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传 -- 共产党打入国民党

任大先生

第十二章

   1922年，即爱玛米尔斯到中国的那一年，亦即蒋介石前往苏联考察军事的前一年，列宁派遣他的一个最有能力的外交家越飞(注) 到北京，试图为新成立的苏联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67)

   (注)：越飞是与同盟国(包括德、奥等国) 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苏俄代表团的团长。他是托洛茨基的朋友，两人合作创办了《真理报》。越飞后来因抗议斯大林的政策而自杀。

  越飞到中国试图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在北京的中国政府，因受到西方大国的压力，拒绝承认这个共产政权。由于在北方不得要领，越飞转而向南方的孙逸仙和国民党试探，看有无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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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结盟，对孙逸仙来说，是不无尴尬之处。他和苏联一样，没有什么选择。他和越飞的会谈，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告诉越飞他的北伐的大计划 -- 这计划的内容是率领革命军消灭所有军阀，把全中国统一在国民党之下。要完成这个计划，他告诉越飞，他需要财政上的支援和军事顾问的指导。1923年1月，孙和越飞签署一个联合声明，称为《孙文越飞宣言》。这个宣言的目的之一，是解释孙并不是在卖身投靠共产党。该宣言劈头的一段便是：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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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月之后，孙向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解释他为什么和苏联交好：「主要的问题是，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她是西方国家的受害者。... 西方国家采取一个灾害性的政策，给予在北京的腐败虚弱集团一个幻想，坚称它是中国的政府。... 事实上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它一天也撑不下去。... 西方国家顽固地、盲目地拒不承认南方政府。... 所有收益都给予北方集团，其中很大部分是被用来买武器攻打我们。我们对美、英、法及其他大国已不能有什么期望。世界上唯一愿意帮助我们南方政府的国家，是苏联。」

   孙发表上述讲话之后的一个月，即1923年8月，蒋介石率领一个四人代表团前往苏联。他较早的时候已见过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给他提供了两个旅程上的伴侣，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译按：他们是张太雷和沈定一。) 到达莫斯科后，蒋颇惊讶于这个城市的「欧洲色彩」。他写信告诉陈洁如，「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与亚洲大不相同。」他会见了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对于后者他的印象颇为深刻。「托洛茨基在俄罗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告诉陈洁如。蒋最大的失望是未能会见重病中的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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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研究了他被容许见到的苏维埃制度。他对政治方面的批评比较含糊，这包括了他个人的观察和对苏联的宣传的小心过滤。但当他评论苏联的军事方面的时候，他的分析却比较具体和斩钉截铁。「我发觉144步兵团，大约军事指挥上事务皆归团长，而政治及智识上事皆归政党代表，尤其是精神讲话及平时除军事外的事务，都是党代表的工作。... 这个制度我认为设计得很好。」蒋从苏俄的军事中，还学到另外一件事，这事他的盟友和他的国人都希望他不要记在心里 -- 苏联的军力主要是防御性的，而蒋后来偏于采取进攻的策略而舍弃从防卫取得胜利，很可能便是源自这次访问苏联。此外，蒋也参加官方的大小宴会、观赏歌剧和出席群众集会，其中一次竟有二十二万人参加。「就读书来说，」他写信给陈洁如，「我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书上半部看不懂，很不想看，多次要放弃。看至下半部，则倦不掩卷，拟重看一遍。」

   (注)：事实上，当时列宁已在昏迷中，终于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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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在十二月十五日自苏联返回中国。他知道他不在中国的时候，苏联派了另外一个使者到中国，这人现在成为孙逸仙的主要顾问。他感觉非常不高兴。「孙先生让我失去面子，」他写信告诉陈洁如，「他怎能在我不在中国的时候接受鲍罗廷做他的顾问？他最低限度要拍电报给我或等我回来的时候，征求我的意见。这真无礼! 我不会这么快便给他我的考察报告，我要他等一等。」

   鲍罗廷，孙逸仙的新顾问，正在中国的政界开始发生巨大的影响力。他是犹太人，原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格鲁申贝格，出生在白俄罗斯一个小村落。他在拉脱维亚长大，在参加布尔什维克之前是犹太工人总工会的成员。加入布尔什维克之后，他是列宁的不足一百个追随者之一。列宁派他去瑞士工作，在这里他一直逗留至1905年1月22日俄国发生「血腥星期日」为止。该天，在俄国冬宫前面，沙俄的军队开枪屠杀一群示威的工人。用列宁妻子的话说：「这天正是每个人都觉识到革命已经开始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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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罗廷是最先回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在1905年被逮捕，随即被放逐。他去了美国，在印第安纳州西北的华帕拉素大学(Valparaiso University) 进修，并在芝加哥创办了一所移民学校。1917年革命成功之后，他返回俄罗斯，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员，先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墨西哥、西班牙、土耳其、英国等地传播革命意识。虽然他的母语是依地语，(欧洲犹太人所说的语言) 但这时鲍罗廷已经和他的母语及犹太血统断绝了关系，对人说他是来自圣彼得斯堡的俄国人。他在1923年被派到中国，而根据右翼记者索高斯基所说：「没有一个外国人像他那样能够彻底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鲍罗廷能言善辩，举止优雅，愿意迁就人。他能够说英语，因此可以和孙逸仙直接沟通。他也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且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共产主义宣道人。他很快发觉孙逸仙是一个天生的演讲家。宋庆龄曾这样描述孙的口才：「他毋须准备，随时可以出口成章。他会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听众的成分而决定他的演讲内容。我坐在讲台上他的旁边，紧张得像一头猫，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

   孙逸仙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哲学阐释者，自从鲍罗廷做了他的顾问之后，他便开始印发他的政治主张。在这些印刷物里，他用读书不多的人也能明白的语言把他的政治学说简单而清楚地表达出来。此外，鲍罗廷也成立了一个宣传部，以散发小册子、报纸、海报、旗帜和孙逸仙的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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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要相信共产党，」蒋介石从苏联回来后对陈洁如说。他为孙逸仙所写的四十页的《游俄报告书》，重覆又重覆地指出这一点。「从我的观察中，共产党缺乏诚意，」他写道。「苏俄的唯一目的，是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它的合法继承人。他们要使满、蒙、回、藏诸部，皆成为其苏维埃的一部分。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孙逸仙没有回复蒋介石的《游俄报告书》，也没有回信说他已收到这个报告。经过了正如陈洁如所说的「心急如焚」的等待，蒋介石终于忍耐不住，再给孙逸仙去信：

   「游俄的任务，使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和超过一万元。... 但对于我的报告以及我在苏俄的见闻，您迄今完全没有反应，是否您认为我没有完成任务，或您已对我没有信心呢？我感觉惶恐。我自觉我在俄的行为全无纰漏。... 他们曾试图迫使我参加共产党，但我以需得先生的同意为理由而加以拒绝了。为此他们甚而取笑我崇拜个人而非忠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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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之后，蒋收到孙逸仙的一封电报：

   「介石兄，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有所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

   但照往常他不高兴时一样，蒋花了许多时间才来广州。他向孙逸仙指出俄共和西方帝国主义一样危险。但对他不愿意听的话，孙逸仙照例不加理会。

   另一方面，鲍罗廷却察觉到了孙逸仙在广州非常不安全。前一年，孙逸仙被陈炯明赶离广州，他现在之能够回来重新担任大元帅的位置，完全是靠两个军阀的支持。这两个军阀，一个是滇军的杨希闵，一个是桂军的刘震寰，他们所属的省份都在广东的西面。杨、刘两人迎返孙逸仙，完全是为了掩饰他们在广州从鸦片烟馆和妓院所得来的不法收入。虽然如此，孙逸仙还是大赞杨希闵为「活神仙」，因为他在保卫广州时肩膀和肚部负了伤而不死。杨、刘两人把广州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后，便带同搜刮得来的金钱离开了。他们留下约四万众的军队给孙逸仙指挥。此外，孙还有一支约二百人的卫队。至于国民党仍然要面对资金短缺，则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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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民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鲍罗廷建议党员召集志愿人士保卫广州，有540人响应这个号召。当陈炯明的军队开始退却时，在许多方面都不接受鲍罗廷意见的孙逸仙，却同意鲍的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这个大会在1924年1月20日开幕，出席代表都要向国民党党旗和孙逸仙的肖像分别作三鞠躬和一鞠躬。

   中国共产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被要求参加国民党，而虽然他们只占出席代表不足百分之十五，但国民党大会会后的宣言 -- 改组国民党、重新确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加强莫斯科和广州的合作 -- 却很明显受到与会的共产党代表的影响。李大钊，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感觉到这宣言对非共产党人所可能引起的怀疑，特别作一个声明，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而来，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

   大会开至第六天，消息传来，列宁在莫斯科逝世。大会因此停会三天哀悼。在停会前的一天，孙逸仙在会上讲话，他向列宁的亡灵表示：「我们会根据你指出的方向继续前进。... 你虽然离开我们，但在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的记忆里，你将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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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恢复后，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一个常备的组织。这个委员会的大部分的成员，以及九个新部委的主席，都是由孙逸仙和鲍罗廷两人选定的。而在鲍罗廷的策划之下，共产党员占据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这些主要位置，远远超出他们的比例。这些身据要职的共产党员中包括向大会作出虚伪声明的李大钊，以及毛泽东。

   蒋介石在大会召开之前几天才到达广州。他发觉自己无论在大会中或是在国民党内，现在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虽然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该校在广州出口的黄埔岛上，故又称「黄埔军校」) 但不多久他便把筹备工作推到另一个人身上。他原已被任命为军校校长，但他推辞了，并气冲冲地返回溪口家中。孙逸仙在他走后不久写信给他，要他回来：「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匝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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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迟至五月才返回广州，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之职。军校在6月16日开学，有学员五百人。 孙逸仙主持开学礼，他向学生致辞说：「民国因为缺乏革命军队，致被军阀和官僚弄得非常混乱。创办军官学校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军校是革命军的基础，而你们是革命军的核心。」

   蒋介石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但他的讲话的内容，和孙逸仙的脉络完全不同。「你们要一步步地记紧你们的责任，永远不要忘记。第一，纪律。你们必须无条件地遵守长官的命令。第二，无论给你们什么责任，你们都要尽力完成。第三，你们要将死亡视为一种光荣。为国家而死，是一个荣誉。不要怕死，只有懦夫才怕死。你们要像古语说的那样：『视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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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校座落在黄埔一个新改建的两层高的建筑物里。黄埔是珠江下游的一个小岛，距离广州十四里。蒋和陈洁如住在一个三房的楼层里。据陈洁如的叙述，蒋每天早上五时便立即起床，练功半小时后，便巡视在主楼后面的学生宿舍。当发觉有人尚未起床及穿着整齐军服的话，便严辞斥责。用他的妻子的话说，蒋是一个「要求很高的长官」。他要学生守规矩，不赌博，不嫖妓。学生都很怕他那灼灼迫人的目光，「这目光好像在一个面具后面发出，穿过你的身体。」那些被他发现没有扣好纽或绑好鞋带的学生，不是被他那极高的嗓子大声责骂，便是被送到禁闭室去。曾有一次，一个学生在对着一群三千人的观众朗诵一篇爱国文章时，在半途他忘记其中一句，他伸手准备在裤袋中拿出那篇文章看一下。「停止!」蒋高声叫着。「你不知道把纸塞在裤袋里会弄皱的吗？你应该放在上衣的口袋里。记着，蠢才!」

   陈洁如说：「全场的观众都耸动起来，你看我，我看你。那个站在讲台上的学生，因被当众批评而弄致面红耳热。」根据陈洁如的回忆，蒋本人「对批评非常敏感，而且容易发怒。他很少称赞别人。... 他只和那些对他有用的人交朋友，而当达到目的后，这些交情，无论以前怎样亲密，大部分都会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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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天的早上， 蒋介石会召集他的三千学生，排列整齐地在操场听他连续四个小时的训话，」着名作家、其夫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的韩素音(注)说。「蒋校长在南京的烈日下赤着头演说着，他的学生则个个肃立静静聆听。虽然蒋说的是历史、政治、军事，但他的讲话中心总都是道德性的。他认为比理论和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人格的培养。他用的词语是『做人』，这『做人』二字涵盖了所有的尊严和荣耀。听过他讲话的人，都有很深的印象。」

   黄埔军校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苏联的资助。苏联派来了约五十名的教官，并供应弹药和各种军事器材和设备。为首的俄罗斯教官是一个红发、蓄了整齐的小胡子的叫做加仑的人。此人真正身份是一个苏联将军，原名康斯坦丁诺维奇。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并在革命后的内战中晋升至高级将领的位置。和其他苏联教官不同，加仑和蒋介石十分合得来。

   黄埔军校的六个月训练课程，以蒋介石考察苏联军事学校的课程为蓝本，其中包括大量的共产主义宣传。除了战斗的教导和训练外，学生还学习军事和政治科学，以及国民党的历史。(71)

   (注)：韩素音，生于1917年，原名周光湖，中国籍亚欧混血儿。其父为华人，其母比利时人。其首任丈夫唐保黄，系黄埔毕业生，于1947年战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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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蒋介石同住在黄埔军校的陈洁如说：「黄埔军校的目的，不止是要训练出好的士兵，而且要培养出国民党的忠贞份子。军校的大部分的事务，都由蒋策划和决定。他拟出课程大纲，订立课程内容，确定教员和职员的薪酬，订出学员的生活津贴和伙食分配，以及选出考试委员。他很清楚知道他要什么，而且能够作出非常细致的计划。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做出决定之后，便不会改变。』」

   除了不妥协之外，蒋还有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内部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对立，不可避免地反映到黄埔军校来。这包括以下各个方面，全都是他的或明或暗的对手：汪精卫，军校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蒋的长期政治对手；(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的宣传部主任，其职后来被毛泽东代替) 周恩来，政治部副主任。周自称是「来自封建家庭的知识分子」，他刚从法国回来，在那里他创建了中共法国支部。以上是左派。站在这群政治明星的对立面的是胡汉民，他是保守派，与左派势不两立。蒋在这两派之间表现模棱两可。很少人知道他曾去过苏联，更少人知道他对苏联不信任。现在，他和苏联的军事顾问携手合作，更使人以为他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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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希闵和刘震寰两个军阀，他们的军队当时仍然留据在广州，他们对黄埔军校自然没有好感。他们知道这个军校正在培养一群军人，这些军人将对他们不利。在黄埔的小天地外面，在广州城内，情况非常混乱。1923年底，孙逸仙鉴于列强仍然拒绝把广州海关税收的余款交给他的政府，扬言将出动武力收回。对此，列强的反应是组成一支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舰队，进驻广州海面。1924年5月，正是蒋介石到达广州的时候，广东的商人因孙逸仙意图向他们征税而威胁罢市。几个星期后，孙逸仙收到消息，说这些商人已组成一支九千人的军队，而一艘挪威货轮正运送九千枝来福枪给商团的军队使用。在这情况下，孙逸仙向蒋介石要求协助。

   蒋介石的第一着是先对付诡计多端的杨希闵。他警告孙不要掉下杨布置的圈套。杨曾向孙建议，由孙提供枪械给商团自卫，而商团则交罚款一百万元，这笔款项由杨负责收取。蒋介石劝孙不要上当之后，接着宣布广州戒严，并派军校的学生全副武装地登上有关的挪威货轮查截所运送的枪械，全数扣留在军校里。同一时候，英国总领事警告，如果蒋介石向商团开火的话，英国将炮轰广州。孙逸仙见事态危急，向他的国民党追随者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广东一地，现在危在旦夕。其原因有三：(一) 英国之压迫；(二) 东江敌人之反攻(指陈炯明)；(三) 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客军指杨希闵和刘震寰的部队)。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我等以战场训练官兵，其结果必臻理想。凡我同志，务听吾言，切勿犹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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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带同他的卫队、他的可以动员的全部军队，还有一小队空军，到广东省北部韶关设立基地。蒋介石拒绝随军。他留在广州对付军阀和商团的势力。他写信给孙逸仙要求增援。1924年10月9日，孙回电给他，说「我来韶之始，便有舍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并说，如果蒋认为广州有危险的话：「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

  蒋介石收到孙逸仙给他的信着他率领人马到韶关之后，作出以下的答复：「我已决定舍命保卫这孤岛。我仍然等候您早日回师支援我们。我们绝不放弃我们的基地，因放弃这基地意味我们的党将永远失去它的基础。若您带队回来的话，我军可实施反击，扫清所有敌人，使广州成为一个安全和稳固的革命基地。在这里我将一步也不离开，我恳求您很快便会回来。」

   在孙逸仙离开广州之前，广州的商团已在和他讨价还价，希望取回被扣押的枪械。他们提出用二十万元来交换。孙同意了，并命令蒋介石把军械退回给商团。蒋虽大感不满，但唯有遵命行事。第二天是双十国庆，但国庆带来了惨剧，商团利用他们新获得的武器向蒋的兵士射击，造成数人死亡。孙最后发觉还是蒋介石对了，他们需要保护国民党在广州的力量。他差遣一部分军力自北方回师广州。有了这增援，蒋在两天之内便击溃了商团的武装，恢复了广州的秩序。根据华北日报报导，蒋介石顿时成为保卫广州的英雄。陈洁如说蒋因此志得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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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的军事顾问反对他北伐，但孙逸仙仍然在1924年11月12日离开广州北上。他的随从之中包括一个传奇的保镖「双枪马坤」。马坤原名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是加拿大籍犹太人。(注) 他是一个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及到处找机会的人。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对孙逸仙和宋庆龄的终生不渝的忠诚。在北上之前，孙、宋和他们那一群胡乱凑合的随从在黄埔过了一夜。当陈洁如在招呼宋庆龄的时候，蒋介石则陪同孙逸仙检阅了黄埔军校的学生。离开之前，孙告诉蒋他还要去北京，「不肯定」是否会回来。事实是孙逸仙因为有病在身，可能已猜测到他的时日无多了，因此他要身体还可以的时候，开始他梦想已久的北伐。他在十一月底到达神户。这次到访日本的高潮，是他发表了一个种族团结针对西方国家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了1905年的日俄之战，日本打败了俄国。此外，宋庆龄也作了一个关于妇女解放的演讲。日本政府对孙逸仙的到来视而不见，没有邀请他到东京访问。

   孙的轮船到达天津的时候，他已感到相当痛楚。他12月4日上岸，两天之后便不能起床。他最后在大除夕那天到了北京，下榻北京饭店，随即被送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当时最好的医院。1月26日手术科主任给他开刀，诊断为无药可治的肝癌。

任大先生

   孙逸仙的北京之行，发生在共产党蚕食国民党的同一时候，而这蚕食的行动从控制商会、学生组织和工会开始。据《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old) 的报导：「人们走到街道上，每个街道都可看到列宁的头像，从墙壁上俯视着他们。」有两件事(英国人称为「风波」，中国人则称为「屠杀」) 对共产主义起着促进的作用。第一件事发生在5月30日，上海国际租界的警察开枪射击参与一个纱厂罢工运动的群众。(这罢工运动由共产党发动) 事件中，有几个工人死亡。鲍罗廷对此大喜过望：「我们没有制造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是为我们而制造。」几个星期之后，这惨案的后果又被提高了，因为一艘法国炮舰，配合英国的机关枪，在广州袭击抗议五卅惨案示威的人群。

   另一方面，由于要对惠州作第二次进攻，蒋介石接触杨希闵、刘震寰两人，请求调用他们的军队，但他们没有回复。了解到共产党人是唯一可以帮他驱赶陈炯明的力量，蒋做出任何一个军阀都会做的事情 -- 他到处找共产党盟友，甚而每天早上刻意结上红色领带。在这期间，蒋招纳入国民党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周恩来。有急智和文才的周恩来，给蒋介石在共产党内说项，而蒋也推荐周做第一军的政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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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再次打败陈炯明后，以胜利的姿态回师广州。在出发之前两天，他布置了所有的铁路和交通工人罢工。杨希闵和刘震寰，因为无法部署军队迎战蒋军，只好逃离广州。6月12日，即孙逸仙逝世不足三个月，蒋成为镇守广州的最高人物，而且在国民党内，由第七位跳升至第四位。一个星期后，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广州的新形势进行改组。蒋要求成为委员之一。委员会在不能拒绝的情况下接受了。蒋介石被任命为广州防城总司令，这职位有如使他成为国民革命军，亦即国民党的所有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此外，他也成为汪精卫担任主席的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在孙逸仙死后的这段期间，在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都可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的老朋友、在党内排名第四的廖仲恺，被暗杀了，其原因极可能是他的左倾思想。暗杀据说是由胡毅生所指使的，而胡毅生是国民党右派、排第二的胡汉民的兄弟。胡毅生结果被囚禁，而胡汉民则被派去苏联「考察」。随着廖仲恺的死亡、胡氏兄弟的离开，蒋介石现在升上第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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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民党内一些不满当前政策的右派，则离开广州前往北京，在孙逸仙的灵前开会，会后决议驱赶党内的共产党员、开除鲍罗廷，以及把国民党总部从广州迁移到上海。

   国民党内的右派对共产党忧虑不是多余的。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代表是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了毛泽东，汪精卫从前的副手，现在是宣传部部长和党报总编辑。在大会中，汪精卫宣读政治报告，蒋介石则负责军事报告。根据蒋的报告，兵士的待遇已经被提高了。他们从每月九元增加至十一元。至于军官的薪酬，则是介乎160元至500元之间。他建议普通兵士每月多给数元，同时以银元支付，而不是已贬了值的货币(注)。他说这对北伐的成功十分重要。他计划六个月之后便开始北伐。在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蒋介石被选进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宋庆龄已经返回广州，到达时受到了群众的盛大欢迎。她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她一起出席这个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