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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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厚黑手段与精明头脑

按理说，朱元璋现在是郭子兴手下最大的功臣，理应加官晋爵，专心倚任：现在郭子兴麾下四万军队，四分之三是朱元璋手创。然而，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么奇怪，朱元璋功劳越大，郭子兴对他的感觉就越复杂。这个干女婿的能量实在出乎他的意料。这个小部下当初只带了二十四名亲兵出来开辟根据地，他还曾经担心是否会有去无回，让他干女儿守寡。做梦也想不到短短一年多，朱元璋就将三万训练有素的大军拱手奉上。而他经营了这么多年，才不过一万多人马。两人能力高下，岂不一目了然？

所谓功高震主，一支队伍中只能有一个核心，一个权威，一个效忠对象。朱元璋功劳太大，太得军心，郭子兴坐享朱元璋的经营成果，心里感觉不那么踏实。所以他迟迟不给朱元璋晋升，反而还不断找他的毛病。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郭天叙、郭天爵也同样是心胸狭窄之辈，不想让这个干姐夫抢了自己的风头，一有机会就风言风语地挑拨几句。朱元璋的前部下中也有人看风头不对，在郭子兴面前挑拨离间，汇报朱元璋独立带兵时的种种过失。

郭子兴本来对朱元璋就不放心，再加上众口铄金，怎么看朱元璋怎么别扭，因此开始刻意打压朱元璋。他先是把朱元璋身边几个亲信的将校和幕僚全部调走，接着又剥夺了朱元璋的实际权力，“自是四方征讨总兵之权”，朱元璋“皆不得与”，年纪轻轻就退居二线了。关系最恶化的时候，郭子兴甚至因为一言不和，把朱元璋关了起来，不让他出门，全靠妻子马氏几次偷偷给他送吃的。有一次马氏将刚刚烤熟的烙饼揣在怀里给他送去，把胸口烫红了一大块。这块疤痕，使得朱元璋后来对这个结发妻子终生保持尊重。

虽然是自己手创的军队，但一旦交出兵权，朱元璋发现自己居然一无所有。朱元璋当然气愤，当然郁闷，但以他对人情世故的通透，他一下子就看透郭子兴的内心。虽然有自己练出的三万士兵做后盾，朱元璋并不想和郭子兴闹翻。因为农民的宗法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他朱元璋再能干，也是郭子兴的女婿和部下。以下犯上，以小反大，不管他多么有能力，也会立刻为千夫所指，人心丧尽。以他的资历、年龄、地位，他还是必须得依靠郭子兴。

朱元璋知道怎么赢回郭子兴的信任。郭子兴对他越过分，他就越加恭顺谨慎。都说女婿是半子，他这个干女婿却把自己完全摆到孝子的位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朱元璋任打任骂，从不发一句怨言。你越是怀疑我，我越是对你忠心耿耿，你不让我管事，我就老老实实在家里替你管家。你让我带小队出征，我就拼命打仗，一往无前。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郭子兴一家上下都感觉对不住朱元璋。

郭子兴也感觉不用朱元璋，自己做事总不大顺手。其他人出的主意，总不如朱元璋高明，判断事情，总没有朱元璋清楚。加上左右亲信也开始为朱元璋说好话，几个月后，他终于消除了对朱元璋的怀疑，重新加以任用。朱元璋再度成为郭子兴手下最有发言权的将领，郭子兴大事小情，多都以朱元璋的意见为转移。

以前屈居人下，现在却成了四万大军的统帅，又连续击退了元军几次进攻，郭子兴志得意满，动了称王的念头。当初他毁家起兵，孤注一掷，为的就是搏一个称孤道寡。如今自立一方，何不过一把南面称王的瘾呢？部下闻听他有此意，也纷纷赞同。

只有朱元璋立马提出反对意见：“滁州无险可守，非称王之地，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孤城加上周围几个乡镇。称了王，只得了一个虚名，却树大招风，会引起朝廷的重视，势必集重兵前来进攻，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朱元璋反复劝谕，郭子兴听后沉默不语，不过称王的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从这个结果看，朱元璋实际上又成为了这支军队的主心骨。

确实，当时郭子兴的四万多军队，只困守滁州一城，占地有限，粮食也非常紧张。不但称王不现实，生存都面临危机。朱元璋建议郭子兴南取和州（今安徽和县），扩大势力：“困守孤城，诚非计。今欲谋所向，惟和阳可图。”

朱元璋还为郭子兴策划了攻取和州的具体方略，他说，和州虽然“城小”，但防守坚固，“可以计取，难以力胜”。可以用诈城之策，攻取此城。史书记载朱元璋的原话是：

向攻民寨时，得兵衣号二，其文曰“庐州路义兵”，今拟制三千，选勇敢士，椎结、左衣衽，衣青衣，腹背悬之，佯为彼兵，以四橐驮（骆驼）载赏物驱而行，使人声言庐州兵送使者入和阳赏赉将士，和阳兵见之必纳。因以绛衣兵（当时红巾军皆着红色服装）万人继其后，约相距十余里，候青衣兵薄城，举火为应，绛衣兵即鼓行而趋，破之必矣。

也就是说，以前在攻打地主武装时，缴获了两张号牌，叫“庐州路义兵”。不如按这个样子仿制三千个，派三千精兵，穿上地主武装的服装，胸前背后缝上这个号牌，伪装成乡团，带着四匹骆驼，装上奖赏物资，号称是庐州地主武装派使者来犒赏和州军队。再派一万人尾随其后，等前队入城后内外夹击，必能一举而下。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正月，郭子兴采用这个计策，顺利袭取了和州，统治范围扩大了一倍。论功行赏，他升任朱元璋为统率和州兵马的总兵官。换句话说，朱元璋一夜之间成了郭军之中的第二号人物。

虽然是凭借赫赫战功升到此位，但是其他总兵官中许多人却对此心怀怨言。原因当然是朱元璋年纪轻、资历浅，蹿升太快、太得宠。他们仗着是郭子兴的老部下，又比朱元璋年长许多，在朱元璋面前倚老卖老，朱元璋经常指挥不动。特别是郭子兴的妻弟，攻取和州的张天佑，看到总兵官的职位没有给他而是给了出谋划策的朱元璋，更是暗自不服。每次总兵官集体议事时，因朱元璋位列总兵官之首，所以理所当然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那些老资格的军官因此大为不惬，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什么朱元璋是靠着“娇客”（女婿）的身份蹿上去的，说什么出生入死不如娶个好老婆。

朱元璋以他极高的天分，在以术驭人方面，做了一个典型案例。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叫小兵把会议大厅的椅子撤了，换上长凳。这样在开会时，各人就可以自由挑选自己的座位。

第二天，朱元璋有意迟到，进会场一看，诸将果然都老实不客气，那时以右为尊，他们把右手都坐满了，留给他最左面一个位置。朱元璋一句话没说就坐下了。开会了，讨论军事问题，排在右首的人先发言。这些大老粗吭哧半天，也说不出几句有水平的话。最后一个轮到朱元璋，他侃侃而谈，分析得入情入理，大家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按朱元璋的意思去办了。这样的情景出现几次后，再开会时，大家都自觉把右手的位置给他留出来了。朱元璋的威信就这样彻底树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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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实权与虚名

攻占和州，粮食问题解决了，元军几次进攻，都被朱元璋指挥部下击败。郭子兴一军顺风顺水，发展势头不错。不料就在这个时候，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得了重病，一命呜呼了。

郭子兴一死，形势马上就复杂起来。滁州、和州失去了主帅，这支“郭家军”，成了周围几方势力眼中的肥肉，大家都想吞之而后快。而郭军内部，也开始了争权夺势的暗斗，朱元璋一时身处内忧外患之中。

外部最有威胁的势力是小明王。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在起义开始不久就被元军捕获杀掉了。刘福通找到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奉他继位教主。至正十五年二月，也就是郭子兴去世前一个月，刘福通又拥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建立政权，国号为宋，建元龙凤，定都亳州。得知郭子兴死后，大宋农民军当然也想收编这支军队，壮大自己的实力。

同时，郭军内部，形势也有点复杂。郭子兴去世之后，留下了两个儿子郭天叙、郭天爵，一大一小两位夫人和一位妻弟张天佑。郭天叙乃郭子兴的嫡长子，以父死子继的习惯，接父亲的班最合适。就是张天佑，从血缘上说，也比干女婿朱元璋更近些。郭子兴一死，这两个人也都跃跃欲试。

恰在这时，至正十五年四月，也就是郭子兴死后一个月，大宋小明王政权派使者来到和州，联络郭家军。郭天叙和张天佑知道自己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因此十分愿意投靠小明王做自己的靠山。于是张天佑随使者前去亳州朝拜小明王。到了亳州，张天佑大讲军心如何拥戴故主，如何愿意故主之子接班。结果他如愿以偿，从亳州带回了小明王政权的任命状；以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也就是说，朱元璋成了三把手。

朱元璋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十分光火。谁不知道现在这支军队主要听他指挥？你郭张二人搞这个小动作，实在太不自量力。几位亲信也劝他拒绝这个任命。但朱元璋毕竟是非同寻常之人。他转念一想，接受这个任命也有好处。小明王政权离自己距离很远，鞭长莫及，接受了封号，并不等于受到他们实际控制。同时，接受这个任命毕竟可以免于郭家军的内部分裂。他深知郭天叙年轻没经验，张天佑虽然年岁大，但优柔寡断，缺乏智谋。遇到复杂的形势，还是需要自己出来做主。给郭张两人一个虚名，并不影响自己对这支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在这个忧患时刻，他暂时只能以退为进。

因此，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四月，朱元璋和郭天叙、张天佑一起接受小明王的封号，在和州建立都元帅府，奉龙凤为正朔。果然如朱元璋所料，主帅新死，孤军难立，外部形势如此紧张，郭张二人也没有主意，不知道怎么应付，因此凡事都是听朱元璋的。朱元璋虽位居第三，实际上却成了都元帅府的主帅。

久驻和州也不是长远之计。朱元璋决定打过长江，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向江南发展。江南本是著名的繁盛之区，更何况还有龙盘虎踞的集庆（南京）的诱惑。

六月初二，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万余人，乘坐风斗快船和筏子，以常遇春为先锋，开始了渡江战役，目标是对岸的采石。一千多艘大小船只，分列两队，扬帆竞发。常遇春膂力过人，射得一手好箭，以勇猛著称，他不负使命，带领几支小船，一马当先，强行靠岸，挥戈杀向元兵。元兵伸手抓戈，他顺势跃上江岸，左冲右突，元兵四散逃窜。

接着，朱元璋指挥军队，又乘胜攻占了太平，在江南立下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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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借刀杀人，建立权威

渡江攻占采石、太平，朱元璋迈出了通往帝业的第一步。不过，太平处于元军四围之中，因此要巩固这个新攻下的城市必然还要经过一番波折。朱元璋进入太平城不久，就被元“义军”（主动站出来镇压起义的民间武装）元帅陈野先率数万大军包围。

破解围城，朱元璋已经经验丰富，指挥如意了。他和汤和二人亲率精兵出城迎战，而派徐达等人率大军从另一城门出发，绕到敌后，乘敌人的注意力全部被朱汤二人吸引时从背后突然袭击。陈野先兵败被俘。

陈野先所率虽然不是元朝的正规军，但是威名久著。朱元璋早就闻听陈野先的勇猛能战，这次见到这位败军之将长得魁梧英发，极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左右手，遂全力劝降，并宰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和他结为兄弟。陈野先的两万部下都归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兵力进一步扩大。在他人看来，形势一片大好，朱元璋却敏锐地意识到，他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朱家军表面上发展迅速，如同发面馒头一样膨胀了数倍。然而过快的发展也埋下了隐患，那就是内部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融合统一。这支军队存在着三个权力中心：一个是朱元璋，一个是郭天叙、张天佑，第三个则是陈野先。

郭天叙、张天佑二人虽然表面上对朱元璋言听计从，但内心深处对郭家军变成朱家军一直心有不甘。况且两个人在名义上地位高于他，因此在军队中总是一股离心力量。特别是对于那些郭子兴的嫡系旧部，这两个人的号召力其实是大于朱元璋的。大敌当前之时，这种离心力不大看得出来，但是一旦危险远去，他们势必要和朱元璋争权夺利。

更为直接的隐患是陈野先。朱元璋对陈野先寄予很大希望，以为此人可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然而不久，他就失望了。他发现陈野先表面上信誓旦旦，但实际上根本瞧不起他们这些农民军，认为他们成不了大事，暗地里还和元军保持密切接触。那么，如何处理陈野先部这两万人，就成了个棘手的问题。

投入起义军之后，朱元璋经历了无数次的义军内部斗争。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一元化集权领导，才能达成队伍的真正统一。而要建立一元化领导，就必须消灭多核心。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朱元璋的头脑中形成了：以借刀杀人之计，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郭张二人。

攻占太平之后，朱元璋下一个计划就是攻取集庆。这个城市是他渡江作战的最大目标，也是他天下蓝图中未来根据地的核心。能否攻占此城，关乎他天下大计的成败。按理说，这场战争朱元璋应该派出最精锐的部队，亲自挂帅，精心组织，要求必胜。但是朱元璋却不按常理出牌，派出了一支奇怪的组合：一支由郭天叙、张天佑带领，另一支由陈野先带领。一个由东，一个由南，两路夹击集庆。

说奇怪，一是这两支军队都不是他的嫡系；二是朱元璋通过安插在陈野先身边的奸细，已经掌握了陈野先与集庆城内元军勾结，准备里应外合、击败朱军的消息，却“姑许之”，仍命他带兵与郭、张二军一起进攻集庆；三是朱元璋居然没有把如此重要的情报告诉郭张二人。

朱元璋的用心因此也就一清二楚了。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九月，两路大军出师，郭张二人积极用命，率领东路人马一路势如破竹，攻破元将设在城外的营垒，直趋东门，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陈野先也到达南门，并且当天傍晚设酒宴请郭张两位元帅。郭张二人毫无防备，高高兴兴应约前去，结果被陈野先抓住杀掉。陈野先与元军内外夹攻，红巾军被打个措手不及，败退溧阳。从此，郭子兴的旧部全归朱元璋指挥，他成为这支队伍名副其实的都元帅，郭家军彻底改名为朱家军。

朱元璋借刀杀人之计操作得实在高明，他以损失几万军队和攻城战役彻底失败为代价，来清洗两位并非迫在眉睫的对手。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安排将他的计谋遮盖得完全不露痕迹。在他看来，用这样巨大的代价来换取自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疑是值得的。

郭张二人死后，朱元璋只剩下了一个隐患：郭子兴的小儿子郭天爵。

朱元璋分两步处理这个人。在郭张二人死后，他以体恤故主的姿态，让年纪不大的郭天爵做自己的二把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不过天爵年纪太轻，只是一个牌位，并不管事，只是为了把他拴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控制他的活动自由。到了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的权威已经彻底巩固下来，人们已经把郭子兴忘掉之后，他找了个小小的借口，以郭天爵“怨望”、“谋叛”，将之逮捕杀掉了。

通过代价巨大的清洗，朱元璋的一元化集权领导终于建立起来了。朱元璋带领这支被他融为一炉的军队，于第二年二月一举攻下了集庆，将之改名为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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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割据一方：朱元璋成功的三大法宝

第一节 异常顺利的帝王之路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一直沉沦于社会最底层，命运悲惨，一无所有。

从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朱元璋的命运曲线出现了一波迅猛的上升：

二十五岁那年，他投身郭子兴军，当年，成为郭子兴的干女婿。二十六岁，因为招来徐达等七百名军人，从普通亲兵升为镇抚，成为中级军官。

二十八岁，郭子兴去世，他就成为郭军的实际领袖。短短三年多，就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穷和尚上升为元末义军“群雄”之一。

从二十八岁到四十一岁这十三年，则是他正式走上帝王之路的十三年。

这十三年虽然有过大惊大险，基本上也是节节上升，一路走高：

二十九岁，他率军攻下江南重镇集庆（南京），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三十岁那年，他连续攻占了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三十一岁、三十二岁这两年，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东部，根据地扩展一倍。与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

三十三、三十四岁这两年，他两次击退陈友谅的进攻，并在三十四岁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

三十五、三十六岁这两年，朱元璋从守势转入攻势，在鄱阳湖大战中击败自己进军帝位上的最大对手陈友谅。

四十岁这年，经过三年征战，他消灭了另一个劲敌张士诚，江南已经尽为他所有。

四十一岁，他在应天（朱元璋于1356年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即南京）称帝。同年，徐达北伐成功，元帝北逃。

回顾朱元璋从乞丐到帝王的道路，实在是太顺利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布衣皇帝刘邦，在称帝前经过了被项羽“发配”到四川、称帝后诸将连续叛变等大起大落，没有朱元璋顺利。从社会最底层到社会最高点，朱元璋却如同一支一路涨停的绩优股，没有什么悬念。

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不过中等偏上水平。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达练。比起首鼠两端，凶残厚黑，朱元璋并不见得胜他们多远。论起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具有那些草莽群雄所没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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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元末明初第一影帝

朱元璋帝业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善于征取人心。

历代农民起义者虽然据说是历史中最先进因素的代表，但绝大部分人素质并不高。从各地义军领袖的绰号我们就能看出一二：什么“棒胡”、“韩法师”、“芝麻李”、“金花小姐”……他们一般都出身流氓无产者，之所以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残酷，文化素质低下、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却是他们的通病。这些绿林英雄治下的众多好汉们，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劫富济贫”，一心帮助阶级兄弟。他们连阶级兄弟也抢，甚至在大户逃亡净尽的时候，他们主要靠抢阶级兄弟们为生。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他们占领濠州，‘哨掠四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有时甚至放火焚烧庐舍，弄得人家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攻占和州，仍未改旧习，‘破城横暴’，随意砍杀掳掠，抢劫妇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民心惶惶”（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们那样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饮，明朝弃尸马前。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这个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人，此时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和善的面孔。他深知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他对手下大将说：“我每次听说你们攻下一城之后不乱杀人，就打心眼里高兴。林子里有老鹰，别的鸟就不来了。你军纪不好，百姓们就会逃跑。”所以，独自带兵不久，他就开始注意军纪问题。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首次召集手下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城破之后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皇朝本纪》）他召集全城的男人集合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传颂。

朱元璋渡江作战，是为了给自己夺取天下奠定基础。以前的奋斗是为了生存，以后的奋斗却是为了发展。要发展，就要立足长远。因此，他必须树立一股新风，让天下百姓耳目一新。

在渡江战役之前，朱元璋部的习惯是攻下一座城市后，总要大抢几天。

然而从渡江战役开始，朱元璋定下了攻城后禁止抢掠的新规。攻占太平后，有个小兵不遵军令，动手抢劫，即被朱元璋的亲兵队斩首示众。当然，朱元璋也不会亏待有功将士，太平路的富户们识相，“捐献”了一大批金银财帛，朱元璋下令分给诸将士。将士们虽然没有上街掳掠，所得倒也不比抢劫所得少多少，一个个又转怨为喜。此举以后成为定制：破城之后，不再抢劫，而是集中没收大户的财产，平均分配，军人百姓，两相安静。老百姓因此对朱军感激涕零。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在乱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在后来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走投无路，举火自杀。因为他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内百姓对他感激得无以复加，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张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人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地灯来纪念他。所以，朱元璋军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为朱元璋建设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朱元璋抓军纪，经常以身作则，甚至曾经上演过列宁与卫兵的故事。亲征婺州时，朱元璋有次睡不着觉，半夜上街散步。街上的巡逻士兵根据宵禁令出面阻拦。随行小先锋张焕告诉巡军，这是位“大人”，要求放行。巡军拒不答应，说：“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执之。”第二天，朱元璋就赏给巡军二石米，“后不夜出”。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自我要求极严，一副清新向上之气。部下进献战争中得来的金玉装饰的马鞍辔，他退了回去，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江西送来缴获的一张陈友谅用的镂金床，他下令砸毁，说：“此与七宝溺器何异！”文人学士听到这些，纷纷感动涕零说，此真非寻常人能及也！

当然，这种展示自制的行为有时难免流露出土匪气。《国初事迹》载：

“太祖亲征婺洲，有侄男子进女子一人，约二十岁，能作诗。太祖曰：‘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诛之于市，以绝进献。’”

朱元璋最后下令把这位才女推到街头，当众斩首。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其他将领，不必再献这类“东西”了。本来杀掉的或者说受处罚的应该是他的侄子而不是这名女子，不过朱元璋和时人都不这样认为。所以《国初事迹》才这样公然记载，将此作为朱元璋“英明伟大”的证据。

在朱元璋的军纪面前，没有任何特殊人物。不管层级多高的将领违反军纪，朱元璋也都毫不宽容。胡大海领兵围攻绍兴，他的儿子胡三舍、王勇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命人拉出去砍头，都事王恺出面求情：“胡大海现总兵攻绍兴，可以本官之故饶他。”朱元璋大怒，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当下就拔刀把胡三舍等三人杀死。

连亲情在纪律面前也不起什么作用。亲侄朱文正是大饥荒后他剩下的唯一亲人，跟随朱元璋打仗屡立战功。然而他恃亲恃功，胡作非为，他“专求民间闺女，用则数十日，不用即投之于井，为数甚多”，朱元璋大为恼火。

下令以“不谏阻”的罪名杀掉朱文正的部下郭子章、刘仲服、卫达三元帅，将其随从头目五十余人挑断脚筋，甚至准备将朱文正处死。直到马夫人出面苦苦劝阻，才免他一死，将他解送凤阳守护先人坟墓。朱文正耐不住寂寞，逃跑“谋奔敌国（指张士诚）”，抓回来后，被朱元璋一顿鞭子活活打死。

经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朱元璋的队伍终于变成一支军容整肃、纪律严明、服调遣、听指挥的队伍，攻城略地，“秋毫无犯”，“市井宴然”，根据地的官员也一个个奉公守法，不敢胡作非为。

朱元璋的这些与众不同之处，不仅使底层百姓感激涕零，也使地方精英敏锐地发现了他是可以依靠之主。因此，当他在太平禁止抢劫之后，太平路的老儒陶安拜见朱元璋，说：“我辈今有主矣。”为什么？因为朱元璋让他们在纷乱无序的乱世中看到了一线建立有序政治的希望。各地精英人物因此纷纷来投，朱元璋的大名日益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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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惠民减负措施

攻占集庆之后，朱元璋踌躇满志，心潮澎湃。他登上城楼，极目远眺，这座城池果然如同想象一样雄伟壮丽，周围形势也果然如传说一样虎踞龙盘。他的帝业计划第一步顺利完成，他相信，凭借自己这颗与众不同的大脑，他的最终目的也一定会水到渠成。

在历代，农民起义军大部分是流动作战，打到哪是哪。朱元璋却不是这样。他做事，从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吃掉一块地方，就要彻底消化，将之建成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再向外扩展。

要建立根据地，最重要的是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对于农民起义军来说，军需往往是最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和元末大部分农民军一样，朱元璋军以前解决粮草供应问题的方式有两种：“稍粮”和“检刮”。

所谓“稍粮”，又称“寨粮”，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比较文明的抢劫。以前朱元璋军出征之时，都不带粮食，而是随行随抢。具体抢法是在远近乡村山寨“书押大榜（张贴告示），招安乡村百姓，岁纳粮草供给”。

也就是说，命令各村村长里甲交纳粮食草料。如果拒绝呢？那当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玉石俱焚杀无赦了。但是，这种抢劫和我们下面提到的“检刮”比起来，对元末百姓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恩惠。许多军队实行的是“检刮”，“检刮”二字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检刮者，尽取而靡有孑遗之意”，也就是见什么抢什么，翻箱倒柜，扒房掘地，如梳如篦，一点不留。军队走了，老百姓也随之一无所有。不仅农民军如此，甚至有的官军也是这样。比如湖广苗军元帅杨完者，因为元廷不向他们提供军饷，他们就四处抄掠，“所过无不残灭”。所以，遇到一支寨粮的军队，一般来讲不会被百姓拒绝，他们再穷再苦，也会勒紧裤带，挤出点东西来，把“军爷”们打发走，然后还要感谢苍天让他们遇到一支文明之师。

而如今，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决定改变解决粮食问题的方式，不便再强行征取：他决定兴起“大生产运动”，在自己的占领区实行“屯田”。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他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兴建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荒垦地，立下规矩，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他发布命令说：“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几年工夫，屯田就成绩显著，仓库皆满，军食丰足。龙凤六年闰五月，朱元璋正式下令废除“寨粮”制度，全面实行百分之十的“十一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除了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还对根据地内的“自发土改”予以事实承认。龙凤四年亲征婺州之时，他“命籍户口”，也就是开始登记百姓的地产。当时许多地主逃亡，土地被贫民占领，朱元璋对现状一律予以承认。由于朱元璋的支持，许多地区的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如朱元璋的军队打到诸暨，地主赵淑携带田契逃入深山穷谷，他的家产全都被农民夺占，“无纤毫存”。朱元璋亲征婺州，地主俞元瑞从乡下逃往处州城里，处州被攻克后，他也遭到农民的清算，“家业荡然，遗田数亩而已”。朱元璋还“令民自实田”，也就是发动群众，进行田产清查，不许地主瞒报土地，少交赋税。这些措施使根据地内的土地分配平均化，大大刺激了小农的生产热情。

事实证明，朱元璋的眼光确实远高于其他农民军。屯田政策和“自发土改”彻底解决了“军民”、“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老百姓欢呼围堵，纷纷来投。根据地内人口剧增，秩序井然，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为朱元璋政权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打仗，很多时候较量的是背后的经济实力，朱元璋由此有了远比他人丰厚的资本。

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朱元璋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在建国之前，朱元璋最拿手的是扮演仁慈的角色。

朱元璋对根据地人民关怀备至，总是把他们的疾苦放在心里。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他亲征婺州，召见当地民众代表，询问他们对军队有什么不满。一个民众代表说，守将邓愈随便征发老百姓筑城，不给一分报酬，还要自带工粮，老百姓颇有怨气。朱元璋立刻严肃地批评了侍立一旁的邓愈，命令他立刻停工。

为了突显自己的仁慈，他对根据地老百姓采取轻刑政策。龙凤三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囚。次年三月，他又分派官员巡视各地，大面积减轻刑罚。有的官员不理解朱元璋的政策，认为“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也就是说，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由此民心归附。岂料据有天下，全国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苛刻残酷，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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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攻心为上

除了善于笼络民心，朱元璋也十分擅长收买对手的“军心”。龙凤二年，朱元璋俘虏了陈兆先军三万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征服军心，朱从俘军中挑出五百名精壮，说要安排给他们特殊任务。这些人不知道朱给他们什么任务，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亲兵撤走，让这五百人做自己的侍卫。自己钻进帐篷，脱下战甲，倒头就睡。这五百人感动不已，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万六千俘虏也由此军心安定，很快成了朱军的主力。

在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因军事进展不顺，心情不好，对俘虏的朱军大开杀戒，表现得毫无风度。朱元璋却利用俘虏，大造政治攻势。他听到陈友谅杀俘的消息之后，命令全部释放陈军俘虏，有伤的派大夫治疗，然后悉数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对瓦解陈的军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对待那些不愿意投降的元朝旧将，其他起义军一般就杀掉了事。朱元璋却以极大耐心，千方百计劝降，招降之后，也敢于放手使用。元朝都元帅康茂才在应天战败，被朱元璋劝降。后来他作战有功，第二年就被提升为秦淮翼水军元帅。元朝“义兵”元帅朱亮祖先在太平被俘，朱元璋立刻委以重任。不料几个月后他又叛归元朝。后来在战斗中又一次被朱元璋俘获。朱元璋爱其武勇，再次释放他，命他带大队兵马跟徐达等人去攻打宣城。朱亮祖由此倾心卖力，为朱元璋屡立战功。

有些人被俘后拒不投降，朱元璋也不加虐杀。如元朝万户纳哈出在太平被俘，朱元璋“待之甚厚”，百计劝降，纳哈出却表示：“我本北人，终不能忘北。”朱元璋决定放他北返，徐达等人都不同意，“恐贻后患”。朱元璋却坚持己见，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到蒙古。

有的时候，朱元璋的宽大仁慈甚至到了“演过头”的程度。如元军林元帅在应天被俘，朱元璋让他出任原职，权力不减。但不久他又拉着队伍逃往杭州。朱元璋得到消息说：“林思旧主，既去勿追。”不加阻拦地让他逃跑。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朱元璋的宽大仁慈并不是出于天性，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长久地把自己的本性深深地掩藏起来。当然，一旦形势变化，不再需要他继续表演，他会马上露出自己的獠牙。

比如统一战争进入后期，天下大局已定，朱元璋就停止了他优待俘虏的政策。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大将徐达攻下了张士诚领地内的高邮，朱元璋要求将那些没用的俘虏一杀了之：因为大元天下马上会成为朱元璋囊中之物，他不再需要用优待俘虏政策来收买敌人的军心了，留着这些俘虏，只能意味着浪费自己的粮食。然而徐达不能准确理解朱元璋的意图，杀俘不够彻底，接下来攻打淮安时，也没有继续杀俘，气得朱元璋于龙凤十二年三月写了一封信，责问他为什么不多杀人：

吴王旨令说与总兵官徐达，攻破高邮之时，城中杀死小军数多，头目不曾杀一个。今军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头目青黄旗招诱之力，不是你的功劳！如是三月已过，淮安未下，你不杀人的缘故，自说将来！依奉施行之。

次年八月，朱元璋再派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万大军出征张士诚，俘虏了张军六万人。朱元璋签发了亲笔密令，要求处死大部分战俘：

吴王亲笔：差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敌军及首目人等六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叫你每军中将张军精锐勇敢的留一两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

这封亲笔信显示，这一役朱元璋部至少杀掉降卒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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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收买文化名人

朱元璋成功的第二个原因，也是他与普通武夫最大的不同点，是他的知识分子政策。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知识分子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粗豪气质又与知识分子格格不入，十分反感知识分子的酸文假醋。所以，大部分起义军领袖对读书人没有好感，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朱元璋却不一样，也许是受父母的影响，他从小就知道敬重读书人。

正如阿Q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对这些满腹诗书的“老爷”，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起义使一切颠倒了。朱元璋领兵自立之初，就有知识分子主动来投奔他。第一位是定远人冯国用。冯国用家境富裕，从小颇读过一些兵书战策，是朱元璋起兵以来接触过的第一个读书人。朱元璋自然受宠若惊，对他十分重视，一有时间就和他聊天。冯国用在他面前展开一幅地图，向他介绍说，集庆这个地方，古称建康，形势极好，古人常说“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要得天下，就得先占了这个地方，“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地图。一看地图，周围形势包括天下大局一目了然，不禁大喜。正是在冯国用的建议下，他确定了渡江发展的战略。

在进攻滁州的路上，有一个叫李士元的歙（she）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前来求见，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李善长（据俞本《明兴野记》载，李士元于龙凤二年改名为善长）。李善长头脑清楚，善于料事。“少有志计，读书粗持文墨”，“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听说朱元璋带兵路过，“谒道旁”求见，想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个能成事儿的主儿。朱元璋和他一见如故，聊得十分投机。李善长说，我看到您，马上想起一个人来。

朱元璋问：谁？

李善长说：汉高祖刘邦！他和您一样，也是起自草野，现在的形势，和当初的汉高祖刘邦差不多：

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

朱元璋也听说过刘邦这个么人，不过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听李善长这么一说，他茅塞顿开，连连点头“称善”。知识分子的种种建议让还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同遇到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在他头脑中一下子清晰起来。他任命李善长为掌书记，从此将刘邦视为自己的偶像，开始不断钻研他的事迹。

通过与读书人的交往，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眼界宽，计谋多，用之则为力，驱之则为敌。而且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影响巨大，“能左右一方老百姓的态度。把他们争取过来，一方百姓也就跟着过来了”。随着和读书人的接触多了，他也知道请读书人成本不高：只要客气点，给足他们面子，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因此，尝到了甜头的他一路征战过程中，遇到读书人，就尽力延揽。甚至在手下的将领出征时，他也经常嘱咐他们，听说哪个地方有知名的读书人，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朱元璋这里。有时，还派专人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有读书人。

徽州老儒朱升学名很大，攻打皖南时，朱元璋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向他请教夺天下大计。结果朱升说出了一句名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朱元璋听人说，镇江有个读书人叫秦从龙，学问很大。徐达出征镇江的时候，朱元璋特地交代要他去拜访此人。徐达找到秦从龙后，朱元璋又亲派自己的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带着大批白银、绸缎前去礼聘。秦从龙来到南京后，朱元璋特意到城门外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处，“朝夕访以时政”，“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到秦从龙生日之际，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这些做法传出去，广大知识分子深受感动。

当时的读书人，大多数曾与农民军为敌，对朱元璋既疑且惧。朱元璋特地宣布：“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只要诚心归附，一概既往不咎。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嫌红巾军气味不对，躲在山里不肯出来。朱元璋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千方百计，绝不放弃。

当浙东大部平定之后，名士刘基（刘伯温）“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来为朱元璋所用。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去力请，孙炎于是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反复说明利害，非要他出山不可，又叫他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刘基实在没有办法，这才勉强出山。龙凤六年三月，他与宋濂、叶琛、章溢三位名士一起来到应天，朱元璋大喜过望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下令在自己住宅西边盖了一座礼贤馆，把他们请到那儿去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慰刘基书》、《谕刘基书》等，见《全明文》），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很到位。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许多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本来通过朱元璋军“不嗜杀人”这一迹象就已经看到了“做稳了奴隶”的希望。如今又得知朱元璋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千倍的回报，他们不断对朱讲解各种道理，听得朱喜不自胜。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错误。”评论者多认为，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比如方孝孺就说，元末“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识者已谓天下不足平”。

正是因为知道读书人的作用如此巨大，所以在自己大力招揽任用读书人的同时，朱元璋又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政策：不许自己的部下随意任用读书人。他时时刻刻提防自己的将官们和知识分子勾结，因此规定，所有前来投奔的儒士，一律由他亲自考察任用，“禁诸将擅用”。他生怕读书人使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们大脑开了窍，特意规定：“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

这条规定执行得很严格。他的外甥朱文忠在婺州时，将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祚等读书人收入麾下。朱元璋闻知，因为此时正需要朱文忠效力，所以没有严厉处理他本人，却命朱文忠将这几名儒士押送到应天，一通审问后，将王祚、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吏，将屠性、孙履当众处死。

源济

第六节 出众的决断

朱元璋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大局观良好，善于把握时机，有决断能力。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个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又各具体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谁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实际上拥有该军。那时他在淮西已经经营了两三年，小有基础，然而却能毅然抛弃这一切，挥兵渡江，重新开始。这一决策真是“无比正确”。原来，斯时大元天下早已分崩。河南及淮北，全被红巾军据有，他们与北方的元军展开激战，使元军主力被堵截在中原一带，不能南下。当时江南不仅盛产粮食，而驻守的元军兵力较薄，且被诸雄分割孤立，有利于各个击破。正是这一决策，显示了朱元璋不凡的眼光，也决定了朱元璋今后的命运。

南渡后，朱元璋采取低调发展，闷声发大财的策略，趁乱发展。朱元璋夺取集庆后，恰好刘福通率领大宋农民军开始大举进行北伐，把元军打得晕头转向。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攻占了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别人都急不可待地称王，只有他谨守朱升向他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力求把自己的声势降到最低，不引起元政府的注意，静悄悄扩充实力。

有了一席之地后，环顾天下，朱元璋发现自己所处位置十分取巧：他东面是张士诚部，占领着江苏大部直到沿海；西面是徐寿辉、陈友谅，占有江西安徽两湖；北面是小明王政权。也就是说，他们恰好在北东西三面为朱元璋构成三面屏障，把元军的主力挡在外面，而唯一与元军接触的东南浙江方面，元军力量很弱，只有一些孤立、分散的据点，与元朝本部相隔绝多。

朱元璋根据这一形势，作出巩固东西两线、出击东南的战略决策。在北线，由于小明王属于他的“友军”，他只留少数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在东线，自江阴至长兴，他派兵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以阻挡张士诚的西犯；在西线，也对徐寿辉、陈友谅采取防御态势，以守为攻；主要兵力则向东南方向出击，消灭浙东的元军。经过两年苦战，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东部，领地扩展一倍，与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直到此时，元政府和群雄才对他充分重视起来，而此时他势力已成。

他高明地利用天时地利，在乱局中长袖善舞。

形势不可能永远有利于朱元璋。大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取得一时胜利之后，志得意满，又缺乏统一指挥，很快又被元军击败。从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起，大宋红巾军连连失败，被追得东跑西颠。几年来，朱元璋所以能在江南地区从容发展势力，靠的是有大宋红巾军的掩护，而今，北方失去屏障，东西两面又受到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包围，三面受敌，处境困难。特别是龙凤五年、龙凤七年，元军取得几次决定性大胜，在北方势如破竹，看起来可能马上就要南下，而朱元璋正当于元军南下的路上。

朱元璋不想承担抵挡元军的重任，他从大势判断，作出了一分抗元、九分对付其他农民军的决策，决定结好元朝，共同对付其他农民军。朱元璋两次派使臣前往汴梁，与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通好”。他的盘算是，如果大元命不该绝，胡运复兴，他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脚下，不失富贵。（吴晗《朱元璋传》）如果大元最终证明不行，他此时结好，也可以避免自己直接受到攻击。

元顺帝得知消息，大为高兴，他派户部尚书张昶带着诏书，前往朱元璋处，决定授予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不料这个时候，大将察罕帖木儿在中原受到陈揉头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看来一时南下不了。朱元璋于是置元朝任命不理，让张昶等人在自己的境外苦苦等了一年，直到龙凤八年十二月，元将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朱元璋判定他们不会向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才决心鼎足江东，自谋发展。于是正式拒绝元朝任命，不过仍与扩廓帖木儿保持密切联系，保持骑墙态度，给自己留有地步：“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这种策略，使朱元璋避免了受到元军的直接进攻。

源济

第五章 问鼎天下：战场练就顶级男子汉

第一节 张士诚还是陈友谅

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也就是更为人所熟知的与陈友谅、张士诚角斗中的次序问题，朱元璋作出的决策也十分高明。

1360年，以南京为中心的朱元璋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与两侧的两大政权陈友谅、张士诚接壤，三分江南大势。雄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跨有长江汉水之间广大土地，疆域广阔，军力强大，东南无二。矜其强大，日寻于长矛大镞之间”。下游的张士诚，“南包杭州、绍兴，北跨通、泰二地”，拥有相当实力。朱元璋中居南京一带，处于东西两大强敌之间，你死我活之势已显。这时，陈友谅恃强，已作好了进攻朱元璋的准备。

对此严重局势，朱元璋进行了审慎的调查研究。先打张士诚，还是先打陈友谅，朱元璋的决策集团分歧很大。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先打张士诚：

“张士诚，富而弱，宜先”，张士诚军战斗力较差，以先弱后强原则，先打张士诚顺理成章。只有刘基一人认为：“友谅踞上游，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张氏为囊中物耳。”

朱元璋的分析角度与众不同。他在实力之外，更主要地考虑了心理因素。与陈张二人周旋多年，他对二人的脾气性格充分了解。陈友谅是个热血汉子，骄横自大，易于冲动。而张士诚性格内向，进取欲不强。这一差别应该是选择次序的关键。他对诸将说：“友谅剽悍而轻率，其志骄；士诚狡猾而懦弱，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如果我们先攻张士诚，陈友谅必空国而来，大举进攻我方，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如果先攻陈友谅，张士诚胆小怕事，必不能出姑苏一步为之援。就是说，我们打陈友谅，没有后顾之忧。且陈徒恃勇力，可以智取。”于是采纳了刘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氏”。

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决策，既显示出他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中驾驭战争全局的军事才能，显示了他杰出的分析人揣度人的能力，同时更显示他敢于以弱胜强的胆略。当时的陈友谅，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战略地位上，都处于绝对优势。而朱元璋的许多将士慑于陈军强盛，惧怕与陈部作战，甚至连主要谋士李善长听到朱元璋要诱使陈友谅速来时，也惊慌失措地问：“方忧寇来，何为诱致之？”

朱元璋胸有成竹。他抓住陈友谅骄傲轻敌、求胜心切的弱点，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设伏聚歼的办法，借助应天城池坚固、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诱使陈友谅的巨舰由浩瀚的大江深入狭窄的河道，舍舟登陆，同自己交战。

他授意陈友谅的前老友康茂才亲笔给陈友谅写了一封诈降信：“作书遣使伪降友谅为内应，招之速来。”急功近利的陈友谅果然喜出望外，与康茂才约定在江东桥会合，里应外合攻取南京。

龙凤六年（公元1360年）闰五月初十，求战心切的陈友谅冒险率领舟师东下，直趋应天，进入了朱元璋布下的埋伏圈。时值退潮，战船搁浅，朱元璋部内外夹击，把陈友谅军打得晕头转向，士卒被杀和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陈友谅换乘小舟逃走，朱元璋部乘胜追击，占领了陈友谅的大片领土，缴获百余艘巨舰和几百条战船。

这一战是朱元璋与陈友谅部战争中关键的一战，朱元璋利用地形优势，避开汉军水战之长，发挥自己陆战的优势，终于以少胜多。

陈友谅在龙湾大败后，“忿其疆场日蹙”，迫不及待地孤注一掷，决定对朱元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下令特制数百艘大型战舰。舰高数丈，外涂红漆，上下三层，每层都有走马棚，大的可载三千人，中的可载二千五百人，小的可载二千人。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四月，陈友谅亲率号称六十万的水陆大军，携带百官家属，倾巢出动，自长江顺流而下，杀向朱元璋领土中的重镇南昌。

朱元璋闻讯，急率部将徐达、常遇春等带领二十万舟师，抵达鄱阳湖北的湖口。他先派戴德率领部分兵力把守泾江口（今安徽宿松南），再派部分兵力驻扎在南湖嘴（今江西湖口西北），切断陈友谅的归路，同时又派人调信州守军驻屯武阳渡（今江西南昌县东），防止陈友谅向西逃跑，决心把陈友谅围困在鄱阳湖中加以消灭。

七月二十日，朱元璋与陈友谅两军在康郎山（今江西鄱阳湖内康山）水域遭遇，一场规模空前的水战开始了。陈友谅部人多势众，船只体积庞大，“悉巨舟连锁为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又有顺流而下的优势，因此开头两天，朱元璋的仗打得相当艰苦，一度抵挡不住陈军的攻势，右军被迫后退。力敌不胜，只能智取。朱元璋命令常遇春等征调七条渔船，装载芦苇、火药等易燃物，在黄昏时趁东北风起进行火攻。天从人愿，东北风越刮越紧，七条渔船不久即飞抵陈友谅的水寨，志大心粗的陈友谅居然对火攻没有任何防备，熊熊大火一下子就把水寨中的几百艘船舰烧着了，“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陈友谅弟陈友仁、陈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悉被烧死。陈友谅企图退守鞋山（鄱阳湖中之大孤山），但已被朱元璋抢先派兵扼守出口，只好于八月二十六日率百余艘舰船冒死突围，在突围中被郭英一箭射中，当场丧命。陈友谅五万余人缴械投降，陈部原有的疆土，从汉水以南到韶州以北，辰州以东到赣州以西，尽归朱元璋所有。

源济

第二节 最后一个劲敌

朱元璋的判断是正确的。在与陈友谅的几次大战中，懦弱的张士诚始终按兵不动，尤其是鄱阳湖大决战，朱元璋倾国而出，南京几成空城，朱元璋自己都成天提心吊胆，而张士诚仍龟缩在姑苏城内不敢出援陈友谅。

张士诚控制的郡县，南至绍兴，北逾徐州，西至濠、泗，东抵大海，南北相距两千余里。在占领了如此广阔的地盘后，张士诚渐渐失去进取心，沉醉在小朝廷的腐败生活之中，只望能保住这份基业，不再有更高要求。然而，乱世之中，不求进取只能意味着被消灭。

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张士诚。龙凤十一年（公元1365年）十月，朱元璋调集大军，发动了攻灭张士诚部的大规模战争。十月十七日，徐达、常遇春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渡过长江，规取淮东。第二年四月淮东悉平。第一阶段战役结束。龙凤十二年八月初二，朱元璋军开始进攻浙西，很快攻克杭州，紧接着绍兴、嘉兴也不战而降。第二个作战计划宣告完成。

攻下湖州后，徐达引兵北上，会合诸将进攻平江。平江被围数月，外无救兵，内缺粮草，“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张士诚两次冒死突围，均未成功。这位懈怠了多年的偏安之主到生命尽头恢复了英雄本色，城门破后，他带领二三万残卒展开巷战，失败后逃回府第，一把火烧死家属，自己也上吊自杀，但被冲入的朱元璋军队救下，俘送应天。

朱元璋命人把这个老对手带上殿来。毕竟曾经做过“天子”，张士诚不屑于再做人臣，倨不为礼。朱元璋好言好语想和他聊聊天，抒发一下英雄豪情，他却瞑嗣不语。赏给他吃的，他也拒不进食。搞得朱元璋火起，命人把他扛到竺桥，打了四十大棍，活活打死，“御杖四十而死”。朱元璋最后一个劲敌就这样被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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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自学成才的军事家

毛主席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这个因一念之差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精细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朱元璋的军事传奇，产生于脚下这片独特的土地。

中华民族似乎不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民族。西方世界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数学家辈出，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没有取得过多少拿得出手的成绩。直到晚清，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只是工匠们在千百年的劳作中偶然发现的积累，社会科学更是缺乏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语录式的片断式的灵感火花。

但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因为在这片人口拥挤的土地上生存异常艰难吧，中国人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了“捉摸人”上。“老子”、“论语”、“菜根谭”、“增广贤文”、“厚黑学”，林林总总，无非是讲如何与人相处。所以，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中国人防范人和算计人的能力特别发达。马克思说，中国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于其他亚洲人”。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总结出这样多、这样深刻的绕弯弯的生存智慧：“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达练即文章”；“为人且学乌龟法，当缩头时便缩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吃小亏占大便宜”；“内要伶俐，外要痴呆，聪明逞尽，惹祸招灾”……那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许多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大的面积。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勾心斗角，善于破坏规则。而战场上正需要的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阴谋、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借刀杀人、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渡陈仓……战场是中国人表现才智的最佳舞台。正如同西方人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一样，其实也可以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军事家。

所以，中国古代关于实用技术的书籍很少，独兵书最多。现存的中国兵书达二三千部，有名者如《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例来为问兵者所必习。

所以，中国古代缺少其他门类的专家大家，独大军事家层出不穷。

和西方国家不一样，不需要什么“军校”来培养人才。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军事家，多是自学成才。比如刘邦、韩信、卫青、曹操、岳飞，直至曾国藩、毛泽东。

所以，中国出现朱元璋这样天才的军事家，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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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水沉小明王

就在对张士诚的战争进行得顺利之时，朱元璋顺手消灭了自己身边的一个累赘：小明王韩林儿。

朱元璋渡江后，全靠北面奉韩林儿为主的红巾军抵抗元军，才能从容在南方发展。朱元璋也一再利用韩林儿的名义，来支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占领浙东后，朱元璋树起的“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大旗，实际上就是韩林儿部的“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号。这样，朱元璋既可以利用小明王的旗号和复宋的目标来号令军士，争取群众，又可以缩小自己的目标，避免树大招风。

大宋农民军在北方被打败后，小明王落脚在安丰，受到张士诚部的攻击，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看出小明王还有利用价值，准备救援，但是部下却纷纷表示反对，大家都说：“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意思是说，就算救出了小明王，如何安置也是个问题。放到应天吧，就得听从他的约束，岂不非常被动；如果不放到应天，又放到哪好呢？但是在朱元璋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难题，他力排众议派兵往救，然后“设鸾驾伞扇迎驻滁州，创造宫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奉之甚厚”（俞本《记事录》）。也就是说，途经滁州，朱元璋命造宫殿，把小明王留在那里，厚加供养，但将他左右的宦侍全部换上自己的心腹，严加监视。阳为尊崇，实际上韩林儿已成了朱元璋的阶下囚了。这样，朱元璋就把小明王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天下红巾军诸部中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那之后，小明王就成了朱元璋手里的工具，他高兴的时候，就可以拿来随便用用。比如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三月，在与陈友谅展开决战前，朱元璋命小明王封赠自己的三代，先讨讨彩头：曾祖父朱九四为资德大夫、吴国公。祖父朱初一为光禄大夫、吴国公；父朱五四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鄱阳湖战役胜利后，朱元璋决定先称王，为以后登基作准备，他仍然以小明王的名义对自己做出正式封赠。

直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平定张士诚进展非常顺利，天下已非朱元璋莫属了，韩林儿才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价值了。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用船到北方去接韩林儿，说要迎他来坐天下。韩林儿辞别闲居三年的滁州，兴冲冲向应天进发。虽是空头皇帝，妃嫔宫女、太监护卫，毕竟一应俱全。到了江心，韩林儿乘坐的大船便进了水，在皇帝和妃嫔的一片惊呼哀号声中渐渐沉没。

“惨剧”发生后，朱元璋“勃然大怒”，立刻命人把廖永忠抓起来，说他办事不够谨慎，以致出此“交通事故”，要重治其罪。无奈众人纷纷说情，朱元璋才“勉强”免了他的死罪，命廖永忠仍回苏州前线，“戴罪”立功。随后，朱元璋下令举行国丧，在应天城内遍挂孝幛，停止娱乐活动一个月，又命在长江边设小明王灵位，亲率文武百官到江边哭祭，声势弄得十分浩大。

不过，从此之后，朱元璋再也不提自己曾经是韩林儿的臣下，连当年立的一些石碑，也因为曾经用了韩林儿的年号，一律捶毁，文字史料，更是消灭得一干二净。

消灭韩林儿后，朱元璋对白莲教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朱元璋部本是白莲教大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起义之初，他也充分利用白莲教教义来发动群众。但是，随着自己独立发展，朱元璋越来越淡化自己这支队伍的宗教气氛。因为他知道，宗教狂热只可用于一时，难于持久。

龙凤十二年（公元1366年）五月讨伐张士诚檄文的发布，是朱元璋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朱元璋借声讨张士诚之机，宣布白莲教是妖术，指斥信教者“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鼻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终不能济世安民”。

朱元璋还宣称，他远在渡江之前，已“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不仅否认自己从前信奉白莲教并长期臣属于小明王的事实，而且完全抹煞大宋红巾军对他在江南地区发展壮大势力所起的掩护作用，把自己的胜利一概归之于“天地祖宗之灵”及其“将帅之力”。

抛弃白莲教义，就意味着皈依到孔子门下。随着夺取天下形势已显，朱元璋开始了尊孔活动。龙凤二年九月，他前往镇江，一入城首先就去拜谒孔子庙。龙凤六年五月，朱元璋下令在应天设立儒学提举司，任命宋元以来金华朱学的传衍人物宋濂为提举，正式尊崇儒教。

不过，为了最好地利用白莲教的剩余价值，朱元璋后来决定给自己的新朝代定国号为“大明”。因为经过白莲教的广泛传播，明王出世成为了民间熟知的预言。韩山童自称明王起事，韩林儿继称小明王。朱元璋的部下，大多都是白莲教的信徒。朱元璋以出自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的“大明”作新皇朝的国号，一是表明了新王朝与小明王的继承关系，二是向其他觊觎帝位者暗示，“明王”已经出世，光明世界已经到来，其他人就不必再痴心妄想了。

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开始了对明教、白莲教的严厉镇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颁“禁淫祠”诏：“不许塑画天神地，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其后，朱元璋便藉修订《大明律》，将明教、白莲教列为“旁门左道”，严行禁止。《大明律》规定：“凡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有明一代，白莲教、明教势力一直被牢牢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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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北伐中原

朱元璋在统一南方战争中战无不胜，顺利异常，迅速平定了广大中国南部，只剩下北元一个敌人。而北元内部又分崩离析，战斗力并不强。

朱元璋虽被称作驱除外虏的伟大民族英雄，然而十五年军事生涯中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汉人自相残杀。直到此时，他还没怎么和正规元军正式交过手。不过元帝国的实力早已被漫长的战争耗尽了，已经成了一个熟透的果实，朱元璋要做的，只是伸手摘取罢了。

由于接连的胜利，大部分将领主张“直捣元都”，一举统一中国。而朱元璋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农民的谨慎心态，使朱元璋在指挥作战时，从不像其他流民领袖那样凭一时血气之勇。

朱元璋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朱元璋的一切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划，三思而行。他信奉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从不追求侥幸。史称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给朱元璋带来了胜利，殊不知这也是朱本身的一贯思想，只不过朱升之策恰与朱元璋同心而得其认可罢了。

北伐战争是朱元璋谨慎个性的突出表现。在这场战争中他一如既往地谨慎小心，绝不疏漏对每一个风险点的分析。他分析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粮饷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他力排众议，果断地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全局在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都”。

应该说，在当时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一举攻克元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风险也确实存在。当时的元朝还保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只是他们正忙于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联合起来对付北伐军。朱元璋的军事部署则把风险降到了最小，虽然成本大大增加。朱元璋宁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愿冒哪怕只增加了十分之一的风险。

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伐中原。十月二十四日，徐达大军抵达淮安，元朝守将王宣、王信投降。十二月初五，朱元璋部陷东平，孔子五十六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希学率曲阜县尹、邹县主簿投降。十二月初七，徐达攻克济南，整个山东进入朱元璋版图。

山东平定后，虽然大都近在眼前，但徐达按朱元璋指示，首先西取河南。洪武元年三月，徐达引舟师溯黄河而上，直趋汴梁。四月初八，与元将脱因帖木儿大战于洛水以北，大胜。

在河南基本平定后，朱元璋又命冯胜西取陕西，与徐达夹击脱因帖木儿残部。山东、河南、陕西都纳入朱元璋版图，攻克大都，就没有任何意外了。

正是按照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北伐一步一步，逐渐消耗了元军力量，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利，从出师北伐到克元大都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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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朱元璋为什么屠杀功臣

战争是如此有力的一只重锤，它对人的心态、性格、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

来到郭子兴军前的朱元璋已经是一块好铁。上天在不经意间，安排给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一个出色的大脑。而从小经历的艰难困苦，挫折打击，给了朱元璋健壮的身躯的同时，也给了他一颗冷酷的心，给了他高度的自制力。

当然，即使拥有了这些品质，朱元璋也不过是一块不错的铁坯罢了。是战场成就了最终的朱元璋，那个绝对冷酷、精明、狡猾、强大的朱元璋。

战场是炼就男子汉的地方。古今中外，顶级的男子汉都是在战场上炼就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提供炼成他们所必须的高温和高压。

战争要求军人具备的第一条素质就是“不动心”，保持绝对的理性。

战场是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在战争中，军人承受着常人在常态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巨大的压力。危机重重，千钧一发，生死攸关，在鲜血、尸体、烽烟、呐喊中，一个人很容易失去理智。然而，战场又是一个不能犯错误的地方，或者是每一个错误都得付出惨重代价的地方。

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大师都反复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老子说：“善战者不怒。”孙子则明确提出：“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大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气过后，人可以平静下来，但因此而亡掉的国家不可以复存，因此而死去的战士不可以复生。”曹操也说过同样的话：“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战场上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这就要求军人的思维绝对不能受情绪的干扰，在最复杂的状况中冷静地选择最合理的策略。战场把朱元璋原本就温度相当低的心炼到了零度状态。一个伟大的统帅要能对战士们的鲜血和呻吟无动于衷，要能够把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当成自己赌博场上的筹码，要能够把自己最亲近的人亲自送到死亡之地，要能够杀死心中的同情、怜悯、恐惧，要能够做到无情无欲无我。这样，他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人的死亡和力量的消耗。

战争把朱元璋那本来已经十分精明的头脑锻炼得更加精确。

在战争中，一个统帅所需要考虑的变数太多了。天气、地理、敌情、我情、后勤……战争需要一个人的思维迅速、周密、严谨，把每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得考虑进来，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战争需要军人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一架超高性能的计算机，在战场的厮杀呐喊中能进行高速精确的计算。

战争把朱元璋本来就已经谨小慎微的个性修正得更加严谨。在战场上，他变成了一只极具耐性的狼，不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不到有九成把握的时候，决不贸然出击。在巨大压力的压迫下他能寂然不动，长久地忍耐，一旦机会来临，则“动如雷霆”，一举摧垮敌人。

在一次次的危机、逃亡、死亡、绝境中，这块铁中的杂质被命运的重锤一点点砸出去。在十余年军旅生涯过去之后，朱元璋终于百炼成钢，成了一块品质极佳的钢。他练成了一颗超人之心，铁一样坚硬、冰一样冷酷、水一样沉着、弓弦一样柔韧。这颗心只受利益支配，而绝不会被感情软化。这颗心能承担任何巨大的压力，能冷静面对任何艰难的挑战，能指挥他的手和嘴，发布任何别人所不敢发布的残酷、野蛮和不义的命令。是战场，把朱元璋从一个七情六欲的血肉之人变成了一架机器，安装了高性能芯片的钢铁机器。

大明王朝开国帝王后来在治国中表现出来的铁腕、周密和残酷，都是由这颗心所决定。大明帝国开国后的种种重大举措，与朱元璋长期形成的战争型思维方式有极大关系。

军事思维是在恶性竞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如学者吴兴明所言：军事谋略的出发点是“在人生在世的多重关系中它取定人人关系，在人人之间的诸多关系中它取定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的协同与争斗的双向关系中它又进而只取定争斗关系”，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军事思维的典型表现。

在处理人我关系时，习惯军事思维的人总是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核心。保存自我，打击他人，这是军人的行为本能。在战争中，只有把所有不利因素考虑到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在判断人物上，军事家往往习惯从人性恶的一面出发，把针对自己的危险因素考虑到点滴不漏的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来应人待物，所看到的危机自然无处不在，所以，“恐惧是身处谋略地带人的基本心态”。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刚刚登上帝位，就“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了。登基的第二天，他告诫侍臣，“创业之初，其事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他反复强调消灭危险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性：“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在给子孙们写的《皇明祖训》中，他这样教导后代们：你们做皇帝时，即使安居无事，也要常怀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怠慢。这样，你的性命才能安全，国家大权也不会丢掉。如果一看天下太平就放松了防备，万一奸人得手，身家性命不保，国家基业不存！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

虽然与那些朝夕相见亲近如同骨肉的人接触，也要在心里多加警惕，防人之心时刻不可无！如果要回避左右，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那么，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不能再远了！

弄几套盔甲刀枪，放在身边。选几匹好马，养在宫门口，四个城门也要各备几匹，万一有事好跑！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

之所以要竭尽全力“保家”，不仅仅是因为“家”得来不易，也是因为一旦失去，他的家族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

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朱元璋习惯了高强度、高密度的脑力劳动，习惯了每时每刻估量形势，算计对手，习惯了激越昂扬的行进节奏，习惯了享受与人争斗的乐趣。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没有对手。所以，在陈友谅、张士诚、元朝皇帝们一个个消失了之后，他开始了寻找对手的漫长过程。原来的老乡和战友，即所谓的“淮西勋贵”，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朱元璋原本是心胸狭窄之人，臣下之一举一动，悉加注意，经常对臣下的举止表示不满，说：“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在他“危机放大”的军人心理形成的放大镜下，他们日常表现中的小小不谨不敬，都被放大成了叛逆的苗头，他原来的朋友一个一个在他的视野里变成了对手，所以他才举起了屠杀功臣的屠刀。

战争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追求实用性。战争以实用为目的，军事思维是非常功利化的思维，本能地要求思维方式简明、捷近、实用。朱元璋一生不尚形式，只求实用。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政治斗争中擅长不受形式的约束，“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各种下作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创造了大村庄式的治国方法，虽然不美观，但是却非常实用。

除了自己一家一姓的私利外，朱元璋对什么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信仰。

长期的谋略思维习惯，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权谋中得到好处，使他形成了权谋化的思维习惯。所以，朱元璋的治国方法是无巧不取，无利不谋，无所不为。他竭尽全力维护三纲五常，推崇儒家正统。然而，因为孟子说过民贵君轻，有违他唯我独尊的心态，就居然敢删节《孟子》。

他不信迷信，但为了蒙骗百姓，就以神道设教，甚至装神弄鬼，用迷信来骇人。

他战时喜欢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对权术运用精熟。战后却对兵书中的机谋权变之术一概斥为卑下之识，反对人们去研究它。他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

他远交近攻，对外宽容，对内残忍。对他统治力所不及的少数民族、边疆国家，他一副和善面孔，厚往薄来，大方之至，并且列出周围的不征之国，要求子孙和他们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然而，对于他鞭子所及的臣民百姓，他凶暴残忍，苛刻无情，为了一姓之私，妄图永世囚禁万民，成为他的家奴。

战争中的一些具体手段也保留下来，成为他的治国方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将领之一。

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江西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袁州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材料，为他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建国后，他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大用特务，监视全国人民的一举一动，并且明目张胆，毫无顾忌。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处侦察大臣们的活动，专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检校”专门告人阴私，人人惧怕，他却十分欣赏，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人则怕”（《国初事迹》）。

这些人无事不查，无事不报，社会的每个层面都在他们的侦察范围内。

南京各部的小吏原来都载漆巾，门口挂牌额，“检校”发现礼部小吏有人白天睡觉，兵部门口不设巡警，就把睡觉者的头巾和兵部门牌偷走，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因此规定，礼部小吏从此不许戴漆巾，兵部不许挂牌额，以为惩戒，从此成了明朝定制。他还特别喜欢侦察别人的私生活，怕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老儒钱宰嫌政务太烦，作诗说：“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特务侦知报告。

第二天，朱元璋在朝廷上召见钱宰，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遂遣钱宰回籍，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

战争时从纪律中得到的甜头使朱元璋对纪律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从严治军，是他的一贯作风。建国之后，这一作风依然延续。他对那些劳苦功高的大臣，也一样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廷杖制度即由此而来。对任何违反他制定的法规纪律的人，他一律毫不手软，绝不放过。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朱元璋毫不手软，得知之后立命抓来赐死。

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治国方针就是严刑峻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稍有违反，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即被剥皮处死。犯了出行不带“通行证”，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居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翻开他的《大诰》，随处可以看到朱元璋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

甚至，为了地方上一个皂隶①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朱元璋自己描述这个惨绝人寰的案子说：“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①皂隶：古代衙门里的差役。皂，玄色，黑色；差役常穿黑色衣服。

源济

第六章 巩固政权：打造农民乌托邦

第一节 四十岁登基

吴元年七月（公元1367年），最后一个劲敌张士诚败局已定。天下大势已定，大臣们都盼他早日称帝。李善长率大臣劝进，朱元璋却示意大家再等一等。朱元璋从来都是领袖集团中最稳重的一个，善于把轻重缓急把握到效率最佳的分寸。虽然前面已经没有大的困难，但战事方殷，还是先集中精力打仗为好。他这样教训群臣：“若天命在我，何必汲汲惶惶？”

直到这一年十二月，南方全部平定，北伐大军也势如破竹，再无任何意外了，他才定下心来搞登基大典。古礼三推三让，他不耐烦搞那套劳什子，只一让便答应了。

没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那个龙椅前要经过多少繁文缛节。祭天、祭地、祭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甚至还有城隍。饮福、受胙（zuò，祭祀用的肉）、送神，林林总总。在这些令人疲惫的环节中，有一个典礼让朱元璋真的动了感情，那就是追尊祖先为皇帝皇后。父亲朱五四被尊为仁祖纯皇帝，母亲陈二娘被尊为纯皇后。

四十岁的朱元璋身穿绘有日月山龙等图案的衮服，戴上平天冠，跪在祖先牌位前读罢册文，略一闭目，父母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他们那菜色的脸与龙袍和皇冠是那么不协调。起兵以来，权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他很少有暇想起往事。只有这一刻，他才猛然一惊，清晰地看到自己是从何等低微的位置爬上来的。一时间，家中那个四处漏风的茅草屋里的一切又清晰地出现在脑海。这期间的落差让他突然感觉有些眩晕。

他定一定神，心里默默地说：“爸、妈，不光你们想不到，儿子自己也没想到能有今天。”

源济

第二节 咱农民自己的皇帝

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朱元璋何时背叛了农民，成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太祖皇帝地下有知，一定会龙颜大怒。

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农民皇帝刘邦本质上是一个流氓而非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可以被称为中国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着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朱元璋终生关心农民，理解农民，同情农民。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唯一没有背叛“农民理想”的起义领袖，终其一生，朱元璋都在为实现农民乌托邦而艰苦奋斗。从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咱农民自己的皇帝”。

在三十一年皇帝生涯中，朱元璋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出身。在诏书中，他屡屡说自己是“农夫”：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

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

他多次对大臣们讲述农民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教育他们要关心、爱护农民：

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之中，最劳苦的是农民。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很少得到休息。风调雨顺之年，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终岁勤劳，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

正如邹潘在《天潢玉牒》中所说的那样，朱元璋一生“诚心爱民，尤其同情贫弱之人，一说起稼穑之艰苦，每每为之涕泣；他对于富豪大户兼并他人土地，贪官污吏榨取百姓钱财，深恶疾之，犯者必置诸法”。在历史上，像他这样对农民和地主爱憎分明的皇帝，绝无仅有。

当然，朱元璋对农民的关心当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中。在他的帝国蓝图中，“农民理想”是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他治国举措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着对农民利益的根本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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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民的四大理想

为了判断朱元璋到底有没有背叛农民阶级，我们必须首先判明什么是农民阶级的社会理想。

我们不能想象，那些追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们怀抱着革命理想。作为自然经济时代的小农，他们的梦想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不可能超越农民们既渴望平等，又迷信权威的矛盾心理。归结几千年来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们的社会理想，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必须有一个严厉、公正、说一不二的明君，高高在上，杀伐决断，慷慨地向农民身上泼洒阳光雨露。这个明君应该强大威严，洞察一切，任用忠臣，摒弃奸佞，像父亲一样赐予他们纪律与安宁。这个明君又应该仁慈无比，轻徭薄赋，像母亲一样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在灾害年份及时救济他们。

第二，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是农民们最大的理想，也是历次大型起义的口号。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们懦弱、自私又善良。他们受够了别人的欺凌，最知道受人欺负的滋味，因此，每个人的土地和财富大体平均，谁也不必遭受嫉妒心的折磨，就成了他们千百年来的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在孔夫子那里，这个农民理想就被文绉绉描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最佳白话文解释应该是“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别人比我多”。

第三，作为平均主义的补充，这个社会又应该等级鲜明。天在上，地在下，父为尊，子为卑。“权威主义”的人格结构决定了农民们强烈渴望等级明确、秩序井然的稳固不变的社会。农民们的“平均主义”是小农内部的平均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期望过全社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那样“长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竞争的社会状态是他们所不敢想象的，他们认为那一定会带来混乱。他们绝对赞成一个社会要有“尊卑上下”，绝对赞成上面赐给他们严明的纪律。他们认为，这样社会才能“四海升平，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君正臣良”。

第四，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除了害怕天灾之外，最害怕无非是三种人：一种是贪官污吏层层盘剥，一种是豪强大户以强凌弱，另一种是地痞流氓为非作歹。因此，农民们衷心期望在这个社会里，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洁，地主大户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灭净尽。换句话说，农民们期望能够得到“公平和正义”，以使“人人辛苦力田，个个尽忠守职，男重贤良，女务贞洁”。

在朱元璋之前，还没有哪个皇帝能实现农民们的全部梦想。即使是那些经历了农民起义烈火洗礼的开国帝王们，也不过是在开国之初能做到几年轻徭薄赋而已。更多的帝王是在登上王位的第一天即与地主和官僚沆瀣（xie）一气，联起手来鱼肉最底层的广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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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亡国的两个诱因

看来是天下穷苦人的祈盼，感得天道循环，在安徽省明光镇赵府村中生下太祖洪武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据后来乡亲们回忆，也曾红光烛天（不过朱元璋当上皇帝前可没人回忆起来过）。这个洪武帝，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率领二十四员猛将，打下十五个行省。这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明，建都南京，十六朝皇帝班头，三百年开基帝主。这朝天子与历代帝王不同之处，在于他出身纯正，所以他能与农民心连心，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

在混乱、腐败的元末社会的最底层辛苦劳作时，朱元璋和所有农民一样，心中朦胧渴望和描画过理想社会的模样。而当身居九重之时，朱元璋发现，一个皇帝心中的理想蓝图与广大农民的梦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

他发现，实现“农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登基不久，他就在政府文件中这样描述了自己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人有田耕，安居乐业；男耕女蚕，无有游手；摧富抑强，各安生理；贫富相携，共济互助；轻徭薄敛，阜富与民；趁时稼墙，完交赋税。”

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他发现，导致历代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

一个是地主与官员结合，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另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针对第二个诱因，他以历代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阔斧进行了政治改革，废除丞相和大都督这文武两个最高官员制度，把丞相权力一分为六，分给六部；把大都督权力一分为五，成立五军都督府。并且从制度上让各个权力部门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单独对皇权构成丝毫威胁。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诸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经过这样一番大手术，官僚层级被大大简化，天下所有的大小官员都直接向皇帝负责，每个官员都直接为皇帝跑腿。他就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一点死角。朱元璋通过这套单薄得近乎透明的官僚网直接观察到他的子民在田间地头的劳作情况，大大提高了做皇帝的安全感。

相比之下，要消灭第一个诱因，则要难得多。因为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几乎就如水往低处流，是传统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无知者无畏，朱元璋并不缺乏向规律挑战的勇气。兼并是由于地主阶级的贪婪，腐败则源自官僚阶层的天性。为了帝国的根本利益，他必须严厉打击地主阶级与官僚阶层。基于这个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现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与底层农民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社会中间阶层即地主和官员的生存空间，由此开创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观。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元璋进行了不完全的土地改革，用行政力量，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把全国的大地主几乎消灭殆尽，使普天下农民们土地大体平均。他展开了人类史上最严酷的惩贪运动，几千年来习惯于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成了帝国里最倒霉的职业，一度被群众运动冲击得威风扫地。

他爱护百姓，勤劳国事，竭尽全力，发展生产，轻徭薄赋，不断赈灾，在他的治理下，底层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他建纲立纪，使全国人民有章可循，有矩可守，每一阶层的人都清楚了自己应该如何生活。

他严厉打击地痞流氓，惩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时代几乎绝迹。他还开展了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动，大力移风易俗，扭转了不良的社会风气。甚至，他还试图在农村推行初级社，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

在他的治理下，帝国里官员们大都老老实实，不敢轻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大地主们多数家破人亡，没有机会再为富不仁，欺压百姓；地痞流氓消失得无影无踪，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皇帝能不傻不癫，不在农民们吃不上饭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恋于“秘戏”或者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男女；能自个儿把握朝政，而不是几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权力都交给太监们，农民们对于这个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满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额实现了农民们的全部梦想。生逢朱元璋时代，难道还不是农民们的最大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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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变相土改，打击地主

朱元璋对地主阶级的恶感，基于双重因素。

作为一个贫农的儿子，朱元璋的血液里天然流淌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朱元璋永远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户户地主的压榨下不断逃亡的惨痛，永远忘不了父亲死后，刘德拒绝施与葬地的屈辱。少年时的印象往往影响人的一生。在朱元璋的头脑里，地主大户们的形象始终如后世的宣传画一样，脑满肠肥，冷面黑心。

而坐在龙椅上，从一个帝王的角度看下去，地主阶级在朱元璋眼里的形象也并不讨人喜欢。虽然朱元璋看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阶级本性中的贪婪、狡诈、为富不仁对他的统治构成的严重威胁。

一方面，富家大户势力过于强大，很容易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对国家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他们难以抑制的兼并土地的欲望，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从而诱发王朝的崩溃。

被起义农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国内严厉打击地主阶级。

战争时期，军队所过之处，地主纷纷逃亡。新朝建立，他们从藏身的穷山大谷中兴冲冲跑回家乡，却发现他们的土地部分已经被穷人们耕种了。他们出示地契，趾高气扬地要求农民们把土地归还原主，农民们却不买他们的账。地主们不知道，天下已经变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发布了一道诏书：

“各处地主，过去因为兵荒马乱抛下田土，已经被别人耕种了的，这块地的产权归现在的耕种者所有。”这道诏令否定了地主阶级的部分产权，无疑是对地主阶级的一个沉重打击。不少战前的豪门大户，千里奔波回来，却发现自己已经从缙绅之家沦为上山开荒的贫农。

甚至对于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许他们恢复旧有的家园。建国之初，荒田处处，朱元璋鼓励百姓开辟荒地。于是大户地主利用其雄厚财力，乘机多犁多占，兼并土地。临濠一地尤为突出。朱元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于洪武四年指示中书省：“如今临濠的空地很多，你们应该调查那些开荒者的身份，让他们大致平均耕种，使穷人有产业，富户不能兼并。如果哪个大户多占土地，转给贫人佃种的，就要惩罚他。（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

洪武五年五月，他又下诏说：“战争时期，不少人抛下产业，逃到他方。现在天下太平，又都回来了。这些回来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现在人口少，不许他们占有原来那么多的地，有几口人，给几份地。原来土地少而现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开垦无主之地。总之大家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土改。

不过，这些措施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逃亡归来的地主。也有许多地主并没有逃亡，他们的庞大产业经过战争的洗礼，依然地连阡陌，庐舍巍然。更主要的是，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经营，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平均天下的主要障碍。

在自然经济时代，凭空剥夺这些人的财产显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论和道德资源的支持。但是，这难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确了目的，手段对他来讲从来不是问题。对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因地制宜，用各种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个借口是“徙富室以实京师”。这是历朝历代习用的一个办法。建国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强行迁到首都南京，使南京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大约100万的巨型城市。朱元璋后来对大臣们说：“过去汉高祖刘邦迁徙天下豪富之家到关中，我初不以为然。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们迁到这里，实在是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所谓事有当然，不得不尔，盖因这些豪强大户都是地方上的强悍势力，把他们从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把他们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们为乱地方；二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可以活跃首都经济。

毫无疑问，豪门大户并不愿意抛弃庞大的产业，搬离故土。即使搬到了南京，很多人还想方设法想要逃回故地。为了防止这些富户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严厉法令，规定“富民私归者处以重罪”，使各地的缙绅不得不死心塌地做新朝的首都居民。

第二个办法是制造冤案，发动百姓诬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没他们的财产。

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最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罗织罪名摧残富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别人咒骂，不怕后人评说，不但不为妇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准则的约束。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惩贪和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制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四案加在一起，杀人十数万。

强权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斗争来，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灭政敌的同时，“放牛拾柴禾——捎带手”，他把江南幸存的地主们也都消灭了。

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人们也揣摩到皇上的真实意图在于没收财产，所以乐得争相告发。

《明史》说，郭桓案“核查赃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吴宽说他的家乡长洲（今苏州）在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并谈及三吴地区的情况说，“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到削殆尽”，在胡、蓝党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强地主几乎都受到株连，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有张涛、莫礼、张瑾、李鼎、崔龄、徐衍等“不下千家”。此举“并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

此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发生“南北榜”事件（因录取的考生均是南方人，引发北方考生质疑考官不公，朱元璋因此杀了一些考官和考生。）后，朱元璋“以江南大家为‘窝主’，许相讦告”，不少江南地主因此罹祸。由于大批地主私田被没收变为官田，明政府的田赋收入飞跃式增长。苏州府在元末应纳秋粮米八十八万二千一百石，到明初一跃增至二百九十余万石，翻了三倍还多。松江府也从六十六万余石骤升至一百四十万余石，涨了二倍有余。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代人说，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击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已经被清洗一空，一个也没剩下。吴宽说江南“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尾灭，荡然无存”。贝琼也说，当时三吴地区的大户，“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当然，这种说法近年遭到怀疑，有学者研究证明，朱皇帝的清洗并没有那么彻底，也有极少数地主大族采取散发家财、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来。如无锡华宗寿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国初悉散所积以免祸”。长洲朱士清入赘乌溪大姓赵惠卿为婿，“赵以富豪于一方”，朱士清预料会出事，“出居于外以避之，后竟保其家”。不过，这样的幸存者毕竟是极少数。

既然不可能改变土地私有制，朱元璋就不可能杜绝地主阶级的再生。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朱元璋都做不到绝对平均，大地主没有了，中小地主仍然遍地都是。不过，在整个统治期间，他都不忘时时刻刻敲打中小地主阶级。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他特地召见各地富民，告诫他们：

汝等居田里，安享官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使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矣。今朕为尔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

当然，他也知道中小地主不会人人都谨遵他的最高指示，所以，这些人一旦有不谨慎处，他就连施重手，摧残他们，必至他们家破人亡而止。为了防止大户通过飞洒①等手段将赋税转移到贫民身上，朱元璋大力在全国进行土地普查，建立鱼鳞图册，以定赋税。通过精细严密的土地丈量，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出地主隐瞒的大量土地，“业不可隐”，使豪强地主再难隐瞒土地，逃避赋税。

朱元璋明确规定，如果地主们“有将田洒派，作诡寄名色，靠损小民等做法……所在被害人户及乡间鲠直豪杰，会议将倚恃豪杰之家，捉拿赴京，连家迁发化外，将前项田土给赏被扰群民”。一旦发现奸顽富豪有不法行为，他均以重刑处置。松江豪民王子信交结官吏，“侵害乡民，欺压良善”，被“拿获到官，于本邑枭令，家财入官，田产籍没，人口流移”粮长张时杰等一百六十人因私分税粮，延期不纲，朱元璋令将其全部处死。

在朱元璋的政策影响下，地方官员也以挫辱地主为得计。如薛岩守镇江，执法极严，“豪强为之屏迹”，不敢妄为。苏州府太守王观，因当地百姓拖欠了许多税粮，就把全府的富户都叫到府衙，命令他们拿出家中的储积代老百姓赔偿。

①飞洒：特指明清地主勾结官府，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以逃避赋税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