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置顶]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源济

卅九、张振武被杀

　　在辛亥武昌首义时，有三位年轻人都是策动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对于创建民国厥功极伟，那就是名闻全国的“三武”——孙武、蒋闻武、张振武。

　　孙武是清朝末年革命党在华中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武昌首义前一天，他在汉口宝善里22号的楼房中搬移炸弹，部署起事，不料用力过猛，把一个玻璃管子撞破，药水滴在炸弹里面，“轰隆”一声炸弹爆炸，把他的面部烧得稀烂。幸而同志们用一块毛巾盖在孙武脸上，装扮成病人，坐了一辆人力车送往同仁医院就医。由于这一爆炸，惊动了印度巡捕，发现这个革命机关，通知清朝总督衙门，逮捕了许多志士。这些志士慷慨成仁，第二天激起了武昌起义，而孙武因为养病没有参加起义壮举。他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因为他不在，群龙无首，方推举与革命党毫无关系的黎元洪。但孙武的大名，仍是武昌起义初期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大家都知道革命党的领袖是孙文，以为孙武是孙文的兄弟，这对当时革命士气，有很大帮助。后来他任军政府的军务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都是副部长。

　　蒋翊武是湖南澧陵人，少倜傥有大志，在鄂军中组织群治学社，又改为振武学社，又改为文学社，是武昌起义的原动机关。孙武在汉口出事后，蒋的革命机关被侦破，遂和刘尧澂、彭楚藩、邢伯谦等被捕。蒋装成乡愚状，所穿衣服亦像一个乡愚，且垂辫子，清吏遂将之开释，乃避赴武昌城外。黎元洪任都督后，蒋担任军事顾问。袁任总统后，蒋奉召入京，任上将衔军事顾问。

　　张振武是湖北罗田人，原名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法律政治，且入体育会练习战阵攻守诸法，后由湖南人刘彦介绍入同盟会联络部，担任组织湖北革命机关之责。武昌首义时，众军拟拥黎元洪为都督，黎再三推辞，张振武对吴兆麟（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说：“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这一番话后来当然传到黎元洪耳内，因此，张对黎固然意存轻视，而黎对张亦颇有戒心，彼此嫌怨日深，未能化除。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邀武汉首义诸豪杰入京，黎亦希望调虎离山，除去这些眼中之钉。于是张被袁邀入京，受隆重款待。

　　辛亥“三武”都是非常瞧不起黎元洪的，张振武在北京惨遭杀害，种因便起于此。

　　黎和“三武”中，比较与孙武亲近。张振武则和黎最先闹翻。他在汉阳之战后，便到上海去负责购买枪枝、弹药和服装，这期间两人即极不愉快，主因是张振武所购的军用品，多数不合用，这可以从他们往来的电报中见其端倪。

　　民国元年1月27日，张振武自上海电黎：“现到机关枪七生点五日本速射炮弹均全，商请邵保拨款，渠不承认，请速另汇八万五千两，找价免延认罚。哈喇呢雨衣已订万套，价五万两，十日内两交，亦祈汇款。”29日黎复张电：“所购到鄂之枪，已经试验，均系废枪，不能适用，尚须速向该厂严重交涉退换。又据来电，所购枪炮子弹均已到沪，须汇款五万元，但不知所购之炮弹、机关枪及该枪子弹为若干？已付银若干？分别电复，即将所购之枪炮子弹全数运鄂，试验后，如能合用，再行交款，庶免受欺。”2月5日张自上海电黎：“枪炮验讫，因找价未清，致不能就江裕轮运上。此后沪船又须一律运兵往浦口、烟台各处，未便借用。查快利在鄂，请速饬来沪制造局接运。”同日黎复张：“所购之机关枪果能适用，须迳运鄂，照价给款，无须通融借给。前所购之枪业已试验，内有坏枪三分之一，缺刺刀者三分之二，子弹因年久药性失效，不能用者三分之一，似此虚糜公款，咎将谁归？须将经手各事清理完结，迅速返鄂为要。”2月6日张振武、陈宏诰联合电黎：“洋商固执不允运鄂找价，并将货物搬至岸上不交，立望电汇五万两，庶可早归。否则迁延枉费，不堪设想。至前购之枪，系丁复亲验无讹，缺失之处，应询丁君。此次枪弹由武验看，确系全新，运鄂如有不符，武负完全责任。”2月7日黎电张：“电悉，足下购办军械，经手甚巨，仅据清册，恐难明晰，现正派员来沪接洽，务将所购军械，全数交清后再行北上为盼。”2月9日张复电：“电悉。武所购枪械、军衣、银照、杂件造具清册，并交陈宏诰等解回。枪械因所欠余款由谭人凤君交出，已分一半，作为救烟（烟台）扫北（北方）之用。现两方面物件均已下船启行，可勿庸派员来申。”11日陈宏诰电黎：“沪上购取衣物器械及清册，振武已交宏诰运回，今日开轮，途中因两次停轮，约七日方能到鄂。青电拟派员来，请免。振武订明日起程。”12日黎复上海陈宏诰电：“电悉，现南北联合，烟台已无战事，张振武所购衣物器械，望全数运鄂为要。”

　　从上面这些零碎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张振武是个桀骜不听命令的人。他经手买的军火是否真如黎电报中所说的那样不合用，还没有证据，不过他敢于随便把所购军火分一半自己要去救烟台扫北方，则太任性了。

　　张振武应召入京后，袁世凯派他为蒙古调查员，他未置可否，便再回到武汉。黎元洪对张本有疑忌，好容易调虎离山，把他送到北京，他竟又折返，可见他对武汉是有野心的，因此，更加猜嫌。这时，全国各地由于欠饷和裁兵，游勇无归，所在谋变，此起彼伏，如驻宁的赣军、苏州的先锋营、滦州的淮军马队、洛阳的清军、芜湖的卢军，及通县、滁州、浦口、景德镇各地的驻军，以及奉天、山东、安徽各省会的防兵，均陆续哗变，幸立即剿抚，才告平定。湖北为革命首义之地，喜动恶静，辛亥革命有功官兵，部分恃功而骄，甚难节制。如襄阳府司令张国基不服编遣，攘杀调查专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以改革政治为号召，企图推翻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著名的楚望台军械所守兵亦发生兵变，在这次兵变中，据说黎元洪查到主谋人是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当张振武由北京折返武汉时，黎元洪怕他真的在武汉有所行动，又不愿明目张胆对付他，乃邀请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和郑万瞻由北京返鄂，表面的理由是调停孙武和张振武的嫌怨。孙武因为亲黎，所以和张水火。刘成禺等返鄂后，杯酒言欢，孙、张遂重归于好。这时袁世凯聘张为总统府顾问。黎元洪劝张入京就职，张亦慨然允诺，束装启程，于民国元年8月8日抵达北京。同行有武昌将校方维等13人，及随从仆役30余人。刘成禺、郑万瞻、罗虔等亦于第二天由鄂抵京。8月11日孙武也抵京，鄂省要人于是冠盖京华。在张振武来说，似已决心结束鄂省野心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大祸已在眉睫。

　　就在8月13日黎元洪自武昌给袁世凯一封密电：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颖悲痛，不尽欲言。”

　　8月13日晚上，袁世凯收到黎元洪密电时，即亲取保险柜锁匙找密电本，当时不知密电内容关于何事。不巧这天开保险柜锁匙老开不开，这个保险柜只有袁本人和梁士诒有锁匙可以开启，袁乃请梁帮助开柜，取到密电码本，自行译校。校毕神色紧张，立命梁通知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四人来府，秘密商量对黎电如何处理？对张振武是否下手？梁士诒主张再去一电询黎，是否确属黎本人意思。15日得武昌复电，据称13日电确属黎本人主意，于是袁世凯才决定逮捕张、方两人，立予正法。其命令云：“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之。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大总统一再思维，诚如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处长遵照办理。”在此令中末句“遵照办理”，办理何事？就是黎所请求将张、方二人正法。袁这一句伏笔，表示杀张、方二人只是应黎之请也。

　　所有这些暗中活动，张振武当然做梦也想不到，他于8月14日还在北京德昌饭店请客，大宴同盟会和共和党的要角，在酒筵中还发表演说，调和党见。

　　8月15日晚六时，王天纵宴集北方军人及湖北来京将

　　校，张振武赴宴后，更在当晚8时偕湖北将校自作主人，宴请北洋重要将领于六国饭店，姜桂题、段芝贵等均在座。这时候段已奉到处决张的密令，一席未终，段称有事先行告辞，其余客人也纷纷退席，主人则不知已大祸临头。

　　北京的六国饭店，是位在东交民巷，由东交民巷至前门之西，正在翻修马路，所以改道由大清门绕棋盘街作为临时便道。张振武离开六国饭店约在当晚10时左右，当时代步还没有汽车，完全是用的马车，由六国饭店出来，共三辆马车，张的老表前江西协统冯君马车在前，张的马车居中，湖北参议员时功玖的马车殿后。冯等马车驰至大清门栅栏，两旁已埋伏了绊马索缠住马蹄，于是伏兵四起，首先把冯缚了。冯问为什么事？有一军人问：“你是不是姓张。”冯说：“我不姓张，我姓冯。”军官乃连说错了错了，即令士兵解冯之绳，而冯已受微伤。原来冯与张均长身中瘦，有点相似。接着张振武马车亦抵栅栏门前，栅门已闭，一阵喧哗，有指挥刀斫马车玻璃声，于是张被拖了下车，五花大绑，随从和车夫亦被拘拿。张被捕后即用大车解送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这时前门以东至小沙土园一带均戒严，押解行列共大车三辆，马步军数十名持枪露刀，军队先将行人驱散，其后则有民装数十人，两人一排，尾随其后，沿路铺户皆熄灯灭火，如临大敌。

　　张振武在前门大栅栏处被捕是晚上10时，而方维的被捕则比张早一小时。方维系在其住所金台旅馆被捕，约有百余名游缉队将金台旅馆包围，附近戒严，方就逮后，所有随张由湖北来的人均被暂时看管，不准出入。

　　张被押至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亲自出见，解缚对语，彼此先还说一两句寒喧语。张很生气，见自己的马车夫亦被缚，乃对陆说：我不知我为何被捕，我的马车夫与我毫无关系，应该先释放。陆立即命副官释放。然后张向陆要纸笔，写了一封短柬给前鄂军第四镇统制当时在北京与袁颇接近的邓玉麟，函中略云：弟忽被大总统之军队所缚，不知是死是活，请兄为我分明，身边未有分文，请兄为我设法。末并请邓照顾其随从人员及家属。信写好请陆派人送，陆也立即交人送至十二条胡同邓寓。张其后发觉一部分家人也被缚，乃告陆说：我的家人请开释。陆也应允，立将其家人释放。这些被释的人都由车子送到很远的地方才释放。

　　这时张振武乃问陆建章说：“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你根据什么法律逮捕我们？”陆微笑着把黎元洪的来电给张看，张看了气得脸都红了，大声地说：胡说！胡说！陆又把袁世凯的命令给张看，张看了愤慨地说：“死吧！看你们能横行多久。”这时已子夜一时，陆挥手示意，执刑的人乃上前，张不许捆绑，乃常服受枪，张振武中二枪，一枪中腹肚，一枪中肩，一代英豪，开国元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另一方面，张的老表冯君和时功玖在大清门遇事后，立即赶至石桥别业的共和党总部，遍告大众，大众均骇然，时功玖又赶赴东城邀集孙武、邓玉麟等同往玉皇阁军政执法处，这时已午夜3点钟了，处长陆建章已入睡。孙、邓、时等力促传达请陆出见，陆满脸睡容出见，孙、邓、时等均向陆责问：张犯了何罪？为何采取这种手段对付开国元勋？邓玉麟则表示先把张、方两人保释，有罪的话可循法律途找解决。陆建章把他的话打断说：“各位不必白忙了，张、方两君已经伏刑了。”说着便从身上取出袁世凯的处决令，同时说：“这个命令是由段翼长交来，还有陆军部的部员前来监视行刑，我只是奉命行事，各位的责备，我无话好讲，请原谅。”孙武、邓玉麟、时功玖听到这个噩耗几乎跳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大家哀痛而愤惫。陆建章请他们用茶，请他们休息，他们完全不理，带着愤怒和眼泪冲出了玉皇阁。时功玖恨恨地说：

　　“这是冤狱，我们要替振武报仇，要报仇！”

　　张振武被杀事件，使湖北旅京人士大为激动。张伏刑的当天清早8时，孙武、邓玉麟、刘成禺、张伯烈、张大昕、哈汉章、时功玖等同赴总统府质问。袁世凯亲自出见，他说：这件事我很抱歉，但经过情形诸君当已明了，我是根据黎副总统的来电办理，我明知道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会骂我，但我无法救他的命。袁的语气把这事完全推到黎身上，孙武等也知道这是黎的主意，所以只好愤愤退出总统府，前往长椿寺。原来张、方两人伏刑后，陆建章即命人将二人尸首送至长椿寺停灵，且为他们买了上好的棺木。孙武等抵达长椿寺，抚棺大恸，痛悼逾恒，祭毕复往金台旅馆抚慰张的家属，商量丧事办法，然后至哈汉章家会议，当场决定三项步骤：（一）致电黎元洪质问；（二）以军令中有陆军总长段祺瑞署名，故拟弹劾段；（三）湖北同乡提出质问书，公开质问张案。

　　湖龙将校随张振武来京的有：吴兆麟、黎天才、唐牺支、何锡藩、冯嗣鸿、马祖全、刘绳五、熊秉坤、张厚德、童序鹏十位，他们于16日清晨的快车返鄂，故启程时不知张振武已遭惨祸。还有未离京的随从人员，则由邓玉麟、孙武等妥为安插。袁世凯在16日宣布以大将的军礼葬张振武，并以3000元为赙仪。

　　同日北京陆军部电复黎元洪：

　　“奉大总统令：真电悉。张振武起义有功，固当曲予优容，宽其小眚，乃复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言不轨，实属扰乱大局，为民国之公敌。踌躇再四，未便加以宽典，留此元憝，贻害地方，已饬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并同恶共济之方维查拿，即按军法惩办。此外随行诸人，已饬酌给川资，俾归乡里，以免株连。副总统为保全治安起见，自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杜渐防微，为民除害，足以昭示天下，所请处分，应勿庸议。等因，相应奉达。”

　　张有一位如夫人随同来京，张死的第二天，张的好友黄祯祥陪张太太赶至长椿寺哭灵。黄坚欲开棺验视，守卫兵丁不许，黄和张太太俱大哭大叫，黄且拔刀欲斫。士兵无奈只好开棺，黄乃驰出雇请骡马市大街三义泰照相店来拍张振武的遗照。

　　孙武因为和张有旧怨，此次张来京即被杀，外间人颇疑孙参与其事。而刘成禺、郑万瞻、罗虔等本系应黎邀请返鄂调和张、孙交恶事，且是劝张来京者，张案发后，刘等怕背卖友之名，所以尤其愤慨。至于同盟会对于这一件政治血案自不能熟视无睹，因此由黄兴放了第一炮，通电谴责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接着是孙武和蒋翊武跑去见袁，要求给他们“免死券”，同时呈请辞去总统府顾问职。19日参议院开会，议员提出质问，要求政府把张、方二人的谋反证据拿出来。刘成禺首先要求说明，议长制止，认为质问不必说明，刘则认为今日之事不比寻常质问，于是痛快淋漓地来一篇激烈的演说。张伯烈更继之以嚎啕大哭，全院震动，议院内外方知张案的严重，非旦夕可了。这一天的质问，作了一个结论，就是通知陆军总长段祺瑞，应于第二天（8月20日）前来出席报告张案的经过。

　　陆徵祥当总理时受到参议院的轻视，几经艰难才勉强同意其内阁名单，不料就任不到一个月，就发生杀张振武案，搞得满天雷雨。陆在杀张时恰巧因病入驻法国医院，而杀张振武是袁世凯用的军令，这又发生一个新问题，《临时约法》上没有言明，大总统的军令要不要国务总理副署，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就是因为袁世凯发布人事命令不交唐副署而辞职，那是袁世凯违反《约法》，可是这次袁世凯是用军令，交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执行，究竟算不算违反《约法》呢？参议院既然大吵大闹，国务总理总不能装聋装哑，陆徵祥在参议院不同意其内阁名单时，就要求辞职，经袁一再慰留。张案发生后，陆在法国医院中便正式呈请辞职，第一个是请假单，拟请病假五日，第二个是辞呈，要求在五日假满后请准予辞职。结果陆的秘书长只替他递请假单，没有替他递辞呈，袁世凯也表示不许陆辞职。

　　8月20日参议院再开会讨论张案，袁的政府发表第一次答辩，很含糊地说：此事关系重大，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其所牵涉的人和所牵涉的事都极重大，非仅关系湖北治乱，而且关系全国的安危，还有军事秘密云云。在这件答辩书上，袁是强调黎所报张的叛变罪行重大，可是又拟就第二次答辩书，大致谓：前咨商令黎副总统择其可发表者发表之，今黎电未到，所以无详细资料发表，纵令国务员列席报告，其所能发表者，亦只如前次答辩书一样。本大总统为尊重立法机关，不敢敷衍搪塞，故仍请贵院俟黎副总统复电到达后再行答复。

　　参议院对政府的第一份答辩极为不满，其愤慨程度比先一天尤甚，最后由议会作一决定，催促陆军总长于8月21日出席参议院报告张案经过。21日早，段祺瑞到总统府向袁世凯请示，自己出不出席的问题，袁没有意见，要段决定，段口里说：我去，我不怕。后又左思右想，决定不去。袁世凯乃改派法制局长施愚持第二次答辩书到参议院。施一登台，立刻被轰，刘成禺站起来痛骂施。刘说你是法制局长，你说说看，杀张是根据什么法律？你们简直是强盗！施被骂后只好把答辩书交出后即退席。

　　参议院为张案两次质问，袁政府提出两次答辩，参议院认为完全不能满意，于是决定提出弹劾案。8月22日举行谈话会，议院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弹劾必须弹劾政府全体，始合连带责任；一派主张只弹劾陆徵祥和段祺瑞。

　　8月21日下午4时，袁世凯邀请湖北议员刘成禺等四议员前往密谈，袁仍强调张案的发生是起于湖北，完全依照黎元洪的意思办理的云云。

源济

四十、黎元洪卖身投靠

　　在民国成立的那时候，举国公认有四个重要的大人物，顺序排下来是：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

　　孙中山首创革命，功成不居，万民景仰。不过守旧派觉得孙中山的议论太远太高，他们还无法接受。所以有人便冠以“孙大炮”的别称。袁世凯有实力，有办法，守旧的觉得他不太离谱，新派觉得他勉强还能合作。黄兴被认为是革命的实行家，懂得组织和军事。至于黎元洪，他既不新又不旧，可是他以做人朴实见重，当时的舆论都称赞他是稳健派，是忠厚长者，他为人和蔼可亲，谦虚诚恳，没有官架子。章炳麟见了什么人都要骂两句，却对黎倍极称赞，在他描绘下的黎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

　　“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白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连柄蒲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廿元。”

　　民国成立后选举正式大总统，黎有一封预辞大总统的电文。他说：“沉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很多人对他的这个电文鼓掌，认为他谦虚得恰当。

　　当时黎是以北洋派和同盟会以外的第三者地位，据有武汉顾盼自雄，他的“文胆”饶汉祥时时替他撰写许多骈体文的电报和文章。民国初年大家都有发通电的瘾，动不动就来一个几千字的通电，而黎的通电最酸最文，但黎能迎合一般人心。当时虽已民国成立，但各省军阀还有争城夺地的局部战争，有些省区还招兵买马，杀气腾腾，所以大众对此甚为反感。而黎这时经常发出许多迎合人心厌乱的骈文长电，如“吁请息争以苏民困”之类，这些电文不问谁是谁非、也不提出具体的仲裁意见和解决纠纷的办法，而只是堆砌些四六排偶的字句。每遇时局严重，他必有什么“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的长电，最后必是“垂涕而道”，“泥首以请”。当时的人们并不研究电文内容和具体主张，只觉得黎是个好人，不愿流血和纷乱，文章又好，其实饶汉祥堆砌的大块骈文，多数人根本就看不懂。

　　袁世凯发觉黎元洪欢喜沽名钓誉，因此凡是黎来电他必回，且用：“苦口婆心”、“仁人之言”、“实获我心”、“永拜嘉言”之类的字眼来奉承黎。而过气的君主立宪派正需要捧一个前台的领袖，他们认为黎最合条件，是开国元勋，却不是革命党，正好捧他出来，黎也半推半就地走上北洋派和同盟会以外的第三势力。袁懂得运用，所以极力拉拢黎。革命党方面却不来这一套，多数革命党领袖都瞧不起黎，使黎在两大之间选择时，逐渐地倾向袁世凯，张振武案发生后，黎便完全落入袁的手掌中。

　　张振武案是袁、黎两人的首次交手，黎本意是“移祸江东”，请袁杀张，自己不必蒙杀张之名。可是出乎他的意外，袁并不替他保守秘密，在宣布张、方两人罪状时，把黎的密电一字不漏地录了进去。袁的意思很明白：“你想借刀杀人，我就把一切罪名都卸在你的头上。”并且：“国人都以为我老袁是一代枭雄，现在请你们看看这份仁厚长者黎元洪吧！他的毒辣手段亦不在枭雄之下。”黎对这事无法抵赖，因为袁接了黎的密电后，还复电询问是真是假，黎回电是真，袁才执行的。袁这么做实在很高明，因为这样一来，黎和同盟会的关系便更趋于恶化，因此便如此这般地把黎糊里糊涂地逼到北洋派来了。

　　黎发表张振武罪状时，虽然深自引咎，但国人大多数是不谅解的，他那电文中解释说：

　　“铣电谅达。连日函电纷驰，诘难群起，前电仓卒，尚未详尽报告，政府书复未赍到，诚恐远道不察，真象愈湮，敢重述梗概，为诸公赧颜陈之。振武初充军务司副长，汉阳失败，托词购枪，留函迳去，当命参议丁复追至上海，配定式样，只限购银二十万，乃擅拨买铜元银四十万，仅购废枪四千枝，子弹四百万，机关枪三十六枝，子弹二百万。枪械腐窳，机件残缺，有物可查，设有战事，贻误何堪设想。且除买枪二十六万余外，另滥用浮报三十二万，无帐二万，尚借谭君人风五万。陈督复来电索款，均系不明用途，有帐可据，罪一。南北统一，战争告终，振武由沪返鄂，私立将校团，遣方维往各营勾串募集六百余人，每名二十元。鄂军屡次改编该团，始终不受编御。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已预备退伍，伊复私收为护卫队，拥兵自卫，罪二。二月廿七日，串谋煽乱，军务部全行推倒，伊复独遣方维要挟留任，复谋杀新举正长曾广大。元洪访查得实，始将三司长悉改顾问，罪三。冒充军统私夜横行，护卫队常在百人以外，沿途放枪，居民惶恐，每至都督府，枪皆实弹，罪四。护卫队屡遣解散，抗不遵令，复擅抢兵站枪枝粮米，藐无法纪，罪五。强占铁路并中小火轮，勾串军队，黑夜来往，罪六。暗煽义勇团长梅占螯，增加营数，诱令石龙川往联领事团，许事成任为外交司长。该员等不为所动，谋遂无成，罪七。革命后广纳良女为姬妾、内嬖、如夫人者将及十人，叶某及鲁又新皆女学生。复伙串《大江报》为鼓吹，颠倒黑白，破坏共和，罪八。民国公校开学，当众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摇动国本，骇人听闻，罪九。亲率佩枪军队逼迫教育司，勒索学款，挟之以兵，复枪迫商会勒银充饷，罪十。令逆党方维勾串已革管带李忠义，及军界祝制六、滕亚纲、姜国光、谢玉山、刘启沛、朱振鹏、江有贵暨汉口土匪头目王金标等，分设机关，密谋起事，并另举标统八人。伊为原动，大众皆知，点名册已焚，祝、滕正法，刘、朱尚寄监可质，罪十一。机关破露移恨孙武，复密遣四十人分途暗杀，罪十二。前次所购机关枪弹除湖北实收外，近证以蓝都督报告，接济之帐，尚匿交机关枪二枝，子弹三万颗。私藏利械，图谋不轨，罪十三。运动某国领事保护，如被查拿，当作国事犯干涉，损主权，辱国体，罪十四。此次电促赴京，实望革心向善，乃迭据侦探报告，伊以委命未下，复图归鄂，密遣党羽预备布置，复查悉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武汉一隅，关系全局，三摘已稀，岂堪四摘，罪十五。此外索款巨万，密济党援，朘削公家，扰害商庶，种种不法，不胜枚举。元洪荐充大总统高等军事顾问，并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无非追承前功，冀挽将来，犹复要索巨款，议设专局，又在汉上私立屯垦事务所，月索款千余元。凡此诸端，或档案具在，或实地可查，揭其始末，罪状实属无可再原。诸公老成谋国，保卫治安，素为元洪所趋向，倘使元洪留此元憝，贻害地方，致翻全局，诸公纵不见责，如苍生何？……伏念元洪素乏寸功，委窃高位，爱民心切，驭将才疏，武汉蠢动，全楚骚然，商民流离，市廛凋瘵，损失财府，动逾巨万，养病贻患，责在藐躬，亡羊补牢，噬将何及，洪罪一也。洪与振威，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驰，悖道寒盟，瘏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追念前功，能毋怆涕，洪罪二也。国基甫定，法权未张，凡属国民，应同维护。乃险象环生，祸机密切，因养指失肩之惧，为枉寻直尺之谋；快一邦黎庶之心，解天下勋庸之体，反经行权，贻人口实，鼠思泣血，不敢告哀，洪罪三也。有此三罪，十死难辞，纵诸公揆诸事实，鉴其苦衷，曲予优容，不加谴责，犹当跼天蹐地，愧悔难容，况区区寸心，不为诸公所见谅乎？溯自起义以来，戎马仓皇，军书旁午，忘餐辍寝，忽忽半年，南北争议，亲历危机，蒙蒙凶顽，频惊恶耗，重以骄兵四起，伏莽潜滋，内谨防闲，外图排解，戒严之令，至再至三，朽索奔驹，幸逾绝险，积劳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秋荼向甘，冻雀犹乐，顾瞻前路，如陷深渊。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倘肯矜其微劳，保此迟暮，穷山绝海，尚可栖迟，汉水不渊，方城无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世有鬼神，或容依庇，下世之日，庶知此心。至张振武罪名虽得，劳勣未彰，除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余年，养其子使成立外，特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妥为保护。俟灵柩到鄂，元洪当开会追悼，亲往祭奠，以安哀魂。并拟将该员事略荟粹成书，请大总统宣示天下，俾昭然于功罪之不掩，赏罚之有公。斗室之内，稍免疚心，泉台之中，或当瞑目。临风悲结，不暇择言，瞻望公门，尚垂明教。”

　　黎除了自罪电而外，仍以一贯的“忠厚长者”的态度处理张振武身后事。他给张的儿子2000元作为晋京路费，并饬军务司每月给张家属恤金30元，至张子能自立时为止。张家拟拒不接受，张弟振亚怕因此抓破了黎的脸，乃代为接受。其后张振武的灵柩抵鄂时，黎果然派大员迎接，并在抱冰堂举行追悼大会。黎挽张联作得很好：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

　　幸天地监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毋负故人。”

　　在这一幕戏中，黎元洪在前半段扮演了“挥泪斩马谡”，后半段扮演了“吊周公瑾”。不管他如何努力于做工和唱工，但他仁厚长者的令名却因此大大地打了折扣。他知道是上了袁的当，却又哑吧吃黄连，说不出苦来；他开始觉得自己不是袁的对手，第一回合便遭惨败，而参议院对他又极不见谅，于是他只好引咎辞职，并举黄兴以自代。这当然是一个姿态，黄兴自从汉阳一战后，和武昌方面的人处得非常之坏，所以举黄为湖北都督，黄既不会来，武汉方面也一定大为反对，这等于是“多此一举”。

　　果然，黎的辞职电一发出，便有以湖北全体士民名义发出通电“痛责参议院并请坚留黎公”。原电略云：

　　“湖北自起义以来，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赖副总统镇摄得宜，得以秩序晏安，市廛不扰。……张振武虽于光复之初，薄有战绩，而沪上购枪一役，吞款至廿余万之多，功罪相较，罪实过之。副总统曲予优容，未加谴责，怙恶不悛，乃敢私立机关，自募军队，假借名号，擅制徽章，任意横行，道路侧目，尤复广置姬妾，需索金钱……顾振武虽衅积邱山，而副总统则量逾江海……奈何卷土重来，野心不死，胆敢勾串军队，联合土匪，意图大举，欲取都督、民政长而代之，并扬言如事不成，即将焚掠租界，启衅外人，使民国同归于尽……幸天夺其魄，祝制六等以此破获，始得转危为安。……乃自京电传来，元恶枭首，父老子弟方庆更生，苏峻诛而晋室安，元浩禽而蔡人乐。盖自民国成立以来，伸法权，快人心，度未有逾于此一举者。端在大总统之英断，副总统之沉毅，奠鄂境于苞桑，厝邦基于磐石，功在百世，夫复何疑。不图参议院诸公自逞私臆，首发责言，提出质问之书，将成弹劾之案。侧闻副总统并已电京辞职。连日鄂中大局岌岌，复有机陧不安之象，悲夫！何鄂人之多不幸也。窃谓振武罪状，他省议员容有不知，习故守常，当无足怪，若鄂人则谁不知。在振武前此举动，或关于公家款项，或涉于个人私德，或观衅未发，或分谤有人，虽万恶之已归，犹千夫之未指。至近日三次革命风潮，群知为振武主谋，三尺童子孰不欲得而甘心。吾鄂同乡诸议员，虽旅食京师，优游自得，然岂无家室在鄂，岂无亲友在鄂，岂无耳目共见，岂无函札往来，奈何于荼毒我之张振武则极力袒护之，而保护我之副总统则极力诋毁之。天道犹存，人心未死，诸公清夜扪心，堪自问耶？纵诸公自意非吾鄂人正式选举，不必为全鄂人民幸福计，独不为祖宗丘墓计乎？揣诸公之设辞，不过谓振武有功，宜事宽容，民国用刑，宜从审慎；殊不知推翻专制，非振武一人之功，破坏共和，实振武一人之罪。况乎功小罪大，功少罪多，在副总统已宽不一宽，在民国亦逭无可逭。至于逮捕审讯原有专责，而振武党羽繁多，稍纵即逝，需为事贼，虽悔何追，众证昭彰，即成信谢，南山比岸，安用游移，此又辩之无可辩，疑之无可疑者也……伏乞大总统一面切实慰留，一面广为开导，乃望参议院诸公及湖北同乡诸京官主持公论，勿惑浮言，以福鄂人，以安民国。临风跂望，不尽欲言。”

　　湖北军界亦像接力赛一样替黎撑场，他们给参议院的文件更厉害。下面便是“鄂军界诘责议员函”：

　　“梗电谅达，阅参议院十九日记事录，刘议员成禺、张议员伯烈演说，淆乱是非，颠倒黑白，违反人民意思，亵渎副总统威严，且近闻一击不中，复行弹劾，同人目裂发指，悲愤填胸。张、方之诛，系是吾鄂军界同人再三开军法会议，依鄂军暂行刑令第五十七条，全体议决宣告死刑，电请大总统正法。大总统复开军法会议始予执行，证据昭彰，手续完备。同人为振武煽动，数月以来遣兵调将，昼夜防堵，指臂骈于枪刃，筋骨胝于兜鍪，幸天不亡鄂，机关悉破，余孽就戮。再四筹商，欲砧元恶之胸，不得不图万全之计。询谋佥同，谋定后动，所有责任悉在同人，于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皆无与也。伏法以后，廛市不惊，道路相庆，民心国法始得伸张。溯自起义以来，党徒鸱张、生灵涂炭，从未有快心若是者。乃鄂议员朋造谣言，肆行狂吠，竟敢欲弹劾政府，推倒民邦，试问与振武何昵？与政府何仇？尸属耶？乱党耶？杯酒流连之谊耶？金钱结纳之恩耶？抑丧心病狂，悍然不顾耶？贵议员就职逾数月，未闻为吾国立一法，为吾鄂议一事者，独于罪恶昭彰情真法当之军犯，一再袒护，号咷不已，继以质问，质问不已，继以弹劾，且一则曰起义首领，再则曰卓著元勋。贵议员将谁欺？欺天乎？连日以来，讹言群兴，大局摇动，他省议员当不足责，乃以尔呱呱出产之邦，残害昆弟，玷辱祖宗，犹且以人民代表日号于众，贵议员抚衷自问，果从人民选举来耶？一旦神州陆沉，强邻分割，吾与汝皆不知死所矣。同人隶属军界、严守法律，当不敢干预政治，自起义以来，无论贵议员若何昏聩，若何荒谬，非属军事概不发言。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次振武本以军人判以军法，为民除害，为同人职分应然，同人粗鲁武夫，但知有国不知有其他。贵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廿四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不然，贵议员无理取闹，借端复仇，是欲因个人密切关系陷我国于危地，同人具有天良，不能容振武余党，靦然为吾鄂代表，无怪同人严重对待也。相见不远，尚其勖哉！”

　　这段文字，简直是杀气腾腾，拔刀行凶之状跃然纸上，全文是想把杀张振武的罪担承下来，而替黎元洪洗脱，可是黎的密电在袁手中。袁拿了这封电报就等于拿了黎的小辫子，用不着鄂人叫嚣，他根本不会准黎辞职，他要的是拉黎倒向自己这一边去对付同盟会。

　　张振武案在扩大时，黄兴介入了。开始是黄主动地对张案向袁抗议，其后则是有人故意诬造说黄和张有勾结，在张行刑前搜到了黄、张勾结的证据。

　　在张案发生前，黄本拟随孙中山一同应袁世凯之邀入京，正在筹备时，张案发生了，黄认为张是革命党，袁竟任意诛戮首义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致电袁严词诘责。原电云：

　　“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兵统领衙门宣布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恶结党，桀骜日恣，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全电归结之语，注重于‘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八字，但张振武不能受爱与受忍之处，出于黎副总统一二人之意乎？仰于共和国法律上有不能爱之不可忍之判断乎？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乞更明白宣布，以释群惑。……”

　　袁复电云：“巧电悉，张振武一案，黎副总统原电有盅感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乞立予正法等语。黎副总统为鄂军督帅，对其所部宣布罪状请正典刑，自应即予照办。至原案始末已电黎副总统明白宣布矣。中山先生北上无任欢跃，执事因事稍缓，望眼欲穿，仍祈即日启行，得罄肝鬲，大局幸甚，鄙人幸甚。袁世凯。皓。”黄认为袁的复电是搪塞，因此再致电驳斥：“皓电敬悉。黎副总统原电述张、方罪状，语极含混，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兴前在留守任内办理常州军政分府赵乐群一案，舆论均谓可杀，兴犹迭开军法会审，由王师长芝祥率同会审各师长，法官调齐人证，悉心研判，业经取具确供，复汇案呈请大总统饬交陆军部复核。原期详慎议定使成信谳，以示尊重法律，拥护人权，为各省都督开一先例，庶几共和开幕，国民不至有死于非法之惧。而张、方案乃如此，两事相距为期甚迩。张、方独因一面告讦者擅定极刑，未讯供证而死。国民生命财产权专恃法律为保护，即共和国精神所托，且在前清专制时汪精卫谋炸摄政一案，讯供确凿，尚能出以详审，仅予监禁。纵使张、方对于都督个人有不轨之嫌疑，亦岂能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现在外患日迫，政府信用未固，益以此事，致群情激动，外人轻视，民国基础益形危险，顾瞻前途，良用滋惑，旁皇终夜，不知所措，洒涕陈言，伏维谅察。黄兴。哿。”

　　由于黄一再为张案向袁抗议，袁很感不安，因此他便想出一条毒计打击黄，伪造张振武被杀前写给黄兴的一封未发的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承嘱杀元洪事，已布置周密。”他用这个伪证打击黄，使黄处于嫌疑地位，失去为张案发言的力量。北方的袁系报纸也推波助澜，绘声绘影地说黄曾在7月中去武汉，部署杀黎元洪。这时正值孙中山应袁邀北上经过天津，有一个任北京总统府秘书却和孙中山认识的人去晋见，向孙中山泄露了袁如何陷害黄兴的密谋，孙中山乃打电报把这个密谋通知了黄，黄兴遂于8月27日去电质问袁：

　　“北京袁大总统鉴：兴前因病赴西湖疗养，今晚返沪始见孙中山先生自津来电谓：顷见一总统府秘书云：张振武被执时在张处搜得一书系与兴者，内容有云托杀黎元洪事已布置周妥等语。今日又阅《沪报》译载《文汇报》北京电云，此间谣传张振武之谋第二次革命，黄兴实与同谋，故不来京云云。阅此两电不胜骇异，张案鄂、京尚未尽情宣布，读漾电亦云案情重大，牵涉尤多，今京、沪忽拟议及兴，若不将张案所牵涉者明白宣布，则此案终属暗昧，无以释中外之疑。务请大总统勿循勿隐彻底查办，如兴果与张案有涉，甘受法庭裁判，如或由小人从中诬捏入罪，亦请按反坐律究办，庶几全国人民皆得受治于法律之下，鄙人幸甚，大局幸甚。立盼电复。黄兴叩。”

　　袁否认有其事，亦否认总统府有这位秘书，且在复电对黄大加推崇：“克强先生奔走国事数十年，共和告成，亟谋统一，取消留守，功成身退，日夜望中央政府臻于巩固，使中华民国不复动摇，其光明磊落，一片血诚，中外咸知，人天同感。”

　　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姚雨平、胡瑛、陈陶怡等均愤愤不平，致电袁氏要求：“特派公正专员彻查严究。”词意极为愤慨。

　　张振武案最后终于不了了之，张的言行虽有逾轨，但杀张不循法律，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冤狱。

源济

四十一、宋教仁毁党造党

　　民国元年的政党林立，早在南北议和的前后，许多同盟会会员，事实上是排满主义者，狭义的民族主义，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消失，于是便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另组成了一些为了争取政治地位的小政党，它们只是竖起一块招牌，发出一篇宣言，拉出几个名气大的政治要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个人的政治投机。还有些政党是以地区关系或历史关系结合起来的。所有这类政党都没有旗帜宣明的党纲，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跨党脱党视为家常便饭。其所拥戴的领袖，也可能兼另外一个党的领袖，而被推者等于今天兼任公司行号的董事长一样，是一个挂名差使，对任何一党都不关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参议院内部相互对立的政党，主要的是同盟会与江浙人士章炳麟、张謇为中心的统一党。临时政府北迁后，统一党和以湖北人孙武、蓝天蔚、刘成禺为中心的民社，以及君主立宪分子籍忠寅、周大烈等所组成的国民共进会联合起来，于民国元年5月9日成立一个共和党，推戴黎元洪为名义上的领袖，成为同盟会的主要竞争者。除了这两个政党而外，参议院还有谷钟秀、张耀曾、吴景濂等的统一共和党，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个统一共和党和宋教仁曾有密切的联系。

　　由于事实需要，同盟会必须合并许多小党，完成“毁党造党”的目的。因此宋教仁乃以敏捷的政治手段，不仅和统一共和党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时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三个小党取得联系。这三个小政党本是从同盟会和君主立宪派内分化出来的一些混合组织，大家协议合组一个大政党以与共和党抗衡。

　　宋教仁是一个天才的政党活动人物，他取得同盟会以外四个政党的协议合并后，遂在8月11日与各党代表会议于北京安庆会馆，获致协议。再于8月13日召集同盟会全体职员大会，推举宋教仁、张继等16人为筹备员，并由总务部发出通告，宣布同盟会改组为一般形态的政党。孙中山和黄兴在上海为此一改变，联名致电各支部征求同意。电文如下：

　　“各支部鉴：据北京本部来电云：‘连日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协商合并，另行组织，彼此提出条件于下：（一）定名：国民党；（二）宗旨：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三）党纲五条：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和平；（四）用理事制，于其中推一人为理事长。昨日开全体职员评议员联合会，合并条件已通过’云云。文等以上列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悖。又得此多数政党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也，文等深为赞成。且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之义在，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更名称者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特此通电贵支部，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表。文等屡承袁大总统遣使持函来邀，已定十七日起程北上，赐复即交北京同盟会本部为盼。孙文、黄兴。”

　　孙中山到北京的第二天，同盟会宣布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成立国民党，这是民国元年8月25日的事。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孙中山亲自出席，并发表了组织新党的演说。依规约第四章的规定，推选职员，计理事九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参议29人：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名誉参议钮永建等七人，各部干事300余人。9月3日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贡桑诺尔布七理事互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并遴请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是个政党组织的好手，他年轻，能说会写，不仅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政论家，经常用“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政见。他早年参加过长沙起义，与蹈海而死的陈天华同为华兴会头角峥嵘的人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是湖南所派的参议员，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他极力主张采行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这个主张连孙中山都不同意。由于他少年气盛，别人都说他想做内阁总理，于是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不仅不是责任内阁制而是总统制，根本连内阁总理都不设置，由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甚至孙大总统提出宋为内务总长时，参议院也不予通过而改提程德全递补。

　　当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时，大家又觉得总统的权力太大，怕袁滥用职权，施行独裁，乃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

　　革命党人虽然对于名位看得很淡，但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因此宋教仁想做内阁总理是可能的。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宋所持的政见和孙中山有很大的距离。孙中山主张将政权让给袁后，同盟会退而为在野党，以鞭策政府；宋则主张“毁党造党”，放弃同盟会的名称，吸收其他小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在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的地位，由国会的多数派进而组织责任内阁。照宋的主张，就是放弃在总统问题上、军事实力上对袁斗争，而在国会方面、内阁方面取得优越地位，使袁的总统没有权力。这个主张很快就得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才有国民党的组成。这一时期的国民党，组成分子极为复杂，龙蛇混杂，投机者甚多，因此宋教仁的“毁党造党”目的只达到了扩大同盟会的组织，并未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坚强有组织的政党。

　　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所致力的是在国会中控制多数，同时准备在正式国会议员选举战中赢得胜利，以备将来组成一党内阁。黄兴则致力争取各色各样的人入党，他以为无论你是何等样人，只要入了国民党，就可以漂染你成才。黄兴本不愿意来京的，怎知他入京后，受袁的迷惑比孙中山更厉害。他不止是到处劝人入党，而且当面邀袁世凯入党，并且承诺推袁为党的领袖。他认为：不论生张熟魏，不论为敌为友，只要今天肯加入国民党，大家就是同志。所以他除了拉袁入党外，还以十二分的诚意拉杨度、拉赵秉钧等入党。

　　袁没有当面拒绝黄的邀请，也不肯做正面的答复，但却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杨度。袁说：“晳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吗？”他一边流露着奸雄的笑容，一边说：“如果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我们便做个革命党玩玩。”杨度本是孙中山和黄兴缔交的介绍人，早在十年前他在东京时，就婉拒孙中山的邀请加入同盟会，所以他对革命和国民党都是没有信心的。他这时已经死心塌地地选中了袁世凯，因此他自不会接受黄兴的提议。他根据袁世凯的意思写了一封信给黄兴，函云：

　　“前承不遗，邀入国民党，只才识无似，未敢遽诺。近日京中贵党干部诸君继续招邀，议及党略，度以为贵党以前之经过，及以后之行动，皆不免于困难者，实为政党内阁四字所缚。虽云根据学理，然贵党从前对于项城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亦事实之昭然。度意此后贵党对于民国，对于总统，宜求根本解决之方，若不信袁，则莫如去袁，而改举总统。度必劝隐，袁必乐从。若能信袁，则莫如助袁，而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宣布全国，以求实际沟通，度方可有效力之处。若仍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实于国家大计有损，非上策也。度姑以党外之人预为建议，自分于贵党党员，关系甚浅，不敢轻于投身，乞公据度此电，通电全国贵党本部支部，征集意见，若多数赞成鄙意，见诸实行，方敢追随左右，不仅以此觇贵党之方针，且以此卜一身之信用。进退所关，伏维裁察是幸。”

　　杨的这种表示，使得黄兴等大为光火，入党还附有条件。

　　于是国民党对杨度只好关门了。

　　赵秉钧是加入国民党的，据说他是奉袁之命加入的，借此充当内线。赵对人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入党，统一党也送党证来，共和党也送党证来，国民党也送党证来，我有的拆开看看，也有的搁置不理。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有人告赵曾看见他亲笔填的入国民党申请书，则他便顾左右而言他了。

　　据说袁世凯一生不会办的事是财政，其实他一生最不明白的是政党。他把“党”当作玩弄的工具。陆徵祥时代标榜超然，袁更主张所有总统府的职员都不许加入任何党派。孙、黄入京后，袁又主张大家入党。他心中的政党是玩玩的！

　　甫告成立的国民党，前面已提到，在组成的分子来说似乎并不够坚强。孙中山是一位当然的领导人物，孙中山而下，大家有所谓黄系和宋系之分。其实黄兴和宋教仁自己都无各树派系之意，不过，两人之政见或党见各有不同，遂有泾渭之分。譬如说宋一直主张责任内阁，黄在南京临时政府时则不主张。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则为宋一人之力，在北京奔走，参与密谋的是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宸组等。黄兴任南京留守时主张国民捐，主张换纸币，而宋则反对；黄主张建都南京，宋主张建都北京。因为有这些分歧的意见，大家遂把两人分为两大派系。其实，这些革命伟人只知有国，不为己谋，遑论自组派系！黄兴在北京除了拉袁世凯、杨度加入国民党而外，其表现的，都是热诚过人，可是在严格的政党理论和组织上，他却和宋教仁有很大距离。

　　张振武事件发生时，内阁总理陆徵祥称病入医院，怎么说也不肯出院，同时坚决辞职。由于他只是短命内阁，在当时一般人看来又是一个半洋人，对他既无喜恶，也无恩怨，所以他的辞职遂被袁接受。不过有一个保留，就是准陆辞内阁总理，不准辞外交部长。陆原意并非双挂冠，只是觉得内阁总理干了太头痛，所以欣然同意。这一来，中华民国的第二届内阁就在孙、黄入京时结束。

　　孙、黄入京，是袁世凯和国民党唯一的一次友好蜜月期。既然孙中山和黄兴对袁的态度是如此坦诚，而袁又假情假意地表现得那么亲切，内阁总理出缺了，袁自然应该要选一个国民党籍的人物来担任总理，以显示袁和国民党的真诚合作。袁对总理人选相当伤脑筋，照理国民党人中唯一的理想人选是宋教仁，可是袁最怕这位“桃源渔父”，因为他所有的长处都是当时政党政治所需要的，同时也是袁所不及的。所以袁在研究总理人选时，故意地和黄兴交换意见，袁想用这个方法离间黄、宋。袁向黄提出一个国民党人担任总理，这个人实际上和国民党关系并不太密切。他便是沈秉坤。沈也是湖南人，和黄兴很接近，他是清朝末年的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西都督，因受副都督陆荣廷的排挤，遂以带兵援鄂为名离开桂林。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他担任黄兴的留守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国民党成立，他被选为参议，他经常称呼年仅38岁的黄兴为“克老”。袁提沈秉坤组阁，完全是敷衍黄兴。沈秉坤在国民党内历史既浅，资望也不高，同时陆徵祥辞职，遗留下的只是一个空头总理，其他各部总长原封未动，沈出来也只是光杆总理。国民党内部意见，自不愿背这个挂名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因此国民党乃决定：“在正式国会召集前，国民党不拟组织政党内阁。内阁以维持过渡性为宜。”

　　民国元年的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席的分配，除了西藏议席没有选派外，共有120席，同盟会和共和党各占40席，统一共和党握有25席。其他小党瓜分15席。

　　宋教仁致力合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而为国民党后，国民党就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大党了，它的总部设于北京，支部遍设各省和海外各埠，在临时参议院中占了65席，成为第一大党。

　　参议院中另一大党是共和党，有40席票。共和党是以统一党与民社为中心，更合并潘鸿鼎所组织的国民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三政团组织而成。其政纲有三：（一）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三）应世界之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民国元年5月5日，共和党成立，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为张謇、那彦图、章炳麟、程德全、伍廷芳等。干事汤化龙、刘成禺、王揖唐等。照这些名字看来，组成分子是一部分君主立宪派为基础的。在立场上来论，是袁世凯的与党，应袁的需要组成以与同盟会对抗。当时同盟会号称民权党，共和党号称国权党。不久，统一党首领章炳麟辞去共和党理事，复发宣言仍旧维持统一党。

　　因为国民党骤然掌握了60议席，共和党仍只有40席，君主立宪派于是积极振作，汤化龙、林长民等暗中活动，亦酝酿合并成立一个大党，定名民主党。这时候梁启超恰自海外归国，和袁世凯妥协，汤化龙、林长民乃与孙洪伊所领导的一部分统一共和党，及北方政党共和保进党、共和促进党、国民新政社四团体合并，于民国元年10月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推举梁启超为民主党领袖。

　　梁启起在民主党成立大会中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他说：“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团体，而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国中先觉深知此义，故一年以来，注全力以从事于政党之建设，其先各党林立，派别繁多，至今日已渐合并成为大政党，若共和党、国民党皆是也。民主党成立虽稍晚，然其分子之健全，则不让他党。”接着他阐述组织一个政党应具有的精神和条件，他强调一个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一个政党必须有奋斗的决心；一个政党必须有整肃的号令；一个政党必须有优容的气量；一个政党必须有牺牲的精神。

　　民主党希望以第三大政党姿态出现，以左右国民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形势，它的本身完全以君主立宪派为主体。筹备期间，胡瑞霖、陆乃翔筹措会费，孙洪伊、余绍宋等整理会务，还有李文熙、刘崇佑、萧湘、梁善济等热心推动，遂告组成。

源济

四十二、孙、黄、袁、黎四巨头协定

　　前文曾提到孙中山入京的事。原来民国元年4月3日孙中山交卸大总统后，无官一身轻，乃离京至上海，随行有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李晓生等。在上海遇到廿年前旧友宋嘉树，相见甚欢，乃下榻宋寓，畅叙往事，并请宋引导胡汉民等至西服店添制西服，孙中山并说：“尽量做，多多益善。”

　　4月9日晨，孙中山率胡汉民等廿余人抵达武汉，会晤副总统黎元洪，共留武汉三天。武汉方面举行盛大欢迎会，并请孙中山演讲民生主义。据说黎元洪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太懂，且持反对意见。这是黎元洪首次和孙中山会面，黎的表现给同盟会的巨头们很不好的印象，尤其是胡汉民。胡为人高傲，和黎谈政治，黎浑浑然，于是胡便不理睬黎。自此而后，黎和同盟会便距离更远了。

　　袁世凯听说孙中山到了武汉，深怕南京和武汉合流以对抗北京，因此急遣唐在礼、范源濂、张大昕和王揖唐持亲笔函至武汉，恭邀孙中山赴北京访问。4月11日孙中山在汉口行辕接见范源濂和张大昕，范、张把袁的亲笔函当面呈递。袁函如下：

　　“中山仁兄先生阁下：大业告成，高飞遐举，鸿冥天幂，蝉脱尘埃，企慕私忱，匪言可喻。顷得沪上消息，知大驾将赴鄂中与黎君宋卿倾谈国事，两贤相聚，天炳德星。世凯羁滞幽燕，不获饫闻政论，伊人秋水，寤寐交萦。本拟欢迎旌节，示我周行。因前承电复须先回粤一行，粤事棼如乱丝，非先生才望不足以转危为安，世凯何敢以一人之私，孤粤中父老云霓之望。惟数月后，粤事大定，务请屈临指教，俾纾辋饥。兹遣范君静生、张君真吾两员莅鄂上候起居，并呈小影，一如世凯躬陪盛宴，亲挹雄谈。临颖神驰，无任延跂，惟为自重不宣。”

　　该函为红色八行笺楷书，末亲署“袁世凯叩上”五字，无月日。

　　4月12日孙中山一行离鄂，14日返抵上海，换乘泰顺轮南下。25日抵福州，在闽只停留一天，继续乘轮前往广东。24日抵香港，改搭宝璧兵舰，25日下午抵广州。广州万人空巷欢迎这位同乡伟人莅临，而孙中山自首次倡义被香港放逐起，足不踏广州城已17年，这次重临，虽不是衣锦荣归，却是功成还乡，其中滋味，非亲历者无法体味。

　　广东省的代理都督是陈炯明，他见到孙中山偕胡汉民返粤，胡是他的老长官，从任何方面说，胡已交卸了临时大总统的秘书长重返广州，他似乎代理的任务已告结束，加以广东内部都是拥胡的人，他亦无法恋栈，于是他在欢迎孙中山一行抵穗，并于当晚公宴款待后即托故赴香港，并请陆军司长邓铿（仲元）邀胡汉民至督府，由朱执信告胡说陈已去港，请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胡是个书生，认为都督一职已交给陈炯明，自己怎可再作冯妇，因此坚持不肯接受。这时孙中山正在省参议会演说，演说完毕来都督府，大家把陈去及希望胡来种种报告孙中山。孙中山赞成胡汉民复职，并且来一个激将法，表示自己愿为都督府的秘书长，这一来使胡惊骇不已，乃允复职，但必需陈炯明回粤为条件。当场决定由朱执信赴港邀陈炯明来穗。4月27日午后，广东省议会票决胡汉民复任广东省都督。胡就职后乃通告全省：

　　“本都督受人民重托，为维持地方起见，断不敢姑息苟安，以贻后患。粤省匪氛未靖，尤在厉行军政，务使内地一律肃清，继续陈前都督所未竟之业。倘有心怀不轨，希图扰乱公安者，本都督惟知执法严惩，决不宽贷。”

　　胡以都督兼民政长及同盟会广东支部长，任陈炯明为护军使，邓铿为陆军司长，廖仲恺为财政司长，罗文干为司法司长，朱执信为核计院长兼广阳绥靖处督办，邹鲁为官银钱局总办。

　　孙中山返粤后即居住广州，有时赴澳门、香港。

　　孙中山北京之行的酝酿，已经好多个月了，最后决定启程的日期是8月17日乘新铭轮北上，后又改为搭18日的安平商轮。就在筹备动身时，北京传来消息，袁世凯15日以秘密军法枪杀张振武和方维。上海方面得到这个消息为之震动，同志蔡元培、吴敬恒、徐宗汉（黄兴的夫人）等都反对孙、黄赴北京，认为袁世凯无信无义。而北京、天津方面的党人也因袁残害革命同志，包藏祸心，来电劝阻。孙中山则主张以诚信感化袁，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失信于袁”，不过同意黄兴暂缓北上，由其“单刀赴会”。这时候黄兴正染喉疾，于是孙行黄止便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决定。

　　黄兴和宋教仁是当时革命领导人物中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对袁世凯来说，袁在人格上，革命功勋上，革命思想上都无法和孙中山相比，所以袁所仇视的真正对象不是革命创造者孙中山，而革命实行家黄兴和政党策划专家宋教仁。

　　袁早就想促成一次民国四巨头会议，就是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一同到北京来。这个四巨头会议的积极意义是宣告中外，民国已经统一了；消极意义是袁个人总统地位已经确定，便需要加强四巨头的联系，以化除相互的成见。可是袁这个目的只达到了一半，由于张振武案发生，黎元洪不敢到北京来，怕参议院和舆论轰他；怕袁或同盟会方面对他采取不利的手段，所以黎是绝对不会来了。黄兴也由于张振武案而裹足不前。但孙中山的北上晤袁，则是民国成立后的一件大事。

　　孙中山毕生以诚信感人，从不关心个人的安危，只想用自己的精诚和善意去感化老袁。他轻入虎穴，不计危险，想说服袁世凯能和同盟会真诚合作，摆脱北方的旧势力，同意迁都南京。

　　袁世凯对于孙中山敢于单刀赴会的精神，不由得暗中惊佩，他极力装出非常热诚的欢迎姿态，派总统专用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到前门外迎接孙中山，并命北京的军警，以总统之礼欢迎。北京全城市民则是自动地热烈欢迎这位革命伟人，全城悬旗致敬！

　　孙中山抵京后下榻迎宾馆。孙、袁两位还是第一次晤面，袁见到这位手创民国的革命伟人，满脸堆着笑容，握手握得特别亲热。从此三日一大宴，两日一密谈，前后竟谈了13次。

　　君子可欺以其方，袁使用了另一套手法对付孙中山。孙中山以诚信待人，竟相信袁。这里可以从孙中山给黄兴的一通电报看出：

　　“到京后与项城接谈二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于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各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孙中山赴北京的目的，是想以德化袁，以诚信使袁归附，所以他的北行任务有三：一是拟吸收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且愿意把党魁的地位让给袁，使袁能为党所用；二是拟以政党责任内阁限制袁滥用总统权力，以便与袁真诚合作；三是拟说服袁仍然迁都南京，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为了表示和袁真诚合作，他和黄兴相约，共同放弃竞选民国的正式总统，以让袁在毫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正式总统。他还进一步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以安定国家政治的主张。

　　9月6日，孙中山抽空到张家口去眺望长城景色。对北中国的风物，这位民国伟人是生疏的，他毕生奔走革命，推翻清廷，创建民国，功成不居，退位让袁，如今以国民一分子，仆仆风尘，不忘国家统一和建设，这种坦荡的胸怀，实在是令人崇敬万分的！可是，他在北方的努力都白费了，由于袁世凯已是一个入了魔道的霸王，他对于这位革命伟人对他的感化，完全没有接受。民国初年政治陷于动乱，以及袁后来称帝失败，可以说与这次孙、袁晤面，袁不能接受孙的教诲有很大关系。

　　孙中山在北京前后住了一个月，和袁的谈话共13次，每次谈话自下午4时起到夜晚10时至12时，更有三四次是谈到午夜二时以后。这些会晤，除了孙、袁两人而外，有时则有梁士诒参加。由于会谈没有公布，因此内容是讳莫如深的。据说有一晚孙中山对袁说：“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廿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则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袁微笑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精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一晚上孙、袁谈到一点钟，梁士诒送孙中山返行馆，孙留梁叙谈，曾说：“我与项城的谈话，所见略同，我的政见，他都能领会，但有一事我至今尚不明白，我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根本谈不到，欲解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与项城谈到耕者有其田的政见，以为项城必会反对，怎知他不但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我实在不解是何故？”梁答说：“先生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

　　孙中山究竟把他的三个北行目的对袁说了没有，不得而知，但他曾和袁说到收回硬币而代以纸币的政策。他每提出一个问题，袁都击节赞赏，从没有不同意。有一天两人谈到兴高彩烈时，袁兴奋地站了起来，举手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

　　袁对孙中山的态度是亲切、诚恳、百依百顺，使孙中山错误地认为袁的一切并不如传言中的恶劣。袁从未对孙中山提过什么要求，仅只谈过一件事是梁启超回国问题。袁说：“辛亥年我组织责任内阁时，曾经请梁卓如回国来担任司法部副大臣，他虽然没有回国，但此后经常和我通信，我知道他已经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现在允许他回国来参加政治，对我们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多少可以得到他的一些帮助。”孙立即同意了袁的意见。原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得了日人山田、少村俊三郎、野口内多三个人的掩护，由天津逃到日本，从事保皇立宪的运动。中华民国成立后，云南都督蔡锷电请黎元洪转电中央政府，要求起用他的老师梁启超，对袁世凯来说，他正想把这个君主立宪派领袖延揽回国，以供他的利用。所以他才如此热心地向孙中山提议，希望孙不念旧恶，给梁以效力民国的机会。

　　孙中山既然相信袁有合作就范的诚意，于是敦促黄兴仍来北京一行，俾免心中有所不快。黄虽不惬于袁的为人，但为调和南北，维持大局起见，乃毅然前往北京。

　　早在7月中旬，袁即遣蒋作宾持亲笔函和照片访黄，邀黄入京，黄当时复袁函如下：

　　“慰公先生大总统钧鉴：日昨由蒋雨严（作宾）次长交到手书尊照。既见鬷蔑之心，如睹叶公之面，私衷钦仰，未可言喻。念自南北统一，先生独排众议，竭力主持，造福国民，诚非浅鲜。方今建设伊始，经纬万端，财政日陷于危机，舆论未衷于一致，潮流所至，国本堪虞，尤赖展布鸿猷，以匡大局。兴历年奔走，学殖久荒，才智不及中人，精力亦渐疲惫。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迭次忝膺重任，勉竭驽钝，实无寸长，退职之余，方思补过，而赐示乃奖励逾量，策以方来，命速至京，共筹大计，再三祗诵，愧悚弥深。惟是国事关怀，肝胆尚存，深念我公独当冲要，劳怨不辞，兴也何人，岂敢惜此一行，苟安旦夕，虽管蠡之见无可贡献，而得见君子，借聆名言，实所欣愿。前因风扇伤手，疮痕未愈，近复脚气发痛，跬步艰难，俟稍就痊可，即当遵命北行，抠衣进谒。兹因蒋次长还京之便，附呈相片，先表企慕之忱，伏维垂鉴。敬颂钧安！黄兴顿首。”

　　袁又以大总统名义颁令授黄兴为陆军上将，黄于9月12日上书辞谢。辞函云：

　　“大总统赐鉴：元年9月7日奉钧令授兴为陆军上将。闻命之下，愧悚莫名。……兴湘上书生，军旅之事本未尝学……十年以后，屡蹶屡起，中间亡命海外，虽不敢苟安旦夕，爱惜余生，然多败垂成，无功可纪。去岁武昌首举义旗，各省响应，卒致一体赞成，建设民国，时仅三月，兵不蔓延，而大局略定，皆出于我大总统救国之决心，与全国同胞之毅力。兴随诸君子后，强效驰驱，本国民分所应为，乃蒙宠以殊荣，侪之上将，则是不谙武学之身，滥竽军界……才同下驷，位忝冠军，时值种瓜，功非老将，倘竟被此荣名，恐无以励戎行而诏来兹也。况复河口督师，丧吾精锐，粤城苦战，失我良朋，以及历年各处相从起义，或运动革命，而身死妻离子散，久陷囹圄者，数且千百计。汉阳之役，舆尸多凶，皆为兴生平至痛之事，今独以侥幸残生，靦膺上赏，回念荒原白骨，冢且垒垒，创造共和，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曾记日本社会党有歌云：‘彼大将胸间光辉灿烂之物，原非荣誉之金鸡勋章，乃为最可怜之兵卒骷髅’，今之上将头衔，何以异此！此则兴午夜扪心，诵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句而悲不自胜者也。务恳我大总统俯鉴愚忱而重视名器，不可滥假，收回成命，使兴得为共和国民，免滋咎戾，实所感激，不胜屏营之至。”

　　袁世凯这时正在讨好孙、黄，因此对黄的谦辞批复不准：

　　“据呈阅悉，该前留守，奔走国事廿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坚苦卓绝，凡所经历，中外咸知，即起诸先烈于九泉而质之，当无愧色。授以上将，非曰酬庸之典，只征心理之同。来呈谓共和造成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抚今悼昔，悲壮苍凉；蒿目时艰，弥深悚惕。斯则本大总统与国民所当同思惕励，永矢不忘者也。该前留守谦挹之怀，足以风世，惟事经国务会议，佥谓该前留守名冠军界，众论翕然，所请收回成命，碍难照准。”

　　8月27日黄兴在上海搭铭新轮北上，同行的有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何成浚、赵铁、徐少秋、徐申伯、梅同生、杨谱笙、陆惠生、龚禁侵、孙棣山等。北京特派总统府顾问官张仲华和旅长陈元白来接。宋教仁则迎于天津。9月11日抵北京，北京政府和各界热烈欢迎，其隆重仅稍逊于孙中山。第二天黄赴总统府拜访袁，袁同样地和黄热烈握手，亲切寒暄。

　　21日晚八时袁正式宴黄及随来诸人，同座者有参议院正副议长、秘书长、各部总次长及各高级军官约七八十人。酒酣，袁起立致欢迎词：

　　“现在世界专制国断不能存立，非建设共和不可。盖专制国为家天下，仅以少数人负国家责任，故国事愈颓废；共和国为公天下，以全国人负国家责任，故国家可振兴。时至今日我国非采用共和国体不足以巩固国基。克强先生有见于此，惨淡经营，苦心创设共和，其丰功伟烈彰彰在人耳目，无俟赘述。在南京留守府时军队林立，鄙人未能时时接济饷项，先生于军饷缺乏之余，不仅能镇慑军心，并能首倡退伍，此先生至诚感人，是谓武备的精神，望我军界诸君均以先生武备的精神为模范，然后可维持于不败。曾涤生云真心爱国百折不回，先生艰苦卓绝成此大业，乃所谓真心爱国百折不回者，鄙人极为钦佩。就一班人观之，皆谓克强先生为磊落英雄，据鄙人所见不仅是磊落英雄，更是诚笃君子。鄙人对于先生敬之爱之，莫可言喻。此次先生北来，各界极欢迎，我两人相见所谈政见均属相同，先生所筹划各事或皆出于真挚爱国之心，由惨淡经营而来，切实可行。今人言以国家为前提者甚多，大率口头禅，惟先生真是以国家为前提云。”

　　黄兴答词：“今谬蒙大总统奖饰逾恒，愧不敢当。共和成立，实赖大总统救国之决心及国务员与各军长、师长各位一致赞助，始能收此效果，兴极为感佩。现在国基初立，建设之事甚多，大总统代表中华民国人民，当此艰巨困难之时局，一方面要维持破坏秩序，一方面要建立共和国家基础，其困难情形可以想见。兴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苦心规划，尤为感佩。以后国家困难之事，或较今日为尤甚，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真实爱国心，以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使中华民国与各国立于平等之地位，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此兴之所希望于在座诸君，并用以自勉者。”

　　孙中山在北京的活动，非常普遍，他认为革命并非以排满为目的，而是在于以平等地位结合五族汇为大中华民族。因此他曾和前清摄政王载沣互相拜会，前清隆裕太后曾命太保世续开放颐和园欢迎他参观，9月12日又命贝子溥伦等在金鱼胡同那桐宅欢宴孙、黄二公。席间并由溥伦致欢迎辞。溥伦说：

　　“两先生都是非常之人，所以能建非常之业。这次国体变更，完全是两先生鼓吹奔走之力，咱们太后久仰孙先生的仁德，且信共和政体为廿世纪大势所趋，所以毅然以国政还之国人。咱们所期待的五族一律平等，国基从此永固，皇族受福无穷。”

　　这天，孙中山感染喉疾，所以没有讲话，改由黄兴起立致答辞，黄说：

　　“这次共和告成，是由孙先生数十年的领导，坚苦卓绝，才使国人闻风景从，人心依归；如果没有隆裕太后的明哲，毅然决然主张让国退位，则革命成功不能如此容易。所以我们今天追源溯始，隆裕太后对于民国成立也有莫大的功绩。我们大家举杯为她的健康干一杯！”

　　10月3日参谋部在颐和园欢宴革命党的两位伟大军人

　　黄兴和陈其美，邀请了前清太保世续作陪。黄兴和世续坐得很近，黄问起溥仪的起居近况，世续说溥仪今年四岁，已经剪了发，每日读书写字甚勤。黄说：“我们今天五族一家，清朝皇族多才，也是民国之福。”

　　由于这几位创建民国的伟人在北京的态度，使得退位的清朝皇族感到非常安慰，认为他们今后在新中国里面是不会遭到迫害或是清算的了。

　　袁世凯本希望在民国元年双十节（即辛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于北京举行孙、黄、袁、黎四巨头会议，共同签署了一个施政纲领。因为民国《约法》早经公布，可是政府本身并无明确切实的施政纲领。在辛亥武昌起义周年，孙、黄、黎如能联袂晋京，不仅象征全国统一，也奠定了袁的总统地位。不巧是黎元洪因张振武案不敢入京，四巨头只好改成三巨头会议。孙、黄、袁三巨头几番讨论，最后确定了大纲八条，用电报征得副总统黎元洪的同意，遂于9月25日由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宣布“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全文是：

　　“民国统一，寒暑一更，庶政进行，每多濡缓，欲为根本之解决，必先有确定之方针，本大总统劳心焦思，几废寝食，久欲联合各政党魁杰，捐除成见，商榷救济之方，适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先后莅京，过从欢洽，从容讨论，殆无虚日，因协定内政大纲，质诸国务院诸公，亦翕然无间，乃以电询武昌黎副总统，征其同意，旋得复电，深表赞成，其大纲八条如左：

　　（一）立国采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根据这八大政策，又订定了实行手续四项协议：

　　（一）实行统一：各省军政府尚未取消者，电饬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员分赴各省调查情形，军事、外交、交通各司长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隶于中央各部，以期统一；

　　（二）整顿海陆军：拟筹集的款，速组织陆军大学，并组织海军学校，饬由海陆军部选派人员，赴各国考察；

　　（三）兴办铁道：已归孙中山先生办理，请黄兴先生担任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四）资助国民组织实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上项协定和实行步骤，没有一项提到遵守《临时约法》，尊重国会和贯彻责任内阁的一些根本问题，条文有些抽象而不具体。袁当然是达到了目的，因为中央政府好像就是袁个人的中央，且从这个宣言中把一切大权抓到袁手里。让他主持军事、举借外债，国民党所主张把首都迁回南京的问题竟只字没有提到。只是孙中山被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黄兴则被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

　　这就是革命伟人们的热情和爱国热心，斗不过袁世凯这个老狐狸！

源济

四十三、赵秉钧张冠李戴

　　陆徵祥请假时，内阁总理由内务部总长赵秉钧代理。赵在唐内阁和陆内阁中，都是独立特行的，他不参加国务会议，遇事直接向老袁请示。国民党成立后，他受袁的密令，接受黄兴的邀请，加入国民党。袁既然向黄兴大送秋波，要请黄的好友沈秉坤出任总理，黄兴投桃报李，遂向袁推荐赵秉钧组阁，因为赵是袁的死党，又是国民党员，自然是过渡时期理想的人选。

　　赵既然已经代理了总理，如今由代理而真除，在袁世凯来说，应是正合孤意。可是黄兴更向袁推荐沈秉坤出任内务总长以接替赵的遗缺，这却不为袁所接受，因为内务部在赵时代已形成了一个极有实权的机构，具有民政权和警察权，袁当然不会把这个主要机构交出来的。

　　民国元年9月22日，袁世凯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内阁总理，得到参议院的顺利通过。为什么参议院会顺利通过呢？这完全因为有黄兴的疏通调和。可是袁并没有接受黄的推荐以沈秉坤主内务，却派沈为浦口商场督办，另以袁的死党朱启钤继任内务总长。

　　赵秉钧组阁时。袁放出空气说：“赵秉钧是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其实，这是一个张冠李戴的政党内阁。

　　天下事有许多奇怪的，也不可解的，譬如说陆徵祥以擅长外交来组织民国的第二届内阁，可是在他任国务总理期间，却没有什么大的外交事件让他一显身手，麻烦的却是内政。先有张振武案发生，其后则是孙、黄入京，四巨头发表政纲，这一连串的大事都使陆徵祥尸位素餐，幸而他因病入住医院，落得一个不闻不问。至于赵秉钧组织第三届民国内阁时，赵一直负责内务部，从清宣统年间到民国，应算是一个内政专家了，可是他一上台，麻烦就出在外交上，那便是轰动一时的库伦问题。俄国阴谋掠占外蒙古所发生的“俄库问题”。

　　陆徵祥原已答应继续留任外务总长，但其后又变了主意，坚决不干，于是赵秉钧的内阁中，外交总长乃由梁如浩继任，陆徵祥则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的高等外交顾问。

　　赵秉钧内阁成立后，外交团中忽然传出一个骇人的消息，说是中国政府已经和各国断绝外交关系了。这当然是个谣言，谣言从何而起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当梁如浩接任外交总长后，认为依照各国通例，所有各国使节应该依例前赴外交部道贺，所以乃发表一封通函给各国使馆，略谓本总长已于某月某日接任，特此通知，并希望贵公使于某日某时来署，以便接见云云。这个通知在外交团中引起了波折，因为外交团的看法不一样，他们的解释是：前清时代，外务部尚书到任，都是先拜使馆，然后各国使节才前往回拜。今日的外交总长，就是前清时的外务尚书，依此而言，宜由外交总长先来拜望，然后各国使节才可赴外交部。外交团这种意见实在是错误的。前清的外交部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高负责人是奕劻，他一直负责了十几年，至于下面的尚书，实际上是辅助官。这些尚书到任时倒是真的先赴各使馆拜望，然后再由各使回拜。外交团以这一个例子来衡量民国时代的外交总长，实在是不恰当的。各国使节答复梁总长就任和约会函很简略，只云：“接到贵总长来函通告接任，聆悉一是”。竟不提约会，也不赴约，还有几个国家竟只字不复，实属可恶之至。其中只有法国公使曾赴梁的私宴一次。各国使节遂和赵内阁的外交总长毫无往还，凡有事故，各国使节由参赞随员和外交部次长颜惠庆交涉。这就是中国和各国断绝邦交谣言的真实原因。梁如浩的外交总长坐了月余，外交上毫无办法。民国元年10月24日突然发生俄库密约事，梁仓皇无措，乃于25日至东交民巷遍拜各使，当然毫无要领。俄库密约发生后，梁如浩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要知道外交活动要讲历史渊源和关系，在这方面，梁不只比不上陆徵祥，也比不上他的次长颜惠庆，所以库伦问题一发生，梁当然手足无措了。

　　库伦问题的发生，是俄前任驻华公使柯索维茨到库伦活动的最高峰。路透社电讯说柯使已向库伦交付正式承认书，“库伦”政府元首哲布尊丹巴活佛及蒙人对柯使予以盛大欢迎云云。这则电讯震动了北京朝野，总统府和国务院均分别召开紧急会议，与会人士面面相对，拿不出一个办法来。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俄蒙勾结的实际内容。北京政府和库伦之间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库伦电报局已被接收。中国外交部也曾采取行动，电令驻俄代办向俄国外交部询问，俄国答复说：“中国现已与各国断绝邦交，所以我国没有意思答复。”这所谓的断绝邦交就是梁如浩上台后未去拜访各国驻北京使节。

　　北京的中国记者，曾赴俄使馆访问，俄使的答复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公报发表，不过蒙古问题我们曾在六个月前就和中国交涉，可是中国方面概不答复，好像不屑和俄国交涉。现在中国权力既然不能及于蒙古，俄国为了交涉便利计，所以派遣专使赴库伦与蒙人直接接触，同时就蒙古问题作通盘地调查。正式承认是可能的。”

　　当俄国派赴库伦的专使动身时，外电传说俄使已赴库伦，于是外交部内有人主张向俄方提出抗议，质问柯索维茨到库伦何为？梁如浩反对提抗议，认为此事真实情形尚不知道，贸然先提抗议，俄人撕破了脸承认下来更难办了。其后人言啧啧，俄库勾结已是呼之欲出，梁乃把抗议书提交国务会议讨论，结果大家意见也主张稍缓。可是路透社电讯证实了一切，梁如浩到东交民巷拜访各国使节，由于这是他上任后初次接触，这种官式接解，自然是完全得不到要领的。11月7日，总统府外交顾问陆徵祥亲自出马，径赴俄国使馆访问，俄使乃透露了俄库确已签约，俄国将来会承认蒙古独立。

　　陆徵祥证实了俄库勾结已有行动，使得北京政府震惊万分。外交部这时才提出一种形式上的抗议，略谓蒙古是中国领土，没有和外国签订任何条约的权利，倘有任何条约，中国概不承认。这种毫无行动和实力为后盾的抗议，实在是隔靴搔痒，因早在陆徵祥任外交总长时就已通告过俄国和其公使了。

　　民国元年11月8日傍晚，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偕翻译阿里索福至外交部晤见梁如浩总长，这突然的造访显示有不平凡的事故。俄使说：

　　“本人奉俄国政府命令前来拜望贵总长。俄国政府命令本人将此次柯索维茨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活佛所定条件面交贵总长。柯索维茨此次赴库伦，有其不得已的情形，因为俄国提议和中国政府商量蒙古问题，为时已经年余，而贵国始终不允和俄国开议，俄国在蒙古商务及其他利权甚大，不能不加以保护。现在哲布尊丹巴政府为外蒙古实际上之政府，所以俄国必需承认现实，和这个政府订立条约。不过条约内的文字甚为谨慎，始终未提及蒙古独立和脱离中国字样，深望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俄库条约表示同情和追认，如果不幸不能得到贵国的赞成，俄国也必然要维持条约中的主题，这主题不外是过去屡次向贵国提议的三点，就是中国不得在外蒙殖民、驻兵、派官。”

　　俄使说完，梁如浩总长致答，梁说：

　　“本人听到贵使的话深感震惊和遗憾。外蒙古为中国的一部分，绝对的没有和外国订立条约的权力。中俄邦交素来融洽，俄国此次私自和外蒙订约，在中国看来，实在不是友好举动。中国政府希望世界各国在中华民国甫告成立的幼儿时代，各种交涉格外和平，不应该乘中国多事之秋表现攘夺和乘人于危的举动。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外蒙古有任何打算，都是中国内政问题，中国政府自会处理，第三国出而干预就不是友好行动。据我们所得情报，这次外蒙古闹独立，实在是有人怂恿和阴谋促成，贵国在这时候，应该避免嫌疑，免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贵使云及俄国已和库伦签订条约，实在是非常不适当的举动，有违国际道德。本部昨日已以正式照会声明，现在我再告诉阁下，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其傀儡政权和任何外国签定的任何条约，中国都不会承认。至于贵使今天所送来的俄库条约，我们需要研究后才能表示中国政府的态度。”

　　俄使答说：“贵总长所言各点，本使当会电告本国政府。”

　　俄使把《俄库条约》全部俄文稿交付梁总长后，即行辞出。外交部在第二天始全部译成中文，中国政府才算获悉俄库所签条约的全文，可是这时在北京由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已经喊卖号外发表全文了。由于俄使先一天已将此条约文分别通知各国驻北京公使，《顺天时报》当然是在日本公使馆内得到的。当时中国政府外交活动的迟缓，由此可见，实在言之痛心。

　　俄人利用中国革命，在外蒙古进行阴谋，是得到日本和英国相互同意的，英人欲吞吃西藏，日本则打算吞吃北满，所以俄蒙勾结，列强坐视。清宣统末年，应付革命尚来不及，民国成立，政府尚未组织巩固，俄国此举完全是乘人于危。所以在俄人振振有辞说是多次要求和中国谈判蒙古问题，中国没有理会，其实不是中国不理，实在是来不及理，也不知该如何应付。

　　俄国要求和中国谈蒙古问题，有三个原则：一是中国不得在蒙古用兵；二是中国不得把蒙古改为行省；三是中国不得向蒙古移民。如果中国同意这三个原则，俄国愿负责督促蒙古取消独立。这样的谈判基础，中国自然无法同意，因此中国政府只好装聋作哑，不予理会了。

　　库伦问题发生后，总统府开会，国务院开会，总统府国务院开联席会，总统府开高等军官高等顾问会，袁世凯和梁士诒单独计议，讨论来讨论去，不外战争与和平两条路，可是最后的结论是，既不能战又不能和！

　　京中和战不决，也无具体意见答复俄方，而库伦消息陆续传来。据说库伦已组成政府，元首是哲布尊丹巴活佛，内阁总理是松彦光汗，他并兼任财政部尚书，内务部尚书是雀伦琦迷，外务部尚书是杭达，工部尚书是图什公，陆军部尚书是达赖贝子，刑部尚书是那木萨斯。又传说俄人自和哲布尊丹巴订立协约后，陆续派驻内外蒙古之军队有加无已，张家口至恰克图之间2400里电线，俄库双方已占有四分之三，中国政府对该区情况完全不明。

　　梁如浩当俄使正式通知俄库已签条约的第三天，未经请假径赴天津。正当外交情势万分紧迫之际，外交总长表现如此，各方为之大哗，议院攻击尤烈。梁在天津因之不敢回北京，函请辞职。北京当局亦觉梁不能胜任外交总长，于是袁世凯邀请陆徵祥重作冯妇，返任外交总长，陆亦欣然接受，毫不推卸。当陆徵祥继任外交总长的一案提交参议院时，竟以全票通过。这时的陆徵祥，大有“公不出山如苍生何”之慨，参议院已完全忘了三个月前否决陆阁阁员给陆难堪的一幕了。

　　陆徵祥复任外交总长后，即电告俄外交部，通告再任外交总长，并希望彼此在睦邻敦谊互相尊重的基础下，开始商谈两国有关问题。俄国外交部立即复电，表示两国友谊素睦，最近虽有蒙古问题发生，但其事甚小，不难在友好空气中谈判解决。陆徵祥乃亲赴俄使馆，要求开始谈判，同时电告俄外交部，表示既然俄政府愿意在友好空气中恢复谈判，则希望俄方先将《俄库条约》取消。俄方对此则没有答复。

　　陆徵祥以曾任国务总理的身份，当外交情势紧迫而毅然降格出任外交总长，在一般人心目中，顿然成为一个可尊敬可称赞的政治人物，在北京的中外记者亦纷纷函请陆要求约晤，一谈外交形势。陆完全是西化的作风，他复给各报记者这样一封信：

　　“……祥以孱躯，重膺繁剧，日与外交团会晤及赴国务会议等处，几无片晷之暇得以从容谈话。兹内人拟于星期日五点钟在寓接见宾客，倘承惠顾，即请驾临，是所企盼。此颂台祺。陆徵祥启。”

　　这样一封约会信，在50多年前北京那个半新半旧的社会中，实在是很特殊的。原来陆徵祥的夫人是法国人，且为出名的“外交界之花”。约会的一天，陆夫人在客厅正中一张楠木雕花椅上坐着，陆总长把客人介绍给她，她用纯粹的巴黎话与来宾寒暄。然后记者们围了陆徵祥大谈外交情势。陆表示到任后已和俄使晤谈四次，正谈双方撤兵事，其他谈判无进展。法国公使康悌系以私人身份出面调停，至于国际情势因巴尔干风云紧急，故大家注意力集中欧洲，对中俄纠纷乃不甚注意。

　　陆徵祥所谓已和俄使谈判四次，据新闻记者从侧面探悉四次谈判情形为：第一次乃系陆徵祥要求俄国取消俄蒙条约，而俄使则要求中国承认俄蒙条约；第二次是俄使谓俄于蒙古已得有实权，并无中国承认之必要，不过俄方尊崇睦谊所以才和中国谈商；第三次是陆徵祥表示中俄谈判须以不损害中国之领土权及主权为范围，俄使则谓中国承认蒙古之自治权，俄国愿承认中国之领土权；第四次是俄使据科布多领事来电谓中国进兵科城，于是双方乃决定谈判如何撤兵。

源济

四十四、俄侵外蒙、英侵西藏

　　俄国在亚洲的侵略计划，是依赖西伯利亚铁道为唯一命脉，为了西伯利亚的安全，所以必须侵占外蒙古。因为倘中国以蒙古置省，在库伦驻大军，则西伯利亚铁路随时会被中国占领。因此西伯利亚铁道建筑后，俄帝占蒙古的野心昭然若揭，一方面优待佛教徒以争取蒙人好感，同时对于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加意拉拢，不断派遣使节访问哲布尊丹巴，并赠奇珍异宝，哲布尊丹巴乃渐有疏清亲俄之意。加以清末在外蒙推行新政失当，使蒙人离心离德，清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处置欠妥，遂予俄人有可乘之机。清宣统二年（1910年）日俄签订密约，俄帝对中国侵略乃更趋积极，同时加紧怂恿哲布尊丹巴为蒙古君主，以断绝和中国的臣属关系。哲布尊丹巴果坠术中，乘中国革命爆发，宣告独立，驱逐清官兵于蒙古境外，俄政府亦同时向清廷外务部提出下列要求：（一）清国承认俄国有自库伦至俄境筑建铁路之权；（二）清国须与蒙古订约三点：甲、清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乙、清国不得在外蒙殖民。丙、蒙人自治受清办事大臣管辖。（三）清国所有治蒙主权改隶办事大臣。清俄交涉仍由两国政府协商。（四）俄饬领事官协助，担保蒙人对于清国应尽之义务；（五）清国在蒙如有改革，须先与俄国商酌。

　　俄国向清廷提出这些要求后，正值清廷应付革命军力不从心，皇统亦将不保，自身尚顾不到，遂来不及和俄国交涉。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卅日外蒙集中大军宣布成立大蒙古帝国，驱逐清驻库伦大臣三多和他的文武属员。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组织伪政府，年号“共戴”。

　　中华民国成立后，日在纷乱中，更无余力兼顾外蒙，俄国遂乘机攘夺，派前任驻华公使柯索维茨于元年10月3日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政府”签订《俄库条约》。约文如下：

　　（一）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持现已成立之自治秩序，及蒙古编练之国民军，不准中国兵队入蒙古边境、与华人移殖蒙地之各权利。

　　（二）蒙古政府准俄国人民及俄国商务，照旧在蒙古领土内享用此约所附专条内开各权利及特种权利。其他外国人自不得在蒙古享同等于俄国人民所享之权利。

　　（三）如蒙古政府以为须与中国或别国订约时，无论如何所订之新约未经俄政府允许，不能违背或变更此协约及专条内各条件。

　　（四）此友谊协约自签押之日施行。

　　《俄库条约》的附约甚为详细，规定俄人在外蒙享有自由居住、移动和商务制作权，贸易免税权，租赁或购买场地建筑房屋权，垦殖权，享用矿产、森林、渔业权，俄国银行在外蒙开设分行权，俄国政府与外蒙地方官协商派遣领事权，设置邮政权，自由航行权等等。这个附约几乎垄断了整个外蒙古，其侵占外蒙权利，等于统治了外蒙。

　　库伦宣布“独立”，曾传檄内蒙古各盟，由檄文中可以看出库伦傀儡政权的一切。

　　（第一次檄文）：“喀尔喀库伦齐集各王贝子公扎萨克堪布商卓特巴达喇嘛等，为咨行事：本盟长副将军何贝等，暨互来齐集库伦汗王贝子公扎萨克以及伦堪布诺门汗副堪布，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达喇嘛等，彼此相商，共同一致，于本年十月八日呈递曼达尔请示活佛（注：即哲布尊丹巴活佛，外蒙古最高人物）呈称：现今时势艰难，甚为可惧，本蒙古前以清皇仁德，推崇黄教，是以倾心归服。近年以来，有名无实，本蒙古所受一切困苦逐日增加，情事昭然，人所共见。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丁此时艰应如何造育生成之处请明白训示等情。本日奉活佛谕：所呈各节均与时势有关，甚合予意，满汉之现象如此，亦满洲之不德所致也。我蒙古亦宜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雄。本喇嘛待遇蒙众，一视同仁毫无偏倚，应将此意传令各蒙众一体知悉，等因。跪读之下，伏查现在时势既至如此，而活佛指示详明，譬如大梦方醒，群疑尽释，欣感无已。夫立国之道，首在兵强，应将各盟兵丁调派训练，上可拱卫活佛维持黄教，下可固守地面，保护人民，业已商酌公布在案。又自立为国一事，于本年夏间经库伦齐集之汗王公各扎萨克等再三筹商，彼此意见相同，一面特派专使额林沁前赴俄国通好，并请保护一切，当得俄政府允许，此后蒙俄国交当益巩固，一面推哲布尊丹巴喇嘛为蒙古君主，建立蒙古国家，北与俄国联络，彼此相助，以期黄教仍旧推行，不惟保护生命，且免将来祸机。此项情节自应一体知悉，相应飞咨内外各蒙古盟长总管等，于文到时妥为宣布……”

　　（第二次檄文）：“窃查清国遣派大臣驻库以来，欺压蒙众，骚扰地方，业将该大臣等逐出境外。建立蒙国，应由各盟旗同心协力，防守外边所有各该游牧要隘地方，当即分途派兵驻扎以资巡防而靖边地。本喀尔喀汗王各扎萨克等叠次相商，总以汉官执掌国权，办事多不平允，需索蒙众，败坏宗教，一切旧规并不体恤，因而各自失望。现在汉人互相仇视，所在军兴，一时断难平静，显然共见。今借与活佛呈递曼德尔之便，业将时势危迫，本同族同宗谅必允从，现恐南路敌人行将举兵来伐，即应妥为防守，以固疆域，凡交界关卡之处，须不时细心巡查，免贻祸患。……当奉法旨，非图独立，断难生存，爰循旧制，喀尔喀蒙古创立国都，公举活佛为君，驱逐汉官各情形已咨明分行各该处在案。伏查此案虽未与内蒙逐一议辨，然向我蒙古游牧关津隘口等处迅速分途派兵驻扎防守，如有不肖劣民往来行走，即令驱逐，不准前行，一面飞报本处，以靖地方……”

　　这两个檄文是由蒙文译成汉文，所以有许多蒙古文法，读起来不太流畅。

　　内蒙古分为六盟，东四盟是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诺。西二盟是乌兰察布、伊克昭。伊克昭盟辖鄂尔多斯一部，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三旗，右翼四旗，合共六旗。伊盟当时的正长是亲王阿尔宾巴雅，副长是亲王特古斯阿勒垣胡雅克图。库伦传檄到内蒙古后，伊克昭盟主表反对，且提出13点质问库伦：

　　“……窃谓现在时代核与古昔情势不同，我蒙古拟欲自立国体一节，查哲布尊丹巴圣佛原系黄教正宗，原本一族公推为尊，并无违背，本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堪布台吉官员俱系蒙古一族，经再四思维，颇多疑虑，用是送次会议，拟定十三条质问于左：

　　此事虽经圣佛喇嘛颁令独立，究竟圣佛是否允认为君，此本盟所尚未喻者一；

　　如果圣佛允居大位，究竟黄教之主又推何人？俾得奉为国师，此所未喻者二；

　　若圣佛意重黄教，不居君位，既称独立，究竟推戴何人为君，此所未喻者三；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历亲伊古以来，历代兴亡无不先有兆验，今兴国吉兆，有何见闻，此所未喻者四；

　　独立之国必须兵力、财力足以自保，蒙古地域辽阔，防守各处军队数万恐不敷用，若练成十万之兵，饷糈将由何出，亦不得不预先筹划。且办理国务须立大小衙门设官分治，用人必多，一切薪俸行政经费及军需各项银两将由何出，如何规定，此所未喻者五；本蒙古以黄教为本，重在后世因果福应，我蒙人只知佛法，宏渡优越汉人等数千名，而于世界学问书史概未寓目，且蒙人于治国之道，从来贤才甚少，即我元太祖定鼎之时，亦延请耶律楚材、郭玉实二人任以军师、将军之职，现闻我蒙虽有灵法广大者八十一人，能否全蒙，此所未喻者六；

　　治国之道必得贤才，军政学校行政司法各界须具有多数完全资格者方能敷用，我蒙人程度幼稚，若为独立国，人才是否敷用，此未喻者七；

　　我蒙用人行政尚未定衡，能保存永久独立不坏全局否？此未喻者八；

　　请求俄国保护，俄人涎我利权固属乐于接受，惟其军用物品，如饷糈枪械所费不赀，我蒙财政困难，俄能否源源接济，此所未喻者九；果俄国能接济，事后如何酬报？俄本贪心，岂无特别要求，此未喻者十；

　　我蒙二百年来即为中华领土，环球各国共见共闻，此次俄人承认保护，是否通知各国得其同意，此未喻者十一；

　　我蒙究于何年何月成立，各国均未预闻，现在有无外交官直接请求各国宣布承认，此未喻者十二；

　　立国之道首重建都，我蒙首都现设何处？借俄国之保护力，是否保护国都，抑保护边境，此外我蒙有无担任国防军队，万一不幸而至于开战，如何防护如何对待，此未喻者十三。

　　谨拟愚见十三条照复。古语有之：天定胜人，人难胜天。是以照复贵老爷喇嘛等，请将一切情形详议见复可也。”

　　北京政府对于外蒙傀儡政权是采用政治方法多于军事行动，除了对内蒙设法争取，阻止其和“库伦政权”勾结外，对外蒙方面也下了不少力气。袁世凯和“库伦政权”君主哲布尊丹巴通信就是其中的一项策略。

　　袁世凯致哲布尊丹巴电如下：“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贵喇嘛慈爱群生，宅心公博，用特详述利害，以免误会。各洲独立之国，必其人民、财赋、兵力、政治皆足自存，乃可成一国，而不为人吞噬。蒙古地面虽广，人数过少，尚不如内地一小省之数，以蒙民生计窘迫，财赋所入至微，外蒙壮丁日求一饱尚不可得，今乃欲责令出设官养兵购械诸费，不背叛则填沟壑，何所取给。若借之于人，则太阿倒持，必致喧宾夺主。又自奉黄教以来，好生忌杀已成天性，各部箭丁只知骑射，刀矛尚不能备，何论于炮？欲议攻战，必无可恃。政治则沿黄族之制，行政、司法以较各洲强国，万勿可企，更难自立。且各蒙并未尽能从服，贵喇嘛威令所及者仅图车赛音三部，且闻尚未尽服。阅时稍久，人怨财匮，大众离心，虽悔何及？试问百年以来，凡近于蒙古，而不隶中国之蒙回各部，有一自存者否？有不为人郡县者否？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犹堂奥之于庭户，合则两利，离则两伤。今论全国力量，足可以化外蒙之贫弱为富强，置于安全之域。旧日荷政，当此新基创始，自必力为扫除，此外如有要求，但能取消独立，皆可商酌。贵喇嘛识见通达，必能审择祸福，切勿惑于邪说，贻外蒙无穷之祸，竭诚致告，即希见复。”

　　哲复袁电如下：“渴仰仁声非伊朝夕，顷承电示，谆谆告诫，感愧莫名。只以时势危迫，宣告独立，共推本哲布尊丹巴喇嘛为蒙古国君主，当经力辞未获，不得已而俯顺舆情，已允其请，即受其礼，布告中外，良用歉然。外蒙此次起义，本为保族保教，保全领土起见，并非别有希冀，亦非惑于邪说，实困于虐政耳。所谓外蒙人数过少，贫弱已极，并不如兵，难期立国，均属实情。足征大总统策裕转危为安，德足辅世安民，秦镜高悬，无微不至，钦佩奚如。至祸福利害惟仰贵大总统曲体与否。倘荷玉成，俾资勤修内政，敦睦外交，妥筹边防，巩固国基，则不惟外蒙得以保全，即中国亦无北顾之忧矣。本喇嘛生虽不敏，亦知处邻之道端在乐天畏天，言念及此，殊深翘企。如云杀人盈城盈野，率土地而食人肉，仁者不为，文明大国亦不忍言。此实外蒙僻处绝域，逼近邻邦，势如累卵，四无强伯，倘有不虞，必为台湾、朝鲜之续。中国远隔瀚海，鞭长莫及，军民虽众，恐将无所用之。此我外蒙间于列强，进退维谷，乃不自立，难脱渔囊之实在情形也。本喇嘛视舍独立，犹弃敝履，惟于清帝辞政以前，业经自主，布告中外，起灭何能自由，如果欲令乃尔，请即商诸邻邦，杜绝异议是荷。方今时势，外蒙之存亡在公之操纵，操之过严，不溃即溢，则何异于为丛驱爵，而希菩心佛力大施汲引，玉成此举以免群生沟壑之忧，即造万世无量之福，幸何如之？大局攸关，用敢冒昧直陈，仍祈不弃，时赐指南，俾免陨越，是所至祷。肃此电复。”

　　袁复哲电：“电悉。贵喇嘛慈爱群生，维持大局之苦衷，并辱奖誉，殊深感愧。近年边吏不职，虐我蒙氓，以致群怨沸腾，激成独立，此等情状内地胥同，贵喇嘛之歉忱，固国人所共谅。刻下国体确定，汉蒙一家，必须合力以图，新基方能巩固。来电操纵一节，深知归重中央，不欲恋无谓之虚名，贾汉蒙以实祸，致人坐收其利，天地圣佛实鉴此心。今联合五族组织新邦，本大总统与贵喇嘛，在一身则如手足，在一室则如昆弟，利害休戚，皆所与共，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前此各省怨苦虐政，多告独立，自共和宣布，全已取消，盖皆不忍人民涂炭之心，而无争地争城之私见。来电词旨尤惬鄙怀，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克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泯，邦本可固。国民对于贵喇嘛同深感戴，必当优为待遇，即各王公及他项人员等，亦必一体优待。此后一切政治更须博访舆情，详为规定，以餍蒙族保安之希望，为进大同之化，共和幸福其各无涯量。否则阋墙不已，祸及全国，将有同为奴隶之悔，以贵喇嘛之明智仁爱，当必不出此也。至蒙古与内地，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前电已痛言之，所有应行商榷各节，电内未能尽达者已派专员前往库伦，趋谒驻锡，面罄衷曲，商议一切，到时切希赐晤，至为企祷，仍望见复。”

　　袁向哲直接致电，是从政治上希望有所挽救，局势到了那种程度，仅凭文电是无法解决的，这时北京成立了一个“汉蒙联合会”，发表了一个宣言：

　　“我汉蒙自元代以来，异徵联合，然文言不同，政教悬隔，凡国家之法律，人民之习尚，往往多守‘蒙自为蒙，汉自为汉’之旧，而莫得沟通……方今五大族联为一家，放历史未有之异彩，我汉蒙鼓舞欢欣，情何能已。同人等鉴宇内之近势，慕欧化之大同，爰立斯会，冀以群策群力，同享和平之幸福……汉蒙若能联为一气，则凡行政诸大端皆可共谋幸福，同进文明……以实业上言之，金矿之富，甲于全球，煤铁铅锡之饶，更所在多有，盐碱之产，森林之多，种种实业断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成……必合众擎以举，乃可渐次观成……本会用是集合汉蒙闳通达识之士，公同研究，以上诸大端，以扶助共和成立之新基，而系东亚和平之大局，是为启。”

　　外蒙附俄独立已成骑虎之势，北京政府乃不能不争取内蒙，袁世凯把这个任务文给了上任不久的绥远将军张绍曾。

　　前面已提到，内蒙古分为六盟，即东四盟（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诺），和西二盟（乌兰察布、伊克昭）。西二盟共辖13旗，但属地颇广，南界山西，西南连陕西，北抵上谢图三音诺颜，东南邻察哈尔，南北相距500余里，东西相距1300余里。西盟自共和宣布后并未和绥远连络，张绍曾于民国元年10月29日照会乌、伊两盟各旗，令派要员至绥，其照会曰：

　　“共和成立，五族一家，从前藩属名称悉已化除，本将军奉命前来守土，以造福盟旗为当务之急。惟前此种种困苦，应如何一律解脱，后此种种障碍，应如何一切排除，各盟旗身家所系，观察较详，文到之日，务各遴选通达政体蒙员作为各盟旗代表，限于本年旧历十月二十五日齐集绥远，公同筹议一切办法，苟有可以利各盟旗者，本将军自无不乐为设施也。”

　　张绍曾召集西盟代表来议的理由：（一）是谋求各盟旗的福利，（二）是断绝库伦的羽翼，（三）是晓喻蒙人了解共和真旨。不料张的照会送去后，乌兰察布盟各旗联衔反对，张乃密派朱泮藻少将为招抚使，督领马队一营、步队一营、机关枪炮队各一连、巡防马队二队，径趋乌盟四子部，包围四子王府，以武力迎乌盟长勒旺诺尔布亲王返绥。勒王抵绥后晤见张绍曾，倾谈之下，顿释前嫌，张复派团长孟效曾率队往迎伊克昭盟正盟长阿尔宾巴雅尔，同时乌盟盟长勒王亦发通电给乌、伊两盟各旗，劝导来绥协商赞助共和，勒王的文告略云：

　　“窃念我蒙族僻处塞北，地方辽阔，文化阻遏，人民固守成见，一闻改革，罔不惊疑，受专制之惨酷而不知，被外人所欺骗而不悟，深堪浩叹。本王此次到绥，张将军待遇优厚，恩礼有加，日夕畅谈共和成立之起源，人民应享之权利，外人居心之奸险，自由平等之幸福，本王闻之忧然大悟。……兹将利害祸福为我盟长及各族诸公一述之。夫共和之成立，原以前清政体崇尚专制，国家事无巨细均由一二人主持，因是内政外交诸多失败……补救之道，非合五大民族结成一大团体，群策群力，不足以弥外患而振邦威，是以不惮牺牲，不惜生命，造成今日之共和……况待遇蒙古，尤为情至义尽，平等而外，更有特别之条，我蒙族何乐用不为民国之民乎？我蒙地接俄疆，俄人窥伺已久，辄欲假保护蒙古之名，以遂其并吞蒙古之愿。即以此次俄库协约条件而言，蒙民自由剥夺几尽，并吞之心，显露言表，将来果入俄人范围，其苦处更何堪设想。此皆库伦哲布尊丹巴活佛等蠢尔无知，甘受其愚所致也。凡我蒙人当知俄人之诡谋，活佛之无状，非为我蒙谋福利，实为我蒙遗隐忧，本王有鉴于此，幡然醒悟，洞悉共和政体之善，深望我蒙族诸公，与我同心协力，赞助进行……”

　　张绍曾同时发出召集西盟会议的第二次文电：

　　“本将军照会各旗，派令通达政体人员代表各扎萨克来绥会议……此次会议大都为各旗谋福利，为国家策治安，所关良非浅细，用特再申前令，表白微衷，前者四子郡王抵绥后即蒙总统进封为亲王，民国之优待蒙人于兹可见。贵扎萨克猜疑之念当亦释然，文到之日务望贵扎萨克携印来绥，共同会议。……”

　　西盟会议在民国2年1月23日正式举行，通过了以下的各点：

　　（一）实行赞助共和：甲、悬挂国旗。乙、选出议员。丙、大总统命令及公布国会议决之法律均应遵从。丁、西盟地方一切兴革，得由张将军商令各王公办理。戊、参议院议决之蒙古待遇各条件，均应遵照办理。

　　（二）不承认库伦协约：甲、由与会王公全体以不承认理由报请政府通知列国。乙、通知各省都督及政团。丙、劝告库伦取消独立。

　　（三）请兵保护西盟各地。

　　（四）筹划蒙民生计。

　　（五）振兴蒙人教育。

　　同时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各扎萨克发表一封劝告库伦取消独立的通电，电文是：

　　“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去岁革命起义，内部诸省纷然独立，中原鼎沸，骚动四方，蒙古僻在边陲，深虑祸乱，贵喇嘛乘时独立，保障蒙疆，本盟迭接来文，亦以计策自全，并非过举，曾表同情。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南北无争，中央有主，从前各省独立均已取消，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与时推移。贵喇嘛远在库伦，或于民国近时情形有所隔膜，用特按照现状缕述鄙怀。曩在前清无道，国民备受专制虐政，一切行动居处皆不自由，我蒙受害尤为特甚。民国改建以来，待遇我蒙，捐除前此一切苛例，并设种种优待条件，且于我蒙向来游牧宗教习惯一体保存，循是以往，脱离羁厄，共享自由。……细按我蒙目前形势论之，各地户口人丁至为短少，财政奇绌，向无武学，战争之事，力所不能，长此反抗，希图自尊，一旦民国赫然大兴问罪之师，试问我蒙有何把握可以抵御？……比者道路传言，贵喇嘛已与俄人订立条约，此必左右二三佥千贪得俄人厚贿，不恤断送我蒙古人民之生命财产，牺牲我蒙古人民之自由幸福，自取灭亡，岌岌可惧。本盟王公等谊属同体，再四思维，不得不苦心危言，谆谆切告，与其暂时依附外力，自贻不能保种之忧，何如竭诚扶助京邦，当收同舟共济之益，用是缕陈一切，务望幡然悔悟，协助中华，并希婉谢俄人，取消协约。不特我蒙古人民永享共和幸福，即贵喇嘛粲誉亦将照耀千秋。……”

　　中俄谈判《俄蒙条约》问题，中国方面最棘手的是没有国际支持，仅赖法国公使以私人资格从中调停，而日本、英国和法国政府都好像默认，这与列强过去对中国问题的活动大相违背。旧的国际关系，无论英日、俄日、法日、美日的条约协商，都以维持中国现状，保全残余中国领土，以及列强对中国机会均等为政策。俄“蒙”缔约，是俄国夺蒙古为保护国，大有背于维持中国现状，照理说，应为日、英、美各国所反对，可是为什么各国都不发一言呢？这是由于俄国幕后和日本与英国有交易的结果，这个交易分为俄日和俄英两部分。

　　日俄曾于1910年签订第一个密约，这个密约是俄国追认日本在朝鲜的一切。待辛亥革命后，俄与库伦互相勾结，日本乃乘机向俄国敲诈，以遂其私欲，于是在民国元年7月，派桂太郎至圣彼得堡，与俄国签订第二次密约，划长春以南的满洲和内蒙古一部分（即自开原以北依长栅至宽城子间的东蒙古地域）为日本所有，长春以北的北满洲及其余蒙古地区为俄国所有，互相支援，不相牵制。日本认为俄国侵略蒙古是势在必行，除了使用战争无法阻止俄国的行动，因此乘机与俄勾结，平分秋色，借可遂它自己侵占满蒙的梦想，所以提出上述条件，而俄国因为曾与日本有协约，保全中国领土，如今急欲使外蒙脱离中国，所以自不能不接受日本要求，免去阻力，于是日俄第二次密约遂在这种情形下签订。

　　俄国外相萨佐诺夫于该密约缔结后，就在民国元年9月赴英国伦敦，与英外相古烈讨论西藏之权利问题，以与英国交换蒙古。原来英国亦正支持西藏独立，早在清宣统元年，清廷命赵尔丰率军进藏，宣统二年（1910年）诏废达赖十三，达赖出亡印度，英、印均极力笼络达赖。辛亥革命后，藏人乘机背叛，迎达赖回藏，宣告独立，袁世凯命四川都督尹昌衡征藏，云南都督蔡锷亦派兵进川助剿。元年7月，川滇军迭获胜利，英驻华公使朱尔典突提抗议，要求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不得派兵入藏，如中国不接受，英国便不承认民国政府。袁迫于形势，乃改剿为抚，恢复达赖十三封号，撤消征藏军，同意与英国在印藏边境的大吉岭开“西藏会议”。

　　俄英缔结密约，其内容是俄国支持英国在西藏的活动，以交换英国支持俄国在蒙古的行动。

　　由于日本、英国、俄国三强的立场一致，利益相同，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没有表示，美国正好是威尔逊总统上台，在外交上反对扩张，自动放弃了东亚的发言权。因此，中国在没有国际支援的情形下应付库伦问题，当然是非常吃力的。

　　陆徵祥再任外长，负责与俄驻华公使谈判，历时凡八个月，由元年11月起至2年7月，共与俄使会议20余次，最后协定草约，由袁世凯于2年7月提出国会，要求同意，其条文是：

　　“中俄两国为免除蒙古现状所能发生之误会起见，协定条件如下：（一）俄国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兹特承诺于此领土关系之继续，不谋间断。又此领土关系上出生之中国历来所有之种种权利，俄国并承诺尊崇。（二）中国承诺不更动外蒙古历来所有之地方自治制度。并因外蒙古之蒙古人，在其境内有防御及维持治安之责，故许其有组织军备及警察之专权，并许其有拒绝非蒙古籍在其境内殖民之权。（三）俄国一方面承诺除领署卫队外，不派兵至外蒙古，并承诺不将外蒙古之土地举办殖民，又除条约所许之领署外，不设置他项官员，代表俄国。（四）中国愿用平和办法施用其权于外蒙古，兹申明听由俄国调处。照上列各条之本旨，定立中国对待外蒙古办法之大纲。（五）中国政府因重视俄国政府之调处，故允在蒙古地方将下开之商务利益给与俄人（即俄蒙附约商务专条）。（六）以后俄国如与外蒙古官吏协定关于改动该处制度之国际条件，必须经中俄两国直接商议，并经中国政府之许可方得有效。”

　　根据这个《中俄协定》，等于中国已承认了《俄蒙条约》和蒙古独立。因此，这个协定提交国会时，即遭国会否决。而赵秉钧内阁因宋教仁被刺案而垮台，新外交总长是孙宝琦，重新和俄使磋商，又凡四个月，至民国2年11月成立协定，其精神与前次协定完全一样。这时候，袁世凯因“第二次革命”取消了国民党议员360人，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于11月4日命孙宝琦签署了《中俄协定》，该协定内容如下：

　　“（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二）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三）中国承认外蒙古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古之内政，并整理本境内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中国允许不干涉以上各节，是以不将兵队派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之举，惟中国可任命大员偕同应用属员暨护卫队驻扎库伦，此外中国亦可酌派专员，驻扎外蒙古地方，保护中国人民利益。俄国一方面担任各领事署护卫队外，不于外蒙古驻扎兵队，不干涉此境内之各项内政，不在该境有殖民之举动。（四）中国声明承认俄国调处。（五）凡关于俄国及中国在外蒙古之利益，暨各该处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均另行商订之。”

　　照上述协定，俄国虽承认蒙古为中国之领土，然仅承认其宗主权，中国对于蒙古既不能干预其内政，又没有监督蒙古外交之专权，则宗主权只是一个空名，同时中国既承认俄蒙商务专条，即等于承认外蒙古独立。民国成立后第一桩对外交涉结果如此，招致了日后更多的丧权辱国事件！

　　俄帝在侵夺外蒙古时，西藏也发生了问题。西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地位特殊，有它独特的宗教和政治制度，同时又是政教合一的民族。英国人一直视西藏为禁脔，俄国人也参加逐鹿。清帝逊位后，西藏也闹起独立来了。陆军统领钟颖遂率军由西康开入西藏。四川都督尹昌衡令钟颖为西藏行政使。藏人受英人挑唆，于元年4月6日与钟部发生冲突，演出激烈战事，5月19日后藏江孜、亚东失守，拉萨危迫，6月初旬里塘陷落，8月藏兵进攻巴塘，川边大震。

　　当藏兵攻势顺利时，英国驻华公使为西藏问题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照会，内容为：

　　（一）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之行政，并不得于西蒙改设行省。（二）中国政府不得派无限制之军队，驻扎西藏各处。（三）英国现已认定中国对于西藏有宗主权，应要求中国改订新约。（四）英政府前曾遵据条约，特设通信机关，后经中国军队擅行截断，以杜绝印藏之交通。（五）如中国政府不承认以上各条件，英国政府亦绝不承认中华民国之新共和政府。

　　中国政府根据英方照会加以讨论，袁世凯因和英驻华公使朱尔典私交颇好，所以中英关于西藏问题，不似中俄关于外蒙问题那么棘手。中国答复英国之照会，大致内容如下：

　　（一）中国按照1906年之《中英西藏条约》，除中国外，其他国皆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今谓中国无干涉西藏内政之权，理由甚无根据。至于改设行省一事，为民国必要之政务，各国既承认中华民国即不能不承认中国改西藏为行省。况中国对于西藏，并无即时改设行省之意，此中颇有误会。惟现在中国认定不许其他一切外国干涉西藏之领土权及及其内政。（二）查中国并无派遣无限制军队驻扎西藏之事。惟按照1908年之通商条约，英国以市场之警察权及保护印藏交通，委任于中国，故中国于西藏紧要各处，当然派遣军队。（三）中英关于西藏之交涉，已经两次订立条约，一切皆已规定明确，今日并无改订新约之必要。（四）中国政府从前并无有意断阻英藏交通之事，以后更当加意保护，断不阻碍英藏交通。（五）承认中华民国是另一问题，不能与西藏问题并为一谈，深望英国先各国而承认中华民国。

　　中国政府复书发出，英政府一时未有复文。9月1日西藏达赖派堪布求和，川军克复里塘。25日袁下令以尹昌衡兼川边镇抚使。10月28日复封达赖名号。12月25日尹昌衡报告川边已告肃清，西藏问题总算拖了下去。

源济

四十五、大借款似毒药

　　“库伦问题”发生后，举国视线集中于对外，但是内政方面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财政了。前面已说过，袁政府在唐绍仪时即已罗掘俱尽，非借款无法维持。唐阁垮台，又拖了多月。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后，变成了借债总长，起初借200万、100万，后来则借几十万，最后乃至几万甚至1万都在借，甚至1万的小数目都无法借，政府中能抵押的东西都在抵押，如自来水公司押了4万，闹出双包案，于是大打官司。

　　自熊希龄担任财长与六国财团谈判破裂后，总统府内曾设立了财政委员会，主持另辟借款途径，分别电令驻外代表觅求借款路线，一时驻外人员均以找寻借款路线为工作主要对象。要知道那个时候，负责达成借款的中间人，无论外交总长或财政总长，以至经办人，都有佣金好拿，借款又救国又利己，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时驻外代表纷纷奔走，今天这个来电说：某大外国公司可借若干千万，明天那个来电说：某大外国洋行可借若干千万。当然，这都是空中楼阁，谈了毫无结果，于是天天有好消息，天天都是落空。周学熙实际负责财政部，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因此，他认为不可完全仰赖驻外代表这种无轨电车的乱搭线，认为仍应与六国财团接触，于是他分别和日本正金银行代表小田切及英国汇丰银行代表西利尔接触。

　　周学熙和西利尔的谈话很有内容，因为西利尔反应了当时列强对于“中国要求大借款”的看法和打算。

　　周说：“大借款不成功，对中国当然非常困难，而这种困难之形成的后果，对于和中国有密切商务关系的英国亦极不利。因为大借款之开出的条件有损于中国的主权，很容易引起中国人民普遍的反对，由反对而引起的行动，可能动摇了才告立国的中国社会，这是很值得列强各国注意的，尤其是英国。”

　　西利尔说：“我个人看法和阁下完全一致，不过您应该知道，这次大借款的条件，一部分是由银行团磋商，另一部分是受各国外交部的提示。列强对中国的政策有两点：一是不愿中国被一个或两个有野心的国家所并吞，所以必须在中国维持均势；另一是不愿见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希望中国维持现状。自中国革命成功，我欧洲各国都有戒心，深恐中国扩充国权，因此希望通过大借款维持各国均势，同时监督中国财政。我们不愿中国借了我们的钱来培植力量，驱逐我们，所以借款用途必需详细规定，加以监督。”

　　周说：“中国在建国期间，至少十年内没有能力对外，这点列强太多疑了，我希望恢复大借款谈判，但以不害中国主权和社会秩序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西利尔表示愿向六国财团转达这个意思。

　　当袁政府四出告贷时，驻英公使刘玉麟悄悄不动声色地和英国克利斯浦公司谈妥了一笔1000万英镑的贷款，这笔贷款于民国元年8月30日在伦敦正式签押。中国承允归还此项贷款，是以盐税的余款存交麦加利银行。原来这时盐税收入全年有4750余万两，其中有2400万两已经出抵，所余的2350余万两即做为向克利斯浦公司借款的担保。这笔借款公布后，六国银行团大加反对，通知本国银行不和中国汇兑。至10月15日，财政总长周学熙命令长芦盐运使由长芦盐税项下，每月把应缴克利浦斯公司贷款的利息，存于天津麦加利银行。北京外交团乃于10月30日提出抗议，署名的为所有与义和拳变有关的国家，因为盐税是担保拳变的赔款，抗议书如下：

　　“《辛丑条约》，凡盐款总额，除其中已作偿还债务之用者外，其余担保拳匪事变之赔款。本月十五日财政部之命令是限制盐政条约之意义，背公法原则，现在积欠赔款，外交团认为盐政一切收入不能充为他项之用。”

　　《辛丑条约》签订时，中国的盐税收入仅1200万两，所以用盐税来担保义和团事变的赔偿金亦仅1200万两。民国成立时，中国盐税已增至4750万两，除了1200万两为支付《辛丑条约》外，其余的盐税款，中国政府理应有权自由支配，且中国政府在此以前亦曾以盐税款1200万两以外所多余的用为其他借款的担保。过去外交团亦未抗议，此次却如此压迫，其目的是迫中国无他路可走，只好向六国财团低头，接受大借款的条件。

　　11月8日英国汇丰银行代表西利尔和梅郁联袂往访周学熙，提出二事：其一为8月8日中国财政部致银行团的一函，声明大借款中止云云，此函银行团未收到。银行团用意是表示中国未停止大借款谈判，当然不该和克利斯浦公司借款。周学熙取出财政部的发文簿，以及西利尔收到该函时的回片，上面且有西利尔的签字。梅郁说：这不是他的签字。西利尔说：这时我还在北戴河休息，人所共知，何从亲笔签字，我不能承认这个收件。周学熙说：君等不承认收到我们的公函，我们亦不会承认没有发出这件公文。双方对此问题没有继续争辩。又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长芦盐税存入麦加利银行的抗议，周学熙取出财政部的新命令，就是取消前项以盐税存麦加利银行的命令，这表示北京政府已经屈服于外交团的抗议。

　　于是周学熙乃与六国银行团的总代表西利尔和梅郁重新谈判大借款。

　　周学熙和六国银行团重开大借款谈判后，民国元年11、12月间举行了好多次有关借款细节的磋商，除利息外大致均获协议，尤其是监督盐税条件，银行团同意由中国设盐务稽查所，自聘洋员以资襄办，监督用途的条件则由中国政府于审计处设外债稽核科，用外国人为稽核员。周学熙把谈判情形向参议院报告，大致获得承认，于是安排正式订约。不料临时又发生意外，俄、法两国驻京公使反对监督用人条款，而坚持各该国必须出一个人加入监督机关中。这个意外使外交团自身发生了歧见，纷电本国政府请训。后经外交团重开会议，商定盐税稽核处聘英人为主办，德人为副办。国债局聘德人为总办。审计顾问俄、法二国各聘一人。外交团获致协议后即以此办法通知中国政府，这是民国2年3月3日的事了。中国政府认为这种安排不是谈判时所共同商定的原则，而监督机关全用六国团内的人对于中国甚为不利，何况俄国这时正助外蒙古独立，如果中国财政权被其监督，实属危险万分，所以袁政府乃加以拒绝。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血案，宋教仁被刺死难。袁世凯为了对付国内的反对行动，必需大借款成功，使财政上得到支援，于是便再恢复和银行团交涉。

　　在六国财团中，美国态度最为公允。美国政府对于银行团要求中国财政的监督权认为不当，训令美国银行代表退出银行团，同时奖励个别对中国的投资，因此其他五国政府受美国行动的刺激，态度为之一变，谈判遂较过去容易进行，借款条件亦较过去略为让步。

　　在大借款谈判期间，还有个重要人物，名叫莫利逊。他是英国人，但受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大借款谈判，他在幕后担当重要角色。他虽是英国人，可是他却站在中国立场和利益一方。在双方谈判最僵持的时候，莫利逊向北洋《德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他主张解散六国银行团，而重行恢复四国银行团，因为他认为日本和俄国外托经济合作的美名，而暗行政治上的目的，对于银行团本身殊为不利，在中国方面亦难默忍，他的谈话颇受银行团的重视。

　　总之，这时的袁政府对大借款事实在是一剂急需的救急药，非用不可，明知借款丧权辱国，但不借款几乎日常开支都难应付。何况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袁政府没有这笔借款便无法对付国民党。同时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大借款签字，便可让袁政府和列强连接在一块，列强各国不止是事实上承认了袁政府，而且还非支持袁政府不可了。这笔善后五厘金币借款，美国没有参加，所以只有英、法、德、日、俄五国财团贷借，代表的银行是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换算各国货币是：德国51125万马克，法国63125万法郎，俄国23675万卢布，日本24490万元。借款的利息是五厘，发行价格九扣，实收八四扣。

　　这笔贷款成立，使中国盐政权落入外国人之手，可说是中国财政史上的一大痛事，至于借款数额虽然是2500万英镑，听起来数字很大，可是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实际借到不过2100万英镑。再扣除四国、六国、比国以前的各项垫款，以及五国银行团、各银行所借的款，共600万镑，各省向五国银行团所借的280万镑，及革命期间各国损失赔款200万镑，真正拿到手的借款，不过债面40％，而借款47年的利息合共是4285万镑，本利合共是6785万余镑。借款前谈判期间受尽了折磨，借款后七折八扣，拿到的那么少，保证手续那么苛刻，结果还钱要还这么巨额的数字，实在是一副毒药。

　　民国2年4月26日，中国和银行团签订了善后五厘金币借款条约，其条款如下：

　　一、中国政府借银行团二千五百万金榜为善后及行政之用，名为中国政府一千九百十三年善后五厘金币借款。

　　二、此项借款除预作交付首次息票之用外，系专为下列各事之用：甲、为清还中国政府业已到期应还各款之用（共四百卅一万七千七百七十八万镑），乙、为赎回各省现有借款全数之用。（共二百八十七万镑）。丙、为清还中国政府不久到期应还各款之用，与各国因中国革命所受损害之赔偿（共三百五十九万二千二百六十三万镑）。丁、为遣散军队之用（共三百万镑）。戊、为现时各费之用（共五百五十万镑）。己、为整顿盐政事务之用（共二百万镑）。庚、为中国政府与银行团互相商允他项行政费之用。

　　三、中国盐务收入，除担保从前借款债务未清还者外，所有中国盐务收入全数为担保此项借款之用。……

　　四、中国政府承认将盐务之征收办法整顿改良，并用洋员，以资襄助。其办法如下：

　　中国政府于北京设盐务署，由财政总长管辖，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总办中国人，会办洋人。在各产盐地设稽核分所，置华经理人一，洋协理一人，共同担负征储盐务收入之责任。如本项借款之本利按期交付，则不干预盐政事宜，倘本利届期拖欠，逾展缓日期后，则应将盐政事宜收归海关办理。

　　五、本合同债票发售之第一个月起，因盐务尚在整理阶段，无确实之收入，则以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之中央税项为头次之担保，俟一周年后盐务收足，各省担负可以暂行停止……。六、此借款期限为四十七年，自第十一年起即按期还本，自第十七年后至卅二年前，中国政府如欲将未到期之款全数或部分赎回，皆听中国之便。

　　七、中国政府对于此次债票所应得之权，系照伦敦发行之价格为准，由银行按票面扣百分之六为经手费……

　　八、中国政府允将民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大总统公布之审计处暂行规则立即实行，并声明以后更改此项规则，不得与本合同有窒碍情事。凡领款凭单须由审计处所属稽核外债室之华洋稽核员会同签押。凡提款之领票或提款命令，须经财政总长所派代理人签押后，与华洋稽核员会同签押之领收凭单并交银行代表，经核相符才可凭票领款。如银行代表，对已经支出款项有怀疑之处，可向审计处稽核外债室洋稽核员询问。

　　九…………

　　这个借款合同与前清时借款合同不同的，一为外人稽核盐务，二为外人审计用途。这就等于允许外国人干预中国的财政。

　　大借款成功后，袁世凯向国会致送咨文备案，略称：“据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陈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称：窃六国银行团借款，先后磋商已逾一年……正拟定期签字，该团忽以原议五厘利息，借口巴尔干战事，欧洲市场银根奇紧，要求增加半厘，只得暂行停议。惟是赔借各款积欠累累，一再衍期，屡次商讨，追呼之迫等于燃眉，无可应付。数月来他项借款悉成画饼，美国既已出团，而其余五国仍未变易方针，大局岌岌，朝不保夕，既无束手待毙之理，复鲜移缓就急之方。近接各省都督来电相迫，如江苏程都督电：‘毋局于一时之毁誉，转为万世之罪人。’安徽柏都督电：‘借款监督，欠款亦监督，毋宁忍痛须臾，尚可死中求活’等语，尤为痛切，迫不得已而赓续磋商，尚幸稍有进步。四月廿二日大总统命令：‘五国银行借款合同，任命赵秉钧、陆徵祥、周学熙全权会同签字，此令！’等因，遵于廿四日与该银行团双方签订草合同，复于廿六日签订正合同，彼此分执存照，以免生枝节，理合将华洋文合同各照二份，并附用途单二份，呈请大总统鉴核，俯赐咨交议院查照备案以昭信守！等情。查此项借款条件，业于上年十二月廿七日由国务总理暨财政总长赴前参议院出席报告，均经表决通过，并载明参院议事录内，自系当然有效，相应咨明贵院查照备案可也！”

　　参众两院对这案反对，袁再致咨，语含威胁，有：“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倘国会能谅苦衷，固为国家之幸，否则惟有向国民代表引咎自责以明责任”。国会仍反对，且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协力反对，各省则意见不一致，二次革命后，袁始强行通过。

源济

四十六、政府和国会

　　民国元年7月以后袁所任命的都督名单如下：

　　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赵尔巽吉林都督陈昭常

　　黑龙江都督宋小濂江苏都督程德全安徽都督柏文蔚

　　江西都督李烈钧浙江都督朱瑞福建都督孙道仁

　　湖北都督黎元洪兼领湖南都督谭延

　　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山西都督阎锡山

　　陕西都督张凤翙甘肃都督赵惟熙署新疆都督杨增新

　　四川都督尹昌衡广东都督胡汉民广西都督陆荣廷

　　云南都督蔡锷贵州都督唐继尧署

　　这22省的都督，有新任的，有仍旧的，有几个是革命前的老官僚，有几个是革命后的新统领，可算做大杂烩。

　　袁又规定任官等级，如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及各省都督等，均称特任。特任以下，分作九等，一、二等为简任官，三、四、五等为荐任官，六、七、八、九等为委任官。又制定勋章等级，大勋章为总统佩带，上刻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韍十二章，其下亦分作九等，均刻嘉禾，第以绶色为别。陆海军勋章，独用白鹰文虎两种，亦分作九等，视绶色为等差。勋章以外，又有勋位，大勋位为首，依次至勋五位为止。余如国务院官制及各部官制，一一酌定，次第颁行。所有国徽，除以五色旗为国旗外，海军仍用青天白日旗，陆军曾用十八星旗，至此加列一星，变作十九星旗，商旗适用国旗，就是五色旗。所有礼节，男子为脱帽鞠躬，大礼三鞠躬，常礼一鞠躬，寻常相见，只用脱帽礼。女子礼大致相同，惟不脱帽，专行鞠躬礼。另订衣冠仪式，绘图晓示，惟军人警察，另有特别礼仪，不在此限。陆军官制分三等九级，上等称将官，中等称校官，初等称尉官，各分上中少三级，军士分上士、中士、下士，兵卒分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军队编制，每步兵14人为一棚，三棚为一排，三排为一连，四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二团为一旅，二旅为一师，把前清镇协标队的名目，一律改称（师即镇，旅即协，团即标，营即队）。海军官制，略有同异，如军医、军需、造械、造舰等官，有总监、主监、大监、中监、少监等名目，与陆军不同。编制法以舰为别，亦与陆军异制。他如学校系统，分作四级，首大学，次中学，又次高等小学，最下为小学（后改称国民学校）。小学校四年毕业；高等小学校，三年毕业；中学校四年毕业；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毕业，预科三年。旁系为师范学校，及实业学校，专门学校，大致为四年或三年毕业。至法院规则，分作四级三审，大理院为法院最高机关，下为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四级，由初级审判厅起诉，不服判决，得控诉地方厅；地方厅的判决，再或不服，得上告高等厅；高等厅判决，已成定案，不得再诉大理院。惟自地方厅起诉，不服判决，得经高等厅至大理院，是为三审。诉讼条规，有刑事、民事二种。刑事条件，是被告应该惩罪，不得不求国家惩罚，所以亦称为公诉。民事条件，是被告未必犯罪，但侵害个人利益，请求司法官代判赔偿，所以又称为私诉。刑法分主刑及从刑，主刑分五等，死刑最重，次为无期徒刑，又次为有期徒刑，又次为拘役为罚金。从刑分二等，一是褫夺公权，二是没收。

　　还有立法机关，是共和国中最要的根本，从前由代表会组织参议院，是创始的暂行规模，现在国家统一，应该由参议院改为国会。《临时约法》中第53条，有限10个月内，召集国会的明文，袁不能违背，参议院也不能缓议，因此逐日开会，议决《国会组织法》，及《参议员众议员选举法》。国会组织法共22条，大要用两院制，便是参议院及众议院。参议院议员，由各省省议会选出，每省10名。蒙古选举会，得选出27名，西藏选举会，得选出10名，青海选出3名，中央学会，得选出8名，华侨得选出6名，共294人。众议院议员，由各地人民选举，每人口满80万，得选一议员，人口多寡不等，拟定直隶省46名，奉天省16名，吉林省10名，黑龙江省10名，江苏省40名，安徽省29名，江西省35名，浙江省38名，福建省24名，湖北省26名，湖南省27名，山东省33名，河南省32名，山西省24名，陕西省21名，甘肃省14名，新疆省14名，四川省35名，广东省30名，广西省19名，云南省22名，贵州省13名，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共595人。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任期三年。两院议员的职权，（一）是建议，（二）是质问，（三）是查办官吏纳贿违法的请求，（四）是政府咨询的答复，（五）是人民请愿的受理，（六）是议员逮捕的许可，（七）是院内法规的制定。至若预算决算，及议定宪法权由两院合办。两院议员，须各有过半数出席，方得开议，议案须得过半数同意，方得决定，可否同数，由议长取决。每年会期四个月。

　　临时参议院结束前，正式国会先选举参众两院议员。民国元年12月中旬开始参众两院的初选，经过两个月时间选举宣告完成。当时民主选举还在草创阶段，一切进行都很生涩，几乎是一边争吵，一边进行，因为一切既没有成规，而宪法还在争论。

　　宋教仁在国会选举期间表现得最活跃。这个时候孙中山已东渡日本，国民党党务由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他由北京前往南京、上海、湖北、湖南各省，到处公开讲演，抨击时政，指责袁政府无能，是一个不符民意的、退步的政府。他真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天才，能说会讲，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有一种魔力，任何一种群众场合，只要他一出现就能使整个场面在他控制之下，他的活力、天赋和讨人欢喜的丰彩，很像遇刺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他们都是属于“彗星”这一类型的政治明星，在天空放出异彩，可是闪亮得快，消失得也快，在世界上只是昙花一现。

　　中华民国首届国会的选举，由于宋教仁的主持有功，选举结果国民党大获全胜，下面是参众两院各党得票的详细数字：

　　在众议院，众议员共596人，各党得票如下：

　　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所属的26席。

　　在参议院，参议员274人，各党得票如下：

　　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所属的44席。

　　照上面数字，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共占了392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在两院中也只223席，也就是说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参、众两院。

　　袁世凯在国会选举后，才知道民主政治的特性，是一切决定于选民，国民党大胜后，他忧心忡忡，悄悄告诉杨度说：“我不怕国民党用暴力来夺取政权，我只怕他们以合法手段赢得政权！”

源济

四十七、宋教仁被刺

　　民国2年3月20日，宋教仁自上海动身赴北京。这时全国各省正式的参众两院议员已选出，纷纷北上，宋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如果按照形势，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

　　袁世凯对待政敌有两项法宝：一是收买，或给予金钱，或授与高官厚爵；二是暗杀，如果政敌不被收买，则暗杀之以除后患。当宋教仁漫游全国，四处讲演抨击时政，袁欲以金钱贿买之，乃令人付给宋一本支票，可以自由签发支票，绝不退票。但宋是条硬汉，又是一代伟大政治家，当然不为所动，严正地予以拒绝。这使袁对宋更加顾忌，袁透过第三者向宋表示，只要宋不坚持责任内阁制，袁便提名他为内阁总理，袁对“责任内阁”有一种先天的排斥性。原来他在宣统年间养疴洹上时，武昌爆发了革命，清廷被迫起用他为湖广总督，他乃提出组织责任内阁作为出山的主要条件，这不过是一年多前的事情，他就是借责任内阁迫使清廷让国的。现在他做了总统，遂把责任内阁制度当做了洪水猛兽，宋口口声声不离责任内阁，劝他、收买他、威胁他都没有用，这怎不让老袁对这位湖南硬汉下毒手呢！

　　宋教仁搭火车赴北京，他和送行的人们于3月20日晚10时许抵达沪宁车站，这时车站上已有专为议员使用的接待室，他们就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吴仲华来告，请宋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剪票处，宋刚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突然一声枪响，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说：“我中枪了，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窜逃。

　　在枪响前，另有一批送行的人是于右任等，还在议员接待室中谈话，转过头来不见了宋、黄等人，乃匆匆赶出来，拟入月台，正行进间就听到了枪声，乃跑步至入口处，恰巧遇到宋中了枪，一手摸着右腰，一手扶着黄兴。于右任这时非常镇定地说：“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他乃跑到车站外的停车场，找到了一辆汽车，把宋扶上汽车。一方面令留下的送行人赶快报警追凶，这边则令司机开快车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

　　宋这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黄兴、于右任等把宋教仁送至铁路医院，就要求医院医师会诊急救，院方乃请格尔本医师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诊视，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才能有望。为了争取时间，遂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虽然流血不多，可是却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凄苦之情，惨不忍睹。午夜2时，院方再集外科医生五人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几度昏厥，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地说：“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若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宋在病榻上曾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3月22日清晨，宋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嘴里说：“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延至早上4点钟，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睛环顾四周，作依依不舍状。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均围侍病榻旁。黄在宋耳旁大声地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泪珠，慢慢慢慢地断了气。黄兴、于右任等伏尸恸哭。陈其美捶胸跌足说：“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政论家，一代英豪，就这样与世长辞，他这时只有33岁，高才英年，如日中天，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不明不白地遭了暗杀。

　　他的伟大在于他临到死亡关头还没有抛弃要感化袁世凯的伟大幻想，他希望袁能为他的临死赠言所感动，能够化伪为诚，化私为公，化蹂躏民权为保障民权，化弁髦法律为尊重法律。

　　他死前并不知道谁是杀害他的凶手，但他自知没有仇人，只有政敌，他想不到政治斗争要出以暗杀，他怎会想到主使杀他的人竟是袁世凯呢！

　　宋教仁断气是在3月22日午前4时，于23日午后3时大殓，陈其美亲自替亡友去买棺材，化了200银元，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宋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惨祸，不可不留一历史性的照片，必须把赤身伤痕也摄出来，于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摄赤身的，一张摄正冠礼服。

　　宋被刺殉难后，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布通告说：“本党代理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

　　孙中山前于2月21日赴日本考察铁路政策，正在长崎，听到宋教仁被刺身死，极为悲悼，即由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和上海国民党交通部，令党人合力查出宋氏被刺的真实原委，以谋昭雪。

　　北京方面听到宋氏被刺，也极感震动，尤以国民党总部丧失了实际的领导人，既哀悼又激愤，纷纷去电上海询问真相。黄兴乃于22日致电北京《民主报》主持人仇蕴存，说明宋氏被刺遇难经过，请刊诸报端，宣示中外，电文如下：

　　“北京《民主报》仇蕴存兄：叠接都中诸友来电殷殷垂问宋钝初先生受伤情形，刻值治丧忙迫，未及一一拟答，殊深歉仄。特详述于下，请登诸报端，以慰哀感。钝兄于念夜十时四十五分由沪赴京，在车站被奸人由背后施枪，弹由右脊腰上部掠肾脏穿大肠直透下腹皮停止，当即送入附近铁道医院医治。此时钝兄伤虽重而精神如常，然自知必死，即口授致大总统电文，并述对将来之政见，一一告别同志，绝不提及家事，惟云老母年高，不可使知变状。十二时卅分即将子弹取出，念一日午后二时，复集医士五人剖治，又将肠伤缝补涤尽，遗出食物及污血，仍合其口此后神人不谅，死不瞑目矣，竟尔绝命。呜呼！当此国势飘摇之际，而有如此奸徒，不顾大局，戕贼人道，行此暗杀手段，痛何如之，诸君当亦同声一哭也。凶徒正在密探，尚未缉获，谨此讣闻。”

　　袁世凯在北京作成毫不知情状，他于21日得知宋被刺消息，表示非常意外，即发一电云：

　　“上海宋钝初先生鉴：阅路透电，惊闻执事为暴徒所伤，正深骇绝。顷接哿电，方得其详。民国建设，人才至难，执事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凡稍有知识者，无不加以爱护，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存？惟祈天相吉人，调治平复，幸勿作衰败之语，徒长悲观。除电饬江苏都督、民政长、上海交涉使、县知事、沪宁铁路总办，重悬赏格，限期缉获凶犯外，合先慰问。”

　　22日午后4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奔告宋去世消息，袁还愕然说：“有这等事吗？快拿电报来。”秘书捧了束电报来，是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做出极惋惜的样子说：“这怎么好呢？国民党失去了宋纯初，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这时他还命秘书草拟电报，草拟优恤命令，处理宋身后事，他假惺惺地想借这些来冲淡宋的惨死，他的慰问电云：

　　“宋君竟尔溘逝，曷胜浩叹！目前紧要关键，惟有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所有身后事宜，望即会同钟文耀（即沪宁铁路总办）妥为料理。其治丧费用，应即作正当开销，以彰崇报。”

　　他以为这次宋被刺事件是天衣无缝，永不会被人所知。他捻髯微笑，认为又轻轻易易地去了一个政敌，可是表面上却装出一个“坏我栋梁”的样子，并且下了一道缉凶命令，有“暗杀之风，尤乖人道”云云。

　　宋教仁遇刺殉难，使已经是风雨欲来的时局，变成了大雷暴雨，也是刚满15个月的中华民国一件最耸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事。

　　对于宋为何被刺？何人所刺？各有说法，言人人殊。于是谣言不胫出走，大多数人尤其是国民党方面，均认为是袁世凯，可是北洋方面则散播空气说宋被刺是国民党内讧，自相残杀。

　　宋的政见和孙中山，和黄兴，和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相左是事实。如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宋坚主责任内阁，其他人均反对，后来定都南北之争，宋亦是主张定都北京，与孙、黄定都南京意见不同。国民党的组成，宋的策划和贡献最大，因而成为实际的领导人，一部分革命党和同盟会中人对宋也颇不满，这些都是事实，当国民党组成后，外间谣言甚炽，宋教仁曾于民国元年9月16日发表一封致各报的公开信：

　　“连日各报载国民党事诸多失当，甚且如《民视报》等谓孙中山先生辞理事职出于鄙人之排斥，《新纪元报》等谓孙、黄有冲突，皆不胜骇异。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故党员无论新旧，对于孙、黄二公皆非常爱戴。此次选举理事，孙先生得票最多，惟孙先生此后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曾经辞职，已由鄙人与各理事再三挽留，始允不辞，现已推为理事长。鄙人与孙先生从事革命几及十年，何至有意见之争，且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重如孙先生者为之主持，亦何至有内讧之原因耶？至于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亲切，天下皆知，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歧异，更何至有冲突之事，如各报所云云乎。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强大真正之政党，尤非社会扶持，各党互相奖勉不能成立。关于政见，各党即互有不同，然总不宜猜忌离间，日望敌党之不发达。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诚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作此等谣言之各报，属于何党固不必辨，鄙人总深盼其守政党道德，不再事无谓之猜忌与离间，平心静气以评论国家事，扶持各党，使渐臻于健全之发达，庶几各党乃得日即稳固，从容研究。其在议院有正当之主张，不事喧嚣。其对政府有适当之监督方法，以促成强固有政策负责任之内阁。是岂非国家之大幸事乎，区区之心乞鉴谅之！宋教仁顿首。”

　　从宋的这封公开信看出谣言攻势的可怕，因为当宋被害后，就有一种流言，说宋是国民党巨头所害，甚且指称是陈其美的杰作。这当然是袁系的人企图用混乱的谣言，转移社会目标的阴谋。

　　宋教仁遗体由国民党同志卜葬于江湾，出殡时由吴铁城等乘马前导，极尽哀荣，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并订于4月13日在张园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由陈其美主祭，居正赞礼，汪洋读祭文，黄兴因病未参加。大会首由陈其美报告开会追悼宋教仁之深长意义，继由居正、徐天复、吴永珊、于右任、沈缦云等发表悼词，极尽哀思。

　　孙中山有一副极沉痛的挽联：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黄兴的挽联非常迫真：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龙阳才子易实甫的挽联，另饶意境：

　　卿不死，孤不得安，自来造物忌才，比庸众忌才更甚。

　　壮之时，戒之在斗，岂但先生可痛，恐世人可痛尤多。

　　宋的墓地在上海闸北，因为纪念他，所以就叫作宋园，墓前塑造了宋一座铜像，作支坐侧思状，下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阳篆“渔父”二字，于右任撰书刻铭：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源济

四十八、宋案水落石出

　　袁世凯做梦也想不到这件刺宋案只是三四天就被破获。

　　宋死后的当天，黄兴和陈其美就联名致电上海的闸北警局和上海租界总巡捕，请其加紧侦探，缉捕凶手。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奉陈的命令担任情报工作的同志，陈令吴详查各方来往电报，发现了不少线索。同时有一个买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发前往四马路中央捕房报案，遂使这一骇人的政治谋杀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王在捕房说：

　　“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因为应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这天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报酬，我因为只懂得作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便可找到凶手。”

　　上海捕房根据王阿发提供的线索，于3月1日派侦探到湖北路迎春坊228号妓女胡翡云（原名李桂红）的家中捉到了应桂馨。第二天继续搜查文元坊的应宅，又在宅内捉到了正凶武士英，就是他在车站开枪狙击宋的，同时又搜出应桂馨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本及函电多起，五响手枪一支，还有其他证据多件。从这些证件中证明：

　　杀人的主使者是大总统袁世凯，同谋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行凶的是失业军痞武士英。

　　根据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后来制版公布的刺宋凶手铁证，有以下各种，足以证明上面几个人与宋案有关：

　　一、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赵秉钧致应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码一本，上面注明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

　　二、应寄赵的“应密冬电”内有：民党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三、民国元年二月一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二月二日洪致应函：弟须于事前迳电老赵索一数目。

　　四、洪称应为弟，应称洪为荫之老伯。

　　五、二月四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六、二月廿二日洪致应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称赵秉钧）已将密本交来，统归兄一人经理。

　　七、三月十三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八、三月十四日应致洪“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出扰乱（按此系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说指责袁世凯），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九、三月廿一日应致洪“川密”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刺宋案破获得如此迅速，绝非袁世凯所想得到，主要原因由于案子发生在上海，不是在袁势力下。袁在此以前也使用过好多次政治暗杀，都得心应手，死无对证，除了辛亥年吴禄贞被刺一案前面已经提过而外，泄露在外的还有这么两则：

　　一是在南北和议成立后，革命志士罗明典、吴定安联名发表告国人书，揭破袁的政治阴谋，不久有人到旅馆去拜访他们，表示敬意，以后便经常请他们吃酒看戏，一连有一星期之久。有一天那人又约了另一个人来，请他们在齐化门外二闸观水，他们四人分别乘两部马车前往，走到城外荒僻地点，那两个人抽出刀子把罗、吴二人杀害后抛尸而去。吴定安的朋友帅根坤找到了两人的尸体，即向法院控告，法院置之不理。

　　另一则是清末年，河南人曾广福兄弟四人，因为上书摄政王载沣被递解回籍，民国成立后又因反袁再被递解回籍，途中遭人暗杀，尸体没有下落。

　　上述这类暗杀，因为被杀的人没有背景和社会地位，所以死了不为人所关心。宋教仁不同了，他是赫赫有名的革命领袖，又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他遭暗杀当然被全国甚至国际上所注意的。

　　依照前述的刺宋证据看来，袁刺宋不仅事先知道，且与赵秉钧共同制定了暗杀计划，通过洪述祖物色到应桂馨。应是个流氓头子，洪于1月14日发给应一本密码电本“应密”，令应直接和国务院通电联系，后来因为赵太忙，乃派洪述祖到上海和应接头。洪赴上海接洽毕回到北京，把经过报告袁和赵，袁答应“毁宋酬勋位”，洪电应以后电报由洪转，不要直接向国务院联系，怕国务院人多嘴杂，容易把机密文件泄漏。洪给应电报中要他作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应提前动手的隐语。

　　应桂馨和武士英被捕后，在捕房中口供是：

　　应桂馨又名应夔丞，是“中国共进会的会长”，据应自称共进会有会员一万万人。

　　武士英山西人，年22岁，曾在云南当过营长，被裁后流浪来上海。他的供词中说：“宋案是我一人下手，与应夔丞无关。”

　　应夔丞在辛亥革命前是青红帮头目，武昌起义时，帮会颇有贡献，其组织改名共进会，自以有功，骄恣跋扈，为害地方，浙督朱瑞要拿办他，黎元洪为之缓颊。应到湖北后又勾结军队，所行不法，黎亦通缉他，他乃投奔苏督程德全，又曾赴北京商榷改组共进会，遂与洪述祖互相勾结。

　　洪述祖早年在台湾胡作非为，台湾巡抚刘铭传拟将其正法，辛亥革命时在上海和应夔丞一块，据说他小有文才，唐绍仪组阁时本有意任命他为内阁秘书长，后来发觉他不正派，才改派魏宸组，洪于是被赵秉钧延揽为内务部秘书。

　　由于宋案急转直下，不仅凶手被捕，而且铁证如山，足以证明袁世凯、赵秉钧都是主谋杀宋的人，使得袁、赵非常难堪，不得不做一篇遮盖文章。这篇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篇倒乱千秋的手笔，据说由“智多星”赵秉钧想出“移尸嫁祸”的妙计。这篇文章是于3月26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内称：“据应夔丞23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特先判处宋以死刑，即时执行”云云。赵想以此转移国人视线，把梁启超、汪荣宝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列为陪客，并且把杀人主使犯也摆在一起，以为这样就能混淆事实，就能使人相信上海真有这样一个暗杀组织，这个组织不但要暗杀国民党领袖，也要暗杀其他政党领袖，甚至还要暗杀北京政府的首脑。

　　袁为了表示“坏我栋梁”，乃命工商总长刘揆一以吊丧为名，到上海来疏通黄兴。他杀了一个湖南人，却请出一个湖南人到上海来疏通另一位湖南人。刘揆一也是国民党，竟为了一个总长地位，不惜替袁作说客，黄兴对刘毫不客气，他弄得很没趣，回到北京后便向袁称病辞职。

　　上海地方检察厅公然宣布要票传赵秉钧出庭，这一来可把袁和赵搞得很头痛，他们也妙，只好横了心黑了脸，宣布在北京破了一个暗杀组织，名叫“血光团”，黄兴是团长，北京法院也要票传黄兴。袁的嫡系报纸《北京国报》公然用大字标题“伟人造反”，说湖北季雨霖谋反，是黄兴主使。而国民党的报纸则大字标题“总统杀人”以做报复。

　　应、武两犯是于4月16日由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移交给上海地方检查厅看管的。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亲自从南京到上海来，会同上海地方检查厅长陈英，在上海交涉员署内执行检查手续。

　　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发表通电把有关宋案的证件全部发表。袁命令北京的司法部通电否认地方长官有宣布宋案证据之权，认为这样是干涉了司法独立。

　　宋案发生牵连到赵秉钧后，赵很没趣，袁也很光火，于是赵乃避嫌辞职，袁在赵辞呈上批为准予请假暂时休息。4月3日赵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了一段谈话，把他自己说成是宋教仁的最好朋友，他说：“我和钝初一任内务一任农林，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偿还的。”

　　当孙中山把中华民国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时，革命党对袁修筑了三道围墙：一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二是袁必须到南京就职，三是袁发誓必须遵守《临时约法》。

　　可是袁在宣布要南下时，在北京制造了兵变事件，于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计划为之粉碎，袁也不需南下就职。其后唐绍仪辞职和军警威胁临时参议院，把遵守《约法》的规定也粉碎了。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参加巨头会议，本想用至诚感人的方法，使袁改邪归正，为了委曲求全，在“四巨头宣言”中，连迁都南京和贯彻责任内阁主张都没有提出来。在袁看来，不是革命领袖宽宏忍让，而是认为他可以用花拳绣腿的手段来对付革命党，因之鼓励了袁的予智自雄的野心。自唐绍仪被迫辞职后，责任内阁的路袁是绝对不走的，即使宋教仁组阁，袁也不会放松。张振武案不了了之，使袁胆子大了，认为可以用血案来解决政治问题，宋案就在这时发生。

　　3月25日，孙中山自日返抵上海，距离他2月11日赴日考察，前后不过一个半月。孙登岸后即邀集在上海的国民党领袖在上海同孚路廿一号黄兴寓邸会商宋案应付办法，安徽都督柏文蔚也托词到上海省亲，参加了这个会议。这时袁向五国银行团进行大借款的消息也传到上海，国民党认为这是袁恃以发动内战的军费来源，更加愤慨。孙和戴传贤主张用兵。孙中山有“联日速战”的讨袁方略，主张国民党应该先发制人，通电各国阻止大借款，并由国民党控制下各省区组成讨袁军。黄兴对这个计划不赞成，他认为在国际方面中华民国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边疆形势日益险恶，如果国内再发生战事，中国岂不成为朝鲜第二；至于在国内的形势对比，国民党不敌北洋派，因为革命阵营中许多意志薄弱只想做官的人，都已经投向北洋派了，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仅只有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而这四省的内部也并不统一，国民党必需量力而行，知彼知己。

　　由于国民党多数领袖主张避免使用武力而采循法律途径，因此经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建议袁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推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以避免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全权处理宋案。袁表面上接受，却由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为借口而反对成立这个法庭。

　　黄兴主张不用兵可于他致袁的秘书长梁士诒一电中看出。3月27日黄电梁：“宋案连日经英廨审讯，闻发现证据颇多，外间疑团实非无关。兴以钝初已死，不可复救，而民国要基未固，美国又将承认，甚不愿此事传播扩大，使外交横生障碍。日来正为钝初谋置身后事宜，亟思一面维持，而措词匪易，其苦更甚于死者，公有何法以解之？乞密示。”梁对黄这通电报未予答复。

　　上海租界捕房在4月16日把刺宋案凶手应桂馨和武士英移交给上海地方检察厅，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死得不明不白。

　　刺宋案的另一凶手应桂馨在狱中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他有阿芙蓉的嗜好，开始时还用手帕涂上吗啡浆过瘾，随后竟公然要求抽鸦片烟，而法院方面怕他又来一个“死无对证”，也只好特准他在狱中公开抽烟。

　　至于洪述祖呢？宋案破获后，他不敢在北京公开活动，乃从容不迫地“逃”到青岛。德国派在青岛的胶州总督因为他是闻名全国的杀人凶犯同谋者，所以把他扣押起来，袁世凯竟公然派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到青岛交涉，要求引渡。德国总督同意引渡后，洪就等于获释。5月3日洪公然在青岛发表通电，极力吹嘘他协助唐绍仪完成南京议和，建立共和的功劳，痛骂宋教仁：“借政党内容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并且用一种荒谬绝伦的理由为他自己狡辩说：“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赵秉钧在对记者谈话中谈到洪述祖，表示洪和他毫无关系，更不是他的私人，而是少川（唐绍仪的字）介绍到内务部来的。袁看到宋案闹得很厉害，自己陷于极不利地步，乃想设法解释一下，恰遇北京各界举行“宋教仁先生追悼大会”，袁乃授意京兆尹王治馨参加大会时相机为他解释。不料这个京兆尹是个糊涂鬼，他自作聪明地在大会上编造一段故事，他说：“去年应桂馨到了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总理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决不是个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和总理都无关，完全是应桂馨和洪述祖搞的。”他的这番解释，简直是欲盖弥彰，气得袁世凯跺脚，赵秉钧扔茶碗。

　　赵秉钧过分想远离刺宋案，这使到袁世凯很不高兴，赵辞职后被袁改为给假养疴，其意思就是“你越想避，我就越不答应”。

　　赵秉钧除了对报馆记者解释外，还给了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赵函如下：

　　……宋案一端，语涉秉钧，为秉钧一人之关系，虽不容借词掩饰，逆拒忠言，亦岂能含冤不伸，致同默认，兹特详细解答如左：原电内称宋案词连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归案讯办，赵总理亦应出庭受质，方能表白等语。查政府云者，乃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合同构成之有机体之谓也。此种有机体之政府，上负政治上之责任，此次宋案，纯然法律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即云责任，何关政府，故谓词连秉钧则可，若谓词连政府则不可。不过秉钧以个人名义负责，决非以国务总理负责，揆之法理，皎然易明，浑称之曰政府，将与政治上连带责任有相混之处，未免失辞，此不可不辩者一也。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容有如何干系，尚未判定，出庭受质与谁对勘，此不可不辩者二也。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已于勘电声明，原函可查，岂肯谋刺。若必以此影射，锻炼成狱，则程都督等所送全案证据中，又有应致洪函，内称“近往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皆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昨被拨去二万，专任苏浙两处，暨运动徐皖军队之需，夔因势利用，欲擒故纵，不得不勉为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等语。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赀煽惑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克强获免于诉追，而秉钧必须质讯，事同一律，办法两歧，此不可不辩者三也。以上三端，言之有故，敢陈衷曲，用质高明，抑更有说者。自武汉举义，彷徨受任，出领民部，又统一政府成立，始厕内务之席，猎总理之位，首尾年余，奉职无状，而于维持秩序，赞助共和，虽不敢告劳，亦幸免于罪。不图野心枭桀，攘夺政权，借端发难，含血喷人，而盲从附和者，误信流言，愈滋疑窦，其实秉钧与应、洪手函，业经印刷流播，万目俱瞻，与杀害是一是二，自无须辩护也。总之秉钧如果系谋杀共犯，供证确凿，自应束身司宪，无所逃刑，将来洪述祖到案，不难详加研讯，此时何凭与此案毫不相涉之二纸手书，便欲赴沪逮质，自蹈危机，区区之愚，殊难索解，知我罪我，惟命是听。

　　上海地方检查厅要票传赵秉钧，是5月8日的事，赵已于5月1日请准病假，国务总理是由段祺瑞代理。赵既然抗传不到案，袁复命北京总检察厅长罗文干，令其宣称刺宋凶手为黄兴和陈其美。5月16日有一个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周予儆，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是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第二天，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指控谢是血光团团员，于是“血光团”三字便不胫而走，人人争相传说，说这个“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秘密机关，绘声绘影，一若雍正的血滴子。北京地方检察厅便根据这个捏造的故事，票传黄兴到案对质。这样一来，使得本已复杂动荡的局面，增加戏剧性。同时使一般不明底蕴的人民如坠五里雾中。

　　6月11日，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黄一传就到，并且保证以后随传随到。《国民》杂志社曾有一篇访黄的通讯稿，报导黄被票传后的光明磊落态度：

　　“本社驻沪通讯员一日特访黄克强先生，谈及某党报纸诬蔑事，黄先生不禁唏嘘感慨而谓曰：邪说横行，甚于洪水猛兽，今之谓也。但诬蔑我个人之不足惜，为害中华民国则大足惜。通讯员又问及法庭召唤事，先生谓曰，是非自有公论，余辩亦无益，总期望大众常把中华民国四字放在心中，则幸甚矣。言毕，唏嘘不置，忧国忧民亦云至矣。”

　　北京国务院还发表了这么一个荒谬声明：

　　“宋在南方主张袁为总统，而己任内阁，陈其美一派深忌之，黄亦恶其不举己为总统，且疑其为亲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陈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为举黄之说，以离间黄、宋之交，而使他日内阁总理之庶归之于己。宋、陈之间暗潮已极激烈，应本陈旧部，武又黄之私人，适洪述祖因宋争内阁，恐赵不能安于其位，欲败宋之名誉，以全赵之位置，托应求宋之劣迹，应以之告陈，陈乃利用此时机，假应、武之手以杀宋，而归其罪于中央。其用心之狠毒，实为意料所不及。其破案之速，亦由于陈者。盖应、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为反陷之举，遂毫不设备，亦不遁逃。而陈事前既为间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既获之后，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经供出。陈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供词全数抽改，复以威吓应谓能诬赵、洪则其罪决不至死，且能以巨资相赠，若直供不讳必置之死地而后已。及移交检察厅后，陈虑武仍如前供，乃毒杀之以灭口，而以巨金贿西医剖验以为病死，于是应益有所惮而不敢言。此皆应亲告其所延之律师，且谓非转移他处不在若辈范围以内，则此案真象，必不可得。渠在监内日夜防护，以巨金赂典狱者，每食必与人共座，俟人先尝，然后下箸，否则不食，其危险之状已可想见。黄克强前此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既为法部所扼，计不得售，则以暗杀之说要挟厅长，必欲其入赵以罪。日前竟有要求审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赵、洪死刑之请。幸厅长尚未允诺，然闻若辈之意，非办到此层不可。裁判所移转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若能办到，但移至湖北，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

　　宋教仁被刺后，凡牵连宋案的人都在后来不得善终，如：

　　武士英在监中糊里糊涂死去。

　　应桂馨在民国2年7月25日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来，逃到青岛躲避风声。国民党讨袁战争（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应认为是个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第一通电报说：“叛变削平，宋实祸首，武士英杀贼受祸，功罪难平，请速颁明令平反冤狱。”第二通电报说：“宋为主谋内乱之人，而竟死有余荣；武有为民除害之功，而竟冤沉海底。彼国民党不过实行宋策，而种种戏剧实由宋所编制，当时若无武之一击，恐今日之域中，未必有具体之民国矣。桂馨栖身穷岛，骨肉分离，旧部星散，自念因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复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伏求迅颁明令，平反斯狱，朝闻夕死，亦所欣慰。”10月20日他公然由青岛到北京，住在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他的旧相识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他写信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张开狮子大口要求给他“勋二位”和现金50万元。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有人提醒他说：“老袁不是好惹的，你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指着鼻子狂傲地说：“我应桂馨是什么人？他敢拿我怎样。”这些话当然都传到袁的耳朵里。由于应经常住在樱桃街胡翡云的班子里，民国3年1月18日晚上，有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来，刚巧这天晚上，应不住在这儿，四个大汉搜了一会儿便失望而去。经此一搜，应才知道老袁真不是好惹的，第二天便匆匆地离开了北京。他虽然走得快，袁下手得更急，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他便被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另一个侦探王双喜杀死。

　　至于洪述祖一直避居青岛，到民国6年，大家对宋案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时，他认为没有问题了，才化名张皎安回到上海，却因为债务关系，被一个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当他偿清债务，请求原告撤消诉讼，从捕房里跑出来刚要上汽车时，就被年仅15岁的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的秘书）死死扭住，扭到上海法院，后来转解到北京，以主使杀人罪名于民国8年4月5日被处绞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向例绞刑是全尸，而洪受刑时绞机忽把他的头切了下来，实在是件怪事。洪受审时，初仅判无期徒刑，上诉后改判绞刑。

　　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他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一获应死讯时，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更感厌憎，不过却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不到一个月，民国3年2月27日，这位袁的第一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怪角赵秉钧，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他死时才51岁。

　　继他出任天津都督的是朱家宝。

　　赵死后袁表面上装出非常悼惜的样子，送了一幅祭幛，写“怆怀良佐”四字，上款题“智庵上将千古”。另外还送有挽联一副是：

　　弼时盛业追皋益；

　　匡夏殊勋懋管萧。

　　逊清皇帝博仪也给赵赐谥“文恭”，这位赵秉钧当年是代袁逼宫的，“文恭”二字似讽其不“文”不“恭”！

　　前面曾经提过那位京兆尹王治馨，袁命他相机解释，以图撇清，不料他在北京各界追悼宋教仁大会上，却说了许多欲盖弥彰的话，他以为就是替袁洗刷了。袁闻后大为光火，对王印象恶劣万分。原来王治馨也是参加刺宋案阴谋要角之一，民国3年6月，他为了500元贪赃被逮，袁立即发交步军统领看管。10月21日北京大理院宣判王死刑，并于22日执行枪毙。当时贪污横行，贿赂猖獗，区区500元实在不算一件什么事，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其实乃是袁借题发挥，杀王灭口而已。

　　至于在火车上杀应桂馨的两个凶手郝占一和王双喜也都不得善终，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督陕时，袁命郝赴陕听候任用，就命陆杀郝。王双喜听到郝被杀，惊悸哀痛，住在北京旅馆中发了疯，一会儿见宋向之怒目而视，一会儿又见应血淋淋的一身向他追魂索命，不久便死了。

　　陆建章也是刺宋案的主角，后来被徐树铮所杀。

　　宋教仁被刺，举国哀悼，上海老百姓怀念他，于是编了“宋教仁显圣”和“阴曹调卷会审”的神话。谈因果的就说宋为一世之雄，含冤而死，死而为神，上海的许多人更凭吊宋墓以求庇护。

源济

四十九、袁世凯的真面目

　　前面已叙述过五国大借款的经过和借款内容。这笔借款签定之日，正是宋案发展到最高潮时，因此使国民党人士对于大借款的反对，非常激烈。

　　对于袁世凯来说，大借款成功有几个重要含意：（一）是解除了财政上的困难。民国成立后，政府最严重的困难便是财政方面，大借款虽然有各种限制，可是毕竟在许多方面的支出可以依赖这笔钱了；（二）民国成立后，迄未被世界各国承认，大借款签署后，袁领导的政府便和各国有了事实上的往还，袁可以骄傲地对国人说，外国人是相信袁世凯的；（三）有了钱就可以对付政敌，宋案虽下不了台，可是政治上是要讲实力，袁有了钱就可以收买军火、收买刺客、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换句话说，就可以放手对付反对他的人。

　　在国民党来说，袁政府所签订的借外债条约，当然损失利权很大，何况袁事前既不与国会筹商，事后复规避国会质问，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清朝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于袁政府。尤其在刺宋案中得到洪述祖给应桂馨电称：希望大借款成功，可以执行替袁锄除异己的证供，所以反对得尤其激烈。

　　反对尽管反对，袁却有必须达到目的的决心。袁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在通电答辩中，就向黄兴说出很不客气的话，电云：“……黄先生为手创民国的元勋，一言而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引咎自责，惟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这个电报言外之意，就是要国民党不必再进行反对，袁政府是决心要借这笔外债，有本事只管拿出真刀真枪来，看谁胜谁败。

　　民国2年5月2日，袁世凯批准国务总理赵秉钧的辞呈，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由段来代理内阁总理，好像故意给人一个印象，这是个“战斗内阁”，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征服南方。

　　段祺瑞这时才49岁，代理国务总理不过是几个月时间，袁好像故意让他来扮演一幕“喊打喊杀”的闹戏。果然在国会反对大借款的高潮时，5月5日段代总理率领很多武装士兵出席众议院，答复借款问题的质问。议员们看见了兵，不由得都倒抽了一口冷气。有几个议员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现在不是质问借款合同应不应该成立，而是要请政府注意，这个借款合同，依照手续，应该交给参众两院核议。”段上将很干脆地答复说：“木已成舟，无庸再议。”他说完之后便立即离开了众议院。

　　袁在大借款已经有把握后，态度便公开激烈。2年4月7日，北京参谋部曾密电山东都督周自齐和驻鲁辫子军统帅张勋，吩咐他们作好动员准备，以供必要时的调遣。这个命令都附带一笔是绝对保密，不可向其他人等泄露。张勋奉到命令后，就立即把若干客车和货车扣留下来，周自齐部见到辫子军擅扣车辆，以为辫子军要造反，也匆忙地拆毁了一段路轨以阻止辫子军南下。辫子军又错误地认为山东军是他们用兵的对象，乃加以监视，双方防区的接近地点竟发生了局部开火，消息传到北京，参谋部急忙打电报分别解释，双方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

　　这显示在大借款成立前，袁已安排对国民党用兵的军事准备，只等战费一有着落，炮声就会响起来。

　　这期间的袁世凯，口中常挂着“乱党”名词，很显明的，袁口中的乱党就是影射国民党；又挂着“暴民”名词，所谓的暴民也就是暗指国民党党员了。而国民党方面对袁也不客气，以“国贼”回敬他。

　　5月3日袁以大总统名义，通令严捕图谋内乱党徒：

　　“……近阅上海四月廿九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备运兵赴宁各等语。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视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迥殊，但使众望久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所言，奸人乘此煽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良，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特此通令知照。此令。”

　　同日又通令各省维持治安：

　　“……近日迭接各处电文，语极离奇，淆人耳目。一为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因洪述祖与应夔丞往来函件，影射国务总理赵秉钧；一为五国借款告成，误认议院未经通过，并疑及监督财政，市虎杯蛇，深堪骇异。宋教仁被刺一案，业经赵秉钧通告说明，五国借款一案，亦由财政总长详细宣布，阅者酌理准情，当能了然于两事之真相。乃有不问是非，不顾虚实，竟将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一笔抹倒，凭个人之成见，强举世以盲从，直欲酿成绝大风潮，以遂其倾覆政府，扰乱大局之计，岂共和国民当如是耶？……为此通令各省督、民政长，通行晓谕，须知刑事案件，应俟司法机关判决；外债事件确经前参议院赞同，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本大总统有维持治安之责，何敢坐视扰攘，致无以对我国民也。此令！”

　　袁世凯既然撕破了脸，公然向国民党寻衅，遂于2年5月15日，根据陆军部的呈文，下令取消黄兴上将名衔，同时嗾使陕督张凤翙、晋督阎锡山、直督冯国璋、奉督张锡銮、鲁督周自齐、豫督张镇芳、护陇督张炳华及提督马安良、护军使张行志等，联名通电，毁诋黄兴和赣、粤两督为：“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横行，甘为戎首。”张作霖则指责黄兴“倾覆政府，损害国体”。雷震春和赵倜则诬黄兴因争总统不成而捣乱。而袁本人公然正面攻击孙中山和黄兴。据5月24日《时报》所载：

　　“袁向其亲信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右又是捣乱，左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人未尝不能平之！袁作此语时，有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三人在座。梁嘱曾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谓可即说是袁慰庭说的，我当负责任云云。”

　　袁有个习惯，他每次要有行动时，总要把北洋军搬出来炫耀一番，以达其先声夺人的目的。这时他也故计重施，采取了同一手腕，第一步骤是指使北洋军将领发表联合电报，痛骂以国民党为多数党的国会，对大借款问题无理取闹，不顾大体。第二步骤是专对黄兴，硬说湖北季雨霖叛变是黄兴所指使，张勋通电捏造黄兴派人到兖州运动军队，把黄兴说成是好乱性成的捣乱派。第三步骤是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张勋等联名通电：“枕戈待命”。同时北洋系组织了七省联盟以对抗国民党的四省联盟。在一片疯狂叫嚣中，有人建议由各省军人推戴袁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袁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派倪嗣冲为安徽清乡督办，由河南向安徽边境进发；派毅军赵倜与第六师李纯两部集中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又派海军舰队游弋于九江上下游一带，其目的在进攻国民党控制下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5月15日取消黄兴上将头衔，6月9日免江西都督李烈

　　钧职，6月14日免广东都督胡汉民职，6月18日令粤汉川汉铁路由交通部直辖，准督办岑春煊辞职，6月30日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职。江西、广东、安徽省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而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又都是国民党党员。

　　袁的这些行动，显示他已和国民党正式破裂，大局至此，遂不可收拾。

　　袁和国民党决裂后，举足轻重的是湖北的黎元洪。黎虽举足轻重，但他一直为国民党人所轻视，自张振武案后，更为国民党人所不谅，因此，在这两大势力之间黎必须选择一条路。由于张振武案他已入了袁的网罟，所以他在这战云弥漫时，向袁递上一道降表，中有：“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拄搘，决无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袁给黎回电，极尽敷衍：“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亦不赦。”

　　这一对冤家，后来又变成了儿女亲家，现在则互相发誓以强化互相勾结。袁、黎两人的勾结对于袁这次用兵的成败，是一个大关键。因为湖北居中国要冲，是南北战争的枢纽地带，黎元洪的倾向可以成为双方胜败重要关键之一，黎元洪既然敞开大门让北洋军进入湖北，所以第六师得以安全迅速地通过武胜关，一步一步移动到“长江之腰”的田家镇，矛头指向江西。

　　在6月9日袁撤免李烈钧的江西都督时，就同时发布命令，以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事，以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升授中将，以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加中将衔。欧阳武和陈廷训都是江西将领。

　　袁的这道命令相当狠毒，用黎兼领江西都督，不但是眼前的借刀杀人计，而且也是未来的调虎离山计。因为目前这么做，使国民党更恨黎元洪，黎势必只有一面倒向袁的怀抱，待经过一段时间后，便可再发布一道人事命令，命黎专任江西都督，而免去其湖北都督的兼职，使黎离开他的根据地武昌。黎虽号称老实人，可是在对他自己有切身利害时，他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他坚决不肯“兼领”，并极力保举欧阳武继任江西都督。

　　黎既然表示拥护袁，于是乃致电黄兴和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等，电云：

　　“……元洪与诸公，昔为生死患难之交，今为唇齿辅车之势，感赴援之厚谊，杯通好之真诚，区区此心，万不至舍旧谋新，去近图远。惟外观世局，内审国情，但知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以保育共和，维持统一为宗旨，不忍南北稍形决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茧裂，强敌剖分，民国不成，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元洪恃在夙好，敢贡罪言，情尽于斯，尚祈矜察。”

　　黎虽然向袁递了降表，可是促成袁、黎结合的，不能不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章炳麟，一个是饶汉祥。

　　刺宋案闹得下不了台时，章曾给袁一函，其最后一段是：“诚能决心以去宵小，推诚以待人才，保全倡义之元勋，倚任武昌之夹辅，何不乐为？”这倚任武昌之夹辅，就是强调袁必须和黎合作。以革命时期曾坐过牢，文名满天下，又有“民国弥衡”绰号的近代国学大师章炳麟，在湖北人心目中，不失为一个偶像，他的言论毫无问题是有极大影响力的，他独独垂青于袁，兼及黎氏，这种无形中的宣传力量，是能够使人盲从的。

　　至于饶汉祥，其声望虽次于章炳麟，但信用较好。他是黎夹袋中重要人物，原籍湖北广济，曾以举人游福建，辛亥年不得志而归，住在武昌斗级营小客栈中，穷得只剩一条寡裤带，有人向黎推荐，遂成为黎的文胆。民国元年11月，黎任饶为内务司长，但国民党人不喜欢他，骂他是“瘾君子”，他连气带吓，跑回原籍，行前给黎留别信有句：“昨日一朵红云，从空中飞下，譬如乞儿得平天冠，几至惊惧无措。汉祥一念既寒，前缘俱寂，无妄之祸，愚者不取。已星夜束装归里，如有复我者，有如此水！”饶躲在乡下，黎派员持手书慰问，使饶深感黎的高厚，更把国民党恨之入骨。民国2年6月19日，黎命饶代理民政长，9月25日改为署理，不料湖北省议会也一致反对，饶又气返乡下，又做了一篇“万缘俱寂，有如此水”的文章。饶鉴于省议会对他不好，他乃想到北京游宦，他提议本省人不做本省官，袁借此大为嘉奖，因之饶便更趋向袁了。

　　民初黎当选副总统时，饶代他拟通电，有：“元洪备位储贰”一语，后来他任民政长，下车文告有：“汉祥法人也”一语，当时有人以此二语撰成一联，是：“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一章一饶，由于他们推波助澜，使袁、黎的结合，便更为容易。

源济

五十、李烈钧湖口誓师

　　袁世凯不能和国民党共存，可以说是先天就注定了，不必待宋教仁被刺才真相毕露，不过宋教仁案加速了袁和国民党的对立。

　　袁对他的大敌国民党的处理，非常矛盾，他口中不离“乱党”两字，同时部署一切军事计划要铲除国民党在南方的一切力量。可是他这时还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由临时大总统过渡到正式大总统，必须经由国会产生，而国内的多数党却正是国民党，如果解散国民党或者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党团，那么国会便不足法定人数，正式总统也无法产生。北洋军系的人主张由军人共推袁为总统，以显示军人力量，袁没有考虑走这一条路，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军国。

　　对国民党既然还有些投鼠忌器，因此他对于北京的国民党员就比较客气一点；而身在北方虎穴中的国民党员，也比较有妥协性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袁授意北京总检察厅票传国民党北京支部部长吴景濂到案，质问黄兴是不是国民党的领袖，如果黄的“逆叛”行为与国民党有关，那么国民党就该负起“谋叛”的责任，如果黄的行为与国民党无关，国民党就该立刻开除黄兴党籍以明责任，限吴景濂三天内答复。吴景濂拿这个难题无法解决，很想召开一次北京支部大会来研究处理，可是时间太仓促，这时留京的国民党员已伤透脑筋，拿这问题来谈岂不是更头痛。会议召开不及，三天限期转眼即到，吴景濂没有办法，只好想出一个应付的办法，他以个人名义在北京报纸上刊登一段启事：“黄兴除名一案，非经大会不能决定，但限期甚迫，不及召集大会，因即遵令除名。”

　　袁系骂黄兴是捣乱领袖，其实黄在宋案后一直是主张委曲求全的，对宋案本身言，黄主张纯以法律解决，求是非，讲法理。对于袁政府的态度，黄鉴于外交严重，各国尚未承认民国，蒙藏风云紧急，所以反对用武力对付袁。他的主张受到多数人支持，因此在袁下令免三省都督前，国民党对于解决纠纷的办法是：“宋案责成法院，借款责成议会。”并拟推岑春煊、王芝祥、章士钊、汪兆铭等为调和专使前往北京。

　　袁免赣、皖、粤三省都督后，国民党方面仍希望不致决裂，所以6月10日李烈钧有蒸电报告袁政府“遵令免官”，并且通电将已经调动的部队撤回原驻地点。6月16日胡汉民有铣电“请授赴藏方略”，并且解释“宋案借款之争，仅系建言作用，不敢出法律范围”。而柏文蔚早在调任令发表之前就表示要辞职。这一切并非国民党施缓兵之计，实在因为国民党的多数派还不打算对袁进行武装抗争，宁愿解除自己的武装力量，只求保存国民党是一个合法政党，在国会中占多数，所以迁就到底。

　　黄委曲求全终不能全。其实不独黄主张如此，汪兆铭自欧回粤，亦主张国民党可作在野党。汪本内定为北上调和专使，因情势改变而作罢，他的把兄袁克定曾有电给他：“别来经年，想见若渴，弟扶病北来省亲，晳子云兄将来，喜甚。惟迟行未至，伏枕怅望，尚冀早来，借慰病友。克定谏。”

　　在这纷扰的期间，还有一个酝酿，据说是日本在幕后策动的，就是要在南京另外组织一个政府，推举岑春煊为总统。

　　民国2年7月28日熊希龄的通电，曾经揭破这个密谋：“报载四省独立，有在宁设立政府，推举岑西林为总统之谣。前南北议和时，犬养毅等于前年冬来华，运动南北分立，渠与希龄本属旧交，屡至沪寓密告希龄，谓袁如得志，中国可危，不如劝孙、黄公推岑为总统与袁对抗，并要求希龄介绍往见。希龄与张謇、汤寿潜、庄思缄、赵凤昌诸君与犬养毅接谈数次，竭力反对。幸黄兴当时力主和议，岑亦病辞不见，犬乃回国。去年春间再到上海，乃不与希龄接洽矣。此日本民党利用我南北分立之实在情形也。”

　　岑春煊在南京组府之说传了一个时期，后因袁军事力量直扫南方，因之没有出现。岑、袁两人在清时就有大隙，袁依赖奕劻，而岑则反对奕劻。宣统年间盛宣怀红极一时，挟隆裕和载涛、载洵以自重，辛亥起义后，盛主张用岑，奕劻则主张起用袁，其后袁因缘时会，水到渠成，遂代清而为民国元首。岑去福建。福建之役，岑怨袁欺，大失所望，拂袖而去，袁又请岑继黄兴为粤汉路督办。袁与南方决裂，督办亦撤销，袁、岑之间遂更成水火。岑在上海，据说孙、黄都去拜望他，他告诉访客说：“别人都怕袁世凯，我是不怕他的，倒要和他较量一下。我本无意大总统，今既有现成的，就不妨试试看。”

　　袁既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的军事目的当然并不止于撤换国民党系的三省都督为已足，他要粉碎国民党在各省的军事力量和基础，同时还借此铲除所有非北洋系和袁系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所以袁的最后目的是想达到武力统一全国。

　　尽管被撤职的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都督不准备继续进行抵抗，可是北洋军仍按照原定计划分两路南下：第一军军长段芝贵统率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六师师长李纯两部担任湖北、江西之线；第二军包括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因第二路军不止是一个军，所以称为第二路军），由冯国璋统率，沿津浦路南下进攻南京。这都是北洋军的嫡系。段芝贵和冯国璋都是袁的心腹大将，袁心目中的两个重要棋子，袁心中内定段芝贵是湖北都督，冯国璋是江苏都督。

　　江西和南京是北洋军进兵的两个主要目标，湖南和上海也是袁用兵的两个目标，由于北洋军没有足够的兵力配备到各个目标上，因此袁派特务放火焚毁长沙的军械库以削弱湖南可能产生的抗袁力量。

　　7月上旬又派兵乘应瑞、肇和诸舰抵沪，派海军中将郑汝成以总执法官名义为统帅，团长就是后来齐卢之战有名的将领臧致平。这些兵舰运兵到吴淞登陆，以图控制上海。

　　北洋军得寸进尺，咄咄逼人，造成了一种形势，即使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到底，国民党想委曲求全，以合法政党地位继续存在也将势不可能，因为国民党军队必将被北洋军吞吃掉，国民党人也将无容身之地了。

　　李烈钧是国民党四个都督中最有实力的，袁最嫉恶李。李被免职后，孙中山派居正、白逾恒、吴铁城前往南昌慰问，并劝李不受乱命，宣布独立。李颇踌躇，认为：“被免了职才起兵讨袁，人将以为恋栈挟嫌，岂能言顺。”所以决定离江西至上海谒孙中山再作计较，于6月15日经安徽至上海，下榻斜桥路60号。柏文蔚是主张使用武力的，且打算首先在安徽发难，曾密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孙因为安徽逼近北方，且可拱卫南京，似不宜先动，最好由湖南、广东、江西各省先行独立，迨袁出兵，安徽便可截击，所以劝阻了柏。柏被袁免职即赴南京升平桥小住。

　　李烈钧在上海分别见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反复会商今后对袁应付策略，深感袁当时作法是斩尽杀绝的毒招，既不可理喻，又难以感化，当前只有一途，就是举兵反抗。黄兴这时已派人在南京运动军队。李激于义愤，愿任首难之责，遂于7月7日自上海轻装潜返江西，7月8日抵达湖口，召集旧部第九、十两团，及辎重工程两营，于7月12日占领湖口炮台，檄告中外，宣布独立。李部混成团团长林虎，自告奋勇，愿任九江前敌军总指挥。第一师师长欧阳武，第二师师长刘世均，赣南第四旅旅长蔡森，均电告整军备战。

　　中华民国2年7月13日，江西省议会公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慷慨誓师，发布讨袁檄文，略云：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腹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这就是民国史上的“二次革命”，也称“癸丑之役”、“赣宁之役”。

　　事实上李还未就讨袁总司令以前，江西军便已和北洋军有了接触，7月12日晚北洋军步兵第24团团长张敬尧，已率全团抵赣。12日拂晓，北军开始攻击，赣军以一连应战，气壮山河，一举大捷，俘虏北军百余人，掳获甚多。北军第12旅旅长马继增赶来增援，而赣军已奏捷后鸣金收兵了。这一战张敬尧惨败，赣军夺获北军枪枝百余支，毙连长一名，排长五名，士兵200余人，俘虏营副一人。讨袁军只伤了士兵一人。

　　李烈钧湖口倡义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亦宣布独立，福建方面师长许崇智亦宣布起义。福建都督孙道仁犹存观望，许迫孙，孙不得已乃勉强加入讨袁军。安徽方面柏文蔚交卸都督后，本已至南京小住，当李烈钧返江西后，柏文蔚亦于7月17日返安徽宣布独立，以响应江西，不幸安徽军师长胡万泰已被袁世凯收买，反戈对付柏，深夜勒兵围攻都督府，柏文蔚不及躲避几遇险，乃出走芜湖。胡万泰联合海陆军进攻芜湖，柏力战不支，惨遭失败。南京方面，黄兴于7月15日据南京组织革命军宣布独立，进兵淮北，江苏都督程德全弃职走上海。上海方面则由陈其美策划部署。广东由都督陈炯明与胡汉民联合于7月18日宣布独立，本拟出兵援赣，但因广西都督陆荣廷、巡防统领龙济光为袁收买，广东受广西牵制，乃不能出兵。四川方面川军第三师长熊克武于8月4日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

　　李烈钧在江西发动讨袁后，孙中山乃急促南京和上海响应，且打算亲赴南京主持。黄兴觉得戎伍之事非孙中山所长，乃自告奋勇请缨，于7月14日赴南京，临行急促甚至连其夫人均未通知，直到抵南京后才致书夫人。黄抵宁后，即召集驻南京的第一、第八两师军官会于八府塘李鸿章相府，决议组织讨袁军，响应江西。当时南京驻军中，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长蒲鉴，要塞第二团教练官程凤章均为袁党，持反对态度，黄乃捕杀之。遂以江苏都督程德全名义宣布独立，并任命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组织总部，以黄葆仓为参谋长，许崇灏为参谋主任，秦效鲁为筹饷处长，沈缦云为造币厂厂长，朱寿颐为接收马府街袁政府陆军部仓库专员，同时檄令驻徐州第三师冷遹部堵击南下袁军，第一师章梓、第八师陈之骥出兵临淮关控制要隘，7月15日慷慨誓师。

　　陈其美在上海计划讨袁时，恰逢蒋中正和张群由日本返沪，陈大喜，即与二人会商军事，张群主张先攻海军，蒋则以兵工厂为军队命脉，应先夺取兵工厂。陈其美赞成蒋计划，遂积极部署。蒋曾在辛亥年光复上海时组织军队，旧部甚多，后因赴国外考察，乃将一手训练之部队交张群统领，张其后又赴英国考察工业，乃移交陈某。这时陈任团长，所率士兵即蒋当年训练者，今见蒋、张两位旧主归来，欣喜若狂，均愿接受指挥，于是蒋乃号召旧部，拥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袁世凯既派海军中将郑汝成统率警卫军1300名驻守高昌庙兵工厂，又派海军司令李鼎新率黄浦江军舰协同保护。陈其美宣布独立，屡劝郑汝成让出高昌庙兵工厂，郑不答应，陈乃命蒋率所部及钮永建之一团分道进攻，相持数日，讨袁军因子弹接济不及，遂告败北，其后回兵进攻吴淞，也因众寡不敌，未能获胜。

源济

五十一、第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爆发后，袁大举向南方用兵，并发出两道通令（民国2年7月），第一道是致各省宣布意旨电：

　　“余以衰病余生，伏处已久，稍有田园之乐，自问已无事可为。此次出山，实缘事机危迫，不忍见人民陷于牛马奴隶之域，故冒万险，膺兹艰巨。受事以来，始终以尊重人道主义，及适合世界大势为主旨，苟可和平维持，决不轻事破裂，并非兵力有所不足，实缘民困已极，不堪再受战祸，一年以来弥缝迁就之苦衷，当为国民所共谅。现在财政、外交触处荆棘，国家运命旦夕可危，凡有血气之伦，自应以同舟共济之心，为披发缨冠之计，决不肯再言破坏，自取覆亡，乃若有之，则亦二三不逞之徒，生性好乱，必不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情，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便与此辈同为亡国祸首，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棉力，殄此么魔。诸君各膺疆寄，必有同心，愿共勉之。”

　　第二道是为了“赣乱”的通令：

　　“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又岂能以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此次派兵赴浔，迭经本大总统及副总统一再宣布，本末了然，何得信口雌黄，借为煽乱营私之具。今阅欧阳武通电，竟指国军为袁军，全无国家观念，纯乎部落思想。又称蹂躏淫戮，庐墓为墟等情，九江为中外杂居之地，万目睽睽，视察之使，络绎于途，何至无所闻见。陈廷训之告急，黎兼督之派兵，各行其职，堂堂正正，何谓阴谋？孤军救援，何谓三道进兵。即欧阳武蒸日通电，亦云‘李烈钧到湖口，武开两团往攻’等语，安有叛徒进踞要塞，而中央政府该管都督撤兵藉寇之理？岂陈廷训、刘世均近在九江之电不足为凭，而独以欧阳武远在南昌之电为足信？岂赣省三千万之生命财产，独非中华民国之人民？李纯所率之两团，独非江西兼督之防军？欧阳武以护军使不足，而自为都督，并称经省会公举。约法具在，无此明条，似此谬妄，欺三尺童子不足，而欺天下人民，谁其信之！且与本大总统除乱安民之宗旨，与迭次之命令，全不相符，捏词诬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独我无辜之良民，则奔走流离，不知所届。本大总统心实痛之。本大总统年逾五十，衰病侵寻。以四百兆人民之付托，茹苦年余，无非欲使黎民子孙免为牛马奴隶。此种破坏举动，本大总统在任一日，即当牺牲一切救国救民。现在正式选举，瞬将举行，虽甚不肖，断不致以兵力争擅权利，况艰辛困苦，尤无权利之可言。副总统兼圻重任，经本大总统委托讨逆，责有攸归，或乃视为鄂赣之争，尤非事实，仍应责成该兼督速平内乱，拯民水火，各省都督等，同心匡助，毋视中华民国为一人一家之事，毋视人民代表为可有可无之人，我五大族之生灵，或不至断送于乱徒之手。查欧阳武前日电文，词意诚恳，与此电判若两人，难保非金壬挟持，假借名义。俟派员查明再行核办。此令”。

　　21日又发布如下的命令：

　　“湖口、徐州等处暴徒倡乱，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戡定，迭经先后布告。本大总统躬承国民付托之重，值此变出非常，荡平内乱，责无旁贷，耿耿此心，当为我国民所共谅，各友邦所悉知。惟恐传闻之异词，或以方针之未定，国民以姑息养奸所责备，外商以身命财产为隐忧，若不明白宣告，使我全国人民咸知顺逆从违之所在，各外商共悉镇乱靖暴之有方，其何以靖人心而昭大信？为此通令，条举三端：一、该暴徒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警戒。是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二、各国商民之通商传教，载在条约。凡有乱警地方，该地司令官均应照约实力保护，务使各外国人之身命财产，不致因乱事稍受危险。嗣后各该地方之外国人所有身命财产，如因镇压变乱而直接受有损失者，民国政府必完全负其责任。三、乱党到处勾结，如有本国人与之订立一切契约，而影响可以及于国家或一地方者，无论用何种方法，及何种名义，民国政府绝不承认。以上三端，自本令发布以后，应由各该地司令官通行布告。仍着外交总长行文驻京各国公使查照，以副友邦热诚赞助之雅怀，而示本大总统除暴安良之至意。此令。”

　　当袁大举向南方用兵时，虽然已对国民党撕破了脸，满口乱党叛徒，可是独对孙中山先生还很客气。不过孙中山却不能不表示严正的态度，乃发电致袁，原电云：

　　“北京袁大总统鉴：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言非仅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以来，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故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曰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乘此一逞，树威雪愤。此但自为计，固未为国民计，为公计也。清帝辞位，公举其谋，清帝不忍人民涂炭，公宁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说者谓公虽欲引退，而部下牵掣，终不能决，然人各有所难，文当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责言，谓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于彼时，屹不为动。人之进退，绰有余裕，若谓为人牵掣，不能自由，苟非托辞，即为自表无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拚！杀一无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

　　孙中山同时发出通电一道，略云：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军、师、旅长鉴：江西事起，南京各处以次响应，一致以讨袁为标帜……大势至此，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之一身，闻袁氏决以兵力对待，是无论胜败，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使袁氏果而出此，非惟贻民国之祸，亦且腾各国之笑。……袁不宜借口部下之拥戴，而拒东南人民之要求，可断言矣。诸公维持民国，为人民所攸赖，当此人民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劝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倘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人民，以成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文于此时，亦惟有从国民之后，义不返顾。”

　　二次革命是由江西肇始，赣军虽然在开始时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可是北洋军增援后，大举猛进，相持十余日，湖口要塞司令陈廷训被袁收买，暗与北军相通，于7月24日晚令炮兵反击赣军。赣军不及防备，前后受敌，不得已遂放弃湖口。25日北军遂入据湖口县，李烈钧虽戮力抵抗，但要塞已失，门户大开，江西已无险可守，8月18日南昌失陷。袁世凯以李纯为江西护军使，李廷玉襄办江西军务，旅长马继增升第六师师长。

　　袁军攻入南昌后，军纪之坏，和洗劫南京大同小异，南昌富室均被指为国民党，劫掠其财物，奸淫其子女，尤以第六师十一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张敬尧所部，一如辫子军张勋所部一样，入南昌的第一天就横尸1000余具，其惨状可以想象。南昌危急时，江西都督欧阳武自称罪人，到吉安青源山为僧，号止戈和尚。9月中旬北洋军已完全占领江西后，江西水巡局长倪占魁，把他从山上解到南昌来，李纯命予以优待，发交军法处收押。他写信给南昌商会，有：“祖母九旬，老父七十，为武不肖，朝夕聚哭，求死不得，言之心酸。”商会乃代为求情。9月27日解北京，判处二等有期徒刑八年，10月30日获特赦。

　　安徽宣告独立时，民元做过皖军总指挥、临阵失踪的胡万泰，又爬上了都督座位，把署理都督孙多森请到原来的民政长椅子上。不久讨袁军两路失败，胡乃取消独立，于7月22日偕孙多森逃走，剩下都督的空位子，给宪兵营长祁耿寰坐了几天，又让给刘国栋。7月27日柏文蔚回到安庆来，刘乃退回原职小小参谋椅子上。8月6日，逃走的胡万泰突又出现，通电数柏五大罪状，可是这时柏亦已离皖，胡再任都督，宣告独立，可是这把椅子已轮不到他了。8月28日倪嗣冲来到安庆，倪早在7月27日就由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从此，安徽变成了北洋军阀一个主要的巢穴了。

　　北洋军既然节节胜利，袁系的升官图便在南方出现，段芝贵仍兼第一军军长，升上将，实授江西宣抚使；张勋亦升上将，段芝贵的右司令王占元兼湖南护军使。

　　上海方面因南京革命军失败，亦功败垂成，袁命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松江镇守使，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都督。

　　广东和四川两地解决得最快而不吃力，7月27日袁派龙济光、觐光兄弟为广东正副镇守使，8月3日龙济光升上将继任粤督，8月5日陈炯明出走。四川方面熊克武虽于8月9日宣告独立，但为时只一月就解职下野。

　　湖南独立的局面，主要受湖北的压迫，以及广东独立失败的影响，遂使湘督谭延闿和湘军师长赵恒惕功亏一篑。8月12日湖南为环境所迫取消独立，9月17日袁令汤芗铭率楚有等四艘浅水舰驶入岳州，派第三师曹锟部进驻岳州，又以袁系的卅九混成旅旅长伍祥祯为岳州镇守使。这样一来，湖南便完全落入袁的掌握中。袁仍然施借刀杀人计，命黎元洪兼领湘督，黎当然不会中计，敬辞大命；袁乃请黎荐人自代。黎自然不会推荐与袁无关的人，他觉得汤芗铭是袁的死党，又是湖北人，黎和汤的长兄汤化龙又是老朋友，因此顺水推舟保荐了汤为湘督。10月7日汤芗铭赴长沙晤谭延闿，10月24日袁发表人事命令，免谭，以汤继任都督，王瑚继任民政长，王未到任前以汤兼署。并命谭即日入京，同时令将师长赵恒惕解往北京听候处分。袁的军队于11月15日入驻长沙。

　　黎在湖南人中，以对谭和赵最好，谭下野后，黎打电报给袁说：“谭的独立非出自愿，乃系被迫，曾仰药以求解脱，元洪敢力保其无他。”谭是个书生，见到黎为他解脱的电报，立即加以否认，他发出一则通电，大意是说：黎副总统心存爱护，力为解免，难道我不知感激，可是我并未仰药，亦未受迫，我为都督，发号施令俱自己为主，要治罪，一身甘当云云。二次革命后，各省取消独立，浮起一片骂孙、黄声，但谭却始终不骂；各都督多诿称独立时系被迫，或被冒名，谭则独任其咎。

　　北京陆军部判谭四等有期徒刑，黎再出头说项，乃于12月12日下令特赦，仅褫陆军上将衔“以示薄惩”。黎同时又代赵说情。赵亦因之免难，议处三等有期徒刑四年，褫夺少将衔。这是民国3年4月22日的事了。后赵获蔡锷力保，3年9月13日亦获特赦。

　　黎对谭、赵是特别的，可是对其他一般湖南人并不好，这可以从谭人凤致黎函看出：

　　“闻公近日专以仇杀湖南人为事，而其被杀之人，不审罪状，不问姓名，概以乱党二字加之，立予枪毙。……试问武昌旅馆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数命令撤差，岂玉石不分，可一网打尽耶？……公傀儡昏庸，听人播弄，时而曰二次革命，曰三次革命，曰四、五、六、七次革命，自吓吓人，正所谓天下无事，庸人自扰之也。公作威作福，肆虐于我湖南人，试问湖南人何负于湖北？更何负于公？阳夏之役，救湖北者非湖南乎？”

　　袁世凯于7月23日发表命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孙是于民国元年9月9日受任筹办全国铁路，提倡修筑铁路20万里，可惜当时人们没有远见，以为修筑20万里铁路简直是神话，于是大家以“孙大炮”嘲笑孙中山。其实当时美国已有100多万里铁路，中国比美国大，即使修筑了20万里根本算不得一回事，而国人竟大惊小怪如此，实在太浅见了。孙中山慨然统一筹划全国铁路大计，第一步预定修筑三大路线：第一条是由广州经广西、云南接缅甸铁路；第二条是由广州经湖南、四川达西藏；第三条由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以迄伊犁。筹款方法主张借款，如京奉、京汉、沪宁诸路办法，其条件以不碍中国主权为范围，资本订60亿元，里程20万里，期限10年。计划才告拟定，由于二次革命以及袁撤销孙中山铁路筹办全权，此一伟大计划，乃随孙之去而告流产。

　　7月23日同时发布命令，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

　　“叛徒”，责成冯国璋、张勋捉拿黄兴到案，还发出捉拿赏格，捉到黄兴的赏洋10万，捉到陈其美的赏洋5万。

　　上海、南京两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8月2日孙中山乃乘德轮约克号离沪，本意拟去广东，不料次日经马尾，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多贺京之来告，驻粤将领张义权、苏慎初已与龙济光勾结，接受袁世凯乱命，恐不安全，孙中山乃决定改赴台湾。行前召见随行同志梅光培、李朗如，令梅、李两人先至香港，自己则偕胡汉民去台湾，并把随身所带全部款项600元交梅、李备用。梅、李拒不肯受，胡汉民劝他们接受，大家黯然话别，分道而行。

　　孙中山偕胡汉民抵台后，张继、马君武亦随后赶至。这时各地的讨袁军都相继失败，孙乃转去日本，不料袁已要求日本拒绝孙上岸，幸孙得船长的掩护，以及国民党在日本的负责同志丁怀瑾（石僧）的布置，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的协助，才得在神户秘密登岸。这时随侍孙在神户的是胡汉民和廖仲恺，丁怀瑾则往来东京、神户各地，对外连络。

　　9月6日北京总检察厅秉袁世凯命下令通缉二次革命首要，以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宁沪倡乱首魁，其余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亦在通缉之列。不久，黄兴、陈其美、居正、戴传贤、邵元冲、邓铿、田桐等亦先后亡命至日本。

　　民国2年的讨袁之役（又称为癸丑之役、赣宁之役、湖口之役和二次革命），可惜是昙花一现，它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使得北洋军源源进入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省外，其他南方各省都成为了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征服地，袁家天下已囊括了全国十分之九。至于桂、黔、滇、川四省为什么没有给北洋军侵入，一来是这四省的都督都不是属于国民党系，二来是这四省地处偏远，袁觉得鞭长莫及。由于地盘扩大，北洋军既要镇摄北方，又要占领新夺到的南方各省，当然感到兵力不敷分配，于是乃大举扩充，从此北洋军的番号便越来越多了。

　　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在用人问题上充分表露出无制度，无标准，完全是家天下作风，既派刘冠雄为南洋巡阅使（他所指的南洋是江浙一带），又派雷震春为长江查办使；既派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又派张勋为江北镇抚使，还有一个江北检讨使蒋雁行；既派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还有一个连职名也相同的赵惟熙；至于湖南，就派了三个查办使：曹锟、汤芗铭和郭人漳，又派了两个检查使：张学济和朱树藩。这一幅多采多姿的升官图，据说连袁自己也记不清楚总共发表了多少官职。真是五花八门，叠床架屋，在袁来说是羁糜天下英雄，网罗人才的手段。

　　不要说有官无职的空头衔如此，就是有官有职的情形也是乱得一塌糊涂，有些省既有都督，又有护军使，有些省有护军使或镇守使却无都督，有些省以文人为都督，却以武人为民政长，有些省则以武人兼军民两长。

　　但是，主要的安排却没有含糊，从民国2年7月到12月，袁先后任命了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此外，又派北洋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松江以扼浙江的咽喉，第卅九混成旅旅长伍祯祥驻长沙，第三师师长曹锦驻岳州以扼湖南的咽喉。

　　国民党第二次革命失败，对于中华民国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袁世凯的胜利鼓励了他独裁称帝的野心，使中华民国民主事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源济

五十二、虽胜犹败得不偿失

　　当黄兴在南京组织讨袁军后，江苏都督程德全阳为赞成，阴存观望，于7月17日托病由南京赴上海。迨7月25日，袁军已攻下江西湖口，程德全乃发出通电，向袁输诚，电云：“南京独立，系黄兴及第八师师长陈之骥所为，现已另刊关防，召集水陆军警，亟图恢复云云。”这时，上海的讨袁军因受外人干涉，司令部被解散，南京无以为恃。冯国璋、张勋乃各率大军沿津浦路南下，黄兴于是功败垂成，退出南京，陈之骥亦取消独立，以师长名义维持南京秩序。8月11日何海鸣重组讨袁军于南京，与冯、张两军作殊死战凡20日，9月1日袁军大举进攻，何兵外无奥援，孤军苦战，困疲万分，不能再守，南京遂被袁军攻占。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攻城时，曾下令城下之日大掠三日以为奖赏，于是南京城被辫子军攻下后，遂遭浩劫。

　　北洋军对南京的作战任务，是由张勋部攻打太平门，雷震春部攻打南门，冯国璋部攻打北门。张勋使用掘地道、埋地雷种种方法，轰倒了一段城墙，于9月1日攻进了太平门。城破后，北洋军放火烧了下关，城内还有三五成群的讨袁军残部在巷战，这时的讨袁军总司令何海鸣，躲在马棚草堆下得以乘机逃脱。从9月1日至3日，张勋大纵兵士任意地奸淫抢劫，他于9月4日才进城。洗城的那三天中，雷震春军在南门，张勋军在北门，好像划分势力范围一样，挨家挨户地烧杀抢掳，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不放过。许多妇女投秦淮河自杀。由于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是湖南人，坚守南京的部队也绝大部分是湖南人，因此张勋对湖南人恨得最厉害，湖南会馆先被查封，湖南人被杀的也不计其数。在抢劫过程中，城内大街小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怪现象，有些兵士脱下军衣，把步枪当作扁担来搬走他们的“战利品”，有的强迫人力车替他们搬运，有的则因抢夺赃物而互相枪击。张勋虽然打了一次胜仗，可是等到士兵们归队点名时，却少了很多，这些士兵不是战死而是失踪，他们为什么失踪呢？原来他们打完了仗，老总们都饱掳满载，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于是他们便开小差回家去享福了。

　　南京市民用罢市运动来抗议辫子军的罪行，张勋用武力对付，强迫商人开市，他认为开门七件事最要紧，乃勒令柴、米、油、盐、酱、醋、茶店铺首先开门，其余的则一概不理。

　　9月9日，沪宁火车首次通车，南京市民们扶老携幼，不约而同地都赶到火车站，想搭车离京，以逃避辫子军暗无天日的洗劫。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人都争先恐后要离开南京这座黑地狱。因为辫子军在南京的洗劫，毫无终止的迹象，同时又听说张勋且要驻节南京，遂使南京市民们一传十、十传百，这是由于张勋过去治理南京的余悸还深印在大家心上。

　　提起张勋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怪物，他的辫子军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当清帝退位前，他曾率军勤王，勤王军在天津被洋兵挡阻，他才怏怏回到德州。这次听到革命党又在南京“造反”，“袁宫保”又要和革命军打仗，他乃自告奋勇率兵剿“匪”。袁派他会同冯国璋攻南京，这正给他恢复自己因辛亥革命而失去的江南地盘的大好机会。

　　张勋和辫子军攻下南京后，大肆洗劫，使到天愁地暗，中外震动，连袁世凯听了也为之惊讶，于是发电给南京各军师，全电如下：

　　“阅路透电，称南京城内住宅商店，茅舍草屋，无不被抢，妇女老小贫富，多被奸淫，其余均入外人家避难，各军皆然，而张部蓝衣兵实占多数。各官长目睹不理，所谓不伤一人，不惊一户之宣告，完全背弃。日本民居，亦多被害，有自日领署出者，被兵枪毙三人，受伤一人云云。此次大兵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强暴行为，如果尽确，则是丧尽名誉，大干军律。查各国军人素尚文明，即俘虏亦无凌虐。吾国削平内乱，自残同类，已属可矜，况无辜良民，久困匪中，日望援救，闻者坠泪，见者痛心。若以盗贼之行为，尤而效之，各国传布报纸，目为野蛮，于立国大势，所关非细。且乱党乘间抵隙，执为口实，更足以煽动人心，东南大局，何时可定？各弁目等，谁无身家妻子，入伍为兵，退伍即民，易地以观，忍乎不忍？民纳税以给饷，兵出力以卫民，不能卫之，而反扰之，天良何在？为之官长者，目睹何忍？本大总统治军数十载，素以保民为宗旨，闻此情形，不禁泣下。仰即传集各该官长，剀切诰诫，并明查暗访，得有奸抢实据，立按军法严办，以期湔洗于万一。至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更属文明通例，尤应格外留意，勿因细故，败坏大局为要。”

　　张勋复袁电一：“大总统钧鉴：鱼电谨悉。此次南京城下之日，各军争功，蜂拥而进，与匪军巷战一二昼夜，全城鼎沸，子弹纷驰。嗣后匪军逃窜，乘机抢掠，土匪助虐，益肆凶残，多有假冒官军情事。当此之时，秩序已紊，加以各军号令不一，非以严刑，难期整饬。勋因破除情面，随派干练弁兵，巡行街市，随地正法者二百余名，截留衣物无算。然后始得渐就平复，此金陵各国旅居洋人之所共见。今路透电，乃以蓝衣兵独占多数为言。查勋军入城，仅占东北一隅，此处荒僻，民户无多，其余各处繁盛之区，均由各军分扎，孰抢孰否，不难按户而稽。且前次我军夺取天保城各要隘时，匪军屡次乔扮勋军装服，希图混进。且蓝衣之说，亦难据为确实证据，亦何所用其回护。应请简派公正大员来宁，亲赴被难之家，确实调查，以昭信谳，而全军誉。”

　　张勋虽复电给袁，推卸洗劫南京的责任，可是辫子军的暴行，中外目睹，所以袁世凯和北京参谋本部、陆军部都来电彻查，使他也极为伤脑筋，不得不再二再三申复。下面是张勋的第二、第三次给袁复电：

　　张勋复袁电二：“大总统钧鉴：拱密。参陆西部阳电，传奉钧令，敬悉。此次南京倡乱独立，城内闾阎，本已重遭糜烂，迨及城下之日，诸军萃集，巷战连朝，土匪溃军，乘机焚掠，于时秩序已紊，诸统将专事杀敌，兼顾难周。一二不法军人，趁各军号令尚未统一之际，继匪军劫掠之余，见物辄取，固所不免，当经派员率队巡行街市，但见有持挟衣物抢掠者，无论军匪，概行立地正法。计共斩决二百余名，截留衣物无算，均交商会分别给主认领，并将约束不严之该管官弁斥革。中外商民，皆所共见。现仍会同诸军竭力稽查，认真根究，务得实犯，严加惩办。谨此复陈，伏乞垂察。”

　　张勋复袁电三：“大总统钧鉴：鱼日电谕敬悉。重承责问，滋切悚皇。此次叛兵占据金陵，反复哄争，闭关自毒，地方秩序，业已破坏不堪。迨海陆各军，会合围攻，全城均当战线，攻者愈力，守者愈坚，居民迁徙避藏，受无妄之灾者亦愈众。既而逆首知势不敌，窜匿无踪，合数万之悍贼骁匪，以及失业游民，麇集一隅，漫无约束，其任意勒索，多方蹂躏，人言凿凿，闻者寒心。勋等逆料及此，迭经通饬营队，晓谕军人，务以恪守纪律，不扰善良为第一要义。复传集各官长剀切告诫，不啻三令五申。惟民匪同困重围，本属断腕求瘳之计。若战斗中而复责以保护，智勇俱难为力。坚城既破，我军如墙而进，肉搏冲锋，贼匪梗顽，尚在竭力抵御，黠者褫装弃械，随处搜括，纷纷溃逃。地痞流氓，争取所遗衣械，遂得假冒兵士，乘机劫夺，快意须臾。与勋前攻天保城时，叛军多草帽蓝衣，希图扰乱伎俩，如出一辙。贼倡其先，匪踵其后，荒衢僻巷，亦几十室九空。其时我军师旅团营，参伍综错，注重占领要隘，警备非常，不能遽尔分兵四出剿捕。营垒粗就，始得派遣游骑周匡侦巡，余孽渐次肃清，而公私已荡然尽矣。勋等驰入宁垣，察视情形，虽不至如路透电所云之甚，然疮痍遍地，目击心伤。一面会同出示招集流亡，并分别严申军令，拿获抢劫之犯，随时立正典刑，兵士间有取携，亦挥涕斩殉不少宽假。连日捕杀约百余人，所有赃物，概发商会招领，市面略定，人心少安。勋与国璋，督师分道南来，既未能不战而屈人，又无从临战而弭祸，彷徨中夜，内疚良多。而路透电竟以贼匪强暴惨虐之行为，独使我军蒙其重谤，不惟勋等难甘默认，即全军官长均受有完全教育，讵肯明知故纵，弃隳身名。事实始终，历历在目，固非一人一时之言所得掩饰，又岂容悠悠诋毁，淆惑听闻。应请大总统派员来宁，切实调查，秉公核办，以息谣诼，而定是非。冒渎钧聪，伏希垂鉴。”

　　袁世凯在癸丑之役陆续击溃了革命军后，就颁发了大批勋章和晋级命令。张勋得到勋一位和江苏都督。袁的本意是要把江苏都督给他的亲信冯国璋的，可是这次南京之战，首先攻城的，是张勋所统的辫子军，为了表示大公无私，和嘉奖有功，便不得不改变计划，把江苏都督给了张勋。因此，冯国璋在收编南京城内外的讨袁军残部后，便一声不响地率领他的部队渡江而去。

　　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后，偌大的一个南京城立刻就看不到一点民国气象，完全恢复清代的气氛。他绝对不准他的兵士们剪掉辫子，因为辫子已成他的军队的特别标志。他看见穿西装剪短头发的人就生气，看见留辫子的就引为同志，于是，南京城内突然流行起拖辫子，扎假辫子的风气盛行一时。他绝对不许用“前清”字样，他认为在他统治下的区域，应该仍是“大清天下”。

　　江苏都督府的大柱和栋梁他都涂上一道朱红色，把旧两江总督时代的吹鼓手和炮手都找了回来，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这一切都是清代的官制和排场。他不但恢复了厘捐总办、粮台总办、督销总办、道台、知府、知县等等，而且一切都是“扎委”。南京城内就有一个知府“江宁府杨”，和两个知县“江宁县左”、“上元县沈”。知县的衙门里恢复了刑名老夫子、差快等等。县太爷坐堂，恢复了藤条、小条等刑具。南京城内大小官员们都拖着辫子，打轿子上院，谒见时要先递手本，见了“大帅”要行跪拜礼，要自称卑职。所有这一切都是两江总督衙门的规矩。

　　辛亥起义，张勋被江浙联军赶出南京城时，城内警察曾经欢迎革命军人入城，张勋因此记恨在心，这次他收复了南京后，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内的警察一齐革职，用辫子兵代替警察站岗，然后从北方招了一批北洋警察来。辫子兵的各营都用龙头令箭，官长们则穿的是清代的蓝制服，军营中不许悬挂中华民国的军旗，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蜈蚣旗。民国的国旗也不许悬挂，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字红旗。所有这些怪现象，袁都装做不曾晓得，可是外国使节们对此非常惊讶，他们曾质问南京城不挂民国国旗的原因。袁待外国人抗议了，才打电报责备张勋不该禁止悬挂国旗。

　　9月17日，南京城内才有五色国旗出现。

　　当张勋在南京胡闹时，辫子兵乱烧、乱杀、乱抢，无所不为。有一天杀错了人，杀伤了三个日本人，日本全国为之震动，军人们竟向日本外相牧野请愿出兵中国。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向袁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同时黜免张勋。袁派张勋的同乡李盛铎到南京来调查，李劝张对日本人让步，以免引起两国关系恶化。张乃和日本驻南京领事船津直接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张勋亲自到日本领事馆道歉（9月28日），日本放弃了要求撤换张勋的要求。可是日本问题虽告解决，美国和英国也一而再提出了撤换张勋的要求。由于外国人有这样的要求，正好给袁撤换张勋的好借口，何况袁这时在外交上正亲美英，使他对美国和英国的建议愈加认真。10月上旬，他派张勋的老友阮忠枢前来南京，把外交团的意见委婉地告诉张勋，要他自动辞职，以免引起外交上的更大压力。

　　张勋正兴高采烈做他的“两江总督”，听了阮忠枢的话，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跺着脚说：“我的这个印把子，是拿自己的性命拼来的，袁宫保要怎办就怎办，用不着拿洋人来吓唬我，也用不着劳你的大驾来劝我。”阮败兴而归，把张的一切回报了袁。袁对这位张辫帅也有点伤脑筋，又派李盛铎、刘恩源、钱能训、段芝贵陆续前往南京劝张，接受新命——长江巡阅使。段芝贵最长辞令，他说：“总统确有苦衷，不愿意惹起外交上困难。”然后他传达袁的意旨，请张改任长江巡阅使，他描绘巡阅使在官职上是比都督大一级，都督只管一省的军事，而巡阅使却管好几省的军事。

　　张果然动心了，同时他也没有能力敢于抗命，于是提出了三个调职条件：一是他在江苏都督任内开支的65万元准予报销；二是调职后请再拨开拔费50万元；三是他奉调长江巡阅使必需有实际的权力，要节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的水上警察。

　　段芝贵把张勋的条件回报给袁，袁毫不考虑便全部接受。12月16日，袁发表了新的人事命令，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巡阅使这个官位，在袁最初的意思，也同于屯垦使、检查使之类，徒有空名的大头衔，怎知张勋手中有兵，又预约了条件就职，于是巡阅使这个官位后来竟成为凌驾都督之上，割据数省的大军阀。

　　在二次革命期间，浙江都督朱瑞是中立的。朱瑞，字介人，武昌起义后，他是清军协统，领导浙军，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负责进攻紫金山，因为没有大炮，所以攻打不下。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参谋丁怀瑾率领沪军先锋队助攻，特自上海讨来炮兵一队，并使用江边炮台，发炮三枚入城，目标地是城内北极阁，恰遇两江总督张人俊、提督张勋及各司道在北极阁会议，闻炮声骇散，不二日，道员江某和英领事奉命悬白旗向革命军要求停战，南京遂告光复。丁怀瑾有诗纪事，中有句云：“两张（即张人俊和张勋）心胆应惊碎，一炮声威欲避难。”

　　民国成立，朱瑞任浙江都督，二次革命时，朱瑞和云南都督蔡锷都是宣告中立的。

　　朱瑞虽然保持中立，袁对中立的也要整肃，因此，他于9月25日电令朱瑞克日来京商洽要公。朱奉到电报，乃遄赴北京，换了一套军服，按照疆吏入觐大总统的仪式，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忽然有一个承启官悄悄走到朱身边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泥形迹，请换便衣来见。”朱听了就站起身要回去换装，又被承启官加以阻止，同时引领他走进一间更衣室，拿出一套现制的狐皮袍子和马褂给朱，朱穿上身，对着镜子一照，简直是“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完全好像量了身订做的。承启官恭而敬之地说：“总统知道朱都督初次来京，一定还没有订制，所以先给您准备的。”朱还来不及说谢字，承启官已把他领到了居仁堂，一个矮矮胖胖须胡皆白的老头子，和颜悦色地坐在大厅的中间，也穿着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颜色、花样、质料都和朱身上的那套一式一样。朱还是初次谒见袁，他知道这位老头便是威名赫赫的袁大总统，紧张得连话也说不出，那料到这位大总统却像老熟人一样，请他就坐，然后东南西北，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通，谈到高兴时则哈哈大笑，使得朱慢慢地松弛了紧张情绪。朱正感轻松时，袁突然把话题转到南方讨袁运动，并出其不意地问朱：“介人（朱瑞字）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敌党，就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何用意？”朱对这问题显现得很为难，一句话也答不出来。袁看出朱很窘，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脸上也一直和善而亲切，好像对朱中立这问题毫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该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过了几天，朱瑞仍然穿了袁所赐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总统辞行，到了总统府后，气象为之一变，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严密，像在进行大典一样。朱走进了居仁堂，那儿也站满了全身披挂的武装士兵，袁世凯穿了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服，巍然高坐，还没待朱开口，袁便声色俱厉地告诫了朱一场，什么“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这一番话完全是长官训斥部下的口吻，朱在下面所了，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头也不敢抬起来，浑身淌着大汗，内衣内裤都湿透了。

　　朱这次在北京，就只见了袁两次，两次的见面彻底相反，弄得朱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袁惯会做戏以玩弄他的部下，“怀之以德，然后临之以威”，使得他的部下很吃他这一套手法。

　　和朱瑞采取中立立场的，还有云南都督蔡锷。

　　袁于民国2年9月25日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蔡锷于10月10日把都督印信交由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了美丽而四季如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他离滇。本来袁对云南有鞭长莫及之苦，现在袁军事上已膨胀至长江以南，声势上已统一了全国，因此就不把云南放在眼中，所以他用给假三月来调蔡锷入京。

　　蔡锷到了北京，袁依样葫芦，用对付朱瑞那套戏法来对付蔡。可是蔡锷不是朱瑞，他有胆有识，头脑又冷静，意志又坚强，因此袁的戏法在蔡身上完全不发生作用，袁真的也好，假的也好，蔡根本完全置之不理。袁拿这个“宝古老”（湖南人称宝庆人为宝古老）没有办法，深感难于对付，因此不放他离京，并且派密探监视蔡的一举一动。

　　袁本来有一个计划下蔡的毒手，制造了一份假情报，诬蔑蔡在云南计划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封为“大汉王”。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个字归档。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因为他发觉蔡是个长于治军而严肃不苟的人，很想争取蔡为心腹干部，如果蔡在云南抗命不交出都督大印，或是不就范听话，他便随时可以抽出这件档案来加蔡一个叛国罪名，这就是所谓“不用则杀”的办法。

　　蔡在北京期间，袁派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11月奉派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组织政治会议，李经羲为会长，又和阎锡山、张绍曾、尹昌衡、蒋方震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

　　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有一件政治秘密，除了极少数袁的亲信外，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原来袁在对南方用兵前，就决定要逐步进行“废省改道”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废除省一级，而以省以下的道（一省可以分为几个道）为地方行政的最高单位。道设道尹管理民政，又设镇守使管理军政。这个计划准备先在几个省区实行，然后全面推广，达到全国废省改道的目的。为什么他要决定这样一个缩小行政区域的计划呢？他是为了避免藩镇之祸。他在用兵初期，就不露声色地进行这个计划，他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王占元为湖南护军使、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这一连串的人事命令中没有一个都督名义，他初意在这些地区都不设立都督。此外黑龙江只有护军使朱庆澜，后来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后，也只提升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而不给以都督名义，福建都督刘冠雄调任海军总长后，就派李厚基以镇守使名义统率该省军队，这三省不设都督，就是先废都督以达到第二步废省设道的目的。

　　可是，袁这个计划对北洋系军人来说，是遭受到彻底反对的。他们过去“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后来“只知有袁大总统，而不知有民国”，他们所以如此，是为了“水涨船高”，“大哥做皇帝，把弟是一字并肩王”，袁利用他们打天下，他们则利用袁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桥梁。

　　在对南方用兵开始时，就有人劝袁对废省废督问题不应操之过急，因为可能影响到前方将领的士气。袁自然更懂得这个道理。待到南方军事胜利后，又有人劝他不能执行这个计划，因为统一的局面还不够稳定，如果使到北洋军将领情绪低落，岂不是给了国民党重振旗鼓的大好机会，因为这一个做法是降低北洋军人的地位和削减他们权力，在天下未彻底稳定以前，是需要从长计议的。于是这个计划便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秘密逐渐泄漏了，慢慢地传到北洋系军人耳中，他们开始对他们的“老头子”不满了，于是大家都抓紧了自己的军队，并且在大圈圈中（北洋系）制造小圈圈（后来的安福系、奉系、直系、皖系等等）。凡是牵涉到有关利害权位问题时，他们对袁并不完全服从，同时采取强硬的态度，如张勋调离南京时提出条件就是一个例子。

　　袁在赣宁之役战胜国民党后，表面上他是统一了中国，军事力量由北方达到了南方，可是也就是从此开始，北洋军系已不是可以称心如意，由他摆布。他在外形上好像是威望提高了，其实他的控制力却相对地减弱了。

源济

五十三、蹂躏民主

　　当民国2年正式国会尚未成立前，各政党对于宪法起草问题意见颇不一致，大别之有三派：第一派是国民党的主张，认为宪法的起草和制定，是国家主权攸关，当然是国会的职责。依《约法》的规定，国会成立后，应由国会选出起草委员编定，经参众两院议决。第二派是梁启超等所倡导，而为当时十八省都督及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所赞成，此派主张由政府组织宪法起草机关，以现在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各政党和总统府所派的委员编定宪法，提交国会议决；第三派为袁系的主张，认为现时政党意见不一，政府设法由大总统直颁宪法起草命令，布告全国，以免政争。正式国会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压倒的多数，因此，国民党主张便获得胜利，两院选出了宪法起草委员，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国民党的委员占了大多数。

　　当宪法起草在进行中，袁世凯对于行将制定的正式宪法最引为深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有没有必需获国会同意的必要；二是大总统有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袁认为过去一年多的经验，内阁曾三次改组，每一阁员的任命胥经国会同意，议员则多方留难，因此，袁认为正式宪法中，应该取消国会同意任免阁员权和总统有解散国会权。

　　袁的这两个问题自然遭到国民党的宪法起草委员的猛烈抨击，这时恰遇到二次革命，袁政府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乃发生更尖锐的冲突。2年8月中旬，起草委员徐秀钧首被逮捕，并被解往九江枪决。8月27日政府复捕去国民党籍之参议员朱念祖、高荫藻、张我华、赵世钰、丁象谦等五人，和众议员常恒芳、褚辅成、刘恩格等三人。内中张我华、赵世钰、褚辅成、刘恩格四人为宪草委员。其后褚辅成、朱念祖被解往宿县，常恒芳解往安庆，赵世钰等五人羁押于天津，至国会解散后始获释。褚辅成和朱念祖在袁死后，国会复活才与常恒芳同时出狱。袁解散国会后，更有徐镜心被杀于北京，段世恒死于陕西。这是一页非常痛心而悲壮的民主奋斗血泪史，袁世凯为了议员们不听从他的意见，而采取的暴行中，统计宪法起草委员被杀的有三人，被捕的有四人，实在是我国立法史上最惨的一幕。

　　袁世凯在宪法还在起草时，就使用卑鄙的手段以达到他个人予智自雄的目的。他心目中从不知民主为何物，同时他要求宪法符合他的意旨是假定他可以终身担任总统，因为他所争的不是国民的希望，也不是国家的需要，而是他在担任总统时的方便！

　　民国初年的政治，很多地方令人泣笑皆非。前面已提到政党的组成，好些人一身兼好几个党，好些人今天是这个党明天便是那个党。尤其是国会的议员，有价有市出卖，今天卖给甲党，明天又卖给乙党，于是有好事之徒拟了一份卖身契文曰：

　　“末员某甲，今以本身所买得之议员一名，卖与贵党，连皮带骨，一概不留。自卖与贵党之后，任从贵党为非作歹，本员无不服从。”

　　这个卖身契，实际说来仍是外行所写，因为那些卖身议员，以卖一回最为笨伯，老猾的多是分作无数次卖，或同时兼卖五个党，卖完之后一律脱党，自名为厌弃党争。所以当时有人看了上面那份卖身契，竟连皮带骨一齐卖，全谓为尚有良心，是三代以上的人物。据说卖身的人第一次收钱到手时，向掮客所作的第一句客套话是：“何必客气！”于是，当时北京的应酬场中，只要有人说一句何必客气，一定引起了哄堂。有人看到当时情景，愤慨万分，曾感慨地说：“今日共和，卖国的价钱比从前便宜多了。”别人不解其意，问是何意。其人曰：“当前清时，有个英国人曾说：我们不必和中国打仗，就能把中国土地利权占尽，我们只要汇丰银行一家就办得到。因为你们中国的一个知县官，只须八千两银子就能捐得到，这样算起来，把全中国的州县买尽，至多不过千万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随时可以拿出这笔钱来。如今，中华民国要选举正式大总统，依选举法，只须四五百张票，听说每张票一万元，买四五百张不过四五百万元，这个数目买一个大总统，统理全中国，岂不比买全国州县官要便宜得多吗！”

　　当时的北京，议员们成了豪客，本来北京马车不多，这时议员十之八九坐马车，且多为自备马车。旧时北京请客，寻常酒席不过八元十元，这时北京一席20余金以上，议员请客多在六国饭店、北京饭店、昌德饭店。议员纳妾亦成普遍现象。至于八大胡同的热闹，也是庚子以后所未有。名花如姚蓉初、金小菊皆被人藏之金屋。俱乐部是洋玩意，北京本来没有，这时却极发达，遍处皆有俱乐部，作为政客们应酬和团结本党的联欢地方。上海的名花亦多由南来北。

　　这一时期北京风气之坏，实在是超过了清朝末年。政客利用议员，议员又利用政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灯红酒绿，征逐歌舞，这就是民国初年的北京城。

　　当南北战争时，刺宋案的祸首赵秉钧担任北京市的戒严总司令，新闻记者曾访问赵，下面是赵和记者的谈话：

　　赵说：黄克强等的计划也很可观，但无奈材料不齐，现在中国政治，不怕没有人开出好菜单，但任凭你菜单开得如何好法，无奈没有材料，也做不出好菜来。我时常劝袁总统让出一部分事业，请新人物大家帮忙，请他们历练历练、他们就知道困难了。新人物开口便要做总长，哪个甘居下位，即如记者先生你足下，有人请你做知事，你做吗？

　　赵又谈及知事，他说：从前直隶知事没有人做，纷纷要辞职，现在居然有人抢着做了，细查原因，乃是有人发明新法，与县议会绅士沟通，准许人民播种鸦片，余利均分，于是瘠缺变成肥缺，上司若要更换，便有议会挽留，大绅士请愿。

　　记者问：袁总统何故遇事躬亲？第一未免琐碎，第二未免因小失大。

　　赵说：这是袁总统做过十余年督抚的习惯，因为遇事躬亲，所以这一把钥匙无人能管，譬如这次赣宁战祸，军事人物均有战功，拥大兵封藩在外；可是有袁总统在，决无人敢把持跋扈的。

　　戒严副总司令是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在当时的北京城，似乎他比赵秉钧还红。陆手下有一大将是侦探长郝占一，当时提起郝的名字来确有小孩子不敢夜哭之势。当北京戒严令颁布后，便不断传出许多触目惊心的新闻，如：社会党首领陈翼龙遭枪毙，议员徐秀钧因段芝贵来电被捕，《爱国报》总理丁某被捕，烟台总司令连承基因京社党嫌疑被捕，国民党议员王以文、蒋举清被警察监视，国民党议员伍汉持在天津被捕，国民党报纸均停刊。

　　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忽然传出一个粉红色的谣言：北京城有一名女优金玉兰，声色技艺倾绝一时，她的色艺全城倾倒。忽然传说她已被戒严司令部捕去枪毙，人言啧啧，小报画报还描摹临刑时悲惨凄艳镜头。整个北京城都认为这一代名优已随南北战争而葬送，万口一声为之悲怆。名士易哭庵为诗有句：“今世居然杀美人！”于是大家传她致祸之由，有说金认识二名革命党人，挟炸弹欲刺袁，因此金被株连，傅会其词，越传越离谱，最后简直渲染得像红线女或公孙大娘一般。又有人说是同行生忌嫉，向当道进谗所致。这些传闻已构成一篇动人的戏剧了；其实这期间的金玉兰正在天津上演《小上坟》。

　　袁本来最不懂政党的，到了刺宋和国民党二次革命后，不得不制造一个政党来装点门窗，乃促使梁启超和王赓（后改名揖唐）等联合组织一个大党，成为袁政府的与党。这时，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和国民党相处不洽，于是大家联合起来，于民国2年5月29日组成进步党。进步党的政纲是：

　　（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

　　（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

　　（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

　　进步党的人事是：理事长黎元洪，理事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揖唐、蒲殿英、王印川。政务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法律主任汪荣宝，财政主任吴鼎昌，外交主任林志钧，庶政主任张嘉璈，交际主任黄远庸等。

　　进步党组成后，顿然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声势凌驾国民党之上。不过这个集多数小党为大党的进步党，本是乌合之众，团结力量甚弱，因此成立后才一个月，旧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之张伯烈、郑万瞻、彭介石、胡鄂公等，与旧统一党中之黄云鹏、吴宗慈、王湘等40余人，突然发表宣言，宣告脱党，另组新共和党，以国民党、进步党以外的第三大党自居，在两院中占了50余议席。进步党的多数优势于是丧失。

　　进步党分裂的原因是：（一）由于旧民主党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蒲殿俊、梁善济诸人有垄断之嫌；（二）由于旧共和党党费4万余元，尽为进步党提用；（三）袁在接洽合并时，少数有野心的政客以为这样做了以后便可入阁，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大失所望。

　　旧共和党退出进步党后，进步党的多数优势完全丧失，袁希望进步党成为大党的目的落空，同时又怕这些人转过来和国民党合流，因此袁世凯和梁启超、汤化龙等乃频频磋商善后方策，同时防止这些人士亲近国民党。其实这些人士退出进步党，只是因不满意旧民主党，在大问题上，仍站在袁世凯一边，是和国民党对立的。进步党在和国民党对立期间，并积极嗾使国民党分子另组政党以分国民党之势，国民党遂分裂为五个政团：（一）相友会，会长刘揆一。（二）政友会，首创者为景耀月和孙毓筠。（三）癸丑同志会，由湖南众议员陈家鼎组织。（四）集益社，为广东人结合之团体。（五）超然社，为国民党湖南议员郭人漳及夏同龢所组。

　　在南北战争时，留在北京国会的国民党议员仅有150名，在国会中已毫无力量。

源济

五十四、熊希龄名流内阁

　　民国2年五六月间，国民党尚未发动二次革命，北京政局很沉闷，赵秉钧的内阁看来是一个过渡，有一天袁的心腹杨士琦和杨度谈到袁世凯的政治趋向，杨士琦说：

　　“辛亥年南方闹革命时，项城不便直接取政权于清朝，当时最好的妙着是利用同盟会和革命军的力量来推翻清朝。清朝推翻了，项城和同盟会的合作关系就发生了问题，项城一定要排斥同盟会而独霸天下的，据我看，这个时期必然就要到来。同盟会虽然改为国民党，而且好像声势很大，可是项城绝不容许他日益坐大的，等到国民党被他铲除后，他必然要废止内阁制的《临时约法》，而代之以总统制的新宪法，到了那个时候，他在政治方向上的选择，只有两条路，或是维新，或是守旧。维新就要起用新人物来行新政，守旧则要把从前的旧官僚找出一个来，同时恢复一切旧制度。晳子，你是项城夹袋中新人才的魁首，将来前程远大，必须早为之计。”

　　这两杨（杨士琦和杨度）都是袁的重要干部，杨士琦和袁的关系很深，他的哥哥就是清末继袁之后做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杨士骧，而他本人追随袁很久，因此对袁的政治作风和企图自然最了解。不过，他仍还不能算彻底明了袁的真心，他以为袁是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人物，可以新，也可以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其实袁是彻头彻尾的旧人物，温故而不知新，他只是会利用新人物，伪装懂得新事物。

　　杨度听了杨士琦的这番政治风向的分析，心中暗暗欢喜，竟然也以为自己不久就入阁拜相了。

　　二次革命爆发后，公然传出杨度或杨士琦组阁的消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袁却秘密地派吴芨孙到青岛去迎接徐世昌。徐世昌是袁的知交老友，清末他出将入相，辛亥首义，他是策动袁东山再起的主要人物，可是清帝退位后，他便去青岛归隐，他的言行和政治立场，完全是守旧的。他在青岛闹过这么一个笑话，德国胶州总督假青岛大学欢宴他，青岛大学的客厅非常堂皇，铺了厚厚的地毯，这位徐世昌公然把一口又浓又厚的痰吐在地毯上，使主人和陪客大惊失色，有人把这事写在桃花梦小说上，青岛人传为笑话。

　　袁的做法给杨士琦猜中了，不过他不是用新人物而是用旧官僚，邀徐世昌就是一个好证明。徐对袁的邀请当然很动心，不过他还要保持前清遗老的身份，因此不好意思马上答应，做出一个欲迎还拒的姿态。在袁来说，由专制而共和，再由共和而恢复专制，似乎不能变得太快，因此他对于徐不即来，也不勉强。于是他暂时放弃邀徐组阁。而改邀温和派的熊希龄组阁。

　　熊希龄是进步党党员，可是，他并不是主要的党魁。他在唐绍仪内阁中担任过财政部长，和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卸职财长后，外调热河都统，那是民国元年12月12日发表的。他在热河，发生了热河行宫盗宝案，使他被株连在这件案子中，颇受嫌疑，这正给袁一个好机会，因为袁平生最喜欢用有弱点的人，拿了他的把柄，就不怕这人不听话。袁的御人术中，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熊在热河接到袁的来电，请他返北京组阁，他竟自高身价，三番两次力辞，最后一电这么说：“今日以浅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鲜耻之社会，虽有孔子复生，无从为力，拟俟边局稍定，即归营社会实业之事，不愿与闻政治，并望总统致此世于郅治，龄得享共和幸福……”云云。袁复电则说：“……纵不能如孔子之期月已可；亦当念孟子之舍我其谁，想公弘毅，当韪是言。余虽不能冥忘世事。但若孤立无助，我将先公归田……公即不忍，望来京一行，计议大局。”于是熊才在半推半就中入京。未入京前，他的组阁大命已发表，且得国会同意。

　　民国2年7月31日袁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这时候，南北战争还在进行，南京还在争夺战中，广东、湖南、福建、四川都在闹独立。在北京，国民党虽然仍是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可是已经是有名无实，发生不了大作用。袁这时提出以进步党的熊希龄组阁，在国民党议员看来，进步党的内阁比军阀内阁好些，而进步党在国会中是第二大党，因此国会投票表决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时候，自然非常顺利地获得通过。

　　熊本人被总统提名，和被国会同意，虽然极为顺利，可是他的内阁却很难产，阁员名单迟迟不能决定，这是由于人选和职位的安排非常困难，这些困难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袁世凯。熊既然接受了组阁大命，就希望组成一个全国的第一流的“人才内阁”，想把全国的“大名流”都网罗在新阁中，足以一新耳目。在熊的心目中，所谓的人才和名流，当然是属于进步党或从前的君主立宪派。熊的想法和袁的打算是不相符的。袁对于内阁中的财政、陆军、外交、内政、交通几部的人事决不放手，早有安排，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三个部给熊支配。这三个部都是冷衙门，在袁与同盟会合作时期，他曾把这些衙门分配给同盟会，民元第一个袁政府的内阁，蔡元培是教育总长、王宠惠是司法总长、宋教仁是农林总长，如今把同盟会换成进步党，在袁看来，进步党手无寸铁，决非当年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可比，配给三个部，代价已算很高了。

　　熊希龄组阁后，杨度拜相的希望落空。熊希龄和梁启超、杨度之间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清朝末年，熊希龄以道员记名，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当时的宪政报告几篇大文章，就是熊去请杨度和梁启超执笔的，他们三人自那时便已订交。在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前，熊是在湘抚陈宝箴下面作事，陈很器重熊。皮鹿门在湘南讲学时，熊亲自摇铃召集听众，时人戏撰一联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由于他是陈宝箴的红员，又有人戏撰一联曰：“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熊从湘抚的红员又屈身为体操教习，又由教习而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的随员，最后以“清才硕望”拜命组阁。他的内阁以名流内阁相号召。他没有忘却当年和他合作，捉刀写考察宪政的杨度，他们是同乡，又是老友，何况杨度也的确是才高北斗，名满天下。因此他向袁报告，想延揽杨度入阁，袁说：“我无所谓，你去和晳子商量商量。”熊找到杨，杨表示欲为交通总长，这使熊颇感为难，因为交通部乃是梁士诒的禁脔。梁士诒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又以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他不入阁，因为他任总统府秘书长地位尤为重要，他是交通系的领袖，交通方面的一切事权，他都不会放松的。杨度想当交通总长，熊知道很难通过，可是又无法拒绝，乃向袁报告，袁和梁士诒商量，梁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晳子对交通是门外汉”。杨的交通总长便落空了。

　　熊知道梁士诒否决了杨度的交通总长，想起多年老友之情，很是过意不去，乃再访杨，欲以教育总长相屈，他期期艾艾地说：“请晳子帮帮我的忙，屈就教育总长如何？”杨很干脆，只是应声答了一句：“我吗，我是帮忙不帮闲！”这是一句双关语，因为当年写考察宪政报告，杨度是帮了熊希龄一个大忙。熊当年为五大臣随员的工作就是写考察报告，可是熊自知对各国宪政知道得太少，只好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梁因为是维新派，如果说出名字来，在清政府不会通过，所以只说杨度一人。熊当年的这一个工作，对他日后事业关系极大，杨既然对熊有这件事的帮忙，现在熊拜命组阁，竟想以冷猪肉相酬，杨所以才用冷语答复熊。杨薄总长一席而不为，并不是不想一过总长的官瘾，而是想留此身以待更好的时机做更大的官，因此，教育总长这个闲曹对杨来说是不屑一顾的。自这次组阁后，杨度和梁士诒便种下了极不愉快的关系。他们是清末经济特科的老同年，同为袁的两大智囊，可是却完全不合作。

　　熊希龄的名流内阁，虽然难产，总要呱呱落地的。

　　财政总长袁本来属意周自齐。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副贡出身，生长于广东，因此和粤系财阀接近，梁士诒很支持他。由于梁启超一直要当财政总长，而袁又不肯给梁，于是财政总长一职只好由熊希龄以国务总理兼任。

　　陆军总长仍由段祺瑞回任，军事方面袁仍然把全国陆军大权交给最亲信的老部下。

　　海军总长仍派刘冠雄，在发表任命前，刘曾上了一个报告给袁，要求袁用刘的老师严复为海军总长，自己为次长，袁却批了：“断不准行。”

　　外交总长由孙宝琦出任，孙并不想干外交，可是因为孙和法国驻华公使很友善，当时中俄交涉正由法使调停，因事择人，孙乃出长外交。

　　交通总长既不给杨度，而周自齐的财政总长干不到，乃顺理成章地把周自齐送到交通总长位子上。

　　内务总长是朱启钤。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县人，曾拜徐世昌为义父。

　　司法总长是梁启超，他勉强接受。

　　教育总长由汪大燮出任。汪字伯棠，浙江杭县人，是君主立宪派，汪在前清大官中算是一个干员，缜密勤慎。熊组阁前，他由日本返国，熊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提出条件必须与梁启超和张謇一同入阁，他认为要牺牲大家一块牺牲还想得过，否则自己已做过十多年官僚，今日何必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农商总长请张謇是极其适当的人选。

　　民国2年9月11日，熊希龄的“名流内阁”，又称“人才内阁”终告组成。

　　袁世凯于9月4日发布命令，准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司法总长许世英、农林总长陈振先、交通总长朱启钤辞职。

　　11日，特任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熊希龄兼财政总长、张謇兼农林总长。

　　在组阁的筹议期间，财政困难达于极点，为财政问题连开几次会议，北方八省均有代表参加，由会长梁士诒主持。当时，梁士诒既是交通系首脑，在财政方面亦紧握大权。熊兼财政总长后，梁才解除了财政次长的职务。

　　熊内阁仍然短命，于民国2年9月11日成立，3年2月

　　12日改组，熊下台，由孙宝琦代理。

　　前面曾一再谈过，民国初年政府最大问题是财政，具体一点说，这时的中国，谈不上财政，只有借债。一个政客在政治上的势力，就看他借钱的能力，能向外人举债，便表示他在本国政治上有势力。

　　熊希龄是袁世凯任总统后的首任财政总长，迨他组阁后，又以国务总理之尊兼任财长，可是这位财政专家却困于财政。

　　当民国2年岁末和民国3年岁初之间的旧历年，需用的支出共为770万元，如照预计，向京奉、京汉两路商借250万元，收江西、浙江、陕西、山东、江苏、河南各省国税所解款，每省多则40万，少则15万，根据各省呈报，总额有240万元，两项合共500万元，其余尚差之300余万元，则以即将发行之六厘八厘公债略为通融，勉强便可渡过难关。但实际情形呢？各省解款到京，合计仅110万元，不到预期的半数，另加五国银团年底预垫借75万两（折合约100万元），收入和支出相差甚巨。至于京奉、京汉线的收入，交通部声称将以供给支付借款本利及保险费，不肯通融。于是这位长袖善舞的凤凰总理，便不免捉襟见肘了。

　　年关已届，腊鼓频催，熊总理大有王小二过年之苦。在这万难时期，交通系首领梁士诒露了一手，他在除夕的前三天，捧了500万元银票呈给袁，请袁亲手交给熊。这一手使得第一流财政家的熊希龄大为丢人，据说熊接钱时面红耳赤，不胜难堪。

　　熊自上台那一天起，就因为财政总长人选问题与袁意见相左，袁虽允熊自兼财长，可是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却在财政上常给熊下不了台，加上各省军阀都气势汹汹地向国务院索讨军饷，熊简直无法应付，曾建议大举裁兵，节省财政开支，全国陆军以甘师为限。这建议被陆军总长段祺瑞坚决反对，甚至在国务会议席上拍案大骂，使熊极为难堪。

　　熊不只受交通系和军方的夹棍，还得罪了法制局派以及财政部的旧派系。财政部的旧派系和熊搞不拢，纷纷投入交通系。熊和北洋军系的人又毫无往还，其在政坛上完全孤立无援，仅赖进步党的梁启超、张謇和汪大燮，而这三位名流，在当时的政局中已起不了作用。

　　熊是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他和湖南都督谭延闿私交极厚，二次革命时，他力主不对湖南用兵。谭延闿离开湖南后，他更强调勿派兵入湘，这一主张和北洋军系的人完全相反，据说熊在组阁前曾向国民党的某要人表示，决不派一兵一卒赴湘，因此不肯自食其言。谭延闿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入京听候处分时，熊使不出力量帮他的忙，他知道谭的湘督一席要撤换时，建议调云南都督蔡锷督湘。蔡不仅是湖南人，又是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的得意门生，熊向袁保证蔡是拥护“中央”的，并强调国民党在湖南的力量已经消灭，就没有派“中央军”到湖南的必要，因“中央军”到湖南，只能引起湖南人的排外感，有害于湖南而无利于“中央”。熊这番努力完全为了乡梓，他知道北洋军的纪律很坏，所以竭力阻止北洋军入湘，他的努力当然是失败。

　　据说袁曾答应熊，派蔡锷督湘，可是结果却派了汤芗铭为湖南都督，调蔡锷入京暗中监视，熊内心的不舒服，可以想见。汤芗铭督湘后，在湖南大兴党狱，杀人如麻，北洋军这时已把湖南当作他们的征服地，烧杀淫掳，无所不为，湖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旅京的湖南同乡，经常向熊控诉北洋军无法无天的暴行，要求熊以国务总理的地位，替3000万湖南人请命，可是熊能有何作为呢？

　　由于这些蛛丝马迹，因此这时的北京，盛传总统和总理不睦之说。不过总统府内的人士则力称毫无其事，当时政坛红人梁士诒曾语人说：外边老是传说内阁要垮台，这是从何说起，内阁刚上台还没有唱戏，如何便倒？梁的话自不是由衷之言，不过熊、梁虽然暗中勾心斗角，可是梁毫无问鼎总理之打算，只不过梁这时对于财政极有影响力，在这方面，熊、梁是有冲突的。

　　熊虽然已经四面楚歌，可是还在勉强挣扎。民国3年

　　（1914年）初，北京报纸竟把去年熊在热河都统任内，牵连热河行宫盗宝案刊出，堂堂国务总理公然和盗宝案有关，报纸毫不留情面，自然是有人主使的。熊看了很生气，曾函请内务部转知检察厅查究其事，警察厅将原信照转到地方检察厅，地方检察厅竟在信上批了“饬具诉状，原件却回”八个字，这对于现任国务总理是完全不给颜面，除了袁的授意，如何会这么做呢？

　　民国3年2月7日，熊请辞职，辞职书有云：“筹维鲜效，擘理多疏，任重才轻，心余力绌……恐误国事于无形，致愆尤之丛集。……”袁批准熊辞去财政总长兼职。熊再于2月12日上书恳辞总理，辞职书云：“窃希龄猥以才力竭蹶，贻误国是，恳请退避贤路，乃蒙钧谕优嘉，仅准免其兼任，希龄自顾何人，敢再渎请。惟是泛水之舟，操舵者既无驾驶能力，必须易人，乃可渡登彼岸。时局艰危，无以异此。倘自知其力不能胜，而复勉强支持，将恐载胥及溺，补救为难。希龄一身不足惜，其如国事何？谨再陈情，伏乞俯如所请，另简贤员，提任国务，俾得少免咎戾，曲荷保全，无任感悚待命之至。”袁乃予以批准，原批云：“据呈已悉，该总理兼任艰巨，夙矢精勤，前者陈请辞职，特许免兼财政，以节贤劳，至于任重钧衡，方冀情深维系，乃仍申前请，弥切去思，念时局之多艰，思得贤而共理，再三慰留，并命国务员合辞敦劝，维舟楫共济之忱，深切金玉弥育之感，既执祛之莫遂，怅回辔以无从，勉顺所陈，准免国务总理本官。此时高引，谅有幸于遂初，他日讦谟，愿无忘于辰告。此批。”袁在熊第二次辞职书予以批准后，派孙宝琦代理。

　　熊希龄于民国2年9月11日组阁成立，到民国3年2月

　　12日变卸，时间还不到半年，受够了气，吃够了苦。随熊去职的是汪大燮、梁启超、张謇。袁既准许这几位名流去职，同是又想以一些空名义来羁縻他们，于是发表熊希龄为全国煤油督办，张謇为全国水利局总裁，梁启超为全国币制局总裁。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是看管内阁，以周自齐调署财政总长，朱启钤兼代交通总长，章宗祥代理司法总长，严修代理教育总长。

　　国务院秘书长陈汉第于熊辞职前，曾愤然对新闻记者说：“总理已寿终正寝，而我辈尚不能不亲视含殓。”由于这句话传出很多枝节，有家报纸刊载熊希龄对人说：我已病死，看不到抬棺材出门。这意思是说总统制已决定，副署于总统制等于是棺材出门。

　　熊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读者试一回忆，当民国2年秋季，袁要熊出而组阁时熊是多么意气昂扬，那时候袁是要这些名流政客和进步党为他装点门面，在国会中作袁的友党，帮助袁对付国民党，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推翻《约法》，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这些事一一完成后，名流内阁变成了袁的赘瘤，进步党也失去作为工具的地位，连黎元洪都要押解来京软禁，熊希龄算得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不辞职也非下台不可了。

源济

五十五、民国正式总统

　　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对于组织政府的程序是这样规定的：根据《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然后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与组织法，于十个月内完成正式国会的选举与召集，再由国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总统和正式政府。

　　但是袁已迫不及待地要改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这时虽然正式国会已成立，可是选举总统必须根据总统选举法，而总统选举法又是宪法的一部分，所以必需先制定和公布宪法。按照这个程序，必须相当时日，而袁急切要做总统，这真是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于是北洋系便想出了一个借口说：列强各国政府在中国正式总统没有产生前，是不会承认中国的，如果民国再不被各国承认，则中国有被瓜分之虞；因此，先选举总统，是拥护共和，巩固民国的主要关键。

　　同时，全国19省区的军事长官联名发表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宪法，这道通电是由黎元洪领衔的。

　　折衷的方案在袁的策划下制定，那是把选举总统法从宪法中提出来，由国会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前予以制定，提交参、众两院联席会予以公布，以便提前选举总统。

　　这时的国会，虽然国民党还是多数，但是国民党议员已是袁的政治俘虏，至于进步党更是亲袁而和国民党打对台的。可是袁还不放心，又由袁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组织了一个公民党。这个党的任务完全为了提前选举总统，它是于民国2年9月18日成立的，它包括三个小政团：（一）议员同志会，这是旧民主党山西议员李庆芳组织的；（二）潜社，广东人士所组织的；（三）集益社，亦是广东人所结合的团体。公民党的党纲是：“以国家之权力，实行政治之统一，增进国民之幸福。”公民党的政策是：“以提前选举正式总统为第一要务。”

　　在这时候，既然先选总统成为必然之势，部分国民党议员便要想在选举袁为正式总统之后，便可迅速制定和公布宪法，用以引袁走上法治之路。这是把制宪问题颠倒来办，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已经不止是逾越了法律程序，也证明了袁的自私心。袁在国家大法面前，可以任意为所欲为，根本视政府为私产，宪法对袁又能有何约束能力呢？

　　在总统法中，规定总统任期六年，不得连任。袁表示总统三年任期更好，但明定不得留任，则军队将不受节制，身为总统而有五日京兆之心，殊难办事。袁如此重视这一规定，即表示他有永久占有总统位置的私心。袁急切希望总统选举能够提早完成，以便民国2年的双十节正式就任。

　　民国2年参众两院通过了先选举总统案。10月4日宪法会议公布了匆匆制成的总统选举法，同时，决定于10月6日举行总统选举。照当时情况，除了袁以外，全国没有一个人参加竞选总统；公民党是全力促成的，进步党也是亦步亦趋，国民党无力反对，其他小党无足轻重，袁是百分之百地能够当选。怎知袁做贼心虚，生怕出了意外，竟嗾使军警和便衣侦探化装为“公民团”，自宣武门至众议院，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为了怕选举的人数不足而流产。这些自称为公民团的公民，在国会门外大声叫嚣说：“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休想出来。”这一来倒反而激怒了议员们。根据总统选举法，当选的总统必需得票占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而投票人数必需超过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以上，选举投票用无记名。

　　正式投票开始，出席两院议员共759人，第一次开票，袁得471票，黎元洪得154票，孙文、伍廷芳各得几票。因票数不足流产；第二次开票，袁得497票，黎得161票，仍不足法定票数；第三次开票，袁得507票才告勉强当选。这次选举，是在武力威胁国会和没有竞选对象的情况下进行的，可是还经过了三次投票袁世凯才勉强当选，这与一年前南京临时参议院全场一致举选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且尊袁为中国华盛顿的情况相较，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当国会宣布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国会外面聚集的“公民”们在有人导演下，呼“总统万岁！”然后向一个人当场领赏，陆续散去。可怜这些国会议员们自上午8时进入议场投票，直搞到下午10时才还我自由，又饿又累，疲惫不堪。

　　第二天选举副总统，国会外面没有“请愿”的公民，会场内也平静极了，黎元洪在出席议员719人中，获得610票；比之先一天总统的难产，真有劳逸之分了。黎这年恰恰50整寿，生日是10月18日。

　　民国2年10月10日，袁世凯果然如愿以偿地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在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礼毕又在***举行阅兵典礼，同时发表国庆日授勋令，得到勋一位的是清室总管世续、嵩山老友徐世昌、赵秉钧，各省都督大都得到勋二位，各省民政长则得到勋三位。就在袁就职的这一天，俄、法、英、德、奥、意、日、比、丹、葡、荷、瑞、挪等国政府均发出照会，承认民国。逊清皇室亦派代表向袁祝贺。

　　民国2年10月10日，是辛亥武昌起义二周年纪念日，又是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就职之日。这一天，参加总统就任大典的贵宾都需穿大礼服，戴大礼帽。先一天，北京城大雨倾盆，街市中泥深三尺，由于总统就职大典，参加宾客甚众，全城马车租赁一空，马车之外继之以骡车、人力车。观礼来宾均在西华门下车，入门后，两侧左右都是来宾的休息室，有：行政官、司法官、议员、中外记者、蒙藏代表、银行团、清室代表和各国使节休息室。

　　大典是10月10日10时10分开始，袁世凯乘八人大轿，前面有金冠蓝服持戟的卫队240人前导，后面还有四乘小轿，是文官长梁士诒、次长复寿田、武官长荫昌、次长唐在礼。

　　来宾们鱼贯进入礼堂——太和殿，文武百官立东侧，来宾立西侧，国会议员立中间。殿中有一台，礼堂二字悬于台上，其后交叉国旗。本来所安排的次序，议员亦是立在西侧，参议院议长王家襄曾代表议员向大典筹备处长、内务总长朱启钤提抗议，王说：议员系证人资格，不可与行政官同立，应该居中听总统宣誓，否则将成为宪法问题。大典筹备处接受了这个意见，议员才改立中间；可是报纸上则批评为不当，认为议员不是议会，议员只是一个人，不得在议会以外行其议员职务，总统只应向国旗宣誓，不该向议员宣誓。

　　当观礼人员全部如仪站立，于是金冠蓝服持戟的卫队即引导袁世凯——民国首任大总统登上礼台。由赞礼官程克司仪，袁世凯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然后由袁致词，然后与会人士三呼万岁，最后礼成。

　　礼成后，袁世凯复于偏殿接见外交团和逊清皇室代表溥伦。

　　就职典礼结束后即在武英殿举行茶会，招待全部观礼的来宾，只见武英殿上，一片高礼帽、大礼服，重重叠叠，十分之九的人都是第一次穿洋礼服，手也不知该放何处，手帕也不知如何使用，有的裤子长到拖地，有的裤子短得像短裤。

　　这天下午4时，第二届共和纪念会在先农坛举行，由于天雨，景况异常冷清。先农坛祭室中悬有革命烈士肖像，这时，孙中山和黄兴等的照像已卸下，弃置一室。室中联对甚多，有一联是：“画虎仅成皮，愿诸公毋忘在莒。坠驴还失笑，喜今日得见重华。”

　　晚9时半是外交部酒会，座设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就是新的外交部部址，由外交总长孙宝琦署名，招待各国公使及其夫人，各国银行团、商界、报界的领袖及其夫人，中国国务员及行政首长。孙宝琦偕次长曹汝霖亲自接待。酒会后即舞会，中国贵夫人中，以顾维钧夫人最出风头，她是前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女公子，为当时社交界之花。

　　袁就任民国大总统，发表宣言书，全文很长，这是一篇政策宣言，可以看出袁当时的抱负。特抄录于后：

　　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以为立国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饬纪纲，而后应时势之所宜，合人群而进化。故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地！戊申以后，归田课耕，不复与闻政事，生平救国之志，已如过眼烟云。乃武汉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大惧吾国吾民之无以生存，而思减少其痛苦。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间，少数暴民，破坏统一，倾覆国家，此东亚初生之民国，惴惴焉将不保。余为救国救民计，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厌乱，将士用命，不及两月，内乱戡平。极思解职归田，长享共和幸福，而国民会议群相推举，各友邦又以余被选之日，为承认之期，何敢高蹈鸣谦，以致摇动国基，负我父老子弟之期望！盖余亦国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今将以余极诚恳亲爱之意，与我国民一言之：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之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刺激，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以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国民生计日戚，迫于饥寒，暴民之尤狡者，利用此等贫民，驱之死地，可悯之至。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国头等人物，往往愿为实业家。吾国天时地利，不让诸强，徒以垦牧不讲，工艺不良，矿产林渔，弃货于地，无凭贸易，出口日减，譬诸富人藏窖，而日日忧贫。余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虽然，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实业非资本不办，以吾国地质之膏腴，物力之丰富，岂得谓贫？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属，金钱其筹码耳。但金钱不足，无以为兑换之资，缺少金钱，犹缺少筹码，故欲备一切实业之开办，资本不得不仰诸富有筹码之乡邻。迨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借资本母子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余，比诸藏窖而忧贫苦者如何？故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凡我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盖我有真心和好之证据，乃能以礼往来也。

　　余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

　　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轻权利重义务，不以一己之权利妨害国家之大局，而义务心出焉！是谓忠。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文明各国，有以诈欺行为诮人者，其受辱若挞之于市朝。华盛顿幼时，受其父教，即不作诳语。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诪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当以信。

　　何谓笃？文明各国，保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不害其进化之速也。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硗薄，传染成风，本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

　　何谓敬？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职业所在，惰气乘之，万事败坏于悠忽之中，而无人负责，徒为旁观嘲讽之语，而己之分内事，转漠然不察，始外古人敬事二字，有昧乎其言之也！故去傲去惰，必以敬。

　　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人亦有言，文明日进，则由俭入奢，是已，若以贫弱不堪之国，不学他人之文明，而惟学其奢华，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近岁以来，国民生活程度日高，而富力降而愈下。国奢示俭，古人言之，余愿国民于道德中尤注意于俭德。

　　总而言之，法律与道德同时并进，则共和之国度，乃稳固而不摇。至国防问题，吾国正在休养生息之时，尚非武力竞争之时；惟余所切切于心者，海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义务，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各将领谁不知之？而此二者，颇为近日风潮所鼓荡，未能完全收效，是余统率之责，有未尽也。此后当于精神教育十分注意，以对于人民。

　　故余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民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和；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

源济

五十六、袁和国会交恶

　　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似乎对敌人相当宽大，他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完全推在国民党领袖和独立省区的国民党系军人身上，因此国民党仍能存在，国民党议员也仍能照常出席国会；而国会中国民党也占了相当大的多数，这实在是一件极为有趣的现象。在当时大家都很难理解，因为袁并不是这么一个雍容而豁达大度的人。可是不久，这个疑窦就被打破了，原来袁是要利用国会来选举正式总统，而国会中如果没有国民党，便不够法定的人数，所以才有这么“宽宏大量”。

　　袁在总统选举法由国会公布时，就非常不快，他认为法律的公布权应该属于总统，立法机关不可直接公布。只是当时他要委曲妥协，以待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所以不便显露出不满态度；而且因为他要在极短时间内，抢在双十节就职，所以更没有时间来进行争论。但到了正式就任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国会争“法律的公布权”。

　　当时北京的参众两院议员组织法起草委员会于天坛议决草案十一章一百十二条，提交宪法会议审议。袁恐宪法不利于己，乃明白宣布：“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在他就职不到一个星期，即10月16日遂提出增修《约法》案于众议院，全文如下：

　　为咨行事：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阅月矣。其于国家之根本组织，固系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粗具规模，然于国家之政治刷新，要亦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横生障碍。综计临时期内，政府左支右绌于上，国民疾首蹙额于下；而关于内政外交诸大问题，利害卒以相悬，得失仅以相等，驯至国势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窃谓正式政府之所以别于临时政府者，非第有一正式之大总统，遂可为中华民国国际上之美观而已也，必其政治刷新，确有以餍足吾民之望，而后可以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顾政治之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若仅及于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身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之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查《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所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法》之权，兹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处，汇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除《约法》公布在前，按照后颁法律，须即酌加修正者，如各条内之“临时”字样，应请删除，“参议院”字样，应请改为“国会”字样，暨其余事实，业已变更，应行删除各条各项，由国会并案议决外，相应将提出增修条约法案，另缮清单，咨行贵院查照。事关紧急，并希从速议决见复可也。

　　袁向众议院提出的“增修约法案”，要把《临时约法》中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同时有应修正者三条，应追加者二条。应修正的是原“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得任命国务员及外交使节，得宣战、媾和及与外国缔结条约；但均须提交参议院议决或取得参议院之同意。”一条中，取消但书，使大总统无须取得国会同意，就能行使上述权力。应追加的是：“大总统为保持公安，防御灾患，于国会团会时，得制定与法律同效力之教令。大总统遇有紧急需用，得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是扩大总统权力的要求。

　　这时国会制宪已进入三读，因此议员们认为正式宪法即将完成，《临时约法》即将废止，没有增修《临时约法》的必要，乃置之不议。袁这时凶狠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于10月22日特派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八人代表他列席宪法会议，并送一致宪法会议的咨文如下：

　　为咨行事：查《国会组织法》载：民国宪法案由民国议会起草及议定。迭经民国议会组织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暨特开宪法会议。本大总统深维我中华民国开创之苦，建设之难，对于关系国家根本之宪法案，甚望可以早日告成，以期共和政治之发达。惟查《临时约法》载明大总统有增修约法之权。诚以宪法成立，执行之责在大总统，宪法未制定以前，约法效力，原与宪法相等，其所以予大总统此项特权者，盖非是则国权运用易涉偏倚；且国家之治乱兴亡，每与根本大法为消长。大总统既为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之国家元首，于关系国家治乱兴亡之大法，若不能有一定之意思表示，使议法者得所折衷，则由国家根本大法所发生之危险，势必酝酿于无形，甚或补救之无术，是岂国家制定根本大法之本意哉？本大总统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一年有余，行政甘苦，知之较悉，国民疾苦，察之较真。现在既居大总统之职，将来即负执行民国议会所拟宪法之责，苟见有执行困难，及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之处，势未敢自已于言。况共和成立，本大总统幸得周旋于其间，今既承国民推举，负此重任，而对于民国根本组织之宪法大典，设有所知而不言，或言之而不尽，殊背忠于民国之素志。兹本大总统谨以至诚对于民国宪法有所陈述，特饬国务院派遣委员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棨昌前往，代表本大总统之意见；嗣后贵会开议时，或开宪法起草委员会，或开宪法审议会，均希先期知照国务院，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相应咨明贵会，请烦查照可也。

　　袁世凯派了八个委员前赴宪法委员会，要求列席，宪法会议认为该会性质和参众两院不同，大总统对于该会既无提案权，当然不必派员出席说明；宪法起草委员会亦认为袁派员出席会议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同时，根据宪法起草规则规定，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参加，即旁听也不应该，遂以此理由拒绝政府委员列席。

　　这时的北京国会，本已是袁掌中的玩物，袁要如何便如何，而宪法会议亦准备接受袁的“扩大总统权力”。在国会议员来说，所仅存的希望，只是要袁维持国会外貌的尊严，维持议员个人的地位，稍留颜面，依照一定程序，制定一部袁可同意的宪法。怎知袁竟一点不留余地，公然派员干涉制宪，使国会没有接受的余地，因此坚拒接待八代表。

　　袁为此怒不可遏，遂于10月25日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宪法草案，其文曰：

　　“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全；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记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本大总统忝受付托之重，坚持保国救民之宗旨，确见及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默而不言？《临时约法》，大总统有提议修改约法之权；又美国议定宪法时，华盛顿充独立殖民地代表第二联合会议议长，虽寡所提议，而国民卅万人出众议院一人之规定，实华盛顿所主张；法国制定宪法时，马卖马洪被选为正式大总统，命外务大臣布罗列向国民会议提出宪法草案，即为法国现行之原案。此法、美二国第一任大总统与闻宪法之事，具有先例可援用，特派员前赴国会陈述意见，以尽我保国救民之微忱。草案内谬点甚多，一面已约集中外法家，公共讨论，仍当随时续告。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讨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

　　早在10月8日，安徽都督倪嗣冲已通电主张解散国民党：“凡该党身居要津者，均驱之回籍。”自袁发出上电后，辫子军统帅张勋痛斥：“宪法草案荒谬绝伦……勋虽不才，诛锄叛逆，以身许国，万死不辞。”淮军老将姜桂题骂国会议员为国民公敌，少年新进。有人主张解散国会，以法制局为制宪机关。

　　这一切喊打喊杀的言论，忘了一个事实：他们所拥戴的袁大总统，正是这个“国民公敌”的国会所产生的。

源济

五十七、袁解散国民党

　　民国2年11月4日，袁遂借二次革命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资格剥夺，追缴证书、会章，被追缴者共438人。

　　为解散国民党，前后共发了三道命令。

　　当袁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前，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听到袁已决心这么做了，乃匆匆忙忙地跑到总统府，希望袁顾全大局，勿走向不可收拾的路上。他到总统府门口，侍卫阻挡他入内，告诉他说：“总统正在讨论要紧的公事，请总长（梁是司法部总长）明天来吧！”梁发急说：“我正是有要紧的公事要和总统商量，我在这里等一会吧！”梁等了好大半天，侍卫才向他说：“总统有请。”梁见到袁后，说了一大篇道理，劝袁勿下命令解散国民党，袁微笑而有耐心地听他陈说，最后，袁淡淡地说：“晚了！命令已经发出了！”

　　就在命令发布的同时，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出动了300多人包围外彰仪门大街的国民党北京支部，第二天又包围了参众两院，甚至半夜跑到国民党议员的家里，缴获了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共300多件。

　　国民党遭遇到严重而非法的迫害，进步党虽然反对国民党，可是，兔死狐悲，也很寒心。梁启超既然向袁当面要求没有结果，他乃作第二步努力，就是在国务院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表示激烈的反对。他认为袁的解散国民党命令未经国务会议通过，主张内阁全体辞职，以表示对袁的抗议。他的这个提议，大家都默不作声，面面相觑，坐在主席位子上的熊希龄也是面部毫无表情，不置可否，因此这个提议只好不了了之。

　　进步党的另一个领袖，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对解散国民党也表示极大的愤慨，尤其对于取消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认为更是罪大恶极。他表示：议员资格应由国会本身来解决，总统出动军警来干涉是不合法的，如果政府认为某些议员有附乱嫌疑，则应提出确实证据，请国会依法处理。因此，他对议院秘书处下达指示，以后议会开会的通知书，仍照以前一样投送，不管他是任何党派的议员。同时，他还跑到总统府向袁直接交涉，请发还“未附乱”议员的证书和徽章，以免国会流会。据说袁总统对这位汤议长很不客气，只是冷冷地向他瞟了一眼，一句话也不说，汤化龙只落得个下不了台。进步党最后作更大的努力，他们请名义上是进步党领袖的黎元洪打电报给袁，希求挽救这个破裂的局势，可是袁也一样不理不睬。

　　11月14日袁的第三道解散国民党命令中，勒令所有已追缴证书和徽章的议员们，如果要离开北京，需要觅五人以上的连环保，担保离京后不作任何反对袁政府的言论和行动。

　　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于12月3日，质问政府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致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兹节抄如下：

　　“……前月初四日政府忽有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之命令，并以暴力禁阻议员到院，其数多至四百余人。今下之日，举国惶骇，人心骚动。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至今一月，不得开会，此事于民国国体、政体有重大关系。大总统令出府中，用意或别有在，而法有明文，国务员辅弼总统，列名副署，其于此令不能不负责任。兹仅依约法第十九条第九款、议院法第四十条，提出质问书于国务员，并依议院法第四十条，限政府三日内答复！……”

　　下面是“众议院质问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影响及于国会书”：

　　“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此世界共和国之通义，立宪政治之大经也。近阅报载，大总统十一月四日命令解散国民党，并追缴隶籍该党国会议员证书徽章；夫该党本部与南方乱党勾结，政府依法律委任，以行政命令解散不法之结社，凡我国民，无不认为正当，独是国民党与隶籍国民党之议员，在法律本属两事，其处分自不能从同。假令议员而与乱党通谋，确有证据，勿论隶何党籍，均得按法惩治，否则确与乱事无涉，即隶国民党籍，亦不能牵连取消。盖党自党而议员自议员，二者性质不侔，即不能并为一谈。查议院法第八条，议员于开会后发现不合资格之疑义时，各院议员得陈请本院审查，由院议决，选举十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审查之。据此，议员资格之疑议，其审查权属之两院，院法规定，彰彰可证。今政府以隶籍国民党之议员早不以法律上合格之议员，自居为理由，岂非以政府而审查议员资格，侵害国会法定之权限乎？至于追缴证书徽章，直以命令取消议员资格，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此不能不怀疑者一也。十一月四日命令之结果，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者三百余人，次日又追加百余人，遂过议员总额之半，两院均不能开会。查议员中有早已脱该党党籍，改入他党，或素称稳健，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亦一同取消。政府确为惩治内乱嫌疑耶？则应检查证据，分别提交法院审判，不得以概括办法，良莠不分，致令国会人数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也！近复报纸纷传政府将组织行政委员会修改国会组织法，改组国会。此种传说是否属实，姑不具论，究竟政府方针，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对于国会是否以法律为正当之解决？此不能不怀疑者二也。议员等对于国民党，素深恶绝，当南方无事，政府敷衍伟人之时，于彼破坏主张，无不严厉攻击。及湖口乱起，天下震动，亦曾连名通电，声罪致讨。今政府去害群扶正气为前提，实与议员等素志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适法？扶之之道，是否诚心？群怀疑虑，势难缄默。兹依议院法第四十条质问，应请政府于三日内明白答复。民国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北京国务院在民国2年12月23日向参议院提出答复书如下：

　　……依《约法》第十九条暨《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质问权为议院职权之一，非议员职权之一，其义甚明，故质问之行使，无论议院法有如何连署之规定，虽不必由院议公决，要不能不经由议院提出，是以议员迭次依议院法而提出质问书，均于议院有《国会组织法》第十五条所定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得以开议时，由议长以开议日期报告文件之际提出报告，此执行《国会组织法》暨《议院法》之通例，实为两院所现行，断未有不经此项手续，而可以滥行质问者也。兹来咨既称两院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前议院所有之质问权，当然因不能开会之结果，而不能提出。……查两院议长，业于十一月十三日，以两院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四日起，停发议事日程等语，通告有案。此次质问书之提出，在议院议长通告停发议事日程之后，既已停发议事日程，何能提出质问书？且查当日提出质问书之情形，系发生于两院现有议员之谈话会，以法律规定所无之谈话会，而提出属于法律上议院职权之质问书，实为《约法》、《国会组织法》、《议院法》规定所未特许。政府为尊重国会起见，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惟查各该质问书，于追缴隶籍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及令内务总长分别查取本届合法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各节，不无所疑，不能不略为说明，以免误会。查十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曾声明此举系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起见，并将详细情形布告国民；盖以议员多数而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所以令下之日，据东南各省都督、民政长来电，均谓市民欢呼，额手相庆。议员张其密等所称举国惶骇，人心骚动，系属危言耸听，殊乖实情。且现已由内务总长核定调查候补当选人划一办法，令行各省依法办理；议员郑毓怡等所称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尤属因误滋疑。总之，前奉大总统命令，业已郑重声明，务使我庄严神圣之国会，不再为助长内乱者所挟持，以期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等因。各议员果能深体此意，怀疑之点，当然释然。除函答参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请贵议长转达贵院现有各议员查照可也。

源济

五十八、黎元洪北上入瓮

　　黎元洪自张振武案后，已经身不由己，非跟袁走不可了。二次革命时，黎更是一面倒向袁，袁知道黎爱戴高帽子，曾亲笔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匾送黎。袁和国民党决裂后，又亲书“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个字，制成宽五寸、长四尺八寸的长匾，派专使送到武昌来，挂在都督府门外，黎乃对袁由怀疑心理而变为心悦诚服的心理。迭次通电，如：“先选举总统”电，“解散国会”电，还有最肉麻的是：“请叙袁克定赞助共和功”一电，这是一通拍马屁的电报，想不到竟碰了一鼻子灰。袁复以：“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儿辈何人，乃蒙齿及！鄙人勉服国务，乃为救民，岂有荣施，及于家属。若援奚午举子之例，并无谢玄破秦之功，损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阅历稍深，或堪造就，为公奔走，待诸将来，幸勿复言，以重吾过。”

　　黎虽然对袁死心塌地归顺，可是袁却不放心把这位“民国柱石”摆在湖北都督的位子上，早在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是想以这个位高而无实权的位子来交换湖北都督职位。二次革命时，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一忽儿要黎兼领江西都督，一忽儿要黎兼领湖南都督，其目的都是在绕着圈子要把黎调出湖北来。

　　袁为什么对于像黎这样一面倒的人还要下毒手呢？理由很简单，黎不是北洋嫡系，又是一个已有群众基础和人望的社会偶像。他是湖北人，又在湖北带兵，武昌首义又是他为领导人，在湖北已有相当雄厚的力量，像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奴颜婢膝，袁也不会对之信任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把黎从湖北都督的位子赶下来。而黎元洪呢？他虽是一个出名的好好先生，可是在生存的基本问题上却非常精明，他也用千方百计来应付袁，总之是死皮赖脸，决不肯离开湖北。

　　在对南方用兵时，袁本有一个企图，是借军事理由，派段芝贵率兵入鄂，这是“假途灭虢”的故计。可是黎这时一面倒向袁，袁无法借口，因此在国民党兵败后，袁便不止一次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北上和他见面，黎则推三阻四，想尽理由来婉拒北上。黎知道袁决不敢对湖北用兵，因为这样做会使天下人为之寒心，所以他敢向袁打太极拳。

　　袁终于忍耐不了黎的推拖，他认为事机已经成熟，非解决湖北问题不可，于是在民国2年12月8日，借词要公待商，密电召黎入京，同时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劝驾，段祺瑞也是8日这天到达汉口。黎当然知道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这样一位角色来请驾，是绝对不简单的。段催促得很急迫，要求黎立即动身。黎知道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北上是不可能了，乃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自己抱着入虎穴的心情决定入京。

　　段祺瑞在湖北只和黎元洪匆匆一面，就替黎预备好到北京去的专车，12月9日当面催促黎动身，黎只得仓促就道。当他一上了火车，袁葫芦里卖的药就弄明白了，原来他派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马，是负有押解黎即日北上，和阻止黎重返湖北的双重任务。因为黎在湖北已有基础，是以副总统的崇高地位兼任湖北都督，要调动他，显然不是儿戏。段祺瑞在清末地位比黎高，又是袁系中第一号人物，用段接替黎显得既郑重又严重，自国民党失败后，袁对黎已经不计较投鼠忌器，也不怕把黎逼上梁山，因为黎已经无山可上了。

　　12月10日，黎正在北上途中，北京发布了总统命令：派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

　　黎的专车到了北京，袁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到车站迎接，这辆马车在14个月前曾用以迎接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黎所受到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也不下于欢迎孙中山。

　　袁同时手令规定黎副总统月俸1万元，办公费2万元。这和前一年袁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时的月俸3万元，是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这儿抄录几则有关的电报——

　　2年12月9日黎元洪上袁世凯电二则：

　　黎上袁并致各机关电：元洪忝厕戎行，材薄任重，属沧海横流之会，当中原板荡之秋。溯自阳夏媾和，及平赣宁肇变，荆山欲崩，汉水几沸。幸赖我大总统当机斡运，先事绸缪，奠民国于无疆，投元凶于有昊。元洪得依余荫，幸保虚声，未尝不啜茗怀波，茹禾念露，燕云楚树，道阻且长，虽颜色未亲，而神魂久向。只以周旋鞭弭，鞅掌军书，亲从汜水之师，致后涂山之会，盲骑莫适，瞽笑为劳，天命更新，楚氛幸靖。风前退鷁，弥坚向路之心；浪后颓鱼，愈切登门之念。谨于本月九号亲戒行装，面聆迪诲，本府一切事宜，应恳大总统派员代理，俾专责成。专此缕陈，并行通告。

　　元洪业经起行，本府一切事宜除先行呈请大总统派员代理外，应暂交参谋长金永炎代拆代行。谨俟后命。

　　黎致段祺瑞电：元洪自鄂频行，过劳远送，至感厚意。兹于本日早七点钟到京，即入觐大总统。面谕代理一节，已有命令暂兼等因。自维治鄂两年，深愧无状，得公替我，知免愆尤，闻命之余，敢为全鄂军民额手称庆！特电驰贺，兼致谢忱，即维垂察。元洪现住小蓬莱，并以奉闻。

　　段复黎电：在鄂奉教，优礼逾恒，极感盛意。接读真电，敬谂旌旆帜莅都，至为庆慰。过承奖借，愧弗克当。瑞以菲材，随公之后，虽暂承乏，敢不兢兢勉守成规，冀免陨越，尚乞随时箴诫，是所盼祷。

　　黎致鄂省各机关人员电：本副总统因公入京，于本月初九日自鄂起程，十一日早抵京。追维在鄂两年，同舟共济，诸赖匡襄。此次行期匆促，不及言辞，深怀歉仄。现在鄂都督事已奉大总统令任命段总长兼领。段总长威信素著，忧国为怀，必能造福地方，维持秩序。尚赖诸君子各尽职务，相与有成，本副总统有厚望焉。贱躯安好，知念并闻。

　　黎上袁书：窃元洪屡觐钧颜，仰承优遇，恩逾于骨肉，礼渥于上宾，推心则山雪皆融，握手则池冰为泮。驰惶摩措，诚服无涯，伏念元洪忝列戎行，欣逢鼎运，属官吏推选之众，承军民拥戴之殷。王陵之率义兵，坚辞未获，刘表之居重镇，勉力难胜。洎乎宣布共和，混一区夏，蒙大总统俯仍旧贯，悉予真除。良以成规久圯，新制未颁，不得不沿袭名称，维持现状。元洪亦以神州多难，乱党环生，念瓜代之未来，顾豆分而不忍。思欲以一拳之石，暂砥狂澜。方寸之才，权撑圯厦。所幸仰承伟略，乞助雄师，风浪不惊，星河底定。获托威灵之庇，免贻陨越之羞。盖非常之变，非大力不能戡平；无妄之荣，实初心所不及料也。夫列侯据地，周室所以陵迟；诸镇拥兵，唐宗于焉驰废。六朝玉步，蜕于功人；五代干戈，胎自骄将。偶昧保身之哲，遂丛误国之愆。灾黎填于壑而罔闻，敌国入于宫而不恤。远稽往乘，近览横海，国体虽更，乱源则一，未尝不哀其顽梗，惨莫惩嗟。前者赣水弄兵，钟山窃位，三边酬诸异族，六省订为同盟。元洪当对垒之冲，亦尚尽同舟之谊。乃罪言勿纳，忠告罔闻，哀此苦心，竟逢战祸，久欲奉还职权，借资表率。只以兵端甫启，选典未行，暂忍负乘致寇之嫌，勉图抛杖观成之计。孤怀耿耿，不敢告人，前路茫茫，但蕲救国。今者列强承认，庶政更新，洗武库而偃兵，敞文园而弼教，际四海困穷之会，急起犹迟；念两年患难之场，回思尚悸，论全局则须筹一统，论个人则愿乞余年。倘仍恃宠长留，更或陈情不获，中流重任，岂忍施于久乏之身，当日苦衷，亦难曝诸无穆之口，此尤元洪所冰渊自惧，寝馈难安者也。伏乞大总统矜其愚悃，假以闲时，将所领湖北都督一职明令免去。元洪追随钧座，长听教言，汲湖水以澡心，撷山云而炼性。幸得此身健在，皆属解衣推食之恩；倘遇边事偶生，敢忘擐甲执兵之报。伏居待命，无任屏营。谨呈等因。

　　袁复黎书：来牍阅悉，成功不居，上德若谷，事符往籍，益叹渊衷。溯自清德既衰，皇纲解纽，武昌首义，薄海风从。国体既更，嘉言益著。调停之术力竭再三，危苦之词书陈累万。痛洪水猛兽之祸，为千钧一发之防。国纪民彝，赖以不坠。赣宁之乱，坐镇上游，匕鬯不惊，指挥若定。吕梁既济，重思作楫之勋。虞渊弗沈，追论撝戈之照。凡所规划，动系安危，伟业丰功，彪炳寰宇。时局粗定，得至京师，昕夕握谭，快倾心膈。褒鄂英姿，获瞻便坐，逖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楚国宝善，遂见斯人。迭据面请免去湖北都督一职，情词恳挚，出于至诚，未允施行，复有此牍，语重心长，虑远思深，志不可移，重违其意，虽元老壮猷，未尽南服经营之用，而贤者久役，亦非国民酬报之心。勉遂谦怀，姑如所请。国基初定，经纬万端，相与有成，期我益友。嗣后凡大计所关，务望遇事指陈，以匡不尽。昔张江陵恒言吾神游九塞，一日二三。每思兹语，辄为敬服。前型具在，愿共勉之！此复。

　　这两封信，全是言不由衷，假得可笑。辞卸湖北都督的黎被安置在瀛台下榻，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这个地方正是慈禧幽禁光绪的地方。

　　黎到北京后，立刻便有袁、黎联姻的传说，事实上这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袁不待婚礼举行就赶着喊黎亲家。据说两家讨论婚嫁时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因为双方都想做男家。害得奉命做媒人的汤化龙忙得两头吃夹棍，最后让步的是黎，袁把第七和第十子的生辰八字（均九岁），和两人在校中的成绩单给黎看，要黎挑一个，黎征求太太意见。黎太太问：“这两个孩子哪个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黎告以都是姨太太生的，黎太太立即变色说：“那不成，我家女儿都是我所生的，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黎这时已是身在秦庭，事事不能不迁就，因此又苦苦哀求太太，才算把这亲事搞定。袁的九子克玖和黎的次女绍芳说好婚姻，订婚时，黎赠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赠儿媳金手饰数件。这幕婚姻是十足的政治联姻。后来黎家女儿做了袁家媳妇后备受虐待，气成了神经病，终身不愈。是个悲剧下场。

　　黎初抵北京时，袁每次吃饭总尽可能要请“亲家”来共食。有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7500元的代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偶然说了一句：“这件东西真名贵。”袁立刻解了下来赠送亲家，黎虽推谢，袁却坚持要送。

　　袁对黎似已做到彻底地“解衣推食”了！

　　不久袁正式下令，准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辞免都督本官。而段祺瑞在权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因为他是袁身边重要的帮手，所以不能长期放在外面，袁对湖北人事安排，本预定给他的干殿下段芝贵的，因为调黎入京很难，才让段祺瑞出马，现在黎已入京，又已辞职。所以3年2月1日仍调段祺瑞回北京复任陆军总长，派段芝贵为湖北都督。段祺瑞在湖北虽只两个多月，他的任务是清除黎在湖北的势力，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从此湖北便完全成为北洋军的统治地区。

　　当段返回北京和黎相见时，他不像袁对黎那么虚伪，他脸孔上流露出一种倨傲之色。段的等级观念很深，他觉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护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协统，至于辛亥革命，黎只是从床下面拉出来顶名字的，谈革命功勋也是假得很；如今则已是袁的政治俘虏。因此他根本不把黎放在眼里。黎段之间这段关系注定了日后的许多纠纷。

　　黎在北京，实在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名义周游列国，袁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用拖延手段来搪塞，不作肯定的答复。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总统兼参谋总长，实际上参谋总长工作则是由次长陈宦代行拆。

　　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简直就是幽居，外间鲜有知者。民国3年1月，北京一位名记者黄远庸曾写过一篇访问记，对黎当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绘。特抄录如下：

　　“黎副总统到京时，适记者南行，今记者既到京，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偕某某两君约见，黎公快然允许，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以吾曹藐然与公无素，而阔达优礼如此，足见公之平民主义也。

　　是早某君约予等同往新华门，入总统府，以先有约，故司阍处（即由大总统之司阍处传达）即命余乘冰船赴副总统所居之瀛台，不须更入门外之招待室候命矣。

　　海子中之积冰，已层叠深固，故向日之以舟行者，今以冰船行矣。船形如轿，最多可容六人，船夫着毛革之鞋行于冰上，从后推转，故极迅疾，瞬息已抵瀛台矣。

　　入门则兵卫三五而立，稍进即有与此介绍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闻黎公在鄂时，守卫已尽易北方军官，足知不尽确。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总统办公处，即前之景星殿。此处一为秘书室，一为副官处，其对过即庆云殿，则饰以洋式陈设，右为应接之洋室，左为大餐间，即副总统赐余等以午餐之处也。

　　秘书室伏几而办事者有二三人，皆朴素无华。副官长为少将唐君在寅，则竹布之衣，谦光可挹。唐君盖始终随侍副总统，在鄂时固不常出门，到京后绝对未出大门一步者也。

　　副总统之眷属及厨役乃至马车御者，皆已偕来，惟其左右之领有徽志得以随时出入总统府者只六人。余辈出入，皆须随时传达或许可，足见黎公约束之严矣。

　　庆云殿中陈设稍新，景星殿则普通木器数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间为副总统每日会客之厅，余所见二殿中前清南书房供奉之墨迹依然陈列，皆光绪时全忠恒勋徐会沣所书，长额大字皆录《诗经》、《书经》中成语之关系为君之要道者，字尤板滞无味。某君谓做皇帝最苦，连行书都看不见，可谓确切。余意今日何复更须此等物事，宜并置之高阁而稍易以美术的陈设也。

　　殿外置有轿子一顶，盖即清制所谓二人肩舆者，凡副总统往谒大总统或大总统来访副总统，均坐此等制度之轿。实则二公所居相距至多不过二百步矣。

　　余等在殿中候命，而是日适值段芝贵自南返京，即日来谒总统及副总统，坐谈极久，候段氏出，则更会客二班，毕后已十二时，故副总统不于常座见余等，即命余等在庆云殿中之应接室接见。入殿后副总统即入，余等行严肃之一鞠躬礼后，依次入座，副总统略询数语，即命入对过之大餐间会食会。副总统之丰采，读吾通信者，想已面接或已见其写实，固不烦余之叙述。余一言足慰读者，则公之丰采健硕，绝无风尘之色，而一种严肃和蔼之气，自是令余等生畏悦之容者也。

　　餐座中并副总统共五人，二客系鄂人，中有一客乃从湖北新来者，余与某君则非鄂人。余首问副总统前此何时曾来京？公答尚系光绪三十四年。余问亦常住过北京否？公答首尾不到一个月。故公之语言，乃纯然湖北口音也。

　　座中所谈，以湖北事为多，公询自湖北新来之某君以都督府近状，以军队近情，而尤以个人消息为多。凡称其人，必称其号，不称其名，并荷关念其人有无饭吃。余以知公之深于情也。

　　公语及裁兵退伍事，云我们总要给人家一条路走，故我前此于所裁之人予以退伍金，自二千元不等，以其有此款，或耕田，或做小买卖，不致他变也。

　　公又语及某事，有一名言，谓总不可以激烈对待暴乱。他们本来暴乱，若以激烈（意同操切）待之，则必闹出事来。余证之公起义后在湖北之行事，此寥寥数语，盖足以尽其精神也。至其所语何事，则吾辈秉新闻记者之德义，当然不能泄露也。座客询及章太炎近状，请公设法保全者，公答必可无事，因大总统亦雅意保全之也。惟彼前日来府，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如此难怕不闹出事来。送往各处，各处皆不肯收，故暂送拱卫军之教练处招待。刚才我（黎公自谓）与×××商量，叫他们务必请他夫人来京伴住，令有一种慰藉，或不至生他变，那怕盘费都由我出亦可。某君答其夫人甚有学问，前此有家信来，太炎不忍阅看，谓看后恐消磨其与人家拼命之心。黎公答所以我们必须请夫人来伴居。总统是必给他日用的，若到他处去，这一宗常年的款何处去出云云。足见公之笃于待士也。

　　余于此一席中，更得悉公之不吸烟，不饮酒，座客皆饮白水一杯而已。鄂中某君语我曰：公自奉既薄，固以推爱及客，在鄂时开茶会，常以中国自制八角一瓶之勃兰地酒供客，客有不堪引满而罢去者。座上水果，往往窳苦不可食。余等是日虽饱德无穷，然公之俭薄，固有可以证明之资料也。

　　会食既毕，承启官报陈次长来谒，即参谋次长陈宦是也。余等乃谨兴辞而出。闻之人云：公到京后，亦已不甚闻问参谋部事。惟陈次长常往禀承而已。

　　余归后，有某君问余以谒见黎公后之所感，余方嗫嚅无以形容，某君即谓其天真照人处最为可慕。余不觉点首。呜呼，神圣哉，优美哉，此天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