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简史

任大先生

贰、教会发展的危机所在

一、信仰越发形式化表面化

    随着教会在罗马帝国里地位的提升，新的挑战摆在了教会面前。从积极的眼光来看，过去的逼迫以及在逼迫底下的传福音的艰难现在一扫而空。过去你要用一种低调的、隐藏的方式，暗地里去传福音，现在可以公开的传，这样教会的福音事工扩展的非常迅速。

    不过负面的问题也同时出现了，由于皇帝的公开支持，并且到后来成为全国人的信仰，结果教会里面出现了一大堆对信仰不认真的人，甚至是有其它的企图。

（一）教堂建筑取代生命建造

    可以说，A.D.312后，教会里的人数是增长的很快，但信仰的质量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尤其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情况便大大不同了。每个市民都自动成为 “基督徒”，做基督徒成了唯一的、理所当然的抉择，甚至是毋庸抉择的（当婴孩洗礼的习惯逐渐普及以后，个人根本不用举手决志）。一个毋庸个人严肃思索、郑重抉择的信仰，自然甚难成为个人主动的信仰；而且，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政府和大众也乐意用金钱支持建筑聚会场所。结果教会聚会的建筑物就大量出现了，于是各地均开始大兴土木，建造教堂。随着教堂越造越大，与教堂建筑相关的基督教艺术随之出现。不过另一方面，教会在热衷于外在建筑物的同时，在对信徒生命的培育、福音真谛的讲述这方面的力度却是远远不够的。渐渐地，信仰变为传统习俗，恪守一套套宗教礼仪与社会道德等客观的外在规范，取代了个人生命的寻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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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异教崇拜渗入教会

    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异教的观念和形象。

    首先是把圣餐的仪式化、异教化。过去圣餐是思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仪式化之后，纪念的味道是还有的，可是就逐渐把圣餐看成一个献祭的行动。在异教的作法里，往往是有很多的活动都与献祭有关的，献祭是讨他们神灵喜悦的一个手段。教会慢慢变得异教化之后，结果参加圣餐也变成了讨上帝喜悦的一种手段，教会之所以举行圣餐，是因为再一次的耶稣基督献在这祭坛上。因此圣餐中讨上帝喜欢的一个手法就是再一次把耶稣献上作为一个祭牲。这种作法不单只是带着迷信的色彩，也慢慢的把圣餐的根本意义改变了。

    另外太阳崇拜渗入教会，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那天是罗马异教中太阳的生日。教皇利奥一世在5世纪中期就曾斥责过那些先向太阳朝拜然后才进圣彼得堂礼拜的信徒。有些后来基督化了的异教习俗：点燃蜡烛、烧香、花饰，起初教会都避免使用，因为它们是异教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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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是对马利亚崇拜：在埃及的伊西斯（Isis）的信徒，首先称马利亚为“上帝之母”，这称号在第五世纪引起了一场重要的神学争论。

    对马利亚的崇拜被认为受异教类似习俗的影响。有些学者指出这是脱胎于希腊与罗马神话中被叫做戴安娜的亚底米女神的崇拜。以弗所城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一直是拜另一亚底米生育女神的中心，这座城在早期也沾有马利亚崇拜的风气。

    许多人也把马利亚和古埃及女神伊西斯联系在一起。那时罗马帝国境内流行对她的崇拜。她被尊为“伟大童女”，和“上帝之母”。伊西斯常和许多其他女神混淆，包括亚底米在内，成为日后异教的“普世之母”。她的崇拜者在4世纪末异教遭受查禁和庙宇被毁之后，自然会有瞻仰马利亚寻求安慰的倾向。有些留存下来的伊西斯怀抱婴儿贺如斯的偶像，其姿势与某些早期基督圣母像极其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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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圣徒和殉道者的膜拜：这在4世纪迅速发展，小的礼拜堂或大教堂开始在殉道者的坟墓上兴建，寻求圣徒遗体不久变成迷信式的搜求遗物。有些地方，有时甚至出现争夺临死的神圣隐修士躯体的争斗。这种崇拜在民间兴起，并受到当时重要的教会领袖，如耶柔米、安波罗修和奥古斯丁的首肯和鼓励。例如安波罗修本人就曾发现几个已经被人遗忘了的圣徒的尸体。

    在许多地方圣徒和殉道者取代了异教神明的地位，他们的圣堂原来是异教的庙宇。有些圣徒据称能医治不育，有的则能保护旅客平安，鉴别见证的真伪，预言未来。

    教会从来都没有教导信徒去敬拜圣徒，只是说圣徒处于特殊地位，能听取信徒的祈求，并把祈求直接呈给上帝。圣徒在天上的地位，相当宫廷里大臣的地位，你可以盼望大臣为地位 低微的请愿人解决问题，因为大臣能把请求直接呈给皇帝。

    曾有人对此发表异议：“我们几乎看到用宗教作借口把异教仪式引进教会，光天化日之下点燃成排的蜡烛；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在向用贵重纺织品包裹着装在一个小罐子里的骨灰亲吻、膜拜。”但这样的意见却受到痛斥。

一方面基督的信仰改变了西方世界，另一方面世俗也侵蚀了教会。到5世纪末期，下列不合圣经的教义和活动已在教会里生根：为死人祷告；相信炼狱；认为圣餐是一种献祭，必须由祭司主持；圣品阶级与平信徒阶级分明；崇拜殉道者及圣徒遗物；迷信遗物有奇异能力；圣地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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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成教会腐败信仰变质的诸因素：

    1）是基督徒本身。每一个基督徒是圣徒，也是罪人。信主后，旧性情仍然会使他有犯罪和犯错的倾向。

    2）是初期教会对旧约和基督及使徒教导的无知及误解。圣经固然是一本平易的书，但它也是神的话，所以也是深奥的。尤其是当教会外在环境松散时，同工们对圣经的钻研也开始放松，结果使得教会的信仰没有深度。教会花了数世纪之久才研读出圣经的真义，而这项工程到现在还没有完工。

    3）教会的领袖有点被突如期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逼迫时期那种苦日子突然被挪去，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的荣誉和潮水般涌进教堂的人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假象蒙蔽，没有及时作好生命的实质性建造，反而更多的偏重外在的事工，如教堂建造、画十字架等。

    4）是异教的环境。异教早已存在了好几世纪，其思想已渗透了生活的每个层面，当君士坦丁大帝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又多方优待教会之后，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涌进教会，成为挂名基督徒，异教思想和做法随之而来，因此，教会全面得胜异教之时，也成为教会受异教影响最危险之时；世俗潮流也侵入教会，汹涌的来势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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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职人员的特殊阶级形成

    君士坦丁在组织教会时，让教会变得结构化。教会内权力最高的当然是“最高大祭司——即罗马皇帝”，之下是主教议会，议会下是主教长，主教长之下是省主教，主教之下是各区的圣职人员，他们之下是平信徒。当时罗马帝国分成五个行政区，而教会也同样分成五个教区。总之，组织架构与政治行政架构平行排列。教会一旦结构化，权力的斗争便开始出现；以往注重的是属灵的权柄，现在却加了行政的权柄。最大的问题是，有行政大权的人未必有同样的属灵权柄和能力，于是便造成很多教会内部的问题。同时，教会有了权势，自然会以权力压逼异教徒，教会竟成为压迫者。

    再者，随着基督教在帝国里的地位提高，教会开始把很多的精力用于教堂的建筑和各种基督教艺术的普及，慢慢地基督教成为一个非常专业化的信仰了。过去信徒当中许多是平民、老百姓，现在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可是在相关的聚会运作上就越来越需要一些专业人士来承担。结果，教会里的圣职人员、全时间服事的工人就慢慢的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也因着他们越来越专业化，他们的身份越来越特殊，结果教牧人员与一般信徒之间的差距也因此越来越大。

    再者，圣职人员在帝国里不用缴交税项，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又受到一般老百姓的尊重，他们的工作又非常的神圣，结果就使到他们成为了当时的特权分子，甚至成为帝国里的一个特权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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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西方教会隔阂日渐加深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罗马帝国随着首都的迁移，使到帝国的东西开始逐渐的走向分裂。这种国家的分制到分裂也影响了教会的发展，正如政治上有东、西罗马之分，教会也逐渐有了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所谓东方教会，就是指在东罗马帝国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那一些教会。西方教会就是指在帝国的西边，以罗马为中心的那一些教会。在罗马帝国分制而且中央政权相当稳固时，东西方教会能维持相当的一致性。不过随着帝国的权力分散东西方来往的减少，东、西方的教会逐渐的独立起来。

1、教会的自主权不同：

    到公元400年左右，当罗马帝国正式分家后，教会的分制就更明显了。由于东罗马以君士坦丁为中心，因着政府有效的维持着一个中央政府，所以政府对于教会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从某一方面来讲，东方教会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是因着政府谕旨的结果，是皇帝说大家要信耶稣的，所以很多的人跑进教会去；结果教会在运作上，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就不得不听政府的指挥。这不是说教会乐意如此，当时有相当多的教会领袖，曾公开的违抗皇帝的命令，不过最终的结果还是皇帝以实权胜出，有时甚至会把违命的教会领袖捉起来，然后逼教会另外选出一个领袖来带领教会。

    而在西罗马帝国，由于进入了第五世纪，根本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所以教会的领袖能够相当自由的去决定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方向、教会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官方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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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会的内部建造不同；

    在东罗马帝国里，因着教会的建造有政府的支持和影响，所以在东方教会里的教会领袖往往会争夺主教长的地位。在争夺主教长的人群中，除了个别出自世俗的原因的人外，也确实有不少是真正对教会有负担的人，他真的盼望能够给帝国里的教会带来一种革新，而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一些运动，无非是先出任主教长一职。这样一来，东方教会中就出现了一些争权夺力的局面。

    而在西方教会则完全没有这种现象，甚至会以东方教会里的这种争名夺利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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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会的自身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同；

    在西方教会的组成中，罗马无疑是特别突出的一座城市。在西罗马帝国里，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与它相对抗的，虽然有米兰、迦太基都是很不错的城市，不过它们在城市的影响力上都远逊于罗马。所以罗马教会只要决定一件事情怎样，基本上在西罗马范围里都可推行无阻。

    而东方教会就不同了，君士坦丁堡是东方诸城中的后起之秀。象亚历山大、以弗所、安提阿这些城市在君士坦丁建立之前已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大教会。而且这些城市的教会也是有着比君士坦丁更大的影响力。比如说安提阿，她一直是保罗的宣教基地，以弗所则是保罗宣教工场的战略中心……因此这些地方往往对于君士坦丁的指挥权具有一些保留。这样东方教会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决定上往往不如西方一致，甚至于有些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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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会受外在文化的影响；

    随着东、西罗马的分裂，东罗马帝国里继续以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而西罗马渐渐地以拉丁文作为官方语言。作为一个学者，精通两种语言倒不奇怪。可是作为普通信徒，就不样了，结果教会在一般的水来里，东方的信徒和西方的信徒的隔膜就越来越深了。这种情况演变到第五、六世纪里，就逐渐边一些教会领袖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一些东方教会的领袖、教父对拉丁文并不很熟悉。在西方教会的教会对希腊文也不大熟悉。结果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东、西方教会的领袖往往不能完全了解对方所表达的意思。结果就彼此对对方的主张有一些保留，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误会。结果，东、西方教会对立的情况就更加的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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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会积极的化解行动

一、大公会议

（一）教会会议的角色

    教会历史中曾有过几次重要的大会议，开会时，各教会领袖聚在一起，共同研讨重要问题，周密思考，慎重发言，获致结论。教会历史中第一次大会议是使徒们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讨论外邦信徒是否要遵守律法的问题。

    大会议可依参加代表的多少而有不同：“省区会议”参加者是来自——省内各教会的代表。“国家会议”参加者是来自全国各教会的代表。由各国派教会代表出席的会议称为“大会议”或“大公会议”。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就是第一次大公会议。

    在教会的巩固及合一上，没有一种工作比大会议的成就更大。下文将集中于三次重要会议：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公元381年）、迦克墩会议（公元4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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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尼西亚会议（Counci1 of  Nicea）

    三百年来，最令教会困惑的问题是：到底圣子基督是否和圣父完全一样，具有神性？为这问题争辩得最激烈的两位领袖是亚历山大教会的两位长老，亚流（Arius）和亚他那修（Athanasius）。

1、亚流其人和主要思想

    亚流是亚历山大一所教会的资深长老，作为一位学识渊博、才能出众而又虔诚的传道人而享有盛名，有一群教牧人员和苦修主义者拥护他。他在318年左右和亚历山大主教冲突。亚流主张只有圣父是真神；圣子在本质上与上帝不同。无论从本性或权利方面看，他都不具有诸如不朽、至高权威、完善智慧、良善与纯洁等神性。他在圣父生他以前并不存在，他是圣父所造，是受造物。但是他是所有其余造物的创造者，所以圣子是“一切被造以先的首生者”。但是他与神并非一体，与上帝的关系也不亲密。圣子之所以被称为神，乃是照着上帝的恩典和喜爱。他在实际生活中无罪，也不改变，但不是本性如此。此外，圣子须从天父那里领受智慧和光，来向世人彰显圣父。

    亚流将圣子和圣父分割开，破坏了基督是上帝的启示和人的救赎主的地位。

    我们已无法确知亚流的教导和动机究竟是什么，也许他主要的目的在于使道成肉身变得容易理解。他相信“道”或圣子在肉身的基督中替代了人的灵魂。与这道结合的是肉体，不是整个人性。这样，才容易说明道怎样能与人体结合，降世成为完全的受造者和名义上的神。

    亚流的思想大半源于希腊人对神的世俗看法，他的思维合乎逻辑，他运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观点。例如约17：3“独一的真神”；提前6：16“独一不死”；西1：15“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箴8：22“在耶和华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是当时人使用圣经的错误方法，人们不是依据圣经来决定神学思想，而是用来证明自己的神学观点。

任大先生

2、尼西亚大会的召开始末

    在激烈争辩最高潮时，亚他那修不过是个年轻人，而亚流已是个爱主、敬虔、生活严谨、又有口才的长者。在亚流的主张面前，亚他那修强调圣子与圣父同质，他就是神。

    这项有关基督位格的争辩极其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人类救恩的问题。基督的工作和他的位格有不可分的关系，天使曾宣告基督的工作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1：21）。基督救赎的价值全赖基督本身的位格。世人处于完全无助、无法自救的情况下，唯有神能施行拯救，如果基督不是神，基督就不能成为人类的救主。亚他那修深切体会这一点，他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他决不能次于神。”

    亚流派的教训造成教会长期而痛苦的争辩，最后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出面召集大公会议，解决这项争论。会议定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举行，（尼西亚在小亚细亚，位居博斯普鲁士海峡边，离君士坦丁堡约四十五哩的一个小城。）有三百多位主教出席，他们在皇宫辉煌壮丽的大厅中聚会，好些主教带着逼迫期间受过酷刑的伤痕前来参加。

    尼西亚会议的结果是：亚流的看法被判为异端，基督位格的教义行诸文字，成为全体教会信仰的根据。这项声明再经后来多次开会，用心修改，成为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教会经过了六、七十年的挣扎，才完全接纳了这会议的决定。

    尼西亚信经是第一个写成文字的信经。在其中，教会承认：“耶稣基督，圣而神者，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质。”

    如此，教会宣告了信仰最基本的信条：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从尼西亚会议以后到今天，它一直成为希腊正教、罗马天主教及复原教的基本信仰。

任大先生

（三）君士坦丁堡会议（Counci1  of  Constantinople）

    尼西亚会议并未平息亚流派之争。亚流和好些主教拒绝在尼西亚信经上签字，仍然有不少人附从亚流，也有很多人批评大会所采用之词不能完全表达基督教信仰，这批人得到皇帝和皇室的支持，因此，亚他那修必须不断地、再接再厉地为尼西亚信经中基督神性的教义奋斗、直到死日。

     亚他那修死后，为正统信仰而奋斗的领导责任落在三个人身上，他们被誉为“加帕多家三杰”。三位均来自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家省，是初期教会的杰出人物，他们分别是：该撒利亚的巴西流（Basi1 of  Caesarea），拿先斯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和女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这三位弟兄为了护卫圣经的正确教导，不顾一切、勇敢地坚定奋斗。

    尼西亚信经没有提及圣灵的神性，为此，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会议中，除再度确定尼西亚信经外，更宣告了“圣灵具有神性”的信仰。“三位一体”教义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至此，教会对圣父、圣子、圣灵为三而一之真神的信仰，才正式确立。这时教会才真正将亚流主义完全排除。此后，亚流主义逐渐消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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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迦克墩会议（Counci1  of  Cha1cedon）

    然而，上述会议仍然没有充份表达教会对基督位格的了解。根据圣经的启示，基督不但是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为了拯救世人，基督必须有“完全的人性”，这一点和他有“完全的神性”同样重要。

    教会对基督的神性曾意见分歧，如今对基督的人性以及人神二性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当时曾出现两种大的思想：涅斯多留主义和欧迪奇主义。

    涅斯多留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他本身是一个思想上想当清晰、精明的领袖当他任主教长一职时，他大大的抨击当时对“马利亚是上帝之母”的称号。他指出耶稣本身是同时拥有神性和人性的，马利亚所抚养的只是人性上的那一位耶稣，虽然他同时带有神性，可是神性这方面，其实并不需要马利亚照顾的。不过当时在信徒当中一般人已根深蒂固的接受了“上帝之母”的称号，他现在提出反对，要废除这个称号，正好就是与许多信徒对立的立场。结果这件事情就被一些人用来攻击涅斯多留的藉口。

    他们指出湿斯多留是把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隔出去，当他们起来攻击涅斯多留时，这个控告就越来越历害。因为一旦被认定称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隔，则耶稣在撒玛利亚的肚子饿了并不是真正的饿了，因为他的神性使到他不饿。所以一方面当耶稣在人性上需要吃东西的时候，他另外马上有一个矛盾的特性跑出来，就是他的神性使到他不需要吃东西。这样耶稣的一生就经常在人性与神性的矛盾里面挣扎了。而且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的痛苦只是人性上的伪装，因为神性是不会被那个钉子所带来的痛苦所影响的。这样耶稣的死就不是真实的受苦了。因此当时就召开一次大会定他为异端。

    今天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指出，涅斯多留所关心的只是一个并不妥当的称号 ，他本身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主张基督神性与人性的分隔。不过也许涅斯多留的一些追随者，就是今天称之为涅斯多留主义的想法，恐怕是一些问题的。涅斯多留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到了波斯一带的地方，在那一带重新建立教会。这教会后来被称为“涅斯多留教会”。这间教会在当时发展的非常迅速。而且这个教会相当有活力，非常努力的差派宣教士四处传扬福音。有史可查的是，当时传入中国（唐朝时期）的景教就是涅斯多留派的宣教士。

    涅斯多留被赶离君士坦丁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就提出另外一个主张。当时一个教会的领袖叫欧迪奇（又译“尤提克斯”，Eutyches），他指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的溶化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基督的人性与他的神性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基督是一个神，不过是一个略带着人的味道的神。这种主张很明显是错误的，照他所讲的，使到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成为一个神死在十字架上，这明显是一个矛盾的讲法。结果欧迪奇主义的主张带来了比涅斯多留更大的困扰。

    终于，公元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在尼西亚附近的迦克墩召开，约有600位主教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他们一方面拒绝了耶稣神性与人性分隔的说法，又同时拒绝了欧迪奇主义。这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同样重要，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认“基督有完全的人性”。教会宣告：“基督只有一个位格，但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

任大先生

二、忠仆兴起

（一）亚他那修（Athanasivs A.D.296-373）

    亚他那修生于北非亚历山大城，早年在当地的圣道学校毕业。当亚流学说初起时，他在教会中公居执事地位，作主教亚历山大的私人秘书。A.D.325年随主教赴尼西亚大会。会中他强烈的和亚流派的人作出争辩，力陈他们在信仰教义上的错谬，结果亚他那修的主张取得胜利，并获很多代表们的赞赏。会议最终通过了尼西亚信经，悍卫了真理。A.D.328年，主教亚历山大卒，亚他那修继位，任亚历山大主教前后45年之久，其影响遍及北非甚至整个帝国里的各处教会。

    亚他那修一生受尽各方的攻击，曾先后五次被逐出境。由于当时的政府支持被尼西亚大会定为异端的亚流，并于会后恢复亚流的主教职位。因此亚他那修的反对和坚决的态度为他自己换来了五次被逐的结果。最后一次是于A.D.365年，这次亚他那修年事已高，但他依然没有逃避。不久就卒于亚历山大，年高望重。

    亚他那修一生著作颇丰，20岁就已发表其处女作；其它的大部分作品是为对抗亚流主义而写的；此外还有教牧和释经的著作。他还有一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第三十九封节日书信，是最早见证我们今天的二十七卷新约正典的文献。

    亚他那修的一生是力抗异端的一生，他的伟大乃在于他的人格以及他抵抗异端那种刚毅不屈的精神，实为我们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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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柔米（Jerome, A.D.340-420）

    在拉丁教会中，说到学习与应变的天资，耶柔米是凌驾众人之上。耶柔米生于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小镇的基督徒家中。他小时候在当地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十二岁便离家，长而就学于罗马，共八年之久。他酷爱希腊文、拉丁文、哲学和修辞学。据说他每逢周日都在地下墓穴里翻译碑文。

    A.D.360年他受洗之后，离开罗马，经过高卢时，受修道主义所感，加入该团体作修道士。后更一人到叙利亚东部的荒漠苦修，专心研究圣经，学习希伯来文，十年之久。

    A.D.379 年他在安提阿受了长老一职，然后往君士坦丁堡受业于拿先素斯贵钩利门下。A.D.382年他在罗马大受教宗达马苏（Danasus）赏识，聘他重译当时的拉丁文圣经译本。由于他生性好辩，舌锋锐利，结果结怨很多。达马苏死后，他遂于A.D.385年退位安提阿，在此成为独身修道主义者之领袖，后于伯利恒的修道院中充任院长直到去世。

    耶柔米博学多采，著作甚丰，特别在翻译圣经上他的才能最见施展。约在A.D.388年他译完了新约。他译旧约是在伯利恒城，得了些犹大朋友的帮助。他追溯到希伯来文旧约中去此足以证明他学力之健全。耶柔米这种苦心孤诣事业的结果就是一部“武加大译本”，又叫“拉丁通俗译本”直到今日这译本仍为罗马教会所用。这是他终生事业的纪念碑。另外他差不多把全本圣经写下注释，加上其它神学著作，高可齐身，对历代信徒很有帮助。

    耶柔米也是个大有成就的历史家，他续编了优西比乌 的“历代志”。他自己又编辑了一部“名人传”，记述了一切基督教作家生平事略，连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此外，他也写了许多论文和书信，说明独身与修道生活的优点。就耶柔米的学识而论，他真不愧荣获罗马教会所授与的“博士”之头衔和所封立的“圣徒”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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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年生于北非的塔迦斯德（Thagaste，今阿尔及利亚东部）。父母是非洲罗马化了的柏柏尔人。他父亲原是帝国政府的官员，在当地拥有若干田产。在他少年时代，父亲离世。他母亲把他送到迦太基学习修辞学。在奥古斯丁身上存在着两种特性，一是从他父亲而来的多情而热衷于感官的享受，另一是从他母亲而来的渴望崇高的思想，追求真理。约17岁左右，他就有了情妇，并同她至少姘居了14年。而他在19岁时就研读了西塞罗 的《荷尔顿西乌斯》，从而使他产生了追求真理的愿望，并把真理视为唯一的价值。他开始研究圣经，但当时认为圣经远不如西塞罗的著作文笔典雅。为得到精神和理智的安慰，他转向摩尼教，并信奉了9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开始对摩尼教在理智上和道德上是否恰当产生怀疑。在米兰，奥古斯丁受到安波罗修 的动人讲道的影响，但他只是赞赏其口才，并不同意所讲的内容。

    这时，他接触到了新柏拉图主义 ，这对他几乎是一种启示，如今他不再相信摩尼教的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了，而认识到精神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上帝不仅是一切善的源泉，而且是一切真实的源泉。恶并非摩尼教所认为的那样，是积极的存在，它是消极的，是善的或缺，是意志脱离上帝。认识上帝是最大的福。这种哲学使他有可能接受基督教，并成为他的神学特点。他对教会的权威产生了深刻印象，这是听安波罗修讲道的人常有的事，如他后来说的：“要不是这位大公教会的权威感动了我，我是不会相信福音的。”

    奥古斯丁一生的转折点即将到来，他从未这么痛切地感到他的理想和行为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当他听说非洲隐修士的生活后，更使他充满了羞惭之情，对于种种诱惑，那些知识缺乏的隐修士尚且能够得胜，而他这个满腹学问的人竟无力抵抗。在进行了一番自责后，他冲进花园，听到邻居一个孩子的声言说：“拿着，读吧！”他便拿起读过的书信，翻开罗马书，视线落到几行字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13：13、14）从这一刻起，奥古斯丁思想上得到宁静，感到上帝的力量能战胜自己的罪恶，这是他一直求而未得到的。

    387年，奥古斯丁在米兰受了安波罗修的洗礼。391年，他到北非的希坡，被任命为神父，后成为希坡主教。这标志着北非大公教会的重新抬头，加速了多纳徒派的没落。最重要的是，奥古斯丁提高了非洲大公教会的自信与学术水平。

    奥氏是一位名副其实服侍其世代的神学家。奥氏的影响却又远超过第四世纪的拉丁教父。他所启动的神学思考，为基督教开创了一个神学路向，称为“奥古斯丁传统”  。中世纪的神学研究框架是由他拟定的，而他的思想在中世纪的地位，大抵仅次于圣经；有人说，后继的神学家所做的讨论，不过是把他的观点来个综合整理而已。奥古斯丁传统不仅是一个教义方面的治学传统，也同样是一个今天称为灵修神学的属灵传统，因为它包含了一套宇宙论（上帝与世界的本体关系）和由其衍生的灵程学，西方的灵修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几乎都沿袭他的思想。在奥氏间接的影响下，一种修道主义的传统形成，即“奥古斯丁修会．”；马丁路德在推行宗教改革以前，便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一分子。

　　奥古斯丁的神学作品超过113本及500多篇讲章，绝大多数著述都有英译本，中译本则寥寥可数。目前已有的：第一本是《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天主教译为《天主之城》（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这本书的中文全译本是由台湾的吴宗文所执笔的，译笔不俗，它是由拉丁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免去由英译本转译所引致的多重翻译的笔误。吴君文笔流畅悦目，与坊间充塞的中外文俱不通的滥作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本是（忏悔录）（Confessions），这本书有好几个中译本，包括民初重要的基督教学者徐宝谦的翻译（未出版）；如今流行的是台湾的应枫（台北：光启出版社，1976）与国内的周士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所译的版本。后者由法文译出，文笔甚佳。

　　另外还有两篇重要论著为《论三一》（On the Trnity）和《论自由意志》（On Free Will），收入《奥古斯丁选集》（香港：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1972），由汤清编译，并纳入“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

任大先生

三、修道主义兴起（400-1500A.D）


    有人曾经这样说，当你想到中古教会、中古时期，无论是哪一方面，如果问为什么会这样，那个答案几乎教是一致的，就是修道院。

    修道院的生活之所以流行于那个时代，一方面是由于那个时期有那么一些认真追求的人出于对教会里面的混乱不满以及当时一些愿意以更多时间敬拜神、默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加上有一些人希望能逃避战乱、过比较安定的日子等这些人，他们就形成一个社会风气。灵修要走出去。整个修道院运动分四个阶段发展的。

    第一时期：教会内部的禁欲主义运动

    这一时期，大体上都是教会生活中追求禁欲主义的灵性运动，但是因组织性的禁欲生活还没具体化，可以称其为教会内部的隐修生活。这种运动大体出现在尼西亚会议之前，特别是在圣职人员中掀起来的，也称为半修道士。这时期的代表人物为俄利根，他为追求禁欲生活自己阉割取缔性功能。

任大先生

第二时期：个人禁欲主义隐修运动（Anchoretism）

    这种运动是四世纪初掀起，而且可以说这时期禁欲主义成为固定的，永久的形态。这种运动追求在外形上与世界分离，以以利亚，施洗约翰为榜样努力效法施洗约翰穿骆驼衣服，吃蝗虫，野蜜，在旷野上生活。他们的衣服是小衬衫和野生动物的皮，他们的食物是面包和盐，他们的家是地洞，并且他们下功夫在祈祷，默想和赞美，与撒但的势力争战上。这种方式也是东方教会的普遍隐修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是由帝伯的保罗（Paul of Thebes）和安东尼（St. Anthony）发动的。在东方教会中得到广泛发展，而西方教会方面否认其现实性，没多少人参加，尤其对女性根本不适应。埃及的隐修者中有萨勒百特斯（the Sarabaites），叙利亚有雷摩波斯（the Rhemoboths）等，他们至少有两三名一起生活。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安东尼（A.D.250-356）。他在泉水旁或在树下过隐修生活长达九十年之久。他天性安静，喜爱默想，好深思，藐视高等学问，对希腊文化和世俗科学莫不关心，只是热衷于学习圣经、记圣经，而记忆就是他的图书馆。

    他自从听了上帝的声音后，将三百亩的土地卖掉，除了只给妹妹留下的一部分以外，其余的都用于贫困人的福祉上了。他远离教会的中心和周边地区，每周禁食两天到五天，如果吃饭也是每天一顿，而且只是面包，盐和水而已，决不沾葡萄酒和肉食。

    他作为亚他那修的朋友，认为亚流（Arius）否认基督教神性的行为比撒但更恶。他于一百零五岁时，微笑着离开人世。至去世之前，他的视力仍很好，牙也整齐健康。他那孩童般的谦逊，令人尊敬的单纯，虽没有高深的学问，但在那时期教会中他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

    西门（Simeon Stylites），每周一天仅仅是周日进餐一次，四旬节期间连续禁食四十天。他曾隐瞒着苦修于深山，但并不满足于此，后来在安提阿东部，立了一个柱子，在那儿度过了三十六个春秋（A.D.423-450）。

    开始，他自己立了六肘高的柱子。第二次是十二肘，第三次是二十二肘。最后一次竟达四十肘，是人们为他建立的。柱顶面积仅三英尺，食物是门徒们从梯子送上的。他既不能躺卧，也不能坐，只能站立或驱身向神虔诚敬拜。

    因为为了禁食敬拜，他的头触到脚面。旁观者数过他以这样的姿势敬拜神的次数，达2044次。他衣着野兽皮，颈带铁链，圣餐也是在柱子上接受。他经历过太阳光的酷暑，受过漂泊大雨的洗礼，常常被深夜的露雨打湿过，经受过狂风暴雨的怒吼。

    西门为了单单期待永远的上天的赏赐，甘愿每天都过死与殉道的禁欲生活。他每天向旁观者讲两次悔改之道，使上千名的外邦人悔改，甚至向王也传讲神的训诫。

    他去世前，不单单基督徒就连异教徒也来瞻仰他。波斯国王、皇帝德奥多西乌斯二世（TheodosiusII）、利奥（Leo）、马西昂（Marcian）等都聆听过他的教导与祝福。并且，也使病人得医治，行了许多神迹。

    在东方教会里，如此在柱子上潜修的修士有但以理（Daniel；主后490年死亡），西门（Symeon The Younger；A.D.592年死亡）等人。这修行方法延续到十二世纪， 但西方教会只有一人效法此修行方式，后来被主教禁止而进入了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