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任大先生

   当我们读到这些阴险和神秘的话时，疑团在头脑里油然而生。我们怎么能不那么想：卡斯特利奥一定有什么隐私；这个人犯过什么错误，不配做一个高贵的传教士；加尔文一定知道他的某些污点，但为了“保护”卡斯特利奥，希望用基督教仁慈的幕布将其隐瞒的罪行呢？他穿越边境时受了贿？他同荡妇姘居了，在迄今为止仍一无疵暇的名誉后面又有什么隐私呢，显然，加尔文通过散布模棱两可的怀疑空气迫使卡斯特利奥投降。对一个人的名誉来说，没有再比用“保护”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更为糟糕的了。

    然而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不希望被“保护”。他的良心洁白无暇。当获悉他争取得到任命的努力失败后，他就把事情抖了出来。他坚持加尔文必须在市行政会面前公开宣布拒绝任命他（卡斯特利奥）为传教士的原因。现在加尔文被迫摊牌，他必须宣布卡斯特利奥神秘的罪行是什么才行。有了，这一罪行加尔文曾经那样巧妙地秘而不宣。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卡斯特利奥所翻译的《圣经》译文中，有两段和加尔文的有些不同。首先是卡斯特利奥曾宣称所罗门的歌不是神圣的而是一首不圣洁的诗，书拉密的赞美诗是世俗情诗的一部分：她的两乳“好象一对小鹿就是母乳双生的”，这完全不是一种给宗教以荣耀的引喻。第二个偏离同样属于细枝末节：卡斯特利奥对耶稣降入地狱的解释和加尔文见解有所不同。

    看来“宽宏大量地加以隐瞒”的卡斯特利奥的罪行是那样的无关宏旨，而卡斯特利奥就是因为这一罪行而被拒绝任命为传教士的。但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因为对加尔文这样的人来说，在教义领域内并没有什么无关宏旨的事情。由于在教会中已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由他独揽大权的统一体，以他的刻板的气质而言，一个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偏离，其危险的程度，不比一个严重的错误为轻。在加尔文用始终如一的路线建立起来的逻辑大厦里，每一石块、每一小碎片，一定要整齐地安在一定的位置上。这正象在政治生活中，在习惯法和法律方面，同样地也在宗教圈子里，原则上加尔文反对任何一种自由一样。如果他的教会要继续存在下去，一定要从基层直到最高领导阶层都保持独裁统治。在他的自治城里绝不允许任何人拒绝承认他至高无上的领导，或对自由抱有热望。

任大先生

   因此，市政会传令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进行公开辩论并在会上提出各自意见的文件证明，此举是白操了心。我不能老是重复说，加尔文只希望教育别人，从来不愿开会让别人教育他。他拒绝同任何人讨论事情，他只下命令。在他第一次为这事情发言时，他要求卡斯特利奥要“回到我们的思路上来”，警告他不要“相信他自己的判断”，而与教会的基本实体相对抗。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一样忠实于信念。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良心上的自由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上的善。为了这自由，他准备付出任何世俗的代价，他知道他只要在这两项无关宏旨的问题上智胜了加尔文，在宗教法庭上他就十分有利。

    卡斯特利奥以不屈不挠的独立精神答复说，没有什么可以诱使他作出无法履行的允诺，因为这一允诺会使他作出无视良心的行为来。因此，让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公开进行一次辩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在非常的时刻，这两个在宗教事务上要求完全自由的人物发现，他们各自代表的自由宗教改革和正统宗教改革就要撞车了。在和卡斯特利奥进行了一场聋子对话式的争执以后，加尔文在一篇文章中为自己辩护说：“就我们的对话，我能作出的判断是，他对我的成见如此之深，以致于我难以相信，我们能够互相了解。”

    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有什么成见呢？加尔文披露说：“塞巴斯蒂安总以为我渴望统治。”说实在的，没有比实际情况更扼要更清楚的了。两年来，卡斯特利奥所知道只不过是别人所早已知道了的，那就是说，由于加尔文暴虐的冲动，在日内瓦只容得一个人的意见，即他自己的意见；就是说，除了贝齐之类的追随者外，没有人能够在他精神影响的圈子里生活并准备在教义的每一方面都让加尔文领导。现在卡斯特利奥再也不能呼吸这样窒息的空气，不能忍受这样的精神高压统治了。他从法国流亡，躲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不是为了让自己服从于一个新的基督教的控制和监督；他抛弃古老的教条，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新教条的奴隶。加尔文把福音书当作僵硬的、系统化的合法法典，而对卡斯特利奥来说，耶稣是人类中最有人性的，是伦理学上的一个典范，每一基督教信徒应根据自己的方法予以仿效，并用理性之光谦卑地加以阐明，这绝不意味着：某人提出的某种新的解释，就是独家掌握的真理。卡斯特利奥只能愤慨地注意到，日内瓦的那群传教士以傲慢的自信译述上帝的旨意，就好象他们只懂这样的语言似的。卡斯特利奥被那些人如此固执已见、如此骄横，并继续不断地坚持他们的召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所有其他的人则是可怜的罪人的说法所激怒。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他对他们的意见作出评论：“在所有事情上，均批准自己为上帝的代理人，并乐此不疲。”卡斯特利奥站起来请求“上帝的使者们”遵守这样一个检讨的结果，不要审问、惩罚、谋杀那些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不幸的是，我们只能通过加尔文所编辑的一本评论集来猜测卡斯特利奥的原话，而加尔文是只要窜改原话能占敌手的上风，就毫不迟疑地会这样去做的，他甚至不借篡改圣书。但即使从加尔文抱有偏见的描述中，我们仍能推断出，卡斯特利奥曾公开声明说，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难免要犯错误：“保罗是上帝的一个仆人，而我们只为我们自己服务。保罗是有耐心的，而我们极端缺乏耐心。别人不公平地折磨保罗，而我们迫害无辜。”

任大先生

   加尔文出席了这次会议，看来卡斯特利奥的猛烈攻击使他大为惊诧。如果他是一个象路德那样激动和自信的爱争论的人，他会迅即作出猛烈的口答；而象伊拉兹马斯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则很可能会进行学术上的争辩，当然不会太激动。但加尔文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有策略和讲实际的人：一个知道怎样克制自己的人。他能注意到卡斯特利奥的发言对那些出席会议的人有何等强烈的印象，意识到在当时进行反击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不反驳，只把薄嘴唇闭得更紧。“当时我保持平静”，当为他出奇的自我克制解嘲时，他说：“我只是为了避免在许多外面人的面前，开始一场激烈的讨论。”

    后来他在比较亲近的圈子里说了些什么？他会谦细地、人对人、观点对观点地叙述他和卡斯特利奥的不同吗？他会把卡斯特利奥传到宗教法庭，向他的敌手提出挑战，用有姓名有事实的文件加以全面的控告吗？全然不会。在政治事务上加尔文从来不愿走直路。对于他来说，敌对批评的每一尝试都代表了比神学上的意见分歧更大的事。这是对国家的一项罪行，构成了犯罪。现在，必须要以世俗的武力来对付犯罪了。卡斯特利奥并没有被传到宗教法庭，而是被传到世俗的权威之前。一件道德上的争执变成了惩戒性的程序。在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的控告中，加尔文写道：“卡斯特利奥破坏牧师的威望。”

    市行政会不愿意考虑这一问题。传教士们不爱吵架，我们不能不认为世俗当局对宗教法庭篡权一事是不安的。委员们把决议拖延了一段时间，最后的判决模棱两可。卡斯特利奥受到训斥但未处分、未被除名。但提名他为温多华传教士的活动在另行通知之前暂行停止。

任大先生

   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惩戒，有人可能认为足以使卡斯特利奥满足了。但他另有主意。这一事件只不过加强了他先前的想法：在象加尔文那样的一个暴君的独裁统治之下，日内瓦就不会有自由精神。因此他请求市行政会解除他的职务。他通过第一次尝试使用力量和研究他敌手的策略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他知道政治党徒用专横对待真理，他们想使真理为他们的政策服务。卡斯特利奥清楚地预见到，他坦率、果断地拒绝高位显职，只能使他的敌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卡斯特利奥失去官职的原因是由于某种不端的行为。因此，在离开日内瓦之前，卡斯特利奥请求得到一份有关这事件的书面报告，加尔文别无选择只好在报告上签名。这份报告现仍存巴塞尔图书馆国家文件档案中。在那儿，我们读到之所以拒绝任命卡斯特利奥为传教士，仅仅只是因为两项无关宏旨的神学上的分歧。报告最后部分的原文如下：“没有人可对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离职的原因妄加猜测，我们全体宣布他是自愿辞去学院院长职务的。直到最后，他是如此圆满地完成了职责，我们认为他值得成为我们传教士的一员。即使最后的人事安排并非如此，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卡斯特利奥有任何不端行为，而仅仅是为了上述原因。”

    加尔文当然还是得到了胜利——从日内瓦勾销了那唯一能站出来反对他的人。但毋庸置疑，这胜利是付出极大代价才得到的。卡斯特利奥极孚人望，许多人把他的离去当作本城的一大损失。公众的舆论认为，“加尔文大大冤枉了卡斯特利奥老爷”。整个人道主义者世界普遍认为：加尔文在日内瓦谁也不容，只容得对他的所有意见唯唯诺诺的人。二百年以后，服尔泰把对卡斯特利奥的镇压作为证明加尔文内心思想态度的决定性的证据：“我们能够根据卡斯特利奥揭露加尔文迫害的实例中衡量这专制暴君的恶毒——虽然卡斯特利奥是远比加尔文伟大的学者。是加尔文的妒忌把他逐出了日内瓦。”

任大先生

    加尔文的本性对批评过份敏感。他很快就认识到民意是反对他的，普遍认为他应对卡斯特利奥的下台负责。他刚达到了他的目的，成功地把那唯一具独立思想的人直接逐出了日内瓦，就意识到自己得为卡斯特利奥目前的贫困和苦难负责，他因此感到不安。实际上，卡斯特利奥的离职决定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作出的。作为加尔文（从政治上说起来，此人是瑞士最强有力的新教徒）的对手，卡斯特利奥不可能指望很快就接到改革教会的另行任命。他鲁莽的离职决定，使他处于赤贫状态。这一曾任日内瓦宗教改革学院院长的人被迫为乞讨口粮挨户奔走。加尔文是够聪明的，他意识到当一个被击败的对手明显地处于贫困状态时就会铤而走险。现在卡斯特利奥已不再在他旁边使他恼火了，因此，加尔文想为那被追猎的人留一条退路。在这个时候，他想必花了很多的时间，一封信接一封信地为自己开脱。他称为了替卡斯特利奥那个穷小子谋一个合适的职位，他找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卡斯特利奥为什么穷苦，那还不是加尔文的过错？）“我希望能从什么地方借到一笔足够的贷款，我将尽一切力量助成此事。”但卡斯特利奥不象加尔文所希望的那样保持沉默。他告诉所有的人，由于加尔文的专横跋扈，他被迫离开了日内瓦。这就触到了加尔文的痛处。因为加尔文从来不公开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独裁者，他总是形容他自己是一个谦卑恭顺地完成人们分派给他困难工作的人。

    加尔文写信给他朋友们时的口气很快就变了，他不复同情卡斯特利奥了。“如果你知道这情况就好了，”他写信给人说：“这杂种狗（我指的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冲着我狂吠乱叫。他称他是被我的专制暴虐逐出公职的，他称我希望做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几个月之内，就是这样一个被加尔文形容为够得上担任上帝仆人神圣职务的人，成了一只“野兽”，一条“杂种狗”——这只不过因为卡斯特利奥宁愿受极端的贫穷，也不愿出卖自己，不愿因为赠予牧师的傣禄而缄口。

任大先生

   这一英勇地受穷、自愿受难的行为，在卡斯特利奥同时代的人中间引起了敬佩。蒙田说过，象卡斯特利奥这样做过那么多好事的人，会落在那万恶的时代里，实是可叹。那法国随笔作家接着说，有很多人如果及时知道卡斯特利奥匮乏的话，毫无问题，他们会乐于帮助他的。蒙田太自信了。没有人对卡斯特利奥最低限度的需求，帮过一点忙。年复一年，这一被逐出职位的人，得不到与他的卓越的学涧道德相配的位置。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所大学光顾过他，没有向他提供过一个传教士的职位。因为，在政治上瑞士各城市对加尔文的依赖已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一个人敢冒风险而向日内瓦独裁者的对手假以援手。无论如何，这个被追猎的人仍可在巴塞尔的奥伯林印刷所当一个低级校对员以挣得菲薄的收入，可是这职业并不是正式的，不足以养活妻子和孩子们，也不足以养活他自己。为了扶养一群赡养者（数目是六或八人），卡斯特利奥加班当私人教师。多年的匮乏使他心力交瘁。他不得不忍受着这一切，直到最后，巴塞尔大学给予这一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人一个希腊文读经人的位置。但这一读经的位置，荣誉性质大于挣钱，远远不能使卡斯特利奥从无休止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年复一年，生命延续着，这伟大的学者（很多人视他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得做雇工的活，他在巴塞尔郊区用手铲土。因为他的日常工作，不足以糊口。卡斯特利奥终夜兀坐校样：为别人的文章润色，翻译多种外文资料。我们计算了一下，他为巴塞尔印书商从希腊文、希伯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翻译过数千页的资料，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

    由于这些年的去职，他衰弱的、过分敏感的身体被搞坏了。但他独立的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从来没有被削弱过。因为在艰苦的劳动中，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不屈不挠地继续他终身的事业：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一有空暇，他就组织争辩，写评论文章，交换意见。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夜不坚持艰苦的工作。他从来不知道旅游的欢乐、消遣的欢欣，甚至不知道名誉、财富等世俗的报酬。他宁愿接受无休止贫困的苦味，宁愿丧失睡眠的机会，也不愿对他的良心不忠实。这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英雄的灿烂的典范。这个人，虽然没有被世界看到，虽然在黑暗中被遗忘，但仍然为了他视作神圣而又神圣的享业——言论的不可侵犯，意志的不可破坏而斗争。

任大先生

   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之间的决斗还没有开始。但两个人、两种思想已互相对峙着。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不妥协的敌手。他们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领域共同生活一天。虽然实际上他们是分开的，一在巴塞尔，一在日内瓦，但他们彼此密切地注意着：卡斯特利奥没有忘记加尔文，加尔文也没有忘记卡斯特利奥。他们彼此缄口不言，但那只是暂时的等待，等待说出那决定性的话。这样的对立，要比仅仅意见不同更进一步。那是一种哲学同另一种哲学的根本结仇，永远不能达成协议；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之下，是永远不可能有自由自在的精神自主的，而对一个独裁统治来说，只要在它势力范围内有一种独立思想，它就永远不能无忧无虑和充满自信。当然从潜在的紧张到激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加尔文燃起火把，烧死了塞维特斯。卡斯特利奥现在是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了。只有当加尔文向每一个精神是自由的人宣战时，卡斯特利奥才以良心自由的名义，宣布对加尔文作生死的搏斗。

任大先生

                            第四章 塞维特斯事件

有时候，历史看来象是从成百万人中间挑选出一个杰出的人物，让他代表某些特殊的哲学观点。这样的人无需是一个第一流天才。命运往往满足于凭机缘使某一个名字在大庭广众中崭露头角。而打从那时以后，这个名字就会根深蒂固地印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米圭尔·塞维特斯不是一个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的个性，由于他可怕的命运使人永远铭记着他。他有许多天赋，多种多样的才能，但它们却杂乱无章地编排在一起。他有一个有力、机敏、好奇而顽固的头脑，但很容易从一个问题游移到另一个问题。他要求把真理公诸于众的强烈愿望，常由于缺乏清晰的创造力而减弱。虽然他无书不读，但他那浮士德式的智力，使得他无法彻底了解任何一门科学。他徘徊于哲学、医学和神学之间，常常以其大胆的言论，使读者眼花缭乱，但旋即又失之于自诩。有一次，在他先知式的启示中，他作了一个开拓性的观察，宣布一项肺循环的医学发现。他从不费心去利用他的发现，或追踪它与世界上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他浮夸的见识是照在他那个世纪黑暗外表的昙花一现的微光。他的智力充满了活力，然而他不能跟随他自己的光亮。因为唯有通过持久的努力，去追求一个目标，才能够把一个能干的人物，转变成为创造性的天才。

    每一个西班牙人都有一个堂吉诃德的性格，这句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这一评论当然也可极妙地应用于米圭尔·塞维特斯这阿拉贡国人。他的身体瘦弱，脸色苍自，加上一把修剪得笔尖的胡子。因此在外表上很象那又高又瘦的拉曼查英雄（指堂吉诃德）；在内心里，他全然浸淫于堂吉诃德的光辉而怪诞的热望之中：为了荒唐行为去战斗，盲目地冲刺那现实的风车。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经常从事或相信他自己的新发明。这神学上的游侠，手持长矛，纵骑向所有可能的障碍猛冲。只有冒险、只有荒唐、反常和危险才能使他激动。他好斗地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互相攻击以定是非。他从不参加某个党派也不属于某个小集团。他永恒的孤寂，对善的憧憬，对恶的想象，总是独一无二和稀奇古怪的。

    这样一个自高自大、趾高气扬、永远准备战斗的人物！所到之处，他必然会四处树敌。他的学生时代，先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后在法国的图卢兹，还是比较平静的。在图卢兹，他结识了查尔斯五世的忏悔神父，后者任命他为私人秘书，将他带到意大利，之后又带他到奥格斯堡议会。在那儿，这年青的人道主义者，就象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只要涉及到那场宗教大辩论，就被压倒的热情所征服。老教义和新教义之间的斗争，对他起了发酵的作用。在那边一切都是好斗的，而这一好争论的家伙，一定象别的人一样好斗；那边有这么多的人，急于要改革教会，他一定也在其中插了一手。他急切又热中，他考虑到，先前发生的、与古老教会的教导和解释的每次背离，都是胆小的、模棱两可的和非决定性的。在他看来，甚至那些能干的改革者，如路德、兹温格利和加尔文在清洗福音书方面都不够革命，因为他们没有打破三位一体的教条。塞维特斯以其青年不妥协的精神，在二十岁时就宣布说，尼加市行政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三个永恒的基督人格的教条是同神圣性质的统一体水火不相容的。

任大先生

   在宗教骚动的潮流正在高涨的时代，这样一个急进的观点并无惊人之处。当时，对所有价值正重新作出估价；对所有法律正重新进行阐述。人们要求有权打破传统。有权独立思考。灾难在于他从好争吵的神学家们所继承到的，不光是他们的好争吵，而且是他们最坏的品质——盲目地、死抠教条地争论不休。他急于向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教义所进行的改造是完全不合适的。而只有他，米圭尔·塞维特斯一个人才认识真理。他立即去拜访当代最伟大的学者：斯拉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和凯毕图，巴塞尔的奥依科仑巴图斯。在提到基督教教会时，他竭力主张他们迅速解决“错误的”三位一体教条。当一个西班牙的生手，精力充沛但却带有歇斯底里的气质，闯入这些尊贵的和老练的传教士们和教授们的屋子，坚持他们立即修改自己的观点并毫不踌躇地采取他革命的论点时，读者能够想象到他们的愤怒和憎恶了。他们觉得好象魔鬼本人派来了他的一个奴隶，他们就在身上画十字，驱除这狂热的异端妖魔。奥依科仑巴图斯就象赶走一条疯狗那样把他赶走，称他是一个“犹太人、突厥人、无神论者和一个入了魔的人”；布塞从他的布道台上谴责塞维特斯是一个魔鬼的孩子；兹温格利公开警告他的信徒们反对这“罪恶的西班牙人、他虚伪和邪恶的教条，如任其得逞，将横扫我们整个基督教”。

    然而，正象凌辱和暴力医治不了拉曼查骑士的错觉一样，这吉诃德式的神学家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论点，也不愿受到别人的训斥。如果领袖们不能了解他，如果聪明的人、谨慎的人不愿在他们的书斋里听取他的意见，他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中间开展他的战役。整个基督教世界将读到他的论文。他要印一本书。在二十二岁时，塞维特斯倾其所蓄，出钱在哈根纳印了一本反映他观点的书（《三位一体的错误》，书籍登记第七号，一五三一年）。随即发生了风暴。布塞毫不踌躇他说，那流氓应受到“把肠子从他的身体里活活抽出”的惩罚。从那以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把塞维特斯当作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鬼使者。

任大先生

   无需赘述，当一个人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挑衅态度：当一凭个人称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义都是虚伪的，他就不复能在基督教徒中间找到落脚的场所、找到一个栖身之处了。从塞维特斯犯了信奉“不信耶稣为神的异端”之罪那天起，他就象野兽一样被人冷酷无情地追猎着。除从台上消失和采用化名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他，因为他已声名狼藉了。因此他回到法国，化名米歇尔·德·维仑努，用这个假名字在里昂特里许赛尔兄弟印刷公司，弄到一个校对员的位置。在这新的生活圈子里，他那外行的然而有丰富想象力的见解，使他立即找到新的刺激，并有可能和其他人进行辩论。在校对普图莱迈斯所著的《地理》一书的校样时，塞维特斯夜以继日地发愤用功，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地理学家，还为此写了一个详细的前言。和以前那次一样，当他校对医学书的校样时，他灵活的头脑就又变成一个医生的了。不久以后，他竟然专心于医学学习。为此目的，他移居巴黎。在凡萨鲁斯附近作解剖标本，作解剖学学术报告。但这个没有耐心的人，象以前在神学领域一样，在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医学学位之后，就开始教学生，并试图胜过他的竞争者们。接着，他宣布他将在巴黎的医学院里开课讲数学、气象学、天文学和星占学。但大学里的医生们被这星占学和医学的大杂烩激怒了，他们对他的自我吹嘘不以为然。地方当局也冷落塞维特斯-维仑努弗斯。有人向巴黎议会控告他用“司法星占学”这门受到教会和世俗法律两面夹攻的学科搞捣乱。在查明“米歇尔·德·维仑努”即被通缉的异端米圭尔·塞维特斯之前，他只得再次亡命。维仑努弗斯这个教员，不引人注意地离开了巴黎，正象神学家塞维特斯以前离开德国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当他再次突然出现时，他有了新的身份。谁会怀疑维也纳的大主教皮埃尔·保尔迈耶聘请的常任医官，曾经作为一个异端亡命他乡；并被巴黎议会判为骗子呢？不管怎么样，米歇尔·德·维仑努还是谨慎小心的。他避免在维也纳发表异端的论点。他受屈后变得沉默寡言：他尽量不惹人注目。他上门治愈了许多病人，颇赚了一大笔钱。当他外出散步，邂逅富裕的维也纳市民时，他们以西班牙式的礼仪向米歇尔.德. 维仑努大夫、显赫的大主教的常任医官致敬，“一个多么出众、虔诚、有学问和谦逊的人！”

    说实在的，这个热情而没有耐心的西班牙人的极端异端的思想，并没有寿终正寝。米圭尔·塞维特斯过去那种好寻根究底和不知疲倦的脾气，依然在激励着他。当一个人老是存有某种念头时，他就象是在发高热一样。他的思想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它寻求着发展和自由。每一个思想家，一待时机成熟，他的主要思想便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出口，其势就象扎刺寻找从化脓的手指上流出去：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寻求分娩；膨胀的果子寻求脱壳而出一样不可阻挡。象塞维特斯那样一个热情和过分自信的人，终究不会容忍他独家所有的指导性思想受到压制。他有一种推动世界同他一起思想的不可抑制的热望。对于他来说，看到新教领袖们继续在传播他认为是错误的教条（如婴儿受洗和三位一体）是一种经常性的折磨。基督教徒怎能继续被“反基督的”错误毒害呢？为了真正的信仰而直率地宣布他的使命，这难道不是他的责任吗？我们不能不认为，在那被迫缄口的年月里，塞维特斯看来在精神上备受了痛苦。没出口的语言在他心里翻滚着。作为一个亡命之徒，作为一个安全就是一切的人，他得不让看到，他被迫保持缄默。塞维特斯最后决定找一个同情者通信，以求进行智力上的对话。因为在他目前的住所里，他不能冒和任何人当面讨论神学信念的危险，他只能用文字秘密地进行讨论。

任大先生

   塞维特斯的灾难在于：他盲目地选中加尔文作为他信得过的神学家，他希望这勇敢和革命的革新者，愿意赞同更大胆地对《圣经》进行解释。在结交加尔文方面，塞维特斯也许只是在和一个老朋友叙旧，恢复很久以前早应开始的对话。在大学时代，他们肯定在巴黎碰到过。但是直到加尔文成为日内瓦的主人，米歇尔·德·维仑努成为维也纳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后，他们才通过约翰·弗莱朗，里昂的学者和印刷商，作为中间人开始通信。塞维特斯先写信，他迫切地、喋喋不休地向加尔文提出要求，希望他反“三位一体”的论点赢得这最卓越的宗教改革神学家的支持。一开始，加尔文复信的口气象是在改正错误的信条。加尔文自信他的责任是把迷途者引上正路，把迷途的羊引人羊栏，加尔文尽最大的努力使塞维特斯认识错误。但到最后，他被塞维特斯所使用的傲慢和放肆的口气激怒了。塞维特斯自信地写信给加尔文，那固执己见，稍有抵触就动辄发火的独裁者：“我已一再向你解释过，你因无视三个神圣的实质性问题的巨大不同而走上了错路”，这就触及了一个危险的魔鬼的痛处。最后塞维特斯竟胆敢送给那著名的作者一本《基督教原理》，那西班牙人好象学校里的教员对付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在书页的空白处，标出他认为是错误之处。不难理解，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对一个业余神学家的如此狂妄会怎样愤怒了。“塞维特斯攫取了我的，用辱骂性的评论玷污了它，很象是一条狗叼了一块石头啃个没完，”——加尔文如此轻蔑地写信给他的朋友法里尔。为什么他要浪费他的时间，同这样一个无可药救的白痴争辩呢？他一脚踢开塞维特斯的论点，摆脱了它。“那家伙的话就象驴鸣，对此，我一概置若罔闻。”

    这不走运的堂吉诃德，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不是察觉到在同自满的装甲者对抗，却重新发动进攻。他手持长矛冲刺。加尔文不想同他打交道，但塞维特斯所相信的偏偏是这个人，而不是别人。用加尔文的话来说，塞维特斯看来已“入了魔”。塞维特斯不是把加尔文当作最可厌的、最可能的敌手而避开他，却把他自己尚未出版的著作，一本神学书的校样送给了加尔文。正是这本书的题目就足以激怒加尔文。因为塞维特斯书的名字是《基督教的恢复》，他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一定要用《恢复》来抗议加尔文的《原理》。加尔文，这病态的、好争论的人，渴望要塞维特斯改变信仰。那西班牙人的纠缠不休，现在也实在太过份了。加尔文写信通知介绍他俩通信的中间人，书商弗莱朗说他（加尔文）的时间很宝贵，没有功夫读这样一个妄自尊大的白痴的信。同时他写下后来证明是十分重要的一段话。他写信给法里尔：“塞维特斯最近写信给我，除此之外，他还破口大骂我。他的信继续以难以置信的放肆，说我将会发现一些了不起的、和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事。他说如果我允许的话，他准备来这儿。但我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保证，如果他真的来了，只要我还在这城里掌权，就务使他不能活着离开。”

任大先生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塞维特斯得知这一威胁，还是加尔文（在一封已丢失的信里）可能给了他一个含蓄的警告。看来那西班牙人在最后一定认识到他已激惹起加尔文杀气腾腾的仇恨精神。他第一次为他曾经送给加尔文“盖了绝密章”的手稿而不安。这一文件已落在一个公开表示仇恨的人的手中，因而可能证实是灾难性的。在惊慌之余，塞维特斯写信给加尔文说：“因为你已经发表意见说我是撒旦，我就不打算再说什么了。粑手稿还给我吧，可能一切对你来说会更合适。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罗马教皇是反基督的，你一定也相信三位一体和婴儿受洗是罗马天主教教义的一部分，因此同样是魔鬼的教条。”

    加尔文不作答复。他不打算把塞维特斯的手稿送还给他。加尔文把那异端的文稿小心地放进一个抽屉里收好。当需要它时，他就能摊牌。竞争双方都知道，在他们最后刻毒的话讲完之后，一场激烈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塞维特斯的思想里充满了悲观的预感。在这时他写给一个神学家的信说：“现在我非常清楚，我注定要死在这个案件上。但这样的想法不能动摇我的勇气。作为耶稣的一个信徒，我将循着我主的脚步前进。”

    卡斯特利奥和塞维特斯以及其他许多人有必要懂得：同象加尔文那样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作对，甚至在教条的小的方面向这样的人挑战，都是极端危险的。在这些方面，加尔文是很典型的，他死板而有条理。他不象路德那样狂暴，因而不会受迸发的热情所左右；也不象法里尔的性格那样难弄。他的仇恨象剑一样刺目、尖锐、锋利，但并不象路德那样得自血统、气质、热情或怨恨。加尔文坚韧和冷酷的深仇，是从脑子里长出来的，他的仇恨使他有一个可怕的好记忆力，他从来不会忘记。德·拉·马合牧师写到他：“他从不以此而怀恨在心”，实际上却是，一个名字一旦印在他记忆的便笺上，就再也擦不掉了，除非此人从生死簿上自行除名。许多年过去了，加尔文没有再听到塞维特斯的消息，于是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但加尔文继续把塞维特斯牢记在心。那和解的文件静静地搁在抽屉里，安全地保管起来。箭矢在筒，仇恨郁积在他无情的灵魂里。

任大先生

   有几年功夫塞维特斯没有动静。他放弃了说服那顽固不化的人的尝试，热情地专心致志地干他的工作。这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最动人的献身精神，秘密地投入到日常写作《基督教的恢复》的艰辛工作中去。他希望这一本书能起远胜于加尔文、路德和兹温格利改革的作用。凡他们的宗教改革不对头的地方，他的就是对头的。通过传播真正的基督教义，塞维特斯的改革要拯救这个世界。因为塞维特斯从来不是“蔑视真理的独眼巨人”，象后来公众嘲笑加尔文的那样，更不必说他是那些自信为他的信徒的，在今天时时赞美着的，勇敢的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了。塞维特斯在宗教事务上总是保持正规。他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必须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圣信念的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真诚充分表现在他所写的书的前言部分的呼吁上：“哦，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您是上天所赐，您将自身启示您的仆人。如此巨大的启示，将使我们不惑。由于出自内心的神圣的冲动，我将承担保卫您的事业的重任。在前几年，我作了第一次尝试。现在，因为时机业已完备，我必须从头来起。您指示我们不要过于谦逊，如果我不公开赞扬真理，愿我受难！”

    塞维特斯在排印此书时所采取的防备措施，表明这位作者是很意识到他的作品正召唤来危险的妖魔的。一个大主教的常任医官，在一个充满流言蜚语的外省城市，发行一本厚达七百多页的异端的书，这是何等危险的任务啊。不仅是作者，而且出版商和销售商，也把他们的生命押在这莽撞的冒险上面。但塞维特斯乐于献出他行医的全部所蓄去激发起踌躇不决的合作者的热情。把印刷所从原来的地方搬到离此很远的、作者专为此租用的一所房子里去，想必是很花钱的。那里，无视宗教法庭的反对，那异端的论著由一些信得过的人排版印刷。他们都宣誓保密。书的末卷没有任何记号表出它是在什么地方印刷和发行的。然而塞维特斯在书的未页所印的日期的上面，灾祸性地留下了姓名的首字母M·S·V·（米圭尔·塞维特斯·维仑努弗斯），这就给宗教法庭的警犬们以证明原作者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正是这种非本职的工作使塞维特斯暴露了自己。因为他那残酷无情的敌手，貌似沉睡，实际上被仇恨所鞭策而始终保持着清醒。加尔文在日内瓦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来的谍报组织——一张网眼越来越细密的网——将它的有效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国家。它在法国甚至比神圣宗教法庭更有影响。在塞维特斯的书实际发行之前——甚至成千册书还堆在里昂仓库或者运往法兰克福书市场，并只卖出去如此之少的书，以致迄今只留下来三册——加尔文已到手了一册。这位日内瓦的独裁者，立即致力于一举消灭这个异端和他的著作。

任大先生

   很少有人知道，加尔文展开反对塞维特斯运动的目的，是试图偷偷地“消灭”一个对手，那甚至比后来查佩尔高台（指日内瓦刑场）的成功更令人反感。因为在仔细地读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极端异端的书以后，如果加尔文想让天主教宗教法庭对他的敌手下毒手的话，那么他就会选择一个公开而诚实的方法。他满可以从布道台上警告基督教徒反对这书。即使他藏在主教府内，天主教宗教法庭里教皇的仆人们，也会发现那坏书的作者。但那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替罗马教廷当局省却了寻找塞维特斯的麻烦，而且他是用最背信弃义的办法干的。加尔文的辩护士甚至在这一点上也要为他辩护，但他们是徒劳的，然而他们的尝试反而有助于理解他性格上的阴险之处。就个人行为来说，加尔文是一个诚实的狂热者和一个深沉的、被宗教目的激励着的人，每当有人怀疑他的教义时，或者在他看来，他的“事业”处于危急存亡时，他就变得厚颜无耻了。为了他的教义，为了他的宗派，他准备赞同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五五三年二月，几乎就在加尔文拿到塞维特斯的书的同时，加尔文的一个熟人，一个名叫吉拉米·特里的法国流亡者，从日内瓦写信给他的表兄弟安托万·阿尼，一个象他自己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一样的、狂热的天主教徒。在这封信里，特里在开头一般地叙述了新教的日内瓦怎样有效地镇压异端的一些计划，他指出在天主教的法国，这些异端杂草被允许滋生繁衍。（他将处处受到别人的重视和尊敬）接着，内容一转，从朋友间的开玩笑，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比如说在法国，在当局向一个异端下手时，他就会被烧死。

    我们能忘了加尔文的这段话吗：“如果他真的来了，只要我还在城里掌权，就务使他不能活着离开”？但特里，这加尔文的心腹，写得更明白，他揭发了那异端的名字：“我所谈的是一个西班牙阿拉贡人，他的真名是米圭尔·塞维特斯，但他自称米歇尔·德·维仑努，是个开业的医生”，他接着告诉了那本书的书名和目录，附上第一至第四页的抄本。他的信以哀悼世界上的罪孽作为结束。

    这一日内瓦的炸药是巧妙地安放在正确的地方爆破的。一切都按照告密者的计划进行。阿尼，这虔诚的天主教徒，义愤填膺，立即把信交给里昂的宗教当局。里昂红衣主教以同样的速度立即去罗马教皇的宗教法庭审判官皮埃尔·奥雷处。这样，由加尔文推动的石头以可怕的动量从山顶滚到了山脚下。告密信是二月二十六日从日内瓦发出的，三月十六日米歇尔·德·维仑努在维也纳正式被控告。

任大先生

  但他们的火药毕竟没有起爆，对狂热的日内瓦的告密者们来说，想必是一个大失望。一定有人在帮着割断那导火线。很可能是维也纳的大主教及时暗示他的常任医官。当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在维也纳出现时，那印刷所神秘地消失了，受雇的印刷工明确表示他们从来没有排过或印过这样的书。而深受尊敬的医生维仑努愤慨地否认他就是米圭尔·塞维特斯，奇怪的是：天主教宗教法庭仅仅满足于引起一场抗议，这一可怕的机构异乎寻常的克制，加强了我们的这一想法。一定有几个有权势的人对那犯人伸出了保护的手。天主教宗教法庭通常是用拶指夹和拉肢具开始工作的，这次却凭维仑努弗斯逍遥法外。审判官一无所获地回到里昂。而阿尼则接到通知。他的控告查无实据。那个日内瓦人，通过天主教宗教法庭之手，除掉塞维特斯的企图遂告失败。如果不是阿尼向日内瓦提出要求，乞求他的表兄弟特里对上述异端的情况提供进一步的和更多能定罪的材料的话，整个事情就很可能不了了之。

    迄今为止，如果希望取一个宽大的看法的话，我们可能会这样猜想：是特里发难，向他的信天主教的表兄弟指控一个他完全不相识的作者，不论是特里还是加尔文都不会梦想到他们的告密会漏到罗马教廷当局那里去。但现在司法机器既已发动，日内瓦那一大群狂热分子一定知道阿尼之所以写信给他们要求进一步提供信息，这并不出于无聊的好奇心，而是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促进下办的。他们就不能不怀疑这些人所作所为动机的性质了。一个牧师想必不会对用文火烤炙这么多新教徒的、可怕的天主教当局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塞维特斯有充分的理由向加尔文怒吼：“你不知道作为一个福音的仆人，使自己成为一个官方的控告人，并利用他的职权设置圈套是邪恶的吗？”

    让我再说一遍，当加尔文的教义处于危急情况时，他是一个无耻之徒。塞维特斯必须被“消灭”，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极记仇的人，他一点也不介意使用什么手段。特里给阿尼的第二封信无疑是加尔文口授的，是一个伪善的杰作。特里称他对他表兄弟把信交给天主教宗教法庭一事，大吃一惊。“原来只打算让你过目，”他说，“我除向你说明那些自命为教会柱石的人们是如何对信仰全无热情外，别无其他目的。”但现在，当他已知道柴薪已经堆积起来，他并不丢掉进一步向天主教宗教法庭活动的念头。这一卑鄙的告密者继续甜言蜜语地说什么，因为大错已经铸成，毫无疑问，“上帝的意愿是把基督教徒从这肮脏和致命的灾害中拯救出来。”接下去的内容使人简直不能相信。在把上帝的名字拖下水去以掩盖人类仇恨的不人道现象之后，特里把他所能找到的最机密的材料——塞维特斯的亲笔信和那书的部分手稿送给他的表兄弟。现在，对异端采取严厉措施的人就可以很快行动了。

任大先生

   塞维特斯的几封亲笔信也附在里面。特里从来没有和塞维特斯通过信，那么特里怎能掌握这些信呢？事情至此已无可掩盖。我们一定要把躲在幕后的加尔文揪到光天化日下来。塞维特斯的信件和几页书的手稿，都是塞维特斯寄给加尔文的，加尔文十分清楚地把它们从抽屉取出来的目的。他知道这些文件该送给那些他每天从布道台上大声呵斥为“撒旦之爪”的、并习惯于用酷刑和火刑对付他自己信徒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只知道那些文件足以把塞维特斯送上火刑往了。

    因此，他后来徒劳地试图掩盖他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他不无诡辩地写道：“外间谣传我采取步骤以促成假手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教皇的仆人逮捕塞维特斯，有人甚至说是我不光彩地把他交给我们信仰的死敌，把他投入狼爪。我要问那些谴责我的人，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从接触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会同他们有过任何这样的接触，他们会和我一起搞阴谋。要知道，那些人对于我正象魔鬼之对于基督一样。”但这样的借口未免太露骨了。因为就在加尔文天真地问：“我怎么会突然同那些罗马教皇的仆人接触”时，文件却提供了一个确凿的回答。这件事假手于他的朋友特里，后者在写给阿尼信时，坦率地承认加尔文参与了合作。“我得承认我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加尔文先生处弄来我所附上的文件。我无意暗示，他不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去镇压如此可恶的无神论者，他考虑到他的责任是用健康的教义劝信异端们，而不是用正义的剑向他们进攻。”因此，这笨拙的信件为真正的罪犯推卸责任（显然是由加尔文教唆的）的尝试是徒劳的，因为信上说：“我如此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如果不是加尔文先生帮助我；如果他不把那份我所寄上的、起确定作用的材料交给我，人们就会谴责我提出了一项不正当的指控。”

    行动比言词给人的印象更深。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加尔文把塞维特斯的私人信转给“罗马教皇的仆从”，使他们有可能用来毁了它们的作者。加尔文，只有加尔文一个人，要对特里给阿尼的信负责（实际上是直接写给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只有加尔文一个人能让特里寄出那份控告材料，而且在给阿尼的信里用了下列的话作为结语：“我想我送给你的是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样你将不会有任何困难把塞维特斯逮捕法办了。”

任大先生

  有记录说，当图尔伦红衣主教和奥雷长老看到提请他们注意的、有关塞维特斯罪行无可辩驳的证据，是由他们的死敌、异端加尔文提供的，不禁哄然大笑。说实在的，为什么这些教会里的红衣主教们是那样的高兴，那是很容易理解的。借口虔诚，说特里的动机不外乎是有善心、好心肠以及对朋友的忠实，那可能瞒过我们，但却掩盖不了这一荒谬绝伦的事实：新教的头头竟如此迁就，以至于去帮助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全体审判官去烧死一个异端。这样的礼尚往来，在信仰迥异的显要人物之间是不常有的。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习惯于用火和利剑、绞台和刑车互相摧毁。不管怎么样，在这愉快的小插曲以后，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判官们，依然做他们该做的事。塞维特斯被逮捕，遭到严厉的审讯，加尔文提供的信件和部分手稿提供了如此压倒之势的证明，使得被告不再能否认他是此书的作者，即米歇尔·德·维仑努和米圭尔·塞维特斯是同一个人。他的事业失败了。维也纳堆起了柴薪，火焰即将点燃起来。

    无论如何，加尔文希望召唤他的其它死敌，帮助他去掉一个死敌的事，看来已再次流产了。这也许是因为塞维特斯，作为医生受人爱戴，因而拥有有势力的朋友们；也许是因为（那更可能）天主教会当局愿意对那个加尔文是那样急于把他送上火刑柱的人放松一下看管。不管怎么样，那看守是很马虎的。让一个不重要的异端分子逃跑，比取悦于日内瓦异端头子岂不更好？看守塞维特斯的措施并不严密。以往对待异端，是把他们关在狭小的地牢里，锁在墙上。塞维特斯享受了特殊待遇。允许他每天到花园散步一次，去呼吸新鲜空气。四月七日，在一次散步中，犯人不见了，留给看守长的是一件浴衣和一架梯子，那逃亡者就是用梯子爬出花园墙头的。但柴薪并未浪费掉，他的模拟像和五大箱《恢复》，在维也纳市场当众焚烧以代替活的塞维特斯。日内瓦人假外国狂热分子之手，去掉一个仇敌，而使自己的手不致于被弄脏的诡计，以惨败告终。从此以后，加尔文成了全体人道主义者蔑视的众矢之的。他继续发起反塞维特斯的运动，他由于憎恨一个人的信仰，就图谋置那人于死地，现在他得对这些负全部责任了。

任大先生

第五章 塞维特斯被杀

塞维特斯从狱中逃出几个月内，踪迹杳然。直到八月的一天，他骑了一匹租赁的马进入日内瓦，在罗斯出现，在此之前我们不可能了解这被追猎的人忍受了何等艰辛；我们也不可能查明为什么塞维特斯会恶煞星当头竟到日内瓦寻求避难所。他是打算住一宵，继续坐船穿过湖上逃亡吗？或者，既然通信已经无效，他是希望同他最大的敌人通过私人谈话实现和解吗？或者，他日内瓦之行是那些神经过度紧张的病人特征性的一项愚蠢行为吗？那些身处绝境的人随随便便地、不认真对待危险的现象是司空见惯了。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官方报告对日内瓦发生了什么事讳莫如深，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塞维特斯会到只能指望从加尔文身上得到最坏结果的地方去。

    但是那不幸的流亡者甚至作出了更愚蠢、更富有挑战性的事。他到日内瓦的当天，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星期日早晨，参加了圣皮挨尔大教堂的礼拜，当时所有加尔文派教徒都在那里聆听加尔文布道。加尔文是认识塞维特斯的，因为很久以前两人都在巴黎求学。对这样的行动，无法作合理的解释，除非是因为某些神秘的冲动；某种就象毒蛇的牺牲品因受蛊惑自行走向毁灭一样。

    在一个人人皆为密探的城市里，陌生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加尔文一眼看出那贪食的狼正混在他虔诚的羊群中，于是不动声色地对他的奴才们下命令。塞维特斯刚离开教堂就被逮捕。一小时内他就被锁了起来。这一逮捕既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世界各地所普遍接受的好客的习俗。除非在日内瓦犯了法，塞维特斯不属那城市裁判权管辖。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西班牙人，刚刚到达，没有犯罪足以构成被捕。他的书的完稿和付印都在域外，他异端的观点未能加害于任何虔诚的日内瓦人。此外，一个“上帝旨意的传道者”在没有对一个人提出控告时，没有权力下令对一个人加以逮捕和戴上镣铐，从任何角度看待这一事件，加尔文逮捕塞维特斯是一桩不能容忍的独裁行为，它公开蔑视法律和条约，只有拿破仑逮捕和杀害达克·廷因才能与之相比，在这一案件中，就和那一案件一样。逮捕之后不是进行正常合法的审讯，而是非法杀人。

    在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控告的情况下，塞维特斯被捕入狱了。当然接下去就一定要捏造一个罪名。让那个曾教唆逮捕塞维特斯的人（加尔文自己承认“受我怂恿”）来担任塞维特斯案件的原告岂不合乎逻辑？但日内瓦法律是值得称道的，它不鼓励告密者。法律规定，任何控告别人犯罪的自由市民也要被拘留，直到他能证明他的控告是正确时才能获释。因此，加尔文如果控告塞维特斯，就把自己摆在听凭法庭发落的地步。这位日内瓦的神学独裁者不欣赏这一前景。如果市行政会宣布塞维特斯无罪，如果加尔文由于提出了一个查无实据的控告而被继续关押的话，他就会处在一个倒霉的位置上。这对他的威望是何等的打击，这对于他的对手是何等的胜利。加尔文一向是讲策略的，他指派了他的秘书——或厨子——尼克拉斯·德·封丹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原告。可尊敬的尼克拉斯在递交了一份罗列了二十三条罪状的诉状（一份自然由加尔文搜集罗列的文件）之后，默默地替代其主子进了监狱。这是一幕可怕的悲剧演出前的一出开锣喜剧：在严重违反法律之后，把事件合法地装扮起来。塞维特斯被审讯时，向他大声宣读了包括各项罪状的起诉书。塞维特斯的口答冷静锋利，因为长期的监禁并没有破坏掉他的能力。他逐点反驳了指控。例如，在回答他在著作里攻击加尔文的指控时，塞维特斯宣称，这是搞错了，因为攻击是加尔文一方开的头，而塞维特斯所做的只不过回答加尔文并非一贯正确罢了。如果加尔文控告他顽固地坚持某个论点，他可以回答说，加尔文的顽固并不亚于他。加尔文和他之间的所有差别，是对某些神学事务的观点不同。这些与世俗的法庭一无关系。如果加尔文依然逮捕他的话，这纯粹是出于恶意。新教的领袖早已向罗马法庭控告了他，如果这个上帝的传教士得逞的话，他（塞维特斯）早就被烧死了。

任大先生

    塞维特斯论点的合法性是如此的不容置疑，以致于市行政会的总的基调对他非常有利。看来很可能除一纸放逐的命令外，不会有更严酷的决定了。但加尔文听到了事情将对塞维特斯有利的风声。他害怕他的受害者最后会滑掉。八月十六日，那独裁者在市行政会上出现，不介入的伪装就此结束。他露出了真相，不再否认他是塞维特斯的起诉人。他以“这样，被告可以更好地认错”为借口，请求市行政会休会，去参加以后的审讯程序。伽尔文真正的目的显然是希望强行施加影响以防止受害者逃脱。

    从加尔文独断独行地对被告与法庭进行干涉这一刻起，塞维特斯的案子就输定了。加尔文，一个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和一个有学问的法理学家，远比他的仆人德·封丹更能击中所指控的要害。塞维特斯的信心动摇了。那西班牙人明显地泄气了，他的仇敌现在坐在法官们中间，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加尔文冷酷、严厉，假装不动声色，那要置被告于毁灭的铁定的决心使塞维特斯觉得冷到骨髓。这失去保护的人渐渐变得烦躁、神经质、放肆、悲哀和恼怒。他不是平静地坚持他的合法立场，不是坚持作为一个外国人，除非破坏了日内瓦的法律，否则不受本城司法裁判权的管辖。他听任加尔文诱使他将话题转到是否背叛了神学的争论上来，这样就为控告他为异端提供了大量的证明。因为，甚至他的一个论点，诸如魔鬼同样是上帝的物质的一部分，就足以使那些虔诚的市行政委员们震颤。当塞维特斯哲学上的虚荣心当众受到侮辱，他在这些最棘手的和最危险的问题上就使用了最宣言不讳的措词；他忘记了市行政委员们不是能干的神学家，而在他们之前毫不相干地对真理进行了阐述。他非凡的辩才，急于要进行争论，使法官们都怀疑起他来了。这个外国人眼睛发光，双拳紧捏，对新教教会的教义吹毛求疵。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加尔文的观点：他肯定是一个危险的精神秩序的破坏者，很可能是不可药救的异端。对他进行彻底的审讯，不管怎么说总是一件好事。法庭决定他须继续关押，却释放了原告尼克拉斯·德·封丹。加尔文达到了日的，他很快活地写信给一个朋友：“我希望他将被处死刑。”

    为什么加尔文那样急切地要判处塞维特斯极刑呢？为什么他不能满足于比较有节制的胜利，象放逐他的敌人出境或诸如此类的侮辱呢？加尔文憎恨卡斯特利奥和一切反对他独裁的人并不亚于塞维特斯。他憎恶其它一切用不同于他所倡导的方法去教育别人的尝试。憎恨是此人暴虐气质的本能。因此，如果他特别恼怒塞维持斯，并希望在这特殊时刻采取极端措施，那么他的动机不是出于私人的而是政治上的。他权威的叛逆，这个米圭尔·塞维特斯要成为加尔文正教的另一敌手的替罪羊。此人，以前的天主教多明我会的修士希罗尼马斯，波尔塞克，加尔文也曾试图作为一个异端而加以消灭，但使他极为恼火的是波尔塞克竞滑过去了。波尔塞克是受到日内瓦上层显贵普遍尊敬的私人医生，曾经使用伊拉兹马斯用于反对路德的论点，公开攻击加尔文教诲中最薄弱最脆弱的环节——宿命论的僵死教条。上帝，作为一切善行的本源，会有意地、心甘情愿地促成人类去干那些最卑劣的勾当：宣布这两个人（路德和伊拉兹马斯）都是“异端”，这是决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伊拉兹马斯的论点怎样激怒了路德，那宗教改革最著名的斗士的；这位骂人的大师是怎样滔滔不绝地、放肆地辱骂那年长的圣人的。但即使粗暴、坏脾气和极端如路德，依然通过引证逻辑上的理由来反对伊拉兹马斯，从来没有想到过因向他的宿命论教义挑战而强拉伊拉兹马斯到一个世俗的法庭。加尔文以他的一贯正确狂，把每一个敌手都当作异端来对待。在他看来，反对他的宗教教义就等于叛国。因此，他不是以神学观点来答复波尔塞克，而是把他的批评者打入监狱。

     加尔文企图把希罗尼马斯·波尔塞克作为一个可怕的样板，但出人意料之外地失败了。很多日内瓦人都知道那有学问的医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正象在卡斯特利奥事件中那样，加尔文在波尔塞克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同样使人们怀疑他想去掉任何不完全臣服于他的异已。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在日内瓦建立独夫统治。波尔塞克在狱中所写的怨诉状，以大量手抄本的形式到处传播。不管加尔文怎样叫嚣，市行政会总是害怕以异端罪处理罪犯。为了回避那伤脑筋的决定，他们宣称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宗教上的事务，并拒绝越权去判决一项神学事件。无论如何，委员们宣称，在这棘手的问题上，他们一定要征求瑞士其它宗教改革教会的正式意见。这一要求是对波尔塞克的拯救，因为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在私下已完全作好准备，使他们狂热的日内瓦同事受到挫折，他们一致同意拒绝把波尔塞克的言论看作是渎神。市行政会判决被告无罪释放。加尔文对他的受害者搞不出什么名堂，只能以市行政当局明令波尔塞克必须离开日内瓦聊以自慰。

任大先生

    只有一项对异端的新的成功的控告，才能使人忘记加尔文在神学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曾成功地受到非难。对塞维特斯的胜利可以补偿独裁者的失败而了结波尔塞克事件。而对付塞维特斯，成功的机会是巨大的，是更有可能的。塞维特斯是一个外国人。在日内瓦，他不象卡斯特利奥和波尔塞克那样有许多朋友、崇拜者和援助者。此外，几年来，改革的教士们处处遭到他对三位一体的大胆攻击，以及他挑战的方式的凌辱。把这个没有背景的局外人作为榜样是比较容易的。从一开始，审讯就是纯政治的；这是一个事关加尔文是不是继续统治的问题，是一场激烈的竞争，表明究竟加尔文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精神上的独裁者去实施他的意志。如果加尔文只想去掉私人的和神学上的敌手塞维特斯，那是非常容易的。日内瓦的审讯刚一开始，法国司法当局就派一名使者来，要求把那个流亡者交给维也纳。此人已在法国判刑，绞台已为他准备好。这对加尔文是一个扮演宽宏大量的角色、并去掉他所恨的仇敌的一个绝妙的机会。就日内瓦考虑，市行政会只要批准引渡，令人厌倦的塞维特斯事件就可以了结。因为几世纪以来，对独立的思想家判罪烧死所引起的公愤都归于天主教宗教法庭了。但加尔文反对引渡。对他说来，塞维特斯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目的，借助于他，他可以不容置疑地表明他自己的教义不可侵犯。塞维特斯将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人。因此，那法国密使只得怏怏回国。新教独裁者打算把审讯置于他的权限下进行，这样，所有的人就会相信，反对加尔文大师将会有何等的灾祸。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朋友们，和他的敌人们一样，很快就认识到塞维特斯案件只不过是独裁者权力的一项试验。因此，自然而然地，朋友们和敌人们一样，尽他们一切可能阻止加尔文那样做。对那些敌对的政治家团体来说，那不幸的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根可用作使那专制暴君坐不稳的橇棒。他们绝不会关心这根橇棒是否会断在他们的手里。那些塞维特斯最好的朋友们，帮了他们的被保护人的倒忙，因为他们所散布的那些不实的消息，只能使塞维特斯更加歇斯底里地得意。他们给犯人的秘密信件力劝后者要加强抵抗，那只能造成灾难。能使他们感兴趣的一切不外乎是尽可能使审讯轰动。塞维特斯越是为自己辩护，越是猛烈地攻击加尔文，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