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源济

第九章 化民成俗：流氓是如何教育百姓的

第一节 无所不在的皇权

小时候，朱元璋最常玩的游戏之一是做皇帝。这给朱元璋灰暗的儿童时代带来了很大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做这种肆无忌惮的游戏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真的登上皇位，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被他深深吸纳进意识深处。

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民间传说中，总有类似的故事：某个卑贱的下人，因为皇帝酒后一句口误，封他为某某王或者某某候，就真的成了王侯，因为天子口中无戏言。

当真的做了皇帝时，朱元璋强横泼辣的举措证明他确实是按照一个放牛娃对“皇帝”一职的理解去履行职责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皇权从来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分权制、基层自治、个人能力等重重因素的制约。

在许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国策，日常政务由丞相等高级官员代理。

唐朝的门下省可以驳回皇帝明显不合理的诏令，宋朝的参知政事可以扣留皇帝的手诏三日不传达。由于技术原因，大部分朝代里政府权力只能抵达县一级，县以下要靠乡绅协助进行乡村自治。唯有在朱元璋时代，皇权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皇权的触角如传说中巨型章鱼那恐怖的腕足一样，突破了所有限制，伸入民间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明天下的每一间草房，甚至每一个百姓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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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朱元璋最担心的事

大明王朝建立初期，有太多的社会现象令朱元璋不满。

十多年的乱世对人道德操守的摧破作用，朱元璋深有感受。他说：“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天下大乱之际，暴力成了生存的理由，自私、狡猾、残忍是经过一次次生死劫难而幸存下来的人的必备品质，朱元璋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善良懦弱的顺民则大多遭遇悲惨。

经过十多年的战争，老百姓“为奸顽之人所引诱”，“天下风移俗变”，汉人身上沦丧已久的野性初步觉醒，民风渐趋强悍，顺民品质严重退化，这是最令朱元璋担心的事。

朱元璋知道，驯化人的精神远比控制他的身体要难。因此，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百姓。尚未建国之时，朱元璋就曾经对刘基指出“正人心”的重要性：

“天下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然要重新修订，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这才是治天下的根本。”

他用精妙的比喻，满怀信心地说明改造百姓性格的可行性：“剽悍骄暴，不守王法，并非天下人的本性，而是在乱世中养成的不良习气。如果有效地化民成俗，统一民众的思想，则剽悍者可以变得善柔，骄暴者可以变得循帖。这就好比那狂暴的劣马，如果调驭有道，久则自然驯熟。”

因此，在百端待举、百废待兴的立国之初，朱元璋就把“化民成俗”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为此调动大量行政资源，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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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洪武朝的流动宣传员

朱元璋“化民成俗”的思路极富前瞻性和现代性。

开国不久，朱元璋出台了“申明亭学习制度”。

洪武五年，朱元璋命全国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个叫做“申明亭”，一个叫做“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大家来深入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后者则类似今天的光荣榜，是为了表扬各村各乡涌现出的好人好事、揭露各地出现的恶人恶事。“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目的是宣传高尚行为，批评错误观念，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

为了发挥两亭的作用，朱元璋规定，每一百户人家（即每里）推选一位年高有德之人掌管其事，曰老人。老人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来参加学习，主要是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教民榜》，把皇帝的圣旨和身边发生的事例结合起来，深入宣传，使全里人户知法畏法，不敢犯法。

另外，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讲说《宣谕》。朱元璋每个月都要亲自写作《宣谕》一道，提醒百姓在每个月应做的事，由顺天府发出，以达于天下每县每乡。比如六月份老百姓应缴夏税了，《宣谕》即提醒众人须“各守本分，纳粮当差”。这一制度成为大明祖制，被后代皇帝继承了下去。

今天当有重大法规政策出台时，我们在一些城市街头尚能看到流动宣传车上架着喇叭，大声宣读。殊不知这一做法的专利权也属于朱元璋。洪武三十年，朱元璋要求每村每里应该选派一名声音洪亮的老人，手里摇动一个装有木舌的铜铃，每五天一次，在五更时分，行走在乡村的街道上，大声朗诵“六谕”，即朱元璋苦心想出来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个流动宣传员的作用是让农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启发和教育，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正如一部方志中所说：

洪武初年，皇上亲制谕俗“六谕”，令老人执木铎，于每月朔望及每日五更天将明之时，朗诵于通衢，使老百姓在夜气清明之际，忽闻此语，冷然省惕，湔洗前非，坚其善行，圣王爱人之心至无已也。

意思是说，每天五更天天还没亮时，恰是天气清明人心清醒的时候，老百姓在梦醒之际忽然听到这些教诲，自然会如当头一棒，猛然醒悟，良心发现，洗去非心，坚决向善。“六谕”的内容与今天以标语牌形式树立于每个小区的家庭美德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十分相似，在流动宣传的同时，也被制作成卧碑，立于每个村口和居民区里。

朱元璋主导下的化民成俗工作，不论是纵向看中国历史，还是横向比较世界史，都是宣传教育技术的一大突破性发展。和以前历代皇帝们软弱无力的教化方式比起来，他的化民成俗工作更加突出思想性，进一步突出了经常化、制度化。这一运动在城乡各地广泛开展，并逐步深入人民群众的学习、劳动和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开展得广泛、深入、扎实，无论在规模、影响和实效上都开创了人类史的先例。

据教育活动开展后各地官员们的汇报，朱皇帝的思想教育活动卓有成效。往年村民酗酒、吵架、偷窃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而经过教育后，大大减少了。相反讨论如何发展生产，如何修路修桥做善事在村里蔚然成风。

各地城乡环境面貌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有效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文明道德水平。

这些汇报的真实性如何，无法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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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戏《琵琶记》

为了化民成俗，朱元璋还对戏曲工作亲自进行指导。他起自民间，深知这类通俗文艺对老百姓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从朴素的农民观点来看，成天看戏，不过日子，不是正经人做的事儿，所以洪武年间的民间戏曲工作重点落在禁上。一是限制人看戏，“太祖谓詹同曰，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看戏容易让人沉溺享乐，不安心工作，所以他不主张老百姓把太多精力放到玩乐上。对于那些痴迷学戏的人，他十分反感。“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李光地《榕村语录》载：“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歌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

他反对老百姓搞迎神赛会，洪武三十年更定的《大明律》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薛永升等《唐明律合编》）二是限制戏剧的内容。朱元璋对戏剧创作和演出有明确的思想导向，即推广有利教化百姓的戏剧，禁绝那些有不健康内容特别是挑战专制秩序的戏曲。元代杂剧内容驳杂，有些戏一味追求无厘头搞笑，神仙皇帝形象不那么庄重，让朱元璋感觉很不舒服。

洪武六年，朱元璋发布诏书，禁止戏台上扮演古代帝王圣贤：“诏礼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古先圣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圣贤衣冠为伶人笑侮之饰，以侑燕乐，甚为渎慢，故命禁之。”这一命令后被载入《大明律》：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问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当然，限制的作用是有限的，更聪明的做法是充分发挥戏曲的正面作用。所以朱元璋戏曲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树立通俗文艺的样板，引导戏曲创作的新风。有一次，朱元璋看到一出新戏，叫《琵琶记》，内容是说已婚的蔡伯喈中了状元，被宰相选中做女婿。在这出戏中，蔡伯喈不断在种种矛盾中挣扎：因为父母年迈，他不想赴考。但为了给国家作贡献，最终仍然赴试。为了服务君主，他就要做官，做官就要听宰相的话，可他又不想丢弃结发妻子。在内心挣扎斗争中，表现了他忠孝节义俱全的高尚品质。

这出戏是一部标准的主题先行之作，在第一出“副末开场”中，作者就这样点明了创作意图：“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所以他创作这出戏的目的，不是像别的戏那样为了“插科打诨”，逗人一笑，而是为了要宣扬“子孝共妻贤”。

朱元璋看了这出戏后，大为激赏，当场批示说：“《五经》《四书》，是布帛栽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味，贵富家不可无。”

认为这出戏在教化民众方面，作用甚至大于儒家经书。戏曲得到最高统治者如此褒扬，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朱元璋的批示使《琵琶记》成为教化戏曲中一面光彩耀人的旗帜，发挥了巨大的导向作用，促使明初戏曲创作出现了一种“道学风”。戏剧家邱浚在朱元璋思想的指导下创作了一出专门教化民众的《五伦全备记》，他在“副末开场”里这样表明创作目的：“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这出戏人人高大全，个个都是人伦楷模。形象干瘪，语言酸腐，不堪卒读。这种创作思路，自然导致明初杂剧内容无甚可观。

朱元璋的后人朱有炖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剧作家，他一生著作收入《诚斋乐府》，共有杂剧31种。这些杂剧，除了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庆贺剧”，就是荒诞迷信、消极颓废的“度脱剧”，再不然就是教忠教孝的“节义剧”，没有一出能让人看得下去。

为了教化百姓，朱元璋还重新厘定了鬼神的秩序。

朱元璋胆豪心雄，虽然当过和尚，但并不信迷信。洪武元年，他听说有一些新贵被“神仙之术”迷惑，成天练气功吃仙丹，琢磨着成仙，就把他们找来聊天，说神仙那玩意儿都是骗人的：“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传于世者？”就是说，如果练那东西真能长生不老，今天怎么看不到一个长生不老的人活在世上？

洪武五年，一位官员出差，回来后向朱元璋报告，说建昌出了个祥瑞，蛇舌岩上站了一个黄衣人，高声歌唱“龙盘虎踞势岧峣，赤帝重兴胜六朝，八百年终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声如洪钟，非常洪亮。歌唱完了，黄衣人就消失了。说是这个事许多人都亲眼所见。

朱元璋听完汇报，并不相信。他说：“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谶纬可干。事涉妖妄，岂可信耶？”所以他向来不喜欢搞祥瑞那一套。有一年，淮安等地进献“瑞麦”，群臣称贺，朱元璋斥责说：“盖国家之瑞，不以物为瑞也。”

然而，为了统治国家，朱元璋把目光投向了鬼神的世界。他深知鬼神对普通百姓意义重大。他说：“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与神耳。”如果“世无鬼神，人无畏矣”。对鬼神的惧怕心理，可以拿来为他所用。

开国之后，他就开始了对鬼神们的管理。洪武三年，朱元璋觉得历代王朝给诸神加上各种各样的封号太多太乱，于是下令清理整顿，整齐划一，统一了鬼神们的名字，规定了他们的等级地位，将“天皇”、“太乙”、“六天”、“五帝”等这些古代礼典中没有记载的神赶出了神仙队伍，又将全国各地城隍诸神号去掉历代所加封爵，只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

朱元璋对鬼神队伍整顿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历史上头一次将城隍及其辖下的众小鬼正式列入国家祀典之中。城隍原本是一种民间信仰，历代都没有入国家法定的祀典。但出身底层的朱元璋深知城隍神的力量。在民间故事中，城隍经常行善报恶，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洪武二年（公元年），朱元璋“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还诏天下府州县立城隍庙，使城隍进入国家的祭祀体系中。

他命令地方官带领百姓每年祭祀城隍，他规定的祭文中这样说：

凡我一府境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受官府。轻则笞决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命，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

因此祭祀城隍的过程，也是一个愚民的过程。他本人曾坦率地对宋濂说，尊崇城隍的目的，不过是威吓百姓而已：“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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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一封奇特的公开信

用今天的眼光看，“化民成俗”、“以德化民”的合理性十分可疑。针对这个词语，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可以发出许多置疑，比如：

什么是道德？谁的道德？谁有资格制定道德的标准？谁有权力强迫别人实行他规定的道德规范？

由朱元璋来“教育人民”的资格则更为可疑。这个前文盲、强盗，开国前曾经忘恩负义淹杀小明王，在他人抗元之际与元政权暗通款曲，开国后又大肆屠戮功臣，他用铁的事实一再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质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然而，在当日，由他来教育人民，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中国的经典里说，中国的官员对百姓负有三种责任：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即领导人，羊群中的头羊；“作之亲”则还是百姓的父母，要把百姓看作孩子来看管，要照顾他们，要爱护他们，要养育他们；“做之师”，则说明领导人还要负责做民众的老师，他们不懂，就得手把手教他们。

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个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国有”的，也就是被战争的胜利者所有。被谁“化”，朝什么方向“化”，“化”成什么样，老百姓是没有权利过问的，就像牲畜没有权利选择它的饲料一样。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出身流氓还是强盗，一旦取得天下，成为天下人民之主，就证明他得到了“上天眷顾”，有驭天下之“德”，他不仅掌握了世俗权力，而且还因成功地掌握世俗权力而被证明掌握了世间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因此不仅有资格成为世俗生活的主宰，还是精神世界的主宰。

在皇帝和官员眼里，老百姓不论多大岁数，在心智上都是长不大的儿童，“三十而立之类，似乎只是士大夫的人格成长论，老百姓是被当作永远不会成长的，因为老百姓不管二十岁还是八十岁，都必须由外力去保护他们，使之不受腐蚀”。统治者将老百姓“儿童化”，将自己“家长化”，人民既为“子民”，官僚就是“父母官”。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什么岁数，只要走进仕途，辈分和学问马上见长，就比百姓成熟得多，正确得多。

基于皇权无限的逻辑，朱元璋的政府是典型的“全知全能政府”。这个政府不仅仅要实现“镇压之权”，还认为自己是正义与公理的代表，有权对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直至思维方式进行全面控制。朱元璋不断教导民众何为美好生活，甚至直接规定百姓们的生活细节。

英国政治思想家奥克肖特说：“人类在心智上的限制决定了政府在控制和预测事件能力上的限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那些关于何为美好生活的教导，因为这是对我们自己判断力的蔑视。在现代社会，任何集体的伦理目标，无论在他人看来何等高尚，都不能强令个人尊奉。这不但是因为个人天生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且因为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所必需。”

朱元璋当然不会明白这些道理。他执着地认为，只要有好心就不会办坏事。因此，他像一个热心的街道妇女干部，直接走进每户人家，教导他们如何正确生活。

他管百姓的家事。在农村生活中，他看到百姓家里经常因为分家等事闹纠纷。他认为，统一百姓的分家方案对国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在《大明律》里他明确规定，每家每户的产业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如果这家人迟迟不立嫡长子，就要受到杖八十的惩处。只有当大老婆年五十以上又不生子者，才能立小老婆的儿子。即使立小老婆的儿子，也要立她的大儿子，否则与不立嫡子同罪。朱元璋又规定，在每个家庭里，一切财产只能由大家长来支配，不许随便分家，“别籍异财”受到严格的禁止，家里的晚辈不经家长同意，花了家里的钱，就直接触犯了《大明律》，要受到刑事处分，每花二十贯笞二十。

开国之后，广东的两位军官，都指挥使狄崇、王臻，妻因夫贵，按规定被册封为淑人。后来他们的老婆死了，把妾扶了正，奏请册封其妾为淑人。

这看起来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了，朱元璋却极为重视，专门召集满朝重臣开会，进行专题讨论。宰相李善长和礼部官员发表意见，认为“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妾不可为嫡夫人”。于是朱元璋驳回了两位军官的请求，并且因此颁布条例，规定不许扶小老婆当大老婆：“凡正妻在日，所娶侧室则谓之妾。正妻殁，诸妾不许再立为妻。”

朱元璋甚至承担起妇联职责，满怀义愤地替秦香莲们打抱不平。祥符卫指挥郭佑，取了妾后，和大老婆关系不好，把大老婆连家人二十六口赶出去另住，却把妾立为正妻，两人独门独院，过起了幸福生活。

朱元璋听说这件事后大为生气，把他贬到云南，并且教训天下人说：

“结发妻和他一起生活了三十年，有儿有女了，当初日子艰难时两个人一起过来，如今他做了大官，正好夫妻享福快活，他却把他们娘儿们赶出去了，一天只给八升米，那二十六口人，怎么过？这样无情无义的，也算是个人？”他把这件事记载进了《大诰》，以杀一儆百，提醒天下所有官员不要忘了糟糠之妻。

在《大诰》的另一章里，他甚至管起了官员们的婚事。当时，他起用了许多太学学生做官，这些学生大都尚未婚娶，公余无事，难免有人眠花宿柳。朱元璋得知，直接给这些官员的父母写了封公开信，劝他们早点给孩子娶亲：

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及至进用后生，皆是年壮英俊。初，父母且贤，致令习学经书，通达古今，已成士矣。其父母宠爱之道，得其宜也。

至此之际，各各父母反为愚夫愚妇。子既年壮，公私作为，无有不可者。朕既授以官，且有厚禄，只身在任。朝出暮归，寒暑为之自调，汤药亦为之自奉。其父母愚而不与之娶，致令孤守厚禄，淫欲之情横作。一旦苟合于无藉之妇，暮去朝来，精神为之妄丧，财物由是而空虚，天生诚实之性，因而散乱，虽古智人君子，莫复其原，岂不难哉。

今以诰告，凡在京有官君子之父母，即早婚娶前来，以固天生自然之性。不然，暂染娼优，污合村妇，性一乖为，莫可得而再治。其诸父母，早为之计。

也就是说，现在这些青年官员，一个人在任上，身边没个服侍的人，什么事都要自己操持。父母不给他们娶亲，他们手里有大笔工资，怎能不出去乱搞？一乱搞，又花钱又耗神。所以凡是在京当官的人的父母，都早点给他们娶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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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大明帝国的教育体系

统一思想的最大障碍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本职就是进行思考，从而天然容易产生对一元化思想的离心倾向。朱元璋从源头上抓起，大力兴办义务教育，以此控制知识分子胚胎形成的规格、模式，使符合他需要的知识分子能成批量地生产出来。

朱元璋对办学非常重视，说，“学校之设，国之首务”，“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他把教育与农业一起视为“王政之本”，一直抓得很紧。早在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正月，大明开国前九年，他就曾于婺州开设过郡学培养人才，龙凤十一年九月又在应天创办了国子学。明朝建立后，更大力发展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兴办了国学、郡学和社学三级学校。

国学就是国子学，是国立大学。开始校址沿用元朝儒学的旧址，因为校园较小，朱元璋不断扩建，仅洪武六年一次就“增筑学舍几百余间”。但此地处于市中心的繁华之区，靠近弹筝吹笛之地，不利于学生静下心来学习。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亲自为新校区相基选址，选定在距离京城七里的鸡鸣山之阳，那里环境幽静，适宜攻读。朱元璋投入巨资，工部尚书陈恭亲自主持建设，洪武十五年，新学校落成，教学区、生活区、图书馆、食堂、菜圃具备，“凡为楹一十有奇，壮丽咸称”。五月十七日，皇帝亲临国子监“谒先师孔子”，又登上讲堂，亲自为学生们上了一堂课，内容是讲解《尚书》的《大禹谟》、《皋陶谟》、《洪范》诸篇，课后又宴请了全体师生。

国子监的生员通称监生，分为官生和民生两大类。“官生取自上裁”，是由皇帝指派，“民生则由科贡”，是由地方保送。在传统时代，这所大学规模可称得上非常宏大，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生员总数达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如果当时搞一个大学排名，相信国子监规模一定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至于国子监的功课，则范围有点窄，主要有语文、数学、政治、书法、体育几类。语文课的教材主要有《四书》和《五经》。政治课的教材主要是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等，汉代刘向的《说苑》，录载可供人们取法的遗闻逸事，朱元璋认为熟读它，可教会人们怎样做人处世，因此列为必修的功课。

至于数（数学）和书（书法）的教材没有记载。体育的内容是学习武艺，洪武三年，朱元璋诏国子监及郡县生员“皆令习射”，洪武二十三年还下令在国子监内“辟射圃”，为生员提供练习骑射的场所。除了国立大学外，洪武二年，朱元璋又开始在全国广泛兴建学校。他“令郡县皆立学校”，他下诏：

“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

郡学是由各地方政府设立的中等学校。开国之初，朱元璋政权的执政能力十分突出，一声令下，全国各府、州、县都开始建立学校。政策当然是一刀切，府级学校，学生四十人，州级三十人，县级二十人。随着郡学的发展，不久又命扩大生员，不限数额，教学内容和国学相似。

洪武八年，他又令天下建立社学，即乡村小学和社区小学。他说：“过去远在周朝之时，每家都有私塾，每乡都有学校，所以百姓无不知学，因此圣人的教化得以实行而风俗变得淳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校，而乡村百姓则还没有享受教育的权利。所以，要命令各级官员建设乡村小学及社区学校，请老师来教民间子弟，这样可以引导普通百姓向良善之俗转化。小学以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作为主要的必修课程。”据统计，洪武年间各府、州、县平均设有社学近六十一所，数量相当可观。

在前现代化国家，国立学校从京师一级历府、州、县一直延伸到乡村一级，覆盖面如此广，数量如此众多，全世界罕见其匹。帝王的精神教育由皇宫发出，即可直达乡野田间每家每户。正如明史所说，由此，“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虽然秉性吝啬，在教育上，朱元璋却从来不惮花钱。建校舍，请老师，已经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而学生的待遇，又创历代之冠。洪武年间办学都是国家投资，学校经费来源于国家拨给的学田（办学用的公田以田地收益作为学校基金），洪武十五年正式诏定天下学田之制，规定府学一千石，州学八百石，县学六百石。

府、州、县各级学生，都可以享受国家补贴。金额是每人给米六斗，额外还有鱼肉供应。京师的太学学生待遇更好。一旦考上太学，国家包发校服，每季度发一套，还包供食宿。甚至结了婚的，还可以带家眷入学。家眷们的生活供应，由马皇后亲自负责。

朱元璋对学生们的关心体贴可谓无微不至。学生们离家日久，朱元璋发给他们新衣服一套，路费钞五锭，让他们可以回家看望父母。过春节、元宵，朱元璋还专门给学生们发过节钱。皇帝的人情味浓到如此程度，甚至恩及学生的家人。如洪武十二年，皇帝赐每个学生的父母各四匹帛。

至于每乡每里的社学，虽然无法提供如此丰厚的食宿，但也不收学杂费。朱元璋规定，由基层干部根据老百姓家的自然状况，尽可能多地动员适龄学童上学。

各级学校都有奖励制度。国子监学生科举廷试得第一名，在国子监门口立进士题名碑，加以褒奖。郡学学生每年选出一名成绩最好的作为贡士，保送国子学继续深造。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全国“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jiǎo），山陬（zōu）海涯”，出现了“家有弦颂之声，人有青云之志”的社会现象。

明代教育的发达，超过了以往的唐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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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朱校长的可怕校规

虽然待遇如此之好，不过，如果有机会坐时空穿梭机回到洪武时代，还是劝你不要去享受皇帝的义务教育。因为，你进了国立学校，很有可能不能活着出来。

并不是耸人听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洪武皇帝亲自制定的学规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各级学校的功课，都是由皇帝直接指定的，内容是《御制大诰》（即皇帝语录），《大明律令》（即刑法），此外还有四书五经和《说苑》。皇帝规定：太学学生每日写字一幅，每三天背下《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个月作文六篇。

功课似乎不重，可是校规倒是有点怕人。校规一共五十六款，有一些规定和今天差不多，比如必须穿校服，不许点名迟到，不许夜里饮酒之类。然而也有些规定有点奇怪：

一、不许结社，什么文学社、诗会之类一律严格取缔。

二、不许议论学校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

三、绝对禁止对人对事的批评。

最奇怪的一条是这个规定：

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

就是说，天下百姓，别人谁都可以对国家大政方针发表意见，进行建言，只有学生不许！目的当然是戒绝学生参与政治的可能。

看来，朱元璋虽处中世纪，却能以其超人的政治敏感，预感到学生与激进政治心态的天然联系。

为了贯彻这些校规，朱元璋特地拨了两名衙役进驻学校，做什么用？打板子。一有违犯，即把学生拉到教师办公室叫做“绳愆厅”的地方，脱下裤子，按在地上，痛打一顿。朱元璋规定判决完全由教师做主，学生没有上诉的权利。

打板子在处罚里是轻的，重的甚至可至充军流放。校规里有这样一款：

“在学生员，当以孝悌忠信礼义为本，必须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然而，只要有学生的地方，不同意见似乎就不可避免。由于校规过严，在第一任太学校长宋讷任内，有的学生被活活饿死，还有多名学生自杀身亡。学生赵麟对校长的残忍非常不满，出了一张匿名墙报（没头帖子），表达对校长的意见。这件事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告给皇帝，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命把查出来的犯罪人赵麟杀了，并在国子监立一长竿，把他的脑袋挂在上面示众。隔了十年，朱元璋有一次到太学视察，想起这件事，还余怒未消，召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训话：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如今著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悬赵麟头颅的这竿子一直竖了一百六十余年，方才撤去。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朱元璋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他定下的科举制度更加重视形式，规条亦更繁琐，“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礼》、《春秋》、《礼记》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相对真知灼见，他更重视的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口气，统一的思想，以此来造成格式化的知识分子。

八股文禁锢于孔孟的经义，又只取朱子的注疏，必须代圣贤立言，不许越雷池一步。它形式主义严重，诸如怎样破题、承题……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这一改革使科举制彻底沦为戕害人才的刑具，士人为了挣得功名，只能皓首穷经揣摩时文程墨，并无精力来思索书本背后的大义，因而顾炎武有“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之语。

在朱的制度设计下，知识分子只能按照他的标准成长。他们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窥是钻，余皆漫不加省”、“自四书一经之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聪明才智被扼杀，“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强木不能对”。因此，在洪武年间，经常出现“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的现象，以致朱元璋自己也不时哀叹：“朕即位以来，虽求贤之诏屡下，而得贤之效未臻。”

“朕临御三十年矣，求贤之心风夜孜孜，而鲜有能副联望。任风宪者无激扬之风，为牧民者无抚字之实！”

源济

第八节 “一刀切”必然“一风吹”

在传统中国，数学是一门不发达的科学。函数、变量、概率之类的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的大脑来说，是太复杂了点。人们习惯用加减法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用类推的方式把局部真理扩大到无限。中国的思想家们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治国理念：一个人只要能修身、齐家，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因为国不过是家的累加。

现代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荒谬。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事物运动的规律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个治国理念就如同天天向远处望，最终就可以练成千里眼的传说一样，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神话。

问题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思想的。因此，许多涉及系统论的复杂社会问题在我们中国人这里根本不是问题，用“只要……就”的公式可以“小葱拌豆腐”般轻松解决，比如我们曾经设想，只要每个人一年植几棵树，那么我国的森林覆盖率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比如只要每个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么一年下来将会解决多少人的饮水问题；再比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同理，我国的伟大圣贤们提出，如果老百姓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化，把思想统一到孔孟之道上来，做大臣的都坚决服从君主，做儿子的都坚决服从父亲，做妻子的都坚决服从丈夫，三纲五常，那么天下就会熙然而治，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从而达到理想的尧舜世界。

“人心齐，泰山移。”从这个公式出发，“统一思想”就是治理国家的最关键所在。

被这个简单直接的定理所鼓舞，历代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为“统一思想”而奋斗不已。可是很不幸，虽然圣人们几千年以前就指出了正确方向，可是几千年来尧舜世界却从来没有出现。这都是因为每个朝代，都有那么些人，不注意自我改造，顽固不化，阳关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自寻，不能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结果破坏了天下大治的大好局面。

虽然几千年来在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却始终不信邪。

之所以不改“思想教育万能”的初衷，另一方面实在是因为这个方法简便实用，成本最低。然而，这个方法毕竟是治水中的堵，虽然可收获一时，却最终会被证明失败。

“一刀切”的结局必然是“一风吹”。这是中国式行政之式的弱点造成的。朱元璋的“化民成俗”运动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朱元璋办学过多过滥，且完全是在政治权力的强制之下办成，所以，这种学校教育的繁荣是一种典型的虚假繁荣，完全是朱元璋一个人意志支撑的结果。当他的注意力有所转移之时，学校即徒具形式。

以社学来说，在许多地方，建立之初就是流于形式，只选了校址，花了钱，收了回扣，最后有没有人来学，却成了最不重要的事，地方官吏甚至还借办社学来敲诈百姓，朱元璋自己即说：

有愿意读书而没有钱的人，地方官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而不愿读书的人则爱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无暇读书却逼令入学。

府州县各级学校，因为官督力度减弱，往往就有名无实。到后来，许多学校“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朱皇帝大力兴办学校的一时之盛，在他生时即是无根之木，在他死后很快烟消云散。

“申明亭学习制度”也迅速沦为形式。就像任何用行政力量推行的社会运动一样，申明亭之制制定不久，就出现种种弊端。其表现是地方官玩忽职守，亭宇不修，善恶不书，剥克老人如贱役；后来虽有忠于职守的知县，如嘉靖年间淳安县知县海瑞、隆庆万历之际惠安县知县叶春及等人曾晓谕老人，复建申明、旌善二亭，但人亡政息，终无补救。

源济

第十章 不许造反：从删《孟子》到给元朝皇帝磕头

第一节 孟子惹恼朱元璋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读《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大力尊奉孔孟。但是说实话，由于军务政务繁杂，对于《论语》、《孟子》这些经典，他只是听文人们讲解过一些片断，并没有系统地研读。如今天下已定，诸事都上了轨道，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吸取一些宝贵营养。

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读着读着，朱元璋的面色由愉快转为阴沉，眉头越皱越紧，呼吸越变越粗。终于，把书往地下一摔，大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意思是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

身边的侍卫们吓得够呛，想，皇上这是怎么了？

原来朱元璋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老百姓最重要，国家次重要，和前二者相比，国君最不重要。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就是说，国君对大臣礼貌，大臣也对国君尊敬。国君视大臣如粪土，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

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

此命一下，举朝哗然。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这一举动就如同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大臣们当然纷纷上奏，表示反对。朱元璋命人把堆了一桌子的奏章都搬出去烧了，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的罪名处死。

这下朝廷立马静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可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屹立不倒。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己见，还是要进宫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金吾侍卫遵命弯弓，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然英勇不屈，愣往里闯。朱元璋见状，也觉得钱唐是个汉子，就叫他进来说话。钱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经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从钱唐舍命闯关这件事上，他也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分量，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源济

第二节 删减《孟子》，防止毒素流传

配享是恢复了，可是朱元璋还是觉得《孟子》里的大量毒素不能听任流传下去。

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删孟”，将《孟子》中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反动文字”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八十五条，只剩下一百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那么，删节的八十五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朱元璋这样深恶痛绝呢？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主张“民贵君轻”、“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删掉这些文字，虽然有些可笑，但毕竟可以理解。

可是另一类删节，乍一看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孟子“有恒产而有恒心”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朱元璋也无法容忍，删掉了“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以及“五亩之宅”之类的话。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实行“仁政”的条文，居然也被删去了。比如这句话：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还有一类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攻击商纣王的话，也都被删除了。比如：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是为什么呢？

源济

第三节 对元朝皇帝的特殊感情

其实在删孟子以前，朱元璋还做过好多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际，中原汉人皆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强烈要求朱元璋彻底清算元朝的罪恶，惩办那些欺压百姓的元朝统治者。

可是朱元璋却没有这样做。在进军大都之时，他要求军队不得危害元朝皇亲贵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

在元顺帝仓皇北逃后，明军俘获了皇子买的里八剌。大臣们要求在南京举行“献俘”典礼，以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朱元璋却拒不同意，理由是这是对前皇子的侮辱。他说：“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他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一概予以极尽尊礼，封给他们很高的爵位，赐给极为优厚的生活条件，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

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纷纷献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的无道，颂扬洪武皇帝的雄武，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朱元璋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对于中原汉人来说，推翻了元人的统治，是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是拨开云雾，重见青天：我堂堂中华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居然被一个野蛮的骑马民族统治，万里腥膻，人尽臣虏，这实在是莫大的耻辱。所以，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元人统治的正统地位。比如元末另一个起义领袖明玉珍称帝诏中就说：“元以北狄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消灭。”他要推翻元朝，“恭行天罚，草彼左衽之卑污；昭为茂功，成我文明之治”。意即扫除中国历史上的意外，重新回到汉族正统。

但是朱元璋却自始至终坚持认为元人的统治是“正统”。他从各个角度，竭尽全力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

在即位告天文中，他这样说：“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也就是说，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百有余年”，这就不但将元灭南宋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且将元、宋并存的十几年亦视为元的正统。

不止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他还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之下，他父亲朱五四四处迁徙，还是落得饥饿而死。他朱元璋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光朱元璋如此，全体汉人都受元人野蛮统治的苦：汉人打伤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汉人只赔一头驴；汉人即使当了大官，见到蒙古人，行礼毕要把双手反背过来，作捆绑状，以表示归顺之意。按理说，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

源济

第四节 构建“朱氏天命论”

批判孟子和歌颂元人，这两件事贯穿着一个意图：建立“朱氏天命论”。朱元璋登上皇位之时，内心有点没底。因为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讲求出身。自古以来，岂有乞丐而为天子？所以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被一个前要饭花子统治，天下精英们内心难免感觉有点不是滋味。

所以，他一开始想找个名人联个宗儿，谎称自己是朱熹的后代。

可是再一想，这个谎也太经不起推敲了，不但不给能自己增光，反而会暴露自己的心虚，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这个问题苦恼许久之后，朱元璋突然脑筋急转弯儿：自己的出身利用好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把坏事变好事。按照世俗之人的想法，无论谁当皇帝，也轮不到他这个要饭花子。然而事实是，天下那么多富贵人读书人谁也没当上皇帝，偏偏他一个乞丐当上了，这不正说明他有“天命”吗？

所以朱元璋一反历代统治者攀龙附凤之习，干脆坦然承认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而且还到处宣扬这一点。口头上、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这就是为了强调自己命运的奇特和天命的眷顾。

在朱明政府的中央文件中，天命论到处皆是。他说“人君开创基业，皆奉天命”，自己之所以能由布衣而登帝位，是因为父祖“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他对孔子后代孔克坚说：“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他又说，“朕本布衣，因元纲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骚动，遂全生于行伍间，岂知有今日者邪。”

为了证明这一点，朱元璋还写了许多文章，比如《周颠仙人传》、《纪梦》，来宣扬自己身上的种种神异之处，进行自我神话。说周颠仙人早就看出他要当皇帝，说自己即位前一年，就梦见穿紫衣的道士授给他绛旗、冠履、宝剑诸物，证明自己是上天简授，确定无疑。

那么，为什么上天不挑别人，偏偏挑了他呢？朱元璋说，这就是天命的神奇之处，老天爷的心思很难猜，它总是习惯于出人意料。比如，当初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马上民族蒙古，能君临天下，统治汉人长达百年呢？

他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朱元璋说，蒙古族人少，文化落后，按理说不应该统治广大中国地区。但是他们居然就入主中原了。这恰恰说明，他们有“天命”，否则怎么解释？

基于这一逻辑，朱元璋必须视元朝为正统。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认元朝直接受命于天，接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

源济

第五节 创造“朱氏恩德论”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他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肯定农民起义吗？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他们用起义推翻了万恶的旧王朝，建立了光明的新社会。他们的合法性源于这个朴素的真理：天下无道，就应该有人揭竿而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是慢着，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造反怎么办？

在推翻旧王朝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义无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就必须让老百姓明白，以后不许造反，更不能起义。

这个弯子可不太好转。

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论”。

在朱元璋以前，中国人认为“有德者有天命”，可以拥有天下。而无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无道，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论”是：因为你身处的王朝对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无道，你都不应该带头起来背叛这个王朝。

朱元璋说，一个人有了天命，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全部中国领土的产权都归他一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一个是开创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粮食，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每个人因此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

从这个理论出发，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设了几名官员，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元朝初建，统治秩序比较好，老百姓一度安居乐业。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好时候，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呢？

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

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是充满愤怒的，毕竟他一家人差点因为元朝的野蛮统治死绝。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是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角度，而是要从“实用”与否角度。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他又在南京建了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忽必烈和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他如此敬礼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让他们也敬礼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在他朱家政权的治下，天下再无道，人们都要老老实实当顺民而不是逆民。任何情况下，起义都有罪，造反都无理。

源济

第六节 我造反有理，你造反有罪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他遇到了一点难题：

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降低自己参与造反活动的意义，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他起兵之时，元朝已经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动不动手，元朝都注定要灭亡了。他的原话是：“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拯万民于水火。他取天下，是从群雄之手，而不是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到了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着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

《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

朱元璋认为，带头作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这就是所谓“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

至于为什么首乱不祥呢？朱元璋笼统地解释说，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有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尽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发难之功是不容否定的。但朱元璋称之为“愚民”，说他们是“作乱”。然而没有流血，怎么会推翻无道的旧王朝，又哪来的新王朝？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享受首乱者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的成果，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

费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又继续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有天灾，“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

饿死强于战死，比起那样被杀死的，活活饿死还很“优游”舒服，相当享受呢。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个侧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有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也就是说，剩下的大部分，打了半天仗，也不过落了个普通军民，既然这样，何苦费事一回呢。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

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

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当初啊，我亲眼见着许多大户人家，普通人家，穷苦人家的人跟着造反。那可相当苦啊：抛弃田地家产，一家老小跟着风餐露宿。早上出去打仗，父子兄弟都去了，回来时，四个人往往死了两三个。不长时间，这一家就剩不下什么人了。

他通过这种“亲身经历”来谆谆告诫百姓不要起来造反。

说到这，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

他要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理论。朱元璋的理论是，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换言之，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即使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意思是，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不过他们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正如黄仁宇所言：“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

朱元璋不一样。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人世间所有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是为他服务的。朱元璋袭用孔孟之道，是因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如果不利于他的统治，他当然可以改造它甚至消灭它。对别人来讲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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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刘伯温的悲惨下场

除了教育百姓外，朱元璋还要抓官员队伍的思想建设。

朱元璋做事的特点是考虑极为长远。在与元朝作战之时，他已经想到了未来王朝的巩固问题。所以，遇到那些宁死不屈的元朝官员，他权衡利弊后，挑出几个，大加表彰，借此在自己的大臣中树立“忠”的观念。

元太平路总管靳义在太平城破时投水自杀，朱元璋称之为“义士”，下令“具棺敛葬之”。元将领福寿死于集庆，石抹宜孙死于处州，余阙死于安庆，他也一一加以礼葬和祠祀，以彰其“忠”。他夸奖福寿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其福寿之谓乎？为人臣者当如是也。”

蔡子英为元至正中进士，累官至行省参政。元亡被明兵捕获，押至京师。朱元璋久闻其名，以礼遇之，但蔡子英不为所动，在羁所大哭不止。

“人问其故，曰：‘无他，思旧君耳！’”朱元璋闻听，十分感动，“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从故主于和林。”命人给了车马路费，送他到北方草原去找北元皇帝去了。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有力地向天下人宣示了他对“忠诚”这一品质的推崇。

朱元璋善于招揽人才，许多故元的将领文臣投奔到他的麾下，为他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在奔向帝位的途中，他对这些人毕恭毕敬，遵礼有加，比如刘基因为做过元朝臣子，不想出山，朱元璋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劝他出来，又对刘基非常尊重，每次都“称老先生而不名”。

然而，开国之后，当这些人的重要性降低之后，朱元璋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刘基为朱元璋的事业，可以说尽了肱股之力。没有刘基，也许就没有朱元璋的天下。因此，当元顺帝北逃、皇子买的里八剌被送到南京时，他和其他开国元勋一样，欢欣鼓舞，文思泉涌，写了一封祝捷文章，正要给朱元璋送上时，朱元璋却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因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做过元朝官员的人，不要参与庆贺。

这对以刘基为首的在元朝当过官的人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朱元璋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以“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刘基易主求名，是“大节有亏”，犯了原则性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因此在大封功臣之时，只封他一个伯爵，不久就把他赶回家里，最后还听任其政敌将他害死。

元翰林学士危素在元亡之际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十分信任。危素也卖命尽职，为朱元璋做了许多工作。可是天下大定之后，朱元璋看他就有些不顺眼了。有一天，朱元璋坐在东阁侧室的屏风后面，危素从屏风外慢步走来，履声橐橐（tuo）。

朱元璋问：“谁？”

危素答道：“老臣危素。”

朱元璋嫌他自称老臣，就嘲笑说：“我只道是文天祥来！”

元顺帝有头大象，能在宴会上起舞助兴。明军攻入大都后，把它运到南京。有一次朱元璋宴请群臣，叫人把大象牵来，要它起舞，这头大象却趴在地上不动。朱元璋一气之下，下令把大象宰了。第二天，便借这件事，叫人制作两块木牌，一块写着“危不如象”，一块写着“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左右肩，把他羞辱一通。

后来，御史王著等人上书，弹劾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朱元璋下诏把他贬到和州去看守余阙庙。不到一年，危素便郁闷而死。

这样的例子不止危素一个。许多元朝降臣都是“始虽荣遇，终必摒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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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任意摧残：对知识分子的软硬两种手段

第一节 “胡萝卜加大棒”

如前所述，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朱元璋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善于任用读书人，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开国之前，他对知识分子毕恭毕敬，十分热情。

开国之后，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前后发生过很大变化。

开国初年，他仍然十分重视人才工作。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都急需人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来充实自己的官僚队伍。

他继续打天下时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找人才。对知识分子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洪武元年徐达北伐，朱元璋命他一边作战，一边注意访取人才。徐达毕竟是武人，只要是读书人，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都强迫他们赴京，不动身就动武。朱元璋得知，即发布公告，进行安抚，说：“所征人材，有不愿行者，有司不得驱迫，听其自便。”

不过，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天下已经姓朱，形势不可逆转，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他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也时常不自觉地失去耐心，露出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县的夏伯启叔侄想做元遗民，不愿当官，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了。朱元璋闻知大怒，夏伯启叔侄被枭首示众，全家都被籍没。和夏伯启叔侄一样被朱元璋杀死的还有苏州文人姚润、王谟，他们也是“被征不仕”，结果是“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

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

朱元璋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只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这块空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

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这本就是滔天大罪。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来继续阐述他的“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故人，刘秀登基后他隐姓埋名，不愿出山，刘秀只好让他潇洒自在地在富春江垂钓消遣，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一桩著名美谈，不想在一千三百年后，却遭到了朱元璋的严厉批判。朱元璋说，假使是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乱未定之时，严光到哪儿钓鱼？现在他之所以有地方钓鱼，是因为皇帝平定了天下。既受皇帝之恩，理当出山服务。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由于大批知识分子加盟，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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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明第一文学家

第二阶段是渐起轻视之心，言辞不再卑逊。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随着身边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在他们的熏陶下开始有计划地读书，博览经史，学做文章，渐渐地登堂入室。他发现，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通古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

随着自己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解了知识的堂奥，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迷信之心渐淡。他发现，知识分子们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人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手畏脚，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起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开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诰命中，这样坦率地谈到对宋濂的真实看法：

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他认为宋濂虽然博古通今，学识出众，但缺乏决断力和执行力，办不了什么实际的事情。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开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大家都认识到天下姓朱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朱元璋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就主动满怀热情地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学校系统已经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他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孩子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

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

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

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通过这些痛快淋漓的斥骂，朱元璋将那些“山林之士”贬低成一群废物，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以防“牵制文义，优游不断”。这里面，有对知识分子弱点的灼见，更多的是一竿子打死的偏见。

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挥斥方遒。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

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代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于此达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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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洪武朝的敏感词

第三个阶段，则是一边任用，一边残杀。

在统治前期，朱元璋极少杀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对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压制。他对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们安邦治国；另一方面，因为知识分子到处都是，用不过来，稍不高兴，就随手杀掉，毫不可惜。

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直陈时务，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将万言书读给他听，一开头茹太素说了一大堆套话，让朱元璋十分讨厌，把茹太素叫进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念茹太素的万言书，听到后面有四件事可行，这才把茹太素放了，说你的错误在于文章写得太长，其实五百个字就足够了。

过了几年，茹太素当到户部尚书，仍然爱提意见，因而“屡濒于罪”。

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请茹太素，给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磕头致谢，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不禁为之恻然。但不久，还是找借口把茹太素处死了。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四月，朱元璋设置僧司机构，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鲁是颇著声名的程朱理学家，对皇上崇佛的举措颇不以为然，劝朱元璋崇儒辟佛，朱元璋不从，他一气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士当场把他摔死在台阶下面。

同州进士王朴性格耿直，最爱直言极谏，有时见自己的谏言未被接受，还当面和朱元璋展开辩论。朱元璋开始几次对他的敢言劲头表示欣赏，后来次数多了不胜其烦，把他杀头了事。王朴根本不了解自己这类知识分子在皇帝心中无足轻重的地位，路过史馆，还高声呼喊：“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

除了这类因为顶撞进谏而死者外，更多的知识分子死于朱元璋的文字狱。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为不满朱元璋重文轻武，有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如张九四（张士诚原名）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为‘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

朱元璋听后，立即找了本《孟子》来查，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这无非读书人欺负他是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多了一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这些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这一直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儿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

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也没有兴趣提这壶水，所以奏章中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近乎“僧”字，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而“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按照明初习惯，逢年过节、皇帝生日之时，文武大臣都要上表庆贺。所上的表笺，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虽然表笺中都是毫无营养的陈词滥调，但因为都是颂扬自己的话，朱元璋很喜欢阅读。但读来读去，越来越多的敏感词蹦了出来，出现次数最多的敏感词儿是“则”字。

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被处死；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因表内有“以则天下”句而被处死。

其次，表笺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也被他认为是讽刺他曾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祥符县教谕贾翥（zhù）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因“取法”音同“去发”，贾翥亦未免一死。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许元送了性命。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朱元璋的想象力实在惊人，他制造的文字狱也因此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亳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林云因此而被杀。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此外，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被杀，人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只能揣测也许是因为“寿”字与“兽”字同音之故。

除了在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朱元璋还将文字狱扩展到文学作品当中，看到谁写的诗文让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来杀掉。

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洪武年间，四明僧人守仁应诏入京，闲着没事，作了《翡翠》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读了之后，对守仁说：“你不想见我，说我法网密吗？”于是以谤讪罪将他处死了。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则记载，一位叫来复的和尚在给朱元璋的谢恩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看后大怒，说：“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将之斩首。

明初“吴中四杰”之首高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读到高启创作的《上梁文》中，以“龙盘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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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外国文字狱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逸出一笔，介绍一下中国文字狱史上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字狱：外国文字狱。

朱元璋不仅对本国臣子的表笺深文周纳，对外国来的表笺亦是如此。文字狱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走出国界，走向了世界。

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废黜高丽国王自立，毕恭毕敬地上表明廷，请朱元璋赐他一个国号。朱元璋批准他用“朝鲜”国号，李成桂又赶紧派文臣李恬为谢恩使，来感谢更国号之恩。在谢恩表中，李成桂为了表示恭顺，没敢用朝鲜国王的名义，而用了“权知国事”这个头衔，朱元璋疑忌顿生，认为李成桂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命人将谢恩使李恬按在地上痛打，“棒恬几死”，在他回朝鲜时，又不给他马骑，让他忍着伤痛，步行回家。

李成桂得知此事后更为害怕，于是又专门巴巴地派人来谢罪，在《谢罪表》中这样解释：“照得小邦僻处荒远，言语不通，闻见不博，粗习文字，仅达事情。其于制作，未谙体格，以致错误，非敢故为侮慢。”就是说朝鲜国文化水平不高，对明朝文件格式不熟悉，犯了这个错误，绝对不是有意的。朱元璋这才饶了他。

这事刚过去不久，洪武二十九年朝鲜恭贺新春的表笺又起祸端。朱元璋认为表文中有“侮慢之辞”，“轻薄戏侮”，“不停当的字样多有”，扣押朝鲜使臣不许回国，还命朝鲜马上把起草表文的人押来问罪。朝鲜马上老老实实把作者金若恒送到南京，在给明朝礼部的信中说：

小邦僻居海外，声音语言，不类中华，必凭通译，仪习文意，所学粗浅，措辞鄙陋，且不能尽悉表笺体制，以致言词轻薄。何敢故为戏侮，以生衅端。

就是说，因为语言不通，要借助于翻译，所以出现“言词轻薄”的错误，并不是有意为之，请大皇帝原谅。

这一风波还没处理完毕，紧接着又一个表笺惹了祸。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李成桂派遣郑总到中国请求大明颁给他们诰命、印信。表文之中引用了商纣王的典故，朱元璋阅后，认为这是在讽刺他，于是说：“近日奏请印信、诰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以此来使未可放回。若将撰写校正人员尽数发来，使者方回。”命朝鲜国将表笺的作者以及校对人员一起押送中国问罪。使臣郑总也倒了大霉，朱元璋不但将他拘留，还“遣人取家小”，命人到朝鲜把他一家大小都押来中国。

这两次文字狱的处理结果，是郑总以及表文的作者金若恒、卢仁度都被朱元璋杀了头。朱元璋还在圣旨里这样教训李成桂：“如今两国之间，秀才每戏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那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

李成桂以权臣篡位，极度希望得到朱元璋的承认，所以他对朱元璋一直毕恭毕敬，忍气吞声，极力讨好。不论从哪个角度，他都不可能在表文中故意讽刺朱元璋。朱元璋郑重其事地在外国表文中大挑毛病，只能说明，他的心理变态已经严重到十分极端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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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随心所欲杀文人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烈改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他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第二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没有一个落了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来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

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来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来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时，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以“吴中四杰”为代表的诗人作家外，明初还有一批最有才华的著名学者，被召集参与了《元史》的修撰。在修完《元史》后，大部分人都遭遇悲惨，比如王彝被朱元璋寻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除此之外，还有太多著名文化人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行父子亦坐死”；“词采灿然”的诗人孙蒉，尝为蓝玉题画，“遂论死”；供事内府的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昔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有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识分子，也鲜有善终者。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朱元璋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外，李善长被朱元璋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找了个借口抓来杀掉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因不被朱元璋所信任，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一说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株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在途中自缢于夔州。

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上演过一次。至于那些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则大多被吓破了胆。有个可笑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说：

新淦有诗人邓伯言，宋潜溪（濂）……以诗人荐之。廷试“锺山晓寒诗”，太祖爱其中二句曰“鳌足立四极，锺山蟠一龙”，不觉御手拍案诵之。伯言俯伏墀下，误疑触天怒遂惊死。扶出东华门，始苏。次日，遂授翰林。

也就是说，朱元璋读到他的两句诗，大为激赏，用手拍了一下桌子。他却以为是皇上发了脾气，当然就吓晕了过去，太监把他弄出东华门才苏醒过来。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不离规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