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邓力群谈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

任大先生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从飞机场到市区锦江饭店的途中，他与陪同的人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说，我曾经和几个同志议论过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小平同志讲话中，讲了十一个字：思想战线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有严格政策界限的。

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P314)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庄同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谈话时说：小平同志是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做法有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就对此有意见，说清除精神污染从一开始做法就不对，报纸上铺天盖地。36号文件是我同意签发的。现在看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种精神污染，就不能说清除。接着，胡又说：唯心主义能够清除吗？个人主义能够清除吗？还是反对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较妥当。（P314-315）

任大先生

胡乔木看到胡耀邦这个谈话材料以后，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的由来。我请人查的结果是：

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用的是“清理”。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号文件中央《通知》中无“清除”字样。1983年10月12 日邓力群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发言、10月18日在宣传文教单位传达二中全会会议上的讲话，均没有“清除”的提法。1983年10月21-26日，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陆续发表有关报道，题为《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讲话》。据报道，彭真同志、邓颖超同志讲话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报道还说，“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许多党外同志在座谈会上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两个方面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胡耀邦讲话是在10月26日。10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党校第四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的这个讲话。11月1日邓力群在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11月 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　生活要美化》。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见写的，《人民日报》也转载了。12月12日，胡耀邦的讲话题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后，特别是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谈话中，许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样。(P314-315)

任大先生

1984年2月20日胡乔木把我们查的结果，送胡耀邦、赵紫阳阅。他们都圈阅了。按理说，查清了，也圈阅了，这件事该结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依然故我。胡耀邦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胡耀邦会见日本访华团之前半个多月，即2月28日，邓小平同薄一波有一个谈话。当谈到胡乔木1月3日的文章（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时，薄一波说，国内外反映很好。邓小平讲，反映不一，有些人还在准备反驳。邓小平说，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又说，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得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我讲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P316）

任大先生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乔木和我谈话。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P316)

任大先生

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访华团的谈话后，就在文艺界广为传播。“美国之音”的记者嗅到了气味。

4月12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温尼·科里在电话中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外交部新闻司就根据胡耀邦对日本访华团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错了，以后不再搞了。外交部还算慎重，他们把答复稿打印出来送中宣部，问对这个答复稿有什么意见。我看了这个稿子以后，认为这个答复与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与邓小平的讲话、与我们过去所讲的，都不一样；乔木也认为这个稿子发出去后，会使党外海外的人感觉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就让中宣部按照中央精神重新起草了一个答复稿。我在4月1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并姬鹏飞志和外交部函中是这样写的：“……精神污染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有时放肆些，有时收敛些。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并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违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经中央同志多次划清界限，这一问题早已不存在。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今后仍将实事求是地继续进行。因精神污染这一现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清除净尽，所以今后将不再用‘清除’ 的提法。4月28日，赵紫阳批示赞成我们的修改稿。胡耀邦同意赵的意见。(P317-318)

任大先生

事情并未终结。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并没有至此终结。以后还不时掀起波澜。

1984年 8月下旬在北戴河，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个别谈话中跟我说：邓小平最近讲了两句话，我没敢在会议上传达，是个别通知，今天跟你个别说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三年不作。后来外面把第二句话传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P319）

此后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四大召开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而且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任大先生

这期间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一天，贺敬之跟我讲，关于作协会议的准备情况要向总书记报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关于人事安排和召开座谈会讨论作协四大报告的意见与打算，同胡耀邦讲了。胡表示同意贺敬之的意见。我向胡耀邦汇报之后，贺敬之他们就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三四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丁玲、冯牧、刘绍棠、赵寻等人参加了。开会时，这些同志讲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议论纷纷。丁玲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表示他对文艺界现状感到担忧。会上，赵寻（中国戏剧协会主席）有点楞头楞脑地说，他看到了夏衍到处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感到总书记对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总书记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做处好呢？后来冯牧把这些内容通过他的渠道报告了习仲勋，习仲勋又报告给胡耀邦、胡启立、乔石。这样一来，惹火了胡耀邦。

任大先生

京西宾馆的座谈会结束不久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习仲勋，可能还有乔石，并且特意把贺敬之也叫来了。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开始后气氛很紧张。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当然，他没有提到赵寻的发言。接着习仲勋发言说，在京西宾馆的座谈会上居然有人出来反对总书记，说总书记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们还讲，这是一次黑会，没报告中央书记处领导，是无组织无纪律。这给贺敬之的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言说：耀邦同志，他们开这个会，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报告过吗？你不是同意了吗？怎么能说没有向中央书记处领导报告呢？我这样一讲，会议的气氛缓解了，胡启立又出来打圆场。这样，事情算是过去了。（P319-320）

任大先生

984年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对将要召开的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既不通知胡乔木参加，也不通知邓力群参加。

胡耀邦在会议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谈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

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化，把范围扩大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声势。后来我们发现了就较早刹了车。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反对“三个失误”。

会上，张光年汇报作协四大的筹备工作，当说到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时，胡耀邦插话说，可以不提。万里接着说，自由化的问题说不清楚，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万里又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结果就有了“两个不提”。

任大先生

1984年12月29日至 1985年1月5日，就按着“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这三句话的指导思想，开了一个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果会议弄得一塌糊涂。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队作家，参加了这个大会。回去以后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会的情况。先念同志后来对我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结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闯了祸了。而夏衍却说：这次作协代表会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

作协四大混乱情况影响到文艺界其他一系列会议。1985年4月18日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开会过程中，吴祖光说，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由于吴祖光等在会上大闹，弄得赵寻干不下去了。剧协的会没开好

任大先生

作协四大开糟了，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于是赶紧来纠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加强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在讲到反对精神污染问题时，他还不愿意放弃他的观点。他说：“‘精神污染’这个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这个讲话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在《红旗》杂志1985年第8期上发表了。乔木把胡耀邦讲话中的意思改成：以后少提、甚至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任大先生

后来邓小平知道了。1985年，准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时，邓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讲话，就不愿意找胡乔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邓小平没讲胡耀邦，他说：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学生闹事问题时再次强调了这个话：“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P320-323）

对于精神污染这件事，胡耀邦一直记在心里。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又提到精神污染问题，说：反对精神污染，我们让小平同志到现在还背着黑锅。他的意思是我们给小平同志搞的。在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胡耀邦一有机会，就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P324)

任大先生

1985年 6月月或者7月，我记不太清楚是哪一次会议上，在会议的讲话中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去一年里，我的日子很难过。“我的日子很难过”这句话传到了胡耀邦那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万寿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专门到我们家里来。他倒是很客气，说：邓叔叔啊，我们听说你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一句话，中央一位很负责的同志，认为这句话讲得不好。

我当时和他谈了一段话，其中讲了我之所以说在这一年里的日子很难过，因为包括邓朴方讲，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是邓力群强加给他父亲的。还有刘有光儿子也这么讲。我说：这个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说了。

任大先生

我说：我是9月6日从外地回来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个多月。9月7日邓小平找我去谈话。邓小平同志说了很多，很有准备。我当时什么意见都没讲。事后把邓小平和我谈话的内容作了整理，交给了书记处。之后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真相是这么回事嘛！

我把两套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这期间的有关讲话，给了胡德平，请他转送一套给邓朴方。我对他说：你把这些材料看完之后，会明白事情的全部过程和真相。我还请他转告邓朴方：对中央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作为他这样的高干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后应该慎言慎行。这几句话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转告了邓朴方。如果转告了，那就一定会得罪邓朴方的。

同时，我还对胡德平讲：那个时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呜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P354-355)

任大先生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小平同志重提这个问题，是在1980年。先是说反对自由主义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他们的所谓“自由世界”，把这作为他们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确切含义的。

1980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明确地讲，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随后，1981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再次指出，“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1984年4月讲，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1985年5月、6月，他两次讲话都一再提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任大先生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所讲的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有过什么表示，更说不上按这个精神来部署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听说1985、1986两年的6、7月，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消极。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改变。1986年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决议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删留问题讲话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两次讲话，我认为，他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很不明确的。闭幕以后，也没有主动通知传达邓小平同志这次的非常重要的讲话。(P435-436)

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 ‘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

邓小平的讲话是作为统战部的内部文件整理的，在书记处没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后，认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党校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我传达以后，胡耀邦在党校期间的一个秘书，说要组织几个人写文章，公开批评邓力群。党校也有人听了我的传达，知道我宣读的是邓小平的讲话，回去和他一讲，他们准备写批评文章的班子只好撤销了。

（P353-354）

任大先生

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锐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议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

任大先生

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态度，本来是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已经起草出来了，当时把7月25日的稿子发到下面来征求意见。8月5日，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了一个书面的修改意见，等到《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发出后，胡启立在北戴河连续打几次电话，要我去参加讨论。这样，我只好去了。8月9日，我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讲了送审稿子有“三个不够”，比十二大倒退很多。我的发言却引起了胡耀邦的很大反感，在会场上我就看出来了。（P398）

任大先生

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同志又改出了一个稿子，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又搞出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在9月7日，我把这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常委一人一份。我还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去年2月 8日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后，混乱情况有所克服。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经了解重要情况。去年王若望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还是在台上讲，当场有人反驳。今年张贤亮讲得更明确，说：“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艺报》8月23日公开发表。现在有些人要求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合法存在。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报刊上已经发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发表。我们报刊、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喜欢登前一类文章，不喜欢登后一类文章。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乱方面，下一番功夫。我的修改意见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肯定.(P399-400)

任大先生

在 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

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的插话，最能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

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这是我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陆定一说，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自由化。

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苏联提出来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什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