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置顶]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源济

二三九、吴、张两巨头北京会晤

    颜阁摄政徒具虚名，主因由于奉方不予支持，吴佩孚见奉方态度冷淡，乃于15年5月18日电张作霖，请促陆军总长张景惠、内务总长郑谦就职。张则有一坦白直爽之效电复吴，否认护法，有兄坚主护宪，弟自不反对，惟因有13年之事，关系人格，难以赞同。查13年黄郛摄阁弟所支持，此时颜又复职弟如何交代。电末并主张在军事未结束前，中央须以维持军事外交为重，最好大家能入京见面晤谈，并邀集袍泽名流，作一简单恳切之协商。又电云：

    “历次政变，均系政客从中播弄，傀儡武人。东电即系揭破鬼蜮伎俩，素仰质直，如湘事略定，即请北上，见面一谈，诸事无不可以解决也。”

    这两通电报，可算张作霖表露了最坦诚的态度。

    吴佩孚留在武汉，主要由于湖南问题，他想稳定了湖南再从容北上，可是天不从人意，湖南问题就是无法解决，他北上之期遂一延再延。现在中央政务已成僵局，似乎他不入京和张作霖面谈，就没有可以解决之道，他被迫只好作北上的安排，王怀庆在北京为吴准备行辕，吴来电要四照堂为行辕，第二次直奉战前，吴就是在四照堂点将，结果一败涂地，现在吴重返北京，和奉张同为战胜英雄，他选择四照堂是有深意的。

    张作霖的亲信王琦，奉命替张作霖准备行辕，奉张属意顺承王府，王琦负责修葺。

    由于吴、张均有赴京表示，时局重心便集中在这两大巨头何时入京？以及何时会面？

    颜惠庆摄阁后，由于各部总长俱不就职，因此自觉无趣，亟须找台阶下。到18日以后，由于吴、张有入京解决时局的打算，颜乃不复言退，财长顾维钧、农长杨文恺、海长杜锡珪、交长张志潭均表示可以就职。吴的高级代表齐燮元由北京返汉口后，曾电北京，谓杜锡珪、杨文恺、张志潭将于22日赴京。张志潭亦电颜谓俟杜、杨两位到汉见吴佩孚后，即同车北上。

    5月26日吴佩孚派刘玉春率卫队旅扈从北上。以杜锡珪为留守司令。齐燮元、张其锽，杨云史随吴北上。

    27日晚吴一行抵郑州巡视，28日晨抵开封，即晚赴洛阳阅兵。30日回郑州，立即北上，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晤。

    31日吴在石家庄开军事会议，阎锡山、田维勤、王为蔚、王维城均列席。吴以靳云鹗逗留保定，顿兵不进，虚魔饷糈，贻误戎机，决定免除靳云鹗的讨贼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河南省长和第十四师师长本兼各职。派靳为陕西督理。

    吴把他身边三大将之中最有战功的靳云鹗免职，各方闻讯大为震惊。

    5月31日晚，吴佩孚偕田维勤、米振标、王维城、王为蔚专车抵达保定，驻节光园。

    吴抵保定时，先一天被吴免职的靳云鹗在车站迎候。

    关于靳被免职，传说原因不一，在当时不仅震动各方，而且引起揣测，据说：

    一、靳云鹗主张联冯讨奉，他曾受命入鲁攻击张宗昌，交手后对奉军的战斗力估价甚低，可是后来吴决定联奉，使靳到手的山东地盘，因为吴的联奉计划而打消，使靳大为怨望。

    二、回师河南，河南可以说是靳打下来，可是吴不派他督豫，却派久战无功的寇英杰督豫，他只落得一个河南省长，所以靳怨上加怨。

    三、孙传芳对联奉亦不赞成，他因为有赶走杨宇霆、姜登选的一段旧事，吴联奉，孙不便反对，因此暗中与国民军尚保持联系。孙、靳结合再组“新直系”之谣一天紧似一天。吴初未介意。后来国民军猛攻大同，阎锡山迭电告急，吴电令靳率部兼程赴援，靳在保定竟按兵不动，奉方疑靳受吴主使有收编国民军之意，因此奉方亦按兵不动。所以吴如果不去靳，即不能取信于阎锡山，也无法和张作霖合作。

    四、传段其澍往来于保定、长辛店之间，与靳云鹗、田维勤及孙传芳代表晤谈。这就是“新直系”呼之欲出。

    吴借阅兵为名，在开封、洛阳、彰德布置军事，靳部王维城表示绝对服从吴的命令，所以吴遂下令免靳。

    吴、靳表面上不伤和气，吴抵保定的当晚，靳随吴至光园共餐。吴安慰靳说：“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你不赞成联奉讨冯，你就站开，让别人来干好了。我不勉强你。”

    吴委齐燮元兼任第六军总司令，留守保定，接替靳的职务。

    奉张为了配合吴，也解决了吴所不喜欢的赵杰部队，以示投桃报李之意。张由奉天动程入京的行期也一改再改，他的卫队旅由张学成率领，于31日晨10时抵天津，分驻河北。

    由于吴、张会晤在即，国会议员们乃于5月28日在北京召开参众两院行政筹备委员会，议决五项：（一）各以私人分电同乡议员北上。（二）调查在京议员人数。（三）推代表向颜惠庆索经费。（四）清理文件。（五）审查宣言。29日继续开会。30日发表宣言，略谓13年11月段祺瑞窃据首都，毁法乱政，国会中断。现在暴力既除，国家不可一日无国会。兹决在京继续开会。31日又电汉口吴景濂、庐山张伯烈请克日北上主持。

    可是国会议员虽吵得很凶，但没有人作主，不要说经费无着，甚至连院址也收不回来。

    吴、张虽已分别前往北京，但是吴到了保定即裹足不前，张作霖则于6月5日姗姗迟来，也只驻节天津。张是5日晨4时启程入关，郑谦、杨毓珣和八大处随员同行。6日晨抵天津，张学良、褚玉璞、李景林5日晚均赴唐山恭迓。奉天军署由杨宇霆代拆代行。

    张作霖抵津后，直鲁联军将领当晚在行辕公宴老帅，并开秘密会议。

    这时吴、张均同意，双方各派代表在天津开吴、张预备会议。这是双方幕僚人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因为吴既固执又武断，张也不是柔顺之辈，两巨头见了面，万一一句话不投机，一定当场决裂，真的决裂了，就很难补救。

    6月7日上午天津召开吴、张巨头会议的预备会。奉张派郑谦、张景惠。直吴派张其锽、张志潭出席会议，这次会议预定三天，讨论内容分为军事、政治和法律三方面。第一二两天大家交换意见，对于军事方面很能协调，就是奉、直两方合作进攻西北国民军，奉军攻多伦，吴军攻南口，直鲁联军任后方，各军粮糈自筹，吴、张相约不与国民军单独媾和。至于政治方面，颜惠庆摄阁问题奉方本采杯葛，而法律方面国会问题更为张作霖所反对，这样一来，天津会议中三大问题只有三分之一可以解决，三分之二都无法达成协议。张作霖乃电召杨宇霆入关，杨于9日晚抵津，即晚偕郑谦、张景惠与张其锽、张志潭继续会议。杨发表反对护宪的三大理由：（一）奉天在段执政时代已自由任免官吏。吴现在也是自由任免疆吏，两人所行所为都与宪法精神不符，此时高喊护宪，至少吴、张两人所派的疆吏和官吏均不合法。（二）如果依从宪法，宪法规定军费的支出不能超过国家财政收入四分之一，可是现在的军队，事实上数额超过了宪法规定若干倍。（三）宪法中规定军队是义务征兵制，今天亦办不到。

    奉方提出的理由都好像很有道理，总之奉方就是不赞成护宪，因为宪法是曹锟所颁，而第二次奉直战争，奉方就是高举反对贿选的大旗对曹，今日若护宪，是自食其言。6月10日整天会议，初步获致的结果是：（一）不谈宪法，（二）军事合作，（三）颜阁过渡，自动辞职。11日开末次会议，当夜10时杨宇霆、郑谦假张志潭宅宴张其锦，张其锽，即于12日晨离津赴保定向吴佩孚报告天津预备会议经过及结果。张其锽离津后，杨宇霆也于当天折返奉天。

    张其锽抵保定后，即赴光园谒吴，就天津会议中奉方具体态度娓婉向吴分析，如果在维持颜阁一事上坚持，必与奉方决裂，颜惠庆的摄政内阁仅为直系保持颜面，只要面子过得去，即应找台陛下。吴佩孚对张其锽的报告很重视，遂不再坚持颜阁问题。

    现在时局重心问题转到颜内阁身上，变成颜惠庆下台可以促成吴、张两巨头会晤，而吴、张会晤对中央大局才能有所开展，因此协调的箭头转到颜惠庆用什么方式下台？既然要保持吴的面子，先要让颜的内阁开成一次内阁会议，在此以前，颜虽宣布复职，可是内阁各阁员一半以上都没有就职，在实质上还不是一个内阁，因此吴的亲信便亟亟奔走促成颜阁和阁员就职。张其锽代表吴于6月18日入京，邀请摄政总理颜惠庆、财长顾维钧、交长张志潭、法长张国淦晚餐，商量促成颜阁办法。由张其锽电邀逗留天津的内长郑谦，郑于19日晚来京，于是吴、张双方代表又在北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颜阁下台的手续问题以及吴、张入京日期。最后双方更迈进了一大步，就是不再提护宪护法问题，以减少外界以讹传讹。当晚张其锽回保定，郑谦回天津，分别向吴、张报告北京预备会议详情。

    6月20日下午4时，颜惠庆摄政内阁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内长郑谦、陆长张景惠、外长颜自兼、财长顾维钧、农长杨文琦、海长杜锡珪、法长张国淦、交长张志潭均出席，会议决定，推杜锡珪代理国务总理，顾维钧并辞外交总长。

    杜锡珪代理国务总理后，以田应璜为内务总长、任可澄为教育总长。并正式通告杜锡珪于6月23日就任代理阁揆。

    北京国务院并于23日通电全国，略谓：

    “政枢中断，内政外交动呈险象，京师根本重地，同人等经各方敦促，不得不勉为事实上之维持。越月以来，区区苦心，当能共谅。现军事正在积极进行，而关税会议继续谈判，自顾菲才，实难胜任。亟请另选贤俊，主持一切。庶目前外交军事可赖推行，将来完成法律问题亦可循序而达。”

    这一道通电，前半段是敷衍奉张，后半段为秉承吴孙，措词对双方均能兼顾。

    杜锡珪在吴佩孚一年半以前乘决川舰浮江两湖的时候，曾暗中救了吴，因当时段祺瑞密令海军夜袭吴的座舰，杜锡珪在千钧一发的当口通知吴及时逃脱，否则吴可能就死在长江江上了。有这一段患难交情，所以颜惠庆内阁辞职后，吴即请杜代理，以作为投桃报李。

    颜阁问题，吴、张各让了一步，既维持了吴的颜面，又尊重了张的意旨，这一来吴、张会面的障碍总算勉强撤除，剩下来的问题就比较可以协调了。

    北京国会议员希望在张作霖未入京以前做成事实，可是大老板还没有取得协调，无枪无勇的议员能有何作为呢？

    杜锡珪的代阁勉强成立，这个代阁的目的，是促成吴、张的入京，并且表示吴、张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预备会议，都已顺利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因此杜代阁后，即分别电迎吴、张入京。

    6月25日，张宗昌、张学良，由天津赴北京，为奉张布置。第二天张作霖入京，当晚5时抵京，下榻顺承王府，即接见奉系将领及杜阁阁员。并专访赵尔巽、王士珍等北洋元老。

    吴佩孚于27日离保定，即晚宿长辛店，28日晨始入京，下榻王怀庆寓。

    张作霖在吴抵王怀庆寓后，即驱车往访，吴在大门口欢迎，两人携手入花厅，打了一阵哈哈，张乃告辞。吴在张走后即出门拜客，先访赵尔巽和王士珍，然后赴顺承王府答拜张作霖，张亦降阶相迎。

    吴比张长两岁，奉张结交了这位新把兄，乐得无以复加，嚷着要照相以留纪念，吴、张并立前排中央，张宗昌个子最高，有鹤立鸡群之感，照相人对好了光不敢照相，吴有点不耐烦，呵欠连连，张正兴高采烈，以为相机出了毛病，那知是张学良用手做王八姿势，放在张宗昌头上，所以照相人不敢把这个怪样摄入镜头，等到老将回过头时，两个小张才吓得装起正经面孔，摄影才告完成。

    中午代理国务总理杜锡珪和顾维钧、张国淦、任可澄、杨文恺、张志潭等五阁员假怀仁堂盛宴款待双方，奉方为张作霖以下八人，直方为吴佩孚以下八人，并邀赵尔巽、王士珍、孙宝琦作陪。

    正式的两巨头会谈也是在怀仁堂举行，这个全国所瞩目的吴、张会议并无形式，亦无程序，仅在宴会前两人在怀仁堂的后客厅密谈了30分钟，就告结束，亦无公报发表，大家对他们的密谈也讳莫如深。其实所有问题都在预备会议中解决了。

    这个吴、张巨头会议，事前足足地筹备了一个多月。劝驾、促驾、协调、协商，极尽口舌之劳，奔走之苦，迄两巨头见面，不过30分钟的密谈而已。

    人世间的变幻真是白云苍狗，民国11年直皖战后，张作霖和曹锟在天津开巨头会议时，当时吴还是一个师长，张作霖已是大帅，颇有羞与吴共几而坐之势。后来吴在洛阳做起堂堂巡阅使被尊为大帅后，曹晋级为老帅，张气得也自封为老帅，他的儿子张学良被尊为少帅。如今时移势易，吴佩孚卷土重来，张却从三层楼自动跑下二层楼来与吴握手，且把正位让给了吴，“吴二哥”叫得亲热万分，比和曹锟的亲家还要亲密。

    张宗昌和新任直隶督办褚玉璞备了两份门生帖子送到吴的行辕，吴谦逊不遑，改送了两份兰谱以敷衍他们的面子。

源济

二四○、南口冯军苦战

    吴佩孚这次入京，架子端得很大，他并不在北京城过夜，怀仁堂宴会后当晚，即偕田维勤及全体随员出京回长辛店。张作霖偕奉方军要，以及北京政要名流均送至车站，吴是要指挥进攻南口的军事，张祝他马到成功，吴连连说：“仗老弟洪福。”

    张作霖于6月29日返天津，抵津后解决了李景林部，这是清算去年郭松龄倒戈的旧帐，由于张老帅出乎不意，使张宗昌为之肃然。

    吴、张离开北京后，全国的视线也离开了北京，留给北京的，是可怜而零落的内阁，穷得无隔日之粮的政府。

    7月6日杜代阁开第一次阁会，决议张国淦署内长、蔡廷干署法长。以金还为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为副总裁。这一期间潘复是奉系的红人，他和张宗昌、张学良交情深厚，是二张身边不可少的人物，所以他当时炙手可热，一会儿传他要做财政总长，一会儿传他要组阁。二张在女人和麻将牌上是少不了他的。

    北洋时代的特色，除了那些颟顸、粗鲁、愚而自用的形形色色军阀而外，就是还产生一批那个时代的政客，这些政客不需要吟诗，而要会陪酒、陪赌和在女人方面有丰富的资料。

    吴、张会议中决定的，是用兵南口，由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联合发表宣言，合作讨冯，并下总攻击令。奉、直、晋联合讨冯后，主战场在南口，统帅则推吴佩孚担任，关内奉军和直鲁军悉听吴指挥。

    吴把攻南口的责任交给了田维勤，悄悄告诉田：如果攻下南口，即以察哈尔都统相酬。田维勤是靳云鹗的部下，他的军队并不能打仗，吴以田为主力，又是走错了一着。而吴把察哈尔都统随便许人，也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因为察哈尔和绥远在奉张看来是他的禁脔。正因为如此，所以奉张虽然表面支持，实际上内心则不谓然，所以奉军按兵不动，有黄鹤楼看翻船之态。

    不争气的是田维勤，今天哗变一团，明天哗变一旅，久攻无功，而守南口的国民军却越战越勇，吴大帅长胜将军的威风为之扫地以尽。

    田也学寇英杰打假捷电的方法，报捷电十分之九不确，吴气得暴跳如雷。然而不如意事接踵而至，吴攻南口不下，湖南方面则告急电一日数至。吴咬紧牙关宣称：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南返。

    曹锟命彭寿莘劝吴放弃南口军事，早日回武汉部署湘鄂防务，吴坚持不肯。

    吴佩孚为了便利和指挥进攻南口，乃在保定设立总指挥部，所有南口和大同两方面的军事，都归该部直接指挥，吴自任总指挥，以王为蔚担任中路，出涞源，田维勤任右翼攻怀来，魏益三任左翼攻蔚县。

    国民军求和不得，乃改编七军，推张之江任总司令，第一军鹿钟麟，第二军宋哲元，第三军李鸣钟，第四军郑金声，第五军门致中，第六军石友三，第七军刘郁芬。每军均辖两师，其战略为在南口及多伦诺尔主守，对大同主攻。鹿钟麟派飞机在大同散传单，限人民自即日出城，否则掷百磅炸弹。张之江则函阎，谓国民军为自存计不得不取大同，俟大局定后，当即奉还云。

    国民军既然对山西采攻势，阎锡山乃迭电催促奉军、直军火速进兵，且谓“养寇贻患，晋难安枕，与其日寻干戈于将来，不若锡山让位于此日”等语。晋军分三路，中路商震由得胜口攻丰镇，东路张培梅由天镇攻柴沟堡，西路孔繁蔚由右玉攻绥远。阎自任总司令。

    国民军集中全力压迫山西，15年6月27日攻占大同，晋军右翼商震部退怀仁，左翼孔繁蔚部退英家窑，鹿钟麟、李鸣钟，韩复渠由得胜、镇川、驻市三口，分三路进攻雁门关。

    7月3日吴佩孚在保定会议，分编四军，吴自任第一军总司令，直辖田维勤、王为蔚等部。第二军总司令彭寿莘。第三军总司令阎治堂，第四军总司令齐燮元，副司令魏益三。7月中旬王为蔚部抵蔚县与方振武部接触，进袭狼牙口，入雁门关，魏益三部抵广灵。

    奉军、直鲁联军、直军、晋军联合作战，大体共分五项：（一）各方共出兵40万主力，另组别动队策应。（二）直军出兵七师四旅，奉军出师五师八旅，统归吴佩孚指挥，分三路进攻西北。（三）南口军事以奉军为主力，直军为副。（四）晋北以晋军为主力，直军为副。（五）直、晋两省扫除国民军后，再议第二步。

    吴佩孚这次东山再起，每次用兵都不顺利，他原以为一鼓作气可以攻下南口，怎知国民军坚守南口，他的军队久战无功，田维勤的部队且一再谎报军情，夸大战果，贻笑中外。

    他在不得已情况下，把进攻南口的主力，让给奉军，对吴来说，实在很丢面子。奉军和直鲁联军担任战场主角后，张作霖重新编组其部队分为三路，第一路徐源泉，第二路荣臻，第三路韩麟春。总指挥褚玉璞，后方总司令张学良，前敌总司令张宗昌。

    关于国民军在南口的苦战以迄失守经过，特抄守南口的刘汝明所撰回忆录有关此一段经过于后：

    “六月二十二日，石筱山（敬亭）兄到南口来视察。他参观了阵地以后，筱山兄叫着我的号说：子亮，你要小心敌人抄你的后路，我看八达岭、居庸关这一带山高且险，你的兵力又薄弱，如果叫敌人迂回过来把山占据，火车及一切都要绝断了。我听了，看看附近的人很多，便说：沿铁路两侧，我都埋伏得有人，你没有看到。回到师部我和筱山说：你顾虑得是，敌人如果从南口正面或附近来攻，我这一个师足可应付，倘若敌人要从南口以东三十里，或南口以西三十里向康庄、怀来迂回，我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筱山回去大约向张、鹿诸公报告了，鹿的手枪旅季振同团，立刻就进驻居庸关。

    西北督办公署参谋长曹浩森也以电话通知我：佟麟阁的第十一师进驻康庄车站以东延庆县与得胜口一带，陈希圣的第三师开到康庄车站以西地区，防守居庸关右翼的长城各小口。这两部是来掩护我的左右侧背，叫我和他们切实连系。曹浩森是日本留学，由李烈钧介绍来的，熊哲民（斌）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在我们南苑练兵时期，由刘骥介绍来的。陈希圣兄是接郑金声新任第三师长，他是山东荷泽人，与我的私交也很好。我们这时的全部兵力，除了骑炮兵，一共有十二个师，第一师是徐永昌，第二师是孙良诚，第三师是陈希圣，四、八、九，我记不清是谁，第五师韩复榘，第六师是石友三，第七师是马鸿逵，第十师是我，十一师是佟麟阁，十二师先是蒋鸿遇以绥远都统兼，后来孙连仲调任，石敬亭是西北军援军后方总指挥。

    佟、陈两师刚上来，敌人又开始猛攻，这次是张宗昌进攻南口正面，张学良攻得胜口迂回我的左翼，吴佩孚亲督田维勤、潘鸿钧两部选的精兵，从我们右翼，直攻康庄。从七月上旬起，张宗昌连攻了南口三天，每次都是攻到外壕边便叫我们击退。吴佩孚进攻的部队也毫无进展，只有奉军有三百多人从南口、得胜之间的空隙，乘夜爬山绕到居庸关东七八里处，立刻就被季振同团包围歼灭。季团的副团长也阵亡，士兵伤亡了也很多。敌人这次总攻又失败了，不过我们也很危险，幸而有石筱山的建议，我的侧背有了掩护，不然真也不堪设想。

    七月十日鹿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的意见放弃南口的阵地，退守居庸关、八达岭纵深配备。他又说：古时战争大多数是守居庸关，既可以节省兵力，敌人的重兵器也不容易活动。我在连次获胜之后，也许有点轻敌，我认为南口阵地的工事是金城汤池，左右侧背有佟、陈两师也是安如磐石，不过我还是向鹿说：让我和三个旅长商量商量，再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我集合三个旅长和主要的幕僚开会，把鹿的电话传达一遍，再问他们的意见。

    胡长海、张万庆两位旅长都没什么意见，王书箴旅长却激烈反对，他除了和我相同的意见之外，还说守南口可以予敌人以威胁，可以叫他们寝食不安，何况南口已坚守了三个月，敌人不停的进攻，也没有越过雷池一步，弃之也未免可惜。我便打电话向鹿先生报告，把我们的商量结果告诉他，他也没有坚持，他大约已经知道广东方面北阀大军快有行动了。

    七月下旬张之江督办传来冯从俄国的来电，说蒋中正率领北阀大军进攻两湖，要我们坚守南口以牵制吴佩孚。这时吴佩孚与张作霖，经过几次会商也达成了‘军事合作到底，政治以后再谈’的协议，继续进攻南口。吴佩孚恨冯入骨，必欲把我们解决而后已。北伐大军虽已行动，他仍然把他的主力部队置于北方，进攻南口，等到后来他回到南方时北阀大军已经打出湖南了。

    八月初，奉、直、鲁、晋各路敌军大举进攻，多伦、南口以及晋北方面同时激战，多伦首先失守。本来宋哲元是守多伦的，后来因为晋北紧张，宋奉命为攻晋总指挥，石敬亭为参谋长，多伦交给骑兵师席液池防守，奉军吴俊升、汤玉麟来攻，因为众寡不敌；加以席与旅长王镇淮意见不合，多伦就此失守。八月九日南口当面由奉、吴、张宗昌再举总攻，铁路以东奉、鲁军选了六个攻击点，每人攻击点都使用一个旅兵力，用宝塔式的攻击。铁路以西也有直吴军四五个旅攻击。攻击一开始先用排炮猛轰，再用坦克车及步兵排、连、营、团冲锋，我的三个旅同时告急，我的师属独立营，能作战的都开到前线去了，炮兵的驭手也被王书箴要了去，只剩下炮手放炮。以致到撤退时无人牵马拉炮，炮也丢了。到了十二日，敌人的坦克车九辆，将我们关公岭东沙河滩所筑的石墙冲倒，所有的副防御全毁，电网被破坏的也很多，电流也不通了。铁路机厂的发电人员，也潜逃无踪。战况如此惨烈，所幸将士都能用命，卒能将敌人一一击退。

    十五日早上九点钟左右的样子，鹿打电话给我说，多伦方面的吴俊升敌军，已威胁到张家口了。全军要向绥远、包头总退却。又说第十师苦战了四个月，敌人以数十万众倾巢来犯，中国战场上空前没见过的飞机、坦克车也来参战，而始终不能得逞，你们的英勇精神全军敬佩。现在因为多伦失守，不能不退，你要立刻经张家口、柴沟堡，向绥远、包头撤退。我说：现在已经九点多了，单是铁路两侧就有十几个旅攻击，战事正烈，白天无法撤，到天黑了再撤吧。鹿说：也好。他又说：指挥部即经张家口往绥远撤，你无论如何要在三天之内，通过张家口。第三师方面现在无战事，已经叫他们撤退了。十一师方面现在也正在打着，他们也是天黑了撤。鹿说完他的指挥部就撤了，当时如果我立即把鹿命令下达，重武器也许不会丢，部队损失也许不会那么多。可是我想，命令下早了，会使他们动摇，四个月都过去了，这半天就不能撑了么？那知到了下午三点，卅旅阵地就被敌突破，卅旅是在正面，廿八旅在关公岭方面，廿九旅在铁路以西。卅旅被突破，阵地便会被分为两半。我知道已不能再撑，便急以电话通知廿八、廿九两旅速向康庄撤退，如果南口不能通过，便翻山走到康庄车站集合。当时我手中还有半个机枪连，两挺重机枪，便叫连长胡光武带着占领南口的南面寨墙，掩护卅旅撤退。一直到六点多钟，卅旅的官兵也退回不少，但还不见王旅长。情势已不能再等，便带着一部分官兵，步行到居庸关，上了火车到康庄。到了康庄，令铁路方面准备火车，上满一列车便开一列车。这时候听说王书箴旅长被俘了。王旅长有胆有识，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以后被张宗昌在北京杀害，每每想起他来，都为之惋惜不已。

    我乘第三列兵车在十六日下午到张家口，督办公署已撤走了，车站的人告诉我，柴沟堡这边六七里处有督办公署的一列车翻了，人可以到翻车处下车，骡马必需在有站台的车站先下车。这几天平绥铁路也是连出事故。卓资山机车相撞，下花园翻车，柴沟堡又翻车，都有不少的人伤亡，所给予士气军心影响极大，在大军转进的时候，更扩大了失败心理，各部队几乎都已不成为有组织的部队，我们这次是打败了，败的已近乎分崩离析。”

    刘汝明回忆南口之战，只述国民军方面，至于奉军、直军和直鲁联军方面情况，兹再抄当时《国闻周报》一部分于后：

    “吴负责进攻南口军事后，由于田维勤部久攻南口无功，而田部陈鼎甲旅叛变于前，吴世孑旅之贾马二团又变于后，硕果仅存的只有张万信及纪某两旅，亦受包围。田部于此战斗力遂告消失。至于魏益三部亦不可恃。张宗昌自前线巡视回京后，乃与张学良商量，如欲速下南口，非变更战略不可，两张遂将前线险状告之张其锽，经张赴长辛店向吴报告，吴对变更战略完全同意，以南口及怀来任务全交奉军及直鲁联军指挥。

    南口方面，张宗昌八月三日晚据报，直奉联军占南口第一险要之二道关，乘胜进攻，前锋至长城外延庆附近，进窥八达岭，攻居庸关北口。张学良语人，此次攻克龙虎台及南口防线两道，系利用大雨，以炮火胁迫敌军退出战壕。三日夜半，于珍占领长城外虎峪村，又由得胜口攻葵花峪。张学良、韩麟春六日通电，谓右翼通过二道关，中央由得胜北三里，深入敌阵，敌屡次反攻，均无效。即此可见奉军纵以重炮压迫，面西北军犹竭力反攻也。七日晨起，西北军各路反攻极烈，双方剧战。张学良是日晨赴昌平，下总攻令。重炮声竟日不绝。

    七日昌平全线猛烈攻击，左右翼达山根南口正面，距国民军仅有里许，尚未克复，右翼系奉军第四混成旅，迂回虎峪山村后方。左翼系联军第十一旅，已达山根，迁回绕攻南口之右侧。张学良八日夜返京，九日赴前线督战。张宗昌亦有拟率卫队赴昌平说。

    八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南口镇被奉鲁联军攻下，此次西北军失陷南口原因有三：（一）西北军之守南口，原以十三陵白阳城等处为东西犄角，以前联军正面进攻，常受东西两路之夹击，陷于不利，自变更战略后，联军分三路进攻，左右两翼，先后将十三陵、白阳城等处西北军击退。中路占领龙虎台等要隘，右翼又抄出得胜口，进攻虎峪村，断南口后路。南口虽险，至此犄角尽失，三面受敌，不易防守。（二）联军进攻兵力在十万以上，守南口之西北军，仅郑金声、刘汝明等部三万余人，众寡不敌。（三）长城附近山洪暴发，军用桥梁多被冲毁，后方接济异常困难。有此三因，西北军不得不弃南口而退。当十一日联军严令猛攻时，西北军竭力抵抗，损失甚钜，延至十三日势不能支，遂一面在居庸关岔道等处布防，一面将南口守兵撤退，由刘汝明担任断后，十三日夜间与联军猛烈激战后，即陆续撤退。至十四日清晨，大队业经撤尽，仅留少数军队阻止追兵，并将重要工程加以破坏。闻自十一日起至南口攻下止，双方血战四昼夜，西北军死伤一万余人，联军方面死伤尤众，约在二万以上，此南口攻克之经过也。南口攻下之前数小时，虎峪村先为奉军占领，尤使西北军不得不向居庸、康庄、延庆而退。

    奉鲁军以生力军两旅担任追击，而首先入南口者，则为奉军于珍部赵鸣皋之第三十七旅。其所恃则全在邹作华之重炮队也。据连日联军公布，十五日克横岭城镇边城，正面奉军达青龙桥，十六日午占康庄，又续进占怀来。直军方面，担任西路之田维勤部，前此迟回不进，但十六日亦电告克怀来。又谓纪旅占土木堡站，田已进驻怀来，马吉第部十七日晚入涿鹿，向宣化追击。谭庆林部十五日下午占延庆，别队占龙沙关，十七日占宁远，距张家口六十二里，张学良、韩麟春十六日通电，报告所部向宣化追击经过，谓西北军已在张家口备车，日内开始撤退。第一步退丰镇，第二步退平地泉，第三步退绥远，第四步退包头，然后渡黄河，一部退甘肃，一部退库伦。大同西北军亦向西退却。阎锡山十五日电告，已令各军由浑源、偏关、天镇三路猛攻。冀断京绥路西北军归路。吴俊升则派穆春任中路，万福麟任东路，汲金纯任西路。进攻沽源，大概此路西北军亦必在撤退之中。闻吴佩孚十六日电平凉张兆钾，希会甘军，集中皋兰，逐西北军出境。另由马福祥电诸马，出兵宁夏，阻冯军西退。盖今日奉直联军固以会师张垣为目的，而又不愿西北军退守绥远甘肃也。

    十五年八月下旬国民军退守平地泉、包头。而宣化、张家口、大同、丰镇均在所谓讨赤联军之手。初，直军王为蔚部十八日占宣化，奉鲁联军亦继至。直军报告十九日下午入张口，奉军则谓二十晨进占张垣。实则西北军大队早于十六日由张口撤退，辎重无大损失。晋军十九日克大同车站及怀仁，进攻丰镇。奉军第九、第十两军亦沿铁路前进会师。阎锡山二十二日电告，傅师卢旅二十一日攻克丰镇，西北军既失丰镇，遂退平地泉。接平地泉在丰镇西北一百五十里，如联军再进攻，拟退卓资山扼守。又一说，则谓西北军以平地泉、包头、绥远为三道防线。讨赤军是否再行进攻，则不得而知矣。

    八月二十六日晋军攻克平地泉。阎锡山发电请奉鲁联军不必再进，西北军事晋军足以了之。又二十九日电告，晋军克平地泉后，追击队二十八日克卓资山，进逼绥远。但奉联军开干部会议，追击西北军，决以包头为止。包头以西，交阎锡山、刘镇华办理。双方所争，绥远地盘。盖奉方除汤玉麟任热河都统外，已任高维岳为察哈尔都统，三特区已占其二，岂容放弃绥远。而阎锡山本有任商震为绥远都统以固门户之意，所以电阻奉鲁军之西进。张学良、韩麟春三十一日晨偕高维岳赴张家口，将再赴大同丰镇，而察啥尔属之各官，奉直又均有委派，京兆尹李垣则又向齐燮元索还京西琢州、房山、良乡、固安四县收税各权，保大之军民政权亦有问题。

    国民军败退声中，冯玉祥十七日自莫斯科启程回国，廿九日已抵库伦、徐谦偕西北军代表李鸣钟、刘骥二十三日抵粤，徐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冯在莫斯科，由徐介绍加入国民党。刘骥、李鸣钟提合作办法十三条，请委冯玉祥西北军总制，暂以总制名义，统制西北军。国民党中央党部乃于廿七日欢迎国民军加入党籍。”

源济

二四一、军阀杀记者

    吴、张在北京会晤时，吴愿独力进攻南口，张作霖笑哈哈地对吴说：“敝部悉听二哥指挥，我的部队就是你的部队。”南口攻下时，吴以主帅资格论功行赏，保举作战有功人员，他觉得奉军将领出力最多，应该予以嘉奖。

    杜锡珪代阁根据吴的保举单发表一批叙勋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张学良加上将衔。怎知吴的好意却碰了一个钉子，张学良首先来电坚辞，张宗昌及其他奉军、直鲁联军将领亦表示不受吴的保荐，且云：“本军系奉上将军（指张作霖）命令，叙勋授爵应由上将军查明具报办理。”

    张作霖是上将军，张宗昌在奉军中处于养子地位，吴荐张为上将军，张拒绝，当然是做给奉张看的。

    张宗昌不只拒受上将军，且有函给吴佩孚，要求改组内阁，并支持孙宝琦继任国务总理，北洋军阀只要军力一大，就要对中央过问，张宗昌何能例外。张函如下：

    “前略，现在中央政府，业已成立。当此军务未了之际。应以讨赤为其责任。乃观政府近日举措，殊不尽然，用兵之道，饷项为先。自古至今，断无饥饿之兵，能当大敌。宗昌所部各军，今日所负军事责任，何等艰难重大。政府当局，应如何劳身焦思，以助其功。乃自内阁成立以来，一筹莫展，以我国财政情形而论，固属困难万端，然政府如能处理有方，热心负责，则勉筹一二千万，以应急需，亦非不可能之事。而政府中人，未闻有此。若非全无能力，即为不尽厥职，二者必居其一。且政府对于宗昌等军，形同无视，宗昌屡次派员催促，当面请托，一概置若罔闻，全以空言相向。宗昌欲筹少数犒军经费，携赴南口，迟之甚久，未能足数，无法以慰前敌官兵。诸公高座堂庙，欲以空言驱人效命，宗昌则以何术能使将士用命乎？且用人为国家大政，况当用兵之际，尤以赏功问罪，示天下以公平，方能鼓舞人心，树为标的。即我公驾驭英豪，意欲澄清天下，亦非此道莫由。乃政府近日用人，则异于是，贤才未及登用，功绩未及酬庸。而向与讨赤无关之人，阁内阁外反日日见诸任命。似此用人行政，颇似植党营私，全无功罪赏罚标准，又何以鼓舞将吏克敌立功。以上所云，皆为事实。故以责任政府之义绳之，今日政府，实应负贻误军事之责。除非改弦更张，另组新阁，势必政治未良，影响及于军事。讨赤之事，无法进行，不仅宗昌无以对我公，即我公亦无以慰天下。宗昌愚虑所及，以为今日心阁，兼行摄政，权贵俱重，迥异平时。非得老成硕望，不足以镇中枢。前次曾以管见上尘钧听，以为孙慕老资深望重，中外所知，内政外交，皆为老辈，能于此时请其组阁，当能从容坐镇，以收中外人心。财交等部，职权重要，亦当妙选长才，分担艰钜。设能如此布置，实于今日军事，所裨非小。讨赤一役，庶几能尽其功。否则政府酣嬉于内，军士怨愤于外，大局前途，未知所届。”

    杜锡珪代阁又摄政，本来就完全是吴佩孚一人的主张，南口攻下后，张宗昌发言权突然增加，他表示对杜阁强烈不满，然而，奉系方面认为独揽中央大权的机会尚未到临，所以并不积极倒阁。

    吴佩孚这时身在北方，心悬南方，因为湖南问题严重，唐生智投靠广东的革命阵营。为革命军打通了北伐的咽喉要道。本来广东方面的革命军，从孙中山在世时起，就致力于北伐军事，因为湖南的梗阻，北伐军不能顺利进入湖南，因此北上之路未通。唐生智驱走赵恒惕以后，由于吴坚决支持赵恒惕和叶开鑫，所以唐生智乃投靠北伐军。北伐军支持唐生智北进，遂使湖南局势日益紧张。湖北方面日日有告急电给吴，吴因为南口没有攻下，无法分身。南口攻下以后，他便亟亟安排返回武汉，指挥两湖战事。

    8月22日张作霖派郑谦入关与吴佩孚接洽内阁改组问题，郑即偕张其锽由北京赴保定，竭吴请示，并代表奉张送吴南行。

    杜锡珪身不由主，自张宗昌倒阁通电发表后，为之意兴阑珊。8月20日晚宴阁员密议总辞职，21日通电全国军民长官，略谓：“前以军事方殷，中枢乏主，曾表示于最短时期暂维现状，今幸军事结束，自当引退让贤”云云。杜电发出后仅吴佩孚和孙传芳复电慰留，其他各方毫无表示，更使杜感到泄气。22日郑谦和张其锽抵保定后，吴佩孚在光园开会，郑谦、于国珍代表奉方出席，吴表示对西北问题应予彻底解决。自己对西北地盘和内阁问题不愿多主张，拟请张作霖主持，不过希望在没有适当人选以前杜阁暂予维持。光园会议后，郑谦于23日回京，24日返奉向张报告吴的态度。张表示中枢仍听吴主持，如果内阁局部改组，要奉方派人参加，则除财、交两部外，其他均无意见。孙传芳亦表示不问中枢政事，代表孙入阁的农长杨文恺亦留南京未北返。

    据说北京政局的内幕是三张联合排斥杜锡珪，所谓的三张是张国淦、张志潭和张其锽。张国淦是北洋老人，张志潭一直是吴在北京的代表，张其锽则是现在吴的红人，三张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北京政局的症结，总理人选除了大军阀的支持外，最重要的是财政问题，然而当时的财政，谁也不能点石成金，因此谁也没有办法，除了借外债而外，任何办法都行不通。

    张宗昌攻下南口要钱，肃清西北冯玉祥部队也要钱，吴佩孚援湘军事也要钱。杜锡珪既非巧妇，如何能为无米之炊，顾维钧以办外交能手而负责财政，其意不过是动洋人脑筋，也毫无作为。

    当奉军入北京后，讨赤的气氛非常强烈。邵飘萍在那个时候是个炙手可热的新闻记者。他在郭松龄倒戈时，帮郭骂张作霖，当奉军进占北京，邵飘萍自己也知道处境危险，所以及时避入东交民巷，住在六国饭店。奉军派出特务去疏通邵的好友张汉举等，告以奉方对邵已有谅解，不会采取任何激烈行动，尽可放心回家。怎知邵的寓所已早在奉方便衣特务监视中，邵一出东交民巷就被跟踪，邵返抵家尚未进门，就被门口的特务所逮捕，这是15年4月20日下午7时左右的事。

    25日邵的报界友好和新闻记者13人联袂往竭张学良为邵求情，张学良以手作砍头式回答，大家知道邵是凶多吉少了，26日上午5时左右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毙。

    邵被杀后，北京空气极为紧张，很多报刊都纷纷自动停刊，以免遭殃。原来民国初年军阀时代，新闻却是相当有自由的，军阀们虽然蛮不讲理，可是对新闻批评大体还能容忍。直到奉军入京后，形势才为之一变，邵飘萍被枪毙后，人人为之自危。

    接着发生了《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枪毙的案子。15年8月6日清晨，宪兵司令王琦派兵到林白水家中去抓林，一共开来了三辆军用卡军，好像抓江洋大盗，宪兵说请林先生到司令部去谈话，结果车子直驶天桥刑场，仅在前门外宪兵分队停了10分钟，是打电话向王琦请示，总计从被捕到行刑，前后不过3小时。行刑前行刑人员问林有没有遗言，林说：希望自己的儿孙永不要做新闻记者。

    林白水被枪毙以后，第二天《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社长成舍我也被捕，被捕的情形和先一天林白水被捕完全一样，由三辆军用卡军押送到宪兵司令部，关进一间小房，由荷枪实弹的奉军驻守，成舍我心想，此命休矣。他是一位正直的记者。他的报纸是靠销路维持，他的从业人员都是考试进入，第一批考入的三名编辑记者中，有一位是黄少谷。

    成舍我的被捕，是因为他的报纸敢说敢写，对于奉军毫不客气的批评，他从不接受任何金钱上的补贴。他的报纸是正统的舆论，讲是非，别善恶，正因此而触怒了奉方，认为他一定有背景。他被捕后幸得孙宝琦出面向张宗昌疏通，而张宗昌正推荐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对孙颇为买帐，因此成舍我被捕四天后竟死里逃生，被释放出来。

源济

二四二、誓师北伐

    当北洋军阀互相争伐不已之时，南方的革命势力有了极重要的变化。蒋中正在二次东征时即深深体会到没有强大的革命武力，是无法贯彻革命的抱负，因此主张：“要在一年之内统一两广，三年之内统一中国”。

    民国15年元月，蒋中正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提出军事报告：

    “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的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完全可以动员，人数有八万五千人。兵士的饷额有一定预算，兵士的生活，也较前改善。又有军校陆军学生六千余人，足抵一师之数。再用此精神积极整顿，本党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

    蒋中正又对黄埔军校学生说出北伐的心愿：

    “北伐未完成，为国父毕生的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此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为无意义的举动。”

    15年4月3日，蒋中正吁请国民政府早日决定北伐大计：

    “北方自国民军退出京、津以后，中国形势之变化，其迅速与重要，非昔日沉闷与轻易之状态可比，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为稳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法国恨苏俄在华之势力复张，故急使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之北伐。总之，此后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根据地无疑，且其限期，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也。”

    同月30日这一天，再亲自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提请研讨北伐计划。这中间主要的方针大略是：

    “中国势力均衡，现已有所改变，正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交战之冯玉祥国民军，已撤出北京，退守平绥路，预料日本将予张作霖以财政与军事援助，使其摧毁冯玉祥之国民军。同时，英、日两国均可能支援军阀吴佩孚，使其进攻广东之国民革命军，在云南之军阀唐继尧，亦将接受外援，出兵阻挠北伐。在此一情势之下，国民党之正当策略，为谋取冯玉祥之合作，劝其退至西北，联合山西阎锡山之晋军，以牵制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向南伸张。同时，争取贵州及四川之地方部队，用以防止唐继尧之阻挠北伐。并应积极争取湖南唐生智湘军与江西地方部队，使其参加国民革命军阵营。尤应设法中立盘据苏、浙、赣、皖、闽五省之军阀孙传芳。倘以上各工作皆已进行，则国民革命军准备，当于三个月内完成。深信北伐军必能迅速占领武汉，将国民革命第一层障碍之直系军阀吴佩孚势力，完全消除。”

    民国15年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统帅陆海空三军。7月1日以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下达了北伐的动员令：

    “本军继承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爰集大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除第四、第七两军先行出发，协同第八军相机前进外，兹特将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各军前进集中计划各项图表，随令颁发，仰即遵照。此令。”

    7月9日，蒋中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就职典礼上，由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授印，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授旗，国府委员孙科奉孙中山遗像。

    北伐誓师词是一篇庄严而雄伟的史诗：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阀罪，残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嗟我将士，一德一心，毋忘耻辱，毋惮艰辛，毋惜尔死，毋偷尔生。壮烈之死，荣于偷生。嗟我将士！保此国家。嗟我将士！保此人民。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惟纪与律，可以致胜。生命为私，纪律为公，生命为轻，命令为重，嗟我将士！团结彻终，相爱相亲。毋惧强敌，毋轻小丑，万众一心，风雨同舟。我不杀贼，贼岂肯休，势不两立，义无夷犹。我不牺牲，国将沉沦，我不流血，民无安宁，国既沉沦，家孰与存？民不安宁，我孰与生？嗟我将士！矢尔忠诚，三民主义，革命之魂。嗟我将士！偕作同仇，革命不成，将士之羞。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死则俱死。存亡绝续，决于今兹，不率从者，军法无私。”

    从这一天起，“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雄壮歌声，随着战斗的怒潮，响彻了全国各地。

    国民革命军统一军制，早在民国14年即成立第一军至第五军五个军，其后程潜所部改编为第六军，15年春两广统一后，广西部队编为第七军。5月唐生智投效，改其部为第八军。

    各军编制兵力和指挥官名单如下：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

    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辖孙元良、倪弼、薛岳三个团。

    第二师师长刘峙，辖陈继承、蒋鼎文、惠东升三个团。

    第三师师长谭曙卿，辖涂思宗、徐庭瑶、卫立煌三个团。

    第十四师师长冯轶裴，辖郑振铨、蔡熙盛、周址三个团。

    第廿师师长钱大钧，辖王文翰、赵锦雯、李杲三个团及刘秉粹补充团。

    补充团长张贞。炮兵团长蔡忠笏。警卫团长朱毅之。

    第一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一个团。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第四师师长张辉瓒，辖谢毅伯、周卫黄、邓赫绩三个团。

    第五师师长谭道源，辖罗寿颐、彭璋、朱刚伟三个团。

    第六师师长戴岳，辖黄友鹄、廖新甲、刘风三个团。

    教导师师长陈嘉祐，辖余泽篯、李蕴珩两个团。

    炮兵团长谢慕韩。

    第二军合共兵力步兵11个团，炮兵一个团。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第七师师长王均，辖曾万钟、万人敌、彭武扬三个团。

    第八师师长朱世贵，辖韦杵、祝膏如、李思愬三个团。

    第九师师长朱培德兼，辖顾德恒、李明扬两个团。

    宪兵营长武宣国。炮兵营长张言传。

    第三军合共兵力步兵八个团，炮兵、宪兵各一营。

    第四军军长李济琛。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辖蔡廷楷、范汉杰、戴戟三个团。

    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辖香翰屏、余汉谋、黄震球三个团。

    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辖缪培南、黄琪翔、许志锐三个团。

    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辖云瀛桥、陆兰培、陈章甫三个团。

    独立团长叶挺。

    炮兵营长郭思演、薛仰忠。

    第四军合共兵力步兵13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第十五师师长李群。

    第十六师师长陈炳章。

    独立第一团长梁林，第二团团长林驹。

    第五军合共兵力步兵八个团，炮兵一个营。

    第六军军长程潜。

    第十七师师长邓彦华。

    第十八师师长胡谦。

    第十九师师长杨源浚。

    炮兵营营长莫希德、罗心源。

    第六军合共兵力步兵九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第一旅旅长夏威。

    第二旅旅长李明瑞。

    第三旅旅长伍廷扬。

    第四旅旅长黄旭初。

    第五旅旅长刘日福。

    第六旅旅长韦云淞。

    第七旅旅长胡宗铎。

    第八旅旅长钟祖培。

    第九旅旅长吕焕炎。

    第七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第二师师长何键。

    第三师师长李品仙。

    第四师师长刘兴。

    教导师师长周斓。

    第五师师长叶琪。

    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

    教导团团长周荣充。

    炮兵团团长王锡焘。

    第八军合共兵力步兵22个团，炮兵一个团。

    北伐军出师时，后方之巩固布置分为七个警备区，直隶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配置情形如下：

    潮梅警备司令由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兼，驻军汕头。

    广属警备司令由第廿师师长钱大钧兼，驻军广州。

    惠属警备司令由第十八师师长胡谦兼，驻军惠州。

    韶属警备司令由第二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兼，驻军韶关。

    肇属警备司令由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兼，驻军肇庆。

    钦廉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兼，驻军北海。

    琼崖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第卅四团团长许志锐兼，驻军琼州海口。

    中国国民党为出师北伐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饱，鬻田卖牛，浸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于沟壑，壮者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生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虞，灾患一至，不免沦于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生命，则直成饿莩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彷徨失业之忧；至于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莩，更无论矣。其他如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后，不但生计仍无可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敦有过于此耶！至于经营工业之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于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则不投降于军阀，而乞灵于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且丧失大半矣！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所致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迄今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有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之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阅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知识界不能安于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于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一日不能安其生也。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甚，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本党丁此时机，熟察前因后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绝军阀之祸国殃民；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敦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勾结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之困苦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铲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大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源济

二四三、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吴佩孚久攻南口不下，最后靠了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大力相助，才算解决了这个僵局。他在北方既不得意，在南方也走错了路，因为他既不和广东的革命势力合流，又逼迫唐生智投靠革命阵营。

    湖南问题是当时南北之间的一个烫手的洋山芋，袁世凯和段祺瑞时代都在湖南问题上栽了跟斗，袁、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吴佩孚如今二次出山，本来就是强弩之末，当然更解决不了湖南问题。吴的谋士张其锽屡次劝吴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吴则小视了湖南，他过去以衡阳撤兵而崛起，每次处理湖南问题都得心应手，这次再起也是起于湖南，他认为别人对付湖南有麻烦，可是他却迎刃而解，所以他对湘事自行其是。

    15年4月25日他派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耀祖为湖南省长。

    5月2日叶开鑫军进攻长沙，唐军措手不及，由长沙退衡州，叶部分六路追击唐军。

    叶开鑫、贺耀祖等都热切希望赵恒惕能遄程返湘，主持全省大政，因此在长沙攻下后，叶即电湘省耆绅转达吴佩孚，请勿下叶督湘、贺长湘的命令，同时通电迎赵讨唐。

    5月8日叶开鑫入长沙，委王隆中为湘南招抚使，俾收编唐生智的军队。

    湘军一、二、三师组成护湘军，推赵恒惕为总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赵未回湘前由叶开鑫代理总司令，贺耀祖亦以护湘军名义拥赵讨唐，其致赵电略谓战事扩大，非得钓座速归主持，不足以靖湘乱。

    赵恒惕自赴上海后，湘省和各方均敦促赵出山，他坚决表示不愿回湘，孙传芳在南京曾热烈相邀，赵遂赴宁小住，孙也促赵回湘主持一切，且电吴说：恢复赵的湘督，于联省、联军、联防俱有禅益，乞一致敦促。

    赵恒惕曾有电到广州给国民政府，主张所有客军都退出湘境。因为自唐生智退守衡州后，广东方面即决定出兵援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派戴岳、张赞化、李明扬各军兼程援湘，并令白崇禧、夏威率桂军入湘。

    15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州取消代理湖南省长的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

    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提早国民革命军北伐。

    唐生智获得革命军助阵后声势为之大振，15年6月中旬反攻屡为得手。叶军反胜为败，退据湘乡、湘潭。叶开鑫拟赴前线督师，吴佩孚电派末大霈、王都庆、唐福山为援湘军三路总司令，彭汉章为湘黔边防督办，令彭助叶攻唐。怎知这时彭已向国民政府输诚，通电谓已率全体部属移驻黔东，请政府予以正式名义改编，听候调遣。

    这时候吴尚在长辛店，不肯回师南向，他狃于过去湘鄂之役的胜利，低估了革命军力量，只为贵州有袁祖铭，江西有邓如琢，一旦革命军入湘，恰恰陷于左右两翼的包围中，同时也没有海军为江面上的掩护，使长沙和岳州都无法攻也无法守。所以他仍在做“四次征湘”的迷梦。吴佩孚对现状缺乏认识，过去湘军援鄂之役，对吴军没有作战的决心，又因和谈错过了一鼓直下武汉的机会，遂使吴军一举而败湘军。如今唐生智的湘军虽然有限，可是唐军之后尚有养精蓄锐的革命军。这支生力军是初生之犊，都抱有气吞斗牛，灭此朝食的勇气。过去吴的部队是基本部队，同时，北方完全是直系的天下，后路源源接应，而这次吴手下只是些杂牌军队，既不能打，又不愿打，今昔异势，吴竟茫然不自知。

    长沙再陷于唐生智军攻击中，赵恒惕在各方敦促下，于6月20日偕陈强、梅馨等抵汉口，叶开鑫闻赵抵汉，即驰电欢迎赵即日返湘主持一切。贺耀祖亦派代表到汉口迎赵。赵则分电叶、唐等，劝息兵停战，以免地方糜烂。

    吴佩孚获知赵恒惕已抵汉口，即电赵请其尽速解决湘局，以便攻粤，对唐剿抚悉听主持。

    6月27日援湘军将领林虎等30余人公宴赵恒惕，席间亦一致敦促赵出山领导湘事，赵则表示湘人苦战，必须各方罢兵言和，始愿出山。

    孙传芳有个、寝两电致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一则曰：湘人治湘历有年所，炎午返湘，必能息事宁人，南师北旅均宜互相约束，对于湘战严守中立，免致引起纠纷。一则曰：炎午回湘，当能调解一切，如双方减除误会，将湘事一任湘人自为，则前途皆相安于无事。至赣邓（琢如）调军窥粤之说，必系传闻之误，吾兄若将赣边粤军撤回和璞，必能阖境自安云云。

    7月1日赵恒惕答宴湘鄂军政界，于是外间盛传鄂、赣、川、黔、粤，桂各军共推赵为总司令。孙传芳亦派代表抵汉谒赵，吴佩孚亦派符定一回汉与赵商湘事，吴并电鄂督陈嘉谟，令陈转达援湘各司令，一切听赵之命令。

    国民革命军亦积极增援唐生智。

    赵恒惕于7月初由汉口赴长沙。国民革命军于7月5日

    电赵，劝赵改图讨吴，电云：

    “长沙赵炎午先生鉴：日前接诵快电，兹闻已抵长沙，深为感慰，三湘为革命策源地，自湘与粤不同调，西南之团结破裂，北洋军阀愈无忌惮，比年以来，无岁不战，西南各省受其构煽，迄无宁日。联省自治之说只可涂饰一时之耳目，然而国家则将深受其祸矣。此次湘省战祸全为竞秋（叶开鑫号）受吴氏之伪命所构成。吴氏抱武力统一之迷梦，不惜倒行逆施以遂其大欲。其对于西南将士，几如帝国主义之对于殖民地之酋长，使其自相残杀为唯一妙计。竞秋之于梦潇（唐生智号），即认为兄弟阋墙之争，亦何至遽背全省人民之公意，悍然引吴军入室乎！先总理曾誓师北伐以讨曹吴，今吴氏复起，中正必继先总理遗志以讨之。公本革命党人，从前历史必不肯轻弃，宜以国家与民族之自由独立为重，吴氏之个人感情为轻，幡然改图，共讨国贼。竞秋处曾致忠告，倘得鼎言促其觉悟，为讨吴先驱，共雪嘉鱼之耻，则湘省之战立止，国民革命亦得以完成，全国人民实利赖之。蒋中正。”

    北阀的兵力很单薄，革命军不过10万人，包括海军舰队一队，空军飞机一队。这样的兵力和任何一个北洋军阀相比较，都是比不上的。所以在作战的方针上，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采取各个击破。在军事目标上选定了吴佩孚为第一目标，孙传芳为第二目标，张作霖为第三目标。同时在首期作战时特别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从事政治作战。

    吴佩孚既然轻视革命力量，加上他本身又是拼凑成军，在南方的兵力亦不雄厚，计有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所属驻守汩罗江北岸平江、通城、岳阳、澧县及鄂西之部可供调遣者约3万余人。陈嘉谟所部鄂军随时可供策应者亦约3万余人，湘军叶开鑫所指挥者亦约2万余人。至谢文炳、唐福山、马济、沈鸿英等部虽约有10万之众，不过谢、沈已溃不成军，唐福山军战斗力亦极薄弱。所以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比较，虽然众寡悬殊，不过革命军是以一当十当百，而北洋军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虽人多势众，却无作战力量。

源济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湖南战局是革命军北伐的首次出师，15年5、6月间，第七军钟祖培旅及第四军叶挺之独立团进抵衡阳、安仁地区，遂使唐生智部在衡山、金兰寺及绿田、龙家湾等处之危急情势消失。6月上旬湘军在上述地区战斗不利，退守涟水及综水北岸。6月下旬革命军第四军之第十、第十二两师集中安仁，第七军之第二、第七，第八等三旅亦已到达永丰附近。

    吴佩孚这时还在南口，深知湘局严重，遂令原来计划分四路兵力援湘的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等部增援，并令航空队率飞机两架及兵舰十余艘入湘备战。吴因自己一时不能南下，所以责成叶开鑫部能保有醴陵、湘潭、湘乡之线以待北军来援。不料革命军势如破竹，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集中进迫。湘军处境恶劣，直系在南方的乃急电吴南下，吴因南口战事不能分身，乃电鄂督陈嘉谟：“北方战事吃紧，自身万难南下督战，务请与李倬章、董政国、宋大霈等和衷共济，协助御敌，勿令敌军侵入鄂境。”

    吴本希望征服全湘以进军西南，其后形势日非，则希望保持原来阵线以图进展，现在则希望在湖南作战，不使革命军进入湖北。

    北伐军决定在湖南提早发动攻击，期一举规复长沙，打通北伐之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前敌总指挥，令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主力分攻醴陵、株州。第八军李品仙师及周斓教导师与鄂军夏斗寅师担任涟水正面佯攻，以牵制敌方兵力。以第八军之何键师及刘兴师与第七军之钟祖培旅为主攻部队，攻击潭市及娄底，进而压迫敌人于湘潭湘乡及宁乡，最后会攻长沙。预定7月5日开始攻击。

    7月11日革命军李品仙师攻占长沙。

    8月12日，蒋中正移驻长沙，主持进攻武汉的部署。决定分三路进军湖北：

    中央军以武汉——武胜关为作战目标；

    右翼军以南昌——九江为作战目标；

    左翼军以荆、沙——襄阳为作战目标。

    8月16日，蒋中正在长沙发表讨吴宣言。

    8月15日起援湘军在汩罗河与吴军大战，援湘军突破汩罗江防线，相继攻占通城、岳州，五里牌、羊楼司等重要地点，吴军溃不成军，纷纷退入鄂省，向羊楼洞、赵李桥集中。鄂督陈嘉谟亲率第十三混成旅及廿五师改编之一团，开赴汀泗桥增援。

    15年8月21日吴佩孚在保定接李倬章等急电乞速南下，而北方战局已告一段落，乃命齐燮元代总司令留长辛店处理一切，吴亲率陈德麟、刘玉春所部南下。23日由保定乘火车南返，24日抵郑州，途过郾城，先召开防务会议，25日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才下车即获悉一片败讯，前方藩篱尽撤，大为震怒。立即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汉口空气非常紧张，租界堆布了沙包，房租一天天飞涨，汽车、马车、洋车满戴箱箧像潮水般流入租界，尤其是有财有地位的人跑得最快。吴在军事会议上痛斥各路将领，并宣布以刘玉春为联军第八军总司令，并严令李倬章等收集岳州、平江、商域败退各军坚守汀泗桥要隘。

    8月20日吴亲率刘玉春和陈嘉谟抵咸宁。这时蒋中正亦统率革命军抵达岳州，吴军和革命军在汀泗桥大战，吴佩孚亲临前线，令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分八路把守各要口，监视各军，遇有退缩官兵即一刀一个，人头滚滚，一日之间杀了退却的团营长九人，逃兵正法者不计其数，对于没有战意的北洋军，稍挽颓势。

    吴佩孚自己立于猛烈的炮火中，刘玉春紧紧地追随他。除了大刀督战队而外，又有机枪督战队。这场大战真是杀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这是北伐军讨吴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如果不是革命军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则吴的这一套战术会守得住的。无如吴佩孚的运气太坏，他遇上的是勇武无敌的革命军，战局稍稍稳定，吴率军回鲇鱼套，飞调海军集中待命，并催援军火速开到武昌来。吴仍在火车中设置他的总部。

    有人向吴密告，说汉阳不稳，刘佐龙勾通革命军，吴不相信。前线又传败讯，援军迟迟不来，海军又不及调度。刘玉春从前方败了下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下，满脸淌着热泪说：“我对不起大帅，我的人死了一半，请大帅把我正法吧！”吴正据案草拟反攻命令，获知前线败讯，乃停笔叹了一口气说：“好，你起来吧，你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现在你仍回前方照料，我决定死在武昌了。”他最后一句话声音沙哑，神情惨淡。

    吴佩孚撕了反攻计划，决定死守武汉三镇。他下了三道命令：

    （一）任命高汝桐为汉阳防守司令；

    （二）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

    （三）任命靳云鄂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

    吴佩孚虽然用大刀督战队和机关枪督战队，可是兵败如山倒，溃兵退却像打冲锋一样。贺胜桥不守，前线距离吴的司令部越来越近，溃退的北兵竟向吴的火车开枪，打死了一名副官和两名卫队。

    吴忍痛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不再阻挡退兵，下令设立水陆溃兵收容所，并在蛇山和龟山架设大炮以资防守。吴身边除了刘玉春是一员战将而外，四顾已无可用之将，吴本已不用靳云鹗，可是靳到底还是一员战将，所以临危又起用了他。

    在战火告一段落时，刘玉春满头大汗地跑到吴的火车司令部来，仍然直挺挺地跪下，流着眼泪说：“大帅，一切都不成了，这些败兵已经丧魂落魄，靠他们守最后一道防线是不济事的。”吴岸然说：“我绝不放弃武昌，我吴子玉宁肯死在战场上也比死在床上好。”刘慨然站起来挺胸大声说：“大帅不能死，刘玉春愿代大帅守武昌，刘玉春为大帅战死，死也瞑目。”吴猛然双泪夺眶而出，他提拔过不知多少封疆大吏，可是事到危急，竟无一人敢挺身任事，面前这名爱将本是一个无名之辈，却忠义薄天，他慨然说：“事情都坏在岘亭（陈嘉谟）手里，我不许他走开，要他同负城防责任。”

    刘玉春当年48岁，是河北省玉田县人，一副北方人高大魁梧模样，头发带着灰白色，他原是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第八师本驻守宜昌，并非吴佩孚的基本队伍。吴命寇英杰攻河南时，调第八师为正面进攻部队，刘玉春率三团人参加。前面曾叙述过蒋世杰坚守信阳，而进攻部队就是刘玉春，两人可算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信阳攻下后，寇英杰委刘为信阳警备司令。

    蒋世杰死守信阳，使刘玉春印象深刻，这也给他死守武昌增加了信心。吴再起后，左右都是不堪一战的衰兵懦将，刘不失为燕赵慷慨之士，因此吴提升刘为第八师师长，继而又升他为第八军军长，吴北上时就把刘的三团编为卫队旅，用为亲兵。吴南下时又调这三团驰赴前线汀泗桥，所以当时人称刘玉春是吴身边的赵子龙，其实吴、刘的关系就只是这么短。

    汀泗桥之战，刘玉春的三个团长都战死，卅39个连长只剩五个，士兵死伤过半。

    刘玉春对吴有知遇之感，慷慨独任死守武昌之责。

    武汉是中国的心脏，长江和汉水的交叉点，京汉和粤汉铁路的衔接处，华中水陆交通的要冲，东连吴越，西通巴蜀，南接岭表，北带中原，自古即为政略战略必争之地，左有鄱阳湖和洞庭湖，右有汉水和襄河，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盆地，适合守势的持久战。

    吴佩孚决定死守武汉，而革命军追击吴军时被水淹阻滞，遂使吴军能从容渡江北逃，一部分退入武昌城内。

    15年8月底，革命军沿铁路正面近迫武昌城郊，并向汉阳挺进。

    武昌城内的吴军有刘玉春的第八师，吴俊卿的第三师和鄂军第二师的一个营，第廿五师的一个团，第一旅的一部分；守备汉阳、汉口的是高汝桐的第十四师，在武汉上游屯口和金口一带则有叶开鑫的湘军残部及娄云鹤旅的一部，又在武汉下游阳逻，黄州一带则为马济的武卫军及任应歧的豫军第十师。襄河方面自蔡甸至沙洋一带有刘佐龙的鄂军第二师和阎日仁的豫军第二师。此外尚有王献臣的河南游击队，张占鳌的十三混成旅均集结于汉口附近，自北方调来的毅军约四个旅，集中于广水、花园一带积极备战。

    9月2日吴佩孚渡江回到查家墩司令部，靳云鹗已应召由鸡公山抵汉，毅然以坚守武汉三镇为己任。这时武昌城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革命军在龟山的大炮。龟山在汉阳，其大炮向武昌郊外轰击。

    吴恃长江为天堑，所以对大局尚不绝望，他在炮声隆隆中，一会儿渡江到武昌，一会儿回到汉口，夜不交睫，席不暇暖，这是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战。他当时的兵力如下：

    总司令吴佩孚驻汉口查家墩。

    武、阳、夏警备总司令靳云鹗驻汉口。

    湖北督理兼陆军第廿五师师长陈嘉谟，驻汉口、武昌。

    湖北暂编第一师长宋大霈由湘境退鄂。

    湖北暂编第二师长刘佐龙驻汉阳、蔡甸。

    湖北暂编第四师长陈德麟驻武汉。

    陆军第七师长王都庆由湘境退鄂。

    陆军第八师长刘玉春由信阳调来。

    陆军第十四师长高汝桐驻汉阳、汉口。

    河南第二师长阎日仁驻襄河方面。

    河南第三师长吴俊卿由河南巩县调来。

    河南第十师长任应歧驻阳逻、黄冈方面。

    第十三混成旅长张占鳌驻武汉。

    武卫军马济驻阳逻、黄冈方面。

    汉黄镇守使兼水上游击司令杜锡珪驻汉口。

    浚滑游击司令王献臣驻武汉。

    湘鄂边防军司令兼援湘总司令李倬章驻湘鄂边境。

    援湘副司令董政国驻湘鄂边境。

    湘军总司令叶开鑫驻武汉、上游。

    海军江防舰队驻汉口，江防舰队有军舰十余艘。

    毅军约四个旅驻花园、广水。

    9月6日清晨，吴佩孚同幕僚在汉口查家墩总部树林中，席地而坐，正谈论前方战况时，忽有炮弹数枚，自龟山方面飞来，落于院内荷花池里，大家极为惊讶。初时据报，说是自己的炮，调错了方向；继则说是刘佐龙师叛变。吴遂率总部各处官佐及卫队一团，登车北上。

    吴自汉口仓皇败退，武昌的守城重任便落到刘玉春的身上。武昌守将刘玉春毫无问题是北洋时代一个特殊的军人，他既能打仗又忠于长官，他对吴佩孚有知遇之感，所以死守武昌。

    15年10月间，吴佩孚已退出武胜关外，江西南昌已发生争夺战，外面形势日非。而武昌城内尽是败兵之将，在刘玉春所指挥的守城部队万余人中，他直属的第八师只有2000人，别人天天要降，刘则坚持要与城共存亡。他认为吴大帅如此赏识他，他无以为报，奉命守武昌，不能让武昌城断送在他手上。因此，当城外炮火震天，军心离散之际，他一方面要布置死守，一方面还要分出兵力来监视城内杂牌军的行动。

    革命军没有用重炮攻城是为了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着想，所以经由商会和英领事居中调停。刘玉春为了缓和革命军的进攻，所以虚与委蛇，暗中却天天和吴佩孚、孙传芳通消息，企望他们能来援救，待援不到，就打算一死。

    当时武昌城内尚有居民十万，革命军与城内杂牌军互通声气，馈以香烟和大米饭，城内粮尽援断，见到这些恩物，如获至宝，于是战意更见消沉。刘玉春伤脑筋的，是杂牌军军纪太坏，诛不胜诛。

    10月10日武昌城攻破时，刘登蛇山指挥守军死战，战至全城守兵尽降时才被身边的于旅长把他生拉活扯地拉到文华书院，卒被革命军擒获，解往第四军司令部。

    蒋中正以刘不失为忠勇军人，下令优待。刘的囚室中有茶、有烟、有卧具，刘的手足也没有上刑具。

    革命军攻下武昌后，新闻记者前往采访新闻，顺道访问战俘，其时陈嘉谟亦被俘，与刘囚禁一处。记者们见到这两大战俘时，陈嘉谟垂首不语，刘则慨然而语：“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自问对得住吴大帅，只是觉得太对不住老百姓了。我陆续打开汉阳门放他们出城，由于难民太多，每天只能放出2000人左右，且争挤淹死的很多，我听了很是伤心。”记者问他是不是反对革命，他说：“今天我已战败，还谈得上反对不反对，我只是凭良心说话。吴大帅主张也许不对，但人格很高，对我更有知遇之恩，我所以明知不能守而要苦战，就是报答吴大帅。我自知殃民危害地方，一死不足以谢罪，今既被俘，把我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赎罪吧！”

    刘一边说一边做割肉的手式，新闻记者听了他的话，几忘其为反革命之战俘，却佩服其忠义之气概和视死如归的人格。

    北伐军以宽大为怀，陈嘉谟和刘玉春都获释。刘回天津贫困无以为生，落拓而死。

    吴佩孚在武汉苦战，望孙传芳之援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孙传芳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孙传芳是王占元的部将，他在王占元下面并不得意，他的崭露头角完全是吴佩孚所提拔，这是民国10年湘军援鄂之役，当时孙是败军之将，却为吴所看重。

    当民国九、十年间，王占元在北洋军人中和吴佩孚不相上下，仅次于曹锟、张作霖两巨头。湘军攻鄂时，王在湖北不堪一击，乞援于吴，吴虽派萧耀南来援，却袖手旁观，坐待王占元的垮台，乘机攫取了湖北。此后吴虽重用孙，孙则认为江山是自己打的，对吴仅有互相利用的关系，无所谓知遇之感。所以当吴独力抵挡革命军的攻感时，孙暗自欢喜报了当年萧耀南按兵不动，坐视王占元失败之仇。孙还有一个妄想，在直系中，曹锟倒了，现在吴佩孚又一蹶不振，此后直系便唯“孙”独尊了。孙传芳希望吴佩孚和革命军两败俱伤，他便可以渔翁得利，独霸中原。

    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孙传芳有这种心理，他以为孙是他提携的，同属于直系，又同是山东同乡，不只是这些，退一步来说孙传芳即使只认是友军，过去吴也有恩于孙。过去孙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造成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吴认为多少得到吴的支持；当孙传芳进军浙江时，夏超和周凤歧作了内应，这两人和吴暗中早有联络，因吴的关系才推到孙身上；当孙部与奉军杨宇霆、姜登选作战时，苏皖将领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也和吴早有联络，如果不是他们包抄奉军后路，孙的一点点兵力怎能打奉军这样顺手。所以在吴认为对孙有恩，孙不致于坐视不救。可是在孙来说却不是这么想。

    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时，孙亦自封五省联帅，以示和吴鼎足而立。

    当孙击走奉军，收兵回南京时，竟唱起了“联省自治”的旧调，这个调子是吴最不喜欢的。从前湖南人唱省宪时，赵恒惕是吴的好友，吴尚耿耿于心；如今吴的同乡也唱起了，吴悻悻地说：“这简直是南腔北调。”吴曾派蒋方震到南京，代达吴的意愿，吴表示自己主张武力统一，但反对穷兵黩武，不过为了统一不能不使用武力，这所谓的武力是促成统一的工具而不是制造战争的工具。他不赞成打广东，只一人（指冯玉祥）在所必打，同时他反对借外债打中国人。蒋方震到南京把吴的话告诉了孙，孙的答复不着边际。

    蒋方震是中国军事学权威，他敬慕吴的风骨，吴尊敬他的学问，两人惺惺相惜。

    吴佩孚和孙传芳之间的恩怨，各有各的算法，由于记帐项目不同，因此貌合神离。吴认为尽管孙有孙的打算，自家人终是自家人，断无相争相斗之理，何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孙总不至于会挖他的墙脚。

    可是，孙传芳则认为吴已日落西山，早晚必倒，假手于革命军比自己动手省力。孙之不敢公然叛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的部下主张拥吴，如福建督理周荫人，江西总司令邓如琢以及夏超、周凤歧、白宝山、马玉仁等都是吴的信徒，孙虽高踞五省联帅宝座，可是如果公然反吴，这些吴的信徒捣乱有余，所以孙在事实上尽管不受吴的调度，可是表面上仍很恭顺，在电报上还是写：“玉帅钧鉴”。

    浙江内部不是很稳定的，因为夏超和周凤歧都各有私心。夏超是民国初年浙江一霸，任谁在浙江督军任内都不能不迁就他。夏曾屡打密电给吴，诉说孙刻薄寡恩，言外颇有只要吴有令，他就可以自任去孙之责，吴则一再复电告诫夏勿妄动。孙和夏既然不和，孙亦有去夏之意，吴亦电孙劝他不要自相残杀，并保证夏不会反孙。吴的本意出于至诚，怎知却招惹了孙的反感，加强了孙去夏的决心，这都是吴不懂权诈的缘故。

    齐燮元做了吴的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也招来孙的疑忌，因为齐燮元是老江苏督军，当然不会忘记六朝金粉之地，其实吴根本没有意思要齐回南京，只是孙有这种担心而已。孙还有一心病，就是吴和奉张的联合，孙以击走奉军而登上五省联帅位子，现在吴、张联合了，孙岂不日趋孤立！

    吴、孙之间的旧帐越算越糊涂，因此有靳云鹗要和孙传芳合组“新直系”的传说。当吴军攻南口不下时，孙每天有电报报告湘中战况，大有自告奋勇之意。南口攻下后，吴把西北善后交给阎锡山和张宗昌，同时派专人密告孙说：“我由南口调五师南下，湖北除陈嘉谟一师留守后方外，尚有第六师可调。我一路沿湘鄂路应战，一路派海军由洞庭湖入岳州。请你出兵由铜鼓、修水直趋浏阳、平江以收夹击之效。我订某日南下，我抵之日最好兄亦到九江。”孙立刻回电说：“谨如尊命办理。”

    吴信以为真，怎知吴的专车过信阳时，叶开鑫告急电如雪片飞来，而孙军却渺无音讯。吴到了汉口，孙还端坐石头城与江南名流为文酒之会。吴去电质问，孙以所部配备未就绪作答。苏浙人士纷纷告孙说：“联帅好整以暇，其如玉帅之朝不保夕何？”孙微笑而答曰：“玉帅最好的一条路是下野，让出一条路引诱南军冲杀过来。我有一个比喻，绳子卷做一团，刀砍不断，拉长了一剪便断，这是消灭南军的一个妙计。”

    孙传芳便在南京做着这样的美梦！

源济

二四五、北伐军底定江西福建

    北伐军攻占长沙，奋战武汉，吴佩孚苦撑待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他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的锦囊妙计是等待革命军和吴佩孚军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以静制动。

    国民革命军北伐本是两路进军，一路出湖南入湖北；一路经江西入江苏和浙江。当革命军扬威两湖时，孙传芳乃以大军增援江西，企图分路向湘、鄂边境进侵，并将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所部分为六路：第一路唐福山、张凤歧两部集中萍乡、宜春进犯株州、醴陵；第二路蒋镇臣部集中永新、莲花进犯荣陵、攸县；第三路谢文炳、陈修爵两路，谢部集中万载，陈部集中宁冈；第四路刘宝题集中宜春、抚州一带为总预备队；第五路杨如轩、杨池生部集中新城、大廋，进犯南雄；第六路赖世璜部偕同闽军进犯东江。

    15年8月孙传芳颁发援赣计划，以皖军第三混成旅王普部为第一军，以苏军郑俊彦部为第二军，谢鸿勋部为第三军，浙军周凤歧部为第四军，皖军刘凤图部为第五军，并以浙江总司令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9月1日孙联帅抵赣亲自指挥军事。

    江西的赖世璜部在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曾随同由粤入赣，本为革命部队。国民政府这次出师北伐时，乃派熊式辉赴江西策反赖世璜，宣达三民主义。熊式辉是江西安义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是一位谋略家，他衔命赴赣，只身前往，15年7月底行抵筠门岭，备受欢迎，他以扼要、简明和有力的辞句说服当地驻军参加革命，为三民主义而奋斗。8月初熊续往瑞金会晤赖世璜，赖在熊的剀切说服后，欣然愿意投效革命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仍由赖为师长，熊式辉为师部党代表。赖投效革命，接受国民革命军番号没有公开，因为这时候孙传芳已命令福建督理周荫人以重兵集结汀州、龙岩、上杭、永定、和平等地，赖氏如有异动，将腹背受敌，同时由于赖在表面上仍接受孙传芳和江西督理邓如琢的指挥，因此孙方的作战计划大体可以获知，赖以此转报驻军汕头的何应钦。

    当北伐军向湘、鄂进攻时，为了保障其右侧背的安全，以及为了将来的进展容易，所以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兼右翼指挥，迨赖世璜正式宣布起义后，即被委为第十四军军长，熊式辉亦升任军部的党代表。

    8月22日孙传芳的援军先头部队已在九江登陆，向赣西推进，所以革命军为了制敌机先，决定乘孙传芳的援军未集中完毕前，主动地采取攻势。

    9月3日革命军在李济琛指挥下进攻赣州，由于赖世璜起义，近水楼台，遂于9月6日占领赣州，杨如轩、杨池生两部狼狈逃窜。右翼军在朱培德指挥下亦于6日占领萍乡，10日占领宜春城，18日攻克高安。

    革命军第六军程潜部于9月10日攻克高安，即向南昌前进，19日午后程潜亲率十九师袭占南昌，由于轻敌冒险，其他各军事前未有协同，孤军深入，孙传芳军自南浔路及樟树两方面积极增援反攻，程潜军力单薄，众寡悬殊，被迫退出南昌。

    北伐军认为江西南昌的会战关系北伐全局，所以蒋中正由湘、鄂前线折回长沙，转道入赣，亲自督师。15年9月19日，他进抵萍乡，26日进驻新喻。由于孙传芳的援赣大军云集九江，似有西出鄂境扰袭革命军侧背的企图，北伐军乃抽调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大冶、阳新准备进攻九红。

    孙传芳已由苏、浙、皖三省大集援军，编成五个方面军和一个总预备队。

    以邓如琢部编成第一方面军，下辖唐福山、张凤歧、蒋镇臣、谢文炳、杨如轩、杨池生、陈修爵、刘宝题等部，担任樟树以南至吉安地区之作战。

    以郑俊彦为基干，编成第二方面军，下辖李彦清、彭德铨、李良臣、杨赓和、梁鸿恩等部担任南浔路南段乐化、南昌地区之作战。

    以卢香亭所部为基干编成第三方面军，下辖谢鸿勋、杨震东、刘士林、崔锦溎、李俊义等部，担任南浔中段德安、涂家埠、武宁地区之作战。

    以周荫人所部编成第四方面军，在闽粤边境及赣南方面与北伐军对峙。

    以陈调元所部编成第五方面军，下辖王普、刘凤图、毕化东等部，在赣北瑞昌及鄂东武穴、富池口、石炭窑一带活动。

    以周凤歧部为总预备队下辖斯烈、陈光组两旅，驻守九江、湖口地区策应。

    孙传芳自己则在九江口外的江新轮上坐镇指挥。

    9月24日由熊式辉所率领的十四军两个团先克泰和，再克吉安，27日攻占吉水，其他各军协同前进，29日鲁涤平部进驻峡江。

    9月26日李宗仁率夏威、胡宗铎两路军向瑞昌推进，29日向德安进攻，截断南浔路，30日攻克箬溪。

    9月30日蒋中正进驻清江，10月2日攻占新淦城。同时在南昌方面万寿宫地区激战激烈。蒋中正再移驻高安，对南昌方面亲临前线督战，10月3日攻克德安，并对南昌形成包围。

    孙传芳下令缩短防线，退守南昌，以重兵扼守牛行车站，构筑强固的工事，10月6日起至10日，南昌攻防战进行惨烈，而德安城和永修城也在孙军反攻后失陷。

    孙传芳一直驻在九江招商码头江新轮上，他本定10月1日返回南京，因为江西战况紧张，孙的部下均要求孙暂缓启程，孙本人颇为犹豫，但下令集中兵力死守南昌。

    坚守南昌的孙军是邓如琢的部下张凤歧、岳思寅、唐福山等部队6000人。而谢文炳、陈修爵两部则在东乡、广信；蒋镇臣、杨如轩、杨池生等部则在进贤，以与南昌守军互相呼应。由于孙军主力在南浔路，而革命军在南昌的围城战未能奏功，各军事先未能密切协商，只是单独作战，因此一直不能歼灭孙军主力，10月16日晨北伐军在鲁涤平指挥下乃从南昌撤围。

    江西督理邓如琢所部在赣州、樟树一带遭击溃，邓本人则于樟树弃守时通电下野，其残部由蒋镇臣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收容作战，但士气低落，战斗力远非昔比。

    革命军自南昌撤围后，集中兵力准备先歼灭南浔路的孙军主力。孙部援赣部队3．5万人全部集中南浔路，自牛行至乐化为孙部第二方面军主力，涂家埠至永修、德安一带则为孙部第三方面军主力及第六方面军一部，马回岭至九江一带则为孙部的总预备队。孙部第五方面军则在瑞昌、阳新、武穴、田家镇方面策应南浔路方面之作战。在抚州、进贤、东乡方面的孙军蒋镇臣、杨池生、杨如轩、谢文炳、陈修爵等部虽经战败，仍保有1．3万余人。

    孙传芳现在也开始了恶运，江西的战况不利，他欲行不能，革命军在武汉方面已攻占了武昌城，北伐左翼军已进逼沙市，福建的周荫人部则被北伐东路军阻于永定、松口；江苏的白宝山和浙江的夏超宣布了独立，不受孙传芳节制，现在孙传芳的处境比吴佩孚也好不到哪里了。

    北伐军鉴于江西战局关系北伐前途，而肃清江西的孙军则在于对南浔路总攻击，以期一举击溃孙军的主力。10月28日蒋中正在高安行营亲自下达总攻击令，并颁布作战命令云：

    “我军自出师以来，与贼鏖战于湘、鄂、赣之间者，三月于兹，吴佩孚军阀所部已被我歼灭，孙传芳军阀之主力亦已被我击溃，革命力量日益扩大，民众痛苦逐渐减除，因为先总理呵护之灵，实亦我将士奋斗之绩。风声所播，庆慰同殷。且我前敌官兵，辗转应战，艰苦备尝，甚至衣被不完，饘粥不继，乃能深明大义，益励坚贞，奋勇图功，杀敌致果，此本总司令尤深嘉念者也。迩来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相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能博得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懔之！勉之！此令。”

    10月28日革命军在江西总攻击，迄11月6日，在南浔路的孙军主力全被击溃。

    孙传芳于11月2日乘舰离九江返吴淞。其部队已溃不成军，仅有残留在南昌牛行车站及瀛上一带的郑俊彦部凭工事负隅顽抗，还有蒋镇臣、唐福山、张凤歧、岳思寅等残部固守南昌城和郊区。

    11月3日南昌攻城开始，革命军士气如虹，前仆后继，白崇禧率军将苏军及唐福山两残部在滁槎附近完全缴械，又在马口圩附近俘虏李彦清、王良田以下官兵1．5万余名及械弹无数。革命军右纵队则将南昌城外蒋镇臣部6000余人缴械，南昌城内守军唐福山、张凤歧、岳思寅部及苏军共3000人竖白旗投降。革命军遂于11月7日占领南昌城，9日蒋中正进驻南昌，分兵规复瑞昌、九江、湖口、武穴。

    革命军在进攻南昌时是采取孤立包围，断绝其外援，同时以主力击溃南浔路孙军的主力，最后迫南昌城内守军投降，比起对武昌战役的攻坚，损失少而战果大。

    革命军在江西的空前胜利，对于孙传芳而言，打击非常惨重。

    福建方面对革命军一直是很大的威胁，因为由福建进军粤东，从前陈炯明就是取这一条路，而福建是孙传芳的势力，当革命军在江西和孙传芳军大战时，福建的周荫人集中主力据守闽粤边境，对北伐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周荫人的力量说小不小，也有六七万人，周以十二师师长兼福建督理。当孙传芳在江西作战不利时，即一再责令周荫人迅速率师进袭粤东，以牵制革命军。15年9月下旬周部张毅、刘俊、李宝珩、孙云峰、李凤翔分向饶平、大埔、峰市、蕉岭前进，周本人亦由龙岩进驻永定督师。

    陈炯明在广东东江一带还有余党，无日不思再起，周荫人开始进迫粤东时，亦暗中接济陈部械弹，令其扰乱革命军后方。

    蒋中正在北伐之初，即决定派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率三师戍守潮、梅，以防守福建的北军，并秘密派员入闽连络周荫人的部下，同时搜集情报，所以对于福建情况了若指掌。

    周部向粤东移后，蒋中正认为粤东兵力周众何寡，实力悬殊，因此迭电何应钦，责令其采取守势。何应钦认为辖区地广兵单，若处处设防，势将处处薄弱，且对周荫人部队的弱点非常了解，周部多数是北方人，不善于行山路，多以草鞋套布鞋，行动困难，每天行20余公里，即感疲劳，而闽、粤边区地形复杂，山地太多，对周部士兵极为不便。周荫人在福建竭力搜刮，福建人恨之入骨，各部队之间同床异梦，互不相助，而福建民军蜂起，可以牵制周的后方，所以何应钦认为革命军如能集中兵力击破周荫人的主力第三军，福建不难平定。

    蒋中正接到何应钦条陈，立即接受何的建议，令何率师入闽，击破周军，平定福建。何受令后以大敌当前，而潮、惠一带又有陈炯明的残余，乃以中央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王绳祖为潮州卫戍司令，并令率全校学生400余人协同代理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五担任潮汕后防。闽省国民党人更组织闽省参谋团，推宋渊源为临时主任，领导各路民军及联络海军在闽响应。何应钦则由汕头赴高坡指挥一切，9月30日到三河坝，10月9日到左弼，以第三师奇袭永定，10日下午攻入永定城，俘虏城内周军和周荫人司令部人员，周本人率卫队十余人在当日下午4时仓皇越城逃逸。同日第十四师肃清芦坝的周军。于是何应钦乃率部经峰市迂回松口，11日占领峰市，12日渡河进攻松口，分三面围攻松口，当晚何应饮进驻松口圩，这场战斗俘获周部支队长李宝珩及团、营、连长以下官佐50余名、士兵4000余人，缴获步枪4000余支，炮十余门。

    周部第二军李凤翔部曹万顺、杜起云两旅于10月8日在蕉岭起义，投效革命军，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由曹万顺为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杜起云为第二师师长。何应钦并命该军以一部留驻岩前，主力进驻中都，另一部挺进上杭。

    当何军克复松口时，正是革命军在江西大捷，蒋中正已进驻南昌，自大江南北进军东南，乃派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上杭收复后何军即向汀洲进击，10月29日完全占领汀洲，缴获步枪500余枝，机枪三挺，炮五门。10月24日进占漳州，11月7日进占南靖，11月20日到达同安，12月7日攻克福州，俘虏万余人。周荫人在闽残部由其旅长李生春收容，投效革命军，何应钦令其归入第十七军。

    周荫人残部向浙江温、台逃窜，企图与孙传芳在浙各部联合，这时浙江的陈仪已通电响应革命军，但该军远在绍兴、甬江一带，兵力分散，前后受敌，乃放弃绍、甬分两路南下，迎击周荫人窜浙之部队。

    16年1月上旬陈仪部与周军接触，即跟踪迫进临海，何应钦乃派十七军由闽入浙协同夹击周军。

    李生春虽在福州投效革命军，可是自周部窜入浙境，李生春即不听指挥，何应钦派其入浙作战，他由福州出发，经古田至建瓯，抗命不行，要求补发周荫人时代的欠饷。3月2日何应钦至延平，即命第二路指挥官冯轶裴率部将李生春缴械，而福建全省遂入革命军掌握中了。

    福建的平定，何应钦的战略战术都运用得非常灵活，且对于敌情，了解透彻，所以能转守为攻，先发制人，以弱胜强，大获全胜。

源济

二四六、奉张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北方局势混乱，北洋军阀各自为政，而国民革命军北伐又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各省势若破竹，北京政局风雨飘摇，兼代内阁总理杜锡珪积极求去，15年10月5日财政总长顾维钧兼代阁揆，他本是外交能手，可是当时政局动荡，外交棘手，因此他代揆一月余，竟无建树。遂于11月9日分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各巨头，请各方共发宏谟，早定国是，自己愿意及早引退，顾电云：

    “盛京张雨帅、郑州吴玉帅、南京孙馨帅、太原阎百帅、济南张效帅勋鉴：维钧枢务兼权，忽已逾月，虽冰渊之自矢，愧建树之毫无。回念视事之初，内则中枢局面，断续堪虞；外则交涉问题，联翩俱至。苟不预谋因应，力固本根，则友邦观察或致转移，波折一生，挽回匪易。当兹稍纵即逝之机，遂忘举重不胜之戒。大任相属，欲避无从，典职以来，适值中法、中日、中比商约，各届改订之期，全国官民痛心从前不平等之束缚，疾首攘臂，一致高呼，自应外察世界之潮流，内顾国权之剥丧，艰难不避，黾勉相从，迭经分别提案，鉴定步骤，依次施行。总期于邦交不起无益之纠纷，于主权不受丝毫之侵蚀，区区此志，可誓长河。今者除中法、中日满期各约，业经发送文书交换意见，前提已有端倪外，中比旧约，业于本月六日，正式声明我国态度，静候友邦贤达之反省。维钧空拳徒张，告兹段落。深维心力疲惫，窃愿早获退休，再事因循，实难支柱。此须求谅于邦人君子者也。抑尤有不能已于言者，对外交涉，固恃有激昂之民气为后援，尤赖有健全之政府为主宰。今日中央政局瑟缩飘摇，不言可喻。在我纵欲粉饰高墉，而在人早已洞穿后壁。一遇交涉发生，每致恃为口实。例如关税会议，各方久愿观成，迄今尚难就绪。推厥原因，无非借口于政局无常，号令之不一，维钧口虽博辩，心实怀疑。又如首都政费，不名一钱，官吏饥寒，师儒穷困，万民愁叹，百业萧条。顾以书迂数辈，夹持其间，纵摩顶捐踵，于国事初无裨补。诸帅望重斗山，手操筦钥。虽或以羽书旁午，或以谦退为怀，对于中央政局，有爱莫能助之苦衷。而中央因此，乃有坠不及渊之窘状。维钧以身许国，何敢告劳。惟似此情形，在个人之负疚犹小，而国家之陷溺弥深。所冀诸公共发宏谟，早戡国是。维钧立可进而让贤，退而补拙。匪曰表暴，纯出悃忱，惟希荩察，实深大愿。临电无任惶恐待命之至，顾维钧。佳。印。”

    这时候，革命军先后底定湖北、江西、福建，四川的杨森亦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的第廿军军长，长江半壁已经是革命军的天下，冯玉祥、张之江也在西北响应。冯玉祥在北伐军进攻湖北时由俄返国，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时冯军进占了潼关。

    对于北洋军阀，这真是生死存亡关头，15年11月10日张作霖由奉入关，抵达天津。事实上，长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是奉系，它兵多、械精、饷足，只有奉张堪与革命军一战。因此当张作霖抵津后，顿成各方瞩目的大新闻。对张作霖来说，他所面临的是千头万绪，如：

    第一、北京政权问题，在此以前北京政权是吴佩孚所拥立，现在吴佩孚已成强弩之末，自顾尚来不及，当然无余力照顾北京，因此北京的政权究竟抬段祺瑞？抬王士珍？抑或张作霖自取？

    第二、过去抵挡北伐的革命军是吴佩孚首当其冲，吴败后由孙传芳独挡一面，现在孙军五省地盘已失其二，革命军再前进就到了北方，为了保全北方，援助吴、孙已刻不容缓，可是援吴、援孙已高唱了好几个月，俱是纸上谈兵。现在再没有行动，就会火烧眉睫了。

    第三、防范西北军（冯玉祥系）再起，这是心腹之患，冯玉祥曾一度到了包头，正在陕甘一带活动，西北军的活动对北方大局有关键性的影响，也必需妥为部署。

    奉张抵津的第三天，11月13日下午6时张宗昌由济南

    来津。14日下午2时张作霖召集奉直鲁各军的中上级军官在蔡家花园开军事会议，决定按照一个月以前的预定计划，由津浦、京奉两大干线南下，直鲁联军归张宗昌、褚玉璞指挥，奉军由韩麟春指挥。不过鲁军是否直下浦口？抑由徐州转陇海路入豫？尚在未定之天。而吴、孙对于奉鲁赴援持何种态度，亦是奉、鲁出兵的先决问题。张作霖本意是坐以待吴、孙求援，而吴佩孚虽困处河南，就是不肯开口乞援；孙传芳在江西、福建未失陷前也不曾求助，现在情势变了，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在天津向张作霖表示孙的态度是一切悉听奉张主持，但是吴佩孚却仍咬紧牙关，打落牙齿和血吞，不愿求援。

    至于对付冯玉祥，张作霖最为关心，拟令高维岳和汤玉麟率军会同商震及阎锡山制止冯玉祥、张之江在陕甘的活动。

    11月19日，从江西战败回来的孙传芳秘密从南京乘专车北上。可是直到他抵达天津，都很保密。因为铁路局只知道这节专车是孙的参谋长刘宗纪北上迎接老母。因孙传芳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只带了两名幕僚和两名副官上车，车抵天津后，孙即驱车访吴光新和张宗昌，由吴、张二人陪同往谒张作霖。

    孙传芳北上当然是求援于奉系，在时机上虽然已经迟了，可是总比全垮为佳。这次天津会议的结果决定了以下各点：（一）拟公推张作霖为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为副。

    （二）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褚玉璞率兵南下，不过不必一齐出发，先由张宗昌、褚玉璞督师。

    （三）张宗昌返鲁，鲁军先动，车辆集中韩庄。

    （四）派察哈尔部队向绥远包头进击冯玉祥，声明俟消灭冯玉祥后，奉军即撤回，不留驻绥远，另由山西阎军负责协助刘镇华抵抗冯军。

    （五）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当同时出动，将来须封锁海口，断绝革命军的外援。

    （六）京汉路方面请吴佩孚明白表示，如吴确有力量，则请积极进攻，否则奉军愿代劳。

    孙传芳这次在天津，完全是低声下气，再三再四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奉张主持。同时孙并且表示自己误国误民，引咎殊深，现江苏方面交给卢香亭，浙江交给陈仪，安徽交给陈调元。自己愿率所部听候“雨帅”差遣，虽只剩一兵一卒亦不愿屈服于国民党。

    奉方对孙的态度颇感满意，有人称赞孙是个厉害角色，他以驱逐杨宇霆、姜登选而得到江苏、安徽，同时坐上了五省联帅的宝座，如今时移势易，北上求援于奉系，自然非矮半个头不可。在这一点上，吴佩孚就不如孙，吴是个死也不肯低头的硬汉，要他像孙这样去天津，他是决不干的。

    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会议后，奉张又电召杨宇霆入关，杨于11月22日抵津，共商对南策略，决定对革命军采防御的攻势，不亟亟于长江，以巩固长江以北为主。

    奉系认为京汉路问题最严重，传说靳云鹗和田维勤已经和革命军搭上了线，吴佩孚仍固执不愿奉直军驰援，因此天津会议中很多人主张采取强硬办法对付吴，不顾吴的反对径自派兵入豫，并决定以张学良和韩麟春任之。

    坚守长江以北，奉、直、鲁、孙联军认为应该以天津、徐州、郑州划成三角形，巩固这个铁三角，各驻重兵，互相策应是主要战略。

    天津会议后，张宗昌于11月22日返济南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出兵办法，23日下令动员。关于鲁军南下，孙军让防问题，孙传芳令杨文恺于21日先返南京，传达命令，让出镇江以西，退驻常州、苏州、上海一带，陈仪之浙军亦于23日扫数由徐州开回浙省，鲁军总数约6万人，先头部队于26日到达浦口，下午并有两团人渡江。总司令部将设于浦口，津浦铁路局长奉命组织总运输部。

    鲁军入苏，浙军回浙，东南局势剑拔弩张。

    张宗昌本拟率入籍俄军赴浦口督师，启程前突奉张作霖电召，遂于29日晨北返，当日下午抵津，即赴蔡家花园谒张老帅。由于杨宇霆抵津后，连日会议结果，决定对南军事布置采取稳进政策，先展开各种军队，占得巩固地步，然后相机进取，注重陇海路的东西干线郑州和徐州之间，由于鲁军既已集中徐州，陇海与津浦两路之联络业已巩固，次一步加强京汉线，在京汉线未部署妥当前，鲁军暂不渡江。张宗昌得悉奉张的新命令，即电令各军暂在津浦路南段驻扎，以浦口为终点，勿越过长江。

    吴佩孚依然故我，不肯答应奉军假道。吴的部下寇英杰对奉张颇联络，特派使者赴津，靳云鹗则没有表示，吴佩孚虽有代表熊炳琦在天津，可是并未奉到吴的明白指示，奉张为了统一军权问题乃决定派遣张景惠、田中玉、鲍贵卿、许兰洲四人于11月29日下午专车由津浦转陇海路赴郑州，与吴作切实的接洽。同时奉系要员认为吴的交涉难办，所以拟向曹锟下手，所以张景惠等奉命迎曹锟来天津。

    奉系对山西方面因为要对付冯玉祥，所以联络得很密切，这方面是京绥路，奉方对这地区比之对南用兵还要认真，阎锡山应承派兵援陕阻冯，并愿拥护张作霖入主中央。

    在天津会议期间，内阁是否更易也是引人注目的问题。11月20日顾维钧内阁在阁议席上提出总辞职，当晚即由杜锡珪代表内阁赴天津向张、孙表示，孙传芳这时一切唯张作霖马首是瞻，而奉张则表示没有改组内阁的打算，愿对现内阁加以支持，杜把这个意见传达给顾维钧，顾遂于20日晚亲赴天津就商一切，23日晚偕杜锡珪、潘复、夏仁虎一同返京。潘复遂于25日就任财政总长。潘复是张学良和张宗昌两人的赌友，在北洋时代是一个长袖善舞的政客。

    北京财政从无办法，潘复又有什么神通，他于第一次阁议时提出借款及核准发行山东军用票1000万元两计划，杜锡珪大为反对，于是这一次的阁议闹得不欢而散。

    顾维钧本已打消辞意，由天津返北京后，且于25日召开了阁议，怎知这次阁议又不欢而散，加以天津方面又传出张作霖自己暂不登台，拟请赵尔巽或郑谦或靳云鹏过渡，因此顾维钧遂于11月28日通电辞职，电云：

    “维钧地佳日通电乞退，沥陈艰阻，尽出至诚。所以迟徊不欲遽去者，以当时比约虽告失效，而善后办法，尚少端倪。且日本之复牒未来，西班牙之约期又满，此皆国家安危所系，非苟忍须臾，无以对我全国父老，以故慰勉同僚，暂支危局。棼丝既理，接淅可行。盟誓不渝，肺肝相照。今幸荦荦大端，粗云就绪。维钧等虽曰待罪，差可息肩。旬日以来，纵叠荷诸公以大义相规，毅力为助，而此后折冲樽俎，非有健全政府，窃恐险象骤生。至于中央财政，濒于绝灭。若再无根本之图，尤足贻误国事。维钓等一再讨论，意见相同。深望诸公顾念中枢，毋忘告朔。早定方策，力振艰危。不胜大幸拜嘉之至。顾维钧、汤尔和、潘复、蒋雁行、杜锡珪、罗文干、任可澄、杨文恺、张志潭。勘。印。”

    通电发出后，顾维钧即不到院办公，阁议亦停，29日张作霖复电慰留，电云：

    “勘电敬悉，国事阽危，支撑不易，负重致远，端赖荩筹。值此险象环生，所望艰难共济，尚请同支危局，勉维其难。不特中外观瞻，抑亦国人所仰望也。特此奉复。张作霖。艳。印。”

    吴佩孚也于同日复电慰留，电云：

    “勘电奉悉，……军情紧急。人心在群疑震撼之际，国事在瞬息万变之余，中枢为国命所依，政府乃观瞻所系，苟可须臾坚忍，尚希坚忍撑持。即论个人，既大难之当前，复高蹈之何益？故鄙意贵院在军事期间，以勉强维持现状为最妥。延法统于一线，息浮议于一时。正尊电所谓顾念中枢，无忘告朔者也。谨布区区，尚祈垂察，至幸至幸！吴佩孚。艳。印。”

    张、吴两巨头虽然婉留顾阁，却又拿不出具体办法。因此国务院会议停开，中央政事完全停顿，形成无政府状态。顾维钧进退维谷，并非偶然。在这期间卖力的是潘复，他逐日到部办公，其他阁员任可澄虽在京已坚决表示不干，杜锡珪则已离京，和顾维钧接近的罗文干和汤尔和也主张不再复职。

    北京等于陷于无政府状态。

    在天津会议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共推一个最高统帅问题，这所谓的最高统帅当然就是指的张作霖。会议结果原则上希望征求吴佩孚和阎锡山同意后再发表通电。吴佩孚对于天津会议表示沉默，对于拥张问题亦不表示意见。11月30日由孙传芳领衔，阎锡山、商震、寇英杰、刘镇华及奉系高级将领共16人联名发出推戴张作霖的通电，云云：

    “天津张雨帅鉴：（上略）传芳等仗义讨贼，义不容辞，然成城有志，束箭弭坚，自非有统一指挥之谋，难收提纲挚领之效。伏审我公公忠体国，视民如伤。四海威加，万流敬仰。当经集议研讨，询谋佥同。谨愿推戴我公为安国军总司令，统驭群师，同申天讨。挽颓波于既倒，媲时雨之来苏。以冀扫荡逆氛，扶持国本。传芳等当躬率所部，待命前驱。皦日照临，丹心不泯，即请俯顺众意，勉仰谦光。克日就职出师，以解人民倒悬之厄。国家幸甚，谨电。伏乞鉴察！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汤玉麟、刘镇华同叩。三十。印。”

    张作霖于12月1日下午3时半在天津蔡家花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在津将领均往踵贺，张发表演说，望大家同心协力共谋国是。并令孙传芳、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同时拍发就职通电，电云：

    “各报馆钧鉴：比以国政不纲，暴民乱纪，……。年余以来，夺地争城，残民以逞，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顷据孙馨帅诸君，以时局艰危，暴楚肆虐，联名电请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统率同志，保安国家。作霖自分驽骀，岂堪膺兹重任。屡经电辞，未承谅许。当兹危急存亡之秋，敢昧匹夫有责之义。爰于十二月一日，在津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所冀袍泽同仇，共纾国难。凡有敢于危害我国家安宁者，愿与同人共逐之。以全我安国军保安国家之素志。近年暴徒骚扰，全国苦兵，凡安国军师行所至，军纪风纪，整齐严肃。但知救国，决不扰民。作霖戎马半生，饱经忧患。只期国家谋永久之安，决于个人无权利之见。事平之日，仍当与海内外名流，共商国是。总期造成真正法治之共和国家，不致使神明华胄，陷于洪水猛兽。免为世界人类所不齿，则幸甚矣。特布区区，敬希谅察！张作霖。东。印。”

    张作霖本想请吴佩孚亦屈居副总帅，曾以统一指挥为理由请吴取消“讨贼”名号，言外之意，过去奉军曾以南口统帅权交吴，今天吴为何不能退而为副？

    吴佩孚岸然不答。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曾给吴一电，内云：“北方陷于无政府状态，军事上不足以资号召，请将尊见示知。”吴仍闭口不答，不理不睬。

    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北京方面盼望他早日晋京。北京在名义上虽有一个顾维钧内阁，可是谁也不把顾内阁视为一个政府。而当时热中于国务总理的，则是已经做过三任总理的斜眼将军靳云鹏；还有传说是梁士诒，梁和奉系接近，曾被张作霖捧上总理位子；也有人说莫德惠，莫则纯粹是奉系。

    奉张于15年12月27日由天津专车入京，安国军总部高级人员全体随往，经过半个月的磋商，奉张且派张景惠由京赴奉迎杨宇霆入京共商政府问题，至16年1月12日顾维钧新内阁才正式组成。

    靳云鹏组阁落空是因为奉系顾虑靳与吴佩孚的关系不佳，刚好在奉张由津入京的前一天，吴下令免靳云鹗（靳云鹏之弟）的职务，27日已将靳军一部缴械，靳兄弟和吴佩孚之间关系既如此恶化，如奉张公然用靳，即表示和吴破裂。有人对奉张说靳云鹏也不是好驾御的，以段祺瑞待靳之厚，靳尚且反噬，张、靳交谊无足道矣。梁士诒曾被吴佩孚轰下了台，梁再出而组阁，对吴也很难堪。至于莫德惠组阁之说在京津只传了一天，杨宇霆等和各方接头后，请示奉张仍以留顾组阁为过渡，因顾是吴佩孚所拥立，留顾继续，对吴的面子顾到，而当前又无适当人选，一举数得。

    1月12日北京政府公布新阁名单：

    国务总理顾维钧

    外交总长顾维钧（兼）

    内务总长胡惟德

    财政总长汤尔和

    陆军总长张景惠

    海军总长杜锡珪

    司法总长罗文干

    教育总长任可澄

    农商总长杨文恺

    交通总长潘复

    从这张新阁名单中，所谓的新人是胡惟德和张景惠，不过这两人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张景惠是因为奉系而出山，新阁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原任内务总长汤尔和改调财政总长，汤是“五四”学潮的领袖人物，素为顾维钧所倚重，以富于机智著名。汤调财长后，顾本拟以内长予田应璜，田是阎锡山的代表，又深得奉方信任，所以顾很想拉田，以示新阁为北方军阀合作的结晶，田应璜以年老坚辞，实则认为今后时局变化无常，而阎锡山的态度也未定，不欲卷入漩涡。田不入阁，顾乃拉外交前辈而宦兴甚浓的胡惟德出任内长。

    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俨然以北方第一人自居，由于内阁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机构，他仍在安国军总司令部内设立政治、外交、财政三个讨论会，政治讨论会聘梁士诒为会长，曾毓隽为副会长；外交讨论会聘孙宝琦为会长，陆宗舆为副会长；财政讨论会聘曹汝霖为会长，叶恭绰为副会长。

    并将简明条文及会员名单分函各院部查照。

    2月7日三讨论会开幕，张作霖亲自赴会致祝辞。张是先到政治讨论会，次外交，次财政。然后大家一齐到居仁堂茶会，张又发表演说，请大家共抒伟略。

    这是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是关于杨度的。这位袁世凯时代的头号红人，被袁誉为旷代逸才的洪宪祸首，自袁去世后就四处流浪。过去孙中山拉他加入国民党，他毫不考虑，可是在陈炯明叛变后，他到上海晋谒孙中山，痛陈往日错误。13年曹、吴当政时期，杨的好友夏午诒在保定为上宾，杨以之为媒介北上说曹、吴参加革命，不得要领；冯玉祥倒戈后，杨以参赞名义居姜登选的皖督幕中，郭松龄杀姜登选，杨返天津，此后就被张宗昌聘为总参议。当时国民党要人李石曾等鉴于北方教育横受军阀摧残，劝杨活动教育总长，杨颇意动。一天某君由津浦路北上，过济南时碰见杨的好友王绍先上车，于是两人同坐，不免谈东说西，王提到杨进行教长事，某君笑着说：“晳子前此薄此席而不为，今则求之而不得，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了。”接着某君又说：“晳子应该请长腿将军（指张宗昌）帮帮忙呀！”王绍先说：“那怎么行，张效帅听了学堂就头痛，提到教育就掩耳！”某君胸有成竹地说：“不然，如果晳子真心想做教育总长，找张效帅是唯一的办法。”王说：“只要教长能到手，找谁都可以。”于是某君乃说：“只要他听话，我可以打包票。”

    两人说说笑笑到了北京，下榻于太平洋饭店，王绍先就催某君赶快进行，某君神秘地说：“先要活动费。”王说：“晳子穷得要死，我的光景也不好，哪儿去找活动费？”某君说：“没有钱怎么行？”王只好苦笑，某君淡然不经意地说：“只要一块钱。”王吃了一惊说：“一块钱做什么呢？”某君说你听我的吧，他叫人拿一块钱到刻字店，刻了两个图章，一个是“北京教育促进会”，一个是“北方教育问题研究会”，还买了几张邮票，然后用这两个团体拟就四通代电，两电致张宗昌，请保杨为教育总长，两电致杨，请以教育为重，出肩艰钜。同时要王写一快函给杨度，告诉他北京有两个教育团体敦请他出任教长，如果张效帅请他商谈这事，杨要表示愿就，且自拟保荐电，电发后即日来京，不可迟延。

    过了几天杨果然兴冲冲地到北京，见到王和某君，叙及自己和张宗昌都接到了代电，张宗昌喜孜孜地对杨说：“晳子，北京教育界居然找起我这个绿林大学出身的人说话了，我保你，你最恰当，你自己拟电报，不要辜负了他们的盛意。”杨就这样来了北京。于是某君告杨说：“这第一关已打通了，张效坤知道教育界最瞧不起他，如今居然求他荐人，他当然会热心，这是心理战；现在第二关尤不可疏忽，张雨帅容易讲话，可是他身边有一位贵本家杨宇霆，你要对他低声下气。”

    过了几天，果然张作霖约晤杨度，说了许多借重帮忙的话，杨辞出后顺道访杨宇霆，随便敷衍了一下，回到旅馆，把经过告诉某君，某君听后跳了起来说：“怎么只随便敷衍杨宇霆？”杨度说：“他的老帅已答应我，我何必和这个后生小子多谈。”某君一迭声说：“糟了，你的总长做不成，我的巧计也成了画饼。”杨不相信，一等等了十多天渺无动静，乃向奉方另一人处打听，才知内幕，原来当张作霖提出杨度做教育总长时，杨宇霆淡淡地说：“晳子是洪宪祸首，政治色彩太浓，现在出来会增加麻烦。”一句话就把杨度已到手的总长告吹了。

    奉军入豫时，北京政府益显黯淡。顾维钧摇摇欲倒，16年3月8日财长汤尔和海长杜锡珪向顾维钧提出第二次辞职，9日教长任可澄亦请辞职。顾阁本身原建筑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关系上，当时因奉张表示对内阁无意见，所以顾阁的阁员以吴佩孚和孙传芳关系为多，顾本人与奉方没有太深的渊源，当孙传芳京沪战败，而奉军则入豫逐吴后，顾维钧自然风雨飘摇，不过由于奉张对中央政权问题还没有具体决定，所以仍然维持顾阁过渡。

    杨宇霆常往来京奉间，中央问题奉张颇听杨宇霆的意见，由于吴佩孚已经一蹶不振，因此梁士诒组阁的传说就非常之盛，而杨宇霆亦有呼之欲出，跃跃欲试的风闻。

    到了3月下旬，顾阁益显凋零，除了财长汤尔和、海长杜锡珪、教长任可澄外，司法罗文干、农商杨文恺、内务胡惟德亦请辞，这一来顾阁只剩下陆长张景惠、交长潘复二人，潘复因和张宗昌关系密切，常往来北京、山东之间，不在首都，即使在京亦不大出席阁会，因此所谓的顾阁，只有一位兼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和陆军总长张景惠，实际则是一位总理和一位总长。

    3月28日下午顾赴顺承王府谒张作霖，表示不能维持的苦衷，请张速觅替人，张没有作切实的答复，只表示当前军事正亟，无暇顾及政治，亦无适当人选，请顾仍勉为其难，继续留任。顾又强调当前财政的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听了颇不以为然，冷笑说：“中央财政的困难不自今天始，十多年来一直是财政问题，少川先生组阁以前就已存在，当时既可以出山，今天又何为而求去呢？”

    4月5日内阁会议，汤尔和、罗文干等破例出席，内阁精神为之一振，可是阁议无事可讨论，而汤、罗出席仍表示要辞职，所以在内阁会议后，还是一片消极气氛，而外间盛传国务院将停开伙食准备结束。4月7日顾维钧再向奉张请辞。

    张作霖这时候很犹豫，一方面他仍想维持吴佩孚的感情，一方面则是中央政权的形式。奉系的人多主张张作霖自为元首，可是当前军事时期，奉张欲独揽大权，名至实归，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始终作不出一个决定来，在没有决定以前，只有拖之一法，顾维钧就变成这个拖局中的过渡总理，欲退不能。

源济

二四七、北伐军攻占江浙

    浙江本是孙传芳的老根据地，自孙逐走杨宇霆后，即进驻南京，以南京为五省联帅的驻节地。

    浙江人对孙传芳并没有好感，自国民革命军北伐，频传捷报，浙江人大为兴奋，因为北伐军的总司令是浙江奉化人，从乡土感情上说，浙江人都乐于见到北伐军早日进驻浙江。浙省为外军盘踞日久，浙人不堪其扰，所以有了这位老乡总司令，大家都希望早日见到他。

    15年10月15日，浙省士绅褚辅成等致电孙传芳，请孙命令驻守江西的浙军开回浙江。这时孙军在江西和福建都正在和北伐军苦战，孙军势难兼顾后方，对浙江人来说是一个机会。

    浙省内部实力派人物之一夏超暗中通款革命军，10月16日革命军委派夏超为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令其所部保安团共八个营，集中嘉兴，向松江进袭上海，以断孙军归路。夏超虽有实力，可是在浙江内部树敌亦多，夏本人亦非真心诚意归顺革命。

    浙军第三师长周凤歧本与孙不协，向无战意，褚辅成等因缘利用，命周部留南京军队于10月14日夜突然擅自开离南京，驻常州的周部也开拔回浙，孙传芳在上海只有嫡系部队三团，因此沪杭之间情势突紧。不过夏超和周凤歧并不答作，而孙部驻守徐州的浙军陈仪亦不附合，陈仪公开宣称所部驻徐，为江苏保门户，也就是为浙江保门户，决不移动。

    夏超虽然是孙传芳委派的浙江省长，可是孙对夏素不放心，故曾下令浙省各征收机关将款项全部解存上海银行中听候军用，而所有浙省军队亦均调出以防为夏煽动，浙变之后，夏超首先下令征收机关非有本人命令不准提款，同时以保安队出防沪杭路，可是陈仪既不肯附合，周凤歧也不与夏合作，孙军又调动迅速，孙部宋梅村旅21日开到嘉兴，节节前进，夏超一看大势已去，遂于10月22日晨将省长印信交省议会保管，即日离开杭州。

    孙传芳恨夏极深，在夏未走前，孙曾表示纵使战事失败，他宁弃江苏也不愿放弃浙江。

    夏超出走后，孙传芳悬赏10万元通缉夏超。宋梅村的十三团于23日开入杭州接收省署，并把浙江保安队缴械。同时孙发布命令以陈仪为浙江省长，宋梅村为抗州警备司令，夏超及许宝驹等家产悉被查抄。其处理浙变的通电云：

    “据宋（梅村）旅长报告：本日午后三时余，我军运至嘉兴，被胁夏军稍事抵抗即行退却。我军仍本除恶安民之意，继续前进等语。查夏部不为夏用，足征此次为恶，只夏一人。除复令该旅长等只诛首恶，不得涉及胁从，勿使地方惊惶外，特闻。孙传芳。养。印。”

    其后宋梅村部捕获了夏超，秘密处死。

    这时，东南和平运动也积极活动，早在齐卢之战时，东南就有和平运动的组织，以后每遇兵争，江浙两省士绅都出面奔走和平，江苏是张一麐，浙江是褚辅成。当北代军尚在围攻武昌时，东南和平运动会派出张一麐和孙传芳的总代表蒋方震到汉口谋和，迄未成功。

    10月13日孙传芳电复东南和平运动联合会文电，内云：

    “我五省人民和平代表张仲老等，及芳军事全权代表蒋百里先生赴汉议和，业经匝月，其始则备受凌侮，几至无谈判之余地。继因南昌彼军溃败，始以大冶撤兵为言。十月一日，由蒋百里先生函电，拟请孙传芳在长江两岸先行停战，蒋介石所部，由彼方自行交涉，盖介石远在新喻，函电难通，且其志在得赣，和平之议，殊难赞同也。如果赞成，彼时我撤大冶、阳新，则彼军不过蕲水、巴河，迭有函电可资考证。传芳以尊重人民代表之意，当即复电赞同，诚以民困久矣，如惧其失信而先与之一决，使无辜之民，重罹锋镝，何若先退而为民请命，使战区之民，稍纾喘息。待人以诚，人或以诚待我。乃力排众议，于十月一日、二日晨，陆续电令撤退大冶、蕲水、阳新、龙港之兵。孰意我军后退尚未就道，而彼军蹂躏我蕲春矣。今且续续东援，窥及武穴，跟踪东下，至一至再。诸君试为芳思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欤？至革命军，则另有计谋，主力攻我南昌，而以李宗仁所部二千人袭我德安。幸赖将士用命，使彼片甲不还，此天道也，岂传芳意料所及者乎。诸君代表人民呼号和平，芳所心许，岂一朝夕。然和战之柄，操之彼军，解铃系铃，请诸君问之介石可也。且排难解纷，所以彰公道明是非也，诸君皆积学之士，披览舆图，当谅芳言之不谬。愿诸君为申其委曲于天下也。”

    10月17日蒋方震赴南昌，因北伐军蒋中正正驻节南昌西南三百里的新喻。

    这一期间孙传芳很矛盾，一忽儿主和，一忽儿又反对和，大抵军事形势转为有利时即主战，军事不利时即主和。10月下旬孙军方面盛传蒋中正在前线督战时受伤，其后更传伤势甚重，于是孙部的政务处曾有否认主和的通电，略云：

    “既已战矣，和复何为？且未和于未战之先，未和于相持之时而和于敌军溃败之后，自计亦过甚矣。”

    孙传芳天津之行虽然是卖身投靠奉系，然而他在兵败势急时，能有此收获，自己颇感满意。12月初他由天津返南京，即召集所部将领会议，在这次军事会议中，一致主张和革命军大战一场，以决胜负。一面严守浙边，防阻革命军由江西进入浙江。

    浙江人士呼吁双方勿在浙省用兵，划浙江为缓冲区，并主张浙省防务归陈仪、周凤歧担任，民政则宣布自治，一面吁请革命军勿开入浙江，一面请驻在浙省的孙军完全退出以免战端。

    浙江省长陈仪赞成浙省不设防，据说陈仪曾向孙传芳交涉，得孙同意于12月12日撤兵出境，并取销卢香亭在杭州的司令部，其后孙临时变卦，不允退兵，只允把民政还诸浙人，军事关系国防，人民不应干涉，如革命军入侵浙省，誓以兵戎相见。因此浙江想脱出战争范围的酝酿遂告失败。

    12月14日革命军李宗仁部由玉山入浙，进至衢州，驻守浙西的周凤歧军既不抵抗，也无敌意行为。陈仪因孙传芳不允其请，乃将自己的军队由杭州移驻宁波和温州。周凤歧早与革命军有默契，他的防区在浙西，正好成为革命军的先导，所以李宗仁部由衢州入龙游抵兰溪，先头的便衣队即由周军照料进富阳。革命军总部扬言三个星期内可以攻克杭州。因此江苏也宣布戒严，孙传芳飞调白宝山、冯绍闵等师往长兴、宜兴一带，孟昭月驻松江以备万一。孟昭月于12月14日抵上海，15日赴松江，所部在枫泾、嘉善挖壕。卢香亭原拟在龙华设司令部，嗣以所部改归孙传芳直接指挥，司令部遂又迁南京。

    沪杭道上人心惶惶。人民迁徙到上海租界者，拥挤不堪。

    海军方面杨树庄下令各舰在上海集中，孙传芳回南京后，杨并未与孙晤面，海军态度已有变化。

    鲁军接收徐州至浦口的防务，徐源泉和孙殿英亲自到徐州，但鲁军主力毕庶澄部南下尚无确期。

    12月19日陈仪接到周凤歧电，知道革命军不急于入杭，属陈维持省城治安，陈乃召集浙省士绅选出省府委员蒋尊茛、张载扬、陈仪、蔡元培、褚辅成、黄郛等九人。并以蒋尊簋为军政长，陈仪为民政长，以第一第三两师改为省防军，宣布浙省自治，宣言内容（一）浙人治浙，组设人民政府，（二）反对任何军人假自治名义割据，（三）政治公开，（四）现有军队服从省政府，（五）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六）废除苛捐杂税。这个自治政府没有实力，有人说这是孙传芳授意故为缓和，所以蔡元培、黄郛等在上海置之不理。

    革命军对北方局势了若指掌，这可以从蒋中正亲笔给何应钦的一封密电、分析北方情况中看出，兹抄录全函如下：

    “何总指挥勋鉴：密，大局情况如下，一、奉张就安国军事，全系宁孙赴津促成，欲思引奉为后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统一北方名义以为总统过渡之张本。二、西北军（注：指冯玉祥）迫近潼关，奉张吃紧，定比对南军事更急，故奉军必先防制西北军之入豫，而始能对南。惟闻西北军无即入豫取攻势之可能。三、在鄂军队现已从事肃清鄂西一方，俟西北军收拾陕南以图两军在鄂北联络后再定入豫之期。四、东南方面先定闽浙，闽平后应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统一，再图苏皖，暂以划江而守，以待时局之变迁。总之，上海不得，则长江闭塞，而海内外交通亦难自如，故南京与皖南亦应急谋收复。河南不得，则中原难定。西北军不能与我联络，阎锡山亦不能表示态度，阎已派代表正式声明，一俟我军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响应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晋必响应，则奉军虽不出关而不可得。否则攻守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非如今日之跼蹐也。海军须注重，以长江无海军则军事甚难进展也。中正。”

    另有密电给何应钦、白崇禧，电云：

    “何白总指挥勋鉴：刻接沪电，敌方计划孙军守松沪，直鲁守南京，由宜兴取攻势。卢香亭、周荫人在松江，张宗昌将到宁，孙来沪，毕庶澄到沪，昨晚海军一部向兵工厂开炮无结果。中正。”这封亲笔电报旁还加批：“不得片刻停留，限即到。”

    另有密电给何应钦，电云：

    “何总指挥勋鉴：密，江酉电悉，海军态度不明，误事必多，不如决由陆程入浙，时机急迫，望速前进，（下略）中正。”

    16年1月国民革命军决定肃清长江下游的作战方略，以先攻略杭州、上海，击破孙传芳的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以主力由赣东、闽北入浙，进攻杭沪，并各以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取皖南和皖西。对京汉线方面，另以一部由鄂东进入豫南，以牵制河南及皖北方面，策进长江下游主力的作战，并电西北军由陇海路出洛阳、郑州，与豫南的革命军相呼应，相机击破吴佩孚的主力。这个作战方略是南昌会议中决定的。当时北洋方面尤其是孙传芳方面盛传，蒋中正在南昌会战时督战受伤，却不料他正埋首整理全盘作战的方策，以全力略取沪、杭。

    革命军既决定在16年初先攻略上海和杭州，蒋中正即下令革命军分由赣东闽北入浙，会攻杭州，当时除在闽之东路军何应钦总指挥外，并以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统率由赣入浙各部，先向浙西推进。1月上旬，白崇禧率领第一军的第一、二、廿一、廿二各师及先遣队李明扬部先后抵达龙游、衢州。

    浙军周凤歧向革命军输诚，在富阳接受改编，北伐军任命周为国民革命军第廿六军军长，陈仪亦投效，在绍兴接受改编为第十九军军长。周凤歧投效后因受杭州方面的压迫，逐次向桐卢、严州、建德一带后撤。

    何应钦指挥的革命军东路军自肃清福建周荫人残部后，十四师一部即向浙南方面前进，十四军抵达建阳、建瓯，十七军则向温州前进与陈仪所部夹击周荫人。

    革命军第十九军南下至台州附近，其他在赣各部则以第三军驻守南昌及南浔路一带，而以第二军推进于玉山、德兴，独立第二师推进于乐平、景德镇，第六军推进于湖口、彭泽，第七军则移防于湖北的黄梅和广济、蕲春一带，第四军移驻武汉，第十军向鄂东罗田、溪水方面推进，积极完成向长江下游进攻的计划。

    孙传芳将其所部编为五个方面军，为了保持江浙地盘，首先集中主力于沪杭线，企图把已经遗弃了他的浙江重新收归己有。以第一方面军对富春方面，第二方面军对于潜、昌化方面，第三方面军对临浦、诸暨方面，第四方面军对宁国、池州（贵池）方面，第五方面军一路由处州（丽水）出严州（建德）袭击革命军侧背，另一路由天台、宁海至绍兴、与第三方面军连络，企图在钱塘江下游两岸地区与革命军决战。

    15年12月下旬，孙军孟昭月、王森、李俊义等部占领杭州后，浙江省长陈仪被扣，其在杭州城内之部队悉被缴械。孙军由孟昭月率领，继续向富阳前进。这时受国民革命军改编的浙军周凤歧（国民革命军第廿六军）正负责掩护革命军东路军前敌各纵队集中衢州，已由衢州向桐庐、富阳推进，与陈仪（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部在萧山的西兴镇和闻家堰取得联系。

    16年1月3日孙军向富阳进攻，激战甚烈，周凤歧部虽艰苦作战，但因孙军实力强大，不得已于1月9日退衢州集结。周凤歧另一批部队奉命由金华、处州前进，1月2日到达永康，第二天在缙云与孙军激战，双方伤亡均重，而周部兵力薄弱，于9日退永康，10日退金华，12日抵龙游与主力会合。

    16年1月10日陈部（即十九军）主力到达奉化，先头部队进抵孔溪坑，11日在横头市与周荫人部接触，双方死伤均重，13日陈军主力猛攻，余宪文师长亲赴前线督战，中午占领宁海城，其后因弹药告罄，且疲劳过甚全线撤退。留守百官镇的陈军亦因与孙部段承泽旅激战失利，14日宁波失守，陷于三面被围、一面临海的恶劣环境，不得已分向新昌、台州两方面突围，各自绕道温州集结；另一部及野炮部队由宁波乘船向温州转进，与由闽入浙的第十七军会合。

    周凤歧和陈仪都是浙军，在浙江响应革命，接受国民革命军的整编，他们在浙境的作战，只是接应革命军入浙，不是主力战。

    16年1月19日，白崇禧到达常山，蒋中正有巧电给白说：“衢州战略要地，攻守可自决，中不遥制。”白于是断然决定采取攻势，命令前方部队集结于衢州附近，伺敌深入而击破之，并令常山县长征集大小木船数百艘，扬言运输后方大军以张声势，同时电请江右军以一部在其左翼方面牵制皖南之敌；以主力在其右翼由祁门、德兴、开化进入皖南，先将屯溪、徽州之孙军迅速歼灭，然后以一部向芜湖警戒；以主力由徽州方面直入严州，截断孙军退入杭州的后路。

    1月20日白崇禧到达衢州，召集前线将领会议，决定采取攻势，以歼灭金华、兰溪的孙军，这时候陈调元和王普已正式向北伐军输诚，投效革命军，所以革命军的侧面已经没有威胁了。

    事实上，这时候的孙军孟昭月部约万余人均已到达兰溪，分向诸暨、永昌、洋埠、罗埠、游埠方面前进。周荫人的残部一师人也到了金华，向汤溪前进。皖南刘宝题部向祁门移动，李德明部趋严州、淳安间。原在杭州的白宝山、冯绍闵两师则向钱塘上游推进。这些迹象显示孙军欲乘革命军还没有集中完毕时，以主力沿衢江北岸，一部沿衢江南岸，会犯龙游和衢州，以一举击破革命军的前敌之师。

    针对孙军的企图，革命军乃以一部沿衢江南岸，主力沿衢江北岸攻击金华、兰溪。1月27日开始行动，中央军第二师进占龙游，孙军退守汤溪、洋埠、游埠。而皖南的刘宝题亦宣布起义，参加革命。29日晨革命军分三路进攻，右翼廿六军向汤溪攻击；中央军第一师向洋埠，第二师向游埠攻击；左翼军第四、第六两师向永昌、诸暨、寿昌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全线挺进，占领洋埠、游埠及汤溪。孟昭月由兰溪仓皇逃走，全线向严州、桐庐、浦江和诸暨溃退。2月1日革命军中央军进占兰溪；2日右翼军进占金华。革命军乃乘胜分途进击，2月3日中央军先遣部队进占建德，右翼军进占浦江，左翼军一部进占淳安。白崇禧即令右翼军续向诸暨推进，中央军先遣队则向桐庐进击，左翼军以一部守备遂安、淳安，其余主力向分水推进，桐庐经过了一场小战斗遂被革命军占领。

    孟昭月逃返杭州，以其第十三团团长郝云亭为杭州戒严司令，以第二师第三旅段承泽部转调富阳，孟昭月且亲赴富阳督战，分两路反攻，血战四日，革命军士气如虹，终于摧毁了孟昭月的最后攻势。

    革命军在浙东赢得辉煌的胜利后，孟昭月逃回杭州，在杭勒索军费300余万元，然后率部转进松江，段承泽退武康，李俊义经德兴移吴兴，周荫人至嘉兴。

    16年2月18日革命军中央军即进占杭州；右翼军占萧山；左翼军主力进占临安、余杭。19日白崇禧入杭州。

    何应钦所直接指挥的东路军第四、五、六等三个纵队在16年1月下旬由闽北出发，第四纵队向江山，第五纵队向处州，第六纵队向温州分途兼程前进。何应钦将福建省政交方声涛以代理主席身份处理，福建治安则令谭曙卿负责维持。

    1月28日何应钦由福州经延平、建瓯、浦城越仙霞岭入浙，2月17日至衢州，23日抵杭州。

    2月上旬孙军蒋起凤和段承泽等部尚盘据宁海、绍兴，周荫人的司令部还在台州，另一部在临海、黄岩一带，革命军遂全面出击，从事肃清浙东的军事行动。

    浙东的战斗反复而曲折，可是由于革命军士气如虹，因此终告肃清浙东，收到辉煌的战果。

    孙传芳自2月中旬由杭败退后，其残部集中松江、上海一带。其时直、鲁军褚玉璞、张宗昌等部，纷纷南下，至3月初旬，鲁军毕庶澄部，已进抵苏、沪一带，一面积极部署，一面与革命军互通款曲，将鲁军作战计划密交与革命军，并声言愿与革命军合作，但以革命军不攻苏、沪，毕即率部由江阴北渡为条件，革命军不信毕有诚意。

    这个时候孙传芳内部已告分裂，其驻沪第九师师长李宝章部，已派员至杭州向革命军输诚，愿将上海及沪、杭线交出，率部向南京、浦口迎拒鲁军，当经革命军委为第十八军军长。此时上海工人正作大规模之罢工，要求孙传芳撤退，在沪海军已改树革命军旗帜，其陆战队已在沪登陆，又因皖南孙传芳部第六师陈调元部、第三混成旅王普部加入革命，皖南地区亦已为革命军江右军领有。不过孙传芳自战败后，野心未死，仍欲保有苏境，以图反攻，曾求救于鲁军，鲁军亦将南下参战，革命军如果不及早消灭孙军残部，则鲁军到达后必将先期发动。何应钦、白崇禧即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策定进军方略。

    一、以前敌总指挥所部之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沿沪、杭路前进，攻略上海。

    二、以东路军直属之第四、第五、第六各纵队及第二军经宜兴、溧阳，向常州、丹阳前进，进占该两地后，以一部右旋回向无锡、苏州，协同前敌部队围歼淞沪地区之敌，以主力左旋回向南京前进，与江右军协同攻略南京。

    何应钦和白崇禧在杭州商定进攻计划后，即分途率军前进，白率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及李明扬先遣队，集中平湖、嘉兴附近，暂取攻势防御，俟何率领之各纵队占领宜兴、溧阳后，乃向淞、沪进攻。16年3月15日，革命军正围攻溧阳，白崇禧乃提前令各纵队于3月16日向淞、沪之敌开始进攻。

    3月16日，革命军开始攻击前进，孙军以松江为上海西南屏障，竭力抵抗，并以铁甲车及其所有炮火集中革命军铁路正面猛力轰击，革命军正面顿受损伤，无法进展。白崇禧为压制及摧毁正面孙军之火力，乃以铁路货车厢急造炮垒列车中山号增援攻击，并以第二十六军自右翼，总预备队自左翼，三面包围攻击。数次奋勇冲锋，孙军不支，纷纷向上海溃退，革命军遂于21日晨占领松江城。同日第二十一师自吴江前进，于当午占领苏州；遂分途乘胜追击，进迫沪郊。这时外国军队在租界内鸣枪示威，并越界构筑工事，借故抗拒与迟滞革命军之前进。经革命军强硬抗议后，外军始退入其租界内，革命军即续行进击，卒将直、鲁军第八军毕庶澄部，在闸北地区悉数包围缴械，淞、沪地区遂于21日全部平定。

    毕庶澄逃回山东。

    当革命军进攻淞、沪时，因得海军之协助，迫毕庶澄部撤退甚速。北洋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于革命军未入浙之前，即与革命军密取连络，当革命军东路军平定浙江，进攻淞、沪时，杨树庄即率海军向孙军及鲁军进攻，并袭击沪敌退却之长江后路，收效颇大。迨革命军攻克上海后，杨树庄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职，将所有海军舰艇，编为四个舰队，以陈季良为第一舰队司令，陈绍宽为第二舰队司令，陈训咏为练习舰队司令，曾以鼎为鱼雷游击舰队司令，革命军有海军之加入，实力大增。

    淞沪之战告一段落，革命军即分由浙西和长江两岸向下游推进，打算把孙传芳的残部连同来援的直、鲁军一并围歼于沪宁之间。

    革命军以江右、江左两路军分向祁山、至德、潜山、霍山之线前进，16年2月20日孙部十五师师长刘宝题投效革命军，就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兼江右军第四纵队指挥官；3月4日第六师师长陈调元亦投效革命军就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卅七军军长，叶开鑫投诚就任新编第五军军长，王普投诚就任新编第廿七军军长，安庆和皖南地区遂兵不血刃而全部底定。

    2月27日程潜率江右军主力向芜湖和宜城前进，3月6日占领芜湖，17日占领当涂。

    安庆、芜湖攻下后，革命军即可会攻南京，事实上革命军除了在当涂打了一仗外，余均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长江下游是进展神速的，而孙传芳虽然得到直鲁军的增援，可是对他的苟延残喘毫无帮助。

    孙传芳的主力和直鲁军毕庶澄、常之英两部，于16年3月中旬被革命军东路军在沪宁线及松沪地区击破后，即纷纷渡长江北退，国民革命军遂占领上海、苏州、常州、丹阳一带。革命军江右军同时占领当涂，进迫南京。江左军则向皖中挺进，与陈调元部协同压迫津浦南段及淮北地区。南京附近仅有直鲁军一部分，其余北洋军主力均已退集江北。

    南京方面褚玉璞部主力守备下关，一部在汤水、龙潭。粤军谢文炳、陈修爵等部，主力在江宁县，一部在淳化镇、龙都镇、秣陵关。鲁军第六军徐源泉部及白俄兵主力在陶吴镇，一部在江宁县，均积极加强工事，企图固守，待援反攻。江北方面：孙传芳所部，企图自运河两侧，张宗昌主力则企图自津、浦正面积极增援，期待革命军一旦渡江攻击时，乘机反扑。孙传芳及张宗昌则分驻于清江浦及蚌埠指挥。

    革命军以全力会攻南京。这时革命军的态势是白崇禧所率领的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已进占上海、苏州。何应钦所率领的第四、第五、第六纵队亦已占领横林、常州、丹阳；四方八面向南京合围。同时为了巩固淞沪防务，乃设立淞沪卫戍总司令部，以白崇禧任卫戍总司令，并抽调白军一部，增加南京方面之作战。16年3月22日，何应钦到达镇江，这时北洋军有死守南京打算，于是急电白崇禧，迅速肃清淞、沪残敌后，立即抽调一部与第五纵队乘车向南京增援。是日第四、第六纵队之先头，进至栖霞街、东流镇、汤水镇附近之线。

    16年3月17日革命军江右军占领当涂后，先头部队续进至采石矶、马家村之线，与东路军协定，会攻南京；原来拨归东路军指挥之第二纵队，亦于3月19日，到达溧水，归还江右军序列。这时第四师在柘塘镇，第五师在曹村镇，第六师在洪蓝埤各附近集结。程潜原定于3月21日，开始向秼陵关、江宁镇之线攻击前进。

    革命军既然已对南京合围，南京方面想作困兽斗的作为就有限了。

    民国16年3月23日革命军江右军第二纵队鲁涤平部占领江宁县后，进迫中山门、光华门；第三纵队贺耀祖部占领将军山、牛首山、幕府山，向通济门、武定门进击；第一纵队程潜部击破大小山、马石山、西善桥一带北洋军，向雨花台猛追。北洋军狼狈向城内回窜，革命军衔尾跟踪，自中华门冲入南京城。其余各纵队于是日晚亦分别进入城内，北洋军未再抵抗，纷纷逃散，一部由下关抢渡，窜回浦口，革命军遂完全占领南京城。何应钦于同日到达上塘镇后，其先头部队，亦已抵栖霞街、东流镇之线，得悉南京已被攻下，即令第六纵队，在汤水镇附近待命。第五纵队在无锡、江阴待命；自率第四纵队，于3月25日进驻南京。

    孙传芳曾夸口说革命军越过湖北和江西，战线拉长后兵力分散，他以逸待劳，可以予革命军迎头痛击，想不到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他的五省联军完全不是革命军的敌手，比起吴佩孚来更是不堪一击。吴佩孚的部队在武昌还打了一场硬战，孙传芳的军队则一败再败。

    南京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事实上南京是历史上的一个古城，三国时吴国建都于此，以后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于此，前后共六个朝代，五代时的南唐和明代太祖一朝也建都于此。民国元年曾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后来因为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不愿离开他的北洋势力所在地，因此才勉强改北京为首都。国民革命军北伐克复南京后，即遵从孙中山遗志，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

    16年4月18日国民政府为奠都南京告全体将士书：

    “国民政府此次接受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定都南京，目的在恢复党权政权，于三民主义之下，自由施行职权，以实现总理之遗训。总理在世之日，所焦心苦虑者，为如何而可建设自由独立之中华民国，更进而实现世界各民族之平等自由，国内各阶级之平等自由。因军阀专恣于内，帝国主义凌逼于外，甚且勾结一气，以摧遏三民主义之进行，乃不得不先定扫除一切建设障碍之大计，毅然以出师北伐为建国之先着。不幸出师未捷，赉志以终，遗训昭昭，以此重大责任，付诸手造之中国国民党，付诸平生所依重之蒋中正同志。总理既逝，本党秉承遗志，出师北伐，……转战七省，遂定江汉，四十年来，本党军事成绩之伟大，盖无过于今日者。虽然，苟无认识主义，效命党国之全体将士，则蒋同志亦一手一足之力耳，深切言之，此种伟大之成绩，实由于全体武装同志之一心一德，更深切言之，实为主义的成功，军纪的成功。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以及肃清东南诸役，吾武装同志之为党国牺牲者，不知凡几，天上英魂，地下碧血，所望为生者之奋斗，最后之成功，故吾侪未死之余生，实负党国之重托，昔程婴生而公孙杵臼死，死者为其易，而生者为其难，国民革命之孤儿，今实保抱于武装生存之同志，故吾人对于武装之同志，既备具尊敬，而又切勉于将来也。”

源济

二四八、吴佩孚挥泪离郑州

    吴佩孚自从15年9月6日失汉阳，先退孝感，再退广水，三退信阳，吴本意拟自信阳调援反攻，无奈军心涣散，已无可靠之部属。身边战将只有田维勤担任信阳州以南的防务，至于靳云鹗则自汉口返豫，即入鸡公山，其不满意吴，已达极点。吴在北方虽然尚有可调之兵，可是没有车辆调配，只好徒步南下，因此自郑州以南迄信阳武胜关，各站都有驻兵，派别复杂，不一定完全听吴的指挥。这时河南全境有枪的兵不下三四十万，名义上归吴指挥的，超过10余万，兵心厌战，而军粮饷秣亦艰困万分。

    靳云鹗驻军鸡公山，俨然以河南最高军事首长自居，他曾下令，凡通过他的防区的杂牌军队，一律予以缴械，他的亲信黄殿臣奉命执行。9月16日黄部遇上吴佩孚的卫队经过，也不分清红皂白予以缴械，吴佩孚闻讯大怒，勒令捕黄枪决。当晚信阳附近发生兵变，吴仓皇自信阳搭乘三等火车奔郑州。

    9月27日息隐保定的曹锟，乘专车赴郑州，曹锟自冯玉祥倒戈遭受幽禁后，直至奉直联合赶走西北国民军始恢复自由，虽然他的把兄弟吴佩孚已东山再起，他则表示不愿过问政治，径返保定闲居。曹为人宽厚，甚得人缘，不似吴佩孚之强项，容易树敌，因此在吴走投无路之际，直系要员纷纷敦请曹锟出马团结直系。

    由于孙传芳在吴军危急时不肯赴援，因此使人想到一段往事，认为孙传芳在报旧仇，那是湘军援鄂之役，鄂督王占元求救于吴，吴派萧耀南率先头部队驰援，萧军进驻武汉并不开赴前线，坐待王占元的失败，乘机把湖北纳入吴的范围，直系认为吴这一手吃了自己人，太不够意思。孙传芳当时是王占元的部下，亲眼看到这一幕，他虽然因为这一次战役而受知于吴佩孚，但王占元失败的一幕却深印心中。现在他坐视吴苦战而不救援，有人说是历史的重演。因为有这些原因，直系的旧人就想抬曹锟出来团结直系。

    曹锟是和夏寿田、张廷锷来郑州的，下榻郑州中州饭店，抵郑当天就染上感冒。而吴佩孚仆仆军事，也抽不出时间来看曹。过了两天，吴才抽出空由张廷锷陪同赴中州饭店谒曹，曹正和夏寿田谈得很高兴，吴入室鞠躬为礼，并请问：“总统感冒好了没有？”曹不理亦不答。房中空气为之寂静，吴再问，曹徐徐而言：“外面风好大哟！”吴说：“今天天气好，外面没有风。”曹说：“外面没有风怎么把吴大帅吹来了。”吴一听知道是曹多心，乃低下头聆训，曹说：“你是大帅，我也做过大帅，我做大帅时有功都是你们的，如果不把功劳分给你们，你怎么会做到大帅，可是你今天有功都是自己的，不能容物，不能开诚对下，自大狂妄，造成今天上下离心离德。”曹越说越气，声色俱厉，吴低头不敢作答。夏寿田和张廷锷用其他话盖过，才把空气缓和，吴遂告辞。曹虽斥吴，可是仍努力团结直系，把靳云鹗找来，靳对曹表示不满吴，曹好言安慰，劝靳顾全大局。

    孙传芳在南京坐待吴佩孚战败，他自以为得计，其实却让革命军逐一击败。当革命军出湖南直指武汉之际，倘孙军剑到履及，不东推西拖，与吴军合作，则对革命军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麻烦。孙军按兵不动，直接搞垮了吴佩孚，间接也搞垮了自己，使北伐军坐收各个击破的战果。

    孙军初与革命军接触时，略有进展，那时吴在郑州接获孙的战报，自夸对战局有把握，言外之意似在讥诮吴的不中用，今后的重头戏只轮到他一人独唱了。怎知时间一久，北伐军在江西捷报频传，孙自夸革命军的前进像绳子一样寸寸剪断，结果是自己做了绳子，让革命军寸寸剪断了。

    吴佩孚由汉口退到郑州后，其辖区是：北自保定，南至武胜关，靳云鹗在郾城设立司令部，日日言反攻而日日按兵不动。按兵不动是靳的一贯作风，吴佩孚这时的处境实在很恶劣，一面是明敌，一面是暗敌，用两面作战来形容吴的处境还不够，简直是背腹受敌。

    张作霖天天打电报问吴，今后的动向？张意思是如果吴对付不了革命军，不如让出一条路给奉军，并且愿意把奉军交给吴指挥。然而吴对奉军已有不敢领教之苦，南口作战的记忆犹新，所以他一再答复张说自己的力量足以挡住革命军，现在还不需要奉军加入。

    吴退郑州时，以“南”为敌，以“北”为友。事实上国民革命军是把吴佩孚当作头号敌人的，而奉张则满口吴二哥，叫得非常热络。可是形势比人还强，如今的吴二哥是个斗败的公鸡，奉军把他看做挡路的瘟神，叫他让路他不让，对于他阻挡北伐军的能力也失去了信心。

    吴只提防革命军出武胜关继续北伐，却做梦也想不到奉军将渡河而南，告急文书不自南来，而自北飞到，保定方面奉军逼迫吴军让防，齐燮元一再急电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奉军表示孙传芳乞援于奉，所以奉军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

    吴的地盘已变成张的障碍物了，大难临头各自奔，张、吴之间现在是各怀鬼胎。

    当武昌城破之日，即奉军接防保定、大名之时，吴腹背受敌，内心之苦莫可言宣。

    更令吴难堪的，是奉系和孙传芳密使往来不绝于途，盛传奉张和苏孙加强合作，奔走其间的，就是王占元，而靳云鹏希望调和张、孙，出山组阁，所以也热衷奔走。

    奉直鲁军援吴问题使吴佩孚颇感困扰。吴知道得很清楚，他与张作霖之间的帐很难算，张作霖对他不会真心帮忙。张宗昌和他还有很好的关系，张宗昌的帮忙比张作霖要有真意。然而张宗昌军和他之间也存在一个症结，就是保、大问题。保、大是吴的后方，也是唯一的吴军饷来源地，可是保、大又是直督褚玉璞的辖区，褚玉璞天天嚷着要接收保、大，害得负责保、大的齐燮元寝寐难安。

    奉、直、鲁认为控制北京，统一直隶，出兵援吴是奉、直、鲁的既定计划。当吴佩孚退至河南境内时，吴的秘书长张其锽迭电张宗昌请援，不过吴本人不赞成奉、直、鲁出兵援救，只希望接济饷弹。张作霖本无积极助吴之意，张宗昌倒是希望拯吴于危，可是直鲁军方下动员令，而吴佩孚挡驾特使已驰至。15年9月30日吴派符定一到济南转达吴意，拟请直鲁联军暂时不必开入河南等待后命。吴又恐怕符定一对于军事情况未能详述，所以又加派参谋长张国溶与刘绍曾及鲁方前派来郑州的代表童好古、常之英一同前赴济南谒见张宗昌，代表吴佩孚一方面向张表示谢意，一方面请张缓期出兵。张国溶携有吴佩孚的亲笔函，内述已经开往保大的援军，请勿前进，未开拔的一律停止出动。张宗昌对吴的各代表表示，鲁直联军南下应援义不容辞，既然吴玉帅认为目前还不需要，自当停止前进，直军既已开拔，骤然请其停止，恐褚督于内情尚不尽悉。于是鲁张乃电邀褚玉璞来济，褚接电立即动身，午夜抵济，即赴督府会议，第二天清早原车返天津。

    吴佩孚满以为褚军接收保、大事已趋缓和，怎知10月2日褚玉璞又由天津专车赴丰台转京汉线赴保定，一方面准备援鄂军事，一方面办理和平接收保、大事宜。直隶保定副司令徐源泉亦由济南赶回助褚。褚表示对吴部一切补给援助均属可能，但保、大既属直省范围，事权必须统一，何况由直隶出军援吴，保、大是必经之地，怎可不先行接收。接济吴方饷械与接收保、大并不冲突。

    吴佩孚的副帅齐燮元10月2日尚通电保、大两道道尹知事和各局所长，饬将应征之款督征催解，并饬勿离职守，可是褚玉璞抵保后，褚部谢玉田师也开入保定，事实上褚军已正式接防了。

    北京城内也有变化。北京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珪既无权又无力，吴在鄂战败，奉张声势增强，而奉张宁要北京卫戍总司令，不要内阁，所以靳云鹏虽奔走于奉张和苏孙之间，奉方意态非常冷淡。10月1日杜代阁辞职专任海长，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潘复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内务总长，其实这时候的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视了。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

    奉张入京后，奉系所注意者为河南。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其部下靳云鹗反吴于前，而田维勤、寇英杰又不合作，魏益三又与田部同驻，寇乃感势益孤单，河南纠纷迭起，奉军入豫更形迫不容缓。

    16年1月15日张作霖令张学良、张宗昌以实力援吴，先以兵力肃清黄河北岸，然后渡河至郑州。正当奉军要开入豫境，京津各报盛传魏益三附靳反吴，田维勤则匆匆避往汝南寇英杰处。

    1月初，奉军入豫，进驻彰德，2月8日奉张发出两电，宣告奉军入豫意旨，原电如下：

    “（一）南京孙副司令、太原阎副司令、济南张副司令、褚司令、吉林张督办、卜奎吴督办、绥远商都统、承德汤都统、张家口高都统鉴：年余以来，赖诸君戮力同心，直鲁晋绥，幸告肃清，而武汉不守，祸延长江。迭据湘鄂各省士绅奔走呼号，请兵援救。只以豫中系吴玉帅驻节，再三商询，自认反攻，我军虽切缨冠之谊，并无飞渡之能。兵至直南，及河而止。今时阅半年，未闻豫军进展一步。反攻之望，完全断绝。而敌焰日张，窜扰闽浙，长江上下，将无完土。本军负专征之责，国事兴亡，义难坐视。迁延不进，祸将噬脐。兹已分饬直鲁联军及三四方面军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湘粤。其豫中将士，但系宗旨相同，概无歧视。以符始终合作贯彻宗旨之意。师发在途，恐淆观听。特电奉闻，张作霖。庚。（二）开封寇总司令、米帮办、信阳田总司令、靳总司令、彰德齐副司令、陕州刘总司令、并转豫中各将领钧鉴：自武汉不守，赣闽继陷，赤祸蔓延，几将流毒全国。敝军前徇馨帅之请，进兵京汉，以取犄角之势。因玉帅来电自任反攻，是以敝军未越黄河一步。乃时阅半年，毫无进展，反攻希望，完全断绝。作霖承各帅公推，自任专征重责，迭据各省绅民呼号求救，文电交驰，设再迁延坐视，国将不保，何以对民？而北方大局之同归糜烂，亦在意中。诸君同属军人，谊共急难。当兹危局，奚可苟安？兹已令饬三四方面军克日取道京汉路攻取武汉。所有豫中将士，但属宗旨相同者，一视同仁，毫无歧异。从前地位军号，一仍其旧。并望协同动作，共纾国难。诸君为国宣劳，志同道合，尚望申明此意，分告所部，俾免误会。除径电玉帅外，特电奉闻。敬希示复，张作霖叩。庚。”

    张作霖为了奉军入豫，并有一电直接给吴佩孚，电云：

    “郑州吴玉帅勋鉴，效密。自武汉不守，赣闽继陷。馨帅力竭请援，约定敝军，进兵京汉，以取犄角之势。弟曾再三奉商，均承复电，定期进取。弟以尊重我兄意旨，希望贵部整旅反攻，是以兵至直南，划河为守。乃时阅半年，未进一步。反攻希望，完全断绝。长此迁延，敌方坐大。北方大局，何堪设想。而陷敌各省人民之沦于水深火热，呻吟痛苦，宛转呼号者，不知凡几？叠据湘鄂皖豫士绅文电吁恳早发大兵，其情殷切，声泪俱下。弟既承公推之雅，负专征之责，坐视不救，何以对民？会师爽期，何以对友？大乱不平，何以对国？再不自决，行将噬脐。是以简饬师徒，渡河南进，取道京汉，攻取武汉。贵部将士，但与我辈宗旨相同者，一切地位名义悉仍其旧，并望互相援助，切勿误会。尚希分别饬知。至地盘问题，敝军援绥援苏，事成拱手相让，此物此志，当可大白。明达如兄，当能亮察，学良等到豫后，如得清暇，尚望到京一行，共商策划。至盼！张作霖。庚。”

    吴佩孚曾有一蒸电复张，请奉军缓进，原电云：

    “张雨帅勋鉴：密。庚佳两电敬悉，贵军此次渡河南进，事前并承赐电通知，共商办法。敝部虽谨戒避让，冀免误会，仍不免惶惑惊疑，愚兄虽能谅弟苦心，而实难于应付。数月以来，贵军当持经豫入鄂之议，而敝部屯驻京汉线者十余万，道路之腾挪甚难，战线之分配不易，故尊意虽坚决，此间竟无术赞同。内部因而自行整顿部众，费时数月，糜饷不赀，想亦吾弟所深知也。盖此间各军，分子复杂，非简单命令所能处理。一切命令，不与事实相调剂，则不易施行。若可简单行之，则本军早到武汉矣。今贵军南来，愚兄无法可以简单命令，使敝部趋于一致，实感困难。地盘虽不足论，而各军实为生命所依，纵令吾弟兄能开诚相许，而无时间以资调处，自不能相安无事。若只以威力行之，恐贵军救鄂未及，糜豫先成。讨赤未遑，绝友先见，造成鹬蚌，以待渔人，大局更不堪设想，吾弟兄同心讨赤，一载有半，岂可一着不慎，隳败前功。此愚兄所不能不恳切相商者也。现仍盼吾弟速令贵军停止前进，以便从长计定作战办法。毕黻廷兄想已到京，尊所有计划，无妨详细妥商也。特布腹心，启乞鉴察，吴佩孚。

    蒸戍。印。”

    张作霖接吴佩孚电同时接到靳云鹗电，当于16年2月18日复吴一电，劝吴不要袒靳。电云：

    “郑州吴玉帅勋鉴，效密。筱电敬悉。我辈宗旨相符，一年以来，无一事不尊重我兄意见，本合作之精神，期始终之贯彻。自阳夏失守。贵军节节北退，变化之速，全国骇愕。我兄既却敝军之援，又无切实反攻之力。弟为顾全合作及信义起见，迭陈意见，以冀我兄有所觉悟，予以容纳。不图信使往还，函电纷达，时逾半载，迄无解决之方。浙已不守，沪埠吃紧，馨远迭电催进，人民责言备至，若再因循坐误，势非个个击破，全国沦胥不止。熟筹审察，非进兵不能讨赤，非入豫不能进兵。默察趋势，实属忍无可忍，缓无可缓。此次毅然进驻豫省，不得不抱最后之决心，师已出发，万无中途停进之理。敝军之一举一动，悉秉弟之命令而行，断无部下自由行动之事。靳云鹗从前二三其德，早在洞鉴之中。阳夏之役，忍令我兄失败坐视不救，且有危害之举动。今则公然抗拒义师，旗帜显然，以前之种种行为，今已证实。我兄又何必庇此不忠不义之部属乎？似我兄所处环境，及委曲苦心，亦所深知。如有通力合作分路担任之计策，弟亦极愿受教且拟随时援助。此心此志，可质天日。幸兄鉴察之！张作霖。巧。印。”

    由于奉军大举入豫，曹锟在郑州打算重树直系声威的计划遂告落空，因此于16年2月11日由郑返津。

    奉军出动入豫后，即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全部军务共5万人，前锋由荣臻率领，入豫奉军悉归于珍指挥。

    奉军集中黄河北岸，张学良和于珍于13日由济南遄返北京，在顺承王府由奉张召集军事会议，结果一致主张不理吴佩孚态度，于2月15日前锋实行渡河。

    吴佩孚坐困郑州，南北两面受敌，他的部队不和他同心同德是他的致命伤，豫中将领对奉军入豫态度亦不一致，豫东镇守使郭振才通电欢迎愿听指挥，奉方并委宋振檀为安国军毅军总司令。寇英杰对奉鲁早有拉拢；豫南的田维勤和魏益三则表示拥吴，魏益三原是奉军，因随郭松龄倒戈，所以无面目再投效奉军。因此奉军入豫将以全力对付豫南。

    靳云鹗在鸡公山，因与吴唱反调而遭吴免职，且一部分靳军被吴缴械。他是反奉的，因为反奉的主张而与吴分道，现在奉军正式对吴下手了，在利害上，靳可以和吴恢复旧情，因此他由鸡公山跑到郑州来见吴，对吴说：“大帅，我愿遵令交代，但部下已忍无可忍了！我只能打一面，如果向武汉打去，可是我们背后却受到自称朋友的敌人攻击，我们怎样打法？我保证南军不出武胜关一步，我们应权衡轻重，打退了胡匪再说。”

    吴的感想是“主意虽不是主意，话却说得痛快”。不过吴生平最恨朝秦暮楚，覆雨翻云。当陈炯明炮击广州总统府时，吴大不以为然，他说：“竞存（陈炯明）太无人格了，别人可打中山，竞存怎可以打中山？”吴与张作霖虽是利害结合，可是两人已经拜了把兄弟，因此他抱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态度，认为奉张不够朋友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吴子玉要够朋友。别人可以打奉，今天我姓吴的不能打奉。他言外之意是如是靳云鹗你要打自己去打，可别肩着我的招牌！靳也了解吴的个性，他用坚定的口气对吴说：“打奉我是打定了，大帅不叫我打，我自动去打，不用大帅名义，用保豫军名义。”

    吴苦着脸说：“局势糟到这个地步，你自己去干吧！”靳得了这个口风就告辞了吴，回到郾城组织“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他对吴是“背”而不“叛”！魏益三既然畏惧奉军的，所以热烈拥靳，领衔发表通电。

    16年2月17日张学良有致靳云鹗一电，电云：

    “信阳州探投靳荐青姻长赐鉴，奉诵马电，迪承训诲，无任感惭。良虽不敏，向持四义。事上官以忠，事亲以孝，为国除贼，为社会求安。此心此志，如是而已。长者倘不鉴谅，必欲周旋于郑卫之野，谨当退避三舍，整旅以待。特此布复，伏维垂察。张学良叩。”

    奉张既然撕破了脸要进兵河南，并且由于靳云鹗组织保豫军而专攻奉。吴佩孚不好意思抗奉，也闭了眼睛让靳云鹗抗奉。这一来，河南方面便爆发了北方军阀自己的内战了。

    16年3月5日晚，张学良奉命由京南下，赴卫辉帮同韩麟春指挥前进。小张7日抵卫辉，下总动员令，并召集于珍、荣臻、赵恩臻等重要将领会议，决定照预定计划分三路渡河，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各军一星期内渡黄河，逼郑州。

    3月8日张作霖授意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电请吴佩孚来北京。奉方认为吴在郑早已大权旁落，靳云鹗已实操用人行政及军事调度的大权，不啻为豫军盟主，吴氏卫队已有断炊之虞。靳表面上仍以拥吴为名以资号召，靳本人仍驻郾城，因恐奉军由朱仙镇袭许昌和郾城间的京汉路线，所以对该处防务甚为注意，不敢亲离。奉军认为只要吴佩孚离开河南，即可对靳大力用兵。可是吴佩孚复张景惠等来电，仍表示不肯离郑。

    奉军三路出动后，中西两路因缺乏民船，且黄河铁桥又断，南岸布防严密，过河百感不易，遂改变方略，先以主力由东路绕道攻中平。

    3月11日北京顺承王府会议决定，河南前线由张学良、韩麟春负责指挥急进，并调吉、黑奉军入关担任后防。当天于珍率军渡过黄河，绕赴朱仙镇，自中平侧攻，下总攻击令，12日占领中平车站，13日占领中平县城，豫军退守白沙，奉军直进至距郑州15里之古城。北岸奉军因接东路捷报，亦乘胜渡河，邹作华部炮兵在河岸掩护，荣臻亲自指挥，丁喜春、陈在新两旅遂于14日冲锋至南岸占领芒山，15日抵荣泽县城。西路赵恩臻部亦于15日由温县渡黄河抵汜水，与中路策应。三路奉军同时进发，郑州遂陷于包围之中。

    奉军一向用兵多不注意民间疾苦，因此每当奉军进驻一新的地区，当地人民即视虎狼载途。北方人对奉军的印象有这样两句话：“妈那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形容奉军坐车看戏不买票还要骂妈那巴子。而东北人后脑勺与一般人不同，所以可当护照，来去通行无阻也。过去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时，孙传芳一声号令驱逐奉军，奉军即无法立足，多由于此种印象深入民心。所以这次奉军入豫大改前态，当奉军抵黄河北岸时，因缺乏船只，渡河极感困难，必须雇用民船人夫，奉军雇用时特别优给费用，沿途并严禁需索及占住民房。这一来河南人民均乐意为奉军服务，使老百姓观感一新。这主要由于北伐的革命军所表现的一切，是秋毫无犯，为民服务，奉军既然想与革命军一较短长，就不得不顺从民意。

    16年3月13日，奉张给吴一封类似绝交的电报，语气极不客气，前半段呼吴为“执事”，末段虽尚有“我兄”之称，可是全文读来，兄弟之情已告决绝。张致吴电云：

    “郑州吴玉帅勋鉴：蒸电敬悉。前因靳部倒戈，郑州危急，叠电敦迓，纯出至诚。来电不蒙鉴谅，乃以顿兵不进，诿过保大京汉两事。且责鄙人未以械弹相助，未免言之过当。夫保大者，中华民国之领土，直隶省之辖境，并非执事所得而据，更非执事所得而攘。至于订立条件，鄙人并未与闻。其京汉之在直境者，直隶有之。如责直隶以据直隶之京汉，不责执事以据河南之京汉耶？责己则暗，无乃不恕。至于渡河进兵问题，弟曾于上月庚电奉达，谓无一言见告，何其健忘。且闻敌军已向信阳进兵矣，兄之部下，且引虎自卫。兄如不知，何以处二心之叛将？兄如知之，何以副讨敌之初衷？进退失据，无过于兹。敌来犯境，则退让未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真不知宗旨安在矣？至于助械助饷，本为一致讨敌。今顿兵半年，反引敌北犯，而犹责敝军以协助。虽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岂鄙人所能任其咎耶！近闻靳部包围左右，我兄已失自由，来电恐非出自本意敝处亦所深谅。惟恐外间不察，易淆听闻，特布区区，敬希亮察。张作霖元。”

    郑州既已三面受围，奉军以飞机和重炮掩护，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真是进退维谷，如果不离开郑州，只有做奉军的俘掳。山西阎锡山给吴电报，迎吴入晋，并请吴在可用之兵中抽调5万人到山西整理一下，再出娘子关共同讨奉，吴不肯接受，并向幕僚们说：“我要打奉军在河南打不是很好，何必跑到山西去打？”

    吴佩孚把自己部队清算一下，吴新田一军在陕西，于学忠一军在南阳，陈文钊一军驻邓县，张联升一军布防襄樊，王维蔚、王维城等部已投入“保豫军”，寇英杰仍在开封，算来算去，东边不是路，还是往西边走的好。

    3月15日吴佩孚挥泪离开郑州，临行时他下令自兼豫西防守总司令，下分三路：第一路马吉第守牧马集一带，第二路刘希坚守中平至黑石关一段，第三路张席珍守黑石关至洛阳之段。他认为奉军要我让出京汉路，现在已经让出了，我现在退到豫西，奉军再没有理由逼我了吧。

    靳云鹗的保豫军和张学良、韩麟春的奉军打了一场恶战，靳手下第一勇将高汝桐乘坐铁甲车去抢奉军的铁甲，两车相撞，高汝桐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肉酱。

    原来吴佩孚自受奉军进攻，从郑州移驻巩县后，自以为跳出了战争漩涡，不料战神却偏偏追寻着他，不让他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冯玉祥部由陕西出动，镇嵩军刘镇华在洛阳响应，潼关张治公部又投降了奉军，奉冯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奉军又向吴提出让防的要求，请吴不要挡路给冯玉祥乘机取洛阳。张学良请吴移居郑州，当以老伯之礼相持，吴佩孚当然不肯去自投罗网做“阶下囚的老伯”，所以继续不理不睬，不战不走。

    年轻的奉军将领可没有张老帅的涵养工夫，一次不理，二次不理，三次便拿出硬功夫来，不再请吴让防而向吴夺防了。吴的屡败之兵，怎敌得“老侄”们一股锐气。当汜县部队被缴械的消息传到巩县时，吴遂于16年5月16日匆忙地离开了巩县，遁走南阳。

    这是落荒而逃，由巩县经嵩山、方城到南阳，一路受尽了千辛万苦。那时革命军唐生智部由京汉线北进，冯玉祥由陇海线东进，靳云鹗取消了“保豫军”名义，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务。南阳是于学忠的防区，吴于会合后，吴的情势并没有好转，因为于学忠的第八军，有冯的旧部，也有靳的旧部，于的指挥并不彻底，叫这些军队去打冯，冯的旧部靠不住，叫这些军队去打靳，又怕靳的旧部会倒戈，如果光是以保护“吴大帅”为唯一职责，又怕吴的目标太大，这些离心的平队如果把吴擒了去献功岂不更糟，所以于学忠想来想去，只有请吴离开南阳。

源济

二四九、吴佩孚凄凉蜀道

    吴佩孚在南阳越住越不是味道，南阳部队不稳，驻扎老河口的张联升也不可靠，赫赫一世的吴玉帅顿然有茫茫大地，走投无路之苦，想来想去还有一个人可找，就是在四川的杨森。杨森也是一个血性男儿，一向对吴非常敬佩，在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时候，如果不是一个血性男儿，对吴去投奔是会闭门不纳的，吴把这个主意和于学忠商量，于颇不同意，因为（一）去川路途遥远，经过老河口时，张联升不会放行，（二）四川虽是天府之土，但非北人立足之地。吴认为于所讲的也有道理，因此改了主意，打算由驻马店跨过京汉线直趋安徽，可是最后仍决定入川。

    16年6月19日，吴离南阳到邓县，会合于学忠，决定进川之行期及路线，乃发觉于已投奉，改称安国军第廿军军长，吴初闻不以为真有其事，到出发日期，于避而不见，吴始信之。唯于所部师长，受于欺骗，颇有怨言。吴出邓县30里，据报前方有军队阻截，遂在一小村庄地名田营暂停，派探查明，系马廷福、杨织云两师在前方筑战沟，未久，杨、马两师长皆来谒见，报告奉军长令挖战沟，谓大帅已过去，后来任何军队，都不准通过，适才得悉大帅尚未出发，恐有误会，特来报告。这显然是于学忠不愿吴赴四川的诡谋，以掩饰无背主作窃之丑行。他效法靳云鹗在汉口之故事，逼吴下野。于学忠与吴同里，追随吴十余年，由营长提升到军长，吴素依为心腹，临事却不如路人。

    吴见形势有变，乃告于部暂驻原防待命，不必跟进，是日在田营宿营，襄阳镇守使张联升（系吴旧部）派人来联络，并商讨渡襄河问题，决定在老河口与樊城之间太平店渡河，船只及掩护部队，由来负责部署。原来由田营去太平店有两条路线，如果经太山庙是大路，远五里；经沟陵关，近五里。乃决定走大路，卫队旅第一团先出发，第二团随本队行动，后因各路皆平静，本队遂改走沟陵关。出发时秘书长张其锽所乘之马，忽狂跳不肯向前。张怒，连鞭之乃就道，正午到沟陵关午餐后，地方耆老持纸求书，吴不忍拒，遂一一为之书写，时在午后2点，南冈忽传来断续枪声，时张其锽不耐久等，同秘书处人员先行出发。吴恐有差失，急催部队前进，约行三里地名灰店铺，果然发现惊人惨剧，张已遇难身死。部队散开，遍地搜索，不见敌人踪迹，后经地方人士报告始知系樊钟秀匪部，误以为商旅，欲行打劫财物，未及搜检，大队已到，乃呼啸而去。吴见老友惨遭横祸，抚尸大恸，命地方士绅代购棺木成殓，浮厝关帝庙内，是日乃在附近村庄宿营。

    张其锽字子武，广西桂林人，进士出身。清末任零陵、芷江县长，统领南路巡防队，辛亥革命后担任湖南军事厅长，和谭延闿意气相投。民国8年段祺瑞对湖南用兵，吴佩孚率第三师进驻衡阳，与张所率湘军对峙，张和吴订交就自此始，谭、吴休战协定就是张其锽从中牵线，吴佩孚的衡阳撤军通电据说乃是张的手笔。从此吴、张成为莫逆之交，而张也投入吴幕。

    吴对部下向来不假辞色，虽手握重兵大将如冯玉祥、王承斌之流见到吴亦只能笔挺地站着，虽做过吴的老师如蒋雁行、李成霖之辈见到吴亦只能唯唯听命，而吴对朋友则以老大哥自命，呼齐燮元为抚万老弟，孙传芳为馨远老弟，赵恒惕为炎午老弟，杨森为子惠老弟，独对于比吴小好几岁的张不称子武老弟而呼省长，吴对部下如果说：“去请省长来”，就是指的张。11年6月18日黎元洪再度做总统时任张为广西省长。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中年自号无竟居士，堂名独志堂，熟读《墨子》和《庄子》，著有《墨子通解》，又精研奇门遁甲、六壬。吴佩孚投军前曾在北京崇文门外做过卖卦先生，因此对于张的博学多才，精通术数更为敬重。

    张在吴幕是客串，由客串正式加入班底，不在吴虎视洛阳，如日中天之时，而是在冯玉祥倒戈，吴由天津出海泛舟之时。

    据说：张曾算出他自己在16年有一大劫，那年初，吴在郑州曾派易克皋赴郾城与靳云鹗接洽时，恰值有奉军将渡河袭郑的谣言，易向张告辞时，凄然说：“此别不知后会何时？”张亦凄然说：“也许没有后会之期了，我自己流年不利，玉帅亦在坎坷中，我自己最安全的办法是回上海闭门著书十年，逃过劫数再说，但我又不能弃玉帅于危难！”当吴由郑州到巩县，再由巩县南行到南阳与于学忠会合时，张欣然向人说：“好了，我大约逃过劫数了。”怎知张虽然算出了大劫，却又算错了，以为自己已经过了劫数，实则是在劫难逃。

    张本人个子很高，雪白脸孔，五柳长须，夏天穿一件阔大的夏布长袍，摇一把精致的鹅毛扇，使人想到《三国演义》上羽扇纶巾的诸葛孔明。他常常不在床上而喜欢在藤椅上睡觉。民国时代以奇门遁甲著名于时的，当推张其锽了。他确可算近代一奇人。

    张其锽和谭延闿在清末即已订交，两人亦是把兄弟，气味相投，惺惺相惜。张随吴佩孚落荒而逃时，谭延闿是国民党的重要领袖，正在汉口。由于国民党宁汉分裂，因此谭仆仆于南京、徐州、郑州、汉口之间。张的噩耗传至谭的耳里，已是6月下旬，他立即托方振武前往照料，并料理他身后事。

    张的灵柩于9月1日抵上海，11月28日葬于苏州的南乡。谭的哭张子武诗，真情流露，至为感人，挽诗如下：

    一别真投笔，三年负枕戈，有书常不达，无命欲如何？生死交情见，孤寒涕泪多，裹尸余马革，凄绝向江沱。

    辛苦依人计，艰危壮士风，前知伤郭璞，从事异臧洪。未必谋身拙，仍怜殉友忠，纵横湖海气，今日竟途穷。

    少年曾并辔，中道各扬镳，鹰隼飞常厉，骅骝意苦骄。多才成负负，同好已寥寥，头白谁相慰，羁魂不可招。

    夙昔谁知己，平生误感情，家惟瓶粟在，箧有谤书存。志事兼儒墨，思心托梦魂，冤亲同一尽，恸哭更何言。

    吴佩孚失去了老友张其锽已够痛心，可是更凄凉的，还在后面，原来襄阳镇守使张联升不迟不早就在吴佩孚假道前已奉到冯玉祥的委任状，6月21日冯委张为第卅八路总司令，他的就职通电有“待罪之身，……受宠若惊”之语。

    吴要假道入川，张暗暗欣喜，想活捉吴立一大功。他假惺惺地对吴的代表说：“冯总司令要捉吴玉帅，我不能不服从；玉帅是我的老长官，我又不能下手。想假打一仗，做个样子，请复告玉帅放心好了。”

    吴率败兵于6月24日中午到达太平店，第一团已先到，正调集船只，午后第一团先渡过襄河，在对面掩护，第二团及本队刚上船，四面枪声大起，乃冯玉祥部葛金城旅，奉冯玉祥令截击，即张联升口中所谓掩护部队。当时河中船只，骤然慌乱，第一团已登陆，向东岸还击，致使自己部队亦无法站脚，敌人隐避在树林中或高粱田里，更无法对抗。约一小时之纷扰，吴与夫人及随从人员，均已上岸，计有三只船沉没，死于水者百余人，伤者十余人，副秘书长张佐廷腿部被伤，不能行动，着地方人畀送樊城就医。吴渡河后，徒步行十余里即宿营，截击部队亦未尾追。

    张联升于7月3日以江电向冯玉祥报告“围剿吴逆经过”。

    吴佩孚决心从鄂北的小路入川，当时杨森部已由宜昌退巴东，吴乃选择取道保康、秭归、兴山入川，这是一条荒僻山路，除了土匪，普通人迹罕到，有时无路可走，须从这座山头翻到那座山头，仰攀俯爬，艰难有如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有时以草根树皮果腹。响导人是土匪眼线，每过匪寨，吴命响导人持一张大红名片，上书“吴佩孚”三字，高举手中，公然竟能通过。蜀道难于上青天，吴佩孚这时可说是已经亲身经历了。

    有一天，走到一处地方，叫黄柏坪，地面稍为宽敞，有几户人家，一个老道观有点面粉和绿豆，主人就全拿出来供客。白面饼，绿豆汤，自然是几天以来最丰富的一次午餐，饭还没有吃完，追兵又跟上来，手榴弹响了，接着就是一排轻机枪声，可是没有伤着人，山上下来一匹马，举着一面白旗，吴端着一碗绿豆汤，手里拿着一张饼，由庙里走出来，嘴里的饼还在嚼着，问来人是干什么的，来人便举过一封信来，大意是“请大帅不要走了，四面都已包围，即刻交出队伍，如不听劝告，后果无人负责。”这封信看完了，参谋长蒋雁行流着泪说，咱们总算对得起国家，就是到南京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这样向外冲，必有大祸。吴听完，当时大怒，两只黄眼睛，像冒出火来一般，用手将蒋雁行推开说，跟我走，我不知道什么是大祸。说罢即首先向山路前进，队伍留一小部分在后面掩护。送信人如木鸡一般闪在一边，吴全部走后，他才回去报告。一小时之后在半山腰稍停，等后面部队完全到达又沿着山路攀缘而上，是夜宿于山上。追兵没有袭击。

    吴佩孚历经万难由黄柏坪到歇马河，到马良坪，到巫山界岭，7月13日越秭归抵巴东。这一带都是杨森的防区，杨部旅长贺国权迎吴于歇马河，并电告杨森云：“吴公偕其少数侍从人员及卫队约五千人已安抵马良坪，权闻讯曾驰赴歇马河面谒，渠欲来川一游，可否接待？请示办法！”

    杨森这时已受任国民革命军第廿军军长，不过吴还不知道杨森易帜，但杨公谊私交分得很清楚，他并没有落井下石，俘吴为自己立功打算。所以他复电贺国权命他妥为接待。一方面电呈南京蒋中正，谓吴狼狈退川，志在江湖，准吴入川纯出私谊，保证吴息影林泉，不问政治，如有轨外行动，愿负全责。另方面并向四川地方将领疏通。同时派第一师师长白驹及前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熊煜星夜乘轮赴兴山界岭迎迓，并请吴暂以奉节县白帝城永安宫作为吴的行馆，由贺旅护卫。吴的旧部这时纷纷间道来归，连文武官佐兵士眷属，为数逾五千人之谱。

    7月15日杨森谐妻子暨高级将领数十人，由防次万县乘兵舰直驶巫山迎吴夫妇，同乘舰溯江而上，入瞿唐峡，泊白帝城，至永安宫。杨对吴说：

    “国民革命军北伐必然成功，玉帅高风劲节，自放江湖，既不愿屈居租界寄外人篱下，又不屑气国际势力，滋长内乱，不如通电各方及州中将领，表示光明磊落的态度，宣布入川纯系游历性质，决不作政治活动，如此可释川人的疑惧，又示天下以坦诚。”

    吴佩孚对杨森这第二位患难知己（第一位患难知己是赵恒惕），有一种特别感情，加上他今天自身的潦倒，他欣然接受杨的建议。

    吴佩孚接受杨森的劝告，乃发表号电，这是吴失败后一封著名的不闻理乱，表明心迹的电报，电云：

    “万县杨惠弟鉴：举世滔滔，乱靡有届，欲资游憩，名胜为宜。因念蜀中山水，半属旧游，而蜀中将士又皆旧雨，业于号日间道抵夔，暂憩此间，专事徜徉，不闻理乱。甫澄、积之、晋康、自干、德祥、颂尧诸兄处及各师旅长等，乞弟为之道意。一俟秋凉，溯江而上，再续旧欢。特电奉达，即希注察。小兄吴佩孚。号。印”。

    杨森即根据吴的号电，分电四川中各将领：

    “特急。重庆刘总指挥甫公，赖军长德祥兄，绥定刘督办积公，成都刘军长自干兄，邓军长晋康弟，三台田军长颂尧弟，暨各军师旅团长诸兄钧鉴：顷接吴玉老号日由夔来电云云。窃玉老自解除兵柄后，久已厌弃时事。此次挈眷到川，纯系游历山水，并无政治作用。森拟俟其暂驻夔门稍事憩息后，或当送往西行。诸公均属袍泽旧谊，当不让弟独为东道主也。杨森。养。印。”

    尽管吴表示不闻理乱，可是那有携带五千随从和兵马游山玩水的道理，所以吴的号电发出，杨森虽然为之呼应，但各方反应却并不佳。中央对吴虽予以宽大待遇，不过责成杨森要把吴的武装部队解散，而川人则认为供应吴和他的家属及少数随从不成问题，却不容以四川资财供养客军。杨并不想缴吴的械，但事实上又非缴不可，想来想去只好以紧缩为由劝吴裁兵，一次不听，再劝三劝，吴都不点头，且忿然说：“当年拥兵数十万，如今世衰事易，只留下五千老弱跟我东奔西走，我何忍解散他们！”

    当吴在最潦倒落魄的时候，日本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大佐率将佐十五六人由宜昌乘小型舰到白帝城，专诚拜访落魄的吴大帅，表示（一）愿供给私人借款100万，（二）愿赠步枪10万支，小炮500门，机关枪2000挺连同弹药，由小型舰艇运来白帝城。这对于有意东山再起的人自然是一个大诱惑。可是对吴佩孚这位硬汉，则毫不发生作用。

    吴义正词严地对日本人说：“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于枪炮和金钱，我如果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中国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贵国贵官的盛意我是不会承受的”。

    吴佩孚这次入川，艰苦万分，真是九死一生，对于一位百战老将，还没有什么，可是他的夫人张氏，却印象恐怖；尤其是张其锽之死，以及偷渡襄河的枪战，当时张氏即有投襄河自尽之意，经吴佩孚百般劝阻，好说歹说，其意始解。此后跋涉穷乡僻壤，吴虽泰然，但有内顾之忧，张氏夫人曾一再向吴表示，受不了这种担惊骇怕的日子，纵不求死，但愿削发为尼。且劝吴从此下野，不问世事，入名山为僧以保余年，泪随声下，吴亦为之动容。吴的感慨可从他两句诗中道出：“生死两难悲末路，夫妻垂老泣牛衣。”这两残句，未见全诗，大约因为词句太过悲惨，故意不留。另有入蜀诗一首，亦道出英雄末路之哀，诗曰：

    曾统貔貅百万兵，时衰蜀道苦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骓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还有《白帝城怀古》一首：

    落日荒城剩野蒿，参天古木树旗旄。君臣遇合欢鱼水，禅术分明非俊豪。祚运只教归在汉，河山那肯署为曹。江声不尽英雄恨，流到瞿塘浪涌高。

    吴自觉在白帝城易惹各方注目，为了解除东道主的困难，甚盼移居万县，可是杨森不以为然，因杨自己驻节万县，吴来了，自己很难处。

    17年初，杨同意吴移居大竹，吴遂西行经万县，受到杨森的盛大欢迎。

源济

二五○、张作霖自封大元帅

    16年5月下旬，革命军的势力已奄有黄河以南，奉军决定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5月28日起至31日止，豫南奉军全部撤退，津浦线之直鲁军亦同时放弃徐州，守临城、韩庄，北洋军先是弃江移淮，现在则是弃淮保河。

    奉军缩短战线是为了巩固西北，求先站稳脚根。原来山西的阎锡山有不稳消息，自直鲁军据守徐州，孙传芳退清江浦后，皖北全为革命军所有，豫苏之间仅剩陇海一线可通，而许郾战紧，巩洛濒危，郑州处此形势下已不啻三面受敌，所恃者唯有京汉路尚可无虑，就在这个时候阎锡山忽然称病，拒绝见客，虽然表面上对南对北无分轩轾，实际已和南方有了具体接触。奉军既已深入豫南，倘一旦陇海与京汉两线同时有变化，岂不陷于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之情况，所以退兵的拟议早有安排，5月中旬先下令反攻，进攻正烈之时突然撤退，使革命军措手不及。

    5月28日起，张学良自郑州率预备队及军团部首先撤退驻河北卫辉，留韩麟春在郑州调度，各军分由兰封、东明、黄河桥及汜水四路撤退，至31日晚全军均安全退出。

    安国军总部在豫省撤兵同时，亦电令张宗昌弃苏保鲁，当奉军退抵河北，直鲁军亦即撤还山东。

    奉军既然因为顾虑西北防务而撤兵，所以京汉、京绥两线即成为北方的重心，张作霖委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长，率吉、黑两师专驻保定。委吴俊升任京榆后防总指挥，奉军源源不绝由关外开入。

    6月1日阎锡山驻北京代表曾赴顺承王府谒张作霖，据说系代表阎劝张老将与革命军合作，实行三民主义，共同反共，以抵制冯玉祥、唐生智等左派北进。

    奉军退回河北后，北方局势酝酿大变，这种大变是北洋军阀的最后挣扎。

    自吴佩孚一蹶不振后，北洋军阀中张作霖已成第一人，半年来北京的中央政府一拖再拖，顾维钧一辞再辞，而唯一可以处理政府改组的后台大老板张作霖因为举棋不定，所以始终不能尘埃落定，水落石出。

    奉军在河南驱逐吴佩孚虽然顺利，可是河南地方帮会红枪会却给奉军极大的困扰，山西阎锡山又暗中易帜参加革命，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到中原会师，在军事上奉方已处劣势。而奉方用兵一再标榜讨赤，事实上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宣布反共，因此奉方年轻一辈主张改旗易帜，称国民革命军。可是老一辈的则不赞成。6月9日北京顺承王府召开重要会议，张学良、韩麟春都强调应该顺应潮流，而张作相、吴俊升等代表老一代的奉军将领也能谅解，奉方大致决定：

    （一）奉方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并拟加以相当补充，加入民德主义，以示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

    （二）和山西阎锡山及革命军合作，先宣布停战。

    （三）如对冯玉祥、唐生智有作战必要，当再具体会商，共同分担任务。

    （四）对于全国政治法律问题，以国民会议解决，反对一党包办；在国民会议未开前，由南北两京政府各办权力范围内政务，惟外交则联合处理，一致对外。

    （五）经过停战和合作后，即进行南北政府之合并。

    （六）中央政府如国民政府之委员制可以商量。

    （七）北京政府应从速改组。

    奉方制定这些策略后，中间又发生变化，主要是奉晋间有了误会，而与国民革命军合作的问题，据说革命军方面要求把孙传芳的残余力量予以解决。6月11日张宗昌和孙传芳联袂到北京，孙传芳是不愿参加革命，张宗昌则认为奉方如参加了革命，对鲁军和他自己的力量一定不利，所以这两人的入京，是代表反对奉方和革命军合流，当然也反对和谈，同时极力主张改组北京政府，推荐潘复组阁。可是改组内阁由谁来发号司令，因为北京政府已经没有元首了，张宗昌和孙传芳都全力主张请老帅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然后由大元帅以命令派潘复组阁，这样可以避免由顾维钧内阁任命，而涉嫌承认曹锟宪法。

    由于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入京，老一辈的奉方人物都赞成破釜沉舟大干一下，因此北京的政治情势为之突变。

    16年6月16日下午3时，北京顺承王府中就北京最高问题作一决定，当时有三种办法：（一）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二）派人组阁，自己站在后台，（三）出关不问关内事，恢复“关外王”的独立局面。

    在会议中，张宗昌曾慷慨激昂地说：今后的敌人不是北洋系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与其入棺待死，不如痛快大干。升格之后即或情势不佳退出关外，有了大元帅的称号犹可仿照孙中山在广东局面，易于号召也。他这番话很率直，张作霖听了大为感动，因此几天不能决定的重要问题，乃在这次会议中完全定议。同时即在会议后由张作霖发一锐电，电文如下：

    “北京各部院、南阳吴玉帅、太原阎副司令、新安镇孙副司令、济南张副司令、新乡张、韩军团长，并转各将领、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钧鉴：自辛亥革命告成，国体改建，主权在民，除暴君专制之旧，五族平等，无种类阶级之分，凡以除人类之蟊贼，增民生之幸福者，皆我革命先烈艰难缔造有以致此。是以凡有危害邦本，戕贼民生，勾结外援，动摇国体者，是为全国之公敌，人人得而诛之。比者共产分子归降苏联，宣传亦化，甘心卖国，贻祸寰区，作霖不武，痛神明华胄等于鹿豕，大好神州沦于夷狄，为驱除洪水猛兽，不能不战。为世界人类生存，不能不战。用是联合诸帅，共起义师。年余以来，虽外摧狂寇，内靖神奸，始清京畿，继规绥北、朔方诸省，汔可小康，乃北赤甫平，南赤崛起，延陵再蹶，江左被侵。作霖凛兴亡有责之义，尽急难与共之诚，攘臂下车，缨冠救难，聊尽天职，不敢告劳。虽陈兵皖豫，未奏戡定之功，而扫荡逆氛，已寒赤虏之胆。惟是共产标题，志在世界革命，则讨除共产，实为世界公共之事业，亦为人类共同之事业，则非作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告成。凡我全国同胞，既负保国卫民之责，皆有同仇敌忾之忱，自必通力合作，不必功自我成。此后海内外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即属救亡之同志。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惟独对于赤逆则始终一致对敌，决不相容。一息尚存，此志不改。果有健者将赤逆屏诸四夷，作霖愿退避三舍。至于此外，一切主义，但于国利民福不相冲突，尽可共策进行。大权操之全民，政治自循常轨，仍当以海内贤豪讨论公决。作霖未娴政事，除完成讨赤事业外，固元丝毫成见，为此鹬蚌之争也。敬布腹心，诸希鉴察。张作霖。铣（十六日）”。

    6月16日深夜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的拥护张作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的通电发出，电云：

    “万急，北京张大帅钧鉴：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均鉴：天祸民国，政纲解纽。国无政府，民无元首，纷纭扰攘，累载于兹。现在赤氛弥漫，天日为昏，毒害全国，无所不至。国民之期望，友邦之责备，皆以讨赤为惟一安国之大计。然非统一军权，整肃政纲，实无以慰群伦，而靖祸患。伏维我总司令自去岁就职以后，志在靖乱。昕夕焦劳，北方赤祸，虽就廓清。南方赤党，益为猖獗。全国皇皇，罔知所届。际此存亡绝续之交，正我辈奋身报国之日。传芳等再三筹议，佥谓讨赤救国，必须厚集实力，固结内部，方能大张挞伐，戡定凶残。拯神州陆沉之危，救元元涂炭之厄。我总司令大公之量，天地为昭。同志之孚，友仇若一。惟有吁恳总司令以国家为前提，拯生灵之浩劫，勉就海陆军大元帅。用以振奋军志，激励士心，坚中央出令之权，一全国同仇之忾。庶可迅扫赤氛。澄清华夏。传芳等当身先将士，尽力疆场，以副拯民水火之忱，而尽殄除暴乱之责。切请勿拘小节，而失人心。勿慕谦先，而酿巨变。总之全国之人将死，惟我总司令生之。全国之士将亡，惟我总司令存之。事机所迫，间不容发，干冒尊严，不胜惶悚屏营之至。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铣（十六日）。印。”

    当张作霖决定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邀请政治顾问梁士诒、叶恭绰、曹汝霖、曾毓隽、梁鸿志等五人至顺承王府，征求意见，梁等当然没有异议。

    至于苟延残喘的内阁总理顾维钧，早就希望脱离尸位素餐的总理职位，原意想保留外交总长，然而局势的发展已使他觉得外长都不必继续了，因为王宠惠已南下，汤尔和、罗文干已决定不干，汤走时留下一封辞职书不告而去，至于顺承王府的会议中，不管张作霖就不就大元帅，都已决定由潘复组阁，因此在6月16日这一天顾乃亲笔致诸阁员一封信，函云：

    “馨吾（胡惟德）叙五（张景惠）钧任（罗文干）志清（任可澄）普航（潘复）仁兄总长公鉴：敬启者，维钧猥以菲材，为国服役，上年枢府空虚，政权无属，复值国际条约，正届修改之期，国本濒危，将有中断之虞，幸从诸公之后，共负维持之责。初意数月之内，大局自有解决之方，故尔勉任外交，兼权揆席。一身两役，本已兼顾不遑，加以体气素弱，不胜繁剧，遂致胃痛复作。屡经乞退，未能如愿。因循迁延，以至今日。乃内忧外患接踵而起。维钧既无虑患之谋，复乏解纷之术，神明内疚，忧积衅深。近日以来，旧疾因而加剧，中西医家，皆谓病根甚深，非谢绝百务，静地养息，药饵不易奏功。值国家多难之时，论匹夫有责之义，维钧亦何敢惜其顶踵，避难苟安。无如弱病之躯，不能治事。素餐尸位，更将贻误国家。兹已具呈恳请开去本兼各职，冀得稍事休养，免成痼废、现当摄政时期，一切政令，本皆取决于国家会议，不以维钧一人之进退为重。除汤杜杨三总长不在京外，遇有重要事件，于后继内阁未成立以前，仍可由馨吾总长，暂以首席资格，召集在京阁员，议决施行。中枢政务，免于停辍。至于对外关系，此际尤为重要，已有院令派外交王次长荫泰，暂行代理部务，俾得照常进行。一面仍望诸公迅与雨帅赓续协商，速定改组内阁方法。维钧亦已函陈雨帅，请其主持。总期人心有所系属，而国本不致动摇。同舟半载，诸赖匡襄。咎积灾生，不克相与终始。临颖惶悚，诸乞鉴察不宣。顾维钧启。（六月十六日）。”

    事实上，政局正酝酿重大之发展，谁也没有把顾维钧这个看守内阁放在眼里。民国以来，内阁最惨的莫过于这一届了。

    张作霖终于登上北京政府的元首地位，于民国16年6月18日在怀仁堂就任海陆军大元帅。

    先一天北京警察挨家挨户通知商家悬旗，并令中文报纸一律大字套红，各报借口买不到红油墨，所以仅出一日红字。

    18日黎明，北京长安街自东徂西以迄顺承王府，三步一岗，戒备森严。下午2时起除悬有安国军的黄牌汽车外，一概禁通行，电车亦暂停，小胡同车马阻塞拥挤不堪。

    张作霖着陆军上将制服，安国军高级将领张作相、吴俊升、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等，皆着军礼服，孙传芳则衣黑纱马褂，淡蓝纱袍，在行礼前后谈话最多。就职典礼在怀仁堂举行，最后到者为张学良、韩麟春。张老帅坚持要等这二人到后才就职。

    18日下午2时由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及大礼官黄开

    文乘礼车赴顺承王府迎接，2时50分抵怀仁堂，三时半行礼，黄开文赞礼，张作霖南向立，奏乐毕，张作霖朗读宣言云：“作霖忝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誓当巩固共和，发挥民治、刷新内政、辑睦邦交，谨此宣言。”宣言后受贺。3时50分回顺承王府，当天发表两项命令如下：

    （一）兹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公布之，此令。

    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

    第一条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

    第二条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有之权利。

    第三条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

    第四条国务员之员数如左，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

    第五条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分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

    第六条国务院及各部之官制另定之。

    第七条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以前之法律命令，于本令不相抵触者，得适用之。

    （二）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令。

    除此之外，张又发表就职宣言与通电如下：

    “比年以来，四方多难，国是蜩螗。中央无负责之人，邪说乃乘虚而入。作霖睹兹赤氛日炽，不忍使五千年神明衣冠之胄，论为异类。三万里城社农商之盛，夷为荒墟，勉徇群情，于本月十八日就陆海军大元帅之职。自顾疏庸，深虞陨越。只以时机所迫，不得不暂膺艰巨。缅维民国建立，主权在民，当本共和之精神，求五族之福利，凡所谓笃厚民生诸端，及尊重民德者，皆宜锐意厉行，以谋康乐于大同，维礼教于不坠。整理内治，敦睦外交，尤为当务之急。为此敬告父老兄弟，凡我同人，一切设施，必以民意为依归，共救人心之陷溺。用期力挽颓波，迅除巨患。总之，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公之责一日未尽。如其时局敉平，自当敬贤让能，遂我初服。政治改革，听诸国人，此则昕夕盼祷者也。愿共勉之！”

    自16年6月16日顾维钧把内阁总理职务交由胡维德代理后，内阁更是有名无实了，好在这时张作霖正积极筹备担任陆海军大元帅，所以谁也不会注意到内阁问题，而内阁也一点事都没有了。

    6月18日，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潘复组阁，这是北京政府第32任内阁，也是最后一任内阁，潘阁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潘复

    内务总长沈瑞霖

    财政总长阎泽溥

    外交总长王荫泰

    军事总长何丰林

    司法总长姚震

    教育总长刘哲

    实业总长张景惠

    农工总长刘尚清

    交通总长潘复（兼）

    这是一张清一色的奉系内阁，张作霖把陆、海两部合并，改称军事部，设一军事总长。新增一个实业部，并以农商部改为农工部。交通总长虽由潘复兼，可是实际大权操在次长常荫槐的手中，常是杨宇霆的红人，以交通部次长兼京奉路局长，权倾一切。

    潘复，是山东省济宁人，清末举人，曾以捐纳府衔，分发江苏候补，后随陆钟琦至山西。辛亥年山西民军起义，陆钟琦全家殉难，潘复受此巨变即回原籍和靳云鹏合资创办鲁丰面粉公司。民国初年参加进步党，曾在北京财政部任司员，后赴关外依张作霖。8年11月靳云鹏组阁，以李思浩为财政总长，潘复因与靳的关系，遂得为次长。9年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安福系失势，靳再度组阁，以周自齐继任财长，潘复以次长兼任盐务署署长，迨靳云鹏第三度组阁，财长李士伟未就职，潘乃以次长暂行代理部务，直至高凌霨出任财长后才中止。

    靳阁垮台后，潘去职寓天津，长袖善舞，终日以声色犬马，联络各派政客，与张宗昌交谊颇深，张宗昌以直鲁联军总司令进驻北京后，潘复被任命为河道督办，北京《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曾因未获补助指名痛骂潘，潘以此诉之于张宗昌，林白水被捕，当天绑赴天桥处决。16年1月潘出任交通总长，迨张作霖组军政府乃出任国务总理。

源济

二五一、冯玉祥会师中原

    当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起来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时，冯玉祥宣布下野，并且自我放逐，前往苏俄考察。他于民国15年5月赴莫斯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前后耽搁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国内局势大变，他的嫡系部队苦战南口，另一部分往包头撤退，在南口的军队虽然打得很激烈，可是损失也很惨重，南口失陷后就溃不成军，在包头的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等部，则投靠阎锡山。此外则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好消息。

    15年8月17日冯玉祥由莫斯科启程回国，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达上乌金斯克，然后换乘汽车赴库伦。他这次回国是要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在库伦开始学习国民党的开会仪式，同时准备汽车粮秣。9月10日由库伦动身，前往包头，在路上碰到溃退的国民军将领，又遇见了于右任，于当时也打算取道库伦往海参崴，再绕海道去广东，于、冯晤面后大家很高兴，就集合在一块去包头。从库伦到包头要经过内蒙的边界和绥远，平沙漠漠，一望无际，偶不小心就会走错了路。在途中冯获知他的旧部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等都率部开往甘肃，已过五原，张之江和鹿钟麟则在五原扎营，于是冯等一行决定先赴五原。经过阴山山脉和戈壁沙漠，遇上了宋哲元，9月15日鹿钟麟赶来相迎，当天下午到达五原，西北的败军大批集合在此，除了国民一军外，还有三军的孙岳，五军的方振武和六军的弓富魁。

    五原是一个空落落的土园子，人烟稀疏，荒凉冷落得赶不上内地一个较大的乡镇。大家劫后重逢，恍若再世，当时一致推举冯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15年9月17日冯玉祥就职誓师，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为授旗的党代表，他在就职宣言中说：

    “……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至于政治主张，我既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唯有与诸同志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

    这天于右任头发蓬乱，胡须黑多白少，长及腹部，戴着一顶半旧的黑色学生帽，上穿夹袄，下穿棉裤，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脚上玄色鱼头布鞋，白布袜子已成灰色。与会官兵服装都是五颜六色，破鞋破帽，领章肩章全没有，有的戴奉军皮帽，有的戴直军布帽，七零八落，非常褴褛。

    冯玉祥在五原组军，以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庭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乌斯马诺夫（苏俄人，随冯自俄来华）为顾问。

    国民军旧部自冯在五原就任总司令后，即纷纷来归，张之江由宁夏来五原，石友三亦由包头赶来，当时包头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可是部队全是国民军，所以冯即偕石友三去包头。

    于右任已完成了把冯玉祥的国民军纳入革命军系统内，就由五原前往陕西。孙岳在五原病重，因为过去几个月作战辛苦，更加重了他的病势。他的部队改归徐永昌指挥，后来徐永昌率旧国民三军由陕北入山西，驻峪道河。国民二军自在天津战败后，大部退洛阳，岳维峻被俘至山西太原，其残部由李虎臣率领进兵西安，和国民三军的杨虎成等部会合。这时陕西境内有各派系的军队，刘镇华奉吴佩孚命进潼关夹攻西安，井岳秀驻榆林坐观成败，吴新田亦奉吴佩孚命以汉口为根据地。李虎臣、杨虎臣在西安城内被刘镇华所部4万人围困达七八个月，冯玉祥组军后即决定取道甘肃分十路援陕，以解西安之围。

    甘肃驻军也非常庞杂，有的受张作霖命令，有的由吴佩孚委任。吴佩孚委张兆甲为甘肃督军，张兆甲据陇东，又委孔繁锦为甘肃省长，孔据陇南，两股力量联合，一自陇东，一自陇南向兰州挺进。兰州在刘郁芬手中，刘郁芬是国民军的师长，由冯委为甘肃督军，下辖两旅，一个旅长是孙良诚，一个旅长是张维玺。兰州附近防御阵地相当坚固，孙良诚又骁勇善战，因此不仅击溃了来攻的部队，并且乘胜进兵陕西，解了西安之围，从兰州到西安是一场艰苦的长距离行军，孙良诚苦战数月，居功最伟。

    西安解围后，15年12月上旬冯军攻破潼关，刘镇华率部东退，刘部镇嵩军且有一部为冯军内应，刘乃退陕州。

    潼关之战的变化是由于华阴庙一战（华阴庙在潼关西40里），是役刘军损失极重。旧属刘镇华的陕军麻振武部亦自渭北渡河，加入攻刘。刘军大半缴械，纷纷东奔。

    16年1月上旬冯军进驻西安，以石敬亭为陕西省主席。石字筱山，山东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协学兵，满清时曾考秀才，写作俱佳。冯玉祥对石极为赞许，称石为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励，对主官真心真意，处同僚上下和睦，言动有则，事事都有计划。

    16年5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即在西安宣誓就职，誓词云：

    “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十六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在西安率全体革命将士，以为大多数被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宣誓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5月6日冯玉祥移驻潼关，率领第二集团军准备会师潼关收复洛阳，其战斗编制为：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

    中央军总司令冯玉祥（兼）

    右路军总司令孙连仲

    左路军总司令徐永昌

    南路军总司令岳维峻

    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

    5月26日攻下洛阳，奉军军长万福麟乘火车头东逃。冯玉祥令孙良诚率军沿陇海线向郑州东进。以第五路军由洛阳经孟津、偃师向郑州进攻，27日攻占孟津，28日越过偃师，30日克复孝义。骑兵集团则出巩县向汜水、郑州方面追击。第一路军亦由登封小道抄袭密县。郑州处于腹背受敌之势，因此北洋军分东北两路溃退，30日晚占领郑州，6月1日占领开封。

    6月4日京汉路革命军抵郑州。谭延闿、汪兆铭、徐谦、孙科、顾孟余、唐生智均连袂抵郑，即派代表至潼关迎接冯玉祥，冯于6日抵郑州，12日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议划定新战区，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归冯玉祥负责，唐生智所部则撤回武汉整补。冯部各路军均改编为军，军之上为方面军，编制如下：

    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

    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靳云鹗

    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

    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

    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岳维峻

    第六方面军总指挥石敬亭

    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

    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

    靳云鹗本是吴佩孚的嫡系，因为反对吴联奉而被吴免职，后来又因奉军对靳攻击而穷无所归，冯玉祥军出潼关后，靳乃投奔冯。

    这时革命军已次第克复蚌埠、徐州。蒋中正于6月中移节徐州，特召集李宗仁、白崇禧、王天培诸将领开军事会议，电邀冯玉祥参加。19日冯应召抵徐，蒋中正率李宗仁、白崇禧等重要将领，亲迎冯于九里山西麓车站。20日中央委员胡汉民、吴敬恒、李煜瀛、李烈钧、张人杰等亦自南京来徐州，晚间即在徐州花园饭店宴冯。蒋中正即席发言说：“此次南北军事领袖把臂言欢，商洽党国大计，意义极为重大，真是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冯说：“军阀对我辈称为南赤、北赤，今天两赤见面，就是为了救中国”。吴敬恒说：“我们的赤，是赤裸裸的三民主义，纯洁无瑕，不含渣滓，以总理的三民主义救中国。”席散后，由李烈钧居间沟通蒋、冯的意见，李烈钧与冯有旧，所以奔走其间。此时正值宁汉分裂时期，蒋希望冯玉祥出兵沿京汉路直下武汉，渡江北伐的革命军则返归南京，溯江西上。冯玉祥认为革命军当面的奉军、直鲁联军是真正敌人，宜先以全力将之扑灭。武汉方面是自家人，小有意见，何必认真，更不必以兵戎相见，徒给敌人造机会。他反对对武汉用兵。

    李烈钧、李煜瀛和吴敬恒等中委从中反复奔走，舌蔽唇焦，磋商两日，毫无结果。冯以阅兵为词，不辞而别，径返开封。徐州会议无疾而终。

    蒋中正面对这个形势，只好先以一部分兵力防守长江上游，利用冯玉祥对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同仇敌忾，决定先用兵鲁南，予北洋军阀重创后，再回师西征。故以第一路军的一部，第二路军的全部及第三路军的主力分别扫荡鲁南的日照、临沂、台儿庄、临城。

    张宗昌因为山东是他的根据地，所以拼死抵抗，又因知道革命军内部有困难，遂守临沂以牵制革命军，革命军围城将近30日，最后在无结果情况下被迫后撤。

    河南方面靳云鹗投靠冯玉祥后，16年9月初冯、靳反目，冯乃免靳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冯玉祥的鱼电如下：

    “靳总指挥荐青同志鉴：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靳云鹗违抗命令，贻误戎机，蓄谋反动，逆迹昭彰，若再曲予包容，必将贻祸党国。靳云鹗着免去本兼各职。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一职，着由军长马吉第升充，并令秦军长德纯为副总指挥。该员自此免职以后应闭门思过，力改前非，仍当念其前劳，随时录用，幸勿怙过不悛，终身莫补，致负本总司令曲予衿全之意，是所厚望焉！此令。”

    马吉第和秦德纯都是靳云鹗所属军长，冯免了靳职，用他下面的人递补，很是辣手。靳于9月7日发表阳电云：

    “各报馆钧鉴：顷奉冯总司令鱼电，等因，并据马军长吉第阳电称，冯军兵力约有步兵两师，骑兵两旅，炮兵两团，于今早在长葛和尚桥两处与职军所部开火，现正在激战中。李军长镇亚歌电称，冯军韩复渠率三师兵力约两万人，突至登封临汝附近，我军众寡不敌，退入城内，现该城已四面被围，音信不通。并探得有向禹州进攻之势，各等情，云鹗当复冯总司令一虞电，其文曰：郑州冯总司令勋鉴，鱼电祗悉，查此次驻军京汉，不即东进，系遵国民政府迭次秘令，防止我公异图，巩固党国根本，中经我公数番督令，均皆电呈政府，请赐明示。嗣奉明令改令云鹗为中央直辖第八方面军总指挥，云鹗因与公同隶革命旗帜之下，且又患难与共，迟不就职，无非为保固革命战线，仍惟我公马首是瞻。此心此志，天日共鉴，委曲求全，已无遗憾。不图诚信未孚，深文周内，置辩无从，友爱难期。我公颠沛流离，造成今日之地位，果具大勇最后之觉悟，云鹗仍本初衷，不为已甚。惟希慎处，并盼教益，毋任翘祷等语。谨电奉闻，伫候明教。靳云鹗叩。阳申。（九月七日电由汉口发）”

    唐生智则为靳云鹗发出声援电报云：

    “生智于元日自皖回鄂，江汉安堵。方幸汉宁同志合作，拥护中央迁宁，党内一切纠纷，悉由第四次全体会议解决，凡我同袍，必能及时整军，一致北伐。不图东南之扰攘方息，而河洛之风云复起。迭据各方报告，第二集团军与中央直辖第八方面军，偶因误会，遽起冲突，同室操戈，良深悲悯。焕章同志年来为党奋斗，孤军万里，今年会师汴郑，收复河北，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荐青同志去岁反吴，今年讨奉，坚苦卓绝。再接再厉，不为威屈，不为利诱，此皆忠实同志，党国干城。奉张未灭，吾侪武装党员，允宜捐除成见，意气纵未易平，患难耍当与共。忍因小嫌而乱大谋，敢垂涕以相劝谏。并请各方同志共任排解，振导祥和，团结本党武力，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工具之张作霖政府，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掬诚奉达，敬乞垂察。唐生智叩。删。”

    冯玉祥决心整肃靳云鹗，9月5日集结所部兵力暗中部署，7日命孙良诚由北南攻，11日占偃城克漯河，靳云鹗出奔上蔡、项城。孙连仲部担任由南北攻，两面夹击，靳虽奋战，但力不能支，带领少数卫士逃赴皖北，然后跑到上海。

    民国16年秋冬之际是革命军北伐的中挫。当张宗昌攻下临城、徐州后，革命军向南转进，冯玉祥的西北军亦退守归德。陇海路东段革命军之联络遂被截断。孙传芳率军渡江南侵时，直鲁联军亦向河南冯玉祥部、山西阎锡山部进攻。

    陇海铁路横贯中国大陆，沿黄河南岸蜿蜒而东，连贯津浦、京汉两条铁路，横穿西北高原和淮海平原，尤以洛阳至徐州一段横断中原战场，为兵家所必争。

    16年10月上旬，褚玉璞指挥第四军方永昌部，第五军王栋部，第六军徐源泉部及袁家骥军兵力共约10万余人，10月10日越过杨集进攻冯玉祥军。

    同一时期，冯玉祥则将其所部分为三路部署：

    第一路由鹿钟麟指挥庞炳勋的第廿军，杨虎臣的第十军，吕秀文的第廿一军，及王鸿恩师、萧之楚师、王钰棻师、常好仁师，兵力共5万人，由马牧集经砀山向徐州进攻。

    第二路由刘镇华指挥所部第八方面军全部兵力约8万余人由考城向济宁进攻。

    第三路由孙连仲指挥所部第十四军及梁寿恺、秦德纯、韩德元等部第廿三军，兵力共4万余人，由大名向德州进攻。

    总预备队是第六军韩复渠部，第三军孙良诚部，第五军石友三部，第四军马鸿逵部，及郑大章的骑兵军，共约9万人，集结开封、郑州附近。

    10月9日冯玉祥军各路部队集中完毕，开始前进。冯部虽有三路大军，但第二路军刘镇华部因分子复杂，多所牵制，未能如期进展；第三路军孙连仲部亦因受到牵制，行动不便，不能孤军远出。10月10日鹿钟麟在马牧集以东沿陇海路两侧与褚玉璞军开战。褚军10万人，第一线兵力即达5万，众寡悬殊，鹿军败北，褚军乘胜追击，来势甚猛。冯玉祥综合各方情况，认为褚军主力使用于黄河以南，在黄河以北仅为助攻，乃决定以最小限度兵力拒止黄河北岸褚军，而集中主力于黄河南岸。以一部主力在兰封附近迎击褚军，而控置强大预备队于开封附近。10月19日褚军铁甲车已抵内黄，冯玉祥乃于当晚放弃兰封，诱敌深入，选定杜良集至杞县构筑阵地。10月26日起自黄河南岸至杞县间战况极为剧烈，30日冯军改守为攻，一举击溃进攻之褚军，11月1日克复兰封。2日占领柳河、李坝集、内黄。3日收复考城，6日越马牧集以东，郑大章军则到达砀山以西。冯玉祥考虑各种情况，认为不宜孤军深入，乃决定放弃所得各地，撤回兰封附近以待敌军深入而聚歼之。

    冯军撤回兰封附近，以第三、四两军集结兰封以东，左翼依托黄河；以第五军集结于杞县东北的柿园集附近；以鹿钟麟军一小部分留守归德，余向太康、杞县集结；以第六军控制郑州，其中一师开赴黄河北岸；以刘镇华集结考城附近；以郑大章骑兵军在太康附近掩护右翼侧背之安全；令第二军迅速由陕西、大荔东开至开封集结。

    褚玉璞的败兵退至夏邑、单县、城武一带甫告立足，正拟据守整顿，同时从济南各处调集援军十八辆列车，忽见冯军于大胜之余突然撤退，极为惊讶，揣测必是冯军后方发生了问题，因此调集新锐部队十二三万人分三路进犯。由褚玉璞自为前敌总司令，指挥各军分三路进攻河南，以第六军徐源泉、第七军许琨、第五军王栋、第四军方永昌等部兵力为中路，由徐源泉为指挥官，沿陇海路线西进；以第十三军刘志陆，第八军柴云升等部兵力为右路，由刘志陆为指挥官，自城武、单县进窥考城，以扑开封；以第二军张敬尧、第卅军毛思议等部兵力为左路，由张敬尧为司令官，自夏邑经商邱、宁陵、睢县向杞县、太康前进。

    褚军展开攻势后，11月16日攻陷考城。这时津浦路方面何应钦已攻克蚌埠、固镇。因此津浦、陇海两路军事行动已逐渐可以呼应，冯玉祥乃转守为攻，以鹿钟麟迎击睢县褚军为右路；以韩复榘进驻兰封附近，迎击陇海路正面为中路；以孙良诚与刘镇华部协同攻击考城为左路，以郑大章的骑军自右翼迂回攻击褚军侧背。

    左路孙良诚于11月24日出动猛攻，大获全胜，三天内歼灭褚军2万余人，斃军长潘鸿钧，俘获旅长以上四人，虏枪械1万多枝，乘胜进攻单县、菏泽，至17年1月29日克曹县，俘官兵3000人，击弊军长姜明玉。

    中路韩复榘亦于11月24日行动，在柳河、李坝集、柳河集与褚军大战，韩复榘率卫队2000余名亲自督战，战况激烈异常，大破褚军，12月1日抵达砀山附近。

    右路军鹿钟麟所部正面的敌人为张敬尧、袁家骥等部，曾经一败再败，士气不振，11月23日鹿钟麟部自杞县前进，即攻入蓼堤岭、马头集，24日攻入榆厢铺，26日占领睢县，乘胜长驱，27日占领归德，12月1日占领虞城。

    豫北方面10月中旬直鲁军孙殿英、袁振青等部3万人犯彰德攻陷汤阴、临彰，冯部孙连仲急调军增援，10月20日击败孙殿英军，解彰德之围。因兰封方面战事告急，韩德元、冯治安两师南调，孙殿英由内黄、长垣进犯，11月4日占领卫辉，7日彰德、淇县、汤阴再度陷落、冯玉祥乃决定在豫北取守势。

    当冯玉祥的西北军于兰封附近两次会战，击溃褚军时，也正是津浦路的革命军在蚌埠附近击破孙传芳，攻克蚌埠和固镇，正向北面推进之时。于是冯玉祥决心继续东进，会攻徐州，俾津浦、陇海两面战线得以连成一气。

    韩复榘部12月1日占领砀山，2日进占黄口，直鲁联军的溃兵正在徐州九里山一带整顿，郑大章的骑兵军突自右翼绕出，进占徐州城西卧牛山，直鲁联军四散溃走，韩复榘部第六军即于12月3日向徐州挺进，占领陇海路徐州车站，并截断津浦路，围攻徐州城垣。

    北洋军的巨头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及其他多数高级将领均在徐州围城内，忽见冯军突然而至，乃一面负隅死守，一面飞调徐州以南及以东军队与在济南的后方部队星夜赴援。而冯军久战俱疲，未能发挥最大一击，迨北洋军大量增援后，徐州附近的据点均告放弃，冯玉祥亦下令所部后撤，扼守李庄、黄口以待津浦路革命军进展，会攻徐州。

    冯军后撤时，褚玉璞即指挥徐源泉等部3万余人跟踪追击。12月9日津浦路何应钦部已进至曹村，何即电约冯军于14日合攻徐州，冯玉祥因当面敌军主力集结铁道以北，为了便于前进包围徐州，乃调整攻击部署。先将正面的褚玉璞3万余人击破，随即以主力东进。何应钦方面原定14日发动总攻，不料北洋军先于13日反攻，幸被何应钦发觉，提前出击，大破北洋军，15日进占徐州附近各山地，冯军复自其侧背加以威胁，北洋军势遂不支，向鲁境溃退，12月16日革命军再度克复徐州。

    在这场战役中，冯玉祥军的谋略颇为成功，当冯军在兰封第一次会战胜利后长驱东进，本可一鼓进出徐州附近，但因为左侧暴露，又和津浦线的革命军未及取得连络，且当时北洋军力量尚强，冯乃断然西撤，再把敌方主力吸引到徐州以西，在陇海线上施行第二度的后退歼灭战，同时让津浦路北伐大军进展容易，褚玉璞是个老粗，见到冯军后撤，立即追赶，结果在兰封遭受到第二次的覆败。

    可是冯军也有弱点，当兰封第二次会战胜利后，应该乘胜追击，一击进迫徐州，这时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均在徐州，如果对徐州坚阵封锁，围而不击，待何应钦大军到达后再统一部署，协力进攻，则不仅徐州旦夕可下，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都可能一网打尽。可惜冯军久战，疲愈不堪，攻抵徐州时，既无攻击计划，又缺乏充分兵力，因此对方南北两面大军增援后，即告不支而退，迨何应钦大军驰援，徐州虽克，可是张宗昌等均已先逃，未能一网打尽。

    北洋军阀的失败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互相通报多不真实，互相欺蒙，所有真实情况亦不相告，以致联络等于虚设。

源济

二五二、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

    北方群雄中，阎锡山处境较为自由，他虽然局面小，却可以闭关自守，待时而动，事实上他这时期成为各方所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奉张拉他，南方的革命军也暗中和他连络，尤其是西北方面的冯玉祥也和他敷衍。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后就稳坐太原，只求保住山西。他不是没有野心，不过很能含蓄，守份待时。奉军入豫逐吴时，他邀请吴佩孚率领精兵到山西避难，吴佩孚不是寄人篱下的人，他曾经寄食自己部下，结果都不可靠，今天反而去投奔晋阎，以吴佩孚的倔强个性，当然不予考虑。

    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本有恶感，因冯得意期间，曾进攻山西，可是冯已参加了革命，阎如果要和革命潮流结合，就不能不敷衍冯。16年3月24日，阎、冯、靳云鹗设联合办公处于赵村镇，不过这只是阎的一种手段，因阎暗中和奉张仍时相往还。

    阎锡山是一个微妙的人物，在革命党中他是参加开国的人物之一，民国元年就坐上山西都督的宝座，他和这把宝座好像如胶似漆，坐了上去就分不开。北方在民国初年是北洋军阀的天下，他亦附和北洋军阀，亦步亦趋。不管是革命党人，或是北洋军阀，阎老西坚守一个原则，他就是山西，他和山西是不可分的。在北方，皖系也好，直系也好，奉系也好，他表面上都和他们虚与委蛇，可是都不卖身投靠，因此北方派系此起彼落，对他都毫不发生影响。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阎锡山成为仅次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之下的第四把交椅，可是他并不跟北方军阀走，16年初他便和南方革命军暗通声气。

    早在16年6月3日，山西即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阎锡山同时把所属12万晋军改编为北方国民革命军，由大同、娘子关两路移动，不过阎对张作霖仍维持良好的关系，他有代表常驻北京，张作霖也有代表驻太原。5日阎锡山电张作霖声明，晋军出动系因奉军北退，担心临时不易布防。仅驻东天门，现已停驻井陉，不再前进。当天太原开国民大会，拥阎担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第二天阎就任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6月28日张作霖派邢士廉赴太原与阎商议解决时局的办法，奉军在京绥路增加兵力两旅，防阻商震。邢士廉劝阎和奉张合作的任务未完成，阎驻北京之代表李庆芳则向张提取消大元帅府的主张，张、阎之间藕断而丝未连。

    7月17日晋军占领石家庄，奉军退走正定，晋军向南推展至顺德。19日晋军徐永昌部进驻石家庄，奉军在正定、定州、保定布置三道防线。22日张作霖向山西代表提出晋军撤出石家庄的强硬要求，在保定、德州之奉军准备进攻河南冯玉祥军队。25日张作霖和张宗昌分别派遣代表赴太原向阎锡山提议，请撤走石家庄驻军以便奉鲁军南下进攻冯玉祥军，阎置之不理。

    张作霖始终不愿对阎采取强硬态度，也不打算把阎逼上梁山，直到9月初才决定对晋用兵。

    奉、晋战争的爆发，是由奉军检阅使于珍被晋军商震部队扣留而引起的，这是16年9月27日的事。这天由张家口开往包头的第一次客车过永嘉堡车站，铁轨忽被晋军拆毁，在这列客车中，挂有奉方大员于珍和赵倜等专车，他们是前往绥远检阅军队的，在阳高车站被晋车截留，解送大同。

    张家口是奉军防区，当第一次客车失去消息后，张家口车站即不断向大同车站查询第一次客车到达何处，及由包头开往张家口的第四次客车何时到达？大同车站均无答复。奉军第九军司令部闻讯亦向阳高车站电询一切，亦无音信。奉军于是感觉到出了麻烦，当天下午晋军发动攻奉的消息遂传遍张家口。

    奉军第九军长高维岳获知晋军对奉军攻击，以事出仓卒，乃急调军队开往前方阻御，而晋军已将柴沟堡实行占领。

    阎锡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誓师讨奉。同时把晋军编为三个军团，共辖12个军，17个师，12个骑兵师，7个独立旅，共拥众20余万人。其编制如下：

    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

    第一军团总指挥商震

    第二军团总指挥徐永昌

    第三军团总指挥杨爱源

    第一军军长商震（兼）

    第二军军长杨爱源（兼）

    第三军军长杨效欧（代）

    第四军军长傅存怀（后升编为第四军团总指挥）

    第五军军长李生达（代）

    第六军军长丰玉玺

    第七军军长张荫梧

    第八军军长谭庆林（即骑兵军）

    第九军亦为骑兵军在编制中

    第十军军长李维新

    第十一军军长王懋公

    第十二军军长徐永昌（兼）

    直辖炮兵集团长周岱

    直辖骑兵集团在编制中

    直辖第四师师长傅作义

    晋北镇守使赵戴文

    晋南镇守使张培梅

    晋军的编制微近奉军，其军队组织和调动都非常秘密，阎锡山的统御术自有一套，保密防谍工作都做得很好，所以他能保持山西一省的完整。

    晋军攻占柴沟堡时，张学良、张作相正在京汉线检阅军队，接到报告即于9月29日先后返北京。张作霖亦立即电召杨宇霆、韩麟春、张宗昌等入京会商。奉方在9月中旬本拟派与阎较接近之葛光庭赴晋接洽，晋军发动后，葛不果行，遂在京与尹扶一等联名电阎，促请避免奉、晋战争，阎复艳电，尚存模糊之语气云：

    “尹仲雅（即扶一）兄鉴：接俭电后，即复艳一电：计已达到，关于误阻奉方官兵前进一事，已严责大同驻军切查。顷据复称，此次误会非出我方之自动，除另令阻止外，特闻。山。艳二。”

    尹等接电后随即拟复电云：

    “艳一电未收到，艳二电敬悉一是。顷谒张雨帅乔梓，亦称奉晋历共患难，万不能因一时之误会致生破绽。爱国爱民之忱，溢于言表，殊为可感。于司令此次检阅军队，实系预定计划，并有册籍可查。北方大局安危，系于奉晋两方，无端破坏，我帅谅不忍为。尚望转令前方，慎重动作，静候调处，并希速复。尹扶一、葛光庭叩陷。”

    此电未能发出，因京晋间电讯已告中断。晋绥驻北京代表南桂馨、薄永济、李庆芳、潘莲如、张汉章等皆于27、28两日秘密出京。

    自国民革命军北伐迭传胜利后，北方问题奉晋能否合作关键极为重要，奉晋之间虽有信使长川往来，但阎锡山对奉终存畏惧，奉张对晋阎亦有怀疑。当晋方获悉奉军大员张作相、张学良、于珍、赵倜等分路检阅军队，即认为有图晋之意，加上晋方所买军用品在天津被扣，京绥路款停止发付，奉方且亟亟索还石家庄，这些是晋方发动军事行动的近因。至于远因则当7月中旬，国民政府曾下令命冯玉祥攻山东，阎锡山攻河北，阎、冯奉命并没有行动，因为他们各有不能作战之原因。如冯玉祥对靳云鹗不能控制，又还未予以解决，倘冯有所动作，靳在其后发动，冯岂不是进退失据，而冯和唐生智关系也不好，冯既然自身立足未稳，焉有余力向外。而阎、冯之间隔阂颇深，阎对冯完全没有信心，既怕他，又厌他，认为冯在河南不肯出击山东是有意取巧。而冯玉祥也认为阎锡山取巧，向来坐收渔人之利，并且对奉军没有作战的决心，当奉军由河南退河北时，正是晋军截击奉军的大好时机，在那个时候阎都不肯干，则是证明阎完全没有对奉作战的决心。双方相互狐疑。迨至7月末，奉、晋妥协的传说颇盛，时冯的代表亦长驻太原，某日冯的代表到了大同商震防区，适逢商震在检阅军队，冯的代表亦获机参加，商震阅军时曾问士兵：“你们服从何人？”答：“商总指挥。”商再问：“除了我还服从谁？”答：“阎总司令。”商再问：“你们是什么军队？”答：“国民政府之军队。”商又问：“你们的敌人为谁？”答：“张作霖。”冯的代表亲眼见，亲耳听，大为满意，以此报告冯，冯对阎的疑虑于是大为减少，阎、冯之间隔阂为之消除不少。双方陆续互派要员说明各自困难，因此增加不少谅解，冯支持阎攻奉，而阎亦因有冯助才敢攻奉。

    阎锡山参加国民革命，誓师讨奉的电文，是由山西驻南京代表刘朴诚于16年9月30日出席南京特委会报告山西情况时宣布，所以南京、上海的报纸均于10月1日披露，电云：

    “革命本不得已之举，是以本总司令，虽师发在途，犹不惜委曲婉转，与张作霖周旋。原冀其有所悟悔，以期和平解决。乃半载以来，屡与开诚相商，终见固拒。近更庞然自大，盘踞北京，不谋与民合作，只求一己尊荣。且日肆以武力压迫国人。既无悔祸之心，何有改善之望。我师旅久滞于途而士怨，车辆常留军中而田荒，既忍无可忍，又望无可望，兹不得已，随诸同志之后，誓师北伐，以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今与诸将士约：行军所至，必须不扰民。与敌相遇，必须不怕死。怕死者杀不赦，扰民者杀不赦。更与将官约：痛除地盘思想，省政由省人解决，国事由国人解决，以奠国基。尤愿国人以公平内政，图全民之协进。以改善外交，谋国际之平等。国事甚大，治理甚难，勿轻易，勿愤激，当忧深思远，慎重将事。敬为此誓！阎锡山。艳。”

    阎锡山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如果没有周全的部署，他是不会轻于孤注一掷的。他在7月间即暗中策划，并且和奉方虚与委蛇。他的重心是从整顿军队入手，而整军工作以健全下级军官最为重要。因此曾在南方秘密网罗黄埔军校的学生到山西服务，从7月到9月，黄埔同学陆续至山西的，传闻已达两三千人，晋军中的排、连、营长多数都是黄埔学生。

    奉方确知晋阎正式参加革命军讨奉行动后，最为痛心，据吴俊升对人发牢骚说：“奉方对于他人容有对不住之处，但对阎锡山总算仁至义尽。去年冯玉祥进攻山西，奉方不分昼夜，拚命赴援。事定之后，绥远地盘给予山西，铁路收入双方分取。追击冯玉祥败军时，晋方要求奉方勿过绥远，奉军亦即照办。要求奉军勿置重兵，至今平地泉仅有奉军两营。于珍经晋军防地而至平地泉检阅部队，随身所带不过参谋副官，足以证明奉方对晋毫无作战部署与准备。奉晋双方重要人员随时均有见面，奉方整理内部，点验军队，决无对晋作战之意，晋方代表在北京岂有不知，即有怀疑，亦不妨明白质询。今竟事先毫不表示即将于珍等人全部扣留，实在太不够朋友。”

    吴俊升这种想法也可以说是奉方大多数人的想法，同时他们认为阎锡山自以为弃暗投明，可是在时间上的选择则非常错误，因为革命军阵营中正闹宁汉分裂，所以南方革命军势力不能给阎以强有力的支持，至于冯玉祥虽已消灭了靳云鹗，但阎、冯之间并不能水乳相融。所以这个时候奉方可以全力对付山西，如果解决了阎锡山，北方腹心肘腋之患就可以消灭，河南、陕西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北方统一可以告成，这是奉方的如意算盘。

    16年10月2日张作霖发表讨阎通电，电云：

    “（前略）阎锡山长晋有年，从前一切政变，向不参预。上年为冯逆所迫，围攻大同，蹂躏雁、代，晋北不保，太原垂亡。阎锡山信使往还，叠电告急，摇尾乞怜之态，如在目前。本大元帅以晋省系完善之区，晋民多纯朴之众。倘被赤徒恶化，地方不堪设想，用是激励诸军，力攻南口，接济械弹，救其灭亡。南口既下，大同解围。我军直趋绥北，转战数千里，兵无宿粮，马无积秣，甫克扫除绥境。功成之后，举土地、俘虏、械弹、战利品一无所取，拱手让晋，口不言功。此上年已往之事实，对于晋省人民，对于阎锡山个人，可谓仁至义尽，足以大白于天下者也。不意阎锡山狼子野心，认贼作父。年余以来，倒行逆施，反颜事仇，与冯逆相勾结。今年春间，竟于我军攻豫之际，出兵石家庄，意在断我归路，截我辎重。幸我军见机尚早，全师而归。当此之时，我军若问罪兴师，理无不可。本大元帅意存宽大，曲予优容，仍不忍以救晋者祸晋，非真于阎锡山之多行不义，毫无闻知也。自袭取石家庄，对于直境附近各县搜括骚扰，无恶不作，叠经派人疏通劝告，迄无悛改。其祸晋祸国之心，路人皆见。上月二十九日，突在大同附近，截劫火车，扣留我军官佐，并敢进兵察境，公然敌对。本大元帅维持大局，维持晋省之苦心，至此乃忍无可忍。兹已分饬诸军，实行讨伐。惟是上年驱除冯逆之后，北方大局，汔可少安。今阎锡山被人利诱，甘为戎首，是破坏北方大局者，阎锡山一人当负其责。本大元帅护国救民，始终如一。晋省军民，皆我一体。但期阡厥渠魁，决不穷兵黩武。倘阎锡山能悔过息兵，或其部下能自拔来归，仍当一体优容，不追既往。从前牺牲多数，尚能以绥、晋地归诸晋军，今虽不得已而对晋用兵，仍必顾全晋省真正民意也。特布区区，敬告有众。大元帅。冬。印。”

    张电发后，复于4日另下讨伐明令，原文云：

    “迭据直隶督办褚玉璞、察哈尔都统高维岳，先后电陈，山西督办兼省长阎锡山，擅调军队，盘踞直境井陉、获鹿、灵寿、顺德等十余县，并在石家庄遮断京汉路交通……。本大元帅以该督办素以保境安民为自全之策，此次种种妄举，或系受人煽惑，并非出自本意，故迭饬各地驻军，节节退让。所以曲予优容者，一则保全地方，不忍使三晋人民惨遭涂炭。一则阎锡山苟有丝毫爱国之心，冀其最后省悟，仍循正轨。讵该督办近复收编匪队，纵容滋扰深泽、藁城、晋县、无极等四县、荼毒生灵。突于九月二十九日，在察境京绥线永嘉堡、西湾堡破坏铁路，扣留客车，及中央检阅军队人员。同时并在石家庄一带，进兵侵犯各该地驻军，施行攻击，似此弄兵思逞，蹂躏地方，破坏和平，甘为戎首。既属人民之公敌，亦为国法所不容，应即听候严行查办。如系被人利诱，悔过息兵，仍当宽其既往，俾图晚盖。倘有抗拒情事，着由各路驻军一体痛剿，以维大局，而靖地方。其有被迫军官，准其自首，一经查实，免予追究，仍量加任用。倘始终不悟，甘心附逆，一律重惩，决不宽贷。此令。”

    10月5日，张学良、韩麟春亦有微电至阎，电云：

    “百帅勋鉴，顷得南京确报，知公与焕章定约，协以谋我，将信将疑，而贵军扣车拆路之耗又至，沉机一发，夫复何言。所不能已者，我两方数年合作之精神，千里驱冯之成绩，一旦毁弃无余，令人耿耿耳！民国以来，公既昌言保境，我方亦志在安民，玉帛往还，信使不绝。前岁焕章甘冒不韪，阴行诡道，煽惑友军，公与家君同申大义于天下，是以有张绥之役。道则相同，功则相让，奏凯雁门，酬庸绥远，未为过也。曾几何时，一变至此，良心迫我，如鲠在喉，故复略而言之。尝闻大人不顾小信，霸者不恤人言。不图今日亲承高义，我公高掌远距，非可以常格相绳。然不顾感情，当计利害，不泥小节，必为远图。今北方未残之局，公悍然冒为戎首而破坏之。黎元难欺，青史尚在！天下后世视公为何如人？此学良、麟春所未解者也。三晋河山，艰难缔造，十有六年。公苦心硕画，世所倾慕。今忽徇局外之诱，兴无名之师，徼非常之获，不至糜烂其民不已，表里山河，必无恙乎？此又学良、麟春所未解者也。夫荣辱在其所取，成败视其所与。论者谓公交邻之道善矣，今忽尽所为，为问北地胭脂之乱，所乱者何地？命乱者何人？公闻之否耶？大同怀左奸淫焚掠之惨，灭伦绝理，士民至今切齿，公知之否耶？公如云保守，不必视友为仇。公即有企图，何为认贼作父。人心固不可测，天性必无改移，证诸往事，为友为敌，固可了然。何去何从？岂容自误！公今所争，究为何事？所战究为何人？就令我军全数出关，北方大局，能统一乎？焕章交情能永久乎？苟一思之，不寒而栗。学良、麟春追随戎马之日久矣，天日不愧，何惧于公？而独为我公惧也。昨询仲雅，亦复无词。顾特表公诚恳，然则言与行背，得毋事与心违，往复百思，不得其解。彼方李二公，自为其友造机会耳……。今昔相衡，吾友安在？往事已矣，公既有必战之心，学良、麟春无退缩之理，鞭弭周旋，事非获已，临书待命，不敢告劳，即承动定不宣。张学良、韩麟春叩。微（五日）。”

    奉张自获悉晋阎参加革命军讨奉后，就积极布置一切，并召京外各将领入京，张宗昌2日晚由济到京，韩麟春、杨宇霆3日晨先后由奉赶到，连开两次通宵会议，对军事方针大体决定：（一）津浦线由第一方面军扼要防守，暂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宗旨。（二）阎锡山此次反奉，系以冯玉祥为后援，此路最为重要，二七两方面军，应依照原定步骤，努力向汴郑发展，以断冯、阎之联络。此路副总指挥，仍以张宗昌、褚玉璞分别担任。（三）阎锡山因奉主力军在京汉线，故对京绥路猛攻，意在分散兵力。其实阎之目的，仍重在京汉线，此线由张学良、韩麟春担任指挥，先取守势。（四）京绥路方面决定由张作相、汤玉麟分担正副指挥，一切照原定计划进行，亦应先取守势。10月4日晨张作相赴京绥，张宗昌返济南，张学良、韩麟春率八大处人员往保定，又令吴俊升为东三省边防总司令暂驻奉天，仍兼黑省督办原职，事实上代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权，奉军全部入关，由吴直辖部队任奉天守备，以固省防。奉方认为晋省实力不多，接济困难，利在速战，故主张退至险要地点，严阵固守，以待晋军之疲。同时张家口非可守之地，决计放弃，集中实力于康庄、怀来、居庸、南口。京汉则分定州、高碑店两路固守，待时而击。

    晋军讨奉的战略，则已一变北方向来正面激战之老法，而多采旁击截攻之方，其最得意之便衣队，在京绥，京汉沿线时有出没。晋军进兵共分五路，第一路即系向张家口，而在柴沟堡激战。第二路由天镇向东南趋宣化。第三路由蔚县袭南口之后，意在附南口之背，俾京绥正面之晋军，可少牺牲。但奉军当局，亦已侦知，对此路甚为留意。第四路为石家庄，即在正定与奉军十五军激战。第五路在石家庄以南，沿京汉线，预备牵制大名之直鲁军。

    晋奉两军在京绥、京汉两路实力，至少均在10万以上。

    开战前奉、晋防军之分配情形大致如下：

    （一）京绥线奉军以高维岳之第九军为主力，辖三师一骑兵旅。第十六师郭希鹏驻丰镇，第十九师孙德荃驻张家口，第二十二师窦联芳驻张家口，察区骑兵旅董怀清驻集宁县。此外驻宣化怀来一带者，为汤玉麟之十二军，热河后防，则为热军一部及于花山第八师等。晋军以商震为晋绥军左路总指挥，所有驻大同之第十四师李服膺，第十师李生达，驻包头第九师吴汉华，第五师王靖国，驻绥远之第一师李培基，驻归化之第三师杨士元，及谭庆林之骑兵等皆归统率。奉军以原防军兵力较单，业调涿州涞水昌县等处之吉军约2万人，赴宣化怀来增防。北京之孙旭昌师及邹作华炮兵一部，亦奉令开往西北增援。

    （二）京汉线奉军大部皆属于三、四方面军团，辖军六，每军人数或三旅或三师不等。十五军汲金纯驻最前线正定，共有杨德生、白文林、鲍毓麟三旅。十六七联合军军长胡毓坤、荣臻驻定州，十四师秦永义、十九师李树林、二十师丁喜春、二十七师应振复、二十八师孙兆印、分驻定州、新乐一带。第八师万福麟，辖李振唐、赵有两师，及马占山之骑兵师驻保定。第十军王树常、十师刘辅庭、二十四师韩光第、二十六师杨正治，皆驻保定。二十九军戢翼翘，师长富占奎、黄师岳、何桂国，驻高陈、河间、任邱。此外十一军刘伟部，辖苏炳文、李万斛、安锡嘏三师，原驻津浦北段，近亦奉调一部开京汉助防。保定以北之吉黑军，共约2万余人，驻守高碑店。除一部赴京绥外，余仍留原防。晋军在石家庄者，以徐永昌部为主力，孙楚部担任前锋。

    当奉、晋两军开火后，张作霖、阎锡山还有最后的往来电，阎电云：

    “北京张雨帅鉴：奉晋夙敦和好，不幸以兵戎相见，实违初心。在我公固不免有所误会。在锡山实出于情不得已。鞭弭周旋，三舍莫避。膏血原野，言之疚心。方今革故鼎新，全国一致，民意所趋，顺应为宜，苟有解决途径，仍当开诚相与。锡山本无穷兵之心，我公夙有择善之意，特布巽忱，伫候明教。阎锡山叩。歌申。印。”

    张作霖亦有复阎锡山电：

    “太原阎百帅鉴，歌申电悉，五原克敌，我让绥区。石庄阻兵，我退正定。为顾全和好计，为北方大局计，退避威棱，岂止三舍。柴沟之役，衅自谁启？我军稍事抵御，即退张垣，其为对晋并未设防，亦可概见。此已往之事实，难掩中外人耳目者，自问坦白公诚，无不可告人之事，是非具在，误会何来。今既相见以兵，成败利钝，惟力是视。惟最后一言必须为公尽忠告者，认敌作友，与虎谋皮，败固无幸，胜岂相容？至功首罪魁自有定论。我辈作事，宜光明磊落，争千古不争一时，争曲直不争意气。解决之途，听公自择！不违之复，惟公察焉。特布区区。即候明教。张作霖。阳。”

    自9月28日奉晋两军在柴沟堡冲突后，奉军高维岳军以事前未有准备，仓猝应战，似颇不利。奉军为战略上关系，放弃张家口，高维岳率部退宣化、怀来一线，与汤玉麟会合，张作相亦率援兵赶到，专守宣化以下的要塞，下花园为第一道防线，怀来为第二道防线，居庸、南口为第三道防线。10月3日晋军第九、第十五两军即已逼至张家口附近，但3日上午奉军已全部撤退，故晋军进入张家口后，立即出示安民。

    从9月27日起到10月8日，这十天是奉军的布置期间，10月8日奉军已在京绥和京汉两线布署齐全，遂下令总攻击，原令略云：

    “兹查敌军情状，纯为前进阵容，我军为巩固共和计，自应施行攻击。（一）本令到时，张学良、韩麟春应率领三四方面所辖各军队，由保定经过所设阵地，向石家庄进发。（二）本令到时，张作相、汤玉麟，应率领第五方面所辖各军队，由下花园经过宣化张家口，向大同进发。其万福麟部，仍照原定战线进攻。（三）本令到时，张宗昌、褚玉璞，应率领二、七方面各军队，由济南、徐州，经过东明、曹州、夏邑各地，向开封、郑州、运城进发，大军所到之地，务以安辑黎庶为主。”

    奉张对晋阎下总攻击令后，奉军即在京汉线发动攻势，10月8日以前是晋军攻势猛烈，保定附近均有战争，奉方预定以戢翼翘、王树常两军分任左右两翼，中路故意引晋军深入以成包抄之势。10日戢翼翘率左翼军到定州，晋军归路果然被截断，全局动摇，石家庄亦同时被直鲁军孙殿英部及奉军骑兵集团张树森部所占领，因此在京汉路上，晋军大势遂去。

    11日涿州虽曾一度被晋军所占领，但当晚即被击退。

    张学良、韩麟春于10月11日由保定发出告捷电：

    “此次阎锡山毁信灭义，擅启戎端，乘我不备，潜师进袭。在我本无一战之心，宁辞三舍之避。乃阎氏一再进兵，忍无可忍，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起与周旋。而军队散居各地，集中需时。昼夜兼程，师行二百余里。因彼进攻，诱其深入，我军士气风发，需知与我对垒者为晋军第二军杨爱源，第三军徐永昌，第四军傅存怀，第六军丰玉玺。第十军李维新各全部，当经我军迎头进击，复派二十九军戢翼翘，骑兵集团张树森部，衔枚急进，业先后占领定县、石家庄、包围侧翼，断其归路。敌军前线溃退，不复成军。是役毙敌确数计旅长二员，团长六员，营长以下七十余员，士兵约近万人，生俘官兵约数千人，步枪数千支，大炮数十尊，机关枪数十架，其他辎重无数。军资遍野，骸骨积山。晋民何辜，肝脑涂地。是阎氏一手之误，因利投机，阴行诡道，天夺其魄，自取败亡。足使背弃信义反复之徒，垂为炯戒。我大元帅诚心公道，天日为昭。威德广被，故能将士用命，迅奏肤功。学良、麟春何德何能，适逢运会，根求源本，士气激昂，一鼓歼敌者功什之一，天心佑顺，百验不爽者，功什之九也。现在分饬诸军，乘胜进击，分别缴械中。详情续达，先露布以闻。张学良、韩麟春。真未。”

    当时在北方的军事观察家认为晋军战略上欠斟酌，分析当时形势甚有见地，特抄如下：

    “一般人观察，晋当京汉主守，而京绥主攻，如占南口京师震动。奉军即在京汉获胜，亦当回顾后方根本。乃晋军不知如此，两路均采主攻，该军平日训练，又系守重于攻，今突取攻势，已嫌教育不够，而配置不合，亦为失着。盖京汉路晋军有六万，京绥路则只出有三支队。奉军退出张家口后两日，晋军方进，似终无急进模样。此路奉军原本最少，晋不以主力进取，诚奉方之幸事也。复次晋军有一大病，即兵力太分。奉军专守，力易团结，晋方两路同攻，此处置一旅，彼处进一团，奉军则预置防军，来则击之，凡此皆晋军战略错误，致不能收速战之利。晋更有一失算之事，即认为奉军三四方面之军，已不堪一战，故以重兵压迫京汉路，又希冀冯军可以加入。不知迂回计划成功仍出于三四方面之部队，而冯军来援者，又复不能踊跃，终致失败，可见用兵料敌之不易矣。不过奉军虽胜，但据干部人云，此次战争，奉系被动，晋主力既已损失不小，自难再战，奉方则始终认冯为敌，愿与阎友。阎此刻即罢战言和，奉不愿穷兵攻晋，诚以阎在山西，究有治绩，奉实无利其土地之意。且易一人去，亦未必便比阎好。不过阎受包围，恐已欲罢不能，奉亦只有相与周旋耳。”

    自奉军在京汉路正面告捷后，奉军就控制了保定以南，可是当张学良报捷电发出后，京汉后路突起变化，距北京城百余里的涿州，于10月11日下午发现晋军三团将城占领，京保交通遂告中断，奉军卅军军长于芷山赶往指挥，12日将晋军击退，可是奉军甫撤，晋军又来，涿州二次陷落。15日张学良亲率劲旅会同于芷山等包围涿城，邹作华亦派炮兵轰击，结果又将涿州车站夺回，晋军仍据城坚守。26日张学良到松林店视察防务，随即下令于27日早发动第三次攻击，战况虽然剧烈，但奉军毫无所获，30日奉军第四次攻击，以张学良合卫队旅为中坚，万福麟亲自到前线督战，双方激烈战斗一日夜，涿州城虽然两度轰开，但卒未攻克。

    晋军守涿州的是傅作义，这一战使傅作义大露头角。而涿州的攻防战也取代了京汉、京绥两线的重要性而成为奉、晋两军的主战场。观察家认为涿州若果为孤城，则守者无益，攻者亦可不必亟亟，于军事上自无重要意义，但两旬以来奉军总攻达四次之多，城失而复，高潮迭起。奉军除利用重炮作掩护而外，并预备泥沙五万袋，木杆数千条作步兵爬城之用。但涿城守军在城脚挖掘深穴，同时准备大量满盛沙土的麻袋，城垣遇炮轰开缺口时，沙袋立即堵塞，当奉军逼近城墙，守军机关枪及手榴弹同时齐发，因此进攻的奉军所受损失比起守城的晋军为大。

    11月17日奉军第五次猛攻涿州，仍未得手，传说在这次攻击中奉军曾使用毒气，阎锡山为此致电张作霖质问，电云：

    “张雨帅勋鉴，迭接涿县敝军傅师长电称，自铣日起至效日止，贵军用毒瓦斯弹，攻击涿城，人民因不明防护方法，受毒气而死者甚众等语。毒瓦斯国际间尚且禁用，况对国人乎？弟亦深知毒瓦斯之能杀人，所以不敢用者，亦以子孙须长久作中国人民，因一时之胜负，而为子孙得罪中国人民，想亦我公之不许也。阎锡山。印。”

    张复电云：“阎百帅鉴，电悉，涿洲之役，傅作义受执事乱命孤军深入，以致粮尽援绝，坐待灭亡。越境而侵入，不能援城亡亦亡之义，负嵎而祸众，更难以效死弗去为宜。晋军何辜？而使效困兽之斗。涿民何辜？而使受鱼池之殃。凡此种种罪恶，皆由执事之认贼作父，一念之差，有以致之。毒瓦斯之用，外国人借以制生番，击野兽，涿州之寇也，穷寇也，笼鸟釜鱼，早晚间事，何须乎毒瓦斯。涿之民，良民也，虎狼入室，救之不暇，何忍出毒瓦斯。爱我涿州之民，欲除涿州之寇，一切精兵利器，屏置不用，仅用燃烧弹烟幕弹，以待逆敌之自决而已。若不顾人道，不爱吾民，则以我军数百万健儿，取此弹丸之地，不犹易如反掌，何致经旬不下耶？南北两路，逐数十万晋军如摧枯拉朽此执事所亲历者，何待于涿州之敌，而用此毒瓦斯也。今晋北绥远，已全归中央，平型、龙泉各关，已均收复，执事祸晋祸国，……已将终了，如能翻然悔悟，本大元帅不为己甚，何所不容，尚当量予保全。倘怙恶不悛，则将来攻取太原时，我之坚甲利兵，或当一试，以为背信灭义祸国殃民者戒。祸福之几，惟希自择。大元帅。

    漾。”

    奉军久攻涿州不下，使得在京绥、京汉两线的频传捷报为之黯然无光，尽管奉军以绝对的优势向晋军攻击，可是区区一个涿州城在傅作义坚守下，屹立无恙，奉军纵使作任何解释也无法令人满意。

    自奉军开始总攻击后，10月14日在京绥路克宣化，15日入张家口，17日占领石家庄。10月18日张作霖下令颇有对阎适可而止，不愿过事逼迫，以拆散阎、冯之合作，令云：

    “迭据张学良、韩麟春电呈，收复定县，正定、石家庄等处。张作相、汤玉麟、高维岳电呈，收复宣化、张家口等处。其涿州、门头沟一带之逆军，亦据报分别击散情形。查阎锡山附乱称兵，甘为戎首，本大元帅迫不得已，令饬各路将领，分途进讨。所幸旬日间，均告克捷，固由各将领督率有方，各军士夺勇用命，实乃天心仁爱，眷佑国家。……故在我虽仓卒应战，得以迅速奏功，在彼则师出无名，不得逞其凶志。惟此次战事，甚为剧烈，伤亡众多，作战区域，摧毁残破，同是国家土地，同属国家人民，何罪何辜，罹兹惨劫。言念及此，良用痛心。阎锡山首难殃民，罪有攸关，倘有悔祸之诚，本大元帅亦不愿过为已甚。若仍恃其顽强，罔知悛改，为国家大局计，惟有遣军进剿，以救晋民于水火涂炭之中。各该将领务当整厉精神，力加戒惕，毋得乘胜而骄，毋以多杀为贵。军入晋境，尤当严饬所部，毋得扰及闾阎。即逆军之将校军士，但非顽强抗拒，亦不得肆行诛戮。其有输诚来归，均准一体容纳。所有经过战事地方，被灾人民，着饬知各该地方官妥为抚辑，毋任失所。此次出力将领，业已明令分别奖励，其余出力官佐及阵亡将士，一并查明呈候从优奖恤，此令！”

    此后京绥路一线进展极为神速，10月30日起迭克柴沟堡、怀安、天镇、阳沟等地。11月3日奉军占领大同，并由大同南攻，续进至山阴县。右翼抵朔州，正面迫攻广武、雁门。张作相率主力移驻浑源，在平型关之奉军于芷山军及龙泉关之王树常军则越过沙河镇及天营镇，攻繁峙县及五台。晋军商震驻代州指挥雁门及繁峙两路。阎锡山坐镇太原调度五台及娘子关军事。

    11月9日汤玉麟报告郭希鹏师占领绥远省城，奉军进至包头。14日奉军占领平型关，山西险要渐失。但阎锡山缩短战线后，兵力已可集中使用，奉军进入山西，山西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易守难攻。12月2日奉军于芷山曾有报告军一电云：

    “第五方面军团司令部，因沙河镇、大营镇先后攻下，特令本军担任进攻繁峙之线，其北部之战线，系命高都统率师由茹越口下广武会合，决对雁门三路并攻，以便早日克复。惟敌军对繁峙、五台两线，联络最紧，攻繁而不防五，敌方必能自为策应，恐有牵掣之虞。现军长已命第二十九师孙师长（旭昌）率领各团，星夜南进，现得报告，距五台仅三十五里，沿途虽有冲突，多系谭庆林溃军，不堪一战，因敌之主力，确在五台也。至于繁峙正面，由军长亲率第八师分途进攻，敌方士兵因天气奇寒，皮衣缺乏，多无斗志，故势如破竹。惟闻敌在繁峙防御之工程，极为坚固，现我军前线距繁甚近，日内定有剧烈战事发生，又军部已于东（一日）日进驻蔡家峪。

    附闻。”

    12月7日正午奉军派出正式代表偕同北京的慈善团体代表及山西旅京同乡会代表持白旗进入涿州城，向傅作义接洽和平让出涿州城，傅作义态度颇为倔强，代表们不得要领，因傅作义提出的条件是全师退往山西，做为和平让出涿州的条件，奉方认为这个无可协商，于是和谈代表在涿州住了两天，9日晚出城，毫无结果，10日返北京。

    奉方代表在涿州前后三天两夜，对傅作义的倔强态度印象颇深，并探悉城内晋军原有五团，计三团步兵，一团炮兵，一营工兵，一营机关枪。傅入城后即实行粮食管理，计养军民不下8万之众，被困虽已两月，士气民心都未动摇。

    阎锡山由太原到五台，因繁峙情况较紧，即到代州指挥。晋军长于取守，奉方亦承认已到大牺牲时期，但谓实逼处此，和平无从说起，只好打向前去。奉方军队在晋东晋北两面为张作相部吉军、汤高之热察军、第三、四方面之第八、九、十、及于芷山之卅军，人数不下7万。晋军实力亦相差不远，惟晋境多山，军事进行不易。奉军又时懔孤军深入之虑，所以虽具猛攻决心，但发展似甚艰难。

    自晋方缩短防线，晋军即完全采取依险防守计划。其主旨乃在乘间整顿内部，增加实力，静待宁豫各军发展，然后再会师反攻。而奉军方面，亦以激战之余，需补充休养，且天寒道远，地势生涩，不愿孤军深入。故月来各路战事，均成对峙之局，无任何新发展。龙泉关间，虽有一度激战，然亦只能认为游击性质，并非正式动员。此时晋军战线，纯取包围固守形式，非至迫不得已，绝不轻易攻击。故目前只在防卫方面，多方努力。其目的欲利用天然之险隘，诱敌深入，乘机以图有功。北路方面两军现亦仍在对峙，毫无任何动作。平型关间形势，目前虽亦经一度紧张，但因奉方窥破晋军系诱敌之计，故亦急急后退，局势又归沉寂。该处正降大雪数寸，气候异常寒冷，山岭崎岖，道路泥滑，行军守尚较易为力，攻则极感困难，此亦奉军未急进的一个大原因。京汉南端之正太线，奉军仍驻守石家庄，晋军前线在获鹿井陉间，前锋虽时或有小冲突，但非主力战，无关得失。12月10日张学良、韩麟春自保定归京，韩于13日复由京赴奉，可见京汉军事，已不甚紧张。汲金纯亦曾一度入京，旋又赴石。张、韩等入京任务，是商讨应付战局办法，与涿州问题等。

    傅作义坚守涿州城，五次击退奉军的总攻，受到中外的重视。

    傅作义是阎锡山所部第四师师长，于16年10月14日进入涿州城，以旅长白某为卫戍司令，团长彭庆曾为城防司令，傅的守城战术很巧妙，不只是以少击众，而且设法使被截留于城外的挺进部队偷夺奉军械弹粮秣由地道运入城中，且在城内设有陷阱，奉军突入即落陷阱中，因此奉军虽先后五次总攻，但终能坚守孤城，击退奉军5万以上兵力。

    奉军攻城统帅张学良鉴于傅作义守城顽抗，乃采取长期围困方法，傅作义针对奉方新策略，一方面积极从事于工事补修，一面掘取暗壕以防奉军的坑道攻击，一面于涿城西南角后方百公尺处添筑第二线防御阵地，构成极强固之散兵壕及炮兵掩体，并附以外壕，壕前利用半截树根构成铁丝网，通路上设置拒马，更于城西南角之两侧城墙上构筑极坚固之机关枪掩体，俾以火力封闭缺口。更在城内筑成第二线城墙，以期固守。

    10月27日至30日之间，奉军曾以坑道进迫，经守兵察觉，以火药爆炸。奉军乃改以城外构筑工事，掘外壕设地雷铁丝网等，以围困守军。这时隆冬酷寒，守城官兵于冰天雪地中，忍冻守城，困苦特甚。而城内食粮仅能支持三日，军心不无恐慌，傅作义特电阎锡山报告，并与所部团旅长等联名签署，电文如下：

    电一：“（衔略）连日敌猛攻甚烈，城墙被炮轰平者数处。室无完璧，弹粮将尽。敌虽伤亡甚夥，我亦损失三分之二，退则无路，势必星散。刻拟设法保全实力，待机谋敌。否则唯有成仁，以报知遇。”

    电二：“（衔略）敌以五万之众，及炮工兵全部，未下涿城，已伤亡大半。抑使抽调南下，其气已馁。近则京、汉列车，多载重武器北上，已有退意。我军当此千载一时良机，若能火速反攻，则职等为牵制计，于旬日内当日食一餐，以竟全功。不继则以草根树皮济之，舍此则报国虽切，无能为也。彼时痛惜，曷其有极。”

    12月8日，涿州守城部队，奉到阎锡山两电，其文如下：

    电一：“（衔略）该师固守涿城，力撑大局，忠勇奋发，喜慰良深。所有全师官佐，着一律进一级待遇，头目则以排长记名，士兵赏洋十万元。其尤特别出力之官佐士兵，着该师长择保，阵亡官兵均着进一级给恤，其死伤最烈者，并着查报，从优恤赏。”电二：“（衔略）顷奉国民政府鱼电开：‘阎总司令转汲州傅师长鉴：涿州屏藩三晋，锁?九门，形势之雄，兵家所重，傅师长力撑大局，固守斯城，轶淮阴背水之奇，耻南人乞援之举，得道多助，无惭仁义之师。众志成城，何虑金汤不守。敌不得逞，民有所归，弥著功勋，实深喜慰。现西北军克复徐州，此时北伐各军亦大举进击，将见义师云集，与三晋袍泽会定幽、燕也’等语。除代复外，望仍努力固守，以永嘉誉，是所至盼。”

    涿州究竟是一个孤城，虽然奉军屡攻不下，可是孤城奋斗终归要弹尽粮绝，开始时城内尚有米面，不久即以杂粮果腹，半月后改以高粱充饥，士兵们做成黑窝头，吃了苦不堪言，12月初城内连黑窝头也没有吃的了。傅作义乃与当地维持会研究以酒糟代替，更是难以下咽。12月14日涿城妇孺数百人拥集傅军司令部外，环跪泣诉，她们多已三日没有吃东西，希望结束战争以救残生。

    至12月25日阎锡山电告：“我革命军克复徐州，由津浦路大举北上，山东震动，冯玉祥大部由京汉路会合我军三路进攻，即当直趋京津”等语。傅作义接电后即召集各级干部商量突围，可是守城士兵苦战二月余，食糟一月，头脚已肿，伤病累累，而奉军围城数重，突围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继续撑持了一个月，至17年1月底派员向围城的奉军接洽和平条件，2月4日商妥订立条约：

    （一）涿州战事自即日起一律停战。

    （二）涿州人民自战事发生之日起，所有一切负担及损失完全由奉方清偿。

    （三）涿州守城军自本日起改称国防军，永不参加任何内战，其枪械服装及饷项由奉方补充发放。

    （四）国防军之驻地为军粮城，由涿州开往，日期另定。

    （五）国防军离涿州以前，由奉方交付现洋20万元为开拔费。

    这五项条款签订后，17年2月7日傅军乃如约开城。自16年10月11日傅作义的第四师进占涿州后，至17年2月7日，先后坚守达100余日，孤军奋战，中外震惊。

    清末民初的名士樊增祥曾有诗称许傅作义守涿州，诗曰：

    “新收涿鹿七千人，百日燕南集大勋，十六年来千百战，英雄我爱傅将军。”

源济

二五三、龙潭大捷

    南北军事自上海、南京被北伐军攻占后，稍见缓和。孙传芳失势后，北洋军阀抗南的军事重担落在张宗昌身上，16年4月间张宗昌仆仆徐州、蚌埠，巩固此一战线防务。鲁军中重要将领第八军军长毕庶澄自退出上海后，由于毕曾和北伐军通款曲，因此有人向张宗昌告密。毕军一部分尚在青岛，张宗昌很担心毕在鲁境起义，引革命军入境，加以江南之战，孙传芳所辖浙军、皖军、苏军将领阵前起义者层出不穷，也可以说孙军不战而降居多，所以张宗昌对此一情势颇有戒心，乃令褚玉璞由徐州赶回济南，处置毕庶澄。4月4日褚和毕都分别被张电令召返济南，毕下车即被军署扣押，第二天在济被枪决，褚玉璞则转赴青岛收编毕的第八军，鲁张并以褚玉璞专任后防，另以许琨为前敌总指挥。曲同丰、朱泮藻、王翰鸣等均卸除军长职，旧五师予以解散。这是张宗昌整肃自己部队以避免作孙传芳第二的一个严厉行动。

    至于孙传芳的军队，自和北伐军接战以来，屡战屡败，退守江北后，长淮亦不能固守，其亲信杨文恺、卢香亭因见大势已去，均背弃孙回到天津。

    孙传芳北面既然尊奉张作霖，南方亦想输诚于北伐军，举棋不定，战意全无。传说蒋中正对于孙的投降条件，是要孙率所部攻鲁，以立功自效。孙既无战意，对攻鲁攻奉自感为难，孙的如意算盘是想保全实力，退出战场，坐山劝虎斗，养精蓄锐，以待两败俱伤。所以既不愿在徐海和鲁军作战，也不愿冲过镇江和北伐军争雄。

    16年7月下旬，孙传芳与张宗昌联合南下，于25日进迫徐州，这时北伐军已抽调军队南返，预定留在前线作主力军的只有王天培部第十军，蒋中正乃回南京与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三总指挥协商抵御孙传芳、张宗昌两军办法，7月23日徐州遂被北军攻陷。北伐军内部由于宁汉分裂问题，因此对于军事未能全力应付。

    孙传芳既占领徐州，即分两路南下，一由津浦路攻蚌埠，一由宿迁侵淮阴。孙认为这是他东山再起的天大良机，所以不顾张作霖的电阻，亦不计及张宗昌在济宁及徐州东面为冯玉祥所牵制，分身乏术，难以南下应援的态势，一意行险侥幸，急急南下，于是爆发了龙潭之役。

    龙潭之役在北伐史上，和汀泗桥、武昌、南昌等役同垂不朽。8月中旬北伐军前方各军陆续撤回长江南岸，蒋中正已下野，沿长江一带防御未臻稳固，但亦唯有利用长江天堑扼险防守，休息整补充实战力，待机转移攻势。

    龙潭镇北临大江，是南京的唯一屏障，东南西面有宝华、汤山和栖霞山，控制京沪交通，亦足以威胁南京对外交通。孙传芳选择龙潭为渡河上陆地点，上可以迫近首都，下可以略取苏州和常熟，孙军渡河企图及各种准备事前异常秘密，且处心积虑，编成作战要诀十条如下：

    一、南人多食米，北人多食面，北人随时随地可带面食，于作战时间上，并不受吃饭影响，南人则每日三餐，其所耗时间自必较多。现拟利用此点，延长作战时间，使之无吃饭余暇，或乘吃饭之时，加以猛烈攻击。

    二、因鉴于赣省作战，用全力于第一线，为革命军纵长配备所击破，故亦宜改用纵长配备，以资对抗。是后之作战，应多置预备队，并以前仆后继，重叠兵力，为接续不断之攻击。

    三、屡次战役，均因受便衣队之扰乱，每将大兵力妄置于无用之地，现应于主力未为我发现之前，不行正式作战，亦以少数相当兵力应付，俟认定主力所在时，则分途进攻。

    四、因鉴于便衣队之效用甚大，亦应编制便衣队，协同作战。

    五、联军官兵屡次作战，有不知利用地形者，有不肯利用地物耻胆小之名者，现鉴于伤亡之多，为爱惜兵力计，务严令所部，须切实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损害。

    六、在胜负未解决之前，纵获小胜，于稍加追击后，仍应退守原阵地，利用已成战壕及熟悉之地形，以便应战，至胜负已定之后，若获大胜，应加穷追。

    七、在战斗开始之时，应注意侧面地形，于两翼酌派掩护队，以免受大包围。因近来作战，每因受侧面威胁及包围而失败。

    八、南方官兵多躯干弱小，应利用冲锋与之实行白刃战。

    九、联军之行军速度不若革命军之速，应多练习强行军。

    十、令精于射击者，专射击革命军之军官及持党旗者。

    孙传芳使用的兵力约5万人，其番号和指挥系统是：

    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团长孙传芳辖十一个师，四个混成旅，二个补充旅。

    第二师师长李宝章

    第四师师长上官云相

    第七师师长粱鸿恩

    第八师师长崔锦桂

    第九师师长段承泽

    第十师师长郑俊彦

    第十一师师长马宝珩

    第十二师师长苏埏

    第十三师师长陆殿臣

    第十四师师长刘士林

    第十五师师长宋礼田

    第十三混成旅旅长王乐善

    第十五混成旅旅长王雅之

    第廿九混成旅旅长梁春圃

    第卅混成旅旅长徐松恩

    第一补充旅旅长邵泽瀛

    第二补充旅旅长高守和

    北伐军分为四个指挥系统：

    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辖七个军：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兼

    第十军军长王元培

    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

    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

    第十八军军长杨杰

    第卅一军军长（不详）

    第廿六军军长周凤歧

    第二路军总指挥白崇禧辖五个军二个独立师：

    第廿七军军长王普

    第卅三军军长柏文蔚

    第卅七军军长陈调元

    新编第十军军长夏斗寅

    新编第十一军军长马祥斌

    独立师师长王金韬

    独立师师长颜德基

    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宗仁辖四个军：

    第七军军长夏威

    第十九军（原十五军）军长刘佐龙

    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

    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

    海军总司令杨树庄

    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

    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

    第三舰队司令陈训咏

    16年8月中旬，北伐军在长江南岸分区布防，孙传芳军则乘革命军南撤，跟踪进据江北各城镇，并大量搜集船只准备渡江。8月20日孙军主力进抵全椒、含山、浦镇、通江集等处，同时扬州、六合、泰兴均有孙军出现，且自浦口车站向狮子山炮台发炮，并以步枪向下关射击。24日拂晓，孙军约一团以大小火轮拖曳民船于大胜关上游兔耳矶偷渡，天暗风急，行至中流被革命军守兵发现，即开炮射击，适值李宗仁乘决川舰下驶，陈调元乘舰上行道经该处，即命舰上卫兵分别发炮，孙军骤遭三面夹击，遂仓皇转舵回航。上湖乌江镇孙军亦乘民船数十艘自驻马河入江向南岸疾驶，亦被革命军击退。

    8月25日夜至26日拂晓前，孙军于南京至镇江之间向笆斗山、乌龙山、栖霞山、龙潭及镇江五处实施渡河，其中笆斗山、镇江两处为佯渡，乌龙山为渡河掩护部队，栖霞山为助渡，主渡地点为龙潭。

    26日凌晨3时孙军乘船十余艘由望江亭利用浓雾向乌龙山偷渡登岸，4时孙军三团乘舰百余艘抢攻，乌龙山炮台守军不多，附近高地曾被孙军占领，幸北伐军第七军及时增援，遂将乌龙山孙军击溃。

    同一时间孙军由划子口抢渡，进攻栖霞山，革命军防守部队俱为久战疲兵，受优势之孙军压迫，不得已退据栖霞山高地，孙军跟踪追击，一举进占栖霞山及栖霞车站，截断宁沪铁路及电线交通。

    同一时间孙军利用北风浓雾自大河口大举渡江，抢攻龙潭，龙潭守军仅革命军廿二师之六十四团，猝受强袭，势难抵御，26日天亮前龙潭车站遂告陷落。

    至于由十二圩向高资、镇江方面偷渡的孙军及在八卦洲、笆斗山渡江之孙军均被守军迎头痛击，或歼灭于江边，或击沉于江上。

    何应钦、李宗仁在南京接获孙军自乌龙山、栖霞山登岸消息，立即抽调第七军赴乌龙山增援，至正午12时获悉不但乌龙山渡江的孙军极为顽强，而栖霞山方面孙军亦如潮涌，宁沪之间交通业已阻断，遂以第一军廿一师驰援栖霞山，并调第一军第二师及独立第五十八团自下游夹击。

    龙潭失守时，白崇禧适因公至无锡，据报后即一面令驻镇江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就近增援，一面电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副师长徐庭瑶速向镇江集中。

    北伐军各路奉命驰援龙潭，卫立煌的第十四师因受镇江附近防区内孙军渡江部队的牵制，未敢移动，迨将该处孙军解决后，即率四十一团赶赴龙潭，抵达时天已入暮，遂乘夜向龙潭车站的孙军袭击，而龙潭车站西南一带高地尚在北伐军第廿二师第六十四团手中，正与孙军相持，卫师突自敌后出现，孙军猝不及防，一时惊溃，龙潭遂告收复。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师副师长徐庭瑶于常州车站接到白崇禧电令，即向镇江前进。27日傍晚抵达龙潭车站，正遇到孙军向龙潭激烈反攻，乃立即参加战斗，孙军攻势猛烈，前仆后继，北伐军虽拚力防守，但不能压制孙军的攻击，双方伤亡均极惨重，当天下午白崇禧至镇江督师，并大举向龙潭增援，但孙军亦增强兵力，至28日晚，在南京的军事委员会忽接白崇禧自镇江经由上海无线电台转来的俭电云：“敌向龙潭反攻甚急，请以第七军速向龙潭方面之敌跟踪追击，俾与东面之第一军部队夹击”，始悉龙潭方面孙军仍在反攻。

    8月28日午夜龙潭再次被孙传芳军所攻陷，自龙潭退出的北伐军卫立煌师和徐庭瑶率领的第二师均向南京城集中。南京军事委员会常委何应钦、李宗仁两总指挥，认定孙军主力在攻占龙潭，乃飞调第一、第七两军主力由东西两面会攻龙潭，并急电在芜湖的陈调元军，在采石矶的贺耀祖军，在慈湖镇的叶开鑫军，在青阳的王普军，在大通的夏斗寅军分别担任长江上游的防御部署。并令海军司令陈绍宽派舰游弋于八卦洲、划子口、大河口、乌江镇等处以截阻偷渡的孙军。

    白崇禧在镇江坐镇，28日下午第二师师长刘峙由上海赶回镇江，白即命刘乘原火车向龙潭增援，所有前线部队概归刘峙统一指挥，刘于当晚8时到达下蜀与龙潭之间的山口村东端，其所乘火车与由龙潭车站撤出之火车相撞，同时出轨，刘峙撞伤头部，官兵死伤200余人。刘峙带伤以电话询问在龙潭坚守的卫立煌，则电话已告不通，询诸相撞火车上之官兵，始悉龙潭已被孙军攻占，大部分守军向龙潭西南方沿南京大道撤退，刘峙一方面向白崇禧报告，同时即在山口村附近布防。

    孙传芳军自8月26日起渡江南侵，昼夜偷渡，迄29日夜，孙军渡江部队均聚集龙潭，有第二、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等十个师及第十五、第廿七、第廿九、补充第一各混成旅约达5万余人，据守龙潭以西之黄龙山，及南面之青龙山、虎头山，东面之大石山、雷鼓山各险要。孙传芳本人亦亲自坐镇龙潭水泥公司督战，拟以一部分向东南两面发展，以主力进迫南京。

    8月29日夜，白崇禧以电话告诉刘峙，谓已电请南京方面的第一军部队和第七军部队于8月30日拂晓反攻龙潭。刘峙奉命后立即部署。而南京方面第七军副军长夏威率领第七军和第十九军自栖霞山展开攻击。何应钦则在东流镇准备反攻，以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右纵队由徐庭瑶指挥，左纵队由陈诚指挥，预备队由楼景城负责。

    8月30日凌晨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部队正拟转移攻势，孙传芳军突然发动全线总攻，来势甚猛，刘峙亲赴前线指挥。正危急间，适值独立第五十八团由团长桂永清率领赶来支援，稳住阵脚。南京方面的北伐军于30日午前7时发动攻势，孙军虽在各面反攻甚烈，但革命军之全线部队已能互相联系，渐成自东、南、西三方面包围。不过孙军据黄龙山、青龙山、虎头山、七星观一带山险，深得瞰制之利，坡急势峻，革命军仰攻甚难。孙军寸土必争，孙传芳及其所部高级将领均在龙潭督战，北伐军浴血奋进，逐一攻克青龙山、虎头山、七星观。一部分革命军突入龙潭镇街市，孙军乃仓皇向江岸溃退，当日午后5时完全克复龙潭。

    31日午前5时，革命军正部署追击，孙军忽发动猛烈反攻，尤以对水泥公司及龙潭车站攻击最烈。这时何应钦及白崇禧已会合于龙潭，身临敌前，督率指挥，以第一军急行迎击，以第七军的一部自龙潭沿铁道向侵入水泥公司的孙军侧面压迫，至上午8时前，孙军遂向方家坝、袁家巷、花家荡、常天寺、小洲田、西老圩、舟子桥一带溃退，革命军分左右两翼追击，并以第三师师长顾祝同为总预备队。

    31日午后2时，渡江之孙军除一部分逃回北岸外全部就歼。

    这就是辉煌的龙潭之役。孙传芳军渡江进攻的不下六七万人，被俘孙军官兵3万余人，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数十员，枪支4万余，伤亡无数。北伐军伤亡亦达8000余人。革命军押运俘虏者每千名俘虏仅配枪兵数名，既无火车运送，又无给养，因此孙军俘虏乘机逃逸者极多。

    在龙潭会战时，北伐军即拟渡过江北，袭击孙军，并截击其退路，但江岸孙军广布，渡河材料亦形缺乏。龙潭大捷后孙军狼狈逃窜，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遂于9月2日电令第一、第三两路军之一部渡江作战略上的追击。孙传芳军自龙潭败阵后仓皇北退，除一部分向津浦路乌衣、滁州溃退外，其主力均由六合，天长一带经扬州沿运河退却。孙传芳本人则化装为士兵，乘小轮到扬州，一面令其十四师师长刘士林在沿江收容溃军，一面以第四师、第七师、第八师及第十五师混成旅等部驻守扬州、高邮一带，然后即匆匆率第十师师长郑俊彦等共约五六千人，经淮阴、泗阳、宿迁，向徐州退却。兵败如山倒，孙传芳军亦不例外，北伐军渡江追击时，浦口孙军已闻风而遁。

    9月上旬北伐军追奔逐北，追击部队区分为三部分，右翼军以第十八军军长杨杰为指挥官，中央军以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为指挥官，左翼军以第卅三军军长柏文蔚为指挥官。

    右翼军在杨杰指挥下，以第卅一军九十二师为右纵队，以第十四军为中央纵队，以第十八军为左纵队，自镇江附近渡江，向运河沿岸追击前进；自江阴附近渡江，分向泰兴、兴化、涟水及东台、盐阜一带追击。因各军曾奉杨杰通知，均须携带20日之给养，购军需时，渡江材料又不充分，延至9月6日以后始得渡江前进。其左纵队之第十八军进展最速，自渡江后，9月7日首将占据泰州、扬州、仙女庙一带之孙军击破而占领之，继即乘胜长驱，连克高邮、宝应各城，并于9月11、12两日，紧蹑孙军梁鸿恩、陆殿臣两部之后，先后大破之于淮安、淮阴一带，俘获3000余人，克复淮阴。右、中两纵队，亦进展至阜宁、涟水等处，即于阜宁、涟水、众兴、泗阳之线停止。

    中央军之新编第十军，先于9月6日拂晓，由采石附近渡江，北岸孙军竭力顽抗，该军奋勇强渡，抢登彼岸，乘势向和州进攻，即占领之，同时第四十军之先头部队，亦渡至浦口，即以新编第十军向全椒进展，于10日攻克之，遂与第四十军协同进占滁州，嗣因左翼军进展迟缓，即于张八岭附近与明光之敌对峙。

    左翼军各部队自合肥剧战后，前有孙军之顽抗，后有武汉上游之压迫，且其中之第十军、第十一军，均新易统帅，给养尤感困难，行动不免迟滞，致未能如期进展，故此次之追击，实际作战者仅中央军及右翼军而已。

源济

二五四、蒋中正的下野与复职

    16年6月下旬，北伐军扫荡鲁南。张宗昌、孙传芳重新整顿，于济南会议决定乘革命军兵力不能兼顾之际，反攻徐州。张宗昌之白俄军乘铁甲车猛攻，北伐军虽英勇抗御，终难扭转形势，7月24日退出徐州。

    蒋中正为了实践徐州会议时的诺言，遂于民国16年8月12日宣布下野。

    随同蒋中正离开南京的，有胡汉民、吴敬恒、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蒋中正离京后先至上海，再转返原籍奉化。

    蒋中正于9月28日自上海动身赴日本，曾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军民书：

    “不佞来游，虽为日尚浅，而观于贵国国民对中华民族之观念，无彼我之别，充满平等之精神，已得极亲爱之印象。贵我两国之关系，孙先总理常以兄弟之国相许，相信贵国国民希望中华民族之自由与独立，必较他国为更切也。然则贵国朝野如彻底谅解我国民革命运动，对之与以道德上精神上之援助，不利用举国民所痛愤之军阀，以阻挠国民革命之进行，斯即对我国民革命运动为莫大之助，同时且为两国根本亲善之要谛也。如是国民革命之完成，得使两国益加睦辑，俾贵国在东亚之地位益形安泰。同时或得以贡献于世界之和平乎！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于民族历史上革命精神上抑于世界思想趋势上，必可完成。无论如何之强权，必不得永久抑压阻挠之也。”

    1月10日下午1时3刻蒋中正由日本返抵上海，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乃齐集上海，于12月10日召开第四次全会预备会议，通过复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冯玉祥等亦推代表至上海促驾，国民党更吁请汪兆铭发表宣言出国考察，并解散特别委员会。

    元月4日，蒋中正由上海返南京，5日宣告复职，重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南京三元巷。通电昭告全国，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除政治、党务追随中央诸委员共同负责外，同时秉承中央指导，专司军令，俟北伐完成，即当向中央正式解职以谢去年弃职引退之罪。

    元月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北伐全军总司令，以国民革命军之作战军、国民军联军之作战军、北方革命军之作战军、航空军之全部组织北伐军，由总司令统辖指挥之。

    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

    参谋总长何应钦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中正（兼），总参谋长杨杰

    （辖第一军团刘峙，第二军团陈调元，第三军团贺耀祖，第四军团方振武，总预备队朱培德，炮兵集团陈诚，后方警备部队钱大钧，航空队张静愚，铁甲车队屠金声。）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总参谋长刘骥

    （辖第一方面军孙良诚，第二方面军孙连仲，第八方面军刘镇华，第九方面军鹿钟麟，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铁甲车集团刘自珍。）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总参谋长朱绶光

    （辖右路军徐永昌，左路军商震，中路军商震，预备队丰玉玺，炮兵集团周玳。）

    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参谋长李景

    （辖第一舰队陈季良，第二舰队陈绍宽，练习舰队陈训咏，鱼雷游击队曾以鼎。）

    同时军委会另颁密令三则，分电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等遵照，其文如次：

    “某总司令勋鉴：甚密，兹颁发密令如下：（一）北伐全军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统辖之。（二）北伐军之兵力，以国民革命军之作战军，国民联军之作战军，北方革命军之作战军，海军之作战舰队，及航空军之全部任之。（三）各作战军之经理卫生及野战器具材料之补充，除照原有顺序办理外，由军事委员会统筹补助之。”

    蒋中正复职后，一面征调第四军缪培南部由粤入赣，方振武部自信阳开归德，方鼎英部自粤经赣、浙转苏，钱大钧部自粤经闽、浙入沪；一面令散住皖、赣、苏、浙军队，准备出发。随复于2月9日亲赴徐州，召集各军官长训话，改编徐、海各军为三个军团，调何参谋总长应钦，留守南京。复指示第一二两集团军在曹、丰间确取连络，实行战略展开。2月16日转抵开封，召集冯玉祥及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刘骥、山西阎锡山代表邵某，第一集团军总参议何成浚，总司令部参谋处长葛敬恩等，商讨北伐大计。与会人士均主早日大举，尤以第三集团军方面主张尤为激切。当晚，蒋、冯两总司令，复密商大举北伐日期，及军队调动，战线调整，军费筹措，军实给养诸大端，决定总攻步骤。

    北京方面张作霖在17年2月初旬召开干部会议，图谋反攻，作全面之进犯，到了2月中旬，第二次召集干部会议，决议对京汉及山西方面取攻势，对津浦路方面取守势。最后则改为对京汉及津浦路均取守势，惟对山西则取急剧之攻势。以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主力及张作相军攻晋，以三、四方面军的一部配置于京、汉路对豫北取守势，其他褚玉璞、孙传芳、张宗昌三部，则配置于大名、济宁、临沂一带，对南取攻势防御。打算先下山西，然后向南进展。

    民国17年4月1日，蒋中正在徐州行辕除通令第二、第三集团军期以4月7日开始总攻击外，并于4月3日召集所属参谋长至徐面授作战命令。蒋中正并于4月7日誓师。

    蒋所亲自指挥之第一集团军战略目标，集中优势兵力，以两翼包围击破鲁南及济宁地区北洋军进占济南为主，全军在徐海、砀山、陇海路以北地区集中，其所属各军团按以下位置部署：

    第一军团在徐州东方八义集、大许家、贾旺、利国驿及徐州附近集中。

    第二军团在海州、新安镇、运河北站附近集中。

    第三军团在丰县、沛县各附近集中。

    第四军团在单县、城武各附近集中。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在曹县、菏泽各附近。

    4月10日张静愚的航空队侦察发现北洋军之铁甲车扼守韩庄、运河铁桥北端，韩庄东运河北岸工事坚固。革命军乃展开攻击，经激战后，攻克禹王山、胜阳山、王母山、车辐山，当晚攻克台儿庄，北洋军向峄县退却。革命军第一军之第一师进占红庙、阎庄等处，第三师占领单庄、沟上之线；第二师进至利国驿，第十军进占庄家场、吴闸子、三叉河。11日占领王庄及郯城。13日占领韩庄、沙沟。

    4月14日北洋军作殊死斗，孙传芳在苏、鲁边界丰沛一带反攻，为张宗昌声援。而张宗昌亦亲临前线督部猛攻，革命军奋不顾身，反复冲杀，击溃敌军攻势，占领临城。18日攻入滕县。19日占领邹县及曲阜。20日攻入兖州，围歼北洋军于峄县。

    张宗昌所部军队，在安国军七个方面军团中为数最多，但流品复杂，漫无系统，其番号连张的幕僚亦欠明了。迄大战前始将军队裁并改编，除人枪较多者仍保留师番号外，其余编为中将、少将、上校三种支队，名目番号始稍整齐，但实际各军改编者仍不过四分之一，裁撤者仅张敬尧之第二军，余无变动。而各军之编制亦终未划一，每军人数众寡不等，有二三师者，有一师者，甚至所部上兵手无寸铁，亦号称军长者。至各军军长兼任师长，几成惯例。其下属编制亦极紊乱，每连或七八十名，或一二十名，因之战斗力亦殊脆弱。至于孙传芳所部，则仍按北洋军制（按即前陆军部颁订之军制）的成规编配，官兵亦较有历史，较有训练，战斗力颇强；惟自南浔路战败后，士气不振，军实复缺，已成强弩之末。

    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自被革命军于兖州、济宁击溃后，即退集泰安、肥城、济南，而济南的争夺更是中外所最关心的一幕。

    孙传芳、张宗昌两部，自惨败退至高吴桥、马坡、泗河、官庄、大厂各附近，又退向博山、泰安，张宗昌打算以泰安天险为恃，企图死守，孙传芳则以五师之众退据肥城，以三个师配备于城外刀山谷、凤凰庄一带，构筑坚固工事和张宗昌军联系，其余两师则归马宝珩指挥，置主力于万德、界首。

    蒋中正于民国17年4月23日，在兖州行营综合各方状况，判知张作霖拟借直、鲁联军之掩护，企图向东三省总退却，乃决心使第一集团军乘胜猛追，攻占济南，并期在黄河以南将其歼灭。

    4月23日革命军各部队开始行动。25日贺耀祖指挥之第三军团于大舍、大石桥线向店台、长城、大万德、小万德等地攻击前进。方振武指挥之第四军团则向肥城猛攻。其他各军亦向北洋军进击。

    5月1日张宗昌、孙传芳以济南陷于孤立，势难久守，乃向德州撤退，革命军遂攻占济南，刘峙进驻山东旧督署。

    蒋中正于5月2日下午4时由泰安抵济南巡视，并召集军长以上军官会议，指示地方治安事宜，并令各军驻扎原地待命。同时下达一道重要命令——

    “凡张宗昌在山东所设之苛捐杂税，一律蠲除，着各县及各机关不得收纳，此令。”

源济

二五五、日本出兵山东和济南惨案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国际间的阻挠，其影响不下于在战场上的北洋军。当时万县、汉口、广州、上海、南京都发生了极大的麻烦，而最严重的莫过于日本出兵山东了。

    日本出兵山东是田中内阁所经手，这是个极具侵华特性的内阁。

    日本田中内阁成立时，正是张作霖在北方准备登上第一把交椅的时候，由于张作霖左右有与田中关系密切的，所以奉张对田中组阁颇为寄望，可是田中上台后，所有表现都显示是一个具有强烈侵华意图的内阁。

    16年5月27日，日本田中内阁阁议通过，出兵进驻中国山东，保护日本侨民。

    27日9时半，田中入宫觐见日皇奏报：

    “以步兵第十联队及六十三队约二千人，与无线电信队五百卅名，自大连乘香港丸出发。部队长是步兵第卅三旅团长乡田兼安少将。前往中国山东省济南市保护日本侨民。”

    31日日军抵青岛，6月1日全部登陆，继即前往济南。

    5月28日日本政府发表出兵声明，全文如下：

    “兹征于中国最近之动乱，尤其征于南京汉口其他地方之实绩，当兵乱之际，因中国官宪不得充分保护，致侨居之帝国臣民之生命财产，蒙重大之危害，甚至见毁损帝国名誉之暴举。因而现下华北动乱迫切之际，难保无再发生此种事件之虞。今也前述动乱行将波及济南地方，就侨居该地帝国臣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危惧之念，有不能不措置者。帝国臣民居住该地者，达二千名之多，而该地为去海岸甚远之腹地，到底不能依在长江沿岸各地之海军力量以保护之。因此，在帝国政府为预防不祥事件再发起见，不得不以陆军保护侨民邦人之生命财产。然为前述保护派兵之布置，须要相当之时日，而顾战局正在刻刻变化，故应急措置，决即时自驻满洲部队派遣约二千之兵于青岛。前述依陆军力之保护，固不外为期侨居邦人之安全，自卫上不得已之紧急措置，不惟对于中国及其人民，无何等非友交的意图，而对于南北军任何方之军队，亦非干涉其作战，妨害其军事行动者。帝国政府因自卫上不得已之措置而派兵，但自始无长久驻屯之意图，至对于该地方之邦人无受战乱之忧之虞，当即将派遣军全部撤退。”

    日本出兵山东后，中国朝野为之大哗。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严重抗议。北京政府亦表示反对。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本出兵山东的抗议电文如下：

    “贵国此次出兵山东，声明理由为保护该地之日本侨民生命财产。查山东日侨生命财产有无危险，何属悬揣。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来，迭次宣言，对于外人生命财产，按照国际公法竭力保护。乃本政府北伐军队将到山东境内之时，贵国政府突有派兵山东之举，于公法上既无根据，于本国领土主权复有妨害；本政府不得不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因此发生意外事故，贵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年来中日两国国民感情日臻融洽，倘由此次举动顿起种种疑感，足为好感之障碍，殊属可惜。应请贵国政府将已派出之军队即日撤退，是所切盼。”

    北京方面，5月30日下午4时，张作霖亲往日本驻华使馆拜访日使芳泽，询以出兵事件，芳泽即口头通知出兵原因。张云：“此事殊不好办，目下北方情形外侨并不危险，且汉口、南京方面发生大麻烦，日本都未派兵，却在本人势力下的北方派兵，极易引起误会。并足以使外间怀疑日本出兵系奉方所运动，故本人郑重请日本政府考虑。”

    当天下午5时，芳泽赴北京外交部正式通知“出兵事件”。略谓：中国时局不定，徐州以北已有随时发生变化之可能。前在宁汉事变，侨民受损实多。今兹情势亦有发生可能。查日本侨民在青岛者达两万，沿胶济路者约八百，在济南者约两千，在目前局势紧张之下，日本侨民殊有不能不从事防卫，且有采取有效之手段，因此日政府于满洲抽兵赴鲁，出兵目的纯系自卫，与南北军事无涉。如将来时局安定，日兵自必立即撤退，希望中国谅解。顾维钧当即表示：日本此次出兵有违常轨，易引起误会，且日侨现状平安，殊无增兵必要。芳泽告辞后，顾即命人预备抗议照会，6月1日北京政府向日使馆提出抗议照会，全文云：

    “为照会事迭据驻日张代办报告，日本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北方，数约二千名，并准山东张总司令电称……等情。查山东内部极称安静。关于保护各国侨商，迭饬妥为办理，近数年来，青济侨商，实无因我国军事影响，而稍有妨害其生命财产之事，况济南青岛，与上海汉口等处有租界者，截然不同。乃日本政府突然派兵来华，不惟侵犯中国主权，且易引起人民误会，除派员就地交涉外，请向日使提出严重抗议，务使完全取消各等语。正核办间，续准贵公使来部面称本国政府为保护侨民起见，特派军队赴青岛，如有必要，并拟进驻济南，事平立即撤退等因。当以此种逾越寻常之行动实无理由。中国政府实难缄默等语，奉告贵公使在案。查青岛地方，自照华府会议协定交还以来，系属完全中国领土，义当切实尊重。且自贵国军队撤退以后，地方官维持治安，不遗余力。外侨生命财产，无不备受保护。近年虽各省时有军事，而在鲁外侨，从未受丝毫影响，殊无派兵保护之必要。此次贵国政府，不先征求中国政府同意，突然派兵来青，且欲相机赴济南，不能不认为违背条约，侵犯主权之行动，至深遗憾。现在山东地方民情已甚愤激。倘因此引起全国人民之误会，中国政府不能负此责任也。为此提出正式抗议，照会贵公使查照。请即迅予转达贵国政府中止派兵赴青，其已开到埠者应令勿遽登岸，从速折回，俾免引起纠纷，而影响于两国现有亲睦之邦交。切盼见复为荷，须至照会者。”

    这次日本出兵山东，停留时间并不久，16年8月中旬起即陆续集中青岛，准备撤退。8月21日先有日军300名搭台中丸回国，根据9月3日张宗昌的山东督办公署给外交部的咨文，叙述日军撤退经过文如下：

    山东督办、省长公署咨行事，据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呈称，窃据警察厅长王庆堂呈称：本年九月七日奉钧局第一零四零号训令内开，顷奉保安总司令张、代理省长林微电内开，东电悉，日军撤退，此间亦据日本方面通告，当即转电国务院外交部查照在案。嗣后青岛各国侨商，应即饬属随时加意保护，所有日军撤退情形，仰仍具报察核，特复等因。奉此，合亟令仰该厅转饬所属，嗣后青岛各侨商，务须随时加意保护。并将日军撤退情形详细具报，以凭核转，切切此令等因，奉此，遵查胶济路沿线所驻日军，于八月中旬，即节节移动，集中青岛，以备撤退，均经随时报告在案。

    八月二十一日，先有日军第十师团及第十四师团三十三旅团各部兵士三百余名，搭台中丸回国。

    八月二十七日，又有三十三旅团第十联队兵士七十三名搭台中丸回国。九月六日，第十师团兵士五百余名全副武装，携大炮八尊，子弹二千箱，大米二百包，马一百四十余匹，马车一百四十件，搭龙凤丸回国。

    九月七日，又有日军第十师团司令部长谷川中将，带随员八十七名，第八旅团司令部中岛少将，带随员十名，率领步兵全部计一千零九名，马五十一匹，由二号码头登台中丸。

    又有日本输送指挥官天野大佐，带第十联队全部官兵计一千零八十七员名，随带机关枪五架，高射炮一架，无线电机车三辆，马三十二匹，亦由二号码头登春华丸。所有给养物品，均系于本月六日经该军运输部用载重汽车由大港路山东仓库起运，分装该台中、春华二轮，计子弹各军用品、大米、马草等物约三千余件，于六日先期登轮。

    九月八日，又有日军三十三旅团六十三联队乡田少将，带随员步兵及铁道队、电信队、兵士共计一千五百一十名，马三十八匹，给养马草、子弹共约一千余件，由二号码头登原田丸回国。

    同日，又有三十三旅团六十九联队指挥官伊木少佐，带步兵八百七十五名、马三十一匹、并给养马草、大米、子弹共约一千余件，由二号码头搭神瑞丸回国。当各军登轮时，本埠军政各机关及日本商学各界约一千五百余人在码头欢送，并经厅长带同长警多名，在码头照料，均属表示亲善。现已撤退完竣，除通令各署对于各国侨商，随时认真保护，免贻外人口实外，所有日本陆军撤退情形，理合具文呈报。仰祈鉴核转报，实为公便等情，并据港政局报同前情，除分呈外，理合备文呈报，仰祈鉴核等情，到署。据此，除指令并饬特派交涉员查照外，相应咨请贵部查照为荷。

    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张宗昌

    代理山东省长林宪祖

    日本政府的撤兵声明如下：

    “帝国政府鉴于山东地方不靖之情形，为保护本国侨民起见，先行暂派军队，前往青岛。果然该地方将为南北交战之区，胶济铁路沿线地方扰乱之危险，日见切迫，故不得不令派遣军移驻济南。惟虽有此扰乱，所幸迄今能保护日侨，而不致于发生何项不祥之事案，是则为本国出兵之效果，山东地方之事态，略为安定，暂时无若日侨受战祸之处。为此帝国政府，应照当初声明，兹定即行撤兵回国，将来在中国各地方，不但山东地方，而日侨众多之处，若有治安不靖，战祸再波及日侨之虞时，帝国政府又不得不讲机宜自卫之措置，特此慎重声明。”

    北京政府外交部山东特派员陈家麟呈外交部文如下：

    “为呈报事，窃查前因鲁省时局不靖，日本政府竟借口保护侨民，特遣派日军分驻青岛、济南以及沿路各县，迭经交涉禁阻，迄未中止进行，一切详细情形，前已备文呈报在案。兹因日前虽有战事，但经我方当局竭力保护，所有日侨均获安全，并未受有若何之损失。刻下鲁省时局已日趋缓和，实更无驻兵保护之必要，经即迭向日领提出抗议，敦促退兵。九月一日始准该领正式函复，已允即日撤退。计自本月三日起至六日止，所有前派驻扎济南各日军，均已陆续退出。嗣复经详确调查，日前分驻青岛以及沿路各县各日军，亦均一律撤尽，除已分别呈报外，理合备文呈报钧座俯赐鉴察。实为公便。再前因分途调查，致稽时日，是以呈报稍退，合并陈明。谨呈外交部长王。

    特派山东交涉员陈家麟”

    当孙传芳率兵南攻时，日本以为革命军势不能再北攻，所以宣布撤兵，不料孙传芳惨败，蒋中正复职北伐，前后不过一年，革命军再度逼近济南。日本乃又借口护侨，先以驻华北的三个中队，占领胶济路，然后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遣第六师团进兵山东。第六师团长福田，是个骄横的军人，他率领5000名士兵乘船由青岛登陆，于5月1日开进山东，山东重要城市青岛、济南、龙口、烟台均为日兵进驻。

    日军开入济南是5月2日，而革命军攻克济南却是先一天，于是迫使日军和革命军正面冲突，发生了最丑恶的“五三事件”，显露出日本军阀无耻万恶的罪行。

    五三惨案中，以日军残杀中国驻济南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最为可恨，蔡公时殉难经过，有他的勤务兵张汉儒从受害的行列中逃出后，所叙情形如：

    “五月三日晨，日兵在领事馆一带布置防线，交通即为断绝，九时许，有国军一队，进驻交涉署对面之基督医院内，为日军瞥见，即开枪射击，毙我兵士、伙夫各一名，该队为避开凶焰，乃停止搬运，纷纷藏匿医院之楼上。此时适有一日兵于涉署门首，向医院上射击，同时又四面发现枪声，而该日兵忽为流弹击毙，旋另一日兵赶来，意在救护该已死之日兵，亦被击毙，而各处枪声复大作，弹下如雨，全署员役均慑伏楼上不动，延至下午三、四时顷，枪声稍止。街衢发现类似各领馆之汽车，车前皆竖旗帜，驰驱往来，形似劝止日军停战，时枪声亦告沉寂，但见日兵满布街头，交涉署门前亦有日兵往来梭巡，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因事出意外，命人出外探听，竟为日军所阻，当派员与之交涉，迄无效果，乃蛰居楼上，静候时机。延至天晚，日兵仍防止交署如故，全署人员，纷纷计议，始终不得要领。时届夜分，正各自就寝，忽捣门之声大作，势极凶猛，传令奔告日兵撞门，请示办法。蔡主任谕令开门延入，讵日兵不俟开门，已破门而进，计约二十余人，内有一佩指挥刀、一擎盒子炮之两军官，更有一着西服者，进门后，即指挥剪电灯、电话，全署顿成黑暗，而彼则携有手电筒探照，此时着西服者操中国语，大意谓予等为搜查械弹而来，实因日间被枪毙死两日兵，必系尔署内所为，故来与尔主管官理论。

    蔡主任闻言，即出为解释，大意为日间所毙日兵，确系为流弹误伤，我等外交人员，从不携带枪弹来办外交，贵部队似可不必搜查，免滋纷扰，讵彼一味蛮横不可理喻，坚持非检查不可，此时蔡主任既穷于抗辩，姑允所请。奈彼寻衅心切，又作进一步之强迫，谓必须将全署员役捆缚搜检。蔡主任以国体攸关，不予承允，乃彼竟恃强横，谓若不承允，将行强迫捆搜。蔡主任见其无理可喻，勉为应允，旋即郑重声明，谓如搜查后不获证物，仍应速请解缚，恢复自由，彼伪为许可。由是除蔡主任外，全署员役，均被捆缚，旋复翻箱倒笼，到处搜寻，但迄未获一枪弹，乃攫取署中公牍五大包，势将携出。蔡主任乃请彼如约释放所缚员役，讵彼反大肆咆哮，谓我等奉命而来，非奉命不能释放，言毕相率携公文而出，但不半时许，彼复来署，仍执前说，谓日兵确系署中枪杀，非交出枪弹不能了结。

    蔡主任对之复解释如前，且云署中已经搜查，绝无凶器可以证实，我国决无枪杀贵国士兵之嫌疑，贵部队应考查其真象。言毕仍请如前约释放员役，以敦睦谊。讵彼全不理会，并令将蔡主任一并捆缚。

    至此蔡主任忍无可忍，乃操日语谓：‘汝等不明外交手续，一味蛮横，此次贵国出兵济南，原系保护侨民，何得借隙寻衅，肆行狂妄，作种种无理之举动，实非文明国所宜出此。至如已死之日兵若果系敝署所为，亦应由贵国领事提出质问，则敝国自有相当之答复，何用汝等哓哓不休耶？若汝等果系奉贵国领事之命令而来，则本人即至领事馆交涉，亦无不可。’语毕，日兵即大哗，旋复将捆缚之员役，排列为一半圆形，而惨无人道之日军官，即今日兵以刺刀对所缚诸人之头部肆行砍剥，须臾，诸人断鼻缺耳，血肉模糊，其状惨不忍言。蔡主任目击之下，大声呼号：‘日人枪杀我们了，此种国耻何时可雪？’言罢泪涔涔下，同人闻言，均放声大哭，群相痛骂，日兵益怒，更刀枪拳足，交相并下，尽力侮辱后，复将诸人分三四组拽出屋外，执行枪决。”

    以上是张汉儒所目见，当时蔡公时与张麟书及周某、姚某等为第一组，首先殉难，而缚于第二组的勤务兵张汉儒，在忙乱中由案上跌地，拾得剪刀，乘黑暗剪断束缚，乘机逸出，奋勇登高，连越四墙，才落在一个空地上，该地有一空水桶，张于惊惧之下，即伏桶内，不久天明，张正无计逃出防线，遥闻小车声远远而至，伸领探视，系一推水之苦力，乃待其近前，张即对之略述昨夜之经过，求为援救，苦力亦泪滢滢允为设法，张探手衣袋内，尚有五角，以授苦力，易其短衫一件，更换血衣，始出桶外，冒充推水的人与苦力拉车，绕道混出防线，即奔往各官署，报告蔡公时被难情形。总司令部闻讯后，即为张摄制受伤照片，以作日后交涉的证据。

    日军惨杀中国外交特派员及其随员后，又转向中国外交部办公处行凶，勒令中国军队缴械。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亦在济南，蒋中正即嘱黄就近交涉，毫无结果，黄郛随从护兵所携带的步枪26支亦被缴去。黄郛乃急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请立即制止日军暴行，并撤退驻兵。5月4日上午英、美驻济南领事出面调停，形势略转缓和，可是到了晚上，日军复行射击，福田师团并由青岛增防济南，更不断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和无辜人民，革命军驻扎五大马路纬一路广东会馆之第四十军第三师之第七团，及驻小纬路四路之第卅七军第一团，与纬一路北首王店，津浦路第一区警察全被日军缴械，被俘徒手官兵1000余，拘禁正金银行，断绝饮食，不准坐卧。至5月7日，福田更向革命军提出如下之条件：

    一、国民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外。

    二、中国军队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之排日运动。

    三、与骚扰及其暴虐行为有关之高级军官，加以严重处罚。

    四、在日本军前面与日本军抗争之军队，解除其武装。

    五、为监视实行上列各条件起见，将辛庄、张庄两兵营开放。

    上述条件，日方限当晚12时前答复，否则即行攻城。蒋中正以条件太苛，遂于5月8日晨，交由战地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派员向其交涉，申明所提离开铁路沿线一条，影响北伐军之行动，难以接受外，余可考虑协商。交涉卒无效果，复于当日上午派熊式辉、罗家伦遄往日军司令部谈判，亦无结果。福田旋即开始攻方医院与其他各处疗养之伤病官兵，抢劫公司商店，破坏黄河铁桥及新城兵工厂，并向革命军泰安总司令部轰炸。5月9日蒋再派何成浚全权代表赴济谈判，几经波折，始抵达济南，福田仍坚持前提五条，且扩大对中国军民之屠杀与轰击。因此留济南警备的革命军，乃于5月10日夜11时半，在被迫状况下，暂时退出济南。在这次惨案中中国伤亡军民约110062名，新城兵工厂之损失，在600万元以上，其他更无法统计。（此案一直延至民国18年元月23日，日使芳泽来华，经过五次之谈判，始正式签订协定撤退日兵。）

源济

二五六、光复北京

    当国民革命军攻占济南后，张宗昌在山东的根据地遂告丧失，张作霖乃下令北洋军全线退却，从新调整防线，以德州、顺德为第一道防线，以沧州、石家庄为第二道防线，以马厂、保定为第三道防线。至于在直隶省境津浦线的正面则以孙传芳军位置于大城及其以西地区，张宗昌军及王琦部据守沧州附近。

    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革命军为了避免和日军冲突，乃于17年5月4日将革命军主力撤至莱芜、中宫、齐河。5月6日革命军第九十五师渡河进占晏城镇，9日占禹城，11日占恩县，13日占德州。

    德州被革命军占领后，北洋军分三路向沧州溃退，革命军全线追击。张宗昌的骑兵和白俄兵千余名以及钢甲车五列在沧州集结，企图死守沧州、保定一线，孙传芳军一部守庆云、盐山，褚玉璞部守沧州西区，于学忠、袁振青、窦联芳各部守杜生镇和沙河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守高阳、保定，张作相在天津、马厂间，汲金纯在高碑店附近。

    5月31日北洋军沿津浦铁路分三路反攻，左翼由褚玉璞指挥徐源泉及张骏部，中央由张敬尧指挥陆殿臣及毛思义部，右翼寇英杰部分别反攻。

    北伐军力却强敌，转守为攻，6月1日革命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部攻击前进，占领张庄、李福台等地。第二军团陈调元部占领南皮、燕台、大安庄等地。6月2日晨北洋军分向望海寺、雷庄、马厂附近溃窜。革命军遂攻克沧州。

    平汉线方面张作霖集中戢翼翘、高双英、万福麟、窦联芳等部于磁州一带，准备反攻彰德，并在保定、石家庄一带配置重兵。早在17年3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由兰封移驻新乡就近指挥彰德军事，令鹿钟麟兼任北路军总司令，孙连仲率第十四军、廿三军、骑兵第一军增防彰德。4月5日彰德之战开始，反复鏖战，战况惨烈，相持20余日，4月29日革命军开始反攻，全线出击，北洋军张学良亲率其卫队前来督战，这时济南已被革命军占领，北洋军乃破坏漳河铁桥及铁道电线向顺德溃退。5月8日韩复榘军占领顺德，5月11日进抵石家庄。

    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亦于苦战雁门、五台、繁峙、井陉后由平山出击，发动全线猛追，直出石家庄、方顺桥、保定，震撼了北京城。5月15日阎军抵方顺桥，方顺桥在保定西南，望都东北，为京师门户，阎军在方顺桥集中待命。

    17年5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阎锡山部先后抵达方顺桥附近，分为左右两路部署：以商震为前敌总指挥兼左路军总指挥，辖第一路丰玉玺，第二路张荫梧，共八个师；以徐永昌为右路军总指挥，杨爱源为副总指挥辖十四个师。

    5月25日右翼方面受到北洋军由高阳、河间调集大军向定州、清风店一带猛攻，使杨爱源之第二军遭受极大伤亡，不得已退据东亭和安国，27日北洋军向永丰镇及王家庄猛攻，前线陷于危险境地，阎锡山一面令前线部队坚守待援，一面飞调定县、石家庄之预备部队绕出敌后，28日遂解永丰镇及王家庄之围，并向阳城、天台寺、郑家庄、张登镇追击，31日北洋军全线总退却。

    左翼方面5月17日冯玉祥所部的郑大章骑兵军突然全部撤退，阎锡山即电询冯玉祥，冯复电云：“据京津特别侦探报告，京汉线上敌力尚厚，我军此时似宜合京汉、津浦、京绥三路统筹进兵计划，各路同时并进，以策万全。现因津浦各路军渡河以后遇日人扰乱，后方连络尚未能确实；且各军部署须加整理，其津浦、京汉间残敌极多，京汉方面前进不无顾虑。”等语。由于冯军忽然撤退，北洋军乃利用此良机移动其中路兵力向阎军左右两翼包围，在满城、一亩泉、康关苦战，屡进屡退，至31日左翼方面亦传捷报。

    方顺桥会战的重要性因为这等于是北京、天津的大门前一战，而奉军兵力达30万之众，以第三四方面军团为主体，其指挥系统为：

    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总参议杨宇霆，军事部长何丰林，第三方面军团长张学良，辖第八军万福麟，第十军王树常，第十五军汲金纯。第四方面军团长杨宇霆，辖第十六、十七联合军胡毓坤、荣臻，第廿九军戢翼翘，第卅军于芷山，卫队旅旅长张学成。

    张作霖在济南易手时，本拟倡息争和议，愿将所有军队开出关外，不问关内政治，这是奉张一贯手段，他不能忘情于关内，可是形势不利时即率军出关，等待机会，这也是奉系得天独厚的地方，不像皖系直系一旦战败即穷无所归。可是奉张退出关外的拟议忽然变卦，因为有人向奉张建议，革命军战线拉长了，除了冯、阎两军尚习惯于北方气候外，余均不服水土，而冯玉祥善变，和阎锡山之间尚有矛盾，不如坚守京津，以待变局。因此奉张遂欲行又止。

    5月19日蒋中正由徐州赴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会商一切，28日复转赴道口及柳卫晤冯玉祥，30日赴石家庄与阎锡山会商。

    国民革命军早在17年4月下旬进军鲁南时，即决定会师平津计划，后因济南五三惨案，使第一集团军的进展稍为延迟，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又不肯孤军深入，停留于石家庄——武强——阜城一带，致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在定县、望都、方顺桥、完县之线独当强敌，死伤万余，阎当时屡电蒋中正和冯玉祥乞援，蒋深知会师之举不容稍缓，乃将南京方面党务料理就绪，即赶赴前方视察，委朱培德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又电冯玉祥令第一二集团军各军团，于5月25日以前，集结于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之线为进攻之准备。

    张作霖的奉军据守北京、天津及方顺桥附近一带，与津浦路的直、鲁军及孙传芳军连成一气，兵力约40万，其部署情形为：

    津浦路方面：褚玉璞部分驻于津浦路之捷地——张高屯一带；其第一线在砖河镇至东西泊头一带，由褚部第六军军长徐源泉指挥，并筑有坚固工事。孙传芳之李宝章、郑俊彦两部驻守庆云——盐山——马厂。

    河间方面：袁振青、窦联芳、孙殿英等部在杜生镇——交河；于学忠及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在任邱——河间一带。

    高阳方面：奉军第三四方面军、戢翼翘主力及骑兵第二军之大部，在高阳之南滹沱河北岸一带，筑有坚固之防御阵地，其第一线在蠡县、博野附近。

    平汉路方面：汲金纯军防守高碑店至易州一带。

    平绥路方面：奉军高维岳之第九军，汤玉麟之第十二军，郑泽生之第卅一军于5月11日以后由朔县、马邑开始撤退至柴沟堡、大同，继向东北方退却。

    5月19日，蒋中正抵郑州，与冯玉祥会商。

    北伐军沿平、汉，津、浦两路进展之部队，虽已逼近沧州、保定，而两路中间隔离约200余公里；北洋军在高阳、河间，均配置重兵，饶阳、武强之北洋军亦尚未肃清，平、汉路以东，饶阳以西地区，革命军尚无部队驻守，如北洋军乘隙进袭，深为可虑；蒋中正遂决定俟第四集团军先遣军到达石家庄、定县之线时，即将鹿钟麟之北路军全部（韩复榘部在内）移至平、汉线以东地区，与刘镇华所部衔接，然后全线同时进攻。

    国民革命军自5月28日开始总攻，至6月2日，先后占领保定——高阳——肃宁——河间——沧州之线；北洋军退据琉璃河、固安、永清、胜芳、马厂一带，革命军乃分路追击，第一集团军由津、浦路两旁地区前进；第二集团军由任邱、文安、雄县、灞县前进；第三集团军由平、汉路前进。当5月29日，蒋中正到柳卫（在道清路）时，为军事进展及避免外交上纠纷起见，曾与冯玉祥会商妥善办法，至是，遂令前方各军于破敌之后，即进至静海——胜芳——永清——固安——长辛店之线，停止待命。

    5月30日，蒋中正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商京、津善后，并视察战况，停留石家庄，31日午后10时左右，颁发各军追击令。

    17年6月6日张宗昌、孙传芳所部纷向天津东北退却，张作霖已于6月3日离开北京，北京城治安由北洋元老王士珍等维持，革命军第四军团第四十一军九十一师进驻大邵庄及张庄；第九十二师驻二蔡庄、盖宿铺一带；军部进驻大邵庄；第三十四军第八十八师驻大小流标、小庄；九十五师驻西空城一带；九十师及胡正卫团进驻马厂；第三军团第二十七军驻惠丰村、五面城子、赵济庄等处；第四十军到达清水泊、萧吉沽、东槐庄一带；第三独立师在大李庄、李官庄、十槐村等处；总指挥进驻李云龙屯，第一方面军第三军第十九师吉鸿昌部，于是日早到达静海；第五十六旅进至良王庄；五十五旅进至静海北十里堡待命；第二师于夜12时出发，进驻王口镇、陈土桥、中滩里、前万头一带地区，集结待命，并派一小部到黄岔、台头，对天津方面警戒。

    6月7日革命军第四军团方振武进抵独流，其第三十四军军部进抵马厂，该军奉令开驻良玉庄、独流镇、杨柳青、胡村一带整顿待命；总指挥部进驻沧州县城。孙良诚接到消息革命军韩复榘已进占南苑，张宗昌、褚玉璞部之徐源泉、孙殿英等所率残军约3万人，麇集天津老站，并各有一旅，被法、日各国使馆驻军监视，不令下车进街，天津市区内甚为安静。张宗昌、褚玉璞已逃向秦皇岛；郑大章骑兵军已占领武靖、三河；刘镇华部已到达通州。

    6月12日，孙良诚命骑兵在胜芳附近对天津警戒；第二十一军主力驻灞县，一部驻新镇县；第十九师移驻文安；第二师进驻任邱；第四军仍驻大城；第十八师移驻河间待命。

    当北伐军第一集团军第二、第三、第四各军团占领沧州后，逐日向北追击前进，迄6月3日，第二军团第二十六军，由沧州、张官屯沿铁路前进；第三十七军沿铁路以东地区前进；第三军团（欠第四十军）在第二军团右翼之地区前进；第四军团在第二军团之左翼，沿运河以西地区前进，这时北洋军右翼占据大流标、王镇店，依托子牙河正面，左翼占据西魏村——马厂至铁路之线。朱培德探悉敌情后，遂令各军团追击前进。

    各军团奉令后，随即开始运动，6月5日到达前线，占领指定阵地，正拟攻击，北洋军忽自动撤退；这是因为北洋军后方被席液池骑兵军威胁，恐后路被截，即纷向天津一带退却。革命军沿津、浦两旁地区跟踪追击，至静海以南地区停止待命。

    6月5日晨，北伐军骑兵第二军到达静海南面的孙家庄东南柳木杓附近集结，第二十一军的张兴科师，亦由后跟到，即协同攻击占据孙家庄东南柳木杓一带之北洋军。骑兵第二军，除派一团进占独流镇外，余部均渡过运河，向静海车站攻击。当时马厂的北洋军自动退却，官兵均无斗志，革命军遂将防守车站的北洋军钢甲车击退，于正午占领静海，北洋军向王庆陀，杨柳青、北仓等处溃退，一部分打算通过天津租界。

    6月6日晨，骑兵第二军仍向小站追击前进；第二十一军由台头、胜芳向信安镇、狸狼城方面前进；第四军在黄口镇；

    第十九师在静海停止待命。

    北伐军第二集团军自相继占领河间、肃宁、高阳后，北洋军于学忠、孙传芳、窦联芳、戢翼翘、万福麟等军，均纷向灞县、宝坻、固安、永清、胜芳一带退却；北路军跟踪追击。6月6日午奉军马占山部千余名被歼，韩复榘于占领固安后，即向廊房前进，以截断京津路交通，并向北京前进，下午4时前锋李汉章旅到达南苑，北京民众均到南苑欢迎。

    北伐军第三集团军自占领保定后，总指挥商震即决定沿京汉线追击前进。奉军自保定、沧州等地败退后，主力集结于琉璃河——固安——唐官屯之线；孙传芳、于学忠之强大部队控置于灞县；张宗昌、褚玉璞之直、鲁军，据守大流标——马厂——惠丰桥之线，仍图保全北京、天津地盘，作最后的挣扎。灞县孙传芳忽然撤退，张作霖见势孤力蹙，无可挽救，故不得不实行全线总退却。

    民国17年6月2日，张作霖下令总退却后，即偕同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参谋杨毓珠等，携带重要文件，乘专车回奉。6月4日晨，火车到达沈阳城外日本租界地之沟帮子铁桥时，为日人阴谋所埋置之地雷突然爆炸，张作霖受重伤，吴俊升炸死，重要文件亦被毁灭，张作霖因受伤过重，延至6月4日上午10时亦告毙命。

    张学良在北京闻乃父噩耗，即急电回奉各将领，约束士兵，维持治安，并饬顾全外交，勿令外人借口干涉；一面促使北京各界出面，接洽和平让渡北京办法，磋商结果，留鲍毓麟旅在京维持，待革命军进城交代，然后退出。

    天津方面的直、鲁军，闻张作霖炸死，甚为恐慌；张宗昌、褚玉璞急电阎锡山乞降，阎主张容褚拒张。当时败退天津附近之北洋军为数甚众，计于学忠部在杨村，孙奎元部在韩家墅，袁振青部在北仓，徐源泉部在芦兴河，王炼部在杨柳青，许琨部在军粮城，孙传芳的残部数万，亦退集天津附近。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在天津召集会议，和战主张未能一致，潘鸿钧最激烈，仍主相博，欲造成第二次济南惨案之重演，在天津、河北一带，挖壕筑垒，配置队伍，借此向商家勒索饷糈；张宗昌亦致函各国领事，谓大军绝食，要求设法，一时形势极为紧张，人心皇皇，各国侨民更无安全保障。

    6月4日，奉军既陆续退出北京，国民政府即行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并促早日莅任，维持治安，北京治安维持会及中外人民，均盼阎锡山即日赴京，信使不绝于途。

    6月6日上午9时，鲍毓麟旅退出，革命军孙楚部于10时许在民众欢呼声中入城，商震率部随后继至，阎锡山亦于6月8日在保定就职后，于6月11日偕同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主持善后事宜，军阀盘据之北京，这时才完全入于革命军之手。北京之旧称，亦遵政府明令正名北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

    北平方面虽幸告息兵，天津则尚多顾虑；阎锡山乃呈请政府任命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接洽收编徐源泉、郑俊彦、李宝章等部。天津于北京和平收复时，尚在张宗昌手中，张部与孙传芳、褚玉璞各军，由于沧州以北各地为革命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压迫，节节后退，集中天津及津东各地，兵力颇众，张欲以此作最后之挣扎，但已是强弩之末，无能为力了；而齐燮元及安福系吴光新等，又欲乘机以款收买这些残军，别图活动。所以天津形势，颇为纷乱，幸军阀败军中有觉悟者如徐源泉等均弃暗投明，张宗昌闻各部队投诚革命军，极形愤怒，欲有所对付，当时革命军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与南桂馨出面活动，迫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离开天津，实行收编各部为暂编军，孙传芳乃只身逃奔关外，张宗昌、褚玉璞则率领一部分残军退守津东。

    蒋中正对北方大局的收拾，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北平、天津交阎锡山负责，二是听任奉军和平出关。冯玉祥对这两点不赞同，曾向蒋中正提出相反的意见。冯部韩复榘军则不受约束，于6月6日擅自开入南苑，并将维持北平治安最后退出之奉军鲍毓麟旅强迫缴械，因此引起外交团多数人士的不满。

    蒋中正宣布实践其1月间复职时的宣言，北伐完成即引退，于6月11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准备告退。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均纷电促请以大局为重，继续领导全国，并恳从速北上。

    17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推蒋中正赴北平祭告孙中山，并视察一切，借便恭移孙中山遗榇来南京安葬。蒋中正以北方问题甚多不便坚拒，遂打消辞意。国民党中央又推阎锡山、李宗仁，参与祭告典礼。蒋中正遂于6月26日偕吴敬恒等由南京绕道河口邀李宗仁同车北上，过郑州时冯玉祥由新乡来迎，车抵长辛店，阎锡山已先在，乃于7月3日偕阎锡山赴北平。

    17年7月6日上午8时，蒋中正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礼，冯玉祥亦赶到参加，阎锡山、李宗仁、蒋作宾、何成浚、朱培德、白崇禧、陈调元、方鼎英、方振武、魏益三均参与典礼。北伐是孙中山最后的愿望，可是北伐完成了，孙中山却不能亲见。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西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兴宁之日，追忆总理‘政纲精神不在领袖’之遗言，不啻对我同志永诀之暗示。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亲殡殓。惟我父师，不可得复，戒衣雪涕，疚憾何尽？自兹以还，唯以继志述事，痛自策勉，恪遵全部之遗教，益为革命而戮力，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唯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献，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洎乎本年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现团结。回忆曩时同志在纷歧离析之中，与主义之遭晦冥否塞之会，若非总理有灼然昭垂之遗教，将不知何术以复归于共同？至若横逆之纷然而来，毁谤之无端而集，若非总理有存败不计，与各用所长之宝训，亦几不能力排艰难，奋斗以迄于今日。兹当肃祭灵前，怀过去则抚创而思痛，念未来则临冰而知危。所欲复告于总理者，万绪千端，更仆难尽，已往不追，固不欲琐琐陈述以渎灵听，而来日大难，辄敢以微愿所寄，奉祈昭鉴，谨籀其概，为我总理陈之。（中略）

    中正海隅下士，未尝学问，得闻大义，追随革命，胥出我总理教诲裁成之所赐。窃见总理遗教，崇高博大，论其精义，实古昔圣贤所未发，中外宏哲所未窥，语其平易，实天理人心所结晶，野老村妇所共解，奚止兴顽振懦之功，实亦为生命建树之本，今当建国伊始，而总理已长辞人世，不复躬亲指导，千钧之责，寄于后死之同志，唯有戮力同心，勉为祖继，以总理之精神，团结本党之精神，以总理之思想，统一全国之思想，国民之基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许身党国，久已矢之死靡他之决心，初不意百战余生，尚能留此微躯，诣总理之灵堂，而致其瞻礼。今后有生之日，即为奋斗之年，竭其全力，济以忠贞，成败利钝，未遑计也。灵爽匪遥，唯昭鉴愚诚而默相之。”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后，即留北平处理要公，于7月11日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鹿钟麟、商震、吴敬恒、陈绍宽、朱培德、张群等会于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以为各集团军一致遵行的准绳。

    事实上，北伐虽已完成，可是残局尚待整理，东北问题张学良虽有心易帜，但日本军阀正极力破坏；平津虽告收复，而张宗昌、褚玉璞等残部退扼滦河，负隅顽抗；革命军内部人事亦纠纷迭起。因此各方所最盼祷的是完成国民革命大业，达成统一中国的愿望。

    当奉军总退却后，在北平以东地区分布三道防线，以滦河为第一防线，奉军第十军王树常、第十五军汲金纯、第廿九军戢翼翘及于学忠之一部分担任防守；以昌黎、抚宁为第二道防线，由奉军胡毓坤、高双英两军担任防守；以北戴河、榆关为第三道防线，由邹作华的炮兵及于学忠的廿军担任防守。奉军主力在榆关附近，与热河方面的第九、第十二、第卅一各军形成犄角之势。

    奉军在张学良领导下决心投效中央，服从国民政府后，虽因日方压力，未能正式易帜，但已决心不与政府军作战，陆续出关。只有孙传芳仍盘据迁安，张宗昌部在滦河沿岸占领阵地，右翼在丰润北方之狼山、菠罗山、庙山、牙窟山一带，企图利用山地负隅顽抗，另于丰润之西卢各庄、安乐庄、王各庄及丰润以南之马各庄、老庄子、韩庄子一带利用村堡，编成据点式阵地，左翼在唐山之西南方，由韩城镇至胥各庄、河头以迄铁路以南地区，构筑坚固之防御阵地，其第一线在丰台、芦台一带。

    蒋中正于17年7月15日下令讨伐滦河方面之直鲁军残部，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下辖徐永昌、范绩熙、李品仙等部队，任命方振武为左路军总指挥，辖徐源泉等军，任命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指挥，辖刘镇华、丰玉玺等军。

    7月29日白崇禧因天津附近积潦，有碍行军，致各军未能依限集中，乃召集会议，决议将集中完毕之日期，展至8月5日，接着奉蒋中正命令：饬左右两路在集中地停止待命，以俟张学良派员与张宗昌、褚玉璞接洽改编，直、鲁军因为有日本暗助，日且派林权助以参与张作霖葬仪之名赴奉天，向张学良提出二次警告，尽极威胁利诱之能事，故直鲁军毫无悔过自新诚意，并向宁河、丰台、芦台增兵，有袭取天津模样，奉军不得已，乃暂取中立态度，为易帜之准备。

    蒋为彻底肃清直鲁残军，决俟各部到达集中地后，即令沿平、榆大道两侧，向滦河扫荡前进，至8月18日，总预备队第三十七军及独立第三师，开赴宁河、丰台镇集中，归右路军总指挥白崇禧指挥，刘镇华之一部，亦已开赴宝坻地填防；第二集团军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部，改向宁河东北之王大庄前进，与鸦鸿桥集中之第三集团军孙长胜骑兵师连络。

    直鲁残军第七军军长许琨，在宁河、丰台、芦台一带指挥拒阻政府军前进，8月25日，政府军右翼军徐永昌部，占领北塘至河北之线，一部在淮满淘一带与中央军范绩熙部联系，同时占领马庄——黄庄镇——北强庄——葫芦沽——东园之线，与直鲁军对峙；总预备队第二集团军刘镇华之一部，进至宝坻，主力在杨村，第三集团军谢濂所部在顺义、西苑一带待命，9月4日丰台、宁河、芦台之直鲁军已有退却模样，9月6日直鲁军忽撤退至老庄子、韩城镇、胥各庄一带之预备阵地；丰润北方之山岭，直鲁军陆续增加，似有于该处决战企图，9月7日，中央军主力进至宁河、丰台，一部进占塔慈庄、崔成庄——大韩庄——西棘坨之线，右翼军进占芦台、杨家泊一带，准备于9月8日拂晓沿平、奉路攻击前进，与左翼军联系，白崇禧因左翼军与中央军之间，兵力甚形薄弱，即令总预备队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军，迅速开赴前线，归左翼军李品仙指挥，担任进攻韩城镇、老庄子之敌，与左翼军及孙长胜骑兵师联络，向唐山、开平迅速推进，以截断胥各庄、河头之直鲁残军，使中央军右翼军进展容易。

    9月8日，政府军第十二军到达韩城镇附近，第三十六军到达老庄子镇附近村落，占领攻击准备位置；9日，中央军占领曹庄子——李堡寨——保全庄之线，右翼军进占于家泊——铁匠庄之线，第十二军于拂晓击溃韩镇之敌，正午追至马驹桥——曹家之线，同时，第三十六军击溃老庄子镇之敌，正午追至小马各庄——桃李营——陈庄子——韩庄子之线，直鲁军向龙王庙、开平方向逃窜；其左翼部队在河头、胥各庄一带，本筑有坚固工事，因政府军左翼军已克丰润，沿平榆大道前进扫荡，先头部队已在牛郎山与直鲁军接触，直鲁军侧背感受威胁，故河头、胥各庄等处亦受牵动，纷向乐亭撤退；唐山方面亦因无险可守，乃纷向开平、古冶一带撤退，十二军于午后4时进占唐山；第三十六军向开平攻击前进；白崇禧进抵芦台。

    至于政府军左翼军第三十军军长魏益三，自7月15日奉命参加平东战役，即率所部集中平安城镇，先解决盘据遵化之直鲁军，并以约一师兵力，逐渐向前推进；9月上旬，先后奉到白崇禧、李品仙命令，即以所部第一师为右翼队，袭取丰润迤北牙窟山、庙山之敌，以第二三教导师及骑兵团为左翼队，袭取丰润东北方狼山、白蛇岭、菠罗山之敌；魏益三亲率暂编第四师为总预备队，位于大王庄，策应各方。9月8日午前3时，全线向直鲁军猛烈总攻，因其地山岭高耸入云，绵延不绝，形似长蛇，坚如铁壁，直鲁残军复筑有坚固工事，仰攻不易，魏益三以非克复丰润，各友军难以进展，乃督饬各师奋勇进攻，激战数小时，直鲁残军不支，纷纷溃退，遂将各该山岭次第占领；右翼队占领牙窟山、庙山后，俯视丰润城内，了如指掌，即以火力重施压力，左翼队占领狼山、白蛇岭、菠罗山后，并以强大兵力向东南扫荡前进，以收包围之效。

    同时，独立第八师刘春荣所部，向高各庄、小王各庄、安乐庄、西魏庄、芦各庄、高力铺、七里屯等村落攻击，直鲁残军利用坚固阵地，节节顽抗，刘春荣督众奋勇猛扑，直鲁残军不支，相率退据丰润城内，闭门死守，刘师即分路进攻西南两城门；第三十军各翼队，亦由庙山等处抄攻东北两门，将丰润城包围，直鲁残军负隅顽抗，经刘春荣挑选壮卒，冒死爬城，直鲁残军旅长于铭钟见大势已去，率队由东门冲出，向榛子镇方向逃窜，政府军遂完全占领丰润城。

    政府军第五十军魏益三部及独立第八师自9月8日正午占领丰润后，即分路由平、榆大道，向榛子镇进发。9月9日，第三十军各师，到达牛郎山、板桥、国特营一带，遭遇褚玉璞残部占领牛郎山、椅子山等险要阵地，与政府军相持；政府军刘春荣师在该军右翼扫荡前进。骑兵第一军郑大章所部，在该军左翼前进。政府军第十二军自占领唐山后，即由平绥铁道两旁，追击前进，与第三十六军衔接，向开平前进；9月10日拂晓，第三十军各师在牛郎山与敌激战极烈，亘一昼夜，第三十六军进攻开平，激战数小时，直鲁残军向滦河方面溃退，政府军遂占领开平。第三十军闻第一师进占板桥、国特营，第三师进占牛郎山，向榛子镇追击，新收编之敌军骑兵团，已到黑山沟之线。魏益三以直鲁残军业已溃退，即令第一师向椅子山一带之敌攻击，奏功后，径向沙河驿方向追击；魏并亲率第二、第四各教导师续进。是日拂晓，政府军独立第八师由原地向双桥、栗园、后屯之直鲁残军攻击。郑大章率所部原拟向左翼迂回，绕攻榛子镇直鲁残军之后，李品仙以牛郎山既下，直鲁残军主力集中椅子山一带，即急令郑军由庠子地区向南转至平、榆大道，迅速进至野鸡岗附近，协同第三十军攻击，郑军随移转方向，追击至妙灵山——洼里山之线，协同第三十军攻击椅子山及榛子镇之敌；9月12日下午2时，第十二军会同中央军占领洼里山——吕家坨——周家桥之线，直鲁残军向古冶退却，椅子山、榛子镇、双桥一带直鲁残军亦纷向滦河溃退，政府军左右翼预备队及中央各军，全线追击前进。刘镇华部之预备队一部推进至宁河待命，9月13日，政府军全线向滦河追击前进，右翼军之骑兵，于午刻占领滦县，第十二军亦随即到达，中央军占领张家庄——陈家庄——邵家庄之线并派一部向滦县推进，下午5时左右，到达河西岸史家坎——夏庄子——王家马堡之线，直鲁残军于9月13日完全渡过滦河东岸，占据武山、石门镇一带。9月14日，政府军全线到达滦河西岸待命，准备渡河进攻。

    直鲁残军既不服奉方之劝告归降政府，张学良乃电请政府军暂勿渡滦河，以免误会，并允负责解除直鲁残军之武装。

    白崇禧乃暂驻滦河西岸静候奉方之解决。

    9月21日，奉军下令总攻，直鲁残军力不能支，向奉军请求停战，解除武装，褚玉璞并允赴奉，此时张宗昌虽仍不肯屈服，然所部溃散殆尽，不得已乃化装由朱各庄向滦河东岸下游逃窜，被奉军俘获。9月23日午刻，滦县之直鲁残军遂告完全肃清。

源济

二五七、日本军阀炸死张作霖

    17年5月下旬，北洋军节节后退，各国驻华使节已预感北京政府会垮台，而这一次的垮台不像过去17年军阀混战那样，所以纷纷请示本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列强中，日本从“田中奏折”起就决心立即开始侵略中国，因此山东两次出兵，以及济南惨案相继发生，北洋军从山东退至河北后，日方行动亦趋积极，其狠毒面目，日益显露。

    17年5月12日满铁日方代表江藤三等向奉张逼签五路协定，交通部长常荫槐无法应付避往天津，交通部路政司长刘景山临时辞职，表示无言的反对。日方既找不到主管的交通部，乃径向大元帅府“逼宫”，扬言如果不给日本完成吉会路诸权利，则张作霖将来出关时即不准经过南满路。张作霖迫于形势，乃任命交通部航政司长赵镇兼次长再兼代部务，令赵与日方交涉。5月13日赵镇偕同满铁代表深夜到部，将敦图、长大两路包办合同盖用部印。可是赵镇兼代部务是从5月15日生效，而合同盖印是13日，又逢星期天，日方认为无效，迫令将合同日期改为15日。这个合同内容双方均守秘密，其后张作霖出关遇炸，全部文件均在专车中同归于尽，据日方宣称所签的合同包括敦图、长大、延海、洮索四路，只余“吉五”一路留待张作霖返奉后再议。

    日方不仅逼签路约，同时还计划收缴关内奉军枪械，逼令奉军回奉。5月18日日本政府发出“通告中国南北政府及欧美列强觉书”一件，略谓如果动乱波及满蒙，日本即将在该地采取维持治安的有效措施。

    5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秘密动员，命令内容为：

    （一）驻屯满州各部队，主力向奉天移动。（二）由济南撤至大连的外山旅团改赴奉天。（三）驻满洲日军主力集中奉天。（四）派出劲旅向锦州、义州、山海关、朝阳镇担任奉军警戒。（五）维持新民屯之治安。

    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认为这是占领东北的开始，极为兴奋，可是这个命令到了5月23日又发生变化，由于美国国务院表示“东三省行政主权属于中国”的严正立场，遂使日本政府为之犹豫，并派田代皖一郎由东京遄赴东北，口头传达日本政府命令，仍保留张作霖地位和力量，相机待变。这一来让关东军激进分子大为失望，也因此断送了张作霖的生命。

    日本“觉书”发出后，美国表示反对，中国作战双方的立场也是一致。

    5月25日张作霖答复日本觉书，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措置”。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并负保护外侨责任。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同时发表宣言，指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的立场。

    5月29日国民政府答复日本觉书，由上海外交交涉员面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对于东三省的治安问题，以及中外人士的安全问题，均为国民政府自有的责任，对于日方所称“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置”，声明万难承认。

    同日，日本驻华海军宣布禁止中国南、北海军在青岛、烟台、龙口、大沽、秦皇岛领海各20浬内交战。列国海军武官对于日本海军片面的宣布，且未在“列国海军武官会议”上通过，表示反对。

    5月30日晨1时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离保定北上，7时抵北京，孙军放弃保定退往琉璃河，张作霖在大元帅府召集军事会议后即下令前线总退却。

    5月31日张作霖准备退出北京，与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临时维持北京的治安办法。北京政权每次有改变时，这位北洋三杰的“龙”王士珍总是被推选出面维持。北京各国公使团会议应变，日使主张由外兵接管北京城门，美使反对，会议无结果而散。

    晋军商震把以前扣留的奉军要员于珍释放，派他赴北京谒张作霖商量和平移交北京的办法。

    6月1日张作霖以茶会招待外交团话别。据说日本公使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2日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发出通电，声明退出北京后，政务交国务院，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国事听国民公决。王士珍等组成北京治安维持会，使馆区晚间宣布特别戒严。

    6月3日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顺承王府私邸，1时10分抵前门车站，1时15分专车启行，同行有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等外，尚有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与嵯峨诚也。专车过天津，潘复、町野下车，常荫槐加入，专车共18辆，张作霖座车本在第三辆，车过山海关时加入吴俊升专车，因此张的座车排在第四辆。

    在这北方局势天翻地覆，张作霖出关的这一天，卸任总统黎元洪在天津病逝。他的去世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北方大局正在大变。

    17年6月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辆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三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六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枕藉，惨不忍睹，吴俊升登时殒命，张作霖重伤，日籍嵯峨顾问则仅足踝微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老帅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张因重伤，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5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作霖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

    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乃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由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由工兵队长管野负责装置电流炸弹，由独立守备队长东宫负责发放电流；由荒木五郎率领行动员准备在爆炸后张作霖不死而临时砍杀。此外日本驻北平武官建川美次和田中隆吉负责调查火车组织与张作霖启行时间，同时派出大批暗探在山海关、锦州、新民屯等地布防。

    关于事件发生后的掩饰责任，亦有安排。先由浪人安达隆盛觅得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再找到售卖吗啡的中国乞丐三名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带往南满路附属地一风吕浴室洗澡换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桥下用刺刀杀死。三人中有一王姓在洗澡时乘机逃脱，张作霖被炸后，该王姓乞丐即向奉军报告，说出日方所指两具凶手死尸即两华丐尸体，一风吕浴室主人曾往看尸体，亦向沈阳日本宪兵队证实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华丐。

    刘戴明原系孟恩远旧部，民八张作霖逐去孟，刘戴明表示此次系为故主复仇，可是实际则为贪得2万日元的酬劳费。事前河本曾付刘定金1000日元，事后则不认帐。安达陆盛把这件失信事件告诉了他在东京的亲戚工藤铁三郎，工藤把这件事告诉当时的铁相小川平吉，小川报告了首相田中和元老西园寺。西园寺深恐刘戴明被张学良逮捕，泄露了这幕丑事，所以亟命小川偿付酬金，并将刘戴明送至大连，助其开设烟馆。

    祸首河本自述当时关东军对于解决张作霖后的继任人选有张学良和杨宇霆两派主张。炸车之日河本曾准备了一队士兵集中南满附属地，因事先没有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少将联系，所以被斋藤所解散。事变时关东军竟日以电话询问日本驻沈领事馆，希望准其出兵维持铁路附属地以外的秩序，但被森岛领事所拒绝。当天沈阳日人住宅区曾有浪人投弹一连四次，均因中国方面官吏冷静应付而未发生不幸事件。

    沈阳军署于4日午起即和在北京的少帅张学良联络，请其火速返沈，而张学良亦已获悉皇姑屯事变，他当时不过28岁，要应付这样一个非常艰难而又复杂的情事，也真是不容易。当时因为不知道事变的真实原因，虽然怀疑是日本人在幕后制造，却还不知下一步行动。日人既然胆敢谋害张作霖，则也不会放过张学良，所以张学良决心遄程返回沈阳，就不得不采取极其秘密的部署。他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赴沈阳，经过南满路检查站时，步行绕过，再换乘汽车直驶沈阳，径入帅府。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要人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宣布，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人信以为真。

    张作霖的遗嘱，仿刘备死后的遗诏，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作霖的遗嘱云：

    “余不幸归途遇险，今病势已笃，殆朝暮间人矣。余自京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今年五十有六，死已非夭，惟是报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尔。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延聘贤良，修明内政，以慰父老悬悬之望，更望我袍泽同仁，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戮力同心，精诚团结，余身虽死，亦瞑目矣。”

    张学良根据这道自己“伪造文书”的命令，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急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

    张学良同时邀请老一辈奉系大将来帅府共商善后。张作相见到他以后又是难过又是高兴，他说：“小六子（张学良的小名）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的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张作相在老一辈奉系中是最有份量的，他这一番话等于决定了张学良的继承权。

    6月19日奉天公布张作霖逝世，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宣告停止军事，休养生息，万福麟被派为黑龙江督办。

    6月24日东三省联合会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兼吉林司令，张学良为奉天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司令。

    张作相坚不就东三省保安司令，7月4日东三省联合会乃改举张学良，张即日宣布就职。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不肯作日本傀儡是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廿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现场，对于张作霖曾经过多年交涉，终未达成所愿。吉敦路虽然修成，而东北本身，亦自修沈海路、四洮路、打虎山路，打通平沈路线（当时叫京奉路），以对付之。至于商租杂居，始终成为悬案。当民国十五六年时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吉田弄得很难堪，于是辞职离开沈阳，日方另派林久治郎继任，同时派政友会干事长和鸠山一郎齐名的森恪前往大连，转赴北平，召集会议，面授机宜，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就“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到了战事不利准备退出关外，张作霖仍不肯屈服于日本军阀的威胁利诱，最后关东军只好途穷匕首见了。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最为失望。田中所进行的外交压迫已经收效，他压迫张作霖签署了铁路协定，而奉军回师关外亦受到日方劝告。田中认为他的分离满蒙策略假以时日必能实现，却不料霹雳一声，张作霖被炸死，这一来田中的整个安排都受到影响，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所以田中深感痛心，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曾告宇垣一成和冈田启介，欲将关东军首要分子及暗杀的策划人交付军法惩办。日本元老政治家西园寺也预感军人野心分子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军纪为之废弛，若不整顿，前途不堪设想，因此也极为赞成。可是参谋本部和陆军部的中级军官则极为反对，他们认为关东军如此做法是为了日本，其本意实可嘉许，何况迫于客观情势，他们的功劳不能明令旌赏，亦当原谅其用心，不予惩罚，坚持勿扬国耻，最多只给以行政处分了事。执政的政友会也怕事情闹大了予反对党以可乘之机，所以亦劝田中首相含糊结案。

    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田中有心振作，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并且呈报昭和天皇。昭和对于田中在张案发生时所报告的和一年后的报告完全相反，前者肯定认为关东军主谋，应该把肇事首犯交付军法审判，后者却说关东军没有牵连在内，前后矛盾万分。因此在览读奏章时大为震怒，且竟佛袖离座，予首相极大的难堪，甚至在退席后余怒未息，悻悻然告诉侍从长说此后不愿再见田中，田中受到天皇这样大的斥责，大为羞愤，乃呈请辞职，几个月后竟因此抑郁而死。

    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举动虽然没有动摇日本分离满蒙的日本国策，可是田中分离满蒙所选定的对象则因为皇姑屯一炸而需要重新安排。当时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则主张拥立张学良，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看上张作相，刺张的主谋凶手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东京方面对张作霖的继任人选没有积极的主张，不过东京方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只要能阻挡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力伸入东北，使东北成为一个特区，为日本势力范围。事实上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在张作霖被关东军谋杀后，东北军民对日本军阀的憎恨更为增加，他们不一定喜欢张作霖，可是却对于日本军阀用此卑劣手段对付张作霖，为之寒心。

    17年6月15日至7月16日这一段期间，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日本驻北京武官建川美次均分别向日本陆军省报告，认为东北脱离中国本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有田亦正草拟“对支方策”，方策分为两部分：一为一般方针，强调以和列强协调为手段，以承认国府为归宿；一为防止满洲赤化为理由，以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为目的。日本外务省有此“方策”，显示外务省态度已在转变，原来日本政府对东三省的措置分为两派，军人主张用武力控制，造成既成事实，促成东三省脱离中国；外交人士则主张采取条约一步一步地控制东三省，最后目的亦是使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殊途同归，不过一是积极路线，一是消极路线。如今外务省新的“对支方针”也采取条约以外的方法，显见在张作霖被炸后，日本政府的和缓派已有改变。

    事实上，无论外交官和军人，均以各种手段向张学良施压力，压力集中在两点上：一为阻止张学良易帜，不许张学良投向南京的国民政府，以破坏中国的统一。二为满蒙铁路权益的伸张。日本田中首相于6月26日两次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饬其警告张学良勿与南方妥协，又于7月18日重申前饬。林久治郎于6月29日、7月18日两次谒见张学良，7月19日更把田中的意旨面送给张，内容为：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连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他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见少帅如此质问，为之哑然，避不作答。因为从纯外交上而言，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张学良第二天拜访关东军的村冈司令官，再把他对林久治郎的话对村冈复述一遍，村冈亦未作答。

    当张学良出掌东北军政大权后，阎锡山、李烈钧等均以父执身份用函电或派专人劝告张学良以政治方法达成中国统一。张学良一方面受到日本的压力，又以父仇不共戴天，其内心是亟望投向中央，不过迫于形势，不敢轻举妄动。

    民国17年六七月间，中国全国均心向统一，除了山东济南和即墨两县因受日军干涉，不准易帜，东北情况特殊，尚未正式表示外，均是一片青天白日旗飘扬，即远在国外之各使领馆以及僻在西陲的新疆均无例外。

    张作霖死讯正式公布后，日本政府特派驻法大使林权助为特使，赴沈阳吊丧，并且向张学良游说。林权助和张作霖是好朋友，因此就私人的关系来说，他是以父执的身份来探望张学良的。日本政府曾给林权助一个秘密训令，内容为：

    “自日本观点言，在目下情形中，东三省与南方讲求妥协实甚不利。幸张学良已自动不与南方续洽，则东三省当成为中国最进步之省份。此不特中国一省或日本一己之利益，中国全部人民之利益亦即在此。深信张大元帅如尚在世，必愿见此成就。张学良循此路线，亦足以完成其先人之遗志。

    万一南军侵入东三省，则日本决尽其牺牲以执行其现时之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

    林权助于8月3日抵沈阳，4日起至12日连续与张学良

    密谈四次，其中最露骨之一次是8月9日，在坐除张、林两人外，还有张学良的助手王家祯，林权助的助手佐藤少将。双方谈话颇尖锐。

    林说：“国民政府内部有纠纷，共产党在幕后操纵，假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将受到极大损害。因此，日本政府希望东三省的军政当局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国民政府携手。如果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而率行易帜，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这一点日本政府是有决心的，希望贵总司令能够了解，同时能下决心镇压不良分子，如有需日本之处，日本政府愿全力相助。”

    张答：“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我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而愿中国走向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贵国之劝告，我当然予以考虑，不过必需以东三省人民的利益和志愿为依归。如果东三省人民公意要求统一，我唯有依照人民公意。贵使提到日本要采取自由行动，我相信基于国际公法上，日本当不至甘冒干涉中国内政的大不韪。我今天深感遗憾的，是日本方面一再以强硬态度对我威胁。”

    林说：“事实上日本政府已有决心，在东三省采取自由行动，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亦所不避，希望贵总司令速作决定。”

    张答：“我的决定不会受日本的压力，而是以东三省民意为定，在任何情况下，我不能违反东三省的民意。”

    至是佐藤插嘴说：“现在不是讲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定就是是非之抉择。贵总司令如拒绝田中首相的抉择，东三省将生重大事体。”

    林说：“我和令尊是好朋友，敝国政府派遣我来吊丧，就是因为我和贵总司令有这种渊源。在私谊上说，我把贵总司令当作自己子侄，有危险我不能不奉告。”

    张学良听到林权助倚老卖老的无理言辞，立刻还以颜色，他岸然告诉林说：“我和贵国天皇同岁，阁下知道不知道，对于阁下刚才的话，我所能奉答的就是这些。”

    于是张学良乃端茶送客，双方不欢而散。

源济

二五八、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

    18年1月10日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于奉天旧帅府。

    在当时，这是震惊中外的一件政治事件。

    少帅张学良，在中国现代史中，其重要性不小于乃父张作霖。他一生多采多姿，少年得志，名满天下，权倾东北。他出生于民国前十一年（1900年），19岁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20岁任奉军第三混成旅旅长、任镇威军东路第二梯队司令（第一次直奉战争），24岁任镇威军第二军军长（第二次直奉战争），战后任奉军第廿七师师长，东三省航空处长。25岁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27岁任奉军南路总指挥与阎锡山的晋军作战。28岁指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张作霖炸死后，出关统领奉军。

    在张学良的自述中，他承认幼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11岁丧母，父亲忙于军政，又宠爱有加，自己则未及弱冠出掌军旅，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大任。因此处事待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敏和良心直觉，虽然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可是忿事急躁，有勇无谋。他这番检讨，是在他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世变，和多年来与世隔绝的淡泊生涯中所体会和反省。其实他聪明、侠义，待人宽厚，有很多过人的长处，因此才能在皇姑屯事变后稳住了奉军的军心。

    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恩怨说来话长，在郭松龄兵谏时到了顶点，事实上张学良是张作霖的继承人，而杨宇霆受张作霖特别的倚重，两人之间利害冲突日积月累，杨宇霆既不能善处，张学良也不能容忍这样一位尾大不掉的父执。

    张作霖遇害时，杨宇霆在滦州视察部队，6月6日张学良微服到了滦州，两人曾作一次密谈，据张学良事后告诉人说，他们两人密谈时，张曾表示愿意把奉天交给杨宇霆，可是杨却傲慢地说：我可以跟你的父亲，但不能跟你作事，我们之间看法做法都不一致。

    17年6月下旬，沈阳酝酿推选东北军政领袖时，杨宇霆曾有通电表示个人立场，内有云：

    “今后更当秉其（指张作霖）遗志，以东三省大局为重，宇霆忠不出位，只知奉公守法。汉帅（张学良字汉卿）为大帅之令嗣，继承父志，名正言顺，吾从汉帅，如骖之随靳也。

    愿我袍泽勿再齿及宇霆，则幸甚。”

    杨这道通电显示杨没有反张的野心，事实上当时奉系主张推杨宇霆继张作霖的只是少数，还没有主张拥张作相的多，而张作相则坚决推让给张学良。

    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后，杨宇霆没有新职务，但杨在张作霖时代有两个职务是长时期的。一个是总参议，一个是奉天兵工厂督办。无论杨发表任何新职，总参议和督办两职仍旧担任，所以东北军政人士都称杨宇霆为杨督办。东北兵工厂一直是杨宇霆掌握，他可以任意花钱，任意要钱，杨督办要钱在张老帅时代是优先的，到了张少帅时代，杨仍故态不改。当时奉天财政厅长是张振鹫，时常因杨宇霆要钱付不出而受杨的责骂。张宗昌在滦州被国民革命军击溃后，即率残军要退去关外，奉方一致反对，因为东北情势需要休生养息，而且正酝酿易帜，加上张宗昌平素作为，奉方多不满意，因此决定拒绝张宗昌入关。张学良乃派杨宇霆率兵去迎击张宗昌。杨出兵前曾问张说：“如果捉住了张宗昌怎么办？”杨的意思如果捉了张押回来，你张学良把他放了做人情，岂不陷我于不义之地，因此要先问个明白。张学良和张宗昌曾磕过头、拜过把，杨这一问，张很难作答。当时袁金铠在旁，极力主张“杀”。杨乃问张是不是照袁金铠的意思，张点头答应。杨宇霆出兵后果然活捉了张宗昌。因张没有想到奉方会真的打他。杨对张说：“汉卿叫我杀你，你赶快跑吧，关外不是你的庇护所了。”张宗昌听了大为恚愤，逃至大连写了一封长信痛骂张学良，张学良接到张宗昌的信才发现杨宇霆有意挑拨的阴谋。

    张学良酝酿易帜时，关内各方均派代表前往沈阳争取奉系，唐生智派刘兴、白崇禧派叶琪先后到了沈阳，他们都先去见杨宇霆，杨也公然向他们表示，关外的事我杨宇霆可以作主，汉卿是个小孩子，不必理他。刘兴和叶琪都信以为真，也就没有忙着去见少帅。后来在一个公开集会上，张学良见到了刘兴，大为惊讶，因刘兴说他是唐生智派他来的，张学良便问刘兴“为何不来见我？”刘说：“已见到杨督办，面陈一切。”张学良听了自然颇不高兴，第二天在某项会议席上便问杨宇霆是否已和刘兴、叶琪见面。杨岸然答道：“是的，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系联络。”张学良说：“如果中央失败怎么办？”杨无以为答。有人告诉张说，杨宇霆这些做法都是常荫槐的策划。

    常荫槐当时被目为杨宇霆的亲信，因为他担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中东铁路督办和黑龙江省长，这些职务都是杨宇霆所保的。常荫槐在黑龙江省长任内和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积不相容，万曾报告张学良说常荫槐故意积压黑龙江的军费。而省政府又扩充山林队，有替杨宇霆培养势力的企图。山林队本是前清时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因辖境大青山匪患猖獗，乃创办山林队。又追查前任吴俊升兼省长时的枪支，并且向奉天兵工厂洽领枪械，又有向捷克斯克达厂购买军火的传闻，但据说向捷克订货确有其事，却不是军火，而是火车头33辆和轮船16艘，拖船若干艘。

    杨宇霆字邻葛，辽宁法库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八期，受张作霖特识，因此权倾一切。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杨为奉军参谋长，战后出任江苏军务督办，被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所逐，仓促退出苏皖，其后郭松龄兵谏倒戈，以清君侧为号召，即是针对杨宇霆，而杨受张作霖的宠爱始终不衰。

    常荫槐字翰勷，奉天梨树县人，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毕业，一直在黑龙江省任事，后为许兰洲之参谋长。第一次奉直之战，奉军败退山海关，常代表许兰洲向总部办理事务，为杨宇霆所赏识。民国14年任京奉路局长，16年潘复组阁时代理交通部长并兼京奉路局长，日本迫张作霖签五路条约时，扬言此约不签张作霖及奉军不能出关，甚至不能过天津，常不主签订，避往天津。张作霖遇害时，常荫槐亦乘一辆专车随行，遇炸时常本在张车厢中，至皇姑屯乃离车后行，闻炸声车停，常恰在两车厢接头处，致跌倒受轻伤。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他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他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他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据说张学良在杀杨宇霆前数日，某日本人曾以《日本外史》一册寄赠张学良，并用红笔把丰巨秀吉与德川家康一段史事勾出来，暗示杨宇霆是德川家康，而以张学良影射丰臣秀吉。德川是丰臣的家将，又是权臣。日本人不是对张学良有所爱护而是故意制造离间，希望张、杨互相争权，互相火拼，替日本人造机会。事实上杨宇霆也好，张学良也好，他们都是反日的，都不会和日本勾结。

    张学良既有杀杨宇霆的动机，可是促成这个最后决定并不很容易，传说张每次受杨的气之后，就增加了杀杨的决心，可是仍然不敢下手，最后掷一块大洋作决定，张学良默祷说，如果三次都是“龙面”，就要杀杨，结果三掷都是“龙面”，这样才决定了杨宇霆的命运。可是1968年据张学良告诉亲近的朋友说那不是真的，他并没有掷过洋钱，不过有块银元藏在他办公室保险箱中则是事实。

    是什么原故促成他一定要杀杨宇霆，据说是这样的。18年元旦的后两天，杨宇霆母亲作寿，张学良和他元配夫人于凤至都亲往道贺。杨督办的公馆群集东北显要，张少帅进入杨公馆时，杨宇霆不在家，可是客厅已挤满了人，大家对少帅的驾临并不以为意，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张学良于是也参加了牌局，隔了一会外边喊督办到，于是整个客厅都静了下来，杨宇霆昂然进了客厅，大家全都起立，和对待张学良的随便完全两样，张学良心里当然有点不痛快，而最不痛快的是于凤至。这天晚上回到帅府，于凤至便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看看他那副德性，他眼睛里面还有你吗？杨宇霆之死，远因当然很多，近因却是杨母作寿这一天种下的。

    18年1月10日午后杨宇霆和常荫槐联袂来见少帅，杨、常两人见张是要挟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任督办。并且写好人事命令请张签字。张稍作敷衍，推说晚饭后再决定。杨、常遂告辞回家。张于杨、常去后，即部署一切，晚饭后杨、常再来，张接见后，命副官取哈密瓜，副官去而复返，称瓜在冰箱，因夫人正在洗澡，不便上楼。张乃云：“待我去取！”遂出老虎厅，约一分钟，卫队六人，由万纪毅率领持枪步入，大声说：“奉长官命：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于是枪声大作，杨、常未及反抗即被击毙。随后以地毡包裹两人尸体。张随即命外交处长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告知已处决杨、常两人。此事不影响对日外交。并向南京报告，杨、常两人妨碍统一，阻挠新政，已予正法。

    张学良于杀杨、常之次日并亲笔函杨宇霆夫人云：

    “杨大嫂鉴：弟与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请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揽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过之心……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安心，弟必尽私情，父母子弟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已令潘桂庭、蒋建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弟良手启。”

    张学良此一亲笔函，对杨家遽遭横逆，稍有抚慰作用。当杨、常死讯传出时，震骇万分，杨家不知尚会有何严重事件发生，一门莫知所措，迨张学良亲笔函致杨宇霆夫人，才让杨、常两家稍感缓和。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云：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又有挽常荫槐联云：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国家事罪淮阴！

    上二联均系杨云史代拟，名家手笔自是不凡。

    挽联中，有袁金铠一联最为传神，袁是张作霖的秘书长，张称之为二哥而不名，在奉系中地位崇高。袁联云：

    顿使精神增剧痛；

    欲伸哀挽措辞难。

    此联写出东北当局领导人群的震撼，以及不知如何哀挽的情景，传神之至！

    在这场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中，曾任五省联帅的孙传芳突然成为各方注目人物。这位五省联帅兵败丧地后即北上依附奉系，奉军撤至关外，孙亦随同到了奉天。张学良对孙颇为礼遇，特别在帅府内设有“孙联帅办公室”，位列上宾，随时与少帅会谈。既似贵宾，又似高等顾问。而这位联帅白天在帅府办公，晚间则在杨宇霆家中打牌。杨、常伏诛后，孙被邀至帅府，甫与张见面，张即说：“馨远，我又放了一炮。”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乃问“是什么事？”张说：“我把邻葛和翰香都处决了。”孙即时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杀几个人行么？杀得好，杀得好！”他虽然这样说，内心则极为震动，自己置身于险境，这位年不到卅的少帅竟然不动声色就处决了东北两个重要人物，手段之狠，较乃父犹有过之。所以他虚以委蛇，随着帅府人员忙碌了一整天，满肚子盘算自己的处境，卅六计走为上计，因此孙于1月11日不告而别，乘早车赴大连，到了大连才写信给张学良称家中有事不及走辞。张学良闻孙传芳不告而别，笑对部下说：“馨远为什么这样胆小？”

    杨宇霆、常荫槐被杀后，对少帅来说，“立威”是做到了，因为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对于少帅不再有“阿斗”的看法。不过对于他杀杨宇霆的对不对则各有各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