个愚蠢的老头，天天挖门口那座山，‘最后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那两座大山搬走了。’”

我很想反驳安娜，但想想这几十年来，虽然政府一直在努力宣传无神论，但确实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老百姓见神就拜的传统习俗。虽然老百姓求神拜佛更多的是出于功利的目地，即保佑身体健康升官发财多子多孙，但仍可看出神牢牢扎根于中国人心里的程度。

安娜见我不出声了，像往常一样，收拾了她那半边桌子，洗了她自己那几个盘子刀叉，去客厅休息去了。

我一个人留在厨房里，嚼着最后的那两口冷饭，想着刚才的对话，越发觉得口里不是滋味。回忆着主席那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我还真的有些纳闷。想着，难道是愚老公公先盖了房子，然后门前像树一样长出两座大山来？不大可能吧！那么，你说那愚老公公干嘛非得把屋子盖在两座大山的后面，那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风水习惯呀。如果说那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那么他老人家可以带着全家人搬家，搬到山前面去住呀。那样既省力又不破坏自然环境，两全其美何乐不为呢？如果是搬家而不是挖山，那么我们的伟大领袖也就用不着写什么“上帝”呀“神仙”呀让挪威鬼子抓辫子了。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我想知道的是：毛主席真的不信神吗？那么，“人民战争，是神圣的战争”中的“神圣”是什么意思？

毛主席一定信着什么东西，不是神，难道是迷信？

等我收拾了餐桌洗完自己的碗筷，便又到了送安娜去参加什么会议的时间了。

送完安娜，一种无名的诱惑驱使着我的车又来到“夜市区”，也就是妓女出没的地带。我想好了，只兜一个圈。但一个圈很快就兜完了，没有看到值得答腔的货色，那就再兜一圈吧，多兜一个圈有什么区别？就是，既然没有什么区别，那就再兜一个圈吧，反正有的是时间需要打发。

又兜了半个圈，我看见一个女人跌跌撞撞。“醉成这样还出来卖！”我自言自语到。开着车一闪而过，忍不住侧身瞄了一眼。啊，好面熟。但车子已经开过。因为那条路是单行道，不能掉头，所以赶紧兜了一个圈又转了回来。这回，我看见刚才那个女人已经倒在了地上。想着这与嫖妓无关，而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再说反正也没事做，我赶紧下了车往那倒下的女人跑去。

我对着那女人叫了两句，见没有反应，只好试着把她从地上扶起，扶时注意了尽量不要碰着她容易误会的部位。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那女人的脸很像阿妮塔，或者应该反过来说，那个女人变得很不像阿妮塔了。首先是她的穿着，完全不是过去那身学生模样，而变成了典型的街女打扮，当然也包括高跟鞋。她的头发也不是过去那自然的深棕红色，而染成乌黑。她的脸，更是画得像个猴子屁股。而真正恶心的是她的口里在冒着白色的泡泡，鼻子里流出长长的鼻涕，半开着的眼睛完全没有聚焦。那模样，说恶心其实还太客气，说可怕才比较接近。

我不知如何是好，把刚刚扶起一半的阿妮塔，像捡到的假钱币一样又放了下去。这时，走来另一个夜卖女。我正准备问问她碰到这种情况一般应该怎么办？那女人把我推开，说：“没你的事，你走吧。”说完，把阿妮塔扶起，说：“叫你不要出来，你偏不听，害得我还要帮你费出租车钱。”

“你是阿妮塔的朋友？”我问。

“怎么，你也是阿妮塔的朋友？”她反问。

“我，谈不上是朋友，只能算是认识吧，可能连认识还算不上。”我不知所云。

“哦，我猜到了，你就是那个中国人。对了，你叫那个那个什么来着，David，是不是。”

“是Daniel。”我纠正到。

“对对，是Daniel。我叫马利特（Marit），和阿妮塔共套间的。你身上有钱吗？”

马利特叫我帮忙看着阿妮塔，接过我极不情愿递给她的200克郎，飞也似地跑了。一会，马利特又跑了回来，一起把阿妮塔扶上了我的车。按照马利特的指引，我们来到一栋很旧的宿舍楼。

马利特和我搀扶着阿妮塔，上了三楼，进了屋。马利特立刻跑到厨房，弄了点柠檬汁，和什么东西混合在一起，然后在阿妮塔小手臂上绑上皮筋，使劲拍打血管，等血管清楚可见，便往里面注射了一针。

“你，会医术？”我问。

马利特没有回答，只叫我把阿妮塔弄到浴室去。一针打下去，阿妮塔流出大量浓鼻涕。那样子和气味弄得我只想吐，幸亏我晚饭吃得不算油腻。马利特把阿妮塔的衣服扒光，弄了块湿毛巾帮她擦了擦。那动作熟练得像个小妈妈一样。然后，我们把光着身子的阿妮塔扶到一张床上，给她盖上被子。一来是那种情况很特殊，二来灯光也很暗，我没能仔细观赏阿妮塔的肉体，只记得她奶子的形状，和我头一回见她时摸她奶子的感觉一样，的确有些松弛下垂。

阿妮塔很快恢复了过来，看上去精神好了许多，甚至好得太多。她认出了我，很惊奇我怎么会在那屋里。

马利特头一件事就告诉阿妮塔：“你欠你的朋友丹尼200克郎，别忘了还人家。”  

马利特的话语刚落，阿妮塔又讲起梦话来了。我当时真的很奇怪，怎么阿妮塔的变化比戏剧电影还快。马利特告诉我，阿妮塔没有别的朋友，因为住在一起，帮帮也是没有办法。说着，又怨阿妮塔：“真可怜，染上海洛因，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用在那上面还不够。”

“什么，你刚才给她打的是海洛因？”我大吃一惊。

“你当是什么？sorry,我还以为你知道的。”

我立刻告别了那房子，回到家里趁安娜还没回来，赶快洗澡，洗衣服，洗头发。晚上睡觉，我尽量离安娜远一点。

第二天上午上哲学课，老师在讲台上讲着“马克思的伪科学”。那是我等了好久想好好听的一堂课，但阿妮塔却总在我脑子里打岔。忽然，那个卡丽，就是曾住在我窗子对过楼里的瘸腿，因洗澡摔倒没人及时搭救，送到医院变成了棵白菜的女人，使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应该去看看阿妮塔。”那冲动的内容是什么呢？责任感？好奇心？良心？做便当好人的虚荣心？或许兼有一点。不过那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在奥斯陆住了那么长时间，还完全没有朋友。除了安娜以外，我没有跟任何人交流思想感情的机会。不是我不愿意，而是那里的人似乎都像那里的天气一样冰冻。人可是群体动物，尤其是中国人。应该承认，我当时的心理处在对友情交流极其饥饿的状态，甚至可以说饥饿到了接近疾病的程度。

我从课堂里溜出去上厕所，一泡尿拉到了阿妮塔套间的门口。

阿妮塔打开门，非常惊奇，没有化妆的脸让我感到很熟悉。她问：“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他是来向你讨债的，我可以证明，你昨晚借了丹尼200克郎。”  马利特解释说。

显然，阿妮塔记不清昨晚发生的事情。当马利特和我惟妙惟肖地描述了昨晚的整个过程后，她感激地抱住马利特，把马利特推进卧室。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客厅里。想着如何劝阿妮塔戒毒，可能的话打听打听她的身世，以作为我心灵干枯的雨露。

一会，阿妮塔从卧室里出来，说：“我现在没有钱还你，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还你。但是，我讲话算数。记得我们头一回见面去喝咖啡的事情吗？我说过‘我不会让你那300克郎吃亏的’。加上昨晚的200克郎，刚好是500克郎。你只要进到那卧室里面，就能得到刚好值500克郎的享受。”

九哥虽然纯真，但无论多蠢的人，到了这步田地，都该猜到个八开了，但剩下那两开的糊涂还是驱使我进入了那个卧室。我看到的，当然是全裸的马利特。

我立刻跑出卧室，对阿妮塔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马利特不吸毒，我想你会觉得她干净一些。”  阿妮塔解释说。

“你把我当什么人，一个普通的嫖客吗？”我除了装，也确实有点气愤。因为，到那天为止，我还没有嫖过。也就是说，到那天为止，嫖妓在我看来仍然是应该被看不起的。

“正因为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嫖客，我才、、、、、、”  阿妮塔有些犹豫。

“你才什么？你说。”她那停顿引起了我一阵好奇。

“才不好意思。跟朋友，我还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情。”  阿妮塔说着，把烧红的脸藏在头发后面。

阿妮塔的这句话，让我发现了她作为普通人的一面。那个发现令我兴奋。那种要征服，或者说要占领一个妓女的处女情的欲望，给了我一种另类刺激，一种高级于生理刺激的刺激。

这时，马利特披了件睡衣从卧室里跑出来，挑逗而挖苦地说：“怎么，你不是个男人？”

“是不是男人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同时还是阿妮塔的朋友。”我表现出一股憨气。

“哈！朋友。”  马利特看了看阿妮塔半吃惊半害臊的脸，忽然变得很不友好：“我们是妓女，只有顾客没有朋友。如果你不知道，那让我告诉你，我们只卖身不卖情，你可以fuck我们的肉体，但是千万、永远不要想fuck我们的感情。”说完，马利特觉得还不够，补了句：“你给我们滚吧。”

“马利特！”  阿妮塔喊到，口气含有责备。

“除了我那个臭男人，还没有男人看到我这对奶子忍得住的、、、、、”  马利特敞开睡衣露出对巨大粉红的奶子，道出了生气的真谛。

马利特的那句话，使我明白了一个很有实用性的真理，那就是：对女人最大的侮辱，莫过于把她拔光了，对她女性部位瞄一眼，闻一闻，然后遥遥头耸耸肩说：“No,  thanks.”（不，多谢了）

不过，劝哥们不要那样做，至少不要经常那样做，就是你忍得住又缺良心，也要为你的生命零件的完整着想。记得20多岁的时候，曾被一位小姐姐唤起火欲，但那姐姐只是想玩玩性挑逗游戏，并没有要献身做真戏的打算。等我忍无可忍用暴力将她的下身拔光后，她大叫了一声“强奸犯”。那声喊叫把我的理智唤醒，一阵害怕后便要逃命。没想那姐姐从床上跳起来，更加愤怒地喊到：“是你脱了我的，不搞我我割了你的。”说完，把惊呆了的小九哥的裤子拔了，抓住我那还没来得及成型的，硬是塞了进去。当然没有完全进去，只进了一小半，那姐姐就一脚把我揣开，胜利地笑着说：“你现在可以滚了。”

面对马利特那对巨大摇晃着的粉红奶子，我把卡在喉管的痰吃力地咽了下去，做了个深呼吸，贪婪地看着，焦点集中在那对大大的乳晕和往里凹进去的乳头上。

阿妮塔站起来，牵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了卧室。坐在床边，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大腿上。说：“我不想欠你的，所以才叫马利特帮我一次。下回我还她就是。我们经常这样相互帮助的。”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自己跟我做？”我道出了我的欲望。

“我说过了，跟你做我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算是熟人了，跟熟人，我不好意思做这种事。”

马利特那对巨大粉红的奶子仍然在我脑子里摇晃，我情不自禁伸出手去摸阿妮塔的奶子，被她轻轻地挡住。说：“是真的不好意思。要不，等下次，等我打了（毒）针以后，就干什么都不怕了。”

我知道，如果我坚持要摸她的奶子，可能会弄得不欢而散，便强忍着，起身说：“那就等下次吧。”

“性”头到了这步田地，走掉怎么甘心！再说，也冤枉那500克郎。我在期待着阿妮塔再次建议我跟马利特，但她以为我要走，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说：“你就这样走掉，会伤马利特的。”

接着，她简单讲述了马利特自愿成为妓女的故事。马利特四年前，也就是才十六岁的时候就跟人有了孩子。自孩子出生以后，那男人就不再要她的肉体了，而把性欲发泄在妓女身上。为了满足性欲，那男人甚至常常把孩子的牛奶钱都用掉。那使得马利特很伤心。为了报复那男人，也为了找回做女人的自信，她决定当个妓女，当个叫男人看了就忍不住的妓女。同时，也要把她男人花在其他妓女身上的钱挣回来。

“跟马利特做，也是对她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终于等到了阿妮塔的再建议。

“可我，这怎么好意思。”这回是轮到我说不好意思了。虽然很想要，但还真的有些不好意思。

“没事，不要不好意思，我陪着你就是。”

我那已经被马利特奶子激起的性欲洪水，被阿妮塔的这句话冲破了堤坝，铺天盖地而来。心里想着安娜的那句话“硬是要嫖妓，有什么办法。”我抓住阿妮塔的胳臂，结结巴巴地：“可是，我，还，从来没有跟、、做过爱。”我省掉了“妓女”那两个字。

“你真可爱，真甜蜜。你等着，没什么好怕的，真的，做一回就好了。”说着她开门把马利特叫进卧室。

我的上身被阿妮塔抱住，下身任凭马利特服务。其他的就不记得了，只记得进入马利特的瞬间，感觉我的灵魂脱离了我的躯体，进入完全无重量的状态在无限的空间自由地飘荡，欣赏着我那除某局部外全身完全瘫痪的肉体、、、、、、

不到半小时，我就永远地告别了我的妓女处男身份。同时也告别了一部分道德伦理羞耻自爱、、、、、、

完事后，马利特看上去很得意，反复问我：“感觉怎么样？”

等我去浴室里把局部抹够足实的肥皂，一直冲到放心。走出浴室，房间里只剩下阿妮塔。

“马利特很快活，她出去买酒去了。她虽不吸毒，但很能喝酒。”  阿妮塔说。

“对了，你为什么要吸毒？”我问。想着到了劝她戒毒，和打听她身世的时候了。

“我已经上了瘾，再说不吸毒我也没法跟男人fuck。”  阿妮塔的语气变得不太情愿起来。

“马利特是因为她男人伤了她的心，才决定做这个的。那你是为什么，或者说是怎么决定做这个的呢？”我追问到。为什么不追问呢？性欲满足了，该轮到情欲，更何况满足情欲是免费的。

阿妮塔没说话。等我忍不住再问一遍，刚开口就被她打断，冷冷地：“你的500克郎已经用完了，我不欠你的了。要是没事，你可以走了。等马利特回来，我就得出去找活。我还欠马利特的呢。要不你先走吧，我得去化妆了。走时把门关上就是。”说着，她往浴室走去。

我坐了几分钟，也许只有一分钟，想着自己可能是太性急了点，只好等下次的机会了。于是决定今天跟她道别先走算了。我刚准备敲浴室的门，透过门缝，看见阿妮塔坐在马桶上，双手捧着脸在抽泣。我一惊，心想一定是我的急性子触到了她的什么痛处。怕闯出什么要负责任的祸来，我赶紧悄悄溜了出去。

刚出大楼，迎面碰到马利特，我立刻装得不认识，担心地看了看周围有没有熟人，快速跑到我停车的地方。回家的途中，一路为刚才发生的事情紧张而兴奋，同时不知道晚上怎么拿我的屁股去见安娜。但那些都还不是真正使我脑子感到麻烦的事情。我真正好奇的是：阿妮塔既然要做妓女，为什么不打针就不好意思跟男人做？此外，我更想知道：阿妮塔是怎样变成妓女的？

是啊，阿妮塔为什么要做妓女呢？

源济

十七，接受西洋再教育

自出国后，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决不在中国人圈子里纠缠”。我的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牛麦克的影响。牛麦克是我在澳洲留学时的同学，他不止一次对我说：“离中国人越远越安全，离中国人越远越清静，离中国人越远越幸福。”

我那“决不在中国人圈子里纠缠”原则的结果是，在挪威住了好几年也没认识几个中国人。如果不是安娜为了练习中文常常逼我，恐怕我连中文都会忘得差不多了。远离中国人的我，的确生活得很安全很清静。一定是太安全太清静了，所以没有感到怎么幸福，不但不幸福，简直孤独寂寞之极。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变态的心理与离开自己的种族群体有关，所以继续坚持着“决不在中国人圈子里纠缠”的原则。

我可以选择远离中国人，但安娜的学习和工作却与中国人紧密相关。实际上，安娜之所以找我做老公，也首先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她万万也想不到自己围绕世界兜了一大圈，终于在澳洲找到的中国老公，会是个以“决不在中国人圈子里纠缠”为原则的人。这真是个不幸的误会！

由于那个不幸的误会，我们经常为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发生争执。比如有一回，她求我帮忙办事，说：“能不能请你明天帮忙领一位从中国来的学者去警察局办理居住手续。”

“什么！我又不在你们大学拿工资。好，干脆直说吧，要我帮中国人，我没空也没兴趣。”我无情地拒绝了她。

“可是，那位学者叫刘晓波，在你们国家很有影响的，你不会没有听说过。”安娜说得很肯定，以为我会立刻道歉。

“谁？刘晓波，没听说过。我只知道有个扬晓波，以前我们艺术团写歌的。”不是耍贫嘴，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刘晓波，就像绝大多数海外餐馆族华人不知道刘晓波一样。

“真替你害羞，连你们民族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思想家民主斗士都不认识，真不配做中国人、、、、、、”

我没等安娜“害羞”完，抢着喊到：“我要认识什么晓波大波干嘛？我要是喜欢做中国人，跑到挪威来挨冻干什么？出生在中国，那是个天生的、无法纠正的错误。从中国跑出来，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选择不做中国人。”

那些话除了跟安娜抬杠，也的确发自我的内心，相信许多出国后的同胞也一样。虽然说出来的人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得有个中国人，拿到挪威护照后的那一天，请了许多同胞聚会。在聚餐时，他忽然跳到桌子上大声喊到：“我宣布，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是中国人了。”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可惜啊可惜，虽然护照可以换掉我们的中国身份，但换不掉我们身上那层中国皮，也改不了我们皮里的中国血，更无法彻底删除大脑里的五星红旗软件程序。

生为中国人，真是今世永无终结的悲哀！

第二天我在警察局见到了刘晓波。他年龄虽和我相仿，但看上去比我老成一个世纪，冷漠无情的面孔里隐藏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深沉，还有几分傲气。本来已经对祖国毫无兴趣的九哥，出于礼貌和心虚，此刻也只好装成关心祖国的样子，很当那么回事地问了句：“你看我们国家的希望在哪里？”

“美国殖民地200年，是中国的唯一希望。”

他回答得很干脆很利落，像是同样的问题回答过无数遍。我当时一惊，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被枪毙。尽管我可怜我的前半生，并且在西洋接受了再教育，但觉悟仍没有提高到反动的程度。怕给刘晓波添麻烦，我一直不敢公开他亲口对我说的这句话，即“美国殖民地200年，是中国唯一的希望。”直到后来我听他在其他会议上公开重复，以及看到网上有人把“200年”延长至“300年”，才知道那是该学者的名语录。

这么说来，中国是没有希望了，至少我们这几代人是看不到希望了，不管是按刘晓波的“美国殖民地200年”，还是按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人家小日本只用了二、三十年就把他们小小的岛国从一片废墟上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与安娜发生争执的另一件事也值得一提，那就是那年达赖喇嘛访问奥斯陆。那天，安娜邀我去参加在蒙克美术馆举行的达赖喇嘛座谈会。我有些犹豫，因为：“达赖喇嘛是叛逃在外的中国人。”

“什么！达赖喇嘛是中国人？这话谁告诉你的！”安娜惊讶之余是气愤。

“达赖喇嘛不是中国人是什么人？难道还是印度人？”我理直气壮地辩解。

“达赖喇嘛是西藏精神领袖，是西藏人，怎么变成中国人了？这可是最最基本的常识错误。家丑不可外传，你可千万不要在外面出这种土相。”安娜仍处在中国篡改历史的愤怒中。

“达赖喇嘛是西藏精神领袖，这谁不知道。但那并不防碍他是中国人。你有所不知，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是我们的少数民族，达赖喇嘛当然就是中国人啦。”

“达赖喇嘛是不是中国人？”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反正我所接触的外国人都偏信：“西藏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中国革命（解放）初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侵略后霸占。”至于事实如何，算留给大家的家庭作业。

我跟着安娜去参加了达赖喇嘛的座谈会。达赖喇嘛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可怕，事实上，不但不可怕，而且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总是面带笑容，表情很生动，讲话没有标语口号没有豪言壮语，完全像个长辈一样。

达赖喇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后他在奥斯陆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我忍不住挤在大街的人群里再去见了他一面。

奥斯陆有个知识分子的中国文化小圈子。那个圈子是围绕着奥斯陆大学中文系的两位教授形成的。两位教授一位是丹麦人哈教授（男），另一位是英国人波教授（女）。

一天，波教授邀请了中国文化圈子里的一些人到她家里做客。因为安娜是波教授的助手，所以当然地被邀请。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实在无聊，也就顺捎着一起去了。

在波教授的家庭小晚会上，先由波教授的丈夫卖弄了一首中文流行歌曲，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人所不知的“东风吹战鼓雷，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老实说，她瑞典丈夫那破锣般的嗓子和口里像含了颗槟榔含糊不清的发音，实在令人难以恭维，顶多也只能给个次等“努力奖”。

唱完后，有位挪威女士问：“那歌里‘美帝’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指美国。但人民的意思就不清楚了。谁能告诉我‘人民’是指谁呢？”

“中国人民。”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到。

“为什么说中国人民不怕美帝，而美帝要怕中国人民呢？”那女士追问到。

“因为、、、、、、”  

我刚开口，就被波教授打断，大概是我不够资格多讲话。波教授说：“这个问题我们请煤球回答。”

“煤球”是一位中国留学生专业户，靠着挪威的贷款永远地留在那里。为什么他要叫“煤球”那么个黑黑的名字呢？

“中国人民当然不怕美帝。”煤球说得我心里很振奋，到底是咱中国人，和我想到一起去了。可我还没得意完，煤球那家伙接着说：“美帝有什么好怕的，又讲民主又讲自由还讲人权。要说完全不怕也是假的，因为有一件事很可怕，那就是怕美帝不给签证。”怎么他爹的越讲越离谱了。我心里边骂，他黑煤球边说：“美帝当然怕中国人民。中国人口那么多，大家一窝蜂移民，把美国人的生意都抢了。等中国一半人口都移民到了美国，改明一竞选，不定美国总统就成中国人了！你说美帝能不怕中国人民吗？”

哈哈哈、、、、、、

虽然只是一阵哈哈，但证实了一个我一直不想证实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一出国，就变得反动起来，而且出国越久的越反动。

这个残酷的现象，常使我的内心处在一种痛苦而不可自拔的状态。我琢磨着：难道我过去在祖国受的所有教育，都要倒过来才是正确的？就像我的共党父亲对解读人民日报的重大发现，说对党报的新闻报道都要倒着看才对，比如宣传“党内空前团结”，就说明党内在搞内斗，宣传“某地区植树造林颇见成效”，就说明该地区的森林已经被砍伐得差不多了。

“倒着看才对”的法则，如果是从无数事实和经验里总结出来的真理，该是多么的可怕！例如：我们标榜自己是唯物主义，结果却刚刚相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搞唯心主义；宣传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制度，结果却刚刚相反被事实证明是落后的专制制度；鼓吹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结果却刚刚相反被事实证明是典型的落后生产力；天天喊“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事实却刚刚相反，是“敌人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声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历史却刚刚相反我们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也一定像朝鲜一样，倒行逆施成为孤家寡国一个。

和安娜的话题除了上述内容，也并不是说就没有日常生活的，我们毕竟是夫妇。就是日常生活，我们也似乎对什么都持不同意见。就拿买东西来说，我是以中国人普遍的“便宜合算”为准则，而安娜则是“质量加实用”。比如自行车，我已经有一辆，但由于大减价我贪便宜又买了一辆。安娜却不同，一开始就花大价钱买了辆英国Jaguar。手表也一样，我前前后后买了十几块便宜货，而安娜就一块欧米加。

和许多年轻夫妇一样，在我的高昂兴致下，安娜有时也跟我去跳蚤市场逛逛。跳蚤市场是我们最容易发生争执的地方。那些争执的内容几乎永远一样：“这么便宜，不买白不买”是我的立论；“买了不好用再便宜也贵，买了不用就等于垃圾”是安娜的反论。

其实，我从跳蚤市场上买回来的“垃圾”还是尽量用了，比如绝大多数的东西是拿回来试过能用以后，才找机会送人的。但也有例外，那个例外就是买的那一大堆女人的衣物鞋帽，因为安娜连试一试的脸都不赏，尤其是高跟鞋，即使是9、9新的，安娜的态度都是：“要我穿那个，找错材料了！”

讲了一大堆，让我对“我与安娜的冲突”作个总结：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我和安娜都站在对立面。但几乎每次交锋，我都是以“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告段落。真可谓战无不败，百战百败。

两个人一起生活，也有既不谈政治经济世界大事，也不谈生活感情锅碗瓢盆的时候。那些时候，两个人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一天，安娜的她妹妹来了个电话。安娜接电话的声音出奇地兴奋：“真的吗？是真的吗！真为你们高兴，祝贺你们、、、、、、”

“谁的电话？什么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事情值得那样高兴？祝贺什么？”安娜一边打电话，我一边打岔。

终于安娜放下电话，兴奋地宣告：“我妹妹怀孕了。”

我也为她妹妹的怀孕兴奋了一阵子，立刻打电话过去对安娜的妹夫表示了同样的祝贺。安静下来，心里一片茫然。是啊，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孩子呢？

“是啊，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孩子呢？”我把我心里的话原本照搬了出来。

“我什么时候反对过？”安娜说：“但我不是圣母玛利亚，不具备无性孕身的功能。”

于是，我们对“上次做爱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不同的记忆。那天，我们两都决定立刻洗澡，早点上床，恢复“中挪邦交”。可惜，一开始就担心自己挺不住，结果越担心越挺不住，一如既往，我又半路倒了旗杆。真是耻辱！

“你以前可以的，可能是近来缺乏练习，不应该是什么病。”安娜越是安慰，越是使我感到奇耻大辱。我翻身下床，跑到客厅打开录像，跟随着那电视屏幕上的频率自我运动，等到即将发射，便往卧室里跑，可安娜已经酣睡。又是一次“精”“力”浪费。

几天后，安娜拿回来一个大针管，说：“你产了精就射在这里面，交给我，我自己注射进去。这样，就不会失去机会了。”

不要以为我是在唬弄各位。这样先进的经验，是小说家的才能凭空想像得出来的吗？我一直以为那种“针管注射法”是我们两人的发明创造，要不是不好意思，还真想去申请个专利呢！但是，到了日本以后，我的一位英语学生的亲身经历告诉我，那种方法，早就被医学采用。我的学生是位结婚多年的女护士。因为没能怀孕，她在进行一套疗法，即等到她的产卵期，她就会把丈夫的弄出来，立刻带到医院，由医院注射进去。

“一次一万日圆，全自费，因为健康保险不能报销。”她说。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问。

“因为，”她踌躇了一下，鼓足了勇气说：“因为如果我和丈夫万一不行，就只好想别的办法。”

“想什么办法？比如、、、、、、”我又问。

“比如，找个人帮忙、、、、、、”  她的眼光盯着我，在期待着肯定的答复。

话题收回来，我和安娜用那种自己发明的办法试了几次，都被证明了是无效劳动。一天，安娜提议：“是不是去看看医生，去看医生也并不说明你就一定有病。你要那个的话我陪你去。”

上一章节，我教唆了男人侮辱女人最好的办法，现在，轮到我教授女人侮辱男人最好办法的时候了。这个办法很简单，各位姐妹听好了，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轻轻地喊上一声“痿哥，你好柔软好柔软”就足够了。不过，你也得小心，因为你的这句话，可以使你那局部柔软的痿哥全身挺硬，暴跳如雷怒发冲冠。弄得不好，你甚至得付出两颗门牙的代价。

九哥要装绅士，当然不能对安娜动手脚。回想九哥的过去，一直是坚韧不塌的，就是最近的一次，也就是马利特给我做的那次，也好像是一竿子插到了底。我一腔闷气，发到了阿妮塔的住处。

开门的是马利特：“阿妮塔不在，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只是带了点旧衣服鞋子，不知道她能不能用。”我提起手里的塑料袋让她看了看。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马利特几乎是从我的手里把塑料袋夺了过去。迫不及待地打开，拿出那些衣服和鞋子，一件件一双双地试。“这双鞋阿妮塔穿着肯定太小，我穿才刚好合适。”

“那就给你吧。”我慷慨地说，指望能换点回报。

“真的！谢谢你，还有这件衣服、、、、、、”

“上次你给我做的时候，我中途那个，那个，阳痿了吗？”我很不好意思地问。

“不记得了，你问这个干什么？”马利特不解地。

于是，我讲述了我内心的烦恼，一种只能跟妓女才讲得出口的烦恼。马利特听我讲完后，说：“这个好办，我可以帮你治。其实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来找我们的人有不少人也这样，还不光是这样，什么希奇古怪的都有，比如要挨打的、要喝尿的、要老婆在旁边看的，咳，多了。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医生。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能得到一种除了钱以外的满足感。”

马利特边说，边把那些衣服鞋子放进塑料袋，说：“因为你是阿妮塔的熟人，可以给你打点折扣，没钱以后带点东西来也行。”

“那好，反正今天阿妮塔不在，这些你用得着就留下，我下次再给阿妮塔带就是了。”我很高兴生意谈成。

马利特有所不知，其实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有过60年代苦日子经历的中国人，“节约每一个铜板”是我们的民族特色，所以并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说也是，怎么可以随便花500克郎去玩女人呢？败家子！当然，把那当成“助人为乐”，就是另一码事了。

马利特没有赶时间，而是慢慢地，让我的头淹没在她巨大的奶子中间，用手隔着我的裤子轻轻地抚摩。然后她帮我一件件脱光，眼睛一直与我对视着，不时露出淫荡的表情，弄得我心慌意乱。

之后，马利特把我领到浴室。她坐在马桶上，双腿敞开，让我把本来已经光光的阴部用刮胡刀再刨一次。在我劳动时，她也没闲着，用一只手抓住我的轻轻揉动。这么近，这么清楚地观摩女性器，我那还是头一次。我除了被她玩弄着的局部坚挺外，全身都消魂得要瘫倒。此刻，换成任何人，都会把道德伦理，还有别的什么，统统抛至九霄云外。

做正戏时，马利特的十八套花招至少用了一半，时间也在一个小时以上。心理的满足和肉体的快感一样高级，因为我一直保持能挺进。本来想迎接马利特更多的招术，可惜阿妮塔推门而入。

“你们在做什么？”  阿妮塔问。

“治病。”我脱口而出。

“治什么病，你根本就没有病。”  马利特的语气带着很高的成就感。

是啊，我根本就没有病。多么是令人欣慰！

阿妮塔见我们没有谢幕的意思，说：“继续继续，我只是回来放点东西，这就出门做生意去。丹尼，下次见。”说完，又加了句：“干死她，她是头性母猪。”

火山爆发后，我问了马利特这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阿妮塔，为什么要做妓女呢？”

“她呀，都是她爹不好，十三岁就把她干了。”

“她爹干她！为什么？不是她的亲爹吗？”我惊奇地。

“要不是她的亲爹，她早就把那老东西告了。哎，她的事情一下子讲不完，还是下回你自己去问她吧。”说着马利特做出副下班了的样子，穿起衣服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把自己在浴缸里泡了个够，进了卧室关上灯，闭上眼睛，心里想着马利特，与安娜一气呵成，只是在要射的瞬间往厕所逃去，因为怕同一天内的二号种子造出二号质量的儿子。

“你，今天吃壮阳中药了？”等我回到卧室，安娜问。

“恩恩、、、”我含糊其辞，装着很瞌睡的样子。

夜深，听着安娜轻轻的鼾声，又想起阿妮塔的事情来。

亲身父亲怎么可以搞亲生女儿呢？真是败坏又刺激！

源济

十八，阿妮塔的故事

前次受安娜之委托陪刘晓波去警察局办居留后，我再跟安娜强调了一次：“以后决不管中国人的闲事”。但是，答应得好好的安娜，不久却又从大学打电话回家，说：“今天有位从中国来的客人要见你。”

“不见不见，我没兴趣。”我二话没说就把电话挂上了。

到吃晚饭的时候，“从中国来的客人”还是来敲了我的门。人都来了，只好“欢迎”“请进”“有幸”地客套了一通。客人是位个子颇高大的北方人，开口就问我在做什么生意，还打算做什么生意？回想起过去跟中国人做生意百做百败的教训，我告诉他我现在的小提琴生意做得很顺，所以没必要再发展别的生意。我还故意用很吹牛的口气说出了大实话：“虽然不能跟你们生意人比，但现在我的收入应该高过大学教授，或者乐团首席吧。”而那客人，并没有给我的吹牛以应有的回报，反而跟安娜大谈起挪威的经济来。他讲到挪威之所以富裕，主要是因为它资源的丰富和人口的稀少。他说挪威只要把沿海大陆架的石油开采权交给外国公司，就够挪威400万人口吃的了。加上挪威还有海鱼，稀有金属，和私人游艇制造业，等等。于是安娜也兴致勃勃跟他聊起北欧三国是如何的不同，比如丹麦主要靠农业，而瑞典则靠他的汽车家具等等。  

我越听越奇怪那北方大哥怎么对挪威了解得那么透彻？看着他同自己的老婆聊得投机的样子，心里一股酸坛子味，一按遥控开关看起电视来。那客人这才意识到了什么，便起身要离去，像是突然想起，他递给了我一张名片。

等客人走了以后，我正在想发言的开场词，争取用最漂亮而有力的语言叫安娜以后不要再带中国麻烦来，安娜却要从我手里把名片夺过去看。

“看吧看吧，喜欢的话送给你都行。”我不够友好地把名片摔在桌子上。

对我不够友好的举动，安娜似乎毫没察觉，可谓心有灵犀点不通。难怪几乎所有挪威人的中国太太都同意，自己的男人有时像根木头一样，自己生了两天的气，他还没发现。记得在一次挪威中国配偶的聚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从此如果要生气，一定要先向挪方声明“我现在开始生气了。”否则，生气就等于是“自慰”

安娜看了一下名片，迅速找出本以前的旧护照，惊讶地说：“怪不得我觉得他很面熟，他就是某某某，那年我去中国留学时给我签证的中国大使。”

我一看，果不然！那名片上的名字和安娜护照上签证的名字一模一样，不过名片上的头衔不是“大使”，而明明写着：某某贸易公司董事长。我心里一阵后悔，想着“莫非跑了条大鱼，失去了一个挣大钱的机会”。不过，我立刻又为自己找到了安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哎！中国人，麻烦！”

为了生孩子，我和安娜什么交配方式都尝试过了，传统的现代的，科学的自发的，但安娜的肚子就是怎么也成长壮大不起来。她越来越怀疑我的种子有没有生命力，或者射出来的那些小“蝌蚪”带没带尾巴，是否能奋力游进与她的种子相遇。不论我如何肯定我“蝌蚪”们的生命力，都难以争辩，总不能不打自招暴露我曾多次害我湖南老家的女朋友上台（手术台）的秘密。

终于，和医院约好的检查日到了。安娜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医生是位男性老头，只问了几句话就叫女护士拿来个瓶子，说：“射在里面，拿来检查检查。”

“怎么射？又不是撒尿，掏出来就有。”我用玩笑般的口气掩盖住我的羞涩。

“这个，医院还没有那个设备。”那医生说完，忍不住想笑：“护士们看来都很忙，如果我能帮你什么的话？”说完，他越发忍不住，捂着嘴巴要往隔壁跑。

“这事儿，怎么好麻烦您老人家，我还是去找我老婆解决。”带着火辣辣的脸，我拿着那瓶子走出症室，问安娜怎么办？安娜指指厕所，说：“自己解决，你不是每天都在练习吗，一定很有经验了。”

安娜的口气虽然有些取笑，但讲的内容却是事实，我的确几乎是每天都要磨刀擦枪的。有一件事，直到现在我还在惶惑：为什么自己为自己争取出来的，和与她人摩擦挤压出来的，从心理到身体的感觉都截然不同？记得在挪威的那些日子里，不知是不是因为天天自我服务的缘故，我的胸口经常有慌闷的感觉。多次检查，都没发现心脏有任何毛病。而现在，天天身边都有日本女人贴着，几乎天天都要进行摩擦挤压活动，但胸口很少有那种慌闷的感觉。偶尔有，也都是在我的女人每月放假的那几天，我与录像带里喜欢的女人偷欢后才出现。不知那种胸口慌闷的感觉与“自慰”是否有关系。如果我的读者里有专家，请赐我一个说法。

医院的厕所里只有两个单间。隔壁有人在方便，又臭又两头出声，实在影响情绪。满头大汗从厕所出来，把瓶子交给那老头医生，他似乎是故意拿起来看了看，还摇晃摇晃，才要交给一位女护士。我生怕造成误会，趁那女护士在场，连忙解释到：“这只是一部分，而且比平时稀，颜色也没有正常时白，因为昨晚我已经、、、、、、”那女护士已经走了。

检查的结果要一个星期以后才出来。我虽然信心十足，但也怕正好那天的不是良种。更怕检查结果说我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那我就要考虑是否立等回湖南找我的前女朋友算老帐了！

那几天安娜很忙，说是忙着准备参加在丹麦首都科本哈根大学的一个会议，“欧洲学者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研讨会”。安娜解释到，又继续说：“赶快吃饭，今晚我得去和几位学者商量去丹麦开会的事情。”

“那早就定好了的音乐会怎么办？”我问。

  “不能奉陪了，遗憾。你随便找个朋友一起去吧。”安娜说。

说得那么轻巧，“随便找个朋友”！如果是在中国，我可以“随便找个朋友”，就是在澳洲，我也可以随便就能找到个朋友，但是，那是在奥斯陆，那个一年有半年冰天雪地的城市，我到哪去随便找个朋友？

吃过晚饭，把安娜送到她开会的地方，我怎么也想不出个合适的人值得把安娜的那张音乐会票子送出去。浪费掉多可惜，要是给马利特，说不定能换点什么回报。于是，开着车来到阿妮塔的住处。阿妮塔和马利特正好都在。马利特立刻猜到了我又要找她“治病”，说“今天我不收东西，就是多打几折，也得交现钞。”

“今天，我只是来看看阿妮塔。”就那一句话，帮我省掉几百个克郎。

马利特很懂事，为我和阿妮塔腾地方，借故说要出去工作。等马利特走后，阿妮塔显得有些紧张，好像怕我要非礼她似的。我拿出两张音乐会票子在她眼前晃了晃，用兴奋的口气说：“走，我带你去听音乐会。”

“音乐会？”  阿妮塔似乎不相信。不过，还是问了句：“是哪个歌星或者哪个流行乐团。”当我告诉她既不是歌星也不是流行乐团，而是传统高雅的古典音乐会，她显得很为难：“我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再说，我也没有去那种地方的衣服鞋子。”

在我再三催促下，阿妮塔找出了几套衣服试了试，其中有两套还是我以前给马利特的。把阿妮塔打扮成个正经女人，（其实那并不费劲）我带着她来到音乐厅。从进场到坐下，直到音乐会开始，阿妮塔一直抓着我的右胳臂，像是怕被人抓起来赶出去似的。那样子，全然不像她在大街上招揽顾客那样疯狂自信，简直就是个乡下女人。音乐会终于开始了，我握住她的手，轻轻从我的胳臂上挪开。我这才发现，我那套讲究的西装袖子的一部分，成了她手的吸汗器。真亏，西服可是要干洗的呀！

那天的音乐会前半场不是大乐队，而是个小弦乐团，演奏家里有好几个是经常光顾我琴店的顾客。当一段小提琴独奏响起时，我偏过头去想告诉阿妮塔那正在被演奏的小提琴是我昨天刚刚调整过的，却看见阿妮塔睁着大大而发光的眼睛，直愣愣地。是惊奇？是感动？要是拍电影就好了，因为那神情用语言很难表达。整个前半场，我好几次偏过头去看她，她都是那副表情。“像个取掉了电磁的洋娃娃。”

上半场一结束，众人鼓掌，见阿妮塔仍是那副模样，我示意她和大家一起鼓掌，没想到她如从梦中惊醒，竟站起来吹口哨叫好，就像听流行歌手的演唱会一样。我赶快把头低下去，生怕被人看见，看见我跟这么个便宜的女人在一起。还是因为怕被人看见，中场休息我借故要去厕所，想不到阿妮塔也要跟着去凑热闹。我只好说是想拉肚子，走得快一点，尽量不让她靠拢我，至少不让她抓到我的衣袖。一进厕所，我像飘到了安全岛。安下心来想好好撒泡尿，旁边却有人跟我打招呼。在这种特殊的地方这个非常的时刻，叫我怎么回应？恭维他“你一泡尿拉得真长”吗？真不知道联合国开会世界首脑在厕所里碰到是个什么样的光景？

匆匆避开我琴店的那位顾客，一出厕所又撞上一位，接着又有一位。阿妮塔从厕所里出来，看见我正和人讲话，就没有立刻过来。等那人走开，阿妮塔问：“你认识他？”

“当然，我的常客。”我说。

“也是我的常客。”  阿妮塔说。

想不到我和阿妮塔，两个来自截然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生意，却有着共同的顾客。这真是一个难以启齿而哭笑不得的现实。

阿妮塔的那句“也是我的常客”，立刻让我觉得肚子巨痛，痛得不得不立刻离开音乐厅。说也是，那是什么地方，音乐厅！来的当然都是些搞音乐的同行和顾客。尽管阿妮塔的打扮与平时出租时很不相同，但也没有不同到让人认不出来的程度。谁敢说我的那些顾客中同时也是阿妮塔的顾客的，只有厕所前碰到的那一个？音乐圈子那么小，“丹尼带着个妓女”的丑闻一传出去，我以后的生意还怎么做？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重大的错误。担心被安娜知道，就恐怕不只是挨骂的事情了。

当然，我的那些想法没有必要向阿妮塔坦白。我们开着车又去了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个小山坡，又停在可以看见海的地方。

“肚子还痛吗？”  阿妮塔问。

“好多了。”我这才发现自己把装肚子痛的事情给忘了，所以又装了一下。“感觉怎么样？今天的音乐会。”我问。

“啊，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听那种音乐，感觉就有点像我吸了毒一样，我的魂离开了我的身体，飘呀飘的。”

“吸了毒，是那种感觉吗？”我好奇起来，想起自己也曾有过魂脱离肉体的经验。

“是啊，吸了毒，我的魂就自由了，飘呀飘的。只有在这种时候，我的魂看着自己的肉体，才知道我的肉体只不过是一堆垃圾。所以只要我吸了毒，我那堆垃圾，就可以让人任意蹂躏。我最怕的就是每次我的魂回到我的肉体。有时候，我真想让我的魂永远不要回来，永远自由自在地飘来飘去。”  阿妮塔陶醉在她的遐想中。

阿妮塔的这种感觉，能不能作为旁证，说明“人类有两套生命系统。第一套系统是我们的肉体，是具象的，也就是有形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第二套系统是我们的灵魂，是抽象的，也就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做深刻的思想。

“下次有音乐会，我再叫你。”我撒谎到。因为要能再叫她，今天就不会中途逃走了。

“不要了，有一回就够了，我不属于那个世界。你摸摸，我一身汗还没干呢！”  阿妮塔抓着我的手在她背上摸了摸。其实那很多余，我被她手汗湿的一只袖子还没干透呢！不过我还是摸了摸，当然是为了摸汗以外的东西。

“对了，我是问，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如果不方便，你不用告诉我。不过，告诉我，说不定我可以帮你。”我一直想打听她的隐私以满足我的好奇心与性刺激，此刻，觉得是时候了。要不然我真的是白花时间白花钱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我有什么值得你帮？你帮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没想到阿妮塔不但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连着给了我三问。那三问，还真让人不好回答。我想了想，觉得瞎编里夹点实话也不要紧，就说了：“首先，我为什么要帮你？就因为我闲得无聊。其次，你有什么值得我帮？就因为你年轻漂亮。第三，我帮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当然不光是男人对女人时时都想要的那个好处，我会得到成就感，被需要感，同时填补我的空虚。如果我将来写小说，说不定还是很好的素材。”

  阿妮塔听后，沉默了片刻，说：“我不知道我除了给人操，还会有别的用处。如果你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自己，我也许可以告诉你想问的事情。那样，也算我对你带我听音乐会的回报，省得我再去求马利特了。”停了停，她又说：“我不会说话，不知道从哪里讲起，还是你问吧。”

是和马利特再作乐一次？还是立刻得到阿妮塔的隐私？在那两者之间犹豫了一下，觉得后者更新鲜刺激，我问：“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不是因为你的父亲？我知道你十三岁就被你的父亲、、、、、、”

“十三岁还没满、、、就是他，都是我那老东西害的。”  阿妮塔的眼泪在眼圈里滚了几个圈，终于没有淌下来。

为了怕耽误读者们宝贵的时间，我就不去描写阿妮塔在讲述自己悲惨生涯时细微的表情了。阿妮塔的故事是：她母亲年轻时是个街妓。有一天与两个客人发生争执，竟而打了起来。阿妮塔的父亲是个西班牙暴性子，见两个大男人打一小女子，便见路不平拔刀相助，结果被那两个人打断条腿。阿妮塔的母亲把搭救她的男人弄到家，一直照顾到他能走路。就那样，他们一起生活起来。因为搭救之恩和自己妓女的低贱身份，阿妮塔的母亲对那男人说：“随便你要做什么，我都不会不依的。”  不久，阿妮塔的母亲生了她和比她小一岁半的妹妹。那以后，阿妮塔的母亲就从街道下岗了。家里的生活除了政府的福利外，就都靠她的父亲。那更是加强了她父亲在家里的权威性。阿妮塔说她最早的记忆是从5岁开始为她的父亲口交。12岁多就被父亲占了。“他每天都要。”这是阿妮塔的原话。

“你母亲不管吗？”我问，全身一阵阵抽筋似的，又愤怒又刺激。

“妈妈不敢，因为只要她一开口，就会挨揍。我那老东西说妈妈答应过他，生我就是为了等我长大能代替妈妈给他玩。”  

有一天，阿妮塔听到她妹妹尖叫，跑过去一看，是她父亲准备强奸她的妹妹。阿妮塔拿起把剪刀，冲着她父亲说：“你敢，我就剪了你的。以后你想操就找我，你要敢动妹妹，或打妈妈，我就剪掉你的。”

“你为什么不叫警察，或者去法院告你那老东西呢？”我气愤而不解地问。

“我可以叫他‘我的老东西’，但你不能说‘你的老东西’。”阿妮塔的口气带着责备。接着说：“我家里的事，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楚的。反正，我不能报警。”  阿妮塔的回答又一次证明，世界上任何矛盾，都复杂不过家庭矛盾。

那天后，阿妮塔的妹妹从家里跑了出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她妹妹发誓不再回那个家，不再见家里的任何人。所以阿妮塔从那以后没有再见过妹妹，只知道妹妹18岁就结了婚。“妹妹现在人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我真想知道。就是不见，有点消息让妈妈放心也好啊！”

“你为什么不像你妹妹一样也跑出去呢？”我建议似地问。

“我跑了我那老东西怎么办。他没有我，一定会去害别人家的孩子的。结果我那老东西要坐牢，还要害得别人家不幸。就是他不出去害人，我要不在，他会折磨死妈妈的。反正如果我跑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阿妮塔换了口气，接着说：“我那老东西毕竟是我的生父，也要人照顾。哎，我只当我的肉体是堆垃圾，满足那老东西外还可以帮帮妈妈，还可以免得别人家的孩子受害，也算派了点用场。再说，反正从小被他那样，也习惯了，现在跑掉还有什么用。”  

据阿妮塔说，她15岁那年，父亲迷上了赌博，有时输了没钱就拿她去抵债。阿妮塔实在受不了，就走上了吸毒的道路。

“你还年轻，应该戒毒，应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听着她的故事，我发现我对阿妮塔的感觉在产生变化。大概人都是这样吧，越是了解，越是可以理解。

“戒毒，可以啊，如果有必要的话。可没有那个必要。我是堆垃圾，是没用的东西。我恨我自己，恨自己的身体。我这辈子是没有什么指望了。我就等着我妈妈和老东西死了，这辈子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阿妮塔说完，又补充到：“不过，我今天真的很开心，我都记不起来我什么时候这样开心过。”

“如果能让你开心，我下次再请你去听音乐会。”我知道是个空头愿，但已经不是在故意撒谎，而是为了让她听了高兴。

“不是听音乐会让我开心，是和你谈话让我开心。你知道，没有人问过我过去的事情，没有人有兴趣跟我讲话。所有的男人，要的都是同一样东西，我的那个洞。”  阿妮塔说着，又出现一片乌云。

“你应该下决心，努力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乘机又鼓励了她一次。

“能过普通人的生活，那多好。可那太遥远了，太可怕了。像你这样快乐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

“像你这样快乐的人”，阿妮塔的那几个字在我的脑海里回旋。我快乐吗？我要是快乐，会有闲心去找妓女玩感情游戏打发时间，以掩盖和麻醉自己的心病吗？我凭什么去对人家说教？

把阿妮塔送回她的住处，出车门时，她说：“丹尼，你以后不要对我这么好，别人越对我好，我就越感到欠别人的。我最不喜欢就是占人家的便宜。”

阿妮塔的这句告别语，讲得我无地自容。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不想处处占人家的便宜。就比如九哥那家伙，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却连妓女的便宜都不肯放过。而惟独阿妮塔，一个妓女，一堆存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垃圾，一个供人发泄兽性的器具，却不想占人家的便宜。

那以后的一星期里，阿妮塔的事天天像闹鬼似地缠着我。真的，她为什么不报警把她那畜生父亲抓起来呢？

一星期以后，我的种子在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结果当然是亿万个带着尾巴的蝌蚪个个都精神抖擞，充满着生命力。这一回，该轮到我劝安娜去检查身体了。安娜没有推辞，说立刻去检查。但与医院一预约，时间刚好与去丹麦开会有冲突。

“等从丹麦开完会再说吧。”安娜推辞说。

“丹麦你要去多长时间？”我问。

“不长，就四天。”安娜说。

“四天，那么长！”我叹了口气。

“你要觉得一个人在家没事，可以作为我的家属一起去，别人也有带家属的。”安娜说。

“别人都是带老婆吧，也有带老公的吗？别人问起来我算什么？安娜夫人，夫人的夫是丈夫的夫。”

其实，在挪威住了那么些日子，丹麦我还没去过，还真想借机会贪便宜跟安娜去玩玩。但真的作为安娜的家属，“安娜夫人”去吗？那多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