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置顶]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源济

二一九、段祺瑞入京摄政

    北京政变后，黄郛组成了摄政内阁，为时不及一月，成立于13年10月31日，到11月23日就因临时执政府成立而辞职。摄政内阁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黄郛

    内务总长：王永江

    财政总长：黄郛（兼）

    外交总长：王正廷

    陆军总长：李书成

    海军总长：杜锡珪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易培基

    交通总长：黄郛（兼）

    农商总长：王乃斌

    摄政内阁因为时间短促，又是非常时期，因此许多阁员发表后还没有到任就职就改组了。

    这个摄政内阁是冯玉祥所支持的，有亲国民党的人士，以及奉系，等于是孙、张、冯的联合。可是这是冯玉祥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冯想透过黄郛控制北京政府，南方联络国民党，关外联络张作霖。

    奉张当然不会默许冯一手把持摄政内阁。他卧薪尝胆，埋首努力，为了雪战败之耻，如今卷土重来，直系已经垮台，怎会拱手把中枢大局让给冯呢！

    奉张是旧中国传统的军人，底子是绿林豪侠，对于“倒戈”根本就鄙视，因此他压根就瞧不起冯玉祥，所以他对北京政府不会不过问。加上皖系的段祺瑞也不甘雌伏，他是被直系迫下台的，反直的三角联盟（孙中山、段和张）就是以段为中心。现在直系垮了，北洋的重心仍是段，没有段祺瑞，北京势力是无法平衡的。冯不愿请出这位老太师来，是不愿自己有一位婆婆，然而形势比人强，冯一厢情愿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摄政内阁的内务总长王永江是奉张下边的重要人物，他是大连人，一位有卓识的理财家，如果奉张没有他，东北就不会迈向建设，而军费的筹措也不会那么容易。第一次直奉战后，奉系战败退出关外，能够埋首练兵，王永江是功不可没的。在民国10年前后，王永江能在东北办东北大学，选送理工科学生出国深造（每县一名），并且创办一个20多万锭的奉天纺织厂，还修筑一条沈阳到海龙铁路（和南满铁路平行），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王并没有到北京就职，因为摄政内阁短命。

    反直的三角联盟并没有在这次直奉战争中有什么成就，反而是段、张、冯的三角联盟发生了作用。据说在秘密接洽时，三派曾互相相约，倒直以后的势力划分：（一）奉军不得入关。（二）段祺瑞不得任用安福系旧人。（三）国民军赞助各派在天津召集会议解决时局。

    然而这个秘约也许是传说，因为直系崩溃后，奉军长驱入关，且疾驰至京津，与国民军（冯玉祥新组成的势力）在直鲁之郊怒目相视。至于段祺瑞在天津则为安福系余孽所包围。

    黄郛的摄政内阁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军，孙岳为河南省长，胡、孙两部军队将沿京汉铁路南下，监视长江上游。长江方面各省面对北方的新形势，不能不自作打算，13年11月10日，苏、鄂、浙、陕、闽、赣、皖、豫八省和海军方面重要人物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由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领衔联名通电邀请段祺瑞出山。

    张作霖于11月17日到了天津，立即电邀冯玉祥到天津和段祺瑞会面，段、张、冯的会晤，是直系战败后有名的天津会议。

    天津会议的第一项决定，就是拥段祺瑞到北京主持政务，段祺瑞表示要有权才肯出山，张、冯都表示决对服从命令。其实段虽然坚持要全权，实际上则不能不迁就奉系和国民军。张作霖为了敷衍段，主张推选卢永祥率领奉军张宗昌、吴光新两部沿津浦铁路南下，攻取南京，以卢为苏浙巡阅使，张宗昌为江苏督军，吴光新为浙江或安徽督军。同时承认国民军由京汉路南下向豫、鄂发展。

    苏、鄂、浙、陕、闽、赣、皖、豫八省则以联防的姿态而反对北方势力的南下，俨然和奉系及国民军对峙，段祺瑞既然受张、冯的拥戴，又得到东南八省的推举，当然是唯一的一位适当人物。因此段在天津会议中向张、冯强调和平，勿对东南用兵，同时对长江各省则分别派员南下疏通，请勿轻举妄动。

    11月17日吴佩孚在汉口发表筱电，组织所谓黄河上游及长江各省护宪军政府，这也促使天津会议积极求得一个协调的行动，并促成段祺瑞早日入京。

    段祺瑞自从在民国9年直皖战败后在北京政坛上退了下来，一直息隐天津。他本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正统的继承人，只因迷恋于武力统一中国，对湖南用兵，导致直、皖两系分家，终至兵戎相见，被直奉联军所击败。如今东山再起，已没有当年的雄心和气概了。

    段祺瑞在天津会议上接受了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于13年11月21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执政后大政方针云：

    “（衔略）共和肇造，十有三年。干戈相寻，迄无宁岁。驯至一国元首，选以贿成，道德沦亡，法纪驰废，诛求无厌，户鲜盖藏，水旱交乘，野多饿莩，国脉之凋残极矣，人民之困苦深矣。法统已坏，无可因袭，惟穷斯变，更始为宜。外观大势，内察人心，计为彻底改革，方足以定一时之乱，而开百年之业。祺瑞历秉大政，无补艰危，息影津门，栖心佛乘，既省愆于往日。冀弭劫于将来。迩者慧起天角，芒缠直北，征糈则千万一掷，拘役则十室九空。萃久练之兵，为相煎之用，人民何辜，遭此惨黩。所幸各方袍泽，力主和平，拒贿议员，正义亦达。革命既已，百废待兴，中枢乏人，征及衰朽。祺瑞自顾疏庸，讵胜大任，乃电函交责，环督益坚，不得已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都就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职，组织临时政府，暂维秩序。海内久望统一，舆论趋于革新，愿与天下人相见以诚，共定国是，如制定国宪，促成省宪、改订军制、屯垦实边、整理财政、发展教育、振兴实业，开拓交通、救济民生诸大端，必须集全国人之心思才力以为之，庶克有济。现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其会议简章另行电达。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据美国费城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期以三个月内齐集。其集议会章，俟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总之，此次暂膺艰巨，实欲本良心之主张，冀为彻底之改革，谨宣肝膈，期喻微衷。邦人君子，幸垂教焉。段祺瑞。马。”

    段祺瑞于13年11月23日由天津乘专车至北京，冯玉祥和黄郛都在车站迎接。第二天，段即在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制六条：

    第一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

    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段祺瑞就任执政后，就发表内阁名单如下：

    临时执政：段祺瑞

    内务总长：龚心湛

    财政总长：李思浩

    外交总长：唐绍仪

    陆军总长：吴光新

    海军总长：林建章

    司法总长：章士钊

    教育总长：王九龄

    交通总长：叶恭绰

    农商总长：杨庶堪

    执政府就设在陆军部，执政府秘书厅则设在相连的海军部，秘书长为梁鸿志。

    临时执政府是过渡性的组织，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陆海军。不设内阁总理，实行民主集权制。

    和临时执政府配合的，是国会成立非常会议，由未参加贿选曹锟的国会议员组成，于11月25日通过组织大纲公布，共11条如下：

    第一条：本会议由未参加十二年十月五日非法大总统选举会之国会议员组织之。

    第二条：本会议制定一切临时法规，并议决关于政治重要事件。

    第三条：本会议非有十四省以上之议员列席，不得开议。

    蒙古、西藏、青海、华侨各选举区以省论。

    第四条：本会议之议事以列席议员过半数决之。

    第五条：本会议设行政委员，执行一切事务，由各省议员互选一人充之。

    第六条：本会议开会之主席由行政委员依次充任。

    第七条：本会议得设各委员会。

    第八条：本会议设秘书厅承行政委员会之命令，办理事务。

    第九条：本会议至正式代表民意机关完全成立时为止。

    第十条：本大纲有议员十人以上之连署得提修正案，以列席三分之二以上议决之。

    第十一条：本大纲自议决宣布日施行。

    段祺瑞就任执政后不顾大多数国人，尤其是国民党的反对，决定召开善后会议，依照善后会议组织条例第二条分别邀请，计合于第一项有勋劳于国家资格的，有孙中山和黎元洪两人，段于14年1月1日分别致电孙、黎两氏，电云：

    “北京孙中山先生、天津黎宋卿先生勋鉴：共和肇建，已十三年，追维缔造之初，同负艰难之责。乃自创始以迄于今，国困民贫，兵多法敝，独居深念，寝馈难安。因此不辞劳怨，不避艰险，暂膺重任，冀尽我心。方今急务，治标以和平统一为先，治本以解决大法为重。善后会议所以治其标，国民代表会议所以治其本。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现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敬请我公惠临，共商大计。如因事不能列席，即乞迅派全权代表与会。民生憔悴，国势凭陵，忆当年袍泽之劳，动此日缨冠之念。想我公必具同情也。至国民代表会议，应由全国人民公意组织，以符主权在民之意。合并附陈，统希赐复，无任企祷。祺瑞。”

    同日段又电上海分致唐绍仪、章炳麟，岑春煊，电云：

    “上海唐少川、章太炎、岑云阶先生鉴：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此会专为整理军事、财政及筹议建设方案而设，并为国民代表会议之促进。质而言之，即沟通各方之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素仰我公爱护民国，休戚与共，学术湛深，经验宏富，守正不阿，久孚人望。敬请惠然肯来，共商大计；至关于国家根本大法，应照马电组织国民代表会议，由全国人民公意解决，以符主权在民之意。特电布臆，即希电复。祺瑞东”

    另电致王士珍等，电云：

    “北京王聘卿、汪精卫、黄膺白、熊秉三、赵次珊、胡适之、李印泉、潘力山、乌泽生、刘慰斋、杨畅卿、邵次公、彭临九、李伯申、汤斐予、林宗孟，天津张敬舆、严范荪、梁卓如、朱桂莘、杨邻葛、饶宓僧，上海王竹村、杨沧白、褚慧僧、虞洽卿，香港梁燕孙，诸先生鉴：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此会专为整理军事、财政及筹议建设方案而设，并为国民代表会议之促进。质而言之，即沟通各方之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素仰我公学术湛深，经验宏富，守正不阿，久孚人望。敬请惠然肯来，共商大计。至关国家根本大法，应照马电组织国民代表会议，由全国人民公意解决，以符主权在民之意。特电布臆，即希电复。祺瑞东。”

    段并电致各省区法团云：

    “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暨各省区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均鉴，照善后会议条例第六条之规定。应设专门委员会审查大会所交议案，并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兹决定聘请左列各团体人员为委员：（一）省议会议长一人。（二）省教育会会长一人。（三）省总商会会长一人。（四）省农会会长一人。（五）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会长一人。（六）各特别区与省同，无者缺之。善后会议现定于二月一日开会，望即迅速赴京与会，并盼将赴京人员姓名及行期先行电告为盼。段祺瑞艳。”

    孙中山一直反对召开善后会议，认为善后会议不能代表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因此不是一个解决国是的机构，所以在段祺瑞决定召开善后会议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发表一项宣言，声明对于善后会议的召开不能赞同。

    国民党的宣言如下：

    “去岁十一月十三日，本党总理公布对于时局之宣言，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而先之以预备会议，以议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召开日期，选举方法等。预备会议之构成分子，为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及各政党。国民会议之构成分子，与之相同，惟选举方法及人数，较预备会议为繁且密，以期得真正之民意。自宣言公布以来，海内外各民众团体，群起响应，函电络绎，披露报端，为国人所共见。而各处国民会议促成会，更风起云涌，进行积极。宣言所主张为人民心理之所同，于此可证。临时执政府所召集之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其国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方法，未知何如？至于善后会议条件，则其组织方法，并非以人民团体为基础，故本党总理于一月十七日复电临时执政府，提出两条件：其一，善后会议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诸代表。其二，善后会议，虽可讨论军制财政诸问题，而最后决定之权，当还于国民会议。并声明如临时执政府能容纳此两条件，则对于善后会议，当表赞同。此为本党总理对于临时执政府最大限度之让步。二十九日，临时执政府之复电，对于此两条件，未能容纳，而本党总理卧病未痊，未能亲决庶务，故中央执行委员会仰体本党总理意旨，议决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凡读本党总理十一月十三日之宣言及一月十七日之复电者，当知此决议实为本党必然之结果。惟本党尚有当郑重为临时执政府暨国民告者：本党总理一月十七日之复电，一方表示尊重民意之坚决态度，一方表示对于临时执政府相当让步之精神。本党仍守此坚决及让步之旨，务期真正民意，得以充分表现，以为解决时局之最高机关。本党当竭其力之所能至，以观厥成焉。”

源济

二二○、废帝被逐出宫

    13年11月5日，冯玉祥在北京干了一桩和兵变一样惊人的行动，就是“逼宫”，逐溥仪出宫，废除清帝名号，这也是惊天动地的，一方面他把民国总统曹锟软禁在延庆楼，一方面又把前清的小皇帝赶出他的皇宫。

    民国13年溥仪19岁，他已不是一个孩子，对于北方军阀的混乱，此起彼落的情势已能分析，也知道如何应付。当冯玉祥倒戈入北京，曹锟被因，黄郛出主摄政内阁，溥仪自内务府大臣绍英和荣源处得到报告后，尚能镇定。因为民国成立以来，军阀的你来我去，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闻。可是接着又来一个消息，说冯玉祥已把挂着陆军第十六师番号的紫禁城外守备部队加以调走和改编，似乎情形是不妙了。当时溥仪和他的家人商量，恐怕冯玉祥要向皇室勒索，因此他便考虑想到外国驻北京的使馆中去避一避，只是有一部分王公大臣的政治触觉很迟钝，他们认为中华民国和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早为国际所公认，中华民国无权单方面把它废除。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溥仪留在清宫中决无危险，因为有国际承认的优待条件作护符，倘若军阀们对清室有什么举动，外国公使们一定会出面干涉。

    冯玉祥决定要驱逐废帝出宫，要干和“首都革命”一样的大事，他当然也怕国际干涉，所以把全权授给鹿钟麟，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入宫，先造成既成事实，使国际间知道木已成舟，挽救无力。于是，鹿钟麟便十二万分火急地派出部分军队，严密封锁清宫大小门户，禁止人们进出，尤其不许外国人出入。鹿钟麟自己和警察总监张璧，身披甲胄，全副武装，率领20名手枪队，冲入故宫。这一行人进入清宫后，一拥而入直往前进，每遇到一个人就大喊一声“不许动！”把一个个的人“钉”在原场，一直找到了住在清宫内的内务府大臣绍英，鹿钟麟宣布了冯玉祥的命令，限“宣统废帝”20分钟内立即迁出紫禁城。年老而又胆小的绍英突然见到这样一批全副武装，又不讲礼的不速之客，真是手足无措，而更无所措手足的，是那个迫迁的命令，实在是晴天霹雳。鹿钟麟更用威吓的口吻说：“现在已经在景山上架了大炮，预定在廿分钟后就要向宫中炮轰了。”然后又从怀里掏出两个手榴弹，往桌子上一扔，真把这位内务府大臣绍英，吓得全身发抖，面如死灰，把头忙着点个不停，并且答应立即去报告溥仪，但央求放宽一些时间作好准备。鹿钟麟作好作歹地答应再放宽20分钟，向着手枪队宣布说：“告诉弟兄们，再放宽廿分钟。”然后严厉地向绍英一指，说：“快点去收拾你们的东西，照料你们的皇帝出宫去，识时务才是俊杰呵！”

    当鹿钟麟率兵入宫迫迁的俄顷，储秀宫中溥仪正好和“皇后”婉容在闲坐谈天，突然之间，绍英、宝熙和荣源三人神色仓惶地跑了进来，来不及行君臣之礼就喊着说：“大事不好了，冯玉祥派鹿钟麟、张璧带兵入宫，限令皇上四十分钟离开皇宫，他们的大炮架在景山，如果到时候不迁离，大炮就要向宫中轰击了。”

    “皇后”和这些“大臣”都急得没了主意，侍从们（这时宫中已没有太监）则三个五个聚在一块交头接耳，简直是大祸临头，溥仪一边嚷着说：“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一边让人挂电话给父亲载沣，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和庄士敦，令他们火速入宫商议。

    他们先后慌慌张张地赶到宫门，庄士敦被冯玉祥士兵挡驾，不许入内，于是载沣、陈宝琛、朱益藩便气急败坏地及时赶来参加这个“御前会议”。

    会议毫无结果，只决定了一点，叫陈宝琛跑出宫外找庄士敦，去外国公使团寻求支持，要他们出面主持公道。陈宝琛出去不久，40分钟限期已到，鹿钟麟的兵士已经哗噪起来，君臣们相对毫无善策应付，这时鹿钟麟已在宫门外准备了五部汽车，溥仪夫妇和绍英等无可奈何，只好收拾细软先逃命要紧。君臣们狼狈地走出宫外，鹿钟麟上了第一部汽车，溥仪坐第二部，婉容和文绣坐第三部，张璧坐第四部，绍英等坐第五部，五部汽车旁站着20个手枪队的士兵，浩浩荡荡地驶去德胜门内，什刹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

    在醇王府前，溥仪下了车，十六年一场梦，如今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鹿钟麟跑上去和这位皇帝握手，并且问他说：“你今后是皇帝呢？还是平民呢？”溥仪在这样的情况下，很爽朗地答复说：“我今后只愿意当个平民。”张璧也走过去和溥仪握手，一再声明警察一定对溥仪保护，并且还轻松地说：“现在你既然已经变成平民了，说不定将来还可以竞选大总统呢。”

    话分两头，陈宝琛、朱益藩出宫后就找到了庄士敦，商量如何“勤王”。当然，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寻求国际干涉，于是庄士敦就到了荷兰公使馆，找着荷兰公使欧登科，他是当时北京外交团领袖。欧登科联合了英国公使玛克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一同到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要求保证溥仪的人身安全，这种行动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13年11月8日北京国务院通电云：

    “慨自晚清逊位，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时势所趋，隐患潜伏，对此情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且闻溥仪秉性聪明，平居恒言愿为民国一公民，不愿为禁宫一废帝；盖其感于新世潮流，时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为虞。近自财库空虚，支应不继，竭蹶之痛，益伤其心。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体，阶级尽除，共和基础，固如磬石。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宣勤民国；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缅维荩虑，定荷赞同。至于清室财物，业经奉令由国务院聘请公正耆绅，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共组一委员会，将所有物件，分别公私，妥善处置。其应归公有者，拟一一编号，分存于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中，俾垂久远，而昭大信，并以表彰逊清之遗惠于无穷。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特电布闻，敬祈照察！”

源济

二二一、张作霖入京出京

    13年11月2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先一天奉系大将李景林率部到北京预为部署，李景林这次战功显赫，他首先进入天津，把降奉的直系大将王承斌的二十三师全部缴械，王逃到天津英租界避难，通电辞职。李景林到北京后，气焰甚高，将所部分驻城内外重要据点，接着郭松龄也带了一团精锐部队进驻北京城北的黄寺，控制着北城的两个城门，张学良则带了一个营进驻城内顺承王府，这个王府就是张作霖在北京下榻之所。

    奉军源源开入北京，压迫国民军让出北京、保定、宣化等防地。张作霖入京后戒备森严，他对部下表示根本对冯玉祥不能信赖，同时也瞧不起冯。

    传说冯玉祥到顺承王府见张时，行了叩拜大礼，并和张学良结了把兄弟，这似乎是不确的，冯虽然有意疏通奉张，可是奉张对冯自始就有戒心。

    张作霖入京后，冯的声势被打下来不少，北京城内冯的防区也被奉军强迫让出，因此国民军的高级将领颇有愤愤不平之意。

    11月30日晚，胡景翼和孙岳连袂见冯，把自己防区被奉军逼迫让出的情况一一向冯诉说，对于张作霖咄咄迫人，根本不把国民军放在眼中，也不把国民军当做友军的一切尽情向冯倾诉，冯问他们如何应付，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擒贼擒王，趁张父子都在北京，发动突击把张父子乱枪打死，奉军失去了张作霖父子，便很容易安抚的。胡景翼和孙岳还草拟好一道向奉军防区及顺承王府进攻命令，请冯签署。冯听了颇为动容，也感到今后无法和奉张相处，不如趁此千载良机，大干一场。因此便和胡、孙两人反复研究，同时下令警卫部队准备应变。但他们仔细研究后，认为奉军完全是备战姿态进入北京，向奉军突袭，没有必胜把握，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商量了一夜，又下令取消应变命令。

    冯、胡、孙的秘密会议消息，在12月2日晨被张作霖知道了，他在这天早上10时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所有奉军全部撤离北京，他也未向段祺瑞辞职，便匆匆乘火车去天津。他的火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他到天津后，奉军一部分就退回关外。

    张作霖入京出京，显示北方政局的严重不安。虽然直系垮台了，可是胜利一方已埋藏了随时可以爆发的炸弹。张作霖出京后仍和段祺瑞表示好感，双方信使不绝，一切军国要政，段都和张连系，段、张、冯之间，段似乎和张的关系比段、冯关系好得多。

    张作霖率部出京后，冯玉祥的部队就分别进驻奉军留下来的防地，于是北京又重入冯军手中。

    早在冯军发动政变进入北京时，冯就下了两道命令：一是逮捕曹锟的嬖幸，当时在北京的红人李彦青；另一道命令是扣押前财政总长王克敏。冯对这两人的私怨是因为冯误会这两人故意不给他军饷，王克敏管财政，李彦青管军需。李在保定时代是曹的军需处长，在北京时代是军需副总监，不管他官阶有多大，他可以左右曹锟，北京人把他和西太后下边的李连英同等看，然而李彦青不同于李连英的是他和曹锟中间有不可告人的丑事，所以他权倾一切，为人侧目。

    冯部很顺利地捉到了李彦青，这位红极一时的小人终遭枪决。冯要杀李彦青不只北京人称快，全国的人民包括直系旧人都称快。

    冯部去捉王克敏，却给王脱逃了，其实也可以说是王的运气，也可以说王这个人有心计。王字牧鲁，浙江杭州人，在广东出生，是前清的举人，得到赵尔巽和杨士骧的保荐做过光绪时代的直隶观察使，后来担任留日学生监督，民国6年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8年担任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的北方代表。12年冬重任财政总长兼中国银行总裁。曹锟贿选后就成为曹的财政总长，这时北京财政情况恶劣万分，冯担任陆军检阅使，在北京扩充了很多军队，向王索饷，王当然无钱可发，因此冯对王恨之入骨。

    政变后冯部入京即派军队到王宅捕王，军队进入王宅，直奔王的卧室。王的卧室是两卷式套房，王起床在后面一间盥洗，前房窗子也已打开，军人们都是土包子，见王的卧室窗子打开，里面无人，以为王闻风逃走，遂不入室搜索，改往其他房间搜查。因此王遂乘机从后门逃出，藏匿于他的仆人家中，迨军队过后，王才乘车奔赴东交民巷中法银行。王已逃到东交民巷，冯军再度入王宅搜索，直奔王卧室的内层，只见澡盆中所流的洗澡水还是热的，桌上早点摆好还来不及吃，王已鸿飞冥冥了。

    冯玉祥在张作霖出京以及黄郛内阁解散后，也提出辞呈，表示打算出洋游历，并无意在北京贪恋权位。同时他本人就去西山休息。

    然而，冯军仍在北京城内外，段执政对冯也不能不加以敷衍，因此执政府和西山道上便也车马往来不绝于途。

    段在两大势力之间，奉张既不好惹，小冯又近在咫尺，左右为难，这种日子和当年袁死后的段老虎比起来，真不可同日而语。

    曹锟垮台后，最惨的不是吴佩孚，而是那群拿了钱投曹锟票的国会议员。因为北京方面正如火如荼地检举参加贿选的议员，这批当时被称为猪仔的议员们，于是便成为丧家之犬，北京人看到先几年皖系失败后安福系议员的可怜相，现在又重见于贿选议员了。

    这些议员们纷纷自北京逃到天津，并在天津发表宣言说他们在北京不能行使职权，已将国会移到天津了。当然这种宣言根本没有人理。

    13年12月2日临时执政府发表人事命令，以胡思义任江西省长。2日的阁议，通过了善后会议组织法大纲，以及善后会议条例。该条例于12月24日始公布，可算是一个难产的东西，因为南方多不支持，而孙中山已北上，孙和国民党都明显地反对善后会议。因此有人主张先召开六巨头会议，六巨头是：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唐继尧。这个酝酿没有成为事实。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做得并不愉快，因为要敷衍和协调奉张和新兴的国民军，他宣布召开善后会议，重建新的政治环境，可是孙中山和南方各省都反应冷淡。

    临时执政发布了一连串的人事命令，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是不稳的。

    13年12月3日特任卢永祥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杨以德暂兼代直隶省长。这一天，在南方，李宗仁就任广州方面所委任的广西绥靖处督办，黄绍雄为会办。4日临时执政公布了临时法制院官制，任姚震为临时法制院院长，派龚心湛兼任赈务督办，蔡廷干兼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副会长，袁良为全国水利局总裁，李仲三为副总裁。5日以钟世铭继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

    5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电北京执政府请裁撤巡阅使一职，愿先自东三省实行为倡导，第二天张作霖又通电宣称已将镇威军名义取消，并停止战斗形式。

    苏联驻北京公使要外交部转告奉军张宗昌，请其将所部的白俄兵解散，外交部拒绝了苏联这项要求，理由是这批白俄军人已经归化了中国，应该是中国人了。

    由于张作霖的通电，北京执政府遂于12月10日颁令各省巡阅使均着即行裁撤，东三省一切军队仍由张作霖指挥节制，特任张作霖督办吉林军务善后事宜，吴俊升督办墨龙江军务善后事宜。

    同日，冯玉祥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并即解除总司令职务。

    12月12日执政府向北京的外交团声明，前黄郛摄政内阁所下命令，一概有效。先三天，就是12月9日执政府下令免除张景惠的督办全国国道筹备事宜，以黄郛继任。

    从这一连串的人事命令中，可以看出执政府尽量在张作霖和冯玉祥两大势力中求得协和，促成双方各退一步，各进一步。

    12月13日执政府的阁议作成了三项决议：（一）撤销曹锟宪法。（二）宣告《临时约法》失效。（三）消灭国会机关。留在北京的非常议员听说政府将下令取消宪法并及约法和国会，大失所望，纷纷集会共商应付办法。这些议员们在反对曹锟贿选时饱受迫害，待到曹锟垮台，满以为可以出头了，结果依然受到解散的命运，那个时代的民主政治是多么的多灾多难。

源济

二二二、孙中山北上逝世

    民国13年当北方在直奉大战前，南方则正由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布置北伐，不幸中间发生了广州商团事变，13年10月15日商团事变平定，这时直奉战争已在激烈进行，迨直系失败后，北京城换了主人，所谓的孙、段、张三角同盟自然发生了作用。

    北方新兴的势力冯玉祥集团在政变后曾联名电请孙中山北上，电云：

    “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勘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续桐溪、刘守中、蒯定煜、凌毅、李石曾、李含芳、岳维峻、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邓宝珊……叩。”

    10月27日，孙中山在韶关电复冯玉祥等，答应北上，另一相同之电致段祺瑞，电云：

    “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10月30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在大元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亲自北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特发出秘密通告第八十六号，对同志指示：

    “为通告事：此次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诸将联合共倒曹、吴，于扫除革命障碍，关系非细。胡、孙为党员，冯部亦多党员在内。总理此次北上，乃应北方同志之要求，期于北方党务之进行，有所发展，并非轻与各派讲求妥协。盖关于建国北伐之举，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并建国大纲廿条之颁布，本党复有北伐目的之宣布，方针已定，决不游移，惟当悉力以求贯彻。但目前本党势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权，贯彻党纲，尚须有待。凡我同志，当及时努力于宣传组织，以期团体日固，势力日充，万不可以时局小变，致摇素志，尤当随时留心总理之言论行动，得所师承，并随时遵依党令，为主义而奋斗，毋蹈纷歧零乱之习，是为至要。”

    13年11月4日，孙中山命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令谭延闿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并电张作霖告以即日北上。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如下：

    “……故辛亥之后，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吾人于此，更可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以左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11月13日10时20分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黄昌谷、朱和中、马超俊等20余人乘永丰舰起程，汪兆铭则先一天赴港，在港等候。胡汉民、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乘江固舰送至黄埔，由于珠江水浅阻碍航行，下午3时始抵黄埔，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率全体官兵登永丰舰迎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军校师生告别，这时黄埔一二期学生正在对岸的鱼珠炮台一带实施战术演习，并作筑城工作，蒋中正陪孙中山前往校阅。

    孙中山在黄埔和军校师生会晤，对于黄埔军校的卓越成就赞勉备至，不知这时是有预感，还是下意识，在离别前竟黯然对校长蒋中正说：“我这次去北京，明知很危险，祸福难以逆料，将来能不能回来，实在不敢预测，不过北上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虽有危险亦何所惧？何况我已五十九岁，死也可以瞑目了。”蒋中正听了孙中山这番话，非常惊讶，因为孙中山平常最乐观，如今却作此语，深为不解，乃问：“先生为何今天这样说？”孙中山答：“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时，倘在二三年前，我就不能死，现在有了这么多好学生，可以完成革命工作，我死亦无憾了。”说着不胜凄恻。随后由蒋中正在校中为孙中山饯行，下午5时50分孙中山即再登舰向香港航行。

    14日晨2时孙中山所乘永丰舰抵香港，晨6时转登日本邮船春阳丸，12时启碇去上海，到春阳丸送行的有300余人，爆竹喧天。16日午夜抵达吴淞口三来水停泊，17日晨9时25分乘褒尔登号小火轮在法租界公司码头上岸，有于右任、石青阳、戴传贤、杨庶堪、居正、宋子文、蒋作宾、叶楚伧和段祺瑞代表光云锦，齐燮元代表凌铁庵等20余人搭小火轮到吴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则有一万多人在码头欢迎。孙中山登岸后就坐汽车到莫利爱路29号寓邸休息，并在草坪上由新大陆影片公司摄制新闻影片。

    19日下午3时，孙中山在寓邸举行茶话会，招待上海新闻记者陈布雷、潘更生、戈公振等和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知识真治等30人。由汪兆铭、邵元冲、叶楚伧、戴传贤担任招待。孙演说一个半钟头，宣布时局主张，说明北上的目的，和对中国前途的展望，大意云：

    中国当今祸乱的根本，乃在军阀与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这次北上，有二个目的：一为召集国民会议，这是为了对付军阀；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者。唯有打倒这两个祸害，中国才能和平统一，才能长治久安。我为了这两个目的而奋斗，处境固然非常危险，但我决不畏惧。希望全国人民能够彻底了解。各位是新闻记者，也就是国民发言的领袖，盼望各位领导舆论，以为赞助，并且负起指导和唤醒民众的责任。

    这时，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交通，由于军事影响，极为困难，津浦铁路久已不通，由上海往天津的轮船，搭客拥挤，两个星期内的头等船位全部预定完毕，孙中山为了要赶赴北京，乃决定由日本绕道转赴天津，只偕宋庆龄、戴传贤、黄昌谷，其他随员则分别乘船以天津为会集地。11月22日，孙中山偕随员搭日轮上海丸赴日本，离沪前日本记者采访，孙中山对日本记者说：

    “中日两国就当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

    余纯然以国民资格赴天津之善后会议。”

    23日抵长崎，在船上接见记者和政界人士暨中国学生，24日下午抵神户，欢迎人士达5000人，登岸下榻神户东方饭店，各界慕名造访的络绎不绝，前后演讲十余次。30日离神户，登北岭丸前往天津。

    12月4日，孙中山乘日轮北岭丸抵大沽口，天气很冷。孙中山随员自上海分途北上，有汪兆铭等已先抵津，此刻乘小火轮在大沽口迎候，并登北岭丸向孙中山报告北方政情。午12时船抵天津码头，在码头欢迎的约计2万余人，段祺瑞和国民军一、二、三军代表及各团体代表，均登船恭迎。上岸后乘马车至日租界张园行馆下榻，这个张园是天津一所有名的住宅，他的主人是清末的武昌提督军门张彪。

    这天下午张作霖派代表到张园向孙中山致候，3时，孙中山即驱军往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两人倾谈了一个多钟头。事后张作霖曾对汪兆铭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今天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可惜北京的各国公使都反对他，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国公使和孙先生要好的。”

    张作霖本是个老粗，并不通洋务，由于东三省的特殊地位，因此也懂得运用国际关系，可是他在外交方面批评孙中山却错了，孙中山对国际环境和外交，当然比北洋军阀懂得太多，张作霖说外国公使不喜欢孙中山也是事实，只因孙中山北上前即一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话对于所有的外国人都不中听。因此孙中山的北上，在当时的外交团中，就表示不愉快的态度。段祺瑞、张作霖等这时正盼望外交团承认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外交团则要执政府先公开表示尊重过去一切条约。这些条约就是孙中山所反对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一情势下外交团当然对孙中山是不友好了。

    孙中山生长南方，对于北方严寒天气颇不习惯，到天津时，由于在船上脱帽站立太久，到张园后，又在门外照相，一再脱帽，加上长途旅行，长年辛劳，因此在拜访张作霖后回到张园，即发冷发热，感冒大作，肝亦觉痛，来势甚猛。因此当晚各界在张园举行的欢迎会就临时取消，同时延请德国医生石密德诊治，当时医生对于今天大家所注意的癌症尚不留心，所以只专对感冒医治，没有检查肝部的毛病，孙中山服药后，经数日调养，热度渐退，医生嘱咐勿劳动多休息，而孙中山颇觉肝部作痛不止。6日起，病况有进步，孙中山就打算强作精神赴各地演讲，经医生劝阻才作罢。那几天来见孙中山的人士均由孙科、汪兆铭、戴传贤分别代见。至8日，孙中山乃抱病见客。

    北方报纸对这位手创民国的伟人，倍极称赞，且寄予莫大的企望。

    孙中山在天津，对于政治情势的发展密切重视，由于他坚决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使得列强对他颇不满意。他到天津时，法国领事竟不许他通过租界，也反对他在法租界居住。过去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期间力争关余，所以列强早怀不满，现在他来北方路上一再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当然更加嫉视。北方执政府急切希望能获得国际间的承认，而外交团则要挟北京新政府要尊重一切条约，不能任意变更。段祺瑞向现实低了头，愿意尊重列强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列强承认中国的新政府。

    孙、段、张三角同盟现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孙、段之间，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的政府承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段祺瑞则宣布在执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两位巨头的政见距离越来越远。

    12月18日，段祺瑞特派许世英和叶恭绰到天津来欢迎孙中山赴京，并探望孙中山的病况，两人见到孙中山先代达段氏的问候，就在病榻前报告北京的政情，孙中山询及有关外交方面，叶恭绰说：“段执政已正式向外交团承诺，临时执政府外崇国信。”孙中山听了非常不快，乃问：“外崇国信，信守什么？我们和外国之间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外交团要求尊重这些条约，听说执政府已照会答允，有无其事？”叶、许两人答称确有其事，不过照会还没有送出。孙勃然大怒，厉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简直太不对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尊重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为何你们又要来欢迎我呢？”叶恭绰和许世英挨了孙这么一顿大骂，为之哑口无言，不知所对，于是很狼狈地退出。在病中的孙中山，经此一怒后，肝病大发，肿痛不已，脉搏增加到120以上，石密德医生也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善后会议条例公布，这是段祺瑞决心和孙中山不合作的明证，孙北上的救国抱负因之落空，加上又在病中，真是进退两难。由于孙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国民党同志认为与其住在天津，既不适宜养病，又于国事无补，倒不如到北京疗养为宜，因此娓婉地向孙报告，孙欣然应允，于是积极部署移京安排，决定以北京饭店为行辕，准备专车一辆，于12月31日由天津赴北京。当天下午4时车抵北京前门车站。

    孙中山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北京市民集聚往迎的，约有30万人，车站前人山人海，争睹民国伟人。孙中山虽抱重病，可是面对这个动人的场面，精神为之一爽，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大专学校校长、各团体代表、各机关首长都在车站欢迎，为了顾及孙病体，乃由欢迎人群推举总代表一人登车欢迎。

    孙中山下专车后就乘汽车出站，直赴北京饭店，各报记者再麇集北京饭店，孙由汪兆铭代表，与各记者见面，分发书面谈话一份，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的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文。”

    14年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至24、25两日，孙中山竟不能进饮食，一进饮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经医生会商结果，认为有立即移住医院施手术的必要，因此向家属和重要同志协商，由宋庆龄往劝他入院开刀，孙允诺。遂于下午3时以担架移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下午6时施行开刀手术，在腰部割口将肝之脓吸出，检查全肝，已经坚硬得像木头，证实是肝癌，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亦证明是癌症的末期，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确实无药可治，虽可以镭锭放射法以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可是一切都显示为时已晚。29日医生报告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这证明开刀后经过良好，不过癌病本身仍难医治。

    2月初旬仍使用镭锭治疗，但效果不大。

    2月12日，张静江建议改服中药，中药有时对于很多奇怪的病状发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人们在绝望时便寄希望于万一。宋庆龄和孙科及侍疾同志都请孙中山准予改用中医。孙认为在协和医院吃中药是不可以的，如果必须用中药，唯有迁出医院。18日孙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由名中医陆仲安诊视。

    2月20日，孙中山病笃，医生认为挽救的希望很微，不如趁他还清醒的时候，请示遗言，于是随孙的同志遂推汪兆铭、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代表，面恳孙。这时孙虽然一息奄奄，可是神智很清楚，见到汪等四同志在病榻旁欲言又止，乃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汪兆铭委婉地说：“当一月二十六日先生进住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痊，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然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正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孙中山听了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目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的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你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四同志复请，并强调国民党正遭遇一个变局，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听了默然良久说：“我现在要说的话很多，本党周围都是敌人，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说完这话似乎很吃力，这时汪兆铭贴近孙病塌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不畏惧危险，也从不让敌人软化。凡是革命同志都能遵从先生的教训，不会逃避危险和死亡。先生教导我们这么多年，定能信任我们。”孙中山闭目听，并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汪答：“我们还是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些什么？你们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如果不合您的意思，就请您指示数语，我可笔记。”孙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汪兆铭就把已草就的稿子念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遗嘱，孙听完极为满意。汪等又拿出第二稿，是留给家人的，由宋子文向孙报告，并由汪兆铭念：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亦感满意，汪兆铭本想开门出取笔墨请孙签字，这时宋庆龄在房外哭得很厉害，孙听到了哭声，乃对汪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孙中山在服中药期间，神志颇清楚，不过病状并没有减轻，3月1日，曾请留日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天注射一次。

    当孙中山最后弥留期间，神志并不模糊，体温也照旧，每睡醒，就垂询东江讨逆战事进展情况，侍病的同志向孙报告说黄埔学生军已加入右翼作战，每战皆捷，已配合粤军进向潮汕。孙闻之大喜，命令致电嘉奖。3月10日停止注射针药水，11日病危。中午孙忽然张目遍视床前的家属和各同志，并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两张稿子拿来，我要签字。”汪兆铭遵谕将二遗嘱稿并墨水笔呈上，孙伸出了病弱的手臂，执笔在遗嘱稿上逐一签名。随后由侍疾的家属和同志：宋庆龄、孙科、张人杰、吴敬恒、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传贤、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兆铭则署笔记者。

    病室中空气肃穆而沉静，孙中山虽然病弱，眼中仍然有神，以安静温煦的口吻做最后的遗言，孙说：

    “我这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了谋求全国的和平统一。统一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现在一病不起，将和你们永诀，生死本无所惜，不过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革命的目标和主义不能完全实现，深为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能早日实现，则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孙说至此处，感情激动，而呼吸则益感困难，由于说话太多，精神不继，以致下面的话便说不清楚，只听到微弱的声音：“和平、奋斗、救中国。”

    医生认为病人太辛苦，不宜再消耗精力，乃请侍疾人士退出，让孙中山静默安眠，至晚6时半，孙中山又苏醒一次，手足已经变冷，且已不能讲话。医生按脉后认为脉已散，行将去世，须时注意。这时孙似乎又作欲语状，宋庆龄听出来是呼唤汪兆铭，乃叫汪到床前，汪靠近孙病榻，发现孙的脉搏已如游丝，只见嘴动，不能言语了。

    第二天早晨3时，孙中山再苏醒一次，仍不能言语，8时许克利医生临床诊视，认为已至最后关头，延至9时30分，遂告逝世。一代伟人，手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终于民国14年3月12日上午9时半与世长辞，留下一个纷乱的中国等待统一。

    北京政府于3月12日下令云：

    “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兴中夏。辛亥之役，功成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画，宏谋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耆勋，亟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入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愍，遽夺元勋！轸念艰虞，弥深怆悼。所有饰终典礼，着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此令。”

    执政府的内务部并议决予以国葬，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北京公使团亦下半旗，全国各地闻知孙中山去世，自动举哀，万民雨泣。

    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孙中山行辕内，国民党留京同志含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孙的家属遵照遗示，遗体施以防腐剂，用科学方法保存。

    12日12时30分，孙中山遗体移至协和医院施用防腐手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京委员开会，决议葬仪用国民体制以示平等，并拒绝临时政府的国葬令，同时遵孙中山遗命，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至15日防腐手术完竣，遂举行大殓，家属及追随他多年的同志均亲视含殓。灵堂内外哭声震天。

    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这天清晨群众已纷集协和医院门外，至10时许灵榇出发，举枢者为追随孙日久的同志24人，分三组，每组八人前后舁挽，沿途民众及青年护灵致哀者约计12万人，均步行送灵榇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安放，择日开吊。

    4月2日上午，孙中山灵柩安置于北京西山碧云寺。

    孙中山之丧，海内外致送挽联极多，不及备录，只是孙的叛徒陈炯明有一挽联，颇可一读，联曰：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情私谊，全凭赤心知。

    陈炯明在民国22年8月22日以肠炎病死香港，终年55岁，死后家无长物，贫难为殓。陈在孙中山病逝前已痛悔反叛孙中山，曾请吴稚晖代作悔过书，未及送达，孙去世。陈死后，吴稚晖有挽联追述其事：

    一身外竟无长物，青史留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源济

二二三、荡平两广群魔

    陈炯明被滇、桂联军逐出广州后，就率军盘踞广东东江一带，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乃收集东江南路的土匪，联络闽、赣、湘的军阀，自称救国军总司令，下辖总指挥林虎、副总指挥洪兆麟、各路总指挥叶举等合共7万人，图犯广州。

    当时广州方面有滇军（杨希闵部）、粤军（许崇智部）、湘军（谭延闿部）、桂军（刘震寰部）、豫军（樊钟秀部）及朱培德之滇军，还有少数鄂军、晋军和陕军，为数10余万人合称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

    14年1月15日广州政府决定东征，分三路出兵，以粤军为左翼军，滇军为右翼军，桂军为惠州攻城军。2月1日改变作战计划，改以粤军为右翼，经海、陆丰直趋潮汕，进攻洪兆麟防地。以滇军为左翼，经河源、老隆，直趋兴宁、五华，进攻林虎防地。桂军仍任围攻惠州之责。

    联军组织时，滇、桂军故意漠视黄埔军校的校军，黄浦校军充满革命意识，自扣留商团军械及编练教导团后，即受滇、桂军的歧视和敌对，因此联军筹组时，他们即以黄埔校军不堪战斗，毋须参加为理由将其冷冻。

    黄埔同学受到广州各军的歧视，至为激愤，且以不能参加讨伐陈炯明而痛感是奇耻大辱。当时的校军不过是第一、二、三期同学和教导第一二两团，为数不过3000余人，饷械既不充足，训练时间又短，而且没有战争经验，但他们气壮山河，毅然决然加入右翼粤军，当时蒋中正兼任粤军参谋长，即以黄埔军校校长身份担任校军统帅。

    在广东的各路军队，军纪都不好，黄埔校军出发后，一新耳目。他们军纪严明，公买公卖，士气旺盛，行动神速。14年2月3日出动，5日下午即攻占东莞。沿途受到百姓热烈欢迎，校军高呼“百姓万岁”。2月11日即将广九路沿线地区完全控制。15日晨克复淡水。

    黄埔校军收复东莞和淡水后，桂军攻惠州久不下，而滇军亦在增城、博罗之间不进不退。校军以革命精神独力作战，继续进攻，2月末旬攻占了海、陆丰。

    由于校军追奔逐北，战果丰硕，大遭滇、桂军之忌。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的部下林虎勾结，校军洞烛机先，遂与粤军合力夹击林军，造成棉湖大捷，3月23日先后克复五华、兴宁。同时分兵进驻潮、梅。陈炯明逃往香港，其部下大将洪兆麟率部逃窜闽边，林虎率部逃窜江西。黄埔校军轰轰烈烈的第一次东征遂告结束。

    正当黄埔师生兴高彩烈地庆祝东征大捷时，突然传来了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噩耗，全军将士悲恸万分。孙中山是14年3月12日病逝的，广东省长胡汉民怕这个消息影响校军士气，所以直至战事结束才通知东征的校军。3月22日蒋中正率全军举行望祭。3月27日正午蒋中正集合校军于兴宁城东门外以悲恸的语调对全军训话：

    “我们的总理于本月十二日已经在北平病故了。

    总理的逝世是本校、本党最悲哀不幸的一件大事，亦是我们世界人类最大的损失。总理在日，对于本校的希望和教育的热心，以及他的形容、态度、思想、言论，我们应静默五分钟。仔细回想一番，以志悼哀。

    总理去年北上时经过本校，要到黄埔对岸鱼珠炮台一带看看我们第一期同学的筑城工作，他看了回来，在途中对我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在奋斗，就是死了也可安心。’我就问：‘总理为何说这些话？’总理又说：‘我们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够希望实行的，就在你这个陆军军官学校一般学生了。凡是人总要死的，不过要死得其所，我今天能够看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官长学生士兵们如此英勇的精神，就可以继续我的生命，所以我虽死也能安心。’大家听了这一番话，一定要牢记住，一定要努力奋斗，才不负总理教育大家的一番苦心和希望。以后我们只有努力继续下去。达到我们主义的成功，才算得是总理的信徒，才算得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总理生病的原因，前次我已经讲过了，他的病和他的逝世，全因为主义不能彻底实行，而且陈炯明叛党以来，已有三年之久了，党员不能除掉这个区区叛逆，所以忧愤成疾，以至于今日逝世。推本穷源，还是在陈炯明叛逆，使本党不能发展，所以我们必定要杀叛逆陈炯明，才能泄总理的愤，现在陈炯明的军队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一大半，然陈炯明本人还没有拿到，总是我们主义实行的障碍。望大家以后要更加努力，杀了陈炯明才能得革命的成功，实行主义才能慰总理的英灵。总理自知此次的病不能好，所以对于本党的希望，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就在我们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里的官长学生士兵们的身上，望大家以后更努力奋斗，务要达到实行主义的目的，才算是尽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是将来中国革命军主干的军队，现在已经中外闻名。因为本军是有进无退的，但自今以往，如有一点失败，或是退后，我们的名誉亦就保持不住了。如果有一个人退下来，我们全体的名誉就被一个人败坏，这个退却的人就是我们的公敌，应该处以极刑。还有一句要紧话，我们要时时想着我们的名誉，完全是自己死的官长弟兄们赐给我们的，他们已死的如何凄惨可怜，我们没死的同志代他们来报仇才行，切不可因为看见一个同志在阵上打死，我们害怕就退了下来，这种人还能当革命军吗？还算有志气血性吗？

    这次攻兴宁，我们不足二千五百人，敌人共有一万五千余人，我们能打胜他的原因，是全在服从官长命令，团结一致，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其次就在遵守军纪，爱护人民，大家跟着本校长，困苦艰难，打了许多胜仗，这是本校长非常欣慰而且很感激。大家能够百折不回，始终一致的这样子做下去，不到几时，就可将三民主义实行于广东，再推而广之于各省、于全国，我们就有享福的日子了。

    我们自黄埔出发到了兴宁，过了千余里的路，打了很多的大仗激战，非常勇敢，非常耐苦，这是何等精神。还要知道，我们保护人民，就是实行主义，假使总理在此看见这样情景，一定是非常欣喜，现在总理虽然逝世，他的灵魂在上，也是可以非常欣慰的，他的灵魂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

    东征大捷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乃任命蒋中正兼任潮汕善后督办，办理地方善后事宜。4月11日蒋中正令校军住梅县。

    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在第一次东征时并不积极行动，且暗中勾结林虎，不料黄埔校军以大无畏精神底定东江，滇、桂军对黄埔校军既恨且妒，认为自己联合起来共有五六万众，兵力远胜校军，因此于5月中旬滇军开始集中广州，潜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布防；桂军由东江调赴北江，且有谋攻广州大元帅府的企图。广州大元帅因孙中山去世后已由胡汉民代理。

    14年5月13日胡汉民派廖仲恺赴汕头，当晚在粤军司令部开军事会议，由许崇智主持，蒋中正、廖仲恺、朱培德等参加，会中决议放弃潮、梅，立刻回师广州，由蒋中正任总指挥，全力铲除革命障碍的杨、刘，以巩固革命基地。

    5月21日蒋中正率领党军（即校军）、粤军由潮、梅回师向广州进发。从6月7日至14日，作战了一个星期即将滇、桂军完全击溃，广州遂重入革命的怀抱。

    14年8月20日党军正式改称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将原来的党军第一旅扩充为第一、第二两师，另将收编粤军改组为第三师。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三师师长谭曙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于是革命军由此建立。

    当蒋中正率师由潮、梅回穗讨伐杨、刘的时候，陈炯明残部表示投诚，回驻潮、梅，但他们并不是真的投诚，所以在14年9月1日再度叛变，进攻留守的粤军，粤军不能抵御，退回淡水，陈炯明军遂节节西逼，进占普宁、惠州、陆、海丰各县，蹂躏东江。同时勾结北路的川军熊克武部，由北江进至通州，南路邓本殷进犯肇庆，将会攻广州。广州国民政府遂下令讨伐，这就是第二次东征。

    9月28日国民政府颁发征讨方略如下：

    （一）东江方面：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以第一、第四两军为基干）。

    （二）北路方面：以鲁涤平为北路警备司令，节制北路驻军。

    （三）南路方面：以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属警卫河南。

    （四）广州方面：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广州卫戍司令警备广州。并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

    蒋中正率军第二次东征，10月9日围攻惠州城，14日攻克。20日起进攻潮、梅，第一纵队于11月4日收复潮汕，7日进占饶平。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占领五华，31日克复兴宁，乘胜肃清梅县、大埔。东江遂告底定。

    两广终于在革命势力日益强大下统一。

源济

二二四、长江的战火

    奉系、国民军系和皖系各有矛盾，直系垮台后，这胜利的三系各打各的主意，冯玉祥称病西山，先后四次呈请辞职。张作霖入京出京，其后通电取消镇威军名义，冯玉祥也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并即解除国民军总司令职务。这一切都显示其中问题很多。

    13年12月7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卢永祥、吴光新及奉军将领开会，讨论解决长江各省办法。卢永祥和吴光新虽是皖系，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前，他们都到关外去和奉张通款曲，奉张也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这次天津会议中决定请段执政下令免除直系齐燮元的职务，如果齐燮元反抗，奉军可以集中6万人南下讨齐。

    同日国民军的孙岳电请辞职，愿以所部一师四旅交陆军部直辖，其实该部队已由孙的参谋长何遂率领，从间道入开封，何已宣布就任代理河南省长。

    12月11日临时执政发布命令：“江苏督军齐燮元免职，江苏督军一缺即裁撤，以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卢永祥的直隶督办缺则由李景林暂署。”

    又令：“热河都统米振标着来京供职，所辖军队交阚朝玺妥为收束，并任阚朝玺署理热河都统。”

    这一连串人事调动中，夹杂了复杂的派系问题。

    段祺瑞希望卢永祥任直隶督军，卢是段系的人，当然有很多方便，而张作霖则希望直隶地盘交在自己一系手中，冯玉祥也希望直隶能派冯系的人。这次天津会议，张作霖要拓展奉系力量到长江，就怂恿卢永祥回东南，卢能荣返东南，私心之愿也。可是李景林出任直隶督办，这样的安排对于冯系的孙岳大为失望，孙岳也是想着直隶地盘的。李景林部向孙部进迫，孙岳曾将入河南的军队撤回以增加保定的兵力，同时由国民军其他将领代向北京提出，请派孙岳为直隶省长。

    北京政府对于这两大势力不能不平衡敷衍，对于冯系先后任用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更派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可以率部开发西北，而鹿钟麟在北京的势力依旧存在。对于孙岳，一面默许孙部仍驻军直境，同时任命孙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冯玉祥对这些安排大体上算是满意，因此14年1月13日冯玉祥宣布销假，即赴西北巡视，孙亦表示愿意履新。

    至于对张作霖，则发表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军务，同时任命张为东北边防督办兼垦务督办。

    张作霖于14年1月11日也率部回奉天。

    齐卢战争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继续，直齐赶走了皖卢，卢永祥乃出关投靠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惨败，卢永祥遂想借奉系力量重返江浙。

    北京执政府下令免齐燮元江苏督军，而以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为了顾虑齐燮元抗命，乃以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统率奉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江苏问题急转直下。

    齐燮元在江苏并不得人望，部下也渐次离心，因此不敢抗命，北京执政府12月11日人事命令发布后，齐于12日致电段祺瑞，愿遵令于14日交卸于韩国钧。不过齐也有他的部署，他下令着宫邦铎回任第六师师长，以参谋长刘玉珂继宫任第十九师长，刘未到任前由魏朝彦先行代理。

    14日韩国钧通电接受齐燮元交代，就任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苏军将领表示体谅督军意旨，服从韩督办，但反对另有军事大员来苏，危害苏境。其意是指的卢永祥。

    苏军将领想以韩国钧过渡，以拒阻卢永祥率奉军南下，可是卢和奉军南下已成定局，这一来不止是苏军感受威胁，苏省士绅也表示反对。齐燮元本已决定离开南京，这一来就改变了决定，认为士气民心均有可为，乃拟用保安总司令名义调遣苏省军队，布置攻守事宜。同时计划联络孙传芳、方本仁、萧耀南共同抵抗北军。江苏的情势突然剑拔弩张，山雨欲来了。

    江苏人本来全心全力在驱齐，通电四布，代表北上，合力同心，有非达目的誓不甘休的态势。待齐免韩兼，卢永祥宣抚苏皖，加以奉军五六万旦夕南下，这才感到是以暴易暴，驱狼引来了虎。因此驱齐运动一变而为拒卢反奉，一部分则宣称只拒奉军而请卢简从南下，还有强硬派则请齐速去，请卢也不必来，江苏问题与齐、卢脱离关系。

    13年12月24日，齐燮元离南京去上海。同日陈乐山宣称奉执政府秘书厅密令，赴松江复任第四师师长职，原任师长夏兆麟被逐赴杭州。陈的行动事先没有和各方接洽，于是引起了孙传芳的疑虑，认为不利于浙江。乃通电斥陈假窃名义，蓄意捣乱，派兵进击。29日北京执政府电令孙传芳、陈乐山停职，候中央解决，并接受孙的要求，任命孟昭月为宁台镇守使。

    奉军添调后备队入关，其南下军队3万人由张宗昌统率进驻徐州，原驻徐州军队奉陈调元令护防，退往砀、萧两县。

    12月30日北京陆军部电宫邦铎回任第六师师长，所遗第十九师师长即令何丰林继任。南京第六师部队一部分哗变，在驻地附近抢劫。

    14年1月2日孙传芳部队攻入松江，陈乐山逃走，第四师向上海溃败，孙部尾追。由于孙军频传捷报，孙传芳的发言权遂大增，1月5日和6日孙连发激烈通电，反对奉军南下。

    事实上奉军已大举南下。14年1月5日孙传芳致段祺瑞电：

    “北京段执政钧鉴，陈乐山假窃名义，扰乱地方，传芳不得已饬部防御，幸得驱除。然松江一带已不胜迁移焚掠之苦矣。陈乱未已，里巷又复纷传奉军南下，意不专于对苏，证以齐督离宁，而奉军到宁，无的放矢，必更有的。传芳本无所虑，亦常深省其咎，攻浙乃军人服从之天职，事纯被动，既不敢妄成戍首之罪，入浙乃浙江军民所欢迎，兵不血刃，亦不敢妄居克敌之功。至于入浙以后，市廛无惊，苟欲罗织为扰民，浙人先不忍罗织，舍此数端，百思不得，敢乞钧座勿对传芳一人别有难言之隐，遂使浙人万姓，日陷恐怖之中，有罪而当夺职，固望明示其罪以肆诸朝市。无罪而当避贤，亦恳明示其贤以公之天下，倘于两者皆有难言而疑传芳诚有未至，即恳明示对国对浙，必如何而后可谓诚之条件，传芳谨当高之浙士，质之国人，决不敢违众而抗所当从，亦不敢固位而默所当辩。若于宣布罪状之先，还以巧取豪夺相试，是直弁髦政府，毁堕纪纲，惟当视同穿窬，御以盗劫。上肃国宪，下去害群，一息苟存，百死不惜，遭时方长，高位难据，钧座天人顺应，尚有省愆弭劫之痛文，传芳忧患备尝，宁以厝火积薪为得计，所谓吁请明示者，上欲政府示天下以光明，下求浙江勿连类而涂炭，至于一身生死，且等鸿毛，进退更无足计矣。临电迫切，祈候明示，孙传芳叩。歌。印。”

    孙传芳致冯、胡、孙电：

    “北京冯总司令焕章兄、开封胡督理丽生兄、保定孙省长禹行兄钧鉴：诸公所为蒙极大之牺牲，以仆此而兴彼者，为欲违停战之目的致国家于和平。今者或幽囚，或败遁，或遵命解职而去，无一存焉。然则战争可停，和平可致矣。诸公亦闻陈乐山勾煽传芳所部军队战事复起乎，松江一带，又焚掠一空乎，亦又闻奉天军队五六万众，浩荡南下，路人纷传为景公复仇不专对苏乎？传芳个人进退不足惜，浙江一省治乱亦不足计，独惜诸公蒙极大之牺牲，以求停战者，乃以挑四方之战，以求和平者，乃以开破坏之端。往日之战虽不祥，尚托名于国家相争以政见，今日之战，直明目张胆标寻仇报复之名，树争城争地之帜，而无所顾忌矣。诸公手创此局，岂能毫无预闻？诚未闻耶，则一询之道涂，一考之事实，诸公初志，向即如是也，则请缄口闭目，以听天下之相残，斯民之无孑遗可也。万一非诸公之意，传芳即敢再顿首以求诸公，先为浙人呼吁于有权者之门，如天之福，回天之听，先止南下之兵，一切留候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解决。能如是尸祝诸公者，岂独浙人哉。设有权者必欲寻仇报复，必欲争城争地，亦求诸公代叩当复者几仇，当争者几地，诸公但能保证此仇者相率避去，此数城数地者拱手献出，即可停战和平，传芳岂惟不求罪状之避，且献城以解诸公之难，且任劝告其他当避且献者，均无问所犯之条，惟当速避速献，毋使天下人既加诸公以大不韪之名，以挑天下之战，开破坏之端，逮狱于诸公也。别上执政一电，特附录奉阅，执政本爱和平，然而在位无权，无以贯彻其爱，以后种因，造自诸公，人曰有权者，可箝天下之口，而不能纳诸公之言，诸公幸勿以局外自遁，而使所种善因尽成恶果也。当战当停，待命进止，临书迫切，立盼赐复，弟孙传芳。歌。”

    1月7日段祺瑞复孙传芳电：

    “歌电呈悉，陈乐山本非假窃名义，业经退回，已在成事不说之列，至子嘉（卢永祥）酌带奉军南下，事诚有之，始因齐之负嵎，继因花旗营之毁路设防，子嘉不能不有以自卫，余亦不能责子嘉以单骑赴苏也。今齐虽在沪，尚有密谋，浙沪毗连，岂无闻见，盖攻浙之事，吾弟既无所惭，何所谓咎？昔日因服从而攻浙，今日亦当本服从而不扰苏；昔日入浙为浙军民所欢迎，今日苏未欢迎，更不宜侵入苏境。中央本无责难之意，吾弟又何必有引咎之辞，即令谦冲为怀，则安民保境，正足为补过之资，余以诚待人，当不轻事吹求也。吾弟英年重寄，笃实为先，欲宏远犹，必勋明德。段祺瑞。虞。”

    14年1月7日卢永祥抵达蚌埠，张宗昌率奉军第一军进驻浦口。卢永祥旧部第十师亦由江北开赴南京。原驻南京之齐燮元旧部第二、第六两师及补充旅奉韩国钧令，悉调驻镇江、江阴。

    1月10日，卢永祥、张宗昌进入南京。11日上海事变。上海是由宫邦铎和张允明分治南市、北市。宫邦铎是主力，他是淞沪护军使，北京承认的第六师师长兼第十九师师长。齐燮元到上海后，即运动宫的部队迫宫去职。宫无法指挥，遂于10日晚致电段祺瑞和卢永祥，宣布辞职。齐燮元掌握了第六、第十九师后，即联络孙传芳的军队联合攻击张允明，张军被攻溃散，张允明则逃入租界。于是齐燮元即自称淞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传芳称第二路总司令，联衔宣言占领上海，拒绝奉军南下。

    上海事变后，段祺瑞即于1月12日责成卢永祥会同苏军总指挥秦洸迅速戡定上海事变。同时电令安徽军务善后督办王揖唐就近派兵协助卢永祥，并令何丰林收编已溃散的陈乐山旧部第四师。

    孙传芳也派谢鸿勋为第四师师长，收编陈乐山的溃军。

    上海总商会则乘宫邦铎、张允明被逐时，宣布上海为不设军职、不驻军队及将兵工厂迁移他处的不设防城市。

    东南大学校董和教职员则反对北京教育部将校长郭秉文免职，主张教育独立，不宜随政潮进退。

    14年1月13日北京执政府下令奖励孙传芳撤兵回浙。

    这显示段祺瑞把齐孙分别处理，孤立齐燮元。

    同日又令派陈调元帮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白宝山为海州护军使，马玉仁为淮扬护军使。

    在上海的张允明部一师一旅，及陈乐山的第四师残部只有少数投入齐、孙两军。其余为数1万余人悉向租界缴械，即由租界当局收容。

    上海的领事团，鉴于战争可能波及上海，乃开会决议：禁止中国失意军人在租界活动，并调各国的海军陆战队登陆，监视所收容的中国溃兵。

    卢永祥在南京组织宣抚军，以奉军军长张宗昌为宣抚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军总指挥，参谋长臧致平兼第二路军总指挥，军务帮办陈调元兼第三路军总指挥，江苏全省水陆警备司令冷遹为戒严总司令。

    苏军总指挥秦洸在苏州被当地驻军攻击，苏州商会付出一笔钱请秦洸离苏州。上海齐燮元军队即通过苏州，与常州镇江的齐氏旧部联合。

    1月14日淞沪联军孙传芳齐燮元联名发表通电：愿意撤退上海地域内所有两省驻军，废除护军使及镇守使名目，反对以后再设类此军职，兵工厂亦即日择地迁移。北京执政府亦颁布处置浙、沪问题三令：（一）淞沪护军使一缺着即裁撤。（二）上海兵工厂着陆军部即日饬令停止军用工作，以便招商承领改组商业工厂，并先委托上海总商会暂行接收，妥为保管，即由该部遴派专员会同该商会妥筹办理。（三）上海嗣后永远不得驻扎及设置何种军事机关。

    1月16日北京执政府令：

    “此次苏浙军队发生冲突，闻齐燮元有从中煽惑情事。……应另派员查办外，嗣后各该省军长官，务各严饬所部，恪守疆界，不得轻信谣诼，致启衅端。如再有前项情事，定惟各该长官是问。”

    又令：

    “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韩国钧，准免兼职。特任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任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着兼任帮办湖北军务善后事宜。山东、福建督理缺员着即裁撤。特任郑士琦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周荫人督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派卢金山为长江上游副司令。”

    卢永祥在南京自有一套想法，其实对他来说仍是旧调重弹，他于三年前做浙江督军时，因受第一次直奉战争影响，曾一度通电倡议废督，通电中慷慨陈词，一时极为舆论所赞美，可惜后来卢氏对于通电所提倡的事，仅能做到改“督军”名称为“军务善后督办”而止。致舆论对他颇为失望。

    14年2月27日卢永祥又电段祺瑞吁请废督。他的电文中有不少的警句：

    “……废督之议创之久矣！上既惮而莫敢为，下遂锲而不忍舍。一日不废，则一日不能息民。废督以前大要者二，曰定军制、曰划军区。然此非一省之事也，有一省以创之，中央鼓其激昂之气，推之邻省焉。推之全国焉。则事无不举矣。……应暂以徐州一带为国军区域，大江以南不再驻国军。凡驻苏国军一律调赴国军区域，悉听中央指挥。饷由部给，不干省政。苏省固有师旅，酌量苏之财力另行改编，归省长节制。浙省同时将国军调赴国防规定区域，不得仍驻江浙毗连境壤，并将军务善后悉听中央主持。”

    在当时浙江人民环请撤兵的时候，这些话是中听的，也是必要之举。同时他对江浙军务善后督办一职要求北京政府迅颁明令永远废除，为各省倡。

    卢永祥这一个电报的“动机”从善的一方面说，他已经真实觉悟了；从恶的方面说，他想玩弄三年前的老手法。至于影响方面，在善后会议中已经有人向政府责问处置办法，政府答以通盘筹划四个字，似乎还没有同意卢氏这个废督的计划。皖督办王揖唐在京，表示赞成卢氏办法，愿将安徽军务善后督办陪同裁撤。对卢更备极揄扬，而江浙各团体亦以“与人为善”之心，纷纷通电赞成。南京方面虽有人假造省议会电报，说废督尚非其时，请政府催卢氏速就江苏军务善后督办职，可是随即经省议会正式否认了。政变以后，冯玉祥的呈请辞职，通电下野出洋，就曾博得当时舆论界的称扬。现在舆论也对卢永祥电请废督一事大为推崇。不过有实力的人附合的并不热烈。

    江浙和约签定后，上海的护军使等军职真个废掉了，军事上所必争的兵工厂完全交由总商会接收了，浙奉两军的大队也都离去，兵也可算是没有了，上海人半年来所努力进行的避免兵祸运动，仅仅就军事关系说，到此可谓已经成功，剩下来的是上海地域内所尚未解决而成为问题的，就是上海怎样成为特别市或商埠的建设问题。

    上海民政的改组，当初从事于避免兵祸运动的上海人似乎都还没有考虑到，执政府于1月15日所下的三个命令亦仅说到上海为通商重埠，此后永远不驻兵队及设置任何军事机关，而未说及民政事宜的如何处置。反而是齐燮元、孙传芳的联合通电中倒能说出“……其民政事宜，与平常县份不同，拟另组成政厅以理之”的一句话。战事粗定时，江苏省长韩国钧于1月29日在百忙中首先声明于上海设特别市，电聘上海旧市董李平书等11人为筹备委员，令先行拟定区域如何划分？机关如何组织？职权如何分配诸事宜。而上海有几个商人，则提出意见于总商会，反对上海市政悉由少数苏绅主持。申述执政府拟改上海为特别区域，永不驻兵，特设督办处理民政，而主张督办直隶中央，地方事宜由地方绅商共同处理。同时，上海的舆论，则一致主张上海应筹改为特别市，市政厅须以市民为主体，市长须由市民公选。战后一个月间，关于上海的建设问题，引起了剧烈的争议，中央与苏省政府、商人与市民，都各表示不同的态度与意见。

    事实上，执政府对于江苏省长聘请委员筹备特别市一事，并未有所表示，可说完全不承认其效力。2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任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虞和德为会办。不过定上海为商埠，是与上海人民设立自治市的希望背道而驰，因此舆论反对，颇为剧烈。至于江苏省政府所聘的筹备委员会，则积极进行筹备，一面拟成淞沪特别市筹备会章程，大致划定上海、宝山、川沙、南汇、太仓等五县所属40余市乡为特别区域，并与各县公团所组织的市政协会联络，定于3月5日召集特别市临时市议会，讨论一切重要问题；一面力争特别市根本立法，须由筹备处拟定，经市乡同意施行。这项关于特别市筹备会的事情，迭由江苏省长电致北京内务部，但迄未得到复电。

    江浙二次战后，闹得最有声色的是上海问题。废使、撤兵与迁厂的运动均告成功，于是，使得同受兵灾各地望而生羡。和上海地域相毗连的如松江等处，纷纷要求加入上海区域，相距稍远的如苏州等处，则图谋仿上海组织特别市。于是江南同受兵灾的各地方，乃形成了大规模的避兵运动，所谓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的运动乃告发生。

    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酝酿于14年2月中旬，发动于3月初旬，它的目的在谋组织特别区域，实行自治，永避兵祸。他的方法在仿效上海的办法，联合太湖流域的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以上属江苏省），杭州、嘉兴、湖州（以上属浙江省），八旧府属各法团的代表，一面请政府撤去域内军队，一面举办民团以谋自卫。最初发起的是在江浙战事中受祸最烈的常州、无锡、湖州三处旅沪人士。后经杭州等处绅商的赞同，乃在上海组织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筹备会，发电恳求卢永祥、张宗昌饬各军退出太湖流域，并推代表分赴南京、杭州及北京向各当局呼吁。

    太湖流域人民是由于两次江浙战争中饱尝兵灾滋味，因而进行避兵运动，他们入手的第一步，在吁请撤退域内军队，以免妨碍春耕及妨碍农事。这个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在大体上，是值得同情的。不过在军人争地争城以战的时候，这种运动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

源济

二二五、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于民国14年5月30日，肇因于上海工人反抗日本工厂厂主，学生支持工人，在上海英租界被枪杀，演成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流血斗争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经济剥削为主，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民国14年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

    6月1日北京外交部向驻京公使团领袖意国公使提出抗议：

    “为照会事，据报告本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学生因为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两事，在公共租界捕房门首游行演说，以示抗议。而捕房竟以武力干涉，捕去学生四十余人，登时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等情。本总长得悉之余，至深骇异，似此不幸之事，应请贵公使特别注意。查该学生等，均系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出相当之要求，并请贵公使将前项情形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公使查照，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一日。”

    6月4日公使团复函竟婉拒中国之抗议，认为上海租界当局已很宽大，于是北京外交部于4日再提第二次抗议：

    “为照会事，上海公共租界枪击华人一案，业经本总长于本月一日向贵公使提出抗议，并请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在案。乃续据上海报告，租界捕房于本月一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其以前被捕之人，仍未完全释放。又据报告所有伤毙之人，枪弹多从背入，巡捕无一死伤，显系任意轰击，毫无理由各等情。查公共租界官吏出此激烈行为，迫动公愤，致发生商工各界多数罢市罢工之不良效果，似此蔑视人道，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再向贵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并请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迅电上海领事团立饬停止枪击，以免再肇惨祸，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6月6日公使团答复仍不着边际，北京外交部再于6月11日提第三次之抗议：

    “为照会事，接准本月四日及六日来照，内开贵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深愿对于此次上海不幸之事故，与中国政府具同一和平之观念，并准贵公使声明，关于禁用武器一节，业经重行训令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以后必采恪守各等因，本总长业经阅悉。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又如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一日等捕房之举动，实可谓为激成事变之肇端。因老闸捕房，既未预先鸣号，警告群众，又非如来照所称，该捕房处于危在俄顷，不得不用武器之境遇，竟贸然出此激烈之举动。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诸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的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而来照所称同具和平之观念，亦足以资证明，以便进行交涉。为此照会贵公使查照，希即转达有关系各国公使，饬知驻沪领事团，遵照办理。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

    最后将此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至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

    （一）撤销非常戒备。

    （二）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三）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四）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

    （七）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八）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九）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之西人一律平等。

    （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有之。

    （十）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十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十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双方在上海一共开了三次会议，六国委员最后竟拒绝继续谈判，于是谈判中断，交涉移北京进行。最后上海公共租界仅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中国收回了上海会审公廨。

    顾正红案由上海交涉员与上海日本领事谈判，至8月12日始行解决，由日本纱厂与工人订立条件六款，附件三款，包括赔偿工人损失费1万元，补助罢工损失费10万元，日人入厂不准携带武器，不得无故开除工人，提高工资等。

    自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同愤。但英国仍继续援用武力压迫政策。6月11日有汉口惨案之发生，6月13日有九江之冲突，6月23日有沙基惨案之发生，7月2日有重庆惨案之发生，7月31日有南京惨案之发生。其中最严重之冲突，为广州发生之沙基惨案。

    自五卅惨案、汉口惨案相继发生后，6月21日香港与广州沙面之华工同时总罢工，香港重要事业多呈停顿状态。香港及沙面之英人且作军事之准备，以图压制。6月23日广州各界7万余人，在广州政府领导下为沪、汉死难烈士开追悼会，当场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为解决惨案之根本办法。会后举行大游行，工商各界在先，学生及黄埔军校学生随后，于下午3时行抵沙基对岸，当时英兵方严阵以待，遽向群众射击，同时停泊白鹅滩之英兵舰，亦发炮助威，当场死伤军民二百余人，惨祸之烈，过于沪汉。这是上海五卅惨案的余波。

    从这些惨案中，国人体会到孙中山一再坚决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实在是中国人正确而迫切的奋斗目标！

源济

二二六、孙传芳驱逐奉军

    北京执政府在奉系压迫下，于14年8月24日任命杨宇霆督江苏、姜登选督安徽，奉军因之长驱南下，有鲸吞长江的企图。

    9月中旬杨宇霆赴南京视事，奉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以戒严司令名义驻防上海。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中出头最晚的一个，但正当奉系势焰最盛时，他决心驱逐奉军杨宇霆、姜登选和张宗昌，因此这一仗就成为孙传芳事业最盛的关键。

    14年10月8日浙江督署召开秘密重要会议，由孙传芳亲自主持，反对北京执政府的各省代表均列席，令人惊异的是制造执政府的冯玉祥亦派代表参加，这是一次反奉会议，冯派代表参加反奉会议，显示冯和奉张的密月已经结束。当天午夜孙传芳再召开军事秘密会议。第二天浙江督署向金融界暂借军饷100万元，10日下令预备动员，表面上的名义是准备秋操调动军队，实际则是孙传芳已决心发动驱逐江苏的杨宇霆和安徽的姜登选。

    10月15日孙传芳在杭州自封为“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当天宣告就职。分兵五路：

    第一路司令陈仪（浙军第一师长）。

    第二路司令谢鸿勋（北洋军第八混成旅旅长）。

    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

    第四路司令卢香亭（北洋军第二师师长）。

    第五路司令周凤岐（浙军第三师师长）。

    后援部队为北洋军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第卅混成旅（旅长苏埏），第四旅（旅长张庆昶）。

    孙传芳向以用兵神速机敏见称，此次讨奉从10月10日开始调动军队，不到五天即已尽赴前线。

    10月16日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讨奉通电，以奉方在上海驻兵为借口，全文如下：

    “段执政钧鉴：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暨全国国民公鉴：去岁传芳视师江表，深感东南战祸之惨伤，用策永久和平之大计，于是有上海永不驻兵之议。人民既历次请求，政府且特颁明今，传芳即首先遵令撤兵，盖不惟顺从民意，亦以重言责也。不料我方振旅而归，彼即乘机而入，然犹谓少数武装用以维持治安也。五卅案起，全国震骚，国民椎心泣血之时，为私人攘利夺权之举。人民既敢怒不敢言，政府亦熟视若无睹。使传芳独负言责，实无以对我东南人民。惟念国难方殷，深不愿再肇兵祸，以为苟能约束，犹可相安。数月以来，喋血贩烟，腾笑中外，杀人越货，苦我人民，秽德彰闻，众目共见。愿传芳犹啮齿忍痛，静从公论，冀其自觉。乃人民日增饮泣之声，彼凶益肆猖狂之技，视江南为私有，窃政柄以自恣。甚至长官方色喜就任，部兵即公然抢劫，事隔兼旬，曾未闻一申军法。夫沪上为东南精华所萃，友邦观瞻所系。时至今日，传芳纵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可忍，而人民不能忍。用敢宣言，告我同志，永不驻兵之议，自我言之，当自我行之，所以顺民意者在此，所以服从中央者亦在此。是用率我六师，缴其枪械，放归田里。惟念奉方戎兵，皆我同胞，万恶实由戎首，今与同志连师，当世贤豪，戮力同心，唯彼祸首张作霖一人之是讨，此外皆所不问。至我军职志所在，厥有四字，曰永久和平。惟和平可以保国家，惟和平可以对友邦，见我旌麾，共求福利，邦人君子，其共鉴之。

    孙传芳、夏超、周荫人叩。铣。”

    孙电发表后，江苏白宝山等立即发出响应通电，全文如下：

    “北京段执政，各省军民长官，全国国民钧鉴：上年江浙之役，为统一苏省，收复淞沪，不得已而用兵。张作霖乘变兴戎，图扰大局。冯焕帅悯民涂炭，中止战争。而奉方早誓兵不入关，夕即袭取津、保，背义灭信，误国殃民。直、鲁两省首遭荼毒，以直、鲁灾祲之余，陡增驻兵十数万，而又勒索横征，储诸奉库，时未一年，数逾千万。欲竭各省之财，为征服各省之用。凡此事实，举国咸知。宝山等为国除暴，早有同情。只以我苏战后元气已伤，苟能自固吾圉，允宜宁人息事。乃奉方视为征服之地，戍兵沪宁，肆行无忌，贩鸦片，造伪币，纵兵焚劫，勒索绅富，种种秽德，罄竹难书。近复苏皖易督，津浦增兵，并探悉以苏产押外款三百万元，谋复上海兵工厂，又向某国购械十五万支，以驻防各省奉军取缔人民抵制某国商货为条件。如此悖谬，岂独祸苏，直欲亡国。虺将成蛇，难再坐视。宝山等保国卫民，职责所在，兹已响应浙军，会师宁镇，驱逐奉军。沪宁路线，旦夕肃清。已电恳吴玉帅、孙馨帅主持大计。全苏将士愿听指挥，并请同志诸帅分途进剿，直捣胡巢，大寇不除，国难未已，全国志士，盍共图之。江苏第一师师长白宝山、第三师师长马玉仁、第四师师长陈调元、第十师师长郑俊彦、江宁镇守使朱熙、通海镇守使七十六旅旅长张仁奎、第一旅旅长杨赓和、第二旅旅长李启佑率全体官兵同叩。”

    吴佩孚亦有复孙传芳电：

    “孙馨帅、夏省长、周樾帅钧鉴：奉读铣日通电，义正词严，整我六师，共伸天讨。风声克树，底定可期。肃此致复。

    吴佩孚叩啸”

    奉军在孙军开始行动后仍希望和平，由皖督姜登选具名致电孙传芳，表示大家均为同学，不应相迫。姜电云：

    “孙督办鉴：曩在徐州，辱蒙遣使，远来存问，并以时局方针，垂询下走，弟曾掬诚相告，共策和平。自弟移皖驻蚌以后，又复信使往还，重申此义。方期东南半壁，兵气暂消，匕鬯不惊，与民苏息。不意近数日中，道路流传，苏浙战起，车马征发，濠堑布置，风声所播，木草皆兵，商市停顿，居民惊徙，去冬现象，复见于今。窃意一年以来，中央政局，略觉安然，各省情形。亦皆自理。其在中央各省间以及各省相互间，如有隔阂情事发生，皆可疏通情商。讨论方法，以期归入和平一途。庶几各地人民，不致年年苦于兵燹。若夫无正当之名义，与不得已之事实，而动执兵弭以相周旋于战场，不特中外舆论，讥为黩武，即吾人自返天良，果以何因而必如此。今以苏浙近事而论，苏督杨君，决不犯浙，弟所深知，亦曾奉函敬告执事，彼此皆为同学，并无相煎太急之情，而必大逞干戈，以争胜负。弟以和平为旨，深觉此义不安。即弟为执事计，舍浙图苏，未必遽为得计。今事势已亟，知非空论所能挽回，惟以公谊私交，不能不一尽其忠告。传闻执事调动军队，意在秋操。如其果然。实为大局之幸，极望宣布宗旨，以安人心。设或对苏真有何种问题，未能谅解，即乞我公明白相示。弟如可以尽力，必当力与调停。总期东南人民，不罹战祸，区区之心。惟祈谅察。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弟姜登选。”

    杨宇霆则通电各方表示尊重和平。电云：

    “北京临时执政钧鉴：各部总长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钧鉴：窃宇霆奉令督苏，莅任之始，人民怵于去年江浙往事，战谣时起，宇霆深念残破之余，不堪再扰，首先揭橥和平，不携一卒，不增一旅，惟日与行政长官商榷兴利除弊，整饬地方。乃兼旬以来，浙方秣马厉兵，不遗余力，张皇纷扰，险象环生。即此调发期间，人民迁徙流离，已觉不堪言状。假使宇霆轻于一发，复蹈去年两次战争故辙，嗟我人民，其何以堪。是以宇霆含容隐忍，无论如何逼迫，惟有退让，恤此群黎。至于浙方所传通电，其所抨击，专在上海驻兵。其实此次邢师驻沪，专为五卅惨案，维持秩序，敦睦邦交。驻沪以来，商民洽服，自非别存党见，从未妄肆诋諆地方。如以此举为非，尽有商量余地，或调或撤，皆属可行。乃事隔数月，未出一言，邢师早移矣，忽欲借此兴戎，实等无的放矢。擅为戎首，而曰服从中央。重增浩劫，而曰顺从民意。人民纵有可欺，天道岂能曲宥，无端启衅，大动兵戈，糜烂地方，百思不解。现在宇霆仍惟严饬所部，不准轻开战祸，重扰闾阎，毋我负人，宁人负我，是非所在，听之公评。赏罚大公，凭诸政府。谨此公布，仰候明教。杨宇霆。筱印。”

    奉系红人杨宇霆以江苏督军身份兼辖上海，他被公认是张作霖的小诸葛，现在独当一面，又值奉系极盛时代，只能胜不能败，胜是“理”之当然，“败”则不可收拾。10月14日杨宇霆和江苏省长郑谦会衔电奉军廿师师长兼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取消戒严司令名义，并限一天一夜将廿师全部由上海撤出，退守苏州和常熟。邢士廉遵照杨的命令15日全军撤退。当晚孙军即进占龙华，16日孙军第一路陈仪、第二路谢鸿勋主力由沪杭路抵沪，沿沪宁路前进。卢香亭的第四路军则由长兴进占宜兴，邢士廉节节后退，18日退至丹阳、镇江之间。孙部第一路、第二路自上海而苏州而无锡而常州与第四路会师前进。18日邢士廉军殿后部队曾与孙军战于丹阳，入夜邢军不支而退。19日晨孙军抵镇江，20日孙军卢香亭、谢鸿勋部抵南京下关，谢部渡江向浦口进发。孙传芳本人17日晨至上海，19日到常州，20日下午抵南京下关，21日晨凯旋入南京。当孙传芳在杭州发动讨奉时，曾作豪语谓：一个星期即进入南京，结果竟然实现。

    不过孙的进兵虽然神速，可是却不是由于战场上的胜利，而是侥幸于杨宇霆的“急退”。

    当孙传芳发动讨奉衔尾猛追邢士廉军时，杨宇霆于10月15日电邀姜登选到南京开军事会议，由于奉军在苏皖两省形势不利，又耽心冯玉祥在北方抽后腿，所以决定不在苏省作战，奉军尽可能全师而退。姜登选16日返蚌埠即布置一切，邢军及驻镇江朱栋臣之三十一混成旅纷纷渡江，奉军第八师丁春喜部亦于18日退兵，一部分被苏军陈调元的第四师及郑俊彦的第十师勒令缴械，丁春喜亦被俘。

    10月18日夜2时，杨宇霆亦仓卒撤退，离宁渡江北上。

    苏军陈调元在奉军退出南京后，即于19日移至督署办公，会同郑俊彦等苏军将领公推白宝山为苏军总司令，奉方所派的江苏省长郑谦亦离宁。白宝山未及到南京，因此在孙传芳抵宁后即派陈调元为苏军总司令。

    奉军在江苏急退是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同时又对冯玉祥有所顾忌。表面上则是采取和平路线，张作霖19日曾电段祺瑞谓：“霖为国家大局计，力戒所部节节退让，悉本钧座和平为国主旨”云云。同时派郭瀛州携函赴包头访冯玉祥，函中大意谓“往年同讨曹吴，急图罢兵，余孽未清，为功不卒。今孙传芳已发难，吴佩孚将报仇，仍愿同心定难，唯力是视。”

    冯玉祥表现极端冷静，力戒部下不许妄议时局，同时召集国民一、二、三军长官会义，决定对时局不表示态度，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宣称中立。冯复张作霖电云：“惟盼和平救国，中原之事祈先努力，敝部在京，可归兄调遣”云云。

    皖军第一旅旅长倪朝荣，第二旅旅长马祥斌等均通电响应孙传芳，同时要求保境安民。倪朝荣于10月22日率第一旅抵泗州，逼姜登选离蚌埠，23日午姜登选乘铁甲炮车离蚌埠北上，通电辞皖督，并将督印交皖军第二旅旅长马祥斌保存，又委倪朝荣代拆代行，于是蚌埠也落入孙的五省联军手中。

    杨宇霆弃苏北返后，于21日微明到天津，当天午后即出关，22日午后6时半抵奉天，当晚开重要军事会议。奉天宣布戒严，张作霖同时决定派四个师两个混成旅入关，守京奉、津浦两线。姜登选、韩麟春于10月25日由徐州北上，出关向张作霖报告军情，第二天即随杨宇霆、郭松龄南下布置军事。

    奉军准备据守徐州，以张宗昌挑大梁，派张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姜登选为前敌总指挥，分三路防守，东面在邳县，西面（即陇海路）在砀山，南面（即津浦路）在宿州夹沟。

    孙传芳的联军亦布置分三路攻徐，中路以卢香亭、谢鸿勋、陈仪等部会同皖军一部担任，由蚌埠前进；东路白宝山、马玉仁部苏军由宿迁前进；西路皖军及陈调元部由永城前进。

    张宗昌于10月21日赴徐州就任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将其所部直鲁军分为七军，自兼第一军军长，方永昌为副；施从滨任第二军军长，毕庶澄为副；孙宗先任第三军军长，程国瑞为副；褚玉璞任第四军军长，吴长植为副；许琨任第五军军长，张堵荣为副；六、七两军则来不及成立，全部兵力约12万人。

    徐海战斗开始，张宗昌对东、西、南三面皆取守势，以逸待劳，阵线颇稳。其后发现白宝山、李启佑等无备，邢士廉、孙钵传遂于10月26、27两日攻白宝山，入海州，同时姚霁、滕殿英由运河攻李启佑，入宿迁。28、29、30、31等日，姚、邢两路，会攻马玉仁，围清江浦，在杨庄、西坝、王营等处激战。南路军情，此时亦形紧张，自11月25日起夹沟以下，时有接触，一彼一此，互有胜负。到11月1、2两日任桥发生剧战，白俄兵团覆没，施从滨被俘，张宗昌在徐闻讯，顿足长叹，急赴前线督战，更檄调孙宗先、方永昌两军，加入南路。而萧、砀空虚，又恐惧为豫军所乘，在夹沟支撑一二日，无心恋战，即弃徐州北去。东路邢士廉等军，亦被牵动。

    奉军之败，由于军心涣散。军心涣散原因，第一在压饷，兵士有从入伍起从未见饷银者，故其从军兴趣，完全丧失。第二在派别不同，孙宗先之第五师，施从滨之第四十七旅，皆与张宗昌部不合。孙军于驻在地，时向人民宣言，大家不要害怕，我们不抢掠，不向你们要给养，也不打仗，我们非奉军，乃山东第五师。施从滨在任桥战争最吃紧时，其部下下级军官，即有异动，全军被人缴械。第三兵士多土著，张宗昌之部下，在徐招募者甚多，兵士皆苏、皖、鲁、豫四省边地土著，在军中颇失望，均欲回家，因而无心作战。

    张宗昌从11月3日起，每晚均赴前线巡视督战，但亦不能扭转形势。5日有退让徐州计划。6日晚，下令城内外驻军，一齐登车北去。7日早6时，张率司令部文武人员，及第三军长程国瑞，铜山县知事贾月璧，由津浦路退韩庄。孙宗先部第五师，由陇海路退砀山。孙钵传之守备队一营、方永昌之卫队旅两连，留徐未去，为联军缴械。孙钵传于午后4时，由运河退至徐站，稍停片刻，即离去。夹沟方面，有兵2万人，闻败讯四散。俄兵三百在前线退回，由徐徒步北进。东路许琨、姚霁由赣榆退日照。方振武由灌云退沂州。邢士廉、姚宝苍、倪占魁由海道乘帆船逃青岛。溃兵则沿途抢劫。

源济

二二七、吴佩孚查家墩再起

    北方奉系和冯玉祥已由暗斗进入了明争，而在东南的孙传芳又组织了五省（苏、浙、闽、皖、赣）联军，自任总司令，准备驱逐长江流域的奉军。在这种情势下，正是吴佩孚东山再起的好机会，吴自己也认为出山时机已经成熟，乃派人到湖北征求萧耀南的同意，萧派师长陈嘉谟到岳州来对吴说：“大帅尽管出山，可是请勿来湖北，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吴听了很不高兴，瞪着眼睛说：“我要出山自然要在湖北。”然后用和缓的音调问陈：“我现在问你，你对我出山有什么意见？”陈敬谨答道：“大帅出山，我个人愿效犬马之劳。”

    这次萧没有派寇英杰当代表是因上次寇在鸡公山有辱使命的缘故，不料陈嘉谟做了第二个寇，陈以为吴的出山是不可抗的，与其徒伤感情，不如先送个顺水人情，将来或者还有点好处。陈、寇都是萧的台柱，陈既效犬马之劳，难道萧能作蝼蚁之抗？因此萧也下了决心，“江山本来是他的江山，给我江山的是他，要断送江山也只索性由他。”

    14年10月20日萧电迎吴出山，鄂人亦不唱“拒吴保鄂”的高调了。吴在岳州发表效电云：

    “奉军深入，政象日非。孙馨帅兴师讨奉，坚请东行。福建周樾帅电称，惟吾帅之命是听。湖北萧珩帅率湖北全体将领电称，此次共伸大义，欲动人心首资号召，拟请钧座出山，希早命驾等语。救国锄奸，岂容袖手，兹定于二十一日赴汉，特先奉闻。”

    21日吴乘决川舰抵汉，萧率文武官吏恭迎江边，与上次过汉时招之不来者判若两人。吴的出山通电首先提到名称问题，想来想去，拟用“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后嫌14省范围太小，删去这三字。实实在在，吴的敌人第一是冯，第二才轮到奉张，与孙之联冯讨奉者大不相同；只因大势所趋，不能挂起“讨冯”的招牌来，姑且采用这个可奉可冯的“贼”字。

    22日发表外交宣言，尊重已定条约，保护外侨，惟望各国不以武器及经济接济对方。

    24日通电讨奉，任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陈嘉谟为副司令，任寇英杰为鄂军第一路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总司令，马济为桂军第一路总司令，袁祖铭为川黔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司令兼川军第二路总司令，刘湘为川黔后方筹备总司令，刘存厚为川军后方援军总司令，杨森为川军第一路总司令，赖心辉为川军第三路总司令，王天培为黔军第一路总司令，彭汉章为第二路总司令，周西成为第三路总司令。

    吴佩孚东山再起后，11月13日段祺瑞的执政府正式下令讨伐吴佩孚和孙传芳。

    吴的总司令部人才极一时之盛，最著者为参谋长蒋方震、秘书长张其锽、总参议章炳麟、军务处长张福来、外交处长张志潭、交通处长高恩洪等。杨云史屈居秘书帮办，张方严降为高级参谋。司令部规模之大不啻变相的军政府，其处长人选不啻未来各部总长的人选。自吴到汉以来，全国视线集中于武汉，以武汉为枢府之地，以吴为各路诸侯之长，其声势之煊赫不减于当年四照党点将之时。孙传芳马电呼吴为“我帅”，有“传芳不敏，愿执鞭以随其后”之语，极端不就范的萧变成了极端恭顺的萧，其讨奉养电极力摹仿吴的语气，有“秦并六国，胡人入主中原”之语。继之以陈调元、方本仁、白宝山、马玉仁、王普、邓如琢、杜锡珪等一片讨奉声及一片拥吴声，阵容为之一变，耳目为之一新。

    第一个不速之客是吴景濂，率领大批贿选议员到汉口来，恭请本家大帅组织“护宪军政府”。当时吴认为最切要的一件事是恢复曹的自由。曹是饱经世变的人，且过去有贿选污点，复职问题固谈不到，但宪法非以贿成，却有加意护持之必要。那么他的组府计划何以中道而废呢？第一、张謇连来数电劝吴不可拥曹（爱曹是另一问题），而护宪则必拥曹，过去贿选是直系瓦解的一大因素，也是吴的一大心病，万不可重弹旧调，作茧自缚。张的话吴奉之若金科玉律。第二、此次唱重头戏的是孙，孙以联冯、讨奉为其目标，变宪则必讨冯，吴在事势上不能不迁就孙的主张。第三、吴对贿选议员素来存着唾弃的心理，他们纷纷到汉如群蝇之乱飞，因之更不愿抬出“护宪”招牌来替他们造“饭碗”。

    第二个不速之客是齐燮元。孙军攻下南京后，他马上到南京欲与孙平分江南春色，孙对之非常冷淡，而他的旧部早已投入新主人之怀抱，不复为旧主人所用，乃赴汉依吴，吴任之为讨贼联军副司令。

    第三个不速之客是吴的老乡还沾点师生关系的靳云鹏。他隐然以结合新北洋势力为己任，且有自居领袖之意。靳是段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直皖作战时忽然倒在直系之一面，段倒后靳云鹏组阁，还跑到府学胡同段邸哭拜于地，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时人讥为“软”倒戈的发明者。他曾经在开平当过教官，所以把开平出身的吴拉做他的高足弟子，可是吴的眼睛生在额角上，根本不承认这个从黑湾里钻出来的老师。靳的乃弟云鹗是吴手下数一数二的大将，靳凭着同乡资格，凭着老师资格，还凭着乃弟的实力应该是“鹏程万里”的机会了。不料吴的眼睛不会从额角上搬下来，同时他的老弟也不肯卖老哥的帐，“打出来江山让老哥坐，天下那有这样的笨伯。”靳云鹏擦了一鼻子的灰，气得拂袖而走。

源济

二二八、郭松龄联结冯玉祥

    郭松龄字茂辰，又字牧臣，辽宁沈阳人，陆军大学出身，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早年曾入四川陆军小学，后东渡日本习军事，回国后，曾赴广州参加革命。从他这些经历看，他不是个纯东北的土包子，当他回到奉天投效张作霖时，他既不是东北红胡子出身，又不是从最低职位跟着张作霖往上爬，而是一个已有学历和经历，且曾到过四川和广东的中级军官。

    他在张作霖下面，先担任辽宁陆军讲武堂的讲师，张学良就是这个时期在辽宁讲武堂念书。郭办事认真，他在讲武堂担任教官，每届假期期满，必亲自站在校门口监督，如有学生回校过了规定时间，那怕是一分种，也要关禁闭，决不循情。据说少帅张学良那时就对这位郭教官印象甚为深刻。郭为人正直，能打仗，也会带兵，张学良虽然年轻，可是却能知人善任，对郭特别赏识。

    张学良和郭松龄关系之深，在民国野史上可以大书特书，两人睡一张炕，在一间房办公，郭一直是张的部下，张的副手，可以说郭的决定就是张的决定。张时常说：“郭松龄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龄。”张学良对郭推心置腹，信人不疑，而郭对张则死心拥护，真是相得益彰。正因为两人关系太深，所以当郭倒戈后，使张学良在他父亲面前简直无法交代。

    这可由张作霖给李景林一通电报证明。当郭松龄倒戈通电发出后，李景林也响应郭，自天津给张作霖一电请张下野，把东北交给少帅，张复李景林电说：“你如出关，我拱手相让。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从这句话中可见张老将痛心之深。

    张学良、郭松龄之间，不只是相知，而且相谅。郭为人胸襟狭窄，不能容物，性又燥急，求好心切，张学良都能容忍。两人时常争得吵架，吵完后就抱头痛哭。凡事如果张学良坚持，郭最后终是服从。

    张学良欢喜读中国古书，两人在一间房内，郭见张一天到晚抱的是线装书就生气，有一天把那些四书五经一齐撕了，狠狠地说：“读这些有什么用？”郭读的是比较有新知识的书，张学良也气了，伸手就把郭的书箱扔在院子里，两人又跳又吵，最后大哭一场。

    第一次奉直之战，奉军被逐出关，张老将埋首练新军，在沈阳成立陆军整理处，老将自兼总监，姜登选和韩麟春担任副监，可是实际的练兵工作在郭松龄手中。

    第二次奉直战前，有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四人义结金兰之说，四人向张作霖表示，此次入关打一场好仗，只许赢，不许输，请张给他们充足的粮饷弹药；四人且强调击败直军后，不抢地盘，不做督军。这四人变成了奉军中新起的四大金刚。

    奉军入关，直系垮台后，李景林的部队占领了天津，天津是直隶督军所在地，李景林自然不肯把已经到口的肥肉吐出，他首先就扬弃了在关外时的诺言，一心设法如何让张给他直隶督军。

    可是，张作霖早在关外就把这位子答应了直系要角王承斌。王虽是直系，但却是东北人，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败退出关，吴佩孚命王承斌率军追击，王在山海关适可而止，张作霖因此对王感激。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王暗中亦未支援吴佩孚，所以张作霖答应把直督一席给王。

    张王的默契，李景林自然知道，可是占领天津的，是李景林的部队，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占了很多便利。当张老将以胜利者的身份来到天津时，天津著名的曹家花园便成了张作霖的帅府，警戒的责任也落在李景林手中。

    张作霖一到帅府，便一叠声叫人找王承斌，而王承斌却始终不见应召，张心想也许王是直系，直系垮台，他不好意思来见。他没想到都是李景林在作梗，李既然知道老将答应过把直督给王承斌，就使尽了力气，不让王见到张，只要老将找不到王，就不会发表王的直督。他命令他的警戒部队，在王的座车驶往帅府时加以阻拦。王承斌果然施施然而来，可是他的座车却无法通过赴帅府的路。王做梦也没想到是李景林的花样，还以为是老将不见他。

    不知道李景林做了些什么手脚，张作霖竟然答应了他出任直督。由于李景林食言而肥，破坏了当年关外的承诺，所以张学良、郭松龄和张宗昌都对李不满。郭松龄嚷着说要杀李景林。当张学良把这些不满向他父亲陈述时，老将却很轻松地回答：“哦，是这么一回事吗，我已答应李景林了。”老将既然有了言语，大家还敢讲什么。

    奉张这次入关，显然对于国内政局有了更多的兴趣，当他和冯玉祥划分势力范围时，他得到江苏、安徽、山东、直隶四省，于是就着手安排这四省的督军人选。他有一个先决的肯定，就是不让他的把兄弟们入关，因为人家都笑他们是红胡子出身，都是些强盗绿林，为了减除国人的恐惧，他对这四省督军的任命特别考虑。当时，郭松龄有一个拟议，他不反对大家做督军，只是对于择人择地有意见。他认为直隶是近畿，应该由少帅张学良担任督军。至于江苏可由张宗昌，张宗昌不是奉军正统，他的军队有白俄，也有吴佩孚的败军，是道道地地杂牌部队，他与江苏还有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国璋任苏督时，张曾做过冯的副官长。由张宗昌做江苏督军的意见，张老将似乎也同意，所以才有由张宗昌率兵护送卢永祥到江苏赴任的命令。至于李景林，郭则主张派为由东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郭表示自己仍旧辅助张学良，同时勤练军队。

    郭的意见没有被张老将接受，李景林督直在天津会议后成为定局，接着14年4月张宗昌督鲁，9月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这一连串命令使郭均为之不快。郭曾对左右说：“真是可笑，摇鹅毛扇的军师跑到第一线去挡头阵，简直不知这是什么安排？”

    这样的人事安排，在郭看来是不合理的，有战功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褒赏。郭在奉系中是陆大派，而杨宇霆和姜登选则是士官派；士官派好像总是占上风，对郭来说是愤愤不平的。

    10月中旬，浙江督军孙传芳组织了五省联军向奉军进攻，杨宇霆在江苏不战而退，不止退出上海、退出南京，而且退出徐州、退出蚌埠。若不是张宗昌在山东，奉军还不知要退到什么地方。这时郭松龄正在日本观操，奉张急电召郭返，要他带兵进攻冯玉祥。

    杨宇霆丧师失地，回到奉天仍然就任总参议，仍然大权在握，得到奉张的宠信，在郭来说这简直是太不公平了。有人告诉他，当杨专车赴江苏就任督军时，那种排场简直和张老帅的威风一模一样；可是当杨兵败失地回到奉天时，老将并不对杨有所处罚。因此郭从日本回到天津，立即称病住进法国医院，他觉得奉军积习太深，张作霖脑筋太旧，赏罚不公，恩信不立，这种领导方法是不会有前途的。

    一个人先人为主，郭既然已和冯玉祥联系，自然对张老将的一切处置都会不满，不要说有这些事实做根据，就是没有这些事实，也会找些来的。

    郭松龄倒戈的最大背景，是由于郭和冯玉祥签署了一件密约，冯支持郭回师关外，驱逐张作霖，做东北第一人。

    郭为何会和冯联结？据说郭妻和冯妻李德全在北京同一时期念大学，气味相投，这是一条线索。

    可是郭冯联结却是在民国14年秋天日本观操时。那一年日本秋操，曾邀请奉军和国民军各自选派军官若干人前往参观，奉军由郭松龄领队，国民军由韩复榘领队，双方在东京均住在一处，因此接触的时间较多。郭的随员中有十九旅旅长高记毅，是郭在日本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力促郭和冯联合，并代表郭和韩密谈。

    也许是郭松龄早有倒戈计划，要拉冯玉祥为奥援，所以郭向韩吐露了一个秘密，是张作霖向日本乞援军火，以进攻国民军，他抵日本后发现此一秘密，大不谓然。他向韩表示，如果奉军进攻国民军，他决不听命，且会倒戈相向。

    这当然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恰巧这时奉张确已布置对国民军用兵，急电召郭速返，郭奉命匆匆离日，又和韩重申前言。韩复榘也感到兹事体大，遂亦由日本赶返冯玉祥驻节的包头，向冯报告。冯怕郭有诈，所以他表示既然是郭提议，即请郭亲笔写一个东西，类似条约，派两个亲信的人专程送来。于是韩复榘衔命驰赴天津，这时已是11月10日左右，郭已返天津，称病住在法国医院。韩把冯的话转达给郭，郭便拟具一个亲笔条款，以冯玉祥为甲方，郭松龄为乙方，李景林为丙方，由甲乙两方签字即生效，密约内容包括：

    （一）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擅订祸国条约，图进攻国民军，郭松龄誓死反对（注：这是个捏造的理由，其实张作霖并未和日本签署条约）。

    （二）奉军进攻国民军时，郭军即倒戈相向，回攻奉军。

    （三）郭部出关后，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闻关内之事。

    （四）直隶、热河请划归李景林。

    郭派他的亲信秘书李俞三（坚白）和他的三弟郭大鸣随韩复榘携密约到包头见了冯，冯加了一条，就是郭的军队统称为东北国民军，然后就在密约上签了字。

    郭、冯密约，李景林并未与闻其事，可是李和郭接近是事实，李在直隶受尽了国民军的气，如果冯玉祥承认直隶是李景林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把热河划归李，当时军阀都以扩充地盘为目的，李自然会和郭、冯合流的。

    如果郭、李、冯真的合流，奉张的命运就未可知了。因为奉军的精锐全在郭松龄手中，而奉系自从杨宇霆和姜登选在江苏、安徽撤退后，正是低潮时期，形势上的低潮遇到突变就难以招架。

    郭松龄签署了郭冯密约后，即于11月21日夜，由天津专车前赴滦州。

    郭松龄起事前，在天津曾由他的秘书齐世英到黎元洪的官邸去邀请饶汉祥。饶身体素不健康，一身是病，又出名的肮脏，他当时并不知郭要造反，邀请他写一篇大文章，他表示天气太冷，自己身体太差，打算在开春后再应邀。刘把饶的意思回复了郭，郭送了一万大洋，请饶务必前往。饶应承了，就由齐陪同到滦州。

    郭松龄给张作霖的第一通电报，就是饶汉祥的手笔。饶的通电最大特色就是咬文嚼字，堆砌许多艰涩的典故，难认的字。通电是要大家一看就懂，才有作用，而饶写的通电，大家都难看懂。下面就是这道通电：

    郭松龄之通电一（14年11月22日）

    “（衔略）张上将军钧鉴：松龄渥承殊遇，擢长兼师，职在服从，义当报称。虎头食肉，万里不辞；马革裹尸，死而无悔。何敢苟安求免，不恤孤恩。顾仰体钧座偃武之衷，俯察辽民被兵之祸，治乱决无二门，仁勇不可两全，畏罪不言，负心更甚，窃为钧座披沥陈之。连岁兴戎，现金告匮，钱钞滥发，价格日亏，外币潜乘，寰省殆遍。倚其调剂，转与维持。刮我方输，易人废纸，血枯见骨，身没及颅。运转不灵，弥缝呈困，推衍所极，必至无财。士兵苦战，将帅专圻，至于一卒，才折二昏，名为增饷，实同罚俸。年丰母馁，岁暖儿寒，战骨已枯，恤金尚格。膺宗殄绝，嫠妇流离，衅钟舍年，藏盖埋犬。此犹不若，抑复何辜？死无义名，生有显戮。推衍所极，必至无兵。军事迭兴，赋敛日重，邑无仓廪，家无盖藏。强募人夫，兼括驴马，僵尸盈道，槁草载途。桀以逋逃，骚扰剽掠，宵忧盗难，昼惧官刑，哀我穷阎，宁有噍类。推衍所极，必至无民。藐兹三省，介处二邦，宝矿毡庐，森林卉服，侨民满路，牧马成屯，陆轨分张，海航密接，朝发平壤，暮薄辽城，交通不周，责言猝至。入关竞逐，敝墓必枵，盗党生中，敌兵励北，彼若自卫，宁复戍疆，推衍所极，必至无省。东省果失，北京必危。列强交争，共管立定。禹甸腥臊，尧封涂炭。谁为祸始，驯至国亡。去岁曹氏攘国，浙省构兵，足冻伤心，唇亡迫齿。钧座痛正气之不申，惧边人之将尽。钺旗所莅，壶浆咸趋。假使振旅出关，安民保境，阳樊不取，有卫无侵，岂不渣滓七雄，粃糠五霸。顾乃勉循下意，遽拂前衷，列阵淮流，耀兵江浦。比闾望燧而忧，刘镇闻风而警。将欲凭陵劲旅，混一寰区耶？建国以来，雄才何限，一败不振，屡试皆然。或乃托命善神，自娱暮晚；或乃托身联省，暂庇危机。人方改弦，我犹蹈辙。微论人才既寡，地势复偏，强控长鞭，终成末弩。且天方厌祸，民久苦兵，上者固祈百姓之与能，下者亦冀六王之均势。必欲鲸吞西北，蚕食东南，方诅咒之不胜，岂讴歌之可有。试问辽阳鹤返，慨寄何如？鲁国鹃来，衔哀奚若？欲致平成，宁非梦呓？将欲多据强圻，取偿军费耶？异族相争，何事不忍，然日俄之谐，犒币未闻。德法之盟，载书终改。况此孑遗，敦非胞与。谓取之于邻省，则赤地久荒。谓取之于京师，则白藏早竭。甚或借为口实，鬻我宗邦。所沾不过玉斝之余，所累已胜铜山之重。狐缘虎视，鼋代猪亡。人盗其资，我负其咎。此其失计，岂待申言。沪衅甫开，苏师先溃。皖继风靡，鲁复土崩。伏机发于群方，战线延于数省。夫梦白蛇亘蜿于修路，则头尾难援。巨象跨于狭途，则腹背皆困。政府未令讨伐，反唱调和。既属有名之师，复居难胜之数。钧座深虑颠危，力持镇定，不谓曳兵之将，独怀卷土之心，必欲驱市从戎，倾巢赴敌，夷田庐于榛薮，殓队伍于沙场。松龄铜剑常鸣，铁衣未解，万里之鹤，犹随降志，八尺之龙，久殷汗血。方重围之无惧，欲一胜以何难。第以是孤军卷甲，长路馈粮，民有讟言，士无斗志。设使前逢坚壁，后遇奇兵，流马难输，悬车莫渡，毕修之颈，方传赵帐。伍员之肉，岂慰楚军。钧座扬县蔡之余威，主治吴之伟绩。十年错节，讵利器之易成。三载卧薪，犹痛心之未定。万一项王歌帐，李主愁台，破竹之势忽成，绝株之忧将见。兴言及此，为愤何穷。松龄亲当戎路，熟察敌情。钧座委以节旄，乡人托以子弟，收骨之悲，生何以对蹇叔，纳肝之惨，死何以见懿公。盖自受命以来，无日不回肠欲绝也。昔者祁奚请老，内不避亲。曹璋代兴，下皆效命。传之青史，播为美谈。汉卿（张学良）车长，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历雷雨而弗迷。松龄夙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劻勷，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蠲除苛税。严刃以除盗贼，厚廪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黉舍矢于普及，宝藏期于尽宣。三省富强，四邻和睦。钧座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果箕裘而尽善，虽脱丽以何妨。夫市朝不改，则农夫无辍米之忧。堂构相承，则部属无倒戈之罪。涂膏之士，蹈白刃而复苏。槁项之民，临黄泉而更苏。松龄上酬推解，下拯创夷。博采群言，更无他策。谨当扬旌东返，席橐上求，非得颔颐，宁甘碎骨。先轸直言，早抱归元之志。鬻拳兵谏，讵辞刖足之刑。钧座幸勿轻信谗言，重诬义士也。等语，合行奉闻。伏希指示！郭松龄叩。养亥。印。”

    郭松龄通电之二

    “天祸中国，内乱迭寻，同类相残，甚于仇雠，敦无人心？而竟出此。推原祸始，不过一二穷兵黩武之人，为求一己之私欲，遂致残民以相逞。武力统一，已屡失败，效尤有人，迷不知悟，兵连祸结，兵穷财尽，借债卖国，相因而至。睹国家破残之状，正军人觉悟之时。松龄等忝列行间，未谙治理。祗知内乱不可以延长，战祸不可以久结。有土诸公，以保境安民为上策。统兵大员，以安内御外为职责。去年榆关之战，血迹未干，彼败者急于图报，固不惜国家安危。在胜者何可无餍，而不念人民之痛苦，兵燹何事，而堪年年有此。特此联合宣告国民，东省健儿，向称强豪，忠爱一家，不让他人。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万恶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为司令，以巩固三省之根本，发达三省之实业，保卫三省人民为职志。并愿全国袍泽共谅斯旨，各卫其民休养生息，勿恃武力以相凭凌。倘有好乱之徒，悍不知悔，敢侵及三省寸土者，松龄等力负其责，誓死相抗。正心正志，已在鉴照。郭松龄率旅团长等同叩。（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郭松龄通电之三

    “（衔略）松龄等此次主和罢战，班师出关，请将祸首杨宇霆即日罢免等情，业经通电宣告，想蒙台览。惟对于杨宇霆祸首罪状仍有不能已于言者。查杨之为人，残忍性成，阴险万状，排除异己，妬嫉老成。对于东北各军官，无论新旧，多被陷害，或遏抑不使提升，或排挤使之去职。即如第一次奉直之役，对张都统叙五，事前则多方谗诟，百计刁难。及事败之后，帅座俯念张都统勋劳，本拟嘱其回奉，乃杨则日夜离间，竭力阻挠。致使张都统流落京津，沉冤莫白。其嫉害忠贤之事实，足见一斑。乃杨督苏之后，遍树私党，滥用职权。苛敛民财，诛求无餍。到任未久，已搜括百余万元。舆论沸腾，怨声载道。以致苏人言及奉军，无不切齿。及与浙军构衅，仓皇出走。置驻沪军于不顾，遂使二师一旅惨遭杀戮，伤亡殆尽。其丧地丧师之罪，已擢发难数矣。及返奉之后，罔知忏悔，仍积极主战，以冀雪其苏、沪之耻。值此国家多难，兵燹连年，财尽民穷，岂堪再有战祸。松龄等关念危局，爱护和平，况当关税会议开幕之时，尤不应发生战事。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逐之后，即行率同部曲，屯垦边境，以固国防。如有妄肇兵戎，操戈同室者，松龄等即视同公敌，力与周旋。倘有包藏祸心，侵及三省尺疆寸土者，更必视若寇仇，誓死共抵。区区愚忱，天日共鉴。郭松龄等同叩。（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郭松龄致日本公使之备忘录（14年12月1日）

    “北京日本使馆芳泽公鉴：此次敝军回奉，本意在顺纳民意，主持和平。对于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条约上之权利，极力尊重保护各节，业已叠电奉达，谅邀台览。惟是东省与贵国比邻，经济关系，尤为密切。诚恐贵国商民或有不了解敝军行动之用意，群怀疑虑，致有不安。特此敬请转达贵国居留官民，凡两国条约上之权利，一律尊重固不待言。即一切贵国私人对于省政府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之合法事业，一律照前继续有效。至贵国人士受政府及各机关雇佣者，亦均继续任用。况多数系龄旧交，尤可照常任事，不必疑扰。惟在本军举事以后，抵奉以前，其军事期间如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订一切新条约、契约，均不能承认为有效。再此，敝军旋省，如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加挞伐。此种作战行为，亦纯系敝军内政问题，应请转达贵国政府通饬所部官吏，严守中立，不得有供给金钱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为，致伤两国亲善之友谊而失贵国公正之态度，且启敝国国民对贵国之疑虑。专此奉达，诸维鉴照。郭松龄。东。印。（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冯玉祥于11月25日电张作霖，历数张的罪恶，劝张下野，为郭呼应。

    冯的通电如下：

    “万急，盛京张督办鉴：慨自江浙启衅，祸及直鲁，延逼京畿。风声所至，民怨沸腾。阁下鉴于舆论之不容，故对外宣言，佯以退让为词，而暗中则节节进行，不遗余力。重兵环境，迫我宣言。祥以关切之私，曾上寸笺，将阁下颠倒错乱之设施，逐一露披，期望根本觉悟，借以维持大局，不致糜烂。讵意告者谆谆，听者藐藐。近复主持分途进兵，再图扰乱长江。阁下何不思之甚，忍令生民涂炭，国本动摇，而不为国家人民一设想耶？祥承阁下不弃，迭次欲与合作，用敢本君子爱人以德之意，凡人之所不敢言不忍言者，为阁下一言，作为最后之忠告，请即平心静气一详察之。语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况共和国家，民为主体。不顾民生，焉能立国。乃自奉军入关，四出骚扰。因所部有公取公用之实，致民间来要吃要穿之谣。试思军兴以来，阁下兵威所及之区，横征暴敛，到处皆是，苛捐勒索，有家难归。凡所收入，多归中饱，军食告竭，重累人民。民欲偕亡，岂能独乐。诵读古训，良足箴规。为阁下计，全国民情既已共弃，无民孰与为治？此理应及身引退者一也。此次沪案发生，全国人士奔走呼号，惟恐或后。盖鉴于强邻之侵略无厌，吾民将无噍类。民之不存，国将奚托？阁下偏不注重民主，忍于为虎作伥。纵容军队，解散学生，残害工人，此显为违人道之事。有稍具常识者，决不忍为。阁下乃甘违众意，竟悍然为之而不顾，就令牺牲国家，亦所不恤。是诚全国人士所为痛心疾首而一致声讨者。矧阁下不顾国家大计，轻举妄动，愚蠢无知，每一念及，辄为痛惜。现在举国救亡，矢集一身。自宜引咎自责以谢国人，此理应及身引退者二也。至若民国成立，几于无岁无战，干戈不得幸免，症结所在，可以一言而决，曰帝制与共和之思想冲突而已。阁下思想，始脱胎于张勋，继效法于项城。对于效忠于民国者，则看为仇雠。赞成帝制者，则引为同调。所谓复辟以来诸战役，无一非阁下之一误再误，暗中操纵，明为主持所酿成。其思想之腐旧，揆之现代新潮流，实有背道而驰之势。夫以德意志之强盛，威廉二世之英武，其势力之雄厚，较之辽东三省，大小奚若？只以思想背乎新潮流，遂至一蹶而不振。阁下应知大势所趋，误入歧途，不自警觉。倘再事前驱，祸更难测。于身于国，两无裨益。此观察世界潮流，理宜及身引退者三也。综上三端而言，而觉阁下对于中华民国建国之根本，既多轻视。则国计民生，焉能得所裨益。但为阁下前途计，白山黑水，既系旧治之乡。猛将犀渠，复多识时之士。倘能本平民政治之精神，毅然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则终老田园，晚景亦自足乐。较之徒争意气，违反民情，而竞争雄长于一时者，其得失奚啻天渊耶？祥为爱惜国家计，爱惜三省人民计，爱惜阁下及其左右英才计，谨贡片言，敬祈察之。冯玉祥。有。”

源济

二二九、滦州兵变

    11月22日郭松龄的通电发出后，即在滦州城外的火柴公司楼上召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时全军仅有郭已内定担任重要任务的核心干部知道郭的计划，其余的军官多不知会议的主题。

    这一天，令大家吃惊的，是郭松龄夫妇同时出席会议，郭的太太向来未曾参与军务和机密，这次出现，令人有不寻常的感觉。

    郭首先发言，他素常要言不烦，他说：

    “今天我要宣布一件重大的决定，请老将下野，请汉公少帅主持军政！各位听了也许觉得很惊骇，可是这是今天救东北，救奉系的唯一一条路。过去若干年，为了一二人的野心，年年用兵关内，一声令下，死伤枕藉，我每次回到关外，总有无数的家庭向我诉说他们的子弟战死沙场，尸骨无存，又没有抚恤。百战勋功的人得不到应有的赏给，谗妄小人却受到老将的宠信，杨宇霆在江苏丧师失地，回到奉天照样做总参议，这完全是赏罚不公，是非不明。我今天为了桑梓，为了东北军团体，不得不实行兵谏，决心率领你们出关，请老将下野，请少帅出山，我们大伙帮助少帅建设关外，休养生息。……”

    郭的话讲完，就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面面相觑，未置一词。于是郭据案点将，他把他所指挥的部队编为四个军，是：

    第一军军长刘振东，辖步兵第六旅，步兵第二十七旅，步兵第三十七旅，炮兵第三团，工兵第二营。

    第二军军长刘伟，辖步兵第二旅，步兵第十九旅，步兵第三十四旅，炮兵第四团，工兵第三营。

    第三军军长范浦江，辖步兵第十二旅，步兵第三十三旅，步兵第十四旅，补充团，炮兵第五团，工兵第四营。

    第四军军长霁云（旗人），辖步兵第四旅，步兵第五旅，步兵第十六旅，骑兵团，炮兵团，工兵第五营。

    参谋长邹作华。

    先遣军司令魏益三（后改编为第五军）。

    车站警备司令彭振国。

    原来郭所指挥的奉军，可说是奉军的精锐，在奉军系统内的编制是京榆驻奉司令部，就是驻守北京到山海关一线，其辖有六师三旅，其番号人事为：

    司令张学良。

    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郭松龄。

    第四师师长张学良（兼）（甲种师编制，辖一旅三团）。

    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甲种师）。

    第六师师长郭松龄（兼）（甲种师）。

    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甲种师）。

    第十师师长刘恩铭（乙种师编制，辖一旅二团）。

    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乙种师编制）。

    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

    炮兵第二旅旅长魏益三。

    骑兵第六旅旅长武汉卿。

    辎重兵团团长牛元峰。

    工兵团团长柏桂森。

    郭松龄把京榆驻军所辖兵力改编后，原任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四师长即被押送去天津，交给李景林看管。

    郭起事所编的四个军，只有番号，没有名称，到山海关后才宣称是东北国民军，自封总司令。

    郭松龄结束军事会议后，立即把魏益三找到面前，授他锦囊妙计，令他率两团人立即乘火车偷过山海关，先解决山海关的守军，然后突袭沈阳，最好在当天午夜冲进沈阳。选中魏益三突袭，是因为魏不是东北人，其他将领都是东北人，大家有乡土之情，不肯认真突袭。

    魏益三的先遣军任务即在于此，这是一个很好的掩袭计划，只要消息没有泄漏，关外奉军根本不知道自己人偷袭，决不会防备的。当时沈阳城内驻军单薄，如果郭军真的掩入，进入帅府抓住了张作霖，大事就定了。

    可是这个偷袭计划有两个败笔：

    第一是魏益三的一团人顺利地过了山海关，一方面派出一队装甲车，载了工兵连沿路剪断电话线，其他的人则在山海关附近等后面的另一团人马。不幸载运后面一团兵力的火车到了山海关，即被守山海关的张作相部队攻击，不能通过山海关。

    第二是为什么山海关的张作相部队会截魏益三后面的一团呢？原来他们接到密报，知道郭部倒戈，回师沈阳。密报是从哪儿来的呢？那是齐恩铭的儿子去密报的。齐恩铭之子本是郭松龄的参谋，郭起事时他任团长，见父亲被扣，押送天津，他即跳上一辆火车，恰在魏益三先遣第一团之后，赶到了山海关，报告滦州兵变，遂使山海关的奉军及时阻止了魏部。

    郭松龄的突袭计划因之流产。

    11月22日滦州军事会议刚结束，郭的副官长马之福向郭报告，姜督办乘专车回奉，路过滦州，即将到站，请示郭要不要去接？郭犹豫了一下，就说：“我不去了，你代表我去请他下车住一晚，明早我去看他。”马奉命走到车站，刚好姜登选的专车进站，便把郭的话转述了一遍，当时，姜不知道郭已起事，所以觉得奇怪，乃对马说：“不必了，我打算直驶沈阳，好在你们军长（郭是第十军军长）也要去沈阳，我和他在沈阳见面吧。”马见姜不肯下车，乃关照站长暂时不许姜的专车开出，一面驰返向郭报告，郭乃命马强行把姜请下专车，安置在滦州车站前的一家民房中。

    姜登选被押下车后，知道情况不妙，这一晚整夜未合眼，第二天一早就写了一封信，叫看守的人送给郭，要求和郭见一面。郭也回他一信，说自己正忙于军事，请姜暂在军中小住，俟自己到了沈阳再和他见面。

    第五天，郭下令杀姜登选。郭的左右曾劝郭不必杀姜，可是郭恨恨地说：“他们杀我的人，我就杀他。”郭是指他所派遣的先遣部队到山海关被伏击，死亡很多一事。

    造成了郭杀姜的伏线，由于姜是日本士官毕业的，和杨宇霆是一派，可是这人相当无能，在奉军中亦无战功，郭松龄平素就不大瞧得起姜。第二次奉直大战时，一、三联军是奉军的主力，第一军军长是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是张学良，副军长是郭松龄。一、三联军组成后，张学良是总指挥，担任山海关的攻击，分为左右两翼，一军负责右翼，进攻九门口；三军负责左翼，担当山海关的正面。山海关正面直军的工事坚强，所以三军屡攻不下，而一军则攻下九门口。可是姜登选所指挥的军队，有郭松龄下边的齐恩铭、赵恩臻、裴春生三旅，姜留下三旅却撤换了旅长，还把炮兵团长陈琛也换了，使得郭大为光火。其后少帅命郭率军增援右翼，姜也是留下郭的军队，派郭为预备队司令。郭一怒而率军折回左翼，少帅获知郭走了，就骑马穷追一整天，追到九门口外李家堡才追上郭，好说歹说把郭劝回去。奉军大胜直军，这一战役最重要，而郭立功最多。可是也和姜登选之间发生了裂痕。后来郭松龄到北京，有一天遇到李书城（曾任黄兴的参谋长），李对郭说，姜登选曾说，在山海关时没有杀郭实在是郭的运气。这一句话在郭心中，是极大的刺激，也种下了杀姜的伏线。姜登选倒霉，刚巧在郭举事时落在郭手中，当然要赔了性命！

    张学良是11月20日夜车由天津返沈阳，这时郭的倒戈通电先他而到，他见到父亲时，张老将气得直跳脚，指着他的儿子嚷着说：“小牛子，你来干，我让给你就是了！”张学良莫知所措，过了一会才知道是“郭鬼子倒戈”，要迫老将下野。

    张学良出世时的小名叫双喜，因为张作霖升官又添丁，双喜临门，所以叫双喜，到了三岁多的时候，算命的说双喜的命太硬，要拜寄给和尚，按照习俗，拜寄时听到别人叫的第一个名字就给他做名字，恰好那时林子里有人在叫小牛子，于是双喜就改名小牛子。

    “郭鬼子”是郭松龄的绰号，他人大身高，平素穿一套布军服，和士兵军服一样，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素很好的呢军服，布军服除了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郭穿布军服又长得像白俄一样高大，因此遂被人呼为“郭鬼子”。

    张学良看了郭的通电，原来是倒他的父亲，捧他正位，真是有苦说不出。老将说要让位给他，他只好向父亲承担起讨灭郭松龄叛乱的全部责任。

    当时沈阳，无可调之兵，无可遣之将，张少帅带了几名亲信就往前线跑，这时追随他的有鲍文槭（上校参谋），汤国祯（一○五师副师长，上海浦东人，圣约翰大学毕业，自动向张投效），朱光洸（少校秘书），以及一位英国人爱尔顿（北宁路的段长，少帅的好友兼顾问，现在美国掌理少帅私人财产）几个人。

    张学良这时心情之苦，难以用笔墨形容，他最亲近和信赖的部下，拿着他的名义，叛变他的父亲，如果成功，他父亲的事业就完全毁了；如果失败，他个人的心血和军队也可能完了。茫茫大地，谁可鉴谅，何处可以容身？据说他当时曾想上黑龙江的山上落草，也曾要想自杀！

    张学良于26日乘军舰抵秦皇岛，派遣飞机数架在关内外投递传单，责郭松龄忘恩负义，激动郭军干部反对郭的倒戈行动。同时派旅长朱继先登秦皇岛，拟与郭见面。郭当时在昌黎，托辞军务在身，避不见面。

    11月27日，张学良和郭松龄经过日本人的安排，由张学良派顾问宇田，郭松龄派顾问仪战，在滦州接触，希望寻求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法。张学良要求郭军先行停战，再商善后。郭则提出停战的条件是：（一）山东归岳维峻。（二）直隶归冯玉祥。（三）热河归李景林。（四）郭本人回奉，统掌东北。

    要张学良接受他父亲下台的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双方无法谈得拢。郭怕奉方拖延时间，从容布置妥当，所以谈判遂告破裂。

    张学良与郭松龄当时有往来函，摘抄如下：

    张致郭函：

    “……承兄厚爱，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省，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

    郭致张函：

    “松龄此次举动，纯为消除乱源，拥我公为首领，改良东北政治，不事内争，休养人民，所发命令均署我公之名，使部下不忘我公也。乃前日接天津电话，上将军派我公来查办，已抵秦岛，并谓对松龄将有严重之处置。是我公对松龄已无爱惜之心。然古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临去犹作最后之通告，故敢尽怀披陈，唯我公详查焉！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之交，讵忍相违。惟龄主张班师，实出于不得已，而公所责于龄者，似犹未能谅解，谨本书之意，分公私两项言之。……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雄；愿公为平民之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痛，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乃请我公归奉主持一切。……”

    27日夜张学良离秦皇岛，28日下午乘舰抵旅顺，29日张少帅偕杨宇霆由大连回奉天（杨在郭倒戈后即宣布辞职，赴大连休息）。奉方至此决心和郭军一战了。

    京戏上诸葛孔明唱空城计，这时的张作霖真的是在唱空城计，沈阳只有一个教导队，所有精锐的奉军都在郭松龄手中。郭松龄叛变了，反戈相向，如何应变呢？

    郭松龄倒戈后，奉天方面，谣言繁兴，人心摇动，金融波动，奉票大跌。张作霖接到郭的电报，大为震怒，立即派兵监视郭松龄和李景林的私宅。奉天城内各公署一律紧闭大门，由武装士兵守卫。凡属军方的重要人物，皆不见宾客，而且三缄其口。

    当时，韩麟春和丁超曾劝奉张顾全大局，不要糜烂地方，不如通电下野。张老将则很倔强。

    11月23日上午，张作霖在他的帅府花园召集沈阳的军政人士听他训话，这一天他给部下的印象是很镇静，王永江站在他的背后，杨宇霆先一天已宣布辞职去了大连，张学良据说还在沈阳，可是没有出来。

    张老将不是很激动，但显得很沉痛，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向大家训话，他说：

    “郭鬼子倒戈了，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有三个感想：第一、培植一个将领，真不容易，好容易培植出来，他打你的翻天印，实在令人寒心。第二、打胜仗个个都有功，个个都该赏，有一个人赏不到，或者认为自己功高，没有受上赏，便要造反，实在令人可叹。第三、派一个人做封疆大吏，掌握一省的生杀大权，我不能不择人而用，如果所用的人不得当，老百姓会指着我张作霖骂的。……杨宇霆这次丧师失地，回来后我也申斥过他，他现在辞职了，我也答应了他。……”

    11月24日，奉天颁布戒严令，老将派宪兵司令陈兴亚为戒严司令，全省警务处长陈辅升为副司令。令张作相统兵往榆关、绥中抵御郭军。

    同时张老将亦埋首部署军事，电调各方援兵返奉，部署三道防线以阻郭军。第一道防线设于山海关，第二道防线设于石山坦，第三道防线设于辽河。

    25日郭军和守榆关的张作相、汲金纯两部接战颇烈。张学良部卫队旅及二十七师一旅、汤玉麟的第十师在绥中拒绝郭军东进，横断铁道。当晚奉军分两路对郭军攻击。

    “奉变”发生后，最感为难的，是北京执政府了。这时北京正在召开关税会议，中外观瞻所系，政府对军人的行动毫无约束能力，身为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实在太没意思了。

    12月26日中午和晚上，执政府连开了两次特别会议，27日晨又开了一次会议，段很忿恚，一再表示要通电下野，与会人士认为这是奉系内乱，今后可能使国民军系坐收渔人之利，目前应看冯玉祥态度如何，要求段暂缓采取下野的行动。会中决定以段执政名义电张家口，促冯玉祥来京磋商政局。段对与会人士说：如果冯忍令关税会议停顿，不出力维持和平，自己决心下野。

    段并于26日派黄郛赴张家口迎冯。黄郛是冯玉祥在北京的政治代表，黄去，可以把北京一切详情告诉冯。

    “奉变”后，国民军系加紧控制了北京，冯的嫡系鹿钟麟以京畿卫戍司令身份，权倾一切，26日鹿逮捕段祺瑞的智囊曾毓隽，29日李仲三逮捕了姚震。国民军分别驻守车站和东交民巷，阻止要人避匿，京中空气紧张，人心惶惶。

    27日冯玉祥致电北京执政府，表示拥护执政，始终不渝。冯系在张家口举行会议，亦决定维持执政府，不过冯本人不打算入京，派黄郛为驻京全权代表。

    同时，冯玉祥分电岳维峻和郭松龄，请两人分别派遣代表共商时局。

    29日段的代表陈锦涛由张家口返京，向段报告冯的态度，据云冯确有诚意拥护段，不过希望中央用人行政应有部分改革。段于是在当天派许世英、贾德耀、刘云龙赴张家口与冯会商。30日晚再派黄郛赴张家口征询冯的意见，及改组政府细节。

    12月1日至3日执政府局部改组，以贾德耀继任陆军总长。准莫德惠辞农商部代理总长，由陈宧继任。财政总长李思浩辞职照准，以陈锦涛继任。外交总长沈瑞麟辞职，给假一个月。海军总长林建章，司法总长章士钊均有意辞职。阁员已七零八落，北京政府在风雨飘摇中。

    段祺瑞打算恢复责任内阁，冯玉祥表示赞成，且对总理人选无意见，听段主持。于是段乃嘱许世英筹组责任内阁。段如此做法，是为自己求退路，因为有了责任内阁，自己一旦下野，内阁可以摄政也。

    莫德惠代表奉张参加北京临时执政府，代理农商部部务，郭松龄倒戈后，他悄悄地和他的机要秘书王冠吾商量，决心回奉天。王冠吾要求他保密，这时冯玉祥派张树声为代表见莫，希望他不要离开北京，意思是请他不必回奉天。莫接受王冠吾的建议，对张树声虚与委蛇，然后悄悄安排一下，段祺瑞和他做了一次密谈，段告诉他，郭松龄不到沈阳，他不会发表郭的东北职务，请莫转告张尽可能不要离开沈阳。莫德惠离开北京时，很戏剧化，他扮成王冠吾的随员，到了车站，潜上火车到天津。当他到天津后，王冠吾才替他递辞呈。

    莫德惠返抵沈阳，张作霖在帅府开仪门迎接他，老将对莫备极礼遇。

    奉张在郭倒戈时，把李景林的态度当做成败的关键之一，而郭松龄又何尝不是。因为李景林在郭的后方，又挡住了国民军，国民军如果要支援郭松龄，就必须通过李景林的防区。郭和国民军的密约中，曾有补充条款，如果李景林攻击郭松龄，则冯军将攻李以减轻郭部所受的压力。

    李景林态度如何呢？

    郭的非常之举，事先并未通知李，迨郭态度明白后，李的处境困难，使他只好先采中立，再看形势以定大计。因此11月25日晚，李的通电是：“保境安民，拥护中央，与奉系脱离关系”，同时致电张作霖请其下野。另电国民军方面，表示此次事变，乃在打倒包围张作霖和张左右鼓动作战的小人，并宣布主战派的罪状，请豫军停止前进，携手合作。

    26日，李景林派李凤楼入京，向北京政府表示自己和郭松龄一致，且愿与国民军合作。这一天李在天津下令扣留了德州兵工厂的机器，这些机器是要运到东北兵工厂的。同时宣布通缉杨宇霆系的重要官吏，改东北军为直隶军，派韩玉宸赴张家口，向冯修好。

    李景林这一连串的举动，无非为了自身安全，希冀在火中取栗。他的助郭，并非和郭有志同道合之处。他只是想扩充他的势力，从直隶到热河，同时借此使国民军在直隶对李的压力减轻。他已知道郭、冯的密约，可是邓实珊和徐永昌的部队似乎不顾郭、冯密约，仍向他进逼，他当然非常气忿。

    恰好这时张作霖派许兰洲带了40万大洋到了天津，向李游说。李景林的母亲在奉天，也托许兰洲带来家书，劝李善自为计，不要走错了路。李景林面对这一变局，就由中立亲郭而转为阻冯远郭。一方面他扬言准备下野，以李爽恺代替，由郝鹏护理省长；另一方面因豫军邓实珊部已抵廊房，一再进逼，因此积极备战。

    李景林拒郭抗冯必须找到支援，于是他派人去和张宗昌联络，要求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李部共辖有三师四混成旅，分驻天津、杨村、杨柳青、宿马厂、军粮城一带，且与直系接触，拟将第一、第二、第十九三师及一、二、三、四混成旅，改编为新直军四军，以李爽恺为总指挥，马瑞云为第一军长，纪毓坤为第二军长，张宪为第三军长，王丕焕为第四军长。

    李景林决定拒郭阻冯后，即于14年11月30日宣布组成直鲁联军，自称总司令，张宗昌、李爽恺为副司令。

    12月2日李发表通电略谓：

    “杨宇霆督苏，激动各方公愤。变生仓猝，举国骚然。景林以关会开幕伊始，直省水旱频仍，故极力主张和平。与冯督办商订京汉换防条件，撤退驻军。此后无论如何，当誓守保境安民之旨。惟景林职司守土，保卫地方，此后倘有对于直隶，扰害秩序，破壤和平者，景林戎马半生，自信尚可周旋，惟有率我健儿，捍我疆土，人不侵我，我不侵人。”

    李之态度由这通电可以看出业已突变，同时即捕郭松龄驻津人员，派兵袭攻滦州，断郭军后路。熊斌携冯玉祥函见李，请发宣言，表示态度，李竟毁函拒绝，并且决定出兵，分保大、马厂、杨村三路进攻国民军。3日李部与豫军郑宝珊部在大城附近开始侦察战，交战历一时半，双方各有死伤。4日李发通电痛诋冯氏，文云：

    “（上略）……更复利用宗教，以愚弄部下。利用青年，以煽动风潮。利用匪军，以扰乱陕、甘、直之秩序。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正常名教之大防。危及元首、危及人民、危及社会、危及国家之命脉、危及中外之治安，天地之所不容，外人之所共愤。现在凡有兵权有实力者，每多政见纷歧，各执蛮触相争，对于灭绝人道之冯玉祥，竟至受其欺卖，而不知悟。试思冯玉祥加长赤化风潮，扰乱邦家，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景林荷戈卫国，酷爱和平。前次保大让防，则谋和息战之忱，当为全国所共见。惟以冯贼嗾使豫匪，扰害畿疆，指挥党徒，颠倒政府。前日青年团手执红旗，围迫政府、朋殴兵史，焚掠民产。鹿钟麟之军队，从中发纵指示，似此扰乱破坏，既召外交之责难，复增内政之纷扰。北京现在冯贼宰割之下，此等助长情形，谓非利用赤化图一逞，其谁信之？当此国家一发千钧之际，时机危迫，倘再容忍，即恐贻害无穷。景林义愤填膺，绝不与冯贼共立于化日光天之下。用敢率十万健儿，声罪致讨。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惟持此人道主义以与国贼相周旋，且惟冯玉祥一人是问。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堕落。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诸公谊关袍泽，同处危舟，尚祈各弃猜疑，共扶大义。总之此次讨逆，不问敌不敌，只问赤不赤。旌旗在望，无任神驰。敬布区区，伫候明教。李景林。豪。”

    同时李爽恺亦有讨冯电发出。

    冯玉祥的国民军系，组成并不坚强，冯自兼国民一军，国民二军是岳维峻，国民三军是孙岳。岳维峻和孙岳虽属国民军系，可是到了权利上的争执时，并不完全听命于冯。冯玉祥和郭松龄联结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岳和孙并不知道冯已同意直隶仍划给李景林，所以邓宝珊和徐永昌的国民二三联军根本无视郭、冯密约，拼命向李景林的防区进击。这时候冯玉祥派张之江率领三旅人在丰台待命，准备必要时应援郭军，那知李景林却误会张之江集中军队是侧应邓宝珊和徐永昌，因此决心拒郭阻冯，一面倒向奉张。而国民二三两军则由于张之江一军按兵不动，对冯大生误会。

    李景林既然决定和国民军一战，就暗中请德国军事顾问指导秘密地在北仓构筑坚固的工事，有电网和地雷，以备和国民军一拼；日本人也助李固守。张之江部参加攻击后，战事集中在杨村一带，激战多日，邓宝珊加派刘汝明的警卫第一旅和门致中的警卫第二旅前往增援，并由李鸣钟统一指挥。从12月18日张之江下令总攻击，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苦战，那时天降大雪，气候酷冷，国民兵反穿着羊皮袄，在雪地上匐匍前进，一直冲到敌军阵地前，猝然攻击，就这样从韩家堡突入，李军大败。12月22日李景林退入天津租界，其部队则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天津遂落入国民军手中。

    李景林退入租界后即转赴山东济南，他的部队已退入山东，成为后来直鲁联军再起的伏笔。

    冯军攻陷天津后，冯玉祥给北京政府一个电报，保荐孙岳为直督，电云：

    “（上略）顷据张（之江）李（鸣钟）两部统电称，本军于本日下午二时进入天津，敌军完全缴械。李景林当溃败之时，查无下落等语。惟天津中外要冲，关系甚重，恳请速任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以维现状。伏乞照准，明令发表，特此谨陈。冯玉祥叩养。”

    冯玉祥把直隶给了孙岳，惹起李鸣钟的不满，李鸣钟联络了冯、郭下属几员大将表示反对，使冯非常为难。李是国民一军冯的嫡系，他们认为国民二三军在天津攻防战中没有一点战绩，天津是一军打下的，为什么督军、省长都给别人？冯对他的部下另有一套，他用辞职做要挟，宣称自己要下野，李鸣钟等才不敢反对。

    国民军虽然攻下了天津，可是就在这同一天，关外的郭松龄军宣告失败，郭松龄夫妇被奉军活捉，因此郭松龄和冯玉祥的联结，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源济

二三○、郭松龄兵败被杀

    郭松龄回师关外，开始时张作霖措手不及，因此败讯频传。可是郭部并未能制敌机先，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一举攻入沈阳，遂使张老将有从容部署的时间。

    11月30日吴俊升由黑龙江调派步兵两旅、骑兵四团、炮兵一团驰援奉天，由于中东路当局拒绝运兵，因此吴部乃由洮齐铁路出四平街，开赴战线。阚朝玺奉张作霖令带兵退锦州，参加攻郭；同时邢士廉二万人由海口运抵营口，即由海道运赴连山湾，攻郭军的侧背。

    12月3日郭军占兴城，分向连山、锦西进攻，郭军有一旅归降奉军。锦西守军汲金纯部抵抗郭军，战况激烈，张学良总司令部由连山移锦州，奉军一方面在连山、锦西前线冒雪作战，同时在后方锦州及大凌河间筑壕，作为第二线防御阵地。4日万福麟的骑兵旅由锦州胁迫郭军之背，因此进攻连山的郭军乃向后退。

    奉军左翼，配置在连山附近者为汲金纯军，中央为张作相、万福麟军，右翼配置在锦西方面为张九卿之骑兵旅。5日未明时郭军作总攻击，逼近连山正面之精兵两大队，诈降奉军，乘奉军将其输送向后之际，突然包围汲金纯军之一团，将其缴械，且从背后扰乱奉军之左翼。张学良闻变，立推出总预备队，下令全线，转为逆袭。但因从中央亘左翼之奉军连络不充分，后又遭魏益三所率之郭军炮队之猛击，各军转成总崩溃之势，纷纷乘火车退却。至大凌河，将铁路桥梁毁坏。当天郭军进占锦州。继而奉军复退，沟帮子亦为郭军占领。郭于8日晚亲抵锦州，张作相以战事失败，6日回奉天，外间传说张作相劝老将洁身引退，于是张下野说，一时风传。且有奉天日本总领事内山代携和平条件赴新民屯议和之说，但未两日即烟消云散。因12月8日奉天军官会议，决定重整旗鼓，作最后之决战。前线军力集中运用仍可反败为胜，统计总兵力为张作相军二万八千、汲金纯军八千、汤玉麟军四千、总预备队张学良一万，总数共计五万，有野炮百尊。至作战方略，系固守辽河，以待李景林与国民军间胜负之分晓，并在辽河左岸，筑长约一英里之坚固垄壕，后方另筑一铁路，其后接连京奉铁路，而在该路上配置装甲火车及货车。这时辽河已经结冰，人马可以往来无碍。张学良置司令部于火车中。

    15日郭军攻陷新民屯，张学良退守辽河。

    郭松龄虽掌握了奉军的精锐部队，可是出关后并不如他预料那么顺利。

    第一：李景林变了。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军队在直隶打得不可开交；郭无法依靠冯军的支援，更要分出一部分兵力（魏益三的部队编为第五军）留在后方，防阻李景林。第二：天气严寒，北国冰封，郭军仓促出关，冬天的装备不够，只能躲在火车中，顺着铁路向前推进。第三：照理乘火车向前推进一定很快，其实不然，因为奉张方面已把路轨破坏，幸而郭军中工兵团完整，所以路上边修边进。这还不打紧，张少帅接受他的英国顾问的建议，把铁路沿线的水漕破坏，火车头没有水等于没有煤，动弹不得，雇民夫挑水，费的时间就大了。第四：郭松龄抬着张学良的旗号反张作霖，可是正面阻挡郭军的，正是张学良，郭的部下知道少帅在前面，战意和士气大为减低，很多将领都暗中向少师通款曲。第五：吉林和黑龙江的骑兵及时来援，是郭军致命的打击。

    当12月下旬，郭军已经推进到辽河，双方就在辽河两岸对垒，郭军指挥部设在新民屯，张学良的指挥部则设在兴隆店，辽河距离沈阳只有十里，两军互轰的炮声，沈阳清晰可闻。

    少帅的兵还是少得可怜，连官长都抬了机关枪上前线，但因为有辽河横亘，可以阻挡郭军。当时天寒地冻，辽河每夜结冰，军队可以履冰而过，所以少帅方面每天晚上都由士兵在岸边用铁铲穿冰，沈阳城内家家的铁铲都被征用，穿冰是为了使它不能凝结，郭军遂不能履冰而过辽河。

    少帅在兴隆店经常和郭军的将领通电话，有的电话透过日本军用电话线，郭军中重要将领几乎个个都和少帅通过话。

    奉军内变之初，日政府恐战事延及满蒙，影响日本利益，所以陆军当局派白川关东司令官急赴奉天，与张作霖协商，拟照去年奉直战争成例，满铁沿线及其它地区绝对不许作战。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共有八营，拟加派一团，警备长春以南。并派驱逐舰“相”号赴秦皇岛。11月26日，命驻铁岭之旅团，预备开拔赴奉，因此盛传日本拟向东北增兵。

    不过日本舆论界则认为并无必要，因为现在东北的日军兵力已够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必要，再行增加。11月27日徐树铮在日本曾往访日本币原外长，交换意见，要求日方对于段执政作特别之援助。币原答复全是外交官腔，他说：“为增进中国民众幸福起见，自当援助，但以不干涉内政为前提。”第二天徐又访加藤首相，所答大致相同。28日，日本阁议决定奉天战争非至日侨生命财产有危机，决不增兵。12月1日又开阁议，讨论中国内乱政策，认为满蒙日侨生命财产之保护，可由驻满警备军一部分担任，无需再由日本派兵。

    郭松龄方面最担心日方帮助张作霖，所以一再要求日方严守中立。并派殷汝耕赴大连，与日人接洽疏通。12月4日日本阁议对于郭、冯之要求中立，暂守静默。陆相宇垣对人发表意见，谓奉张之盛衰，不是重要问题，日本侨民之生命、财产既得权，不能不保护。

    郭军在冰天雪地中陷于苦战，而李景林的拒郭，使得郭军走上孤军无退路的境地，因此从12月下旬起，郭军的战意为之瓦解，士气极为低落。

    郭松龄感觉到将会面临失败的命运，他于12月22日在新民屯一个粮站召开军事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都显露了疲困之色，郭向他们宣布，自己准备亲上前线督战，可是与会将领都低首不语，简直等于是拒绝郭的提议。郭见到这个情况，知道大势已去，长叹一声，宣布散会。这时已是午夜12时。

    郭在散会后即布置自己逃走，23日晨2时郭夫妇乘车离开新民，他的运气不佳，走到辽中县老大房村（距离新民40余里），遇到奉军王永清部的骑兵突袭，郭的卫队都是些小孩，经不起骑兵的冲锋，和郭同行的林长民被流弹打死，郭夫妇下车步行，奉军搜查，发现郭身上有他自己的名片，于是郭夫妇双双被俘。

    轰动一时的郭松龄倒戈事件遂告结束。

    郭松龄夫妇被俘后，军中即向沈阳张作霖处请示如何处置，沈阳方面获得这项消息后，张作霖说：“把他押来，我倒要问问他为什么要造反？”据说杨宇霆主张就地枪决，免生后患。杨和郭是死对头，杨怕郭见到了老将说出许多不中听的话，所以极力主张就地枪决。

    郭被俘后，还写了一封信给张学良，请张看顾他的老母。

    张学良在23日即渡辽河，进入新民屯，召见郭军的各高级将领，抚慰伤亡，由于郭军全是张的部下，张到了郭军中，就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郭军见到少帅，亦欢声雷动，欣见故主。

    沈阳方面对于处置郭军，有人主张从严，为首的一律应予处决，张老将征求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不以为然：他说：“郭鬼子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能不先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也有错处。现在郭鬼子已经处决了，其他的人就不必多所罗织，如果一开杀戒，都是东北子弟，我们要结多少冤家？善后工作交给小牛子，让他从宽办理吧！”张作霖对他的把兄弟意见全部接受，因此郭松龄倒戈事件，只死了他夫妇二人。

    张学良这年只25岁，就经历了这样一次天翻地覆的事件。他有他过人的长处，但这些长处后来被遮盖了。

    张学良知人善任，能放手交付给他所信赖的人，因此他能得军心，也受部下爱戴。据说他父亲在申斥部下时，他常躲在邻室偷听，然后亲切慰问那些被申斥的人。他延用的部下，对他们的生活都很照顾，给的生活费都很宽裕。他重用和信赖郭松龄，郭松龄可以用他的印章发号司令。郭常对部下苛责或不原谅，张对郭说：“我如此信赖你，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信任你那样信任你的部下？”

    正因为他太信任郭，才让郭闹出了这个大乱子，可是也正因为他在军中有良好的声望，使他得以戡平郭乱——因为郭的部下一听少帅来讨伐，谁也不肯认真打仗了。

    可怜的饶汉祥，在郭松龄逃走后，即由齐世英派了一名勤务兵护送出逃，不料在路上被奉军捉到，查问饶是何人？他回答：“是写字的。”勤务代答说是师爷，由于饶骨瘦如柴，一身肮脏，毫无惊人之处，所以奉军也认为是一个普通师爷，就叫他俩随军做点抄写工作，这样过了半月，才逃回关内。

    郭松龄兵变的直接后果，是使奉军元气大伤，也使张作霖对奉军内部的改革停顿。奉军的没落，便敲响了北洋时代的丧钟。

源济

二三一、徐树铮廊房遇害

    徐树铮（又铮）被杀是北洋军阀时期继郭松龄反奉事件之后的又一个轰动中外大事件。事情要从徐树铮被派出国考察说起。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灵魂，段对小徐信任之专（当时北洋习称徐世昌为大徐，徐树铮为小徐），以及小徐对段的忠实，可算是北洋佳话。

    第二次奉直大战后，段祺瑞再起，担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许多人都奇怪为什么小徐没有到北京来参加段的密谋，其实段这次东山再起，已经没有当年气势，而段在冯玉祥卵翼之下，也感到小徐难于和冯相处，因此才有派小徐出国的安排。

    早在14年1月4日，段就发表徐树铮为“考察日本各国政治专使”。这时候小徐已在欧洲，寄居巴黎的凯旋门附近，当时他是全家放洋，准备在欧洲长期居留，段本来派徐为“考察欧洲各国实业专使”，小徐对实业没有兴趣，要求把实业改为政治，并且增加日本。

    3月中，小徐把他的家眷从巴黎送回上海，然后筹组他的考察团，团员有军事组：宋子扬、褚其祥、韩振先、刘卓彬、孙象震、李鼐、司可庄、褚哲文、韩辉荣。政治组：翁克鼓、林子峰、张文轩、董世五。秘书朱佛定、王治焘、薛学海、汪延熙、蔡增基。

    4日上旬考察法国，法政府派白里索中将负责招待。

    5月上旬考察英国。

    5月26日考察瑞士。

    6月3日考察意大利。意政府派巴白力区中将负责招待。曾与墨索里尼见面两次，第一次墨酋立于大客厅，右手插入胸前对襟中，如拿破仑状，与小徐握手，略事寒暄即结束。小徐大感不满，请巴白力区中将再约时间。第二天墨酋改在办公室接见，墨、徐相对坐谈，朱佛定任翻译，与巴中将对面立，无坐位，其谈国际问题，大为投机，竟倾谈两小时。

    6月21日至德国，当时德国战败，尚未恢复，美金一元值42000万马克，国社党已崛起。

    7月18日至俄国，曾访晤斯大林及托洛斯基。

    8月3日至比利时。

    8月9日至荷兰。

    10月中旬赴纽约，寓五月花饭店，并至华盛顿晋见柯立芝总统。

    11月下旬赴东京，寓帝国饭店，曾晋见日皇夫妇，及日本首相、外相等。

    11月中旬乘天津丸由日返国，在上海登陆，上海闻人黄金荣、杜月笙等均登天津丸迎迓。上岸后径返南洋路私邸。

    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自南京赴上海专诚欢迎。上海各团体在商会隆重欢迎徐及孙。徐、孙曾作密谈，并联袂赴南通访张謇。

    徐树铮从南通回上海，接到段祺瑞的来电，叫他暂时不要去北京。因为当时关外有张作霖和郭松龄的战争，天津有李景林和冯玉祥的战争，局面非常混沌。在北京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冯的嫡系鹿钟麟掌管了京畿军警宪的指挥权。段的策士曾毓隽也被鹿派兵抓了。段本人随时准备下野。在这种情形下，徐树铮如果入京，以徐平素为人之骄狂，又是段的最重要左右手，必定增加局势的严重性。

    小徐的毛病是胆大妄为，恃才傲物。他认为自己奉命考察，考察完毕理应回京复命。加以此次在欧美和日本普遍受各国领袖的重视，在北洋军人中，可算唯一有国际声望的人，谁敢对他如何？所以不顾大家的反对和段的电报，毅然决定入京。

    14年12月19日，徐树铮偕随员乘顺天轮由上海赴天津，23日抵津，宋子扬以轿车来迎，这辆轿车是借自英国领事馆的，徐登车后直驰北京，其余随员则乘火车赴北京。当天抵达北京，徐下榻无量大人胡同王宅，随员则分寓旅馆。

    小徐先单独晋竭段祺瑞，两人相对跪拜，抱头痛哭。这时是隆冬，天气严寒，段祺瑞病足，两腿要浸入冰桶中才能止痛。段、徐两人历经世变，重行聚首，相对不胜感慨。

    北京是小徐腾达之地，可是自直、皖一战，皖系溃败后，小徐就奔走四方，现在旧地重临，面目全非，段祺瑞虽然荣任执政，可是处处受制于人，有朝不保夕之势。小徐虽有勤王之心，也是无兵无勇。

    这时候北方局势渐见端倪，郭松龄出关兵败，夫妇双双陈尸白旗。天津苦战之后，李景林已逃之夭夭，冯玉祥的国民军奄有北京和天津，可是冯的地位并不很稳固，在这一期间南方吴佩孚困居武汉，孙传芳虎踞南京，奉张则元气大伤，在关外需要喘息。

    北京是个危城，尤其对徐树铮，因为大家都知道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是个光棍执政，可是如果小徐在段身边，就会兴风作浪，传说他和墨索里尼订有密约，接受意大利的军火援助。有此种种，小徐成为当时的一个目标，对段固然不利，对小徐尤为不利。

    所以在小徐到北京后一个星期，大家都劝他赶快出京南返，如果留京，可能有不利的事件发生。

    果然徐出京后，即在廊房遇害。噩耗传出，段为之痛哭，在北洋有大徐之称的徐世昌曾挽以联曰：

    道路传闻遭兵劫；

    每谓时艰惜将才！

    此联大徐在小徐杀陆建章时亦以挽陆。

    南通状元张謇挽联云：

    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然感流不尽英雄血；

    边才正亟，叹蒲海西顾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

    有关徐树铮遇害经过，这里抄几段有关人士的记叙。

    第一段是抄录徐的哲嗣徐道邻所撰遇难经过如下：

    先生于十二月十九日离上海，二十三日到天津，当天到达北京。二十九日，忽然决定要出京南返。嘱咐路局准备专车。在当天的下午，段执政在他的书桌上，忽然发现一个字条，上有“又铮不可行，行必死”八个字。段很着急，赶快命人把字条给先生，但先生并不介意。晚上到车站时，褚哲文带了一连人来预备护送，先生坚决不要。

    专车九时开动，因一路兵车甚多，到夜半一时左右，才到廊房。车才停，即有一自称张之江的参谋长王某者（贵州人？），持张的名片请他下车。说话之间，即有兵士十余人，蜂拥而上，挟持先生下车，走到离站约一里许的地方枪杀，那时是三十日上午一点半钟。先生的随员（有褚其祥、薛学海、徐赞化、孙象震、韩宾礼、刘卓彬等），全体被拘于设在英美烟公司的司令部之马棚。

    黎明七时，先生的随员们被召集于会议厅。一会儿，破汽车四五辆，拖着一路灰尘，疾驰而至。那是陆承武奉冯玉祥之命，才从天津英租界赶来。他对他们演说，说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今天要刮肉剜心来报父仇。他还不知道先生已于六小时前被害。

    随员们又被“军法官”等审问了八小时，于下午五时，张的副官长告诉他们“徐某系陆承武所杀，乃冤怨相报。君等获释，皆张督办（之江）力保之功”。并命令他们各具切结，打手印，宣誓不泄漏一字，否则各人全家性命难保。还全体照了一张相片，每人给了短程车票钱，才准他们只身空手离开廊房。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陆承武的通电，说他手刃徐某，为父报仇。又登出来冯玉祥打给段执政的电报，说徐上将有功国家，不幸在路面为匪人劫害，其死甚惨，请政府优予褒恤云云。可是政府并没有任何动作（我想，这是段执政的一种沉默的抗议）。但是在三十日那天，上海的《时报》就已经登出徐专使专车被炸的消息来。这是冯方预发的消息，而后来事情发展走了样，所以就格外露出马脚来。

    原来张之江接到冯玉祥的命令，是叫工兵队埋地雷炸专车。张却没有这样作（我想是因为来往的兵车原因。也有人说张是基督徒，心地善良，不愿伤害太多的人）。自先生被害之后，冯命令把随员们全部杀害，据说也是张一再苦求，才把他们释放了的。

    先生被害的第二天，张之江的卫生处长洪君——段宏纲说，他本来姓段，名字叫段大洪——自称是先生的学生，愿以一门老小作保，两次跪着哀求张之江，请求寻尸装殓（他只要求殓葬，不敢说要运走）。张教他负具切结，结上一定要有徐某被陆某复仇所杀的字样（他因此写过两次结帖），才勉强允其所请。洪君一整夜在雪地里苦寻了两遍，才找到先生的遗体。又好不容易买到了人家一口寿木，把他装殓起来。第三天，由先生的卫士张振声用骡车运到北京。洪君因此大受张之江抱怨，就脱离了他的部队，也就从此长斋念佛了（我到处访求洪君的下落，前后二十年，未获踪迹。等我告了冯玉祥，洪君忽然写信给我，并把他手里保存的当时所有书面材料相片等寄来一大包，并追述当时求情寻尸经过，五千多字，一字一泪。他说他等待这一天，也等了二十年了）。

    先生入殓和被害的原因，我的推测，主要的是和墨索里尼的军火借款协约有关。因为这是先生当时的一笔大本钱。据说先生当时把这项秘密只透露给三个人：一是段执政，二是冯玉祥，三是孙传芳（这是我闻之于曾毓隽先生的，而曾则是闻之于孙的参谋长刘宗纪）。先生在这半年中，一直是联络冯玉祥的，他派在冯那里的，有他以前的旅长宋子扬。他在国外时，冯常常有电报，称他“钧座”，自称“职”，口口声声要他回来“主持”“领导”等等。在七八月中，杨宇霆督苏的时候，先生曾经发表一通长电反对他——当时有人说，这一个电报等于三个师的兵力——打击奉天，就是帮助冯玉祥的。当十一月中，冯、张交恶已深，亲奉的曾毓隽、姚震先后被冯军拘捕，段执政左右，很多人逃避到东交民巷里。当时大家认为北京危险，劝先生不要去，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他们不知道先生和冯有这样的密契。先生敢于轻身入险的，就是这个原因。段执政大概也认为这个密契可能有作用，所以在先生出京时，虽然得到那八个字的严重警告，并没有尽全力加以拦阻。先生之忽然决定离京，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那是郭松龄失败后的第四五天。郭的失败，就是张作霖的胜利。他的忽然要离京，我想也许是他怕和段执政同时被困在张作霖的手中。他既然怕张作霖，当然就不会怀疑到冯玉祥。

    冯玉祥要害先生，我想有三个理由：

    一、先生和墨索里尼的协议，使先生如虎生翼。现在和冯合作固然是好，但如一旦翻脸，必然后患无穷。不如趁他蛟龙尚未得水之时，予以除掉，以消灭未来的隐患。

    二、先生当时反共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三、冯玉祥不但是陆建章的亲外甥，而且是受过他的厚恩和接受过他的领导的。元年滦州独立，冯被押解回籍，是陆把他保出来的。而后来也是靠着陆的力量，冯才再度挂名军籍。浦口逗留（七年一月），武穴通电（七年二月），也全都有陆在旁为之策划。所以在冯、陆之间所存在的，并不只是泛泛的甥舅之谊而已。冯玉祥之要加害先生，不会没有一点为舅舅报仇的成分在内。

    十五年十一月里，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先生安葬于萧县凤冢山之原，就是他少年游憩的地方。

    先生安葬的棺木，是合肥购赠的。但是“抚恤”、“惩凶”的一类官样文章，始终缺如。我过去为这一点，一直对合肥不满。但是后来看到他《正道居集》内的几篇文章，才了解他真的是相信“轮回”、“因果”之说。后来又看到曾宗鉴先生在一段笔记里说：十五年四月，合肥下野出京，“专车开出后一小时，合肥步入车厅，问车过廊房停留多久？又问‘又铮遇难是否即在车站’？及车过廊房，合肥开窗西望，历十分钟，口唇微动，喃喃若有语，老泪盈眶，掩面入卧”（天文合，四十四年七月十日）前几年又在台北看到合肥的孙子昌义，他说“爷爷嘱咐的，每年摆供，祖先牌位旁边，必须要摆徐爷爷的牌位，给徐爷爷磕头。”我于是格外明白老人家心里，自有他的分寸。

    第二段是冯部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所口述徐树铮惨死经过：

    张之江和鹿钟麟，都是冯玉祥的心腹干部，不过两人的性格大不相同，张是个忠实基督教徒，对事对人都极端诚恳。鹿则机警细密，处事谨慎，且善于体贴冯的心理，先意承旨，极为冯所信任。他此时正担任北京卫戍总司令职务，故冯玉祥特别指定他为杀徐第一号“刽子手”。……所以他受命之后，十分谨慎，不敢冒昧从事，怕万一杀徐之后，使冯落上“主谋杀人”的嫌疑，则不惟无功可言，甚至还要受到斥责。因此他曾在电话中与冯往返磋商，始终未获得个“不落痕迹”的绝妙办法。

    就在这段时间里，风声已经传到又铮耳内。初时，又铮犹以为风闻之言未予深信。及至二十九日，消息愈来愈恶，乃不得不作离京打算。当天下午，就命人通知津浦路局代备专车，准备晚间九时离京赴津。当时有人认为这样走法不甚妥当，不如借乘英国使馆汽车悄悄出京为佳。又铮笑道：“北京四周，到处都是仇家爪牙，随时随地都可致我死命。我之所以犹能安然无恙者，徒以鬼蜮伎俩，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露其真面目耳。我若藏藏躲躲，岂非正中其计！”于是乃无异言。惟有宋子扬对于此行，仍觉不甚放心，乃背着又铮，私自向英国使馆，借来一班武装士兵，随车保护。他固知仅凭这十几名英兵，并不足却敌脱险，只为符合又铮的见解，故作炫耀，使又铮的行径，更为公开而已。晚间九时，又铮带着十余从人，登车东发，孰料“壮士一去不复还”矣。

    北京到天津，仅有二百四十华里，以普通快车的速度，三小时即可到达。又铮乘的是特备专车，依常理推算，应该两小时即可到达。不料沿路被冯军西行兵车所阻，每到一站都要停留数十分钟，将近子夜时分，犹未抵达杨村。又铮一行，皆以事前听到很多坏消息，故人人心内焦急，于是不断有人下车向车站催促，因为大家心情烦躁，言词之间，难免微有过激之处。而此时因为军运关系，各车站均由冯军的运输司令部派一些联络参谋，专司车辆调度事宜。这些参谋们听说是徐专使的专车，既怕耽误专车的行程受到处分，实际上又无法

源济

二三二、冯玉祥通电下野

    吴佩孚虽然东山再起，可是他已没有当年洛阳虎视的局面，他的讨贼军的贼字，这时是指的奉军，他在查家墩司令部出兵讨奉是分两路，一路以靳云鹗为主将，由陇海路东进。一路以寇英杰为主将，由平汉路北进，先削除奉张的两翼，一翼是山东督办张宗昌，一翼是直隶督办李景林。这时，郭松龄尚未回师关外。

    吴的两路出兵，都要向河南假道，本来河南是吴的大本营，吴的旧部如陈久钊、王维蔚、王维城等，都还拥有兵权，吴派人去和河南督军岳维峻商量，要把吴的旧部扫数调拨出来，由陇海路人鲁，以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总司令，一面以寇英杰率部由平汉路过豫入直，希望豫岳能予谅解和同意。

    在岳维峻来说，吴的旧部分散在河南是岳的心腹之患，因此如能将其悉数调走，自然是求之不得，何况吴调军的目的是为了讨奉，此时国民军也是以奉军为假想敌，吴加入讨奉，岳怎会反对。可是吴要寇英杰穿过河南心脏北上，用意莫测。冯玉祥密电岳，要他武装保境，所以岳维峻遂以重兵防守鄂豫边境，不许吴军出武胜关一步，吴天天派员疏通豫岳，岳则日日支吾其辞；另一方面豫军协助靳云鹗军由归德入鲁，占领济宁、曹州等地。

    张宗昌在山东公然唱出拥吴论，李景林也亦步亦趋。张宗昌是山东人，与吴同乡，他虽然曾遭吴的冷落，可是他内心却佩服吴。二次直奉之役，他打着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的口号，收编了大批吴军残部。当吴佩孚在汉口再起时，正是奉系和国民军系发生暗潮的时候。张宗昌认为吴对冯玉祥是恨之入骨，如果拉拢吴佩孚和奉系重归于好，在此时此刻是有可能的。因此他密派代表樊潜和、童好古到汉口去见吴的智囊张其锽，进行“吴奉合作计划”。吴不是个翻云覆雨的人物，他刚宣布讨奉，自然转不过脸来联奉。

    然而政治这玩意就是千变万化，吴在无意中获得国民军密约湘、黔两省夹击武汉的情报，这个情报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是奉方离间之计，可是吴大受刺激，忿然作色说：“冯焕章简直不是人，我还怎能和他们做朋友？”因此联奉讨冯的建议便被吴所考虑。

    就吴当时的处境，是在四面受敌的情势下，如果能增加友人，减少敌人，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张宗昌知道吴已动摇，就天天打电报给吴，尊呼“大帅”，并请前山东省长熊炳琦（直系）到汉口向吴表示：张宗昌是山东人，吴大帅也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张宗昌愿服从吴大帅，欢迎吴大帅回山东。

    吴佩孚自二次奉直战争战败后，到处都遇到打死老虎的部下，现在张宗昌雄踞山东，却愿把山东奉献，部下虽亲不及敌人亲，吴佩孚大为感动不已。

    奉张在杨宇霆被孙传芳所逐前，就暗中进行联吴，曾派员到岳州向吴祝寿，曾向段祺瑞要求释放曹锟，迨吴在查家墩自封联帅后，奉张亦派苏锡麟到汉口表示愿和吴取得谅解，提出三点：（一）释曹，（二）奉军出关，（三）拥王士珍为总统。奉张不是对吴有何特别好感，不过面对吴、孙、冯等联合围攻奉军的形势，竭力想冲破这个难关。至于吴佩孚呢？他虽不喜欢奉张，可是更憎恨冯玉祥，和奉张是旧恨，和冯却是新仇，旧恨还可搁直，新仇则非算不可。

    吴本有一支奇兵，是派宋大明为吉林讨贼第一军总司令，刘希圣为副司令。他们在双城子设了司令部，双城子距绥芬河仅一小站，准备做为吴的内应。不料14年11月22日郭松龄倒戈，奉张情势危急，吴在查家墩司令部得到这个消息，为之震动，这和吴当年情况极为相近，吴情不自禁撚须微笑，信口成吟：“而今始知循环理，斜倚栏干乱点头。”他对张其锽说：“我不乘人之危。”于是吴下令把宋大明、刘希圣的内应撤消，又把进攻山东的靳云鹗兵团调回。

    吴佩孚即然表示联奉，而郭松龄又兵败被杀，奉张的困难局势转瞬间竟能化险为夷，这真是张作霖始料所不及的。在14年秋冬之际，奉张最为艰苦，他三番两次要下野，又要自杀，主要原因自然是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向他倒戈，而冯玉祥又和孙传芳以及吴佩孚组织了讨奉的联合阵线，如果这个联合阵线真的很坚强，则奉张就会和曹锟、吴佩孚去年的命运一样。可是讨奉的联合阵线并不坚强，只是因利害而暂时结合，加上郭松龄的回师关外未能把握时机以收迅雷不及掩耳之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和李景林苦战于天津，李景林联合张宗昌组织了直鲁联军，而张宗昌又搭上了吴佩孚的线，这一来反奉联合阵营就四分五裂了。郭松龄失败，奉张站稳了脚步，张宗昌、吴佩孚结合，联合讨奉变成了联合讨冯，冯玉祥忽然变得四面楚歌。

    当冯玉祥的国民军攻下天津时，北京和直隶完全落在冯系手中，段祺瑞的策士曾毓隽被扣，段的灵魂徐树铮被杀，一时冯系气焰煊天，可是没有几天，局势突然大变，吴佩孚于12月31日通电结束讨奉战争，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结成反冯的联合阵线，冯军在京畿及直豫两省的地盘受到奉军和直军的大包围，而孙传芳亦响应吴佩孚结束对奉战争，冯玉祥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只好通电下野。

    15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下野，电云：

    “（衔略）吾国苦于战祸，十四年于兹矣。杀人盈野，所杀者尽为同胞。争端百出，所争者莫非国土。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鞭弭周施，相习成风。金钱万能，群趋若鹜。礼让之大节尽失，国家之信念无存。军阀祸国，人民切齿，痛定思痛，于斯极矣。玉祥自去岁倡导和平以来，本期从此息止内争，专意建设。是以远投边塞，拓土移民，举凡开渠植树修路造林诸端，无不提倡。恤贫、养老、兵士屯垦诸策，无不推行。以过事实，谅所共见。不期跋扈者，不戢其心，攀附者，助长其势，屯军淮上，饮马江表，势欲席卷海内，雄霸中原，横暴既张，义忿斯动，以是群起对抗，云集景从。孙馨督首义于浙，长驱北指。萧珩督声援于鄂，志切澄清。皖赣邻封成破竹之势，徐淮袍泽挫强敌之锋，未至兼旬，溃退千里。人心向背，于斯可知。犹复野心未死，强逆趋势。驱师入关，转而图北。用兵弗戢，陷于自焚。郭军长（松龄）痛于东省人民水热之困，深怀故国荆棘之悲，爰整师旅，为民请命。返旆之初，芳岑（李景林）原约援助。迨至榆关战捷，孤军深入，乃芳岑二三其德，对茂辰（郭松龄）则顿违前约，对玉祥则通电诬蔑。玉祥为促进和平计，不得已而用兵。现在芳岑溃逃，京津肃清，直省负责有人，中原不日底定。不图郭军长将近沈阳，一朝颠覆。道路相传，闻已殉死乡国，未遂初衷，终成尸谏，果系事实，殊堪悼惜。雨亭（张作霖）经此痛创，渐有觉悔，善战者当服上刑。舟中人尽成敌国，古训昭垂，可资警惕！玉祥鉴于武人专断，每恃战胜余威，把持政权。追溯往事，辄为痛心。此次侥幸克捷，胜亦不武。又何敢贪天之功，自贻伊戚。值兹千钧一发之机，彻底澄清之会，仍宜本和平之初衷，谋国家之改造。但愿战事从此结束，人民得资休养，玉祥个人应即日下野，以卸仔肩。如是，则造疑惑众者，可以息止。而挑拨是非者，失所凭依。至于国家大计，执政硕德耆老，万流仰镜。子玉（吴佩孚）学深养粹，饱受挫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孙馨督（传芳）、萧珩督（耀南）、方耀督（本仁）、阎百督（锡山）、岳西督（维峻）、孙禹督（岳）共起义师，克奏奇勋，均为不世之功。从此延请国内贤豪，公开讨论。建设大法，纳诸轨道。凡关于国计民生，自宜各纾伟抱，共济艰危。玉祥既无学识，又乏经验。以之治国，无益苍生。以之治军，定累袍泽。与其遗误将来，见讥国人，莫若早日引退，庶免咎戾。除另呈辞职外，当即时解任，还我初服。所有国民军名义，早经通电取消。此后咸属国军，不再沿用国民军名义。自电达以后，凡以政事而见教之宾客，一律敬谢。凡因职位而惠赐之文电，恕不作答，以示决心。玉祥解职而后，拟即出游，潜心学问，苟有一得之愚，窃愿贡之国人。谨布腹心，敬祈鉴察。冯玉祥。东。印。”

    冯玉祥辞职下野后，以张之江代理国民军总司令。

    冯的辞职通电是希望和吴佩孚捐弃前嫌，因此对吴有学深养粹的评语，且希望吴在饱经世变后，能够不算旧帐。至于冯对奉张则一片声讨的口气，好像此仇不共戴天。这就是北洋时代的特征，今日为友，明日为敌，昨日之敌，今日之友。然而吴对冯是咬牙切齿，真正不共戴天，当吴再起时，不过想借讨奉为手段，其真正目的是讨冯，所以冯想和吴妥协，吴是不会接受的，何况吴、奉合作之局已成，吴势不能弃新欢而修旧“好”。

    吴佩孚在冯玉祥下野后，突然又成为各方生拉活扯的重要人物。据说段祺瑞欲任吴为“七省治军使”。直鲁联军通电称吴为“我帅”。吴仍主张恢复法统，孙传芳亦愿移樽候教。而张之江则有世电：“愿追随我帅之后，勉效驰骋。”豫岳（维峻）直孙（岳）也为之效应。

    这是吴佩孚失败后再起的黄金时代，可惜吴不能把握这个黄金时代，运用政治手腕，以恢复当年四照堂未竟的全功。他个性倔强，有所不为，不肯在奉张形势低潮的时候，乘人于危，所以他决定联奉后就以讨冯为目的，吴宣称对各方均愿化敌为友，只与冯一人为敌。

    这时广州革命势力正如日东升，广州国民政府为促使北洋军人一致觉悟，曾发表歌电，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意见本来和吴佩孚的政见是相同的，平心而论，吴在北洋诸将中算得上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人物，他自衡阳撤军后，即以团结对外为鹄的，不过他的团结对外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因此广州国民政府的呼吁，他并不重视，他不能参加革命阵营，对他是一个损失，对当时局势也是一个损失。其实吴这时对护宪问题已不坚持，对曹锟复职，他亦不赞成，对南方无用兵之意，对北方腐败势力则久所痛心，所以他是北洋军人最有资格可以参加革命阵营的，可惜他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太重，同时又不愿投机，因此不仅他参加革命阵营成为泡影，同时却迫使冯玉祥和唐生智两人参加了革命阵营。

    吴这个人，不顾利害，不计成败，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结果这一次的再起，又只是昙花一现。

    这是北洋混乱的时期，也可说是垂亡时期，有力量的如奉系正在自相残杀，使其元气大伤。在此以前北京政府的后台军阀就是大老板，如今则谁也不够资格做大老板了。

    首先是直系，曹锟和吴佩孚在直奉二次战争以前算是北京的大老板，曹锟贿选后，名誉扫地，直奉二次大战，直系一败涂地，吴佩孚穷无所归。于是奉张和国民军的冯玉祥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奉张正在得意之时，杨宇霆、姜登选在长江被逐，郭松龄又联结冯玉祥倒戈，张作霖几乎变成丧家之犬，迨奉张转危为安，吴佩孚武汉再起，冯玉祥又变成四面楚歌。至于段祺瑞则无兵无权，空头执政而已。

    当吴佩孚在武汉重振声威之际，各方人士奔走华中，举国注意力亦集中于吴，可是吴的声势就在武汉也经不起考验。

    鄂督萧耀南死后，吴佩孚即派陈嘉谟继任，派曹瑛和熊炳琦等治丧。陈嘉谟于2月15日宣告就职。17日曹瑛又传死讯，吴的要角一一去世，湖北人士对吴委杜锡珪为省长大为不满，15日鄂省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四点通电全国：（一）由省议会将萧病逝电告各方。（二）请第二军司令陈嘉谟以武汉警备总司令名义暂维治安。（三）省长须由省议会选举，杜省长在未当选前，由政务厅长代理。（四）2月15日以后，鄂省公文非用政务厅长代理省长之名义不生效力。

    这是湖北人藐视吴大帅的一项行动，尤使吴难堪的，是这种方式就是湖南省治的翻版，而吴是最反对省治的军人。

    不只是省议会，鄂省公团也纷纷开会反对吴的任命省长，将有联席会议进行的酝酿。

    北京在讨吴，湖北又以省治来排吴，可见吴东山再起后，一切并不顺利。然而北京也好，湖北也好，都只是空气而已，因为北京政府没有力量，讨不讨吴，丝毫不影响吴，北京所发表的鄂督卢金山和省长刘佐龙都是吴的部下，事实上卢和刘并不接受北京的新命。卢金山且于2月24日由宜昌乘轮到汉口，立即登岸拜访陈嘉谟，并至萧耀南墓吊唁，然后赴查家墩谒吴佩孚。26日卢致电北京，请辞鄂省军务督办职务，不啻变相打了北京政府一个嘴巴。湖北各法团酝酿的民选省长运动，亦只是昙花一现。

    另一面，岳维峻于22日电北京，请明令派方本仁协攻吴佩孚，孔庚亦电北京，请政府责成方本仁收拾鄂局，2月28日段乃下令派方本仁率军回鄂，会同军民两长查办吴佩孚。方本仁奉令后即任蒋绍宾为援鄂总司令，邓如琢为总指挥。

    段祺瑞的讨吴令是在冯系压迫下发出，当计吴电发出后，盛传冯玉祥将再度挂帅，担任讨吴军统帅。冯下野时本宣称要出国，可是他只是离开张家口，到平地泉去看风色，国民军将领亦不希望冯出国。

    讨吴令下达后，冯系大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刘骥等联名致电京内外名流，略谓：

    “上年津沽之役，冯将军功成不居，洁身高蹈。讵知人心丕变，时势日窳。国家徒去元良，大局仍难挽救。信阳被兵，津南告警，豫东有客军之侵入，复有邻省之声援。战衅一开，烽烟四起。冯将军怜此孑遗，潜焉出涕，即欲整装去国，俾免目击心伤，征车旦夕待发。窃之江等以今日邦家多难，元气凋残，此后戡乱定国，厥惟元戎是赖，比经联名电挽，责以大义，始允暂缓去国，仅以私人资格从旁襄助，无如劝驾之心徒切，而在山之志仍坚。陈说百端，均不为动。诸公望重斗山，誉隆中外，关怀大局，应具同情。尚希共念时艰，一致赞助。”

    冯系将领希望借这通电能博得海内外名流共同响应，使冯在大家殷切的敦促下出山，可是各方并没有热烈的反应。所以冯只好仍在平地泉，坐以待变。

    段祺瑞于3月4日下令任冯为直豫陕宣抚使，冯仍未作出山的打算，并且由平地泉经库伦出国，冯系的人希望因冯的出国而和缓了直吴、奉张双方的压力。冯出国后张之江宣布继冯统率国民一军，做为国民军名义上的领袖，不过只是名义领袖而已。张为人忠厚有余，魄力不足，且其资望和国民军其他将领如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蒋鸿遇等都差不多，所以名义上虽然好像是张之江代理冯玉祥，实际上则是集体领导。同时张之江对鹿钟麟和李鸣钟并不能指挥。

    据说张之江是主张冯系军队撤出北京专力西北，以避免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在当时冯系的形势，这是很合理的，因为冯的老巢是在西北，如果国民军全部主力撤到察哈尔和绥远去，而把北京交给段祺瑞，就躲开了众矢之的，让其他各路诸侯来抢北京，促成奉张、直吴等短兵相接，相互牵制，这样就减少了国民军所受的正面和侧面的压力，然而鹿钟麟在北京有权有势，当然不想离开北京，不离开北京，国民军就等于置身于鼎火沸汤之中，不仅是四面受敌，而且是兵力分散。

源济

二三三、唐生智迫走赵恒惕

    当北中国风云变幻的时候，安定了三年的湖南也发生了政变。湖南在民国初年经历了汤芗铭和张敬尧两度暴虐的统治，直到民国12年赵恒惕主政后，才算是安定下来。此后两年，湖南倡行省宪，不介入南北之争，理首建设，蔚然可观。赵恒惕主湘期间，湘军编成了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铡，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叶开鑫部驻沅陵，兼湘西善后督办，唐生智部驻衡阳，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这时才28岁，留了两撇仁丹胡须，他的父亲唐承绪则任赵恒惕的实业司司长。

    湘省西南边区有一商埠，名叫洪江，是鸦片和油类木材出口的咽喉，设有大小关卡，税收为数甚巨，凡驻扎洪江的部队一向被人视为肥缺。赵恒惕派叶开鑫部驻防洪江，遂使唐生智心存不满，不过赵为了公平起见，令叶按月补助若干经费予唐，因此唐遂容忍未发。

    14年冬，唐生智想把湘南地方团队扩充成旅，乃请叶增加补助费额，被叶开鑫拒绝，于是唐恼羞成怒，向赵恒惕提出要求，要和叶换防洪江。赵对于叶、唐两人并无轩轾，初以为自己的德望可以服人，却不料唐为人年青气盛，桀骜不逊，根本不把赵省长放在眼中。赵渐感事态严重，但仍认为唐生智父亲唐承绪位居实业司长，尚在省城，唐投鼠忌器，似不至挟兵叛变。唐承绪亦感儿子蛮不讲理，乃向赵引咎请辞实业司长。赵一面慰留唐承绪，一面派唐生智的同学唐希汴旅长赴衡阳从事疏导，并敦促唐到长沙出席军事会议。

    当唐希汴尚未启程前，有一个郴州人首斌曾自告奋勇愿偕唐希汴同赴衡阳，首斌是唐生智在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师，曾任湖南水上警察所长，在任两年，违法贫污，被控撤职，在长沙作寓公，娶了陈姓一对姊妹花为妾。此次想借唐生智事件从中取利，赵恒惕对首斌为人甚鄙弃，故拒绝其要求。

    唐希汴到衡阳后，对唐生智晓以利害，竟然说动了唐，答应赴长沙一行。唐希汴返长沙复命，大家咸庆幸化干戈为玉帛，可是首斌却暗派专人送给唐生智一封信，劝阻其勿晋省，且谓晋省必有性命之忧。唐接到首斌密函，乃中止赴省，长沙、衡阳之间，于是人心皇皇。

    赵曾有函给唐生智，劝其悬崖勒马，并云彼此多年袍泽，患难与共，且令尊尚在我处任职，于情于理，你不应叛我。怎知唐生智却翻了脸，他给赵复函说：“我父即为你父，如因我行动而杀我父，请分我一杯肉羹。”唐生智深知赵恒惕是一位长者，所以用此话来激赵，果然赵宅心忠厚，对唐父始终宽待。

    唐生智既然翻脸，集中军队迫向长沙，赵恒惕认为难以理喻，若举兵相抗，必致地方糜烂，使数年心血毁于一旦，乃决心退位远引。

    15年2月28日，赵恒惕在老督军署门首张贴布告，宣告辞职：

    一、实业司长唐承绪辞职照准。

    二、内务司长吴景鸿辞职照准。

    三、军务司长李右文辞职照准。

    四、调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为内务司长，兼军务司长。

    五、本省长近因健康欠佳，赴沪医治，依照省宪规定，所遗省长职务，着由内务司长唐生智代理。

    这项布告的形式，极像现代公文的体裁，可在当时尚为创格。

    湖南省宪改厅为司，内务司是省政府中的首席司，也就是今天的民政厅。由于让唐生智代理省长，他的父亲自然不能在儿子下面做实业司长，所以先准唐承绪辞职。

    赵恒惕的湖南省长是由湖南省议会票选的，依照省宪法，省长任期要到15年10月届满，倘省长任期未满而不能行使职权时，则由内务司长代理至省长改选之日。

    唐生智在衡阳获知赵恒惕让他代理省长，遂立即率领湘军第四师的主力部队，乘坐他自置的24条汽艇，浩浩荡荡开赴长沙履新。他就任代理湖南省长时才31岁，真可算少年得意了。

    唐就职后的第一张布告只有16个字——

    “惕公倦勤，委政于智；攀留不及，推诿不能。”

    唐入长沙，赵已离去，所以有“攀留不及”之句。

    唐另有就职通电云：

    “赵省长倦勤，迭电攀留，难移高节，用忘谫陋，出任艰巨。环湘邻省，皆务亲善，保境安民，绝不穷兵，集中精力，专图内治。”

    吴佩孚在武汉得到湘变消息，跺着脚说：“这些都是省宪闹坏了的。”吴和赵是患难知交，湖南是吴发迹之地，但湖南省治的主张则是吴所反对的，所以吴有这句话。

    吴穷无所归时，赵迎他入湘，殷勤款待，现在赵也弃湘飘游，吴正是报恩之时，他派人守候江干，想邀赵登岸一商，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助赵回湘。

    然而赵恒惕却不是这么想，他为了避免同室操戈才飘然远去，如果再借北兵回湘，岂不是与初愿相违。同时吴赵虽是好友，但政治见解却不相同，吴反对省宪，吴赵私交自私交，政见不尽相同，自不能向吴乞援。因此，赵轻车简从，悄悄过汉，换乘江轮赴上海。

    吴佩孚最痛恨犯上作乱的人，尤其是冯玉祥倒戈，直系一败涂地以后（其实他衡阳撤兵也可以说是倒段祺瑞）。

    当时吴佩孚下面有两派：一派主张联唐，承认唐生智的既成事实；一派则主张报赵恒惕大德，助赵驱唐。联唐的，以吴的参谋长蒋方震和重要幕僚唐恩溥为首。蒋方震和唐生智有师生之谊，唐生智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蒋方震是校长，唐对蒋极为尊敬。驱唐的一派则以葛豪、符定一为主。

    唐恩溥事后回忆这一幕说：

    “子玉本无成见，从利害的观点，已接受百里（蒋方震）之建议。故特派百里与余同赴湘垣，与孟潇（唐生智）面洽。并由余携有拥吴通电稿回汉翌日待发。既有成议，而败于子玉左右之拥赵派，遽谓余同意请下动员令，以叶开鑫为讨逆联军总司令，吴部遥为声援，联合攻湘。至是而全局大变。”

    陈孝威之《若定卢随笔》亦记其事云：

    “湖南师长唐生智自逼走赵恒惕，即解除赵系师旅长兵柄，并派兵追击叶开鑫部。开鑫因遣湘人易敦白、符定一、葛豪等求救于吴佩孚。吴自往岁驻兵衡镇以来（自认湖南为第二故所），好问湘政。幕僚长蒋方震，为唐生智之恩师。机要处处长唐恩溥，素持大体，正视事实，力主以生智督湘，屏藩湖北，佩孚甚以为然。惟易敦白、符定一、葛豪等每日环伺佩孚，乘间进言曰：‘生智为恒惕所一手培植，今竟逼走恒惕，无异犯上作乱。大帅因而授之以湘政，是与鼓励犯上作乱何异！天下后世，将谓大帅何！且蒋百里（方震）唐天如（恩溥）非湖南人，安知湖南事，所言未必适时适切，不如援助叶开鑫回湘，较为两抑而两平。’佩孚为卫道者，甚为悦耳，但犹豫未决，嘱与恩溥详商，再行核办，然意已动矣。易敦白等复拟妥动员计划，托词为唐恩溥所手拟。吴以为已得恩溥同意，遂判行而下动员令。迨翌日恩溥至总部，始知有人假托，谬称为其所拟稿，但并无拟稿人签名盖章，而佩孚竟轻率判行，后果将难问，愤而辞职，东下赴沪，示决绝意。佩孚挽不获。一子之差，全局瓦解。知其事者，迄今无不惋惜。”

    15年3月25日，唐生智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叶开鑫称病不出席。第二师师长刘铡，旅长唐希汴，秘书长萧汝霖，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旅长刘重威等均被捕。

    叶开鑫这时驻军岳州，唐生智集结兵力向岳州前进，叶自感势难与抗，乃退入鄂境。吴佩孚以湘局发生变化，令卢金山、刘佐龙、宋大霈等严加防范，派江贞舰进泊岳州，唐派欧阳任赴汉口疏通，请以岳州为缓冲地带。

    吴接见欧阳任时，提笔写了一个“北”字，大声说：我原本向北进兵。接着又写了一个“南”字，并且画了箭头指向南，扬声说：“现在要移师南向了。你回去告诉孟潇，马上退出长沙，一切还好商量。”欧阳任唯唯而退，还报唐生智、唐初生之犊不畏虎，他宁愿以卵击石，对抗吴佩孚。他是个不知名的师长，和吴佩孚一战，他就名列群雄了。

    他对吴佩孚的代表说：“湖南不是作战的好战场，湖南伢子也不是好惹的。吴大帅是名震全国的人物，我只是一个区区微不足道的师长，吴军有十万八万，我只有步枪二万五千支，吴进兵分中路、左翼、右翼，我的兵力只够集中一路，吴有海军大炮，我什么也没有。吴军攻进长沙，我就从另外的路杀到武汉和他换防。吴佩孚打倒唐生智，胜之不足为大帅之荣，我如打倒了吴，就是我一举成名的好机会。吴大帅要给我造机会，我是求之不得的。”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枪，兴奋地说：“我不住租界和吴大帅一样，倘不幸我失败了，就用这个解决自己。”

    湖南是南北必争之地，也是谁碰了谁就会吃亏的地方。袁世凯没有解决湖南，段祺瑞还栽在湖南问题上，吴二次出山只是一个纸老虎，对湖南的新生之虎竟吓不倒。

    吴以善战驰名，其实并不善战，尤其不懂政治战，因此顾前而不顾后，顾左而不顾右，二次直奉之战失败即在于此，现在他又旧病复发，他既要北上讨冯，又要南下驱唐，正犯了南北两面作战的大忌。

    吴的军师张其锽劝吴放弃过问湘事，湘事让湘人自了。唐生智的势力不可侮，纵然打下了长沙，打下了衡阳，湘省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

    吴不听张的建议，他过去曾一而再得意于湖南，尤以湘鄂之役以最廉价而得最高收获，他忽略了自己这次东山再起，已无可战之将、可用之兵，同时他对唐生智的实力也估计错误，更对南北局势的预测，完全背道而驰。

    他对唐施压力，迫唐投向广州的革命阵营，广州的新生力量，吴竟浑然不知，这是他最大失败之处。

源济

二三四、从许阁到贾阁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在成立时曾宣布是一个过渡性组织，只是为了召集善后会议和国民会议。因此临时政府在法律上既没有地位，在时间上也到了寿终正寝之日。所以不待奉张和冯系的均势破坏，临时政府的改组已有需要了。到了“奉变”发生，北京的政治发言权，由张、冯而转为冯玉祥一人，冯一方面表示拥护段，另一方面却逮捕了段的智囊曾毓隽和姚震。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便愈有“不可终日”的样子。另一方面，由于现政府的非改组不可，对于后继政府的问题，各方也意见纷歧，争议难决。当时各派意见约为：

    一、黎元洪复职补足他未完的八十三天任期，在这八十三天内筹备后继政府的组织——这是旧国会护法派的主张。武汉方面似乎对此很有兴趣。郭松龄方面因饶汉祥的关系，也可能相对的赞成，但冯玉祥极反对，多数不能实现。

    二、改行委员制。是国民党及冯玉祥左右一部分人的主张，十一月底的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就倡设立国民政府委员会，后因冯使人征求外交团意见，他们表示如中国行委员制，他们即各下旗回国，所以作罢。

    三、恢复去年的摄政内阁。这一说与冯玉祥方面及武汉方面都有渊源，不过冯所主张的是完全恢复去年黄郛的摄政内阁，武汉方面却主张段下野后以颜惠庆组阁摄政。

    四、维持段祺瑞个人，在现在的临时执政政府下增设负责的内阁。因为冯玉祥不欲骤然去段以自当政治之冲，所以退一步仅去段氏左右接近奉系的安福派，而留住段氏，加设内阁，以便借段氏的发号施令，行使自己的发言权。许世英的组阁运动，就是显著的证明。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他加速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恢复设置国务总理。段之所以出此，是为了给自己留退步，因为一旦他打算引退，必须有一个摄政的内阁作为过渡。

    14年12月26日，段下令修正临时执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令云：

    “去年临时政府成立，本执政以不忍人之心，处不可为之势，勉徇众议，出任维持，冀本良心之主张，为彻底之改革，曾于马电陈述梗概，复经善后会议，询谋佥同。既与国人虑始于前，方期共同负责于后，乃一载以还，用人行政，未符本怀，和平统一，终难实现。中夜彷徨，惄焉如捣，惟有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以专责成。嗣后凡百设施，以及改革建设诸大政，均由国务会议，审量全国之趋向，博稽人民之公意，迅速筹议，共策进行。但求救国有方，共和永固，本执政决不稍持成见也。

    第一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政务，发布命令，统率陆海军。

    第二条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临时政府由国务院赞襄临时执政，决定政府，处理国务。

    第四条左列各员均为国务员：

    一、国务总理。

    二、各部总长。

    第五条国务会议由国务员组织之，以国务总理为主席。

    第六条临时政府设国务院及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凡关系国务之文书，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全体或分别副署。

    第七条本制自公布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废止之。”

    同日，段祺瑞下令，以许世英为国务总理，王正廷为外交总长，于右任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马君武为司法总长，易培基为教育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

    段祺瑞发表许世英组阁，是为了留段自己下台的地步，可是许世英就任国务总理后，由于许多阁员不肯就职，所以政局仍呈扑朔迷离的局面。15年1月2日晚，许世英在其寓邸宴请各阁员，内务总长于右任坚决请辞，意外的是司法总长马君武则宣布就职。

    5日晚，许世英宴段良骏、张树元等商量段祺瑞的退职通电。6日晚段祺瑞在自己的官邸召集会议，商量下野事，许世英称外交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易培基表示非见到段祺瑞批签下野的电报后，不肯就职。段听了很气忿，就对许说：把下野电拿来我看。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看，从许手中拿的底稿，在上面签一个“阅”字，表示已经批了。这通下野电云：

    “祺瑞勉执国政，荏苒一年，事愿俱违，心力交瘁。每念四野之疮痍，益增五中之悱恻。继之时变叵测，善后维艰，应即尊重迭次宣言，还我初服。政权交国务院负责执行，自十六日起即不视事。所愿各省长官，本悲悯之怀，懔佳兵之戒，多难所以兴邦，成功不必自我。”

    7日许阁除了外长王正廷、内长于右任外，均已就职。许阁乃召开第一次阁会，财长陈锦涛、陆长贾德耀、海长杜锡珪、司长马君武、农长寇遐、教长易培基、交长龚心湛均出席。

    当天晚上段祺瑞的亲信王揖唐、陈宦、汤漪、龚心湛等认为冯玉祥既已下野，张作霖亦传说有下野意，吴佩孚、孙传芳则通电主张结束军事，张之江等又通电拥段，局势又趋缓和，段自无下野的必要。所以由段批阅字的下野电本已交电务处待发，临时又追回。可是通电虽已追回，8日各报都将这通电报披露，段因此大为不快。

    许世英获知段祺瑞变了卦，乃赶赴执政府，劝段仍发下野电以免引起阁潮，汤漪指着许世英骂：“你为什么迫执政限期下野？”许无言以对。8日下午4时执政府召开特别会议，许乃声称辞职，拂袖而去，即晚移住德国医院。他到德国医院后，鹿钟麟派人到医院又把许接了回来，而段的左右则表示通电可发，但不提下野事，遂由汤漪把前电加以修改，从中段起改为：

    “际兹时变，善后维艰，前者修改临时政府制，增置中枢，谋庶政之公开，补阙失于既往，但期利国，宁有成心，所望各建谠言，迅定国是，即释重负，俾践前言。”

    段的左右要龚心湛去找许世英，劝他仍出席阁会。因此，9日的阁议许仍出席，提出段修改的通电，决议照修改电拍发。于是16省区代表由刘汝贤领衔发出通电，略谓：执政表示下野，奉谕原拟16日起不视事，嗣因各方责勉，国家重器付托之方，当听各方公决。若遽摆脱，引起事变，咎仍难逃，勉各省区军民长官速筹办法，俾卸仔肩等因，请诸师速筹大计以定国是云云。

    在段祺瑞酝酿下台时，谁为段继，是一个大问题，正在这个时候，吴佩孚通电主张收束军队，尊重法律。吴的这个通电好像是一个政治测量气球，意在易“讨贼”大旗为“尊重法统”的标帜，吴且表示不是拥曹，以免除各方认为直系要独占中央的疑虑。就吴本人来说，他一直不赞成曹锟轻率地登上总统位子，贿选一事使吴最为痛心，然而吴是个有旧道德的军人，他不能明白地反对。今天他东山再起，如果先拥曹，事实上一定得不到各方的支持，所以吴不谈曹锟复职而谈尊重法统。

    当时的混乱局势中，尊重法统是一个最高明的号召，所以吴的“世电”发表后，各方复电纷至沓来，吴的地位为之大增，至少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大为提高。

    于是恢复摄阁，承认曹锟辞职，恢复国会，修改宪法，组织合法政府之说，蜂起一时，暗与吴佩孚的主张相符。一时各方视线又集中于武汉，与留汉之国会议员。

    汉口之国会议员乘此时机发表宣言，对时局主张四项：（一）恢复13年摄政内阁。（二）恢复旧国会，改选大总统。（三）改选众议院。（四）修正宪法。

    各方对这个问题，都表示了意见，不过各有主张。张绍曾在天津有电尊重法统；唐绍仪在上海也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萧耀南答复孙岳、孙传芳电谓军事略定，即需制宪，并有亟应制宪的八大理由，主张制宪刻不容缓。这个主张是制宪，与护宪大不相同。章炳麟则表示反对护宪而主张护法，由黎元洪复位，改选众议院。

    综合当时情势，恢复法统之说略占优势，但有两派：

    （一）护宪派：承认曹锟时代宪法，恢复旧国会，准许曹锟辞职，另选总统，恢复摄政内阁，由颜惠庆或黄郛担任。

    （二）护法派：恢复约法及旧国会，由黎元洪补满任期。

    在冯系的国民军中，对此意见也分歧：

    国民一军主张仍由段祺瑞、许世英暂维现状。

    国民二军主张段祺瑞下野，对时局的善后，主张根据孙中山宣言，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上海方面则有各省代表集议，或主张拥护黎元洪，亦有主张拥护唐绍仪。

    武汉成为商讨国是的重心，张作霖派张景惠到汉与吴会商，吴又派参赞葛应龙到南京晤孙传芳，孙则派杨文恺到武汉。

    政治局势混沌而纷歧，财政方面更是糟得不得了。许世英摄阁未成，组府后为了财政焦头烂额。

    无论是护法或是护宪，尽管政客们吵得很凶，可是问题在于实力，没有力量什么都是高调，就是高坐北京执政府的段祺瑞，他的命运也决定于实力人物对他的支持。段的可悲之处，是他已成一个毫无力量的人，安福系臭名洋溢，众目所瞩，自然不能死灰复燃，徐树铮又被杀于廊房，段自己的力量现在是完全谈不上了。正因为群雄逐鹿，根本不把段放在眼睛中，所以才有法统和扩宪的呼声。

    这时，在天津的张绍曾是最积极的。天津张宅冠盖云集，孙洪伊、谷钟秀、王家襄等均主张恢复法统，由在津议员先签字，继而派人入京拉扰各派议员加入，推张绍曾访黎元洪，表达拥护之忱。张表示已获得各方实力派的同意。国民军告诉张说：如果黎元洪不入京掌握实权，即可相商。张绍曾对冯玉祥有过照顾之恩，所以张、冯之间有讲话的余地。而张又和吴佩孚是亲家，传说吴也有电请张出山，所以张组阁的声浪极高。

    黎元洪亦在天津私邸宴请议员，黎宅门前久已冷落，现在又趋热闹。

    黎、张会面，未得具体的决定，可是张绍曾则已采取行动，指定地点，招待到津议员，拟在天津开会后，发表通电促段下野，请黎复任，恢复张绍曾内阁。如黎不肯复位即由张摄政，国会移京，修改宪法，选举总统。由于直督孙岳有取缔津派议员开会说，故张的组阁亦不顺利。

    天津在密锣紧鼓，北京则欲罢不能。许世英本是过渡内阁，有人说他的内阁的过年（农历年）内阁，因其只是张罗年关如何度过。当时许世英所奔走的是发行库券，决先发600百万，过年后再发行200万。债券的折扣是八二，扣息两年，实收六六。事实上过年前财政库券仅销500万，票面实得330万，另300万以四折由中法储蓄会出面，押借得120万，两笔实共得450万，入不敷出。许世英于15年2月10日左右匿迹东交民巷，16日上辞呈，段祺瑞令给假六天，由贾德耀代理阁揆，严璩代理财长，可是严璩已秘密赴天津，财政部各司司长又纷纷辞职，财政困难，主管的人又都弃职出走，政府已呈真空状态。至2月16日贾德耀请辞本兼各职，许世英则于18日递第二次辞呈，国民系敦促贾德耀代理阁揆，贾遂于20日就代揆，就职后通过了讨吴（佩孚）恤萧（耀南病逝），查办鲁张，任命鄂督、鄂省长及鲁督、鲁省长等令。这些当然是国民军的主张。

    21日段祺瑞拒绝下达关于鲁督和省长易人之令，贾德耀受国民军方面诘问难以作答，遂于22日晚再辞代揆，段退还贾的辞呈，请贾再代十天，同时下令慰留许世英，但许于23日、28日连上两次辞呈。

    15年3月3日，许世英内阁提出总辞，段祺瑞在执政府召开国是会议，决定：（一）准许世英内阁总辞职，（二）特命贾德耀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贾德耀受命后即着手安排组阁事项，4日下午决定了全体阁员名单：

    国务总理贾德耀

    外务总长颜惠庆

    内务总长屈映光

    财政总长贺德霖

    陆军总长贾德耀（兼）

    海军总长杜锡珪

    农商总长杨文恺

    司法总长卢信

    教育总长马君武

    交通总长龚心湛

    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

    3月5日贾德耀在私邸邀集阁员聚餐，共商政见。6日财长、内长、交长均就职，外长颜惠庆不允就职，农商总长杨文恺是孙传芳的总参议，亦不愿就职，教育总长马君武则因教育经费无着，颇消极。司法总长卢信9日就职。

    颜惠庆于8日致书段祺瑞，谓战事相循，影响邦交，外交一职，无论何人，折冲无述，况关税会议正与各国商定税率及整理外债，争议多端不易就绪，幸身非外长，尚有回旋余地，如或兼充，恐多阻难，请准辞职云云。

    9日阁议准外长颜惠庆辞职，暂以次长曾宗鉴代部。农长暂不派员代部。

源济

二三五、奉军入关击冯

    15年元旦，张作霖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军备总统官，吴俊升和张作相为副司令。吴俊升反对奉军入关，请辞副司令，经不起张的慰留而打消。

    奉系另一位重要人物奉天省长王永江也反对奉军入关，15年1月5日函张辞省长职，劝张老将休养生息，从事开发实业。语气极为坚决，张对王永江素极重视，可是张要入关的决心不可动摇，而王的去意也极坚定。于是张派人告诉王，不妨在原籍养病，接受其辞省长职，并电召刘尚清赴奉，打算以刘继王任省长。

    王永江是东北大连人，民国初年东北一位重要的人物。张作霖还没有得势时，赵尔巽就很赏识王，张作霖为此对赵表示不满。可是当张做了关外王以后，不仅重用王永江，且倚为左右手，其权势和杨宇霆不相上下。为了王永江，汤玉麟和张作霖反目了一段时期，张作霖和汤玉麟是患难弟兄，如果不是特别倚重王永江，就不会牺牲了汤玉麟。

    王永江在东北贡献很大，最显著的是：

    （一）在他手上培植了大批东北人才，他每一县选一名学生，公费送到国外研读农、理、工科。这些学生后来回国都在中央或地方担任重要的职务。

    （二）创办了东北大学，培育东北青年。

    （三）创办奉天纺织厂，每一县都是纺织厂的股东，成为东北的大企业，有纺织二十余万绽。

    （四）修建一条和南满铁路平行的沈阳至海青铁路，因为南满铁路是在日本人手中所控制，所以这条省建的平行铁路对东北人来说，就特别重要。

    王永江认为奉军数度入关，毫无所得，除了给关内人极大反感而外，只增加了奉系军人的野心。郭松龄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能埋首在关外从事建设，以东三省的富厚资源，定可以为全国的翘楚。

    可是张作霖多次入关后，他已不以“关外王”为满足，他的野心已经引诱他对关内有更多的兴趣，所以现在劝阻他不要入关，他是听不进去的。

    当郭松龄未兵变前，奉张对冯玉祥就决心一战。他的部署是：李景林移防保大，拒国民军二三军北上；姜登选驻沧州，张学良驻天津，郭松龄驻滦州，防国民军由落岱趋天津，断津浦连络，陷山东于孤立之地；同时并命张作相进兵热河，援助阚朝玺以遏国民一军出承德，至于张宗昌在山东则以临城为第一防线，兖州为第二防线，济南为第三防线，专备国民军第二军之进攻，总兵力达10万以上。

    郭松龄兵变后，奉张即将军队尽可能调赴关外。在天津和沧州的战事则由直鲁联军负责，热河仍以阚朝玺守备。

    郭松龄失败时，郭部在关外的，悉数由张氏父子收编，张老将不咎既往，因此漫天烽火归于平息，郭部中只有魏益三部队宣称仍继续反奉。

    魏益三不是东北人，却是张学良的爱将，郭松龄倒戈时，命魏率先遣军突袭沈阳，就是利用他不是东北人，可以狠下心冲锋。不料魏部在山海关受阻，于是郭又派魏为殿后，以阻挡李景林的兵力。郭失败后，魏益三宣称他的部队改为国民军第四军，等于正式投入冯玉祥系。

    张学良组织讨郭军时，曾把魏益三的儿子放回关内，并带亲笔函给魏，希望魏在郭军之后放一把火，怎知魏益三根本不理，反而投向冯军。

    张学良击溃郭松龄叛军后，奉张即令张学良继续率军前进，魏益三本受张学良之赏识，魏随郭叛变后，竟投效冯军，张颇为痛心。张率军开抵山海关后，与魏部鏖战，魏部不支，张遂于15年元月19日夺回山海关，魏益三退昌黎。国民一军令唐之道、门致中援魏，以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郑金声、佟麟阁亦开赴滦州。

    热河方面，热河都统阚朝玺在郭松龄起事时本有意投郭，提出三个条件：（一）张老将下野，（二）张作相仍主吉。（三）事成后阚主黑龙江。郭不答应阚主黑龙江，阚遂助奉反郭。14年11月末国民军乘郭松龄回师，以国民一军第十一师宋哲元攻承德，阚朝玺退回奉天，国民军于11月30日占热河，15年1月张学良率师反攻时，以于勋攻朝阳进窥承德，奉军汤玉麟部击败国民军，宋哲元走多伦。

    张作霖在15年3月22日曾有致国民军张之江一电，叙及热河、直隶问题，电云：

    “张家口张督办鉴：查执河、直隶皆系焕章以诈力侵袭所得，前因来电愿以热河无条件交还，以为我兄悔祸热忱，与焕章从前背信启衅之举动迥不相同，是以特命郭仙桥到张商洽。顷敝处复电，曾明白声明，决不作欺人之语，较之一面与人订约，一面使邓宝珊袭取保定之举动，邪正为何如。况直热皆我军辖境，我兄既欲重修旧好，自应以恢复旧有状况为前提，对于执事个人，素极尊重，谋和一出至诚，惟焕章一生做人，专喜走暧昧一路，以致全国鄙弃，深望我兄勿再效法。总之谋和宜恢复未战以前之感情，不宜据失和以后之权利。譬如我军今日如侵入张绥辖境，即弃好寻仇，如以恢复我军辖境即指为武力胁迫，未免不恕矣。和战两途皆惟我兄自决之。张作霖叩。”

    奉军入关内时发生了一段外交纠纷，是和中东铁路当局。由于中东铁路当局拒绝替奉军运兵，要奉方运费付现款，奉方则将中东铁路局俄籍局长伊诺万夫扣留。

    15年1月20日苏俄大使加拉罕为中东路事向张作霖提出抗议，1月23日，俄大使加拉罕再致张作霖电：

    “奉天张雨亭大帅钧鉴：本月二十日本大使致电阁下，内容述及关于中东路发生之严重情形，请设法制止张焕相与军事当局破坏中俄协定，并指明冲突之故实，因中国当局不愿注意既定条约。未悉阁下已根据本大使之电采取若何办法？但总交涉署长高清和业与总领事加拉柯维斯基进行交涉，并将解决办法大致议妥。总交涉署长已声明，若为条约所指定，中国方面承认运兵应纳运费，且准备按旧章应用特别运兵单。张焕相取消其所发命令，中止干预路务，中东路同时恢复交通。本大使于接到总领事此项关于交涉情形之报告后，即发电答复，内称可依所述原则，彼此商定。惟须附带一项，即敝方并不坚持在一定日期交纳运费。并已准备允许由依据将来条约所规定之中东路方面红利项下结算。以后总交涉署长与总领事交涉情形如何？本大使尚未得知。但中东路局长因张焕相下令拘捕而被逮，并有铁路职员数人被捕之事。张焕相复设法占据全路，且拟恢复奉俄协定成立后被驱逐白党之权限，本大使均已知之。关于中东路目前此种情形，本大使甚望阁下及时注意，以免失之过晚。故最后请阁下立刻实行下列各项：（一）释放局长伊万诺夫及铁路职员。（二）立刻制止军事当局干预铁路寻常交通状况。（三）规定运兵必须纳费，此项运费由将来中东路中国赢利项下核算。又本大使接到敝国外交委员长翟趣林致中国政府电一通，兹亦附上。本大使希望阁下考量所负重责，勿拒绝敝国和平了结之努力。且望阁下并不愿负此种以两国国民同一重大之责任。敝国政府嘱本大使转达于阁下，并候阁下答复，顺颂日祉。加拉罕。二十三日。”

    中东路事件，张作霖免了张焕相的职务，以丁超继任中东路护路司令。俄驻华大使加拉罕认为张作霖没有把张焕相的本兼各职免去，所以表示不满。

    奉军入关后，段祺瑞于15年1月21日电张作霖，电云：

    “东省军队复入榆关，哀我孑遗，曷胜心恻。夙共忧患，奚忍不言。上年苏皖之役，孙督办（指孙传芳）本以东北军出关为号召，乃杨、姜方领兵于前，张、李复合师于后，驯至变从中作，衅结近畿。彼时吾弟通电陈词，只求整理内部，故汉口（指吴佩孚）有结束军事之表示，张垣（指冯玉祥）有引避下野之恳求，即苏浙全军亦且到徐中止。方幸天心悔祸，浩劫可回。不图疆场之间，烽烟又动。须知加遗一矢，本无不解之仇；论定千秋，难免无名之议。况东三省地关重要，实系全球，设有动摇，牵及世界。吾弟多年绥辑，久费经营，丘墓保存，苗裔所托，岂忍甘心孤注，悉供内争，振臂屡呼，不虞外患。切望蠲除积忿，各释前嫌，宏阋墙御侮之模，懔佳兵不祥之戒。所有西上师旅，即日撤退出关，各不相侵，共谋康济。英雄作事，当光明磊落，不可徒争一旦，贻祸百年，能发能收，希速电复。段祺瑞。马。”

    奉军入关，海军也频频在大沽口外出现，于是国民军也在大沽口港外布炮备防。

    正当奉军大举入关之际，张作霖代表郭瀛洲、马炳南于元月6日抵京，国民军重要将领李鸣钟亲赴车站欢迎，第二天且设宴为郭、马洗尘，由国民军一、二、三军要人作陪，交换国奉两军协和意见。郭瀛洲于饭后用执政府密电码报告张作霖，请先停战，然后协商议和条件。当晚郭且赴张家口晤张之江，第三天返京，即偕国民军代表张树声出京，准备返奉天见张作霖。奉张答应暂缓进兵以待国民军的和谈代表，可是鹿钟麟自前线电李鸣钟，认为国奉二军和议，须奉方先退兵，且反对立即谈和。这一来，国民军和奉军和议即流产。

    奉军这次入关；专以国民军为敌，所以目标一面是滦州，一面是热河。关内奉军防线由秦皇岛至北戴河，由海阳至抚宁，由昌黎至安山，大本营设于锦州。

    2月2日张学良由榆关进抵秦皇岛视察，并分配作战任务。张学良任第一路，由昌黎攻滦州；韩麟春为第二路，由抚宁攻卢龙。此外万福麟一军进占冷口，进攻永平，汤玉麟部攻朝阳。原属奉军的魏益三部自从投靠冯玉祥被编为国民军第五军后，本来驻守滦州，因张学良入关，魏益三所部顿呈不稳，国民军乃将魏部调至保定。

    国民军防奉的部署，滦榆方面：一军韩复渠第一师，佟麟阁第十一师在古冶镇向滦州。郑金声第三师及刘汝明第十师抵榛子镇沙河驿，孙连仲骑兵第二师在卢龙。热河方面：张永荣师在锦州。刘山胜师出朝阳。宋哲元师出冰口喜峰口，牵制奉军后路。张之江并以郑金声为京奉防务总司令，唐之道为副。

    3月20日滦州失守，国民军南北两路均退。

    直鲁联军攻入天津后，李景林自己不好意思回任直鲁，乃以褚玉璞为军务督办，李爽垲为省长。

    国民军以韩复渠守廊房，石友三守高碑店，郑金声守顺义，以卫守京师，各路国民军均纷纷后撤。

    3月30日奉军和直鲁联军分三路攻京师，中路李景林攻通州，左路张宗昌攻黄村，右路张学良攻顺义。

    4月2日起，奉军出动飞机轰炸北京，当时的炸弹比起今日的，相差天壤，损害也极轻微，可是这已够吓破了北京城内人民的胆了，因此京城人心皇皇，有钱人纷纷走避。

    北京被炸后，在北京的北洋父老，由王士珍领衔，要求奉直诸将领停止轰炸。兹将往来各电抄后：

    王士珍等致天津调人电：

    “天津鲍廷九（贵卿）总长，并转卢嘉帅、田韫帅同鉴：连日飞机来京，抛掷炸弹多枚，毁屋伤人，商民惶骇奔避，莫知死所。迭电向军事当局呼吁，迄未制止，似此举动，于军事并无裨益，徒扰闾阎，尤失人心，且致人诘责。诸公仁慈为怀，务速赐转交，力予制止。京师百万生灵，延颈待命。至军事问题目前难解决，只可先其所急，以救无辜之商民。专电拜托，伫候惠复。王士珍、孟锡铨、恽宝惠。支。”

    王士珍等致奉直各方电：

    “奉天张雨帅，汉口吴玉帅，天津张效帅、李芳帅、张汉卿总司令钧鉴：和平之报书不至，飞机之炸弹频来。飨国乎？飨民乎？国非诸帅之国乎？民非诸帅之民乎？于敌方何损乎？吾辈老朽悯无辜之就死，惧牵动于外交，每机翔舞之时，辄鹄立庭阶，情甘以己身拜受群赐，冀以赎人民之冤命，以杜邻邦之衅端，以醒诸帅好生之心。昨午团城之落弹，距老朽会议之纯一斋不过咫尺之高，在飞机凭高视下，不过一分秒耳。古云兵交使在其间可也，如何而后可？如何而必不可？总应有一表示。如一味用武，仍非敌方所能了解也。今者阖城汹涌，而敌方视之漠然，徒苦无辜，果何意耶？夫京师首都有千百万之生灵，有数十国之梯航，有千余年之建筑，有数千年之古物，专事破坏，即令权握于诸帅之手，而经此涂炭，生民怀切肤之痛，邻邦来赔索之苛，城市呈破碎之象，将来收拾补缀，煞费周章，究于诸帅何益之有！现状病在沉闷，病在隔阂，疏之通之，划然可解。不必惊天动地，未始不可天靖地宁。诸帅不求其易而求其难，果何意耶？兹再披沥直陈，请暂停飞炸，明示大旨所在，俾得稍效奔走传达之役，以释众惑。否则缄口而退，诸老朽皆静待偕亡而已。王士珍等。支。”

    奉军将领复北京各团体电：

    “北京公益联合会三十七团体钧鉴，江电奉悉。本军飞机到津，已经多日，然为尊重人道起见，并未施行轰炸。乃日来敌人盘踞京师，筹饷筹械，糜乱大局，日甚一日。彼方既出以敌人行动，我自应以敌人对彼，公理昭然，各有攸归。掬诚电复，诸希公察。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韩麟春、褚玉璞。支。叩。”

源济

二三六、国民军退守北京

    早在郭松龄兵变前，民国14年11月，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即曾派李纪才为总指挥，率田维勤、陈文钊、王为蔚三师入鲁，驱逐奉军张宗昌。双方部队曾在泰山以西的山麓展开激战，奉军张宗昌虽然是杂牌军，可是战斗力极强，又有东北兵工厂制造的迫击炮，因此岳军伤亡颇重。在作战过程中，李纪才曾秘密派遣轻装部队由泰山东麓小径抄袭济南，这是一支奇袭部队，掩入了距济南的八里洼。张宗昌仓促间回师不及，唱了一幕空城计，由警察卫队抵御。

    由于李纪才部队没有后援，所以功败垂成。

    这时正是国民军第三军孙岳所部全力进攻天津的时候，所以天津的李景林便和山东的张宗昌组成了直鲁联军。

    郭松龄出师关外战败的时候，李景林则在天津败给了国民军，14年12月24日国民军进入天津，李景林退入日租界，25日乘日轮赴青岛。

    国民军占领天津后，冯系高级将领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邓宝珊、唐之道均集聚天津。冯玉祥派孙岳为直隶督办军务，邓宝珊帮办军务。天津由国民二三两军接防，国民一军大部回防西北，张之江回张家口，所部移驻京津线，李鸣钟回绥远，唐之道部驻津榆线，宋哲元部一师两旅交孙连仲率领追击李景林军，助国民二三军攻鲁。

    14年12月28日李景林由青岛抵济南，张宗昌即召集会议，一方面令鲁军由直省退守德州，一方面组织直鲁前方总司令部，推李景林为总司令。15年1月4日李景林赴德州督师，李景林在直隶境内的军队亦陆续退入山东。山东南北两面同时备战。

    张宗昌本主张南守北攻，后因冯玉祥下野，乃变计为北守南攻，编直鲁联军为十路：李景林任第一路，李爽恺为第二路，马瑞云为第三路，张宪为第四路，都是李景林的部队。张宗昌为第五路，褚玉璞为第六路，毕庶澄为第七路，方振武为第八路，许琨为第九路，程国瑞为第十路。

    直隶方面国民军则分为三路，邓宝珊在北路，徐永昌在西路，田为勤、李纪才、王为蔚在南路，全部由邓宝珊为总司令。

    就在这个时候，张宗昌促成了奉、吴联合。奉、吴联合对于国民军是一个大大的威胁，也减轻了张宗昌在鲁北和鲁南受到的压力。

    当15年1月下旬，张宗昌逐走了国民二军李纪才部队时，吴佩孚即令寇英杰率军北上攻豫，且通电责冯：“巧于遁饰，更肆毒谋，伏处平地泉密筹饷械。”

    吴坐镇查家墩司令部时，手下有兵的大将是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吴以陈留守武汉，后来继萧耀南为鄂督，派靳云鹗率军出山东，派寇英杰率军攻河南。河南是吴的大本营，吴总想回到洛阳，恢复当年虎视洛阳的声势。

    吴对豫用兵宣称系救豫乱，出师十旅，先发队为贾方兴、贺国光、孙建业、宋大霈、余荫森、陈德麟六旅。寇英杰为总司令。

    可是寇英杰力量薄弱，他于15年1月26日奉令开拔北上，在信阳遇上了陕军第二师蒋世杰的部队。蒋世杰是国民二军中一个怪人物，他骨瘦如柴，讲话不多，酷嗜鸦片烟，他的部队也和他们的师长一样，都是双枪将，一手持步枪，一手不离烟枪，信阳城外有大炮声怒吼如雷，蒋世杰横陈在烟榻上，呼云吐雾，指挥军士死守信阳。有时蒋世杰到战壕中，就和士官在壕沟中吹上几口，然后扣动机枪；有时枪弹落在烟枪旁边，蒋世杰从容不迫地要士兵搬动一个位置，真有“烟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战几人回”的气概。

    岳维峻最怕吴佩孚回师河南，他于1月18日赴郑州会商豫陕防务。吴的进军是由光州、武胜关、紫荆关三路窥豫。

    信阳在蒋世杰的坚守下，使吴师不能北上，吴师既然不能越武胜关，吴再起后的声威和前途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所以信阳之战成为吴再起后的试金石，吴日日望捷报而捷报不至，在查家墩暴跳如雷，几次想“御”驾亲征，都被部下阻止，于是他严限寇军三日攻下信阳，三日之后再限五日，五日之后再限七日，虽寇军向蒋军猛攻，蒋军则吸烟放枪，坚守如常。

    2月10日忽然传来信阳攻克的消息，使吴精神为之一振，神色也为之一旺，他据此通电各方告捷。可是第二天忽然证明捷报是假的，只因为寇被吴所迫，不得已乃发假捷报，事实上不仅信阳没有攻下，且受到蒋军的反攻，颇有损失。一个小小的信阳都攻不下，吴昔日的威风安在？

    于是吴咬了牙齿叫靳云鹗率军由山东回师河南，夹击岳家军（岳维峻）。靳回师后果然身手不凡，2月28日靳部高汝桐攻入开封，3月2日克郑州，5日下洛阳，一路势如破竹，吴的声誉赖以挽回。

    虽然靳军捷报频传，岳维峻且有战死的消息（后来证明不确），然而蒋军仍然在战壕中呼一口烟，放一颗弹，信阳仍在蒋军手中。

    靳云鹗于3月2日晚赴郑州，岳军大部退彰德、卫辉、顺德一带，小部退郑西、荥阳。靳军西路由王维城率领占领洛阳，岳率残部向陕州溃退。北路靳军由王为蔚统率，5日晚占新乡，6日过卫辉，7日晨占彰德，北向直隶进迫，准备和直鲁联军会师保大。豫南岳军自明港、驻马店两役战败后，精锐丧失，郾城、许昌均无大战即告溃败。岳维峻恐惧受包围，弃郑州向巩县、虎牢一带溃退，残部三万余欲打通洛阳大道回陕，故寇军北上并无阻力，3月1日占许昌，二日晚入新郑。

    4日寇英杰抵郑州与靳云鹗会晤，决分路追岳军。

    岳维峻弃豫后，进攻信阳的寇军把这些消息射入城内，劝蒋世杰投降，蒋世杰认为是谣言，不予理会。这时攻信阳的部队是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刘玉春，刘冒着矢石指挥冲锋，刚刚冲上去，又被守军击了回来，刘深知困兽犹斗的道理，乃取三面包团，留下一面让守城部队逃走，而守军死守如故。刘急了，最后从汉口运来大炮数尊，炮弹像雨点一般打到城内，城内则鸦雀无声，毫无动静。

    到了3月10日，蒋世杰确实知道岳维峻已逃走，河南已落入靳军手中，才请信阳城内的外国传教士为担保人，与攻城军签订停战条约，准备开城手续，后因缴械问题各不相让，几演成巷战，直至14日，城内粮尽烟绝，才接受了缴械条件。

    寇军进入了满目荒凉、惨不忍睹的信阳城，清算一下城内居民死伤了一万余，饿毙者无数，积尸累累。守军共9000余人，缴枪6000余支，另有烟枪无数。

    3月15日宋大霈把蒋世杰解到汉口，并把蒋的军队解散。蒋做了阶下囚，一脸烟容，瘦骨嶙峋，大家都认为吴佩孚把蒋恨之入骨，一定要挖蒋的心肝才出得了吴大帅之气，怎知吴见到蒋世杰却笑脸相迎，待以上宾之礼，即夕设宴为蒋压惊，还翘着大拇指对蒋说：“了不起，你能坚守四十日，真不含糊，我佩服你。”

    吴这人的可爱处即在于此，他敬重好男儿、大丈夫。信阳守军缴械后，河南乃重入吴的怀抱，吴对河南有高度好感，他曾想以洛阳为中心，树立吴佩孚的天下，现在他几经苦战，虽然吃到不少的苦头，河南总算拿到手上了，他在查家墩司令部也恢复了雍容雅度。

    河南是不是吴东山再起后的基地呢？不幸他在处理河南的军政人事上又错了一着。

    一个人气运过了，就会处处不如意，弄巧反拙。吴佩孚从衡阳撤兵开始，得心应手，呼风唤雨。自曹锟贿选后，即走下坡，尤其是二次直奉战后，更是做什么都错。打一个区区信阳城蒋世杰的一师人就打了40天，待河南全境都已落入吴手后，他在人事安排上又走错了一步，使得胜利之果不能保全，这不能说不是气数。

    前面已说过，吴在查家墩时代，可用之将有三位，就是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吴向他们表示陈、靳、寇是他的三支鼎足，迟早都有做督军的份。萧耀南因肺病去世，陈嘉谟首先坐上督军宝座。靳云鹗出征山东时，吴也许了他鲁督位子；寇英杰攻豫时，自然吴就答应给他豫督。

    山东由于张宗昌变成了吴的自家人，鲁督位子是不可能了，寇英杰打河南，在信阳受阻40天，河南的首功轻轻地让给靳云鹗，当靳云鹗知道山东督军已无望时，奉到了回师河南的紧急呼令，他便拼命打河南，果然靳军一路势同破竹，根据“先入关者王之”的老例，豫督一席自非靳云鹗莫属了。当靳进入开封时，开封各公团也公举靳为河南保安总司令。怎知吴佩孚不是这么想，吴认为他早已许了寇世杰，他不应该失信于寇，靳暂时没有督军的份，只要有江山，早迟没有关系。这是做领袖的人的想法，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所以他于2月14日发命令，以寇英杰督理河南军务，靳云鹗为河南省长，为了安慰靳，并派靳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

    寇的委任状交寇军后方留守司令石龙州送开封。

    靳心里十二分不愉快，他在郑州和寇匆匆一面，寇去开封，靳则赴汉口谒吴请示今后方针，并谦辞省长新命。他说自己不懂政治，向吴请假，欲赴西湖一游。吴宴靳于西园，推崇他是当今第一功，并且授断以北伐总司令职，劝靳委曲先就省长。

    3月15日晚靳偕齐燮元赴豫，寇、靳均分别通电就任河南督军和河南省长。

    17日齐、寇、靳开军事会议，议决：

    （一）出兵攻保定。

    （二）派兵疏清巩洛。

    （三）豫省军政各事，完全遵吴意旨解决。

    （四）以三师十一旅北伐，合晋军（阎锡山部）五旅，约14万人向保定进攻。

    3月18日讨贼联军下动员令，分为三军，二军过石家庄，一军19日出动，三军续进，21日靳云鹗由郑州赴石家庄，田维勤、马吉第先笔。齐燮元21日回汉。

    当吴军攻信阳不下之时，国民军决定分三路对抗各路联军，计一军对奉，二军对吴、三军对鲁。以韩复榘守廊房，石友三守高碑店，郑金声守顺义以卫京师。

    张宗昌既然解除了南面的威胁，与吴军和好，又资助靳云鹗30万元军饷，促成靳军攻豫，他乃和李景林全力对付北面。

    15年2月初，直鲁联军由德州分两路北上，一由东昌趋大名，一由达镇攻泊头，迫沧州。20日下沧州，右翼过盐山、枣强、左翼抵阜城、交河。22日李景林移驻沧州，前锋由兴宁镇攻陷青县进困马厂。

    国民一军本已次第回西北，至是又增援津、保。韩复榘率一旅赴马厂督师。张之江、鹿钟麟编一军临时师团开赴杨柳青。另派六旅由杨柳青开赴前线。张之江命韩复榘为津浦防务总司令、魏益三为保定防务总司令。

    马厂的争夺非常激烈，两度互相易手。直鲁联军张宗昌任中路，李景林任东路，褚玉璞任西路。国民军方面，鹿钟麟于28日率冯玉祥的卫队冯治安旅出京，偕孙岳赴前线督战，在静海设总司令部。

    张宗昌有海军支援，青岛毕庶澄部三十二师和海军陆战队乘“海圻”、“海琛”、“华甲”三舰，“广利”、“成利”两轮分别赴秦皇岛和大沽登陆，夹攻天津。

    鹿钟麟准备全力反攻，分兵三路：（一）中路韩复榘、郑成思由唐官屯正面进攻。（二）左翼门致中、刘廷琛（国民一军）会同徐永昌（国民二军）由静海出四角口攻侧面。（三）右翼弓富魁、周士琦、高贵滋由虞县抄袭青县，断直鲁联军后路。

    国民军虽然全力反攻，可是形势比人强，事实上国民军四处遇敌，已成困兽。

    15年3月间，国民军苦战各线，津浦线于16日被直鲁联军攻下大名。京奉县国民军退出滦州，奉军在大沽口截获值250万元之军火。京汉线由于山西的阎锡山派商震出兵石家庄，将与直军会合进攻保定。

    3月22日李景林侄李书凤率200敢死队突入天津，与国民三军巷战，三军战败，李军占领督署。天津士绅华世奎等与李书凤商定天津善后办法：（一）李暂委项惠年代警察厅长维持秩序，（二）迎李景林入津。当天晚上，李爽垲率马队由小站进入天津，赴镇守使署布告安民。23日李景林先锋队荣臻一旅由杨柳青小站抵津，立即分守督署车站四郊。由于炮火破坏，杨柳青铁路须加修理，所以大队直鲁联军须待铁路修复始可开来。李景林本人拟会合张宗昌一同赴津。

    正当国民军节节败退，奉军、直军均向北京进迫之际，在北京的北洋名流乃发动和平运动。

    3月15日王士珍领衔通电提出和平办法六点：

    （一）国民军撤退返西北。（二）奉军退回关外。（三）直鲁军退回山东。（四）吴军不再前进。（五）鲁豫两省暂维现状。（六）中央政局再议善后。

    18日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汪大燮、胡维德、王芝祥、熊希龄等更通电各省呼吁和平。国民军乃由张之江、李鸣钟、马福祥、刘骥、宋哲元等于20日通电响应。

    同时前线之国民军将领亦由鹿钟麟领衔通电，略谓：

    “一月以来兵祸绵延，军民交困，内忧外患，枝节横生，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但使各方开诚相见，不难立罢兵戎。聘老咸电，本公正之眼光，作和平之指导，开示各节，敢不赞同。即当遵电饬令前方，先行罢战，各退原防，静待后命，以表示敝军倾向和平之诚意。”

    此两电发出以后，前线国民军京奉、津浦、京汉三路，均即日撤兵。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马福祥等，又电王士珍等，谓尊重诸公意见，次第将各方队伍撤退，务求和平解决，惟各方是否一致，殊难揣测，请继续劝导，共释干戈云云。22日下午，王士珍等调人议决：（一）对张之江等通电，转电张作霖、吴佩孚等，请速撤回原防，务勿追击，静待和平解决：（二）京师治安，通知鹿钟麟、李鸣钟，请切实维持。

    北京父老致吴佩孚、张作霖等之电文，略谓：

    “国民一军撤回原防，开发西北，于十九日起实行撤退。和平前途已有端倪，望容纳前电，饬前敌各军停止前进，择定地点派遣代表，商榷善后事宜。静洗甲兵，重修礼让。”

    另电孙传芳、阎锡山，谓：

    “顷电吴张，停止军事，两公爱国，谅有同情，乞加劝告，促成和平会议，以安大局。”

    21日国民军下前线总退却令，集中天津总车站，乘火车退回北京。

    国民军守滦州的唐之道撤回通州，22日鹿钟麟、郑金声率总指挥部回北京，当晚孙岳亦率卫队回北京，韩复渠部退高碑店，郑金声部退密云、怀柔、顺义，李鸣钟驻旃檀寺，仍以北京警察总监名义维持地方秩序。京汉线方振武部退保定、魏益三部退易县。

    国民军以杨村、马厂为第一线，设收容队。廊房、香河为第二线，黄村设总兵站。门致中为京奉线掩护司令，韩复渠为津浦线掩护司令。热河宋哲元亦撤兵向凌源西退。

    孙岳宣布“自解直隶督军本兼各职”。理由是因八国通牒加辱，当局惨杀学生，所以解职以促当局的觉悟。其实只是因为天津已放弃，不能在北京遥领。

    国民军希望以停战和谈来争取时间，同时尽可能在兵略上不放弃北京，先在廊房、杨村附近作保卫北京的最后一战，如果挡不住，则全力据守南口以北。

源济

二三七、吴拒冯系投靠

    15年3月间冯玉祥离平地泉宣布出国赴俄，于23日抵达库伦。代冯出任国民军第一军司令的张之江却请辞西北边防督办和察哈尔都统，并保李鸣钟和鹿钟麟继任。北京阁议复电慰留。25日国民一军将领一致拥护张之江，张不得已勉强主持国民一军大计，所谓大计就是固守京畿，倘无和平办法及正式交代，决不放弃京畿。倘欲国民军让步，须通过和平途径，武力压服决不接受。这都是国民军中鹰派的主张。鹰派的代表人就是鹿钟麟，他认为国民军以前应付滦州、沧州、保定、朝阳、大同各战线都能支撑，现在缩短了战线，怎么不能守一个北京城。当时国民军的兵力共有步兵十一师，除甘、热、察、绥留四师外，在京畿附近的有步兵七师，骑兵两师。而国民二、三、四、五四军残部已完全撤至长辛店及北京西郊，实力仍完整，足可一战，所以应该凭借掌握北京作为谈和的条件。

    4月1日国民军将领在北京警卫部开紧急会议，一军鹿钟麟、韩复渠、郑金声、门致中、程奇圣。二军弓富魁，三军胡德甫，五军方振武均出席，一致决议听鹿钟麟指挥、备战、筹饷、谋和。一、二、三、五各军并组联合办公处。

    当时对北京具有威胁性的，是奉军和直鲁联军，这两支军队都是奉军系统，由于奉军对国民军有威胁性，同时由于有郭松龄联结国民军对奉张倒戈的一幕，所以奉张咬牙切齿派兵入关，当然要消灭国民军以报一箭之仇。在这个时候，国民军内部多以联吴拒奉为改善当前困境的一着棋。由于直系巨头曹锟在北京，也可以说在国民军手中，如果恢复曹锟的自由，就是疏通直系之路。

    和平运动本是由北京父老王士珍等组织调人团向各方疏通，奉张表示需国民军放弃直隶、热河、京畿三区为先决条件。这当然是国民军无法接受的，于是国民军乃派王乃模、何遂赴保定与吴军先头部队田维勤搭线，接触情况颇顺利，田并派耿乃熙入京，会见鹿钟麟，鹿且领衔国民军将领公宴耿，即席表示欢迎直军入京，驻防南苑，共同御奉。4月9日丁春喜电鹿钟麟，谓吴佩孚必先去段，恢复曹锟自由，才有谈和余地。耿乃熙亦以相同意见告鹿。吴的条件驱段释曹，比张作霖的退出北京和直隶，热河要好办得多，因此鹿钟麟遂决心发动政变。

    15年4月9日夜10时，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先下手为强，派出大刀队监视电话局，断绝通话，另派大刀队、保安队5000余人分守九城和交通机关，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以（一）金佛郎签约。（二）屠杀学生。（三）挑拨战争诸大罪包围执政府。宣布讨段迎吴。段率安福系诸要员在国民军进入执政府前逃入东交民巷。

    北京警卫司令部于4月10日发布布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毙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师入都，主持一切。京师地方秩序，仍由军警负责维持，合亟布告商民一体周知，各安营业。倘有造谣生事，妨害治安之徒，一经捕获，即依法惩治，以警效尤……。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十日。总司令鹿钟麟。”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及其亲信逃入东交民巷，即令国务院发布两则通电如下：

    “十万火急，各省区军民长官鉴，本月九日夜半，鹿钟麟率兵围困府院，截断交通，意图危害。不特一切政务无由执行，且致首都秩序不保，市民恐怖异常。在此扰乱期间，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之文件，概属无效。各省区地方治安，均盼军民长官妥为维持。奉谕特达。国务院。蒸一。”

    “十万火急，各省区军民长官钧鉴，蒸一电计达，本院暂行停止办公，执政安全。国务院。蒸二。”

    北京国务总经理贾德耀于15年4月12日通告外国驻北京的公使团，告以政变经过，内云：

    “径启者，顷因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突于本月九日深夜之际率兵围困府院，意图危害，以致一切政务之执行，暂时陷于停顿之状态。本总理诚恐上述事变之真相及其结果，不无足以引起贵公使及各国公使深切之注意，是以不得不说明其要点如左：

    （一）现在段执政虽为在京一隅之暴力所障碍，暂时不能得使其职权，然未尝因此而为辞职之表示。且对于全国治安业经通电训令各省区军民长官，本其职守，妥为维持。并严重声明，在此纷扰期内，所有一切捏造事实及假借民意之电文，概属无效。

    （二）此次鹿钟麟之轨外行动，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其他深明大义之各军事当局，及训练有素之军队，且将自动激起而制止之。预计在最短期间必能排除目前一切之障碍，而恢复从前之政治原状。

    以上两点颇关重要，用特专函奉达贵公使，即希查照。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贾德耀。”

    国民军逐段后即往迎曹锟，希望因此而得到吴佩孚的谅解，联吴以讨奉。其起事的通电中，对吴推崇备至，有云：“吴玉帅以命世之才，抱救国之志，数奇不偶，养晦黄州，志士仁人无不扼腕。彼乃密派兵舰前往加害……。几摧柱石，此又异邦人士全国妇孺同深愤慨者也！……用是萃集将领，共同讨论，佥以法统不复，无以树立国之基，障碍不除，无以开和平之路。……谨于四月九日保护总统，恢复自由。所有祸国分子分别监视，静待公决。……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

    4月11日国民军全体将领再致吴佩孚并孙传芳、阎锡山等电云：

    “蒸电计达，查此次促段下野，实因顺全国之舆情，平各方之公愤。原冀实行监视，听候解决。不意敝军改编卫队之消息传出，段已事前风闻避入使馆界内。现在京师治安，业由军警负责维持，秩序如常。至于建国大计，诸公素抱伟略，当能主持一切。敬祈随时见教，俾有遵循，无任感祷。鹿钟麟、何遂、方振武、郑金声、唐之道、韩复渠、徐永昌、石友三、佟麟阁、门致中、孙连仲、庞炳勋、顾占鳌同叩。真。”

    这时，北京新华门外又是一番新气象，昨天还是待罪的阶下囚曹锟，被人指责斥骂，忽然摇身一变而为人人拥戴的“总统”了，请安者不绝于途，馈遗者亦络绎于路。曹锟有蒸电给吴佩孚云：

    “子玉吾弟……鹿君识见过人，深明大义，愿隶麾下，以当前驱。已于本日不动声色，不鸣一枪，复我自由，拘彼元恶。即遣该军师长韩复渠赴汉报告。兄亦派刘中将文亮同往。乞予优待，以示奖借。时至今日，论公论私均无再战之理，鹿君如此倾向，尤应曲全，即电奉方停止军事。兄忧患余生，智尽能索，得脱危疑之境，端资号召之功，私衷庆幸，欲言不尽。”

    曹并且亲书“文武吉甫”四字赠吴，以酬庸吴救驾之功。并跋云：

    “孔子作春秋，拨乱世而致太平。拨乱以武，致治以文。文武之道，一张一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子玉仁弟兼之矣。锟志于军旅，疏于政治。思维吾人陈力之诫，恝然远行，未尽之责惟吾弟竟之。天下至大，责任至重，服天下者不惟其力而惟其心，治天下者不惟其名而惟其实。文王至圣，小心翼翼，桓公九合，失在一矜，吾弟勉乎哉！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敢以此言为吾弟颂。曹锟跋。”

    曹锟这篇跋，有推崇，也有勉励。所谓“恒公九合，失在一矜”，这个矜字就是曹所勉责于吴的。吴尝自况关羽，关羽也是失在一矜。

    曹锟受够了国民军的苛待，他的兄弟曹锐死于冯玉祥倒戈政变时的冯军司令部中，他的佞幸李彦青也为冯所杀，他不会对国民军有好感，可是他获释后，仍在国民军手中，他便不得不虚与委蛇。

    吴佩孚在查家墩收到曹锟蒸电，在电末批“假电”二字，虽不中亦不远。

    当北京的“投靠”电报到达查家墩吴佩孚总部时，这真是天降喜事，两年来随吴流离转徙，吃尽了苦头的直系，如今总算重见天日了。冯玉祥出国，冯的军队无条件地听吴的驱策，吴佩孚叱咤风云的黄金时代又重新出现了。大家都静听大帅的命令——如何接收国民军？如何胜利旋师北京？如何重组政府？

    吴佩孚没有一点喜色，踞坐公案，拿起毛笔在北京来的鹿钟麟投靠电报上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这一下可让吴的部下倒抽了一口冷气，大为失望，他们平素对吴的任何决定都无条件的信从，然而今天对吴的决定却大为不满。因为叫国民军全体自动缴械根本是不可能的，困兽犹斗，逼上梁山，这简直是和自己作对。

    吴不仅要国民军全体缴械，并且亲自草拟答复鹿钟麟等的电报，中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妆之皮”句。

    吴总部的低级幕僚面面相觑，不能说话，只有二三高级干部向吴要求，对于缴械问题予以考虑。吴岸然地说：“我用不着考虑了，他们可把枪械缴存在保定军库，我派齐抚万（燮元）前往点收就行。他们既然来电说绝对服从我，我叫他们缴械他们就得遵令以示诚意。”

    吴佩孚的不善运用权术，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他不乘奉张之危而逼垮奉张，现在也不愿拣便宜利用冯军。如果他收容了冯军，令他们去打奉军，自己隔山观虎斗，待他们两败俱伤，然后一举而消灭这两支军队，北洋天下岂不是吴佩孚的。他不愿这么做，宁愿逼冯军上梁山。

    本来吴的威严是不可侵犯的，其左右只可唯唯诺诺，然而对于纳降问题，兹事体大，祸福攸关，所以他的左右一再苦谏，几至声泪俱下，吴才稍稍改变，涂去“全体自动缴械”字样，改为“除酌留张之江一师听候改编外，其余一概缴械”。这一改等于不改，大家觉得这样办法还是逼冯军为敌。吴的倔强自矜，在人格上不肯欺世取巧，可是在政治上则太不能随机应变。

    吴认为：第一赤祸不可不防（由于冯赴苏俄更足证明冯投靠外国），政纲不可不振，这不是区区恩怨问题而是是非问题。第二已经和奉张联合讨冯，自不能今天联甲倒乙，明天联乙倒甲，这种翻复，姓吴的是决不干的。

    张之江有电来，派门致中为代表，愿竭诚拥护，听候改编调遣，吴命秘书电复：

    “除执事与瑞伯（鹿钟麟）下野交出部队外，别无善策。盖执事非如此不能表示反赤之决心，鄙人非如此不能取信于群帅。一俟群疑尽释，自当借重长才。”

    鹿种麟的孤注一掷完全没有成功，因为段逃入东交民巷，释曹后又未发生预期联吴的效果，其他国民军巨头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等亦不赞成鹿的这着险棋。鹿曾派人赴天津请张绍曾入京，张虽热中政治，亦裹足不来。

    北京执政府要员大多数逃入东交民巷，但还有外交总长胡维德（原任颜惠庆于3月25日辞职）、财政总长贺德霖、司法总长卢信、教育总长胡仁源未入东交民巷，政变当晚四位阁员开会，推胡维德往谒王士珍，请暂任维持，王予拒绝。又推贺德霖往访座钟麟征求意见。11日又在胡维德寓开会，一派主张维持现状，一派主张辞职，可是现状既不存在，请辞的辞呈又无处投递，谈不出一个要领。12日下午再开会，内务、陆军、海军、交通、农商五部次长亦均列席，经议决正式政府未成立之前，暂维现状。

    段祺瑞在东交民巷亦部署一切，密令驻通州的国民军第九师唐之道放弃通州撤返北京。唐之道这一师原是段的内弟吴光新的部队，段早已和这支部队暗通声气。唐之道接受了段的命令，率军回师北京，对鹿钟麟来说，这是一个突变。

    让鹿钟麟决定退出北京的，还是吴佩孚的缴械复电，吴既然不接受国民军谋和的要求，留在北京等于是困兽在笼子中。

    天下事的微妙即在于此，鹿钟麟欲驱逐段祺瑞，想不到却被段的伏兵所驱逐。

    4月15日晚鹿钟麟率领国民军退出北京，撤退前要求退兵费200万元，北京银行公会勉强凑齐。

    唐之道军队奉段令入城，即驻守警卫总司令部，段祺瑞也于当天从东交民巷返吉兆胡同，并发表通电云：

    “民国成立十有五年，纷乱相仍，迄无宁日。本执政莅事以来，振导和平，不图德不足以感人，才未足以弭变。……本月九日之乱，关系国家纪纲，军人职责者至钜。曩临时政府开始，曾规定应办事项，此后是否按程继进，本执政听诸公论，当此乱极思治，不无贞下起元，共速拟妥善后，俾国政不致中断，佥谋朝同，初服夕具。本执政从容修省，得为海烟逸民，休养余年，所欣慕焉。”

    段的通电主旨，在表示虽复职而依然愿意下野。

    才恢复自由几天的曹锟，在15日傍晚即赴东交民巷格兰顿旅馆。

    贾德耀于同日通电，恢复办公。当天阁议决定齐燮元、张志潭、张英华、吴景濂，刘永谦等免予通缉。免除鹿钟麟本兼各职。免除司法总长卢信职，以王文豹次长代理部务。

    段这次复职，是打算联络奉张以抗吴，所以派遣亲信策士曾毓隽到天津，会同吴光新游说奉系诸巨头。可是奉方对曾毓隽和吴光新都很冷淡。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奉军、直鲁联军和吴军都向北京疾进，奉军进驻北京城东北郊，吴军进驻北京西南郊，直鲁联军进驻北京东南郊，奉系派参谋长李藻麟晋京，与吴军会商防区划分问题。

    4月16日北京城内组成了京师临时治安会，由王士珍、赵尔巽、熊希龄、颜惠庆、江瀚、孙宝琦、恽宝惠、王家襄、王宠惠、汪大燮、江朝宗、冯恕、周作民、张嘉祐、高金钊、师景云、吴炳湘领衔，于15日起在市公所办事，办事范围包括（一）和平之呼吁，（二）民食之维持，（三）闾阎之治安，（四）外侨之保护。

    17日国务总理贾德耀向段祺瑞投了辞呈，文云：

    “呈为弭变无方，引咎自劾，请予罢斥事。窃德耀猥以庸才，谬承知遇。投艰遗大，本属难胜。月余以来，备深兢惕。不图事变纷乘，赞襄无策，上惊钧驾，使中枢政务同时停顿。揆诸持危扶颠之义，既亏职责，弥疚神明。此时若再辱高位，不特难资表率，尤恐贻误国家。惟有具呈仰乞钧座俯予即日罢斥，另简贤能，以重枢寄。不胜悚惶待命之至。谨呈。”

    附呈段手折：

    “窃以四月九日变起非常，前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称兵犯上，罪不容辞。现虽免其本兼各职，率师退去，纪纲具在，自应按法以绳。惟一年以来，京师治安，鹿钟麟始终维持，不无功劳足录。我执政豁达大度，靡所不容，拟恳宽其既往，免予深咎。是否有当？出自逾格鸿慈，无任惶恐待命之至。谨呈临时执政！”

    4月17日贾德耀致冯玉祥电云：

    “十万火急，库伦探投冯上将军焕章弟赐鉴：自审辁材，难胜钜任，受命危难，实秉尊旨。月余以来，险阻备尝，勉力支持，万不获已。所以然者，执政知遇之雅，吾弟督责之殷。苟利国家，宁惜顶踵。不意四月九日变起非常，事前既无所闻，临时又无法补救。虎兕出柙，龟玉毁椟，焉用彼相，良用咎心。我公平日主张，所以拥护执政者甚至。德耀之敢于任事，亦即在此。喋血都门，倒戈内向。此等举动，明知决非尊旨，是以不敢随声附和，更背初衷，此中委曲，当荷鉴谅。今西北各军全师以去，奉直军队亦未入京，以后政治应如何改善之处，自应听之全国贤豪。惟德耀个人经此变故，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已呈恳执政准予辞职。特将经过情形奉达左右。贵军虽退南口，实力甚充，此次树敌太多，各方应战，以平日训练之精，故能支持如是之久，纪律功绩，有口皆誉。此后分驻西北，正可广辟利源，精炼劲旅，抚此大地，永备于城。一时政治之得失，本不足计较也。素承推置，敢布腹心，伫候明教，无任企祷。兄贾德耀叩。”

    段祺瑞复出后，能不能存在端在讨冯诸军对段的态度，因此，段于4月17日分电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孙传芳等，电云：

    “祺瑞自前岁出膺艰钜，原冀内维国本，外应潮流。民国前途，期于巩固。乃一年以来，事与愿违，心力具瘁。能忍辱而不能负重，欲撒手而无以卸肩。进既招尤，退亦惧祸。回心九转，如坠深渊。自九日事变发生，纲纪凌夷，肝肠尤裂。德薄至此，更复何言。弟等均系患难至交，论公为国家干城，论私为祺瑞手足。纪纲应如何整饬？大局应如何奠定？公忠体国，不乏嘉猷。询谋佥同，必能善后。祺瑞以迟暮之年，既无希冀，复无成见，区区此心，谅获鉴察。祺瑞筱。”

    这通电报段希望能得各方复电，俾有商量余地，19日张作霖有复电云：

    “段芝老钧鉴：筱电敬悉。法律政治问题，自有海内名流公同讨论，霖本军人，早经宣言不问政局。敬复。”

    张作霖这通复电既不称执政，又顾左右而言它，对段是一个很重的打击，然而更重的则是吴佩孚方面。吴根本对段的筱电不作答复，但却有巧电给唐之道和他的所属的三个旅长，要拿办安福党人，监视段祺瑞，同时以王怀庆为京师警备总司令，吴电全文如下：

    “北京唐之道师长、王、李、武三旅长鉴：……顷据路透社电，段氏又因冯贼远去，恢复执政。又据探报，借尊衔通电拥段者，系曾毓隽所为各等语。该安福党祸国至此，尚敢横行都下，望从速将安福党人拘捕，并监视段氏，以便依法控其卖国诸罪。至于京师治安，已电王懋帅从速入京维持。所有保护京城军队，除调毅军张恺臣旅就近听调外，所有贵部统归懋帅指挥调遣。应即以王懋帅为京师警备总司令，请即速电迎懋帅入京为要。除电雨帅、懋帅、抚帅及张、李、靳、王、田各司令外，特达。吴佩孚。巧。”

    19日下午5时，段祺瑞在私邸召开会议，根据各方情况，已无法恋栈，遂决心下野。6时段携眷偕安福系要员赴东交民巷暂驻。曾毓隽、吴光新、梁鸿志于19晚自天津赴北京迎段，段乃于20日下午1时半偕眷及吴光新、姚震、姚国桢、曾毓隽、梁鸿志、龚心湛、许世英、段宏纲、张树元、章士钊、曲同丰等乘专车赴津，段在行前发布三道命令：

    （一）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呈请辞职照准。

    （二）特任胡维德署国务总理。

    （三）本执政兹已决定引退，自即日起着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权，此令。

    同时发出下野通电云：

    “祺瑞忝居执政，一载有余，时局愈纷，心力交瘁。自经本月九日之变，内疚尤深。兹决定引退，已于本日下令将政权交付内阁暂维现状。谨布悃忱，诸维公鉴。”

    张作霖在国民军宣布投靠吴佩孚的时候，捏了一把汗，他自郭松龄之变后，元气已伤，担心吴佩孚真的和冯军联合讨奉。可是吴态度光明磊落，对冯军不假辞色，因此使奉张印象更深。他有急电给吴云：“鹿等施其挑拨伎俩，我辈一切举动无不光明磊落。”

    吴佩孚既然拒绝国民军投降，国民军唯有自谋出路了。当时的情况，北京是守不住的，只有撤出北京城，重新作一番部署，其部署是：张之江在张家口统筹全局，鹿钟麟在怀来指挥南口的保卫战，宋哲元、孙连仲在多伦以抵挡奉军吴俊升、汤玉麟的骑兵，徐永昌、韩复渠，石友三则在平地泉、丰镇一带防山西阎锡山袭扰国民军后路。国民军后方的安全地带是甘肃，由刘郁芬率孙良诚、张维金入甘。派李鸣钟和刘骥绕道赴广东连系国民党。

    南口是京北重镇，有居庸关和八达岭等天险，万里长城也经过这儿。早在15年3月间，国民军刘汝明的一师约15000多人就开到南口加强工事。守南口的决定，是刘汝明所部三十旅旅长王书箴建议。

源济

二三八、颜惠庆摄阁

    15年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当夜王士珍等与警察当局吴炳湘会议至深夜，决定三点：（一）派专使阻奉军和直鲁联军入城。（二）北京城内治安由警察维持。（三）城外治安由唐之道负责。可是16日国民军撤退完毕后，段祺瑞即密令唐之道军分两队入城，一队进驻鹿钟麟的警卫总司令部；一队进驻天坛。

    张作霖4月16日曾有十万火急电致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和褚玉璞，不许他们的军队进入北京城，电云：

    “天津张督办效坤、李督办芝辰、张军团长学良、褚总司令蕴山鉴：此次我军共申义讨，攻下北京，薄海人心，同声快慰。查京师首都，国本所系，使馆林立，中外具瞻，年来为赤贼蟠据，残民以逞，鹿贼弃军潜逃，秩序益为扰乱，地方苦痛不堪，我军师以义举，志在救民，业经迭电申明军纪，严加约束，弟等谅有同情。前已与吴玉帅电商，各方军队，均不入城，以免民心惶恐。对于古代建筑、清宫故址及历代重宝，均须妥为保护，用示优崇，务使市廛不惊，秋毫无犯，以维军纪而慰人心。易胜企盼！并将此电希严令前方各将一体凛遵。上将军。铣。”

    但是由于唐之道部队已入城，所以各方军马也开始入城。17日直鲁联军师长王翰鸣率骑兵二百，入京谒治安会，表示唐之道军既已入京，敝军亦当参预。接着徐源泉亦率八十骑由永定门入城，张贴布告，宣布联军驱逐“赤”军经过。褚玉璞亦于当天抵达永定门外。18日晨奉军由永定门入城，维持西城一带治安，唐之道军依然警备东城。

    奉方重要人物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均于4月22日入京，当晚11时赴延庆楼谒曹锟，并把曹锟接到福禄居去住。曹锟表示最近以曹锟名义所发各电都是鹿钟麟所捏造，本人无意再掌政务，深愿直系和奉系能捐弃前嫌，开诚合作。

    23日王怀庆入京，24日齐燮元入京，这两位代表吴佩孚的高级人士也往谒曹，王怀庆是吴所委的北京卫戍总司令，他带了一份吴拟就请曹宣告总统下野的通电。吴并于23日王怀庆入京当天，发一电给曹锟，电云：

    “百万飞火急，北京曹大总统钧鉴：前两次奉到钧电，知为鹿氏所窃发，故不奉复。刘君春霖来，奉读手谕，敬审起居祥和，并闻睿虑周至，曷胜欣慰。懋帅王怀庆现已入都，佩孚托呈各节，计达钧听，请将宣言稿即日发布，安一时之人心，固百年之邦本，胥于是赖。恭候聪察。无任惶悚。吴佩孚叩。梗。”

    吴代曹拟的下野通电很简单，略谓因病倦政，着恢复13年10月内阁摄政云云。

    直系复活，重回北京，现在又变成奉、直两系短兵相接了。共同的敌人——国民军虽已退出北京，可是实力并未瓦解，尚且负隅南口。北京中枢所在，问题多得不得了，奉、直两系能否相安，大成问题。不过在这开始的时候，奉张对吴佩孚相当容忍和礼让。以当时力量而言，吴的力量是乌合之众，且在北方不多，奉军和直鲁联军实力都很强大，然张作霖在北京警卫问题上，就让吴一步，吴发表王怀庆为北京卫戍总司令，张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致电王怀庆云：

    “北京探送王上将军懋宣弟鉴：养电悉，京师根本重地，我弟出任维持，极所欣慰。惟现在进兵南口，余孽未清，尚在军事时代，芳辰（李景林）效坤（张宗昌）近在京畿，遇事请与商酌进行，以便接洽。张作霖。漾。”

    24日北京临时治安会发出两道通电：

    一电：“奉天张雨帅、汉口吴玉帅、太原阎百帅、南京孙馨帅钧鉴：漾电计达，现在效坤、芳辰、汉卿（张学良）三总司令并王懋宣帅均应本会之要求，先后莅京。效坤诸司令之任务，专在检阅近畿军队，视察军纪以及谋军用票之流通，定奉票之价格。预定二三日内诸端就绪，即各归原防。本会筹思再四，在中枢未定之时，京师地方关系重要，拟即请懋师担任维持，以定人心。至近日京郊大军云集，虽深知各军军纪均甚严明，仍恐纠查难周，或生意外。拟即挽芳辰总司令留京，受理总执法事务。一面更推为本治安会会员，以资遇事接洽。特电奉闻。临时治安会王士珍、赵尔巽等敬。”

    二电：“奉天张雨帅、汉口吴玉帅鉴：中央自经变故，政务久已停顿。及合肥下野，阁员星散，更属负责无人。中枢中断，实为历来所无。长此迁延，不惟庶政停滞，而外人见我久无政府，国际地位恐亦受其影响。前途茫昧，危险不可胜言。迭电吁请两公克日入都，仍乞从速命驾。倘一时实属暂难启程，务望会同指定资深望重之全权负责代表来京主持。或玉帅来电摄阁云云，亦望早日实现。否则国本动摇，老朽等殊难负此重咎也。临电迫切，伫盼惠音。王士珍、赵尔巽等同叩。敬。”

    25日晚齐燮元、王怀庆、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等会议，结果：（一）对护法或护宪，听吴主张。（二）对国会问题，拟一变通办法电奉请示。（三）对治安问题请王怀庆即就卫戍总司令职。（四）对于张之江、门致中向吴张输诚问题，须以张、门两人先将“赤党”驱逐为前提。

    张学良将这些决议案于26日携回奉天向张作霖请示。张宗昌亦于27日离京赴南苑检阅部队。

    北京的治安问题由王怀庆负责，军纪问题则由李景林负责，等于直、奉各出一人。

    段祺瑞下野后，虽然由胡维德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摄行政务，可是这只是一个过渡，中枢组成的形式和人选都需要待新的后台大老板吴佩孚和张作霖决定，所以北京治安维持会一而再电促张、吴两氏入京，就是要等他们协商一个双方都同意的政府。

    然而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北京方面是这么迫切地盼望，这两公却毫无来意。为什么他们迟迟其行呢？这中间自然是有原因的，在张作霖来说，他当然不同意吴佩孚的决定，可是他不好意思明显地反对，同时经验告诉他，北京的政权是个陷阱，万万不可轻易投身其中，所以他一再表示对于中枢政权没有意见，他的没有意见却保留有反对权，当他不同意吴佩孚的意见时，事实上吴的意见就行不通。至于吴佩孚呢？

    他认为13年10月冯玉祥倒戈以后的北京政府都是不合法的，现在应该恢复冯倒戈以前的原状，不过他并不是主张曹锟继续做总统，所以曹复任总统，然后宣布下野，吴属意颜惠庆组阁并且摄政。张作霖不表示意见，可是暗中则主张另起炉灶。张既然对颜阁态度冷淡，颜惠庆对于组阁就不敢轻易尝试。

    曹锟的下野通电一改再改，一方面由于奉方不赞成护宪，曹发表下野通电就是护宪；另一方面曹二爷的左右也包围曹，劝他不要下野，这样拖了近十天。

    4月30日晚直系在延庆楼会议，认为等奉天同意，旷日持久，不若由曹锟先宣布下野，恢复颜惠庆内阁的行政权，然后再向奉方疏通。

    5月1日曹锟下野通电发表，内云：

    “北京十三年十月之国务院、参众两院；各省军民长官、各省省议会、各法团、各报馆转全国公民公鉴：锟忝膺重托，德薄能鲜，致令部曲扬贰，纪纲失坠。十三年十月廿三日，冯玉祥倒戈，锟受闭锢，自是法毁乱滋，国无元首，迄今一载有半，良用疚心。今联军讨贼，巨憝已除，大法可复，国务院自当复政，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锟自惭失驭，久已倦勤，非弃屣以鸣高，且闭门而思过。所冀各方袍泽励翊协和，共循法轨，锟优游林下，获睹承平，欣幸曷极。特电布达，愿共察之。”

    曹锟通电发出后，即于5月2日迁居唐在礼宅以示不复恋位。颜惠庆则于2日晚通电请辞组阁，电云：

    “各报馆钧鉴：前岁中枢谬领，陨越时虞，获卸仔肩，何胜欣幸。顷读曹总统东电，谦衷罪己，敝屣尊荣，并以时会推迁，重提往事，在此际维持暂局，具有深衷。惠庆感触时艰，殊难再出，兢兢之情，当蒙共谅。蓬芦息影，早已决于寸心。砥柱回澜，会有待夫来者。掬悃陈词，伏维亮察。颜惠庆。冬。”

    曹锟江电发出后，张作霖对于护宪有措词甚巧的来电表示态度，张电云：

    “各报馆钧鉴：此次讨赤之役用兵至十数万之多。鏖战至数月之久。人民横遭痛苦，国家重大牺牲。所以然者，固将为政局谋永久之安宁，非为个人谋一身之私利。是以作霖屡经通电，声明对于法律政治，概不过问，悉听海内贤豪，公同议决。考国内兵祸之厚，良由武人干政，为从前最大症结。专制独裁，亦即民主最大障碍。近因中央失驭，各方商榷政策，函电纷驰，有谓宜恢复约法黄陂复职者。有谓宜恢复宪法仲珊复位者。有谓革命事业合肥继续有效者。有谓仲珊退位，宜以黄郛摄政者，有谓宜以胡惟德、颜惠庆摄政者。就表面观之，言之似各方有理。考其内容，是否为无聊政客视为奇货可居，又将以傀儡武人助其政权复活。作霖于政治法律，素少研究，实未能测其究竟。惟国家大事，理应公开讨论，不宜专断独裁。区区此心，始终如一。实鉴于累岁战争，民生困苦，实不堪再事纷扰。作霖罹分崩离析之忧，懔军人干政之惧，识见所囿，实不敢轻作主张，妄参末议也。敬告国人，诸希鉴察！张作霖。东。印。”

    张作霖既然如此表示，颜惠庆就更不好意思上台了。可是吴佩孚则于5月3日复颜电，请即日复政，摄行总统职务，而苏、浙、闽、赣、皖五省军阀亦由孙传芳领衔，于3日通电赞成曹辞颜摄。孙传芳是张作霖、吴佩孚以外当时的第三号巨头，第四巨头是阎锡山，阎没有表示态度。现在颜摄阁已经得到吴、孙支持，就是渐入佳境了。

    吴佩孚认为曹锟与宪法是两回事，曹已下野，贿选问题就告结束，宪法是自天坛草案中，经十数年历史编就，虽有不良议员参加，尽可修改，所以吴坚持曹可下野，宪法则不可不护。

    在僵局声中，5月3日张学良由奉天返京，4日下午王士珍、赵尔巽等宴张宗昌、张学良、齐燮元交换政见，调停奉、直歧见，决定三项办法，由北京元老列名分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征求同意。三项办法为：（一）中枢无主，百政停顿，双方应赞同颜惠庆组阁，但声明系依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三项复职。（二）颜复职后即召集阁议，通过新总理替颜摄政。（三）宪法国会，应俟军事结束后，公开讨论。

    5月6日张作霖有复吴佩孚一电，使僵局好像有点融化，电云：

    “骏人（颜惠庆）事，仰承垂询，至纫撝谦。惟弟近日屡有宣言，对于政治法律问题不便过问，一经表示意旨，即与屡次通电自相矛盾，转恐被人指摘，引起纠纷。此事悉请我兄，放手进行，但于国家民生有益，弟毫无成见。余事已托张锡九兄面陈，敬祈接洽为幸。弟张作霖。鱼。”

    吴佩孚对奉张既不明白反对颜阁，乃随手推舟，致张作霖电云：

    “鱼电敬悉，谦让盛意，感佩愈崇。现中枢久悬，浮言百出，危险殊深，既承嘱放手进行，即当勉副尊意，转达骏人，请其即日摄政，以期法轨恢复，国本克定。摄阁成立后，诸事仍当领教妥办也。特复。吴佩孚。阳。”

    5月8日吴电齐燮元请其立即促成，齐乃约颜惠庆、顾维钧、王怀庆、潘复等与张宗昌、张学良共商，决定推颜复职。颜惠庆则于9日晚通电张、吴、孙、阎，列举军事、财政、交通三事，略云：

    “迭奉尊电，佥以政纲中辍，主持无人，责以复政中枢，俾维国本。意恳词严，曷胜感悚。方今世局泯棼，人情机陧，推寻根本，法律固所必尊，审度经权，事实仍须先顾。今暂置法律而言事实，惠庆之愚，以为现今亟应注意者，约有数端：（一）军事结束，士旅如林，均须安插，或化为工，或归之农，非筹钜款，无法措置。自后各省区存留兵额，应公开会议，审量各该地方财力民情，以为决定。饷糈所出，中央固已无力担任，地方亦宁可竭泽而渔，应尽全力以谋地方实业经济之发展，国家乃有苏息之望。（二）中央财政枯竭，久濒绝境。不谅者犹有军费之需索，军火之追呼。负度支责任者，莫不视为畏途。夫中央为各省区之中央，既欲尸其名义，不能绝其生存。所望各省区军民当局，顾念正本，酌予岁供。第一要需，厥为盐税。万不宜再行截留，中央政府亦须缩小范围，厉行撙节。每月经费，限一至约之数，一切收支，完全公开。（三）因军输而妨客运，路政既隳，百业交受其敝。所望各军当局，垂念群情，共维国信。车辆放还，各站腾让，即有军事运送，应与路局协商。尤要者，各路用人行政，必须统一。局长一席，必须部派，方能指臂相通，呼应一气。此外政务万端，难毕一言。而三者实为最急要之事，必其维持有术，乃有治轨可循。惠庆性本颛愚，言多戆直，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绝非以张大之词，为邀誉之地。敬希各方负有最高责任者，察此微忱，共完大计。果使事有可为，则群贤固在，何须执一以求。若其时犹未可，即一己作牺，讵有丝毫之补。剀切陈词，尚冀曲谅。颜惠庆。佳。”

    5月9日晚颜惠庆决定其内阁名单为：

    外交总长施肇基，施未到职前由颜自兼

    内务总长郑谦

    财政总长顾维钧

    陆军总长张景惠

    农商总长杨文恺

    海军总长杜锡珪

    司法总长张国淦

    交通总长张志潭

    至于北京的四大收入机关，其分配是直系的张英华督办烟酒署，奉方的潘复督办税务署，盐务署及崇文门均请奉方派人。

    11日晚颜惠庆派秘书吴南如赴国务院，索取民国10年和13年两次内阁摄政命令，打算作为参考以为发令。同晚王怀庆又将保管的总统印玺五颗送交颜氏。

    颜惠庆兴冲冲地要上台，只有吴佩孚是出力支援，蛰居天津的张绍曾公开表示反对，张很锋利地问：“现在要恢复十三年十月政变前的情势，可是十三年十月的政变，与十二年六月的政变相同，十三年政变应该恢复，十二年政变应不应该恢复呢？其次内阁以政策为生命，十三年颜阁以讨奉为政策，现在恢复这个内阁还讨不讨奉呢？”原来12年6月的内阁就是张绍曾主持的，当时总统是黎元洪。

    凭心而论，护宪拥颜颇值得商榷。吴佩孚一意孤行，对于他“再来的黄金时代”实在是不利的。

    颜惠庆于5月13日下午3时在北京怀仁堂宣布复职，并依法摄政。可是旧任阁员既不到职，新任阁员也裹足不前，由于新内阁以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派的人联合组成，奉方既然以冷淡态度对付政局，奉系的阁员当然也表示退让。张作霖对颜阁态度是暂采旁观，对政治、法律问题则主公开。

    颜惠庆以国务总理名义摄政行总统职务，事实上等于是一个光杆，他只接到吴佩孚、孙传芳于15日16日各来的贺电。吴表示为国家深庆得人，凡可翊赞，无不勉力。并云：“摄政内阁成立，宏济艰难，仰佩无已。当躬率将士，恪守成规，用弼盛治，以利邦家。”孙电云：“当外内交迫之会，正贤达肆应之时，凡事主持公道，公开作去，前途荆棘当可又安。”

    颜摄阁后，发出两种照会：（一）通告摄行政务，并宣布阁员名单。（二）通知颜本人兼任外长。同时通电驻外使节，转告所驻在国，要求取得国际承认地位。5月18日各国驻华使节在荷兰驻华公使馆开会，大家认为一年前曾经承认段临时执政，现又承认曹锟时代之摄政内阁，似乎有点矛盾。外国政府最关切者，则为段执政时代所有中外缔结的条约，现政府是否承认继续有效，颜摄阁尚未表示，因此主张暂时观望。

    颜惠庆以外交家摄阁，可是他面临内外不通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