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味 | “食物故事”系列

源济

空无一人的集市，本是他们讨生活的地方丨人间有味

原创 麦仓 人间theLivings 2020-02-21

上百年来，太平村大集几经起伏，这个位于三县两市的乡村大集在传统年月里名声响彻百里。在大集兴盛的年月，成群结队的买卖人用牛马驮着水果、蔬菜、盐巴和粮食在逢集的前夜抵达太平村，也在一定程度上养活了这个村庄。

配图 | golo

每年正月初九都是太平村大集开市的日子。

这一天，村子周围的买卖人都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摆摊位，点鞭炮，烧纸焚香，祈求财神爷保佑未来一年生意兴隆，集市火旺。

也就是在这一天，53岁的灵表姐要在天未亮之际，用小木车推着母亲留给她的十把铝壶和五十个暖瓶，摸黑来到大集西北角的炉灶前，点上柴火开始烧水；

卖了整整30年豆腐脑的云舅妈，凌晨2点的时候就会起床，先把淘洗干净的黄豆细细打磨，研磨出来的生豆浆经过1个多小时的旺火煮沸后，借着昏黄的灯光，把备好的卤水撒在热豆浆里，再等半个小时，满满的一大缸豆腐脑就这样出锅了；

还有老宗叔的小乐队——负责打架子鼓的老宗叔、拉二胡的明大爷、弹电子琴的学叔，还有弹吉他的华叔，几位老光棍一起，带着自己的家伙什，开着从遥远县城批发市场淘来的偏三轮侉子摩托车，浩浩荡荡往集市上赶。 

只是今年，这些都不能如期进行了。 

大集封市，这在太平村历史上还是头一遭。老人们讲，即使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太平村大集都会照逢不误。今天的疫情防控任务之艰巨，可见一斑。对于在太平村接近一半数量、需要依靠大集养家的村民来说，封集封市的确让大家感到不知所措。

| 正月初九，空空荡荡的太平村大集。（作者供图）

老京油条：20年了，第一次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天明

正月初九这一天，凌晨2点，45岁的老京和京嫂与往常一样准时醒来。两个人辛苦经营着油条馓子生意20余年了，因为要赶早市，凌晨和面是每日的必修课。炸油条和抻馓子需要眼力、火候和耐力的三者合一，这也是老京从少年时代就跟着爸妈学的“家族手艺”了。

只是爸妈急着教，老京却不太想学。

那还是90年代，老京常带领太平村一帮调皮捣蛋的孩子匍匐在怀河岸的沙堆后面，紧瞅着怀河对岸小河村的少年们拿着洋火枪和槐木棒，高喊着冲杀的口号越过清澈见底的小河。随着老京一声令下，我们再一齐冲出去，拼个“你死我活”。

常年剃个光头的老京也会带着我们一起上墙爬屋打花雀。老京眼力极好，尤其擅长抻弹弓。就见光头老京眯着一只眼，左手把住弹弓，右手抻长皮条，“嗖”的一声，弹飞鸟落。每当我屁颠屁颠地拿着被击落的猎物呼喊老京时，他却早已转身离去。追上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瞄准高高树梢上的另一只了。

而最让我开心的是，跟着老京不管玩什么，总会有“打赏”——两根油条和一个馓子。每当我吞咽着喷香的油条，看着老京又眯缝起眼睛，无限崇拜便陡然而生。

时光流转，成年后的老京终于不再带着我们四处撒野了，开始乖乖跟着爸妈炸油条、抻馓子、赶大集了。据说，老京和京嫂的结合也正是因为这些油条馓子——当年两人在怀河岸谈恋爱，经常用小绳拴着一捆油条去约会，京嫂会不会也像我们一样，被那喷香的油条“收买”了呢，我不知道。

彼时的老京从未想过自己会那么早继承这门手艺，他更愿意和老婆一起跟在父母后面，当个得力的帮手就好，可父亲力爷并不这么想。

在力爷的眼中，一个男人成家后必须得有养家糊口的手艺才行。于是，从2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开始，每天凌晨2点，当力爷和力奶老两口抹黑点着灯笼，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一天的工作时，年轻的老京和京嫂也会立刻被叫醒。

若干年后，老京说，每当自己在太平村大集上一边翻转着热锅里的油条，一边看着炉灶里燃烧的柴火时，总会想起自己的老爹来。想起身材魁梧、肩膀上搭着毛巾的力爷在大集上一边为赶集人盛着油条，一边大声开着玩笑。

| 景深的正中，是老京家的油条和馓子。（作者供图）

命运总会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猛地回过头来。

十几年前的那个秋天，坐在油条锅前添柴的力爷忽然像是睡着了一般，低下头，手里拿着一块长长的木柴用力支撑着身体。老京预感到了不好的兆头，放下手中的油条就跑过去抱住力爷。躺在儿子怀中、仰面朝天的力爷忽然吐出一大口鲜血，那一刻，力奶、老京和京嫂围着气息渐弱的力爷嚎啕大哭起来。生命的遁逝，也就是在眨眼之间。

老京仿佛是一夜间成熟起来的。料理完力爷的丧事，老京和京嫂依旧每天凌晨起床和面、抻馓子、炸油条，吆喝声依旧洪亮有力。卖豆腐脑的云舅妈常说，那吆喝声，就跟力爷一模一样。

生命的传承与轮回也令人惊叹，1个多月前，刚满20岁的儿子和儿媳，就让老京和京嫂抱上了孙子。老京开心得手舞足蹈，踏着积雪、带着儿子徒步走了将近20分钟，来到太平村山后的老坟场，跪倒在父亲坟前泪流满面；初做奶奶的京嫂更是欣喜万分，花了7000块从县城请了个月嫂，按照京嫂的话说，自己还年轻，伺候月子这事儿还真不知道怎么做——要知道在硕大的太平村，农村媳妇坐月子从城里面找月嫂，的确还是头一回。

抱上孙子的老京和京嫂依然和过去一样每天凌晨2点起床。不同的是，不论做什么，两个人都会小心翼翼地，生怕弄出声响惊醒了小孙子。老京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年轻的儿子和儿媳尚需要时间的磨练才能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担，而这之前，还需要他和京嫂的无私帮助——为儿子在县城买的房需要月供；嗷嗷待哺的孙子需要照料。

至于这门手艺还要不要继续传下去，老京却有自己的打算——父亲赶了一辈子太平村大集，自己恐怕也要赶一辈子大集了，他实在不想再让儿子、儿媳这么辛苦下去——更何况，老京也曾思忖，假如有一天大集没了，日子该怎么过。

老京毅然决然地把儿子送到城里的吹塑厂上班，并且勒紧裤腰带为儿子在县城买了房子。老京期待有一天，儿子儿媳都能在县城扎根，不再依靠他和京嫂去炸油条抻馓子来养活一个家了。 

正月初九，老京和京嫂如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5天一个轮回的大集变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夫妻两人就并肩躺在床上，瞪着眼静待天明。

云舅妈的豆腐脑：在春天结束的时候，说再见

吃油条、喝豆腐脑就着小咸菜，是太平村大集的标配。这豆腐脑，就是云舅妈家的。

年后的正月里，云舅妈一个人把用了多年的竹筐、包袱、大锅以及油泥缸细细洗了好几遍。这4样是云舅妈的“武器”——单是装豆腐脑的油泥缸，就用了整整20年了。这个硕大的油泥缸能装100多斤豆腐脑，这还是云舅妈和云舅当年用手推车赶了几十多里地，小心翼翼地从县城运回来的。

大集上的人都知道，云舅妈的豆腐脑好吃。一是云舅妈的豆腐脑里有着黄豆天然的清香，煮沸的豆浆里也不会再添热水，这样才会嫩香劲道；二是云舅妈从不用石膏点豆脑，而是用卤水点；最后，云舅妈极爱干净，又周到活气，因此更是名声大震。

30年一瞬，云舅妈的豆腐脑温暖了无数买卖人的胃腹。尤其是寒冬腊月，天擦亮，云舅妈挑着小咸菜和干净的碗碟，云舅用手推车载着满满的一缸豆腐脑，穿街过巷来到大集上。来赶集的买卖人便哈着热气，闻着豆香聚拢过来。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端上来，一斤刚炸好的油条盛上来，一天的寒冷也就被驱散。

寒冷骤聚的冬日早晨，坐着小马扎、低头喝豆腐脑的赶集人思量着一天的买卖，盘算着养家糊口的生意。

这些年来，云舅妈和云舅靠着每天一缸豆腐脑的收入，不紧不慢地安顿着自己的生活。把一双儿女养大成人，再看他们成家立业。若不是云舅中途罹患顽疾的话，这份携手还会继续下去。

生活有谚，有钱难买老来伴，春天里，从病榻上勉强下床的云舅依然会陪着云舅妈一起，推着豆腐脑准时来到大集上。云舅不再跑前跑后地帮云舅妈盛豆脑、拌咸菜了，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边看着人来人往，云舅妈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在这份隐忍的平静中，云舅妈做过无数次孤独的抵抗。在将最后一缸小麦运到太平村大集上卖掉之后，云舅妈空荡荡的堂屋里只剩下一张桌子和一张木床。最后的日子，已经不能说话的云舅躺在县城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坚持吃完了云舅妈做的水饺，之后安然离世。

云舅走后不久，太平村大集上又飘来了豆脑香，雾霭中，只有云舅妈一个人忙碌而孤单的身影了。

灵表姐的茶铺：在烧茶间隙，母亲会来到我身边

或许，农贸大集是中国农村最为热闹的公共场所，也承载了太多社会功能。当它突然因为某个特殊事件暂停的时候，那种油然而生的失落自然也会爬上人们的心头。因着集市而生的买卖人自不待言，而因它哭因它乐的，也大有人在。

对于52岁的灵表姐来说，大集封市，就如同丢了魂一般。

灵表姐说，她这半辈子一共丢过两次魂，一次是13年前父亲营爷走的那个夜晚，一次是8年前母亲营奶将烧水的茶壶交给她的那一刻。

2007年腊月29日，太平村一年中的最后一个大集。一夜大雪填满了道路，清晨，路人在太平村南边通往县城的柏油路上，发现了已经死亡多时的营爷。身穿厚重棉衣的营爷趴在堆满积雪的柏油路上一动不动，身旁的尼龙口袋里装满了花生和茶叶。

花生和茶叶是前一天大女儿给他带回家过年的礼物。没人知道，那个开始下雪的傍晚，当他走出大女儿的家门后，在空阔的柏油路上遇到了什么。

消息传到太平村，正在烧茶的营奶站在车水马龙的大集上失声痛哭。很长一段时间里，营奶都深陷在营爷死因不明的绝望中不可自拔。

营奶一生都在太平村大集上烧茶卖水，那个头发揝成小鬏，清瘦矍铄的老太太习惯坐在挡风帷帐的火炉后面，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拨弄着炉灶中的木柴，身旁是10把硕大的铝壶和50个暖瓶。等炉灶上的热水煮沸了，营奶便把每一个暖瓶灌满热水，每一把茶壶里放好茶叶，然后提送到每一个买卖人的摊位上。

春夏秋冬，一年365天，72轮大集，营奶不曾错过一个。

除了买卖人，路过的赶集人也喜欢到营奶的茶铺上坐坐。在唯一的一张木桌前，要一壶茶，看着人头攒动的太平村大集，听着旁边明爷拉响的京胡，伴随着几位老人抑扬顿挫的唱腔，热茶温暖着胃腹，更安抚着疲倦的身体。

营奶一生在大集上度过，不曾离开。营爷走后很长一段时间，营奶都只能依靠止疼片抵抗着关节炎给她带来的痛苦和折磨。直到8年前，到了连喝一碗茶水都会觉得全身骨节剧痛不止，营奶才终于将茶铺交给了灵表姐，溘然长逝。

灵表姐和营奶一样，也总坐在挡风的帷帐后面，一边添柴烧茶，一边遥望着人来人往的大集。她总说，自己常常在烧茶的间隙，疏忽间有时会感到母亲来到她的身边，坐在小板凳上，喝一壶大碗茶，听一听茶铺旁边人们唱的老曲。

两个女儿的坎坷婚事让灵表姐常常夜不能寐，一度不堪重负，在怀河岸上嚎啕大哭。她总说，也只有在大集上，在烧水送茶的时候，她才会暂且忘记自己生活里的烦恼，在氤氲着热气的茶水间获得片刻的休憩。

如今大集封市了，她又能去哪里呢？

佟家餐馆：世间种种，不过是聚散有时

封集的日子，75岁的佟奶奶总是坐在临集的餐馆里，遥望着空旷的土地发呆。桌子上沏好的茶冒着热气，浓郁的朱兰茶苦涩无比。

这段时日，餐馆鲜有人来。每天早晨6点钟，佟奶仍然会如往常一样打开门板，将餐馆的几扇大窗户挨个打开，收拾好炉灶，将煮熟的猪头肉、猪蹄、猪大肠、猪肝等摆放在桌子上，等待人们来购买。

可既等不来人买熟肉，更等不来要上一盘猪头肉、一碟花生米、一盘小咸菜和一瓶白酒，就坐在店里临窗的桌子前慢慢悠悠地喝上半天的人。

硕大的一个餐馆，只有几张桌子和板凳，货架上的白酒和啤酒零零散散地摆放着。一天里只有在清晨点火温肉的那半个小时，伫立在餐馆外的烟筒里冒出了青烟，才知道店里还有佟奶奶在。

如果说太平村大集是一个四邻八村各路买卖人云集的江湖，那么，佟奶奶家的餐馆就是这个江湖的风云驿站。各路买卖人在这里相聚，再分离；推杯换盏中有人成为朋友，有人成为仇家；有人在这里相识相爱，有人在这里斩断情缘……变化的只是来往的客，餐馆却从未变过。

上百年来，太平村大集几经起伏，这个位于三县两市的乡村大集在传统年月里名声响彻上百里，也在一定程度上养活了这个村庄。在大集兴盛的年月，成群结队的买卖人用牛马驮着水果、蔬菜、盐巴和粮食在逢集的前夜抵达太平村，借宿在本村依集而建的十几个乡村旅店里，吃喝就全在佟家餐馆中。

当年，佟奶奶从她的婆婆手中接过餐馆的时候，也不过20岁的年纪，在往后将近半个世纪里，佟奶将这个餐馆打理得井井有条。而她的4个儿子都曾经是佟奶奶最好的帮手：大儿子东哥和二儿子龙哥，一个负责杀猪宰羊，一个负责烧火做饭。

东哥是杀猪宰羊的好手，据说他在15岁的时候，就能一个人将一头300多斤的肥猪生拽到猪床上，捅刀放血，扒皮剔肉。而在灶房里烧火做饭、炒菜温酒的二儿子龙哥则性格开朗，他亲手做的烧肉在大集上无人不晓，尤其是那些赶大集的老客户，最喜欢在卖完货物后，钻进佟家餐馆，要一壶老酒，切一盘龙哥煮的烧肉，吃得流连忘返，喝得酩酊大醉。

而性格刚烈的佟爷最喜欢叼着旱烟在餐馆门口以及大集上转悠——不能小看这种瞎转，所有的人情世故都在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闲逛中得以生长，在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谈抽烟中得以蔓延——在一定程度上，佟爷也算是整个大集各种复杂关系的调理者，没有什么是佟爷不能解决的。

加上一脸帅气的老三，还有全家人的开心果老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佟奶是幸福的，这种幸福也是基于大集所给予的生意兴隆和人丁兴旺。

30年前，佟家大媳妇东嫂跟随着老爹第一次来到大集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大儿子东哥一身油腻地出来为餐馆买菜。就这样相遇了。看上东哥的其实不是东嫂，而是东嫂的老爹，而那个一辈子在大集上卖菜的老人一眼看到的也不仅仅是东哥，而是佟家餐馆——有了佟家餐馆这个靠山，东嫂老爹就再也不用担心乡村集霸谢大麻的骚扰了。

当年，谢大麻是太平村大集上名副其实的“集霸”。身高马大、一脸麻子的老光棍谢大麻经常带着一帮闲散游荡的不良少年横行在大集上，收取每个摊位5块钱的保护费。不然就是一顿饱拳，外加没收杆秤和蔬菜。东嫂老爹实在舍不得这5块钱，于是，投靠佟家餐馆成为了不二选择。

在乡村兽医兼职大集媒婆路爷的带领下，东嫂老爹带着女儿，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忽然出现在了佟家餐馆门口。医术欠佳但说媒在行的路爷当着佟奶奶奶和佟爷的面，直接开门见山——人家女儿看上你家大儿子了，这么好的姻缘，你们两家家长我看还是成全了好。

尽管在大集上见过各种各样的奇葩事，处理过各种各样的人事矛盾，但突然有人带着姑娘直接来餐馆提亲，确实还是头一遭，这让佟爷佟奶全家有些受宠若惊。

据说当时佟家老三铮哥立马从旁边搬来了凳子，毕恭毕敬地让未来的大嫂落座，老四则跑到屋子里拿来了水果，佟爷和佟奶也立刻收拾餐馆，当天下午就谢绝了所有的顾客。在那个大雨弥漫的午后，在乡村兽医兼职大集媒婆路爷的主持下，两家人围着一桌子丰盛的佳肴决定了这桩婚事。

至于当事人东哥和东嫂，则完全听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个月后，同样是在路爷的主持下，一对新人入了洞房。

很快，三个儿子的婚事似乎也变得顺理成章起来。除了帅气的铮哥挑三拣四、相亲无数，最后被一个身高马大的姑娘降服、乖乖进入了婚姻生活外，佟家老二和老四的婚事和他们的大哥东哥的婚事如出一辙。而且无一例外，都是由乡村兽医兼职大集媒婆路爷统一主持。

若干年后，在佟爷的葬礼上，因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的路爷坐在轮椅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自己和佟家兄弟婚姻的前尘往事，却只字未提佟爷光辉灿烂的一生。引得围观的村民啼笑皆非。

4个儿子相继搬离，佟家餐馆最终还是只剩下佟奶奶一个人了。而大儿子东哥的意外离世，更是让年迈的佟奶深陷在痛苦之中。封集的这段时间里，天气寒冷，佟奶奶一个人坐在餐馆里，喝着苦茶，眺望着太平村大集的对面，和佟家餐馆遥遥相对的一家新馆子，是老四家新开的餐馆。

| 给佟家几个儿子介绍对象的路爷，这几年得了脑血栓，只能坐在轮椅上赶集了。（作者供图）

大集上的巡回演出：没了大集，比断了口粮还难受

开市的日子遥遥无期，最焦虑的应该就是光棍老宗叔了——别人焦虑生意买卖，老宗叔则完全不同，他是焦虑精神生活——对老宗叔来说，这比断了口粮还严重。

一切都要从2年前说起，老宗叔那时集结村子里的几条老光棍组建了个小乐队。

虽然老宗叔多才多艺，无论是二胡、京胡、鱼鼓、架子鼓他都能驾轻就熟，但是组建小乐队也不是老宗叔的本意。这些年，大家常围着老宗叔说 ，组建一个乐队一起乐呵乐呵吧，总比聚在一起赌博抽烟好。在大家坚持不懈地“鼓励”下，老宗叔当仁不让，成了小乐队的领队。

往后的每个大集，无论男女老少，只要喜欢唱歌，就可以在小乐队的伴奏下，勇敢地站在人头攒动的太平村大集上，拿起小乐队准备好的劣质麦克风，闭着眼，扯开嗓子高歌一曲。比如说退休小学教师老盛最喜欢的《牡丹之歌》，剃头匠梁大爷的《南泥湾》，秧歌队的花嫂的《常回家看看》……都是大集的保留曲目。

当然，老宗叔和他的小乐队也有自己的保留节目，《大花轿》、《纤夫的爱》，当风靡90年代的旋律扑面而来，老宗叔似乎也不再是老宗叔、而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摇滚明星了。按照老盛的评价，“老宗他们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啊！”

老宗叔自小面相奇特，甚是狰狞。数不清有多少次，这个心地善良、脾气火爆的男人单是走在太平村大街上，就无缘无故地吓哭过身边的孩子。在太平村，若是谁家的孩子哭闹，只要说一声“老宗叔来了”，这孩子保准乖乖地钻到妈妈怀里。

了解老宗叔的人都喜欢和他开玩笑，打趣给他介绍媳妇，每一次老宗叔都会眼一瞪、嘴一歪大喊一声：“多管闲事，我有媳妇，用不着你们给介绍！”

老宗叔的确有过媳妇，不过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

那一年，有人从遥远的南方给老宗叔介绍了一个媳妇，据说只有18岁。作为答谢，老宗叔还给了媒婆8000块钱。很快，人们就看到老宗叔过于频繁地带着新媳妇在村子里招摇过市，逢人都会炫耀一番：“认识一下，认识一下，这是我媳妇。”

很快，在我家的小超市里，我终于得以亲眼目睹了新媳妇的芳容——那是一个面容姣好、看上去温柔善良的中年妇人。站在老宗叔的身后只是微笑。老宗叔则一脸骄傲地跟我说：“来，来，认识一下，这是我媳妇，18岁。”一张棱角狰狞的脸上满是骄傲的笑容。

我先是愣了一下，一把拉住老宗叔：“老宗叔，你媳妇20年前应该18岁，你唬我啊，我不卖你啤酒了。”老宗叔一脸尴尬，一边提着啤酒一边笑着悄声跟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她说她18。”

看着两人消失在大街的尽头时，我突然意识到老宗叔是不是遇到真爱了？

那个夏天，老宗叔几乎每天都会带着那个中年女人到我家的小超市买啤酒和花生豆。每天我都会跟他们开玩笑，说老宗叔多幸福，遇到一个体贴又知冷暖的女人，那个女子听到后，依旧默不作声地微微笑着。

也是在那个夏天，人们发现面目狰狞的老宗叔忽然变得温和起来，不再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也不再站在大街上破口大骂。他那临街的小院子里，也时常传来二胡声，声音绵长而温柔。所有人都知道，老宗叔是爱上那个女人了，要知道那把二胡可是老宗叔那当了一辈子人民教师的老爹临死前给他的唯一物件。

等到初秋，当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着老宗叔这段美好姻缘时，一个下午，村子里突然传来老宗叔的老婆跑掉了的消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个初秋的雨天，喝得酩酊大醉的老宗叔在易大娘家的小火炉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他和那个“18岁”的中年女人的爱情故事：

“你们知道吗，这两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吗？”这是老宗叔后来常用的话头。可往往这一句才说完，老宗叔就已泪流满面。

老宗叔抹了一把鼻涕，顿了顿，“每天晚上，吃完饭，要上床睡觉的时候，那个娘们啊，衣服也不脱，手里还拿着一把菜刀蹲在床上看着我。我刚要上床，她就挥舞着菜刀要砍死我……”

在描绘这些个可怕的夜晚时，老宗叔的眼里充满了莫名的无奈和恐惧，而我们却怎么都忍不住笑得呼天喊地。

“老宗啊！你也算个大老爷们，就不能硬气一点啊！还给那媒婆8000块钱，你让人合伙给骗了啊！”易大娘实在忍不住，说了他两句。

老宗叔却还在那儿止不住地流泪，一边哭一边说：“你们就知道说我，你们根本不明白，我是不舍得啊！”

那一刻，喧嚣热闹的屋子瞬间变得十分宁静，一夜的露水夫妻，照出的却是老宗叔的赤子柔情。

从那以后，面目狰狞的老宗叔便爱上了酒和二胡。通过宽大的门缝，人们总会看到老宗叔一个人坐在院子里，身旁放着一瓶劣质老白干，翘着二郎腿，脑袋微微一歪，拉弦的手一抖，当弓毛轻轻滑过琴弦，哀怨的琴声就流淌出来，飘荡在村庄的上空。

后来，易大娘告诉我，她曾经去过一次老宗叔家。在他家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醒目地摆放着一个陈旧的相框，相框里是20年前年轻的老宗叔和那个中年女人的婚纱照。

尾声

再往后，我离家上学工作，回家时日短，和老邻居们也不常相见，直到今年封了村封了集。

这些日子，老宗叔的小乐队没法再轮回演出了，大家都各自回到自己孤独的屋子里倒头闷睡，老宗叔索性直接把乐器堆在屋子的角落里。有人说，大清早看见老宗叔骑着侉子摩托车在大集上转了一圈，很快就消失了。

前几日，我陪着母亲一起去看望云舅妈，坐在云舅妈空阔的堂屋里，冬日阳光斜照在水泥地面上，清冷而温暖。云舅妈说自己还想坚持再做一年豆腐脑，就一年。至于开市要等到什么时候，云舅妈笑着说，自己已经老了，一个集而已，不赶也没什么，都没那么重要了。

这一天，在空旷的大集上，我远远地看到了老京，手里拿着一把弹弓，逡巡在大集的树林中。光头老京，就像20年前那样，左手握住弹弓，右手抻长皮条，半眯着眼睛，“嗖”的一声鸟飞弹落，花雀飞走了，徒留老京仰着光头望向遥远的天空。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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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仓

在路上，有新鲜的故事和可能

源济

竹林深处的放牛班，也有春天丨人间有味

原创 莫别离 人间theLivings 2020-03-20

我们往竹筒的米里头加辣椒、加鸡蛋、加土豆、加玉米粒，加一切我们能找到的食材。等田坎上的胡豆都快被祸祸完了，我们这个班，小陈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创造了这所乡村中学有史以来最好的中考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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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 | 连载80

一段打磨得光洁齐整的竹筒放在托盘里，竹子表面呈现出被反复蒸煮后的微黄；1/3处剖开作盖，尾端用麻绳打了个小巧的结，配上一旁的调味碟和和雕花原木筷，精致得就像一套摆件儿；小心地打开盖子，竹筒里有红火腿丁、青豆粒、白香米和鸡丁笋——干荤素搭配，调味考究，最后散发出一种复合、霸道的香气。

当我第一次在餐馆看到这种蒸出来的竹筒饭，心里竟有些小小的失落。它确实好吃，但终究不是我记忆里最怀念的味道。

记忆中的竹筒饭，得现砍新鲜的青竹，装上自家种的白米，混些路边摘的胡豆，再塞一把随手薅的红苕叶。捡石头垒灶，用干竹蒿烧火，灰头土脸之后，“砰”的一声闷响，米饭夹着胡豆和红苕叶一起冲出竹筒。

这时候，就能吃到一口热腾腾的、半生不熟的竹筒饭了。

1

1994年，我刚念初一，小陈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之所以叫他“小陈老师”，是因为学校早有了一位陈老师——他的父亲，不苟言笑的教导主任。

小陈老师是那个偏远乡村难得的大学生，而我们班，是他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带的第一届学生。

我还记得小陈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情景：白衬衫，黑长裤，浓眉大眼，脸上带着青涩腼腆的笑容。不过二十三四岁的他，和班上发育早的男孩子相比，勉强算得上是哥哥模样，完全没有师长的威严。

但我还是很怕这个新老师。我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也是一个年轻的男老师，和小陈老师差不多年纪，却已经教了五六年的书了。大人们都说他会教，再调皮的学生在他手上都老实得很。小学毕业的时候，还有家长去问，能不能让他一路教我们到初中毕业。

这个提议，让我整个暑假都过得提心吊胆。这个老师脾气大，总换着法子惩罚学生：他经常让全班倒数10名的同学在讲台前跪成一排，听他讲完整节课；没交作业的，放学之后会被留在教师宿舍的阳台上补作业，有次我蹶着屁股趴在窄窄的阳台上努力赶作业，面对着学校操场上往来的师生，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动物园里的猴子。

所以，哪怕小陈老师时不时地把“教学相长，平等交流”挂在嘴边，我还是不敢轻易相信这个年轻的男老师，直到他给我们上了第一次体育课。

我们中学的操场是黄泥地，晴天灰大，雨天泥泞，体育器材也有限，几块棕垫、十几条跳绳、几副胶皮都脱落了的乒乓球拍，就是全部家当了。大多数老师认为体育课没有存在的必要，反正不是教广播体操，就是跑圈儿和自由活动，还不如上节正课还能提升分数，唯独小陈老师坚持要给我们班上。

我们的第一节体育课要学习打羽毛球，两副球拍是小陈老师自掏腰包买的。他用一个石块在操场的泥地上划出界线，我们才知道，原来打羽毛球是有场地规则的。

同学们都很兴奋，我却很害羞，球拍一次都没有摸过。我对跑跑跳跳不感兴趣，但每次上体育课都会很开心，因为终于有时间看小说了。

从小，我就听大人们念叨，“只有拼命读书，考出去，才是走出这个山旮旯唯一的出路”。所有与课业无关的东西绝对不准出现——小说、杂志、连环画，统统都是“闲书”。

而我偏偏最爱看闲书。

学校附近有一家租书店，武侠言情什么都有，大部分书的封面都被翻烂了。我的同桌刘特是班里最大胆的学生，他打探一番回来，告诉我：租书5毛钱一本，押金3块钱，可以租3天。

我盘算了一下，父母给我一天的生活费是2块钱，三餐节省些，每天就能攒5毛钱。要是看得快，还可以和别的同学交换着看，不过要想快点看完，就得挤时间——课间、副科课、加上我们班独有的体育课，都得用上。为了看闲书，我把所有的课本都放在课桌上，竖起了一道“屏障”——刘特租的《七剑下天山》该还了，我没看完，大半节语文课都在想：楚昭南死没死？飞红巾最后和谁在一起了……想着想着，手忍不住摸进课桌，翻开了折页。看到楚昭南被人斩断左臂时，刘特用胳膊肘碰了碰我，我没反应过来，还高兴地往墙角让了让。

耳旁突然响起小陈老师的声音：“你下课来办公室一趟。”

我吓得猛抬头，就看到他冷着脸：“带上你桌子里的书。”

不久前，隔壁班的一个同学上课看小说被老师抓住了，书被老师当场撕得粉碎，说“再有下次”，就要叫家长。我一下就慌了：小陈老师会咋批评我？要写保证书吗？要叫家长吗？叫谁来……

下课后，我挪着小步进了办公室，小陈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喜欢梁羽生的小说啊？”

“啊？”我愣了。

“这本书是梁羽生写的，很经典。”小陈老师从我手里拿过小说，随手翻了几页，“这是个系列，有好多本呢，你看过几本啊？”

我答不上来，小陈老师笑了：“武侠小说呢，我推荐金庸的，他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实在是对‘大侠’这个称呼的最高注解了，你听过吗？”

我说没听过，小陈老师就随手把书还给我：“喜欢看小说不是坏事，但要会选、会看。”那天，他还说了许多话，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这句话，却印象深刻。

正当我以为自己逃过一劫的时候，小陈老师突然严肃了起来，和我立约：课堂上不准再看小说，如果期末考进年级前三，就借我一套他收藏的小说。

我半信半疑，又心怀期待。剩下的半个学期，我就像一只前面挂着胡萝卜的小毛驴，努力向前追赶。我自己都想不到，我在学习上会有这样的上进心。

2

重庆山区地广人稀，方圆几十里只有一所中学。住得远的同学，每天天不见亮就得打着火把出门，一路狂奔才能踩着上课铃声进校。为了方便学生，初一上学期，学校就要求我们住校。

宿舍是教室改造的，高低床一排排摆过去，一间房里住40个人。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10分是早操时间，全校400多名学生起床围着操场跑圈儿。场地小、人多、灰大，刚开学的时候，还经常有人进错了班。

跑了几天，小陈老师对这种小锅里下饺子的做法很不耐烦，吹着哨子领着我们班往校外跑去。出了校门，穿过竹林，我们在薄薄的晨雾里顺着乡间公路放肆奔跑。乡村还在沉睡，没有路灯，没有手电，唯一的光亮是天边泛起的微光。陈老师吹着哨子在前面跑，我们在他身后紧紧地跟，看不清路也不害怕。小陈老师开了头，别的班级也跟着我们，乡村公路边的晨跑队伍越来越长，越来越热闹。

小陈老师太有趣了，在语文课上走神的学生越来越少，我们班的语文单科平均分总能拿第一。除了课内知识，他教我们“顾影秋池舞白云”，“人生几度月当头”，他还写得一手好字，批改作业的时候，看到我们哪个字写得漂亮，就会在本子上画个红圈儿以示鼓励。

乡村中学的老师少，课程多，几乎每个主科老师都得“代”一两门副科的教学。很少有老师按课表上课，通常音乐课就改成英语课，美术课改成数学课……只有小陈老师代的地理课，是真的地理课。他拿着地球仪告诉我们，哪里是北极，哪里是南极，七大洲四大洋在地图上长什么样。又不知从哪里寻到了一张旧旧的中国地图，指着上面弯弯扭扭的线，说：“我们在这里，首都在这里，这个边边上是云南……”

我们第一次知道世界原来那么大，我们眼中的“大城市”重庆这么小，平时那些走不完的山路，在地图上找都找不到。

小陈老师说，云南，是“彩云之南”的意思。那里有一道美食叫竹筒饭，“就是把米呀、肉呀、菜呀、统统放进竹筒里，然后放在火上烧”。大家对他口中的“竹筒饭”都很神往，不单是好奇它的味道，更好奇这种做法。

我们那里，江河两岸遍植青竹，用来防涝固堤。山间林地里竹子随处可见，背篓簸箕、凉席桌椅、筷子以及戒尺，都可以做，唯独不见有人砍竹子做竹筒饭——我猜，大概是我们这里的人觉得这种做法既不省事，也不省心，纯粹是闲的。

做竹筒饭，要砍竹子，用火烧，感觉像野炊。在全班同学无数次恳求下，小陈老师终于答应选一个好天气带我们去秋游。目的地，就是学校500米外的河畔竹林。

秋游那天，全班40多人浩浩荡荡地扑向河边，惊起了一群飞鸟。小陈老师眯着眼睛说：“我以后要在这里修一座小房子，不必大，三五间青砖黛瓦，再种几株美人蕉，那就是我梦想的家了……再给屋子取个名儿，就叫‘白鹤山庄’。”

说完，他在竹林里寻了块平缓的沙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指挥：“按照班上的座位顺序，6人一组，1个人捡石块垒灶，1个人去河边打水洗米，剩下的4个人砍竹子削竹筒。材料准备好之后，我教你们煮最好吃的竹筒饭！”

分组迅速完成，我们组的2个调皮鬼男生一溜烟跑了，只留下4个女生不知所措，只模糊记住要削竹筒、捡柴禾。一个女生气呼呼地说：“他们跑了，我们自己搞！”说完就去找垒灶的石头了。

竹林里多的是干竹篙和笋壳，轻便又好烧，石头却不好找，两个女生跑了好远，才捡了几块。我们把石头围成一圈，小陈老师看了之后说，圈子围得太小，放不下竹筒，我们只好继续去找。

山里的孩子野性，爬山下河不在话下，难就难在工具不趁手。拿着借来的两把砍刀，男生们一窝蜂地扑进竹林里砍竹子，吓得一群野鸭子“嘎嘎嘎”地狂奔，正值变声期的男孩们也“嘎嘎嘎”地笑起来。他们砍回来的竹子大多都裂纹了，完整的竹子边缘也不平，狼牙犬齿地支棱着。小陈老师不嫌弃，指挥我们在竹筒上挖洞，用细竹桠当刷子，把内壁刷洗干净，再塞进米和清水。

一切准备就绪，小陈老师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团报纸，里面包着一捧胡豆：“这是从吴师傅的案板上抢来的下酒菜，放进竹筒饭里好吃得很。” 

他得意地抓了一小把胡豆，在各个竹筒里放几粒，再洒一撮盐，最后又把竹叶团成团，用力塞紧筒口。我们学着他的样子，忙活起来。

点燃笋壳和干竹篙，把竹筒架在石头灶上烤。小陈老师说，要记得翻转，这样才烤得熟、烤得均匀，“等竹筒表面有点儿焦的时候，饭就熟了”。

我们争先恐后做起了“看火娃”，守着热烈的火苗，不停地添柴。没一会儿，只听见“砰”的一声，有竹筒的塞子被热气冲开，米饭夹着胡豆喷了出来。

“快点快点，快去砍几张芭蕉叶来垫着，要不然没得吃啦！”小陈老师连忙说，“刚才忘记提醒你们，米别塞得太满，这下子麻烦咯，蒸汽跑不出去，还没熟就放冲了……” 

当有的小组的竹筒饭可以吃了，别的组就没什么耐心再慢慢翻滚竹筒了。大家拼命添柴，生怕火不够旺，只要听到“呯”的声音，就当饭熟了。

女生们把饭从竹筒里扒出来，用芭蕉叶当碗，细竹枝当筷，勉强保持斯文；男生直接拿起竹筒，用柴刀一劈两半，捧起烧得黑漆漆的竹筒就开始吃。他们脸上又是灰又是汗，手一抹，就是一张大花脸。

可能是翻滚得不够勤快，也可能是火烧得太大，我们组的竹筒饭到吃的时候，还有一半还是夹生的——但我依然认为，小陈老师说得对，竹筒饭的味道无与伦比。 

3

因为这次秋游，小陈老师被他老子训斥得惨兮兮的，整层楼都能听见。老陈说他是个“娃儿头”，贪玩好耍，“没得一点为人师表的样子”。我们听了，觉得同情又好笑。

但情况似乎被老陈言中了——过了大半个学期，班里几个上学晚、留过级的“刺头”就认为亲切随和的小陈老师不足为惧，开始“放飞自我”了。

刘特就是一个典型。每天，他和几个刺头像推土机一样在班上横冲直撞，不是把文丽的课本文具扔了一地，就是把冬梅的校服丢进了垃圾桶。值日的时候不见人影，等别人打扫完，他们又把教室当成战场，搞得满地狼藉……

一开始，小陈老师苦口婆心地劝，“男生要有绅士风度，不能欺负女生”，“同在一个班集体，每个人都要承担该有的责任”，“校规校纪不是摆起好看的”……

 “唉呀！小陈老师不要这么严肃嘛！我们就是开玩笑的！”他们几个嘻皮笑脸的，甚至一把勾住小陈老师的脖子，亲热地凑近，“是不是兄弟？是兄弟的话一点点小事情就不要说了嘛！说起臊皮得很！”

有好几次，我都看到小陈老师气得一把推开他们，像是准备要狠狠地教训一番。但不知道为什么，又忍住了。

一天，这几个刺头又把一个瘦弱的男生夹在墙角，准备“挤油渣”——这是一种很粗暴的“取暖游戏”，把一个人逼在墙角，几个人用力向那个人的身体上冲撞挤压取乐。没想到，那个一向逆来顺受的男生趁他们使劲儿的时候，突然从墙角溜了出来，离他最近的刘特收势不及，人直接撞在了墙上。

男生慌忙解释，说自己被挤得太热了，出来吹一下冷风。刘特嘴里喷出一连串的脏话，揪起男生的衣领往操场边拖：“晓得你热得很，好，我就送你到河沟里降下温！让你好生爽一下！”

已经是腊月，气温接近零度，操场边的河沟里，水寒冷刺骨。那个男生拼命挣扎，几个刺头抓手的抓手，捉脚的捉脚，哄笑、谩骂着把他扔进了河沟。虽然浅水刚刚漫过小腿肚，但那个全身湿透的男生还是站在水中直打寒颤。

刘特得意洋洋地问：“怎么样？凉不凉快？安不安逸？”

“凉不凉快？你们自己下去试一下就晓得了！”说话间，闻讯赶来的小陈老师突然出现在几个刺头的背后，把他们一个个全推进了河沟里，“凉不凉快？安不安逸？”

几个刺头猝不及防，一下水都成了落汤鸡。第一个落水的刘特还没认清说话的人，爬起来就骂：“哪个龟儿子搞我？老子上去弄死他……”

“你要弄死哪个？！”小陈老师拖过一把竹扫帚，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听听你说的话！你是什么人？你是学生！这里是哪里？是上课读书的地方！动不动就要弄死这个弄死那个，你跟社会上那帮混混有啥子区别？今天敢把人扔到河里，明天是不是敢拿砍刀来砍人了？好哇，来呀，来弄死我啊！”

我们从没有见过小陈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的脸煞白，说话又快又急，手里的竹扫帚毫不留情地打在刘特他们几个的身上、脸上。被欺负的那个男生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你还站在水里面干嘛？还没泡够吗？还不快点给我滚上来！”小陈老师把竹扫帚扔给班长，弯腰把那个男生拉上岸，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他胡乱套上，恨铁不成钢地说，“嘴巴长来是干啥的？是说话的！一看就知道这种事不是头回，早干嘛去了？不晓得跟我说吗？！”

说完，他又转过头对嘀嘀咕咕的刘特他们说：“火子儿没落到自己脚背上不晓得痛，你们就在水里站着，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上来！”

他板着脸交代班长：“你就在这守着，谁要敢上来，就用这个竹扫帚给我打下去！”

说完，他拉着那个男生就走了，还亲手给他煮了一碗姜汤驱寒。

这件事之后，那几个刺头老实多了，再看到小陈老师，也不敢勾肩搭背了。

期末考试临近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中学时代的第一场家长会。

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是这次家长会的“明星教师”——他的英语课纪律是最好的，考试成绩也是年级最好的。他“为人称道”的教学方法是：单词默写，错一个打一下手心；短文背诵，错一处打一下手心；每次月考前，每人定一个目标分数，差一分打一下手心。会前会后，父母们围着老师殷勤嘱托：“不听话就打，没得关系！黄荆条下出好人，只要是为他好的，要打要罚都可以！我们没有文化，啥子都不懂，娃娃成不成材全靠老师用心教了。” 

相反，也不知道家长们从哪里听说，小陈老师正课不上，带着学生出去祸害别人家的竹子，“小陈老师什么都好，就是玩心重了些。到底还是年轻人嘛！就是不如老教师沉稳。”

听到评论的小陈老师呵呵一笑：“幸好成绩还是过得去的。”

期末考试在即，小陈老师却说，上次秋游时的竹筒饭没煮好，这次他要亲自动手，让我们吃到最正宗、最美味的竹筒饭。不过他表示：精力有限，只能请期末考试总分排年级前10名的同学，“拿通知书那天，就是我请大家吃竹筒饭的时间”。

看见平时最喜欢凑热闹的刘特蔫了，小陈老师又说：“本学期进步最大的5个同学也可以来，所以，你们懂得起噻？”

刘特突然跳起来大声喊：“懂得起！要雄起！兄弟伙们要扎起！”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小陈老师真的要给15个同学再做一餐竹筒饭，我也是其中之一。他借了把小锯子，切了腊肉、香菇、红萝卜碎，还提前泡好了糯米，是认真的。

上次垒的炉灶还没拆，我们几个人各司其职，拣柴火、打清水、洗竹筒……这一次，食材丰盛，大家又有了经验，最后做出来的竹筒饭，晶莹软糯，还带着一股竹叶的清香。

刘特捧着半边竹筒，手被烫得来回倒腾也没舍得放下。他找了块略平整的石头，折了双干净的竹枝做筷，吃得心满意足。

这次考试，刘特依旧是班里的倒数几名，但至少他有两科的成绩在及格线附近了。

4

“你还有哪些同伙？！”食堂的吴师傅揪着刘特，冲进我们班的教室大喊，把全班同学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刘特又犯事儿了。

吴师傅说，头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刘特和几个同学摸进学校食堂偷东西，用试卷包了些腊肉和豆角。“小小年纪就敢溜门撬锁偷东西，长大了还得？肯定又是一群社会渣滓，你做老师的一定要严加管教！”

“对对对，我一定要严加管教！”小陈老师狠狠地剜了一眼刘特，又给吴师傅陪笑脸，说肉和菜的钱都他来补。

吴师傅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行为作风的问题：“这是偷，你明白吗？要是放在以前，是要被抓去劳改的！” 

“一路上都是喊我赔钱，现在又不谈钱了。”刘特站在一旁小声嘀咕。小陈老师一把抓过他，在他的背上狠狠拍了一巴掌：“你给我闭嘴！”

吴师傅说，这事就应该记大过，再喊家长来，当面锣对面鼓说清楚——“还有，昨晚上的‘偷儿’有三个，问清楚走脱了的是哪两个，不要以为没抓到就算了。”

“你看错了，只有我一个，要打要罚冲我来，我不怕！”刘特梗着脖子说。

吴师傅冷笑了一声：“好，我看你在派出所里头还讲不讲义气！”

小陈老师握着戒尺，神情非常严肃，他劝吴师傅不要麻烦警察，为了不扰乱教学秩序，有啥事到旁边的教导处说。他们几个去了教导处，我们就在教室里伸长了耳朵听：

“学生犯错该罚，既然学校有校规，就按校规来罚，吴师傅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这是小陈老师的声音。

“是是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吴师傅附和。

按照我们学校的校规，学生偷窃他人财物，首次予以警告处分，检讨书500字，再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但吴师傅不依不饶，他觉得这个处罚太轻了，最起码得记个大过——那会儿我们还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档案里有“记大过”的处分到底有多么严重。

小陈老师绕过了这个话题，他喊刘特过去，问他是哪个手拿的东西，“伸出来，受罚戒尺50下！”

那把戒尺我们见过，轻薄细长，打人省力，挨打的人的手就像被刀割一样疼，却不会伤筋动骨。小陈老师被惹急的时候，就会打学生平时不写作业的那只手。

还没挨完30下戒尺，刘特就哭着把“共犯”抖了出来，但小陈老师的手还没停，真的打足了50下。另两个“共犯”也没能逃过惩罚，老陈小陈父子齐上阵，教导处里的哭喊声都传进了教室。

刚开始，吴师傅默不作声，中间他阻拦了一回。惩罚结束后，他似乎有些不高兴：“陈主任这是罚给我看呢！”

老陈郑重地回答：“不全是，教不严，师之惰！家长把娃娃交到我们手上，就是我们的责任。”

吴师傅走了，老陈立即通知了3个犯事学生的家长来学校，然后又开始责骂起儿子：“孩子不吃点苦头永远不长教训，上学期把同学扔进河里也是他们吧？你身为老师，对家长负有告知的责任，应该让家长知道孩子的真实情况，而不是隐瞒和包庇！你懂吗？”

从这件事之后，温和的小陈老师仿佛变了一个人，戒尺用得越来越频繁了。我们中学3年，戒尺被他打断了好几根。

初中3年，竹筒饭被我们吃出了各种新花样。我们往里头加辣椒、加鸡蛋、加土豆、加玉米粒，加一切我们能找到的食材。等田坎上的胡豆都快被祸祸完了，我们这个班，小陈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创造了这所乡村中学有史以来最好的中考成绩。

毕业的那天，大家难分难舍，小陈老师哭得形象全无。我们说出了真心话：“竹筒饭早就吃腻了，陈老师教下一届的时候记得要换个花样啊。”

5

时间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

当小陈老师变成“陈老师”的时候，我已经在外地工作多年了。偶尔听到他的消息，也是说他依然坚守在那所小小的乡村中学里。我不明白，陈老师明明有学历、有资历，还有拿得出手的教学成绩，为什么一直没有调到更好的学校去。

2013年，新一轮的“教改”辐射到了我们那个偏远的乡村。为了资源整合，生源不足的学校逐步关停。我的母校，陈老师坚守20年的中学，在送走最后一届毕业生之后，也停止了招生。学校里的老师被分配到周边各学校里，极个别的老师被调往城区或条件好的学校，更多的老师是“低就”。

陈老师被分到了四中，重点中学。

陈老师一进去，教导主任就让他带初一。这是一件好事，新学校、新环境，他正好可以和学生们从零开始一起成长，不管是感情和信任度，接下来的3年时光都是值得期待的。

陈老师不是第一次带新生，带班带课游刃有余，讲课深入浅出，挥洒自如，与市里的优秀教师不遑多让；在班级管理上，他依然遵循“胡萝卜加大棒”的原则，班里学风纯正，秩序井然。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除了在课堂上，他和学生相处的时间几乎没有了——这次学校合并，导致四中在校学生人数远超出了原有的计划，初一初二的学生只能走读，早上由家长送来学校，下午就被家长接走。

到四中工作的第二年，从教20年的陈老师，第一次被学生举报了。

那个学生考试作弊，被陈老师发现后死不承认。陈老师带他去了办公室，拿戒尺打了他10下手心，并罚写了一份检讨书。不久之后，这个学生写了一封举报信送到上级部门，信中还附带了几张照片，是自己红肿的手掌。

让陈老师难过的不是学生举报他，而是这封举报信末尾的签名，不止那一个学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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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听到陈老师的消息，是在2018年的国庆回老家。

当年教我的老师们大多都不在本地了，只有一个老校长念旧，还住在学校原址附近的老房子里。我照例去拜访老校长，才知道陈老师在那次“举报信事件”之后，离开了学校。老校长问我：“他一心一意教书育人，却换来这个结果。你也是他的学生，你说，他做错了吗？”

我叹了口气，苦笑——时代不同了，家长和学生对好老师的评判标准也不同了。

老校长接着说，陈老师不教书了，后来干脆开了一间农庄，几年苦心经营下来，生意做得很不错。我松了口气，笑着问陈老师的庄子在哪儿，老校长淡定地指路：“你顺着马路，沿着竹林走，路边有条围着竹编栅栏的小岔口，走进去就是了，好找得很。”

去农庄的路上，我的心里半是忐忑，半是疑惑，多年不见，也不知道陈老师是否还和当年一样。不一会儿，我走到了一个小岔口。再往前，就看见一个飞檐斗拱、涂了金粉的门廊。门廊正上方，用金漆写着四个大字：“聚龙山庄”。

我忍不住笑出声：“这是哪位取的名字啊？真够接地气的。”

陈老师的农庄开在一片竹林里，国庆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各种车辆把这里塞得满满当当，为了辟出两排停车位，砍了不少的竹子。

再往里走，有七八间房，里面隐约传出猜拳、劝酒的声音。我绕开前厅，穿过天井，一排美人蕉开得正盛，后院中间有棵巨大的玉兰树，树下摆了石桌石凳，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在那里头碰头，叽叽喳喳地讨论怎样撑着竹筏过笋溪河。

很不巧，陈老师不在家，我只看到了师母。她手里正拿着一把戒尺，把石桌打得“啪啪”响：“陈老师马上回来了，布置的作业做完没有？你们陈老师说了，这次的模拟考谁要是没有90分，差1分打1下手心！听到没有！”

师母是一位温婉的女子，从云南来重庆很多年了，哪怕她嘴里说着吓人的话，声音也是又脆又柔的。我笑着说：“这么多年了，陈老师的手段真是一点儿没变。”

“就是呢，上次来的几个学生也这么说他。”师母说。

我看着眼前的那些孩子，听师母说陈老师是去二中拿测试卷了，心里有些疑惑。

师母说，这些孩子家在附近，平时都在邻镇的镇中学读书。他们有心上进，家长又没有门路把孩子转到城里的学校，只好在假期想法子把孩子的功课补一补。

“才上初二呢，在班上也算是中等偏上成绩，可一拿到区里比，差距就很明显了。”她叹了口气，“没办法！好老师都调走了，好学生也被挑走了，还留在‘镇中’的大多是为了应付九年义务教育的。”

一开始，是陈老师的两个朋友把孩子送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帮着看看作业。”陈老师碍于情面，只好带着，哪知道后来又陆续来了好些孩子。

“他这人心软，跟我说，反正农庄也走上正轨了‘一只羊也是放，两只羊也是赶’，就干脆都收了。他说再过几年环境好了，也用不着他这种业余老师了——你不知道吧？他把不在学校上课的老师叫‘业余老师’。”师母说。

我仔细琢磨着“业余老师”这个称呼，刚开始心里堵得慌——正经的师大毕业，教龄超过了20年，怎么就成了“业余老师”呢？但我再一想，又觉得这个自嘲里，似乎又有一种通透和豁达。

看着师母手中的戒尺，几乎是崭崭新的，我笑着问：“这戒尺是第几把啦？”

“自从搬到这来之后，一次都没用过呢！哪敢真打呀？现在的孩子一个个金贵得不得了，还没动手呢，讨饶认错就来了，不过是放在这里当摆设罢了！”

师母说话的时候，有个孩子悄悄地向她招手，再指指桌上的课本。一会儿的功夫，就有两三个孩子跑过来请教课业了。

我靠坐在高大的玉兰花树下，听着师母给孩子们轻柔的讲解，恍惚间听到了一句熟悉的“诱哄”：“你们乖乖的，二中的试卷要是能做90分，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竹筒饭吃！”

“好哇好哇！你做的比陈老师做的好吃多了！”

我微微一笑，不忍打扰，打定主意，继续厚着脸皮等陈老师回来，希望能再吃到一份怀念已久的竹筒饭。

源济

小时候的年菜，一辈子都忘不了丨人间有味

原创 索文 人间theLivings 2020-02-02

一碗普通的和菜，每一样食材都简单平凡，可总要齐全了，才是初时的味道。

因此，这道菜才有另一个更有寓意的名字，叫全家福。

配图 |《巴依尔的春节》剧照

人间有味丨连载77

大锅下猪油烧热，下姜丝、肉丝爆香，氽水，水开后放入红、白萝卜丝，平肚（炸猪皮）、芹菜段、白菜段、油豆腐丝、猪肝片、肉丸子、红薯粉条，加盐调味，熬煮一小会儿，待薯粉变软，尚有些韧劲时捞出，洒上葱花，点几星胡椒，便是小城年夜饭上必备的一道菜——和菜。

这道菜，是张文幼时过年愿景中关于食物的许多个期待之一，从重要性来说，仅次于香肠、饺子和肉丸子。

和菜不难做，食材也不金贵，大人们非得过年才做，只因它太费工夫。偶尔下馆子，只要看到菜单上有这道菜，张文总忍不住要点，吃上一口，抱怨菜味不正之余，总要想起孩提时，在东乡老屋度过的许多个年节。

那些年节是张文印象里许多食物的源头，有着记忆里的幽香和童真的过往。

1

下老坝是一条汩汩的流水，发源自大围山麓，迤逦而下，汇入大溪河。老屋就在坝边头。

冬日有太阳的下午，一个老妇人裹紧棉袄，坐一把竹靠椅在自家门口晒太阳，膝上盖件破衣服，脚下放一个火屉凳。全白的头发，佝偻的身形，一张细长的脸上满是皱纹，怀里抱着一只黄铜水烟壶，呼噜噜地抽个不停，眼睛眯缝着，似在看着下老坝的流水，又似看向更远处。

看到张文一家，妇人放下烟壶，笑眯眯地打招呼，露出一口稀松的黄牙。

“小张啊，回来过年咯。”这是跟张文父亲说的。

“你啷家过年好啊。”张文父亲笑着应答，“等下来给您拜年。”

“受当不起噢。”老人笑着，拘谨地打着拱手。

老人夫家姓李，村上人都叫她李家婆婆，是个五保户，与张文奶奶家是隔壁邻居。再靠西边，住着一对老夫妇，是张文未出五服的太叔公、太叔婆。

1989年的年节前，张文随父母回乡。一家人提着大包小包，坐上总不准时的绿皮小火车向东。火车摇摇摆摆地龟速前行，张文总被摇到晕。停站时的急刹更让他受不了，胃中翻滚，过了小半程就想吐。母亲总会准备梅子与风油精给他缓解，父亲倒在一旁揶揄：“坐火车都会晕噢，真是新鲜。”母亲瞥了他一眼，他便收了声。

下了火车，还需走上好几里的田间路，才能到张家冲、远远地看见自家老屋了，真到老屋，尚且需过一座建在下老坝上的木桥，再过一条小溪。

有太阳的日子，李家婆婆就坐在家门口，见到人便会欠起身，站一站，又坐下。人从眼前过，往来匆匆，讲礼貌的会问声好，仅此而已。她会笑着回应，弯一弯腰，语气里半是讨好、半是卑微。

已是黄昏时分，风有些大了，夕阳的红晖洒在归家人的后背上，眼前的老屋屋顶的烟囱升腾着炊烟，张文大喊着奶奶，屋里由远及近一迭声的应答，“吱呀”一声，堂屋的门就拉开了。

张文奶奶、李家婆婆和张文的太叔公太叔婆三户住家是一栋大屋，东西相连，本是宗族祠堂，有百年历史，高屋大梁，依山傍水，大气雄壮。听说早年间是有专人打理的，族人年年祭祀，破四旧被铲了门楣、撤了牌位，才分作住宅。分到宅子的3家都是破落户——太叔公两老无后，李家婆婆是孤老，而张文家自爷爷的爷爷起，便一脉子息不厚，数代单传。

爷爷曾经开玩笑地跟张文说起过：“那一年自家土砖屋塌了，想起屋冇得帮手，又出钱不起，队上照顾，就住到祠堂来了。”

“爸爸呢？”张文问，“他可以帮手啊。”

“那时候，他才两三岁啊。”爷爷哈哈大笑，“条凳倒了都扶不起。”

2

张文幼时的印象里，父亲厨艺了得，却只在年夜饭上显身手。

那年腊月二十九，家里腊肉早早熏好了，伏鸡、伏鸭、伏鱼都做好了，奶奶还炸好了玉兰片，炒好了花生蚕豆。张文对那一年过年的印象之所以那么深，是因为奶奶娘家兄弟送来了一袋糯米，奶奶将它蒸熟晒干，吃过晚饭，父亲便做了一道新鲜零食——冻米糖。

柴火灶前，张文揽了添柴的活。天寒地冻时，守着一灶火，不时地往里添柴，看着腥红的火苗舔舐着漆黑的锅底，眼里慢慢起了像是盯着太阳看久了一般的光斑，对张文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父亲则将糯米倾入锅中翻炒，炒至起膨，散出满室米香，洒入熟芝麻，再倒入熬好的糖汁，搅匀捞起，倒进模具（四根方木小板契成的一个方型），再用一根略短于模具框的、方方的木棍反复按压。父亲的额头沁出了汗，热与力之下，食材的本味徐徐溢出，空气中都带着香甜，仿佛连眼前灶间的火光也是香甜色的，似烤化了的山楂果，令张文口水满溢。

待米糖稍稍冷却，父亲撤去模具，先用竖刀切成厚条，再横刀细片。张文绕过灶台，奔到父亲身边，拈切好的吃。冻米糖仍是软的，不受力，拈起一片耷拉着，塞到嘴里，米脆糖黏，微微的热，细嚼着，糖的甜攀着米的甜，芝麻的幽香又提振着米香。

张文正沉浸着，父亲却大声呵斥起来。

奶奶护着张文，与父亲争辩：“家里零食备少了，我孙才这么馋呢，你要舍得点。”

“你啷家给点啊？”父亲开玩笑地说。

“我不认字呐，赚不到钱啊。”奶奶当真了，嗔怒着，“你嫌我拿不出钱给你噢。”

“没钱帮帮忙也行啊，文伢出生后你也不进城帮忙带带。”父亲依旧笑嘻嘻地，“要我们请保姆，即算说句给你们寄钱停几个月，也是个意思嘛。”父亲参加工作后，每月给奶奶捎生活费，婚后也不断供，母亲管钱，两边家长都给月敬，一碗水端平。

“那不行，我这里也有人情打算啊。”奶奶声调低了，打着岔走开去。

冻米糖做得不多，但新鲜吃食，邻居家多少也会分送一些。

先送太叔公家。奶奶郑而重之地将切好的冻米糖用纸包好，系上小绳，四四方方一小包，让张文提着送过去。父亲又封了一个红包，嘱他一起送去。

“我来送吧。”奶奶不放心。

“让他去，几脚路，等下他还要在坪里放花炮的。”张文母亲轻声地回道。

冷风扑面寒，幼小的张文迈过门坎，蹦蹦跳跳地跑进黑夜里，风送来远处的水声与林涛声，老鸹在夜树上号叫，稻田里的水洼冻上了，在农舍灯光的映照中折射着银灰色的冷光，远山静默，田间的孤树秃了枝杈，萧索又落寞。

清脆的童声隔了几米远就响起了，张文大声地喊着“太叔公”。

是太叔婆开的门。“食饭冇？”太叔婆的脸上笑开了花，瞥见张文错愕的表情，客家话又转浏阳话，“吃了饭没啊？”

“你们家年年这么讲礼性。”太叔公高声说着，也迎了上来，拉着张文在屋里坐定，让他烤火，端出茶水、张罗零食，像招待大人一样招待他。二老一般清瘦，太叔公已经七十了，仍旧满面红光，两道寿眉花白浓密，眉下的小眼睛透着亮亮的光。

太叔公拉着张文问东问西，张文捡着自己明白的回答：“爸爸在家里，还在做事。他说明天来看您，还要陪您扯二胡咧。”

“小叔叔呢？”张文东张西望，小声地问。

“出去野去了，一天到晚不落屋咧。”太叔婆忿忿地说。二老过续了亲戚家的一个孩子当孙子，已经两三年了，可孩子过来时已经十来岁了，与他们不亲，性子也顽劣了些，二老管不住。

“你们吃咯，我爸爸做的。”张文看太叔婆没有打开点心包的意思，自顾着帮他们打开，拈出一片，献宝般地递给她。

太叔婆咧着嘴笑了，露出仅剩的几颗牙，指了指太叔公：“给他吃，我咬不动咧。”

张文在太叔公家待了许久，太叔公给他讲秦叔宝卖马，讲岳飞钩镰枪大破连环马，又讲到族上故事，说老祖宗化山公夜袭偷水贼，“化山公是武举人，一身功夫，有一天啊，他故意大白天的骑马下县城，夜里邻村黄家就召齐人马要抢我们的水源，哪晓得他半夜打回转，一根枞木棍打倒十二人，功名都革掉了”。张文听得似懂非懂，塞了一嘴的零食，连自家带来的冻米糖都没少吃。

那夜里，张文还应了太叔公的考核——太叔公让他写毛笔字，他写了几个，原想写“龙腾虎跃”，嫌笔划太多，写了个“天南海北”，笔枯墨浅力又弱，形似饱满，中多疏漏，张文又蘸着墨填上，被太叔公按住了手腕，“人怕嫌，字怕填”。太叔公一本正经地说：“架子有了，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补。写字和做人一样的。”这句话让张文觉得突兀，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

临走时，太叔公拉着张文去了屋后的厨间，隔着窗户，指了指窗外的一棵柚子树：“你看它，今年终于挂果了，就是太酸，明年可能好一些，甜些就给你留两颗柚子啊。”

张文出门时，小叔叔将将进门，是个矮矮胖胖的少年，长着淡淡的胡子，流着脓鼻涕，跟谁都不打招呼，自顾在茶桌上拈了几片冻米糖，进自己房了。

3

翌日一早，鸡叫过几遍，奶奶才将张文叫起了床，她用肉丝开汤打底煮了面条，唤张文起来吃。

奶奶一早去买了肉，割出一小块全瘦的，细细切丝，与姜丝和着炒，洒些豆豉再氽水，纯白的面条卧在腾着热气的汤里，像一弯温泉环抱着雪山，山顶再点一勺剁辣椒，如红日初升，筷子伸进去一通搅，雪山塌了，日头散了，碗底的大鱼也漂了面——原来还卧着个荷包蛋呢。

夹一筷子，豆豉提香，姜辣提味，肉甜、蛋鲜、面筋道，一口下肚，胃就醒了，再吃两口，整个人都醒了。张文满心感慨：过年果然是什么都不一样，一碗面都不简单对付，做得这么精致好吃。

因昨晚张文回来太晚，李家婆婆的节礼是父亲一早送去的。“婆婆子在家里拉风箱（哮喘）呢，看到我来了，拍了拍胸口，嘴里默了默，就不喘了。”早餐时，父亲跟奶奶说。

“她前面那个（丈夫），说是挂使徒牌的角色，辰溪那边迁过来的，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奶奶笑着说，“她也学了些，可惜了，会的多也变不出米粮，六零年饿死了，她才改嫁给后头这个，说是个暴脾气，打她打得狠，没过几年也死了。”

“巫医啊——你也喘，怎不叫她治治？”父亲扒着面，嘟囔着问。

“怎么没找？你爸拎着腊肉上门请咧。”奶奶抚着额说，“她自己明说的，她会的只能应急，用多了不好。再说了，会这个的，能治病，也能害人啊。”

“你不要去她家玩啊。”奶奶伸出一根指头，点了点张文的额头。

张文不太明白，还是点了点头。

年三十中午下起雪来，坡上的小朋友下来找张文玩。他们个个比张文大，却十分看重这个一年来一次的城里小客人。他们搭上梯子给张文摘檐下的冰凌子，张文接过就舔，凉丝丝，味寡淡，却还是不敢上厨房偷白糖。

张文也拿自己带来的饼干分给大家吃，夹心的，母亲好容易托人弄了两包，伙伴们一人分一块，就没了大半。大家都不舍得大口咬，张文教他们，掰开来，先把中间的糖心舔掉，一口口舔，沁甜，一块饼干也能吃得久些。

张文又拿出烟花来放，也不敢多放，算计着，玩得久一些。白日焰火在天光下，是收敛的闪光与放纵的烟气，总叫人看不尽兴。

天光黯淡了，雪仍旧下着，第一声鞭炮响起时，孩子们一哄而散，要回家吃年夜饭了。

村里已经接上电了，晕黄的灯光下，东边厢，一张方桌围坐着五个人，桌上十个菜，腾腾冒着热气，伏鸡、伏鱼、腊肉、腊鸭、肉丸、扣肉——“一桌六蒸”，再加小炒肉、油豆腐、炒青菜，正中一碗和菜。

在张文的印象里，除了饺子得碰运气，香肠、肉丸子、和菜都是年节的标配。和菜汤汤水水的，清淡解腻，虽是杂烩，却有着自身的智慧，食材互不抢味又相互融合：肉与猪肝虽只需少量，但热油一炒，清汤一氽，所有的辅料便都会裹上肉汁、包裹肉香；细嚼起来，油豆腐丝的甜搭着芹菜的香脆；平肚Q弹、如海棉般吸满汁水，咬下，汁水在口中爆开；红白萝卜丝同样甜脆搭配，解腻；再喝一口清甜的汤，夹一筷红薯粉条吸溜进嘴里，嫩滑爽韧，叫人满足，再冷的天，也能喝出额头细细汗来。

父亲启了一瓶浏河小曲，陪爷爷喝着，爷俩都喝得斯文，父亲是量浅，爷爷也不过是虚应故事。

婆媳俩倒聊开了。

“我送了点菜给李婆婆，一海碗，什么都夹一点。”奶奶笑眯眯地给母亲夹菜，“婆婆子造孽，一个人，我一早嘱咐了，要她不要搞菜。”

“搞了没？”母亲偏头问，嘴里嚼着半只肉丸子，“没送碗饭给她？”

“她煮了面，炒了碗青菜，说要清清吉吉地过年咧。”奶奶拿筷子的手回转来，掌底揩了揩嘴，“饭煮多了也送不得，三十总没有送米出去的啊，那是送自家运程，送财咧。”说着，奶奶停了筷，嘴里仍嚼着，表情却认真了，“年三十送粮，是皇帝老爷的慈悲，没那么宽的肩，做不得那么大的功德，没那么大的福报，受不了那么大的恩惠，老班子懂的，李家婆婆也不会要的。”

“那她每天只要煮面了，一海碗菜她能吃到十五。”母亲跟奶奶开玩笑。

“是咯，正月里，菜又不会馊。”奶奶却认真了，“我伏鱼夹得多，一块能下一碗饭呢。”

张文在一旁狠扒着米饭，对奶奶的话深表认同，奶奶做的伏鱼、伏鸭不腥且鲜，极下饭，就是有些咸，特别是鱼，扒下一丁，就能配扎实一大口饭了。

夜全黑了，父亲陪着爷爷下起了象棋，每局都让爷爷先手。爷爷是臭棋篓子，回回起手当头炮，父亲抿着嘴笑，爷爷桌上摆一杯谷酒，时不时端起来咂一口，口里发出悠长的喟叹。

奶奶与母亲在灯下包节礼，鸡蛋、面条、腊肉、零食之类的，细细地用纸包上、绳扎起，贴上名，分户摆放。张文家数代单传，亲戚不多，奶奶说，有许多是过苦日子时帮过我们家的，过节时走动走动，表示我们家记着情呢。

这一晚，一家人都默许张文守岁，奶奶说，“反正十二点要被吵醒，我关柴门也要打鞭子（鞭炮）啊”。

张文就在灯下看书，手边摆着零食，时不时拈上一块。十二点前，奶奶开了堂屋门，搬出小桌，摆上供品，点燃三柱香，雪地里朝北祭拜，燃放一挂鞭炮，母亲在门里合上门，是谓“关财门”，柴通“财”，要把这一年的财都关在家里；过了十二点，奶奶重燃香火，祭品原样，重新祭拜，鞭炮再响，母亲在门里拉开门，意指转过年来，我家又烧头香了，四方钱财看清路，快来我家。

这种仪式，张文年年看，年年都看不腻。大人的世界他不懂，可在他看来，这种仪式就像自己不复习又要考一百分一般搞笑。张文腹诽：年年拜财神，临了一个月才吃两顿肉，病了还得打针才有香肠吃，大人们是不是该转换思路，找找更实惠的信仰啊？

等鞭炮声渐歇，张文随父母爬上床，夹在两个大人中间，酣甜一梦到天亮。

4

一天上午，张文一个人踅到老屋中央的天井旁玩。那里算是三户人家的公共区域，又是李家婆婆的后厨——绕过天井，祠堂正厅檐下，依着墙砌了一个简易灶台，就是李家婆婆平时做饭的地方。

天井的南边、祠堂大门的后头，张文发现了一个鸡窝，里头卧着一枚鸡蛋，张文似发现了宝藏般，想将鸡蛋拿去给奶奶，可拈起蛋，感觉却略轻，正踌躇，旁边一个声音响起：“偷我家鸡蛋呢？”

张文扭头一看，李家婆婆佝着腰，站在不远处，佯作的嗔怒，话音未落，人已经笑开了，露出满嘴黄牙：“那是假的，是个引蛋，引得鸡在这里下蛋咧。不信，你打开看看。”

张文掰开蛋，果然是空的。

“文伢，你想吃蛋不？我家里有，煎给你吃吧？”李家婆婆笑眯眯地冲张文招手。

张文摆手拒绝：“早上吃饱了咧。”

但他还去李家婆婆家里玩了一下。她家是祠堂正门后头的一个杂物房改的，里头是木板隔开的两个小间，前头作厅，后头是睡房，采光极差，拢共一扇小窗，开在卧房的侧墙。前厅无窗，屋内更阴暗，墙上一盏油灯许是没断过亮，油烟沿墙熏出一道浓浓的黑痕。油灯略微照亮了厅堂的一隅，几幅木刻的版画挂在墙上，背景多是水田、吊脚楼、芭蕉树，近景有劳作的人。

张文看新奇一般地看着。

“我家老倌子以前刻的，他喜欢这些。”李家婆婆语气里带着骄傲，油灯下，神情却有些不好意思，“不送人啊，我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你家礼性足，我这个孤老婆子也年年受你们照顾，”李家婆婆自顾地说着，“冇得办法回报，神前上香，我总会给你们家祈福咧。”她用手指了指小厅的另一面墙，墙上有个小神龛，坐着个看不清面貌的菩萨，前头一只小碗，里头尽是香茬。

“你家人都好，日子只会过得好的。”李家婆婆盯着张文，眼神认真又笃定。

许是李家婆婆常年在屋里抽烟，空气中总有一种似有若无的烟草香，待久了就有些不舒服，张文匆匆离开。

又一日午饭后，太阳正好，母亲搬了张小桌放在屋外坪里，吃着零食、看着书，督着张文做寒假作业，一个中年男人提着个旅行包打老远走过来，走到近前，冲母亲打招呼：“过年好啊。”

母亲笑着回应，张文停了笔，好奇地盯着中年男人。

“大嫂买鞭子不？”男人放下包，拉开拉链，“满地红，喜庆，便宜卖。”

母亲探头看了看，笑着摇了摇头。

“价钱好商量的。”

“不要。”母亲拈了一大块冻米糖给他。

男人作了个揖，接过就吃，囫囵地嚼，鼓鼓囊囊塞了一嘴，费力地噎下，母亲又拈给他一块。男人吃着糖走远了，母亲才啧啧说：“细鞭子裹厚皮，当满地红卖，药不足，放起来都是蔫炮子，他是骗子咧。”

细鞭子裹厚皮，是说把小鞭炮外再包纸衣，做成大鞭炮卖。母亲在日杂鞭炮烟花公司上班，这等伎俩自然一眼看穿。

“那你还给他糖吃？”张文不满地说。

“都要过年啊。”母亲脸上满是错愕，摸了摸张文的头，“你看那吃相，只怕早饭都没吃咧。”

“不买他东西就是了嘛。”母亲讪讪地补充道，“我就给了块糖。”

“两块咧。”张文嚷嚷。

“是噢。”在张文的印象里，那年年节对应着好天气，出太阳的时节多，不过零散飘了一两场雪，却是雪人都堆不起的量。这年没有一场大雪的映衬，味道便总是淡些。

不咸不淡的年节在不咸不淡里过完了。张文一家再次坐上了西去的小火车，奶奶给张文备了一大包盐姜与干梅，火车摇摇晃晃地前行，逢站必停，刚到沅溪，张文又吐了。

这便是关于1989年冬天的所有记忆了。

5

时光如下老坝的流水，似缓还急，一辈人成长，一辈人成熟，一辈人老去。

1996年的新年钟声敲响时，已经变了嗓、嘴边长出淡胡须的张文照例随父母回老屋过年，团圆饭上了桌，一家人围坐桌前，仍是十个菜，菜色不变，腊味、伏鱼都是奶奶的手工，正中一碗和菜，旧时做法，旧时味道。屋角摆着一台彩电，是去年新买的，电视打开了，春晚进入倒计时。

那是张文最瘦的时候，高考的压力与少年的情绪交织，累起了满腹无人倾诉的心思，最终结成一粒粒饱满的青春痘在脸上绽放。

吃过年夜饭，张文打开门，带上了他的随身听去院里散步，随身听本是母亲买来给他学英语的，他却好拿来听校园民谣、理查德与肯尼G。

地坪中静悄悄的，自家窗内的灯光斜斜地在坪里投出光亮，头顶是黯黑的天，阴沉无月。

老祠堂的住户，只剩下张文爷爷奶奶一家。

住西头的太叔公给续孙——也就是张文的小叔叔建了新屋，娶了新娘，搬到了坎上。本想享清福的老两口，却遭到了孙子孙媳的嫌弃，虽未分家，却分了灶，没两年，曾经健旺的太叔公就得急症走了，太叔婆守着西厢一间房，自己起火过日子，有个三病两痛，孙媳就当看不见，孙子则是看心情。

白天张文去看太叔婆，她刚起，准备吃早饭，碗里是白水煮的面条滴了些酱油，颤微微地打怀里摸出一片钥匙，打开床边的老衣箱，端出两碗剩菜配着吃——半碗辣椒煮芋头、半碗肉丸子，肉丸子结了冻，得用筷子撬。

“肉丸子是你奶奶送我的咧，软软的真好吃。”太叔婆咧着嘴笑，嘴里零星的牙齿。她费力分开肉丸，夹了一筷子肉丸放嘴里，噙了好久，待肉丸化了，才开始咀嚼。

“老了，多动一下都是受罪。”太叔婆喃喃道。

张文看不过眼，端着两碗菜去后厨加热，正忙着，看到小叔嫂踅进来。那个胖胖的女人瞥了他一眼，略一愣怔，返身出去了。

热了菜给太叔婆端去，太叔婆的面条已经吃下了一半，夹了几筷子芋头，就着两粒肉丸，又吃下另一半。吃完了，剩菜仍旧锁进衣箱，钥匙塞到怀里。

太叔公家在坎下的老房子早已经塌了，屋后的柚子树却年年挂果，张文始终没有吃过，奶奶倒是尝过味，说太涩，许是地气不旺，这么多年，终是没有甜过来。

中间住的李家婆婆早几年走了，在某年春上死于肺气肿，她终是治不了自己的这个病。丧事由她续女——二婚丈夫的女儿操办，村上承担了大部分费用。续女遵从了她的遗愿，将她的水烟袋与墙上的版画随她入土。那些版画，也是李家婆婆前夫的手工，据说刻的是辰溪景致。

大年初一，张文被父亲早早叫起，去山上给祖先拜年。

前一年的秋天，宗族办了两件大事——重修族谱，修葺祖坟。父子一行到达时，祖先的坟茔前早已经香烟缭绕，父亲从提篮里掏出盛着三牲的菜碗供上，供酒、供茶、点香、烧钱，最后着张文燃炮。

刻着先祖名讳的高大石碑岿然静默，在万家同庆的日子里接受着后人的祭拜。先祖作为康熙年间一个见县官不必下跪的文举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举家由梅州离开，千里之外找这样一个小山冲避世，也许从未想到过身故两百年后的荣光。

从小到大，张文在张家冲里听了许多的传奇：文举人、武举人、中进士、当翰林、救族人、智斗恶邻、府衙告状，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了这位先祖——“化山公”，他化身成许多的角色，演绎着各种故事，振兴着整个族群。这些故事在庞大的家族里流传，夸张的、离奇的、匪夷所思的，懂事后的张文回想起，方才明白那不过是后人们的旧火添薪，多为虚构——包括太叔公曾说过的那个故事——下老坝就在村旁，哪里需要抢水源呢？化山公的真实人生，或许只是富足安稳、恬淡平和的吧？

那是张文在老屋过的最后一个春节，过了年节的三月，爷爷、奶奶就被父亲接进了城。

6

再往后的许多个年节里，许是追求养生的缘故，团圆饭桌上的菜色开始变化。因为母亲生病，父亲订了一大堆健康类杂志，全家人一起学习。

书上说太咸不好，伏鸡、伏鱼便不做了；后来看到熏肉类食物致癌，腊肉、腊鸭也没了；只有和菜，因其清淡与美好寓意一直保留着，老少咸宜。

父亲早已经不做冻米糖——满大街都有得卖了，实不必费那个工。可街上卖的，张文很少买，一为减肥，甜食要少吃，二来张文也不怎么喜欢了，毕竟在他的印象里，刚出锅的冻米糖，才是印象中的古早味。

2019年的正月里，张文去了乡下，是父亲派的任务，小叔叔嫁女，去小叔叔家吃喜酒。

自太叔婆去世后，两家再无走动，如今请柬送上门，父亲不愿去，只得张文出马。张文早已经不晕车了，开车去，径直将车开到老屋前。自家的老屋已经倒掉了，父亲着人拆平的，无暇重建，便在宅基地上种上了桃树与梨树。张文将车停在树旁，下车点了颗烟，在坪中站定，看自家地里瘦小的桃、梨秃了枝杈。

西头太叔公家的宅基地早被小叔叔卖了，买主建了新屋，倒没砍那株柚子树，它仍在坎下、新屋后头，孤零零地站着。张文仰头望去，树上还挂着柚子，一个个蔫不拉几，看来仍旧是难吃，也就没有人惦记。

他想起了童年时去太叔公的许诺，决定去摘一只柚子吃吃看。

去新屋主人家借了竹蒿，屋主是本家亲戚华初叔。“要吃柚子，家里有啊。”华初叔热情地让他进屋，簇新的厅堂，后头连着厨房，“那树上的涩口。”

见张文坚持，华初叔还是取来了竹蒿。张文提着竹蒿穿堂而过，从后门出，眼前与脑中是新旧场景的变换：这里曾有过他的童年，太叔公曾在这里指点过他写字与做人，那句突兀的话，他到中年才将将明白——人一生中的际遇与错过，得到与失去，莫太在意，做人如写字，不要补笔。

祠堂中间一块，是李家奶奶的，屋倒了，地收归村上，无人理，断壁残垣间长起了蒿草。张文费力地想着，始终记不起李家奶奶的面容，只记得她佝偻的身形，黄铜水烟袋与暗光下的版画。

在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一次偶然际遇，张文或多或少地知道了李家奶奶前夫的职业。他在省图书馆翻到了一本书，说到了一种传承千年的古老医术——祝由术，发源自辰州，即今湖南怀化境内，类似于巫医，介于心理暗示与顺势疗法之间，它的高光时候是在800年前的元代，被选入太医院，史称“祝由十三科”。

那一天，张文将从前所有的碎片串起，作为对李家奶奶的凭吊。她一生卑微隐忍，在孤苦日子里，一点一点活到高寿，半生里都是对前夫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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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在中午，张文见到了小叔叔，他人仍是矮胖，一头花白头发，眯着眼，叼着根烟，胸前挂个袋，人客送来的礼包放在里头，生怕有人抢似的——张文吃喜酒这么多次，倒是第一次看到主家这样的作派。

席上是最劣的酒，最敷衍的菜，外加正中一盘和菜，萝卜切片、油豆腐没切、混着些蛋皮和薯粉条。张文忍不住捞上一碗，吃了一口便再没动筷，芹菜没去筋、平肚也没泡开，干干的，实在倒胃口。

旁边的客人也在抱怨：“杨家的厨师班子不是这水平，只怕是钱没给够。”

“他啊，只赌钱就大方，做人真是抠死了。”

没等新人敬酒，张文就离了席。去取车的路上，张文倏地想起，今年自家的年夜饭饭桌上，也没有和菜了，许是太费工了，父亲也不爱做了，有一碗肉丸代表团圆，也差不多了。

爷爷奶奶都走了，去年，母亲也离开了，吃的人少了，仪式感也就弱了。一碗普通的和菜，每一样食材都简单平凡，可总要齐全了，才是初时的味道。

因此，这道菜才有另一个更有寓意的名字，叫全家福。

“老弟，买鞭子不？”不知几时，一位老人赶上了他的步伐，老人戴着顶皮帽，佝着腰，步子急促，在张文身旁侧仰着头望着。张文笑了，停下脚步，努了努嘴，示意他打开手提包，老人依言拉开拉链，张文定睛一看，笑了，还真是细鞭子裹厚皮！

“还剩十挂，原说是十元一挂，你全买了就打八折。”老人卖力地推销着，“我还帮你送到府。”

“连袋子一起吧，给你一百。”张文说，“不要你送。”

将鞭炮袋子放入车尾箱，张文上了车，用随身带的小刀打开了在华初叔屋后摘下的那颗柚子，揪下一片来吃，只咬了一口，难言的酸涩便在口中漫开，细细地咀嚼，酸味更烈，眼泪不自觉就流了下来。

源济

我和妹妹，是两粒嚼不烂的铜豆子丨人间有味

原创 蔡寞琰 人间theLivings 2020-03-27

我们像嚼黄豆一样嚼烂生活的苦，嚼着嚼着就有甜味了，再回看来时的路，也庆幸我们是个蒸不熟、煮不烂的铜豆子。

配图 | VCG

人间有味 | 连载81

1

炒黄豆从来就不是一道餐桌上的主菜，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我和妹妹桌上唯一的菜肴。

父亲意外去世时，我5岁，妹妹只有3岁半，到处蹦蹦跳跳和其他小朋友说，“我爸爸是从外面的8楼摔下来的呢”——她不懂死亡，还以为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母亲是在外公逼迫下嫁给父亲的，对父亲没有任何感情，生下我后，她便经常在家里发脾气，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我，外面天宽地阔，她总是要走的。父亲一走，母亲如蒙大赦，还得了一笔不菲的抚恤金，往后几年，她几乎不着家，无所顾忌地将我和妹妹扔在家里。

每当夜幕降临，妹妹便坐在门槛上哭，我也哭着到处找妈妈，眼巴巴看着村里炊烟袅袅，日升月落，却总失望而归。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妈妈变得可有可无，不找也罢，只有吃饭，成了我们兄妹俩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是有饭吃的，每到饭点，祖父都会过来喊我去他家吃饭——就在我家隔壁。祖父脾气很怪，家中所有的孙辈，他只喜欢我。在我长到8岁时，他依旧会蹲下来，让我趴在他背上背我过去吃饭。父亲在世时，大部分时间我都跟祖父生活在一起，父亲出事后，妹妹不敢一个人待在家，从早到晚都会哭，我便又搬了回来。

祖父本来就不大情愿让我回家陪妹妹，更何况那时候大家都说，如果不是妹妹出生导致我家超生，或许父亲也不至于去外面工地做事，自然也就不会有意外的发生。虽然祖父自己从没有这么说过，但他确实一直不怎么喜欢妹妹，每次来喊我吃饭，都会像看不见似的，把妹妹丢在一旁不闻不问。

那时候家里的堂哥堂姐们都怕祖父，才6岁的妹妹自然也不敢哭闹，等到祖父背着我走出去一段距离了，才会忍不住哭着喊：“哥哥，我要饿肚子了呀，怎么办啊？”我回过头，看着妹妹双手交叉在胸口，缩头耸肩，嘴里不停地吞着口水。

我让祖父放我下来，他不肯，说妹妹有我母亲管：“我老了，精力有限，充其量只能管好一个，不能什么都丢给我，你妈是吃定我了，我倒要看看谁能耗到最后。”

祖父住在二楼，餐桌上总会有肉有鱼，炒菜时整个院子都是香的。那一年秋天，祖父门前那株大梧桐树叶子都掉光了，一天吃饭时，我就听见妹妹在光秃秃的梧桐树下喊：“哥哥，我在这呢，刚才还发现落下来一朵梧桐花的，不见啦。”

哪儿有什么花，我知道妹妹是饿了，便趁着祖父去卧室打酒时，赶紧抓两个饭团捏紧，又端起桌上的菜碗往衣兜里倒，然后飞快地跑下楼，将衣兜里的菜倒进妹妹的碗里。

回到餐桌上，祖父看见我衣角的油渍和手上的饭粒，登时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气鼓鼓地瞪着他，心想他发脾气我也认了。可祖父却什么也没有说，只管往我碗里夹菜。

我当祖父默许了，隔三差五就偷菜给妹妹吃，还准备了一件有4个兜的老式中山装——虽然衣兜不会全部用上，但每次吃饭都要穿上它。

我怕妹妹吃不饱，还教她煮饭。那时家里只有一口小铝锅，为了不煮成夹生饭，要多放一些水，等水沸腾撑起锅盖时，再看情况倒掉一些。

从那以后，只要我被祖父接去吃饭，妹妹都会很开心地在家里自己煮饭。她很容易满足，还会常常在我耳边笑着说：“爷爷炒的菜真好吃，就是弄脏了哥哥的衣服。”

2

一次在祖父家吃饭，我见桌上有妹妹一直念叨着想吃的鸡腿，赶忙往衣兜里倒，然后一路疯跑着下楼，恨不得马上塞到妹妹嘴里，结果却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把手臂摔伤了。

祖父把我送到了县里最好的医院，出院后还跑去骂妹妹：“就你好吃，把你哥哥害成这样。”我挡在中间，问爷爷为什么这么偏心，妹妹不知所措，赶紧跑到楼上把我那件中山装拿了出来：“哥哥，我洗了好几天。”

那时妹妹手上长着冻疮，肿得老高，有些手指已经烂了。我见了心疼，跺着脚对祖父说：“以后我再也不吃你的饭了，她虽然不是你的妹妹，却是我的妹妹。”祖父担心我的手臂乱动会留下后遗症，只得叫上妹妹一起过去他那边吃饭。

大概一个月后，我手臂上的固定拆除了，妹妹却突然跟我说，她在祖父的饭桌上一直吃不饱：“我想回自己家，随便吃点什么都好，在这里我不自在，吃饭一点都不香。”

我向祖父提出要自己带着妹妹过日子，问他什么菜最便宜，以后我就自己赚钱去买菜了。那时退休的祖父接受了返聘，时常被调往各个学校代课，正好接到通知，让他去外地教书。见我这么犟，祖父同意了：“黄豆最便宜，两三块钱就能买一升，多放盐能下饭，就怕你嚼不烂，你要逞强，大可以试试。”

当年9岁的我，真找到了一份赚钱的活：村里很多人都在将木房改建成砖房，需要大量的石子，我家不远处恰好有一条河，很多孩子都会去河滩上捡石子，再用蛇皮袋背着卖，4毛钱100斤——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我第一次买黄豆的钱就是背石头赚来的。我和妹妹一起将黄豆放在盆里，不停地捧起来又放下。至于究竟要怎么炒，我问了一个婶婶，她说如果想把豆子泡发了炒，那就还要放点青椒、加点碎肉才好吃。我和妹妹当然买不起肉，婶婶就说，那就先将锅烧红，再把黄豆放入锅中小火翻炒，炒至豆皮爆开，脆香入鼻，再加油放盐，舀出即可。

听着婶婶的描述，我的口水都流了出来，以为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回到家才发现，灶台太高，我只能踩在凳子上炒，妹妹在灶前卷草包烧火，火时大时小。

第一次炒黄豆，由于没有掌握好火候，黄豆大部分都烧焦了，我舍不得扔——背石子的肩膀还痛着，黄豆扔了多可惜。好在妹妹也懂事，就着黑乎乎的黄豆也能大口扒饭，

我实在咽不下去，想着以后再也不炒黄豆了。

过了些日子，学校通知我们打脑膜炎防疫针，要交3块钱。针是由乡村郎中来教室打的，我没钱交，郎中却第一个帮我打了，还给了我一颗糖丸，说祖父回来肯定会把钱给他的，至于妹妹，他怕要不到钱，不敢做这个主。

我把糖丸用纸包着装进了口袋，问郎中，除了打针还有什么能预防脑膜炎？郎中想了一下笑着说：“多吃黄豆，应该有点用处，或者你早点找到你妈妈。”

放学的路上我跟妹妹说，打针还很痛，那个郎中好坏，就给一颗小白糖，我不爱吃，让她拿去。回到家，我就把剩下的黄豆都炒了，同时吩咐妹妹宁愿火灭了再重新点燃，也不要一个劲地塞草包进灶膛，一定要注意火候。整个过程，我的双眼一直紧紧盯着锅，只要火稍微大一点，我就立刻端起来，想着每一颗圆滚滚的豆子都是救命恩人。

那天的黄豆炒得很好，妹妹说要不是它们爆开了，都跟没炒似的，吃完饭，她还要抓一把放口袋里，边玩边吃。

往后的日子，为了不让妹妹得脑膜炎，这道菜就一直没断过。当然，我们也没有其他吃的了，幸运的话，最多能在柴窠里捡出两个鸡蛋来。

3

村里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读五年级就得去邻村，还要上晚自习。我没法再照顾妹妹了，她一个人不敢在家里待，放了学就一直在马路边，要么就被人欺负，要么等我等到自己睡着了，久而久之，得了一个“马路姑娘”的外号。

有时我下了晚自习赶回家，还能在马路上见到睡着了的妹妹。她一醒来就哭，说“好想哥哥”，今天又有谁打了她，追着她骂“没有爸爸的叫花子，跑了娘的野杂种”。只要我知道了，不管多晚，都会上门去打架，无论男女老幼，也不讲什么礼义廉耻。

起初有些大人会护着自己的孩子，后来他们发现，那时候的我就像疯子一样，打也打不怕，一旦缠上了还脱不了身，直到他们家的门窗都被我砸烂过，便也知道管着自家孩子了。

别人欺负我妹妹，我能用拳头去打，面对母亲的不负责，我却无能为力。邻居看见妹妹天天睡马路，怕她哪天会被车轧死，也帮过几次。次数多了，母亲抛家弃子的行为终于引起了公愤。

村里的一个奶奶四处托人打听，终于找到了母亲的去处，说母亲是在怀化一个经济林场承包了一片橘子林，借口说橘子都青了，怕有人偷，实在走不开，还反问来人：“孩子他爷爷干嘛去了，一个月什么都不干，领那么多工资，养不了两个小孩？”

大人的事我不懂，但是几天后，母亲到底将妹妹接去了怀化。临行前，我给妹妹炒了一玻璃罐的黄豆，让她带在车上当零食吃，妹妹开心地接了过去：“听说怀化好远，哥哥你放心，我要在车上记得每一条大路小路，要回来看哥哥的，没有钱坐车，就走回来。”

可母亲却一把抢过玻璃罐扔往门前的水沟里：“这些东西吃多了不好，你看全是盐。”

妹妹就哇哇大哭：“我没有犯错，你为什么要扔掉我的豆子，你看看哥哥的肩膀都红了。”

我恨透了母亲，拉紧衣服不让她靠近，又捡起背回来的石头举过头顶，第一次做出一副要与她拼命的架势：“要是妹妹得了脑膜炎，我就去怀化杀了你！”

母亲扇了我几耳光，骂骂咧咧地走了：“天底下的坏男人都出在一窝了。”

4

学校放寒假后，我实在太想念妹妹，便求同在怀化的亲戚回来接我。妹妹见了我很开心。

由于缺乏营养，妹妹头发变黄了，却一直对着我笑嘻嘻的：“哥哥啊，路太难记了，我都不知道这里离家里有多远了。你等一下，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说着，她神神秘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让我闭上眼睛，说要变个戏法：“叮咚！哥哥睁开眼睛吧！”只见手帕上放着一块金黄色女士表，妹妹爱惜地摸着：“这是机械表，不用上电池的。”

我问妹妹哪里来的钱买表，她便带我去了经济林场后面的一个地方，去之前还是故作神秘的样子，说那里是一块宝藏地：“我不但找到了你要的手表，还有钱呢。”

刚到那个地方，我就忍不住想吐——那是一个大型垃圾场，怀化市里的垃圾车一辆辆往这里开，一阵阵呛鼻的味道扑面而来。正好开过来一辆装垃圾的渣土车，只见妹妹和很多大人小孩就一窝蜂地涌了上去，我看着眼前这个对垃圾满是期盼的妹妹，心如刀绞。

妹妹捡回来一双凉鞋，开心地说可以卖2毛钱。我抢过那双凉鞋，想把它们扔了，却实在忍不下心来，眼泪止不住地流。见我哭了，妹妹还安慰我：“这一车确实没有什么好东西，看运气的，我不灰心的。”

来到这里我才知道，母亲确实承包了一片林场，还找了一个好吃懒做的男朋友。那个男人只要手头有点钱就花掉，还经常打牌输钱，但母亲却以为自己是遇到了真爱，就算带着妹妹捡垃圾，也不肯离开。

其实我想要块手表这件事，连自己都忘了。

读书时，每天都要早起。家里没有表，有时一觉醒来发现外面月光皎洁，就以为是天亮了，抓起书包就跑，到了学校才发现天又黑了一阵才亮。

我实在太想要一块手表了。有次聊天，堂姐知道了这事，说只要我考试能拿第一，下次打工回来就给我买一块手表。我没日没夜读书，期末总算如愿拿了第一。放寒假后，我每天都去村里的路上等堂姐，等堂姐回来时，却笑着对我说忘了，“明年一定奖励你一块手表”；第二年，我又考了第一，可是她又忘了；第三年还是忘了。我想事不过三吧，就自己躲到米仓里，在手腕上画了一块表。

这事过去好些年了，只有妹妹还记得：“这块表是我捡过最珍贵的东西，虽然不知道它到底值多少钱，但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有了它哥哥以后再也不用半夜起床去上学了。”

此时此刻，我再看妹妹，和我一般高了，只是蓬头垢面的样子实在让人心疼。那年过完年，橘子也卖了，我决定和母亲摊牌：“你再不回去，我就去混黑社会，去坐牢。”后来母亲对我说，她当时被我那凶狠的眼神给吓到了，“像个杀人犯”。

只是回到家里没几天，母亲就把妹妹丢到了外婆家，说是每月会给生活费，然后就又跑了。

5

妹妹在外婆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放学后要放牛喂猪，还有做不完的家务。母亲说好的钱也没有给，外公又是个尖酸刻薄的人，对妹妹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听的言语。

妹妹说，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每周末可以走8公里路回家，碰上我补课没在，就把家里的脏衣服给洗了，再走回外婆家；我却很少去看妹妹，因着父亲的事，外公和祖父有矛盾，对我也多有不满。

一个周六，我在外公家戴着眼镜看电视，他看了我几眼后，便阴阳怪气地说：“你到我面前装什么装，人都没变好就冒充知识分子，戴着一副破眼镜，我连眼睛都给你戳瞎了。”

外公其实是想骂的是祖父，没地撒气，把脾气发我身上而已。外婆在旁边劝：“外公不让戴，你就把它取下来。”反而是一向唯唯诺诺的妹妹站到了我身边：“外公你是不是喝醉酒了，哥哥眼睛近视了你也要骂？他不是装的。”

外公生气了，立刻让我带着妹妹回那个“上不得台面的狗窝里”去，已是晚上8点了，我和妹妹两个人走了2个小时的夜路才回到自己家。

没想到第二天，祖父发现自己丢了10块钱，堂妹和家里其他孩子非说是亲眼看见我偷的，连买了什么，都编得头头是道。祖父揪住我的衣襟咬着牙根喊：“你要什么我都会给，我的家产都是你的，为了给你铺路，我都想到10年后了，你奈何要做贼！奈何要做贼！”

我没有哭，朝他吼：“我没有偷！”

祖父就用力一耳光扇了过来：“还嘴硬。”

“我就嘴硬了，你能拿我怎样？我没偷。”

“啪！”的几声，祖父连续扇了我两个耳光。

我依旧扬起头：“我没偷，你少冤枉人。”

“没教养，竟然一口一个你，看来是白疼你了。”又一个耳光扇了过来。

我数得一清二楚，祖父打完第10个耳光，我流鼻血了，地板、衣领上都是。堂妹和其他孩子吓坏了，立刻改口说是她们看错了：“偷钱的是他妹妹，我们都知道他护妹妹出了名的。”

祖父双手颤抖，要过来摸我的脸。我躲开了，祖父却语气温柔：“满崽，我错怪你了。我知道你是个好崽，‘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既然是你妹妹偷了那就偷了，不说了，我不想骂她，更懒得打她。”

我知道妹妹是不会偷钱的，但就照着祖父的样，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质问她：“你到底有没有偷钱？”

妹妹说“没有”，“我昨晚才跟着哥哥从外婆家回来啊！”

“为什么爷爷以前没有丢钱，偏偏你回来钱就丢了？”有小孩反问。见祖父不吭声，一脸厌恶地看着妹妹，我一把揪过妹妹的衣领，一耳光扇了下去：“你要什么哥哥都会给你，命都可以给你，现在要就现在给，但你不能偷东西！”

一连几个耳光，妹妹也不躲，从前母亲打人，还没动手她就会求饶的，可这一次，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哥哥，我没有偷，你放心。”

我数着打完10个耳光，就抱着妹妹哭：“我知道咱们是无辜的，只能怨你我命苦，爸爸死早了，妈妈不是个东西，有人才看不起我们，才要糟践我们，不给你饭吃。”

这一次，祖父哭了。伸出手要过来抱我：“你这心思这么细，这是在打我的脸啊。”我却转过身，拉着妹妹就往自己家跑。回了家就把门关了起来，任凭祖父怎么劝说都不开。

我隔着门喊，我们家还有黄豆，有数不清的黄豆：“莫说10块钱，100块钱我们兄妹俩都不会放在眼里！”

祖父叹了一口气，从门缝里塞进来10块钱：“你不要这么犟，我知道这钱你不会要的。换作是我就会拿，用这点钱再去买点猪肉做个汤，嚼着豆子才更有劲。”

我知道祖父是真的爱我，但我非让他也要接受妹妹，便把门打开了：“我不会做，要不你做，做给我们两个人吃。”

祖父一手抱住我，另一只手向妹妹招：“你也来爷爷怀里。”

我终于开心了，妹妹终于不用东奔西走了。

6

可能祖父真的像自己说的，是有心无力。

几个月后，他中风倒地，没多久人就走了。我摔断了腿，自顾不暇，妹妹又成了众亲戚眼里的烫手山芋。母亲此刻已经嫁了人，便又将妹妹接了过去。

一年除夕，母亲在舅舅的劝说下，把我也接去过年。这些年，没了祖父，房子里只剩我一个了。我不想去，却不知妹妹在继父家过得怎么样，想想自己也该去看看。

大年初一，继父就向我和妹妹发难，说妹妹用小刀在后山的竹子上刻了“人生是一场美丽的梦”几个字：“简直是大逆不道，小小年纪想翻天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天做24个梦，一下梦这，一下梦那，就是不想安心跟着我，要走就走，别到我这里乱写乱画，只要你妈愿意留下就行。从此以后路归路，桥归桥。”

这可真是“莫须有”，话这么说了，妹妹就又没着落了。我心里恨极了母亲，嘴上却求她：“你带着妹妹回家吧，等我腿好了就去打工，养着你，供妹妹读书。”可妹妹却说：“我成绩不好，家里总要有一个有出息的。”

没等过完正月十五，妹妹就坐上了南下广东的车。那年妹妹14岁，一个熟人在那边开了一家五金厂，说是勉强同意她去厂里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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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后，我接到妹妹的来信，说她发了工资：“别人有五六百一个月，老板说我是小孩，第一个月只给我发了170，第二个月270，我给哥哥寄200块钱读书。哥哥，你不要怪我，只有这点钱，我一点懒都没有偷，和别人干的活都是一样的。”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没有告诉妹妹，怕她有压力。直到开学2个月后，我想她了才打去电话。妹妹哭了，说：“好，好，就去打钱，我知道哥哥不容易。”

暑假，我也南下打工、探望妹妹，她同事当着我的面劝她：“你不要老是把钱攒着，说什么要给你哥上大学，该给自己买个好手机，买件时髦衣服的。再说了，凭什么要妹妹付出？”

我坐在那里抬不起头。妹妹却笑着说：“我是为了我自己，哥哥有出息，我就活得舒爽。不然现在享受了，以后家里两个人都窝在这里打工，想着气就不顺。”说着掏出600块钱给我：“我知道哥哥在学校也很辛苦地赚钱，我真是为了自己。”

那些年，她都是主动给我买衣服，只要听说我当月没赚到足够的生活费，马上就会把钱给我转过来，后来我住院做手术，又给了我1万块。

她打了近10年工，都没攒下什么钱。

7

2013年腊月，我接到妹妹的电话，说她有男朋友了。当时我正在东南亚教书，听到这个消息非但没有开心，反而莫名焦躁起来。问了妹妹很多东西，她却什么都不说。

年底回来，在继父家我见到了妹妹的男朋友，一个不善言辞的男子，却透着一股精明，什么话都不说，一直看着妹妹。很快，妹妹就说要宣布一件事：“告诉你们，我要结婚了。”

得知他们认识还不到3个月，我向妹妹建议，婚姻不是儿戏，要不等到过年。妹妹看都不看我就回绝了：“我想什么时候结婚，就什么时候结，轮到你来说？”

我当时听了一愣——这么多年，我们兄妹俩一直相依为命，她对我从来都没有用过这种的语气。我很快反应了过来，问她是不是怀孕了。妹妹点头默认，说她想有个家了。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场翻脸说“那还得了”，继父火上浇油：“你就这样对我女儿？”

家里乱成一团，我跑到屋外躲清静，想着自己的妹妹怎么就要出嫁了呢？

过了一会儿，妹妹带着一件大衣出来了，给我披上后，笑着说：“哥哥，他们都不同意，你得帮我。”我问妹妹是不是真的爱她的男友，妹妹说：“那当然，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他可以的。”我说我没有意见，只是男方觉得你怀孕了不办酒、不办婚礼，难怪妈妈生气。妹妹大包大揽，说都是她的意思，男方家条件不好，自己也不过是个民工，能省则省。

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不只是母亲和继父反对，其他亲戚也说不妥，妹妹男友还是一言不发，回家后托媒人打了个电话过来，问我们什么时候定日子，他好来接人。

我也生气了：“如果你们是这个态度，妹妹肚子的孩子可以拿掉的，我不在乎那些什么狗屁名声。”

妹妹还是靠着我的肩膀说：“那个媒人怎么说话的？不过孩子我不拿掉啊。”

我说不会的，就是得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妹妹又说：“下马威我自己早给了，我跟他说了，只要他对我不好，我哥哥就会来接我回去，哪怕我六十了，他也会来接。”

当然了，只要她受一点委屈，我当然会去接她回来。我也支持妹妹的决定，我们兄妹俩的事，不论是哪个亲戚，都没有权利反对——当年妹妹睡马路时，没有见谁出面，现在却都冒了出来，争着给妹妹介绍对象——我也不怕得罪人，妹妹算是我带大的，我不要你们管。

这是妹妹做的选择，我也想让妹妹做一次选择——从小到大，她都没得选，衣食住行全凭天意，被母亲安排着四处漂泊，包括出去打工都是被迫的。

我向男方提了4个要求：不吸毒，不赌博，不打人，勤做事。“丑话说在前头，你们吵吵闹闹我不管，但若是敢碰我妹妹一下，那就是要我的命，那就不好说了。”

大家都不敢再说什么了，妹妹欢欢喜喜地嫁了人。他们结婚那天，我炒了一碗黄豆放桌上留给她，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出了门。妹妹要出嫁了，我就想出去躲一会儿。

在酒店，我收到了妹妹发来的结婚照片：“谢谢哥哥陪伴我的成长，还好今天哥哥没出现，我一直在笑，我不能哭，肚子里还有个宝宝，生产时哥哥要来。”

妹妹生产那天，在手术室里一直问医生：“哥哥来了没？万一有什么差池，我有事情要托付给他，你们一定要保住我几个小时，直到我哥哥赶过来，我要亲口交代。”

直到我到了门外，她才说不怕了。几小时后，她顺利产下一个女婴。

我开妹妹的玩笑，问到底是什么事。她看着怀里的婴儿说：“我没有读书的，你妹夫也没有文化，就想着万一有什么，哥哥你得帮我把孩子培养出来。”

妹妹让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我说叫她“语卿”吧，就是“对你说”的意思，至于说什么，在岁月的长河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话要对至亲的人说，而那些话，只有我们兄妹俩听得到。

8

这些年，我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妹妹却很少向我提过要求。

前几年，我买了一套住宅自己住，还购置了一套公寓给妹妹，就是想告诉她，哥哥现在有能力了，她想回家就随时回，人别被一个地方给困死，她有后盾的。

妹妹却拒不接受：“哥哥，你从来没有欠我什么。你也不要老是给我钱，现在的我和以前的你不一样。以前你是学生，没法赚钱，现在我是大人，没理由找你。”她还说，还是有点担心我：“毕竟我有了家，你还没有，我懂那种滋味的。”

一般情况，只有老公和小孩有事，她才会打我电话。

有一回，妹妹找我借钱，说婆婆患了癌，为了凑医药费，家里连生活费都没有了。我把自己能给的都打了过去，说是借给妹夫的，以后妹夫还钱时，让妹妹留作私房钱。第二天，妹妹就转告妹夫说，哥哥给的那些钱不用还了。

我骂她怎么这么笨，妹妹却说：“我不用留私房钱的，我老公很好，哥哥也好，女儿也乖巧，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

妹妹结婚这么多年了，也是直到这一天，我才给妹夫主动打去电话，末了对他说：“你好福气，你老婆这么在乎你，处处护着你，或者说你也一定很好吧，如今，我才算完全放心地把妹妹交给你。”

妹妹顾着自己的家总是没有错的，生活本该如此，她心里装着爱人，我很欣慰。妹妹结婚后，母亲还曾多有怨言，说她完全变了个人，只顾着那边。我却觉得她没有变，以前她就是这么护着我的。

至于黄豆，再吃起来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我们像嚼黄豆一样嚼烂生活的苦，嚼着嚼着就有甜味了，再回看来时的路，也庆幸我们是个蒸不熟、煮不烂的铜豆子。

源济

几十年前不懂的道理，都在一碗粉里丨人间有味

原创 索文 人间theLivings 2020-04-03

在不同的时空里，幼时的张文与现在的张文吃着同一样食物，心境却是两样。

在变化的表相之下，一切并没有变得更好，世相荒诞，被欲望裹挟的内心满是浮躁，五感混沌，难觅旧时欣喜。

而简单快乐，终需要一颗童真未失的心。母亲教了一世，自己怎么就没学会呢？

配图 | golo

游走在街巷的胖子美食家丨连载13

扎粉，就是江西米粉——米做的干粉条，需久煮才能食用，软中带韧，细嚼有甜味。

碗底一坨猪油、放些许盐与味精，浇上酱油与葱花，再舀一勺热腾腾的大骨汤，把煮熟的扎粉捞起放入，酱色的汤底围着雪白的粉，再舀一勺肉丝——全瘦肉，怯生生的几根堆在粉上，有条件的再加个煎蛋，就是张文记忆中的扎粉。

至于为什么叫扎粉，张文没有深究过，或许是因为一捆捆用绳扎起来卖，又或者因为它吃下去比米粉更饱肚，显得扎实。

张文幼时，家里是没吃过扎粉的，母亲也没买过。那时有工作的主妇们常觉得工作大过天，晨起后每一分钟都宝贵，买菜、操持一家人的饭食，做不完的家务，时间如兜里不多的钞票，分配得明明白白之余还力求俭省，抠下一分都有用处。市场上买的鲜米粉过一遍沸水即可，面条也快，至于扎粉，实在耗不起多那几分钟的时间。

于是，印象里关于扎粉的记忆都是零星的，那味道随同幼时的某些人，定格在许多年前的某些场景里。

1

1992年的冬天有一个盛大的开局，一场初雪将小城装点得银装素裹。张文日日穿过一条小巷上学，在冷冽的空气中，数着檐下的冰棱子，等待过年的快乐便完全覆盖了期末考前的不安。

张文已经上初中了，自那一年夏天起，随着学子入学，仿佛一夜之间，学校周围沉寂的小街小巷全都苏醒了，原本没有的各种店铺纷纷开了张，做学生生意。对街巷子里，光是早餐店就开了七八家，炸油条、糖饺子的，卖米粉的，卖包点的。张文上学路上，总会遇到揽客的店主——那些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阿姨们，趴着自家靠巷口的窗户，热情地呼喊——“学生仔，吃早餐不？”“学生仔来咯，我搞碗枸杞面给你呷咯。”——热情得好像不要钱似的。

听到揽客声，张文总是脸颊发红，快走几步，急匆匆地脱离阿姨们的视线范围，他书包里有些钱，攒着有别的用处。被人招揽却不能拿出来，心里似有歉疚一般。

家庭饭桌上，父母也聊起小城各类生意的陡然火热，跟邓公南巡有关，“那可真是有魄力的人啊！”父亲叹道，“上面有精神，百姓就有谋算。”

“是咯，以前哪里敢。”母亲说，“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呢。”

“老黄历了。”父亲笑道，“如今是真的开放了，咱们革命老区都准做生意，不怕老百姓赚钱。”

学校周边的店子，有同学请张文吃，张文也不客气，只是绝不回请。

朋友里有那么一两个豪客，带着张文将学校周边的店子吃了个遍。张文发现，那些新开的粉店有一个统一的调性——抠门，粉下得太少，几筷子扒完，汤喝尽了能撑个肚儿圆，课间一泡尿，肚子就又瘪了。张文早上在家吃过，吃请不过是过嘴瘾，在外吃早餐的同学可就惨了，下课得偷跑出去买个包子打腰餐。一来二去，也摸熟了一两家不抠门的店，譬如开在斜对街自家院里的斌少面馆，店家是个年轻小伙，人很实在，在他的店里，一切皆可干拌、可免码，量扎实，价钱实惠。

同学栋仔曾请张文在那吃过一碗干拌扎粉，猪油、酱油、味精做碗，再洒上辣椒碎与葱花，煮一份扎粉平平盖上，扎粉需久煮，等许久才能等到，看着白碗配着白粉条，盖一个溏心煎蛋，筷子一通搅，雪白的粉条沾上酱油的暗沉、蛋液的金黄，星星点点地缀着艳红的椒碎与翠色的葱碎。猪油的香味被热粉一激，随着蒸腾的热气悠悠地散发出来，扒一筷子到嘴里，粉糯软，带些韧劲，蛋液、酱油与油脂略浸润着，带着恰到好处的咸鲜，辣椒与葱花再提一层味，越吃到碗底，味道越浓，像一首曲子由舒缓到高潮，最后一口吞下，戛然而止。

栋仔吃完米粉早跑了，张文横起袖口一擦嘴，抄着书包奔出门去。远远的，上课铃声就响了起来——这是张文与扎粉的第一次相遇，急匆匆的。

因了这一次，张文倒起了意头，央着母亲做给自己吃，母亲听了直摇头，“要煮很久的，太费工了。”见张文不语，她又耐着性子劝，“没鱼，肉也好啊。煎个荷包蛋打个豆豉汤，煮一把碱面放里头也香啊，你妈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呢！我去修铁路你外婆才煮了一碗给我，哪像你现在，常常吃。”

张文兀自腹诽：面条是常吃，荷包蛋可没有。

“过日子啊，眼睛要往下看，往上看，要的就没有边了。”母亲皱着眉说。张文没有跟母亲争辩，实为自己想吃一碗扎粉扯出一篇道理感到不值当。从前母亲生气了总是体罚，打手心、扒了裤子打屁股、气急了还能用上缝衣针。等张文上了初中，母亲也开始学父亲，跟他讲起道理来，做家务也不耽误，手下不停，口里不停，絮絮叨叨一不小心就从60年说起。张文立在跟前，进不得、退不得，心里难受，恨不得跟母亲挑明：“别说了，打我两下算了。”

唠叨完了，扎粉还是没得吃。只是没承想，小城的经商大潮潮涨潮退，市场考验着生意人的良心，那一年到了冬天，学校对面的早餐店就只剩下两家了。

2

一场小雪接着一场大雪，从腊月连绵到正月，转过年来，大人们要上班了，张文仍有假期，七里桥大舅家的二表哥便来了，接张文回乡小住。

大舅是乡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八十年代末鼓捣着开了家花炮作坊，一年下来就发了家，起了二层水泥小楼，电视、冰箱一应俱全。大舅嘚瑟，还想买辆摩托，先借了别人的练手，摔了，从此断了念想。“那东西猛，一拧就蹿，刹不住。”有一阵，他挂着绷带逢人便说。

去大舅家玩，张文顶乐意的。

大舅家在禧和岭下的一座小坡上，洋楼依山而建。屋前一块水泥坪，屋旁有竹林，竹林前一条路，往北通往山的另一端，路对面零星立着油桐与柿子树，再往后，是稻田环绕的一眼水塘。在这里，春天在稻田里盘泥鳅，夏天折根细竹绑上线钩就能钓鱼，秋天掰根蕨杆喝茶花蜜，冬天扛着锄头挖冬笋，或拿长竹篙打柿子，四时皆有无尽的乐趣，到处都是张文撒欢的场所。

大表哥去当兵，张文便跟着二表哥混，二表哥黑黑的，话不多，对这个弟弟倒是悉心照顾。张文过去的第一天，二表哥便带着张文去爬禧和岭看雪，山道弯弯绕绕。彼时的张文还是个小胖子，个子全班倒数，身胖腿短，爬起来够呛。走到半程，二表哥索性背起了他，二表哥有股子力气，脚下也踏实，张文仍提心吊胆，扭头望望。斜斜的山势，绵延的白雪与灰黑的树，再远处，是红的（红砖）、黄的（土砖）村舍，炊烟直直向上，抬头望，看不见山顶，纯白的雪连着灰白的天。

“你别乱动啊，背起来费劲。”二表哥抱怨着。

“我怕咧。”张文嚷嚷。

“怕什么，”二表哥嗤道，“大爷爷在山上，他会保佑我们的。”这个张文知道，他说的大爷爷，是外公的哥哥，早年间死在广州，前两年已经迎回故土了。

二表哥上高中了，爱看武侠小说，张文平日里跟着他看了许多。有些小说武打片段轻描淡写，“做坏事”的情节倒许多，看得人口干舌燥。许多年后，张文回头想想，那怕是自己人生最初的性启蒙吧。而在当时，张文却对二表哥打着武侠小说的幌子看黄书很不齿，在某次写信给大表哥时，忍不住添了两句。远在广州的大表哥很快回了信，直接将状告到了大舅那，二表哥扎实挨了顿打，书也给烧掉了。

那是此前的夏天，兄弟俩冷了几天，一个屋檐下各玩各的。张文挺尴尬，总想着找二表哥解释，又不好意思，没等张文找，二表哥倒来找他了，“奶奶让我陪你玩。”二表哥板着脸。

“你不生我气了？”张文小心翼翼地问。

“你别告黑状啊，”二表哥轻轻拍了拍张文的头，一脸懊丧，“挨打小事，书的押金全赔掉了。”

“哥哥（大表哥）晓得什么嘛？”二表哥愤愤说，“他又不看书的。还不准我看了。”

果然，正月到大舅家，二表哥又是一床书了，还是武侠小说居多，“大舅不管吗？”张文诧异地问。

“他会抽查的，没有那种情节就还好。”二表哥嘿嘿地笑。张文也跟着笑。

第二天一大早，二表哥唤张文拖他去打鸟，知道张文要来，二表哥早早地借来一把气枪。“我踩了点的，那里麻雀多咧，”二表哥拉着张文起身，“不在家里吃。”二表哥冲张文眨眨眼。

他们要去东边的焦溪岭，有点远，二表哥骑车驮着张文。马路上没有车，行人也稀少，二表哥把车骑到了路中间。道两旁的树已经秃了枝丫，笔直地挺立，像在接受检阅。路面之外，是裸露着黑土的田，远处的农舍冒起炊烟，再远处，山在云雾间。天地间一片萧索，只有风穿过无边的寂静。

张文开始怀疑，这种大冷天，真有鸟打吗？

二表哥显然没有这种担心，兴致勃勃地跟张文说着几天前看到的一只岩鹰，“那只鹰飞得好高，我们可能要爬到山顶才能打到它。”

公路在山脚下拐了弯，直直骑过去，就插到了小路上，往山里走，路越走越窄，一边是田，一边是山，山上密密的茶林，把大片大片的墨绿色染进晨雾里。绕过两道弯，豁然开朗，眼前一片低洼地，围成几丘水田，水田的后头是个小山坡，坡上大片竹林掩映下，影影绰绰看到几间矮房。

张文下了车，上坡的土路有些湿滑，他攀着车座，走得踉踉跄跄，土路一直延伸到竹林里，二人循着路往里走，倏然闻到香味了，是炸油货的香味与隐约的肉香，在清晨的竹林里悠悠发散，特别醒神，张文被馋虫勾着来了劲，倒跑在了二表哥的前头。林间小路拐个弯，几张小桌、几把条凳，一个早餐摊摆在了民居门口。

“知道为啥叫你不在家吃了吧。”赶上来的二表哥摸了摸张文的头。

“在这摆摊，谁买啊？”张文带着疑问上前去，摊子虽小，东西挺多。一口汤锅下面条，旁边的小火炉上煨着肉丝，另支了一口油锅，炸油条和糖饺子，摊主是夫妇俩，只看见老板娘在忙活，黑壮的老板坐在椅上喝茶、抽烟。

“吃点什么？”老板站起来招呼。二表哥把车停好，拉着张文大咧咧地在桌前坐下，底气十足地点着餐，“两根油条，两个糖饺子，两碗面。”

“有米粉不？”张文问，“我不想吃面。”

“那要到县街上去买，”老板乐了，“有扎粉，吃不？”

张文一个劲地点头。

糖饺子是糯米粉做成的小粑粑过油炸，炸好后扔糖碗里裹一层糖衣，吃起来又甜又糯；刚出锅的油条膨膨的，一股面的焦香，张文吃一半留一半，预备米粉上来蘸汤吃；二表哥的面倒是上来了，吸溜得正带劲，张文巴巴地看了一会，悄没声地将油条伸进了表哥的面汤里。

忽然，远处传来隆隆闷响，山林飒飒，桌椅震颤，一大群鸟从林中呼啦一下飞上天空。张文骇得不轻，跳起来拉着二表哥没口子地喊，“地震了吧？”

二表哥慢条斯理地喝着汤，老板娘仍在灶上忙乎，老板抽着烟，大茶碗刚续的水，端起来，吹一吹，嘬一口。

“焦溪岭修隧道呢，这是在放炮。”二表哥笑眯眯地解释。

“是咯，修路去长沙。这里通了，长沙就近了。”老板搭着话。

小城是山城，离长沙虽近，路却一直弯弯绕绕，没个半天到不了。“我知道，我去过，早上出发，在跃龙（浏阳的一个乡）歇脚，那里鱼好吃。”张文应道，他已经13岁了，最远的，也就去过长沙，还回回晕车。纵是如此，不改吃货本色，倒记住了跃龙的紫苏煮鱼。

张文的扎粉终于端上来了，粉下得多，在碗里堆起。老板娘心好，多舀了些码子，酱色汤汁绕着雪白的粉条，顶上铺一层肉丝，肉丝和着姜丝豆豉炒熟熬汤，连汤带料浇在粉上。张文又舀上一勺干椒粉，姜丝提味、豆豉提香，肉煮得绵软，汁水侵进粉里，扒上一口，带着扎粉的韧与甜，辣味也无处不在，刺激着味蕾，入喉入胃，激得人浑身通透，额前就渗出密密的汗来。

“看你们背了气枪，只怕会走空噢。”老板噱笑着，“炮一放，鸟都吓跑了。”

“修路好咧，”老板自说自话，“路修通了，我就不是山民了，开个店在路边，来往的车，都可以到我这里歇脚。”他眯着眼望前方，忽然站了起来，“婆婆子啊，下面条噢，他们来了。”

张文转过头，顺着老板目光所视的方向望去，看到三三两两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从远处坡上迤逦而下，走上通往此处的田埂。

那一天，张文吃完那碗扎粉，下起了雪，落在竹叶上沙沙地响，张文央着二表哥带他去看了隧道。穿过竹林与一堆坟茔，在另一座坡后头，一条宽敞的泥石路直插山前，一溜简易工棚，升着炊烟，笔直的山壁上，一个骇人的大洞沉默地显现，像山妖的独眼。

自行车寄在早点摊了，返程时，再次穿过那堆坟，张文看到一只彩色的鸟，停在不远处的一座坟头上。它比麻雀大多了，有冠，尾羽细长，头一点一点地旋转着，对着周遭打望。张文望向二表哥，二表哥望着那鸟，背上的枪口低垂，他没有动。

“它真好看。”二表哥喃喃地说。张文扔出一粒石子，看那鸟振翅而起，惊飞在雪中。

3

三年后，靠村村派人，几乎没用机械、纯人工打造的焦溪岭隧道通了。

国道从大舅家旁边通过，原本的小山坡被一劈两半，大舅家的二层小楼立在了人工打造的悬崖边上。此时的张文已完全陷入紧张的学业中，他很不喜欢，只能阳奉阴违，背地里反抗着，买来大量的杂书看，并尝试写作，也开始在不起眼的杂志上发表不起眼的文章。

二表哥高考失利，招工进厂，他依旧喜欢看书，交好了几个朋友，张文去厂里看他，他带张文出去吃小炒，与张文讨论文学与写作，也说说他喜欢的姑娘。

他给厂里刊物写稿子，让张文修改，张文看不上，给他重写一遍。刊物每月一期，稿子连着发表几篇，姑娘却成了别人的女朋友。

再吃饭时，二表哥表情闷闷，张文就着小炒肉扒下三碗饭，愣怔了半天，期期艾艾地劝，“我在想，追女孩可能还是要直接点、主动点，不能写这写那的显能耐，等着别人来倒追的，”张文故作老成，看着肉碗里还有些油汤渣剩，自顾着拿过来，又装了些米饭拌上，“你老弟我这么优秀，也没人喜欢。”

“一脸的青春痘，谁敢找你啊。”二表哥被气乐了，“会上火的。”张文听得不明所以，还是跟着一起傻乐。

少年的心性总是不可理喻，对于世界的认知一步步拓展，对于自我的喜好却总是一点点被否定的。眼见着身边物质丰富、一切向好，却满心的愤懑，总觉得生活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那一年秋天的某个清晨，张文拉着二表哥去爬了禧和岭，在山的顶端，他将自己写过的所有称之为文章的东西——哪怕只字片语，全都一把火烧掉了，再挖了个坑，将自己写秃噜了的几支钢笔扔进去，“要不要许个愿，可能会实现噢。”封土前，张文嘻笑着对二表哥说。二表哥应是被张文的壮举吓住了，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傻子。

那之后的某一天，张文起了个绝早，他家早已经搬到了城东宿舍，他蹑手蹑脚地偷偷出门，爬上了顶楼，沿着露台水泥围栏爬上露台入口门楼顶，那是这栋楼的最高处。坐在门楼顶的边沿听着随身听，他双脚垂下，一晃一晃，对面是城东的老樟树，晨光熹微中，挺直着巨大的身形，像在与张文对视，在它身后，是一弯黑水，浏河后的天马山如静卧的巨人，山后有微光，逐渐蓬勃，在曲子的又一个转折间，一轮红日探出头来。

“世界没有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张文暗暗地想，压抑着一跃而下的念头，缓缓地爬下了门楼。

他下了楼，走到外头。院前的路上，陆续有人的身影，倾着身子拉着板车，前人拉、后人推，沉默地前行，车轮压过马路的声音低沉又压抑，那是城东的菜农，因大棚技术的发展与各种药物的运用，时令菜与反季菜逐渐丰富，几日一丰收，供应给小城居民各式丰富的菜肴。兄弟花皮告诉张文，“现在自家卖的菜可不敢吃，黄瓜结果后上点药，几天就长成了。”

对街有间小粉铺，等一碗扎粉的过程，陆续有卖了菜的菜农踅进来吃面。

如今的早餐，较以前丰富了许多，油条、糖饺子、包子、米粉、扎粉、小机面、面条，原来不多见的牛肉码子也成了标配，不止于饱腹，更重于口味。

张文叫的是牛肉扎粉加煎蛋，一碗扎粉端上来，热气腾腾，酱色的汤底飘着翠绿的葱花，银白的扎粉蜷卧汤里，顶上盖着褐色的牛肉丁与金黄的煎蛋，蛋黄搅散了煎的，煎至全熟，一股焦香。舀一勺干椒末到碗中，筷子抻入一通搅，扒上一口，烫又辣，粉糯蛋鲜肉烂汤稠，吃一口，就停不下来了。

4

二十世纪末，小城的商业化步伐一往无前，心思活泛的人们蠢蠢欲动。母亲与父亲在饭桌上也开始热烈地讨论，父亲说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母亲说着自己的小算盘，说在建的小城步行街开始卖门面了，她看中了一处，100平方的门面搭着楼上的三居室总价45万，家里存款不够，得贷30万。

父亲慑于如此高的门面价格，说自家有十来万，不如换套好房，加上装修也够了，把家里的居住条件提高一下。

二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某一日，执拗的母亲硬拉着父亲去签了门面合同。一周后，父亲说服了母亲，左右托人，毁了约。

一家人最终在城西买了套大房子，在某个楼盘的顶楼，没有电梯，二层复式带个小阳台，入住后，父亲兴致勃勃地在阳台上种上了铁树与玫瑰花。

“你爸是怕欠债，”母亲后来某次跟张文聊起，笑嘻嘻地说，“没鱼，肉也好啊。换个大房子，一大家子也住得舒服些。”那时，张文的爷爷奶奶早已被父母接进城奉养，原来的房子，确实小了些。

步行街的门面，大部分落入了外地来的炒房团手中，这桩事，倒成了小城居民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几十万买下来，一年的租金3千块，多少年才回得本噢。”一边倒的评价是外地人是冤大头。

那之后，张文有许多年都没再吃扎粉。倒是越来越频繁地穿过焦溪岭，319国道早已贯通，这条创全省“国道县修”先河的道路，将通往省城的距离缩减至70余公里，车程约1小时。城东开通了往长沙的快巴，在没学会开车之前，是张文去长沙的首选。

好多次，张文坐在快巴上，想念着跃龙乡的紫苏煮鱼。

国道通行之后，初时总有事故，乡民们抄近道，将护栏扒开口子，高速行驶的汽车常常对斜刺里插入的单车避之不及，后来，斜插入的单车变成了摩托，再后来变成小车，政府索性重新规划，将一些乡民自开的口子纳入管控道路，拓展驶入区，设立警示标识，减少事故发生率。

张文从这条路离开家乡，求学上班，又从这条路回来。四时景物变换，路旁的风景更是一时一换，眼看着农舍变小楼，农田成厂房。不知道几时起，连遍野的油菜花都成了一道风景，引得城里人来踏青游玩。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发展于他们是被动的，被裹挟其中，推着向前走。在周遭急速的变化之中，许多人曾经灵光一闪的创业冲动无奈地成为事后的喟叹，雪泥鸿爪。

---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很快就过去了。

大舅的厂子早已关停，随着城市扩张，原来的集里乡并入城区，所在村组列入拆迁范围，大喜之事大舅却高兴不起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跟随潮流，给三个孩子缴了不菲的增容费，买了城市户口，如今拆迁，孩子们再计不入拆迁户头。

二表哥的厂于本世纪初改制、破产，他早已下岗，寻了个司机的活，表嫂打着临工，加上父亲、哥哥的接济，搂着一家四口的生计。二表哥早已经不提写作，沧桑爬上了他的额头，他越来越沉默。

张文也是如此，许多年没有再写，内心浮躁，随时代潮涌，浪掷着青春与才华。

某次回乡，与二表哥相聚，聊起从前，张文说到二表哥带他去打岩鹰的场景。那天张文喝了些酒，回忆得具体详尽、绘声绘色，二表哥一直沉默地笑着，望着张文，没有应合。直到张文讲累了，他才期期地说，“我不记得了。”二表哥顿一顿，轻声说道，“岩鹰，现在没有了吧。”

2015年，股灾之后，张文重新提笔，发现在回忆的欢乐中能寻求内心的平静，那就且用过去的暖慰藉现在的寒吧。

后来某一日，张文回乡，去一位朋友开的二手房中介公司小坐，赫然发现，母亲当初看中的那个签了合同又撤销的步行街门面挂牌转售，转售价格980万。而此时，同类门面年租金已近30万元。

“这个门面，我们家当初也想买过。”张文一笑，对朋友说。

“现在买不？”朋友却认了真，“可以讲点价，十来万，我的面子。”

回家跟母亲提及，母亲惊讶地捂嘴叹道，“这么贵啊，”她笑嘻嘻地，“哎呀，那买不起咯。”

5

2020年，疫期未过，张文在2月3日返工，老婆、孩子送去岳母家，每日下班，在家自行隔离，煮碗面吃。

兄弟花皮做着微商，商品中有一款即食的浏阳剁椒米线，经快递给张文寄来30盒，满满一箱。“我知道你懒，这个是即食的，料包热一下倒在上面就可以了。”花皮在电话里说，“干米线跟扎粉一样，要久煮。按说明弄咯。冇出正月咧，一个人在家，要好好吃饭。”

“即食的，还要煮？”张文嚷嚷，“这不科学。”

张文嫌麻烦，一直没吃，箱子没开封，放在客厅角落里。长夜无聊，看书追剧，一天天地过着，前几日看书到夜深，上床后全无睡意，腹鸣如鼓，披衣起床寻吃的，方便面吃完了，茫然四顾，瞥见了那个箱子。

打开来，即食米线一盒盒的红色包装，他开了一盒，牛奶汤锅接了水，干米线如扎粉一般硬硬的一撮，冷水下锅，大火煮。开锅后仍煮了六七分钟，总算软了，煮粉的水倒掉一多半，将牛肉包、酸菜包与剁椒包撕开倾入，牛肉粒分量不少，辣煮的、颗颗饱满，浓稠、结冻的汤汁在开水中化开，酸菜与剁椒都散了，随着沸汤四散开来。关火时，张文打了一个鸡蛋进去。

偷懒，不另寻碗盛了，隔热巾端着汤锅上了桌，蒸腾的热气里，银白的米线上酸菜与剁椒是星星点点的深绿与浅红，褐色的牛肉粒散落各处，一个敦实的溏心水煮蛋静卧在锅边角落，将蛋戳破，蛋液裹上米线吸一口，喝一口汤，肉汁般浓郁的口感里带着些些的酸，扒上一口，还是停不下来。

在那个深夜里，张文吃着，不自觉地回想起许多年前，栋仔带他去吃一碗扎粉的那个时间紧张的早晨，几十年过去了，世界都变了，味道仍旧没有两样。

在不同的时空里，幼时的张文与现在的张文吃着同一样食物，心境却是两样。这令张文感到沮丧，他蓦然醒觉，在变化的表相之下，一切并没有变得更好，世相荒诞，被欲望裹挟的内心满是浮躁，五感混沌，难觅旧时欣喜。而简单快乐，终需要一颗童真未失的心。母亲教了一世，自己怎么就没学会呢？

张文懊丧地、近乎无赖地对着空气呢喃，“妈妈，你打我两下吧。”

那夜有月，清辉洒下，交融于万家灯火，匀到每个人的景色都是一样。而在低处，城市的某扇窗内，那个抱碗呆坐的胖子，他有些伤心。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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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文

现居长沙，一个胖子。

源济

烈酒结下的安达兄弟，一生都不会散丨人间有味

原创 城南巡捕 人间theLivings 2020-04-10

或许，老一辈草原人的归宿都是相同的，烈酒只是载体，喝下去的，是每个人想要积极努力奋斗的人生。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 | 连载82

2020年春节将至，我驾车载着父亲和发小乌丽雅苏来到了草原。公墓就在草原边上，离市区不远。这里白雪皑皑，满目荒凉萧瑟，与城中热闹非凡的节日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年，父亲因酗酒突发脑溢血，留下了右腿失调后遗症。但他严词拒绝我的搀扶，缓慢地爬上了公墓进山的台阶，我和乌丽雅苏只能在他身后慢慢地跟着。

“给老乌的酒带了吗？”父亲驻足休息，突然问我。我在凛冽的寒风中冻得直打哆嗦，颤着声音回道：“放心，一共4瓶，都是烈酒。”

父亲叹了口气，望着远处巍峨的群山，“唉，是个好人，只可惜……”

1

80年代中期，父亲来到内蒙古武警消防部队服役，和比他大5岁的老乌成了战友。

老乌，全名乌恩其，蒙古族，牧民出身。他单眼皮、国字脸，肤色黝黑，满身腱子肉，1米88的身高，体重有190多斤。老乌从牧区参军，据说入伍前是当地颇具名气的搏克手（蒙古式摔跤），结实的胳膊比我那时候的腰都粗，以至于小时候每每见到老乌，我心里总升腾起一股莫名的恐惧。

父亲入伍时，老乌已有6年军龄了，是标准的基层士兵骨干，也是当时部队里的“专业技术军士”——就是较为稀缺的大型消防救援车驾驶员。彼时的内蒙，会开车便足以令人羡慕了，会开大型特种车辆，更算得上是稀缺人才。此外，老乌的军事体能在整个支队都是一流的，常在总队比武中获得名次。为此，上级首长破例让老乌带兵“超期服役三年”，不然以老乌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是绝无可能在部队待这么久的。

身为传统的蒙古族汉子，在牧区长大的老乌性格豪放稳重，自然成为战士们中的“老大哥”。那时，负责政工的首长还专门找老乌谈话，让他不要把“江湖习气”带进部队。老乌不以为然，用他的话说，战友本就是安达兄弟，在救援战斗中，只能将性命托付到安达手中——

草原上，和无血缘关系的人结成生死之交后，便为“安达”（蒙语，兄弟）。蒙古人为了自己的安达，是甘愿献出一切的，这份兄弟情谊极其深重。而消防部队是最能结交安达的地方，因为每次出警都要和战友共赴生死。

即使破格留在了部队，只有小学学历的老乌也知道，自己没文化迟早要吃亏。于是，他对当时的“高材生”——高中毕业的我父亲很是尊敬。父亲刚入伍时在中队部当通讯员，同样仗义豪爽的性格，让他们很快相熟。老乌会时不时地让我父亲教他文化课，可惜那蒲扇一般的手握方向盘还行，握笔杆子坐一会儿，就百爪挠心一般。

父亲说，那时候他常打趣老乌，“乌班长，你进火场救人都不怕，学习文化知识咋就看着这么难受？”

老乌的黑脸就乐起来，对父亲嚷嚷：“学习可比救火难多了！让我进火场可以，学习就太难了。小张，你有文化，会有大出息，将来当个干部，留在部队出人头地，我估计退伍后只能回牧区放羊啦。”

父亲知道，老乌是自谦。那时，市消防支队曾专门开会，讨论“让老乌提干当排职干部”的问题，并向自治区总队进行了汇报。这样，老乌转业以后，不仅不用回牧区放羊，还可以留在城里分配工作。当时正值冬天，消防部队日常的工作以理论学习为主，训练较少，老乌得知自己即将提干的消息，专程去附近的老乡家中买了几斤高度散酒，又找了一个大家都轮班休息的日子，拉着几个相熟的老兵开“庆功宴”。

80年代中期，在部队里喝酒没什么明文禁令。那天在中队食堂，老乌举着60度的草原烈酒说：“我先干了！在我所在的嘎查（内蒙古的牧民聚居区，相当于行政村），我是第一个提干的人，为此，家里杀羊庆祝了好久！光荣啊！”

当时刚到内蒙的父亲只是抿了一小口草原的烈酒，就感觉从口腔到整个食道都是烧灼感，难受得龇牙咧嘴。老乌笑他：“草原雄鹰展翅飞，一个翅膀挂三杯。小张，男人嘛，是草原上的雄鹰！雄鹰不喝酒，怎么算男人？来来来，干了这杯！”

的确，老乌这只雄鹰，是要开始展翅翱翔了——不久前，他委托我父亲给家里写信，说自己已经成了干部。还向副中队长借了身武警干部的常服，站在自己驾驶的大型消防车前拍了照，把照片放在信里，一同邮寄了回去。没过多久，家里的回信送来了，是嘎查的支书代写的。老乌的额吉（蒙语，母亲）并不认识汉字，支书将信里的内容一字一字地翻译成蒙语念给她听，老人非常高兴，特地委托支书骑自行车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找了个照相馆，把老乌穿着军装的照片放了好大，挂在家中。额吉在回信中特地嘱咐老乌，要他在部队踏踏实实地服役，家里有哥哥姐姐照顾，切勿挂心。收到回信，这个粗壮的蒙古族汉子竟躲在被窝里哭了。

“在我们嘎查，谁家的孩子当了解放军，就已经能炫耀好久，更何况我要提干！”老乌连干了三杯酒，大概又想到了额吉，眼圈红红地对我父亲说：“咱们当兵的，顾不得家里，只要咱们在部队干得好，全家都光荣！小张，你有文化，将来考军校，当个干部……”

话说到此，我父亲已经开始觉得房子都转起圈来，这番话都没有听全。三杯烈酒下肚，老乌和其他老兵像没事人一样，聊了会儿天就回了营房，我父亲忍不住去厕所吐了好几次。

---

怕什么就来什么，那天半夜，中队内突然警铃大作，值班指战员迅速登车赶往火灾现场。

起火点位于传媒大楼，是当时整座城市里唯一的一栋十层建筑。原本轮班休息是不用大家去现场的，但中队里的大型救援云梯车只有老乌一个人能开。所有人心里都清楚，饮酒后不许出现场，如果当时就向中队长坦白，一定会挨处分。无奈之下，老乌只能带队出现场，而父亲作为通讯员，也需要跟随。

“情况不严重，有事我担着。”老乌跟我父亲说。

到达传媒大厦，起火点在6楼，一位在7楼值夜班的工作人员被困在上边，内部情况不清楚，贸然入楼可能会发生危险，于是现场指挥员便让军事素质娴熟的老乌指挥操作云梯车，将受困人员救了下来。

一切进展顺利，只剩下进入楼内查找起火点和灭火两项工作了。消防战士纷纷从车内把水带甩出，父亲是通讯员本不需要参与打水带，可他年轻气盛，想和战友一同战斗，便上前帮着拉水带试压。因为喝了酒，水带没端稳，强烈的水压将水带头反射了过来，父亲下意识用胳膊去挡，一阵剧痛袭来，他的胳膊被水带头生生地砸弯了。

父亲被送到医院，左臂粉碎性骨折。这一下，饮酒后出现场的事没能瞒住，父亲、老乌连同当晚一起喝酒的几个老兵都受了处分。老乌执意认为是自己组织战友喝酒才导致的事故，过错在自己，不能连累兄弟，他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

事后，部队领导只批准老乌继续超期服役，提干的事再也没人提起。

老乌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心里很内疚，出院后，他去找老乌承认错误。老乌追悔莫及，却也安慰他：“小张，你不用多想，责任在我。这是教训啊，军纪是铁打的，绝对不能违反。”

“可你提干的事也耽误了，怎么向家里交代？”

“没事，干部和战士都是兵，在部队好好干也能有出息。”老乌安慰父亲，更像是在安慰自己，“我这也耽误了你入党的事啊。”——当时父亲的入党申请书刚交上去，还在考察期。

2

此事过去4个月左右，老乌的探亲假被批准了，他可以回牧区看望额吉了。但老乌却大方地将自己的探亲假轮给了一个天津籍的老兵，并对外称这个战友好久没回家了，自己才将探亲假让给他。私下里，老乌对我父亲说：“提干的牛已经吹出去了，现在我额吉是整个嘎查的荣耀。现在回去说自己在部队犯了错误，没有提干，还有什么脸面？”

中队长和教导员还是给老乌批了3天假，让他出去放松放松心情。出了营房，老乌就一头钻进小饭馆，喝了3天大酒，最后还是父亲叫了战友把烂醉如泥的他给抬了回来。

时间匆匆，就在老乌退伍前，又经历了一场难忘的火灾——市南郊某工厂夜间突发大火，不少工人被困在了火场中。

当时的工厂消防设施并不完善，消防车救援全靠自身携带的水源。由于火势大，现场温度高，我父亲便指挥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在火线前排喷水压制火势，新兵们则站在后面，向火线前的战友们身上喷水，给他们降温。

很快，水罐车里的存水就用完了，火势还没压制住。老乌急中生智，说距离火场不远的地方有条河，可以从河中引水灭火。不过这个工厂常年往这条河里排污，整条河腥臭无比，污水中的杂质也可能阻塞水带损坏设备；但如果什么都不做，原地等待支援，那些被困人员很有可能因浓烟中毒，死在火场里。

人命关天，中队长同意了老乌的作战方案，让他带队去引水。可老乌转过身来，却让我父亲带队去引水，他要和中队长一起在现场实施救援——虽然只是警士，但老乌的服役年限最长、经验最丰富，留在现场更能发挥作用。

河里恶臭的污水及时压制住了火势，战友们趁机救出了被困人员。奋战整整6个小时后，大火终于被扑灭，被困人员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但没有人遇难。等父亲回到现场，战友们正在进行收尾工作，看上去却都不太高兴。父亲一问才知道，山西兵梁子受伤了，已经被送往医院。

原来，水管接通后，火势得到了压制，老乌提出组织突击队进入火场救人。当时，那些被困的工人几乎都要绝望了，一见到消防员就以为自己已经顺利脱险，完全不听指挥向外猛冲。老兵梁子为了追一个不听指挥的工人，在混乱中不幸伤了腿。医生检查后说梁子伤到了肌腱，短时间内无法痊愈，只能选择提前退伍。

老乌一心认为，这次是自己指挥不当才导致战友受伤。父亲前去安慰，没想到老乌没说两句，就哭了出来：“是我要组织突击队抢攻救人的！梁子家庭条件不好，只是个3年兵，从农村入伍，这负伤后退役，他家里可怎么办啊？”

“谁也不能预料到火场里的危险，你没有责任，也不必自责……”父亲的话没说完，便被老乌打断：“我有私心啊！想着进火场救人立功，能提干，没想到却连累了兄弟！我对不起他啊……”老乌沙哑的嗓子发出的哭声很难听，父亲只能继续安慰说，当时如果他不组织突击队救人，也会有别的战斗组去救，毕竟都是用命换命的军人，谁都不必内疚。

可任凭父亲怎么劝，老乌都不听。

---

事后，消防支队对所有参战消防指战员进行了表彰。由于老乌急中生智引污水灭火，救出不少受困人员，被授予二等功；负伤的梁子被授予三等功，会按照“因伤退役”在老家给他安排工作。

虽然梁子在老家的工作还不错，但是老乌仍然认为，梁子负伤是因为自己想提干的“私心”。于是，他费尽周折给支队写报告，说这个二等功应该给梁子——当时在部队，二等功就意味着有机会直接提干当军官，而老乌的做法，相当于主动放弃了提干的机会——最后，支队党委尊重老乌的意见，将二等功授予了梁子。而老乌则服役期满，等待转业。

等到冬天，老乌转业命令下达，中队给他们这批退伍老兵开欢送会。彼时的父亲已酒量大增，挨个给退伍老兵敬酒，老乌一直一言不发，独自喝干一瓶烈酒后，蜷缩在桌下又大哭了起来。

3

老乌退伍后就地转业，成为某外事部门的专职司机，他跟父亲说：“没脸回家了，要在城里混出个人样。”

因蒙语汉语兼通，老乌不但当司机，有时还兼任蒙汉翻译。每当有蒙古国的外宾到来，领导总会让老乌出车，也因着好酒量和洒脱的性格，他深受领导重用。很快，老乌就升了副科，成了家。他的妻子是一名教师，也是蒙古族人。两人生了一个女儿，便是乌丽雅苏。

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老乌依旧怀念部队，经常带着家人回部队探亲，也会抽空和我父亲一起喝点小酒。原以为老乌已算“混出个人样”了，没想到有一次，他却告诉父亲，自己想辞职下海，“草原雄鹰不会被困在舒适的小环境中，相比于咱们部队救火牺牲的战友，我有啥理由待在这么舒服的单位里混日子，每天和外宾喝酒？”

没多久，老乌就辞职了，开始向蒙古国和俄罗斯贩运国内的口香糖和卫生纸，以及内蒙特产的棉毛制品，很快攒下了几十万，成为90年代“最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后来，老乌又买了一辆大客车，自己当司机，做起了客运生意，红火一时。

过了两年，我父亲也光荣退伍，和几个战友一起就地分配至本市某军工企业保卫科担任保卫干事。老乌拉着我父亲喝了好几顿大酒，邀请他一起做客运生意。可我爷爷却不同意父亲辞去稳定的工作去经商，老乌因此很是失望，只能买了部队家属院附近的房子，希望自己能离战友们近一点。

那时候，我父亲的酒量已经十分了得了，几乎每天都要和几个老战友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大吃炖肉。每次老乌和父亲外出喝酒，老乌的妻子就会带着乌丽雅苏来我家等到很晚，直到二人醉醺醺地回来。母亲和老乌的妻子十分不满，但都被老乌以蒙古人有喝酒的传统搪塞了过去——毕竟老一辈的蒙古族当中，几乎没有不喝酒的人。

2003年，老乌名下已有5辆大型客车了，客运线路也拓展到了陕西、山西。他招募了不少驾驶技术过硬司机，又从老家雇了个老乡负责总管。

那一年，国营工厂下岗已临近结束，我父亲作为最后一批“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面临着再就业的问题。老乌再次邀请父亲去帮他打理客运生意。很快，父亲便发现，老乌请来的这个老乡竟然贪污长途车票钱。老乌知道以后很生气，但看重兄弟情谊的他并没有立即开除这个老乡，只是让他从管理人员变成了司机，而客运账目和运营都交给了自己的妻子专职管理。

自从老乌和我父亲又成了“同事”，俩人几乎每天都是酒局不断。等我父亲也买了一辆车跑长途客运后，母亲越发担心，开始每天和醉酒的父亲吵架。老乌的妻子也实在忍受不了老乌酗酒，“离婚”这个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和乌丽雅苏的世界里。

---

那一年，我上六年级，乌丽雅苏已经是个高中生了。每天都像姐姐似的带着我，躲到外边去写作业。我曾问她：“姐姐，为啥男人们就喜欢喝酒呢？”

“在古代，草原上的男人只负责打仗和喝酒，家里的一切都交给女人来做。”

“那不打仗的时候呢？”

“那就只剩下喝酒了……”乌丽雅苏叹道，“这是观念的问题，不论是蒙人，还是汉人，还是存在着一种思维，认为男人挣钱养家就该出去喝酒，女人不能说，也不能抱怨，只能默默地照顾家庭。可时代在进步，咱们这一辈可能很少有这种思维了，但我阿爸的思维，怕是很难再变……”

老乌当然不这么认为，那时每当我父母吵架的时候，他都会跑来劝我母亲，“弟妹，咱们受到长生天眷顾，生活富足美满，应该要享受生活，酒嘛，水嘛，喝嘛，高兴嘛！”话说完，还不忘补充乌丽雅苏也到了能喝酒的年龄了，作为蒙古族女孩，也应该学着喝酒。

母亲听罢，气的瞪了老乌一眼，转身便走。很快，我父母就分了居。

4

那真是一段煎熬的日子。年幼的我生怕父母离婚，每天盼着父亲回家；但我又极度厌烦父母频繁的争吵，觉得他们真离了，也清净了。

在这样的矛盾中挣扎了许久，突然有一天，父亲跑回了家，我还没顾得上高兴，父亲便对母亲说：“老乌出事了！”说完他还问母亲要存折，“这次的事出大了，咱们要帮他……儿子，你专心留在家里。”说罢，父亲就拉着母亲出了门。

我隐约觉得，这个事情肯定和喝酒脱不开干系。

那天，母亲直到深夜才回来，说老乌酒驾出了车祸，人在医院，他的妻子当场身亡。

当我再次见到老乌和乌丽雅苏，已是半年以后的事了。老乌全然没有了当年意气风发的神采，他穿着一件灰旧的外套，拄着双拐，提着一个红塑料袋，在乌丽雅苏搀扶下，慢慢地挪进了门。

母亲赶忙上前搀扶，安顿他坐下，又把茶递了过去。老乌坐在沙发上，胡子拉碴，满脸的失魂落魄，对着母亲说道：“嫂子，老张今天出车去了，我先把钱给你吧。”

说罢，他颤巍巍地从红塑料袋里摸出几万块现金放在茶几上，母亲赶忙阻拦：“老乌，你这是做什么？现在你也用钱，等啥时候宽裕了再给也不迟！”

老乌却执意要把钱留下：“嫂子，当初没听你劝，我也不长记性，丢脸啊！现在还用了你家的钱，更是丢脸！这是一半，钱你一定要拿上，剩下的年后把我那2个车卖了就能还。早就听老张说想买房，因为我这事也耽误了……”

说罢，老乌又看向自己的女儿，苦笑道：“乌丽雅苏是女孩儿，将来出嫁，我还能拿点彩礼呢！”我也看着乌丽雅苏，这半年她应该经历了不少事，我不想听大人们聊天，便拉着乌丽雅苏去了书房，这才知道，老乌的车祸，并不是他亲自开车，却又和他脱不开关系。

老乌名下的长途车都是在夏天统一上保险的。运营车辆保险手续繁杂，那天，老乌和妻子开着自家的小轿车叫着老乡和另一名司机同去保险公司办理手续。

事后，老乌邀请老乡和司机去吃手把肉。对于蒙古人来说，吃肉必须要喝酒，老乌和老乡每人点了一瓶，剩下的那名汉族司机也经不住老乌劝，喝了酒。因为还要开车，老乌妻子怕出事，一直劝他别喝了。可老乌就是不听，反倒嫌妻子多事，说自己的驾驶技术绝对没问题，三人喝完酒已经到了深夜，老乌一个人就喝了近2斤的白酒，另一名司机已经喝得醉如烂泥，只有那老乡喝得最少。因为老乌的妻子不会开车，老乡便主动坐在了驾驶位上。

彼时，我们这个城市正高速发展，街面上四处施工。白天还平整的道路，到了晚上可能已经挖出了深沟，车开出没多远，他们便连车带人栽进了沟里。轿车直接倒扎在两根铁管中间，老乌的妻子当场没了呼吸，老乌的双腿被卡在变形的车里拔出不来，另一名司机生死未卜。

开车的老乡侥幸从车窗钻出来后，哆嗦着打了120和119求助。他心知醉驾要判刑赔款，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最后，老乌妻子因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名司机颅内损伤成了植物人，老乌双腿骨折，躺在医院的床上万念俱灰。

那天，老乌趁医生不注意，把玻璃输液瓶拽下来摔碎，想用玻璃碴子割颈自杀，幸亏被医生及时发现。父亲赶到医院后，拉着老乌做了好久的思想工作，才勉强让他放弃自杀的念头，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手术。

因系酒驾出事，保险公司拒赔，另一位司机的家属跑来索要赔偿。那时候，老乌刚投资买了一辆新大巴，家中剩余的钱不够，父亲才趁着老乌做手术，回到家中向母亲索要存款。

---

老乌在医院住了将近2个月，期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那个畏罪潜逃的老乡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获，但他家庭贫困没有钱赔偿，只是被判了刑。变成植物人的司机的家属走投无路，起诉了老乌，有人劝老乌，他其实只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不用赔那么多，但老乌心里过意不去，觉得是自己将安达害成了植物人。

老乌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3趟长途车线路和车辆低价出售，连同家里的存款和我父亲借给他的钱，全部支付了赔偿金。出院后，老乌又把自己手上剩余的线路和车辆都卖了，想还我家的钱。老乌性格要强，趁着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才来我家还钱，也是怕父亲不肯接受。

“咱们的战友情谊，还不值这十几万块钱吗？不用着急还钱。”父亲怕老乌想不开再次自杀，便经常在下班后带着我，去他家待着。

“老张，你也不富裕，我现在已经无欲无求了，要钱也没用。”此时，老乌的双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但留下了后遗症，没法再开车。他十分颓丧：“我年轻的时候救下不少人，应该积了不少德。可为什么现在死了老婆，自己也变成了一无是处的废物……我不再受到长生天庇佑了。”

父亲刚要安慰，老乌突然转过头，冲着窗外声嘶力竭地喊：“为什么？为什么我当年没有死在火场里，而是变成这种活法？！去你妈腾格里，去你妈的老天爷！”

这一声怒吼，不但把父亲吓了一跳，乌丽雅苏更是一下就哭了出来。

5

生活总还是要继续的。

战友给老乌找了一份值夜班的工作，工资虽不算高，但胜在清闲，老乌和女儿的生活也还算过得去。父亲也卖掉了客运线路，老老实实找了家企业上班。不久之后，乌丽雅苏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的大学。

所有人都在跟着时代往前跑，只有老乌还停留在出车祸的那天。他每晚都炖一小锅羊肉，对着亡妻的照片喝酒。很快，曾做了手术的双腿开始溃烂，但老乌执意不去医院，依然酗酒，父亲又去劝，老乌说：“老张，你是个好人，可我已经废了，去不去医院，又有什么用呢？乌丽雅苏在北京上学，也算是出人头地，我也没啥意义再活着了，又他妈的不敢死。不去医院，早死早超生。”

草原上的雄鹰翅膀断了，开始怀疑人生、怨恨世界，借着酒精，将所有的愤怒和无奈都发泄在虚无的长生天身上。父亲执意让老乌去医院，老乌却始终不肯。

2010年年底，父亲在和战友聚餐时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医院。当我和母亲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医生向我们出具了病危通知书，母亲颤抖着在上面签了字。医生告诉我，父亲的脑溢血，和他长期酗酒和喜欢吃手把肉有关。因为内蒙地区的饮酒和饮食习惯，脑血管病发病率在全国名列前茅，医生让我和母亲做好心理准备。

所幸，经过一夜的抢救，父亲脱离了危险，第二天就能说话了，只是口舌不清，还伴有右手、右腿失态。他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联系老乌。

躺在病床上，父亲大着舌头，“乌鲁乌鲁”地对老乌和其他战友们说：“当年你带我喝酒……现在咱们一起戒吧，你我都栽到了酒肉上，今天战友们都在，一起做个见证……”

战友们纷纷表示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喝。老乌看着病床上的人，终于被触动了，他不但戒了酒，还主动去医院接受治疗。只是病情耽误得太久，老乌的双腿被切了很大一片肌肉，只能拄着双拐行走了。

出院后的父亲也丧失了劳动能力，和老乌一起评定了伤残等级，向社保部门申请了病退，在家疗养。

当年同生共死的老战友，又一起以这样的姿态，相互搀扶着，在小区里一瘸一拐地遛着弯。

---

时间忽然慢了下来，乌丽雅苏大学毕业，在北京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收入可观，是老乌最大的骄傲；我入了伍，退伍后就回到了小城；老乌和父亲每日遛弯钓鱼，平淡地生活。

距离2016年春节还有半个月，老乌走了。突发心脏病，走得很着急。乌丽雅苏还在回乡的路上，我作为唯一的晚辈，只得按照汉族的传统为他购买寿衣，并联系了殡仪馆和火葬场。

其实，按照蒙古人的传统，人去世后应放在勒勒车上，拉进草原，让狼群将死去的人天葬，魂归腾格里———但在这个时代，已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老乌的葬礼就在3天后，只有几个要好的战友和朋友来到殡仪馆进行遗体告别。遗像是老乌当年士兵证上的照片，放大后摆在灵台上。

乌丽雅苏站在一旁，泣不成声。我想上前安慰，却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憋了好久，才想出一句：“乌叔叔的灵魂会庇佑你的，他已经和长生天达成了和解……”

尾声

今年的春节格外早，再一次站在老乌的墓前，墓碑上的老乌依旧英姿勃发。

“阿爸，我想你了。”乌丽雅苏把烈酒倾倒在墓碑前，又说了一句蒙语，是思念的话。

父亲颤巍巍地把香烟点燃放在墓碑上，“老乌，你在那边喝酒抽烟吧，这次不用戒了。”

我看着老乌的照片，眼前走马灯似的回忆他的一生。

我想，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应该已经和长生天达成了和解，也原谅了自己吧。或许，老一辈草原人的归宿都是相同的，烈酒只是载体，喝下去的，是每个人想要积极努力奋斗的人生。

愿长生天庇佑老乌高傲善良的灵魂。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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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南 巡 捕

三流写手，二等鹰犬，

一身正气

源济

那道魔芋烧鸭，被时光永远留在了衰败的军工厂丨人间有味

原创 曾曾 人间theLivings 2020-04-24

“唐保长烧菜馆”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小子变成了厂里的知名人物，让一个150斤的小胖子成长为将近200斤的大胖子，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这里有他所有的得意与骄傲，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83

我和唐保长虽然是十多年的朋友，可直到去年国庆，才第一次进他家菜馆的后厨，亲眼看他为我们烧制那道享誉整个厂区的魔芋烧鸭：

热锅用二两肥肉爆油，出油后，下已用料酒和姜片腌制了半小时的鸭块，鸭块脱水，即放入郫县豆瓣炒出香味，再添加泡辣椒、泡姜、大蒜、八角、山奈、香叶、草果和桂皮略炒，倒入猪骨和鸡架熬成的高汤，烧开后，放焯过水、切成条的魔芋，点些醪糟和老抽——然后，就可以盖上锅盖等了。

唐保长是“唐保长烧菜馆”的老板兼主厨，这家店最出名的就是烧菜。在工厂效益还很好的时候，餐馆大门外摆着8个硕大的砂锅，锅下的火苗通常会从早上9点半舔到半夜10点。除了魔芋烧鸭，还有黄豆肥肠、萝卜牛腩、海带排骨、芋儿烧鸡一大堆，各色烧菜的香味混在一起，风一吹，老远都能闻到，引来络绎不绝的食客。

那天唐保长在厨房给我们忙活时，门外只有3口砂锅还坐着火，其中也有魔芋烧鸭。不过，每次我们过来，只要唐保长有空，他都会亲自动手给我们另做一锅，用他的话说，“烧菜，并不是烧得越久味道越好的”。

唐保长见鸭肉烧得差不多了，起锅前丢进去一把青绿的蒜苗，浓郁的香味里多了一些清爽的气息，浅棕色里也点缀上了不一样的色彩。

我却在犹豫。就在刚才，我为自己这几年的一个疑问找到了答案，却不知该怎么对唐保长开口。

1

唐保长本名唐保，因那部60年代家喻户晓的四川方言喜剧电影《抓壮丁》里二号角色叫“王保长”，唐保也被人顺口喊成了“唐保长”。

我最开始认识唐保，是在2002年夏天。

我自小跟随父母在一个建于70年代初期的国有军工企业长大，读大学用的还是厂里的“定向生”名额，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回到工厂工作。工厂为我们这批新进厂的员工安排了10天的培训，培训结束的当天晚上，老师组织我们在招待所食堂聚餐。老师们待了一会儿就走了，留下我们3桌人继续玩闹。

这时，一个满头油光的小胖子站了起来，端着杯啤酒说：“哥哥姐姐些好，我叫唐保，今后请多关照，我先干为敬。”

他的声音不大，说了两遍大家才注意到他。当下就有人起哄，让他“打个通庄”——也就是和每个人都碰上一杯。

大多数人都是单纯想看个热闹，也有不怀好意的。我们这批新入职的员工，大多数都是工厂子弟，彼此都认识，就算叫不出名字，至少也是打过照面的。在自己的地盘我们都没说话，这个谁都没见过的小胖子从哪里冒出来的？我旁边的罗昊云有点阴阳怪气：“好嘛，硬是有人当出头鸟嗦，哥哥今天就看下你有好大的酒量。”

当唐保喝到我们这一桌来的时候，蓄势已久的罗昊云还没开口，韩倩就先跳了出来。韩倩和我是小学一直到高中的同班同学，从小就是男孩子性格，嘴上加手上从不饶人的辣妹子。唐保那张嘴巴，哪里说得过她，本来一人一杯啤酒的事，不知道后来怎么就变成了韩倩喝一杯红酒，唐保喝一盆啤酒。

饭盆很快就拿过来，看着不大，倒了3瓶啤酒却还没装满。在众人的鼓掌起哄声中，唐保拧着眉头一口一口地把一盆啤酒憋了下去，自然，他的敬酒之旅也就戛然而止。

我和唐保实习期一同分到了机械分厂，由一位钱姓钳工老师傅带。按以前的说法，我俩也就是同门师兄弟了，我比他大7个月，真要叫，他该叫我师兄。

那时候我才知道，唐保原来是顶替他父亲进厂上班的。他爸原来是厂里的临时工，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导致小腿骨折，工厂于是给了他们家一个正式的招工名额作为补偿——这可是周边地方上人人都羡慕的铁饭碗。

当时我们厂里近万人，其中三四千人是临时工，比起正式工，临时工的工资、福利待遇都差得不止一星半点儿。唐保说他们哥仨抢这个名额抢得很凶，最后还是他爸拍的板——因为他是家里唯一读过高中的，虽然没毕业。

钱师傅不怎么管我，因为按照正常流程，大学生3个月实习期结束后肯定会调到别处，就算留下来也是进办公室，不会待在生产一线。

唐保就不一样了，没意外的话，这里也就是他将来正式工作的地方。50多岁的钱师傅对唐保要求很严格，稍有不对就指着他鼻子骂，中气十足。每当这时，唐保总是咬着腮帮子使劲，圆乎乎的脸上挂满汗水，也不知道是累出来的还是急出来的，然后就做得更差。于是，钱师傅的呵斥声响遍整个车间。

唐保不敢对钱师傅有半点埋怨，他私下告诉我，他爸瘸着一条腿亲自抓了一只老母鸡、买了两瓶沱牌大曲上门去找了钱师傅，请师傅严格管教，“任打任骂”。

我问他：“你那次第一个跳出来敬酒也是你爸教的？”

唐保憨厚地摇着头：“那倒没有，不过我爸说要和大家搞好关系。”

虽然唐保每天都很努力，可是实习期结束时钱师傅对他的评价依然是：“上了30多年班、带了几十个徒弟，就没见过那么笨的人。”

2

实习期结束，我调到机电处，唐保表现不好，没能留在机械分厂，被分配去了食堂面点组学做面点，因为不是生产一线，奖金和补贴都要少一截。

我那时候每个月只交给家里200元生活费，于是手里渐渐有了点钱。一个刚工作的年轻人，又没有负担，一旦宽裕起来哪有不乱花的道理？于是三天两头在外面喝酒、唱歌，常常玩到半夜才回去。

我爸倒没说什么，我妈一有机会就在我耳边唠叨，烦得我受不了，干脆以上班太远为借口申请住到工厂单身宿舍，这样只需要周末回去就好，平时给我妈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单身宿舍两人一间，好巧不巧，我又和唐保分到一起。唐保是个很不错的室友，老实又勤快，烧水打扫卫生什么的全都一把抓，还经常利用手中小小的权力往我饭盒里多舀点肉，我们关系越来越好。

在我的引领下，唐保长开始逐渐进入我的朋友圈子，碰到有什么活动聚会，跑前忙后，总是最积极的一个。然而，不管是我们这帮工厂子弟们怀念过去，还是畅谈未来，唐保很少能插上嘴，随时附和的，是茫然的点头和憨厚的笑容。

食堂里的“面点”无非就是包子、馒头、花卷和发糕之类，品种不多，也欠缺精细，学起来毫无兴趣。唐保学了一段时间后，鼓足勇气给班长提了几次，说想学炒菜。班长本来就不怎么待见他，被他磨得烦了，就扔给他本菜谱让他自己学。

我翻看那本封面都磨得有些发毛的《家常川菜》，问有点小兴奋的唐保：“还有个问题，保长。你就算把菜谱背得滚瓜烂熟，没地方操作也不得行啊，这做菜也还是讲究个熟能生巧吧？”

他微微一笑，小眼睛里闪动着狡黠的光芒：“我想过了，晚上10点不是还有班夜宵吗？我去给他们帮忙，让他们教教我。”

“你这手艺，不练好就想直接上岗？”

“怕啥子，那个时候了，下班的人都累得要死，哪个不想填饱肚皮赶快回去睡觉，咋个可能给你计较那么多哦！”

于是，唐保白天下班后，晚上再去夜宵班帮忙小炒。另外，我们谁如果碰到家里方便，比如家里正好没人时，那就是唐保难得的实习机会。

不得不承认，人真有天赋这一说。和唐保在机械分厂的表现截然相反，他做菜的手艺很快就得到了我们哥们几个的普遍认可，尤其是烧菜，特别是那道魔芋烧鸭。

鸭子烧耙起锅后，色泽油亮，鲜味完全渗入魔芋中，嫩软香滑，鸭肉也饱含汁水，味浓而不腻，下酒下饭皆宜。我还特别喜欢挑里面烧得半融的大蒜，入口即化。即使到最后鸭肉和魔芋都捞了个干净，还可以把剩下的一点汤汁淋到米饭上，再配上刚捞出来的、爽口微辣的“洗澡泡菜”，那种满足感真的是难以形容。

唐保的名气很快在小范围传开了，有时候谁家里请客吃饭，都会叫他来做个菜，当然做得最多的就是魔芋烧鸭。那个年代物资不如现在丰富，一道香浓味美的魔芋烧鸭足以在家宴中担当压轴的硬菜角色。

可就算唐保的手艺已经初步得到认可，他的工作还是没有什么转机。在国企，对于唐保这样毫无根底的外来员工，一个小小的班长就如同压在他身上的一座大山，不是他的能力可以搬开的。

我们撺掇他直接去找食堂主任，唐保犹豫了很久，还是不敢。我喝醉了骂他烂泥糊不上墙，唐保端起酒杯要和我再划三拳。闲暇时在宿舍里，我随时都看到他在翻看那本《家常川菜》，本来就发黄的页面，在白炽灯的照射下，愈发显得古旧。

3

我们上班后两三年，工厂的军品任务量便持续下降，转型的几个民用产品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耗尽了厂里多年的家底。到了2005年，按照总公司要求，开始推行“减员分流”。

正当我们内心蠢蠢欲动、开始认真考虑前程得失的时候，谁也没料到平时磨磨唧唧的唐保竟先于我们站了出来，而且，他选择的还不是看起来相对稳妥的“停薪留职”，而是直接选择了“买断”。

唐保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等我们知道这事的时候，他已经和工厂签订好了协议，然后很快被他爸拎回了家。他一消失就是一个多月，电话也打不通，等他再次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时候，额头上多了一个浅浅的疤痕。

唐保拿着买断工龄的7000来块钱，在公路边租了一套当地农民修的一楼一底的门面，稍加粉刷后，委托厂里的货车回厂时顺路从城里旧货市场拖来一车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又找了个亲戚打下手，就这样，他谋划已久的饭馆就准备正式开张了。

他一旦做了决定，步子竟快得令人惊讶。因为饭馆就在厂区范围，不但没有去办相关工商执照，连招牌也是我找后勤处木工班两个兄弟伙帮忙做的。当然，“兴旺烧菜馆”这个名字是他自己想的。

烧菜馆顺利开张，一楼是厨房，二楼有6张餐桌。刚开始，除了一帮老朋友经常过来捧场，生意并不怎么好。后来韩倩给他出了个主意：本来烧菜就没有炒菜那么麻烦，干脆把烧菜锅全部摆在外面坝子上来，有人经过随时可以自己打开看看，热气腾腾的大锅，四处弥漫的香味，绝对可以引得人食欲大开。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加上前期口碑慢慢传播开来，“兴旺烧菜馆”生意一天比一天好，时常顾客盈门。幸好外面的坝子够大，能够摆上七八张桌子，就算如此，每到晚餐高峰时段也常常需要等座，更不用说节假日了。

不过我们几兄弟的位子总是有的，实在没空桌，唐保会把他们自己平时吃饭用的那个小茶几拖下来，大家挤一挤更是热闹。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也不再执着于某一道菜，大家心领神会，都是选砂锅里剩下数量最多的品种。

当然，只要有空，唐保还是会亲手为我们现做一个烧菜，最多的还是魔芋烧鸭。关于饭钱，我们和唐保很是争论过一番，他坚决不收我们的钱，异常执拗，甚至喝了酒情绪激动起来还摔过啤酒瓶子，但最终大家还是说好，“按七折结算”。

夏天的傍晚，从屋里接出的电灯将坝子照得通明，一碗碗的烧菜从锅里舀出来，排骨、肥肠、猪蹄、牛腩……浓香扑鼻，软糯适口；一件件的啤酒也不停地搬出来，空箱很快就堆得比人还高。平日里有些刺鼻的蚊香味此刻却并不显得突兀，唐保自如地在各桌间往来，熟练地打着招呼，偶尔陪人喝上一杯。大家的聊天声、猜拳声远远传开去，在这渐渐寥落的厂区，竟也显出一份不一样的热闹。

由于生意实在太好，唐保后来招了个厨师，不过烧菜还是他亲自在做。

有一次，我们都喝多了酒，光着膀子对着满天星星大吼大叫，唐保一个人抱着双手，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自己的家业。我问他在装什么X，唐保就像一个领军的大将，手在空中从左到右用力一划：“我原先是外地人，现在全厂都知道我唐保长了。”

这一刻，那个平时和我们在一起总感觉有点束手束脚的唐保不见了；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唐保才算真正融入了我们的圈子，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那天开始，“兴旺烧菜馆”正式更名为“唐保长烧菜馆”。

4

2006年春节刚过，唐保就在厂区买了房，三室一厅——前户主买断工龄后搬去了外地，这次回来办理了交接手续。唐保他爸也搬过来和他一起住，监督着装修，顺便给烧菜馆搭把手。那时别人问起他爸，他会自我介绍：“我就是那个唐保长的老汉。”

钱师傅的“退休宴”也在“唐保长烧菜馆”办的。唐保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两包中华烟，逢人便打着招呼，仿佛他是钱师傅最得意的徒弟。

工厂的效益继续滑落，一些非要害部门，比如食堂，都被裁撤，不少人先后离开，厂区最多的时候连职工带家属有七八千人，现在大约只剩下一半。单身宿舍也冷冷清清的，不再有往日的喧哗。因为我爸妈都在厂里，我狠花了一些时间来思考未来，最终还是在这年五一节后，决定去投奔我一个在成都的同学。

走之前，朋友们为我送行，在“唐保长烧菜馆”坐了两桌，大家喝得很尽兴。我第一次觉得魔芋烧鸭里还包含了些另外的味道，让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过也可能只是食材的原因——毕竟这是唐保他爸专门回老家捉来的野鸭。

罗昊云比我晚离开一个月，他去了重庆。随后日子，大家陆续各奔东西，唯有唐保坚守着他的“唐保长烧菜馆”。韩倩因才生了小孩，暂时待在家里。

成都离厂里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起初我每个月总要回去一趟，后来逐渐变成五一、国庆等节日回去，再后来，唯一回去的时间就是春节。

我和唐保时常电话联系，他2011年结婚的时候来成都度了一个星期的蜜月，看了场刘德华演唱会。他老婆姓刘，是在老家那边找的，不怎么爱说话。唐保看起来一脸幸福的模样，不过演唱会内场票1380元一张，我舍不得陪他们去看。

那段时间，工厂的缩编对“唐保长烧菜馆”来说也并非全是坏消息，至少食堂的消失带来的额外客源暂时弥补了人员外流的缺口。唐保自豪地告诉我，有人愿意出两万块钱学烧菜的手艺，但是被他坚决拒绝了。

我说，可以搞个加盟店形式的嘛，这样可以多赚点钱。

唐保颇有些不屑：“你不晓得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啊？”

随后两三年，我渐渐听说唐保的饭馆生意也大不如以前了——因为厂里的人越来越少，年龄结构也越来越老，作为消费主力军的年轻人，凡是有门路的，基本都去了外面闯荡。

不过每次我回厂，“唐保长烧菜馆”依然是人头攒动，一点看不出生意下滑的迹象。我妈说，你总是逢年过节回来，大家都回来了，当然人多，这个时候生意都不好，那还有什么做头？

人再怎么多，“唐保长烧菜馆”肯定是要去的，魔芋烧鸭也是要点的。唐保百忙中还是抽空为我们亲手现做了一次，味道还是老味道，一筷子夹进嘴里，全是回忆中的满足。

不过奇怪的是，也是从那时起，魔芋烧鸭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吃得汤干水尽，足足还剩下了小半盆。我以为自己胃口不太好，可看看四周，大家也都是一副再也“整不动”的表情，等到唐保过来陪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只好解释说，是过节的原因，乱七八糟的东西吃得太多了。

唐保狐疑地打量着我们，他见惯了我们胡吃海塞的样子，这种情况对他来说也是新鲜。

以后数年中，类似情况经常上演，往往是人在外地时想着念着要吃那道魔芋烧鸭，但真的端到面前来了，满心期待地开动，却又没吃多少就停下了筷子。我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

开始唐保还没怎么放在心上，次数多了，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外面山珍海味吃多了，看不上他小小的“唐保长烧菜馆”了。我自问不是这个原因——凭心而论，我在成都也吃过不少家烧菜馆，没有一家的魔芋烧鸭及得上唐保的味道，只是不知道怎么吃着吃着就腻了，对，就是“腻”的感觉，可那分明还是从前的味道啊。

我想来想去想不通。

再后来，我也成了家，爸妈2015年退休后搬到了成都，和我住在一起，我回去的次数更少了。

至于工厂，用我一个还留在厂里的表叔的话说，“以前去集市买菜，讨价还价，卖菜的都会说你们工资那么高，还计较这些角角钱？现在别人则会说，晓得你们两个月没发工资了，买这个嘛，这个便宜点……”

就算还留在厂里的职工，也对工厂的未来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宁愿用积蓄去邻近的市里县里买房，每逢周末，拖家带口地拼车去城里消费。留给厂区的，是比工作日加倍的冷清与萧条。

有一次韩倩到成都来出差，我们几个借机聚了一下，听韩倩说“唐保长烧菜馆”已经开始做早餐了，卖些稀饭面条抄手之类，以前请的厨师和亲戚已经打发了，现在就唐保爷俩儿主理，唐保他老婆碰到忙的时候会来帮一下。

我想，这也是无奈的选择，于是对韩倩说：“唐保那里现在也恼火，你有空的时候去找他聊聊天，开导开导他，啥子都做，小心把人身体整垮了。”

韩倩白眼一翻说：“他那个人就是个没心没肺的，还需要别人开导？”

我只能苦笑——到底谁才是没心没肺的啊？

其实我们都劝过唐保，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以他的手艺到成都来开家烧菜馆，一定比在工厂好得多。唐保始终没能下这个决心，问得多了，他便说：“我不想去成都，那里人都认不到几个，这里至少大家都认得到我唐保长。”

我很理解他的感受，“唐保长烧菜馆”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小子变成了厂里的知名人物，让一个150斤的小胖子成长为将近200斤的大胖子，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这里有他所有的得意与骄傲，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慢慢地，我们也都不再劝他了，偶尔回去，都会看到唐保依旧坐在店门口那条老藤椅上，手里端着盖碗茶，不时和过往的人打着招呼。

5

2019年10月2日，我再一次回到工厂，因为过两天是唐保他爸69岁大寿（我们当地男的过生日讲究“做九不做十”），他想要大办一下。

我已经有3年多没回来了，进入厂区后，沿途处处可见的衰败景象，着实让我有些伤感，这里毕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工厂还没停工，只是被上一级兼并，由“厂”变为了“生产车间”，还是做老本行军品方面的业务，而工人已不足2000人了。

我这次回来住在罗昊云家里，他们一家人也早去了重庆，只不过厂里的房子还没卖，让我们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我放下行李就约罗昊云到“唐保长烧菜馆”走走，这个时间段，唐保一定在店里。

远远看去，“唐保长烧菜馆”的红色招牌褪色严重，墙面大块地起皮，门口坝子摆了几张桌子，空无一人，窗下几口砂锅隐隐冒着热气。唐保见到我们很高兴，因为正好差不多是饭点，又叫来我们另外两个朋友，他仍旧要像过去一样，为我们亲手现做一道魔芋烧鸭。

放在以往，唐保的后厨我们是绝对不会进去的——虽然大家关系是很好，但既然这魔芋烧鸭堪称唐保的独门手艺，主动避嫌的道理大家都懂。

这一次，我有些话想私下当面和唐保说，唐保就主动让我到厨房来。

厨房用的家伙都比较老旧了，只有唐保的动作依然麻利，一招一式熟极而流。我正在考虑怎么开口，忽然瞪大眼睛，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没错，就是这个！我又再仔细想了想，问唐保：“保长，你以前那本菜谱还在吗？”

唐保迟疑了一下：“你说那本《家常川菜》？好久没看了，应该在楼上我们平时吃饭旁边那个柜子抽屉里头。”

我转身上楼，找到了那本《家常川菜》，迫不及待地翻到了魔芋烧鸭这一页。书页上详细地列举了用料和操作流程，果然，和我刚才设想的一样。

我再看这本菜谱的出版日期，1979年，我大概明白了。

接下来这顿饭和前几次一样，魔芋烧鸭端上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赞叹这久违的美味，可等到酒足饭饱，盆中却依然剩下不少。唐保好似也习惯了，没有说什么。

吃完饭后大家继续喝茶聊天。我偷偷把唐保扯到厨房里，故作神秘地对他说：“保长，你还不谢我，我找到你这魔芋烧鸭的问题所在了。”

唐保“嗤”一声笑：“啥子问题？你们几个以前抢起来跟讨口子（乞丐）一样，现在好的吃多了，整不下了嘛，有个屁问题！”

我把《家常川菜》拿出来递给他：“不是你的问题，是这本书的问题，我知道你的招式基本都是跟到这本书里头学的，对不对？”

唐保一头雾水地接过书，“哗哗”翻了几下：“是又啷个嘛，你看出啥子问题了？那个年代怕没得盗版书哦。”

“严格说来也不是书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我也是刚看你烧菜才想到的。”

接着，我就把自己的推断告诉了唐保：问题就出在第一步——热锅用二两肥肉爆油。为什么要用肥肉来爆油？这是1979年的菜谱，那年代还不兴用什么饲料激素，鸭子都是瘦瘦小小的，所以要先用肥肉爆油出来，烧的时候才更香。现在什么情况？菜市场一转，鸡鸭都肥得冒油，还要再加肥肉来爆油，那油就太多了。现在人都是营养过剩，太油腻的东西最败胃口，开始觉得好吃，多吃几筷子不知不觉就腻了，所以才会每次都剩下。

“你懂我的意思吗？问题就出在你用了1979年的做法，来加工2019年的食材。”

说完，我有些兴奋又有些忐忑地期待唐保的回应，而唐保就那样面无表情地站着，很久没有说话。

---

两天后，唐保他爸的大寿在附近一个农家乐举行，我们这批朋友基本都凑齐了，厂里的头面人物也来了几个，场面很是热闹。我留意着唐保，他并没有表现出异样。

我开始头疼回来之前本打算给他说的那件事，不知道还该不该说。

走前一天，唐保请我们吃饭，依旧有一道魔芋烧鸭，这次大家吃得意犹未尽。可面对餐桌上这么明显的变化，除了我之外，似乎并没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唐保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喝酒划拳的声音明显响亮起来。

我心下了然，下定决心告诉唐保，我有个朋友有急事要转让一家小吃店，要价不高，地段也很好，机会挺难得的，看他有没有这个意向。唐保没有像以前一样推脱，他说要和家里商量一下，最后在我在回程的车上，接到他的电话，说过两天到成都来现场看看。

我问他要是过来做的话，考虑好“唐保长烧菜馆”怎么办没有？

唐保心情似乎不错，笑着对我说：“我做了十多年的魔芋烧鸭都能换个做法，那唐保长换个活法有啥子问题？”

挂掉电话，我又想起了那年招待所聚餐时第一个跳出来“打通庄”的小胖子。

唐保最后盘下了那家小吃店，改做快餐式烧菜，店里日常提供三到四个烧菜，连饭带菜，16元一位，生意很好，其中最受欢迎的菜品，还是魔芋烧鸭。

这家店的店名，叫“兴旺烧菜馆”。

源济

粒粒白米是人生，一只红鲟是爱意丨人间有味

原创 伊一 人间theLivings 2020-05-01

时隔多年，八宝红鲟饭总让我想起，自己曾如此有幸成为父母的女儿，生活在他们用爱营造的家庭里，这让我面对人世艰难总比旁人多了一份勇气和笃定。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84

1

1975年，我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小镇上。彼时母亲已41岁，生完我后，她的身体越发弱下去，常年药不离口，记得幼时我向她撒娇索抱，总被父亲一把拽开。

母亲性格温柔谦和，是典型的江南女子，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严格遵照基督教义行事为人。我是老幺，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孩子多了，拌嘴打闹的事也常有。可母亲却从未责骂过我们，更别说动手打。父亲则性急，不善言辞，没说几句话就脸红脖子粗，再解释就说全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

不过，性急的父亲对母亲却极有耐心。

打我记事起，父亲已是镇上一家中学食堂的主厨了，平日还会帮十里八乡的大户人家操办的红白喜事。即便常年营营役役，他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做饭、洗衣、做卫生，甚至包括一大早起床倒马桶——这在当时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福州，简直算是异类。镇上女人们常夸母亲好命，嫁了个好丈夫。母亲就红着脸，低声应承。

然而，我小时候半夜醒来，却瞧见过几次母亲跟父亲“怄气”——母亲坐在床边垂泪，父亲站在一旁搓着手来回兜圈子——我二话不说就翻下身去，狠狠推父亲一把，“不许欺负我妈”。

我人小力气却大，好几次父亲都被推得打个趔趄摔倒在地上。每逢见此，母亲就“噗嗤”一声笑出声来，父亲则轻拍我的屁股，“快上床，小心着凉”。而后，他俩闭灯睡觉去了，留我一人百思不得其解。

1981年9月，父亲让我跳过幼儿园大班直接上小学，幸好我从小跟着母亲上教会读诗，识字对我不算难，彼时大姐刚出嫁，其他的哥哥姐姐要么上班，要么住校上学，家里就剩父母亲、三姐和我。

父亲看我会识字后，便拿出珍藏的菜谱让我念着玩。偶尔他在家时，我便搬了张小竹椅坐在他身边，问“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是海米？勾芡是什么意思？”……冬去春来，一本菜谱几百道菜，我挨着念了几个来回。偶尔念到一道菜，父亲让我停下来再念一遍。起初，我以为是哪儿出错了，而后才发现是父亲想听得仔细点买材料来照着做。

“爸，这个菜你没做过吗？”

“怎么没做过，当年在部队炊事班，我南北菜系都做了个遍。”

“那为什么在家里还做这些菜？多费钱啊。”

父亲把刀往菜板上一砍，刀稳稳地立在案板上，“阿红啊，你得记着，人生就像做菜，菜谱是死的，人是活的。该讲传统就得讲传统，但不能死讲传统，要懂得因地制宜。就如广东的菠萝咕咾肉，来了福建就成了荔枝肉，到了东北就是锅包肉，表面上看只差一点点，可实际上差的不仅仅是外表，还有内里的滋味……”

每逢父亲讲“大道理”时，我就不懂装懂地点头，心里想着，只要父亲能给我做好吃的就行。

不过，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家伙食一直是出了名的好，顿顿三菜一汤，就算只有番薯南瓜，也能被父亲侍弄出别样的滋味。

时隔多年，许多同学提到去我家蹭饭的事，往往都以“你家的饭比我家年夜饭还好吃”为结尾。那时我也为此苦恼——父亲做的菜太好吃，我一直是同龄人中最胖的姑娘。可饶是如此，我仍控制不住自己这张吃货的嘴。

第二年冬至前后，父亲又摸出本《闽菜大全》让我念。当我念到“八宝红鲟饭”时，图片上的大红鲟挥舞着两只大螯，配上油光发亮的八宝糯米饭，实在诱人，我咽着口水问：“这不就是螃蟹吗，为什么又叫红鲟？”

父亲给我解释了红鲟与螃蟹的区别，随后又补了一句，“反正煮到最后都是红红的，吃起来每一口都鲜得不行。”我急不可耐了：“爸，我想吃红鲟饭，明天你给我做一顿嘛。”

一旁做针线活的母亲就笑着说：“傻丫头，红鲟可是稀罕物，就我也只在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上才能吃到。每次我爸边开鲟盖边说吉利话，然后把大螯夹给我吃。那味道香到骨子里，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呢！”

原本在躺椅上悠悠然的父亲一下子坐起来，双眼发亮地看着母亲。我没想那么多，不管不顾地嚷起来：“那我今年大年三十晚上也要吃红鲟饭。”

“一只红鲟得花你爸半个多月工资呢！咱家前几年盖房欠的债还没有还完呢，可吃不起，等还完债了让你爸弄一盘。”母亲又说，我赶紧闭了嘴。父亲摸了摸我的头，没有吭声。

2

日子一晃到了年底。母亲按着习俗，先“筅堂”（大扫除）做卫生，洗洗刷刷到腊月二十三，然后开始蒸糖馃（红枣花生芝麻红糖蒸成的年糕）、做米馃、炸海蛎饼。那时家里没有冰箱，母亲炸完留给我们少许，便将剩余的放在大竹筐里，吊在房梁上，说是怕老鼠偷，我只觉得她是怕家里我们这几个馋猴儿偷。

过了腊月二十五，母亲开始带着我去街上备年货，又送了一些去镇北的4个舅舅家。这些日子，总不见父亲，每天都是我睡着了他回来，我醒了他已出门。母亲说年底正月，结婚的人多，父亲有时候一天都得串好几家的场。

那一年，父亲忙到腊月二十九才结束。大年三十一大早，父亲便喊我起床，骑着二八自行车，我斜坐在前梁上，一路“叮铃铃”地往街上去。从镇尾到镇头，都是卖春联鞭炮、年糕水果、花生瓜子糖果蜜饯等年货的摊子，浓浓的年味漾满了整条街。路上，但凡看到家里没有的东西，父亲就会停下买个一两样，车后座被塞得满满当当。待到海鲜市场门口，我在外看自行车，他独自进去，没一会儿便拎了许多东西挂在车把上。

回去时，他推着自行车在前，我拎着大袋小袋跟在后，看着父亲宽厚的肩膀，耳边响着“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心里的欢喜都快要溢出来了。

到家时，姐姐们忙着洗洗刷刷，母亲在厨房忙着蒸包子、炸面食，满屋都飘满了香味。午饭后不久，父亲便钻进厨房开始忙活。我跑到门外溜达，街上的小贩也收摊回家，人渐渐少了，鞭炮声却开始此起彼伏，家家户户的厨房里也开始飘出饭菜香。

到了傍晚，父亲开始喊姐姐们帮着端菜，我争着要摆筷子放碗，母亲坐在一旁紧着吩咐：“一定要小心，大年三十不能打碎碗。”转眼间，八仙桌上已摆了九道菜，最后父亲端上一个盖得严严实实的大圆盘放在中间，一丝似有若无的异香迎面袭来。我使劲地吸了吸鼻子，伸手要去掀盖，被父亲瞪了一眼。

母亲带领我们做完饭前谢恩祷告（基督徒饭前仪式）后，父亲掀起锅盖，一只大大的红鲟趴在盘子中间，我大喊一声：“八宝红鲟饭！”

母亲横了父亲一眼，父亲却嬉皮笑脸：“来，全家妈妈最大，有请妈妈来开盖。”

原来，饭当中的那只红鲟盖，唯独长者才能打开，在打开之后，意味着年夜饭正式开始。母亲用筷子夹起红鲟盖的瞬间，隔着满桌的香气，透过隐隐的蒸汽，我似乎看到母亲眼角的泪痕，待我再仔细瞧过去，却见母亲如孩童般欢呼起来：“阿端，是这个味儿，是我小时候吃的味！”

父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今晚红鲟饭个个都得吃。吃了来年我们家能蒸蒸日上，十全十美，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发大财！”

“好咧——！”那年的年夜饭，深深地烙在我记忆深处：明亮的灯火，氤氲的热气，满屋的饭菜香，间或夹杂着水仙的冷香。屋外的鞭炮响彻天，却怎么也盖不过满屋的欢声笑语。

吃过饭后，一家人围在父母亲的卧室里“坐三十暝晡”（俗语，即守岁），发完压岁钱后，我们围铺的围铺（坐在床上，盖着被子取暖），打麻将的打麻将，我趴在母亲的腿上，睡意朦胧间，母亲却一反常态地讲起了她小时候的事。

曾外公家当年是我们县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家产颇丰，曾模仿山西的王家大院，在镇北边盖了108间房子，房连房、院连院，巷道纵横，下雨天不打伞挨家走遍都不会淋湿，那个后花园在我们当地数一数二。曾外公当时说，“这些房子让自己的子孙住个十代八代都没问题”。

几次土改后，外公的田地和家产悉数上交国家或分给贫农了，一家人连老带小十多口人窝在早先给长工预备的一间小耳房里。

1961年秋天，父亲从部队回家探亲。镇北的六姑婆见父亲人将30仍孑然一身，就做媒把母亲介绍与父亲。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私下对媒人说：“看她第一眼时，我就知道这辈子做我老婆的只能是她了。”之后，不顾上级阻拦提前转业回到地方，进入县公安局工作。第二年，又不顾领导和家人的反对娶了身份不好的母亲。

没几年，文革开始了。外公一家因二舅是国民党，在解放前随蒋介石军队去了台湾，使得一家人不仅被扣上了“大地主”的帽子，而且还多了“通敌叛国、反革命分子、黑五类……”等好几项。无休无尽的批斗、游街没多久，外公、外婆都去了，而舅舅和舅妈们也成了“人人喊打的牛鬼蛇神”。

与此同时，县领导也找父亲谈话，让他在母亲和公安局局长的职位两者间做出选择，父亲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随即离职回镇上当了一名中学食堂的厨师，还哄母亲说，“食堂伙食好，回镇上能方便照顾家里”。

文革结束后，父亲为外公平反的事四处奔走，费尽心思才拿回一处房子，让舅舅们都有了住所。这时，母亲才知道父亲为她放弃局长职位一事，为此狠狠哭了一场，说自己不值得父亲那么做。父亲却说，“这世上啥也不如一家子平安齐整来得舒坦”。

在那个除夕前，我从未听过这些往事，就连哥哥姐姐们也不甚其详。或许是一碗红鲟饭，勾起了母亲的回忆。夜里人群散去，我睡意朦胧时，隐约听见母亲嗔怪父亲：“你看你，花那么多钱买红鲟，太浪费了。”

“钱没了再赚，你和孩子能开开心心过个年，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可咱家还欠着债呢！那么多钱吃一顿就没了，太可惜了。”

“报告领导，本人准备过完年就做包子赚大钱，请领导批准！”

母亲掐了父亲一把，吃吃地笑起来。我实在熬不住，合上眼睡了。

3

年后，父母亲真开始每天早起蒸馒头包子、炸油条麻花，偶尔也让我和三姐拎出去卖，我们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那之后，父亲也常常会拎回一只红鲟清蒸，说要给母亲补身子，其实大多都是进了我的肚子里。但唯独八宝红鲟饭，父亲却只在年三十才做。

1985年春节后，母亲的身体愈发不好，经常头疼、胸闷，夜里很难睡个囫囵觉。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母亲因多年忧思和劳累，导致心脏不好，不能干重活。父亲便让母亲辞去竹器厂的工作，专心在家休息。

听闻猪心对母亲有益，父亲几乎寻遍镇上所有的屠夫，拜托他们有了猪心便留给我家。然而三四天才能寻得一个，处理起来更是费工夫——先是剥去猪心上的筋膜和白色油脂，随后深划十字花，入清水中轻揉慢压挤净血水，再进沸水里微微一焯，捞出来。最后，往十字花里塞点朱砂和盐，拿线缝起来，放罐里慢慢炖上两小时左右。

见父亲做得如此细致，我眼馋，以为是什么珍馐美味，非要闹着吃一口。尝一口，却不过是清汤寡味，往后母亲再让我吃，我摆着手扭头就跑。

当然，父亲不只是寻猪心，他还经常挖柳树根、上山采草药——但凡别人告诉他治好母亲身体的偏方，他都要找来试试。

然而，这年五月后，母亲的病却愈发重了。一番犹豫后，父亲将母亲送去二姐工作的医院休养。每隔一两天，就搭1个多小时的车去陪母亲一晚上，等第二天中午才回来。若逢周末，他便一早去市场买回带鱼，切断煎炸得微黄喷香，装入保温盒，再带上些自制的油饼、麻花等，带着我一起去医院看母亲。

端午前，父亲接回母亲，说等节后再去医院休养。那天晚上，父亲连做了好几个菜，左邻右舍都来看母亲，热热闹闹地坐满了大厅。父亲嘴拙，没说什么话，就挨个儿倒茶，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次日，父亲刚蒸好母亲爱吃的紫菜包子，便给我念叨，“明天是初三，要煎面饼（春卷）给你母亲吃”（我们这边过端午，素来说初三煎面饼，初四做节仔，似乎比初五更隆重）。

我捧着包子啃得像狗，对父亲提要求，“那春卷里蛏要少一点，瘦肉、豆芽多一点”。母亲则坐在门前给父亲缝衣服，望着我笑。

我原以为，第二天的春饼能如我所愿，却没想到那以后春饼成了我最不愿触碰的东西。

1985年6月20日，农历五月初三。

上学前，母亲让我先顺路送一篮子鸡蛋给大伯母家，我不愿意：“我不去，大伯母对你不好，原来总挑拨爷爷打你。现在对我们也不好，总是无缘无故骂我们。这些鸡蛋是人家送给你吃的，不要送。”

母亲劝我：“《圣经》上说，若有人要打你右脸，你就连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马太福音》5：39）。我们要宽容忍耐。再说了，人家是长辈，无论怎样都得尊重她。”

我拎起书包就往外跑：“那等我中午回来再说，现在上学要来不及了。”冲出家门的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放学后，见家里大门敞着，我屏住呼吸，站在母亲的屋门前偷偷地听了一下，没啥动静，想进去看看又怕她让我送鸡蛋，就蹑手蹑脚地进了对面的屋，打开课本开始做作业。没一会儿，大哥也回家了，他进了母亲的屋。突然，我听见他撕心裂肺地喊“妈、妈……”我急忙跑过去，看到母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快去！快去喊六伯娘，咱妈出事了。”大哥红着眼冲我吼着。

我全身发凉，心想要跑，脚却一动都不动。见状，大哥一把推开我跑了出去。我慢慢挪到床前，伸出手指摸了下母亲的脸，暖乎乎地，自言自语，“大哥傻了吧，妈妈是睡着了……”这时，几个人劈里扑通地猛冲进来，其中一个是赤脚医生，把我挤到一边，将母亲的眼皮一撩，再摸摸心口和脉门，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顿时，大哥跪在地上哭得惊天动地，没多久，父亲就像疯了一样闯进来。我嚎啕大哭起来，心里无比痛恨自己，为什么那天早上不把鸡蛋送去？为什么放学回家不先去看母亲？……

从那一天起，我的人生没有童年了，父亲则一蹶不振，反复说是因为他把母亲接回来过节，才让母亲心脏病突发时无人照顾。之后那段时日，许多人上门求助让他操办酒席，父亲都是推辞。无奈之下，二姐申请调回镇上医院以便照顾父亲和我。

这年年底，入腊月许久，我家都冷冷清清，什么也没准备，父亲闭口不言，最终还是二姐三姐简单买了些年货。可到了年三十那天，父亲却又一大早出门，拎回来许多东西，一只大红鲟赫然在内。摆桌时，红鲟蒸饭照例卧在饭桌中央，大哥放完鞭炮后，父亲拿起筷子掀开鲟盖：“来，来、来，大年三十团团……”他哽咽了一下，“大年三十红鲟饭，来年蒸蒸日上、十全十美，大家多吃点。”

我颤颤巍巍地夹起红鲟的大螯，将到碗里时，不小心抖了下筷子，大螯滑掉在桌上。大哥起哄：“噢噢，小妹今年得一整年吃饭掉饭粒啦！”我突然想若是母亲在，肯定不许大哥这样奚落我，泪水忍不住涌上来，怕他们看见，就低头偷偷憋了回去。而那碗盼了一整年的八宝红鲟饭，因为母亲不在了，也仿佛失去了香味。

那一夜的守岁，父亲独自呆坐在阳台外面，哥哥们躲在楼上看书，三姐拼命地洗刷厨房。我随二姐收拾屋子，望着父亲的背影，二姐告诉我，母亲的身子不好，很大部分是因为思念外公外婆落下的心病，小时候我所谓的父亲欺负母亲的事儿，其实是母亲为了娘家事伤心。

“母亲当年极漂亮，又是古早的小姐身份，虽然那年代地主小姐被红卫兵踩在脚下，可父亲总觉得自己高攀了。他真的是把母亲捧在手心里哄的，母亲在世时，常说自己嫁给父亲没有一点遗憾。”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的红鲟八宝饭，那其实是父亲为母亲特意做的。父亲对母亲的爱，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他有着中年男人被生活压力导致的粗糙，但却始终对母亲爱怜有加。

过完年后，父亲又开始给人办酒席。那时办红白事的东家，开始论桌给厨子钱了——此前就是事后给厨子送肉、送鱼就行。有的东家办了30桌酒，等酒席散去，便按一桌5元封了150元的给父亲，这在当时也不是小数目，可父亲却不收，人家只好硬塞给我们些烟酒茶叶。

4

1988年，母亲去世3年了。一个夏日午后，三嬷领着一个身材瘦削的女人走进我家，：“阿红，你爸呢？”父亲闻声而出，看到三嬷和那个女人，脸瞬间变了色，扭头对我说：“阿红，你先上楼写作业。”

我上楼时，隐约地听见父亲说：“三嫂，你看看，带着人来也不说一声。”三嬷大着嗓门回：“哎呀，阿英都过了好几年，你也该找个人帮忙照顾孩子了。”没两天，姐姐们也回了家，将我打发出去玩，说是要和父亲商量要紧事儿。待我玩了一圈回来，只见父亲独自站在客厅，呆呆地望着墙上母亲的遗照。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乖巧地去熬了一锅地瓜粥，拌了一碟空心菜招呼父亲吃饭。父亲见了，嗳了一声：“你妈一到夏天，最喜欢吃空心菜了……”我只顾埋头喝粥，静静地听父亲提起母亲。那天晚上，透过厚厚的墙，我也能听到父亲长长的叹息声。

大姐后来提起，三嬷诚心诚意地要给父亲做媒，也特意招呼她们回来商量，她们倒没意见。父亲却不同意，还说，往后谁提再娶的事儿，别怪他没好脸色。

第二年，大哥考上大学，二哥去参军，三姐初中毕业便闹着出去打工，而二姐也按照母亲的遗嘱嫁给了二姐夫，家里一下子空下来，就只剩父亲和我了。

或许是感受到孩子们都长大，也是需要钱的缘故，父亲办酒席终于重新开始收钱了。此时一桌酒席已经涨到10到30元不等，有时一晚上，父亲就能收入五六百元，引起不少人称羡。那段时日，父亲拼命挣钱，每周都要去银行存一次钱，还把存款单给我看，说要给我攒嫁妆。我往往嗔怪地说：“我才不嫁人呢，我得永远陪着你一直到100岁。”其实，那时我早就收起了小女儿心态，一边努力读书，一边学做饭、洗衣照顾日益苍老的父亲。

1992年，我收到大专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大摆宴席，说要祝自己的“小珍珠”学业有成。昏黄的灯光下，已是花甲之年的父亲举杯与亲朋相碰，我却瞥见他眼里闪烁的泪花。酒阑宾散后，他拉着我说，“要是你妈在，该多好啊。”

---

时光如水，一晃3年过去了，我毕业参加工作。父亲因长期操劳和思念母亲的缘故，身体也垮了。这年，大哥大嫂在外地过年没回家，二哥在部队，三姐也嫁人了，家里就剩下我和父亲过年。

年三十那天下午，父亲招呼我进厨房，说要把红鲟蒸八宝饭的“秘法”教于我——

糯米先泡半小时，而后上蒸笼蒸；干贝、香菇、蛏干之类的干货分别泡发；胡萝卜、肉（鸭肉、猪肉均可，更正宗的是用鸭肉）、火腿切丁。唯独面对着张牙舞爪的红鲟，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下手。父亲教我，拿着一根牙签，一手摁住红膏鲟，一手将牙签插进红鲟的嘴里，再放入酒里腌上，过了一会，等红鲟动静小了、不挣扎了，就可以解开草绳，用刷子细细清洗，然后掀开鲟壳，剔除两腮及底下的小盖，把腿切为块状。

待糯米饭蒸好凉透后，把泡发好的干货和胡萝卜、肉、火腿逐一加入拌匀，加一点盐巴和虾油，而后在面上依次摆好鲟片，盖上鲟壳，再放入蒸笼蒸15至20分钟。

父亲搬了条板凳坐在灶边，一边看我操作一边指点。我细细地按着父亲说的做，待我把码好的红鲟饭放入蒸笼的那瞬间，突然有种朝圣般的心情涌上心头。

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多年前父亲为母亲做这一道菜的心思，不善言辞的他，把对母亲的那份拳拳爱意，一点一滴地融入在日常饭蔬里。

晚饭前，父亲拿出一挂长长的鞭炮，让我和他去门前一起放，在“噼噼叭叭”的鞭炮声中，透过微微的火光，我看到父亲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上的鞭炮，四方脸庞在火光中忽明忽暗，神色莫辨。虽只是两人的年夜饭，我们的仪式却一点都没有删减，父亲说：“人可以少，礼不可少。”于是饭前祷告、掀红鲟盖、喝酒碰杯等还是样样齐全。

掀红鲟盖的那一刻，父亲夸我聪明，一学就出师了，然后使劲地往我碗里夹鲟腿：“多吃点，来年我们家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发大财！也祝我的阿红，此生幸福顺遂……”

自母亲去世后就变得少言寡语的父亲，那天却对我说了很多话，从“听人讲话要晓得人说话头你知话尾”的人际哲理，到“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千万别急着开门”的生活常识，话多到仿佛他已经预料这将是他和我吃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5

转年的初冬，父亲便因心梗突发过世了。

起初，我还没觉异样，总觉得是父亲出趟门，过段时间就能见到。可一天又一天过去，熟悉的家、熟悉的场景，往往“爸爸”一句出口，才惊觉再无回应。那以后，我过了好几年一人摸灶洗锅做饭的日子，每逢年三十便到哥哥姐姐家轮流过，仪式越来越简单，年夜饭只是在家简单炒几个菜。

2003年我结婚，老公是我们当地人，公司却在东北，我们也在那儿连过了几个春节。每次大年三十，多半都是找个饭店吃个年夜饭，方便省事，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偶尔在市场看到红鲟，恍然觉得，自父亲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在年三十晚上吃过八宝红鲟饭。或许是类似“近乡情更怯”的情结，八宝红鲟饭对我而言，是埋藏在内心里的、不可随意触摸的珍宝。

等到儿子出生后，我开始带着他回老家过年。那时候开始兴起年夜饭吃火锅，2017年春节，我们从年夜饭到初三中午，期间和亲朋聚会几乎顿顿吃火锅。当晚回到婆婆家，见又是火锅，儿子撅着嘴死活不吃：“这哪是过年？这是过火锅年！”最后没办法，婆婆把早上剩的粥热了给他吃，倒也吃了一大碗。

那天晚上，我把儿子的话学给老公听，老公说：“咱大人图省事能吃就行，孩子可不一样，就盼着过年吃点跟平时不一样的东西，都说一种味道能唤醒一种回忆，咱也要给孩子留个像模像样的记忆。”

我忽然想起那个贫瘠的年代，父亲为我们费时费工做的那道“八宝红鲟饭”，那是父母留给我最温暖的回忆，是我每一年的期盼和惦念，也是属于我家的那份独一无二的过年仪式。时隔多年，它总是让我想起自己曾如此有幸成为父母的女儿，生活在他们用爱营造的家庭里，这让我面对人世艰难总比旁人多了一份勇气和笃定。

那一刻，我知道了父亲为何要让我学会做“八宝红鲟饭”了。

第二天，我开始在厨房里折腾起来，蒸起家馃、炸年糕、炸鱼炸肉，没等我做完，儿子就开始探头探脑，偶尔跑进来偷偷摸摸地拿一小块塞嘴里：“妈妈，好香啊，这是在过年吗？”我不禁哑然失笑，果然是孩子啊。

那天晚上，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一桌团团圆圆十个菜，最后把“八宝红鲟饭”端上来，掀开锅盖的那瞬间，儿子的眼睛都瞪圆了：“妈妈，这是你做的吗？这真的是你做的吗？好好看，好好香，过年喽！爸爸，我要放鞭炮！”

我和老公相视而笑，原来在孩子的心里，年的意义不仅仅新衣、红包，还有一道道香喷喷的食物。无论是当年的我，还是现在的儿子。那天，老公和儿子到最后捧着肚子连声说吃撑了，儿子说：“妈妈，今天这样才像过年。”

我逗他：“妈妈做的饭难道比饭店的饭还好吃？”

“当然好吃，妈妈做的饭里，有家和爱的味道呀。”

我一下又想起了父亲和母亲。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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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一

一墨一心语，一步一光明。

源济

自己的小家散了，才知道爸妈家的那口饺子有多珍贵丨人间有味

原创 张弦声 人间theLivings 2020-05-09

我目前还无法肯定地告诉父母，王时就是那个心里有我也有家的人，毕竟时间才是最好的见证者。但因为父母对我的爱，我才有勇气再一次组建自己的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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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85

1

从小时候起，家里与饺子有关的各种不成文的规定，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但凡有亲人出门远行，临行那天必定是要吃饺子的。一到冬天，从冬至到除夕，再到破五（大年初五），吃饺子的次数就更多了。我家住大西北，按父亲的话说：“外头天寒地冻的，一家人一起吃顿饺子，暖人更暖心。”

论起包饺子的技术，母亲可是被亲戚朋友认证过的，绝对的米其林大厨水准——饺皮擀得内厚外薄，饺子馅更是不用说，猪肉和白菜剁到既没有碎到成沫、又没有大到如颗粒状，放入面盆中，加入她专属的调味料配比，搅拌均匀，一切都恰到好处。

灶台上，刚包好的饺子被母亲扔进锅里，当锅中的水连续两次沸腾，母亲的大铲子再次铲进锅里，饺子就要出锅了。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外加一碟已经调好的酱醋调料，再来几瓣生蒜相佐，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就是顶幸福的一餐。

待饺子吃好，再来一碗饺子汤，父亲一口热汤下肚，砸吧砸吧嘴，说一句：“原汤化原食！”再唠叨两句，“这饺子啊，就要一家人一起吃，这才叫好吃。”当然，也不忘再冲着我说一句：“将来你成家了，人多了更热闹。这饺子，就更有味喽。”

这一餐饺子宴才有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2003年，我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李俊。那时候我毕业后留在南方一个城市教书，李俊大我２岁，是某市局的公务员，朋友都觉得我捡到了宝。不久后，我们一起去彼此老家见了家长，双方家长都很满意。

只是就在我们计划结婚的时候，李俊什么也没说，忽然辞了职，说要和朋友合伙一起去老家福建那边开厂创业。

“你想有自己的事业，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偏偏要跑到你们老家去创业呢？就算你坐火车回来，都要10多个小时。”我心里有气。

“我也不想跟你分开。这不是我老家那边的工业用地便宜嘛，是这边的1/10。”李俊解释道。

当时，虽然我们买了新房，其实也只是付了定金，首付款要差不多10万。之前我们两家说好，他家出首付的钱和装修，我家出钱买家具家电。因为他家里就一个老母亲，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所以首付也就是自己的积蓄罢了。

可他忽然要创业开厂，钱自然全部投到了工厂里，我刚工作也没有什么积蓄，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向父母坦白了李俊辞职回老家开厂，没钱付新房首付的事情，希望他们能帮帮忙。

父母自然是极不同意李俊去搞什么“创业”的，说好听点是去当老板，说难听点，就是“还不知道下个月的工资在哪里领呢”，也不知道在电话里骂了我多少次，最后还是妥协了，拿出了所有的积蓄为我们付了首付。

没过多久，我结婚了，父母特地从老家赶来。那时我和李俊仍住在出租房里，新房是期房，还要等3年才能盖好。虽然父母对李俊辞职颇有看法，但当着面还是给足了他这个姑爷的面子，鼓励他好好干，争取早日事业有成。

还说，知道他正处在创业初期，确实困难，最终彩礼钱也是一分未要。

2

半年后，我怀孕了。婆婆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李俊常年在外，一切只能靠我自己了。

在电话里李俊倒是挺关心我，常常问我身体怎么样，难受吗？需不需要请假在家修养？我不想让他担心，更何况相隔甚远也没有什么帮助，便说：“挺好的，没什么事，我一个人搞得定。”

没想到，这句话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护身符。本来一个月他还会回来个两三次，后来居然一个月只回来一次了，我问他为什么，他便理直气壮地说：“你不是说你挺好的，又没什么事，我回来那么勤干嘛？”

前3个月无休无止的孕吐，让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有几次，我直接拿了一杯水、一本育儿书，在卫生间安了家。坐在马桶边的地上，想吐了就对着马桶，吐好了漱漱口，然后继续坐在那儿看书。

父母挂念我的近况，经常打来电话，我只说自己挺好的。又问李俊有没有常回来，我说常回来，就是不太巧，“这不刚去工作了”，每每听到我这么说，电话那头就是几秒钟的沉默，有好几次我都能感觉到他们想要爆发或者戳穿我的谎言、最后还是岔开了话题的无奈表情，只在电话里说让我好好休息，好好吃饭。

每次放下父母的电话，我总会无比心酸，孕吐也在这时候不期而至。

同事们大都挺关心我，只是有些人总是让我忍不住跟他大吵一架——每次见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你都怀孕了，怎么老公还在外边？这样可不行，你一个人多可怜啊！”我气得不行，这又不是我自己选的——可最后，我也只能微笑着谢谢他们的关心。

等到4个多月的时候，有天父母打来电话，问我的近况。

“挺好的，现在孕吐基本没有了，挺好的。”好像除了“挺好的”，我已经什么都不会说了。

“胃口呢？怎么样，孕妇就要多吃，你有想吃的吗？”父亲问。

“老妈包的饺子，我现在好想吃，做梦都想着。”我脱口而出。

几天后，父母又打来电话，说他们商量了一下，让我去单位请假，回娘家待产。“回家，让你妈包饺子给你吃。”父亲在电话那头说。我紧紧攥着手机，一时间什么话都说不出，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要回家了。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李俊时，他似乎比我还高兴，不知道是因为我有了人照顾而放心，还是不用每个月再两头跑。我不想深究，免得徒添烦恼，便向单位请了长假，一个人坐火车回了娘家。

父母来火车站接我，见我挺着个肚子，形单影只，父亲原本笑着的脸立马板了起来，只帮我提着行李，一句话也不说。母亲脸色更不好看了，絮叨着：“你一个人挺个大肚子，他也不知道来送你一下！”

我不想让他们不开心，赶忙解释：“送了送了，他把我送上了火车。”

“火车上也要将近30个小时，万一你有事情了，可怎么得了！”母亲语气很重。

我想继续替李俊说几句好话，父亲的话彻底封住了我的嘴，“不知道的人，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还以为你是离了婚，没了家，来投奔娘家了。”

路上的风有些凉，凉得我眼泪莫名其妙地往外蹿。原来在父母面前，我对李俊的所谓理解是那样的无力。

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最后还是父亲打破了沉默，“到家就能吃上你妈的饺子了，电话里你不是一个劲儿说，最想吃你妈包的饺子嘛，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抹了抹眼角的泪水，倔强地笑了。

3

几个月后，我生下了女儿妞妞。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老公又不在身边，我还要上班，所以在休完3个月的产假之后，我只能把女儿留在了父母身边，独自回了单位。从此，我的这个小家一分为三，隔着天南海北。

直到2008年秋，女儿3岁那年，我才终于住进了新房。那时候父母都已退休，考虑到如果把孩子送来，我一个人带小孩，注定是自己辛苦、小孩受苦，于是打算搬来我这边，与我同住。父母的到来，我很开心，虽说我早已是个成家的人，但大多时候，也都是一个人独守，平时也不做饭，家里连个烟火气都没有。现在好了，家终于像个家了。

但这久违的家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和谐”——问题主要还是在母亲。

自从来了家里，母亲总是无理由的絮叨、抱怨，甚至有时候话不对口，就开始和我吵架，先是说我从来不带小孩，就把孩子扔给她，自己躲在房间里看电视，可我每次看电视，不都是为了陪着女儿一起看动画片吗？

然后又说，李俊根本就没管过小孩，谁知道一天到晚在外面干什么，继而话锋一转，讽刺我说：“他不是老板嘛，那你应该是老板夫人喽，怎么连个小汽车都没有？别人创个业，3年不到，别说车子了，房子都买两三套，你老公呢？生活费又给了你多少？”我气得浑身发抖，但又无力反驳，她说的没错，李俊创业这几年，除了每个月还房贷的1000多块，还真没给过我什么钱。

而父亲则是另一个极端，话变得越来越少，要么不说话，要么一说话就大嗓门一吼，眼睛一瞪，一副马上就要跟人吵架的架势。渐渐的，我们家三人混吵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均以女儿的哭声告终。我心力交瘁。

更可笑的是，每次李俊打电话问我家里怎么样，我居然还告诉他“一切都好”，让他不要操心。电话打完，我都觉得自己可笑。

一天早上，我正在自己房间收拾准备出门上班，就听到客厅里的父母吵了起来。

我赶忙跑到客厅，原来母亲给女儿的毛衣外面又套了一件毛线背心，父亲觉得这样穿有点多，就随口说：“幼儿园里要跑跑跳跳的，穿太多，出了汗，风一吹，容易着凉。”

这一句不知怎么就惹恼了母亲，她瞬间火冒三丈：“怎么了，嫌我不会给小孩子穿衣服？对我不满意就直说，别一天到晚找我的茬！”

父亲一听，也立马火气十足，两人登时就对着干了起来。

我赶紧劝架，“大清早的，大家都少说两句不行吗？”就这一句话，父母的怒火瞬间步调一致地转向了我。

“孩子给带的这么大了，开始嫌弃起我们来了？”母亲说。

“你不带小孩，还不让带小孩的人说话了？”父亲也说。

我气不过，“难道平时我不带小孩吗？”

“就算你带小孩，那她爸呢？一个月回家都没有几次，说是自主创业做老板，但都这么久了，给家里拿回来什么了吗？你结婚，我们一分聘礼没要，你买房，他掏一分钱了吗？要是没有我们给你的钱，估计现在你们还在睡出租房呢！”

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我真是无话可说。确实，自己的老公在任何一个人眼里都不可能是一个好老公，一个好爸爸，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就为了让这个所谓的家完整吗？我眼里含着泪跑出了家门。

晚上下班，一想到回家又要跟父母面对面，我陷在椅子里，一动都不想动。也不知过了多久，手机突然响了，是父亲打来的。

“闺女，下班了吧？怎么还不回家啊，我们——”

父亲话还没说完，我的火气一下子窜了上来，“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不就是嫌我回家晚，不愿意带小孩嘛！我现在就回去，我飞回去总行了吧！”

父亲却笑了，“你又不是小鸟，怎么飞啊？别乱想了，我是叫你回家吃饺子。你不是爱吃你妈包的饺子嘛，你回来了，这饺子才能下锅哟。我和你妈可是一大早就去市场买肉买菜，回来又是剁馅子，又是和面擀皮子的，忙乎了一整天呢。”

父亲的话仿若针一般扎进了我的心里。是啊，他们原本应该在熟悉的城市里，跳跳广场舞，偶尔小旅游，一切惬意自得，却因为照顾我来到这里，不适应的气候，听不懂的乡音，还要帮我拉扯孩子，他们确实应该有气。母亲那些所谓的讽刺，也不过是恨铁不成钢地希望我好而已。如果不是他们帮我维持着，我们一家三口分处三地，又怎么可能是个家？

“……我马上到。”我挂断电话，跑出了办公室。

4

一日，一个月回不了几次家的李俊终于回来了，全家仿佛过年似的，女儿蹦蹦跳跳地满屋子乱窜，一个劲地叫着：“爸爸，爸爸”，父母也特地从菜场买了好多菜。

就在晚饭快好的时候，李俊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寒暄了几句，撂下电话就说：“有几个朋友叫我一起聚聚，你们自己吃吧。”说完就准备换鞋出门。

女儿一听爸爸要出门，整个人都蔫了，坐在沙发里一声不吭。我见他刚回家就出门，也很不高兴，想吵两句，但碍于父母在身边，只是不吭声，拉长了脸。而李俊仿佛像一个过于迟钝的人似的，丝毫没察觉到我们母女俩的反应，像没事人发生一样，大摇大摆地准备出门。

忽然，父亲开口了。想来父亲应该是气坏了，因为在这之前，尽管他对李俊也颇有不满，但从来都只是在我面前抱怨，没当他面说过。最后，李俊也没说什么，只是带着我和女儿一起出门了。女儿以为爸爸是带自己出去玩，一路上兴高采烈的，我跟在身后，回想起父亲刚才对他的数落，正想着怎么跟他解释一下，谁成想，我们刚走到一家酒店门口，他居然从皮夹里掏出一些钱，让我带女儿自己随便去吃点，“朋友要给我介绍一些生意上的人，家里人不方便出席。”

我没说什么，钱也没接，带着女儿扭头就走，在外面随便吃了点，闲逛了一大圈，直到实在没什么地方可去了，才带着女儿回了家。回家前我叮嘱女儿，让她不要告诉外公外婆，爸爸中途离开的事情。

“你就说，我们跟爸爸一起吃的饭，爸爸还有事情商量，我们就先回来了。你懂吗？”我生怕女儿不理解，还想跟她解释一下，没想到她立马点点头，“我懂得，这样外公外婆就不会不高兴了。”

我望着女儿，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伤。

那天李俊很晚才回家，气鼓鼓地给了我一张银行卡，“里面有10万块钱，拿去还给你父母。你妈不是总说，给了我们10万块钱买房子嘛，现在还给他们，我不欠任何人的。这10万虽然是我全部的现金流，但我还是给得起的。”

“我工作的压力又有谁知道？生意要谈，工资要发，现在的这个样子，你可能不满意，你爸妈也可能不满意，但我已经尽力了。”

第二天早上，李俊又出门了，说是去谈生意。我将那张银行卡交给了父母，父母都是一愣，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说：“那是我们给你的嫁妆啊，是嫁妆。”

不论对李俊，还是对父亲，我都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三天，李俊准备吃了午饭就回去上班。那顿午饭，母亲居然包了饺子。我想起父亲每次吃饺子时都会说的那句话，“这饺子就要一家人一起吃才更有味”，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饭桌上，母亲把那张银行卡放在了李俊的蘸碟旁，父亲开口了，“小李，我和你妈在你们结婚时给的那10万，不是借给你们的，是给、是给我闺女的嫁妆钱，所以没有什么还不还的。前天晚上，是我脾气大了点，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父亲的话让我愣住了，李俊更是一副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样子，“其实，我，我……”

父亲摆了摆手，没有让他说下去，“一家人，不多说了，不说了，都是一家人。”

饭桌上，饺子热气腾腾，两个男人都低着头，李俊是因为父母的退让，而父亲则是因为他认了一个不应该认的错，为了他的女儿，为了女儿的这个家。

5

2011年，我努力维持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多年仍处在“创业期”的李俊忽然提出了离婚，说自己找到了更适合的人，“如果你能早一点辞职，到我那里，或许我们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对我说。

我实在很无语。一直以来，你不是说我们这样是最稳定的模式吗？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哪天你创业失败，还有一个家可以回来。现在明明是你做错事，为什么还非要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呢？话到嘴边，我还是什么都没说，同意了离婚。

从民政局出来，因为他当天就要赶回他工作的城市，我提出开车送他去高铁站。以前他每次回去工作，都是我开车送他，今天算是最后一次。

“中午了，要不再一起吃个饭吧，做不了夫妻，我们还是朋……”李俊的话还没说完，我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好啊，好聚好散！”我故作洒脱。

刚巧路边有一个饺子馆，我想起母亲那句话，“送别的饺子回家的面”，就说道：“就这里吧，吃饺子。”饺子馆里人挺多，只剩下一个空桌子，我俩面对面坐了下来。

“吃饺子？”老板是一中年男人，“什么馅的？”

“白菜猪肉的吧。”李俊说着话，抬眼望了望我，意思是征询我的意见，我没答话，李俊讪讪地和老板搭话：“老板，厉害啊，客人很多嘛。”

“也就混口饭吃，冬天，吃饺子暖和。”

暖和？我在心里咀嚼着这两个字，父亲好像也总是说，饺子暖人更暖心，但现在，我知道我的心吃多少饺子也暖和不了。

饺子端上了桌。“还是咱妈包的饺子好吃啊！”李俊尝了一口饺子，抛出了这样一句话。“咱妈”这个词真是分外刺耳。

去高铁站的路上，他对着离婚证上两个小时前新照的一寸照片端详了起来。“你看，你照片上还是挺年轻的，我真是老了好多，这头发都白了一大片。可想而知，这些年我的压力有多大，为了这个家，为了……”他话没说完，我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真想立即停车，让他下车，但还是忍住了，我们彼此沉默着，直到车站。他下了车，转身关车门的时候，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声音。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脑袋一片空白，一股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手机响了，是父亲。

“闺女，快下班了吧。天冷，你妈今天包了饺子，下班赶紧回来啊，就等你了。”

这下可怎么办？离婚是李俊偷偷回来跟我办理的，父母还什么都不知道，我胡乱地答应着就挂了电话，心里害怕起来。我要怎样告诉父母，他们才会不生气、不难过呢？母亲常年哮喘，每天必须吸药控制，父亲也有高血压，万一他们一时间承受不了，有个三长两短……我真不敢往下想了，我用拳头不停地砸着汽车的方向盘，硬生生地把眼泪顶了回去。

回到家，嚼着饺子，食不知味，心里一团乱麻，不停重复问自己到底要怎么办，要告诉他们我离婚的事吗？要怎样告诉他们……

“闺女！”母亲叫了我一声。

“啊，啊？”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母亲已经面对面看了我好几秒。

“你今天是怎么了？丢了魂似的，叫你半天也没个反应的，这饺子够吗？不够我再下一盘去。”母亲问我。这时我才发现，饭桌上只剩了我们母女俩，父亲和女儿已经吃好，去里屋看动画片了。

“够，够，我也饱了……”我一边说，一边故作镇定地抬起左手捋了捋头发。

“闺女，你，你的……”母亲表情有些吃惊，“戒指，你的结婚戒指怎么不在手上了？”

我愣了一下，立马想起来，下午一个人在汽车里，由于太过气愤，就把结婚戒指扯下来，扔在了车座下。我本打算先故作惊讶，然后告诉母亲，估计是不小心弄丢了。但我也没想到，话到嘴边居然变成了：“妈，我离婚了。”

此话一出，我真想抽自己俩嘴巴子，骂自己蠢货，我狠狠地咬着自己的上嘴唇，有点不安地看着母亲。

我原以为母亲一定会大发雷霆，没想到的是，母亲只是愣愣地坐着，好一会儿没说话，像是在努力消化着我说的那4个字。终于她有些回神了，把盘子里最后一个饺子，夹到了我的蘸碟里，筷子有点抖，还刻意对我笑了笑，“闺女，吃，吃吧，别乱想啊，有我跟你爸在呢。刚才你就没吃几个，我再给你下饺子去。”

说完，她起身去了厨房。嚼着母亲夹给我的饺子，泪水流进了嘴里，这一次我没有去抹掉它，因为我心里一点都不憋屈了，“谁说我没有家了，父母给我的这个家，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6

2014年秋，我遇到了王时，他是我常去的理发店的发型师。不久后，我们交往了，有了结婚的打算。本以为父母会很开心地同意，毕竟在这个屁大点的小城市里，单身的老姑娘一抓一大把，更别说我一个离过婚，还带着孩子的女人。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父母竟然强烈反对。

“你一个大学本科生，他一个中专都没毕业，你觉得你们婚后能有共同语言吗？”母亲抛出了第一个问题，还没等我反驳，她接着说道：“你做老师的，旱涝保收，他呢？一天不上班，就没有收入，他总有干不动的一天吧，到时你们怎么办？他虽然结过婚，但是没有孩子，等你们结了婚，还得再生一个，那你就要养两个孩子，这个还没拉扯好呢，你又要拉一个。他一个月连个休息天都没有，晚上10点以后如果有客人来剪个头发，班都下不了。以后家里里里外外全靠你一个人，过得肯定比你现在还累，这样的生活你受得了吗？”

母亲连珠炮似的拷问，把我人整个都问懵了，愣愣地一句话也说不出。而父亲则是没有一句话也没说，仿佛是在无声的抗议。

过了几天，母亲带着女儿出去玩了，家里就我和父亲两个。

“之前你妈说的话你别太往心里去，这也是为你好，她不是不想你结婚，她是想让你考虑清楚，不要到时候后悔。”

顿了顿，父亲说，“找另一半呢，确实是一辈子的事情，真的要慎重。有没有钱，工作好不好，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你要找一个心里有你、还有你们这个家的人，这样即使工作再辛苦，他也会顾着家。过日子嘛，哪有不吵嘴的，最要紧的是，他心里有你，到时候就算你们真吵架了，他也会让着你。”

我反复咀嚼着父亲的话，心里热热的。

又过了几天，母亲突然问我：“还相处着呢？跟那个理发师。”

“嗯。”

“他还在原来地方上班？”母亲又问。

“嗯。”我转过头正准备应对母亲接下来的盘问，她居然不吭声了。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后，母亲刻意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的变化，看出来了吗？”

“变化？”我特意仔细盯着母亲看了看，摇了摇头。

“头发，外婆的头发，外婆剪了头发。”女儿提醒我。

我仔细一看，还真是，“挺好，显得精神。”我称赞道。

“谁剪的看得出来吧？”母亲紧接着又提醒我一句：“他姓王。”

“王时！”我惊呼。

母亲今天的心情似乎不错，应该是王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现得挺好，我挺高兴。但一想自己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整天让父母操心，不由得脸红起来。“妈，不用的，你跟爸的话，我记着呢，我有分寸。”

“不关你事，我自己亲眼见了，才更安心。”说着，她转身走进厨房准备做饭，不由又嘀咕了一句：“店还挺正规的，就是这理个发也太贵了吧，差2块100，好几天菜钱都搞没了。”

一时间，我的鼻子又有点发酸。

过了几天到了冬至，一清早，父母就开始忙活着包饺子。

“等下这锅饺子熟了，你饭盒里盛一些，给他送过去吧！”灶台前，母亲对我说。

“谁？”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还有谁？小王啊。人呢，我感觉还不错，肯吃苦，嘴巴也不滑，不过我也就见过一次，说得也不作数，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不过你也别怕，啥时候啊，我和你爸都站在你这边。”

我默默接过了她手中的饭盒，感觉整个人就好像刚吃过饺子一样，暖暖的。

后记

半年后，我和王时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父母的话我还不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毕竟时间才是最好的见证者，但因为他们对我的爱，让我有勇气试一试，我愿意相信王时就是那个心里有我也有家的人。

2015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也人到中年，当初与前夫的那些牵牵绊绊，也如过眼云烟般散得无影无踪。唯有母亲的饺子，父母给我的这个大家，在我心里从没有变过，也从未离开。

我想，如果要让我形容母亲包的饺子的味道，那应该就叫“家”吧。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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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弦 声

文字点亮了我生活中的光亮

源济

十年了，母亲终于重新喝上了熏豆茶丨人间有味

原创 叶凉初 人间theLivings 2020-05-15

因为父亲英年得病，母亲的一生过得极为不易，那些可以放松心情坐下来喝一碗熏豆茶的日子，就像沉沉黑夜里突然拨云见月、清辉遍地一样难得。这令她更加珍爱和懂得一碗熏豆茶的真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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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86

孙子们终于上了大学离开了家，70岁的母亲也像候鸟一样飞回乡下了。对于母亲来说，乡下天宽地广，有田有地，日子过得比城里舒坦。

母亲在城里住了18年，想来有些时候，她定是体会过不自在。可是为了孩子们，母亲从未表现出丝毫对乡下的留恋，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小家庭，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偶尔回乡下小住几天。

18年的城里生活，几乎把母亲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了。她努力改变自己，适应我们，比如：不吃隔夜饭菜，晚上尽量8点以后睡觉，早上不早于5点起床……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每天晚饭后，要喝一碗熏豆茶。

1

熏豆茶是江南小镇的一种传统食品，据说已经流行了千年。每家每户的熏豆茶都有自己的配方，比如我家的这一碗，除了主角熏豆和茶叶之外，还要加白芝麻、胡萝卜丝和一种自制的陈皮——当然，所有东西都是母亲自产的。

芝麻是一种带有灵气的食物，通常只做点缀用，但不可或缺。没有白芝麻的熏豆茶总显得有些敷衍潦草。芝麻是母亲抽空回乡下种的，秋天的时候再抽空回去收获，在晒场上经过两个大太阳，芝麻咧开，一粒粒蹦出来，收在布袋子里，吃的时候再淘洗晾干，放在铁锅里炒了，噼哩叭啦之后，香溢满屋。

另一味重要的食材就是陈皮。每次我们吃完桔子，母亲都叮嘱我们把皮收好，有了一定数量，就集中清洗放在大太阳底下晒干，煮开，刮去经络，再晒再煮。几制而成的桔皮气味清香，回甘醇厚，味道非同一般。

至于胡萝卜丝，制作就比较简单，腌好晒干即成，色泽鲜红，滋味咸鲜略甜。

烘熏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活计，到了季节，家家户户都忙得热火朝天。先从地里采来新鲜的毛豆，剥出豆肉，再用盐炒了，然后放在特制的筛子上，用炭火烘烤，一般要烘烤整整一个晚上。待熏豆翻起来的时候发出“沙沙”声，就说明水分已经基本烤干了，这时候尝一下，口感Q弹，豆香浓郁。

熏豆做好，母亲就用雪白的纱布把它们一小袋一小袋地装好，再整齐地码放在石灰甏里——小的时候，食物匮乏，乡下的孩子基本没有什么零食可吃，放在石灰甏里的熏豆就是我最惦记的美食。

在那个年代，这些豆子来之不易。田地是集体所有，大家只能在自留地的边角处，以及家前屋后种些毛豆。因着食物少、生存艰难，邻里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彼此都是“虎视眈眈”的。连一根枝条的朝向，几颗果子落在哪边，都能引发一场争吵。

熏豆自然是极为珍贵的，除了来客时能泡出一碗像样的熏豆茶外，它还可以派上很多用场——比如加一勺生抽，可以做早餐的过粥菜；成色好的熏豆也是乡下人最拿得出手的礼物，城里人特别喜欢这样的农家土特产。

我记得，母亲刚来城里的时候，是不喝熏豆茶的。

那时候，父亲刚刚去世，母亲的神情一直都很木讷。有很多次，我无意间看到母亲站在厨房的窗户边，呆呆地看着外面，一站就是很久，我不敢打扰她。

一天早晨，窗外突然大雨如注，和往日一样站在窗边的母亲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老大，下雨了，你爸该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人世了。”

听了这话，我感觉身上的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她接着说：“老辈人说，一个人死后，要下一场雨，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因为人走在湿地上是有脚印的，而死去的人，走在湿地上是没有脚印的。

听了这话，我忍不住上前搂住了母亲的肩。我们一起看着窗外的大雨，大雨中的树梢，以及树梢之上的天空，仿佛父亲真的刚刚离开，向天堂去了，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看我们。

那天傍晚，母亲解开行李中的一个小布袋子，把熏豆，桔皮和芝麻一一放到了桌子上。“老大，烧壶水，我们喝一碗熏豆茶吧。”

我赶紧应了，架壶烧水。母亲在灶台上将白芝麻炒熟，很快，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熏豆茶上桌了。透过氤氲的热气，我看到母亲低头喝茶时那柔和舒展的面孔，久违了。

整整十年，母亲没有这样平静而悠闲地喝一碗熏豆茶了。家里没有烘熏豆，更端不出一碗像样的熏豆茶。

那是父亲病重的十年，也是母亲最辛苦的十年，是一家人不堪回首的十年。

2

1990年初冬，读大四的我结束了3个月的实习回家度假，读大专的妹妹也回了家，一家人迎来了几年里难得的团聚。

那是一个大晴天，天气十分寒冷，舅舅家要建新楼房了，一船船沙石上岸，我和妹妹坐在北边的河埠头帮忙记账点数。舅舅认为我们是文化人，不会弄错，虽然冻得瑟瑟发抖，但我和妹妹仍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母亲帮舅妈准备工人的午饭，父亲则在家里晒稻子，秋天收割完的稻子一直堆在田间，得趁着大太阳再晒一遍就收上来。

午饭后，母亲先回了家，发现父亲倒在稻田里人事不省。她着急慌忙地奔回舅舅家报信，等我和妹妹到家时，父亲已经被邻居们抬上了床，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不能开口说话了。

赤脚医生几乎一语断定父亲中风了，是高血压引起的。我那时完全不知道中风是什么毛病，而高血压不是胖子才会得么？我父亲精瘦，小小个子，不足百斤，怎么会有高血压呢？

情况危急，赤脚医生让我们马上送父亲去医院。舅舅们迅速开来一只挂机船，将父亲送到镇上卫生院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卫生院的急诊科医生只看了一眼就叫我们送去苏州，情急之下，我们叫了一辆车，花了200块钱。在上世纪90代初，这真的是一笔巨款。

赤脚医生说对了，父亲的确是中风，要拍CT，准备开颅手术。乡下孩子见识少，我和妹妹虽然都已读了大学，但瞬间就像坠入恐惧的深渊之中。我一边听着医生的话，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医生看了CT检查报告之后说出血量不多，可以自行吸收，不建议开刀，可以保守治疗。我和妹妹这才松下一口气，那时，母亲也从乡下赶来，带来一些日用品，做好了长期住院的准备。

母亲虽然聪明能干，但不认字，我和妹妹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我决定等寒假结束就让妹妹去上学，等期末的时候我再回学校考试。

我陪着父亲在医院住了整整1个月，他脑部控制语言的神经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完全失语，右侧身体失去运动功能，仿佛又回到了婴儿状态，吃喝拉撒都离不了人。1990年12月31日，母亲说：“讨个吉利，赶在新年元旦前出院吧。”

出院后，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瘦弱的肩头上。在乡下，田地里的活儿，没有一个男劳力是无法想象的辛苦。往日勤劳能干的父亲完全成为了一个“废人”。为了不更多地拖累母亲，父亲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后来，他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又学会了用左手吃饭，甚至能在灶头上烧好一锅水，晾凉，等母亲从田里回来喝。

1991年春夏，我和妹妹都毕业了，忙着找工作。母亲每次都在电话里故作轻松地说，父亲好多了，家里有她，一切放心，不用回来。

等工作落定，回家那天，我和妹妹赫然看到父亲倚在村口的小石桥上。他半边严重萎缩的身子让他只能佝偻着腰，所幸的是他可以缓慢走动了，并没有像医生预计的那样瘫痪在床。

因为知道我们要回来，父亲一清早就从家里出发了，走到村口的小石桥，花了大半天。等看到我们时，父亲苍白的面孔泛起了笑容，兴奋得像个孩子，手上比划，嘴里“咿呀”地说着，我却听不出一个清晰的字。

跟着父亲往家走，他走得很慢很慢，我的眼泪就止也止不住。很意外，母亲并不在家，父亲指了指屋后的田野，意思是母亲在田里干活。很快，母亲拖着一身泥水地从田里回来了，身材本来就单薄的她越发瘦弱了，几个月不见，像是苍老了几十岁。

那一年，母亲43岁，父亲48岁，家里承包了4亩多田地，有无数的活等着母亲去料理。每天出门之前，母亲只叮嘱父亲两句话：照顾好自己，不要摔着；给我晾好一大碗白开水。当母亲拖着筋疲力尽的身子回家时，迎接她的，就是父亲忧伤无奈的目光，还有那一碗白开水。

有时母亲会对父亲说，自己实在太累了，不想做饭，只想睡了，“可是你饿不饿？”

父亲懂事地摇摇头，咿呀着表示自己吃过东西了，不饿。

那天，母亲依然很疲惫，她指了指水壶，意思是叫我们自己倒水喝。那是第一次，长时间从外面回家的我，没有喝到母亲泡的熏豆茶。此后的几天，也一直没有喝到。

母亲抱歉地说：“家里没有熏豆了，以后也不会有时间烘熏豆了。”

我和妹妹连忙表示，“没事，我们不想吃。”

3

一碗合格的熏豆茶，色香味俱全，端给客人，是一个女主人的面子，也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女主人的持家本领。因此，做熏豆茶也是乡下女子的“基本功”。比起田地里繁重粗笨的农活，母亲做熏豆茶显得更得心应手，这些活儿轻省又富有趣味。

到了农闲季节，主妇们常常围坐在一起喝熏豆茶，也是她们最享受的时光。小时候，我最爱这样的茶会，但小孩子是不配喝一碗完整的熏豆茶的，只能待在边上眼睁睁地看。母亲喝完茶，会把茶底留给我，那里沉淀了一碗茶的精华——碧绿的熏豆，橙色的桔皮，白色的芝麻，有时还有黑色的豆干，嚼起来滋味无穷。

可父亲病了之后，一年365天，母亲耗在田地里的时间大约有300天。她个子小，体力弱，沉重的农活几乎榨干了她所有的力气。回到家里，面对一个近乎瘫痪的病人，更是连一句抱怨的话也不能说。

对于父亲来说，日子一样难过，病痛不仅损伤了他的身体，还让他的神经更加敏感。每天，他看着疲惫的母亲，想着自己无能为力，内疚就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的心。像生活在沉沉黑夜里的人，见不到一线光亮。

一天母亲从田里回来，父亲邀功似地指着餐桌上的一小摊熏豆，“咿呀”地叫着。他微笑着，却表达不出最确切的意思，听了半天，母亲才弄懂，是邻居送来的新烘的熏豆。

那一堆碧绿的豆子，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堆翡翠似的，熠熠闪光。看着母亲两手的泥水，父亲指挥他仅能挪动的左手，抓了两颗豆子放到母亲的嘴里。母亲缓慢地咀嚼着这两粒熏豆，泪水从她干枯的脸上流下来。父亲惊慌地看着，不敢说话，过了很久，母亲才若无其事地擦干眼泪，对父亲笑了笑，转头去河埠头洗净双手。

后来，母亲对我们描述起那晚的情景，说自己流泪是因为很久没有时间和心情喝熏豆茶了。这熟悉的味道一下把她带回了父亲没有生病的时光，所以没能忍住眼泪。

1993年，是父亲中风的第3年，我和妹妹在城里上班，省吃俭用，只为了早日还清父亲生病欠下的巨额外债。虽然知道父母盼望，但路途遥遥，工作繁忙，除了逢年过节，我和妹妹很少回家。

每到农忙季节，就是我和妹妹最揪心的时候。人在城里上着班，心却全在乡下，想着母亲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收获和播种，担心繁重的农活会把单薄的母亲压垮。我打电话回去叫她请人帮忙，我们付钱。但那时候乡下还少有来干活的外地人，村上的人，农忙哪有闲的，所以请人做工是不现实的。再说，母亲也舍不得花这个钱。

一天傍晚，快下雨了，母亲实在无力将收割完的稻子挑回家，只得请村上的一个小伙子帮忙。结果，人家要先收了钱再干活，母亲只好放弃。最后，稻子是及时收回家了，可母亲却累倒在椅子上，半天都没有缓过来。在那些年里，这样的艰难日子对母亲来说不胜枚举。

生活艰难地推进着，母亲仍然没有时间和心情坐下来喝一碗熏豆茶，对于她来说，那样的悠闲时光已经永远过去了，偶尔她忙完农活提前收工，便仔细帮父亲做顿饭，洗个澡，陪他说说话。作为多年相伴的妻子，她最明白父亲的有心无力。

熏豆茶，在那样的日子里，成了我们家的一种奢侈品。

4

十年里，母亲只烘过一次熏豆。

1994的秋天，我和妹妹相继定下婚期。来年5月，母亲早早播下毛豆种，家里多年没有烘熏豆，连久病的父亲也孩子似地开心起来。国庆节时，家里堆了小山似的连着枝条的毛豆。

父亲用他唯一可以活动的左手，从枝条上揪下一个个豆荚。父亲多年没有干活，不但手上没劲，皮肤也不像原来那么结实了。很快，他的食指就被磨破了，母亲见了心疼，骂了他一顿，命他只能在边上看着。幸好邻居们来帮忙，才剥得了近30斤的鲜豆肉。

母亲挽起袖子，在灶台上撑勺炒豆子，新鲜的毛豆，略加了盐，翻炒中，空气里立即弥漫了一种独特的鲜香。母亲脸色平静，神情专注，手势娴熟利落，把炒好的豆子盛在筛子里。吃好晚饭后，她将炒好的毛豆摊薄，利用做晚餐时灶膛里的炭火余烬，烘烤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批熏豆就成了。

讲究的人家熏豆用的是老桑树烧火，据说那样烘烤出来的熏豆，味道特别好。可对于那时的我家来说，这将将熄灭的灶火已经很不错了。

30斤鲜毛豆烘成了两大盆鲜熏豆，搁在堂屋里的八仙桌上，感觉十分富足。接下来的几天，饭后的灶膛上总是搁着筛子，进来出去时，母亲总是习惯性地抓几颗豆子吃。到了真正结束的那天，母亲请帮忙的邻居们过来喝熏豆茶。

在我的记忆中，家里请喝茶的这一天，过于美好了。母亲终于恢复了女主人的样子，忙碌中的母亲一直微笑着，谦虚地向客人询问熏豆的味道，“咸了还是淡了？火候是否刚刚好？”主妇们则讨论着各自的新技艺，一种无法言说的轻快气息在周围流淌。

父亲倚着墙，微微斜着身子，安心而满足地看着妻子和客人，也暂时忘却了身体上的病痛和生活的沉重。

对于父母来说，结婚后的女儿才真正长大了。

妹妹结婚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屋，晚饭后，母亲叫我收拾了饭桌，说泡一碗熏豆茶喝，我看到父亲眼睛里瞬间充满了光亮。

很快，4碗熏豆茶齐齐端上了饭桌，老屋昏暗的灯光晃映着色泽鲜艳的茶水，我抬头看着已经老去的父母，他们瘦弱的面孔，鬓边的白发。那一年，父亲和母亲不过50岁出头，艰难的生活让他们看起来比真实年纪苍老了许多。

我忍不住心酸，低下头喝了一口茶：“这些年，妈妈您辛苦了，如今我们即将结婚成家，是真正的大人了，不用再操心我们，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

看似坚强的母亲突然将脸埋在手掌中，双肩剧烈地抖动，我忙上前抱住她，说：“妈妈，今天是好日子，应该开心啊……”

母亲在我怀里点点头，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端起茶碗，说：“老大老二，不管怎样，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真正的大人了，虽然我们家经历了许多困难，但只要我们整整齐齐的都在，就好。”一旁的父亲的眼睛里闪着泪光，不停地点头。

我们几乎是以豪迈的心情，喝尽了这一碗滋味无穷的熏豆茶。

随着我和妹妹成家立业，家里的生活也渐渐好转，我们都劝母亲不要再这么辛苦，好好照顾父亲就行，田地里的活儿就别干了。母亲当然是不听的，让田地白白抛荒了，她心里哪受得了——料理好父亲、料理好田地、料理好乡下的那个家，不拖累我们，就是母亲最朴素的愿望。

2000年春天，父亲眼见得油尽灯枯了，我却因为工作必须出一趟远差，那是我生命中最难过的7天。在异乡的街头，我天天心惊肉跳，害怕听到电话响起。

父亲还是努力等到我回来，只是已经完全不能出声了，他看着我，略显呆滞的目光里是歉疚、是心痛、是无奈、是期待，还有千万般的不舍。

那个早上，看他的情形还好，母亲就叫我回去上班，说家里有她，放心。年轻的我是如此无知，只想着自己新生的孩子。十年了，我习惯地以为父亲就是这样一直病着。

我去向父亲道别：“我要走了。”

父亲用忧伤的眼睛看着我，这是他唯一可以表达感情的方式了。过了一会儿，父亲眼中的忧伤渐渐熄灭了。他转过脸，示意我走。

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仍在为那个早上没有一直陪着父亲而痛悔。因为，那是他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个早晨。

5

折返回来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把母亲接到了城里同住。母亲将老屋的大门锁上，频频回头，万般不舍地上了车。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但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从今往后，我要竭尽所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弥补她过往岁月里所有缺憾，让她好好享福。

初到城里的母亲是恍惚不安的，她一辈子生活在乡下，热爱土地和庄稼，却不熟悉斑马线和高楼大厦，我也不敢让她去接送孩子。

我和丈夫早出晚归，整个白天，母亲独自呆在家里，孤单而寂寞，只有孩子放学时，她才真正展开笑脸。但母亲是坚韧而聪慧的，她很快适应了城里的生活，就像她很快接受了父亲的离去，当悲伤慢慢过去，母亲也从沉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整个身心都在从黑暗中慢慢复苏。

在那场大雨之后，每天晚上收拾完厨房，我们都要坐在一起喝一碗熏豆茶，聊聊白天的趣事。我高兴地发现，母亲认识了新邻居，也找到了新的朋友，可以去结伴买菜或者散步了。甚至，母亲还请他们来家里喝熏豆茶。

母亲行李里带的熏豆，很快就喝光了，那年春假，母亲说她要回乡下去播毛豆种子，“今年要开始烘熏豆了，现在有心情喝熏豆茶了。”从那以后，每年的春假，母亲都要回老家去种毛豆，到了国庆节再回去收毛豆、烘熏豆。

因着一碗熏豆茶，母亲和乡下的“脐带”又紧紧连上了。她像一只候鸟，在城里乡下来来回回，我能感觉到她的快乐。只是让我们甘之如饴的熏豆茶，孩子们却喝不惯，说又甜又咸的，不知是个什么味。我们母女三人听了，总是相视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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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飞快地长大，像鸟儿一样飞往外面的天空，母亲以更快的速度老去了。她说，自己想回乡下住一段日子，和老姐妹们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母亲已经年过七旬，虽然身体不错，但让她独居乡下，我还是很不放心。但从心里说，我并不想违逆母亲的愿望。我给母亲买了个老人手机，教她怎样接打电话，怎样充电，并约定每天晚饭时分会联系她，还再三关照了四邻八舍帮忙照看。

回到老屋，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烧水泡茶。虽然已经有了冰箱，但母亲还是习惯把茶叶和烘干的熏豆放在石灰甏里，又吩咐我：“老大，去拿熏豆。”

我乐颠颠地去房间里，搬掉压在石灰甏上的石墩子，一股熟悉的辛辣气息冲上来，雪白的纱布袋子里，是母亲早就拌好的熏豆胡萝卜干。我也像小时候那样，解开袋子，先偷偷掏出一小把熏豆，当零食吃。

母亲在城里生活了18年，但不得不说，在乡下老屋里的母亲是更加动人的。她浑身上下仿佛被注入了一股神奇的力量，然后再通过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活泼泼的，接近泥土和庄稼的气息，令人亲近。

在往后的电话里，母亲的声音也总是平和愉悦，令人安心。她说的最多的，当然是今天又和谁一起喝茶了，谁家今年的熏豆淡了或者咸了，谁家的新媳妇烘熏豆的手艺出色……

有一次，母亲和我说，如今的熏豆出了新口味，“村上有人烘了甜味的熏豆，味道还不错呢！”

还有一次，母亲说：“村上有人去古镇上卖熏豆，一斤能卖几十块钱，游客们新奇又喜欢。”

我知道，一辈子在田地里劳作的母亲，还是喜欢泥土的芬芳，喜欢田野的气息，喜欢熏豆茶的甘美。因为父亲英年得病，母亲的一生过得极为不易，那些可以放松心情坐下来喝一碗熏豆茶的日子，就像沉沉黑夜里突然拨云见月，清辉遍地一样难得。这令她更加珍爱和懂得一碗熏豆茶的真滋味。

母亲终于能轻松下来，过自己想要的日子了。而喝熏豆茶时的母亲，才是我想看到的模样，她郑重而细致地品尝着熏豆、芝麻，目光安详而平静。这一刻，她不是谁的妻子，不是谁的母亲，不是谁的外婆，就是她自己。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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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凉 初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研究馆员

源济

奶奶的茄饼，也许是她唯一能给我的爱了丨人间有味

原创 南山秋 人间theLivings 2020-05-22

奶奶辗转在姑姑叔叔们的家里，一年的12个月被她整整齐齐地分成了3份，匀给我的弟弟妹妹们，而我，只在她见缝插针的空隙里。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87

1

记忆里，奶奶并不是一个善于烹饪的人，所以她做的茄饼，也不是一道多么超越想象力的菜。用她的话说，难的是功夫，“这是一道功夫菜”。

茄子要切成丝，和饭店里的土豆丝差不多粗细。相比土豆的硬脆，茄子软绵绵的，下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

切完的茄丝，要用盐水焯两次，然后慢慢挤压，如何恰到好处地保留水分，让口感兼顾焦脆和水嫩，分寸需要把握好。

接下来，要给茄丝裹上面糊，面糊里只加鸡蛋和盐，奶奶说，唯有这样，才能吃出茄子本身的清香。

之后，茄丝就可以下锅了，这里，才迎来了真正的“功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自己10岁时的一个下午记得如此真切：奶奶端着小板凳坐在煤炉旁，仔细地煎茄饼，我在旁边咽口水，眼巴巴地等，一遍遍地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奶奶扭过头，微微笑着说：“茄子最吃油了，你放多少进去它都能给你吸走，所以大火大油虽然能很快煎好，但里面全是油，不好吃。别着急，慢慢煎，好东西不怕晚。”

蜂窝煤炉的炉火被炉圈封到最小，蓝幽幽的火苗轻轻舔着铁锅。奶奶眯着眼睛，加少少的一勺油，过一会儿，再加进一点，几乎是以“滴”为计量单位的。茄饼被奶奶手里的筷子逐渐调整成圆形，她坚持说，这道工序不能少，因为寓意好：任何事情，任何人，都要圆圆满满。

一老一小，围坐在煤炉旁，小女孩托着腮，时而看看铁锅，时而看看奶奶，午后的太阳温柔地挪动，而小女孩的世界里只有一件事情，便是等待香煎茄饼。等到一锅茄饼端上桌时，家里的大座钟已经敲过了好几次。

煎好的茄饼，外酥内软。外层金黄，枯枯脆脆，一口咬下，唇齿留香；里面却绵软多汁，依然鲜嫩。长大后的我，吃过很多茄子做成的菜，红烧的、油淋的、鱼香的、蒜蓉的……可这些茄子的味道，全都拜香料赋予。唯独在奶奶的香煎茄饼里，我能尝出茄子自己的味道。

这幅记忆中的光景，是在儿时的一个周末。那天爸妈有事要出门，留我一人在家。妈妈安慰我，“奶奶马上就过来陪你”。

我见奶奶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每次奶奶来我家，我总是雀跃万分。我从小就喜欢奶奶，她总是笑眯眯的，说话轻言细语，不像我爸爸，脾气暴得像冲天炮。我有时挨了爸爸的吼，就会气呼呼地向奶奶告状，恨恨地说：“他怎么会是你的儿子？你们一点都不像！”奶奶就拍拍我的脑袋，劝慰：“我帮你去骂他，哪个敢吼我的宝贝妮妮，搞邪了吧（方言，胆大放肆的意思）！”

我总缠着奶奶给我讲故事，而她的故事永远都是同一个开头：“从前啊，山里有个狐狸精……”这让我又想听又害怕，听着听着便躲进奶奶的怀里，那里有一股淡淡的、干燥的香味，又舒服又安心，让人昏昏欲睡。长大之后，偶尔我说起奶奶的故事多，爸爸就哈哈笑起来：“奶奶哪会讲那么多故事？她每次都胡乱编，编到哪里算哪里，不过你也好忽悠，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那天，奶奶敲门的时候，拎在手里的是一袋茄子。原本我以为她会带糖果来的，我颇有些失望。

但当第一锅茄饼的香气飘起时，我所有的抱怨就烟消云散了，茄饼吃到嘴里，我对它一见钟情。

在那之后，煎茄饼似乎成了我们祖孙间的一种默契，我只吃奶奶煎的茄饼，而奶奶的茄饼也只做给我一个人吃——现在想来，这道茄饼也许就像那些个“狐狸精的故事”一样，只是奶奶随意的一个尝试。但看到挑嘴的我狼吞虎咽，这道随便的菜，便成了一个保留菜式。

2

吃完茄饼，我和奶奶就并排坐在阳台上看书。奶奶手里捧着本《说唐全传》，是在爸爸的书架上翻出来的，我以前也曾翻出来过，打开看了眼，泛黄的书页，陌生的繁体字，竖体的排版，很快就兴趣索然地扔到一边。

奶奶捧着书看得津津有味，我又凑上去，靠着她的肩头一起看，可还是看不懂。我顿时失去了兴趣，拉着奶奶聊天，跟她讲：我考试又得了班上第一名；我被调皮的同桌欺负，切成丁的橡皮头被塞进颈窝里好难受；我的习作发表在作文杂志上了……细细碎碎说个没完，奶奶一直浅浅地笑着，时不时夸我“真棒”，是她的孙辈里最争气的一个。

奶奶的夸奖让我很是受用，突然，我就又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久前，我刚被爸妈强行摊派了每天晚饭后洗碗的任务，第一天的新鲜劲过去后，我就无比厌恶这个家务，可是爸妈的态度出奇一致，坚决不理睬我的抗议。

很多年后，我在相册里翻出当时爸爸给我拍的照片：小女孩的个头还没有水泥池子高，垫着小板凳勉强够到水龙头，脸委屈地皱成一团，上面好像还有委屈的泪珠。我哈哈大笑，说爸爸虐待未成年人，爸爸不屑地反驳：“哈？当时才洗了一个星期不到，你就哭着喊着要罢工。不过你倒是机灵，知道找奶奶搬救兵。”

是的，那天下午，10岁的我凑到奶奶耳边，神秘兮兮地堆上笑容：“奶奶，求你帮我个大忙，很重要很重要的大忙……”

奶奶吓了一跳：“什么事啊？”

我絮絮叨叨向她告状，哭哭啼啼地诉说爸爸不人道，最后还不忘加上自认为最有杀伤力的话：“只有求你了，我爸只听你的话。”

奶奶哈哈大笑：“没问题。”

想了想，我又觉得不妥：“你得帮我写个纸条作证，不然以后你走了，爸爸就不认账了。”

奶奶面露难色：“可我不会写字啊。”

我诧异极了：奶奶认识那么多我都不认识的繁体字，在我心里简直是知识的化身，怎么会不会写字呢？

奶奶笑着说，她就只会写三个字，就是她自己的名字。她从小就没有上过学，自己在家看书认识了很多字，但是，怎么也学不会写字。

好在这个问题难不倒我，我动笔写了一张纸条：“从今天起，不许再让妮妮洗碗了”——末尾加上了3个大大的感叹号，怒火和委屈呼之欲出。奶奶在落款的地方歪歪扭扭地签下了她的名字——双桂，那字好像是用火柴搭起的大楼，摇摇欲坠。我如获珍宝般把纸条藏起，那是我晚饭后快乐时光的保障。

爸妈回家后，奶奶就要走了，我扯着她的手不放，因为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可奶奶必须得回大姑姑家了。临走时，她不忘嘱咐爸爸两件事：“第一件，以后不要让妮妮再洗碗了；第二件，那本《说唐全传》我借走了，看完了还给你。”

爸爸忙不迭地答应着，但等到奶奶真迈出我家大门时，他还不是忍不住加了一句：“那书看完了记得送回来。”

之后，我倒是真的再也不用洗碗了，而那本书，奶奶却一直没有还给爸爸。

3

家人之间微妙的关系，我是在青春期时才慢慢体会到的。

我上初中那年，生活仿佛一夕之间发生了许多变化。爸妈在1993年追着改革的浪潮下了海，白天禁止大货车进城，爸妈便要在仓库熬到晚上10点，才能招呼集装箱车开进来，下货，清点，回家时常常已经是凌晨。外公的身体每况愈下，外婆同时照顾一老一小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12岁的我，也成了一名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孩。

中午尚能在学校的食堂吃口热乎的，晚饭却成了难题。那几年的回忆里一直弥散出方便面的气味——我家的方便面是成箱买的，我几乎尝遍了市面上所有的口味，从最初的新鲜到后来闻到就想吐。没过多久，我学会了煮面条和蛋炒饭，晚上随意弄一点填饱肚子，再做作业、洗漱、关灯睡觉。

爸妈担心还在长身体的我营养不良，不管回家多晚多累，都会点火再做一顿热乎饭菜，喊醒已熟睡的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赖着不肯起床，发着赖床气，妈妈总是抱着我哄：“吃一点，就吃一点，吃点鸡蛋和蔬菜，这些营养必须要每天保证。”

在我的记忆里，爸妈向奶奶求助过，请她来家里照顾我的生活。我原本满心里想着，奶奶如果答应了，我就可以天天见着她了。可惜愿望落空。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奶奶和大姑姑对视，满脸的为难。

90年代的尾巴，我读了高中。某个夏夜，睡梦中醒来的我无意间听到爸妈在争吵——准确来说，是妈妈在生气，这很不寻常。

我爸脾气暴躁，妈妈性情温和，日常的争吵，大都是爸爸急吼吼地转着圈叫着、嚷着，妈妈躲到房间里不搭理他。而这次，都是妈妈带着哭腔在倾诉，而爸爸却沉默着不说话。

我躲在被子里装睡，渐渐听出了个大概：

一周前，奶奶刚从我们家搬去大姑家——准确说，是“搬回”——奶奶平日住在大姑家，这次来我家，是因为她病了。这种安排，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似乎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一个惯例。

奶奶育有四个子女，大姑是老大，我爸老二，小姑老三，叔叔是幺儿。奶奶一直轮流住在两个姑姑和叔叔家，帮着料理家务，照顾孙辈。每次我们接到电话说奶奶要来我家时，我就知道，奶奶又病了。

妈妈是照顾人的一把好手，细心耐心，毫无怨言，做饭可口又善搭配营养。每次奶奶住过来，一周左右就会病愈，然后她就带着对妈妈的感激搬回叔叔或姑姑家。四邻八舍和远亲近戚，都说奶奶有个“上辈子修来的好儿媳”。

这次本是一次寻常的养病，不寻常的是，奶奶回到大姑家后，没过两天，就给我爸打电话，说她在大姑家住得太热，觉得我家那空调不错，让爸爸买一台空调送到大姑家。

1998年，空调还算是个稀罕物件，价格不菲，爸妈咬咬牙，才舍得买一台窗机装在我的房间里。最热的夏夜，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我的房间里过夜。妈妈和我挤在我那张1米2的小床上，睡一晚上，腰酸脚痛。

爸爸则睡在折叠的钢丝床上。钢丝床是为了奶奶养病特意买的，每次奶奶来我家住，我就腾出席梦思给奶奶，自己睡钢丝床。这次奶奶来养病，正是我家新买空调不久。奶奶高兴地说这样真舒服。我笑嘻嘻地告诉她，以后等我挣钱了，给她买大空调，天天吹。奶奶眯着眼睛，嘴角绽开。

妈妈的声音隐忍中带着哭腔，逻辑却清楚：

“老人有需要，按理说我们是应该要满足，但是不是也应该看看合理不合理？如果真是妈需要，我们咬咬牙也不是不能买，可是明明住在大姐家，却让我们买了空调送过去，我想不通——大姐家的条件比我们还要好一些，为什么自己不买，非要我们买？”

“如果妈真是嫌热，夏天可以住我们家，而不是只有生病了才来。大姐家的莹莹（我大表妹）需要她照顾，我们家妮妮就不配有奶奶照顾吗？这个奶奶的心，偏得是不是明显了一些呢？”

直到我快睡着了，才听到爸爸一声重重的叹息，屋子里寂静了，妈妈没有再说话。我却没有睡意了——我是不是很迟钝，竟一直坚信着我是奶奶最爱的孙女？

我曾在相册里看到过一张黑白照片，那是我和奶奶少有的几张合影之一，不知道是纪念我的100天，还是她的60岁。照片上的奶奶穿着一身旗袍，抱着初生的我，她有一头短短的卷发，眼皮微微垂着，眉眼里透着慈祥，身型瘦削却精神。

在奶奶的孙辈里，我是第一个出生的。我在成年后才知道，当奶奶知道我是一个女孩后，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斩钉截铁地对尚在病房里的妈妈说，自己年纪大了，带不动小孩，让妈妈自己想办法。我妈也是个倔强的人，听了奶奶的话，她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奶奶说完扭头就走。

2年后，大表妹出生；5年后，小表妹出生；8年后，表弟出生。奶奶好像忘了她年纪大了，也忘了她说过不喜欢女孩，她辗转在姑姑叔叔们的家里，一年12个月被她公平地分成3份，匀给我的弟弟妹妹们。而我，只在见缝插针的空隙里。

爸妈争吵归争吵，空调还是很快买好，送去了姑姑家。

4

不久后的一个周六，学校临时通知下午的补习停课。我想起大表妹曾跟我要过一套初中的复习资料，在家楼下的小餐馆胡乱吃了一碗蛋炒饭后，就带着资料去了大姑家。

我家离大姑家只有一刻钟的脚程，但两家走得不太密，到了楼下，我恍惚了一下，竟不记得她家住在哪一层。凭记忆，我敲了一扇门，开门时大姑的眉眼间有一丝迟疑一掠而过。

进门后，我才明白大姑的迟疑源自哪里——客厅里，大表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叔叔家的表弟在卧室睡午觉，奶奶在厨房里洗碗，我好像突兀地闯进了一片陌生的领地。我和大姑低着头，垂着的眼皮似乎在较量谁更尴尬一些。

我稳稳神，扭头看向大表妹，她见到我来倒是很高兴。我低声问大表妹：“恒恒（表弟）每天中午来吃中饭吗？”

“是啊，奶奶说学校食堂的菜没营养，要他们每天过来，她做饭我们吃。今天是周末，英子（小表妹）学校没课，就跟她妈妈出去玩了，不然你也可以看到她了。”大表妹问：“妮妮姐，你怎么从来不过来和我们一起吃中饭啊？”

我扭头看了看大姑，她的尴尬越发明显。我把资料递给表妹，准备离开。

这时候奶奶听到动静，从厨房里出来，看到是我，脸上浮出惯常的慈祥的笑。她在围裙上擦手，招呼我坐下吃饭。我尴尬地挤出几句客套话，便扭头要走。

奶奶拦住我，从厨房拿出两根茄子，“给你，拿回去要你爸爸给你做茄饼，你最爱吃的。”

我没有伸手：“爸爸不会做，拿回去也糟蹋了，算了。”

一出门，我便跑得飞快，身后传来的是奶奶唤我的声音，我权当没听到。之前在小餐馆吃下的那碗蛋炒饭，在胃里晃来荡去，像一颗颗小石子，硌得我胃疼。

我站在姑姑家楼下，终于感受到了姗姗来迟的委屈。之前深夜偷听的爸妈的那段对话，终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在这一刻，它冒出了地面。

许多曾被忽略的细节，并排摆在夏天中午耀眼的阳光下，任我检视：我想起过年时，奶奶发的红包永远都是不一样多的，表弟的最厚，我的最薄；奶奶给表弟表妹们做过许多新衣服，而我从小到大仅拥有一件，是出生那一年的春节她做给我的一套棉袄。那件袄子一直留在我的衣柜里，黑色的绸质底子，上面缀着金色的花纹，很好看。奶奶做衣服是一把好手，我曾经央她给我裁一条裙子，她说我妈“手更巧，做出的衣服更好看”。

原来，奶奶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爱我吧，我想。

隔阂仿佛是一瞬间出现的，16岁的我突然再也不吵嚷着要去找奶奶了，奶奶来我家，我也不再腻味地缠着她了。奶奶应该察觉到了我的异样，但没问过我，只是来我家的次数突然频繁多了。她常常在周末来我家，每次都带着几个茄子，笑眯眯地问：“今天给你做茄饼吧？”我胡乱嗯几声后，她就欢天喜地地开始准备了。

她总是从11点左右就开始忙乎，茄饼端上桌时，就到了下午一两点。有时我饿了，就偷偷去厨房看她，她依然和往常一样，端着个板凳坐到炉子前。我倚在门框上看着她的背影，突然就有点心酸，奶奶已经快80岁了。

心里的大堤渐渐溃了，但我咬着牙，冷着眼，把大坝又重新垒起来。我对奶奶说：“以后你不要做茄饼了，我不爱吃了。”

冬天的一个晚上，落着小雪，奶奶突然敲开了我家的门。原本在客厅看电视的我，起身和她打了个招呼就回房间了。说是做作业，还是支着耳朵听着客厅里的动静。

奶奶和爸妈窸窸窣窣地说了会闲话，没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临走前，奶奶来到我的房门口，没有进门，就靠着门框笑眯眯地说：“妮妮，过两年你就18岁了，过生日的时候，奶奶给你买个金戒指好不好？”

我戴着耳机没有回头，假装没有听到，不肯出声。门外是久久的沉默，不知道过了多久，妈妈开口：“妮妮练听力呢，听不到。妈，出来坐着歇歇吧。”

那枚戒指，18岁生日的时候我没有收到，后来一直到奶奶去世，我也没有等到。也许奶奶当时也就是随口一说吧。

长大后，我曾漫不经心地问过爸爸：“奶奶是不是不喜欢我？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才让奶奶不愿多陪在我身边？”

那是我难得地在爸爸脸上看到难过的表情，他摇摇头，说不对，“不是的，不是你的问题”。

5

参加工作后，我的生活仿佛一瞬间进入了快车道，新鲜的世界扑面而来，许多以往介意和纠结的东西，一下都变得无关紧要。我在家的日子变得屈指可数，和奶奶似乎只能在春节才会见上一面。

奶奶将大表妹照顾到了高三毕业，那3年，每天晚自习之前，她都会端着自己做的饭菜颤巍巍地送到表妹的学校门口。大表妹上了大学，奶奶就搬去叔叔家，继续照顾小表妹。除夕的年饭上，奶奶说，等将表弟也照顾到上大学，她的人生就圆满了。

我低下头大口吃菜，不知道自己在不在奶奶所说的“圆满”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奶奶的茄饼了。

2005年，奶奶83岁，再次住进我家。这次的病不寻常。最开始，只是脸上长了一个疮，可奶奶那时要坚持“信仰”，异常固执，不去医院，连在家服药都拒绝。就这样，小疮越长越大。我听到妈妈和爸爸说：“这一次可能坏了。”

这意味着爸妈要考虑现实的问题：他们做生意，不算大，舍不得请很多帮工，大部分时候要靠自己张罗。往常奶奶生病，妈妈留在家照顾，爸爸一人在店里算错账、收错钱，常常顾不过来。但好在时间都不长，咬咬牙能过去。

但这次，奶奶的病不是一个能速战速决的问题了。妈妈告诉爸爸，要么生意不做了，她常年在家照顾奶奶；要么请姑姑叔叔们都承担起来，“娘不仅仅是我们的娘，也是他们的”。

爸爸埋头不语，许久后，给姑姑叔叔们挨个打了电话，让大家见面商量。

想到大姑、小姑和婶婶都“内退”在家，爸爸的提议是：老人轮流在四个子女家里住半个月或一个月。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没有人接腔。

许久，小姑第一个开口：“我家祥祥（小姑爹）走得早，我一个人太难了，恒恒还在读中学，事情太多。如果让我又照顾恒恒又照顾妈，我怕我做不来。”

叔叔也踌躇着：“我家英子今年高考呢，我不能把老娘接过去，今年是孩子最重要的关口，不能打扰。”

爸爸红着眼睛，看向一直低着头的大姑——她从单位“内退”十几年了，大表妹也已经在大学住读，平时的日子颇为清闲。大姑动动嘴唇，轻不可闻地说了几句话，爸爸怒气冲冲地喊了声：“听不见，声音大点行不行？”

大姑也扯起了嗓子：“我说我怕，妈要是最后死在我的家里，我怕！给妈送终是你们做儿子的该做的事！”

那天回家，爸爸在床上躺了很久，仿佛失去了力气。我远远地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劝慰，我想，爸爸这次可能真的伤心了。

我家的过去，是后来爸爸讲给妈妈听，妈妈再讲给我听的。

爷爷是在爸爸16岁那年去世的。人走后没多久，家族的亲戚就找上了奶奶，要她交出爷爷留下的存折。爸爸和兄弟姐妹们都上学去了，家里只有奶奶一个人，她个子很小，弱不禁风，性子也软，只能哭啊哭，可是哭得再久，爷爷的存折也就那么被收走了。

爸爸放学回家，看到躲在被子里眼睛红肿的奶奶，知道前因后果后一言不发，找了根棍子拎在手里，冲到了亲叔叔家，恶狠狠地把存折要了回来。自那以后，但凡听到有人说奶奶的不好，他就会吹胡子瞪眼找上门去。日子久了，谁都知道双桂家有个惹不起的混小子，也就没有人敢再来欺负奶奶了。

但没有人欺负了，并不意味着风平浪静。家里四个半大不小的孩子，睁开眼、伸出手，需要的都是钱。奶奶一直没有工作，爷爷治病也花了不少钱，要回的存折，没多久也取空了。奶奶找人接了些缝纫的活，躲在屋子的最里面，从早到晚踩缝纫机，日日将头埋在周围越堆越高的布堆里。有好几次，缝纫机的针从指甲盖扎了进去，为了省钱，奶奶也不去医院，用酒精冲了冲便了事。手指后来化了脓，疼的是爸爸的心。

爸爸背着奶奶哭了好几场，然后决定辍学。那一年，爸爸读高一，是班长。直到现在，偶尔我和爸爸的老同学们坐在一起吃饭时，他们还会喊我爸爸当年的外号——“秀才”。

我曾经笑着揶揄爸爸：就你这暴脾气，不是应该是“兵”吗？还“秀才”呢！爸爸哈哈笑，最后总有一些黯然：“我当年真的是秀才呢，语文数学物理，没有我不擅长的，我在学校的最后一次考试，物理数学都是100分！”

爷爷的单位可怜孤儿寡母，让爸爸接了爷爷的班。爸爸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剩都交给奶奶，一交就是9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份牺牲感混杂了一些遗憾和自豪，发酵出一种旺盛的责任感，支撑着爸爸。直到很多年后，他和大姑发生争执。

那次，大姑气势汹汹地质问爸爸，凭什么当年是他接了爷爷的班：“我是长女，要去也应该是我去，为什么是你？”

直到那一刻，爸爸才意识到大姑早对他心存芥蒂，他以为的一家人相依为命，其实早已荒草丛生。

我曾问爸爸后悔吗，爸爸仰着头想了想，摇摇头：“我养家也不是为了你大姑来说我好，你大姑我这人我知道，虽是老大，但如果是她顶了职，（工资）肯定不会全都交出来做家用。你奶奶当年是真的难啊，我就是过不得（心疼）她。还有你小姑和叔叔，那时都还小。怎么办呢？我是长子，长兄如父啊，一家人要活命啊。”

当年，爸爸准备和妈妈结婚，硬着头皮和奶奶商量，从今以后，他的工资就不能再给奶奶了。奶奶没有出声，低着头算是默许了。

新婚第二天，奶奶和大姑郑重地把我妈喊过去，在堂屋里，大姑招呼妈妈在沙发坐下，端给妈妈一杯水，客客气气开了口：“按理说，我们家进门的媳妇应该是要负责烧火、洗衣、做家务的。看你也是个要忙工作的，我们也舍不得，我想了好久，要不这样，你就交伙食费吧。听说你工资30多？那一个月就交20块行不行？”

妈妈愣了愣，扭头看向奶奶，奶奶垂着眼看着脚下的地面，不说话。妈妈脸色沉了沉，没出声，站起身来扭头就走。

晚上，我爸知道了这事，没有一分钟的停顿，起身就冲到大姑的房里，摔了大姑的杯子。爸爸放了狠话，说之前的事一笔勾销，“既然兄弟姐妹都成年了，要交伙食费就每个人都交，再敢欺负她，天王老子我都不饶。”

大姑被吓住了。后来，我爸妈每天下班便去外婆家，一直待到晚上临睡才回奶奶家。两年后我出生，爸妈才算和大姑恢复了面子上的和气。

6

最终，奶奶还是住进了我家。爸爸赌气般对妈妈说：“既然都不管，那就算了，就当妈没有生过他们吧。我们自己管，我们给妈送终。”

妈妈见爸爸真伤了心，反过来安慰他，调整了工作时间，又请了一个固定帮工。妈妈悄悄告诉我：“这是做持久战的准备了。”

奶奶刚来时，生活还可以自理，每天都要下楼溜达几圈。妈妈做好她的中午饭后，就要匆匆赶去店里。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午后，独自在家的奶奶就给我做起了茄饼。

只是，那时刚参加工作的我被自由的气息迷得失了魂魄，一周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几乎没有。奶奶常给我打电话，慢悠悠地问我：“晚上回家吃饭吗？几点能回来啊？我给你煎了茄饼呢，你晚上早点回来吃啊”。

我总是嘴上应答着，却很少放在心上。

深夜回家，爸妈和奶奶都睡了。茶几上倒扣的盘子下面，是一碗香煎茄饼。看到冰冷的茄饼的一瞬间，我的内疚感常常“砰”地一声被引爆。

不过，深夜的内疚感总会被第二天的阳光迅速蒸发掉，我又忘了答应过奶奶要回家吃饭。

一个冬日的周末早晨，奶奶突然地喊住我：“妮妮，今天别出去了好吗？奶奶给你煎茄饼吃啊。你好久没吃过了吧，平时你总来不及吃。奶奶今天给你煎新鲜的，热乎乎的才好吃。”

她的语气很平静，我心头却一酸，乖乖点点头。爸妈见我留在家，就都去了店里，家里只剩我和奶奶。

我端着小板凳坐到奶奶身边，昔日模糊的影像叠叠盖过来，仿佛我还是那个守在她身边的小女孩。奶奶一边煎，一边细碎地问我：“工作忙不忙，和同事相处得好不好，领导喜不喜欢你……”我简短地应着，想多说一点，却不知从何说起，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奶奶努力地寻找着话题，我也努力地寻找着从前的亲密，但最终，我们都败下阵来。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把在心里憋了很久的疑问说出口，但扭头看看奶奶，还是咽了下去。

“还重要吗？”我问自己。

那天，奶奶煎的茄饼很咸——她在调面糊时，明明认真地尝了又尝，然后一点点地加盐。我吃着茄饼，有点难过：奶奶是真的老了。我不想继续想下去，也不愿去提醒奶奶不要再加盐了，就那么夹着茄饼，一口一口地吃。

嚼着茄饼，我努力劝奶奶去医院看病，但心里知道奶奶的内心很坚定。她很少因为别人的劝告改变什么，就像她曾经拒绝改嫁一样。

“明年我就84了。”奶奶豁达地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收自己去。”

奶奶说，如果明年阎王爷不收她，她会继续给我做茄饼。我轻轻地偎向奶奶，虚靠在她的肩膀上，不敢用力。奶奶小小的身子近年越发干瘦，我担心她撑不住我的重量。

奶奶挺直了背，让我靠着，伸手轻轻抹了抹我的头发，就像小时候我躲在她怀里那样。我闭上眼睛。

7

不久后便是春节。按惯例，奶奶住我家，那大家庭的团年饭就在我家吃。

为了这场年饭，妈妈很早便开始张罗。她的记性不好，找我要了个小本子，整晚和奶奶商量年饭的菜式，认真地记下来。

妈妈坐在餐桌前列需要的食材，奶奶凑过去，嘱咐：“别忘了买茄子，妮妮喜欢吃茄饼。”

我妈笑了：“妈，年饭就不做茄饼了吧？你这阵子给她做了好多次了，歇歇吧。”

奶奶摇头：“买吧，妮妮喜欢吃呢。”

大年三十的下午，妈妈紧张地在厨房里做着最后的准备。在还没流行去餐馆吃团年饭的年月里，一桌近20道菜肴的宴请，对每个主妇来说都不亚于一场战斗。

妈妈已经十来天没好好睡觉了。春节前是店里的生意最好的时候，爸妈压根不敢停，一直忙碌到腊月廿九才关门。早上，妈妈像蚂蚁一般忙碌：去菜场、超市买食材，然后回家照顾奶奶，午饭后再赶去店里，再张罗完晚饭，才是准备年饭的时刻。

粉蒸肉，排骨藕汤，藕夹，珍珠糯米丸，鱼糕，春卷……从原料做到半成品，冰箱里堆得挤挤挨挨。妈妈正在切茄子丝，奶奶说，等一下她先煎给我吃，趁所有的人都没来的时候。

电话铃声响起，我接起电话，是大姑，她通知我们：“家里有事，今晚不来吃年饭了，要奶奶过去她家团年。”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奶奶去你家？你是说我们大家今天都去你家吃年饭吗？可是我妈已经在准备了……”

我的话没说完便被大姑打断了：“不好意思啊，我身体不好，没有准备那么多人的菜，就接奶奶过来。”

“那小姑和叔叔呢？”

“还是去你家啊，你们准备了那么多菜，不要浪费了，年饭还是照旧，只要奶奶来我家就行。”大姑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措辞，接着说：“对了，你姑爹不舒服，你妹妹不认识路，我又要做菜，都走不开，就辛苦你帮忙把奶奶送来我家吧。你要在我家吃饭也行，提前一点跟我说，我再多弄两个菜。”

我终于懂了大姑的意思，怒火一瞬间窜起：“为什么啊？我妈都准备好了，怎么说不来就不来，还要把奶奶接走？为什么啊！”

大声喊完后，我有点心虚地抬头，看到了站在旁边的爸爸——不知什么时候，爸妈和奶奶都围到了电话机旁。

爸妈对我一直严格，像这样大声对着亲戚嚷嚷，在我家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但爸妈显然没有责备我的心思，他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奶奶身上。

这次，我又一次见识了奶奶的倔强。

我刚挂断电话，奶奶便坐立不安，吵着让我送她去大姑家。我耐着性子劝她，拉着她去厨房看满满当当的冰箱，看我妈小本本上密密麻麻的菜谱，看我妈手背上炸肉丸时被热油烫出的水泡。

可不管怎么说，奶奶还是固执地摇着头，强硬地问我：“你大姑要我过去过年，你送不送我过去？如果不送，我就自己走过去。”

沉默半晌，爸爸终于抬起头，对妈妈说：“给他们打电话，今天的年饭取消，我们一起陪着老娘去姐姐家过年。”

妈妈垂着头没出声，我又气又恨，带着哭腔喊起来：“我们去干什么？人家根本不欢迎我们！你听不出来吗？”

爸爸闷闷的声音传出来，好像隔了很远：“奶奶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过年。”

屋里寂静了许久，最后还是妈妈起身打破了僵局：“走吧，妮妮，换衣服，我们陪奶奶过去吧。”

我抹了一把不知道什么时候流出来的眼泪，失去了抗议的勇气。临出门前，我扫了一眼厨房，很多食材都没办法塞进冰箱了，在台面上、橱柜里堆得高高的。砧板旁边是切了一半的茄子。

8

风很冷，街上已经拦不到出租车了。我搀着奶奶，爸妈安静地跟在我们身后，大街上的铺子都关了，行人们都喜气洋洋地奔向团聚的目的地，挂在外面的红灯笼飘来荡去，衬得我们的沉默格外碍眼。

敲开大姑家门的时候，她脸上的诧异一闪而过，但声音不似电话中那般强势：“都来了啊，正好正好，都来了热闹。学明（我姑爹）中午和同事吃饭，还有几个菜都没动过筷子，我热一热，一起吃，热闹热闹。”

我扭头看了一眼半掩的卧室，姑爹和衣躺在床上，闻到浓浓的酒气——这就是大姑突然打电话不来我家过年的原因吧。

饭桌上的气氛很好，爸妈和大姑、姑爹互相说着吉利话，奶奶笑逐颜开地坐着，话很少。我始终板着脸，妈妈一直在桌下踢着我的脚，我埋着头吃菜，不理她。

临走的时候，大姑从房里拎出一盒进口饼干塞给奶奶，说是姑爹去英国出差带回来的，“贵得很，国内见不到的”。

那时，出国虽不如现在这般普及，但也不算稀罕了，城里开了好些进口超市和生活馆。但姑爹每次从国外出差回来，大姑就会亢奋地换着花样给大家讲她老公又带了多少“大家没见过的东西”，“有机会给大家看看，长长见识”。有一次，甚至拿出了飞机上发的湿纸巾。

奶奶接过饼干，正准备换鞋出门，我突然再也抑制不住愤怒，从奶奶手上抢过饼干递给大姑。大姑摆摆手：“不是给你的，给奶奶的，拿着拿着。”

我的声音很冷淡：“奶奶不需要饼干，你给她买点补品吧。”

气氛在那一瞬间尴尬起来的，我拿着饼干的手直直地伸着，大姑拢着手不肯接。我失去耐心，一把将饼干甩到了地上，包装盒被撞开了，圆圆的饼干散落一地。

一直没出声的爸爸猛地大喝：“妮妮你干什么呢，没大没小的！”我扭头看向他，他显然在努力压住火气，脸憋得通红，一直红到了耳根。

爸爸扭过头，眼睛没有看我，气势如虹地喊了一句：“走，回家！”

我大步流星地率先出门，被吓呆的奶奶和妈妈一言不发，跟着走出了大姑家。

奶奶生我的气，不让我搀她了，换我妈陪着她走。我一路上忐忑，以为会被爸爸训斥，可爸爸只在没有人留意的时候，长长地叹了一声。

春节之后，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那个疮蛰伏了半年突然爆发，飞快长大。妈妈偷偷搀在饭菜里的消炎药已经不起作用了，随着气温的升高，疮开始溃烂、流脓，房间里的酸臭气味越来越重。

奶奶依然拒绝去医院，拒绝任何药物和治疗，劝说多了，她会绝食。久而久之，所有人都放弃了劝说，妈妈能做的，只有每天早中晚用棉签沾酒精给奶奶清洗创口。每一次清洗完，妈妈都会躲到厕所里吐一场。我心疼妈妈，劝她让爸爸来，妈妈苦笑着：“你爸爸手脚重，会把奶奶弄疼。”

奶奶一直睡在我的房间里，那气味太大了，于是每天晚上，我都和朋友们在外面熬到很晚，直到精疲力竭回家，倒头就睡。好几次，妈妈发现我半夜跑到客厅的沙发上睡，她半天没说话，顿了顿，艰难地跟我说抱歉。

爸爸专门去找了一次叔叔。那个周末，叔叔来我家接走了奶奶——兄弟俩约好，奶奶在两家各住半个月或一个月，依次轮换。

没想到两天后，奶奶便给爸爸打来电话说，她想了想，觉得这样对叔叔不公平——叔叔家条件没我家好，既然她住过去了，爸爸就应该按月给叔叔一点钱，伙食费也好，护理费也好，“看着给，就多不就少吧”。

奶奶生病的这大半年以来，爸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默，衰老，萎缩。他招牌般的哈哈大笑，我已经很久没听到了。电话里，他第一次顶了奶奶的嘴：“公平？什么是公平？”

第二天，奶奶就被爸爸接了回来，妈妈把我的床搬到了客厅。奶奶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家。

或许是心照不宣，大姑、小姑和叔叔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没有和我们一家人打过照面。他们总是巧妙地挑选好家里没人的时候来探望奶奶。我们只能在晚上回家后依据奶奶床边的水果或牛奶，推断谁来过。

5月的一个周末，我和朋友约好了出去玩，我换上了一件简单的条纹T，一条大摆的白裙子，进到自己的房间里，在穿衣镜前左顾右盼。

奶奶突然喊住了我，让我去她的床边。她已经没有起床的力气了，我俯下身看她，她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像被刀深深地刻过，疮的味道反而变淡了。她那么瘦小，仿佛我都可以轻轻把她抱起。

奶奶笑着对我说：“这身衣服真好看，来，你转个圈给我看看。”

我看着她，垫着脚尖转了个圈，想了想，又转了一圈，她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我：“真好看，我的妮妮真好看。”

我鼻头一酸，没有接话，转身出门了。初夏的太阳好耀眼啊，照得我的眼前模糊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了。

9

一个月后，奶奶走了。

她离开的时候是深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被妈妈喊醒——她半夜不放心起身来看奶奶，发现奶奶没了呼吸。

虽然做了那么久的心理准备，我仍然如被木棍猛击，眼冒金星。接下来的混乱，在我的记忆里像一个黑洞。姑姑和叔叔们接到电话后很快都赶来了，家里被大小高低的哭声笼罩着，言语间互相安慰：“没受苦”“很安详”“是福气”。

长辈们吵吵嚷嚷地去了殡仪馆，我呆呆地坐在旁边，像一个木头人。妈妈不放心，喊来姨妈陪我，我躺倒在奶奶睡的床上，蒙头睡去，睡到一半，爬起身，嚎啕大哭，姨妈过来抱住我，我说我不怕，我只是难过。

许多细碎的回忆翻涌上来，挥之不去的还是那副画面：奶奶端着小板凳坐在煤炉旁，细细地煎着茄饼，我在旁边眼巴巴地等着，午后的太阳一点点挪动，落地的大钟当当地敲着。

也许，奶奶只是没有最爱我而已，只是没有用我所希望的方式来足够爱我，但并不意味着她不爱我。

在她离开我的那个初夏夜晚，我单方面地与她和解，也与自己和解。

只是，奶奶的茄饼，我再也吃不到了。直到很久很久后我才意识到，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才能去忘记它。

葬礼上，大姑高一声低一声地哭嚎着，小姑哀哀地抽泣着：“妈妈你走了，我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叔叔和爸爸并肩坐着，红着眼不说话。妈妈一直在角落无声地流泪，止也止不住，我拍拍她的手，她反过来握住我掌心。照顾了奶奶将近一年，她的辛苦只有我和爸爸能了解。

葬礼结束，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席间，叔叔用漫不经心的口气问起奶奶的存折，眼睛灼灼地看着爸爸。

爸爸愣住了，仿佛突然才想到这个问题，正要否认，大姑吞吞吐吐地开了口：“那个，存折，妈给了我。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她时，她硬塞给我的，说是给我家莹莹读书用。”

饭桌上的空气一瞬间安静了下来，我埋头吃菜，不敢去看爸妈的脸，我害怕在他们脸上看到受伤的表情。我无法知道，奶奶在被大儿媳无微不至照顾了那么久后，偷偷将存折塞给大女儿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而大姑又是以一种怎么的心情坦然收下的。

当年那个拎着棍子抢回存折的少年老了，他晃了晃头，打破沉默，笑着张罗着大家：“吃菜吃菜。”

奶奶去世后，我就渐渐和叔叔姑姑们疏了来往。最开始，我试探着找借口不去参加每年春节的年饭了，爸爸也默许了——奶奶去世前残缺的那一餐年饭，仿佛撕开了一道口子，后来，虽然各家轮流张罗年饭，但每年都有人告假，爸爸也都不说什么了，仿佛突然间失去了力气。

大姑一直没有把奶奶的存折拿出来，别人也不知道存折里有多少钱。有一年，婶婶借着酒意半真半假地问起，大姑想了想便说：那这样吧，以后每年的年饭谁也不要张罗了，累得慌，就用妈留下的存款去餐馆吃，吃完为止。

餐馆里的年饭据说吃了三五年，大姑就说，钱用完了，以后谁想张罗谁出钱吧。婶婶愤愤地找我妈发牢骚：

“钱这么快就用完了？骗谁呢？”

“这么多年的退休金加上大家孝敬的钱，估计不下小十万吧，她拿着不怕硌手？”

“说什么吃年饭，为什么就不能把那笔钱拿出来大家平分？”

婶婶越说越气，妈妈淡淡应了几声，岔开了话题，新话题说到一半，婶婶又不甘心地嚷了一声：“让她留好吧，留着那笔钱发财。”

看着各怀心事的兄弟姐妹们渐行渐远，爸爸也伤感过：“妈走了，这个家可能就要散了。”

我有些担心爸爸，妈妈说放心，“你爸爸啊，就是想不开，老有种莫名的执念，就觉得他有责任把这个家捏起来，像捏面团一样，非要把几家揉在一起，心里才满足。总说‘事情要圆圆满满，家也要圆圆满满’——就让他去捏吧，不然他不会甘心的。”

我干笑了两声。妈妈立马紧张了，又赶紧叮嘱：“你去不去聚餐都没关系，可别再泼你爸的冷水了。老了老了，还是盼着手足亲情的。你们这代独生子女，不懂的。”

后记

去年秋天，爸爸突然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吃香煎茄饼。

我一时恍惚，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道菜的名字了。爸爸得意地笑着：“我已经研究出了做法，周末你们回家时做给你吃，保证和奶奶做的味道是一样的。”

如期回家时，爸爸已经搬着凳子坐在炉子前煎茄饼了。儿子飞奔过去想看看是什么，被我爸一把搂住，絮絮叨叨向儿子念叨：“告诉你哦，这个菜虽然不稀罕，但是难的是功夫，是道功夫菜……”

虎头虎脑的小朋友耐不住性子，看了一会儿就跑开自顾自玩了起来。我倚在厨房门旁边，看着爸爸的侧影，他正拿着油壶，小心地，一滴一滴地向锅里滴油，转头看向我：“我不用大火也不用大油，就用小火一点点地煎。”

我知道，我的爸爸，想他的妈妈了。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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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山 秋

理性乐观派，

用自己的方式与自己和解

源济

信纸上的拔丝羊尾，凑成了我们家丨人间有味

原创 亢龙 人间theLivings 2020-06-19

我吃过拔丝山药、拔丝土豆、拔丝苹果、拔丝香蕉，从来没听说过羊尾可以拔丝。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脆壳，咬破了，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一包清水，羊尾油已经化了。这东西只宜供佛，人不能吃，因为太好吃了！

——汪曾祺

配图 | golo

前    言

一个家庭、一方乡土的膳食，无不透露着那个家族，和那方水土中世代遗传的社会信息和繁衍故事。

即使那些被后人所谓规范了的标准菜谱是如此了无生气，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食物本身的追忆和田野溯源，考证到菜谱里远至列祖列宗、近至父母亲人的味道与气息。

那些故乡风物以外的故事，也会在往后漫长的人生中，常常出现在梦里。

而蜀南竹海深处，就是我家的味道。

蜀南竹海之味丨连载01

1

蜀南老家的冬天，楠竹湾刮不上三场西北风，外婆的火笼儿罐不上三十回釜炭，小年就到了。

小年的头一天，麻子表嫂的男人来我家杀了年猪。两扇猪肉一下午都挂在寒风凛冽的屋檐横梁下，任由一院子的猫猫狗狗眺望凝视。母亲只顾将猪板油挖走，留一块预备炼油，另一块在滚烫的热水里仔细漂洗，再沥干水分，切成指头大小的条，码上一层白砂糖和少量的细盐，放一晚去腥入味。

次日就是我的生日，亲朋满堂。

其他的菜品如烧白、香碗（蛋皮裹猪肉泥）、鮓鱼都在蒸笼里氤氲润泽，母亲将昨日腌好的猪油条挂上蛋糊糊入锅油炸，起锅再滑糖拔丝，一盘盘外表冷静，内心滚烫的重头菜“拔丝羊尾”快速上桌，宴席正式开始。

大家吃得满腹郁香、甜得满心欢喜时， 母亲将筷子停在眼前，看着咬了一半的金色“羊尾”叹息道：“这算不上正宗的拔丝羊尾哟，大娃要好生读书，二天长大了，要给妈妈买真正的肥羊尾……”

一年里的其他日子，母亲总会依据果蔬节令，做出拔丝南瓜、拔丝冬瓜、拔丝红薯、拔丝梨子、拔丝番桃……用各种食材，反反复复练习着她的拔丝厨艺。也许，她是担心有朝一日，到我买回了真正的肥羊尾时，她的拔丝手艺却回了潮、做不来真正的拔丝羊尾了。

然而，就在我毕业参加工作的前一天，母亲却忽然去世了，她到底都没有等到自己一生追求的肥羊尾。

2

前年，老家的祖屋被“内自泸”铁路征占之前，我回家去阁楼上，找到了父母的十二封书信、两本族谱和六本金单薄。

所有的文字，都在那个下午被我一口气读完。

起初，秋日的光从瓦屋的玻璃亮瓦透进来，纸页、文句和心情都明朗有加，一些思绪和着光柱里的微尘，像花园里的昆虫一样欢悦；读到族谱时，日头大概骑上了西墙，族谱的纸面又打了桐油染过尘埃，一些晦暗也随时涌来；等轮到金单薄时，日下西屋，玻璃瓦只余冷冷的明亮，勉强识得清字形而已。

如今，这些旧物都锁在我书柜一角的小屉里，但里面记下来的每个字句，却总被窗外飞过的蝴蝶或蜜蜂、墙上攀援的蜘蛛或壁虎带到我的眼前，领进我的梦里。那些或明亮或晦暗的文字，逐渐演变成年月，年月之上满溢着人间烟火的气息。

我脑海中越来越频繁地浮现出，老屋里已经消失了数十年的火红灶膛，看见母亲在灶房烟雾里忙碌的身影；我还看见了外公、祖外公，在高山井上放养本地人视为怪物的绵羊……

这些影像逼迫我端坐电脑前，把我看见的历史——母亲和父亲的故事，全部写出来。

1959年，20岁的父亲应征入伍。1962年春，母亲主动给父亲写了第一封信——

村里的曾光荣大姐介绍我和你处对象，你妈妈同意了，不知道他们告诉你没有？曾大姐丈夫的哥哥谭少章，曾是我家的长年（长工），其实我们家就一个长年，因此定的成分是中农。

我家那五十挑水田，还是阿爷给盐商放了一辈子牛羊置下的；前些年，我家还有五只绵羊和一头水牛，不过现在和那五十挑水田一样，都属于人民公社啦。我知道你家是开油坊的，后来开败了，才成了贫农。

曾大姐说，贫下中农都是一个阶级，因此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三年前你当兵离村时，我在大道上见过你。人壮壮的，走的前头。

阿娘叫我了，字就写到这里吧。你在部队安心剿匪，回乡了，我做一大盘子拔丝羊尾给你吃。

母亲写的字像七星瓢虫，圆润而美丽。父亲的回信却简短、字体生硬，就像当时盘旋在他头顶上的那些苍鹰，他说：

我知道你们家，人家都说古家有两朵姊妹花，只是不知道你是大花还是小花。

我们部队驻扎翁达，昨天走了一百多里路到这里。我是机枪手，现在累得话也不会说了。

你说要做一盘啥拔丝羊尾与我吃，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羊尾巴可吃，冬至我家杀羊时，羊尾巴都是扔给狗吃的。你是饿疯了吧，哪一只羊尾马尾牛尾，不是粘满粪便苍蝇呢？

那一年，人们刚从饥饿里走出来，母亲突兀地说要做羊尾巴给我爸吃，透着信纸，我仿佛都看得见，父亲坐在高原草地上、抠着脑袋一脸莫名其妙。

母亲收到父亲的责怪显然有些呕气，隔了两月，她才像是重拾信心一般给父亲回了信：

端午节时，你妈妈和你侄儿，来我家送了两节阴丹士林（染布）和一只野兔，布料一块是深蓝、一块是鹅绿。我已经将深蓝的阴丹士林，给阿娘缝了一件右襟短服，鹅绿的放在木柜里，留着过年缝新衣。

我现在才知道，伯母原来是尖尖脚（裹脚）。她也在生产队劳作，真是可怜！现在你们两弟兄都在部队里，她的担子可真重啊。

昨天，我去你家梨园锄了一天的草，除去杂草，里面的牛筋草、车前草、泥胡菜、野麦子就有一大背筐，我都送给绵羊们吃了。那些绵羊也可怜，比在我家时小了两三圈，个头和山羊差不多啦。还有，母羊们都不怎么产羊羔啦，羊圈里只有一只小羊，社长却说要发展成羊群，要成立羊毛纺织组，我说他是做梦吧，除非叫我去当饲养员！

最后告诉你：我家做的拔丝羊尾，可不是有毛的羊尾，更不是粘着粪便和苍蝇的羊尾巴。我家做菜的羊尾，是绵羊尾根上的肥油，一只绵羊只有一坨，一坨肥油只做得成一盘子拔丝羊尾。

拔丝羊尾又香又甜，甜会甜到心里，香会香进脑门里，你就在梦里想象吧！

3

父亲在梦里，也许真的想象了拔丝羊尾的模样，但他应该也没有时间想得太久。他到八月里才给母亲回信：

连队里排长徐国军和三个战友牺牲了，我们离开了色达，回到炉霍县。我担任了班长，不过还是机枪手，我们班有九个战士。

在色达的森林里，我们住了三个多月的树兜脚（四川话，大树的根部，一盘直径一米以上的树根才叫树兜），吃了无数的野菜，当然，也挖了雪猪、打了野熊吃，把我们都吃吐了。

听老乡说，雪猪油治疗风湿麻痹，我风干了两个，想给我阿娘一个、给你阿娘一个。希望战斗早日结束，我也早日回家，帮我阿娘种地、打理梨园子。

到时，我去你家送雪猪油，顺便吃你做的“又香又甜的拔丝羊尾”。

父亲显然同意了拔丝羊尾可以是“又香又甜”的说法，母亲很高兴，这种情绪在她的回信里溢于言表。在随后给父亲的五页信纸里，她都在一个劲儿地说拔丝羊尾——她真把自己当成了即将凯旋的将士妻子，似乎立即就要去灶房，为丈夫做一道拔丝盛宴。

我今年二十岁了，最多管过五只羊和一头牛，而你管着九个拿枪的汉子，你真英勇！现在，我的羊和牛都没有啦，我只管得到我家的灶房和生产队的稻田。

不过，时令已经秋收了，稻田里只有一地稻茬；我家灶房也没有什么可管的了，柴火从灶房码到了屋檐坎，一个冬天也烧不完。

我还是为你说说那道拔丝羊尾吧。

在我们村子和我们镇子，知道以及吃过拔丝羊尾的，不上两桌人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秘密。

其实，在北方出绵羊的地方，这道菜也不是什么稀奇；稀奇的奥妙就是：南方少有绵羊尾。没有绵羊尾，当然做不出拔丝羊尾呀！

可我家从阿爷起，就一直养绵羊。阿爷自幼失怙，在盐井上长大。盐井上的盐商老爷，有一些是陕西府人，他们不喜欢吃本地的山羊，于是每年叫人翻山越岭，从北方赶上几百头绵羊到自流井，圈在高山井上喂着。我阿爷就是高山井上的牧羊人。

过了许多年，陕西府的盐商都走啦，有的回了陕西府，有的去了下川南，有的去了赤水河；有的继续经营盐码头，有的改行置灶酿酒。主子都散了，我阿爷可怎么办呢？

也是命不该绝，这时出现了大楻桶的曹老爷。曹老爷原先就在和老陕合作经营盐井，他也很喜欢绵羊肉的肥美。老陕走了，他就把老陕的绵羊买过来，又找到荣县高石梯那个凉爽高山的地方，办了个绵羊养殖场。

养殖场是个新名词，是曹老爷的公子曹任远取的；曹任远是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就是他发明了阴丹士林染料，后来还做过自贡市的第一任市长。

曹老爷死后，曹任远只继承了家里的养殖场，他没有做盐场生意，他开的是染料厂。1940年秋，曹任远不想做市长了，他要去大学做学问，于是关闭了养殖场。临别，曹任远问阿爷：你家那几口人，要多少田地多少房屋才养得活啊？

阿爷掐着指头算一阵，说要五间瓦屋四十挑田。

曹任远就说，分你们三百块银元和两只绵羊够了吧，我阿爷一听，欢喜得跳起来。

阿爷阿爹从此才置地兴家。马年（1942年）谷雨的前11天，我在泛着泥木气息的新瓦房降生了。

母亲的信，在这里忽然奇怪地收尾了。

既没有讲完故事，也没有祝颂、署名与日期，我仔细翻寻，但信封里只有这五页。

4

父亲在行军、战斗的间歇，读完了母亲家族的宏大叙事。想必也是不甘人后，于是在膝头上，也许是在弹药箱上，他第一次回了一封长信：

首先声明，我并没有故意冒犯你高超厨艺的想法，但我的确吃过一次难以忘怀的“美味”。

我们整个冬天都在新龙县的大山里转，一个山头转完，我们又转下一个山头，真是比藏胞磕长头还诚心。

我们在寻找最后的叛匪四郎旺青。

晚上，我们还是住树兜。地窝上长满了半寸长的苔藓，我们把毯子铺在树根凹下的地窝里，如果不下雨，地窝真是最美的床，做出的梦更美，都是春天才会发生的事情。

有一天，我们小分队（6人）追踪叛匪的行踪时，不知不觉天黑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宿营做饭。我们摸黑分头找来水和柴火，饭好后拌上盐，大家吃得分外香，米饭里不仅有咸味，还有一股野菜的味道，机枪副射手卓超其说，这是他吃过的最美的白水饭，里面有股自然香。战友们吃完饭倒头便睡，锅碗也没来得及清洗。第二天醒来，我们看见锅沿上一圈墨绿，大家找到昨夜里取水的地方，原来是一个牛屎凼。

牛屎水煮出“美味佳肴”，你该没有这样的本事吧？

4月18日，我们在甲格甲玛包围了四郎旺青。四郎旺青是个头人，任过新龙县的农牧局长，他裹挟的百余名藏胞，大多数没有枪支，有的甚至连藏刀都没有。我们很快打散了他们，但余下的真的是死心塌地要和人民政府作对。

连里安排两个小分队追踪持枪逃跑的叛匪，我们小分队在一条河边发现了叛匪踪迹，立即追过去；另一个小分队也过来汇合包围，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场打死叛匪4人，我们也牺牲了副排长，排长负轻伤，5班班长脚踝骨被子弹打爆，受重伤。

最后一个叛匪骑马跑了，指导员命令我带一个3人机枪组，一班长带3人步枪组分头追击。追到一座山梁上，叛匪牵着马快要翻山了，我望到了，决定给副射手一个机会，指给卓超其射击，一下子就打倒了。

步枪组也开了枪。后来连队总结，确认叛匪是被机枪子弹干掉的，团部授予卓超其三等功，我受到营部嘉奖。

明天，我们要移驻炉霍县了。传说我们要改建，一部分要去西藏，一部分回康定，不管怎样，听从首长的命令吧。嘉奖的喜报已经寄出，如果你要看，就去找我阿娘要吧。

我曾经在父母房间的黑漆大立柜里，偶然窥见过父亲的奖状、喜报和奖章。一张奖状是三等功、五张喜报是嘉奖令，金底、红旗檐头，大概比A3纸大一些；奖章是五角星型，有别针。

前年回家翻寻时，奖状和奖章踪影全无。

5

母亲许是别有心机，依旧继续讲着那道拔丝羊尾的故事。我不知道如此长信，给雪域高原上的父亲带去的是慰藉、还是军心的离散。

拔丝羊尾又香又甜，可长羊尾油的绵羊，才难得呢。

阿爷讲，从老陕的陕西府走到自流井，要走一个半月；怕北方的绵羊不适应，赶羊的日子要挑在冬月的大雪。

大雪前，陕西府的人就选好了当地健康青壮的公羊，一次选三百只。赶羊的有九个人三条狗，一路上风餐露宿，和你们住树兜差不多吧，到了蜀南高山井，余得下两百头，老爷都要奖赏赶羊人银子。

百多只绵羊，过完春节，只余四五十只了。我阿爷就在高山井的羊圈里，数着绵羊一天天变少。到端午节前，就只十几只了，阿爷把他们圈在凉爽的锅腔岩下，隔上半个月，就给它们剪一次毛。

老陕这时舍不得用绵羊招待客人了，都留着自己一家人吃。吃到七月中元节、八月中秋节、九月重阳节，锅腔岩变空了，我阿爷就拿一根羊鞭子，一个人蹲在岩下哭。

等到我阿爹和阿爷一起放羊时，绵羊队伍里混来了一只母羊，还下了一只崽。阿爷、阿爹和老陕都惊喜万分，后来送羊时特意加了十只母羊，羊群走到高山井，母羊只余下了两只。后来到了曹老爷手上，阿爷和阿爹已经将绵羊繁殖到了三四十只，成了绵羊群啦。

到曹任远掌家时，羊圈迁到了高寒的高石梯，曹家不像老陕一样嗜好绵羊肉，只喜欢绵羊的肥羊尾，所以绵羊只见涨。阿爹说，那时高石梯有一山的绵羊。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羊吧！

我记事起，家里有一小群羊。母羊也不怎么生育，它们不喜欢我家坝上暑润的气候吧。解放前，我家的绵羊每年都要被保长、甲长，以及你家族上那个匪头潘少仙牵去一只（这里没有指责你的意思）。保长家要羊时，阿爷还要颠着老腿跟着去做拔丝羊尾。

八岁那年，阿爷开始教我做拔丝羊尾，我十岁生日宴席上的拔丝羊尾，就是我亲手做的。也是这一年，我家五十挑水田被土改，我阿爷也去世了。阿爷去世前告诉我说，他的拔丝羊尾是曹老爷传授的，还说曹老爷和曹任远俩爷子都是好人。

今晚就写到这里吧，阿娘嫌我费洋灯油了。这次有了这么多纸，你都看见了信纸的抬头吧？

这是工作组的丘山老师给我的，他比你小两岁，是个大学生，吃住在我们家里。

6

母亲的这封信，落款时间是1963年2月24日，这是她给父亲的信件里、最后一次提到拔丝羊尾。

我心揣疑问，母亲是不是把拔丝羊尾的故事，一咕噜倾倒完了，但从父亲1963年6月12日的回信看，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亲爱的素，我决定退伍回家了，我急切地盼望着吃你亲手做的拔丝羊尾。

我们部队在康定已经整训了3个月。去年底以来，团里已经有两批战友去了西藏，一批去了那曲班戈，一批去了阿里日吐。两次去西藏，连队首长都动员了我，还把尉官的官位诱惑我。可首长在我面前讲话时，我的脑子里只想着拔丝羊尾，首长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去，他们说我无药可救了，还拒绝了我的入党申请。

藏区平叛大概是结束了，这几天，营部又有新的动员令，希望战士们主动报名到新疆去，“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保卫建设边疆。我又没有报名，首长们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我要回家了，回家不是一样建设祖国么。

我在父亲的“预备役军士兵兵役登记表”上看见，1964年1月25日，父亲离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7812部队。母亲的拔丝羊尾，就这样俘虏了一位革命战士。作为家中的长子，我出生于1965年1月25日。

父母亲其他的往来信件里，拔丝羊尾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就像父母爱情的一张船票，船儿已经到达了港湾，船票理所当然“鸟尽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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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我记事的年月，压根就没有看见过我们当地有什么绵羊。

在父母曾经的龃龉里，我也才知道，父亲也没有吃到过真正的拔丝羊尾，原来是母亲对父亲撒了谎——她家上交给人民公社的那五只绵羊，在赶去公社食堂的当日，就被做成了红烧羊肉。母亲信里介绍的生产队羊圈里那“五只绵羊和一只小羊”，其实不过都只在母亲的幻梦里。

我十岁生日后不久，家里接待了据说是来自内蒙古的推销员，他来向父亲的耐火石材料厂推销设备。

那人牛高马大、穿一件棕色长皮衣，咧着嘴嘘着气，一口气吃完一盘母亲用猪腚肉做的拔丝羊尾，又灌满一嘴高粱酒，声如洪钟地说，只要父亲买下他的织绳机，趁着天寒地冻，他回家就背一包肥羊尾来。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就说我们家乡？我们天天吃手抓羊肉，肥羊尾也就是蘸着盐吃，没有什么稀罕的。”

父亲不敢擅用公款买下织绳机，他和母亲去厨房商量一番后，一致同意用他们两个人全部的积蓄，买下那台织绳机。

织绳机和它的推销员显然沆瀣一气，推销员一离开，织绳机就趴在堂屋一动不动、了无生气了。父亲按照推销员留下的地址写去无数封信，但邮递员从没有捎回一封。

后来的许多年，母亲都不做任何拔丝甜品了，我和弟弟就偷偷拆卸织绳机上的废铁换糖果吃。我们目睹过很多次，每当远处传来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母亲就在那“叮铃铃”里颤抖不已。铃声响几次，母亲的身体就要抖几次。

我那时就知道，我永远吃不到真正的拔丝羊尾了。

后记

初中同学向春湘，特级厨师，司厨近40年。

疫情期间某日，在其酒店里，他特意做了一道拔丝羊尾给我，抚以慰藉。

绵羊肥羊尾，料酒去腥，切成3厘米长条状，挂糊，入四成油温至面糊浅黄，起锅沥油；白砂糖入浅油锅中，炒至栗色，羊尾入锅速炒裹上薄糖衣，起锅入盘。

那天，老向喊我“快拈！”我拈起拔丝羊尾闪电般入口，几秒钟呲牙咧嘴，一股肥油，甜腻腻滑入胃中；另外一端，牵连在瓷盘中的金色糖丝，在眼前一丝丝慢慢断落。

想来母亲去世多年后，我曾读到汪曾祺的《五味》，书中说：“我在四子王旗一家不大的饭馆中吃过一次‘拔丝羊尾’。我吃过拔丝山药、拔丝土豆、拔丝苹果、拔丝香蕉，从来没听说过羊尾可以拔丝。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脆壳，咬破了，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一包清水，羊尾油已经化了。这东西只宜供佛，人不能吃，因为太好吃了！”

我心里想，母亲梦寐以求的拔丝羊尾，原来只许神仙吃，人是真不能吃的啊。其时，细雨敲窗，却有一缕阳光入来。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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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 龙

不过就是一个胃的奴隶罢了

源济

开始囤粮的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外婆丨人间有味

原创 曹玮 人间theLivings 2020-07-03

历史可以被人为删除，故事可以被轻易忘记，然而食物短缺带给人的身体记忆和情绪记忆永远不会消失，它会代代相传。

这疼痛，来自三代人重叠错合的历史，来自历史遥远而沉默的深处。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89

1

冰箱里存着一把带青叶的胡萝卜。在我妈的监督下，我再次检视一遍自己囤积的食物。

这个十余平米的房间，是我在法国疫情封城期间每日的居所。冰箱只有半人高，塞了又塞，挤了又挤，冰箱门一拉开，那些实诚耐久的白菜、卷心菜、萝卜恨不得手拉着手、兴高采烈地蹦出来；冷藏室就是个小抽屉，买来肉，去掉包装，分类切好，盒子都怕占地方，只用保鲜膜包住，一块接一块塞进去，把肉垒成了冰砖墙。

然后就是柜子了。不需要保鲜的食品和干货——面粉、大米、花生，平时根本不怎么吃的豆子，这时都存起来——万一到了实在没有新鲜蔬菜的那天，或许可以发豆芽呢。

柜子塞满以后，还有地板。那些能放在地上的蔬菜：洋葱、生姜、蒜、芋头、土豆，各按其类堆放着。看着这些还带着泥土的根茎类食物，我有一种要去火星上生活的幻觉。如果一直这么囤下去，可能没过多久，整个房间都会变成我的冰箱那样——门一开，蔬菜水果手拉手和我一起滚出来。

即使这样，我妈仍觉得不够。

法国疫情一开始，她就在国内远程监督我囤积食物。平时，不管我买多少新鲜蔬菜，她总会盯着我买不到的：“我的娃可怜啊，香菜吃不上！”买来香菜，她又会叹一声：“我的娃可怜啊，韭菜吃不上。”如果一周内我都在吃食堂，没买菜，她的哀叹就更加悲伤，几乎要落下泪来：“我的娃可怜啊，饭都吃不上。”我妈说这话的时候，就好像法兰西共和国是一片荒漠，而我则一直在挨饿。

于是，每次视频，这样的话都会成为我妈最后的总结陈词，长此以往，我难免觉得烦躁扫兴，也实在难以理解她为何独独对食物忧思如此。

眼下，检视完预备封城的囤货，我妈终于发现我没有买绿色蔬菜，“我的娃可怜啊，连绿叶子菜也吃不上……”她又开始了。

“有啊，胡萝卜叶子是绿的啊。”我辩解道，“这叶子好吃，必要的时候还能救命呢。”

“胡萝卜叶子不是兔娃儿吃的吗？这咋吃啊？”

我的心下一动，看来，胡萝卜叶子怎么吃，妈妈是不记得了。

2

胡萝卜叶子，原本是外婆的食谱。

我还记得一个早秋的午后，那时我六七岁，外婆坐在院子里，面前是一大堆胡萝卜叶子，堆得那么高，都快到我腰部了。外婆坐在木凳上弯着腰，不遗余力地将细叶择下来扔进一只巨大的铝制洗衣盆——这样的盆子，彼时常常是各家孩子的洗澡盆。盆里的叶子都是碧绿色的，上面覆着一层细小的白色茸毛，摸起来有点痒。

那时候，每天下午，外婆都会带着小板凳去巷口坐着，看看过往的行人，和几个老邻居聊天。只要农民拉着板车来巷内售卖东西，她也总愿意和他们话话农事，顺便买些新鲜的蔬菜。那天，农民拉来一车胡萝卜，出门走得急，萝卜从地里拔出后直接扔上车，叶子都没来得及摘。买家只好先选萝卜，拔了叶子再称重。外婆一边帮农民拔叶子，一边打问这些茂盛碧绿植物的去处，听说一会儿就要都倒掉，外婆急了：“你别扔、别扔，都给我吧，我家养着兔娃儿呢！”

农民乐得轻松，将半板车胡萝卜叶全都倒进了外婆的院子——可外婆家哪儿有兔娃啊，能算得上“娃儿”的，也就只有我了。

我蹲在那堆胡萝卜叶前，看外婆手速飞快地处理着叶子，过了半晌，所有嫩叶都已入了铝盆，外婆就像浣洗衣服一样，一遍遍地淘洗：“这萝卜是沙土里长的，叶子里面有细砂，要淘干净呢。”远处看去，她藏青色的后背在银盆前起起伏伏，好像一只奋力喝水的小兽。

胡萝卜叶子怎么吃呢？我不知道。但等天色将晚，外婆递给我一个搪瓷碗，碗中高高冒起粉绿色的叶子饭，一股奇香迎面而来。那味道好像要把早秋刚降下的、暧昧的夜色撕破一个口子，是那种阳光照在一些芳香植物叶片上所散发出来的尖锐而清凉的气息，其间混杂着熟了的麦粉焦香。

碗里细小的胡萝卜叶片上裹了面，被大火一蒸，变成淡黄色，叶片软软的，叶筋则柔柔的。再把这胡萝卜叶饭和着小葱一起炒，饭中又间以油香和葱香。我抱着搪瓷碗一口接一口地吃，外婆远远坐在廊下的板凳上，也端着一个搪瓷碗，边吃边问我：“这个饭你还没吃过吧？我跟你说过胡萝卜叶子好吃吧？”她眯眼笑着，吃上几口，继续唠叨：“哎呀，这么好的叶子为啥要扔了呢？”

3

在外婆眼里，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能吃，不能随便扔。

我上到小学高年级，外婆的院子被拆了，搬到郊区的一个小公寓里，从前每天都要去巷口遛弯儿的她更是坐不住了。中午一吃完饭，总会提着小板凳去小区花园旁坐着，有时去老邻居家看电视，有时不知所踪，回来时手里总提着一些市场上不常见的蔬菜。

不出意外，春天总是各色野菜：蔓菁、苦苣、苜蓿、蒲公英，这些春天的野菜，都是要煮熟后，放进一口褐黄色薄釉的大瓷缸里。

搬家时，外婆扔了很多东西，只有这口大缸，千方百计运来，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一进门就能看到，高到可以把我装进去，缸里存着的，是她奉若珍宝的酸菜。

酸菜是我所在的城市常年的吃食，旧时几乎是家家户户保存时令蔬菜的方法，而它的质量与温度和制作工序有关：一不小心，就会发酵失败，全部坏掉。重新做时，必须找来酸汤作引子，投入新菜，以待发酵。

外婆制酸菜素有令名，以格外酸爽、汤底清澈著称。以前住院子时，就常有邻人来讨要引子，搬了新居后，也时不时有人上门来要，老邻居带来新邻居，每次敲门，外婆脸上的笑容都会荡漾开来，像是做了一件普度众生的事情。而那口大酸菜缸就好像一口魔法缸，从来都没空过，也没有坏过，永远也舀不完似的。

很多回，外婆将带来的野菜煮熟投入缸中时，我就趴在缸口，望着碧绿色的菜叶在缸里漂浮、下沉，“过三四天就好了”，她乐呵呵地大声说。我知道，当这些酸菜发酵好时，家里准会吃一顿酸菜面，又细又白的面条沉在清澈的酸菜汤中，野菜制成的酸菜变得黄澄澄的，各有不同的口感和香味，在锅中用蒜片和干辣椒一炝，只需几小勺，就将香味显尽，再买些韭菜，炒熟浇在面条上，这样的饭，家中隔几日就要吃一次，仿佛永远也吃不腻似的。

4

除了投进酸菜缸，还有几种野菜会被外婆做成凉拌菜或者晒干。

一种是白蒿，是味中药，又名茵陈。每次她只拿回来一小袋，据说是在野地里挖的。一到春天，白蒿就冒了银针一样纤细的绿芽，细小的绒毛微微泛着白光，轻轻一掐，就会闻到叶茎散发出强烈的蒿草味。外婆将它在热水中一滚，再将泡好的粉丝拌进去，只需一点油盐，就是一盘极为清爽的凉菜。外婆说，白蒿新芽细小，隐没在青草间，很容易认错，平时穿针引线都要我代劳的她，采的时候费功夫极了。也是因此，外婆专门仔细教我辨认过这种野菜的样子。

一年春天，学校组织同学去山上植树，休息期间，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在田野边吃饭，我一低头，突然看见地上好多白蒿，几乎是不自觉地就动手挖了起来，将它们全部装进我装过午饭盒的塑料袋里。那天回去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一进外婆家的门，就极其自豪地将袋子甩到桌上：“外婆，看我上山植树带啥回来了？”

外婆笑盈盈地打开袋子，“哎呀！是白蒿！我的娃没摘错，一点儿杂草也没有！”她兴奋地提高了嗓门：“我的娃长大了，知道挖菜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外婆如许的表扬。带野菜回来，仿佛比得了100分回来都要荣耀风光了不知多少倍。

春天快要过去，掐着春天的末尾，外婆便开始筹备晒野菜。接连几个下午，她又不知所踪，回来时手中总提着大塑料袋，里面装了被她称为“灰灰菜”的野菜。每次带来一袋，就将它们铺在阳台半臂宽的水泥护栏上，阳光照射下，整个阳台都充斥着介于肥皂水和新割青草之间的味道。只是这些灰菜，她从来不吃，晒干后就装进一个大袋子里。

一天，外婆终于说要带我去挖野菜。外婆提着袋子、飞快地在小区各个楼间穿梭，我跟在她身后，几乎都追不上她了。出了小区一角小门，跨过一些被扯断的钢丝网丛，钻进一个围墙上破洞的地方，眼前便是一大块围起来的河边农田，大概是要盖新楼，缺了资金，几座废弃的简易平房大门紧锁着，地上的野草长得都将我的腿淹没了。“你看，这长得最高的就是灰灰菜。”外婆捉来一茎灰菜，我仔细一瞧，植物叶杆上灰色的经络在碧绿色中向上延伸着，每片叶子背面都是灰色，植株顶部也泛着一层薄薄的浅灰。

越往田中央走，那里的草就越长，我整个人几乎都要陷进灰菜绿油油的深流中，站都站不稳了，回头看看外婆，她弯着腰，一手提着袋子一手掐下叶尖最嫩的部分，粗糙而灰黄的指尖仿佛一台小型收割机，好像不加快速度那块土地就要消失了一样急迫。

“外婆，你掐这么多灰菜干啥呢？”

“灰菜好吃，冬天做凉菜，掐多一点，你二舅来的时候带回去。唉，我的老二可怜啊。”

外婆口中的二舅，一直在边远的小县城工作，家中清苦，负担重，是她最担心的孩子。

春末夏初，外婆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阳台上晒野菜，又日复一日地继续去采，装满干灰菜的塑料袋在阳台上垒了一个又一个，然而，她口中的二舅却一直都没有回来。

5

上了初中，学校离外婆家近，中午我都在外婆家吃饭。

每天放学回来，我趴在桌前做作业，头顶或是突然砸下一只西红柿，稳稳落在本子前，或者不知从哪儿抛来一只苹果，保龄球一样滚到钢笔边，再或者，是一把五香花生瓜子的混合物，天女散花一样从我脸颊边洒落，激起一片盐雾。等我回过头，外婆已风似的穿过房间趴到了阳台上，佯装不看我，好像刚才的一切和她无关，只留给我一个深蓝色老式夹衫的背影。

有时天降吃食惊到了我，我大叫一声，还没飘到阳台上的她立马回过头来，见我皱眉瞪眼，她就“嘿嘿”笑了，好像做了件特别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的事情，长此以往，乐此不疲。

年纪大了，外婆住惯了楼房，和小区外售卖食品的小贩也熟络起来。一熟，买起蔬菜，就渐渐不以个数和斤数计算，而以麻袋和板车来衡量。有好几次，她进门时，身后常常跟着小贩或从前老院里的邻居大叔，背上必扛着一两袋东西。人一走，外婆就“哗”的一下，把麻袋推倒在客厅里，萝卜土豆滚了一地，堆成一座小山。

有次她买了一箱西红柿，大如拳头小似樱桃，红如旭日，绿如翡翠，趁我妈还没回来，就塞给我一把：“赶紧吃，不吃就坏了。”

已经吃了五六个的我实在招架不住：“外婆，我真的吃不下了。”

“得空了就吃。”外婆一边走远，一边继续把西红柿抛过来，“你妈问起来，就说给你买的。”

于是，我硬是把一箱西红柿全部吃完了，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而那些连我也无法帮忙“解决”的蔬菜，外婆都会晒干：茄子、豆角、萝卜……吃不完又舍不得扔，累积起来，再加上晒干存积的灰菜，没多久竟快堆到了阳台房顶。

每次我妈喊着要扔干菜时，外婆就急了，双手护住身后的干菜麻袋，说话声音也高起来：“扔啥呢？这是留给老二的！你们不吃老二吃！”

可二舅一直没有回来，只是偶尔收到他托人捎来的包裹，都是些深山老林的山货，有时是干木耳，有时是核桃，有时是野生猕猴桃。外婆舍不得吃，但会特意保存那些袋子，放到阳台上，晒了干菜，再一把一把默默塞进二舅的麻袋里。

6

有一样东西，外婆买的时候从来不需要借口——每次前脚刚拿到舅舅们送来的赡养费，她后脚就会出门，回来时，身后必跟着一个扛着50公斤面粉的小贩。外婆开心地指挥他把面放到家里尚存的空位，门背后、书桌旁，两袋、四袋、六袋，很快就堆成了一座面山。天一热面粉就容易生虫，常常我写着作业，虫子们就在眼前的白墙上做爬行比赛，爬着爬着，就结成茧，再过一阵化为蛾，绕着我翩翩飞舞。坐在面山旁边，时间好像变得很长很长，我仅做着作业，便把许多虫子的一生都看尽了。

家里屯的面越来越多，我妈下班回来，看到面山又大了一圈，必然情绪失控，大吵大闹。可这根本不管用，外婆照例“嘿嘿”一笑，转身又是一袋面粉。

怎么说都没用，我妈便怂恿我爸劝劝外婆。我爸说话，外婆素来都听，他对外婆说：“现在生活好了，米面多得很，菜也多得很，吃多少买多少，别再买这么多了，要不然出虫，最后都浪费了。”

外婆就和颜悦色地点着头：“好好好！”

被我爸这么一说，外婆准会消停一段时间，然后过一阵子，趁我爸不注意，又会暗中“偷渡”一袋面粉回来。

如今想起来，购买粮食对外婆来说，仿佛是在准备诺亚方舟一样。每次带着粮食进家门的时候，外婆饱经沧桑的脸都在发光，好像冒着刀光剑影，从几近沉沦的黑暗世界里，又救出一个喊叫着的、挣扎着的粮食的命。这时的她是安心的，似乎因着食物生命的囤积，我们全家的命也能得以延续一样。

再有人说，她就开始絮絮叨叨了：“都说旧社会和新社会不一样，新社会就不缺粮油了？哎呀！六零年把人差一点饿死了！你们都是小娃娃，晓不得好坏！”

7

外婆口中的1960年，她36岁。那一年春天，她最小的孩子出生了，加上这个新生儿，她已经是6个孩子的母亲了。也是在这一年，家里没有吃的了。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外婆也说不清。只是这之前的两年间突然说要大炼钢铁，造飞机大炮，赶英超美，巷子里所有人家的钢铁制品都被收走了。钢铁炼成了吗？外婆说她偷偷去看过，山脚下一个个高耸的土灶，炼出来的都是铁疙瘩，根本就用不了。可家里所有含铁的用具都没了——给孩子们做饭的铁锅，就连最小的炒菜铁铲都没留下。

自家做不了饭，巷子里开了人民公社食堂，所有人都可以去吃，而且免费。外婆就端着碗，带着孩子去吃食堂。一开始，食堂里好吃的真多，白面面条、白面馍馍，人们敞开肚皮吃，能吃一碗的吃两碗，能吃两碗的吃四碗。可是吃着吃着，公社食堂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干饭变成稀饭，稀饭变成清汤。终于有一天，断粮了。

1960年的春末，外婆刚生下孩子不久，家中一口粮食都没了。外地工作的外公音信全无，捎回家的接济也断了许久。外婆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坐在床头，床上还躺着除了新生儿以外最小的孩子，我的小舅舅。小舅那时只有2岁，因为没有吃的，干瘦、枯黄，已经有气无力，饿得在床上直翻白眼，而怀里嗷嗷待哺的孩子，也在哭着要吃奶。

可家里除了桌子柜子土炕，空空如也的碗碟，一根根木头筷子，衣服、被子这些不能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可以饱腹的呢？

这也许是外婆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缺粮的绝望。

外婆出生于“旧社会”一个衣食无忧的中产家庭。“旧社会”，是她口中常念叨的一个词汇。

作为独生女，她备受宠爱，家中好东西都先供着她——吃饭用银勺，穿衣用锦缎。儿时，照相是新鲜事，但她却留下了不少相片。缠足是她幼时小城民间仍然崇尚的传统文化，可她嫌疼，缠了两天就嚷着不缠了，父母也依着她。后来外婆提起这一段还颇为自豪，因为她周围的同辈女子都没她这样走运。自小，外婆就是一个在生活上从没吃过苦的女孩子，就像今天受着父母宠爱的许多独生子女一样，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

年轻的外婆出落得标致，父母千挑万选，最终把她嫁给一身手艺的外公。外公虽在外地工作，但在城里置办了房产，婚后生活也十分殷实，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看孩子一个个出生。

后来，外婆在大街上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进城，“新社会”来了，外婆满心期待着。人们都说，新社会和旧社会不一样，女人能识字，能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能工作，男女平等，大家都有饭吃。至少，她这个家庭妇女，因为不识字，在扫盲运动中被送去上夜校，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在巷口供销社里分配了点儿工作。“新社会”初年，虽然历次风波让很多人失去自由，也失去了旧日的财富，可外婆的生活依然足够平静，甚至新鲜了不少。直到1960年。

如果历史没有翻天覆地，一个36岁、家境殷实、刚生了孩子的女人，会遭遇什么呢？她应有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满怀着新生命带来的疲惫和喜悦。可是，当灾难降临，摆在这个女人面前的唯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缺失的丈夫，匮乏的粮食，和在饥饿中生病死去的周围的人们。

在人祸天灾面前，她也成了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

8

60年过去了，那一代人一批批老去、死亡。河流般的时间，冲毁带走了一茬又一茬其间生长起来的人们，饥荒的创伤故事也渐渐被人删除、淡忘，绝口不提。外婆不在，也已经20余年了。

如今消费社会中万花筒似的丰富物资，让我以为它就是昔在永在的人类盛景，正如年轻的外婆当年面对着“新社会”一样的笃定和期盼，直到疫情来了。

法国封城前两天，当我拖着箱子，背着背包，和黑压压的人群一起在超市抢购食品时，当我努力在自己的记忆模式中寻找那些易于储存的蔬菜，保存食品的办法时，外婆淘洗胡萝卜叶时那一起一伏的背影就好像一个启示，又一次出现在我眼前。

封城不到一周，法国超市货架上所有谷类粮食和酵母就全部脱销了。待在家里的人们，终于恢复了先前的手作传统，自己做面包、甜点，对面粉的大量需求一度导致供应中断。面粉的断货让很多人感到大事不妙，特别是华人社群。

华人的饮食习惯和法国人不同：法国人用面粉做面包，仅作为前菜，是主菜和奶酪的伴侣。而华人以米面为主食，又有“民以食为天”之传统，主食买不到，即使其他供应仍然充足，也有种天塌了的感觉。人们纷纷开始囤米、囤豆子，以及各种各样能够饱腹的粮食，附加以鸡蛋、牛奶等。

封城后每次购物时，一早进入超市，就能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的粮食区。周围的人们，有的像疯子一样，加快速度将成堆的食品塞进自己的购物筐中，有的甚至可以扫掉半个货架的库存，让人不禁更紧张了。就连网购，面粉也是瞬间秒杀。就像外婆一样，准备着末日降临。

我妈得知我只买到2公斤的面粉时，几乎每次视频都要落下泪来：“面买到了吗？这点咋够啊，我的娃可怜啊，要挨饿了。”

虽然我奋力解释我其它储备充足，不会挨饿，可我妈总像没听见一样，不断重复着那句话。

我总在想，60年前，不但没有面粉，就是其他可吃的，也一点儿也没有。地上的野菜被人挖光，有的地方树皮也被扒光了。我的小舅舅躺在床上快死了，外婆也挨着饿，怎么办呢？她哭求着身边认识的所有人，终于有个老邻居千方百计弄到半个拳头大小的一点儿玉米粉，最终将小舅舅救活。

“我的娃可怜啊，没有饭吃。”这句话，何尝不是那时外婆对着襁褓中的新生儿，一遍又一遍念叨着的话；又何尝不是她每一次择野菜、囤粮食、晒干菜的时候，念着、想着那些挨饿的孩子时心中迸发的语言——不论时间过去多久，作为母亲的她在未来面前准备得好像永远不够，不论孩子多大，她好像永远也没把他们喂饱似的。

而今，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也就是我的妈妈——早已长大。面对灾祸，她也一遍又一遍、无意识地重复着外婆曾经说过无数次的话，只是时移世易，她或许都没有发现而已。

9

外婆在的时候，总喜欢趴在阳台上吃水果，边吃边等妈妈下班。吃完，就将果核埋到花盆里，从不丢弃。每隔一天，就像给我丢吃的一样风风火火端一瓢水，“哗”的浇下去，整个花盆都下起了雨。

饶是如此，花盆中还是次第长出了梨、樱桃和苹果苗，从小苗越长越大，又细又高，阳台容不下，只好移到小区花园里。直到如今，每逢夏天，小区孩子们总爱在那些树上爬上爬下，摘新果子吃。外婆吃过的水果，不知为何特别容易长成树苗，而那些面孔新鲜的孩子们，恐怕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果实，其实来自一位曾经挨过饿的母亲。

封城后，当我开始认真观察邻居阳台上的生活，看着他们给一丛丛毛竹、一盆盆三色堇和玫瑰浇水，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窗台上，竟只种了齐全的食物：小葱、欧芹、香菜和大蒜，如果需要，可以随时剪下来调味；家里的盆景是一只菠萝头，也只是每两天浇一次水，最近还发了新芽，或许将来可以长出菠萝；而我同时开始了水培生菜计划，为买不到绿叶菜积极准备着；至于胡萝卜叶子，更是小心搜集起来，做成胡萝卜叶饭，就连腌酸菜的玻璃瓶也准备好了。

纵使过了这么多年，纵使我走了这么远，我竟也不知不觉承继了外婆的习惯和创伤，一点点搜集食物，一点点预备着灾祸来临。

我也才明白，历史可以被人为删除，故事可以被轻易忘记，然而食物短缺带给人的身体和情绪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它会代代相传。而疫情封城缺粮就好似一个催化剂，触动了我基因深处与食物相关的恐惧记忆。我仿佛看见一个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被续上，沿着它，我重新认识了外婆的创伤，也终于理解了妈妈的哀叹。可同时我又感到无名的疼痛，这疼痛一身霜雪，脚步敞亮，来自三代人重叠错合的历史，来自历史遥远而沉默的深处。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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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玮

行者，人类学研究者。

以有尽之人生，写无尽之人群。

源济

我们家这几十年，酸甜苦辣都在一碗猪蹄冻里丨人间有味

原创 呼葱觅蒜 人间theLivings 2020-06-12

我在院子里站着，心想这猪蹄冻的手艺恐怕是要失传了，要我继承吗？恐怕不能。我学不会，更做不出那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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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 | 连载88

1

头年廿六，村里屠户老郝开始杀猪。

大门闩紧，拌好猪食投到槽子里，开圈门，放猪出来。圈坑里被猪和扯得泥泥洼洼，没处落脚，猪身子一屁股屎尿味。它先是嗅着鼻子，循着香味靠近猪槽，拱起鼻子哼哧哼哧舔食吃，嘴巴子冒白烟。

等它吃差不多了，老郝悄默声拎起棒子，趁它不防备朝着头顶就是一棍。“乓”一声，棒槌声又闷又钝，老母猪猛地伸直了脖子，大吼一声，四肢一软摊在了地上。接下来五六个大汉上前拖起猪腿，把它抬上石磨，有人按住腿，有人掰住头，有人两手攥紧了猪嘴巴子。老郝拎刀，瞅准了那一大块喉咙“噌”的一声捅进去，血嗞地溅出来，喷了他一胳膊。

一个大媳妇添水烧锅，水烧开后舀进一个大水缸里，水缸是铁的，平日里用来洗澡。猪脖子淌干净血，众人把它抬进缸里，大媳妇把滚烫的热水浇上去，秽血哗啦哗啦散开。大媳妇先用一柄鞋刷替它刷身子，刷得身上白一道黑一道；再拿一把毛刷样的小卷刀给它刮毛，从脖后跟开始，一直刮到腚，一刷刷下来一刀毛，像梳头一样。那头死猪躺在水缸里，眼睛自然地眯成两条缝，弯弯的像月牙，倒好像很舒坦的样子。

大媳妇还得趁热剔猪脚指甲。用一根筷子，拿砍刀削个尖，对准猪脚趾扎进去，一使劲就剔出一个，像剜野菜一样，没一会儿工夫就光剩下藕帮一样的四根脚蹄子。收拾妥当，老郝把猪肉割成长条，挂在钩上，一排肉墙，密不透风。他用的杀猪刀又尖又长，两面刃，自上而下就这么一划，肉就落在手里了，割布一样省事。

今年二师兄身价飙升，但是肉总得吃的，有钱没钱，杀猪过年。一条白猪没一会儿工夫就卖光了。最后，老郝从猪后腚割下一大块肉，丢在称上一称，笑盈盈递给我父亲。

父亲买两根猪腿回去，打冻。猪腿浸在热水里，用一把瓦刀剃毛。他手心抵刀背，刀刃逆着猪毛生长的方向，蹭蹭刮下去，一下一下，像是削土豆。猪毛硬，时不时会扎到指甲缝里，扎到就流血，水盆里浸染着血红色的丝丝缕缕。猪毛不能提前除，因为热水一烫，猪皮收缩，毛茬还会伸出来；处理不仔细，吃的时候剌嘴剌喉咙，舌头能感觉到绒毛。

除此之外，父亲还会买两张猪皮，厚笃笃，沉甸甸，掂在手里极有分量。老母猪的猪皮厚，能有一公分，儿猪猪皮薄，约有半公分。剃毛除刺，然后铺在砧板上，猪皮铺开像一大扇鱿鱼，切成巴掌大小一块块。

收拾好了，父亲添水煮猪蹄。两三根猪小腿浸在水里，白白净净，野笋一样，甘蔗一样。猪皮跟猪蹄脚一块下锅，把一满耳锅蹲在灶口上，炭火烧得旺旺的，盖上锅盖。开锅撇净浮沫，丢进去一个料包，里面装了生姜片、大葱根、八角、白术、橘皮还有干枇杷。收拾妥当，加细火慢炖，炉灶风口铁片挡一半留一半，炖上五六个时辰。若是晚上，则用蒜臼子倒扣锅盖，炉灶封死，文火炖之。待到明日清晨，一屋子的香气。

熬好了皮冻，用一把勺子把猪皮搅烂，打碎；加一大勺白砂糖，拌匀，倒在不锈钢大盆里。大盆端到窗底下，自然冷却。待到来年待客，父亲用小铲在盆里划一道杠，挑起颤巍巍的猪蹄冻，托在手面上横割两下，竖割两下，然后倒扣盘里。另外准备葱姜蒜，捣匀单独盛在碟子里，吃一口冻，蘸一筷料，冰凉火热，好不快活。

大年三十这天下晌，总是父亲打蹄冻、母亲打冰溜儿。冰溜儿挂在檐上，天热了要滴下水来，滴在门口水门汀上，夜里冻成一坨。为了防止大年初一早上摔个嘴巴子，头一天就给它除干净。母亲手持一根竹竿，点灯笼一样，一根一根把冰溜儿搠下来。

要是在前些年啊，每当这时，奶奶就坐在炕头上朝窗外伸着脖子。窗外烫猪肉的味道吸引了她，她时不时举起手颤巍巍地指点两句，但大多数时候她都袖着手，不管不问。毕竟，她可是操了一辈子心。

2

奶奶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鲁东地区，现今90多了。

老太太一辈子生了6个孩子，我父亲本来排老三，可老二夭折了，所以我爸后面就还有三叔、四叔和一个小姑。5个孩子分散在不同城市，对奶奶言听计从，因为奶奶性格强势，说一不二，这是在当年的大运动中锻炼出来的。她自己常说：“我这一辈子，算是活了恁这些人的三辈子还多。”

奶奶小时候世道混乱，土匪流氓划地称霸，最害怕听见的就是“炸营”俩字，一听见就要躲进村头的菩萨庙里，等狗不咬了才敢出来。有一次更是亲见飞机刮着树梢呼啦啦飞过去，影子下面，土匪头子骑了一匹白马狂奔而去。

1946年，奶奶嫁到一河之隔的河北村。爷爷是大皮匠的儿子，身高1米8，体重150，两只眼睛一瞪，能吓退恶犬。可就是这样重煞的一个鲁东大汉，却偏偏在奶奶最无助的年月里缺席了大半时间，他结婚没多久就先是跟着他父亲出门做皮匠，后又派到煤矿上工作，常年不在家。

可是奶奶却从没有抱怨过，她心大，能容天下。她说：“日子再苦再难，也只要一块猪冻就可以熬下去。”

1958年，大修水库，奶奶领着3个孩子搬到地势较高的崔家庄。那天傍晚村里开来一辆大卡车，拉了一车小猪崽。奶奶花5块钱买了1只，打算养肥后卖掉换钱。

家里穷得连圈都没有，猪只能养在天井里。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下了，大伯听见外面一声凄厉的猪叫，登时翻身下炕，光着身子追了出去。大伯听见猪在外头，躁得拉不开门闩，一低头，却看见小猪崽从排水沟里一扭一扭拱了进来。我奶奶也吓坏了，跑进院子，看到猪崽平安无恙才放松了心。

从此，一家人对这头猪更加呵护备至，顿顿好粮好食伺候，还派父亲跟三叔下工去地里打猪草。长了一年，小猪崽已经成了一头茁壮有力的大母猪了，一顿能吃一槽子麸面拌草。等1959年冬天，母猪怀了孕，奶奶防备被人偷去，就让父亲把猪赶到了邻村的大姑子家——大姑子家虽然也是穷得叮当响，但好歹有个圈栏。

来年惊蛰已过，大伯到大姑子家要猪，谁知他姑父却死活不还了，一个劲嚷嚷：“早死了，病死了，长了病肉都没得吃，抬到东沟扔掉了。”大伯邪劲，抄起一把锄头三下两下就给砸开了圈门，圈门一开，老母猪四肢健壮站在大伯面前，两只大眼珠子眼泪汪汪。

“生菜不嫌弃地面苦”，老母猪跟着大伯回了家，1个月后生下了12只小猪。后来这头老母猪一共下了8窝猪崽。再后来实在老得吃不动粮食了，奶奶做主把它卖了。

卖猪那天奶奶主意是卖给杀快猪的，猪不受罪，但是几个孩子不让，因为卖钱少，而且自己也捞不回一块猪油。可奶奶固执己见：“恁舍得吃它？老母猪给咱家拉了这么大的犁，恁些没良心的鳖羔子。”

猪是父亲去卖的，那年父亲尚年幼，和猪差不多高。他手持一根烧火棍，赶着猪屁股，老母猪实在是太老了，走几步就停下来喘粗气，嘴角淌咧涎。那天一共卖了53块钱，到现在父亲还记得很清楚。

这个故事奶奶后来给我讲过好多遍，我向父亲求证，他就嘿嘿笑笑：“恁嫲嫲拿着猪比拿着自个儿儿子还亲！养了好几年的猪到最后连块猪油都没捞着。”

可不是呢，一群孩子全心全力护着一头猪，不就是为了末了可以吃顿好的解解馋吗？可奶奶教育他们：“人啊不能忘恩负义，谁对咱好，咱都得记着，心肝黑了，天打雷劈。”

孩子们自然懂这个理，可实在放不下心头的一块猪蹄冻啊！毕竟是奶奶自己个儿说的，“日子再苦再难，也只要一块猪蹄冻就可以熬下去”。那样的苦日子，孩子们的确需要这样一份慰藉。

不过，奶奶并非巧手媳妇，一辈子做饭都不咸不淡，没滋没味，唯独猪冻打得好，因为她猪皮猪蹄一块炖，肉料足，味道重。单用猪皮打的冻，上下分层，白腻如脂，有嚼劲，但是味太寡，不留香。奶奶打的是猪蹄冻，熬出皮粥是浑浊的，不分层；猪皮猪肉通通混在皮粥里，弹性大、味道浓，货真价实。

这实在是一种偷懒的操作，可“懒人懒出了个千金”，打出的猪冻却鲜美异常，令人口齿留香。

而这手艺，全家也就被我父亲继承了，每逢过年，父亲都会熬一大锅猪蹄冻。忆苦思甜是他们这一代人聚餐的标配。猪蹄冻一上桌，大家伙开始倒带。大伯说从前没得吃，个子矮，讨不到媳妇；父亲说小时候涮地瓜干罐子喝，撑得肚子胀；叔叔说小时候吃花生壳便秘，奶奶拿簪子抠。

奶奶常说的一句是：“那些年没饿死，活到今天是我福大，福气小的早不知投胎几世了”。

3

1960年大饥荒，奶奶领着3个孩子去食堂打饭，食堂掌饭的伙计只给她舀了一勺玉米糊糊，奶奶还待要，他就不耐烦地吆喝“下一个”。回到家，3个孩子巴巴地瞅着玉米糊糊，谁也不敢伸手，奶奶叹了口气，用筷子滗着倒成了3份。

因为富农的成分，平日里上工就算挣了20工分，汇报的时候却只给记上2分；食堂也挤兑，不肯给孩子饭吃。爷爷那时已被调到镇上煤矿出工，隔俩月寄回来30来块钱，一年回来不了几次。眼看生计没了主意，奶奶决定出门贩棉花。

棉花好贩，但是路却不好走，因为她是小脚。没出闺前，奶奶是河西村的小家碧玉，从没想到有一天得上坡下塘。奶奶鞋尖塞上棉花，打了绑腿，背着一篓筐棉花就出了门。50里外的县城，奶奶一夜赶到，坐在城外等天明。棉花3毛3一斤，那天她赚了一大笔，还倒卖了1只洋皮铁桶，一共挣了30块。

后来奶奶给大队种花生，偷着掖裤腰带里几块豆粕饼，上厕所的时候藏在坟地里。等晚上没人，老太太悄么声地溜进坟地，数数坟头堆，把埋在土下的粮食扒出来。豆粕饼用擀面杖擀成碎屑，掺上地瓜叶、花生壳，熬一大锅，一家四口围着灶台舀汤喝，能喝两天。

奶奶小脚，跑不动，父亲心疼，替奶奶去大队粮仓偷粮食。那时候他才8岁，人瘦，能从栅栏里钻进去。夜里，父亲撞上了一队的郝大娘，当时郝大娘弓着腰，怔了一怔，当没看见似的转过身子走了。父亲心里害怕，以为郝大娘明天该告发他了，他回来说：“娘，我明天一早儿跟着四叔下东北去。”

奶奶急了，摸黑摸到了郝大娘家，门没闩，一推推开一道缝。奶奶看见里屋里有火光，郝大娘弓着腰在那里熬麦汤，她就不声不响地退出来了。

回到家，奶奶对父亲说：“孩，不用害怕，烧窑的卖瓦的，一路货。她不会去告你的。”

果然，第二天俩人出工撞见，就好像没见过一样。就是靠这样三下两下里捯饬粮食，才挨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后来日子富起来了，父亲从不吃地瓜，闻见就要反胃。

饥荒过去，日子终于好点了，最起码孩子们不再一个个饿得浮肿。这天大伯从食堂领来了两个馍馍，拳头大小，盛在搪瓷碗里，碗放在桌上。三叔进屋，见状抓起一个就跑，奶奶在后面追，追不上，就哄他：“明儿（三叔乳名）你别跑，快回来再给你这半块。”三叔一边狠口啃馍，一边含混不清地喊：“不用了，一个就够了。”

老三还是小孩子，不懂事，大人奈他不得，只得委屈了老二。因为大伯年纪大，有力气，出工能顶个大人使。奶奶从前常对我提起这事：“那年头真是委屈了恁爸，别看是个老二，吃的苦一点也不比老大少”。

很快，除了饥饿，家里真正的噩梦开始了。

由于成分问题，原本因为学雷锋好人好事受到表扬的父亲被学校除了名，身上贴上“四六分子子弟”，大伯下放到驴棚除粪，爷爷隔三差五从煤矿上调回来批斗，而奶奶白天下地劳作，夜里拉磨压豆粕。红卫兵把家抄干净后，奶奶爬上炕脚，翻出铺盖底下的瓮缸子，她狠狠心烙了几张大饼，“晌午吃饱了管不着晚上”。

仨孩子这时已经成人，父亲跟三叔搭伙进城贩粉皮，后来被人举报，大队里传爷爷去问话。

“我说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知情不报的理恁都明白吧？”

“明白都。”

“那好，我问恁家里谁当家？”

“他娘。”

“那你回去，把你家里叫来吧。”

奶奶就这样被领到了大队，站在门口开口喊了声“哥哥”——奶奶按辈分喊支书哥哥。

“我来了三年（关东回来三年）你没跟我搭句腔，寻思起来叫哥哥。”支书嗤笑一声，“看你教育的好孩子，要当土匪了。”

“头顶着青天，俺家的孩子要是偷了人家一指甲东西，我就勾了这个姓。”

“我还就是叫你勾了这个姓。”支书两只脚跳起来，刷刷便是两耳刮子，“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富农老婆有什么名堂！”说完又是两耳刮子。

“这么粗这么长的板凳腿，”奶奶比划着，“隔着棉裤哐哐打在我大腿小腿上，到最后打麻了，我心想打残了？指甲盖子掐进去才有点感觉。”

奶奶一瘸一拐回到家，几个孩子都坐在门口等她，爷爷却没有出门，也没说一句热乎话。

奶奶对谁也没有说话，背对着爷爷躺下了。父亲懂事，跑去问奶奶想吃啥，奶奶摇摇头，他自己含着泪跑去河上透冰下网，第二天捞上一网浮梢（马口鱼）上来。

父亲炖了一锅鱼汤，凉在冷天里冰成冻。

“我知道恁嫲嫲想吃猪冻啊，可那时候上哪找猪肉去？别说肉，地瓜干子都给你贴上封条。”

从那之后，几个孩子对奶奶的感情更加浓厚了，纵管爷爷是个暴躁的脾气，讲话振鼓，也没有奶奶轻声细语的说话顶用。那时候，应该奶奶这辈子最难过的日子，要不是为了几个孩子，估计是很难支撑下来。

好在后来富农的帽子摘了下来，生产慢慢恢复后，家里的日子也渐渐有了起色。70年代末小叔入伍前夕，奶奶心一横，熬了一大锅猪蹄冻，一家人围着锅灶痛痛快快喝了个够。

4

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好了，猪肉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美味。父亲兄妹5个都已成家立业，大伯养殖鸟禽，父亲经营大棚，三叔砌莲花池养鱼，日子过得红火；小叔退伍回来在煤气公司工作，姑姑嫁到城里做楼盘生意。

也是从那时起，弟兄几人也分了家。爷爷奶奶跟着大伯住，不过，父亲时常都会带些好吃的去孝敬奶奶，特别是猪蹄冻，但凡做了，定要先盛一碗给奶奶。

爷爷没再干过什么活儿，奶奶也没怎么干农活，倒是把以前业余干神婆的事业“发扬光大”了。这活儿在农村不稀罕，不是职业，也不是消遣，倒像是邻里间的互助。奶奶为他们把把脉、喷喷烟，不收钱，只收点礼。来的人拎着鸡鸭鱼肉，烟酒糖茶，奶奶都一概推托，推不掉就收下。人离开，奶奶说：“送些这个还不如送点猪肉。”

90年代初，有一年我们那儿闹猪瘟，猪价跳水，家里买来好些猪肉，但那时候家里没冰箱，留不住，灌了香肠腌了酱肉后还剩下不少，父亲索性便全部打了猪冻。不知是因为小时候馋肉，还是那年猪肉泛滥开了先河，之后每逢过年父亲都会熬一大锅猪蹄冻。

猪蹄冻最讲究的是火候。火候掌握得好，打出来的冻就筋道，有弹性，可以用筷子戳起来送入口中而不碎；火候掌握不好，打出来的冻就稀，肉屑沉底，表面无异，可是筷子一夹就碎，得需勺子舀着吃，更别说蘸葱蘸酱。

而在没有天然气的年代，火候可并不那么好控制。

我1997年出生，小时候每年冬至，煤矿上总有人开车进村挨家挨户卖煤渣。车是敞斗子大卡车，司机兼是铲炭工，脚上穿着一双绿色解放鞋，鞋面上覆满了煤渣。有人买煤，他就爬上车斗，用铁锨装满蛇皮袋子，买家在下面替他撑袋子，扑一脸灰。

煤渣买回家，和土，掺水，在一方水泥地上用铁锨来回拌，直到拌到炭和灰融为一体。拌好的炭泥堆放在墙根，讲究点的人家用蜂窝模子扣，一般人家就直接用铁锨铲成巴掌大小的一块块。门前朝南的墙根底下成冬晒着这种炭泥，两三天拾一次。

母亲总会跟我开玩笑：“出去拾粪回来添炉子。”小时候听不懂，后来才知道，他们这一代儿时成天背着竹篓捡牛粪，捡回来当柴火烧。

可炭泥纯度太低，火没劲，猪蹄冻只开不沸。父亲出门劈木头，圆滚滚的洋槐木，三下两下劈成四五瓣，抱回来烧火。木头燃得快，得单独出人守在炉子旁边，这人当然是我。我搬一个小马扎，坐在火炉旁边，火烧得旺，没多久香气就从锅盖下飘出来。

锅内的水熬下去四指深，猪蹄就算是熬烂了，用筷子捅几下，像是豆腐一样，这就算是到火候了。用笊篱捞骨头，一搅哗啦哗啦响，脚趾骨一块块像六棱骰子，父亲曾经还给我穿了一串珠子。

骨头捞干净，皮粥倒进一个不锈钢敞口盆，满满一盆，漂着猪皮碎屑和大肉丁。年饭从来都是父亲掌勺，他年轻的时候下多了馆子，会不少厨艺，过年就是他大展身手的好机会。黄瓜削片，土豆切丝，山药腐竹码得一块一块，一切都有条不紊。

菜上桌，奶奶先尝第一口，她说好，大家才开吃。先上热菜，后上凉菜，12个盘，等到猪蹄冻一上桌，搁下的筷子全都拾了起来。小叔夸赞：“二哥，咱家的冻就属你打的像模像样。”奶奶怕凉，但也忍不住馋嘴，夹小块抿进嘴里。父亲见状忙夹下层的搁进奶奶碗里：“娘，你吃这块，这块肉大，不凉。”

奶奶挥手皱眉：“不用恁给我夹，我自己还能动弹动。”她说着缩下脖子，低头呷一口烫黄酒，酸得两只眼睛挤在一块。父亲又扯羊腿给她，羊肉炖一宿，烂如稀泥，入口即化。

奶奶没牙，照样吃得油光满面。待奶奶吃好，我才敢伸筷子。

我小时候，一直听父辈们说奶奶年轻时脾气暴躁，后来日子太平，子女孝顺，脾气竟也和顺下来。而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就是个腿不利索、嘴巴好使的老太太。

大伯家天井里用青砖垒出一个大花园，这是我的百草园。园子里栽着花花草草，儿时无事，镇日长闲，我总来园中玩耍，常被蚊虫咬伤也不觉得，过一会儿却肿得像个鸡蛋，奶奶这时就会折断一片芦荟叶替我擦拭。于是日后但凡有些瘙痒红肿，我便翘着脚溜进大伯家的园子，偷偷摸摸掐一根芦荟叶。

园子正对堂屋南窗，我自以为有花草遮挡，奶奶该是望不见我。哪知她老人家躺床上，窗外景象明察秋毫，只是不惜跟小孩一般见识罢了。后来我胆子渐大，开始去撕那栀子花，也不敢多扯，每次只撕一瓣，夹在书里，来日翻书芳香四溢。

这日我又在行窃，突然听到奶奶唤我，顿时不敢应声，只得低下身子准备溜之大吉。谁知奶奶竟说：“早看到你了小瓜娃，你在那儿鬼鬼祟祟干啥哩？”

我自知逃不掉了，灵机一动，把栀子花瓣掖进松紧裤带下，自觉聪明无比。

奶奶见我双手空空，问我：“在外面干啥子哩？叫你也不答应，喊你进来也不进来。”

我嘿嘿笑笑：“没干啥啊，刚好走过罢了。”

奶奶不信我，她明明闻见一股栀子花香，也看出我衣服底下有异物，一把便将我的上衣掀起，把栀子花瓣抓了过去。我知她要生气，不敢抬头，却见她眉眼一弯，哈哈笑道：“小瓜娃子，你这是跟着谁学的？还挺会藏。”

奶奶见我不语，以为我害怕挨训，柔声道：“那栀子花别去采它，一共才五六个花头，你今天儿摘一片，明天儿摘一片，不用两天给你摘成个秃头，和我似的。”说着她伸手摩挲自己光滑的脑门，我俩同时大笑起来。

笑完，奶奶伸手给了我个枕头，说：“来，躺这儿，咱娘俩困个晌觉。”我就势往床上一趴，软软和和躺下来。但我那时候精力旺盛，白天从不睡觉，又碍于奶奶的威严不敢下床，就伸手给奶奶编小辫。奶奶被我搅和得睡不成，哄我道：“老实点小瓜娃子，我给你讲个古，你快困觉。”

我自知奶奶嘴里已经掏不出什么新鲜故事了，讲来讲去不外乎那几个仙女下凡八仙过海之类，便不应，继续捣乱。我把她一头白发拂到面前来，遮住那光溜溜的老寿星头，那样子总使我想起电视上的《白发魔女》。突然我想到了什么，趴上奶奶耳朵小声问：“嫲嫲你告诉我俺爸小名是啥吧？”

奶奶俩眼一弯，瞅了瞅我，问：“你问道恁爸爸小名干啥？”

我不说话，只磨她快点告诉我。奶奶磨我不过，一口气把父亲、大伯、三叔、小叔、姑姑的小名都告诉了个遍。小孩子得了长辈的名字，无异于得了珍宝，“布”，我一遍一遍念叨着，问：“为什么我爸叫这个名啊？”

“冇有为什么，早时候哪有什么讲究，叫他是个什么就是个什么。”

“怎么会冇有为什么？”

“就是冇。”

结果父亲说了原因：“那年头穷啊，缺布不就叫‘布’吗？缺菜不就叫‘园’吗？”我取笑于名字的土味和实用，说：“你们那时候老人给孩子取名这么不上心吗？”

“这哪算不上心呢？还有给孩子取名‘和尚’‘尼姑’的呢！”

我又问：“那你们大名是谁给取的？”

“恁爷爷，上过学哩。”

“叫你‘孝’你就这么孝顺吗？”

父亲微一瞪眼：“不叫你‘孝’你也得孝顺！”（父亲大名中含有‘孝’字）

5

2012年腊月，爷爷去世，85岁无疾而终。那之后，小叔几次三番要接奶奶去城里住，可都被她气呼呼地推掉了。奶奶看穿了小叔心思，说：“恁都不用挂挂（山东方言，记挂），我没事，我就是年纪大了不愿意动弹了，老头子有福分，倒是先撒手了嗬。”

奶奶还是皮条硬。大伯家挂了一张她八十大寿的照片，照片上，她和爷爷俩人正襟危坐，一高一矮，一红一灰。那些之前的事儿，我基本都是听奶奶说的，其实很难去揣摩他们之间的感情。总之，两个人一龙一虎（奶奶属虎，爷爷属龙），争吵打斗了一辈子都没能磨成璞玉。就在爷爷去世之前，俩人还为了汤婆子大吵了一架。

“不会把汤婆里的水倒掉吗？”

“黑天冲水那时候再倒也不迟，现在又不急着用。”

“那你留着些水干什么？”

“留着水碍你什么事了？”

“不碍事你不会倒掉？”

“你急着用？大白天你用什么汤婆？你急着投胎吧你！”

我隐约觉得，他们俩这辈子是在比一口气，峥嵘岁月里比耐性，平淡岁月里比心性。奶奶赢了，她确实是个心大的女人。

又过了两年，大伯被堂哥接到城里看孙子去了，奶奶没人照料，搬来了我家。人大概年纪大了就容易恋旧，奶奶在我家时常聊从前的那些日子，但她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件事，没有什么新花样。

人老了肠胃也不好，吃凉了闹肚子，吃热了又烧心，吃一顿饭一个钟头都不够。母亲有一次气不过，撂下碗筷就甩手出门了，等她转完一圈回家，看见父亲在烧西红柿汤，煮面。煮好了端到奶奶屋里。

奶奶在我家住的几年，每到年关，父亲问她想吃点啥，她都咂摸着嘴道：“猪蹄子冻不糙，就是做起来怪费事，你给我煎个豆腐吃吧。”

父亲知道她顾左右而言他，笑笑说：“我每年都打冻你又不是不知道？还缺得了你的吃？”

奶奶也笑，摸摸额头。隔两天父亲就去割肉打冻，分量大了不少，叔叔姑姑每家都有份。最近两年，奶奶年纪大了，每到入冬都会被小叔接到城里去，来年清明再回家。

---

新的一年，疫情暂停了一切新年活动，家里面冷冷清清，锅碗如新，叔叔姑姑们都没有回来。年初二这天一大早，父亲就给小叔打电话，两人寒暄了几句，拜完年，父亲问：“这一阵咱娘身子还好吧？。”

“好好，可好了，前两天吃了一大碗水饺，昨天晚上也喝了一大碗八宝粥。让咱娘跟你说两句话。”

父亲等着，听到电话那边奶奶喊他的小名，咧开嘴嘿嘿笑了起来。母亲听他笑声怪异，朝我瞅了一眼，一脸瞧不起的神气，那意思是：“没跟你娘说过话难道？笑得像个小孩。”

终于等到正月十四，大姊回家。父亲去窗台下割了一大块猪蹄冻，用塑料袋包好，大姊见状，忙摆手道：“爹，别给我拾上这么多，吃不上。”

父亲低着头，一边打扣子一边说：“等十五你去恁嫲嫲那边，看看她，给她捎着这块。”

大姊“噢”了一声，朝母亲挤眉弄眼。

出了正月，年货也早早吃空，唯独猪蹄冻还剩不少，一是份量大，二是没亲戚串门，剩的多。这天父亲切了一大块猪蹄冻，拌上葱姜蒜，倒了一小盅酒，就着猪冻喝了起来。

父亲到底是年龄大了，今年又格外的冷清，没吃几盅就醉醉熏熏起来。一醉就开始话多，跟我说：“待两天你带我去看看恁嫲嫲。”

“出不去，不是出不去，是不敢出去。”

“我就不信病毒这么厉害了？能有那时候‘非典’厉害吗？‘非典’的时候我都不害怕。”

“你不害怕别人还害怕呢，你不嫌弃别人还嫌弃。”母亲呛了父亲两句，“人家可不欢迎你这时候去家里串门。”

“对啊，你看这都过去正月了，路上还没大有车，都不敢出门。”我附和道。

父亲仰头喝酒，不跟我们犟了，喝完往床上一趴，睡着了。

今年的猪蹄冻没有吃完，倒掉了，因为实在太多，天热了就融化。母亲把冻倒进狗食盆子，嘬起嘴唤两声，黄狗就从外面跑进来。它伸出舌头，卖力地舔着钢盆，舔得咣当乱响。

我在院子里站着，心想这猪蹄冻的手艺恐怕是要失传了，要我继承吗？恐怕不能。我学不会，更做不出那个味道。

春寒料峭里，黄狗伸长舌头，颜色血红，吠气腾腾。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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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葱 觅 蒜

百川东到海，

努力加餐饭

源济

开始囤粮的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外婆丨人间有味

原创 曹玮 人间theLivings 2020-07-03

历史可以被人为删除，故事可以被轻易忘记，然而食物短缺带给人的身体记忆和情绪记忆永远不会消失，它会代代相传。

这疼痛，来自三代人重叠错合的历史，来自历史遥远而沉默的深处。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89

1

冰箱里存着一把带青叶的胡萝卜。在我妈的监督下，我再次检视一遍自己囤积的食物。

这个十余平米的房间，是我在法国疫情封城期间每日的居所。冰箱只有半人高，塞了又塞，挤了又挤，冰箱门一拉开，那些实诚耐久的白菜、卷心菜、萝卜恨不得手拉着手、兴高采烈地蹦出来；冷藏室就是个小抽屉，买来肉，去掉包装，分类切好，盒子都怕占地方，只用保鲜膜包住，一块接一块塞进去，把肉垒成了冰砖墙。

然后就是柜子了。不需要保鲜的食品和干货——面粉、大米、花生，平时根本不怎么吃的豆子，这时都存起来——万一到了实在没有新鲜蔬菜的那天，或许可以发豆芽呢。

柜子塞满以后，还有地板。那些能放在地上的蔬菜：洋葱、生姜、蒜、芋头、土豆，各按其类堆放着。看着这些还带着泥土的根茎类食物，我有一种要去火星上生活的幻觉。如果一直这么囤下去，可能没过多久，整个房间都会变成我的冰箱那样——门一开，蔬菜水果手拉手和我一起滚出来。

即使这样，我妈仍觉得不够。

法国疫情一开始，她就在国内远程监督我囤积食物。平时，不管我买多少新鲜蔬菜，她总会盯着我买不到的：“我的娃可怜啊，香菜吃不上！”买来香菜，她又会叹一声：“我的娃可怜啊，韭菜吃不上。”如果一周内我都在吃食堂，没买菜，她的哀叹就更加悲伤，几乎要落下泪来：“我的娃可怜啊，饭都吃不上。”我妈说这话的时候，就好像法兰西共和国是一片荒漠，而我则一直在挨饿。

于是，每次视频，这样的话都会成为我妈最后的总结陈词，长此以往，我难免觉得烦躁扫兴，也实在难以理解她为何独独对食物忧思如此。

眼下，检视完预备封城的囤货，我妈终于发现我没有买绿色蔬菜，“我的娃可怜啊，连绿叶子菜也吃不上……”她又开始了。

“有啊，胡萝卜叶子是绿的啊。”我辩解道，“这叶子好吃，必要的时候还能救命呢。”

“胡萝卜叶子不是兔娃儿吃的吗？这咋吃啊？”

我的心下一动，看来，胡萝卜叶子怎么吃，妈妈是不记得了。

2

胡萝卜叶子，原本是外婆的食谱。

我还记得一个早秋的午后，那时我六七岁，外婆坐在院子里，面前是一大堆胡萝卜叶子，堆得那么高，都快到我腰部了。外婆坐在木凳上弯着腰，不遗余力地将细叶择下来扔进一只巨大的铝制洗衣盆——这样的盆子，彼时常常是各家孩子的洗澡盆。盆里的叶子都是碧绿色的，上面覆着一层细小的白色茸毛，摸起来有点痒。

那时候，每天下午，外婆都会带着小板凳去巷口坐着，看看过往的行人，和几个老邻居聊天。只要农民拉着板车来巷内售卖东西，她也总愿意和他们话话农事，顺便买些新鲜的蔬菜。那天，农民拉来一车胡萝卜，出门走得急，萝卜从地里拔出后直接扔上车，叶子都没来得及摘。买家只好先选萝卜，拔了叶子再称重。外婆一边帮农民拔叶子，一边打问这些茂盛碧绿植物的去处，听说一会儿就要都倒掉，外婆急了：“你别扔、别扔，都给我吧，我家养着兔娃儿呢！”

农民乐得轻松，将半板车胡萝卜叶全都倒进了外婆的院子——可外婆家哪儿有兔娃啊，能算得上“娃儿”的，也就只有我了。

我蹲在那堆胡萝卜叶前，看外婆手速飞快地处理着叶子，过了半晌，所有嫩叶都已入了铝盆，外婆就像浣洗衣服一样，一遍遍地淘洗：“这萝卜是沙土里长的，叶子里面有细砂，要淘干净呢。”远处看去，她藏青色的后背在银盆前起起伏伏，好像一只奋力喝水的小兽。

胡萝卜叶子怎么吃呢？我不知道。但等天色将晚，外婆递给我一个搪瓷碗，碗中高高冒起粉绿色的叶子饭，一股奇香迎面而来。那味道好像要把早秋刚降下的、暧昧的夜色撕破一个口子，是那种阳光照在一些芳香植物叶片上所散发出来的尖锐而清凉的气息，其间混杂着熟了的麦粉焦香。

碗里细小的胡萝卜叶片上裹了面，被大火一蒸，变成淡黄色，叶片软软的，叶筋则柔柔的。再把这胡萝卜叶饭和着小葱一起炒，饭中又间以油香和葱香。我抱着搪瓷碗一口接一口地吃，外婆远远坐在廊下的板凳上，也端着一个搪瓷碗，边吃边问我：“这个饭你还没吃过吧？我跟你说过胡萝卜叶子好吃吧？”她眯眼笑着，吃上几口，继续唠叨：“哎呀，这么好的叶子为啥要扔了呢？”

3

在外婆眼里，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能吃，不能随便扔。

我上到小学高年级，外婆的院子被拆了，搬到郊区的一个小公寓里，从前每天都要去巷口遛弯儿的她更是坐不住了。中午一吃完饭，总会提着小板凳去小区花园旁坐着，有时去老邻居家看电视，有时不知所踪，回来时手里总提着一些市场上不常见的蔬菜。

不出意外，春天总是各色野菜：蔓菁、苦苣、苜蓿、蒲公英，这些春天的野菜，都是要煮熟后，放进一口褐黄色薄釉的大瓷缸里。

搬家时，外婆扔了很多东西，只有这口大缸，千方百计运来，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一进门就能看到，高到可以把我装进去，缸里存着的，是她奉若珍宝的酸菜。

酸菜是我所在的城市常年的吃食，旧时几乎是家家户户保存时令蔬菜的方法，而它的质量与温度和制作工序有关：一不小心，就会发酵失败，全部坏掉。重新做时，必须找来酸汤作引子，投入新菜，以待发酵。

外婆制酸菜素有令名，以格外酸爽、汤底清澈著称。以前住院子时，就常有邻人来讨要引子，搬了新居后，也时不时有人上门来要，老邻居带来新邻居，每次敲门，外婆脸上的笑容都会荡漾开来，像是做了一件普度众生的事情。而那口大酸菜缸就好像一口魔法缸，从来都没空过，也没有坏过，永远也舀不完似的。

很多回，外婆将带来的野菜煮熟投入缸中时，我就趴在缸口，望着碧绿色的菜叶在缸里漂浮、下沉，“过三四天就好了”，她乐呵呵地大声说。我知道，当这些酸菜发酵好时，家里准会吃一顿酸菜面，又细又白的面条沉在清澈的酸菜汤中，野菜制成的酸菜变得黄澄澄的，各有不同的口感和香味，在锅中用蒜片和干辣椒一炝，只需几小勺，就将香味显尽，再买些韭菜，炒熟浇在面条上，这样的饭，家中隔几日就要吃一次，仿佛永远也吃不腻似的。

4

除了投进酸菜缸，还有几种野菜会被外婆做成凉拌菜或者晒干。

一种是白蒿，是味中药，又名茵陈。每次她只拿回来一小袋，据说是在野地里挖的。一到春天，白蒿就冒了银针一样纤细的绿芽，细小的绒毛微微泛着白光，轻轻一掐，就会闻到叶茎散发出强烈的蒿草味。外婆将它在热水中一滚，再将泡好的粉丝拌进去，只需一点油盐，就是一盘极为清爽的凉菜。外婆说，白蒿新芽细小，隐没在青草间，很容易认错，平时穿针引线都要我代劳的她，采的时候费功夫极了。也是因此，外婆专门仔细教我辨认过这种野菜的样子。

一年春天，学校组织同学去山上植树，休息期间，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在田野边吃饭，我一低头，突然看见地上好多白蒿，几乎是不自觉地就动手挖了起来，将它们全部装进我装过午饭盒的塑料袋里。那天回去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一进外婆家的门，就极其自豪地将袋子甩到桌上：“外婆，看我上山植树带啥回来了？”

外婆笑盈盈地打开袋子，“哎呀！是白蒿！我的娃没摘错，一点儿杂草也没有！”她兴奋地提高了嗓门：“我的娃长大了，知道挖菜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得到外婆如许的表扬。带野菜回来，仿佛比得了100分回来都要荣耀风光了不知多少倍。

春天快要过去，掐着春天的末尾，外婆便开始筹备晒野菜。接连几个下午，她又不知所踪，回来时手中总提着大塑料袋，里面装了被她称为“灰灰菜”的野菜。每次带来一袋，就将它们铺在阳台半臂宽的水泥护栏上，阳光照射下，整个阳台都充斥着介于肥皂水和新割青草之间的味道。只是这些灰菜，她从来不吃，晒干后就装进一个大袋子里。

一天，外婆终于说要带我去挖野菜。外婆提着袋子、飞快地在小区各个楼间穿梭，我跟在她身后，几乎都追不上她了。出了小区一角小门，跨过一些被扯断的钢丝网丛，钻进一个围墙上破洞的地方，眼前便是一大块围起来的河边农田，大概是要盖新楼，缺了资金，几座废弃的简易平房大门紧锁着，地上的野草长得都将我的腿淹没了。“你看，这长得最高的就是灰灰菜。”外婆捉来一茎灰菜，我仔细一瞧，植物叶杆上灰色的经络在碧绿色中向上延伸着，每片叶子背面都是灰色，植株顶部也泛着一层薄薄的浅灰。

越往田中央走，那里的草就越长，我整个人几乎都要陷进灰菜绿油油的深流中，站都站不稳了，回头看看外婆，她弯着腰，一手提着袋子一手掐下叶尖最嫩的部分，粗糙而灰黄的指尖仿佛一台小型收割机，好像不加快速度那块土地就要消失了一样急迫。

“外婆，你掐这么多灰菜干啥呢？”

“灰菜好吃，冬天做凉菜，掐多一点，你二舅来的时候带回去。唉，我的老二可怜啊。”

外婆口中的二舅，一直在边远的小县城工作，家中清苦，负担重，是她最担心的孩子。

春末夏初，外婆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阳台上晒野菜，又日复一日地继续去采，装满干灰菜的塑料袋在阳台上垒了一个又一个，然而，她口中的二舅却一直都没有回来。

5

上了初中，学校离外婆家近，中午我都在外婆家吃饭。

每天放学回来，我趴在桌前做作业，头顶或是突然砸下一只西红柿，稳稳落在本子前，或者不知从哪儿抛来一只苹果，保龄球一样滚到钢笔边，再或者，是一把五香花生瓜子的混合物，天女散花一样从我脸颊边洒落，激起一片盐雾。等我回过头，外婆已风似的穿过房间趴到了阳台上，佯装不看我，好像刚才的一切和她无关，只留给我一个深蓝色老式夹衫的背影。

有时天降吃食惊到了我，我大叫一声，还没飘到阳台上的她立马回过头来，见我皱眉瞪眼，她就“嘿嘿”笑了，好像做了件特别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的事情，长此以往，乐此不疲。

年纪大了，外婆住惯了楼房，和小区外售卖食品的小贩也熟络起来。一熟，买起蔬菜，就渐渐不以个数和斤数计算，而以麻袋和板车来衡量。有好几次，她进门时，身后常常跟着小贩或从前老院里的邻居大叔，背上必扛着一两袋东西。人一走，外婆就“哗”的一下，把麻袋推倒在客厅里，萝卜土豆滚了一地，堆成一座小山。

有次她买了一箱西红柿，大如拳头小似樱桃，红如旭日，绿如翡翠，趁我妈还没回来，就塞给我一把：“赶紧吃，不吃就坏了。”

已经吃了五六个的我实在招架不住：“外婆，我真的吃不下了。”

“得空了就吃。”外婆一边走远，一边继续把西红柿抛过来，“你妈问起来，就说给你买的。”

于是，我硬是把一箱西红柿全部吃完了，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而那些连我也无法帮忙“解决”的蔬菜，外婆都会晒干：茄子、豆角、萝卜……吃不完又舍不得扔，累积起来，再加上晒干存积的灰菜，没多久竟快堆到了阳台房顶。

每次我妈喊着要扔干菜时，外婆就急了，双手护住身后的干菜麻袋，说话声音也高起来：“扔啥呢？这是留给老二的！你们不吃老二吃！”

可二舅一直没有回来，只是偶尔收到他托人捎来的包裹，都是些深山老林的山货，有时是干木耳，有时是核桃，有时是野生猕猴桃。外婆舍不得吃，但会特意保存那些袋子，放到阳台上，晒了干菜，再一把一把默默塞进二舅的麻袋里。

6

有一样东西，外婆买的时候从来不需要借口——每次前脚刚拿到舅舅们送来的赡养费，她后脚就会出门，回来时，身后必跟着一个扛着50公斤面粉的小贩。外婆开心地指挥他把面放到家里尚存的空位，门背后、书桌旁，两袋、四袋、六袋，很快就堆成了一座面山。天一热面粉就容易生虫，常常我写着作业，虫子们就在眼前的白墙上做爬行比赛，爬着爬着，就结成茧，再过一阵化为蛾，绕着我翩翩飞舞。坐在面山旁边，时间好像变得很长很长，我仅做着作业，便把许多虫子的一生都看尽了。

家里屯的面越来越多，我妈下班回来，看到面山又大了一圈，必然情绪失控，大吵大闹。可这根本不管用，外婆照例“嘿嘿”一笑，转身又是一袋面粉。

怎么说都没用，我妈便怂恿我爸劝劝外婆。我爸说话，外婆素来都听，他对外婆说：“现在生活好了，米面多得很，菜也多得很，吃多少买多少，别再买这么多了，要不然出虫，最后都浪费了。”

外婆就和颜悦色地点着头：“好好好！”

被我爸这么一说，外婆准会消停一段时间，然后过一阵子，趁我爸不注意，又会暗中“偷渡”一袋面粉回来。

如今想起来，购买粮食对外婆来说，仿佛是在准备诺亚方舟一样。每次带着粮食进家门的时候，外婆饱经沧桑的脸都在发光，好像冒着刀光剑影，从几近沉沦的黑暗世界里，又救出一个喊叫着的、挣扎着的粮食的命。这时的她是安心的，似乎因着食物生命的囤积，我们全家的命也能得以延续一样。

再有人说，她就开始絮絮叨叨了：“都说旧社会和新社会不一样，新社会就不缺粮油了？哎呀！六零年把人差一点饿死了！你们都是小娃娃，晓不得好坏！”

7

外婆口中的1960年，她36岁。那一年春天，她最小的孩子出生了，加上这个新生儿，她已经是6个孩子的母亲了。也是在这一年，家里没有吃的了。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外婆也说不清。只是这之前的两年间突然说要大炼钢铁，造飞机大炮，赶英超美，巷子里所有人家的钢铁制品都被收走了。钢铁炼成了吗？外婆说她偷偷去看过，山脚下一个个高耸的土灶，炼出来的都是铁疙瘩，根本就用不了。可家里所有含铁的用具都没了——给孩子们做饭的铁锅，就连最小的炒菜铁铲都没留下。

自家做不了饭，巷子里开了人民公社食堂，所有人都可以去吃，而且免费。外婆就端着碗，带着孩子去吃食堂。一开始，食堂里好吃的真多，白面面条、白面馍馍，人们敞开肚皮吃，能吃一碗的吃两碗，能吃两碗的吃四碗。可是吃着吃着，公社食堂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干饭变成稀饭，稀饭变成清汤。终于有一天，断粮了。

1960年的春末，外婆刚生下孩子不久，家中一口粮食都没了。外地工作的外公音信全无，捎回家的接济也断了许久。外婆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坐在床头，床上还躺着除了新生儿以外最小的孩子，我的小舅舅。小舅那时只有2岁，因为没有吃的，干瘦、枯黄，已经有气无力，饿得在床上直翻白眼，而怀里嗷嗷待哺的孩子，也在哭着要吃奶。

可家里除了桌子柜子土炕，空空如也的碗碟，一根根木头筷子，衣服、被子这些不能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可以饱腹的呢？

这也许是外婆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缺粮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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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出生于“旧社会”一个衣食无忧的中产家庭。“旧社会”，是她口中常念叨的一个词汇。

作为独生女，她备受宠爱，家中好东西都先供着她——吃饭用银勺，穿衣用锦缎。儿时，照相是新鲜事，但她却留下了不少相片。缠足是她幼时小城民间仍然崇尚的传统文化，可她嫌疼，缠了两天就嚷着不缠了，父母也依着她。后来外婆提起这一段还颇为自豪，因为她周围的同辈女子都没她这样走运。自小，外婆就是一个在生活上从没吃过苦的女孩子，就像今天受着父母宠爱的许多独生子女一样，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

年轻的外婆出落得标致，父母千挑万选，最终把她嫁给一身手艺的外公。外公虽在外地工作，但在城里置办了房产，婚后生活也十分殷实，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看孩子一个个出生。

后来，外婆在大街上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进城，“新社会”来了，外婆满心期待着。人们都说，新社会和旧社会不一样，女人能识字，能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能工作，男女平等，大家都有饭吃。至少，她这个家庭妇女，因为不识字，在扫盲运动中被送去上夜校，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在巷口供销社里分配了点儿工作。“新社会”初年，虽然历次风波让很多人失去自由，也失去了旧日的财富，可外婆的生活依然足够平静，甚至新鲜了不少。直到1960年。

如果历史没有翻天覆地，一个36岁、家境殷实、刚生了孩子的女人，会遭遇什么呢？她应有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满怀着新生命带来的疲惫和喜悦。可是，当灾难降临，摆在这个女人面前的唯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缺失的丈夫，匮乏的粮食，和在饥饿中生病死去的周围的人们。

在人祸天灾面前，她也成了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

8

60年过去了，那一代人一批批老去、死亡。河流般的时间，冲毁带走了一茬又一茬其间生长起来的人们，饥荒的创伤故事也渐渐被人删除、淡忘，绝口不提。外婆不在，也已经20余年了。

如今消费社会中万花筒似的丰富物资，让我以为它就是昔在永在的人类盛景，正如年轻的外婆当年面对着“新社会”一样的笃定和期盼，直到疫情来了。

法国封城前两天，当我拖着箱子，背着背包，和黑压压的人群一起在超市抢购食品时，当我努力在自己的记忆模式中寻找那些易于储存的蔬菜，保存食品的办法时，外婆淘洗胡萝卜叶时那一起一伏的背影就好像一个启示，又一次出现在我眼前。

封城不到一周，法国超市货架上所有谷类粮食和酵母就全部脱销了。待在家里的人们，终于恢复了先前的手作传统，自己做面包、甜点，对面粉的大量需求一度导致供应中断。面粉的断货让很多人感到大事不妙，特别是华人社群。

华人的饮食习惯和法国人不同：法国人用面粉做面包，仅作为前菜，是主菜和奶酪的伴侣。而华人以米面为主食，又有“民以食为天”之传统，主食买不到，即使其他供应仍然充足，也有种天塌了的感觉。人们纷纷开始囤米、囤豆子，以及各种各样能够饱腹的粮食，附加以鸡蛋、牛奶等。

封城后每次购物时，一早进入超市，就能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的粮食区。周围的人们，有的像疯子一样，加快速度将成堆的食品塞进自己的购物筐中，有的甚至可以扫掉半个货架的库存，让人不禁更紧张了。就连网购，面粉也是瞬间秒杀。就像外婆一样，准备着末日降临。

我妈得知我只买到2公斤的面粉时，几乎每次视频都要落下泪来：“面买到了吗？这点咋够啊，我的娃可怜啊，要挨饿了。”

虽然我奋力解释我其它储备充足，不会挨饿，可我妈总像没听见一样，不断重复着那句话。

我总在想，60年前，不但没有面粉，就是其他可吃的，也一点儿也没有。地上的野菜被人挖光，有的地方树皮也被扒光了。我的小舅舅躺在床上快死了，外婆也挨着饿，怎么办呢？她哭求着身边认识的所有人，终于有个老邻居千方百计弄到半个拳头大小的一点儿玉米粉，最终将小舅舅救活。

“我的娃可怜啊，没有饭吃。”这句话，何尝不是那时外婆对着襁褓中的新生儿，一遍又一遍念叨着的话；又何尝不是她每一次择野菜、囤粮食、晒干菜的时候，念着、想着那些挨饿的孩子时心中迸发的语言——不论时间过去多久，作为母亲的她在未来面前准备得好像永远不够，不论孩子多大，她好像永远也没把他们喂饱似的。

而今，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也就是我的妈妈——早已长大。面对灾祸，她也一遍又一遍、无意识地重复着外婆曾经说过无数次的话，只是时移世易，她或许都没有发现而已。

9

外婆在的时候，总喜欢趴在阳台上吃水果，边吃边等妈妈下班。吃完，就将果核埋到花盆里，从不丢弃。每隔一天，就像给我丢吃的一样风风火火端一瓢水，“哗”的浇下去，整个花盆都下起了雨。

饶是如此，花盆中还是次第长出了梨、樱桃和苹果苗，从小苗越长越大，又细又高，阳台容不下，只好移到小区花园里。直到如今，每逢夏天，小区孩子们总爱在那些树上爬上爬下，摘新果子吃。外婆吃过的水果，不知为何特别容易长成树苗，而那些面孔新鲜的孩子们，恐怕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果实，其实来自一位曾经挨过饿的母亲。

封城后，当我开始认真观察邻居阳台上的生活，看着他们给一丛丛毛竹、一盆盆三色堇和玫瑰浇水，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窗台上，竟只种了齐全的食物：小葱、欧芹、香菜和大蒜，如果需要，可以随时剪下来调味；家里的盆景是一只菠萝头，也只是每两天浇一次水，最近还发了新芽，或许将来可以长出菠萝；而我同时开始了水培生菜计划，为买不到绿叶菜积极准备着；至于胡萝卜叶子，更是小心搜集起来，做成胡萝卜叶饭，就连腌酸菜的玻璃瓶也准备好了。

纵使过了这么多年，纵使我走了这么远，我竟也不知不觉承继了外婆的习惯和创伤，一点点搜集食物，一点点预备着灾祸来临。

我也才明白，历史可以被人为删除，故事可以被轻易忘记，然而食物短缺带给人的身体和情绪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它会代代相传。而疫情封城缺粮就好似一个催化剂，触动了我基因深处与食物相关的恐惧记忆。我仿佛看见一个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被续上，沿着它，我重新认识了外婆的创伤，也终于理解了妈妈的哀叹。可同时我又感到无名的疼痛，这疼痛一身霜雪，脚步敞亮，来自三代人重叠错合的历史，来自历史遥远而沉默的深处。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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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玮

行者，人类学研究者。

以有尽之人生，写无尽之人群。

源济

古镇妇人那杯薄荷茶，我念了18年 | 人间有味

原创 刚好有得聊 人间theLivings 2020-07-31

那个装薄荷的小瓶子依旧还在，就放在我家的透明壁橱里，与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和晶莹剔透的高脚杯放在一起。我却再也没有喝到过那清凉的，略带点苦涩的薄荷茶。那茶放在透明的玻璃杯里，冲过，泡过，翻滚过，沉淀过，像极了我们所在的这个真实的人间。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90

1

18年前，我大学毕业。坐了3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转中巴，再打出租，花了近1个小时，才来到了浙江一个叫沈荡的小镇上，开始了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彼时，愿意到小镇上民营企业工作的大学生还不多，公司为了表示对人才的重视，提前给我租了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甚至还买了新的床垫被套等以便“拎包入住”。我住的地方是一栋老式的单元楼，离工厂不远，挨着一条小河，有供洗衣淘米的河埠头和弯弯扭扭的石阶，河对岸是一条老街，平常也少有人走，有时从老街上经过，老是觉得旁边年深日久的瓦檐在向你压过来，是典型的一个江浙小镇。

在公司时间稍长些后，我慢慢从本地的同事处得知，这栋楼里还住了两户人家，一家是旁边门洞5楼的沈婆婆，另外一家，就是住在3楼的章阿姨。但我还没见过她们。

职工大都是本地人，因此工厂早上7点半上班，下午4点半就下班了。小镇上也没什么去处，大多数时间我就在房间里将自己带来的几本小说和专业英语书翻个滚瓜烂熟，直到窗台上的光线慢慢地变得暗下来，再枕着窗边的风早早睡去。

这天下了班，我准备出去找小鲍——他是我隔壁质检部门的同事，比我早来半年，自己租住在街上，因为是老乡，我俩比其他人走得近些。

刚出黑乎乎的门洞，迎面差点撞上一人，对方吓得“哎呦”一声。我定睛一看，是一位年纪约莫50岁的中年妇女，手里提着一条鱼和一些蔬菜。

我赶忙道歉，她却兀自伏着胸口，说吓了一跳，又上下打量下我，说：“你就是那个分来的大学生，在旁边工厂上班的？”

我赶紧点点头，在她的注视下有些不好意思，说：“您是章……阿姨吧，同事跟我说起过。不要叫什么大学生，叫我小张吧。”

章阿姨笑了笑，眼角的鱼尾纹显得和气亲切，说：“好，小张，住进来有一段时间了吧，啥荏光（啥时候）过来坐坐啊！”

我胡乱点点头，嗯嗯地答应着，但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却并没有赴约。一是自己初来乍到，也不知道会待多久，别人只是礼节性地客气，想来也不用太当真；二是我当时正在与女朋友（我高中的初恋）闹分手，除了上班，确实没有心情去做其他事情。

我和女友吵架的导火线，就是她希望我辞职回武汉，与她一起留在大学所在的省城——她复读了，还有一年才毕业，而我觉得长三角的机会更多，刚刚过来，珍惜这第一份工作，希望能积累经验，后图发展。

我俩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电话中没有结果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距离可能会产生美，但对于分隔两地的情侣来说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苦闷和迷茫日深，我出去找小鲍喝酒吹牛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喝多了，他跳上河边的石凳子，大声背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则更加豪情万丈，觉得现在的一切都不算什么，坚信只要有个支点，我他妈能撬动整个银河系。

但每次喝酒回来，沿着河边斑驳的墙，走在长满野草的青石板小道上，颓然又加倍袭来。

2

一转眼已经是9月，我来沈荡将近半年了。

这天下班回到家，我百无聊赖地站在窗台边发呆，犹豫着到哪里去打发这个晚上。章阿姨拎着拖把回来，可能是刚刚拿到河边洗过。她走进小院抬头一眼就看到了我，说：“是小张啊，今天下班有事儿吗？”

我随口回答说“没事”。

“那侬就到家里来吃‘弯转’。”章阿姨笑眯眯的，我没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但这种亲切感一下子就让人无法回绝。

我没有再拒绝，换了一件衣服准备下楼，临出门，突然想到，这样空手恐怕是不合适的，随即折回来，拿了两盒孝感麻糖——这是女友从武汉寄过来的，但一直没能想起来去吃。

章阿姨家就在隔壁的楼栋里的3楼，门开着，正对着一个靠窗的方桌，一个花季少女正在摆桌子，听到动静，转过身来朝我笑一笑，对在厨房忙活的章阿姨说：“姆妈，客人来了。”

章阿姨从厨房出来，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笑着说：“小张来了，快坐快坐。”转头吩咐：“娟子，侬给小张叔叔泡点茶。”

说话间，小姑娘早就从餐边柜掏出一个小玻璃罐子，撮了小把翠绿的叶子，开水倒上放在我面前。翠绿的叶子好像刚刚摘回来的，在透明的玻璃杯里面翻转沉降，一股清凉的香味扑鼻而来。

“这是什么茶啊，真香。”我由衷地感叹。

小姑娘调皮地朝窗外呶呶嘴：“薄荷茶，我妈妈自己种的。”

这是我第一次喝到薄荷茶，它叶子轻盈，翠绿的颜色在明亮的玻璃杯里面异常干净，清凉的味道沁人心脾，一下子就让人倍觉清爽。

我喝着茶，打量着这个家：一室一厅的格局，进门就是一个小客厅，一个老式的餐边柜上面放着一面时钟；靠窗摆着一张方桌，尽管铺了桌布，也还是能看出底下黑黑的木头；连着客厅的一头是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另一头是卧室和阳台。屋子里陈设简单，甚至可以说简陋，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个小屋子温馨的气氛——厨房锅里的油滋滋地响着，炉子上的开水冒着白气，章阿姨手脚利落在忙活。

很快菜就上桌了。清蒸的鲈鱼，放了葱花，清水虾，炒花蛤，香气扑鼻，还有小青菜，马兰头，豆腐汤，外加一点花生米和酱瓜。章阿姨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瓶还未开封的黄酒，竟然，还有一碟切成四瓣的月饼。

我正诧异，章阿姨笑了：“小张，今天是中秋节，在你们老家是怎么过的呢？”

哦，我真的忘了，八月十五，团圆的日子。在遥远的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在离家千里之外的这偏僻一角，这满桌的菜和笑脸，让我心里陡然生出一阵暖意。

饭桌上，我知道了章阿姨的女儿娟子在海盐县城读高一，寄宿，一个礼拜回来一次。章阿姨经历过一场失败的婚姻，身体不好，没有工作，时常打点零工，又要负担女儿的学习和生活，想来是极为不易。但这几次见面，她常常是笑着的，看不出有丝毫的抱怨。

菜的味道很清淡，是典型的江浙菜，我还破天荒尝试喝了点黄酒，有点晕乎。吃完饭，时间还早，我们来到前面小阳台上喝茶赏月。月亮升起来了，在澄清的天空中高悬，往远处看过去，是月光下的屋顶，宁静美丽。

阳台太小，坐不下3个人，章阿姨就坐在门里面靠着门栏，轻轻喟叹着说：“你们多么年轻啊，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20年过去了，想想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想不通啊。”随即她又笑了，仿佛有些不好意思，“时间过得快，一年又一年，做梦样的娟子都这么大了。”

娟子嗔怪叫了一声“妈”。在月光下，章阿姨似乎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眼里闪着如少女般的光芒。茶在玻璃杯里面安静地躺着，清凉的味道依然沁人心脾，蟋蟀又在不知名的角落下开始叫了。

娟子每个周末回家来，章阿姨几乎都会让她过来叫我一起吃饭。她们母女生活不容易，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不好意思总是去蹭饭，可推脱几次，章阿姨还是坚持叫我，我也就不好每次都推脱了。我把家里给我寄的干鱼、爱吃的腐乳和咸菜也带过去。有些时候，如果中午食堂的菜比较好，我也会多打包一份带回来。

一来二去，我们开始熟悉起来。

不得不说，章阿姨非常能干，她在楼下墙角下种了好几盆薄荷，长势喜人，都有接近窗台那么高了，蓬头郁郁葱葱，随便摘几片叶子，就有现成的新鲜茶喝；也可以在锅子里文火稍微焙一焙，风干后的叶子呈现暗暗的焦绿色，不好看，喝起来却有了另外一种烟火气息。

偶尔，她也到河沿去找螺蛳，清水泡一天，洗净，加上大蒜、葱花，黄酒大火爆炒，汤汁文火收一收，吃起来里面没有丝毫的腥味和泥沙；她在河边开辟了一小块地，用低矮的小竹片围起来防止鸡啄，里面种了青菜，黄瓜，西红柿和辣椒，几乎都不用去街上买菜。

我一如既往上班下班，日子一天天还是那样过去，但心里却不再觉得苦闷孤独，似乎觉得与这里慢慢有了某种联系。

3

一天周末下班，娟子过来找我，说楼上沈婆婆有个东西要搬，问我能不能一起去。

沈婆婆我只见过一面，严格来说，还是从楼上往下看到的背影。她穿着黑色碎花的上衣，慢慢地走出小院，体态从容，不像普通的乡下老太太，但似乎很少下楼，我来了这么久，几乎都没见过她。

带了好奇心，我随着娟子敲开了5楼的门。

“谁呀？”门打开了，一个戴着老花镜、约摸七旬老人，拿着报纸给我们开了门，“哦，娟子呀，侬进来。”

“这是你姆妈提到的小张吧，侬格个大学生？”沈婆婆摘下眼镜，“不好意思哟，劳烦你们。”

沈婆婆家的格局与章阿姨家是一样的，只不过东西要丰富许多，实木的餐桌一看就是上了年纪，闪着幽幽的光芒；电视柜、茶几虽然堆满了书和杂志，但铺着干净的桌布，一尘不染；冰箱上面的猫头鹰时钟坚定有力地咔咔走着，窗明几净。

她的书压垮了卧室里面的书架，她一个人扶不起来，懒得去叫她在镇上的儿子，因此找了娟子帮忙。我们收拾了她的书和杂物，一并归拢起来，然后将断了横梁的书架慢慢抬出来。老人的床上也很简单，被子叠得整齐，床沿还铺着白色碎花的床裙。在乡下这样干净的老人是不常见的，我暗自想，看沈婆婆的穿着和谈吐，应该是以前读过私塾吧。

收拾完了，沈婆婆请我们坐坐，同样给我们冲泡了两杯薄荷茶，茶杯是正儿八经的青花瓷杯子，很讲究。

“娟子侬跟姆妈讲，让伊不要再给我送薄荷了，我一个老太婆这么多也喝不完啊。”她笑着对娟子说。

“沈婆婆，说过了呀。”娟子调皮地冲我眨了眨眼，“我妈不听我的，小张叔叔都可以作证。”

我也笑了。

当沈婆婆听说我老家是武汉时，眼里似乎放出光芒，一下子来了精神：“‘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武汉好啊，都多少年了，我还是像娟子这么大的时候，沿着长江坐船经过武汉，武汉太大了，汉阳的媳妇武昌的伢，小吃也多，热干面，三鲜豆皮，还有蛋酒烧麦，对不对？”

我很好奇沈婆婆的身世，但初次过来，也不便深问。坐了一会儿，我便起身告辞，沈婆婆不多挽留，只是说：“小张，有空到沈婆婆这里来坐坐啊，娟子也来，几天不见，都大姑娘了。”

出了门，娟子对我说，沈婆婆其实很厉害，她有两个儿子，一个据说在上海当官，一个就住在镇上，时不时回来看她。上次，听说上海的儿子过来接她，好像她不愿意，不知道怎么闹起来了，沈婆婆赌了气，两个四五十岁的儿子就跪在地上，声泪俱下半个小时都没能起来。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再过来，也没能看到沈婆婆，一度以为她不住在这里了，再后来，沈婆婆开始出来了，一次见到章阿姨，还抱怨，说骂了儿子们，“这是我的地，他们看不上，我却是死，也要死在这里的”。

不知道其中会有什么样的原因，总之，沈婆婆确实成了我心里谜一样的存在。

4

日子一页页翻过去，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不知不觉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年了。

一天在公司加班到9点，回来后我胡乱洗洗，准备上床睡觉了。突然，门被急促地擂响了。我的住处白天都没什么人过来，这么晚了究竟会是谁呢？我拉开门，娟子正喘着气：“快，他们打架了，打我妈妈……”

来不及多想，我一边穿上鞋，一边问：“谁？怎么了？”娟子也说不上，只说“快、快”，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推开章阿姨家的门，眼前的一幕几乎让我气炸了：

一个男人正光着膀子骑在章阿姨身上，捶打着她的脸，章阿姨侧着头，死命护住了上身，挣扎着叫着，我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攥住了往下落的拳头，顺势把男人从章阿姨身上扯下来：“住手，干嘛打人？！”

那男人很恼：“你他妈又是谁啊，管得了我教训自己老婆吗？”

我一下子愣了——章阿姨不是说离婚了吗？这时，在我身后赶来的娟子叫了声：“他不是！”

男人转头威胁道：“你个小婊子养的，用老子的钱，不认老子，贱货！”

“你嘴巴给放干净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我厉声喝道，顺手抄起餐边柜上的一个短擀面杖，往前一步跨到他面前，这个男人身材瘦小，我高他一头，我想着，如果他敢再进一步，我他妈非打得他头破血流不可。

男人眼里闪过一丝胆怯，慢慢地扯过旁边的衬衣披在身上，嘴巴里依旧骂骂咧咧：“好啊，有人撑腰了——你等着，老子就不信有人能撑你一辈子。”

他恨恨地盯了我一眼，我也斜着眼盯着他。他顿了顿，转身从我身旁挤了出去，砰的一声摔门下楼了。一会儿，楼下就传来摩托车发动的声音，声音渐行渐远。

我松了一口气。娟子早将章阿姨扶了起来，她上衣被扯破了，头发散乱，左边脸肿了起来，脖子有一道被掐出的红印子。娟子默默地帮母亲找回鞋子穿上，又扶她坐了下来。

“小张，让你见笑了，这些丑事。”章阿姨凄然一笑，我这才发现她嘴角也破了，“这都是我造的孽啊，连累了女儿。”

娟子默默地倒了两杯茶，我也找地方坐了下来，满是疑惑地望着章阿姨。在章阿姨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才知道，这个男人原来是章阿姨的“男朋友”，他们是在买菜的时候认识的，男人在菜场的东头有个摊位，起先人很好，总是主动抹点零头甚至不要钱，后来还时不时送些菜和肉过来，一来二去就慢慢熟了。

男人是本地人，因为爱赌博，老婆受不了跟人跑了，相同失败的婚姻让两人有了些共同话题。小镇上风言风语多，章阿姨带着女儿，孤儿寡母生活不容易，心理上也想有个依靠，可这个男人身体虽瘦小，脾气却暴躁，发现了这一点后，章阿姨担心会对娟子不利，就迟迟没有下决心跟他领证。

时间久了，那个男人索性不再提结婚的事情，只是时不时晚上会过来。这一晚，因为娟子在家，章阿姨说不方便，但那个男人不管不顾，想要霸王硬上弓，遭到拒绝后他恼羞成怒，就动起手来。

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时年轻气盛的我，以为爱情就是轰轰烈烈的，哪里能理解一个带着女儿、独自生活的中年妇女的尴尬，更无法体会到身边也有这么多不堪和无奈。章阿姨近乎叹息式地说说停停，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娟子就坐在一旁的矮凳子上，捧着茶低着头。

夜晚的风起来了，河边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开始叫起来，“呀——呀——”，黑夜如墨。

5

经历了这些事情，我和章阿姨一家关系反而更加深了一步。章阿姨一如既往地让我到她家去吃饭，我出差中也会带一点各处的土特产回来送给她们。我和娟子也开始熟络起来，她上高二了，很快就要面临着考大学。

娟子乖巧懂事，每每敲我门的时候，都是静静地敲一会儿，隔一会儿再敲，似乎是在试探我是不是在房间里面。她在我面前慢慢地变得调皮了，要么给我的茶叶时贴上一张画着鬼脸的纸条，让我过去一块吃饭，要么书中夹带一封信，让我也给她写信。

她喜欢问我大学的生活，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喜欢探究我在武汉和成都实习的事情，我自然也愿意把一切经验都告诉给她，给她参谋。

有些时候周末回来，她会过来和我聊一聊学校和老师的事，也会透露些男同学送她礼物、追她的事情。“我才不会要他们的礼物，无聊！你说呢？”她调皮起来眼神一亮一亮的，“跟我说说你高中的恋爱怎么样嘛，一定很浪漫吧？”

“怎么，这个也是高考内容？”我跟她开玩笑，心里却若有所失。

那个时候，我和女友已经在滑向分手，我们心知肚明，但都不愿意承认，我俩似乎都在等待，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我俩是在高中相恋的，相互鼓励学习，传小纸条带饭，小镇不大，我们偶尔也会在晚自习后偷偷地出校门，如同地下党接头一样，分别走出去，在某个约定好的地点碰头。黑色的7月来临，高考揭榜，我们都过线了。而她却因为对学校不满意，选择了复读，也可能是极度自尊的驱使下，还提出了分手。而我也将她的失利归咎于自己，更不愿意在她复读的那一年来打扰她，我选择了沉默。

再一次的重逢，已经到了我大学毕业前夕的那个5月，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租了一间不足20平米的房子，那种老式地板的2楼，进门前要穿过一段黑咕隆咚的过道，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以免影响楼下别人的生活，但是我们非常高兴，天真地认为，这回总算是幸福的开始了。

然而，事与愿违，生活在一起后，很快各自的缺点开始暴露。她任性，自我，不管不顾。而我倔强，脾气暴躁，成了对她关心不够的代名词。

吵闹终于在她把之前所有的小纸条剪碎撕掉、屋里狼藉一地的情况下达到了顶峰。我在半夜拖着箱子愤然离去，在广场上的一角坐了一夜，在抽掉了最后一支烟的时候，下了决定。

从高中到大学，那场爱情长跑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热情及激情，分分合合让人疲惫不堪，我渐渐明白幸福并不是天然就放在那里的，而平静的生活变成了我此刻唯一的要求。

虽然知道娟子的话语之间传递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思，但是，我宁愿把它看成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对我如亲哥哥般的亲近和信任。我试图让自己对娟子倾注亲人般的感情。除此之外，我无法再去问自己是否还包含有其他的情愫。

这年6月，我接到了女友的电话，她在电话中不无兴奋地告诉我，她去杭州实习，后天就会启程，想拐过来先来沈荡看我。

我捏着电话，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很快她就来了，我请了假去嘉兴接她，本以为见面后，自己会很高兴，但当她在出站口兴奋地扑向我的怀里时，我竟然有了一丝陌生和尴尬的感觉。

她也感觉到了我的情绪。出租车掠过田野和村庄，除了开始问候旅途顺利与否，我俩一路无话。我悲哀地知道，我们已经不是过去的那对无话不谈、为了爱情能够在外面走上一晚的情侣了，谁说时间和距离不是一把刀呢？无数次电话中的争执，无数个因思念和寂寞睡不着得不到的夜晚，已经把我的心气耗干。

突然想起，此前和好时，有一次她突然仰着脸问我：你会不会有一天离开我？眼睛里似乎有晶莹的泪光。我一愣，随即紧紧地抱着她，吻着她脸上的泪，心里默默地下了决心：今生再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开，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一起到老。话犹在耳，而世事无常，看万般红紫，过眼成灰。

我们在外面吃了饭，沿着我经常走的河边的小道回来，坐下来却相对无言，我清楚地意识到，到了最终告别的时候了。

原本说好的待两天，她第二天中午就走了，我没有挽留。临走时，我拿出了章阿姨送给我的一小罐薄荷茶，默默地放在她的包里。

6

10月份，公司新从德国引进了一条新的照明生产线，据说耗资近3000万，是国内乃至世界都领先的生产技术，投产后对于丰富现有的产品范围、开拓市场举足轻重。那段时间全公司从上到下，几乎将所有的资源和精力都投在这个项目上，产线的安装、调试、配料乃至试生产，都丝毫马虎不得。

除了挖来专门的调试人员，老板还花重金从上海请了行业内顶尖的技术专家、一位退休后返聘的技术高工----李工，特意来指导整个过程。李工70岁出头了，但保养得当，从外貌上看绝对看不出年纪，公司把他临时住所安排在我们那栋楼的3楼，就是章阿姨家的正对面。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忙着整理报价资料，突然小鲍神神秘秘地走过来，低声说：“知道吗？今天有人闹到公司了，一位老太太，听说还是住在你们那儿的。”

“什么情况？”我一把扯住小鲍，“老太太来闹？”

小鲍被我扯得呲牙裂嘴：“放开放开，听说是因为李工晚上出了点事。”然后压低声音：“绝对刺激，花边新闻。”

我继续追问，小鲍说只知道好像李工被骚扰了，细节他不清楚，但公司里都传开了。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同一个办公室的黄姐鄙夷地说：“小张，你要离你隔壁的那个章XX远一点，一大把年纪了，还招蜂引蝶，不要脸。”

细问下去，黄姐说，听说昨晚9点左右，章阿姨借送茶叶的机会，敲开了对面李工的门，闲聊几句后，问李工一个人这里寂不寂寞，还暗示李工说，自己一个人在住，一次200块。后来协商不成，她还捶李工的门，搅得李工几乎都无法入睡，声音之大，把5楼的沈婆婆都惊醒了，这不，李工一早就来公司投诉。

末了，黄姐还不无鄙夷地说：“老都老了，还卖得出去啊？”

我一时语塞，脸上火辣辣的，似乎感觉就像被人抽了一巴掌，匆忙扒了几口饭，就借故离开了。一整个下午，我都在想发生了什么。捱到下班，想去问问章阿姨到底怎么回事，想了想，还是没动。

为了避免尴尬，那两个礼拜，我都没有再去章阿姨家吃饭，每天更早地到公司、更晚回去，连周末也选择去公司加班。娟子和章阿姨，也似乎察觉了什么，没有过来叫我。

不久我又听说，公司事发次日就又安排了一个姓陈的小伙子和李工同住。事情就像往池塘里面投了一个小石头，水纹荡开，逐渐地平静了下来。

项目弄了3个月，李工任务完成回上海了，小陈也从房子里搬了出来。一天偶尔碰到，我没忍住问了小陈，他却一脸不屑：“还高级工程师，屁个专家！每天晚上躲在房间电脑上放黄片，以为我不知道，就一老色鬼。”

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到了年底，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快两年了，却觉得似乎待了一辈子，有时想出去闯闯，竟然也有些说不清楚的不舍。但我还是整理了简历，凭着这两年的经验积累，试着投了宁波和上海的几个职位，竟然有两家公司通知我去面试。我勇气大增，就请了假去了宁波的公司。

面试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回来后不久就拿到了Offer，并且约定了年后就过去上班。

这天，我突然想到，明天好像是娟子的生日。犹豫了下，我还是到街上的糕点房订了生日蛋糕，买了蜡烛和寿星帽。

第二天是礼拜五，我提前了点时间下班，敲开了章阿姨家的门。章阿姨开了门，依旧笑着打招呼：“快进来，小张，最近忙什么，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了吧。”

我勉强笑了笑，说：“是啊，公司上了个新项目，最近特别忙。今天是娟子的生日，我买了蛋糕。”

章阿姨招呼我坐下，照例泡上了一杯薄荷茶，那熟悉的清凉而略带苦涩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

娟子回来了，她推门看到桌上的生日蛋糕和我，愣了下，随即转进了卧室，将背包放下，出来时，她的眼神亮亮的。只有我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它意味着什么。

16根蜡烛点燃了，关了灯，我们准备开始唱生日祝福歌，按惯例娟子要先许愿的，她闭上眼，虔诚地合上双手，烛光在她面前跳动闪烁，薄荷茶的烟氲袅袅升起。

生日快乐。我在心里祝愿，无论以后是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道，都要快乐顺利。

许完愿，娟子刚睁开眼睛，却猝不及防地被我抓的蛋糕涂抹在脸上，她愣了一秒，随即呀地一声跳起来，我哈哈大笑，章阿姨更是捂着嘴巴笑得直不起腰来，娟子也抓了一块蛋糕直扑过来，身姿轻盈，可我早已闪躲过去，她依旧不依不饶，小屋子里一片欢乐。

章阿姨对娟子说：“这蛋糕给沈婆婆切块送过去。”娟子用纸巾擦擦脸，切了块大大的蛋糕放在盘子里，从我身边挤过去，瞥了我一眼：“你等着啊。”

我坐在桌前随口应着笑着，情绪却控制不住，慢慢低落下来。

娟子很快就下来了。我心里五味杂陈，吃饭间整个过程我都在犹豫着想，要不要今晚告诉她们我要离开的消息，这个时候本不该如此败坏兴致，但我明天要出个差，一走两个礼拜，我担心之后会更加突然。

章阿姨不停地催着我吃菜，菜很丰盛，我却没有丝毫的胃口。思忖再三，在吃饭的尾声，我还是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们。

“章阿姨，我恐怕要离开沈荡了。”

话音未落，屋子里的空气突然停滞了一般。娟子望着我，似乎没理解我说的意思。我说，我找到了一份在宁波的工作，这个月月底就要离开这里，打算先回家一趟，年后就直接到新公司报到了。

我不让自己停顿，继续说下去：相处这么久，很感谢章阿姨你的照顾，希望你和娟子能一切都好，保持联系，以后等我稳定下来，一定请你们去玩。

我说着，突然发现娟子的眼里的光黯淡了下去，头也低下来了。

还是章阿姨理解。她望着我说，小张你年轻，年轻的时候是应该到外面闯一闯。我们这个小地方工资低，没有城市里繁华，你是大学生，应该去外面看看机会。又说，年轻多好啊，我像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一眨眼，人就老了，好像这么多年都白活了。

她说：你走了，也要多联系，不要忘了在这里还有你章阿姨，娟子是你妹妹，你要帮我好好地照顾她。

那晚，说了许多话，喝了好多薄荷茶，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像生离死别一样，现在想起来，人这一辈子，交集可能过去了，就一辈子都找不回来了。

7

在离开之前，我还与沈婆婆道了别。她说的话与章阿姨意思一样，说年轻人不应该只图安逸、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好男儿志在四方”。

“像我们女孩子家，年轻时都能闯荡四方，沿长江一直到重庆，读书，抗战，条件艰苦到颠沛流离，这不也过来了？”她的眼神透过老花镜望着我，炯炯有神。

我喝着薄荷茶，仔细聆听下去。

“唔看得出内蛮虾查额小伙子（我看得出你是个能干的小伙子），前途无量啊，宁波也是个好地方，只是那里人的性格太硬，遇到事情不要与他们硬扛。”沈婆婆边说边从抽屉里面抽出一个信封，“得知侬要走，我抽空写了点东西，对侬以后有好处。”

我抽出信纸，几乎都惊呆了——整整两大页，钢笔字遒劲而秀丽，没有一处修改，这么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婆婆，对一个素昧平生、这两年几乎都没怎么打过交道的后生，如此用心。一瞬间我喉头发热，眼泪都几乎要流出来。

“谢谢，沈婆婆，您也要保重。”我突然想到那天的事情，忍不住问了一嘴，“听说您那天跑到公司里去了一趟，他们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哦，勿要听他们瞎三话四（乱说乱讲）！”沈婆婆咬着牙骂了一句，“格个（那个）不知廉耻的老家伙，欺人太甚了，欺负不成还反咬一口，不是个东西！”

她叹了一口气：“伊也苦命啊，孤儿寡母，又得了乳腺癌做了切除手术，这几年也不知道是怎么捱过来的。”

啊？我大吃一惊，什么，乳腺癌，还做了手术，我仿佛一下子都明白了，都明白了。

最后走的那天是中午，我办好了公司的手续，交了房间的钥匙，背上行李准备出发。开了门，却发现门口赫然放着一瓶满是薄荷的玻璃瓶，暗绿色的叶子经过了烘焙，密密实实地挤在一起。

娟子此刻正在县城上学，那应该是章阿姨给我准备的。我拿起来，放在背后的包里，想最后跟她打声招呼。却不料敲门半天，没有人开门，想来章阿姨出去有事了，没见着，我只能就这样走了。

中午的阳光很好，河对岸的老街空无一人，猫躺在石桥上面慵懒地晒着太阳，我最后看了一眼住过的小楼和小院，还有在墙角翠绿的薄荷花，就离开了这个小镇。

8

离开沈荡后，我的人生节奏似乎被按了快进键，职业顺利，从宁波到上海，我进了外企，做上了中层管理；再然后，从小外企跳槽到大外企，人生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5年过去了，我买了房、结了婚，也升了职，国内国外地跑，工作比以往愈加忙碌起来。

偶尔歇下来的时候，我会突然想到在沈荡的章阿姨、娟子和沈婆婆，但我在的时候，她们两家都没有电话和手机，联系不上；有时候，也想着回沈荡一趟看看她们，但阴差阳错，总是被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冲散了。

又一个8年过去了，我经历了职业的困顿和婚姻的失败，孑然一身，有时候会有强烈的冲动回去看看，但始终没有勇气成行，虽然，从上海我住的地方离沈荡的车程才不足两个半小时。

人就是这样，没有去，就一直都不会再敢去，时间像一道墙，越长就越严实。

2019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竟然通过以前沈荡的同事打听到了娟子的手机号，加了微信，得知她大学毕业留在了海宁——离海盐很近的一个小城，结了婚，有个6岁大的小孩。但章阿姨，却在我离开沈荡的两年后因为乳腺癌复发去世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窗台边站了许久，往事如电影般一幕幕地过去。我终于没忍住，第二天一早就驱车前往海宁。很多年没见娟子了，我猜不出来会是什么模样。当她从楼里走出来时，一瞬间我开始恍惚——她穿着不太合身的工作服，显得娇小，也浅浅地笑着，神态像极了当年的章阿姨。

我们站在工作园区的树下，就像老朋友一样说起自己的境遇，比想象中更加地平静。她说她的孩子很调皮，已经读三年级了，老公开了一家装饰公司，她在其中帮忙，脚不沾地，也常常为些琐事吵架，但，“日子不就是这样过的吗？”

我问她章阿姨的墓在哪里，她却欲言又止了。问得急了，她说，现在骨灰盒还存在安息堂里，因为之前父母离过婚，而且舅舅们也意见不一，所以至今葬在哪里还没有最后决定。这一晃时间长了，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心里难受，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要不我来负责给章阿姨找块墓地吧，入土为安。”娟子却沉默了，说现在殡葬改革，农村的土地都很难弄到，外公外婆还在，她得找个时间去跟他们商量下。

我明白了其中可能还藏有不便言说的隐情，但无论如何，我不能看着骨灰盒就这样一直存在安息堂里，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在我的坚持下，娟子带我去看了存在安息堂的章阿姨。从满是松柏的院子里进来，又穿过长长的走廊，在娟子的指引下，我看到了一间存放着高大柜子的房子，一边供着金碧辉煌的佛像，另一面就是章阿姨所在的其中一间普通格子，与成百上千同样的格子排在一起，显得安静而热闹。

黑白照片上的章阿姨依旧浅浅地笑着，面容清秀年轻，好像从来没有老过一样。

想起第一次在她家过中秋节的情景，总是忘不了她靠着门栏上的叹息：“你们多么年轻啊，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一晃20年过去了，想想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想不通啊。”

尾声

2019年的10月，我还是回了一趟沈荡，一个人。

沈婆婆早已不在那间小屋，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恐怕她早已去世，而我更希望她是被儿子接到了上海，与曾经被她鼓励和指引的年轻后生，同在这座陌生而熟悉的城市。

与十几年前相比，沈荡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是街道上更挤了，河边老街的一部分正在危房改造，围了一人高的铁皮，而河水依旧，河边斑驳的墙依旧，那条我曾经走过上百遍的青石板小路依旧，黄昏时夕阳晒在河水里，就连我曾经住过的那栋年代久远的小楼，除了更加破败，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仿佛住在这里的人，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

但我知道不是这样，曾经有过温暖你生命和心灵的人，她们存在过，可能不完美，可能有不堪，可这丝毫不影响你对她们的怀念，毕竟，我知道，她们曾经真真实实地存在过。

那个装薄荷的小瓶子依旧还在，就放在我家的透明壁橱里，与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和晶莹剔透的高脚杯放在一起。我却再也没有喝到过那清凉的、略带点苦涩的薄荷茶。那茶放在透明的玻璃杯里，冲过，泡过，翻滚过，沉淀过，像极了我们所在的这个真实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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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好 有 得 聊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源济

外公走后，外婆再也不吃鱼了丨人间有味

原创 亢龙 人间theLivings 2020-08-07

我经常看见外婆将葱头上的老皮和叶尖的黄叶摘掉，扳去小米辣的蒂梗，褪去嫩姜穿着的薄衣，在水桶里把它们淘洗出五颜六色。随后将小青葱切成段、小米辣切成粒、酸菜和仔姜切成细丝、长长的泡海椒剁成烂酱，做成假鱼海椒。

配图 | golo

前    言

蜀南自贡川菜，也被细分为“小河帮川菜”，其中独有一道“假鱼海椒”。

在半个世纪前的家乡，这道本质上与“鱼香肉丝”同根同源的菜，也算是稀松平常的。没有鱼，却烹饪出了鱼香味，这种对味道“无中生有”的追求，的确直接说明了蜀山丛林里鱼类资源的稀缺，以及蚕丛鱼凫的后人们对鱼类膳食的极度渴望。

等改革开放后，鱼网箱和鱼饲料使各种鱼类鲜活易得，它们和饲料大王刘汉元一起，成为了“假鱼海椒”的终结者。

也就是这么一道普通的家常菜，却几乎伴随了我整个生命历程——尤其是年年七月半，别人家供油酥鱼、白煮鸡，唯独我家祭供的是假鱼海椒。

蜀南竹海之味丨连载02

1

七月半，道家叫中元节，佛说是盂兰盆会，甭管名称怎么叫，大家都很看重乡俗，办得也隆重；条件好的家庭，甚至办得如上元节一般热闹。

我家的七月节一直办得很一般。父亲不信神鬼，自然不参与；母亲心思全在人和牲畜的吃喝上，没有精力重视，年年只得外婆一个人主持。

小孩子们倒是十分雀跃，提前半月就撕下作业本纸，抹上桐油，一张张铺在石檐坎上，压上干净的石子，晾成油亮透明的硬壳纸，预备做七月半的荷花船灯。

外婆有一双巧手。她年轻时是乡间年节新衣、婚娶礼服、死丧葬衣的手工缝制匠人。纺织的棉纱、绩绕的麻线，总被收货郎评为甲等，摆在挑子上层，以此严苛地作为收货压价的标准。外公去世后，外婆就靠这样一双巧手，独自养大了三个女儿。

因此，七月节的外婆做起荷花船灯来，自是得心应手。

她用细竹丝绑扎好船骨，再用苎麻线将桐油纸缝在船架上，船底安一盏小竹筒做的油灯。荷花船灯入水后，不漏灯油，不进河水，漂在水田或小河里，随波逐流，通夜不息。

除了荷花船灯，七月节的油糕、砂糖糕、白泡糕，都是外婆独立制作。农历7月14日上午，我睡眼惺忪走出卧室，外婆已经在神台上布置好祭品。祭祀专用的青花盘里，分别放着三块浅绿油糕、三块桂花砂糖糕、三块大白糕、三块多层薄桃片、三块橙亮大橘红。这五只青花盘子之间，独置一碗假鱼海椒。

在蜡烛光彩的加持下，假鱼海椒里细碎的小米辣，星星点点的绿葱，黄亮的酸菜和饱满的汁水，一起闪烁着神秘的光泽。

---

幼小的我每每馋鱼时，这道假鱼海椒都是外婆用来医我这只馋猫的“灵丹妙药”。可无奈，那时的我已经产生了“抗药”性——没有真正的鲜鱼，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除我胃子里的馋劲的。

我大声表示不满，“家婆（外婆），别人家的祖宗都要吃鸡鸭鱼肉，我家的祖宗咋只吃素啊？”

外婆就站在木凳上抹神龛，头也不回，“我家的祖宗就喜欢吃素啊。他们可不眼馋人家的鸡鸭鱼肉呢。”

“我家祖宗托梦给我讲，他们就想吃鸡鸭鱼肉呢！特别想吃鱼呢，是你自己喜欢吃素，不让他们吃吧！”

外婆的抹布正抹在写着“古大品”名字的牌位上，古大品就是我外公。“馋嘴狗，不要打扰我，若我分心了、把家公（外公）的牌位掀翻了，我们两婆孙的肚皮都要疼。快去饭桌子上拿大白糕，把嘴巴堵住。”

我只能掀开四仙桌上的竹罩子，拿出一只大白糕，边吃边走出门。几只鸡和大黄狗就都跟在我的后面。

后来我常想，这道菜，以及外婆这么多年的坚持，应该和外公死于一只鱼有关。

2

当年，父亲是“招夫上门”，7岁读书以前，我都和外婆一起，每当她坐在一张方大的篾条板凳上绩麻线或纺棉纱时，我就支张小木凳在她脚边，一边听她轻言细语里的故事，一边啄瞌睡。

在外婆的故事里，外公是持着鞭子放羊的英俊牧童，是在日本飞机下救人的勇士，还是互助社最勤劳的庄稼能手。1956年初春，外公在一片烂泡田里失了魂魄。

烂泡田本来是河边的湿地，没有开垦前，浅水的湿地长满巴茅、菖蒲和茨菇草，有小鱼虾在浅水里跳跃，许多细腿白鹤，尾巴翘着，长喙伏在水里捕鱼搂虾。水深一点的地方，长着王莲、凤眼莲、过江藤，被水草缠住的朽木段，常年站立着翠鸟。水更深的地方据说没有底线，常有大鱼在下面动出旋涡，自小就有人说，看见过家养的鸭子或白鹅突然在深水区消失。

1955年冬，担任互助社社长的外公率领几个社员，剩着打谷用的半桶，用长锄头清除了湿地里的杂草。来年春上，外公又带着社员平整了田泥，在无底的烂泡处，投入了大量的乱石块。总之，烂泡田的整理似乎一切顺利。春耕会上，乡政府还专门表扬了外公积极开荒，“为国家开拓了五十挑水稻田”。

“你家公自大（骄傲）得很哟，他就衔着旱烟管对我说，‘五十挑田，我们垦了五十条田！阿爹放了一辈子羊，我放了半辈子羊，得幸遇到慷慨主子，方给了我们五十挑田，现在的互助社，一个冬春就弄出了五十挑田！还是社会主义好，人多力量大呀！’”

“你说他傻不傻呀，晌午过了半柱香，社员们都回家吃饭去了，你家公拖着一篾折秧子，在社员们不敢去的烂泡田上插秧。你妈你姨去院头上，长声吆吆地催了好几回，他都没有回来。我煮着猪食热着人食，口里就埋怨，烂泡田成了阿爹一个人的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大声说，“家婆您癫东（思维混乱）了，家公咋成阿爹啦？”

外婆抬头睃我一眼，“我说的烂泡田成了阿爹一个人的了，是和你妈你姨说话呢。”

我反驳外婆，“现在我妈我姨又不在您面前，您和她们说什么话呀？”

外婆大笑，“我的小龙儿才癫东了，我不是在讲当天的故事吗？故事里不是你妈你姨去喊家公吃饭吗？喊了两次没有喊回来，她们说烂泡田里就余你家公一个人栽秧子了，我对你妈你姨说‘烂泡田成了阿爹一个人的了’这不对吗？我的小癫东！”

---

按照后来我妈我姨的说法，她们去院子西头喊我外公吃饭时，外公许是听见了的。只是他当时身陷泥潭，仅余头和手露在水面，手里还捉住一条鱼，这也许是他不能应答、或者应答的声音不高的根本原因。

身陷绝境，生死攸关，外公也没有舍得放下他手里攥住的那条钢鳅鱼（中华刺鳅，又称刀鳅鱼）。晌午后，社员们划着半桶，用麻绳子圈住他的臂膀，往田埂上拖拽时，外公两手还是紧紧抓住那条钢鳅鱼不放。

村里那个身强力壮的杀猪匠把浑身泥浆的外公放上背膀，外公依旧高举着钢鳅鱼，俯在杀猪匠的肩头，和着杀猪匠一路小跑的颠簸。一群人里，有哭哭啼啼的外婆和我妈我姨，跌跌撞撞紧随其后，还有更多在官道上驻足围观的人，纷纷笑称：“看，为了一条鱼的欢喜劲！”

外公被放到堂屋里现支起的门板上。杀猪匠摸着他的胸口时，外公还是热乎的。杀猪匠呼唤正在灶房里手忙脚乱烧热水的外婆，“家婆快来摸一下，家公的胸口还是热的呢！”

可当外婆的手触摸到外公的胸口时，外公嘴里“咕咚”一声，叹出了最后一口气，僵硬的双手瞬间软耷下来，那条钢鳅鱼先是滑过外婆的肩臂，然后跌落到地上。杀猪匠赶上去一脚踩住，手里接了不知道谁递过来的菜刀，手起刀落，钢鳅鱼立刻身首异处——头尾随即兵分两路，绕过无数惊慌失措的赤脚，朝不同的方向奔突。

于是，外公以命相搏抓回来的那条钢鳅鱼，成了我家鱼类食谱的终结者——假鱼海椒，正式登堂入室。

3

外公魂魄掉进去的那处烂泡田，离我家有一里多的石板路。每年旧历7月15日，我和外婆都去烂泡田边施食、放荷花船灯。

一整个白天，我都拿着一张的确良花手绢，围着大黄狗转。我跟大黄狗说了无数恳求的话，希望大黄狗给我几滴狗眼泪，可大黄狗对此无动于衷。后来我降低到只要大黄狗一滴眼泪，但它吐出舌头，两眼瞪着我无动于衷。

到了傍晚，父亲下班回来，见我和大黄狗纠缠不休挡住门道，伸腿扎实踢了大黄狗一脚，大黄狗一下子甩掉我，呜咽着逃去狗窝里。看着它蜷缩在窝里舔着挨踢的腿，我赶忙追过去安慰它。我抚着大黄狗柔和的背脖，大黄狗抬起头望着我，满眼都是无辜和哀伤，黑漆漆的眼珠上，正闪着一眶眼泪水。

我急忙掏出手绢，使劲摩擦大黄狗的眼泪，然后再擦自己的眼睛，这样反复四五次后，当我再次睁开眼睛仰望天空时，蓝色的天幕上群星闪烁，院坝下的田野里流萤纷纷，一颗颗星星和一只只萤火虫仿佛近在眼前，我感觉自己的眼睛突然明亮无比了。

“我可以去看鬼魂啦！”

人眼睛抹上狗眼泪，就能够看见鬼魂——这是父亲厂矿里的说书人授予我的“魔法”。

小时候他总喜欢对我们一群孩子说，“眼睛沾上了狗眼泪，头上顶了大青瓦，鬼魂就以为你也是鬼。它们既不怕你，也不害你，你不仅可以看见它们，还可以和它们一起玩呢。”

“可以使唤办事不，比如去害算术老师的肚皮痛？”再问，说书人就连连摇头。

---

吃罢晚饭，外婆用一只大竹篮子盛放祭品。篮子一头放船灯、冥钱、香蜡，一头垫上荷叶，荷叶上面放几只白糕、一烂瓷盆水饭、一烂碗假鱼海椒。

为啥给外公和他的朋友们吃的鬼饭，比供家神的祭品更简单呢？为什么又要用烂盆烂碗呢？我问外婆。外婆就说：“孤魂野鬼的，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见过叫花子吃筵席呀？”

天擦黑的时候，我一只手接过父亲给我的手电筒，身后的一只手攒着一片大青瓦。外婆提着竹篮子走在前面，我的手电光遵循“照弯不照弓”的走夜路口诀，让石板路清晰地出现在外婆的脚下。

青蛙、蚱蜢、小虫子，在柱光里快速地逃离。大黄狗紧跟在我后面，故意吭哧吭哧的。路面上突然出现了一只走得慢腾腾的鼹鼠，大黄狗立即抢道而过，在石板下的草丛里捉住它，引来外婆大声叫骂。

旷野里灯火影绰。附近的手电光里有人喊：“是古大婆吗，你们才出来啊？”

外婆不应声，我也不敢答应。

“七月半，鬼乱窜”，谁知道喊叫的是人是鬼呢，如果我们应答了，不就做了它们的替死鬼吗？

等到了烂泡田，外婆先取出香烛点上，二黄纸錾印的冥钱棚成圈，圈里面再放上几十张散钱，白糕、水饭、假鱼海椒，都连烂碗烂盆倾倒在一旁的地上。引燃冥钱后，看着二黄纸慢慢燃起来，看着我燃放的荷花船灯已经驶离田埂，外婆挣起身来叹息一阵，一手挎上竹篮，一手拍拍自己的双肩、拍拍提起的大脚（防止野鬼附身），又转身走上了回家的石板道。

月照如昼，石板路泛着方型的白色，外婆行走在石板道上缓慢而平实。她已经沉浸在另外的世界里，完全没有发现，自己的身后掉落了她的大孙子和大黄狗。

---

我还留在田边，黄狗几次要去吃地上的鬼食，都被我扯住尾巴拉开。我头上顶着一块大青瓦，为自己立刻就能和陌生的家公见面，以及和他的孤魂野鬼朋友见面而激动不已。我的眼睛一会儿盯在月光泛滥的银色水面，一会儿盯着在钱纸灰烬里映得忽明忽暗的白糕、水饭以及假鱼海椒，心里在喊：“家公快来吃饭呀！家公快来乘船呀！”

过了许久，有几盏荷花船灯漂去了烂泡田紧邻的河边，只余一盏停在田中央，一动不动。

它们是被水草困住了，还是在接家公上船呢？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有些困了，眨巴着眼睛，想努力睁开眼皮子；我头上的大青瓦几次差点掉下来，又被我扶正；大黄狗肚子饿得咕咕叫，几次要去吃地上的鬼食，都被我扯住了......

后来他们说，那天晚上，是父亲把我抱回家里的。第二天我还不依不饶地撵着问父亲，“看见鬼食少了吗？看见家公上船了吗？”

父亲就高声答，“看见鬼食没有啦！”。

父亲出门后，外婆招我去她的身边，嘴巴杵着我的耳朵悄声说：“你家公当然上了船的呀！他的正魂已经渡船回家，吃了神龛上的祭品，然后又驾船上了西天。”

4

不仅外公要吃假鱼海椒，我们所有人，也只能吃假鱼海椒。就算是偶尔不期而至的一条鱼，也会在我家激起轩然大波。

一年夏天，正值干旱，村小朱老师的老婆坐月子，想用鲫鱼汤催奶，四处寻不得，朱老师就动了炸鱼的念头。那两年开山放炮学大寨，雷管、炸药、导火索，比一条鱼好寻易得。

趁着月黑风高，朱老师摸上和尚湾水库的大坝，点燃炸药包就往水库里扔。可怜朱老师身单力薄，炸药包扔出不及五尺，滚到脚下的闸门处爆炸。一库的水和鱼，哗哗哗地冲出坝堤，就像他班上听了下课铃的孩子，四散奔逃。

那条半人高的草鱼是和报警的民兵一起，于清晨5点敲开我家大门的。

当然，具体的过程我并没有看见。那天早晨约莫七八点钟，我双眼模糊地摸到脸盆架前，清洗明亮后，猛然看见一条半人高的草鱼挂在洗脸架上，两只血红的小眼睛紧瞪着我。

我毫不掩饰内心的惊喜，尖声呻唤，“天呀，我家来了好大的一条钢鳅鱼呀！”

我把草鱼当成了外婆讲的钢鳅鱼。

屋子里清风雅静，没有人回应我的赞美。等我回过头去，我看见妈妈抄着双手依在左边门枋上，外婆一只手擦着眼泪、背靠着另外一侧的门枋。我走过去，分别摇了妈妈和外婆，分别问了“你怎么啦？”她们都不回答。

最后，我大声问她们俩人：“你们究竟怎么啦，死人了吗？”依旧没人回答。

未到晌午，半人高的草鱼被民兵取走了。

我看见民兵右手伸进鱼嘴里，手指从里面抠住鱼鳃，然后把手和鱼反过肩头，鱼耷拉在他的肩背上，走一步，草鱼就往上蹿一下。他就用这样一个苏秦背剑的姿势，背走了来到我家的那半人高的大草鱼。

---

我总觉得，外公捉住的那条钢鳅鱼，一定是化做了我家的门神，堵住了所有鱼进入我家厨房的通道。

直到我都十来岁了，还经常冒着大雨，用竹筐去田缺口流水处，接回鲫鱼鲤鱼黄鳝泥鳅，但无一不被父亲残忍地倒入茅坑里。

而且，外婆不是心有愧欠，就是老奸巨猾：她总会烹饪出无可挑剔的假鱼海椒，让我们在假鱼海椒的酸爽味觉里，逐渐抹去关于鱼的记忆。

外婆在她狭仄的自留地里，种植着假鱼海椒必需的小米辣、小葱大葱以及姜蒜。我经常看见外婆将葱头上的老皮和叶尖的黄叶摘掉，扳去小米辣的蒂梗，褪去嫩姜穿着的薄衣，在水桶里把它们淘洗出五颜六色，随后将小青葱切成段、小米辣切成粒、酸菜和仔姜切成细丝、长长的泡海椒剁成烂酱，最终做成假鱼海椒。

就在失去“半人高的草鱼”的那个中午，我和我妈，还有外婆，吃着假鱼海椒下饭。我吧嗒着嘴吃得满脸通红。

放下碗，猛然想起桌上少了一个人吃饭，略一思索，我立即大哭起来：“我不干呀，爸爸一个人去吃半人高的大草鱼了，留我们吃又酸又辣的假鱼海椒——辣死我啦！”

自然还是没人应我。

5

大概是我念叨鱼太久了，外婆也总想着法儿安慰我。

“你家公一根笋（西南官话，一直）没有吃鱼的命！”

“家婆，是不是我也没有吃鱼的命呀？”

“小龙二天（四川话，今后）有鱼吃的，你天生有吃鱼的命。只有家公和我没有！”

外婆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证明了外公“命里不带鱼”。

自流井石滩坝，住着钟泽云一家13口。钟泽云曾经是曹老爷的粮草管事，因此和曹老爷的“羊管事”——我家祖外公，有很长时间的交往。

1940年农历7月10日，钟泽云60大寿。提前四五天，钟泽云派他的聋子幺儿钟顺丰到祖外公家里，说他阿爹做大寿，要祖外公在7月9日送只肥绵羊去石滩坝。交代完，往篾凳上扔下两块银元就跑。

祖外公急忙拈起一个银元交给外公，叫外公撵上去还他。钟顺丰虽是聋子，跑起来路来可真是一阵风，外公撵了二三里都没有追上。

7月9日天不亮，外公就背着打整干净的羊边口羊下水启程。外公家离自流井70余里，等外公走拢石滩坝钟家，已是日上三竿了。

那时候，钟府阖家老小，正在堂屋里布置祭祖议程。外公从后院小门进屋，提起羊边口羊下水去厨房的大瓦缸里码好，才接过钟顺丰端来的凉茶。外公喝完一碗，钟顺丰去外面端来一碗。钟顺丰一边打扇，一边盯着眼睛看外公喝茶，见外公凉快下来，他才去甑子盛来冒尖的一碗白米饭，给外公吃。

那时候，每家每户的祭祖日都不会另外备菜，要等祭祀的浑鸡、浑鱼、大猪头下了神龛，现上灶才能做给人吃。正是大半晌午，没有下饭菜，钟顺丰有些不好意思。

灶上铁锅里，发出“噗噗”声的酸菜鱼佐料，让钟顺丰如梦初醒。他揭开竹锅盖，去锅里铲上一锅铲，倒进外公啃去小半的饭缺口里，“有鱼吃不成，古羊儿只有吃假鱼海椒了！”

路途遥远，外公吃完饭抹着嘴，就转身往家赶。离开钟家是午时二刻，过了二道桥，走到自流井富台山，是午时三刻。也就在这时，外公耳朵里突然传来了飞机的嘶鸣。

外公背着竹筐站在官道上，看见日本飞机接连来了三群，乌鸦一样，黑压压遮断了半边天。

那天，日本飞机炸了伍家坡的盐井架，又炸郭家坳的输卤笕，还去炸了外公刚走过的二道桥，后来，它们去炸市党部、炸仁济医院、炸天主教堂……外公看得胆战心惊，突然，他看见一架飞机越过釜溪河，朝他飞拢来，外公急忙双手抱住头，钻进路边的茅草丛里。

飞机走了后，外公背着竹筐，又跑回烽烟四起的石滩坝，只见钟家的大院子，只剩了一根大木梁杵在地基上了。

外公在瓦砾里四处翻寻，最后在后院的一只竹锅盖下，找到了活着的钟顺丰。其余十二口，都被那颗落在堂屋里的炸弹，爆得支离破碎。

流火一样的太阳挂在自流井上空，外公扶着聋子钟顺丰站在废墟上瑟瑟发抖。二人身体僵硬，一动也不能动，他们眼看着防空服务队的人把捡来的残肢断臂，以及半个猪头、几块碎鱼烂肉，胡乱地装入十二只大小不一的坛坛罐罐里。

外公去世许多年后的2012年7月2日，钟家遗孤钟国华女士和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一道，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控告了日本政府。

6

1978年，外公去世22年后，我的外婆范国春去世了。

只是，关于鱼的禁忌，一直传承于母亲的厨房里。许多年后，直到我独立成家，厨房和餐桌上，才有了“鱼我所欲”的欣喜。

是年初夏，我和年近80的幺姨妈坐在滨河路喝茶，一起复原我们家族那段与鱼相关的旧事。

当年，我妈和两个姨妈，读书都只读到高小，但终生还是喜欢读书的。尤其是幺姨妈，还得一副好嗓子，至今仍喜欢和她的儿孙们去KTV唱歌。

“你家婆晚上一直不睡觉，只是到中午时，靠着门枋眯一阵眼睛。我们半夜起来，看见她不是在绩麻线、纺棉纱，就是裁缝着别人的衣物，我每次问她，‘阿娘呀，你怎么没有瞌睡哟？’家婆都回答说，‘你死鬼爹不叫我睡呢，他要我白日昼晚干活，养大你们呢！’”

姨妈说着就哽咽起来。

电话不适时宜地响起，姨妈来不及擦眼泪，接起老年机，我听见表弟在电话一头问：“阿娘，今天安排啥子招待大老表哟，不会又要假鱼海椒吧！”

表弟在法院对面开了一个酒家，我抢嘴对着姨妈手机喊：“就要一份假鱼海椒！”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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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 龙

不过就是一个胃的奴隶罢了

源济

秋天猪油香飘时，奶奶就要进城了丨人间有味

原创 索文 人间theLivings 2020-08-21

“我们家屋后那棵老枫树啊，这时候叶子变红啦，打远望去，像火烧了天咧。”

“架个锅，炒肉吃啊。”张文说，奶奶就哈哈大笑。

张文的这句回应，奶奶记了许久，像一个历久弥新的笑话，时不时拿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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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街巷的胖子美食家丨连载14

秋风凉时，大枫树茂密的叶子火红地燎着天，树下的老祠堂岿然静默。祠堂东厢，木门“吱呀”开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挑着挑子迈出门来，手挽着担绳，快速地穿过门前土路，走上下老坝（乡间称小河为坝）的木桥。

木桥虽年代久远，却很扎实。据说古早时，张家冲的祖先就是骑着高头大马、拖着数车行李，打这桥上过，在不远处的山坡下安了家的。妇人挑着挑子悠悠过桥，气不喘、脸不红，多年的劳作积下的耐力，看到乡邻仍能笑眯眯地打招呼，“您啷家（对人的尊称）好啊。”

“好、好，出门吗？”对方回着礼。

“下浏阳看孙呢。”老妇人笑里就显出得意来，那时乡间以东为上，西为下。

“您啷家就是闲不住，忙完田里忙城里。”邻人啧啧夸赞着。

许多年前的小城，贫瘠而又安详，晚稻收过了，农活忙完了，秋冬之交，闲不下来的农家婆婆进城看儿子，帮着带几天孙。很多年里，从秋凉到开始刮起北风，幼小的张文鼻头总会反射性地闻到一股子淡淡的猪油香——奶奶进城的日子又近了。

小碗中舀一坨冻猪油，打一勺热腾腾的米饭盖上，酱油瓶略倾，浇下一线褐黑的酱油汁，洒上些干椒粉，米饭的热温洇化了猪油，搅拌均匀后，猪油的香气四溢开来，是张扬的诱惑，而饭粒是油亮的深褐色，兀自冒着热气，其间星星点点椒碎的艳红，如莽山雾中的朵朵桃花，挖一勺吃进嘴里，猪油包裹的米粒滑嫩带着荤味，点点椒碎提辣、提鲜，总让人有种莫名的满足感。

这是奶奶进城时，常给张文做的酱油拌饭。当然，若回乡去奶奶家，酱油拌饭可是从来不做的。

这道吃食对于奶奶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1

奶奶的一挑扁担里扛着山货——红薯丝、红薯片、新打的米、茶油、自家做的油豆腐。扁担弯弯扛上火车，到了城西，父亲总在站台接，接过扁担扛回家。

张文每次见到奶奶，她总是苍白着脸，捏着手帕，兀自干咳，“坐不得火车，摇来摇去，叫起来（汽笛响）脔心冲，不舒服咧。”奶奶晕车，她啧着嘴，无奈地摇头，“你爷爷又不陪我，要守屋。”

“晕车难受咧，”张文抱着奶奶的大腿，将母亲的方法教给奶奶，“奶奶吃点梅子咯，瓶子在柜顶上，你拿咯，我拿不到。”张文也晕车，感同身受，在每年回乡过年时，摇摇晃晃的小火车逢站必停，时时晚点，在幼时的张文看来，这架火车是天生与他作对，总要把他晃吐了才算完。

在父亲的叙述里，张文3岁以前，奶奶没带过他，父母是双职工，只得请保姆。奶奶不爱进城，更不爱坐车，张文出生前，她偶尔走出小山冲，是去镇上赶集罢了，再远回过七宝山（临近永和的一个乡），那是她娘家。她习惯在她熟悉的地方呆着，去哪里都是步行，人生的前五十多年里，对陌生环境与新生事物本能地抗拒着。

“你奶奶那时说，城里人好厉害，三年自然灾害时都不得挨饿，乡下人没这本事，要守着田，发狠做。”张文上高中时，父亲才对他说起，“她又说她没读过书，字都不认得，进城干什么咯？别人会笑话我的。我跟她说没这回事，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别人要因为她笑话我，说明我没出息。”父亲又说，“我做了好久工作，她才肯进城。”

“是呢是呢。”张文没口子答应着。在张文家，一直是父严母慈，张文自小惧怕父亲，虽然家法都是母亲执行，父亲很少打他。

等到张文四、五岁了，奶奶才开始每年进城看看，张文便可以不去幼儿园了，接回家交由奶奶带。

彼时奶奶尚且精瘦，花白头发，黑黑的脸庞上皱纹纵横，腰杆却是挺直，做起事来不停歇。她进了家门就不出去，除了买菜，家务事包干，一室一厅的单位房，从里到外大扫除，桌椅板凳抹了一遍又一遍，亮滑得能照见人影。

每逢那几日，小小的张文就是奶奶的跟屁虫，奶奶拖地，他跟着；奶奶淘米，他跟着；奶奶抹桌子，他爬到凳子上仰头看；奶奶抹凳子，将他抱到桌上低头看。好歹闲下来，婆孙俩对坐着，大眼瞪小眼。

奶奶不会讲故事，也不会玩游戏，只会扯家常，念叨着张家冲里的事情：

“你萍婶和文初叔打架咧。”

“我冇年纪的时候也做生意，跟我叔伯兄弟开厂子，沤竹子做草纸。”

“我们家屋后那棵老枫树啊，这时候叶子变红啦，打远望去，像火烧了天咧。”

“架个锅，炒肉吃啊。”张文插了句嘴，奶奶哈哈大笑。这句回应奶奶记了许久，像一个历久弥新的笑话，时不时拿出来说。

张文偶尔央奶奶带他出去玩，奶奶连连摆手，“不去咧，怕咧。我不认得路。”说得多了，奶奶就皱起眉头了，佯怒着：“有什么好玩的咯，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要帮家里做事了。”

奶奶不出门，除了打扫卫生，厨房就是她的王国，她总在厨下忙活，捯饬出不少好吃的来——炸红薯片、洋芋片、玉兰片，浸辣萝卜，自制霉豆腐与剁辣椒——临要走时，家里的瓶瓶罐罐都塞满了做好的食物。

张文自小胖，容易饿，每天上幼儿园，妈妈给塞一坨山楂片当零食，那玩意儿酸酸甜甜挺好吃，但开胃，越吃越饿，只能饿着肚子巴望饭点。于是，接回家给奶奶带的那几天，终于可以可着劲儿地提要求，只要不让她出门，张文的请求奶奶都能尽量满足。

奶奶给张文做酱油拌饭，多是在下午，相当于打个腰餐。将中午剩的米饭盛出一碗，回锅蒸，加热到十成，拌上猪油、酱油和辣椒碎拌匀了，饭粒颗颗分明，酱色油亮，浓香扑鼻。奶奶常常还会想法加点料，或是洒一撮熟芝麻，或者碎炒一个鸡蛋盖在饭上，鸡蛋炒老、炒碎，盖在饭上，像漫山翻滚的金元宝。一口吃下，蛋鲜、椒辣，酱油饭包裹着猪油，滑嫩中带着米饭的甘甜，在彼时的张文看来，虽是腰餐，可只有一碗也是远远不够的。

张文跟奶奶抱怨，奶奶摸了摸他的头，“好吃吧，饭是润肠，不是垒墙。”奶奶笑眯眯地，“你太叔公说的，小孩子吃多了积食咧。”

张文仰头望着奶奶，奶奶眼角的皱纹就如老树的虬根伸入花白的鬓角，眼里亮闪闪的。

2

上高小了，张文搬了新家，在院里新建宿舍楼的五楼，两室一厅，终于没有从前的局促了。奶奶也从一年进城一次，变成了一年两次——双抢之后，也来住几日。正是暑期，正好带几天孙。

住家宽敞了，可一家三代难免有摩擦。奶奶生气闷闷的，无人时，心事会对张文说，“我12岁嫁到你们张家做童养媳，我婆婆就没有我这么好呐，家里什么事都要做，冇做得好还要挨打，手边有什么抓起就打咧，你爷爷那时候才五、六岁，屁大伢子，天天耍泥巴。”奶奶抬手捋起额前发，指着额头，“这是你太奶奶拿火钳打的，血流下来迷了眼睛咧，洗个脸，草木灰一抹，还去挖猪菜。”

奶奶眼神迷离，木木地望着墙，好半天再回过身来，“她（太奶奶）病了好久咧，我端屎端尿，死的时候，拉着我的手，眼泪婆娑，一定要我照顾好六伢子，莫嫌他。”奶奶叹着气，“那时候你爷爷10岁，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奶奶偏过头去，额前的头发落下，正好遮住那道浅浅的疤。

那是张文第一次听说火钳可以拿来打人，火钳家里有，夹煤用的，铁做的东西，又大又沉，打人一定很痛吧，他立起身，想抱奶奶，个子高了些，将将抱到腰，奶奶一愣，转而笑容堆上脸，“文伢懂事咧，”奶奶慈爱地抚着他的头，“你会长高高，奶奶越老越缩，到时候就是奶奶攀着你咯。”

那一日，张文沉浸在奶奶幼时被打的巨大震惊里，倒忘了问太奶奶说的“六伢子”是谁了。

那时节，奶奶依旧不爱出门，依旧把厨房当阵地，依旧会做各种花样、带着浇头的酱油拌饭，张文也依旧百吃不厌。对奶奶来说，掌握小小灶间中的一应食材与用具，就差不多可以掌握一切了。

相处越久，张文就见识得越多。例如，做饭之余，看似简单的调料还有着许多额外的功用，牙疼了用食盐兑水嗽口，嗓子疼吞一勺醋，烫伤了抹点酱油，“包好咧，”奶奶一面捯饬一面说，“小病小痛不用去医院，浪费钱。”

这类偏方偶尔有用，多半没用，母亲也是信的，某次张文生虫牙，母亲听来个偏方，棉花蘸风油精拿针挑着，塞进蛀出来的牙洞里，那种苦涩与口腔粘膜的刺激感，张文至今难忘，像有许多只蚂蚁从虫洞中奔涌而出，密密麻麻在嘴里爬着，张文含了半天，整只嘴都麻了。

然而诸如发烧、呕吐之类的病痛，奶奶只能摆起香案，对空而拜，求祖宗保佑，儿孙平安。母亲此时自是放下迷信，领张文出门就医，待治好了，都算是奶奶的功劳，偶尔还奉承她两句，奶奶便得意洋洋。

到张文上小学快毕业了，一年进城两次的奶奶，终于克服了她的恐惧，开始在母亲的陪同下出街，“婆婆子怕踩坏了马路，走起路来小心翼翼的咧。”母亲回来打趣道，“见人就避，你是老人家，该别人给你让路咧。”

奶奶一手抚脸，不好意思地笑，皱纹挤上额头，“别人走得急啊，不要耽误他办正事不，我们反正是出街走走……”她岔开话题，“城里什么都贵啊，乡里死贱的东西，豆腐卖出肉价钱。”

“你们要盘算着过日子啊。”奶奶嘱咐母亲。

“好咧，好咧。”母亲笑着回应。

此时，母亲早已经摸透了与奶奶的相处之道，每次奶奶回乡，母亲总要给她买些礼物带回去，实在不知道买啥，就给奶奶些零花钱，是每月月敬之外的（婚后，父母每月都给两家四老家用）。

“她就是个顺毛捋（只能听顺心话），我们让着她些。”母亲对父亲说，“婆婆子好面子，如她的意就好了。”

“不能老让着，不行的。”父亲总为母亲鸣不平。

“好呐，好呐。”母亲乐呵呵地，“一百斤稻三十斤糠，过日子哪有天天顺心的。”

3

又过了一两年，奶奶终于能独自出街了，酱油拌饭便退出了张文家的餐桌。

知道张文馋荤，进城的短短几日里，奶奶想尽办法给张文开小灶，肉买不起1斤，便切上一条，细细切作肉丝，腌好，作早餐的面条的浇头；渔家卖剩的小鱼崽子，作价处理，买回来抠去肚肠，火上焙干，洒上豆豉、椒碎与盐上锅蒸，便是一道极好的下饭菜；冷库里作价处理的下水，她跟着旁人一道挤着买，回家熬上卤水，做出一锅卤味。

“婆婆子肯跟人挤着去买猪下水？”某日，奶奶拎着一袋猪蹄回家，父亲闻着香，到厨下跟奶奶打趣，“不怕人笑话？”

“城里又没人认得我，怕什么咯？”奶奶揭盖翻着卤味，得意洋洋。

奶奶做的每样吃食都特别入味，张文总能就着菜吃下大几碗饭，奶奶会劝阻，“不急啊，饭是润肠，不是垒墙。”

某一日，奶奶还给张文带回一只糖盒子，是顶好的油货了，用报纸包成个球，回家小心地打开，献宝一样捧给张文，张文开心得一蹦老高，这一类的吃食，在母亲那可是需要拿好成绩换的。

“你跟你爸一样，喜欢吃油货。好吃是好吃咯，贵死了。”看到张文开心，奶奶脸上笑出花来，“那时候过苦日子，上家大伯家里办酒，我不去，让你爸去吃席，礼金送一块钱，上家大伯看我家困难，又把钱退给了他。”奶奶蹙起眉，眯着眼，像看着久远的过去，“你爸不懂事啊，看到路边炸油糍的，全买来吃了，回家倒是不瞒我，还给我带了两坨，气得我啊，寻根绳子要上吊呢。”

“跟你说这些干嘛啊，”奶奶醒过神来，自失地笑，抚着张文的头，“现在日子好过了啊，你们不得吃这些苦了。”

“身上没钱行路难，以前啊，我连城都怕进咧。”奶奶又说，“现在享崽福了，上街买东西也敢问问价了。”

那是90年代初，父母一起涨了工资，给两边老人月敬也跟着水涨船高。“日子越过越好咯，我以后还要享孙福，你带奶奶出去玩好不好呀？”奶奶搂住张文，“带奶奶去北京吧。”

“我又没钱。”张文嚷嚷着。

“会有的。”奶奶笑眯眯地，低下头凑着张文的头磨蹭，“我孙长大了，能看世界咧，不急啊。”

上高中后，爷爷、奶奶搬进了城，老家的房子空闲了几年，又租出去了，田不能荒了，让给邻家种，两老彻底闲了下来。

奶奶住进城里，越发爱逛街了，早上捯饬完家务就外出晃悠，顺便带个小编织袋，捡些能卖钱的废品，堆在楼下杂物房里，宝贝样的攒着，攒够了便拖去卖。

父亲说她，给她涨零花钱，她笑嘻嘻的，钱照拿，废品照捡。日子越过越闲适，好吃好住好生活，奶奶晚年发福，肚子圆了，脸也渐渐白皙了，只是劳作一世，习惯改不了了。

虽不识字，奶奶却越来越好热闹，街上店铺门前的广告、电影院前花花绿绿的海报总能让她驻足，遇到有人吵架，也停下来远远地看。于是，一个拎着化肥编织袋，花白头发，矮矮胖胖，衣着整洁朴素，在路上四处晃荡、走走停停的老太太，在上世纪末，悄然融入了小城的街景之中。

“奶奶你蛮喜欢看热闹的啊。”某个秋风萧瑟的下午，张文从同学家回来，在街上逮着了四处乱晃的奶奶，他接过盛装了小半袋废品的垃圾袋，拉她回家。

张文在高中蹭蹭长个，已经比奶奶高出许多了，奶奶攀着他的手臂，慢慢走。

“还是城里好玩啊，什么都新鲜呢，过几天又不一样了，急匆匆的。”奶奶啧着嘴，彼时的小城正跟随着商业化的浪潮，拆旧建新。“还是城里热闹啊，以前在老屋，婆姨们要约着一起去坝边洗衣，才凑起来热闹一会。”奶奶说。

张文也曾想象过那种画面，下老坝一弯清水从老屋前流过，河边青石板上放着盛衣的篾篓，婆姨们挽起裤脚，或捣衣，或浣衣，手下不停，嘴里不歇，在水流汩汩中高声谈笑着，身后坎上，夕阳斜照上老屋后的老枫树，枫叶红了，像一团火，冉冉地燎着天。

4

又过了好些年，张文也参加工作了。在长沙安家后，专门开车接爷爷奶奶过来玩。爷爷舍不得一众棋友，不肯随行。“你不去我去，”奶奶气鼓鼓的，“下省城咧，村上多少人没去过啊，有福不晓得享。”

可到了长沙，到门口菜市场逛过一回后，除非张文陪着，奶奶再不肯出门了。每日除了做家务，就是守着电视看，住了几日便嚷嚷要回家。

“省城这么大，我怕走丢呢，又不会坐车。”奶奶委屈地说，因不识字，公交站牌看不懂。张文也怕，“你别出去乱走啊，等两天，我请假陪你玩。”

“以前是路在嘴上，现在问路也不行啊，”奶奶叹道，“话也听不懂，省城人讲起话来冲咧。”奶奶不会说普通话，想当然地拿客家话当普通话说，无人能懂。

“你不要耽误工作啊，我自己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了。”奶奶说，“电视好看咧，一天十几集。”张文心下纳闷，哪个台一天放十几集，后来陪奶奶看过一回，原来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广告一放，奶奶就以为一集结束了。

待到真出去玩了，又有许多不便，奶奶膝盖疼，不便爬山，岳麓山不去了，省博也不去，墓里面出来的东西，老人家尤其避讳，盘算了半天，去了黄兴路，一整条步行街的店铺，游人如织，奶奶顶喜欢，“这么热闹，赶场都没有这人多。”奶奶一手遮额，满脸兴奋地踮脚打望，张文扶着她，在街上缓缓逛，走走停停，遇到想进的店，便驻足抬头，巴巴地望向张文，自己不敢，要张文领着进去。

出发前，张文特地给了她1000块钱，奶奶用手帕包着，掖进怀里，逛了一路，终是没有拿出来。在街尾一家小店看中了一个棕色头箍，戴上头，看看标签，又摘下了，“啧啧啧，省城里东西比县里贵多了。”奶奶皱着眉，有些生气。

张文搂着她哈哈笑，给她买了下来。

奶奶在长沙小住的日子，机缘巧合，某一日晚餐，张文又吃上了一顿酱油拌饭。

那日上班张文走得急，忘记将存冰箱的肉拿出来解冻，到了夜间回家，饭菜上了桌，一碟青菜，是昨天买的，一碗麻油拌皮蛋，一个西红柿蛋汤，一碗蒸伏鱼，奶奶又从厨下端出一大盆酱油拌饭

“没有肉啊，我不晓得买咧，”奶奶一脸的歉意，期期地叹，“老了，没用啊。”

“蛮好咧，奶奶唉。”张文一迭声地说，“你搞的饭菜最好吃哒。”

家里没有猪油，那碗拌饭，奶奶用的茶油，又变了花样，热饭舀出，先浇上老抽，洒了些辣椒末与葱末，锅烧红，倒两勺茶油，加热至七成，浇到饭上，再点几滴芝麻油，筷子抻入，搅拌均匀，深棕色的饭粒，间缀着艳红的椒碎与嫩绿的葱花，热油逼出了淡淡葱香与椒香，芝麻油的香味如一根纽带萦绕其中，扒一筷子进口里，烫，香，还有满满的饱足感。

张文吃得大汗淋漓，盛了一碗又一碗，奶奶早早停了筷子，坐在一旁眯着眼笑，“不急啊，”奶奶又是得意，又是担心，没口子劝，“饭是润肠，不是垒墙，你好胖了咧。”

奶奶伸出手来，抚上张文的肩。张文大了，奶奶老了，抚不到张文的头了。

5

2008年，爷爷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奶奶都很沉默，她将爷爷的遗像放在她房间的衣橱里，时不时打开看看，跟爷爷说说话。

偶尔张文回家，去奶奶房间，衣橱开着，奶奶搬张靠椅，与爷爷对坐，她轻声地说，相片里的爷爷穿着珍藏一世的参加抗美援朝时发的军装，浅笑着。看到张文进来，奶奶会起身，移开椅子，“来，给你爷爷叩个头。”

“婆婆要我照顾好六伢子，我照顾好了咧。”奶奶轻声说。

那一天，张文终于知道，原来六伢子是爷爷的小名，在缺衣少药的年月里，太奶奶生下爷爷兄妹七人，爷爷行六，其余都夭折了，只活下爷爷一个。

2009年，爷爷去世的第二年，奶奶终于在张文父母的陪同下，去了北京。是母亲提议的，“趁着婆婆子走得，陪她出去玩玩。”母亲跟父亲商量，父亲开心地同意了。

“你工作忙，不要请假，我和你爸都退休了，陪你奶奶去。”决定行程后，母亲打电话给张文。“婆婆子要坐飞机咧，你给点赞助啊。”父亲在话筒边高声附和着。

北京回来后，一两年的时间里，奶奶回乡下特别勤，到各家亲戚面前吹嘘她旅行的经历——

“坐着飞机在天上飞咧，飞起来的时候人脔心冲。”奶奶说。

“故宫大啊，以前皇帝老子住的地方，现在老百姓随便看咧。”奶奶又说，“就是寻厕所不到，想解手都要忍着咧。”

“长城我爬不上去，脚不好，在底下看看咯，真长啊。”奶奶得意洋洋。

此后，但凡张文回家，奶奶总要派差，张文开车带她回乡省亲，亲戚间走走、看看，吃顿饭又回。那时，下老坝的木桥早已变成水泥桥，自家的老屋也拆除了，宅基地上种上了桃树与李树，细细的木苗，逐年成长。

出发前一日，张文总要事先打电话约好，不能空手上门，先备好礼，陪奶奶走亲戚，亲戚们备好席，开饭了，酒席正中坐着个得意洋洋又几分羞敛的老婆婆。

或许在历经苦难、放下责任之后，奶奶的隐忍与倔强在漫长的时光里逐渐平和，人生的精彩随着年月向好，一步一步地打开。

可就像做一盆好吃的酱油拌饭，煮饭时长，拌成时短。2017年末，奶奶走了。

---

不知道从几时起，张文也开始像奶奶一样，喜欢到处去看，去旅行，在陌生的地方，看别样的风景。而人生如同跳房子，一生喜好四处散落如石子，张文未曾全弃，丢一些，拾一些，辗转跳跃间，仍有执着，于是形如直线的人生轨迹，有了一些曲折的亮色。

今年5月，张文偷闲，和太太儿子去张家界玩了一趟，三人在索溪河边的一家餐馆吃饭，点了辣椒炒肉、岩耳炖鸡，儿子饿极，用勺舀着辣椒炒肉碗底的油汤泡饭吃，吃得啧啧有声。

张文也学样，舀了两勺油汤泡起饭来，油汤的鲜香嫩滑包裹着饭粒的甘甜，像极从前奶奶做的酱油拌饭，一碗饭很快就下了肚。再看儿子，已经盛上了第二碗，依旧狼吞虎咽，张文放了筷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待儿子盛第三碗时，舀油汤的空当，“不急啊，”张文终于忍不住劝了，“饭是润肠，不是垒墙。”话刚说完，张文一愣怔。“什么意思啊，爸爸。”儿子抬头问。“不要吃太饱了，不消化呢。”张文回过神，伸手抚上儿子的头，轻轻摸了摸。家人仍在吃饭，张文踅出店去，在马路牙子上点了颗烟，烟气随风飘散，近旁，一湾索溪河水被两岸灯光映衬，流光溢彩，静静流淌。

远处街上，婆姨们的广场舞跳起来，人影幢幢，好不热闹。更远处，酒吧街上的红灯笼都亮了，像点点火光燎着黑夜。“架个锅，炒肉吃啊。”张文想起那个奶奶笑了他一世的笑话，自嘲地笑着，呛到了，咳出一口烟。

打眼望去，远山静默，山下道路间，连绵的车流亮着流转的灯光，在近处，置身之地商铺林立，灯火辉煌，人流穿梭着，南腔北调此起彼伏。张文心下怅然，香烟未熄，风停了，烟气上升，从眼前缓缓漫过，迷蒙了双眼。

那一刻，他打心底里冀望着，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个爱热闹的“婆婆子”，身边也是这样热闹。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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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文

现居长沙，一个胖子。

源济

儿时的吃食还在，家乡却不再是故乡丨人间有味

原创 沈川 人间theLivings 2020-08-28

我看着父母在灶前像往日一般，默不作声地吃着寻常的一顿饭。我想，让父母多在老家多待一段时间也好，也许在一餐一饭的咀嚼和吞咽中，被两个儿子剥离的、曾经的“家”，会一点一点回到他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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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91

1

蒸几笼“推浆齐”，热几壶米酒，再来些下酒菜，亲朋好友围坐在柴火灶前喝酒聊天，这曾是赣南客家人旧日里抹不掉的记忆。

这种早年被统称为“糍粑”的吃食，色泽金黄，弹牙爽口，带着天然草木灰的清香，在食物短缺的年代，大家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做。制作时，需要一家老小齐心协力，大人推磨，孩子加料，开吃之前便有上座的长辈借着谐音，将它叫做“推浆齐（糍）”，使这种食物有了“全家齐心”的寓意。

随着上一辈的人老去，年轻人外出定居不再归乡，“推浆齐”也换了个洋气的名字——“磨斋”，名字背后的含义也逐渐没人在乎了。

磨斋的制作繁琐复杂：把俗称“吊茄子树”的树枝去皮，放在锅里加水熬汤，再用稻草或黄豆杆烧成的灰，与汤水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过滤，待过滤好的琥珀色“灰水”冷却后，便把梗米放进去浸泡——这米也有讲究，须选不好吃的梗米，不然做好的磨斋会很粘牙，没有韧性。

泡好的梗米要在一家人的合作下用石磨碾成米浆，再把米浆倒入柴火大锅，小火煨上，慢慢用锅铲翻动、挤压，米浆熬干了水分，人湿透了衣衫。粘稠的米糊捞起来，放在大簸箕里，抹些山茶油，搓揉成韧性十足的长条，或做成形似饺子“剂子”的形状，再包上馅儿。

竹蒸笼底儿上垫些稻草，搓（包）好的磨斋放在上面，蒸上半小时，掀开盖子，一股别样的香味便直扑鼻尖儿。小时候，磨斋一出锅，我便吵着要吃，不管多烫，拿着坐在门槛上，将它在两只手中不停地倒来倒去，鼓腮吹气，舍不得放下。

磨斋的馅儿，常是萝卜、冬笋、咸菜等做的，一口下去，绵软脆嫩，夹着四季的味道。我家喜辣，馅儿里便夹着不少红黄的朝天椒，几个吃下去，咧嘴流涎，额头冒汗，但嘴绝不肯停止咀嚼。

搓成长条形的磨斋，则是切片切块，蘸酱水吃，或炒或下汤。朝天椒、蒜蓉、葱花、酱油、芝麻香油作底，开水一冲，各种香味一点一点散在空气当中。磨斋蘸上酱水入口，先是酱油的咸香夹着草木灰的香气涌入鼻腔，紧接着辣椒蒜蓉香油的味道接踵而至，挤满口腔，待各种味道揉合在一起，反而让嘴里感到甜丝丝的。

若是要烹炒做汤，就去田地里捡嫩的菜花，掐尖放进汤里或者炒着吃，菜花的翠绿清香，配上磨斋的粉黄劲道，色香味俱全。

2

除逢年过节之外，母亲有时也会在春雨时节做磨斋。连绵的雨水让人无法下田，便会有相熟的人来找母亲聊天，聊着聊着就会有人提议做磨斋。母亲会热些自酿的米酒，几人边喝边准备原料，我时常蹲在灶前，拿着吹火筒和火钳帮母亲看火，一边津津有味地听女人们东家长西家短，一边听着窗外雨水滴答滴答的声音。有时听着听着，就倚着灶前面睡着了，等母亲叫醒我的时候，热气腾腾的磨斋已经出笼了。

家里家外，母亲从未停下过劳作的身影，像是一头被生活蒙上了眼睛的驴子，只会沿着生活给的路线不停地绕着磨盘转圈。做村支书的父亲常常深夜才回来，迷迷糊糊中我能听见开锁的声音，老旧的木门“吱呀”被推开。

倘若隔着门就闻到了磨斋的味道，父亲会嚷嚷着喊母亲：“嗯？今天怎么做了推浆齐？又浪费一天！起来帮我热一下！”

若换作平日，这么晚还被喊起来干活，累了一天的母亲肯定会恼火，一顿争吵是少不了的，但偏偏在热磨斋这件事情上，不管多晚，母亲都会一声不吭地从床上爬起来给父亲准备好，然后披着衣服坐在父亲旁边待他吃完、收拾干净了才再次去睡。

有时我因为被父亲吵醒而作恼，让母亲别这么惯着父亲，她总是笑着嗔怪我：“你细伢子管这么多干嘛。”

这其中的原因，后来我才知道。

父亲小时候，祖父母闹离婚，祖父在别的镇上教书，带着几个孩子不回家，祖母一气之下也带着几个子女回了娘家，唯独留下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年幼的父亲没办法照顾自己，只能跟着他的祖母。太祖母非常抠门，不喜欢家里凭空添了张嘴，集体按人头分给父亲的口粮经常被她藏起来，每天只给我父亲一顿饭吃。我父亲那时常常躺在路边一动不动，因为一动就犯晕，村里人看着他脖子细得用手掐一下就能断的样子，都觉得他迟早会被饿死。

有一年村里粮食丰收，生产队破天荒做了一些“推浆齐”庆祝。年幼的父亲趁大人不注意，偷了便跑，在回家的路上吃了一些，留了几个准备当作晚餐，没想到一回家，磨斋便被太祖母夺走了。

父亲问：“奶奶，这是我的夜饭，我晚上恰什么？”

太祖母说：“快睡吧，睡着了就不饿。”

中午吃的那顿磨斋是父亲那几年中唯一吃的一顿饱饭，从此以后，饥饿记忆便让他对推浆齐有了独特的情感。父亲回忆起这件事情时总是一脸苦涩：“我小时候没有得着父母的爱，多少次差点饿死，你伯伯叔叔们待遇比我好多了，几个兄弟我命最苦。”

几年后，祖父母和解，父亲才得以重新吃上饱饭。但祖母不擅长做小吃，父亲馋磨斋了，只能遇见谁家做的时候，找个理由去“打秋风”。

这种状况，直到母亲出现在父亲的生活中时，才得以改变。

我外公在生产队里饱受队长欺负，他把原因归结于家里没有“吃公粮”的，尽管父亲高中毕业后只是村里的小会计，但外公还是相中了他，托媒人说亲。祖父是老师，子女中好几个都是吃公家饭的，自视甚高，心里不同意这门亲事，但不想拂了媒人的面子，便答应带父亲上门看看。

外公为了表现看重这门亲事，把家里积攒了多年的梗米拿出来做了磨斋招待，父亲跟着祖父在客厅与外公聊天，我母亲则在马路对面的厨房里帮衬外婆。中午吃饭的时候，祖父觉得这道磨斋好吃，便夸我母亲：“你做的推浆齐，怕是炉迳村第一了。”——都说这家的女儿勤劳能干，百闻不如一见，祖父点了头，没过多久，我母亲就过门了。

但其实，那时我母亲还根本不会做磨斋，娘家的各种小吃，平日里都是外婆做的。我父母第一次“会面”的那天，坐在客厅里的父亲只是远远瞧见母亲在卖力地搓揉着米糊，并不知道大部分工序都是由外婆完成的——那天我母亲只是闲不下来，顺手帮外婆比划了几下，偏巧就被父亲看到了。

好在母亲嫁过来后，家里粮食紧张，祖母管得严，她也没机会捣腾这些小吃。直到几年之后分田到户，粮食开始有了结余，这层窗户纸才被捅破。

母亲专门回娘家向外婆求教怎么做磨斋，但是父亲依旧对相亲时尝到的味道念念不忘。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说：“你妈这么多年手艺还是没有长进，你外婆做的推浆齐好吃多了，只可惜现在你外婆也不常做了，做了也不会托人送过来了。”

每每这时，母亲就任由父亲唠叨，笑笑不说话。我却认为，母亲做磨斋的手艺已经是青出于蓝了。

3

我初中时，母亲坐骨神经痛总不见好，父亲换届落选赋闲在家，外公患肝癌卧床半年后含恨去世。家里经济压力徒增，父亲为了省钱，常去农田里捡田螺回来，结果有次别人刚在田里洒过呋喃丹，他吃得农药中毒卧床休养。见女儿女婿两个大人都倒下了，外婆便来照顾我们，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吃的。

我第一次吃到外婆做的磨斋的时候，有些失望，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口感粗糙，浓浓的稻草味糅杂着许多的原材料味道，让我觉得口味单调，但父母却赞不绝口。后来随着年龄渐长，我逐渐明白了品尝食物的要领，也理解了那些超出食物之外的意义，便开始喜欢上外婆做的磨斋了。

每年春节，久未相逢的亲人聚在一桌，热闹地吃一顿外婆做的磨斋，成了我家的“保留节目”，只可惜这样的其乐融融并未持续多久。

2015年那次，是我最后一次吃外婆做的磨斋。春节后我去看外婆，进了熟悉的老房子客厅里，发现黑漆漆的，没有任何烟火气，喊了一声“外婆”，也没有声响。我以为外婆去舅舅家了，正想问隔壁邻居，她突然拄着拐，摇摇晃晃地从马路对面厨房出来了：“乖崽，你来看外婆了。”

外婆的脸色蜡黄，步履蹒跚，那两年听母亲断断续续说过，她身体不太好，又怕子女心里有想法，实在撑不下去了才去一趟医院，身体每况愈下。

见我带着妻儿来看她，外婆很开心，拉着我一直聊旧时候的事。快到午饭时，我起身向外婆告别——外婆年老力衰，一个寡居，所以饭也不烧了，轮流去几个舅舅家吃，时间一长，兄弟姐妹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关系也日渐生分，最后形同陌路。来之前母亲就叮嘱我，快到午饭的时候就回家，最好不要去舅舅家吃饭。

“你这细伢子，哪能来外婆家饭都不吃就走！”外婆急了，起身拉住我，“我听说你回来了，知道你爱吃推浆齐，材料早就准备好了。”

外婆给我做磨斋的时候，小舅舅过来给外婆送饭，我让小舅舅留下来一起，小舅舅说有事，先走了。他走后，外婆叹了一口气，颤颤巍巍地说：“现在各家有各家的事，很难聚在一起了，过年一起做推浆齐也是陈年旧事了。”

午饭之后，外婆端了些零食坐在院子晒着太阳，继续和我聊那些熟悉的人和事，不知不觉就到了黄昏。空气开始变得通黄，隐隐夹杂起了柴火味——四周的人家已经生火烧饭了。外婆用手撑着身子，斜靠着竹椅上，眯着眼，歪头安静地看着我儿子在晒谷场与别的小朋友打闹，微微笑着，脸上的皱纹像是萝卜干挤成了一堆。

“外婆，要不我回去了，天黑了。”太阳已收尽了光线，我身上渐渐起了凉意，也该走了。

“再坐一会儿呀，啊？”外婆发出近乎哀求的声音，“最近几年你们都没有回家，好久没有看见你们，我老了，能看一次就少一次了。现在路也好走了，反正你们也有车。”

外婆用力捶着自己的腿：“我老了没啥用了，这几年腿疼得厉害，看了几次也看不好，花了你舅舅他们不少钱，唉，老了老了，应该死了，活着也是受罪。”

我心头一酸：“外婆，我们明天带你去看一下吧。”

“你舅舅他们会带我去医院的。”外婆摇摇头，像是在说服自己，“还好我儿子生得多啊，不然这把老骨头早就堆埋在土里了。”

我想说些什么，但终究还是开不了口。我外婆一天三顿是有保障的，相比堂哥的外婆最后被儿子们不管不顾饿死在床上，她算得上“晚年幸福”。村里老人的幸福像是庄稼，留在地里的时间越长也就越廉价，秋天后一般熬不过入冬的寒潮，总归会无声无息湮没于土地。

春节后我和母亲回到杭州，几个月后的一个周六早上，我迷迷糊糊中听见母亲在打电话，语气中带着哭腔，心里一慌，打了个激灵从床上爬了起来，刚出房门，妻子朝我轻声说道：“好像是关于外婆的事情。”

母亲伏桌子上抽泣：“你外婆去世了。”

年后，外婆身体加速垮掉，痛得睡不着觉，但不敢告诉舅舅们，只能向邻居老太太诉苦。到最后邻居看不下去了，才告诉了舅舅们。躺在医院病床上时，外婆已经油竭灯枯了，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对舅舅们说：“把嫁出去的女儿叫回来吧。”

但舅舅们并没有按照外婆的意愿，通知我母亲。母亲知道外婆去世之后便着急回家，可还未出门，舅舅们就告知，外婆已经火化了，丧事一切从简，他们已经处理完回家了。母亲听后，脸色煞白，跌坐在沙发上掩面，久久不语。

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发现水池里有很多挑好洗净的艾草。我问妻子这些艾草是用来干什么的，妻子说：“早上妈刚去菜场买的，说要做艾饺的。”

在母亲看来，浙江的艾饺是长得最像磨斋的一种食物，她想念家乡的食物时，偶尔会做些，但又不是特别喜欢吃，每次做好的时候，都会感叹：“这艾饺的味道虽然不错，但和推浆齐还是差得太远，也不够精致。”

那天上午做艾饺的时候，母亲一反常态，不让我们帮忙。下午的时候，母亲一个人坐在桌子旁，低头吃艾饺。

“妈，你中午不是吃过了饭嘛，这么快就饿了？”

母亲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悠悠地叹了一口气：“推浆齐，还是你外婆做的好吃。”

4

有些缘分似乎是上天注定的，我妻子对磨斋也情有独钟。

结婚时，按照风俗，须在江西老家再办酒席。我和妻子回老家之前，父母特意问了我江浙一带的口味，尽管他们努力按照想象中的“江浙口味”烧菜，但我还是能明显能感觉出来妻子的不适。我想告诉父母，但妻子不让，她觉得没必要大惊小怪，过几天就能适应了：“我不要紧的，迟早要适应的，但是……”

我明白妻子的意思——我们能在杭州成家立业，妻舅帮了不少忙，我父母很感激，想趁这个机会好好招待一下妻子的娘家人。妻子本来有些担心两地的风俗和饮食习惯不一样，产生尴尬，让人意外的是，在母亲准备的众多食物中，那道磨斋打消了我们的顾虑——它赢得了妻子娘家人的偏爱。

婚礼结束后，妻子的娘家人便返回杭州了。那之后，妻子时常情绪低落，我以为她是因远离父母过年心里难受，便宽慰她：“过完年初二我们就回杭州了，很快的。”

妻子摇摇头：“我不是因为这个，我早就有心理准备。”

在我的再三追问之下，妻子才告诉我，办婚礼酒席的前一天，我们租车去市里接娘家人回村的时候，一路上，路面越来越坑洼，路两边也从砖瓦房慢慢变成了土墙围屋，大多数屋子年代久远，墙皮成片脱落，露出了里面泥土的本色，破破烂烂，高低不平，一眼望去毫无生机。

妻子的小姨看着车窗外，一时忘记了妻子也在后座，对我的小舅子说：“这地方真穷啊，经济水平连绍兴80年代都不如，你姐姐真傻，嫁到这种地方了，没钱没房子。现在你姐姐他们买的安置房连房产证都没有，也没钱装修，一屁股债，要是原房东耍赖，事情就很难搞了，帮都没人帮。”

因为当时拮据，我与妻子在绍兴买的是拆迁安置房，交易的时候没有房产证，只有双方签订的一纸合同，确实如妻子小姨所说，这为后来的过户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你以后找老婆可要找好哦，不然你爸妈压力大死了。”小姨叮嘱我的小舅子。

妻子在后座很是尴尬，一时不知如何接话。

我明白妻子的处境，我俩经济压力不小，双方父母经济条件都很差，无力接济。平日里我们两人小心翼翼，尽量避免提及这些话题。可这次被小姨无心“点破”，压力就像是开闸后的高压蒸汽，很难再关回去了。

母亲也察觉到了妻子的闷闷不乐，问我原因，我怕父母多想，便说是妻子水土不服。没想到母亲急了：“别人远嫁，怎么能连吃都吃不好？”她直接问起了儿媳妇：“老家的小吃特别多，我做些给你尝尝。”

母亲变着花样，把家乡的小吃都做了个遍，但我妻子最爱的还是推浆齐。母亲见儿媳妇爱吃，便做了许多磨斋，泡在“灰水”中存放着，待我们返杭时带上。

有一天，家里早餐没有了，我想去镇上买，被母亲拦住了，她觉得镇上的早餐不干净也没营养，边说边走：“我们不是还有成条的推浆齐嘛，我去菜园子里摘些菜花回来放汤吧，芳芳（我妻子）肯定爱吃。”

当母亲把热气腾腾的“汤磨斋”盛出来后，又按照妻子的口味撒上一把葱花，妻子尝了一口，赞道：“真香，看起来就让人非常有食欲！没想到推浆齐吃法不同，味道也不同。”

“好吃吧？”我戏谑道，“现在习惯了吧？”

“不过，普通的食材也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变成美食啊！”妻子似乎还想再说些啥，但母亲进来收拾碗筷了，她也就起身帮忙，把话收了回去。

妻子跃跃欲试，让母亲教她做磨斋，她倒也聪明，第一次做出来的磨斋，味道就很正宗，只可惜她对原材料有些过敏，第二天身上便起了荨麻疹——但吃却不过敏，试了几次依旧如此。母亲见状，便不让妻子参与制作原材料了，妻子只能帮忙往石磨里舀泡好的梗米，而我则替代了父亲推磨，母亲怕我累着，站在旁边，时不时帮忙推上一把。

这副场景，倒是应了“推浆齐”的寓意了。

再后来，妻子逐渐习惯了客家人的饮食口味，等母亲来杭州为我们带孩子，时间一长，她的厨艺便糅合了两地的长处。倒是妻子，常常念叨有时间得再回一趟江西，再尝尝客家人的小吃。

5

定居杭州之后，母亲做的磨斋我也不太容易能吃到了。这几年因为孩子小回老家不方便，又经常去海外出差，一直没有回老家过年。

随着年龄渐长，我似乎也有了某种思乡症，迷恋上了学习做家乡的各种小吃，时不时缠着母亲让她教我。但我始终学不会，为此浪费不少食材，母亲总是很无奈：“村里没有哪个年轻人像你一样老是想学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是想吃，回老家做给你吃便是了。”

“这是你的看家本领啊，我当然想学了，以后你年纪大了我可以做给你吃。”我说。

“要真是到了我做不动的那天，你们谁还会想着吃这些啊，城市里的小吃不更多？”母亲笑着摇摇头，“现在谁还会在自己家里做推浆齐？街上也能买到，还便宜。你还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面吧，多挣些钱，好好教育孩子，当好家，过好自己的日子，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你就不要去想了。”

今年春节，依旧诸事缠身，回家过年又成了泡影。父母本计划过完新年就来杭州带孙子，没想到因为疫情禁足。父母担心我们，又想孙子，时常与妻子视频，在家隔离办公的我忙于工作，一般就草草说几句，多数时候都是妻儿在与父母聊天。

前几日中午，我正在客厅里工作，母亲与我儿子视频，儿子想奶奶了，叽叽喳喳吵个不停，我嫌吵，就躲进书房。过了一会儿，妻子拿着手机推门进来：“妈找你呢。”

我接过手机问：“妈，怎么啦，有啥事么？”

“能有啥事，你妈做了一些推浆齐，她想给你看看。”父亲端着碗，提溜着筷子在一旁插话道。

母亲把手机交给父亲，只见家里灶台上摆放着已经蒸好的磨斋，铁锅里的蒸笼还在咕嘟嘟地冒着蒸汽，那熟悉香味慢慢地透过屏幕钻进鼻腔。

“哎呀，好久没吃了，妈你做这么多，你俩能吃完么？”我说。

“我劝你妈别做这么多，你妈非要做这么多，说是要带给你们兄弟俩。”父亲停顿了一下，“这病毒什么时候能好还不知道呢，不然你两兄弟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该多好啊……”

视频里母亲没理会父亲的感慨，只是皱眉头咂了咂嘴：“味道还是差了点。”

“不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吗？”我很奇怪，“味道还能差？”

母亲笑了笑：“也许是我年纪大了，人老了连饭也做不好了。”

“也许是原材料的问题。”我宽慰母亲。

“可能是用电磨磨出来的浆粗了点，要是你们两兄弟在家，肯定用石磨，我和你爸老了，推不动石磨了。”

“没有的事，你妈在大城市待久了，灰销（山珍海味）吃多了，嘴变得刁起来了。”父亲端着碗又出现在镜头里面，“我吃还是挺好吃的，和以前的味道差不多。”

“放你的狗屁，我灰销能有你吃的多？你好吃懒做三十多年，什么好吃的没有吃过？”母亲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在她眼中，父亲当了这么多年村官，对家里不管不顾，钱虽没挣着，酒肉可没少吃，还把身体都搞坏了，对此平日里她没少唠叨。

“你在杭州待久了，口味有变化了。”父亲一脸的不忿，端起灶台上的米酒抿了一口。

“还喝！你不是说只喝一口吗？你不要命了？”母亲一把夺过来了。父亲“三高”，平日母亲不让他喝酒的，父亲只好看着母亲，一脸的无奈。

年老的父母，在家里逐渐换了角色，我忍不住大笑。母亲也笑了，有些不好意思。

“你奶奶也很爱吃推浆齐，以前过年过节做了，总是会给你奶奶送点。”父亲又开始感慨。

“你看看你老爷子（爸爸），有点好事就想着你奶奶！”母亲说罢，停顿了一下，瞄了父亲一眼，“还真是小时候越是得不到父母关爱的，长大了越是孝顺！”

父亲望着母亲手上的酒碗，吸了一口气：“赶紧吃吧，别说那么多，过年后他们（我的伯伯叔叔们）就要把她送回老家的。”

县城医疗条件好，祖父祖母退休后便一直在那里居住，由儿子们轮流照顾。我随口议论道：“奶奶现在身体这么差，动不动生病住院，现在回老家好像不好吧，出事情谁负责？”

“这是上一辈的事情，你别管那么多，你们兄弟俩别像他们就行！”父亲叹了口气，“这些年关系越来越差，也不齐心了，现在要照顾你奶奶了，矛盾更多，互相推脱，各有各的借口！”

我本来还有些话想说，但犹豫了一会儿，没敢说出口——这些年，伯伯叔叔们总是互相看不起，钱多的看不起没钱的，上过大学的看不起农村的，他们早就忘了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

“（祖父母）能带孩子、能干活的时候就让住县城，现在动不了了，就往老家送——他们的书都读到狗身上去了，你奶奶压根就不想回来，唉。”母亲愤愤不平，对父亲说，“你弟弟他们太自私了，上过大学的，顶你爸班的，没一个孝顺、团结兄弟的，话倒是说得很漂亮。”

父亲沉默了，蹲在灶前往里面添了几根柴，低头用吹火筒往灶里吹火，用力过猛，被灶灰呛了，不停咳嗽。见他没有回应，母亲觉得没劲，也不说话了，顺手把手机靠墙放好，摄像头对着他们。

我看着父母在灶前像往日一般，默不作声地吃着寻常的一顿饭，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锅里的水汩汩跳动，蒸汽挣扎着从蒸笼里逃出来。儿时的场景一点一点在我眼前重启，我想，让父母多在老家多待一段时间也好，也许在一餐一饭的咀嚼和吞咽中，被我和哥哥剥离的“家”，会一点一点回到他们心里。在外的我们，生活与老家早就有了分水岭，很难再回到过去的生活了。

唯一遗憾的是，我奉为佳肴的磨斋，儿子却连尝试一下都不愿意。见我有些失落，妻子总是笑我：“你书看了那么多，但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他从小在杭州长大，肯定更偏爱杭帮菜一些。”

妻子的话没错，父亲的故乡是我的故乡，而我的故乡却不是儿子的故乡，有些东西早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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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杭州解封，我与妻子结束居家办公，又让母亲冒着风险来杭州帮忙带孩子。来杭州前，我一直叮嘱母亲，能不带的东西都不要带，带好自己的衣服就可以了。母亲满口答应，但我从杭州东站接上她时，发现行李箱重得我一个人根本抬不上楼。回到家打开前，我特意称了它一下，接近70斤了——这么重的箱子，也不知道母亲一个人是如何从老家拎到杭州。

打开箱子，里面是冰冻好的10只鸡和许多的磨斋。母亲总是认为养鸡场的饲料鸡没有山里散养的鸡有营养，每次回老家都要带许多只给我们，但吃的时候她却从不动筷子：“你们多吃一些，我在老家吃了不少，再说年纪大了，也吸收不了，省得浪费。”怎么劝也没用。

而这些磨斋，自然也是母亲为我们带的。

“本来推浆齐用灰水泡着带来的，但进火车站时拦着不让进，今年疫情管得特别严，怎么求情都没用，只好把灰水倒掉了——可惜了，没灰水，全都裂了，味道会差许多。”母亲蹲在地上，叹了一口气，看着开裂的磨斋很是懊恼，“今年的推浆齐，看样子，你又吃不上了。”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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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川 

一个行走在杭州的人

源济

造纸厂变成废墟之后，我们靠着猪血粉熬过去丨人间有味

原创 胖童 人间theLivings 2020-09-25

后来想来，冯婶的猪血粉固然够味，但真的美味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嘛？恐怕未必，但记忆有时是最好的滤镜，让平凡的一切变得美好起来。

配图 | golo

人间有味丨连载92

1

1988年，我的父亲大学毕业，分配在南昌一家大型造纸厂做技术工作。彼时，我的母亲还远在湖北老家。直到1999年，母亲才把工作调动过去，带着9岁的我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的日子。

初到南昌，父亲就带着我参观了造纸厂的医院、学校、食堂、澡堂，俨然是一个小社会。彼时，父亲已是技术部门小领导，意气风发，爱说爱笑。为了补偿我，基本有求必应。只是次年，父亲就被外派去下面县市的分属工厂，我和母亲又过上了一家两口的日子。

母亲当时在销售部当文员，工作繁忙，基本都不在家开火——当然我妈的厨艺也的确一言难尽——平日里我们母女都吃食堂。

南昌的饮食颇有特色，过去老家不要的红薯叶、空心菜叶、西瓜皮和柚子皮等居然都成了桌上的菜肴。食堂里的藜蒿炒腊肉是我的最爱——鄱阳湖里野生藜蒿的清鲜配上腊肉的肥美，就这一个菜，我能干掉两碗米饭。

若逢年节食堂不开火或是误了饭点，母亲就带我去厂门口的小吃店打牙祭。时间久了，吃完切糕、心肺汤、水煮等小吃店一圈，冯记粉店成为我娘俩心中的TOP1，尤其是她们家的猪血粉。

南昌的“拌粉+肉饼汤”组合很出名，自然也是各种小吃店的标配。一份干拌粉，配着一份猪肉饼汤，两三元一套。冯记粉店则胜在汤粉，点睛之笔便是覆盖在面上的猪血，满满一大碗，端上桌来，香气就撬开了味蕾，分泌着急不可耐的口水。

夹起一块猪血，厚度均匀、鲜嫩光滑，晃起来像过年才能吃到的喜之郎果冻。汤头还加了虾米提鲜，配上独有的佐料，香辣无比却又不呛喉。米粉的粗细也刚刚好，口感爽滑，如果再加1元来一个煎肉饼，颗粒感十足，很有嚼劲。而这套比其他小吃店量大、味好的“猪血粉＋煎肉饼”，也才3元，因此，冯记这个只能容纳五六桌人的小店，在饭点总是会排起长队，平日里也稀稀落落坐满了客人。

纵使这么忙，打理粉店的却也只有两人——冯婶和六婆。干活的只有冯婶一个人，六婆满嘴嘟嘟囔囔地在柜台坐着收钱，充其量也就收个碗、腾个桌子，剩下的招呼客人、煮粉、配料、打包，基本都是身材矮小的冯婶一个人干。

那时小学放学早，每次我回来路过冯记，都能看见冯婶坐在一个大盆子旁边，里面装满了脏碗筷，而六婆就坐在旁边挂着脸念念叨叨，时不时还往嘴里送点瓜子。六婆的话大多不好懂，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她每天念念有词地在说啥。直到后来熟识了英子，也就是冯婶的女儿。

英子告诉我，六婆是她的奶奶，讲的是抚州的方言，每天嘟囔着的，不过是冯婶克夫，娶她进门是家门不幸。还有些话英子起初没有细说，只说很不好听。

2

英子父亲也是造纸厂的工人，我们同在造纸厂的附属小学读书，英子比我晚一年插班进来。整个班只有我俩是外乡人，大家下课交流都用方言，我勉强能听懂，却总是发不对音，比如“晓得不”，南昌方言是“xiao duo bo”，而我会发成“xiao de bo”，每次我鼓足勇气说了一句，就能引起哄堂大笑。

英子比我还糟糕，她起初连听懂都费劲，遇上一些老师用方言授课，就只能眨巴眼听天书。大家每次和我俩说话都会切换成普通话，可终究也不方便。

同命相怜，我和英子的关系越发亲密。

没多久，作为“大半个留守儿童”的我便和英子吐槽起母亲来，说她每天只知道工作挣钱，一点也不关心我——当时大型国企都有自己的“房改房”，需要根据员工的级别、学历、工作资历等多方面考虑分配资格，当然也需能缴纳得起一定的购房款。为了尽快凑足购房款，从逼仄的一室一厅换成两室一厅，母亲不仅做着工厂里的文职，工作之余还去服装店打小时工，忙得飞起。

“我已经忘了自己亲妈长什么样子了。”英子忽然说了一句，我这才知道，冯婶是英子的后妈。

英子妈在英子幼时就和英子爸离了婚，之后再无联系，六婆重男轻女，英子出生时，见是个女娃，抱都没抱一下，甩脸就回了家。英子和我都猜测，搞不好英子亲妈就是被六婆气跑的。

儿媳妇跑了，六婆还是想要个孙子，天天张罗亲事。英子爸起初在造纸厂县市分厂做最基本的工作，勉强旱涝保收，又拖着个半大姑娘，城里姑娘攀不上，乡下姑娘愿意嫁过来就做后妈的也少。再加上几年前，英子爸因生产事故摔断了腿，走路一瘸一拐的，就更难找媳妇了。

直到英子上了小学，冯婶进了家门，很快便生了一个男孩，六婆天天笑眯了眼。可惜弟弟身体不好，没过多久就夭折了，而冯婶往后就再也没怀上过。六婆很快又没了热情，说她是不下蛋的鸡，只吃饭不干活。

后来，造纸厂念及事故，以示照顾，不仅赔了钱，还把英子爸调到南昌总厂做操作工，组织关系转到了省城，冯婶也跟着进了城，盘下这家店。六婆也跟来了，从此更加趾高气扬，每天都嘟囔，冯婶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这乡下除了我们老冯家哪里有人出得起这么高的彩礼？更别说这结婚才几年就能到大省城来过好日子。”

别的我也不知道，只是这“好日子”三个字有待商榷——我常去英子家，一家四口挤在一个小阁楼里，英子小学那几年，我就没见过她穿新衣服，更别提冯婶一年到头，总是那两三件灰黑衣服来回倒腾。

再说，自2001年开始，造纸厂效益就开始下滑了，我频繁听到回来探亲的父亲说，“这日子不好过，工资不增反降。福利也少了不少。”母亲总在一旁叹气安慰他，“你看外面好多厂都破产了，好歹我们还有工作。”父亲摇摇头，那时他的脸上已然没了前几年的光芒，总显得忧心忡忡的。

想必英子家就更难过了，若说他们家真有“好日子”，一大半应该归功于每天辛勤劳动的冯婶。即便如此，不管六婆的脸色多难看，嘴里细细碎碎地说着多难听的话，冯婶总是眉眼舒展，从不争辩，手上的活儿也没停过。

这也让我和母亲更喜欢去冯记了。

3

造纸厂从我刚来时的巨兽，没到两三年就瘫倒在地垂死挣扎了。

往昔有四五个保安守护装满了材料的仓库，已是门洞大开，一览无余，冒着浓烟热气的烟囱也沉默了。医院和澡堂也陆续卖给私人，衰败的气息笼罩了造纸厂里的每一处角落。

2002年仲夏，我和英子小学毕业，造纸厂宣布破产。母亲说车间已经贴上了封条，值钱的生产机器也会被变卖，尽量弥补亏损。大人们一个个面色凝重、眉头紧锁。

那年，英子爸是第一批下岗职工，母亲是最后一批，其间也不过是两三个月的光景。父亲则得一直留到破产清算时。

那段时间，我家过得艰难，空调、洗衣机能不用就不用。刚升职没多久、作为技术领导的父亲，突然闲了下来，变得愈发沉默寡言。家里气氛总是沉重的。

每天放学我都尽量拖延回家的时间，在外面瞎溜达。冯记里的客人也没以往多了，六婆还是骂骂咧咧，冯婶还是一如既往地忍气吞声，每次我去，还都给我盛得满满的，让我多吃点。英子爸的身影偶尔也会出现在店里，但基本就是坐在一旁，看着冯婶忙前忙后。倒是渐渐长大的英子，放学后还能帮着收拾，可冯婶都是让她赶紧回家写作业，不要浪费学习时间。

回到家我给母亲说，母亲就感慨，“从古至今都说女性撑起半边天，他们家冯婶现在得撑起一片天啊。”

其实，那段时间母亲也撑起了我们家的大半边天。

她在正式被遣退回家时，已经在服装店干了两年多，除了补上了房款缺口，还存下一笔钱。后来四处打听到，有一个亲戚在杭州做服装批发生意，货源有了保证，就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把自家的服装店开了起来。

父亲不善言辞，过去大部分时间和机器生产线打交道。如今客人上了门，除了笑啥也做不了。母亲去进货时，他勉强守几天店，其他的时候都只能退居二线。母亲每天早出晚归，越来越疲惫，父亲看在眼里，除了越发认真地干家务，就是越发仔细地照顾我。

父亲脾气温和，却不爱去给我开家长会，母亲倒也从没强求过他，无论店里多忙，每周例会她都会去。几次下来，我猜肯定是作为曾经的学霸，父亲嫌我成绩不好，不好意思去。于是我加倍努力，总算在一次考了第三名后，拼命要拉他去参加家长会，不论母亲怎么劝也劝不住。

会后，我听到好几个叔叔问父亲在哪上班？父亲不会撒谎，含糊地说自己在一个老造纸厂。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父亲为何不想去开家长会了，也明白了平日泼辣的母亲对父亲的温柔。

如今会想起父亲在家的那段时间，家务收拾得井井有条，寻常食材在他手里都会变得异常美味，米粉蒸土豆、凉拌豆丝，有时还会用剩菜搭配猪油做改良版猪油炒饭，那段时间去冯记的次数也骤然减少了。

偶尔路过，冯婶问，“童童，最近都不咋来吃猪血粉了呢？”我都摇头晃脑地说，“我爸爸在家等我呢。”

冯婶就笑着说，“那敢情好。”

可这样的日子，在我升初二不久便结束了，那时造纸厂已彻底清算，父亲拿到了一些赔偿金，彻底与这个他为之付出全部青春的地方告别了。那段时间，晚上起夜，总能看见父亲一个人在阳台上托着下巴若有所思。没多久，父亲便在朋友的推荐下去了广州一家小型企业，做技术检测。

为了节约电话费，每周我们只能通一次话。电话里，父亲总说自己过得如何好，沿海的海鲜量大、品种多，味道好又便宜，只字未提自己的辛苦。可仅仅过了一个学期，再相见时，不到40岁的父亲就已两鬓斑白。

那两年，工厂食堂没了、外出打工的父母多了，留下很多像我这样的“留守孩子”，小餐馆的生意倒是更好了，冯记也是。

为了吸引孩子，也为了扩大收入来源，冯婶在店门口支了个炸串摊，炸香肠、肉串、面筋之类的小食，让英子爸顾着。放学的高峰期，英子爸的摊子前总是围满了人。六婆到底爱惜自己儿子，也帮着忙上忙下倒是顾不上嘟嘟囔囔了。

而我最爱的还是猪血粉，好像怎么也吃不腻，我曾经好奇地问英子，为什么猪血粉可以这么好吃，英子就神秘地冲我眨眨眼，“当然好吃了，不过这可是独家秘笈，怎么能随便说？”

还是冯婶在旁边笑着说，“又不是啥大菜，需要啥手艺，别人做的都是早上去市场买的猪血，那哪个够新鲜呢？我们用的是屠宰场凌晨3点送来的活血，来的时候还冒着热气呢。血一送到，先撒上盐，然后分碗装好，在大锅滚水渌一遍，马上取出来，这样煮的时候才可以减少腥味，猪血也更成块不容易散。相差几个小时，味道就大不一样了。”

英子就在旁边俏皮地嘟嘴，像是抱怨冯婶教会了我秘籍。只是这秘籍就算学会了，我怕是也不会凌晨3点起床收猪血的。

那时的我，当然想不到猪血粉这么不贵价的东西，要好吃居然也要下这么大的工夫，就像自己怎么都不会明白，为了一个家能过得好一些，无论是冯婶一家还是我的父母，要付出多少心血。

4

2005年，英子中考正常发挥，去了市重点，而我意外考入了省重点十中。

初中时，我的成绩是不错，却也没优秀到可以上省重点的程度，只能把这归结于运气。只是，这样的好运气并未维系多久。上了高中，我的成绩一下就垫底了，很快就变得沉默寡言。母亲忙着生意，家长会许久才参加一次，每次都来去匆匆，可能压根没有注意到我的成绩，更没注意到我日益萎靡的精神状态。

因此，在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她自己想换个学校，都被拒绝了——不过也不意外，确实鲜少有人想从重点学校出来，更何况转学还要重交学费。

父亲倒是常来电话询问我的成绩，我只能支支吾吾地说还可以，内心却十分煎熬。我知道，他在那边工作大半年后，老板跑路，大家一分钱也没结，或许只有听到我那“还可以”的成绩才能给他些许安慰。可越是这么想，我心里越自责。

压力总要找到地方释放，我很快学会了打游戏，那些在学校得不到的成就感，游戏统统都给我了，也让我也愈发沉迷。

一开始，我只是把早饭钱省下来打游戏，再到后来，一天就只吃一顿。那时冯记的“猪血粉+煎肉饼”一套需要4.5元了，沉迷游戏的我也只能克制住自己的口水，常常绕着冯婶走，有几次她招呼我，我都摇摇头说在学校吃过了，匆匆离开。到最后，我发展到开始偷家里钱，半夜去游戏厅。

母亲服装店的生意极好，每天晚上，我都能听到她累到震天响的鼾声，我摸黑出门，带上白天从她钱包里偷出来的五块十块的小额纸币，去在外面玩上几局，大概一两个小时，再偷溜回去。接连两个月，她都没发现异样。

然而纸包不住火，那段时间，服装店里经常有客人试穿后少件衣服，母亲怀疑是遇上惯偷，偷偷安装了摄像头。没想到，惯偷没抓到，倒是抓住了我这个家贼。

那天我刚放学进家门，母亲就操起扫帚结结实实地打了我一顿。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母亲开店有两三年，附近的人几乎都认识我。我又疼又羞，母亲却不住手，口里连声道，“我让你偷钱，让你不学好。”一边眼泪就哗哗掉了下来。

母亲个性急、脾气暴，却极少掉泪。下岗时没哭，父亲找不到工作家里窘迫时没哭，进货不舍得花钱请人帮忙、自己扛货累得直不腰时没哭，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她哭得那么厉害。

我看母亲没有住手的打算，连忙往外冲。我头发乱糟糟的，鼻涕、眼泪糊了一脸，风一吹眼睛都睁不开，挣扎着跑了好久，终于停了下来，这才想起来和母亲争吵时，把包落在了店里，钥匙在包里，回不了家。可也没有地方能去，不自觉还是往家的方向走。

5

路过冯记已经过了晚饭点，冯婶一个人在店门口拣菜，在为明天的开店做准备。我本来想悄无声息地走过去，没想到冯婶一抬头就看到了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把我往店里迎。

“冯婶我今天不吃饭。”是啊，我连钥匙都没有，哪里来的饭钱呢。

“没事，今天的东西都卖完了，刚好英子也还没回家，待会儿我们一起吃个饭。你们那么好的朋友，一起吃个家常饭，还收你啥钱。”

说完，冯婶想了想，去后面拿了条毛巾出来，“你先去后面洗把脸，这毛巾新的，没人用过。”

我接过毛巾，去后面的厕所洗了把脸，又整理了下头发才出来。

“妈，我回来了，童童你也在呀？童童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呀，你哭啦？”英子也回来了。

“回来了赶紧去端菜，我和童童等你等得都前胸贴后背了。”冯婶打发她。

“哦哦。”英子脚步轻快地往后厨跑去。

冯婶盯着我的眼睛，“你每天晚上跑出去打游戏都会经过我这，我知道。我听英子说你在学校过得不开心想转校，你妈不同意……”我低着头，转着手里的餐巾纸。

“童童，不要记恨你妈妈，她不容易，厂子倒了，我们都不容易。”冯婶说话很少看人眼睛，总是低着头，这次却直直地看着我。

英子把菜端了上来，就开始叽叽喳喳地讲起学校里的趣事。英子的成绩也不够好，却很用功。她和我说过，她读书的机会是冯婶跪着求来的。英子爸爸和奶奶不止一次表示女儿终究是别人家的，不肯让英子继续读书，最好能早早嫁人换彩礼钱。冯婶性格软糯，平常被说什么都是低眉顺眼的应着，唯独这事是半点不肯让步，跪地要求无效，就扬言要是不让英子继续读她就要离婚，小吃店也不开了。也多亏了她坚持，再加上小吃店的生意一直不错，英子才得以继续念书。

饭桌上只有英子的声音，我埋头吃饭，偶尔抬头夹菜，就能看见冯婶带着淡淡的笑意看着眉飞色舞的英子。吃完饭后，冯婶留我再坐会儿，让英子回家写作业。冯婶一边刷碗，一边低着头和我讲起她的故事来。

冯婶在赣东农村长大，上有两个姐姐，到她这还是个姑娘，父母就不乐意了。长到16岁，父母就草草地把她嫁了，嫁人没几年，丈夫得病走了，婆家嫌她晦气，把冯婶赶回娘家，娘家嫌弃她是个吃白饭的，干不了重农活也不大待见。正好英子奶奶回老家托人物色媳妇，冯婶就这样成了英子妈。

“你冯婶我也不会说什么大道理，只知道读书好，读出来了就可以找门体面事做，不用被人嫌弃是吃白饭的，就可以出去看看。我们那儿常说，一颗草也有一滴露水养，更何况人呢？日子是熬着过下去。我们是，你也要是。”

冯婶的话看似没啥逻辑，我却在那一刻豁然开朗。告别了冯婶，回家的路上，我和在路灯下慌张找我的母亲撞到了一起，“对不起，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说着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路灯照着母亲的眼睛也红通通的。

后来我戒掉了游戏，像冯婶儿说的好好熬着，成绩居然也慢慢变好了，也有了些新朋友。

等2008年，高考成绩出来，虽没再有中考那样的神奇运气，但也够上个一本了。那时父亲已经跳槽去了广州的一家设计院，虽然没有编制，但工作稳定轻松，福利也不错，我念着能和父亲相互有个照应，便选了所广州的学校，英子则去了北京。

临行前，我又去冯记吃了一碗猪血粉，英子坐我旁边，我们算是从小一起长大，几乎没有分别过，这以后各奔东西，多少都有些伤感。不过依旧叽叽喳喳说着自己的梦想，想加入的社团，毕业后期望从事的工作。冯婶就在旁看着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嘴角微微扬了起来。

6

南方风景和干练专业的职场丽人汇聚出了美好的画面，一切都是我憧憬的样子。

广州城市繁华，实习机会很多，到了大二我已经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我常常想，如果当时没有被母亲逮到或者是没有冯婶的开导，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为了节约路费，我和英子都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南昌。

英子曾告诉我，冯婶的生意没有以前好了，等大三再回家，我惊奇地发现，冯记居然有了白汤，是用筒子骨熬的汤打底，配菜不是猪血，而是海带和豆腐，味道很鲜美。虽然我还是更喜欢辣口的多一些，但冯记的生意倒是明显恢复到了原来的满座状态。

冯婶见到我，笑着说：“还是你妈妈读书人脑子灵活，说现在外来打工的人多了起来，让我搞些不同口味的。我试试，这生意果然就上来了。”

等2012年我大学毕业后，经济危机余波仍在，工作的头几年，每个月交完房租杂费，到手的工资只够温饱，好在也算是稳定了下来。母亲的服装店在电商平台的打压下日渐艰难，父亲年龄大了打算退休却被设计院返聘，我们索性举家搬到了广州。

曾以为会永恒占据饮食C位的辣椒，慢慢成为了配角。我开始喜欢上粥或者肠粉做早餐，也爱上了叉烧和打边炉，就连自家餐桌上都常常出现豉椒蒸排骨、煲仔饭等广式家常菜。

清淡的滋味更能俘获年纪渐长的父母的胃。而且比起深居内陆的南昌，广州显然有着更强的包容性。

通讯工具也从QQ变成了微信，我和英子始终在彼此的通讯录里，距离不曾隔断我们亲密无间的感情。英子毕业后去了上海工作，没两年又考上了西安一所小学的编制，定居了下来。小学假期多，总能在朋友圈里看见英子带着冯婶和英子爸出门旅游的照片。

不似六婶，英子爸待冯婶倒是极好，用英子的话来说：“就是这半路夫妻终于熬成了老年伴。”在我看来，却是冯婶的勤劳坚强，为自己赢得了一片天。

前年因着工作，我回南昌出差。临走时，还有点时间，心血来潮打车回了造纸厂，却见原来工厂的地皮上已经建起了高档小区和写字楼。因为没有通行证，无法进去参观。冯婶的店面转给了一个做水煮的阿姨，叫了一碗，味道也挺好。打车回机场的路上，看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不过几年光景，城市就全变了。

去年，我也带父母去了西安。多年未见的冯婶精气神还在，一见到我们就张罗着要做桌好菜，直问我想吃什么。我几乎是本能地喊出了，“猪血粉！”

冯婶笑着点头，“好！好！好！”

冯婶早就不做小吃店了，自然没有屠户凌晨送来的最新鲜的猪血。可我还是觉得这碗猪血粉依然那么好吃，热乎乎的猪血，葱姜辣椒花花绿绿的配料，刺溜一口米粉，格外舒爽。唯一有点美中不足的，便是缺了从前那股辣劲儿，但还是好吃到我的眼睛起了雾。

冯婶连忙问：“是不是太辣了？这里不比南昌，这里的辣椒都是灯笼椒，样子好看，哪里有南昌的剁辣椒劲儿足。”转而又自责道：“不过你们在沿海待得久，口味可能变清淡了，我咋还放那么多辣椒呢，下次不放了。”

我略带哽咽地摇摇头，“冯婶的猪血粉从来都是最好吃的。”

冯婶听了我的话一个劲儿地笑，说我嘴甜逗她开心。看着灯光下，温软笑容的冯婶，说着俏皮话的英子，笑得皱巴巴的英子爸，喝得微醺的我父母，我忽然觉得，那股辣劲儿不止是剁辣椒的味道，更是埋藏在岁月里故乡的味道，是埋藏在记忆深处过去苦难的味道，亦是埋藏在时光里别处再也吃不到的味道。

在这一碗猪血粉里，我全明白了。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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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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