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哥：《圣女书女妓女》

源济

十九，谁将成为我孩子的母亲

既想贪便宜跟着安娜去丹麦首都科本哈根潇洒一趟，又不好意思作为“安娜夫人”出现在众人面前，安娜只好为我想了个两全齐美的办法，那就是列席奥斯陆大学代表团出席会议。于是，我浪费时间参加了一次代表团的会议。

会议上，大家抱着浓厚的兴趣，听一位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柏专家讲着中国的最后一个母系氏族“摩梭人”的故事。我很奇怪柏专家为什么总是说“摩梭人”，而不说“摩梭族”？抓到机会，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他这个问题。

“摩梭人不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是纳西族的一个分支。”柏专家很学究地回答到。

“这话谁告诉你的？怎么讲得跟中国政府一模一样？”我问。

“我去年亲自到了云南考察，在昆明图书馆看了许多资料，还问过一些学者和当地政府有关人员，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柏专家说。

“怪不得你说得和中国政府一模一样！你怎么不去当地看看，问问当地的老百姓？”我问。

柏专家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据他所知，还没有外国人被批准去过那、那神话般、与世隔绝的泸沽湖。

“下次，我带你去。”我说得像碟小菜。

接下来，会议的中心向我转移过来。大家显出更浓厚的兴趣，听我讲述了我曾去泸沽湖的亲身经历。

那还是在80年代初，我家老弟，一位学历史出身，以炒新闻为职业的报纸佬，不知从哪里翻出“中国最后一个母系氏族摩梭人”的资料，便萌发了要写一篇传奇性报告文学的欲望。而我家老大，作为职业摄影师，被那资料中对泸沽湖景色的描写，以及几张黄黄的黑白照片所感动。而我，正准备留学澳洲，闲着没事，当然也出于好奇和好玩，因为想着母系氏族部落的人身上大概还挂着不遮体的树皮树叶，尤其还听说那里男女交配不受法律限制，便三人一行出发了。我们先到了昆明，找到了有关部门。在层层打听的过程中，只要一听到我们想了解“摩梭人”的情况，就都像犯了忌一样回避。我们摸到县城后，找到当地的文化馆，仍然是完全不配合的态度。

那一系列同样的反应，使我本来就神经过敏的记者老弟提出一个疑问：“各级政府都在对外隐瞒着什么。”于是，我们决定甩开政府，自己摸进去。

就在买去泸沽湖的公共汽车票时，我们被人盘问。得知我们是千里迢迢来自湖南的三名文艺记者，（我当时仍持有湖南广播电视厅的工作证，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函授证）便把我们领到了县委。我们受到了县委书记的接待。得知我们仅仅只是想拍拍泸沽湖的风光照片，本来就想开发泸沽湖地区旅游业的书记放了心。他对我们反复强调了他的希望，那就是希望我们在照片里多多表现泸沽湖一带纳西族人的民间风俗。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那书记只字不提摩梭族，几次想发问都被记者把话题抢了过去。三兄弟虽然记者年龄最小，但只有他的头发揭了顶，所以走到哪里都被人当成老大。

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女工作人员，等那书记一转背，我便抓住机会问了我的问题。她告诉我们说：“这位书记是纳西族，当然不会提摩梭的事情。”说完，问我们住在哪家招待所，问我们晚上出不出去。

晚上，来了一位个子矮小的中年人，与我的记者老弟谈到很晚。那人走后，我老弟得意地宣布，他拿到了进入摩梭族门户的钥匙。原来那人是县委唯一的摩梭族副书记。他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对政府的不满，即用行政手段把摩梭族划为纳西族一个分支的做法，却鼓励媒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证实。说着老弟拿出一张小纸条，说：“任何人一到公社就会被公社纳西族领导接待，所以他给我们写了个条子，叫我们不要去找公社，直接找他手下的人。”那很明确地显示了摩梭族人在泸沽湖一带所处的弱势地位。

我们到了泸沽湖后，迅速找到了条子上的人。那人又派了个懂汉语的小伙子陪同我们。我们走访了当地各民族的家庭。我们跟许多人聊天，在一些家庭做客吃饭。所到之处任我们参观拍照，甚至连对任何人都不公开的地方，比如女人接待“阿夏”（恋男）的闺房。

我老弟以他随和善谈的天赋，我老兄以他憨厚淳朴的笑容和他照相机的实惠，我以我竹笛的无穷魅力，很快被泸沽湖一带老百姓接受。一个多星期后，我们不但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还交了一大堆私人朋友，以至几乎天天有人请吃饭。老弟开玩笑说：“我们三兄弟之中，要是有一个能当一回‘阿夏’就圆满了。”那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们的调查结果是，泸沽湖一带，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虽然是杂居，但当地人分得清清楚楚，自己是纳西族，而不是摩梭族，或者是摩梭族，不是纳西族。其中一个小故事是，我们寄住的小旅馆是一家纳西族人。我老弟唆使我故意问他们是不是摩梭族人，结果被那家女主人恶狠狠地告戒：“我们是纳西族，不是摩梭族。”那口气，很有些我在上海读书时，常听人说：“阿拉是上海人，无是江北人”一样。不同民族的家庭虽然可能就住在隔壁，但除公共汉语外，都有着自己完全不同于他族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生活习俗。最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民歌。虽然各种民歌都随时可以听到，但当地人马上会告诉我们“那是纳西民歌”，或者“那是摩梭民歌”。我的本行终于派上了用场，找了一些民间歌手，收集了一大堆民歌素材，并录了音。在参加当地的聚会中，我还学会了用竹笛领队起舞。

在我们满载而归的途中，碰到另一队人马，自称是某省文化局派去找文艺创作素材的。“有什么收获？”我老弟问。回答是：“只听说那里有温泉，男女共浴。结果什么屁都没看见，就洗了个澡。”

连中国人都这样，你想，没有内线，外国人能了解多少真相？

我们的结论是：1，纳西族和摩梭族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两个不同的民族。2，由于政府的民族政策，人为把摩梭族划为纳西族的一个分支。加上摩梭族不论从哪个方面都大大弱势于纳西族，所以摩梭族人在当地处于次等的地位。

讲到这里，我发现参加会议的学者们都听得一愣一愣地，弄得我都不知道如何继续，幸亏那个柏专家问：“那些音乐录音带，你还有吗？”

“应该有，不过我得找找。”

回到家，我立刻翻出我所有的录音带，果然找到了那两盒宝贝。

于是，代表团决定由我代表奥斯陆大学，主讲《纳西音乐于摩梭音乐之区别》，因为，民族问题是个敏感的问题，用音乐拐个弯讲会圆滑一些。

一下子，我跟安娜换了个位子，我不再作为“安娜夫人”，而是安娜作为“陈夫人”，一起出席了“中国少数民族研讨会”。

在我开始演讲“摩梭的家庭结构与音乐”的时候，有个台湾学者不断以提问的手段打断我的演讲，极力攻击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要不是他那“成博士”来“成博士”去地叫得我心花怒放，我真的要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了。（我没拿到博士学位，怕是永远也拿不到了）散会后大家一起去了家有名的蒙古烧烤店。那台湾佬忙跑来跟我套热乎，三番五次解释他在会议上与我为难“决不是个人恩怨”。

在会议期间，来自欧洲各国的学者作了一系列有关我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演讲。那些演讲的内容，大多我在国内都没有听到过。当然，那很可能是我跟广大同胞一样，很少关心祖国的少数民族。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祖国的那些日子里，我连自己都关心不过来，哪来的闲心去关心什么少数民族！

前面提到，我去科本哈根的目的不是关心什么中国少数民族问题，而是想去“公款旅游”，所以当然没有放过叫安娜带我去游玩最有名的游乐地“Tivoli”。  

        只是当安娜建议一起去瞻仰科本哈根的象征、名景“美人鱼”雕像时，我却借故肚子痛，一个人跑去找色情场所。（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

回到奥斯陆，安娜守约立刻去医院作了检查。检查结果是安娜暂时不能怀孕。

“什么意思？什么叫‘暂时’不能怀孕？”我问医生。

医生说安娜的某个管道阻塞，所以我的蝌蚪们没有办法游进去。但他立刻安慰我说那只需要一个很小的手术，把管道疏通，就可以进行正常的交配了。

“那请你赶快帮我把‘管道疏通’掉。”我要求到。

回到家里，安娜很慎重其事地和我商量到：“我的管道不通，一定意味着什么。我想那是神的旨意。神一定对我别有安排。我的生命，可能不是像一般女人那样生儿育女照顾老公，神一定安排了其他的任务。虽然现在我还不明确那任务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得到。我觉得现在不是怀孕的时候，我应该等待神给我下一步的指令。”

“什么！你这不是叫我一辈子打光棍，不，我是说叫我一辈子守寡，也不对，也对，是叫我一辈子守寡，守你这个不能生孩子的寡老太婆吗？不能生孩子的人就不是女人。不是女人你结什么婚，要老公做什么？”我气得语无伦次。

“哦，原来你把女人仅仅当成生孩子的机器。找个机器还不容易，随便到处都是，去沙地阿拉伯，你同时可以找4个。你要只想找个机器，找安娜做老婆做什么。”停了停，安娜还觉得不够，补了句：“你，真是低级趣味。”

“什么，你不能生孩子，还说我低级趣味。”我一脚把电视机前的小方桌踢翻。顿时又觉得脚一阵巨痛，才想起离开小学后就没有踢过足球了。那是我头一回在家里那样野蛮，因为那是我头一回知道安娜不为我传宗接代，也是头一回听到安娜对我的中肯评价“低级趣味”。

安娜被我的举动惊呆，转身朝门口走去。

“你想往哪里逃？”我大声吼到。

“我出去走走，让你冷静冷静，等你恢复理智再跟你说。”安娜说。

我急着向门口冲去，挡住安娜的退路，说：“那不如我出去走走，让你冷静冷静。想一想，要是没有孩子，你我这一辈子怎么打发。”说完，我“砰”地一声，从外面把门关上了。

我开着车，自然又到了卡.约翰大街旁边的“夜市区”。我看见马利特挥动着她那对巨大的奶子在街上摆着移动人肉摊。我在她身边把车停下。

“怎么，今天又想治病，带了多少，我是说现金？”马利特问。

“不是不是，现在阿妮塔在哪里？你知道吗？”我问。

“我出来的时候她还没起来，有什么事？”没等马利特问完，我的车就开动了。

阿妮塔果然还没起来，裹着件睡衣把门打开。这一回，不是我打听她的隐私，而是不打自招地一箩筐倒出了自己的隐私。这是我与妓女交往的另一重大发现，那就是你可以毫无顾及毫无保留地讲出你的任何隐私，讲出你跟任何其他人，甚至你的心理医生都讲不出口的隐私。所谓任何隐私，就是说甚至包括你讨厌你老婆下面流出来的液体的气味、、、、、、“老婆不能怀孕”当然就不在话下。

阿妮塔一直很认真地听着，没有打断我，也没有任何表示。

“哎，我怎么这么倒霉，找了个不能生孩子的老婆。这辈子怎么得完？”我仍然沉醉在那种绝望的情绪中。

“你真的那么想要孩子吗？”  阿妮塔问。

“想要想要，比搞女人还想要。”我夸张地说。

“你跟我讲这些有什么用，我又能为你做什么呢？”  阿妮塔问。

“是啊，跟你讲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帮我生孩子。”我说。

“你要我帮你生孩子吗？你要我帮你生的孩子吗？”  阿妮塔问。

“你要能帮我生孩子，我就把你养起来。那你以后就不用出去卖了。”我说。

“真的吗？你在开玩笑！我要为你生了孩子，你夫人还能不把你剁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阿妮塔笑着说得很认真。

“是呀是呀，说说而已。不过，能说说也不错，说说我心里就好受多了。对不起，我私人的麻烦事儿，没理由打搅你。”我抱歉着准备离去。

“没事没事，随时都可以。我早说过，和你说话我很开心。再说，除了你也没有人会好好跟我说话。”说着，阿妮塔把我送到门口，让我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那是我界乎礼貌与下流之间的一招，顺手还在她柔软的乳房上碰了碰。阿妮塔似乎是抓住最后的一秒钟说了句：“帮你生孩子，就是你太太同意，也不大可能呀！这种事，简直难以想象。”

我猛地一回头，抓到了阿妮塔没来得及转过去的半脸红晕。

一路上，我心里真的好受了许多，真有一种吸了鸦片的感觉。让妓女生孩子的妄想，真是既淫秽又刺激。不知道一般人看完心理医生是不是这种感觉。我甚至怀疑，看心理医生，或见政治指导员，其效果都与和妓女瞎聊一样，都是一种心理麻醉。

回到家里，安娜还在看书。见我吹着口哨，便用求和的口吻问我：“要不要叫辆救护车把你送去精神病院？”

“我想通了，你不给我生孩子，我另外找人帮我生。”我把这句话讲得很带挑战性，等着安娜暴跳，以求得心理平衡。

“那是你的选择和权利，我选择遵循神的旨意不生孩子，并不等于神也让你不生孩子。”她不但没有被激怒，反而显得十分理智。

“我找人生孩子，你真的同意。”我见她当真的样子，可谓匪夷所思。

“还是先找到肯帮你生孩子的人再说吧。没那么容易找到的。”安娜说完，建议有什么问题，明天再继续讨论。

睡在床上，听着安娜的梦话，我在想着两个问题：安娜真的让我和别的女人生孩子吗？我真的让一个妓女为我生孩子吗？

源济

二十，重返泸沽湖

丹麦的“中国少数民族研讨会”结束后，我收到好几封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学者的来信咨询摩梭族人的情况。老实说，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我并没有把握。我对安娜说：“其实问问我家老弟应该会更清楚一些。”于是，安娜问我能不能一起回一趟中国直接问问，进而发展到干脆一起再去一趟泸沽湖。

“我是外国人，能进得去吗？”安娜担心地问。

“没事没事，就说你是新疆人好了，加上你是我老婆，又一口山东话，没事的。”我很有把握地安慰她。

由于安娜工作很忙，不能跟我一起先回老家湖南，便约好了她直接飞昆明，我们在昆明见面。

出发之前，我想不得还是决定去告诉阿妮塔我要去中国的事情。在夜市区找到阿妮塔，又把她带到小坡上，把车停在能看见海的地方。聊着聊着，又讲起生孩子的事情来。

“记得你上次说，要是你为我生了孩子，我夫人会把我剁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吗？告诉你，我问过安娜了，她不但没有剁我，还表示可以考虑。”我其实不想坦白，跟阿妮塔说这些，很大部分是出于性挑逗。

“真的吗？真不令人相信。”  阿妮塔说。我从她不相信的口气里看出她宁可相信的神情。

“不相信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问安娜。对了，你最好能告诉她你愿意帮我生孩子。”想起安娜说的“还是先找到肯帮你生孩子的人再说吧。没那么容易找到的。”的话，我真想利用阿妮塔给她一个迎头痛击。

“电话就不要打也不用打了。我有什么理由和必要不相信你。再说，这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阿妮塔越讲越显得不好意思起来。

你见过妓女不好意思的神情吗？那神情与一般人不好意思不同，很刺激很刺激的！我一直打着阿妮塔的主意，这一回，不但觉得是时候，兽性也发展到了忍不住的程度。我握着她的手，一把拉了过来，顺力把她抱在了我的怀里，一只手朝她的奶子延伸过去。阿妮塔没有反抗，也没有配合，只问了句：“你在做什么？”

“生孩子呀！不做怎么生孩子呀？”说着我去解她的裤子。

她这才轻轻按住我的手，问：“能借点钱给我吗？”

到底是妓女，说也是，怎么可能白给人干呢？想起阿妮塔“决不占人便宜”的原则，也不好意思不向她学习。于是按“标准价”从钱包里掏出500克郎。阿妮塔没有立刻接，而是侧过身看了看我的钱包，说：“不是还有吗？”

“什么！你叫我把汽油钱都给你？”既贪又不讲情面，简直令人气愤。为达目的，我只好又拿出50克郎。

阿妮塔把钱接了过去，谢谢了我，却没有脱裤子，而是示意我开车。我想一定她是怕我嫌车里不舒服，要把我带回她的公寓好好工作，便兴奋地发动了车。奇怪的是，她指引了一条与去她公寓完全不同的路，而且越开越远。我越来越疑心，便问她：“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

“就快到了，前面第三个红绿灯左拐弯、、、、、、到了到了，停停。”  

我把车停下来，在问阿妮塔这是什么地方之前，她已经告诉了我：“我母亲和我老东西就住在这里。”说着她要下车，补了句：“生孩子的事，等你从中国回来再商量吧。”说完，在我脸上外交般地，可能比外交般多一点地亲吻了一下，便下了车。把门关上之前，又加了句：“我等着你从中国回来。”便拜拜了。

我坐在车里望着她的背影渐渐消失，为那个花了我550克郎昂贵的亲吻而心痛。重重的心与轻轻的钱包刚好成反比。我决定：以后买妓女，一定不能先付钱。

话说重返泸沽湖的计划，我回到湖南老家后，又纠集了我家老兄老弟。我们一起先去了攀枝花看望我们的叔叔（父亲唯一同父同母的弟弟）。家叔从年轻时一直是个万金油般多才多艺的活跃人物，编歌剧、当指挥、写小说，什么都能干。听说我们兄弟重返泸沽湖，便兴致勃勃入伙，从单位租了辆车。我们叔侄四人，加上司机，接了安娜后，六人一行向泸沽湖滚进。

到了县里，我们熟门熟路依旧去找那位摩梭族县委副书记。可他不在，据县委的人介绍，那副书记近年变得非常忙，几乎很难找到人。于是，我们一车开到了泸沽湖畔。

美丽的泸沽湖尽收眼底，碧绿透明的湖面与天空连成一片。正当我津津乐道向安娜介绍：“这是块还没有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净地”时，眼前的景象却让我们尴尬。因为那湖边今非昔比，出现了不伦不类的，类似于几乎在中国任何公园里都可以看到的小亭子。走进寨子，沿路也旧貌换新颜，冒出许多猎游客的小商店。更为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称自己是摩梭人，就连我们上次曾住过的纳西小住店，都改名为“摩梭客店”。

摩梭族人的地位在泸沽湖一带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再一次领教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厉害。

好在我们过去留下了基础。数年前我们头一回走访泸沽湖后，家兄守诺把为当地人照的相片都寄给了他们，所以拿着照片一打听，立刻找到了曾接待过我们的那位懂汉语的小伙子。他发胖了许多，已经升官成了旅游接待部门的领导。为了方便，以后就叫他“胖部长”好了，尽管和真正的胖子比，他并不算太胖。

为了迎接老朋友，胖部长临时决定当晚举行歌舞晚会。（当然，他手下的人并没有减低对我们的收费标准）根据胖部长介绍，自我们上次走访后，不断有人来访，接着上海电视台四川电视台都来拍了电视记录片，随后便有国外的电视台来。之后，游人络绎不绝，形势发展之快弄得当地人措手不及。县里为了发展经济，决定开发泸沽湖旅游区。修公路，增加公共汽车，大办小客栈小商店，并组织了歌舞队，不断开发各种旅游项目。

“我们的基础建设才刚刚开始，离国家先进旅游区还差得很远。”胖部长越讲越来劲。他看着安娜，还没等我来得及介绍“我的新疆老婆”，他已经先说了：“以后，我们也要接待外国游客。所以将来，需要在湖边盖一栋星级宾馆。”

当晚，东道主让我和安娜穿上摩梭民族服装，把我们打扮成摩梭人样子，由我吹竹笛领队，带着当地经过良好组织训练的“摩梭舞蹈队”围着篝火偏偏起舞。看热闹的游客很多，应该说几乎所有的游客都到了。舞蹈休息时，游客们排着队与我，或者与安娜，或者与我和安娜一起合影留念。（至于收费就没有麻烦我们，所以收费的标准我们不得而知）有两位记者说：“我们需要和真正的摩梭人一起照相，否则没人相信我们到过泸沽湖。”看着安娜，有人表示惊讶“怎么摩梭人长得像外国人一样。”我想，如果那记者把照片里金发碧眼的安娜登在报纸杂志上，并附加说明“典型的摩梭女人”，那将会是个多么啼笑皆非的误会啊！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来邀请我们一起划船游玩泸沽湖，那是我们头一次想出数倍价钱都未能做成的事情。原以为是“搞特殊化”为我们安排的单独节目，一到湖上，才看见湖上已经有许多船，还有不少空船主在等生意。顺便说明一下，那是一种具有当地特色的独木船，即一根大树从中间劈开，挖空中心，成为自然形状的船。每条船都由一两位年轻姑娘掌管，每船只能载两三位客人。主管我们船的女主人说：“以后，等我们从城里买了大洋船，就可以多坐些人了。”

湖上，飘来阵阵摩梭民歌。那些姑娘不请自唱，全然不同于当年我们寻三求四找歌手为我们录音的情形。那让我觉得我上次录的那两盒珍贵的磁带只能大减价当次品了。

接着，我们还没开口要求，就被安排走访摩梭人的家庭，和摩梭家庭一起吃饭，一起照相。收费也都有标准。总之，一切都成为了套路。

几天来，一切活动，不但没有遇到我们预想的阻力，反而觉得过于方便过于容易。那让我很是放心，本以为安娜玩得很开心，却没想到刚刚相反，她说她“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后来，我们不得不甩开我们曾依靠利用过的胖部长以及他所有的手下，找过去建立的私人关系，走访了几家还没有对外开放的人家，让安娜自己问了许多问题，加上看了一些宗教场所，参加了两个民间小活动，才使安娜改口说“不虚此行”。

本来计划多呆几天的，胖部长也再三挽留，但还是以“安娜不习惯这里的厕所”为理由决定提早离开了泸沽湖。

就在要离开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个小小的插曲。那天，我因肚子不舒服而一个人留在了小客栈。上厕所碰到隔壁两位香港大小姐，其中一个对另一个大叫到：“看，快看，他就是那个吹竹笛领队跳舞，还和我们一起照过相的摩梭人！”

等我从厕所出来，经过她们的门口时，发现她们的门开了一条缝。我做贼似地偷偷一看，看见两位大小姐都在等着，明显是在等着看我经过。看见我偷看她们，不但不害臊，其中一个还用食指勾勾示意我进去。我只伸进半个头问她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懂汉语吗？”其中丑一点的那个用很浓厚的广东普通话问。

“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你们，你们懂汉语吗？”

一阵大笑，知道是一场误会后，那位美小姐指着丑小姐对我说：“她说不找个当地阿夏体验一次，这次旅游就不能算完美。”

“你不也这么说吗？”丑小姐指着美小姐说。

“我没有说过，只是这样觉得。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不但表示了理解，更表示了对“无能为力”的遗憾。

“如果找不到当地人阿夏，你不肯代替帮我姐几下吗？”那美小姐见我要走，追着问了句。

“可以可以，两位一起帮，为美女献身是我的快乐。”我意淫地。

“既然来了，你看现在怎么样？”那丑小姐抱住美小姐，把她的双腿微微张开。

“现在？”我又是一阵肚子痛，想着如果进行中突然要上厕所，那多么扫兴。尤其万一憋不住弄脏人家的床，就更狼狈了。再说，我还没锁房门，碰到有人顺手牵羊怎么办？真是好事不逢时！

晚上，安娜回来，好像完全没有睡意，告诉我她终于找到了答案“为什么摩梭族人的母系家庭结构能一直延续到现在。”

安娜的分析是：血缘经济是摩梭族人的母系家庭结构的骨架。也就是说，摩梭族人的家庭经济是建立在同血缘的家庭成员中的。由于家庭由兄弟姐妹，以及姐妹们的子女组成，所以使得能生儿育女的女性在家庭里处在“一家之主”的地位。按照传统，男人都不同自己的血缘孩子一起生活，而是同自己姐妹的孩子一起生活。这一事实，使得是否同固定的女人生孩子变得不重要。同样，女人也是如此，反正与“阿夏”（男恋人）不发生经济关系，所生子女都归自己所有，所以是否与同一男子生孩子也变得并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摩梭族男人，对女人来说就是颗种子的意义。也许正是由于女人长期在家里处于为主的地位，女盛男衰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这便是对我们经常看到的奇怪现象的解释，即“女人在田里干活，而男人背着牵着拉着孩子们到处游手好闲”。（这里所讲的当然是比较典型的摩梭家庭。各种变化形式的家庭自然也都存在。）也因此，在摩梭的语言里，没有“父亲”这个词汇，而只有比较含糊而包罗对所有男性长辈的“叔伯”称谓。

安娜越讲越来劲，还要接着讲下去，我却感到隔壁有动静。我示意安娜安静一下，耳贴着墙壁，隐约听见“啊、啊、啊、、、、、、”接着是另一个声音“该我了，该我了。”于是又是“哼--、哼--、哼--、、、、、、”没一会，又换成了“啊、啊、啊、、、、、、”就像录音带一样倒来倒去。

想起先前那两位香港大小姐对我的勾引，我当然知道她们是在“什么地干活！”我的大炮不由地高高架起。安娜似乎也被那情绪感染。而让她更为激动的，一定是她手里抓着的我那对她来说久违的尺寸和硬度。没等我帮她热身，安娜已经骑在了“马”上。于是，伴随着隔壁“啊、啊、啊、、、、、、”“哼--、哼--、哼--、、、、、、”安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要驯服烈马的牛仔。就那样，直到我半夜要起来撒尿，发现安娜仍趴在我的上面。我撒尿的器具仍然安置在她相应的部件里面。当我把她翻过身，悄悄要下床的时候，才发现安娜并没有睡。于是又听了她一句高见：“除了摩梭族人的家庭结构，我还发现了如何让你持续挺拔的技巧。以后，我们就这样继续。”

Thanks  God！

临走那天早上，胖部长带了一大帮女孩子来到我们所住客栈的前面，大概算是为我们送行。他身边一位口齿伶俐的姑娘反复夸奖了我美妙的竹笛，我当然心领神会地慷慨相送，以作为我们与胖部长第二次缘分的纪念，也包括他对我的“新疆老婆”（他当然知道安娜是外国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报答。不过，我还真有些惋惜我那支竹笛，因为那是我在苏州乐器厂从一大堆笛子中精选出来的。那笛子的声音，真的很浑厚很淳朴很甜美。要是没送掉，诸位说不定还能在我的CD里一起听听呢！

把我们一直送上路，胖部长没有忘记说：“等你们下次再来，我们一定盖好了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厕所。”我想，照那样的发展速度，如果下次真的再去，说不定旅游项目已经增加到“出租阿夏”（出租恋人），至少以民间的形式。

在返回昆明的路上，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头一件事，是从县城出发后不久，公路被阻塞了。我下车去侦察了一下，发现是一辆明显超载的大货车的一个后轮陷入泥土。无论司机如何加油门，那轮子只打空转，而且那泥坑越来越深。两头的来车越来越多。车队便越来越长。各车上的人们都下来自由活动。有伸懒腰做运动的，有照相的，有吃饭的，有找地方随地方便的，甚至有人围着打牌下棋。我问了好些人这事该怎么办，大家似乎不知道，都只是含糊其词：“好像司机叫人去了。”

这时，远远停下一辆大公共汽车，从车里下来一帮白种外国人。挨个问到我，才兴奋地喊到：“我找到个懂英语的中国人了。”可我能告诉他们什么？除了“好像司机叫人去了”以外。

等了好一阵，那些外国人显得越来越着急，好像是要赶到哪里去转车。这时，那大货车的司机终于带着两个农民拿着两把铲子来了。那两个农民一看车轮，又跟司机讨价还价了好一阵。那司机说农民的要价太贵，便又跑去另外叫人。那些老外一听，忙请我把那司机叫回来，说：“我们为你干，不要钱行不行。”可那两农民弟兄说什么也不肯把铲子借给那些老外。结果那些老外一商量，叫司机把车钥匙交给他们，请司机站在旁边看着。老外们先卸下车上的一部分货物，然后一女老外上了货车，打开发动机，那几十个老外推的推，抬的抬，在上百国人的众目睽睽之下，硬是把那辆货车弄了出来。全体同胞高呼万岁，纷纷迅速回到自己的车上。然后，两个白小伙子气愤地从那两个农民的手里把铲子夺了过去，等其他老外们把石头泥土填进那坑里，那两小伙子用铲把坑打紧，才让我把铲子还给那两农民。路终于这样开通。我正要上车，被那两农民追着要钱，一直追到安娜打发他们每人5块钱方才罢休。而那货车司机，居然叫我帮他把卸下的货物再装上车，甚至跟着我们的车追了几步，挥舞着拳头摆出一副要武斗的架势。

另外一件事情是，在中途一个什么小镇，我们停车准备下车吃饭。安娜打开窗子想看看外面的街景，不料却被街景们看见。等我们的车一停稳，便被好奇的人们团团围住。那情形，像是争着看珍奇动物一般。我们决定不吃饭了，立刻逃走。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想走车也开不动。我赶紧弄了条毛巾把安娜的头包住，几个人急着商量对策。我们甚至想出了让家弟一个人下车去找警察相助的主意。家弟却认为我去完成这个任务更合适。正争持不下，安娜把毛巾拿下，手里拿着本书，说：“没关系，这种事情我过去在山东见多了。把门打开，让我来对付。”无论我如何执意反对，安娜都坚持把车门打开，一个人朝人群冲去，一边走一边挥舞着手里的书，像打蚊子一样。正当我考虑值不值得显示丈夫的威风，为安娜挺身而出的时候，情形却出乎意料之外。人们立刻朝两旁躲开，像列宁在1918  “让列宁同志先走”一样。我们便跟随在安娜的后面，一直走进那饭店。等我们吃完饭走出饭店，发现饭店门口站有警察在维持次序：“大家不要拥挤，都看得见，保证都能看见的。”于是，安娜朝众人挥挥手，犹如好莱坞明星，带领着我们一行，重演了一回“列宁在1918”。

从泸沽湖回到奥斯陆，我头一件事情就是去找阿妮塔，是不是有点想念她我不能否定，但主要肯定是为我在她那里还没用掉的那550克郎。可是。连着去了两次她的公寓都没有人开门。最后一次，在走道碰到那楼里的一个老头，告诉我：“那两个女人中有一个好像搬家了。”

“你能肯定？”我问。

“应该不会错，最近一直只有一个人出进，每天也只有一个人洗澡。”他一失口，道出了偷看女人洗澡的秘密。

我自认个倒霉，想着妓女就是不可信。便没事就去夜市区兜风，一有街女来揽生意就把无名怨气发泄在她们身上。一天，我终于找到了马利特。我一把抓住马利特，像是抓到同犯似的，问：“阿妮塔逃到哪里去了。”

“她没有告诉你吗？我还想问你为什么她突然能下决心去那里。”  马利特说。

“去哪里？你在说什么？别跟我打猜拳了。”我急着问。

“她去戒毒所了。真奇怪她会主动自愿去那里，以前被抓着去过两次都跑了出来。”  马利特说着，又问：“你知道她为什么突然会发神经要戒毒吗？”

“我，不知道。”我敷衍着，想，阿妮塔不会把生孩子的事情当真吧？心里一阵收缩。

我问到了那戒毒所的电话号码，电话打了过去，但接电话的女人告诉我，在戒毒期间，病人是不接外面的电话的，因为那很容易影响病人的情绪。不过那人告诉我，阿妮塔表现得很不错，估计再过三个月就可以结束了。

那三个月，我天天都在紧张，怕她从戒毒所毕业后来找我。那怎么办？

源济

二十一，阿妮塔的新生

“我回来了！”

我拿起电话，听到阿妮塔激动的声音，不知所措，问：“你现在在哪里？”

“还是老地方，在找到工作之前，还是跟马利特一起住。你有空吗？”从阿妮塔讲话的口气中，我听出她急切想跟我见面的愿望。

想着她可能给我添麻烦，我敷衍到：“我最近很忙。要不等你找到工作以后再说吧。”本来也是，阿妮塔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个消遣解闷的玩具，怎么可以当真呢？

“是吗？”  阿妮塔明显很失意。“那好吧，我这就去找工作。”

下午下班，我从我的琴店里出来，没走几步，就“偶然”地碰到了阿妮塔。说一眼没认出来是假的，但是，她的变化有足够的理由让我装着认不出来。我打量着她。她白胖了许多，像个刚出蒸笼的白面馒头。阿妮塔羞涩地告诉我：“全身上下都是向马利特借的。找到工作挣了钱就还给她。”我认出那都是我过去给马利特的旧衣服，真高兴我那些跳蚤市场的便宜没有白捡。看着她那副样子，怎么也难以把眼前的她与妓女联系在一起。阿妮塔似乎解读了我的担心，忙解释说：“我是偶然路过这里。我是去一家干洗店面试工作。等我找到工作再跟你联系。”说着，没等我多看几眼，她就走了。远远地，在拐弯的地方，又回了一下头。我连忙把头转过来，可已经太晚，让她发现了我一直在跟踪着她的背影。

回到家里，心里总离不开阿妮塔的事。今天看到的阿妮塔，让我清楚地悟到她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披着张人皮的性玩具。作为一个男人，这使得我觉得对阿妮塔欠点责任。怎么办？怎么样才能不费太大的劲使心灵得到安慰？

安娜在跟我讲着什么有关月亮的事情，好像是说“月亮可能是一个中空体，可能是万年之前外星人的宇宙飞船。月球曾经离地球很近，在一次星球大战中受损，忽然离开地球造成巨大引力，形成大洪水，灭绝了恐龙等动物，造成文明的断裂”云云。

但那些学说，对当时的九哥，简直就是一直开着的收音机，听不听都无所谓的杂音。安娜见我走神，问我出了什么事情。

“我为什么会有对不起人的感觉。其实我没有什么对不起那人，但就是有对不起那人的感觉。你能解释解释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吗？”我问安娜。

“怎么，你又做坏事了？”安娜担心地问。

“没有没有，你讲到哪里去了。我只是假设，完全没有根据的假设，假设我有那种“对不起人”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那种感觉就叫‘self-consciousness’，中文应该叫‘良心’。人类的‘良心’是上帝给予的。You  see,  原始人的禀性是自私、野蛮、残暴、充满仇恨的。而神造人时给人类编程序时加上了：‘无私、仁慈、宽容、爱心’。人们潜意识中的‘良心’，类似还有‘同情心’‘恻隐之心’，都是惟人才有的‘爱’的程序在起作用。所以，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反动物之本性，教育人要宽容、礼让、爱人。总之，‘爱心’是区别人类与动物类的根本。”

停了停，安娜见我听得入神，（我知道，我那傻呆呆的样子最让安娜有成就感了）安娜接着上课：“正如基督教的教义所说‘不但要爱自己的家人，也要爱自己的敌人。’以仁报恶、以爱报恨，所谓‘当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

“人家打完我的右脸，我是不是还得关心地问问：‘您的手打痛了吗？’真蠢！”我逃到厨房避难去了。

一晃两个来月过去了，开始是怕阿妮塔打电话找我，接着就想她来个电话找我，再接着是，她再不来电话我就憋不住了。于是，我终于试着打电话找她。

接电话的是马利特。以为我又想买她，便告诉我：“我正要出门，你在那个什么什么老地方等我就是。”我想，跟马利特见面，先问问她也行。再说，能打折顺便解决一下我的本能需求也不赖。因为安娜在泸沽湖找到的“骑马式”，虽然刚开始好用，那很大因素应该是我每到那种境况，都想起高桥小姐。但安娜的体力和技巧，哪能跟国际级体育选手相比！实际上，我和安娜又已经休战数月了。

把车停在夜市区，欣赏着飘来荡去的街女，最讨厌等人和最没耐心等人的我，也没有觉得时间有多么难过。正当一位模样颇佳的卖家跟我答腔的时候，马利特打开车后门坐上了我的车。我也就懒得跟那被激怒的卖家解释马利特“不是抢生意。”

一见面，马利特就说肚子饿。在挪威那个贵死人的地方，也只有中餐馆的门槛比较低。再说，去麦当劳般的快餐店，我还怕碰到熟人呢！开着车兜了一个圈，选了间较朴素的中餐馆，便表示那里最好停车，将马利特带了进去。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小说电影里常发生的巧事情，偶尔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出现。那天，走进那家中餐馆，老板正好是老郑，初到挪威时一起在政府的免费移民语言学校读过挪威语的同学。

点了三个菜，具体不记得，好像是蔬菜豆腐咖喱鸡，反正没有很贵的，我迫不及待地问马利特：“阿妮塔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找工作，谈何容易。做我们这个的，大多除了一具年轻的身体，其他什么本事也没有。就说阿妮塔，论学历，她高中都没读完。论特殊技能，她什么都不懂。要工作，只能到商店当售货员，到餐馆饭店咖啡厅当服务员。但找任何工作，没有前工作单位的推荐信，都很难被人采用。”  马利特抱怨说。

“不是有工作介绍所吗？”我问

“到工作介绍所，一填履历表，在‘曾做过什么工作’那一栏里怎么填？老老实实写上‘妓女’两个字，工作中心一看履历表，拿起电话给要人单位打电话：‘Hello，给你们单位介绍一妓女，要不要？’”  马利特用叉子叉住一块鸡肉，在空中划了个圈，接着说：“妓女这条路，是条单行线，走上了就只能一直走下去，回不了头的。回头只能是撞车，死路一条。我们这身肉，只要卖上一次，妓女的名声就要永远背着。所以，做妓女，做1次与做100次没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口袋里钞票的数额。”讲着讲着，阿妮塔讲走了题：“干我们这一行，也像是吸毒，只要做了一次，尝到了好处，就会上瘾，就没有办法再去做别的。你说说，作为一个女人，还有什么工作能像用自身的本钱在短期内创造那么多财富的。其实一开始，我自己也没打算一直做这个，只是想报复一下我那个男人。但是一干上，就顺水推舟，很难回头。我认识的同行姐妹中，也有像阿妮塔一样的，戒毒，找工作，甚至还有结婚生了孩子的。最后的结果都往往又回到街上。即使不像以前那样天天上街，但碰到急需钱的时候，还是照样卖。我想，与其那样，还不如像我这样，安居乐业，趁年轻挣个够，像绝大多数同行姐妹一样，做到自然淘汰的那一天。不过，人各有志，我不反对阿妮塔选择自己的道路，只要她不老吃我的面包，老穿我的衣服就行。”

马利特一口气讲了许多，现身说法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妓女介绍课。那让我了解到：在黄金年华自愿并能成功戒妓的人是很少的，因为那需要巨大的精神鼓励和经济支持，同时要具有超人的毅力。

“阿妮塔回来都快两个月了，难道什么工作都没有找到吗？那她怎么生活？我是说她哪来的钱买面包？”我有些为阿妮塔担心。

马利特说：“这是挪威，挪威是饿不死人的。我劝过她去领失业救济金，或者申请其他的社会福利。可是她不肯。她是个要强，想凭自己的劳动生活的人。事实上，这两个月来，她也不是一件工作也没找到。相反，她前后找到好几份工作。结果都是一但老板知道她过去是妓女，或者被其他人认出是妓女，就都是让她多拿几天工资明天不用再来了。有一家干洗店的老板，甚至想占她的便宜。”  

接着，马利特具体讲述了几个阿妮塔找工作艰难，和受人糟贱的故事。

“你为什么要对阿妮塔那么好，是不是你欠了她什么情？”我很希望她们之间有一个传奇般的故事，能更加增添我小说的色彩。

马利特回答说：“我们谁也不欠谁的。我甚至没有觉得我对阿妮塔有什么好，换了别人可能也一样。不过，她不在的那几个月，我一个人还真的很孤独，曾找过别人代替，但没有找到合适的。要说照顾，是相互的。如果说我照顾她多一点，那也是我的天性和心理上的需要。我需要照顾人，你知道，我孩子不在身边。阿妮塔对我来说，有时候就像个孩子一样。”

“我知道了，你做妓女工作，是为了养活你的孩子。”我得意地以为找到了马利特值得讴歌的美好心灵。没想到她却哈哈大笑起来。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挣钱养孩子。你是外国人，你不知道，在挪威，一个离婚带着孩子的单身妇女，从住房食品到交通费，甚至电话费水电费，都是由政府负担的。这便是为什么挪威女人不怕离婚，或者光生孩子不结婚。”  马利特接着告诉我，她做妓女，理由很多，除了最初是为了报复她以前那个男人，还有挣大钱、被人需要感、自我存在价值感、天生的下流和对性的渴望等等。

马利特说着，吃完了最后一口饭。擦了擦嘴巴，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说真的，为什么阿妮塔要戒毒戒妓，我还真没能理解？”  

吃完饭，我付钱时，马利特问了我一共多少钱，要我记住，说以后可以抵帐。付帐时，老郑跟我中国式的假推辞了一下。没等我说完以后可以从那女人身上报销，老郑已经接过钱，说：“你太客气了。老同学，带女朋友来吃顿饭算什么。”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是个普通的朋友。其实连朋友都不是，只是个普通的熟人，其实连熟人都谈不上、、、、、、”我连忙解说，生怕以后造成误会。

“老九真有你的，学挪威语是一起开始的，你看你现在已经这样流利，可我还结结巴巴。有时候外卖接个电话，叽里呱啦半天也讲不清楚。”  老郑说。

“那还不容易，我给你介绍个挪威人怎么样？”我趁机问。

“那敢情好，我还真想找一位，只是我出不起大价钱，只能按钟点算。不过，饭是有得吃的。”把我们送出门，老郑追加了一句：“九哥，你可别拿我开心，我可是指望你了。帮我找到合适的人，我请你吃饭。”

就那一顺水人情，两天后阿妮塔就去老郑的中餐馆上班了。

大约一周后，我不放心，打了个电话去老郑餐馆。老郑说阿妮塔工作得很卖力，有空还教他挪威语。还问我从哪里找到这么个年轻漂亮的好姑娘。他甚至说：“如果阿妮塔真的不是你的女朋友，我可是要打主意了。”不过，他说完连忙解释说那是“说说玩笑图个嘴巴痛快”。

阿妮塔接过电话，问我“晚上有没有事？我下班给你打电话好吗？”

晚上，等接到电话，我去老郑餐馆接了阿妮塔。一路上，阿妮塔说她很喜欢现在的工作，老郑对她还不错，比对其他两个打零工的中国人好多了。她还问我为什么老郑对中国人那么凶那么克扣？我只能说中国人把中国人都当家里人。对家里人当然可以比对客人凶一点。

一汽车，又爬到那个小山坡上，把车又停在了可以看见海的地方。

“记得头一回我们在这里见面的情形吗？没想到，你真的改变我的命运了。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说着，她朝我身上靠了过来。说：“我不知道用什么来感谢你，如果你觉得我身上有什么你可以用的，就拿去用吧。”

我一方面是忍受不了那强烈的性欲的诱惑，另一方面又不敢违反与安娜的“不和其他女人发生感情纠葛”的约定，更怕跟个妓女搞出孩子来。我知道她戒毒的目的就是生孩子，尤其是我知道了挪威对妇女儿童的福利制度，估计阿妮塔是不会有什么顾及的。

看着我犹豫的样子，阿妮塔又是一阵红晕，鼓足勇气说：“就算我还你550克郎。”

我一听，找到了骂人的机会：“你下贱，改不了的妓女秉性。”说完，想起那550克郎，觉得很亏，又不好意思问她要，便说：“那550克郎，还不还我都无所谓，硬是要还，你交给马利特好了，等我需要用她的时候，去找她就是了。”

“我想要个孩子，像你原来讲的那样。要是能有个孩子，接下去的生活才会有事做。”

“谁会真的跟你这样下贱的妓女生孩子，我跟你讲笑而已。”从心里想这样讲出来，但想起马利特讲述的她在戒毒上所做的努力，我又怕对她造成太大的刺激，只好敷衍到：“生孩子，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怎么可以在汽车里、、、、、、以后再说吧。天气真冷，你不觉得吗？”

就那样，我搪塞了过去。从此，我避开与阿妮塔联系。阿妮塔打电话来，我也不是太忙就是感冒。

本以为阿妮塔的故事就可以这样结束了：我偶尔认识了一个妓女，无意帮她改变了命运。她现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将来还可能和谁恋爱，生孩子、、、、、、
当然，小说不能那样写，那样写有谁要看。但我下面的故事决不是为了写小说才瞎编的。

好几个月后的一天，警察局打电话找我，问我认不认识老郑，说老郑因行凶打人被抓起来了。由于老郑挪威语不好，问我是否能去警察局帮忙翻译翻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敢一个人去警察局，再说，我的挪威语也没有高明到可以向警察求情的程度。于是，一如既往，在安娜的保驾下去了警察局。

一问，才知道是阿妮塔惹来的祸。那天阿妮塔送外卖，被送的那男人认出是以前买过的妓女，便非礼她，去摸她的屁股，被阿妮塔一饭盒盖在了脸上。那男人老羞成怒就是一拳，把阿妮塔变成了半只熊猫。等阿妮塔回到餐馆后，老郑看见自己美丽的迎客小姐一只眼睛青肿，尤其见阿妮塔连外卖的钱都没有要回来，大怒。不顾阿妮塔撒谎说是自己碰的，便根据地址找了过去。那人见老板来找他，想着中国人一定有工夫，便拿起根木棍先发制人。结果被老郑京剧武打般地把木棍夺了过来，顺手一棍，打得那无赖小便失禁。隔壁邻居见门口发生了侵略战争，立刻叫了警察。

问题虽然很快就解决了，但阿妮塔曾是妓女的老底被兜了出来。等我把老郑从警察局担保出来，做了好人的我又遭老郑一通臭骂。而阿妮塔，不等老板解雇，便宣布自愿辞职。

处理老郑事物的警察得知我是想帮助阿妮塔，似乎有些感动。他告诉我可以带阿妮塔去政府的社会福利机构想办法。我告诉那警察没用，因为我知道，按照阿妮塔那个“不欠人情的原则”，她是不会愿意给社会添麻烦的。

回到家，安娜的神情十分严肃。我只好一五一十全部坦白，在坦白之前，我首先声明了我与阿妮塔从来没有，将来也保证不会发生两性关系。在整个坦白的过程中，我还抓住了每一个机会反复保证。

安娜听完，出乎意料之外没有爆发怒气，还是那句损人的“低级趣味”。不过，这一回安娜补了一句：“不知道你还很有点良心。”说完，看她的书去了。

我十分庆幸阿妮塔的秘密在安娜那里平缓地过了关，总算放下了一块心病。想着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去惹阿妮塔，以及阿妮塔一类的人、、、间垃圾，就连那550克郎，也算是交学费了。却不料第二天，安娜的妹妹来电话找我，叫我去她工作的政府福利机关，说“想与你谈谈有关阿妮塔的事情。”

“不谈不谈，那女人与我没关系。”我立场鲜明地。

“你谈不谈无所谓，我只是受我姐姐，也就是你太太之委托。”  安娜妹妹说。

既然是贱内委托的，我还是抽空去了。安娜妹妹告诉我，挪威政府有一整套帮助阿妮塔那样的人重新建立新生活的政策。其中之一是，阿妮塔可以自己选择某种技术性工作，比如做美容师、修汽车等等。只要有地方接受，阿妮塔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学费和基本生活补助。当然，这种待遇有一定的期限。等她学成后就可以工作了。安娜妹妹甚至打了个比方：“比如到你的小提琴作坊工作，不但她可以拿到生活费，你还可以拿到教学费。”

    不但白给我打工，我还另外拿钱，你听说过世界上有这么蠢的事情吗？！于是，我决定把对阿妮塔救世主的角色再扮演一个阶段，让她来我的作坊帮工。我给阿妮塔的规定是：“只准做粗活，不准见客人。”

从那以后，阿妮塔天天都与我见面。但是，她作为一个“性发泄”的器具，也从此失效。我想那并不是因为我对安娜有过“不与阿妮塔发生性关系”的保证。而是我与阿妮塔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你把小妞泡成了老婆，就不在是“性发泄”的器具了一样。不过，有一件事情很反常，那就是马利特。以前是没有钱，或者相当价值的东西，是决不会让我占便宜的。但那一阵，每隔个把月，总要打电话连续叫我几次。打折欠帐“今天特别高兴免费”都有过。做完后，也不像以前那样，将套子连同里面的内容一同丢进垃圾桶，而是将套子连同里面的内容小心地放进一个塑料袋。当我问她留着我那些宝贝做什么，马利特淫秽地说：“留着等一下泡咖啡喝，味道很好很营养的。”那样子和语气弄得我往往又要消费她一个套套。

阿妮塔工作得很卖力，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事做找事做。开始还只是做做粗活打扫卫生接接电话什么的，接着慢慢帮手我做小提琴，之后竟然完全自己做了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已经可以独立制作小提琴了。当她的第一把小提琴完成，我把她的名字Anita  Isabella  Begdovri贴进小提琴，演奏了一曲后，她默默地抽泣，竟而转为大哭。之后，她提了两个要求：“1，这把琴能不能不卖，留给我自己用？2，能不能教我拉点小提琴？”

那个生动感人的场面，用文字很难表现。要是拍电影，一定可以逮住这个机会大煽其情。我会安排自己用阿妮塔做的提琴高歌一曲；再重复一组回忆镜头：初次与阿妮塔在马路上见面；那个小山坡可以看见海的地方；小咖啡厅；音乐会场；阿妮塔被父亲强暴；戒毒所；中餐馆；阿妮塔做琴的镜头、、、、、、再穿插着阿妮塔的哭泣，哭声要经过加工具有撕心裂肺的效果，倒出一个少女短暂人生的辛酸苦辣。眼泪还要与大海汇合，、、、、、、后期制作再加上音乐、去原声、出特效、再带慢动作、、、、、、那前前后后要搞好一阵子。

一年后，政府不再发给阿妮塔生活补贴，也不发给我教学费了。不过那不要紧，因为阿妮塔可以独立工作了。事实上她做的提琴已经开始卖钱，所以不但不会给我增加经济负担，还能让我分利。过去的那550克郎，就是在她的第一把琴卖掉后便扣除了。而我，也已经很习惯和依赖她在我店里工作。本以为可以继续这样做下去，但不幸麻烦又出现了。

那年，我在国际小提琴制作比赛上获优胜。报社记者马上来采访。我的照片占了第二天报纸头版的半个版面。我兴奋地把报纸拿给阿妮塔看，阿妮塔却很惊讶地说：“怎么把我也拍进去了？”我一看，果不然，在我的大头侧后，阿妮塔的面容清楚可见。这下糟了！让人认出我身后是个妓女，那还能不成为一大丑闻！
我辛辛苦苦找到的一条谋生之道，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事到如今，祷告也不管用。阿妮塔在报纸上一暴光，果然引来更多记者的关注。大家都想得到阿妮塔的故事，几乎每周都有要求采访的电话，甚至有报社杂志暗示“可以出更高的价码”。除开记者们，来自顾客的骚扰也突然增加。我只好采取对策，对那些贼头贼脑东张西望又不拿出大钱买东西的顾客，干脆扫地出门。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我只能委屈阿妮塔暂时回避，不要在我的琴店里露面。阿妮塔看上去很难过，头一回为自己辩解说她从来没有违反过我规定的劳动纪律。也头一回表示了她深深地爱着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阿妮塔说：“我的照片上报纸，完全不是我的过错。如果为这事解雇我，既道理上讲不过去，又断了我的活路。”

“谁断你的活路了，你认识我之前是怎么活过来的？你以前怎么活还可以怎么活。”我不耐烦地说，又想起马利特说的“做妓女，做1次与做100次没什么不同”以及许多改邪归正的妓女“结果都往往又回到街上”的话。

“要我再回到我以前的生活，我宁愿去死。”  阿妮塔说

“死！”我吃了一惊。我可知道女人说“死”意味着什么！“一哭二饿三吊颈”，“死”是女人最厉害的一招。我20多岁的时候，曾死过一个，就因为那女孩子与我的感情瓜葛。那件事情把我的心搓了个洞，一直没能愈合。所以，我可不能再死人。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名言。有话好好商量。不要动不动就用死来吓唬我。我可是怕死的。”我努力把话说得带点幽默感，好缓和她的情绪。

  “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想着死了以后还要再活过来。”听得出，这是句发自阿妮塔心底得话。说完，她扭头要跑。

“你还没把作坊打扫干净，怎么可以死呢？对了，你还没生孩子，还没尽到女人的责任！”我还想多找几条让她活下去的理由。

但是，阿妮塔还是跑了。

源济

二十二  别了，阿妮塔

阿妮塔所讲到的那个“死”字，怎么想怎么害怕。害怕什么呢？我自己具体也不清楚。可能是怕负责任，怕受到良心的谴责，兴许还有点怕死尸的样子，更或许是我20多岁时因与我99情纠葛而死的那个女孩子，仍然在使我后怕、、、、、、反正越想越害怕。

害怕的时候怎么办，一如既往找安娜求救。任何事情，只要往安娜那里一推，我就会轻松绝大半。本以为安娜会为阿妮塔可能寻死的事情惊骇，会动脑筋帮我开脱责任，还会、、、、、、总之会很忙，想不到安娜却异常地平静。她甚至懒得放下手里的报纸，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我在跟你讲生存与死亡的问题，是to  be  or  not  to  be  的problem，你怎么可以这种态度！”我失望中还带着几分气愤。

安娜这才把报纸放下，学究气十足地说：“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死可以是一种解脱。一个生命的结束可以意味着另一个生命的诞生。当然，我并不是鼓励死人，他杀或自杀都不是好事，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毁灭上帝的创造。不过，如果阿妮塔选择走捷径，那也是她的自由。我们除了维护她的自由以外，还能为她做什么？”

于是，安娜讲起一本书，说那书里都是些从死里活过来的人讲叙自己的经历。她说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的体验，那就是在死的时候，都通过了一个很长很黑的通道，然后进入到完美的时空。所以安娜说：“凡是从死里活过来的人，再次死去的时候，就不再有害怕的感觉了。”

“你，好一个冷血动物！你是说我们应该见死不救，看着阿妮塔要吊颈，还去给她递绳子，对吗！真TaMa的残酷。”我气愤地。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死并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我再重复一遍：死亡只是再生的一个环节。要说残酷，逼人按自己不愿意的生活方式活着，那才叫真正的残酷。所以我认为，无期徒刑事实上比死刑更残酷。”安娜辩解说。

安娜的这句话倒是给了我极大的启示。按照安娜的意思，如果我逼阿妮塔回到她过去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她不喜欢的生活方式，那才是真正的残酷。为了解脱我“残酷”的精神包袱，我把我为什么想解雇阿妮塔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安娜听。

得知我要解雇阿妮塔的理由，是怕她过去的名声败坏我的生意，安娜显得非常严肃，说：“你的做法，是极其不仁道的。打个比方：笼子里有只鸟，本来并不知道外面的自由，所以也没有觉得在笼子里有什么不好，而你，把那只鸟带到外面自由了一圈，又要把它关进笼子。这种做法，比拿着根香肠在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眼前摇晃还要残酷卑劣。”

说完，安娜立刻给她妹妹打了电话。两个人叽里呱啦讲了一大通后，安娜叫我听电话。电话里，安娜妹妹向我要了阿妮塔的电话号码，说她会通知阿妮塔明天继续去我的琴店上班。安娜妹妹还说：“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把阿妮塔解雇掉，那就等于从渔民的网里救出来一条小海鱼，却把它丢入淡水里。那鱼在被你搭救的瞬间却走向另一种死亡。结果还是死亡，而且死得更痛苦。你说你那算是搭救生命还是对生命更残酷的屠杀？”

“你和你姐姐都是拿国家工资的，当然有本钱装高尚，可我要靠我的琴店吃饭。让我救鱼，不对，让我救人而丢掉我的生意，我可没那个本钱高尚。你不会不知道媒介的厉害。上次阿妮塔的照片暴光，已经给我惹了大麻烦、、、、、、”我说得很事实也很实在。  

“媒介的事交给我和姐姐，你什么也不用担心。阿妮塔去你琴店工作的事情，是政府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你为挪威的社会做了一件好事，应该感到骄傲才对。”安娜妹妹说的很自信。

果然，安娜和妹妹一起接受了报社的采访，结局果然化险为夷。我帮助阿妮塔改变人生的优秀事迹立刻上了报纸，得到了人们的尊敬。顾客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纷纷来我的琴店，有好奇的，看热闹的，也许还有不可告人的。反正结果是，生意越来越好，甚至还有人点名要买阿妮塔做的琴。一个轻少年教养组织还特意定了6把阿妮塔琴，以作为人可以得到新生的例证。

而阿妮塔，反而越来越避开顾客，甚至找种种理由晚上来上班。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习惯。阿妮塔往往在我下班离开琴店后才去上班，而晚上工作到几点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做琴的进度越来越快，有时候，一把白身琴一个多星期就做成了。等我第二天去琴店上班，她已经不在了。琴店总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不懂的问题，她会简单写几个字。所以，我很难跟她见面。就是去找马利特发泄，她也总是不在，好像是在有意避开我和所有的人。

对了，顺便提一句，那一阵马利特越来越勤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价越来越便宜。有时好像是故意白给我一样。理由是“你做得我很舒服”等等。只是每次完成，她都仍要将我用过的套套和套套里面的内容小心地放进一个干净的小塑料袋里。而且，做完就催我走，禁止我耗费第二个套套。总是说：“留点明天用吧。”

我和安娜的生活，没什么特殊的变化，还是每天晚饭桌上开开学术讨论会，其他时间搞单干，谁也不问对方的事，包括晚上睡觉，也都是各盖各的被子，可谓同床异梦。

1989  年四月的一天，我在家里做晚饭，接到安娜的电话：“快打开电视，北京出事了。”

我立刻打开电视，看见天安门广场好多人，在喊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看了几分钟，我闻到厨房一股焦味，才想起自己忘了火炉上的菜。气得我把电视一关，骂到：“现在改革开放搞经济，瞎吵什么，害得我菜都烧焦了。”

接着，安娜又来电话，说她不回来吃饭了，要和系里的几个中国留学生谈谈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我一听，火冒三丈，冲着安娜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早就讲好了吃完饭一起去看爱尔兰电影的。你怎么给忘了。”

“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亏你还惦记着看电影。你真不像个中国人。”安娜说完，“啪”地挂上了。

我当时当然没能预料，那就是导致历史记载的6.4运动。

连日，挪威的电视节目，一打开就是北京天安门。那时，我虽然一边开店挣钱，一边也在大学听一些课。班上的同学，好像突然对我友好起来，见到我即使不问候，也要投来鼓励支持的目光。那让我好难过好难过。我只能抓住一切机会，反反复复说明我不愿意做中国人，不关心中国的事。尽管如此，还是改变不了大家对我的热情。

大学从教师到学生，一致支持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但有一回，我在咖啡厅碰到东亚系的哈教授，凑巧坐在一起，便随便聊了起来。谈话中，我听出他对学生运动的一些担忧。他怀疑学生运动结局的实际效益，并担心运动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稳定，以及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听了哈教授的话，我更觉得没有必要去跟着凑热闹了。

尽管我出国后数年来，一直有意避开一切与“中国”沾边的人和事，但是，6.4运动的惊天动地却把我的中国心唤醒，只是我顽固的理性不愿意面对和承认那个事实罢了。因此，只要安娜不在家，我就偷偷看电视，看来自北京的报道。也不时与那几个我仅认识的，平时不怎么愿意打交道的中国留学生打电话，打听打听小道消息。我甚至向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写了一封抗议信传真了过去。我知道，那意味着我与大使馆多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不复存在，也做好了来年国庆节收不到大使馆文官邀请去参加宴会和看绍兴戏的请贴。但是，这一切，都是瞒着安娜在进行。因为在老婆面前，我仍要装着对北京的事毫无兴趣的样子。要知道，中国人看得比命还大的面子，我老九也有半张。

随着6.4运动的不断升级，大学班上的同学，也越来越对运动的具体内容感兴趣。在清一色的绝对支持学生运动的大学里，我和哈教授就成了两个少数民族。我们认为：6.4运动，作为一个社会改良（非革命）的请愿活动，缺乏鲜明而具体的目的，过于盲目和情绪，其规模已超越和平理智解决问题的范围。实际结局可能对中国的稳定发展不利。（事实上，其结果是把中共的民主改革派胡、赵给逼下了台，给中国的民主改革进程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政府与人民那种（党啊，母亲）般奇特的关系，以及巧妙而有效地表达我的政见，6.4爆发以后，我编了一个家庭小闹剧。

下面是剧本：

        闹剧中的父亲叫“离谱”，母亲叫“照此样”，儿子叫“无我开心”，女儿叫“财灵”。

        话说这家人40年来不吃别的，就吃中国的窝头。有一天，儿女们提议要换个口味尝尝美国的麦当劳。父亲老子却视之为无理要求不予理睬。儿女就吵，老子一赌气，关在自己房里干着自己的事，再也不出来。

        儿女们摆出驾驶要找老子耍赖，而老子却不领那一套，就是闭门不见。儿女们也一赌气，拿出“不吃窝头”的苦肉招。

        一天不吃窝头，两天不吃窝头。老子还是没有动静。

        于是母亲“照此样”不行，便劝老子说，“孩子们年幼无知，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就见他们一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可父亲“离谱”一听，反而火上加油：“老子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连声谢谢都没有。都到了这把年纪，还要去迁就这帮不肖的畜生，没门！”  

        母亲“照此样”  不行，又转向儿女们说“父亲老糊涂了，别跟他争高争低。你们窝头不吃，家里又没有麦当劳，要不吃碗香港方便面就算了，啊。”

        没想到这兄妹“无我开心”和“财灵”，也同他们的父亲一样倔，就是不吃东西。不但自己不吃东西，还动员了左右邻居都不吃东西。一群人堆在堂屋里闹坐。又引来一大群凑热闹的闲人，把大门堵得水气不通，弄得连平时最爱管别人家闲事的老克酋长大老远来串门，见势不妙，都只好将就了后院的狗洞。

        一向“家丑不可外扬”的老子给惹怒了，决定要大义灭亲。便叫了一大帮他当年一起打鬼子的朋友，拿起当年的三八枪，冲进堂屋就是一通乱打，差点打得家破人亡。邻居们见老头子来真格的，也就纷纷逃命，走为上计了。

        这时，母亲“照此样”想去撮合，还刚开口，就因“立场不鲜明”被老子“离谱”给修了、、、、、、

今天重新读一遍我这个剧本，心里仍像打翻个五味瓶，甜酸苦辣麻，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好，让我把故事倒回去，回到6.4爆发之前，89年5月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一阵子轰轰烈烈，弄得我开店挣钱都没了心思。一天，我去店里，奇怪地发现阿妮塔的工作台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的私人用品也都不见了。工作台上只有一把她还没有完成的小提琴。小提琴旁边有一张小纸条。我迅速打开纸条，上面简单地写了几个字：“我是一个麻烦，生来就是一个麻烦，走到哪里都是一个麻烦。我已经给你添了许多麻烦，所以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别了，丹尼。”

我急得立刻打电话给安娜。安娜听了我的话以后，没发表任何高见，却说了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她说：“我考虑去医院动手续一起生孩子。因为，有了孩子你才会安心和我在一起。我不得不跟你在一起，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旨意。神说你需要我在你的身边，要我为你指引道路，引导你成为一名好的中文作家、、、、、、”

“什么乱七八糟，我已经快十年不用中文了，而且我从来就不喜欢中文，更谈不上当什么作家了。什么天方夜谈，真能瞎咒！”

晚上，安娜下班回家后，才跟我讲起阿妮塔的事情。据安娜说，昨天阿妮塔找到安娜，说她知道安娜按神的旨意不能去医院动手续生孩子的苦衷。为了表达她对我们的感谢，如果我们用得着她，她愿意借肚子为我们生孩子。也就是说，用安娜的卵子和我的精子，放进她的肚子里为我们代理生产。孩子出生后如果安娜愿意抚养就归安娜，如果安娜太忙她愿意代替抚养。

安娜回问阿妮塔的第一句话是：“你和我丈夫发生过性关系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那是铁的事实。

安娜作为女人，感到了来自同性的挑战。安娜的修养和智商，都不允许她跟人打骂。所以安娜很客气地感谢了阿妮塔，并为她的行为表示了感动。不过，她对阿妮塔说：“我最近发现我很爱我的丈夫，爱他胜过一切，爱他也可以牺牲一切。因此，我已经决定去医院动手术，为他生孩子了。”

“原来是你解雇了她。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我的琴店现在很需要她干活呀！”我责怪地说。

“我凭什么解雇她，我又不是你琴店的老板。不过，我觉得她选择辞职是明智的。我又不是穆斯林妇女，怎么可以容忍她跟你的关系这样发展下去？”安娜坚定地说。

“她跟我什么关系？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啊！”我辩解到。

“你是傻瓜还是嘲弄我的智慧，难道你不知道阿妮塔在爱着你，还不是一般的爱，而是忘我献身般的爱。借肚子为你生孩子，只有伟大的爱才能使女人做出这样的牺牲。”说着，安娜摔破了醋坛子，发起脾气来：“还有你，如果对那女人什么感情都没有的话，怎么连我们生孩子的私事都跟人家讲。讲好了不跟其他女人发生感情纠葛的。还是那个谁谁谁说得对：永远不要相信中国人。”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把我和中国人扯在一起、、、、、、”

接着便又是一场家庭争斗。其程度刷新以前所有的记录。我一气之下，决定去找那个祸根出气。

“你准备去哪里？”安娜挡住我的去路。

“我去哪里你管不着。”我拐了个弯朝门口走去。

“我警告你：你要是去找那个女人，后果自负。”安娜气愤地甩过来一只拖鞋。

门关上了，是我从外面把门关上的，所以只听到“咚”拖鞋落到门上的声音。

我一车开到了阿妮塔的公寓。在门口，正好碰到马利特带着一名顾客。马利特打开门。喊到：“阿妮塔，有人找你。还有你一封信，是从医院来的。”

阿妮塔从房里出来，从马利特手里接过信，对我说：“你在车里等着，我换身衣服就下来。”

而马利特却说，“不影响，我们各干各的事，互不干涉。”

我听了又是一阵冲动，正要进屋，却被阿妮塔推了出去：“我说了我就来，你在车里等着。”

我在车里等了10分钟，估计要来了，打开车的发动机。人没来，熄火，又等了10来分钟，又打开车的发动机。人又没来，又熄火，再等了10来分钟。再不来我就要上去揪人了。这时，阿妮塔穿着那套头一次和我一起去音乐会的衣服，还化了个淡淡的妆，向我走来。那让我重新感到，阿妮塔的确很动人很漂亮。

“对不起，我冲了个澡，耽误了点时间。”  阿妮塔解释到。

“你当我请你听音乐会看电影？有什么必要搞得这么过分。”我没有好气地说。

但看着她那身去参加晚会般的气氛，我没好立刻发作。不用她指引，我们又来到头一次见面的小山坡，能看到海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破坏我的家庭。”我被憋在喉管里的气，终于喷发了出来。我觉得还不过瘾，又接着说：“认识你是我一身中最大的错误，今天见面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以后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  我觉得还不过瘾，又补骂了一句：“你，卑贱的妓女。”  觉得还不过瘾，我干脆去扒她的衣服，做出要糟贱她的架势，却被她一把推开。

“Don’t  you  ever  call  me  a  whore!  ”  （永远不要叫我妓女）阿妮塔对着我的耳朵喊到，那声音之大弄得我产生了耳鸣。在我与她接触的那几年里，我还不记得她什么时候那样大声对我说过话。

生气的是我，怎么轮到她对我大喊大叫。我破口而出：“你是个妓女，就是个妓女，只要卖一次，妓女的名声就要一辈子背着。”人一吵架，往往就失去理智，连马利特的话我都用来作为攻击的武器。

“You  could  be  killed  by  saying  that!”（就凭你说这个，我可以杀了你。）阿妮塔又向我的耳朵凑过来，怕得我赶紧躲避，却被她紧紧抓住。我连忙闭上眼睛捂上耳朵。不料这一回，她没有喊叫，反而是用很小的声音，但那声音的力度一点也不比那喊叫弱。阿妮塔放开我，接着说：“别人可以骂我是妓女，因为别人不知道我的改变，但你不行，因为你知道，知道我已经不是妓女了，我不卖了，所以就不是妓女了。”

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样咬牙切齿地说过话。事实上，我甚至记不起任何人那样咬牙切齿地说过话。我处在一种惊骇之中。见阿妮塔一身颤抖，气愤得要冲走的样子，我才意识到我刚才的话的确有点过于冒失。说也是，究竟认识了两三年，要散也该好说好散。于是，我连忙说：“我气糊涂了，失去了理智。我抱歉，为我刚才的话向你道歉。”

“你不用向我道歉，其实是我自己的错。明明是个卑贱的、、、垃圾，却偏偏想有朝一日被人当作普通人，被称为小提琴制作师，受到人们的尊重。”

九哥向来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她那样自贱地一说，反倒使我的恻隐之心隐隐发痛。我便借了她的希望作为缓和情绪的武器，说：“我刚才都是些气头话。是和安娜吵架气糊涂了。事实上，你已经是个普通人了。等你的提琴再多卖出去一些，你也会被人称为小提琴制作师，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的。”  

“尊重不尊重，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阿妮塔的这句话，像是讲给自己听的一样。

沉默，一阵久久的沉默后，阿妮塔解开了上衣的两颗扣子！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

“把我当成普通人，跟我做爱一次吧。”她把“做爱”那两个字的声音，说得小得几乎听不见。接着又说：“再说，你刚才不是想要吗。再不给你，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你搞什么阴谋诡计，是不是又想生孩子！”我的气又回来了。

“我不能生孩子。”她说。

“你怎么知道你不能生孩子？”我问。

“因为，我试了一年多了，也没能怀孕。”她说。

“怎么，你在恋爱？”我惊讶起来。

“我不知道恋爱是什么？就像我不知道做爱是什么一样。”她说。

“我是说你有男人了？”我问。

她摇摇头，说：“不要嘲笑我了，那与你善良的心地很不匹配。老实说，男人我想有，但是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了。”她的口气很失意。

我越来越糊涂了，说：“你当你是圣母玛利亚，不交自孕。”

“我不是圣母玛利亚，但也不是傻瓜。我当然知道女人要怎样才能怀孕。你忘了你跟我讲过的，你太太安娜为了怀孕，是怎么利用针管的了吗？”  阿妮塔说。

“什么什么？”我越听越糊涂了。

“这一直是我的秘密，不过今天告诉你也可以，要不也没有机会了。你当你每次留在马利特那里的，她真的是泡咖啡喝了！”  阿妮塔说完，似乎又有点后悔和害臊。

“原来你、、、、、、”  我意识到我被马利特逗出来的子孙，都被她用安娜的技巧利用到她的里面去了。我觉得顿时血压升高心跳过速。

阿妮塔似乎没有注意到我表情的急剧变化，继续说到：“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来月经了，本来以为怀孕了，前天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虽然照片上好像有一点，但小便检查还是没有。我是对自己怀孕绝望了，才去找你太太的。没想到这也给你惹麻烦了。”

听到这里，我终于又一次爆发了出来：“谁会真的要跟你、、、你这样下贱的、、、、、、生孩子（‘妓女’两个字我吞了进去），我跟你讲讲笑而已。”一直憋在心里的话，终于吐了出来。“好险啊好险！要真的怀上了怎么办？不堪设想！”我还感叹地补了一句。

阿妮塔听了这话，突然哭了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无论我怎么表示厌烦，还是止不住。

“是死了爹还是死了娘？有必要哭得这样认真吗？”我没好气地劝说到。

不知道我这句话有什么错，像一瓢油泼在了火上，阿妮塔“哇”地豪哭起来，真的像死了人一样，满脸满手的眼泪鼻涕。那哭声可以打动整个世界，当然也深深地感染了我的情绪。过去的一些伤心事，支离破碎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哭，也是人类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偶尔也是需要的。劝她不要哭，劝了几次不灵，我不由得也跟着大哭起来。   

虽然哭的内容各异，但哭的形式一致。我们竟然抱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哭了个够。等哭够了，我走出汽车，从后排椅子上把她做的第一把小提琴拿了出来，面对大海，演奏了一首。

音乐、大海、夕阳。展开你想像的翅膀，飞吧！

“什么时候你能当着许多人用我的琴拉首曲子吗？”  阿妮塔问。

“好。”我应付到。

“不是‘好’，是‘我许诺’。”  阿妮塔纠正说。

“好，我许诺。等有机会。”我纠正到。

阿妮塔听后，满意地微微一笑，接着说：“直到今天，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只是一场误会。不过，我一点也不为这个误会而后悔，相反，我觉得是一场值得感谢的误会，是一场改变了我人生的误会。能幸福地生活一天，比痛苦地存在几十年要好些。所以我已经很满足了。如果最后能跟你做一次爱，就圆满了。”说完，她脱起自己的衣服来！

“你，又来了。”我说。

“跟我做一次爱，让我当一回女人吧。要不，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她几乎是央求地说。

处在异常情绪中的男女，性爱往往是最便当的麻药。我当时的理智，再也抵挡不了情绪的泛滥。我让她抓住我的手摸了摸她的奶子，不像我记忆中那样松软，而富有弹性了许多。她比过去胖了不少，皮肤也变得细嫩。但当她把裤子脱到露出下毛的时候，忽然又停了下来。

“我有点紧张。你知道，自从戒毒以后，我一次都没有过、、、、、、”

那句话给了我极大的性刺激。我把手伸进她的内裤里，让中指进去探了探路。阿妮塔“啊”  地一声全身瘫软，只有一只手下意识地抚摸着我被裤裆包管着的器具。等我器具发展壮大到了裤裆不可容纳的境界，我解除了裤子的职责，也扫除了阿妮塔的障碍。她条件反射般把两腿分开，那粉红色的两扇小门就历历在目。我把自己在汽车前座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尽量调整到舒服的位置，将龟头在她的入口处粘满润滑液。等阿妮塔紧闭双眼准备迎接入侵的瞬间，我的龟头迅速倒旗撤退缩了回去。因为，就在那千钧一发的大好时刻，一辆大货车平行停靠在我的车旁。那开车的居高临下想观看免费真人锈。

阿妮塔叫我不要理会，把我紧紧抱住，一动不动。那开车的见没有动静，等得不耐烦，终于离开后，阿妮塔才开始慢慢地勾引我的龟龟再次入洞。可我，越着急局部越是不争气，怎么也达不到能够挺进的强度。阿妮塔干脆放弃对局部的努力，而抱着我亲吻起来，从我的额头、耳朵、嘴唇、脖子、胸口、（我头一回知道男人的奶头也会有反应），一直到下部。她避开了龟龟，用舌头舔我的大腿内侧，延伸至膝盖。直到她脱了我的袜子，我才后悔出门时偷懒没有换双新袜子。一方面当心自己的脚臭，另一方面我的龟龟又立起了战旗，欲冲锋陷阵了。

阿妮塔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再次把两腿分开。这一回为了保证顺利通过，阿妮塔紧紧抓住我的，像紧握着一把匕首，对准她的小门，自己把屁股一抬高，我一头就扎进去一半。当我正觉得应该尽我那另一半责任的时候，那辆背时的大货车又停在了我们的旁边。

“别管他！”  阿妮塔喊到，抱着我的屁股往下一按。说时迟那时快，我敏感精灵的龟龟又逃得比什么都快。

阿妮塔气得光着屁股跑出车对着那货车大骂。那开车的不但不怕，反而看着阿妮塔的光屁股傻笑。阿妮塔捡起一块石头朝那货车砸去。那开车的这才有了反应。没等阿妮塔第二块更大的石头砸过去，那货车已经滚了。

等阿妮塔回到我的车里，我们的情绪都被惊醒，怎么说好戏也不可能再继续。

于是，我把阿妮塔送回到她的公寓。阿妮塔拉着我的手，执意我跟她上楼去。看我有点犹豫，阿妮塔说：“这是我们的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向你保证，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

想到不用对后果负责，我安心了许多，便跟着她上了楼。刚打开门，就听到马利特与她顾客杀猪般的喊叫。阿妮塔仍执意拉我进去，却被我挣脱。因为当时的九哥，还没有修到玩多P游戏的级别。我迅速跑回我的车里。阿妮塔紧紧尾随。一坐进车里，阿妮塔便紧紧抱住我的头，先是把自己的舌头钻入我的嘴里，然后是把我的舌头吸入自己的嘴里。那动作我平时是一般不太喜欢的，因为除了容易传染疾病，也影响正常呼吸。但那天，阿妮塔偏偏跟我的舌头过不去，一直弄到我觉得窒息。我正极力推开她，阿妮塔却突然爆发出野兽般的喊叫。随着那叫喊的韵律，我那被她的腿紧紧压住的部位，也一泄千里、、、、、、

我们相互保重，道完一次别又道一次别。最后，我才想起车里阿妮塔亲手做的第一把提琴。我说：“你的琴，不是要留作纪念吗？”

阿妮塔像早就想好了似的，说：“你不是答应我当着许多人拉一曲的吗？等那以后再说吧。”  

“你还有一些琴在我的琴行里，卖掉以后怎么分钱给你？”我问。

“给我妈妈吧。对了，能不能先预支我1000克郎。”  阿妮塔问。

我毫没犹豫给了她1000克郎，想着反正以后可以从她卖掉的琴里面扣除。

“你以后找不到我了，我要搬家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说完，她站到离我的车远远的地方，向我招手告别。

我也就从心里说了句：别了，阿妮塔！还有与你有关的罗曼蒂克。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但安娜还没有睡。

“你去哪里了？”安娜咄咄逼人地问。

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的当务之急是赶快去浴室。我那粘粘的内裤一定使我的那几个步子走得特别难看。等我冲好淋浴，系着浴巾跑到卧室换好内裤回到客厅，安娜再问了我一遍：“你还没有回答我你去哪里了？”

“我去哪里了是我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你教我的。”我毫不示弱地。

“今天不同，今天是我们的关系处在危机的时刻，你必须告诉我你刚才去哪里了？”安娜戴着塑料手套的手，把我那粘粘的内裤高高举起。

“放心，没到你以为的那样严重。”除了这样说，我还能怎么解释？难道具体描述“只进去了一半”吗？我接着安慰安娜：“好了，我们说好了永远不再见面了。这回你又赢了，这总可以了吧！”

“你刚刚给了我足以分手的理由。”安娜说着，把我的内裤甩了过来。我下意识接住，把我的手弄得粘糊糊的。了解我的读者都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我最讨厌的就是把手弄得粘糊糊。

“什么？分手！”我一惊，连粘糊糊的手都一时忘了顾及。没有安娜管我，我怎么在挪威生活下去？当然，和安娜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但最重要的是，我还差一点点就可以拿到挪威护照了！

“你自己考虑吧。我已经遵循神的旨意，伴随你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离开你，我只能天天祷告祈求神的理解和原谅，告诉神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以后，你选择什么道路，我都会尊重的。我这样说你应该很明白了，我是想告诉你，我对你作为妻子的感情快要耗尽。”说着，她开始整理她的一些东西。

“你，要干什么？我说了我保证不和她见面了。你要不信，我把她叫来一起再向你保证一次。”我的口气与其说是吵架还不如说是哀求。

“刚说过保证不见面，又要去叫她。你、、、、、、我先去妹妹家住几天，让你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门关上了，这一回从外面把门关上的是安娜。我立刻跑到厨房，打开窗子喊了声“安娜！”可她头也没有回，慢慢从我的视线里远去，消失。顷刻，世界变得一片昏暗。

我这才顾及手上的粘糊糊，跑到浴室把手洗干净，再回到客厅，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房子里，越发觉得冷冻。尤其是我那就要到手的挪威护照，怎么办？想起来就令人发抖抽筋！

源济

二十三，山穷水尽

安娜一出走，我那个家就更不成其为“家”，而只能叫它“屋子”了。想想平时，好像也没有多少时间是真正在一起的，就是睡觉，也是她讲她的梦话我流我的口水“互不干涉内政”，但是一离开，就从屋里到心里都空荡荡的。那感觉就好像电视机，放在那也没怎么看，一关上就会觉得很少样东西。每到晚上，我就想着要给安娜打电话，但还是我们中国爷们那点死面子拉不下。说也是，我好歹几十公斤，怎么可以向挪威鬼子低头！

看看日历，是六月四号，算算安娜出走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不是说给一段时间让我冷静想想吗？都一个星期了，再“冷”下去我就会“静”成冰块了，她再不打电话，我可就不客气要打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我兴奋地连忙拿起电话，但马上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暴露出太激动。说：“你到底还是要打电话回来呀！”

“你说什么？这不是陈安娜女士的家吗？”对方是个男人。

“对不起，我还以为是我太太的电话。对对对，这里是陈安娜的家，我是她丈夫。你是谁？找她有什么事？”我客套的语气里含着一股冷漠。

“还是请你太太接电话吧，我有点急事想和她商量。”我听出那男人说话的口音，好像是中国人，便有点担心起来。（该不是乘人之危吧！）

“我老婆不在，以后再打来吧。”没等对方说话，我把电话挂上了。

不到5秒钟，电话铃又响了。还是那个男人：“请问您太太什么时候回来？”

“你问我，我问谁？”我“啪”地把电话挂上了。如果碰到你，你的老婆出走了几天，有人打电话来问“你老婆什么时候回家”，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不到5秒钟，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电话大声喊到：“我老婆死了，你不要来烦我好不好。”我过瘾地正准备把电话摔掉，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在我死之前，能不能帮我办点事？”

“安娜！”我心中一喜：“你什么时候回、、、”我突然想到绝不向挪威鬼子投降的决定，立刻改口到：“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无所谓。”

“那我现在就回来，你看怎么样？”安娜说。

我心中又一喜，却又装得满不在乎地：“你回来不回来需要我批准吗？我又没有换锁，要不是你掉了钥匙？”

“那你在家里等着，我马上就回来。”安娜说话的口气很急。

“我在不在家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心想女人就是女人，也得意自己的那点剩余魅力，但嘴巴上还是要装硬。

“你不要出去，算我求你，我马上就回来。”安娜的口气变得央求。

“那要看我的情绪了。”我更加得意了。

“去地狱吧，我不找你了。”安娜的口气转为愤怒。

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不能再玩真的了，立刻：“好好好，我等着你，反正今天我有点肚子痛，也没打算出去。”

三十分钟后，安娜回来了。我急忙要去帮她拿那个装行李的小箱子，却很奇怪没有在她的身后。看见老婆，我再也抵挡不住心中的激动，连排练了一番的冷漠戏都成了无效劳动。我展开双臂拥抱她，而安娜只是礼貌地抱了抱我，一只手在我的背上拍了拍，说：“你肚子还痛吗？”  

“什么？哦，那个，好多了。”我敷衍到。说着我准备去亲她，却被安娜挡住。

“我有急事跟你商量。”安娜说。

“什么事，比给你男人一个见面Kiss还要急？”说着我又要去亲她。

“你没看电视吗？北京开枪了。”安娜急匆匆地进了客厅打开电视机。

我的眼前，立刻出现各位永远不会忘记的画面。我顿时惊骇了，简直不能相信，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的场面居然在我祖国的心脏加倍重现、、、、、

原来安娜要跟我商量的是，大学的波教授得知她所认识的大陆知识分子中，有几位受6.4运动牵连的，很可能被逮捕，其中包括刘晓波和白岛。由于种种原因波教授觉得不便使用留学生，所以希望我配合与那些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可能的话把他们暂时弄到挪威来。

要是在以前，这种麻烦我肯定不愿意惹，尤其加上我对6.4运动本来就有我自己的看法，但是，那一天，我欣然答应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立功赎罪赢回老婆的最好机会。

安娜临走时，我抓住她：“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想要我回来吗？你都想好了吗？”

安娜那么一来，我又要当大丈夫了：“随你吧，你一辈子不回来也只能随你，只要你不停止付银行买房子的贷款就行。”我想好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与那我用血汗换来的房子共生存。

虽然嘴硬，那几个大陆知识分子的事情，我却是卖力在做义务劳动，当然还包括一些小小的费用，比如电话传真什么的。那些事物，也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借口天天给安娜打电话。

经过一番“地下工作”，只把诗人白岛“营救”了出来，因为刘晓波拒绝逃命。

        记得与白岛初次见面，我因背不出几首唐诗，很有些不好意思。本以为诗人都是出口成章，想不到见面白岛只问了我好像是“这儿米怎么买，地铁有没有折扣票”之类，毫无诗意的事情。当时我还以为大诗人和九某这等小市民“话不投机半句多”，后来在“奥斯陆海外中国作家会议”上，当着众作家同行睽睽之下也说出了“我从早坐到晚，都两个多星期了，就是没有诗出来”，这很不诗意的话，才确认了以为白涛小看老九纯属小人之心。

既然提到了“奥斯陆海外中国作家会议”，就顺便把会议的情况描述一笔。在此之前需要声明的是，本九哥只属旁听，算是波教授给我为她做义务劳动的奖赏。因为当时，本九哥还没开始写字。

        会议在奥斯陆举行。参加座谈会的应该都是些不得了的大陆作家诗人。其他的就是原来就寄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作家。之所以要加上中国“人”作家，是因为他们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并不一定用中文写作；或写的作并不一定就是为了给中国人看。

        在寄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作家中，有一位保养得很好的青、中年女士，叫“小”什么来着。据说她左手操中文右手操英文、是文坛的双枪小太婆。“我的作品，只适合一部分读者，而这一部分读者很可能又不是大陆的。这没有办法，我写不出雅俗共赏，皆大欢喜的作品来。”也许如此，至今老九还没能欣赏她作品的荣幸。

另一位寄住在美国的中年男作家姓李。他用了很多口水来谈论“保护中国文字的纯洁性和特点美”。他好像很担心有一天中文变得不再是中文了。中文从古代汉语歪曲成现代汉语，失去了之乎也者的韵律，已经是一个极为令人心疼的遗憾。解放后的汉字简化，把本来很优美的汉字变成些丑八怪，更是罪大恶极。到80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在我们纯洁的汉语中又混进些什么“的士”、“酷”之类的杂种，就好像中餐桌上夹放了半块汉堡包或两块残剩不全的肯得鸡一样不堪忍受。老九对中文从来就不够自信，加上当时准外国人的身份，如果有听歪了的地方也不奇怪。

休息时，我在走廊里碰到李作家。他的脚包着一双纯洁的中国手工布鞋。正当我想试着问他，“会议完了是准备坐汽车、还是坐轿子回饭店”，他掏出包“三五”来。

“我从不教唆他人吸毒，并不是小气。”

        我立即谢谢了他的关心，并声明了老九烟酒不沾的乏味。

        “你刚才想问什么来着？”李作家问。

        “没、、、你已经回答了，没什么了。”

        寄住在美国的还有一位比较年轻的杨作家。在座谈会上，扬作家鞋一脱盘腿坐在椅子上。那架势很难不让人联想起中国历史黑白电影里的北方农民、那种盘腿坐在炕上的体态。小时侯听说过只有北方人（过去的北方人）才有每个月都要洗一次澡的文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一些北方红卫兵串联到南方，我也曾看到过他们几十个人光着身子睡在一起，自己抓、或相互抓虱子。（亲爱的读者请千万不要想象力丰富到孙悟空的弟兄们）有一天出大太阳，有几个北方大哥哥用干毛巾在背上搓啊搓，搓出一群群蚂蚁来。有一个哥哥还告诉我，“在北方，这叫洗旱浴。很舒服的！”并很亲切地邀请小九也来试一试。

        扬作家虽人年轻又住在美国，却好像丝毫没有忘本，还是满口国粹，开口一个“你他妈”闭口一个“我他妈”地要搞“海外文学救国”。老九向来有为伟人居小节的毛病，每听到一个“他妈”，就要耸着鼻子闻闻，担心万一他没换袜子而污染座谈会的空气。

        座谈会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被美国的中国人作家承包了。中国大陆的作家们，似乎有点“乡巴佬进了城”的拘束。比如、孔捷生是老九颇熟悉的作家，文化革命后，写了不少很有嚼头的工人作品，所以很想听听他的见解，但他一直不肯出声，甚至对其他人的高见，也好像是睁着眼在打瞌睡。直到杨作家唱完了那些“文学救国”的高调后，才无可奈何地说了“总不能写一大堆书给自己看”这听起来很不豪言壮语的话。这话又让九哥想起那句“自己拉琴给自己听，是不是有点自己跟自己做爱的意思”。那是位叫David的英国朋友、听说鄙人做ＣＤ是“给自己听听”的时候，这样评论的。

        其实我有点同意这样的说法“自己跟自己做爱，只要不劳累过度影响健康，也不能算是个太严重的错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既不用麻烦别人又不会有碍观瞻，还能抓住最佳火候找到最佳感觉，并且随时随地、、、何乐不为！只是“自我做爱”救不救得了国，老九就还没来得及学习，恐怕要花很大的气力吧？

        孔捷生讲完后，另一位大陆作家也哥唱弟随地：“作家的生命就在于写作，写作的动力和灵感又来自于读者，我们的读者又都在中国。如果中国把我们的书永远禁下去，我们的生命又会在哪里？”这两位大陆作家的理论，无论从内容到语调都逊色于美国中国人作家们的豪言壮语。那两位大陆作家讲完了还都说要去上厕所，而且一去就好久没有出来。

会议后，安娜搬回了家。本以为一切都会一如既往，everything  would  be  the  same  just  like  the  old  days，但是，事与愿违，近两个星期的分离，使我们感到隔膜和陌生。那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让我从理性上感到了永远分离的威胁。然而，我不断劝告自己：这种感觉只是暂时的，过些日子会好起来的。夫妻的关系，犹如天气一样，也有春夏秋冬。再说，为了我就要到手的护照，也必须坚守这个老婆到期限。

安娜回家后不到一周，重新生活刚刚得到一点点的调整，我接到中国驻挪威大使馆文官的电话，（过去曾受她邀请参加过使馆国庆活动）说有点事情向我请教。那让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受宠。

“可这个时候我不方便去使馆见您。”我为难地。

“不要紧不要紧，使馆被示威的人围住了，反正也进不去。还是我到你家里来看看你吧，因为我现在正好在离你家很近的地方。”文官很客气地说。

她的话，立刻给我一种地下工作的感觉，那感觉中还参杂着当“特务”当“叛徒”的不安。

文官是乘另一位同胞的私车来我家里的。那同胞在车里等着。这一切使得气氛更加神秘。奇怪的是，文官一进屋就问我：“你太太呢？”

我说：“她不在，应该是在大学上班。”

不知道我的回答有什么错，文官脸上显出极大的失望。那表情告诉我，文官真正要找的不是我，而是我老婆。我心里一慌，连忙问：“我太太做坏事了吗？是不是违反了祖国的什么法律？”

“不是不是，”文官立刻否定到，接着用安慰我的口气说到：“我不过想来看看你太太，问个好，大家认识一下。”

那话怎么讲来着“黄鼠狼给什么拜年”？会有什么好事吗！我急于想知道文官的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见文官不打算进客厅的样子，我几乎是把她拽了进去。“请都请不来的，来了还能不喝杯茶吗！”讲完我才尴尬我家里根本就没有茶叶，那就改可乐算了。

坐下来，文官说：“你一定知道奥斯陆大学在组织一场巨大的反政府演出活动。据可靠消息，你太太是具体主管操作者之一。所以，我们想直接与你太太谈谈，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妥协的办法。”  

当文官确信我对“巨大的反政府演出活动”的事情一无所知后，明显失去了继续谈话的兴趣。只是临走给我留了几句话，意思好像是希望我继续与使馆保持友好关系，继续为祖国的繁荣和稳定作贡献，并且隐示我那样做会对我的将来有好处。

如果说与使馆保持友好关系，回国时能让使馆写封信在大陆遇到麻烦时吓唬吓唬人，还有点实惠的话，“为祖国的繁荣和稳定作贡献”对我就完全没有诱惑力，因为如果我有那个觉悟，早也就不会出国了。

但是，文官出了我家的门，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她说：“我想，你是一个男人，一个我们的中国男人。相信你一定有能力和魄力看管好你的老婆。”

女文官透过眼镜片那丝轻蔑的目光，给了我极大的刺激。那刺激立刻让我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大男人虽然在屋里可能给老婆跪下，而且有志气到“说了不起来就是不起来”的程度，在外面，却会有当着人的面打老婆的威风。

我看看我们乱七八糟的家，厨房堆积着数日待洗的锅碗，洗衣机塞满着未洗的衣服，简直就像这个家没有女主人一样。回想起这几年与安娜的家庭生活，从作饭打扫到上床，真是越想越觉得委屈。想着不抓住个机会教育教育那婆娘，以后会更不成体统。

我决定与安娜决一死战，战她个我死你活。于是，给安娜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当时，还不时兴手提电话）办公室说她不在，我便留了话，说家里有急事，传达她立刻打电话回来。

气鼓鼓等了两个多小时，安娜的电话终于来了。没等我开口，安娜就说：“你能不能准备一首小提琴曲子，参加我们的义演。”

我一听，更是火冒三丈：“已经超过下班时间三个小时了，我命令你立刻给我回来。”

“对了，你来电话有什么急事？”安娜问。

“你回来看看我们的家，哪像个家的样子，到处乱七八糟！懒得跟你罗嗦，赶快回来洗碗洗衣服”  我命令到。

“什么，你要我放下手里的工作回来洗碗洗衣服，哈哈哈，我还以为家里起火了呢，你真幽默！我没空跟你罗嗦了，我得马上去开会安排义演的事情。”

“你、、、”我还没说完，安娜已经挂上了。我气愤地对着空电话叫到：“TM的，反了，老子修了你！”  

我越想越懊愤，这样的老婆，有什么用？大家评评看，对于男人，老婆除了吃饭穿衣睡觉，还有什么用？这样一想，你一定能更深刻地理解我那句话“这样的老婆，有什么用？”

半小时后我出现在了大学某会议厅的门外。把门推开一条缝，看见我老婆和一些人在里面开会。见安娜故意不理睬我，我把门开大了一点，再开大了一点点，直到几乎所有的人都看着我。这使得安娜不得不向我走来，对着我瞪了瞪眼睛，意思应该是“有话回去说，别在这丢人显眼。”

门被安娜从里面关上，我一伸头，鼻子正好顶在门上。那气得我再次推门，却发现门被栓上了。当众不给我面子，这还了得。我气得像个孩子，“乓乓”地踢起门来。门打开，没等我开口，安娜推了我一把，自己也跟着出了会议厅。

“你，先跟老子回去。回去再跟你算帐。”见安娜走在我前面，我感觉到了胜利的希望。

安娜快速走到大门口，等了我几步，等我靠近，说：“你的祖国在动乱，你的同胞在死去，全世界都在关注，都在想办法制造舆论对你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你生为中国人，不但不积极参入，反而要阻止我、、、、、、”

没等安娜讲完，我大声反击到：“以为中国政府会顾及国际舆论，简直是对中国政府的奉承。你们外国人的支持，正好成为中国政府镇压学生合法性的依据。你们在外面瞎闹，不但帮不了那些被抓起来了的学生，反而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糕。你们是在帮倒忙！”

“好，你保留你的看法，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要干预别人的权利。”安娜说。

“你跟我谁是谁？我是你老公，你是我老婆，你我是别人吗？你赶快跟我回去，回去把厨房里的碗洗掉再说。”

安娜见话不投机，说：“请你自重，立刻离开这里。”说完转身要回到会议厅去。

我一把抓住安娜：“你跟我回去，这是你最后一个机会，否则我，我，我修了你。”

开会的人听到我们吵架，都跑出来看。在怎么劝我也不肯放手的情况下，安娜对谁说了句：“去打电话叫警察。”

我一听“叫警察”，心想“糟了”！不过，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可以当众输给老婆。再说，叫警察又怎么样？我抓着的又不是别人，是我老婆。中国人管老婆叫什么来着？贱内、糟糠、屋里那口子、、、、、、老婆下班不回家，难道是我的错。这么简单的道理，一定放之四海皆真理。

就那样，我们僵持着，旁边的人也静静地等着。一会儿，一辆警车真的来了。一看见警察，我抓住安娜的手也就自然地松了。一个男警察站在我身边，另一个女警察与安娜走开几步说了些什么。我仍气愤地对着安娜大喊：“不洗碗洗衣服，算什么老婆？等你回来，我再好好跟你算帐！”我知道，我那喊叫，消气已经不是主要，主要的是喊给众人听好给我留点面子，但更重要的是喊给警察听，让他们知道这不过是夫妻之争，是内政，没他们什么事。

等安娜带着众人走后，两位警察客客气气让我跟他们去警察局。

“不去不行吗，我家厨房里还有一大堆碗没洗啦。”

来到警察局，那女警察让我填了一张表格。我看着她，觉得那么金发碧眼的美女当警察实在挺浪费，说了句：“没有人告诉过你应该去当电影演员吗，你的鼻子长得挺、、、挺那个什么的。”

“谢谢！”那女警笑了笑。那笑容让我很放心，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麻烦。

填完表格，那女警把发生的事情问了一遍，然后让我在记录上签了字。在签字之前，我要求了她把“陈安娜”三个字通通改成“我老婆”。

果然，完了后，那女警说：“你可以回去了。”

“就没事了？”我觉得这也太容易了，便轻松地确认了一下。

“今天暂时没事了。过些天，法官判决后会通知你。”那女警说。

我一惊，问：“一般会是什么结果？”

“这个我不能回答你。不过按过去相似的例子，一般是你可以选择免费在牢里休息一周，或者交纳罚款4000克郎。”

“What？这么贵！My  God！！！！！！”

从女警那里我得知，在挪威，只要丈夫违反妻子的意愿接触妻子的身体，或者大人打孩子，都是可以叫警察的。怪不得在挪威偶尔听说有人犯“丈夫强奸妻子罪”的怪事。难怪有人说：“在挪威做男人，是件很吃亏的事。”听完那女警的话，我顿时觉得应该告诉她，说她并没有漂亮到电影演员的程度。

回到家里，我感到无比的失落。绝望中，我想起爱琳，还有那栋房子。那是些多么美好的时光啊！从来不吵架，冰箱里永远有吃的，吃完了从来不要洗碗筷。一到周末，我在外面修剪花园，爱琳打扫屋里、、、、、、和这个冰冷的公寓套间比起来，那个家是多么温馨啊！说起来，差不多有三年没有与爱琳联系了。她怎么样了呢？我们的房子怎么样了呢？如果我跟安娜不得不分手，那将是我唯一的去处。我知道，爱琳的双臂，如同那房子的门，是永远对我敞开着的。于是，我找出爱琳的电话号码，拿起了电话。

电话打过去，说那个号码是错误的。奇怪！我只好把电话打到爱琳的家里，接电话的是爱琳的弟弟斑松。

“我姐姐还没有回来呀。”  斑松说。

“你那里现在几点钟？你姐姐几点钟下班？”我问。

“什么？什么几点钟下班？你不知道我姐去柬埔寨了吗？”  斑松说。

“什么？柬埔寨？什么乱七八糟！”

斑松接着告诉我：我离开澳洲后，爱琳把我留给她的钱全部交了银行的房子贷款，把我从那房子的一小半主人变成了一半主人。然后，爱琳由教会派到柬埔寨，参加一个国际救援组织做了一年的义工。走时爱琳把钥匙交给弟弟斑松，要他看管好房子，等我回来交给我。一年后爱琳从柬埔寨回到澳洲，一直不见我任何音讯，就卖掉了房子，把所有的钱捐献给了在柬埔寨的世界儿童救援组织，去柬埔寨扎根行善去了。

斑松的陈述像千万根钢针戳着我的心，使我感到无比的痛楚，不知道是为了我那房子？还是为我对爱琳作的孽？应该是两者都有吧。对于我，顿时整个世界一片漆黑，“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事实对我失去了意义。

如果离开安娜，在挪威就呆不下去；想返回澳洲，已变得不再可能；而回中国，我宁愿去撞墙壁！

我，山穷水尽，接下去该怎么办？如果实在不行，是不是考虑再拿阿妮塔派点用场？

源济

二十四，大结局

安娜连着两天没有回家。这一回，我连去找她的胆量都没有了。

从电视报纸上，得知为支持6.4运动，奥斯陆举行了浩大的游行，各党派各民间组织各社会阶层都有人从始至终参加，除了挪威共产党以外，因为挪威共产党在途中宣布该党自杀解散。媒介还报道了挪威外交部长接见中国留学生的场面。安娜参入组织的大型义演活动也受到人们的关注。为演出，在市中心搭起了个很大的舞台，据说请了挪威一些有名的艺术家参加演出。从心里，我其实也想去看看，但与安娜的那股懊气，逼迫自己把自己置于那事之外。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我一个人在家里坐立不安，怎么也呆不下去，只好出去逛逛。出了门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想了想，决定还是去找找阿妮塔，（和安娜闹到这份田地，还有什么必要遵守诺言不再跟阿妮塔见面）一来为自己在挪威呆下去多找条退路，再也想看看阿妮塔最近怎么样了；如果可能的话，顺便再找马利特解决一次。大家知道，男人那玩意，积满了不放掉它就不会安分。

来到她们的公寓，我敲了敲门。门开来，是马利特。马利特一看是我，立刻把门关上了。那从里面关门的动作，比安娜还快。我猜想她一定正在里面忙，暂时不方便。贴着门听了听，没有动静，我只好在走廊里溜达溜达，想等等再去敲门。我边等，边幻想着里面的热闹，心里很是刺激。

这时，那个邻居老头，就是过去曾和我讲过话，常偷看马利特洗澡的老头，远远地朝我招手。我犹豫了一下，反正闲着，便走了过去。

“你要找的那个女孩子不在了。”等我走近，那老头隔着门缝神秘地告诉我。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在了？”我突然记起上次与阿妮塔见面，她讲过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地方。莫非她真的这么快就搬走了？

“早些天，来了辆救护车，还有警察，后来就再也没有看见过那女孩子。”那老头的口气显得很恐怖，似乎话里有话。

“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病了？”我的声音突然变得颤抖，虽猜到了个八开，但决不愿意朝那个方向去想。

“具体的我不知道，反正那女孩子不在了。”说完，那老头用同情的眼光看了看我，也从里面把门关上了。

我立刻往阿妮塔的门口跑，但突然觉得步子格外沉重。我敲打着门，喊到：“马利特，你开门，我都知道了，你快开门。”

门，又打开了。马利特堵住门，恶狠狠地对我说：“既然都知道了，还来干什么？”

我几乎是强行冲进了屋。经过一番纠缠，马利特给我讲了以下经过。

那天，阿妮塔与我最后分手后，她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给马利特写了一封长长的遗书。然后出去买了1000克郎的海洛因，那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双倍分量。无疑买海洛因的钱就是我那天预支给她的那1000克郎。我不解为什么阿妮塔要向我预支1000克郎买海洛因？因为她在我店里工作时，一直是有收入的。马利特告诉我，她所有的收入，除了自己生活所需，大部分都为买我的种子付给了马利特。怪不得一年来马利特常常“白白”地给我做。原来根本就没有马利特所说的“跟你做特别舒服”那么回事。

也就在第二天的早上，阿妮塔把自己的衣物全部塞进两个大黑垃圾塑料袋，在浴缸好好泡完澡，穿上那套曾和我去听音乐会的衣服，把自己裹进一个睡袋，和那两个垃圾塑料袋摆在一起，大概是便于清洁工搬运。就那样，一针双分量海洛因，永远地解脱了。

我全身颤抖着，不知道是冷还是热，手心直冒汗，上下牙齿一个劲地打架。

“遗书呢？”我问。

“遗书是写给我的，不能给你。能告诉你的是，遗书中头一件事就是叫我不要把她的事情告诉你。你是自己知道的就不能怪我了。”马利特说。

又经过一番折腾，马利特给那份遗书标了个10000克郎的价码。我虽然觉得应该买下，但10000克郎实在有点太贵，有点下不了决心。马利特估计把我挡住了，便自己从桌上拿起一些邮件广告一件件慢慢地消磨时间等着我离去。这时，从一本杂志里掉出一封信来。马利特捡起来一看，说：“是医院给阿妮塔的信，早就给她了，她怎么也没打开看。现在也太晚了。”说着，马利特要把信丢进垃圾桶，却被我接了过来。我想起这就是最后见阿妮塔那天，进门时马利特交给阿妮塔的那封信。大概是阿妮塔急着跟我出去，便把那信往杂志堆一放，回来就忘了打开看了。

我好奇地打开信，读了读，但很深奥的挪威语我读不大懂，便叫马利特讲给我听。马利特接过信一看，眼泪“哗”地流了出来。我一看不妙，追问到：“上面写了些什么？你说给我听听。”

马利特突然跳起来，对我野兽般狂吼到：“没见过比你更阴险狠毒的嫖客，用生孩子这种卑鄙残酷的手段去欺骗阿妮塔那样傻傻的女孩子！”

“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快告诉我！”我越是迫不及待。

当我得知信里的内容，顿时觉得天地开裂，整个地球变成了个大炸弹，把我的五腹六脏炸得粉粹。因为信上写到：

阿妮塔  卑格多维利女士，

有关您上次检查孕身，虽从照片上看有怀孕的迹象，但根据小便检查结果诊断为非孕。但是，我们发现您的小便检查与其她人的混淆了，所以上次的诊断无效。希望您尽早来本院复检。

如果我们的工作失误给您带来不便的话，我们深表歉意！

某某医院院长

都是我作的孽，虽不能说我杀死了阿妮塔，但我可能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那个古典西方哲学家Thales是怎么说来着：人和世界一样，都是水做的。直到那天，我才知道，人的眼镜竟是人体内海的出口，一但打开，就会那样无休无止地喷涌澎湃。

“好，遗书我买了。”我坚定地对马利特说。

“20000克郎。”马利特哭着加了一倍价。

那遗书我只读了一遍，以后就没有勇气再读。加上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把它忘却，所以不可能记全。为了留个纪念，我再痛苦自己一次，尽量从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里，收寻些比较完整的片段：

马利特，

我没有朋友，但有话想跟人讲，所以只好跟你讲，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已经没有可以讲话的对象了。

你与你喜欢的人恋过爱，你当然知道恋爱是什么滋味。而我从来没有恋过爱，我只知道，为了丹尼，我什么都可以做，因为除了他，没有人把我当过人，也没有人跟我讲过话。你说说恋爱是不是这种滋味？

你与你喜欢的人做过爱，你当然知道做爱是什么滋味。而我从来没有做过爱，我只知道，今天跟丹尼，虽然没有做成，但他使我晕玄，使我心跳，使我的身体第一次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从来没有跟人舌交过，所以可以说我是舌交处女。但今天与丹尼舌交，我全身失去控制，好像要爆炸一样。性高潮的感觉应该就是这样吧！你说说做爱是不是这种滋味？

你知道，自我去戒毒所，我就一直没有回过家看我妈和我老东西，因为我不愿意再跟老东西fuck。上星期，我得知我老东西死了，便回家看母亲，还想过要搬回家去陪妈妈住，却被妈妈打了出来。原来，我老东西是为了想我饿死的。我妈说自我去戒毒所戒毒，老东西就经常不吃饭，老东西常常抱着妈妈说胡话，喊我的名字。一年来他一直睡在床上，直到饿死。

母亲说我自私，怪我害死了父亲，怪我毁掉了这个家，所以说要从她身上把我这块肉割下来丢掉，永远不要再跟我见面。

我的家庭很特殊，我老东西其实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妈，和我妈在一起只是出于同情。而对于我妈来说，老东西既是恩人又是爱人。所以我妈生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我的肉体送给老东西用，因为我妈说自己的肉体很脏，只能用我干净的肉体才能报答恩人。另外我妈也知道，没有我的肉体抓住老东西，他一定会甩开母亲跑掉。这便是我从四五岁开始我妈就教我为老东西口交，不到十三岁就开始跟老东西fuck的原因。在我妈看来，我只是她身上的一块肉，所以毫无顾及地指使我那样去做。记得我曾经说过要叫警察，但我妈告诉我，说如果我叫警察，老东西就要去坐牢？我妈说是因为有父亲才有我们那个家，父亲没有了，就没有家了。我当时还小，当然也怕失去父亲失去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父亲和家的存在毕竟很重要。等我成人之后，我发现老东西对我的感情是情人多过女儿。而我，由于长年累月跟老东西fuck，也就习惯了。但我知道，我跟老东西，只是一种习惯，决不是爱，所以只要一离开，那种习惯就消失了。这就是我从戒毒所出来以后不愿意再见老东西的理由。但万万想不到，我那老东西会为了见不到我而自己折磨自己，直到折磨致死。这说明，老东西对我不单纯是为了fuck，还有一种很深沉的爱。从这一点上，我又觉得很对不起我的老东西，既对不起他的生育之恩，也对不起他对我的那片男性痴情。我更对不起的是我妈，因为我没有完成她生育我的目的，夺走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我那老东西，毁灭了她的家庭。我这样说，不知道世界上会不会有人听得懂？

我老东西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我妈还有什么？可没有了父亲，我妈拿我也没有用了，也不需要我了。你说说，我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必要和理由活下去。那天在家里，我妈说永远不要再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想结束我这没用的生命。但想着我一直没有来月经，怕是怀孕了。我知道我没有权利扼杀幼小无罪的生命，所以我赶快去医院做了检查，但小便结果证明我没有怀孕。

本来可以安心去死了，但我想起了丹尼，想着最后可以利用我的身体为他做件事情，那就是为他和他太太生个孩子。你当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去戒毒，现在你知道了，就是因为丹尼说要我为他生孩子。记得丹尼说，没有孩子，他的家庭就不是个完整的家庭。从这一点讲，也可以说是为了丹尼的家庭我毁掉了我自己的家庭。既然我的家庭已经毁了，能为他和他太太生个孩子也算毁得有点价值。为此我去找过他的太太，表明愿意借肚子给他们用。但结果也说明我的生命是多余的。因为不但他太太说没有必要，连丹尼本人都说想要我生孩子不过是件说笑的事情。到现在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傻。是自己傻，当然就不能怪人家。

事到如今，我彻底安心了。我知道我的死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和痛苦，因为，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有人需要我。需要我的只有我老东西，所以我只好去陪伴我的老东西。在天国，没有辈分没有肉体，只有纯洁的灵魂和永恒的爱情！

马利特，我并不怕死，因为我死过好多次。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想到死去了还要再活过来。

我仍然感谢上帝给了我生命。我并没有觉得我的人生短暂，相反，我觉得这22年已经活得很长了。人生的价值不是以时间，而是以品质来衡量的。一个没有品质的生命，是不值得自然延续的。我选择以死，来抛弃我肮脏卑贱的肉体，使我纯洁的灵魂在自由无限的时空中翱翔，去寻求品质的生命。如果我不得不再生，希望我的来世，是全新而品质的。同时也希望我的来世，会有个男人需要我，死一般的需要，就像我老东西一样。

别了，马利特！别了，人世！

、、、、、、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从那公寓里跑了出来，车像醉汉般来到那个小山坡，停在可以看见海的地方。记得头一次和最后一次与阿妮塔见面，都是在这个地方。

面对着大海，我的泪与海溶为一片。那面对大海夕阳演奏提琴的景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什么时候你能当着许多人用我的琴拉首曲子吗？”  阿妮塔问。

“好。”我应付到。

“不是‘好’，是‘我许诺’。”  

“好，我许诺。等有机会。”
  
那对话又清晰可听。我猛地意识到，阿妮塔亲手制作的第一把小提琴仍在我车里的后排座位上。那天我正好穿了件白色的西装上衣，从车里找到块黑布做成
黑袖臂，我一车开到了市中心。

市中心大型6.4义演活动正在进行，会场人山人海挤得水气不通。我抱着阿妮塔的提琴，拼命往里挤去。当挤到舞台边，刚好上一个节目演完，下一个节目还没有开始。我趁此机会冲上了舞台，打开琴盒拿出提琴，即兴演奏起来。

琴弓一接触琴弦，我便感觉到那琴声与天堂连接在一起。我仿佛看到阿妮塔从天上俯瞰着这动人的一幕。顷刻，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就像电影里镜头把声音切断了一样，眼前的世界对我突然不复存在。只有我的灵魂感应到一个声音，那是阿妮塔的声音，说：“丹尼，谢谢你的许诺，其实你不值得为我这样做。”  有关阿妮塔的回忆，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幕幕地再现：那穿着学生服背着小书包在街边逛荡的小姑娘；咖啡厅里的谈笑；我把倒在街边的阿妮塔送回她的公寓；在音乐厅阿妮塔闪烁着泪花的眼睛；马利特告诉我阿妮塔去戒毒所的消息；戒毒后白面馒头般的阿妮塔；一组组阿妮塔在我的提琴作坊工作的场面；小山坡；夕阳大海、、、、、、

我最后的一琴弓，把我的泪水洒满舞台，感染着台下人的海洋。我突然回到现实中，对着话筒说了句：“《阿妮塔狂想曲》，以献给死者的魂。”

一片肃静中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时我才注意到我面前的摄象机照相机镜头。我正要仓皇跑下台，一个女人迎面冲过来把我抱住。那女人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对着话筒大声说到：“这是我的丈夫，丹尼。我为他骄傲！”于是，又是一片剧烈的掌声和欢呼。安娜摘下眼镜，用手堵住止不住的眼泪。那动人的场面，把义演推向高潮，使观众达到疯狂的程度。

这时，两个中国学生跑上台，用挪威语带领全场喊口号：

“向6.4死难者致敬！”

“要民主！”

“要自由！”

“要人权！”

一走下台，我和安娜就被各路记者团团围住。当安娜回答记者们的问题时，我冲出记者圈。听到安娜对记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丈夫为死难的人们痛心疾首。”

晚上，安娜带着人们送给她和托她送给我的大捆小捆的鲜花，和她特意为我买的荤Pizza回到家里。一进屋，她就跑上来把我抱住，兴奋地说：“我真为你今天的行为高兴，我就知道你在关键时刻不会使我失望，我为有你这样的丈夫感到骄傲。快打开电视，晚间新闻一定还会重播你的演奏。”

安娜兴奋之余，才发现我清理的箱子，惊惶地问：“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必须离开这里。”我说。

“真的要分手吗？我已经动好手术，可以生孩子了。只是最近老吵架，没找到机会告诉你。”安娜见我惊呆不语，接着说：“还有，我以后天天洗碗就是了。”

“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因为无论如何，我都必须离开这里。”我执意地。

“既然这样，那你不要走，这是你的房子，你离开这里就没有地方可去。硬要分手，我走就是。”安娜无可赖何的口气，说明她尽量在阻止我。

“这房子，无条件给你，因为，我必须离开这里。”我拖着我的箱子朝门口走去。

安娜堵在门口，说：“要分手，也要讲个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你跟阿妮塔又、、、、、、”

“闭嘴！”我凶猛地喊到。停了停，我避开安娜的目光，很沉重地：“阿妮塔，她，她死了。”我忍不住一股泪又喷了出来。

安娜一惊，呆呆地站着。我绕开安娜，朝门口走去。打开门，我说：“我的琴店你不用操心，以后我会来收拾的。”

就在门要关上的瞬间，安娜喊到：“既然阿妮塔已经，已经不在了，那还有什么必要分手、、、、、、”后面的话我就听不清楚了。

我出了公寓大门，朝我的车走去。安娜打开厨房的窗子，对我大声喊到：“我叫陈安娜，我不会改姓，我将永远叫陈安娜。”

、、、、、、

我开着车茫然而去，身边没有爱琳，没有安娜，没有阿妮塔。

就那样，我离开了奥斯陆，离开了那个我生活了将近四年的城市，结束了我那一个阶段的生命，以及那段生命中发生的所有故事---《圣女书女妓女》的故事。

源济

二十五，  后记

那天，我离开奥斯陆后，一直开了一通晚的车，第二天，我来到一个叫史达弯尔的小城市。在那里，我买了一栋具有100多年历史的老木房，隐居了起来。

三个月后，我回了一趟奥斯陆搬我琴店的东西。我和安娜的套间里空荡荡的，显然安娜已经不住在那里了。

在那套间里，我找到一封信，是阿妮塔的母亲给我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条：

一，她谢谢我托马利特带给她的钱20000克郎。（就是我向马利特买阿妮塔遗书的全额）

二，她谢谢我委托马利特帮她找到了二女。（我从来没有委托过）二女正好离婚了，带着孙儿和她一起住。

三，她说对阿妮塔的结局表示满意和安心，因为如果阿妮塔不死而跟我生活，恐怕自己的孙女将可能遭受阿妮塔同样的命运。这是她不愿意看到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安娜，只知道安娜后来卖掉了房子，辞掉了大学的职务，不知去哪里追寻神的旨意去了。我想，如果今后有机会再见到安娜，我头一句话可能就是：“Long  time  no  see，请问您现在贵姓？”

马利特从街上消失，不知去向。

阿妮塔亲手制作的第一把小提琴，我于1990年带回老家长沙，在一启震惊全市的大火灾中升天。

我在史达弯尔小城隐居两年后，搬到挪威第二大城市贝尔根，在完全没有熟人没有朋友没有爱情的环境下煎熬到1994年。

之后我移居日本，永远地离开了挪威。

到日本生活了两年后，突然收到爱琳从柬埔寨寄来的一封信，但那信我至今没有打开看，因为我害怕，怕万一信一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一张爱琳被几十个柬埔寨残疾孩子围着的照片，照片后面写有几个字：“我们和我们的妈妈一起，都在等待着我们的爸爸。”那、我怎么办？不过，我早想好了，在我有生之年，是一定要再见爱琳一面的。

这些年我在日本的生活，等将来有时间写《大婆小婆和老婆》的时候再向各位交代。


成丹  九哥

2003年4月于名古屋

作者声明：此为文学作品，书中所有人物事件均属创作，如有偶合，决非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