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传 -- 共产党打入国民党

任大先生

  接着的一个月，即1926年2月，鲍罗廷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他此行是和一个由斯大林派遣的、由苏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组成的秘密代表团讨论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他们的任务是：评估共产党在中国当权的可能性。在离开之前，鲍罗廷指派一个叫季山嘉的人接任苏联顾问团首席顾问的职位。虽然鲍罗廷已同意了蒋介石的北伐计划，但季山嘉却认为这个计划注定失败。蒋认定季山嘉在背后抹黑他 -- 而这点因广州出现反对蒋介石和北伐的传单而使蒋更为确定。接着发生了一件事，这事使蒋的怀疑达到了顶点。

   似乎没有人真正知道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什么事，但蒋介石当时的妻子陈洁如却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和情节生动的叙述。在她的故事里，陈洁如毫不犹疑地把自己塑造成拯救蒋介石的主角。虽然蒋介石三十年后也曾谈到这事，并在他的叙事中完全没有提到陈洁如的名字，但他所述的细节和陈洁如的基本相同 -- 只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分别是：陈洁如在事件中牵涉入汪精卫和他的妻子陈璧君，而蒋没有。至于其他谈到这个事件的人，则各各重点不同。这令人迷疑的历史事件便是人们一般称为的「中山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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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作为广州防城总司令，需要他有时离开黄埔在广州居住。这里，他和陈洁如租了一个有电话设备的小屋，以便他可以和黄埔军校保持联络。根据陈洁如所描述的「中山舰事件」，其情况是这样：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在3月18日的下午打电话到蒋家，要求和蒋谈话。但那时蒋不在屋里。陈璧君问陈洁如当晚蒋会在哪一个码头乘船到黄埔开会，因为汪精卫打算和他同行。陈璧君为此事打了五次电话找蒋，这使陈洁如起了疑心。当蒋介石回到家的时候，陈洁如着他不要再出外。由于蒋坚持他晚上七时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在黄埔召开，陈洁如打电话到军校查问情况。之后她着蒋去听。在电话里，军校的教务长告诉蒋有一艘军舰(注) 在黄埔外面等候，据说是从广州派来补充燃料。

   那天晚上，蒋介石整夜都留在家里。第二天早上他查悉海军局的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接到了命令，着把中山舰开往黄埔，上足燃料，准备长途航行。(陈洁如说命令是由汪精卫发出；但蒋的说法是李之龙对人说，总司令发出命令，总司令即蒋介石，由是蒋认为李之龙盗用他的名义调动中山舰。)据他们估计，这里的阴谋是：当蒋回到军校之后，他便会被劫持到军舰，然后押往苏联，让共产党再没有顾忌地吞掉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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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立即利用他的防城总司令的身份宣布戒严，并拘禁了二十五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了李之龙和周恩来。至于在中国的苏联顾问，蒋则把他们软禁。这些命令和行动都是在1926年3月20日早上三时作出的。为了反击，共产党人组织罢工，以抗议「恐怖统治」。蒋把罢工的领袖拘捕，并把约一百人送往军事审判。

   第二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由汪精卫主持。委员会支持蒋的行动。在会议期间或在之后汪请求辞职，以解除他的政治责任。他并要求前往医院治病。(他有糖尿病) 他在医院留了六个星期，然后秘密前往法国。至于蒋介石，由于他僭越了他的权力，也请求政治委员会给予「处分」，但委员会给他免除了。

   现在，汪精卫又被踢走了，蒋介石成为党和民国的最高领袖。(78)

   (注)：这舰是中山舰，刚好也是1922年陈炯明炮击观音山、孙逸仙在此暂避而蒋介石来给他保护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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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的军事行动让俄国人大吃一惊，苏联大使馆派出一个代表往见蒋介石，询问他的行动是针对事件中的人物还是苏联。蒋安慰说此事是针对起事者，与苏联无关。他还说希望鲍罗廷返回广州。苏大使馆要求蒋重新召回季山嘉。至于鲍罗廷，则会于六个星期后回来。

   另一方面，在北京，当局搜查俄国人的住宅，发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有秘密联系的证据。蒋和鲍罗廷经过两个星期的商议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八条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中共呈递一份有国、共双重党籍的党员名单、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的部门首长(注)，以及禁止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蒋对鲍罗廷说：「虽然这些规定比较严格，但是一个大党需要阻止一个小党从内部蚕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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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舰事件」的另一个结果是，蒋成立了他个人的特务组织。自从廖仲恺在前一年被暗杀，以及蒋介石本人遭逢两次暗算之后，蒋开始对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可能敌人编造了一份名册，并将这些人置于他的监视之下。他的这个特务组织由他的最先的后台陈其美的两个儿子(蒋称他们为世侄，即陈克夫、陈立夫) 策划和主持。根据陈洁如的介绍，蒋的特务被吩咐「不需理会其他责任，一心一意对蒋忠心，并且随时准备拘捕、刺杀、折磨或伤残落在他们手上的疑人或犯人。」对于这些「服务」，特务可以每年分得奖金，满十年后还有一笔退休金。

   现在共产党暂时受到了控制，蒋可以准备北伐的大计划了。四月初，他向国民党递交了一个详细的北伐计划。两个月之后，他被任命为北伐总司令，并且如中国人的习惯一样，还锦上添花地封给他更多的名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让他成为党和军的最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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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蒋发出动员令。七月九日，在一个盛大的典礼中，国民革命军向国旗宣誓，并恭听北伐宣言：「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以三民主义建设独立国家，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也号召其他军队加入，一同为国民革命奋斗。在仪式中，孙逸仙的儿子孙科拿着他父亲的遗像，站在中华民国的蓝色的国旗下面。



   蒋介石在北伐的路途上，需要解决三个军阀：一个是在东北的张作霖，一个是在华中的吴佩孚，一个是控制东南五省(包括蒋介石家乡所在地的浙江省) 的孙传芳。张作霖被称为老帅，以别于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他最近从他的老巢东北挥军南下占领了北京。他的军队有三十万人。吴佩孚，我们以前介绍过，是一个儒将，有一个跟班到处给他拿着他专用的痰盂。他也有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当蒋介石宣布北伐的时间表后，张作霖和吴佩孚这对冤家竟然合作起来，以对付来势汹汹的国民革命军。至于孙传芳，则有二十万大军。统计起来，这三个军阀共有八十万军队，这是蒋介石所要克服的主要对手。

   但在动身北伐之前，蒋先要处理广州工人的大罢工问题。他派遣他部分的军队支援当地的警察和特务，以钳制共产党人的煽风点火，让罢工早日平息。另一个问题是，代表市内商人的广州商会也拒绝筹措五十万元(相当于今天的四百七十万美元) 以资助北伐。

   (注)：和其他的中共重要人物一道，毛泽东的宣传部主任一职被除掉，虽然他仍然保留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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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商人筹款北伐的时候，蒋介石对商人表示北伐促进革命，对他们大有好处。可是商人们的荷囊已给杨希闵和刘震寰两个军阀掏空了，只能给出有限的帮助。

   正当蒋介石在广州解决工人罢工和向商人筹款的问题而尚未能动身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已先头出发了。他们首先进入友好的湖南省南部，然后转入该省并不友好的北部。随同该军前进的是加仑将军。这时是1926年7月中旬，一个在宋美龄口中的「现代中国向革命迈进最重要的一年。」这个月底当蒋介石重新会合他的士兵的时候，他的军队已占领了湖南长沙，而兵力也从八万五千人扩展到十万人了。他的军队奉行苏联的政治委员制度。

   和军阀的军队不同，蒋的兵士被持续灌输牺牲精神。但如果思想教育不成功的话，蒋还有另一手准备：对战场上表现懦怯的人处以严厉的惩罚 -- 死刑。如果一连的士兵退缩的话，连长立即就地被枪毙。如果军长阵亡，军以下各师长退走的话，一律枪毙。又，如果师长牺牲的话，他以下的众将官要坚守阵地，否则也要枪毙。兵士有偷窃行为，一旦发现的话，军法也是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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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些措施十分严苛，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在人们的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军和军阀的军队分别开来。在中国，当兵从来不是一份为人尊敬的职业，而一般中国的士兵从来也没有想到要长期留在某一个领袖的军队里，因为没有吸引他留下的原因。此外，中国的军队被迫要在他们征服的土地上找生活。在军阀时期，当一支军队打入一个城镇之后，领军的便召集当地的大商人开会，要他们提供两至三个月的军饷。入城的军阀会霸占大量的民房以安置他的士兵，而如果居民不及时搬走他们的物品的话，那些兵士便会毫不客气地占为己有。城里的居民也会被进入的军队要求提供交通和人力，以帮助运输。

   但蒋介石的军队进入城市之后，随军的宣传人员便会召开公众集会，一方面给市民提供娱乐，另方面则向他们叙述国民革命的意义。他们也广泛派出传单。鲍罗廷说：「传单的作用，和枪炮不相上下。」至于兵士本身，蒋介石的人睡在寺庙中或空置的公共建筑物里。此外，蒋的军队在进军时所需的一切，都从国民政府国库所拨出的资金中购买。蒋说：「我们的胜利，是三分靠战斗，七分靠宣传。」当居民知悉蒋军的军队跟军阀的不同，蒋军来时他们不需要逃避，他们也因此愿意充当蒋军的向导和运输人员，及拿出粮食售卖给蒋的兵士。同一时候，一般人民也接受到革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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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从后面赶上他在长沙的革命军之后的两天，他向全国发出一个宣言 -- 这宣言显示他从鲍罗廷处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的革命军快要和吴佩孚那一伙人决战了。... 这是人民和军阀的斗争、革命派和反动派的斗争、三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作为革命派，我为人民而战。我们这次远征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为独立和自由奠定基础。」

   有这么崇高的目的，加上他的军令如山，因此蒋的褐色衣服的军队以令人为之目眩的速度向北挺进，便一点也不奇怪了。大军全速前进，势如破竹，似乎什么 -- 包括一场霍乱 -- 也挡不住。兵士和将领都显得士气高昂，而蒋介石很快便被罩上了长胜将军的光环。(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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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蒋介石在北伐初期的战功，美国幸福杂志作了如下的报导：「他征服了中国；他以人性和政治，而非军事，取得胜利。虽然不突出军事，但这一点也不使他的光环褪色。」纽约时报则这样评论：「中国有了一个新强人，一个战无不胜的将军。... 他现在是中国半壁江山的征服者。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势如破竹的连串胜利。」像孙逸仙一样，蒋穿了朴素的棉布军服和草鞋。他不烟不酒。而且，他重视他军队的纪律。

   孙逸仙逝世八个月之后，中国似乎找到了另一个英雄人物。

   第十四章

   到了1926年9月，蒋的军队已经打到了长江边，离开他的广州基地已经有五百里了。虽然在战事中他损折了一万五千人，但是革命军的人数却增加三倍到了二十二万人。这增加的兵士许多都是雇佣兵。这些兵士不知道三民主义为何物，只是因为战败或金钱而过档到革命阵营而已。

   「很快，我们的军队便会到达武昌和汉口，」蒋介石宣布。「我希望国民给我们一切的助力，一同起义，拯救中国。」从这些说话中所显示的疑虑，我们可以推论，要克服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 -- 这进军北京路途上的另一里程碑，我们这位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有点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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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 -- 有人说它是「中国的芝加哥」-- 是一个大都会。它是一个港口和铁路中心。这里有十七万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在外国人办的工厂里做工。这些工人是俄共和中共鼓吹激烈主义的主要对象，就如他们在军队里所做的一样。为了不想在这个城市里被罢工和示威等事件所困死，蒋调派了一部分军力给唐生智将军，让他攻打武汉，(唐本来是湖南军阀，后投靠革命) 而他自己则带领精锐部队进军江西。

   在北伐路上，国民革命军第一次遇到了挫折。不止在武汉， -- 在这里革命军死伤遍地，一个将领说他要小心翼翼地勒紧马头，以免踏在战死的士兵的身体上；而且在南昌 -- 这个在江西省北部的瓷器重镇。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自从中世纪开始，它的城市模式基本上是这样：城市到处都是左穿右插、弯弯曲曲、污秽的里弄，地上是沆沆洼洼的水池，外围是一堵二十二里长的城墙，这城墙九百年来从未被侵入。蒋军多次冲锋，但都未能打破城墙。最后幸得唐生智自武汉给予兵力、器械和财力的支援，蒋军才能攻陷南昌。根据随军前进的陈洁如的叙述，南昌是地主阶级的集中地，这些地主「非常有钱、傲慢和保守。他们对任何新奇的东西都带着怀疑的眼光。西方的影响尚未进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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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分兵的决定，注定是一个大错，结果是分裂成两个大本营，其中一营是由苏联的顾问指挥，这些顾问的兴趣只在于促成共产革命。在北伐的初期，国民党的总部仍然留在广州，交由鲍罗廷掌舵。鲍罗廷由于在返回苏联时失了一部分的权力给蒋，他希望夺回所失。为了这个目的，鲍罗廷在广州促成了一个会议，其主题是：争取不满的农民、鼓励工人罢工，以及劝汪精卫返回中国。

   可能是为了监视鲍罗廷，蒋介石建议国民党总部迁到武汉去，而在途经南昌时，各政府大员可停下来见见他。总部搬迁由鲍罗廷领导，而随从他北上的人员中，包括蒋的未来妻子的哥哥宋子文、未来妻子的姐姐宋庆龄、宋庆龄的继子孙科，(一个被韩素音称为「孤独的、在人们眼中没有地位的人」) 以及陈友仁，国民党的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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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鲍罗廷迁移国民党总部到武汉的陈友仁，戴了金框眼镜，在英国接受法律教育。在孙逸仙逝世的时候，他是孙的私人秘书。孙死后，他是鲍罗廷在广州的「喉舌」。陈出生在千里达，不懂中文，但他基本上是中国的，只有小部分是西印第安的。有个记者舒恩(Vincent Sheean) 这样形容他：「一个卖弄聪明、恶毒、卑鄙的小人。头脑转档快、油滑、难以捉摸。外表、态度、谈吐温文有礼，杀人不见血。」但那些佩服陈友仁的人，却说他有聪慧的头脑、犀利的文笔。另外，根据一个纽约时报记者的报导，陈的辩才很好，把政治词语耍玩得有如在嘉年华会中绽放出的彩色纸屑一样。

   鲍罗廷一团人所要走的路途充满危险，而且十分艰苦。每天都有大风雨，道路泥泞，而每天早上都要特别到鸦片烟馆雇人抬轿，因为早前一天的轿夫都逃跑了。虽然团队里的中国人对坐在轿里，由轿夫担抬着前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鲍罗廷和其他的俄国人却认为，这种交通方式对共产党人并不合适。他们情愿把行李塞进轿里，自己坐骡子或步行。大队到达南昌之前，蒋介石已在城外等候。蒋安排了一个欢迎的仪式和宴会，然后便在庐山牯岭的飞仙谷饭店(Fairy Glen Hotel) 举行会议。牯岭是富人的休憩圣地，登上牯岭的十二里的峻斜的山路非坐轿不行，这点相信鲍罗廷等也不能拒绝了。虽然开会的环境十分优美，但是对于国民党中左派和右派的裂痕，却并无匡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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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鲍罗廷一行最后在1926年12月初到达武汉的时候，他们发觉此地正处于革命的纷扰中。唐生智的军队进入武汉三镇仅四十八小时，超过六万名的工人便开始进行罢工。一个星期之后，有五十二个工厂停工。罢工团体开办学校，教导人们如何罢工。街头集会，然后是声势盛大的游行，成为每天的节目。所有大马路到处都是罢工警戒岗哨，飘扬着红星或斧头镰刀的旗帜。工人们见面时互相举起紧握的拳头作招呼。入口商不敢再输入商品，而出口的货物则只能屯放在货仓里或堆积在汉口滩岸的码头上。贸易是这个城市的生命线，但现在却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鲍罗廷到达武汉的时候，他被在城内的唐生智军队当作英雄招待。他坐在一艘饰满彩旗的小汽艇里被送到岸上。但，要注意的是，当汽艇接近岸上的时候，一艘英国游艇突然转方向，并故意驶近汽艇，和它擦身而过。这是代列强发出一个警告，如果你们有什么不安分的话，他们不会坐视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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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列强的干预，于一个月后发生。一群被反帝国主义宣传煽动的人，集结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一个广场里，向把守着汇丰银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员漫骂。英兵向示威群众开火，打伤了数人。第二天早上，愤怒的群众冲进英租界作出报复。他们捣毁窗户，焚烧汽车，包围英使馆，大叫「打洋人!」「杀英国人!」由于示威人数远比租界内的英人为多，英人唯有放弃英租界逃到停泊在外滩的炮舰上去 -- 这是六十六年来英国第一次放弃他们在华的占地。当国民党的主要人员来到示威场地之后，他们劝服群众冷静，然后安排释放被拘押的英国人。鲍罗廷大为兴奋，他给在南昌的蒋介石拍去电报：「情况大有改善。群众相信我们。收回租界需要国民政府坐镇武汉。在运动发起时，革命领袖必须身先士卒。」在第二个电报中，他催促蒋前来武汉。蒋在1927年1月第二个星期来到武汉，他很快觉察到现在他的敌人是鲍罗廷和唐生智。他要求鲍罗廷不要再在依赖唐的兵力。回到他在南昌的总部后，蒋更表示如果人们要求他和左派的激烈份子合作的话，鲍罗廷必须离开中国。

任大先生

蒋介石并不是唯一对武汉政府的行为感到惊异的人。当时(1926-27年冬天) 在武汉与母亲和姐姐蔼龄探访她的哥哥宋子文和姐姐宋庆龄三个月的美龄，也这样说：「我们的国民政策和第三国际的政策，因为中共干部在所有地方作出的过火行为而弄致南辕北辙，无法配合。... 武汉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不愉快的地方，那里经常发生以下的事情：随意逮捕、公开殴打、非法搜查和充公财物、肆意审讯和执行死刑。... 共产党员故意制造混乱和扩大事件以颠覆国民党。」

   在武汉的三个月期间，美龄和鲍罗廷曾有长时间的交谈。在这些场合中，鲍罗廷详细地解释了他对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看法。谈话的地点在宋子文位于中央银行大楼的寓所里，这里也是美龄和蔼龄暂时栖息的地方。从表面上看，他们谈得颇为「投契」，但美龄说：「我们宋家三人在思想方面，和鲍罗廷是属于两极的。」许多年之后，美龄这样描述鲍罗廷：「他无疑是在所有有才干的人之中最为突出的」，他是「被莫斯科派到世界各地宣传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中最有说服力和最令人佩服的一人。」

   鲍罗廷说话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寻常的地方。「他重覆又重覆列宁的教导，说真正的革命者是那些愿意为达到革命目的而使用任何策略，包括阴谋诡计、非法手段、制造籍口和逃避责任的人，」美龄许多年后这样说，然后加上她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把共产主义的手段合理化。」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美龄对鲍罗廷以下的一番说话感到大为震惊。鲍罗廷说，共产党员「要找出各种方法，以对付、钳制和暴露犹太教-基督教，让人们认识这种宗教意在使人们消极地接受命运。」他更说，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因为它在西方世界中有庞大的势力，也因为它「渗透入了两个最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帝国主义堡垒 -- 英国和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