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们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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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们的真话


作者：曹豫生


　　读了我友杜建国发来的两篇文章，不由地颇为感慨：《南方周末》的确是传媒界的一朵“奇葩”。一个瞎话篓子在中国居然成了“说真话”的典范，当然，如果为洋大人（特指欧美洋人）和资本的利益说话就等同于说真话的话，那么《南方周末》“说真话”的美誉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以前看到有些批评《南方周末》的文章后面总有网友跟帖，你们批《南方周末》不就是因为它“说真话”吗？可惜这些网友就从来不看看，那些批评此报的文字中，很多本身就是揭露该报撒谎的。从这些网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宣传的魔力，当年戈培尔的那句名言是有符合现实的成分的。

　　大家不妨读读《南方周末》，看看该报有多少批判洋人或资本的文章，再看看该报有多少替洋人和资本叫好的文章。再想想该报的“真话”到底是什么？
　　当然，只有一个《南方周末》扯淡无所谓了，问题是它外面还有个南方系，有个南方系也无所谓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大部分的媒体的普遍“南方系”化了，没有不同的声音了，成了“一言堂”了，以“自由”的名义搞专制了。在媒介上传播的东西都是一套《南方周末》式的思维定势，因为宣传的魔力，再傻的论述架不住反复的灌输。除了网络还没有完全南方系化之外（其实著名的大网站的信息传播也都是南方系出身的人或同样理念的人把持着），不同于的南方系的声音都已经死了。南方系扯什么民主自由多元，大部分民众和网友当然会信，因为民众就是用来“洗脑”的，错了，应该是“启蒙”的。当然，很多民众并不知道，也没有想过，洗脑和启蒙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双方的关系也就是类似“野心勃勃”和“雄心壮志”的关系，可是很多傻傻的人对洗脑深恶痛绝，对启蒙却心甘情愿，真是傻到家了，却还自以为自己太聪明了。当然，这些粉丝虽然傻，但“南方”们有话语权，可以给粉丝们戴上“说真话”、“独立思维”、“思想解放”等高帽，让粉丝们爽的不得了，虽然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一张嘴都是背的南方们“启蒙”给他们的话，“死记硬背”还扯什么“独立”、“解放”，别让这些好词蒙羞了。

　　《南方周末》有一句著名的自我吹嘘的广告词：在这里，读懂中国。如果该报真的信奉说真话，我建议把这一句改为：在这里，读懂中国右派眼中的中国。哪一句更符合事实呢？大家又不是傻子，不需要教，摸着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即可。如果认为我改的那一句更符合事实，《南方周末》会改吗？当然不会，因为它的“说真话”本来就是忽悠傻瓜的，改了不就自我暴露了。所以，接着忽悠大家，把大家都忽悠成洋奴和资奴是它的本职，我想它会继续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职的。因此，我建议洋人和资本家给《南方周末》颁发最敬业马弁奖。

　　上面有些文字对不少网友来说挺难听的，我希望你们在气愤和骂我（呵呵，这是不可避免的）之余，想想我说的话是不是有点道理。如果你能这样想，我也送你一顶帽子，你真的开始“独立思维”了，至少能对不同的理念和论述有兼听，有分析，有评估，这就可能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结论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粉丝了，那样，真正得利的是你自己。我想再补充说一句，被别人忽悠是可怜的，也是可耻的。

　　下面我附上杜建国先生的文章。我上面所写的文字算是给杜先生文章的一个注脚吧。

　　附：

　　
杜建国：媒体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编辑本段回目录


　　进入2011年后，食品安全成了社会热点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是市场体制下无法避免的问题。市场不是抽象物，其构成和运行离不开具体企业的参与，企业的目标则是追逐利润。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扩大利润和加强竞争力，抛开人力因素不谈，不外靠黑白两条路子，白的是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等等，黑的就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等。既然如此，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黑砖窑使用智障奴工，造纸厂偷偷排污，华尔街推销劣质房贷，东电公司拿核安全冒险，这些现象与食品安全问题所遵循的都是同样的道理。可以说，只要市场竞争存在，只要企业的逐利目标不变，食品安全问题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不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西方国家也是如此。
　　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和市场失灵问题，中国主流媒体和学界如果还对自己和公众负责任的话，那么就应该进行自我反省。众所周知，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媒体和学界对“市场”的推崇和赞颂可能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看不见得手”，“小政府大市场”或者“小政府大社会”，“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追求私利（即企业行为）等于追求公益”，等等，这些话语成天挂在媒体人和学者的嘴边，市场简直就是效率、公平和道德的完美化身。遗憾的是，现在市场出问题了，媒体和学界不仅没有进行自我反省，反倒好像是事不关己般，一如既往地站在道德制高点，把所有火力射向了政府。政府监管不力，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众多媒体对待食品安全问题的代表性观点。媒体的这种表现是很有问题的。
　　首先，消费者、普通公众有资格批评政府，但是媒体却未必有资格。昨天你们还在宣扬政府要退出和远离市场，今天市场一出了问题，怎么就没事人似地指责起政府对市场监管不力起来了呢？你们所主张的到底是放任呢还是干预呢？到底是哈耶克主义呢还是凯恩斯主义呢？如此自相矛盾，实在有违客观公正的原则。
　　其次，针对食品安全问题，警惕政府的不作为不监管是理所应当的，不过同样也应该对企业保持警惕，毕竟食品安全问题的源头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在此姑且就不讲谁是第一责任人或主要责任人了，起码责任人不只是政府一个。而媒体呢，却常常是放过企业，专打政府。要讲公正，就该一视同仁，总不能对政府“马克思主义”、对企业“自由主义”吧。
　　不仅如此，媒体在大肆报道甚至夸大（因篇幅故暂不就此展开讨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同时，还进一步制造了新的神话：“发达”“先进”国家或地区没有或已经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无巧不成书，就在媒体肆意宣扬这一神话的时候，所谓的“发达”“先进”国家或地区的食品安全问题却突然间爆发出来，简直就像是专门为了跟媒体过不去一般。进入五月份，素享食品安全盛名的“发达”地区台湾，突然被揭露出饮料中添加毒性化学物质塑化剂的恶性事件，其波及之广，危害之大，堪称前所未有。随后，通过蔬菜传播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在欧洲的蔓延，又是令人瞠目。“发达”“先进”国家或地区的食品安全的神话迅速破灭，至此，中国媒体借食品安全问题所进行的发挥才有所降温。
　　在此举一个代表性的例子。
　　2011年4月28日，《南方周末》转载了凤凰网专栏作家俞天任的文章《日本食品安全神话归功于谁？》。俞文断言，“从80年代之后，日本的食品安全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1998年7月在和歌山县发生的有毒咖喱在事后被判明为投毒案件之外，一般所发生的食品中毒事件都还规模不是很大，还在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起码没有什么恶性案件。现在日本谈起食品安全，在更多的时候是指进口食品的安全问题”。
　　俞先生如此高论，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笔者对日本所知甚浅，但不用查资料也能记起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发生过O-157大肠杆菌中毒事件，本世纪曾发生过雪印乳品中毒和欺诈消费者事件，都是后果严重，反响巨大。俞先生作为日本问题专家，难道竟然对此一无所知？何况，比食品安全更让人恐怖的核安全问题现在在日本都被搞得一塌糊涂，又怎能让我们相信前者就安全可靠呢？
　　俞文一开始正确地指出“食品安全受到威胁并不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粗心大意所造成的事故，而是黑心商人为了追逐利润而有意干的，干这种事的黑心商人不仅在中国有，日本照样也有。”但是临到最后做总结的时候，俞文却强调“食品问题上出了问题首先是政府的过失”。绕来绕去，“黑心商人”不见了踪影，罪魁祸首只剩下了政府。俞文还强调，要“防止政府在出事之后借惩罚不良商人而转移消费者视线从而推卸责任”。这也令人匪夷所思，难道政府对不良商人危害社会的行径放任不管才叫负责任吗？
　　《南方周末》的编辑在此文的“推荐理由”中称，“日本经验就是让消费者随时能找政府麻烦”。这不无道理，但是只鼓吹找政府的麻烦而不找企业的麻烦，也称不上是一碗水端平。媒体应该拿出与“找政府麻烦”同样的劲头来去找“黑心商人”和“无良企业”的“麻烦”，否则就是偏心眼，就是搞双重标准了。
　　编辑最后称，“为什么我们的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一句话，民众还不够分量。什么叫够分量？制度上可能很复杂；总结现代国家的先进经验，其实就两句话：让失职官员滚蛋，让无良企业倾家荡产。”
　　如前所述，所谓“现代国家的先进经验”，压根就没有他们宣扬得那样神通，强不到哪里去。另外，编辑虽加了句“让无良企业倾家荡产”，但与整篇文章的基调相比，总不免让人产生这只是在装装样子的感觉。官方真要对“黑心商人”“无良企业”有所行动的时候，估计媒体又要改换标准了。比如，去年围绕着不法商人黄光裕案件，同样一批媒体不就在为黄犯大鸣不平嘛。
　　媒体对待资本或企业如此宽宏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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