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楼主: 源济

[哲史艺丛]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1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节 蓝玉冤案

蓝玉案当然也是彻头彻尾的冤案。

首先,朱元璋事后所辑的《逆臣录》,也就是蓝玉案的供词集中,并没有蓝玉本人的口供,这表明蓝玉根本没招供。没有主犯的口供,这份供词的真实性就颇值得怀疑。

其次,《逆臣录》中其他人的供词反映出来的这桩谋反大案,策划过程如同儿戏。蓝玉造反明目张胆,毫不避人。洪武二十五年底,朱元璋派谢熊前往成都召蓝玉回京。据谢熊供词,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凉国公宅第,蓝玉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劝这位皇帝的钦使造反:“我知道,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内有我名字,差你来提取。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说,好歹下手做一场。你回去休要泄机,若事成时,大家得安享富贵。”

接着,在回京路上,二十五年年底在四川,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在武昌,初三在九江,初七在安庆,蓝玉一路到处活动,见人就劝人造反,毫不避嫌,这已经令人咋舌,而回到首都后的“策划”活动,更令人瞠目。

蓝玉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抵达南京,二月八日被捕。据《逆臣录》所载口供,在近一个月当中,上自侯爷、督爷、指挥,下至千百户、总旗小旗,乃至奴仆家丁、贩夫走卒、流氓无赖,有几千人曾穿梭来往于凉国公府,畅言谋反,可谓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按这份供词,蓝玉谋反的事,搞得京城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蓝玉和他的下属智商皆属正常,造反是铤而走险的大事,怎么可能在雄猜好杀的皇帝眼皮下如此张扬?更何况蓝玉与之商量的那些人,多数都不靠谱。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供,说是蓝玉曾请他吃酒,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后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日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的。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他曾去拜见蓝玉,听蓝玉对他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只是乡里一个染匠。

很显然,《逆臣录》不过是朱元璋仓促罗织出的一个幌子。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1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四节 大屠杀的文化背景

经常有人把朱元璋的大屠杀与刘邦诛杀功臣相提并论,其实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刘邦所诛杀的开国功臣,主要是异姓王。汉初一共封了七个异姓王,他们有土地,有人民,有甲兵,是汉帝国内的半独立王国。正如翦(jiǎn)伯赞所说:“这种封拜,不过是对于同盟军的占领,予以承认而已。实际上,上述诸人,封亦王,不封亦王也。”(《秦汉史》)这七人当中,被诛者五,幸存者一,长沙王吴芮后降为侯。对他们的诛杀,实际上是汉高祖统一全国斗争的继续。

汉初所封列侯,一共一百三十七位,以谋反而诛杀者仅二人,一是阳夏侯陈稀,一是淮阴侯韩信。陈稀于汉高祖十年九月公开反叛,自立为大王。

汉高祖十二年,为樊哙军追斩于灵丘。可见诛陈稀是平叛战争,不能算入诛杀功臣之列。列侯在汉高祖死前被诛者,实际上仅有韩信一人。加上刘邦死后因罪失爵的五人,第一代列侯被处理的一共六人,占汉高祖朝列侯总数的4.3%。即使加上被诛的异姓诸侯王,被诛和因罪失爵者也仅占汉高祖朝所封功臣的7.7%。而《明史》功臣世表所载明太祖朝功臣共六十九人,被明太祖诛戮赐死者共三十二人。若加上得罪贬死于戍所的开国公常茂,受朱元璋之命被胡惟庸毒死的诚意伯刘基,因明太祖赐蒸鹅而速亡的魏国公徐达,则达三十五人,占明初功臣的57.25%。

朱元璋的大屠杀,当然是野蛮、下作和卑鄙的。然而奇怪的是,在传统正史中,对朱元璋此举进行严厉批判者并不多。

这样残忍的大屠杀,在中国文化中自有其理路在。朱元璋兴此大狱,下此杀手,完全是基于中国政治中“过度防御”的策略传统。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猜忌的民族。难于合作是中国人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性,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这被学者们作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平等合作的一个有力证据。外国观察者一到中国,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高的城墙,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缺乏相互信任的表征。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国人一定已经经历了无数代的相互欺骗、背叛、陷害和内争,过早成熟的智力和过于丰富的历史破坏了祖先们相互信任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相互伤害的痛苦记忆。

一代代积存在血液中的受骗记忆,使我们祖先的猜疑能力发展到极端,在汉语中出现了“斩草除根”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语。一个王朝被灭掉之后,新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追索前朝皇帝的后代,务必干净利落地全部杀掉。相互防范、相互猜疑的心理发展到极端,几乎已经成了这个民族的群体性心理障碍,因为总是用最坏的想法去推测对方心理,所以在心理上形成相互惊吓的共振效应,迫使人们以妄想狂的心态采取种种极端措施来消除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恐惧。

甚至在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情味、最为宽容理性、最有人缘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同样的刽子手。在和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胜利之后,为了确保自己王位的安全,他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的那些无辜的孩子,一律杀掉。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例行公事一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几千万言的《资治通鉴》对这件事只用了这样一句轻轻带过:“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生诛,仍绝属籍。”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统一传统,正是中国人不善合作的结果。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强力确立尊卑秩序,也就是说,要通过暴力在群体之内形成的是压制与服从的关系。一个超大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是出现一个超级强硬的权威。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所以,朱元璋的诛戮功臣,被认为是中国的权威型政治体系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虽然血腥,虽然下作,但是并未受到传统史观的苛责,也不影响在传统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图大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稳定做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这一举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险系数最大的手段。

因此面对这样疯狂的大屠杀,整个大明王朝如同一潭死水,只能逆来顺受。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几乎没有人上书抗议,没有人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牵连进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侥幸逃脱的则暗自庆幸白捡了一条命。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1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四章 衣锦还乡:对凤阳乡亲的特殊照顾

第一节 一个重大消息,两个特殊人物

朱元璋的故乡古称钟离,元代升为濠州,明代改称凤阳。它是淮河流域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除了淮河两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时在史籍中偶尔露一下面外,很少有人提到它。但朱元璋的发迹使凤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三月,一个重大消息传到了南京:朱元璋的故乡濠州被朱军攻占。

朱元璋的心情异常激动。从军之后,他只有至正十三年回钟离招过一次兵,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如今屈指算来,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十几年戎马倥偬,日日夜夜精神高度紧张,他似乎已经忘了故乡的存在。然而消息传来之际,朱元璋才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无时无刻不挂念着那片贫瘠的土地,毕竟,他二十五岁以前的所有记忆都存放在那里。

生存斗争的压力抑制了他对故乡的热念,如今全国大势已经初步明朗,三分天下,他已有其二,可以喘一口气了。接到故乡收复的消息,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思乡之情如同洪水决堤,居然一发不可收拾。故乡记忆在脑海中一下子全面复活,一片片一刻不停地闪过。他感慨道:“濠,吾家也。济如此,我有国无家可乎!”攻下濠州这一天,正好是朱元璋大哥病死的忌日,距他父亲病故的忌日刚过三天,距他母亲病逝的忌日尚有十三天。此时,攻灭东吴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即将完成,第二个作战计划尚未开始,他决定利用短暂的间歇时间,回濠州省墓。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从南京起身。随从的还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个叫刘大,一个叫曹秀。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父母坟前

刘大就是慨然送地,使自己得以安葬父母的刘继祖的儿子,曹秀则是当年拿出自己所有家底置办礼品送他入皇觉寺为僧的汪大娘的儿子。他们是朱元璋终身难忘的两大恩人。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已经成为红巾军镇抚大将,这年年底,他在濠州城意外地见到了前来投奔的刘大和曹秀,惊喜非常,说“吾故人至矣”,忙问刘继祖夫妇和汪大娘的情形。原来汪大娘在朱元璋投军不久就去世了。到至正十三年初,刘继祖也病故了,家里只剩刘大一人,年小力薄,遂和曹秀一起来投奔。朱元璋闻听,“惨怛动容”(《凤阳新书》,《刘继祖传》),留下他们作了自己的贴身护卫。虽然二人才能平庸,不堪大用,朱元璋对他们却一直另眼相看。两人屡次请缨到前线作战,朱元璋都没有同意,说,我不会让你们冒生命危险,那样对不起你们的父母!

这次回乡,朱元璋特意带上这两个人。除此之外,他还特意带上一名博士官(许存仁)和一名起居注官(王祎),来记录他这次必将载入史册的“太祖还乡”。原来的流浪和尚现在已经成了即将登上帝位的“吴王”,这种巨大的身份变化使这次回乡一定比普通的衣锦还乡更具戏剧性。

刚刚上路之际,他还想摆设全套吴王仪仗,可一出南京城,他已经心如归鸟,把仪仗甩在身后,命令士兵日行百里,仅用三天,就奔到了故乡。

跨过村边那条小河,村头那棵老白杨还在,可其他都已经面目全非:村边那座规模不小的皇觉寺,而今只剩几条低矮的残墙和数堆瓦砾。村中一座座房屋倾坍破败,原本一百多家的村庄,而今只有二十多户还有人烟。自己家的老院子里,荒草已经近人高,三间草房,早已塌了顶落了架,朱元璋一行人的接近,只惊起了一窝鸦雀。

朱元璋内心一阵酸痛。

二十几户乡亲被马蹄人声惊起,战战兢兢地在门口向这里张望。在确定这不是一伙劫掠者后,人们渐渐聚集到了朱元璋家的老院子里:一个个鸠形鹄面,面带胆怯,衣衫褴褛。

朱元璋首先认出了小时候的玩伴刘添儿。添儿比自己大两岁,今年应该四十二,看起来却像是五六十岁的光景,腰弯背驼,面目黎黑,瘦得如同一具骷髅。小时候,刘添儿处处关照他,在自己吃不饱的时候,经常掰给自己半个饼子。如今,竟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朱元璋眼眶湿润,向他走过去:

“添儿?是你吧?”

刘添儿满脸迷惑,朱元璋说:“我是重八啊!”

“重八?”“重八!”“啊呀,重八回来啦!”……乡亲们一下子爆炸了,奔上前把朱元璋围在了中间:“这谁敢认啊!重八,你这是做了大官儿啦?”

朱元璋拉着一双又一双枯手,半天不能言语。终于平复下来,能说话了,嘱咐身边的侍卫:把你们带的干粮干肉都拿出来,给乡亲们分了,把带的那些礼品也给大家分了。

二百多名士兵的行军粮分给了二十多户人家,每家还分到了朱元璋从南京带来的两匹绸子,两匹棉布。那个时候,棉花在中国尚未普及,因此也是珍贵礼物。此外,每家还分到了二十两银子。

青黄不接时节,许多人家已经吃了一个月野菜,此时许多孩子当着朱元璋的面就大口大口吃起干粮来。整个村庄都一片喜气洋洋。

朱元璋却高兴不起来,衣锦还乡的自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没有料到战争把家乡破坏得如此彻底。趁着大家回家生火做饭,他带着随从到村外去给父母上坟。

坟地几乎已经找不到了。朱元璋记忆中堆得很高的坟头风吹雨侵,已经几与地平,荒草连天,大地寂静无声。朱元璋想着躺在地下的父母,可惜赶不上他今日的荣华了。他跪在低矮的坟头前,泪如雨下。

他本来想把父母的遗骸起出来,找个好地方另葬,但是博士官许存仁和起居注官王祎极力反对。他们说主公能有今日,显然是因为父母的坟风水好,要是起坟改葬,恐泄山川灵气。朱元璋一听有理,于是下令就地培土,“增土以倍其封”。

再回到村子,乡亲们已经从留在村中的侍卫那里知道,如今的重八,现在已经是“吴王”,不久之后就是皇帝。再见到朱元璋,大家扑通一下,都跪了下来。朱元璋命大家起来,他们起来后也都面带拘谨,不敢说笑了。朱元璋和他们细话家常,问他们这些年的境况,才得知村中人一多半儿死了,剩下的也都逃走。濠州的战争刚刚停止,大家都指望今年能过个太平年。

朱元璋宣布,任命和自己同来的刘英与曹秀为守陵官,全权负责守护皇陵之责,又宣布赐给这二十户乡亲每户视人口多少二十到三十顷地,免十年钱粮。朱元璋说,你们这二十户,以后就不用种地了,地佃给别人种,你们专门帮我看守祖坟,我立你们为陵户,帮我照料祭祀之事,不要你们出钱,祭祀过后的猪羊,就给你们吃了!以后你们每日间,只要收收租子,吃吃酒,快快活活度日罢!

大家又纷纷趴到地下,结结实实给朱元璋叩了几个头。

朱元璋环顾乡亲,发现和刚才比,少了一人:前地主刘德。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2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当年仇人刘德

从南京出发之前,朱元璋头脑中就一直在想,那个刘德如今怎么样了?

在刘德家里叩头求地的情景,是朱元璋生命中最大的耻辱。

刚才那二十多户之中,他注意到了刘德。当年那个精壮富态的刘德,如今也已经苍然老矣。在那时的朱元璋眼里,刘德就是村中最大的成功人士,举手投足,派头十足,让朱元璋十分敬畏。如今看起来,不过是个又老又猥琐的没见过世面的乡间老头。

听到朱元璋如今已经是吴王,刘德心里忐忑起来。朱元璋再次回村,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朱元璋派人把他叫了过来。大家心里都紧了一下。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而朱元璋这些年,可是以杀人为业。

刘德跪倒在朱元璋面前,一边磕头一边口中叨念:主上开恩,恕小的当年有眼不识泰山吧!可怜小的如今也一把年纪了吧!

朱元璋亲自上前,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说:你不用害怕。当年之事,我不会计较。“此恒情耳,不必问。吾贫时,尔岂知今日为天子耶!”(《国榷》卷一)嫌贫爱富,这是人之常情,我不和你计较。那时候你怎么知道我会当天子!同时还宣布,赐给刘德三十顷田。

在场之人,无不为朱元璋的宽容大度所感动。起居注官忙把这段话记载下来,他知道,这必将成为一桩历史佳话。

其实这一刻的一举一动每一句话,朱元璋在离开南京前就筹算好了。

朱元璋处处模仿汉高祖刘邦,对刘邦样样都佩服,但是对刘邦“羹颉侯”一事,却一直大不以为然。

由贫贱起身的人,总有相似的尴尬。年轻时的刘邦喜欢带着酒肉朋友到哥嫂家蹭吃蹭喝,喝酒吹牛。时间长了,嫂子难免不愿意。有一天,刘邦和一帮小兄弟走进家门,却听到嫂子拿锅铲狠狠铲锅的声音,那意思是告诉他,锅里没饭了,到别处去蹭吧,把刘邦弄得脸没处放,从此便留下了“击釜之怨”。当了皇帝之后,他大封近亲为王为侯,但唯独就是不封大哥大嫂的独子刘信。直到太上皇刘瑞亲自说情,刘邦才决定封他为侯,但在下旨时,却颁了一个刻薄的封号:“羹颉侯”。“羹颉”之意是“饭没了”。

即将开国的朱元璋,期望着以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形象进入历史,因此他对自己一举手一投足都很重视。朱元璋认为:“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五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则度量亦未弘矣。”也就是说,刘邦本是宽怀大度之人,却因为这桩小事破坏了形象,十分不值。帝王形象无小事,越是戏剧性的小事,越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环节。

在离开家乡前,朱元璋命人从外面采买食物,请乡亲父老痛痛快快吃了一顿。史载朱元璋在宴会上向乡亲们发表了如下重要讲话:“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悯焉。”并嘱咐道:“乡人耕作交易,且令无远出,滨淮诸郡尚有寇兵,恐为所抄掠。父老等亦自爱,以乐高年。”据说乡亲们异口同声答道:“久苦兵争,莫获宁居。今赖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劳主上忧念。”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2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节 穷乡僻壤差点成为首都

朱元璋对家乡的情感确实非常深厚。他就是凤阳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一棵植物。在戎马倥偬之中,他时刻感受着人性的冷酷,但是一旦回到这贫瘠的故乡,他马上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熨帖,那么踏实。故乡那熟悉的一草一木和乡亲们对他的真挚情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然“子宫”,让他在这里感觉最安全、最舒服。

洪武元年,大明开国,定都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然而不久之后,朱元璋就提出一个令大臣们十分震惊的计划:把帝国的首都设在老家凤阳。

开国前后,关于新帝国的首都,君臣们进行过多次讨论,因为南京在全国的位置偏于东南,所以大臣们提出过长安、洛阳、开封和北平等方案。这四座城池都是历史名城巨镇,各有优势,当得起首都之任:“或言关中(指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

没想到朱元璋却提出,在凤阳建设中都。他说,南京“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七,《中都告祭天地祝文》)。凤阳则离中原很近,而且“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实录》卷四五),以之作为中都,可以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

除了淮西籍的功臣们赞同外,其他大臣们都面面相觑。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小地方定为首都,这实在有点太匪夷所思了吧?凤阳经济落后,又“平旷无险可守”,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定都之地。性格耿直的刘基直接对定都凤阳表示反对,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

然而朱元璋听不进去。大家也就罢了,他们深知他说一不二的性格,主子定了的事情,除了服从,还有什么选择呢?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罗列论证了那么多,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

于是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诏在临濠营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在朱元璋的设想中,自己的故乡将成为未来的正式首都,南京将降为陪都。农民虽然生活节俭,但修宅院总是不惜血本。同样,朱元璋一贯做事节俭,这一次却不惜血本,他要倾全国之力,高标准严要求,要把中都建造成万年不易的金汤之地。所以中都从设计之初就务求雄壮华丽,他要求选取最好的材料,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经过百万民工六年日夜不停的建设,一座座雄伟的宫阙相继拔地而起。

朱元璋的要求在各个环节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考古学家后来在中都遗址中发现,中都残存石构件的数量、品种、质量都远超过元大都。大殿蟠龙石础每块都是2.7米左右见方、面积超过7平方米的庞然大物,其气派远胜过历代首都。后来明成祖修建北京城,金銮殿上的石础体量只有中都的三分之一。

现在中都石构部件的所有外露部分,全都精雕细刻,花费了巨量人工。

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的小城凤阳一时成了明帝国最大的城市。这座城市有里外三道城垣,三城相套,布局奢侈宏阔。宫城(大内)城垣“周六里”“高三丈九尺五寸,女墙高五尺九寸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皇城周长“十有四里”,砖石修垒,“高二丈”。最外面的中都城城垣“周五十里零四百四十三步”,用土夯筑,“丈高三”(当为“高三丈”),气势极为雄伟。为了使这座城池垂之万世,朱元璋还要求在城墙关键部位灌注熔化的铁水,比如“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熔灌之”(《实录》卷八三)。

洪武八年,工程基本完竣,朱元璋又一次亲临凤阳,验收工程质量,“验功赏劳”。然而在参观完这座耗尽了全国物力的雄伟新都之后,朱元璋却又作出了一个让全国惊掉下巴的重大决定:废弃中都!

原来,在这次验收中,朱元璋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因为劳动太苦,又不给工钱,那些被迫调来兴工的匠人心怀不满,实施了“厌胜法”,也就是我们说的“下镇物”,在宫殿的一些关键部位,埋下了咒符、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纸人等东西,据说这样将给居住者带来噩运。建筑已经完成,要想清理出这些镇物,十分困难。

《明史》卷一三八对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有厌镇法。”

也就是说,在验收工程的时候,朱元璋坐在新修成的宫殿中,却隐隐约约听到似乎有人在殿脊上拿着刀枪打仗。他询问怎么回事,李善长奏报说,有人对这座宫殿“下了镇物”。

朱元璋的反应是我们可以想见的。明史说他“将尽杀之”,也就是把修造宫殿的所有几千名工匠全部杀掉。工部尚书薜祥冒死进言,说只有木匠才能下镇物,铁匠和石匠没有责任,“活者千数”,一句求情,救活了一千多人。

就因为这一件偶发之事,导致了中都城全部作废。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在大明王朝却是天经地义:天下者,帝王之天下也。他的意志,是国土内唯一的意志。难道你以为他会为了珍惜一百万工匠六年的劳动,而生活在将造成自己心理障碍的建筑中吗?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2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节 朱元璋的报恩方式

生活在老家的想法破灭了,但是朱元璋对自己的老乡,却从来不改亲爱之情。对别人,他是高高在上的帝王,是杀人如麻的魔鬼,但是对老乡,他却始终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的“重八”。

开国不久,他正式任命刘大、曹秀为从仕郎,专门守护皇陵。还特意为他们改了名。刘大之名当然不能进入诏旨,他特别改为刘英。曹秀则连名带姓一起改了,叫做汪文。

何以把姓也改了呢?原来汪大娘有子三人,为了报恩,朱元璋特令曹秀改姓为汪,以示对汪大娘的纪念。其他二子,继承曹氏香火,依然姓曹。所以凤阳民间至今有“洪武改姓,曹汪一家”之说。六百多年过去了,凤阳曹汪二姓之间,仍有不能通婚的习俗。

洪武七年元月,朱元璋专门设立皇陵祠祭署,于是汪文、刘英的官名又改为了“皇陵祠祭署署丞”和“署令”。汪大娘的另两个儿子,一个被安排为祠祭署中层官员,另一个被封为卫所指挥。汪大娘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了。

这一年六月,朱元璋又特意把恩人的第三代,汪文的儿子汪伦,刘英的儿子刘鉴,送到南京国子监读书,“日给糈脯,冬夏给衣布等物”(《凤阳新书》卷二),照顾十分周到。

及至洪武十一年五月皇陵完工之时,朱元璋又宣布,将刘继祖追封为义惠侯,特命将刘继祖夫妇、汪大娘,还有村中一位朱元璋小时候叫干娘的赵氏神主配在父母陵寝,享受皇家烟火祭祀。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洪武年间,别的大臣见了朱元璋,都如同老鼠见了猫,大气都不敢出,只有他的老乡们,在朱元璋面前一直大大咧咧,不拿自己当外人。洪武中期,刘英有一次从家乡跑到南京来看望朱元璋。朱元璋因有事在身,三天之后才召见,官员却找不到刘英了。找了好几天,才知道刘英不耐烦等着,已经回凤阳了。朱元璋请刘英再进京,不料刘英觉得朱元璋摆架子,不高兴,居然一直没动身。如果是别人敢这样做,朱元璋一定会灭了他九族,但是对刘英,朱元璋却感觉很抱歉。只想着怎么把刘英请来,却传来消息,刘英突然病故。朱元璋深感悲恸,特意写下了《祭署令刘英》:

昔者朕寓居是方,存亡者感英父子之恩,至今犹存情怀,未尝有所忘也。

前者英赴京来,朕为机务浩繁,兼寿有年,失顾问于英,三日复觉,令人觅英所在,莫知所之。稽于金川之门守者,报无知英之出入。

复于京内物色数日,乃知英还矣。命召复劳再见,久未至。再命召之,告者乃云英亡。

呜呼!感恩之道常怀,感恩之礼未终,英遽然长逝,朕思昔恩,不胜嗟悼。特以牲醴之奠祭之。英其不昧,飨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八)

朱元璋的御制文集,篇数本不太多,关于汪刘两家的圣旨,竟然多达五篇,可谓绝无仅有。朱元璋的开国功臣,后来被他杀戮殆尽,只有汪刘二姓,不但洪武一朝享尽荣华,甚至终明之世,都世袭为官,朱元璋的报答,可谓情深义重了。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2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节 大明帝国的一个特殊群体

朱元璋回乡所见到的二十户老乡,后来成了大明帝国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被朱元璋立为陵户,不用下地干活儿,坐享国家补助,并且子孙世袭。

朱元璋在制定了天下各阶层礼仪制度后,还特别规定,这二十户陵户建房,可以用官员用的红色。所谓“无贫富,皆赐朱户复其家”。数代之后,有的陵户家庭破败下来,住进了“茅屋柴扉”,然而“上犹施朱”(沈士谦《明良录略》)。

洪武二年,凤阳大规模修建皇陵,因为工程阔大,陵园圈进了许多乡亲们的祖坟。按历朝定制,这些普通坟墓都要迁出皇陵陵园另行安葬,不得混于皇家陵寝之中。朱元璋却特批不用迁动,还允许他们随便进入皇陵祭扫:

“此坟墓皆吾家旧邻里,不必外徙,春秋祭扫,听其出入不禁。”(《朱元璋与凤阳》)当听说乡亲们有人生活贫困之后,朱元璋还会赐给他们银钱土地。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他“赐皇陵祠祭署令汪伦(此时汪文已经去世,由汪伦接班)及守陵人七十七户钞有差。先是,上以山陵之故,命给伦等田地,以优眷之”。

朱元璋对老乡们说话,从来都是直截了当,如同与自己的家人聊天一样。有一次,汪文汇报,想在自己署内多设几名吏员,也让老乡们的孩子有份好工作。朱元璋没有同意,特意下圣旨说:

昨日,汪署令奏讨吏,我不与他。吏多生事害人。好人家子孙做了吏便害民。你陵户中间拣选识几个字的点得人名便罢。你陵里有甚么大事?一年祭祀,止轮一遭,将的猪来祭了吃了猪去,将的羊来祭了吃了羊去,钦此。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3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节 在南京皇宫宴请凤阳老乡

自从洪武八年发生了“厌胜事件”后,朱元璋再也没回过凤阳。不过,他却时时思念凤阳老乡们。毕竟,这二十户乡亲,就是他与凤阳联系的血管,通过他们,他才能感觉到故乡的体温。

洪武十八年八月初二日,已经步入老年的朱元璋突然非常想念老乡们。

于是命人将二十户乡亲请到南京,一是以慰相思之情,二是也让他们来首都见见世面。几天之后,老乡们都进了城,却先派人向朱元璋奏报,说是大家衣服寒酸,见不了天子。

朱元璋听后大笑,命尚衣监太监,从自己的御用衣库中给每人挑衣服一套,靴、帽各一件,把他们安置到本来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会同馆休息。

第二天,老乡们进宫,与朱元璋相见。朱元璋与大家一个个拉手叙了家常,又在奉天殿左庑摆开宴席,大宴乡亲。饭菜十分丰盛,内容都是乡亲们见所未见,吃完之后,还剩了一大桌子。看着老乡们一副舍不得的表情,朱元璋命人把饭菜用捧盒打包,用“黄龙袱”包好,给他们送到会同馆,让他们晚上吃。

第二天朱元璋又请大家进宫,放下工作,亲自做导游,领着他们逛皇宫的一座座宫殿。对乡亲们来说,这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朱元璋还让他们见了皇贵妃(此时马皇后已逝),然后又大摆宴席,和大家痛饮了一回。

第三天老乡们回家,朱元璋赐每人五十贯钞。皇贵妃也赐每人五十贯,还每人送了一斤苏木、一斤胡椒。朱元璋亲自把他们送出了西长安门,手把手叮嘱他们爱惜身体,一一惜别。

送走乡亲们之后,朱元璋却感到无限伤感。乡亲们年纪和自己差不多,都六七十岁了,但是身体一个个却差得多,这一趟虽然开了眼界,却有好几个累病了。因此他当天发下诏旨:

凤阳亲邻二十家,老的们路途遥远,江河雨雪不便,今后不必来了。教他家里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教训子孙读书,休惜课钱,遵奉乡饮酒礼。东鲁山,西鲁山,马鞍山,万岁山,都与他,教儿孙鞍马出入,行鹰放犬,采猎打围,弓箭我都不禁他们的。(以上俱见《凤阳新书》卷五)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3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节 皇子教育基地:凤阳

虽然凤阳没能成为首都,但朱元璋的崛起,仍然使它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

早在吴元年收复濠州后,朱元璋马上升濠州为临濠府。为了配合兴建中都,洪武四年,朱元璋扩大濠州的辖地,使临濠的领地由四县一下子扩展为九州十八县。洪武七年又更名为凤阳府,这一新府管辖亳州、颍州、太和、颍上、霍丘、寿州、怀远、蒙城、宿州、灵壁、天长、盱眙、泗州、虹县、五河、定远、凤阳和临淮等十八个州县,成为一个跨淮河两岸,占地广大的行政区。

罢建中都之后,作为龙兴之地,凤阳地位仍然非同寻常。洪武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于此设置中都留守司,所设正留守,位高权重,“例以皇亲协守”,“勋臣非在戚里,不得与也”。此外,凤阳还设有察院巡按行台、河南按察兵备行台等政府机构及一系列皇陵祭祀机构,除此之外,凤阳还是江北四府三州的乡试之地。各类官员合计达一千四百人(《朱元璋与凤阳》),各级吏员总数达数万。

朱元璋还以凤阳作为皇子的教育基地,经常派自己的孩子们回老家体验生活,忆苦思甜。早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他就令刚刚十三岁的世子朱标前往临濠谒祀祖宗陵墓,“以知鞍马之勤劳”,“衣食之艰难”,“风俗之美恶”,“吾创业之不易也”。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十月,又命皇太子朱标和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等王子“出游中都,以讲武事”。洪武九年二月,因秦王、晋王、燕王即将就藩,朱元璋命皇太子带他们前往凤阳,“观祖宗肇基之地,俾知王业所由兴”。十月,又诏秦王、晋王、燕王、吴王(后改封周王)、楚王、齐王练兵凤阳。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诏秦王、晋王就藩,仍令燕王、周王、楚王“还驻凤阳”。从此,“诸王之国,皆令诣辞皇陵而后行”,便成为“定例”。为了给皇子提供阅武练兵的场所,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特命驸马都尉黄琛在凤阳独山之前开设一个“广三里”的演武场,令诸王在这里操练二三年或六七年,然后就藩。此后,在洪武十八年,遣湘王朱柏、鲁王朱檀、澶王朱梓就藩,又命蜀王朱椿还驻凤阳,“阅武中都”。

朱元璋还将凤阳用作囚禁犯罪宗室的地方。朱元璋的从孙、朱文正之子朱守谦,因事被朱元璋废为庶人,“使居凤阳力田,冀其知稼穑艰难而思所以保富贵也”。由于这一先例,后来的明朝皇帝,都把犯罪的宗室遣送凤阳囚禁。到明末,此处共关押过一百一十六批皇族。

由于以上种种设施,中都虽已罢废,但这个经济文化本不发达,交通也并非十分方便的凤阳,仍然成为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大明政局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城市,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一直有着重大影响。这一格局延续到明末,波及清代。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3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节 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政策

如何复兴凤阳这块“龙飞之乡”,保护好这块国家“根本重地”,让家乡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让乡亲们生活得好一些,朱元璋没少费脑筋。他为凤阳提供了许多“特殊政策”。

第一条是大移民。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四月那次回乡,给朱元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深深为战争对家乡的破坏而震惊,后来他和大臣们聊起此行的感受说:“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当时史书也记载,“两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元史》卷一八六,《张祯传》),由于“民多逃亡,城野空虚”(《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大片土地荒芜,至洪武改元,凤阳府已是“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

在大明开国之际,凤阳县的本地居民仅有三千三百二十四户(《中都志·户口》,引自陈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不到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人。整个凤阳府人口不超过十三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五人。处处残垣,村村寥落,这当然让朱元璋心中十分不舒服。

要复兴经济,首先得有劳动力,为了迅速改变家乡面貌,开国之后,朱元璋在凤阳组织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是明代历史上,政府用行政手段移民数量最多的一次。

除了这次外,比较大规模的还有从山西迁来的移民。洪武六年十月,“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山西北部诸地之人)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二)。

总计洪武年间的移民,达到六次之多,数字大概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这么庞大的数字在明代移民史上乃至中国移民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除了普通移民外,凤阳还有庞大的驻军。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年间总计凤阳府各州县共驻军约为六万四千九百六十人,与家属合计,则有军籍移民十八万八千人。这样算来,洪武年间凤阳府接受的移民总数近四十八万八千人(其中民籍移民三十万,军籍移民十八万八千)。而我们前面提到,洪武之初,凤阳府人口不过十三万。外来移民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有余,共占移民后的凤阳府人口总数的80%。

没多少人想到兔子不拉屎的凤阳来,朱元璋自有他的办法。洪武时人胡干在浙江人吴季可的墓志铭中提到这次移民。吴氏为浙江兰溪人,“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独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体上德意,无以私废义公临事有为,类多如此”(胡干《胡仲子集》,《吴季可墓志铭》)。从这个记载,可见此次移民的强迫性和残酷性。

第二项政策是减免赋役。洪武十六年,朱元璋有一次闲着没事,再次翻阅刘邦传记,发现刘邦当了皇帝后,曾免了他家乡的赋役。想想自己上次只免了老乡们十年赋役,明显没有刘邦大方,于是再发谕旨:

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了天下,免其丰沛二县之民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凤阳府有福的来做我父母官,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永不课征。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结成义社,遵奉乡饮酒礼。(《凤阳新书》卷五)细细推敲这份圣旨,朱元璋所免的,是“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的土著人口的赋役,对外来人口并不普免。另外一份圣旨中,也可以验证这个结论。那是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发布的一道圣旨:

或有人言,亦有非土民当籍土民之时,有等买嘱官吏,诈称土民而在籍者……今命户部差人着落凤阳府,精清土民,非土民者,许里甲人乡人出首到官,赏钞五十锭。诈称土民,治以重罪,能自首者,与免本罪。

原来,由于朱元璋对土著居民实行优惠政策,于是许多外来移民买通官吏,冒充土民,以享受免赋之权。由此更可证明朱对家乡的免税政策只针对自己的老乡,并不惠及外来移民。很多史籍关于这一点的记载都是错误的。

比如《明史》卷三记,洪武十六年三月丙寅,“复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谈迁的《国榷》卷七说:“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永免凤阳、临淮二县徭赋。”这一系列记载,都误会了朱元璋的本意。其实朱元璋要突出的,只是他老乡们的特殊地位。

第三则是兴修水利。兴修水利是一项全国性政策,但朱元璋对凤阳的水利建设情况却特别重视。在乾隆《凤阳县志》中记,早在洪武八年,他就特别派两位侯爵康铎、俞春源亲自抓凤阳水利建设。

在朱元璋之后,历代帝王也以凤阳“皇业所基,祖陵所在,视他地方不同”(《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五),在兴修水利上特别重视。

第四是发展交通。朱元璋开辟了从凤阳到南京的驿道,设二十站。整治了“道狭而竣”的清流关,使凤阳的交通条件大大改善。

除了各项特殊政策外,朱元璋在此兴修大量工程,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都罢建之后,朱元璋还在凤阳继续修建皇陵、十王四妃坟和龙兴寺等,工程浩大,动用人数众多。在中都营建期间,朱元璋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一月“诏建公侯第宅于中都”。中都罢建之后,因为朱元璋鼓励开国元勋们退休回乡,所以公侯府第建设并没有停止。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八月,朱元璋特赐给公侯每人钞一万锭、银五百两为买木雇工之用,“俾还乡建第宅”。一时凤阳数百里之间,“风云之彦,星罗棋布,于数百里间,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盖如云……可谓盛矣”(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大批淮西功臣来到凤阳居住,日常消费巨大,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凤阳当地商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

朱元璋的特殊政策,确实收到了明显效果。凤阳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经荒芜许久的凤阳土地又出现了“一郡桑麻翠如洗”的兴旺景象。很多荒田被开垦出来,土地数量达到了四十万顷。明代以税粮多少来划分府县等级,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十万石以上为中府,十万石以下为下府。洪武八年,凤阳府在减免了很多税粮的基础上,岁收仍超过二十万石,又成为富庶繁华的上府。凤阳的临淮关“居民稠密,商贾辏集”,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3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节 十年倒有九年荒

然而,谁也没能料到,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关爱,最终却给家乡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恶果。

凤阳的环境,在历代人口压力之下,早已长期恶化。朱元璋的大移民,一时虽给农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如此巨量的移民一下子涌入,却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当时凤阳的土地,最好的部分已经被勋贵圈占,凤阳本地人又占据了中等土地,移民们所获,多是人们挑剩的低产土地。《凤阳新书》卷七说:

“田上则者,归之军,归之功勋矣。中则者,土民括其一,佃户括其一,惟留下则处瘠,乃得以实编民之耕。”卷五又载,移民所获“皆山岗硗确,土石伴错,溪谷流水无有,山林薮泽无存”之地。

没有好地,山地附近的新来移民就上山毁林开荒,对山地的肆意开垦,很快造成了明显的水土流失,挟沙而下的水流,加剧了淮河流域水系生态环境的恶化。

湖边的移民开始围湖垦田。涸湖为田表面上看增加了耕地,在短期内缓解了人地压力,实则使水利蓄泄失宜,破坏了当地生态的自我循环。

除此之外,凤阳一系列重大工程,又开采了附近山区的大量山林,使许多山变成了童山秃岭。

最要命的是,为了保护祖陵风水,人们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生态循环。

位于洪泽湖畔的泗州是明祖陵所在地。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埋在这里。

由于害怕洪水淹没祖陵,导致“王气中泄”,所以自明中期淮患日益严重之后,明政府定下了这样的治水策略:“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

也就是第一是祖陵,第二要保证向北京运送粮食的航道,最后才是老百姓:

“淮域较运道,则运道重。以运道较祖陵,则祖陵尤重。”(《朱元璋与凤阳》)于是明政府经常不顾民生而决高家堰放水,人为降低洪泽湖水位以护陵。这一措施虽然暂时减轻淮河对祖陵的威胁,但使得河道极为混乱,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有明一朝,凤阳周围渐渐变成童山秃岭,森林损毁殆尽,湖泊淤塞,淮河则经常泛滥,水患频仍,两岸百姓民不聊生,“地力既尽,元气日销,天灾流行,人事屡变”(甘山修《霍山县志》卷十三)。凤阳由此十年更有九年荒。“雨三日则沛泽,极目垮洼,泥淖不可耕耘。稍亢阳又为焦土。”

(汪旎修《重修蒙城县志书》卷十一)据《凤阳新书》记载,自万历十七年至泰昌二年(公元年),凤阳共发生旱涝灾害6次,平均五年多一次(《凤阳新书》卷四)。

这只是灾害影响较大的。如果算上一般的灾害,则“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凤阳新书》卷四),至明末更是“十余年来无岁不灾,无灾不重”(《凤阳新书》卷四)。

当初朱元璋强制迁来的移民的后代,在一次次灾荒中不断逃亡他乡。

比如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凤阳府等处发生涝灾,“田禾无收,积年在彼逃民,俱各转徙,赴济宁、临清各处趁食,动以万计”(《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江淮南北,民多流亡”(《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一)。凤阳的人口,在明中期以后迅速减少。据《凤阳新书》记载,该县“洪武之初,编民十有四万也。自时厥后,旧志尚在丁口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余口,万历六年,则仅存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口”(《凤阳新书》卷四,《赋役篇第二》)。

剩下的人,也无法正常定居,许多人渐渐以乞讨为职业。他们“群趋于惰,兼之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一遇灾荒,辄膏子女、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比皆是”(雍正《怀远县志》卷一)。因此形成的“凤阳花鼓”,随着这些逃荒者的足迹,传遍了大江南北而闻名全国。明末清初的魏裔介,曾在一首《秧歌行》里描写说:

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吹雪沙扑面,冬冬腰鼓自婆娑。衣衫褴褛帕在首,自言出门日已久。前年寿州无雨泽,今年泗州决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却官租还种田。南来北往如飞燕,如此艰辛实可怜凤阳农业经济因此告别一时的繁荣,重现萧条衰落之状。本来经过朱元璋的大力经营,凤阳府土地数量一度达到了40万顷。至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该府的耕地面积却回落到仅有61263顷(《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川土》)。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至弘治十五年不足150年的时间,凤阳府的耕地面积竟减少了30多万顷。“凤、淮土广人稀,加以水灾,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草莽。”(《明神宗实录》卷五八)曾任庐州知府和吏部尚书的张瀚对淮河流域的土地荒芜之状有过细致的记述,在经过凤阳一带时,他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荒芜萧条之状。

尝往来淮、凤,一望皆红寥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间有耕者,又苦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涝弥漫,无处归束;无雨则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馑频仍,窘迫流徙,地广人稀,坐此故也。(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三农纪》)直到今天,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既不及苏南富裕发达,也不如鲁中的蓬勃兴旺,同为沿海开发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当地生态环境在明代遭到了严重破坏。朱元璋当初做梦也想不到,他的一片好心,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0:4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五章 朱元璋之死:最后一道可怕的命令

第一节 强人离世

朱元璋是个工作狂,很少娱乐和休息。

经过二十多年的“剪伐斫削、藻绘粉饰”,大明天下这座大厦的外表终于接近了朱元璋的蓝图:天下太平,四方安定,民生恢复,基业稳固。最主要敌人蒙古已经被压制在了一隅,天下有实力挑战皇权的豪强势族已被消灭,经济迅速恢复,社会日渐稳定。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户部呈上最新统计数字,全国的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余顷,比史籍所载的北宋耕地的最高数字(宋真宗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余顷),增加了三百二十六万顷。全国的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超过了《元史》所载元代最高的人口数字(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全国的田赋收入仅米麦一项即多达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余石,比元朝岁入一千一百一十一万余石增加了近两倍。

这些统计数字的代价是朱元璋那颗超级大脑长年的超负荷运转,不间断的紧张工作持续消耗着朱元璋的健康,而晚年两次亲人去世,又使朱元璋的精神遭遇重大打击:洪武十五年,五十一岁的马皇后病死,朱元璋十分悲痛。更大的打击是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的去世。六十五岁的老皇帝如同天塌一角,精神几近崩溃。史载朱标去世后第三天,朱元璋“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因之大哭不止”。

第二年朱元璋大病一场,虽然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却从此“病缠在身”,身体大不如前。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初八,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再度病倒。一生好强的他开始还勉强撑着病体,“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日”,以为能熬过去,不想百般治疗,病情始终未见好转。迁沿月余,闰五月初十日,在西宫卧榻上停止了呼吸。驾崩之日,发布了早已准备好的遗诏: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妥生民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今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

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智,好善恶恶,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惧,虑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以福吾民。葬祭之仪,一如汉文勿异。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所改。

朱元璋死后的第七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葬朱元璋于孝陵,上谥号曰“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又上谥号曰“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下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明世宗改谥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1:0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最后一道可怕的命令

临终之前,朱元璋发布了一生最后一道命令:“责殉诸妃”,也就是命令妃嫔们为他殉葬,到地下去服侍他。这道命令,复活了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人殉制。

殉葬是先秦时代的野蛮风习,贵族们生前钟鸣鼎食,死后还要把生前喜欢的一切,包括美貌的侍女,都带到坟墓中去继续享用。墨子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舆马女乐皆具。”考古发掘战国以前的贵族大墓,常见累累殉人白骨。

随着人文精神的觉醒,从春秋晚期起,这种野蛮的做法就不断遭到人们的抨击。秦国起于西陲,在诸国中文化最为落后,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殉葬者居然高达一百七十七人,秦人因此作了著名的《黄鸟》之诗,表达讽喻痛惜之意。墨子批判殉葬制“辍民之事,靡民之财”,荀子则更激烈地批判道:“杀生而送死谓之贼!”随着文明的演进,春秋之后,人们开始大规模制造泥塑木偶代替生人陪葬,人殉现象越来越少,连最野蛮的秦国,也于公元前384年正式下令废止人殉。两汉之后,中原王朝彻底废除了殉葬之制。

然而朱元璋却使中国文化出现了返祖现象。诸宫人中,除了张美人因女儿年仅四岁需要抚养得免一死外,其他为朱元璋侍寝过的近四十位宫人妃子都被迫自杀。《明朝小史》卷三载:“太祖崩,伺寝宫人尽数殉葬。”

诸妃殉葬的具体情景,史书无载。不过朝鲜《李朝实录》中详细地记载了明成祖去世之后妃嫔从殉的过程。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明成祖效法朱元璋,遗命三十名宫人自杀从殉。太监先是在一间大殿外摆上了数桌食物,让宫人吃了人生最后一顿饱饭,并与明成祖的继承人仁宗告别,然后把她们带到殿内。大殿之内,已经放好了三十多张“小木床”,梁上悬下三十条结实的绳子,末端打好了一个个活结。看到这个情景,一时之间,宫人“哭声震殿阁”,有唤爹娘的,有喊老天的,还有几人干脆晕倒在地。那些清醒的人被命令自己站上木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几个晕倒的,则被人抬着送到绳结中勒死。

《李朝实录》还特别记载了一名朝鲜进献女子韩氏的最后时刻。吃罢最后一顿饭,太监赶宫人进殿,韩氏突然跪爬到坐在殿外与她们“辞决”的明仁宗面前,痛哭失声,说自己在朝鲜还有老母,无人养老,哀求仁宗放她回国赡养。仁宗一声不吭,不为所动,太监上前,把韩氏拖进殿内。从朝鲜跟来的乳母也站在殿门,和她道别,韩氏把头伸进绳圈之中,回头看着乳母,喊道:“娘,吾去!娘,吾去!”话还没说完,脚下的小木床就被抽掉,转眼之间,命赴黄泉。

明朝特重祖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元璋身后的诸妃从殉过程,与此相似。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1:0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朱元璋的女人们

复活殉葬制,表明了朱元璋对生命特别是对妇人生命的一贯贱视。

朱元璋对女人的态度有些矛盾。一方面,和所有生命力强大的人一样,朱元璋性欲强烈,在年轻时代曾不择手段追逐女人。《国初事迹》记载他强娶民女的历史:“濠州胡家有女守寡,太祖欲纳之,其母不从。后闻随军在淮安,不曾适人,太祖遣人以书达平章赵君用,请求之。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太祖纳之,立为胡妃。”也就是说,还是一个小军官的时候,朱元璋就看上了一个寡妇,想娶她,但她母亲不同意。后来朱元璋势力更大,对此女还念念不忘,打听到她被军队挟裹到了淮安,就写信给另一位大帅,终于弄到了这个女子,这就是后来的胡妃。

在击败陈友谅和推翻元朝后,他将这两处后宫的许多漂亮女子纳为己有。除此之外,俞本《纪事录》还记载朱元璋一度曾与属下老婆私通,并生了个私生子:“故元帅韦德成妻美,上令移居后庭,通而生子,名曰朱生。”

虽然全力宣扬礼治,但为了弄到想要的女人,朱元璋并不顾忌什么礼法。《国初事迹》载:“太祖选宫人,访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进之。员外郎张来硕谏曰:‘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太祖曰:‘谏君不当如此!’令壮士以刀碎其齿。”也就是说,朱元璋听说熊宣使的妹妹漂亮,让人弄进宫来。员外郎张来硕劝谏他,说此女已经许配人家了,强取进宫,怕引起非议。这一番好心好意的劝谏,换来的是一顿酷刑,朱元璋命卫士把张来硕的牙都撬了下来。

然而另一方面,朱元璋又将底层文化中贱视女性的倾向发展到极致。

朱元璋特别看不起歌女娼妓之流,命令她们平时必须穿着标志身份的黑色衣饰。有一次,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同,还拨了十多个歌妓供他们取乐。不料叶国珍喝了点酒,一高兴,命令歌妓穿上华丽衣服陪坐。朱元璋闻知,在拘执了叶国珍后,又将无辜的歌妓割去鼻尖陪绑:“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后国珍令歌妓脱去皂冠、皂揩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

开国后朱元璋管理后宫规矩特别森严,自后妃以下至宫女,所有衣食、用具、金银钱帛等供应,要经过重重复杂的手续领取,如果径直到部里领取将处以死刑。宫人私递书信出外,将处以死刑。妃子宫人生病,必须由多人陪同,在重重手续之后才能医治。如果是晚上得了急病,只能派人把症状转告给太医开方,绝不准医生入宫诊治,否则必死无疑。为了抑制宫女的生理需求,传说朱元璋还曾对宫女们施以幽闭之刑。《耳谈》载:“传谓男子宫刑,妇人幽闭,皆不知幽闭之义。今得之,乃是于牝(阴户)去其筋,如制马、豕之类,使欲火消减。国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

除了对结发妻子马皇后一直保持着尊重以外,朱元璋对其他宫人妃子,稍有不满,就举起屠刀。《纪事录》载,洪武年间宫廷内有大量浣衣罪妇,专门为宫内人服务。有一次朱元璋听说她们中间有人与外面相勾结通消息,遂将五千多人包括看守她们的守门人都剥了皮:“上疑其通外,将妇女五千余人,俱剥皮贮草以示众,守门宦者如之。”甚至对那些服侍他多年的妃子,也不例外。

有一次太监在御河中发现了一个堕胎的婴儿,朱元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即那位被他强逼成婚的胡氏)所为,遂亲手持刀将她砍死,然后把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听任野狗啃食。楚王闻听,千里迢迢奔丧来到京师,到处寻找母亲的尸体也没找到,最后只好拿着母亲生前用过的一条练带回去了。

另一次,朱元璋因为一件小事,大发雷霆,鲁王之母郭宁妃、唐王之母李贤妃和伊王之母葛丽妃三位地位很高的妃子同时被杀死,朱元璋还不解气,命人将三具尸体混装在一个大筐中,胡乱埋于太平门外。事情过后,静下心来,朱元璋又有些后悔,命人把妃子挖出来正式安葬,不料天气炎热,挖出的三具尸体已经腐烂,分不清谁是谁,只好在尸坑上面堆了三个坟丘了事。

即使是备受朱元璋宠爱的妃子,下场也很悲惨。除马皇后外,朱元璋诸妃中地位最高的是李淑妃,她不但为他生下了太子朱标,而且为人“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既有德又有才,成为朱元璋的贤内助,帮朱元璋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备受朱元璋的信任与喜爱。

洪武三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得了一场重病,病状十分凶险,他自己以为这次肯定熬不过去了,派人把李淑妃叫到病床前,对她说:你跟随我超过了一纪(十二年,指她被册封为淑妃、摄六宫事以来的时间),朝夕在左右侍候,费心用力。你去见见两位哥哥,尽尽骨肉同胞的情谊吧!

李淑妃一听马上明白,这是叫她死在朱元璋前头。独获此“殊恩”,原因很简单,因为她过于有能力,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她会干政。精明强干的李淑妃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泣拜道:“臣妾知道了,死就死吧,何必见兄长呢!”说罢回宫上吊自杀了。

然而除掉了李淑妃之后,朱元璋经过治疗,却又恢复了健康。朱元璋抚着李淑妃的尸体放声大哭,把李淑妃的两个哥哥叫到跟前说:“朕不是不知道你们的妹妹贤明,只是担心她日后会演出武后之祸,只得抑制自己的感情叫她这样做,千万不要以为朕是个寡恩薄德的人。”好在李淑妃只不过是早死了一年,一年多后,朱元璋就寿终正寝。即使一年多前不死,她也断然逃不过朱元璋去世后的大殉葬。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1:1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节 殉葬制度的终结

朱元璋创下殉人之例,后代帝王只能谨遵。明成祖死后,殉葬的妃嫔三十余人。明仁宗死后有五个妃子殉葬,宣宗死后有十人殉葬。至于景帝,史书上仅记载“诸妃嫔唐氏等”殉葬,具体人数不明。五个皇帝加起来,殉葬妃嫔总数估计在一百人左右。

不光皇帝,连诸王对这一祖制也都亦步亦趋。《明史》诸王传中载,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死时,“王妃皆殉”。周宪王朱有炖是朱元璋之孙,正统四年临死前上奏表示身后务从俭约,故明英宗特命“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谁料未等圣旨传到,王妃巩氏和施氏等六夫人已经同日殉身。英宗无奈,只能表彰她们的“贞烈”、“贞顺”。

为了对殉葬者有所补偿,朝廷会给那些地位比较高的殉葬者的亲戚一些优恤。《明史·后妃传》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三宗皆然。”

明代的人殉制度终结于明英宗朱祁镇。他在临终之前,曾留下了这样的遗嘱:“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勿复为。”

朱元璋的这个后代能作出如此英明的决定,有两个特殊原因。一个是明英宗是一个历遭忧患的皇帝。他曾遭土木堡之变,又被自己的弟弟景帝软禁多年,这不同寻常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一帆风顺的帝王更敏感于人情冷暖,更重感情。第二个是明英宗与钱皇后感情极深,钱皇后在明英宗危险中时,曾经“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损一股。以哭泣复损一目”。明英宗被软禁时,钱皇后陪伴他度过了艰难时光。“英宗在南宫,不自得,后曲为慰解。”“闻英宗为太上时,钱后至手作女红卖,以供玉食。”

由于钱皇后没生儿子,在内宫斗争中地位一度岌岌可危。明英宗临终时“口占遗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嫔御殉葬,凡四事,付阁臣润色”。并特别嘱咐“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这显然是担心自己死后,后宫中有人逼钱皇后自杀殉葬。英宗结束人殉制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皇后。

不论如何,这项决定顺应天理人心,受到万民欢迎,公布之后,许多大臣甚至感动到流泪,“时读竟,涕下,悲怆不自胜”。后世史家对此举更是不吝赞美之词,说“英宗独见,罢免此举,遂破千古迷谬,视唐宗命孟才人先效死于生前者,圣愚奚啻千里”。中国历史上意外复活的野蛮殉葬制度终于被画上了句号。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5-4-3 11:1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1:1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节 大明:退化的朝代

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样,从世界史视角观察,朱元璋的出现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导致中国从明代开始与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进,永远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的领先地位。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统治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们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纳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

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摧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却进行着相反的事情。朱元璋的社会理想,颇具乌托邦精髓。他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如果把异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作为一个汉人政权,朱元璋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却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农业税只占30%。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由于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孙基隆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佣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网络作者“Jiangpub”在流传极广的一篇文章《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国比较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

“本书的假设是:

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

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明史学家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退却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16000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3078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底一层,想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类的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收。”“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

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孙基隆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不可免作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出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动乱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1:1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尾声 从“黄册库”看明代“祖制”的命运

第一节 绞尽脑汁的黄册制度

如前所述,户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础。黄册制度承担着“维系职业世袭制,防止百姓自由迁徙,保证国家税收”的三重重要使命。所以朱元璋对这个制度异常重视。这从黄册制度的严苛规定中一目了然。

黄册的规格有严格要求,用纸必须是上等厚绵纸,不得染色或漂白。长宽各为一尺二寸,不得丝毫有误。必须用正楷书写,字体大小、行间距都有明确标准。每一页如果有一个字写错,就必须整页重抄,不得涂抹挖补。装订也有统一标准:必须用粗牢的绵线装订,可以少量使用浆糊,但浆糊中必须加入椒末等杀虫药来防蛀。

黄册制度是层层上报制,每次造册时,都由每家每户按官府要求的格式和内容,在“供单”上详细填写自己家在这十年内的人口、财产变化。各州县的主官须亲自审查黄册造办是否真实,每一项与供单记载是否完全相符,然后还要在黄册上签名画押,以示负责。然后将黄册交送到府里。府里同样按这个程序审查一遍,编成本府的总册,签名画押用印后送到本省的布政使司(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机关)。布政使司审查后,再编成本省的总册,送交户部(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关)。最后由户部将全国人口、财产情况汇总,送交皇帝御览。(《后湖志》卷四)每到新册入库之年,明政府都要从国子监调来一千二百名监生,在御史等政府官员的带领下,进行“查册”工作。“定取国子监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对比新册奸弊。”(《后湖志》卷十)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发现,朱元璋为黄册制度,可以说是费尽心血。在他的设计中,这一制度要和他所设立的其他大纲大法一道,作为不可动摇的“祖制”,垂之万世,保证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在高压政策、精密组织以及朱元璋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合力之下,洪武年间的黄册制度确实运行得极好。通过这样严格的程度,全国的人口信息,十年一次全部汇送到南京。这一时期的黄册制度基本上达到了信息真实,数字准确,因此确实起到了平均赋役的良好作用。这本是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的初衷之一。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5-4-3 11: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祖制的空壳

朱元璋对自己给子孙后代留下的“祖制”,是十分自信的。他认为经过自己这颗超级大脑几十年日夜不停的思考,这些“祖制”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没有改进的余地了。他不放心后代们的智力水平,所以一再强调,他留下的这些规矩,一个字也不许改。他嘱咐后代们“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实录》卷八十二)。他要求“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五)。

那么,这个“祖制”,被他的子孙后代们执行得怎么样呢?

几乎明代每一个皇帝都要反复强调自己对祖训的恪守之诚。如明宣宗就说:“朕祗奉祖宗成法,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皇曾祖肇建国家,皇祖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致败亡,往往多有可鉴。”

而明代臣民一提起祖训,更是神魂飞越,推崇得无以复加,崇拜得一塌糊涂。天启间潘孔壁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

太祖……创制立法,至精大备,明明典则,贻厥子孙……真万代之龟鉴。列圣相承,二百四十七年以来,海内晏如……实我皇祖德泽,法度缠绵而巩固之……我皇祖经世大法,该而核,简而要矣!

在这样强大的恪守祖训的政治传统之下,表面上看,黄册制度一直运行下来,而且规矩依然森严。黄册库初建时,只是在湖中的旧洲岛上建有少量库房。随着黄册每十年一造,每次汇送户部约六万册,新旧并存,册库也每十年增建约三十间。所以后湖中的册库与黄册,逐渐增多,布满了旧洲、新洲、中洲等各岛。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有册库34间黄册五万余本。万历三十年,增长到667间。到明朝灭亡前夕,后湖共收贮黄册达一百七十九万余本。正如后湖管册官、南京户部主事计宗道在一首诗中所形容的:“九州图籍归天府,万载珍藏亦富哉。”这样巨大的规模,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自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起,至清兵攻陷南京,黄册库的工作前后二百六十多年从未间断。不论从它保管整理的档案的数量和文件利用的频繁程度,还是从它本身各种规定严密的工作制度,后湖黄册库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档案馆之一。

但事实上,明代中后期,黄册制度其实只剩下了空壳。

“祖训”远没有朱元璋所说的那样尽善尽美。某些朱元璋制造的“土法上马”又异常强大的政治机器,只有他这样的政治强人才能开动得起来,而他的后世子孙们根本没有那样的精神力量去操纵。于是,虽然人们仍然要保留祖制的外壳,不敢稍稍触动,但形势的变化使得这个外壳已经毫无意义。

“祖制”演变成一具可怕的政治僵尸。黄册制度就是这样。明代中后期,黄册制度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可笑的政治笑话。

首先,库内的黄册数量虽然迅速增加,但质量已经大大下降,甚至徒有其表而已。

朱元璋制定的明确而严格的黄册制造质量标准在洪武、永乐年间得到了贯彻。这两朝的黄册后来被人称为“铜版册”,就是说它坚固厚实,有如铜版。然而明代中期之后,各地造黄册,已经不再遵守原来的规定。嘉靖三年,南京吏科给事中彭汝实这样说:

各库黄册式样大小不一,中间全损亦殊。大抵体裁最阔大者多损,体裁稍窄小者多全。盖惟阔大则翻阅既难,晒晾不便,收藏搬运之际,亦未免于损破矣。(《后湖志》卷十)朱元璋规定必须使用厚实白绵纸造册,然而明中期以后,许多地方为贪污经费,专门以脆薄的劣质纸张造册。更有许多在造黄册时动了大量手脚的底层官员为了毁灭罪证,特意使用容易被虫蛀的上过粉的纸来造册,装订时又违反规定,使用大量面制浆糊。这样,黄册送到后湖之后,不久就会被蛀蚀一空。

这一着很奏效,明代中期之后,后湖黄册库经常发生黄册“通架蛀光”的情况。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黄册库共有七十九万二千九百余册,但其中壳面不存,不同程度被虫蛀或腐烂的已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册之多,占81%以上。(《后湖志》卷九,《为补造虫蛀黄册以备清查事题本》)不但用纸严重违反规定,内容也越来越敷衍塞责。朱元璋本来要求是正楷,后来却普遍是“字迹潦草,行款参差”。

这种状况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基层胥吏们的贪赃枉法,更反映出官僚体系整体的败坏。否则,如此明显的不合呈式之处,各级负责审核的官员何以不能发现?后湖收册官员何以竟能接收?
回复 鲜花 鸡蛋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小黑屋|www.hutong9.net

GMT-5, 2025-2-6 05:10 AM , Processed in 0.047403 second(s), 12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4 Discuz! Tea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