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置顶]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源济

一七九、山东五子

    现在谈一下河南，由于直皖战后，吴佩孚就选定了洛阳为他驻节之所，河南所发生的事情也值得一叙。

    直皖战前，河南督军赵倜就加入了反皖同盟。直皖战后，北方成为直奉两系的天下，可是这位反皖同盟的健将赵倜却一无所得。不仅此也，由于河南被划入直系的势力范围，吴佩孚且驻兵洛阳，冯玉祥也驻兵信阳，萧耀南也驻兵郑州，使得河南已成为直军所盘据的天下了，加上吴佩孚是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身份出现，在官制上俨然是河南的太上皇，是赵倜的顶头上司。

    赵倜有个兄弟，绰号“三麻子”，是河南省无人不知的恶霸，他和河南省长张凤台的兄弟，绰号“五阎王”，两人在河南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河南人民自吴佩孚驻洛阳后，便纷纷前来告状，希望吴佩孚能够主持公道。由于吴佩孚平素治军谨严，因此赵倜和张凤台都为之惴惴不安。

    可是吴佩孚这时在河南还立足未稳，所以也不敢立即采取行动，为了拉拢河南，所以吴佩孚和赵倜结拜为兄弟，吴夫人且拜赵母为干妈，吴赵两夫人也结成姊妹，表面看起来，吴佩孚是尽量对河南表示好感。

    河南内部却并不稳定，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因案被赵倜撤职，第一师缩编为第一旅。这一师人心大为摇动，成慎的亲信孙会友担任第一团团长，传说也将被撤职，于是孙便一不作二不休，先发动倒赵。10年4月14日他在彰德主持军变，把成慎接到彰德来，推为豫北军总司令，通电宣布赵倜兄弟的罪状。

    豫北事件爆发后，河南旅京同乡纷纷电请北京政府把赵倜免职。同时冯玉祥旅在驻马店和赵倜所属的宏威军发生了冲突，赵倜指斥冯玉祥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先派兵进攻冯部的防地，因此才予以还击。

    据说直系是有意解决赵倜的，不过由于直奉两系地盘分赃问题，奉系已同意把陕西地盘让给直系，自然不会愿意再把河南让给直系，因此直系不得不投鼠忌器，同时张作霖和王占元也都反对撤换赵倜，这样才把河南情势稳定下来。

    4月18日吴佩孚亲自率领第二十五师一部进攻彰德，逐走了成慎。豫北军在直军第二十四、二十五两师和宏威军的包抄下全部被缴械，孙会友逃往信阳、汤阴、武安、林县一带，后来被宏威军团长樊钟秀所部擒获斩首。

    赵倜事后亲赴洛阳向吴佩孚致谢，并派人到信阳向冯玉祥道歉。

    前面提到浙江督军卢永祥曾通电主张召开各省会议，通过各省自治，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为什么卢永祥会有这种主张呢？这也有其来龙去脉的：

    原来在天津巨头会议时，直奉两系地盘分赃中，首先更动了陕西督军陈树藩，陈也是皖系，现在被开刀了，这当然使卢永祥有兔死狐悲之感，他不能不另有打算，所以6月4日他突然发表豪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实现地方自治，并由各省区军民长官选派代表、择定适当地点举行联席会议，俟取得一致意见后，提交国民公决。

    浙江是在北洋势力范围内，卢永祥则暗中早与国民党有联系，这个电报又与南方的“联省自治派”相呼应，因此像一颗定时炸弹爆发了一样地震动了北方。

    6月5日卢永祥致电徐世昌，说明他的主张是南北统一的有效方法，如果这个主张不当，请即予以罢斥。

    卢永祥豪电发表后，北方便有徐树铮秘密到杭州以及安福国会移往杭州开会的谣言，又有浙军准备进攻江苏的谣言，因此江苏督军齐燮元派兵增防苏州、昆山。卢永祥也派兵增防枫泾、松江。江浙两省战争的谣言又趋严重。

    这时候，各种谣言都不胫而走，最惊人的谣言是说“山东五子”要在直奉两系以外组织鲁系。山东五子是指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张怀芝、周自齐五位山东籍的军人，他们五人的字都有一个“子”字，卢字子嘉、王字子春、吴字子玉、张字子志、周字子廙。

    民国初年，军人以地域分系本不足异，所以有皖系、直系、奉系、桂系之称，山东省由于吴佩孚一鸣惊人，当然可以组成一系，不过这里所指的山东五子，他们属于不同的军事集团，有不同的政治背景，相互之间利益冲突很大，无论如何是无法融冶于一炉的，所谓鲁系云云，不过是外人附会而已。

    卢永祥并不是个风云人物，他发表豪电无非为了自卫，因为北京向陈树藩开刀，显示直奉两系有蚕食皖系剩余地盘的企图，因此他通电示威，如果北京政府敢撤换他，他就“逼上梁山”，投向西南一方。

    但是，豪电引起了北洋派的极大震动，6月16日卢永祥在陆军同袍社发表演说，否认浙江独立，可是他仍然摆出一种姿态，召集浙省各界人士举行会议，决定延聘“名流”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制定浙江宪法。

    这是“半独立”的一种姿态。

    卢永祥的豪电，使北方震惊，同时也得到西南各省的呼应。因此赵恒惕（6月9日）、卢焘（6月12日）、陈炯明（6月14日）、刘湘（6月20日）、顾品珍（6月29日）均通电响应。而陈树藩也于6月20日发出号电响应，并授意陕西省议会组织“省宪会议”，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打算打出“自治”的旗帜对抗北京政府。

    广西省议会在粤军入境后也通电响应自治。湖北省议会议长屈佩兰发出养电（22日），山东省议会发出感电（27日）都是主张各省先行制订省宪的。江西省议会也召开了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并通过了制定省宪案。

    卢永祥的豪电是皖系战败后，最震惊北方而且获得南方呼应的一次行动。当时盛传孙中山正和皖系合作，可是从卢的行动看起来也并不一致，因为孙中山是反对“联治”的。

    自治运动是当时南北分裂后一条第三路线，不但西南各省热烈选择这条路线，北方也有不少省区的人民团体热烈响应“自治”，所以这个新的潮流由南而北，自西而东，侵入到北京政权统治区域。

    卢永祥除发表豪电外，还电请首先制定省宪的湖南，请赵恒惕主持召开各省的联席会议。

    北京政府无力派兵进攻浙江，因此无力罢免卢永祥，只能派人到浙江疏通，劝他不要进一步推动自治。

    赵恒惕虽是首倡省宪的人，同时湖南又是制定省宪的第一省，可是他对于卢永祥的要求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自己声望不够，不适宜倡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他向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提出建议，主张先召开湘、黔、川、滇四省联席会议，发表宣言，然后逐步扩大，吸收其他各省加入。

    滇、川、黔三省也同意赵的建议，而陈炯明也在幕后积极支持。

    可是湖南要先解决“援鄂”战争，援鄂战争胜利后，则湖南的声威大震，而湖北自然也加入自治，这一来自治的浪潮即从西南而冲入华中，力量便莫可伦比了。

    援鄂战争失败，对联省自治运动是一个惨重的打击，联省会议或是组织第三政府都因此落空了。

    陕西对陈树藩被北京政府撤职后是怎样反应呢？原来陈被撤职后曾指使陕西团长以上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同时还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准备宣布“陕西自治”，同时加入西南的“联治派”。不过当时的陕西局势对陈树藩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为陕北有靖国军，是于右任所率领，陕南有郭坚的陕西民军，使西安陷于两面夹攻之中。

    同时，直系调遣第十一师冯玉祥部取道潼关，第七师吴新田部取道荆紫关，配合第二十师阎相文部，迅速开往陕西。

    直系和靖国军成立了合作驱陈的协定。陈树藩在这种绝望的情势中，只好作下台或者困兽斗的打算了。他一方面要求北京政府发清欠饷，并将所部改编为四师三混成旅作为下台的条件，另一方面准备进行抵抗，如果抵抗失败，即拟逃往汉中，与刘存厚的川军联合，保守陕西最后一隅之地。

    7月初第七师由荆紫关进占武关、龙驹寨，第十一师由潼关直趋渭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西路游击司令郭金标都背叛了陈树藩，所以7月7日第二十师推进到离西安二十里的坝上后，陈便率部退出西安，经过咸阳、兴平、郿县、新口子退往汉中。陈出走时，携带了行李箱篓三千多件，连督军署的玻璃地板都被撬开带走。

    陈离开西安前，曾对陕西父老放声大哭，自称做了几年的陕西督军，依然是个穷光蛋，自问对得住地方。可是他的亲信对人说，他所搜刮的财富也有500万之多。

    阎相文接任陕西督军，陕西局势显得安静了。他号召陕西民军踊跃到西安来接受改编，于是在陕南的民军首领郭坚首先响应，由凤翔到西安接洽受编，8月13日冯玉祥和吴新田在西关讲武堂设筵欢迎郭，郭欣然赴席，杯酒交欢之际，忽然一声号令，伏兵齐出，立即把郭推至校场斩首，并且把郭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钟楼上示众。

    意外的是在8月23日，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忽然吞服鸦片自杀身死，据说他在衣袋中留有遗书，略称：“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省，所以无颜对三泰父老。”这封遗书颇近似江苏督军李纯，不过传说阎不是自杀的。2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署陕西督军。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取消靖国军，10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胡为暂编陕西第一师师长。

    陈树藩逃往汉中，与刘存厚取得联系后，曾先后改称“陕西护法军总司令”和“西北自治后援军总司令”。到11月16日又被迫退出汉中，由茅坝口逃往陕、鄂、川三省边境平利、城口、镇坪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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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唐继尧重返云南

    当唐继尧被顾品珍赶出云南后，到了广州，受到孙中山隆重的礼遇，国民党盛大的欢迎，孙希望唐继尧能放弃地盘观念，革心洗面作一个革命党人。这时，孙急需一位有声望、有军事知识的左右手，如果唐继尧当时真能投效孙领导的革命阵容，那么他就可能成为第二号人物。然而唐继尧自己有自己的打算，当唐抵广州后陈炯明和唐有过一次密谈，劝唐要收复云南地盘，抓住军队。陈的话表面上好像是对唐的关怀，实际上陈很怕唐留在广州，因为唐是个军人，又在护国讨袁之役立下了大功，因此唐如留在广州，陈炯明是有如芒刺在背的。所以陈向唐表示，劝唐一心一意回云南，如有需要陈支援的地方，陈愿竭力相助。陈这番话与唐的本意符合，所以唐虽然身在广州，而心却在云南。

    唐仓皇离滇，从昆明出走时，他的实力并没有受损，只因为当时顾品珍率军突然进袭昆明，唐的军队不及回援，但实力并未受丝毫影响，因此唐抵广东后，便将自己可靠的军队陆续由云南调到广西。孙中山讨伐桂系就使用了这支部队。这时孙辖下的滇军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李烈钧所统率的，原来驻粤的滇军，驻防桂林，将领有朱培德、杨益谦、张怀信等；另一部分便是唐继尧调出来的滇军，驻防柳州、庆远，将领有李友勋、胡若愚等。这两部分在名义上都归李烈钧以“滇黔赣联军总司令”名义直接统率。孙在桂林组织大本营之前，曾多次电召唐继尧到广西就大本营参谋长一职。唐不愿就，打算率领上述的两部滇军回师云南，驱逐顾品珍。唐表示在他逐顾后将联络川黔两省担任北伐军的左翼。唐的这个打算孙完全不同意，认为唐没有革命远见，回师云南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动，同时抵消了北伐计划，因为滇军是北伐军的主要力量，粤军由于陈炯明的态度而不能使用，孙寄望最大的就是滇军，现在唐要带走滇军，岂不是完全影响北伐计划。

    唐曾把他回师云南的打算和李烈钧商量，李烈钧则不赞成。李以前做过江西都督，民国2年二次革命失败，被迫离开江西，现在北伐第一目标就是江西，李何尝不想北伐，以实践自己愿望，现在如果滇军被唐带走，北伐行动就告稽延，他回江西的希望岂不是也落空了。

    10年10月下旬，孙中山在梧州，唐继尧忽然改变了态度，愿意到广西就任大本营参谋长，孙大为高兴，极表欢迎。哪知这却是唐的姿态，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秘密电委杨益谦、李友勋和胡若愚为靖国联军第一、二、三路司令。接着李友勋等发表通电，拥唐复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原来唐不是到梧州来就任大本营参谋长，而是来抓这两支滇军的统帅权。杨益谦也受了诱引，10月24日由桂林向柳州移动，与李友勋、胡若愚两部会合。李烈钧得到这个消息，立刻解除了杨益谦的滇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兼“援桂”第二路总指挥，并派朱培德前往招回杨益谦的部队。唐继尧因为事机败露，不好意思再见孙，等到孙由梧州动身到桂林后，他才由香港启程往梧州。12月5日，唐继尧抵达梧州，孙派胡汉民邀请唐先赴桂林一谈，唐置之不理。9日唐径赴柳州。

    唐的回滇计划，是得到陈炯明积极支持的，因为唐不支持孙中山，孙的力量就薄弱多了，何况滇军回滇后，两广就成为陈炯明的天下。

    唐继尧除了集中两广的滇军，同时对于云南方面也有策划，云南的巨匪吴学显，在通海、马尾寨、云龙山一带啸聚了1万多人，唐派人前往收买，委吴为宣抚使，作为内应以牵制顾品珍。

    在昆明的顾品珍获知唐继尧要回师云南，遂于11月2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拒唐。本来顾品珍是反对孙中山做非常大总统的，可是现在则改变了态度，他打电报给孙称孙大总统，并于11月18日派杨希闵、杨蓁、金汉鼎为云南北伐军第一、二、三路司令，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司令，自己愿意统率这些军队参加北伐。其实这也是姿态，顾并不是真心想参加北伐，而是带兵迎敌唐继尧。

    12月24日唐继尧行抵柳州，柳州驻有滇军李友勋、胡若愚两部，黔军谷正伦、胡瑛两部。黔军不愿与唐合流，往桂林移动，以避免和唐火并。

    11年1月16日，顾品珍派金鼎汉代理云南总司令，把昆明后方交付给金，自己改称北伐军滇军总司令，准备出发拒唐。顾金举行交接仪式时，顾突然宣布了滇军第一路军司令杨蓁的罪状，指责杨曾与巨匪吴学显勾搭，致使吴匪逃出了省军的重围，现在又要挟军饷30万元，态度非常恶劣，因此当场将杨蓁扣留，并派滇军第二路司令杨希闵接收第一路杨蓁的职务。这是顾品珍率军拒唐前的整肃行动。

    杨蓁是顾品珍的嫡系，为什么顾品珍却要整肃杨呢？据说杨蓁打算乘顾金举行交接仪式的时候暗杀金汉鼎，以便取而代之。滇军共有七个混成旅，金汉鼎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杨蓁是第三混成旅旅长。他们都是从四川回来的，在四川时，杨蓁是顾品珍手下的支队长，金汉鼎则是赵又新下面的支队长。顾品珍这次不派杨蓁代理总司令，而派金汉鼎代理总司令，杨蓁心中当然非常不满。

    当云南传出了唐继尧要回云南的消息时，云南内部的军官们有一种秘密结合，打算一方面拒唐回来，一方面把顾品珍推出去，这样便可以产生许多新的升迁机会，传说杨蓁就是领袖。

    顾品珍和金汉鼎扣留杨蓁后，本想将杨置于死地，但因杨的部队占领了六城城楼和圆通山，将从山上开炮轰击云南军总司令部，顾、金两人为了投鼠忌器，只好将杨予以释放，派为代表命其赴广西接洽，并赠以旅费2万元，由驻昆明的英国领事监护出境。

    11年1月21日，唐继尧升任李友勋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军军长，杨益谦为第四军军长。由于黔军谷正伦旅，阻止唐军向北假道贵州入滇，因此唐军只得改向西进，分作两路，一路由百色进攻剥隘，一路假道贵州兴义进攻师宗。

    唐军行动时，在庆远、怀远、河池、东兰、凤山一带遇到了漫山遍野的桂军残部，展开了夺枪的大混战，唐的重要干部，第一军军长李友勋在混战中阵亡，于是唐提升李部的前敌司令龙云为代理军长。龙云后来成为唐继尧的继承人，统治云南18年，这一次的升迁关系最大，因为他由此而成为唐下面最重要的几个军事将领之一。

    2月20日唐军进抵泗城。2月23日孙中山发表通电痛斥唐继尧“擅设总司令部，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云南、贵州、广西各省当局“迅即严行制止，勿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

    金汉鼎接任云南总司令后曾有密电向唐继尧表示好意，金的姿态是想促进唐顾合作，拥戴唐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顾品珍为副总司令，让他们两位都在外发展，不要回到云南来争夺这块地盘，使云南成为战场，縻烂地方，让父老受惊。同时金又透过他的好友丁石生向孙中山表示拥护。丁石生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和吕志伊同为孙最信任的同志，当时在昆明担任《云南日报》社长。

    唐继尧率军急进，按照原定计划，派田钟谷率领一部分军队向北由兴义进攻曲靖，自己率领一部向南由剥隘直趋广南。2月28日唐军占领广南。

    云南方面，顾品珍亲自率军拒唐，在宜良设立大本营，派第一路司令杨希闵防守师宗、罗平，抵抗由曲靖进攻的唐军。派副司令张开儒率领第四混成旅旅长杨如轩、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两部由蒙自、开远东行抵抗由广南进攻的唐军。

    两军还未接触，顾品珍方面已发生了意外，那是在杨蓁方面。原来杨蓁虽已解决，可是他的部队却并不完全听命于杨希闵，所以第一路军开抵师宗后，就发生内哄，杨蓁旧部赶走了杨希闵，推举第一路军参谋长周永祚为第一路司令，同时宣布这支部队在唐顾战争中保持中立。

    滇南巨匪吴学显在临安、蒙自、开化一带响应唐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率军剿讨，不料与吴学显部激战时竟中弹身亡。

    3月7日唐军占领开化，顾军方面的张开儒退守蒙自。唐军与吴学显部配合向张部压迫，张部退守阿迷。13日唐军进占蒙自。顾品珍率军亲自反攻蒙自，怎奈顾军士无斗志，军心瓦解，甫与唐军接触，即告败北，顾品珍乃退守天生关。

    3月25日，吴学显部向顾军突袭，天还未亮他就把顾品珍的总司令部包围，顾措手不及，仓皇应战，众寡不敌，顾品珍本人与将佐20余人均被乱枪打死。

    当唐离滇时，有心腹军队王浩修、何世雄、习自强三团留在昆明未带走。王浩修是金汉鼎的把兄弟。顾入昆明后，金汉鼎向顾力保这三团不会发生意外，可是在唐进入云南，顾军败讯频传时，这三团巡自开往迤西一带，宣布独立，而唐军这时也从东南两路逼近昆明。

    金汉鼎在昆明也抵抗不住，乃与迤南巡阅使罗佩金离开昆明向安宁、禄丰逃走。

    3月24日，唐继尧率胡若愚部占领昆明。

    25日金汉鼎、罗佩金在镇南被另一股为唐收编的迤西匪首小洪部冲散，罗佩金未及逃脱被逮，他们用烂泥涂在罗佩金的身上，叫其站在烈日之下，逼罗交出财物来，于是罗便这样被折磨而死。金汉鼎狼狈地渡过金沙江，取道会理逃往重庆。唐继尧闻悉顾品珍、罗佩金遇难，很是惋惜，下令予以礼葬。

    当唐军已在返滇途中，顾见军心动摇，没有人能抵御唐军，同时风闻驻南防的第二卫戍司令金汉鼎与唐暗通款曲，因此他不得不挺身自任，率军抗唐。同时为了羁縻金汉鼎，便把云南总司令兼省长让给金。可是顺得姑情失嫂意，由于太衍敷金，却把自己的老干部杨蓁迫反了，这一来顾军方面即陷于四分五裂的情况中。

    顾品珍方面既如上述的军心涣散，四分五裂，唐继尧方面则个个抱回乡决心，战意旺盛，因此两军不需要接战，胜负之势已定。

    唐继尧在云南军人中堪称文武全才，他的书法和诗词都可称道，在他这次离滇回滇期间，曾有好多记实诗，特抄录如下：

    （率靖国军出滇宣威道中）苦战频年欲罢兵，无端狐鼠又纵横，众擎扶厦忧倾侧，小补医创负治平，输挽队犹烦驿路，弦歌声喜听山城，往来六载曾何补，惭愧壶浆有送迎。风驰小队出郊东，日飐旌旗白映红，岂有壮夫难搏虎，当传女子奋当熊，千年古国关心远，一粟浮名放眼空，自是良知天可质，斗间浩气入长虹。

    （旋滇宣威偶成）父老香花夹道迎，门旗影里湓歌声，七年粗信即戎教，百战敢矜常胜名，天日恩光无远近，河山气象自纵横，去年风景重回首，杨柳依依送我行。

    （沾益）朔风吹送过山城，百里郊原入望平，几处军书回雁讯，有时雄剑作龙鸣，警迷自是资先觉，敌忾勿忘励后生，行馆挑灯聊觅句，忙中也复寄闲情。

    （黑龙潭养疴）秋来何事有龙鸣，小视神州削要平，亚陆风云原是幻，欧洲波浪不须惊，他年放胆重经国，此日开诚且治兵，日驭回天鞭有力，问心吾自励吾生。

    少年未醒浮云梦，亦复雄心赋大风，柏志弥坚寒岁节，花开不减旧年红，模王范帝今犹昔，锁利缰名色是空，睡起披襟狂笑傲，一竿烟月钓潭龙。

    饭罢从容理钓舟，浮生大梦尽风流，频年悲悯人空老，举世沉沦杞独忧，热血不禁真爱国，冷心翻笑假封侯，静观一悟曲肱乐，身在天风最上头。

    江山放眼谁为主，大地茫茫任我行，事业英雄宁有种，功名王霸总无情，千章老树饶生意，百尺寒潭订旧盟，举世由来平等看，誓凭肝胆照苍生。

    章太炎在昆明时，曾给唐有联：“愿君恢霸略，不必讳纵横。”唐自书另一联以明志：“千载唯推文叔量；三分宁是武乡心。”

    唐继尧这次回滇，曾有两道通电，第一道通电是在广西所发，电云：

    “继尧息影海滨，久甘肥遁，乃承同志诸公一再以大义相敦勉，并据在桂滇军将领以统驭无人，吁请出而主持，自维闲退之身，谬承推许之雅，国家多难，敢暇逸以自安，风雨同舟，愿艰难之共济。兹经溯江来柳，暂于该处设置总司令部，并赴各地慰问诸军，力加整顿，期随诸公之鞭弭，共策国事之进行。”

    第二道通电是回滇时所发，电云：

    “吾滇父老苦兵役久矣，频年征戍，杼轴告空，远道旋师，露惊斑白，兴言疾苦，已饥溺之萦怀，往事追维，弥抚衷而内愧。忆自援黔返旆，服务乡梓，以德薄能鲜之身，受三迤人民之托，惧滋陨越，夙夜兢兢。不幸遭时多故，屡岁兴戎，转饷征师，烝人劳止。虽国家存亡所关，势非得已，而念及斯民憔悴，情何以堪，驯至情势壅隔，内政濅流，庶事纷繁，措施多误，事或失察，而重为烦扰，任或非当，而横肆侵蟊。凡兹种种，罪实在尧，以是怀惭，时思引退，去岁顾前军长率师返里，兵逼省垣，并布方针，与民休养。继尧深惧地方之糜烂，且喜继任之有人，虽遁世以终身，实平生之素愿，遂乃金碧让贤，玄黄销劫，拂衣渡海，借遂初心。去滇以来，闭门独处，永言思咎，愧悼益深，方冀该前军长惩前毖后，除旧布新，既畀职权，当臻上理。乃迭据内外各军将领暨滇省各界人民沥陈滇乱日亟，祸迫燃眉，火热水深，岌岌不可终日，泣请设法救援。并以大义频相敦勉。蜡丸书至，父老之血泪皆枯，噩耗迭传，六诏之人民何罪？继尧恸念滇事至此，殊非所期，既为执政者惜，尤为蚩蚩者哀。揆诸让政之初，心诚滋痛，律以春秋之义，咎益难辞，傥洁身以避嫌，将一误而再误。苟亡群而独善，益负疚以无穹。用是裂荷焚芰，剑寝屡皇，啼泣陈师，救民水火。夫上智消祸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初兆。念不能弭祸于机先，复不能慎终以图始，尧实不德，人则何尤？乃匐匍而救凡民之丧，即弥缝而补从前之过，缨冠急难，义惟迫于救乡，定倾扶危，谨当竭其棉力，特布悃诚，即维公鉴。”

    唐继尧回昆明后立即恢复政权，并任命胡若愚为滇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龙云为第三军军长，张汝骥为第四军军长，李选廷为第五军军长。胡若愚兼迤东镇守使驻昭通，龙云兼滇中镇守使驻省城，张汝骥兼迤西镇守使驻大理，李选廷兼迤南镇守使驻蒙自。张汝骥是从胡若愚的第三军中提升出来的。

    顾军溃败后，其残部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公推张开儒继任北伐滇军总司令，由贵州盘县开往广西庆远，与李烈钧部滇军会合。

    唐继尧率师回滇，兵行迅速而顺利，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督滇近十年，其故旧袍泽都遍布云南，人心思唐，所以听说唐军旋滇，便奔走相告，争相迎迓。

    至于顾品珍呢？他的失败是可惜的。当他初返云南，接长军政大权时，他曾请教他的一位好友丁石生，丁氏当时担任《云南日报》社长，顾请丁告诉他治滇的要诀，丁氏给顾八个字要诀：“开诚布公，休养生息”。并且补充说：“开诚布公是政治原则，诸葛武侯治蜀就是标榜开诚心布公道。休养生息则是针对当前云南的现势，由于云南自护国讨袁以来，年年用兵，元气大伤，蓂赓（唐继尧）因情势所迫，无法收缩军队，滇军既不能逐鹿中原，势必有阋墙之争，于是民不聊生，饿莩载道，今天如果整顿内政，增加生产，藏富于民，休养生息，就是百世功业，如果唐氏仍要回滇，亦不必与其相争，所谓争一日功不如争万世功，争一日名不如争万世名。”

    顾品珍开始时接受了丁石生的建议，宣布军民分治，整顿内政，不问外事，闭门建设。然而时日一久，故态复萌，各县县长大批调动，均委他的旧部军人出任，吏治比唐时期还要糟三分。

    导致顾失败的，是剿匪，匪本来就是民，有的是恶民，有的是被官吏所迫，铤而走险，加上云南交通不便，匪容易存在而难剿讨。唐继尧时代抚剿兼施，一方面剿讨，一方面招抚。当时云南巨匪杨天福、吴学显等都被唐招抚到昆明，恩威兼施，所以唐时代，云南匪患还不严重。顾品珍主政后，一反唐的作为，先诱杀了杨天福，杨天福被杀后，吴学显自然有兔死狐悲之恸，因此逃至滇南，啸聚近万人，以拥唐反顾为号召，同时杨天福的旧部也集合数千人，声称为杨报仇，在滇西作乱。一时匪患大炽，昆明城郊附近都有匪踪，行旅为之裹足。

    更糟的是顾的部下并不完整，他从四川率领滇军回师云南，这支滇军并不完全真心诚意拥顾，只是大家在四川立足不住，风雨同舟，回云南求生存，他不像唐那样有干部，有自己一手培植的军队。加上他的部下回滇后都以为江山在手，多年辛苦远戍在外，如今要享几年清福，于是争权争利，谁也没有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的朝气，这一来遂使顾品珍的政府在滇人心中大为失望，因此唐继尧三字重新被滇人怀念，大家厌顾之余，便均盼望唐早日旋滇。

    唐胜顾败的关键即在于此。

源济

一八一、湖南谭、程、赵之争

    湘军自纵驱逐张敬尧，南北战争忽然变成北与北战，南与南战的大混乱之局。执北洋牛耳的皖系被一个撤防北归的小小师长所打倒，西南声势最大的桂系也被闽粤边境一支孤军所推翻，任何武力不足恃，越是武力大的人，越容易被打倒。对湖南人来说，触目惊心，犹有余悸。因为湖南久作南北战争的战场，一胜一败之局，谁也不能征服谁，结果湖南便在兵荒马乱的拉锯战中，人民生命如草芥，人民财产如粪土。

    谭延闿出长劫后的湖南军政，他能把握最高的政治原则，不再以兵事困扰湘人，他和赵恒惕宣称湘军任务以驱张为止，不卷入南北漩涡，并主张闭关自守，请南北均勿驻军湘境。就谭延闿背景来说，早年由咨议局议长参加革命，是立宪派人物，后来几度督湘，迄南北战争，他的政治渊源多少和桂系有关，湘军驱张，桂系也暗中支持，不幸驱张成功后，桂系竟在两粤失势，对谭无形中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驱张一役，湘军从北军中夺得大批枪支，吸收人民武力扩编为形形色色的部队，以湖南人的勇敢善战，如果内部团结起来，不要说北洋派不敢正眼相觑，就在西南各省中，也算是强大的武力。可是湘军并不团结，驱张成功后，变成了三分天下，谭延闿、赵恒惕和程潜鼎足而三，三派各有势力，这就吹散了湘军中兴的美梦。

    9年9月，湘军一度整编，除正规军第一师外，共成立了12个防区司令：

    第一区司令吴学剑，驻宝庆。

    第二区司令张辉赞，驻湘乡。

    第三区司令谢国光，驻衡阳。

    第四区司令罗先闿，驻永州。

    第五区司令刘叙彝，驻洪江。

    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驻醴陵。

    第七区司令陈嘉祐，驻郴州。

    第八区司令蔡钜猷，驻沅陵。

    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驻芷江。

    第十区司令李韫珩，驻澧县。

    第十一区司令林支宇，驻常德。

    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驻平江。

    在以上各军区中，第六军区最有实力，是属于程潜的，第一、二、三、七、十二各军区司令均属谭延闿，四、五、八、九、十、十一各军区则无所属。

    军区制使湖南变成一个小国家，各县用人行政均操于各军区武人之手，武人认为驱张一役是他们打出来的天下，他们当然不把省政府放在眼中。

    谭延闿四次督湘，遇到的是兵骄将悍、财政困难、军饷无着的局面。谭是文人出身，驱张一役则是军人的功劳，因此他们对谭就有不敬之心。他们在军区内不只是行政权操于己手，连地方税收也要支配，省政府无权过问。因此，谭的号令不出省门，他所用的民财各长，也受武人的干涉。谭在民国初年，曾说过：“省长是督军的媳妇”，可是现在他做了督军时竟变成各地方军人的媳妇了。

    正因为此，谭才想整军和裁兵，而整军自然引起地方军人的不满。

    裁兵过程中，只有第七混成旅长兼第四区司令罗先闿自言实力仅有一团，愿降任团长或退位让贤。罗从军50余年，本是老行伍出身，他平素宽袍大袖，手持烟管，与兵士同桌而食，同室而寝，乘火车总是坐三等，完全是个教书老夫子的模样。

    他的言论一发出，湖南人均尊他为模范军人。赵恒惕推他为点验枪支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委员会就是主持裁兵的一个临时机构。湖南人都赞成裁兵，可是对这位自动要求裁兵的老将军却又不愿意让他裁，纷纷电请省政府挽留他。

    10月间，湘西发生了新风云，前常澧镇守使王正雅之子王育寅因父亲遇害，宣称起兵报父仇，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推林修梅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修梅本是谭延闿旧部，且为谭派健将，却因裁兵事也对谭表示不满。谭在长沙听说湘西不稳，乃派兵讨王，却不及林。湘中的将帅均与林有旧，人人按兵不动，谭不得已派他的嫡系第一旅长宋鹤庚往剿。11月平江又有兵变，平江是第十二军区，军区司令萧昌炽被杀，这对谭也是很大的打击，因为萧原为督署副官长，极得谭的信任，谭不得已，又调李仲麟就近往剿，怎知李仲麟却阵前变节，与变兵合流，李部团长张振武于11月21日发表马电促谭下野。

    谭的基本部队有调动的，也有离省太远的，而在平江号称兵谏的李仲麟部却朝发夕至，22日即开到了省垣近郊。23日谭在督署召集军政各界联席会议，谭延闿首先痛哭流涕，赵恒惕也泪眼模糊，他们都不愿见干戈重起，地方糜烂，而与会的人又都面面相觑，没有一个自告奋勇地愿意带兵出去抵抗变兵。

    会议除了流泪脸对流泪脸，没有任何结果，谭发表漾电宣布废督，推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咨请省议会改选省长，新省长未产生前，谭暂任省长。

    这时候的湖南，就像春秋时代的郑国，介于南北之间自成一国，自治及制定省宪，不受南北政府的号令。

    湖南省议会是一省民意的最高机关，开创民选省长的先河。

    倒谭的是程潜一派欲取长沙，谭延闿想利用时间外召勤王之师，程派当时不给“谭婆婆”这个机会。程派将领便都在长沙城外鼓噪起来。11月24日谭召开第二次军政联席会议，有一位将领站起来说：“畏公（谭的尊称）表示高蹈，他是一位全国的伟人，不是湖南一省的伟人，我们不能以私情违反他的意旨，这次的会，我们一方面欢送旧总司令离湘，一方面欢迎新总司令就职。”

    新总司令是赵恒惕，他于25日就职。省议会选举林支宇为临时省长。谭延闿则于27日悄然赴沪。谭夫人原住上海，以难产致死，谭曾派人迎柩回湘，迎柩轮和送谭轮相遇于城陵矶，只能抬手示意，其后谭写信给朋友说：“存者殁者背道而驰，世间伤心事无逾于此者。”

    12月4日程派将领又闹饷倒赵，赵电广州举程为军政府陆军部长，孙中山复电云：“部长已任竞存（陈炯明），盼颂云（程潜）屈就次长。”12月24日，赵恒惕以开会为名，将程派将领李仲麟、瞿维臧等八人杀害，程潜派在湘势力为之瓦解。

    李仲麟之死，结束了湖南省内谭、程两派的明争暗斗，李的部队驻扎醴陵亦于李被杀后予以解决。湖南局势在赵恒惕控制下，总算安定了下来。

    谭延闿怀着万分悲恸的心情去了上海，自从民国6年南北战争以来，湖南就变成南北兵争的焦点。谭延闿也几进几出长沙，他虽称文武全才，究竟文事重于武功，在湘省内争中，他需要倚赖军人的支持，赵恒惕是支持他的，可是水涨船高，赵的部下希望赵能主绾一省军政，因此赵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负起了湖南军政省长的责任。

    赵主持湘省军政后，整军图治，扩编湘军为两师五个混成旅：

    第一师师长由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升任。下辖第一第三两旅，旅长由团长贺耀祖、唐生智升任。

    第二师师长由第三旅旅长鲁涤平升任。下辖第二第四两旅，旅长由团长刘铏、邹序彬升任。

    另以叶开鑫为第一混成旅旅长，赵钺为第二步兵旅旅长，张辉赞为第二混成旅旅长，谢国光为衡阳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陈嘉裕为第四混成旅旅长，吴学剑为宝庆镇守使兼第五混成旅旅长，蔡钜猷为长沅镇守使兼第七、第十两旅旅长。

    湖南的变局是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之争，首先是程派军人发动政变逐谭下台，赵在政变中取得了总司令地位。程派倒赵失败，谭赵两派本是一系，在反程战线上更是一致，不过当程派势力被铲除后，谭赵两位虽无芥蒂，可是下面的人则因利害关系而水火不容了。

    谭派军人中最有计谋的，是张辉赞。他曾经公开建议驱逐在湖南的政学系和孙系（指孙中山）政客，并且秘密建议采取“清君侧”的手段逼赵下台。但是赵系的叶开鑫兼任长沙戒严司令，赵的军事力量控制着长沙，如果从外面调兵进省来发动政变，就会引起湖南的内战，而湖南发生内战，北洋军就会乘机侵入，因此谭派军人不敢动手。

    10年春天，张辉赞利用父亲做寿的机会，集合谭派军人举行湘潭会议，决定发动推倒临时省长林支宇的政治运动。林和孙中山有连系，在谭赵两派斗争中保持中立，不是谭派的主要敌人，但是谭派准备推倒林后，就可以迎接谭回来做省长，然后再驱赵下台，所以他们决定先推倒林，从剪除赵的羽翼入手。

    湘潭会议后，谭派的主要军人宋鹤庚（谭军第一师师长）从湘潭回到长沙，当面痛骂财政厅厅长姜济寰筹饷不力，又和张辉赞联合起来，借口禁烟问题攻击政务厅厅长冯天柱，因此姜冯二人均不安其位而被迫下台。林支宇知道这是对自己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此于10年3月5日留下一封致省议会的辞职咨文，挂冠而去，秘密离开了长沙。

    林出走后，赵恒惕知道这是谭派先驱林再倒赵的二部曲，维持林的省长，是第一线防守计划，于是立刻派人四出追林，可是林去意甚坚，早已取道汉口转上海，赶之不及。

    3月7日湘军总部举行军、政公团联席会议，讨论省长问题，曾名列洪宪六君子之一的胡瑛（湘省矿务局协理）表示：“湖南临时省长一席，非由德威兼重的赵总司令兼任不可”。

    4月6日湖南省议会推举赵恒惕兼任临时省长。

    正是这个时候，由四川退抵贵州镇远的李烈钧，把他所属的滇军开进麻阳、黔阳、会同三县，和湘西防军田镇藩旅发生冲突。并且在占领区内包运鸦片。滇军假道入境及其破坏行为，湖南有进行武力制止的必要，不然将会严重地影响湖南的自治地位。因此宋鹤庚、谢国光、吴学剑联合推荐叶开鑫为讨伐滇军的总指挥，又保荐张辉赞代理长沙戒严司令。

    谭派军人想在驱逐滇军的行动中乘机攫夺长沙，赵恒惕自然不会上当。

    湖南谭赵之争酝酿了好几年，赵恒惕在他答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访问时曾对此表示遗憾，他叙述他对谭的印象，以及和谭之间的冲突，他说：

    “湘军隐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如唐生智、贺耀祖等是；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弁目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吴学剑、鲁涤平、蔡钜猷、陈嘉祐、谢国光辈是。省宪实行以来，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

    ………………

    谭公如不图利用旧派为政治资本，则新旧冲突可以避免。谭公如先拉拢新派军官，战争亦不致发生。……萁豆相煎，兄弟阋墙，余心中之愧恨，实无以言喻，固不独对谭公一人而已。

    谭公记忆力极强，掌故熟悉，对古今名人名、讳、别号均过目不忘。除勤习书法外，别无嗜好。惟于政治极感兴趣。余每谓谭公为极适合之行政长官人才，盖别无旁惊，专心一志于政治。担任总统幕僚长，尤为一等脚色，当任广东大元帅之秘书长，卓著功效，其后遂任国府主席。下笔既敏捷，又长于周旋应对，且精力过人，能同时会客、批公文、听电话，八方应付，面面俱到。

    谭公之性格极圆融冲和，待人亲切而周到。余曾隶蔡（锷）公，蔡公亦敏达，且勤奋细密；但对人绝不敷衍，作事最重计划步骤。

    谭公之克己功夫，极难能可贵。三十余岁丧偶后即未续娶，有人介绍续弦，谭公辄笑却之。任湖南都督时，所着之布鞋，系太夫人手制，其俭朴类此。

    谭公待余甚厚，示能报答于万一，为终身憾事，亦因谭公信任余太深，致招人忌。余对谭公忠心耿耿，即有毁余于公者，余意公决不之信，后张子武（其锽）先生特来告余，谓谭公颇为人言所动，余初亦坚谓不致有此，其后征之其他事实，亦觉可信，始悔当时未能请子武先生赴沪晤迎谭公，是一遗恨。因子武为谭公与余最信佩之人，且其智慧甚高，必有方法达成之也。

    余上谭公书数十通，可以证明余当时之真意（该项函件为张礼文先生所得，并由张君剑芬持以赠我）。至于谭公赐我之书札应在百通以上，因在湖南军事期间，尽行失去，至可惋惜。……”

    政治人物常有一时恩怨和利害影响友情，可是，事过境迁，当时是非已成空，追想交谊，已难补效，谭赵的离合悲欢正是一桩很好的例证。

源济

一八二、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北伐

    桂系退出广东时，赵恒惕出任了调人，劝陆荣廷宣布广西自治，并愿劝陈炯明勿攻广西，主张两广因“志同道合”而永息争端。10年3月13日陈炯明通电赞成赵的意见，并保证“两广一家，不生兵戎”。3月19日陈又以督军名义（这时西南各省都改督军为总司令）致电广西督军谭浩明，表示愿与桂军“各守边防，毋相侵犯”。

    陈炯明向桂系军阀表示友好态度时，正是孙中山主张讨伐“桂贼”的时候。当孙看到陈炯明那些“友好”电报时，大为光火，气得摔了一个茶杯，打算不理陈炯明，派遣唐继尧为“援桂军总司令”，以滇军为骨干，由滇黔进攻广西，自己则亲率一部分效忠的粤军进攻梧州，和滇军会师桂林。

    桂系本身也有极大的矛盾，以前桂系占有广东时，广西内部相安无事。因为桂系的能干人物都向外发展，各有局面，各有千秋。现在大家都退回广西，一个贫瘠而落后的家乡，怎容纳得下这么多大脚色。于是问题丛生了：军饷是第一个问题，防区是第二个问题，权力是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权力问题解决，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在桂系中，陆荣廷是顶尖人物，陈炳焜、莫荣新、谭浩明都做过督军，沈鸿英也有做督军的野心，现在一山藏了这么多只大老虎，如何安排呢？

    形势上的需要，桂系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武鸣派，以陆荣廷为首；一派是柳州派，以陈炳焜为首。两派表示在这大变局中合则存，分则亡，合的途径是武鸣派愿意帮助柳州派向外发展。一方面向北京政府保荐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一方面集中1．5万人在梧州，准备反攻广东，打下广东后即将广东地盘让给他们。

    这当然是如意算盘，老实说如果能反攻广东，当时桂系也不会退出广东了。陆荣廷这时的打算是和以前失去广州的龙济光一样，想依赖北京方面的援助，催促北洋派三路出兵“援粤”。这三路是：陈光远从江西出兵，李厚基从福建出兵，另派海军南下。

    这时代最有趣的名词便是“援×”，如广东方面要讨伐广西，就组织援桂军，广西方面要进攻广东，也组织援粤军，这里的“援”字就是“侵”字的意义。

    桂系除了催促北京三路援粤而外，还要求接济军饷。在北京方面，三路出兵简直办不到，只好支援一批军火，让桂军有充足的械弹以重整旗鼓。不幸的是当这批军火由日本货轮小山丸装运出口时，船还没有开出上海的吴淞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予以扣留。

    原来皖系这时是暗中和广州军政府有连系的，这就是一次合作的具体行动。

    陈炳焜得到陆荣廷的鼓励后，便积极筹备反攻广东，把兵力在梧州集中，这种行动，对陈炯明起了刺激，陈炯明本希望粤桂和平共存，相安无事，现在则是“我不犯人，人竟犯我”。不过他却幻想和陈炳焜成立“粤桂息争条约”。怎知陈炳焜却在梧州宣布为军事戒严区，这很显明地是为了侵粤，因此陈炯明也把西江自肇庆以上宣布为军事戒严区。

    不过陈炯明依然对桂系存有幻想，希望陆荣廷会支持他的“粤桂和平共存”主张，可是陆荣廷却宣称：“陈竞存（陈炯明）哪一天把孙文驱逐出粤，我就哪一天和他弃怨修好。”

    现在，桂系中最有实力的是沈鸿英，他有42营兵力，他是广西雒容县（今广西鹿寨县境内）人，和莫荣新是亲家，属于柳州派，与武鸣派的马济积不相容，马济是武鸣派的健将，是莫荣新的义子。

    陈炯明既不愿意对广西用兵，于是派翁式亮为密使，到广西平乐去见沈鸿英，劝沈驱逐陆荣廷，攫取广西军政大权，宣布广西自治，愿以军费、军火相助。沈鸿英果然被说动，于是答应了陈炯明的条件。

    到了6月上旬，曾被粤军收编的桂军残部又在高雷钦廉地区倒戈反粤，接着遂溪、廉江也有民军揭竿而起，沈鸿英又受陆荣廷的拉拢，认为广东有隙可乘，应该向广东发展。6月13日沈鸿英派兵由贺县侵入连山、连县、阳山。北江防军李烈钧旧属赖世璜、李明扬等部都败退到韶关来。当北江败讯陆续传到广州时，陈炯明采取了紧急行动，派第一师师长邓铿为北江总指挥，率军抵抗沈军，并调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部保卫广州。

    粤桂战火重燃，于是陈炯明乃根据湘粤联防条约，请求湘军出兵进攻桂林，捣袭桂军的后路。陆荣廷也根据多年来湘桂同盟的关系，派林虎到湖南，请求湘军出兵北江，助以一臂之力。这使到尚未恢复元气的赵恒惕为之左右两难，他不希望西南方面兵戎相见，再启战端。于是他发起邀请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共同调停粤桂战争，并请广西宣布自治，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的态度。

    赵恒惕的建议只获得四川的刘湘表示同意，而云南和贵州都没有答复，原来云南的顾品珍因为唐继尧部下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已由迤南开入广西边境，为了共同对付唐继尧，他曾和陆荣廷建立了秘密同盟。贵州卢焘则因为陆荣廷收容了贵州“逃将”王华裔，已派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开入黔桂边境，与陆荣廷处于敌对地位。因此赵恒惕的四省联合调停粤桂战争的计划遂不能实现。

    王华裔是在刘显世失败后逃去湘西，又被假道湘西的滇军赶走，逃入了广西北部。

    陈炯明再度被迫作战，他在粤闽边区驻防时，孙中山一再要他率军回粤，他不答应。直到广东的桂系要出兵打他，他才下了决心回粤驱逐桂系。现在他无意攻桂，孙中山怎样敦促他，他总是推三阻四。直到桂军要进攻广东，才迫他顺从孙的意旨，决心讨伐桂系。

    6月18日孙中山下令对广西总攻击。6月20日陈炯明出发到肇庆，26日孙发表命令，派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同一天，陈炳焜部将刘震寰响应粤军，宣布独立，这一来使得陈炳焜、莫荣新、韦荣昌等无所措手，匆匆忙忙地逃往浔州，粤军遂不战而克梧州。孙发表刘震寰为桂军第一师师长。

    陆荣廷并不重视梧州的陷落，他叫沈鸿英进攻莫德、三水，又叫林俊廷等迅速由高雷一带北进。这是双管齐下的军事计划，不但可以直接威胁广州，而且可以截断梧州粤军的后路。可是沈鸿英看见形势不利，就不肯接受陆的命令，他暗中请赵恒惕转达陈炯明，愿意宣布自治，履行以前的条约。陈炯明这时不敢相信他了，粤军马不停蹄地向广西深入。北江粤军一路由信都、贺县包抄沈军的后路。一路由英德、韶关向西进攻。从7月3日到8日，信都、阳山、连县、连山都被粤军收复。9日退往贺富山的沈军将领黄自高、沈荣光等联合推举沈鸿英为“救桂军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脱离陆荣廷的关系，与广东采取一致态度。

    7月1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陆荣廷，16日粤军乘胜溯西江而上，克复浔州，且以破竹之势占领藤县、容县、北流、平南、贵县。

    这时候，桂北和桂西都起了变化：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沿盆江南下，唐继尧旧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由迤南开进，李烈钧所属朱培德、杨益谦两旅由湘西开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带。为了统一指挥，唐继尧、卢焘把他们的部队拨归李烈钧指挥，因此李烈钧号称为“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准备向桂林柳州两面进攻。

    6月27日粤军师长邓铿、魏邦平联名电请湖南出兵桂林，陈炯明也直接电请赵恒惕出兵。7月5日赵派谢国光为援桂军总指挥，赵主张广西问题和平解决，因此他电请陆荣廷自动让出桂林，由湘军进驻，湘军对桂军不采取敌对行动。陆荣廷在四面受敌的情势下，勉强地接受了赵的主张，于是湘军谢国光和罗先闿两旅遂“和平占领桂林”。

    桂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将领们均纷纷通电和陆荣廷脱离关系。

    沈鸿英军宣布自治后，各地桂军纷纷响应，7月12日桂军旅长贲克昭在柳州自称柳庆救桂军总司令。14日桂军统领秦步衢逐走了陈炳焜和桂林镇守使李祥禄。自称桂林救桂军总司令。韦荣昌、刘达庆、韩采凤在贵县陷落后，也都宣言“自治”。

    陆荣廷于7月16日通电下野，距孙中山下令讨伐正好半个月。他下野后把政权交与沈鸿英，并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他自己偕同谭浩明由南宁逃往龙州。

    北路粤军认为沈鸿英的宣布自治是诈降，是拖刀之计，因为沈军宣言与陆荣廷脱离关系，要求粤军勿前进，而陆则把一切力量移交给沈，所以不接受沈的要求，继续进攻。7月24日沈军退出贺县、富川。而这个时候，正是湘军开进桂林。同时滇军李烈钧亦奉孙中山命将滇军、黔军、赣军统一指挥。滇军杨益谦、朱培德，黔军谷正伦，赣军彭程万各部分途出击，唐继尧所部的滇军先遣司令官胡若愚率部由湖南洪江经三江口直捣桂林、柳州，并以滇军旅长李友勋部由贵州经独山，进攻广西庆远。桂军韦荣昌、林俊廷、刘达庆、刘炯宇、李祥禄等都退到柳州。

    8月3日湘军由桂林撤走，沈军接收桂林。胡若愚会同粤军第二军旅长吴忠信及赣军彭程万等部围攻桂军。胡若愚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所部前仆后继，以寡胜众，终于击溃了沈军。

    8月13日胡若愚攻克桂林，沈鸿英退守永福。

    另股滇军李友勋改道直逼柳州。柳州桂军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改编，并向南宁退走。陈炯明派桂军的韦荣昌、黄培桂负责改编桂军事宜。8月5日韦荣昌等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可是陆荣廷还在龙州纠集残兵败将准备作困兽斗，幻想北方直系会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

    8月11日孙中山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派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

    9月30日粤军攻克了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首先入城的是魏邦平部，桂军残余部队非降即溃，陆荣廷只身逃往安南，广西全省遂告底定。

    讨桂各军一部分撤返广州，准备北伐，孙中山特召集粤军将领、内河舰队及飞机队管带训话，慰勉有加。孙说：“此次粤军进攻广西，不到一月就把桂系荡平，乃将士用命所致。现在两湖已发生战争，当出兵北伐，统一中国，北伐之举势在必行，偏安一隅，只能苟全，而非久安，希望将士用命，戮力北伐。”

    10月8日孙中山向广州国会提出北伐案，获得通过。18日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孙中山以粤军及滇军联合力量讨平广西后，便决定由桂林取道湘省北伐，偕胡汉民、许崇智等离广州，沿西江入广西。在广西沿途巡视，经三水至梧州。在梧州时曾向国民党员演讲，孙说：

    “梧州的革命党部甫告成立，今天各位出席成立大会，人数虽只是二百人之谱，可是革命不在人多，如果要使广西永远成为革命党的基地，机关枪、过山炮都不可能，唯有革命主义才是力量的源泉。我们必需要把革命真理传播出去，这个责任就在各位身上。如果我们成功了，中华民国就会得救，就会富强。如果我们失败，将来陆、谭、马、莫诸强盗就会卷土重来，广西数百万人民又将沦为奴隶了。”

    这时候陈炯明率部驻防南宁，他仍反对北伐。孙中山曾电促陈出兵，陈置之不理，且屯兵不进，扬言至少半年内是休养整训的时候。孙无奈，只好移樽就教，在赴桂林之前，亲往南宁防陈，向其劝告，孙说：“你应该支持我北伐。从利害观点论，我北伐后，如果成功，中国统一，我当然不会再回广东来。如果不幸而失败，我又有何颜回到两广。所以我北伐后，两广一切全权由你主持，不过请你不要阻止我北伐，并且请切实接济饷械。”陈口头唯唯，心中并不谓然。不久奉孙中山命回广州筹备北伐饷糈，可是他私心重于一切，回粤后积极推行把持两广的阴谋，先把广东省的财权切实掌握，同时和省议会密切连系，进行起草省宪，而对北伐态度非常冷淡。

    孙中山在南宁时曾对群众大会演讲“广西善后方针”：

    “我是第一次到广西，所以也是第一次到南宁，……大家都知道广西是个贫瘠的省份，可是这次溯江西上，所见两岸都是肥沃的平原，甚至山林丘壑也都苍蔚，因此我发见所谓的贫瘠，并不是真的贫瘠，而只是人事未到而已。”

    于是孙中山就开发利源建设地方，兴借外债，修筑铁路，开矿山，树农场，建工厂等项大为发挥，使听众耳目一新，认为是闻所未闻。

    孙中山然后从南宁折返梧州，再由梧州沿漓江过昭平，沿途系乘帆船溯江而上，从昭平至阳朔，路更险峻，梧州阳朔间虽然才450里，可是就走了16天。孙在阳朔发表演说：

    “阳朔是块好地方，万山环绕，遍地膏腴。无知识人的以为这是土瘠民贫，可是却不知道奇峰耸峙的高山，都是石灰岩层的蓄积，可以烧石灰，可以制水门汀。所以别人认为阳朔是不毛之地，我则认为阳朔遍地都是黄金，所以我们应该拟定一套计划，把蕴藏在石灰岩层中的煤、铁、金、银、铅、水银诸矿，大量开发出来。”

    孙中山在阳朔没有停留，即由阳朔赴桂林。

    孙中山为了北伐，积极整理军队，组织大本营。当时在桂林的部队有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福军李福林部，同时委派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

    12月4日上午5时，孙中山偕许崇智、胡汉民等由拓本圩登陆，11点55分抵将军桥（距桂林城五里许）。桂林各机关团体各界人士均鹄立道旁欢迎。抵欢迎场时，典礼队的炮队在郭家山对面鸣放礼炮101响，孙入欢迎亭，欢迎人士脱帽举旗致敬，并欢呼：“新广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还高唱一首欢迎歌。

    12月7日桂林军、政、学76个团体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孙中山，孙发表专题演讲，讲题是“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孙说：

    “本大总统这次誓师北伐，经过桂林，借这个机会能够和诸君见面，可算是一段大因缘。诸君今天来欢迎本大总统。本大总统更希望诸君来欢迎民国的主义，革命的道理。那就是革命党主张的三民主义。本大总统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发起人，三民主义如果能够实行，民国才可以建设得好。”

    接着孙便就三民主义的内容、价值详为缕析。

    12月9日桂林的学界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莅会演讲

    “知难行易”，反复发挥“知之维艰，行之非艰”的道理。

    10日下午1时，粤、滇、赣三军全体军官1000余人在总统行辕开会欢迎孙中山，各界绅民凭入场券列席。中山莅场，由赣军总司令彭程万宣布开会，赣军参谋长宣读颂词，孙登台讲述“军人精神教育”历时一时半。李烈钧、胡汉民、许崇智及前四川总司令吕超相继演说。

    孙中山命令广西省长马君武注意地方治安、整饬吏治、肃清土匪、约束士兵。

    13日电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嘉慰。

    10年12月15日，孙在桂林发出通电，宣布徐世昌卖国，电云：

    “山东问题，徐世昌久欲与日本直接交涉，只因国民监视綦严，不敢肆行己意。今竟借华盛顿会议，派遣代表赴美，以英美两国劝告为词，悍然与日本直接交涉，而无所忌惮，实属罪不容诛！本大总统以救国讨贼为己任，除竭力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废除廿一条款外，特宣布徐世昌及其党羽卖国奸谋。凡我国民，其共起诛之。”

    蒋中正于12月22日应孙中山召赴桂林，先抵广州，即在旅馆及舟车中草拟北伐作战计划书。

    就在蒋抵穗时，北方一位传奇人物徐树铮也到了广州，小徐的南下，表示皖系要和国民党合作打倒直系。当小徐抵穗后，孙中山即自桂电令廖仲恺、汪兆铭和蒋中正为代表，与小徐密商联合打击直系的军事计划，电云：

    “兹请两兄及介石为我代表，与切商军事之进行。现我军决于旧历年后用兵，希望皖系策应，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

    23日电广州总统府秘书长谢持，转促蒋即偕戴传贤来桂林。

    蒋遂于11年1月3日离广州，经三水、梧州、昭平、阳朔会同吴忠信，于18日抵达桂林。30日蒋约文官长胡汉民赴大本营谒见孙中山，商决出师北伐的日期，并决定将大本营移设韶州。

    2月3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下令北伐，命李烈钧攻江西，许崇智出湖南。12日张作霖派代表李绍林到桂林晋谒孙，商讨合作计划，以便南北夹击曹、吴。20日段祺瑞亦派代表周善培到广东。

    这就是后人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的开始。

源济

一八三、孙中山北伐的阻碍

    孙中山派遣粤军击溃桂系，占领广西后，即拟从广西整顿师旅进行北伐。因为非常政府在陈炯明势力范围内，陈炯明不但没有革命抱负，同时处处掣肘，因此孙决定自己率兵北伐，不再回广州做有名无实的总统。遂命令李烈钧所属的滇黔赣联军和许崇智所属的粤军一齐集中桂林，准备取道湖南北伐。这时陈炯明率粤军在南宁，孙还在广州，所以孙便打电报请陈回粤，讨论北伐问题，陈托辞不肯回到广州，并且打电报给孙，反对北伐。他的理由是：“北伐将促使直奉两系军阀由分裂而重趋团结，联合以对抗南方。同时北伐一开始，可能引起南方的分裂，因为西南各省都表示要保境息民，所以现在如果坚持北伐，首先遭遇阻碍的，不是北方敌人，而是南方友军。因此不如等待直奉两系战争爆发，再行出动。”

    陈炯明的意见，表面看来不无理由，实则完全不愿意孙中山把粤军调走以减少自己的实力。而且这时他已暗中和吴佩孚有了来往。所以他曾派兵解散了孙所设的招兵机关，调他的亲信魏邦平率部开往梧州监视北伐军。并通电响应卢永祥主张召开各省联席会议。陈炯明这些举动，使国民党同志大为忿恨，国会议员凌钺在议会中指斥陈为“倡乱首魁”，美洲华侨国民党支部骂陈“狂妄乖谬，目无元首，反复叵测，怙恶不悛。”电请下令讨伐。

    孙中山肯定陈炯明是革命的障碍，借口出巡广西，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10年10月15日乘宝璧舰出发，17日抵梧州。孙中山驻节梧州，下令编北伐军为三个军，李烈钧为第一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长。同时电召陈炯明到梧州来讨论北伐问题，拟抽调粤军40营加入北伐，北伐军的军火军费应由广东供应。陈炯明不理会孙的召唤。

    25日孙中山由梧州赴南宁，移樽就教，会晤陈炯明。孙告诉陈炯明，自己率军北伐，两广都交给陈，北伐而胜当然不会再回两广，不幸而败，也无面目回到两广，因此陈炯明没有理由反对北伐。可是陈炯明毫无明确表示。29日孙重回梧州。

    11月5日，陈炯明由南宁返粤，路过梧州，曾谒孙中山，可是对北伐问题仍无具体答复，使孙在北伐问题上完全得不到陈炯明的支持。

    陈炯明和吴佩孚勾结的消息，在10年10月便喧腾南北，上海的外文报纸和路透社均有此报道，陈于10月23日通电辩诬，宣称纯属谣言，请勿采信。

    据陈炯明叛国史所记，陈吴勾结经过如下：

    “陈氏实以联络吴佩孚之结果而降北，亦以降北妄念之冲动，遂以正式政府（指南方护法政府）之陆军总长，而先投降于吴佩孚。然其作用如何？则以歆羡总统地位之一念差耳。先是吴佩孚欲以全力对付奉天，又惧正式政府出师讨伐，乃由鄂督萧耀南，荐湖北人黄申芗为到西南卖蜡丸之哈米蚩。……黄至汕，闻马育航尚在汕头，遂往谒之。……黄知马为陈炯明心腹，遂用水磨工夫日论国政，并谓彼观天下士，只陈、吴为奇杰，如吴、陈携手，统一中国如举棋耳。……马既受黄惑，因为誉扬于炯明，且介绍其与谈，黄尽出其所能，以摇动陈心。陈氏素不甘居人下，自粤军回粤以来，对于孙公，早已露其剑拔弩张之态度。今黄乘隙说之，陈为动。故北伐军出驻桂林以后之种种牵掣，半出于吴佩孚代表黄申芗之计划，陈氏但奉命唯谨耳。吴佩孚见陈氏已堪为用，陈氏又派马育航、陈觉民等到洛，议订条件。吴佩孚遂担任逐徐世昌，陈则担任逐孙总统。……马闻言遂由保定急电报诸陈、叶。而吴虑陈尚犹豫，乃再派包兰支来粤，携函谒陈，谓解决中国时局，唯有南陈、北吴携手，则诸事可迎刃而解。并有吴为总统，陈为副总统之期许。……”

    这段政治秘密，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吴佩孚在战胜皖系后一心要对付奉系，又怕孙中山北伐，联络陈炯明以牵制北伐军，减轻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之势，自然是极好的策略。陈炯明既然有背叛孙中山之心，也需要连络北方的力量，吴、陈携手自在意料之中。

    孙中山要对付曹、吴，也需要联络北方，所以有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的酝酿。

    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以前，曾派李梦庚到广东接洽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皖系也派徐树铮到桂林，计划北方奉皖两系与孙中山的北伐军三路出兵围讨直系。

    11年3月上甸，孙中山派伍朝枢到奉天“报聘”，受到张作霖热烈地欢迎。奉张表示三角联盟成立，共同推倒直系，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旧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段祺瑞为副总统。原来在2月13日，困居北京城内的段祺瑞，在四个日本人保护下，化装乘汽车由北京逃出，经过通州时，得到当地奉军的照料，当天到达了天津。这时是直奉战争爆发前夕。孙中山任命朱培德为北伐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决定与奉系同时出兵讨伐徐世昌、曹锟、吴佩孚。

    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了一件政治谋杀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

    邓铿字仲元，广东惠阳人，追随孙中山很久，是孙身边一位得力的军事人才。民元广东光复，邓任都督府陆军司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参加中华革命党，由孙中山委为中华革命军广东总司令。孙中山在广州组府时，邓铿疏导陈炯明和国民党之间隔阂不遗余力。孙中山出师广西，粤军许崇智部随行，邓铿一面主持粤军军事，策划弹械饷糈之接济；同时以留穗临督陈炯明自任。陈炯明的亲信有犯法的，常受邓铿的呵斥，陈的左右对邓铿积怨甚深。认为邓铿是粤军中的孙中山亲信，视如眼中之钉。

    孙中山出师时，邓铿特拨自辖之一团为孙的警卫团，以邓的副官长陈可钰统率。用以保护孙的安全。北伐军军饷，就是邓铿一力筹措的。

    3月中旬，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和段祺瑞的密使周善培从北方到了香港，邓铿和谢持由广州专程赴香港迎迓。这次行踪除了粤军总司令部重要人物知道外，并无外人知悉。邓启程时，陈炯明曾亲自送到楼梯，表现得非常客气，其客气的程度，简直是以前所没有的。

    3月21日邓由港返粤，在广九铁路大沙头车站下车，在车站外突遭暴徒狙击，连中数弹，弹贯胃部，流血倒地，随行人员急扶邓上车，径驰粤军总司令部。军医赶来施行急救，邓喘着气对其左右说：“我知道参谋长地位危险，可是我觉得自己人何必杀自己人？”有人问邓知不知道凶手为谁？邓叹气说：“我认得，可是真料不到他杀我”。于是大家追问凶手姓名，邓则摇头不答。由于伤势沉重，乃由总部转送至韬美医院诊治。邓铿自己感到伤重，不可能好转，不过他很泰然，对家人说：“我的才学不如朱执信，执信已先我而死。身为革命党人，为国家牺牲，也是值得的。天下不容好人，付之叹息而已。”

    3月23日午前5时，这位孙中山倚重的革命军人终告不治逝世。死时才38岁，英年有为，不幸死于国事，令人万分哀痛。

    邓案发生后，政务厅长古应芬怀疑凶徒匿居香港，派夏重民赴港密缉，获知主谋者为陈炯明族弟陈远生嗾使黄某收买凶手谋刺，曾密报香港政府。

    邓铿殉难消息传至桂林，胡汉民、许崇智、蒋中正均伤悼恸哭，孙中山尤为悲怆，电陈炯明云“仲元遽以创死，伤哉！平日忠于国事，勇于奋斗，前途之望，正复无量！壮年遽殒，不止粤中惜此人才也。”廖仲恺致蒋中正函云：“仲元遽遭惨害，吾党健者又弱一个，吾侪与仲元相处逾十年，道义之交海内有几？追怀良友，辄复怆然出涕。渠生前至爱赣园，临终亦以执信为念。赣园适与执信墓相对，故拟卜葬于此，已电园主协和（李烈钧）借地矣。”

    邓铿被刺后五日，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的大本营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动向，咸认为后方没有可依靠的支援和接济，是无法向前推进作战的。因此是否北伐？必须先问明陈炯明的态度。正如诸葛武侯北伐之前，需先平定南蛮。于是在会议中决定，北伐军以一部潜师先到梧州，再由西江回到广州；另一部潜师先到韶关，再由北江压迫广州。

    桂林的决定最重要是机密，可是这道密令发出后，北伐军先遣司令谢文炳（许崇智的旅长）已经进抵全州，接到这道密令后，即转报陈炯明，陈得到谢文炳的报告，立即采取行动，秘密调回驻扎浔州以上的叶举、杨坤如等所属粤军五十余营，扫数开回梧州。并令驻广州的粤军第一、第二两师加强戒备。准备用武力阻止北伐军回穗。同时电询胡汉民，问孙中山是否班师？胡答以当前情势欲进不能，只好作归计。

    4月9日，孙中山偕同许崇智、朱培德等离开桂林，行抵濛江即遇到陈炯明的部队在该地布防。孙下令这些布防军队不得阻止北伐军，否则武力对待。

    4月16日孙中山抵梧州，即召集军事会议，孙说：“在桂林时我们没有后方，现在到梧州来也没有后方。我们只有以广州为后方，从韶关出师。”与会人士一致赞成，孙乃决定先返广州解决陈炯明以安定后方。这时陈少白、曹亚伯均自广州来梧州，为陈缓颊。孙很生气说：“他总不能阻止我革命！”

    孙中山在梧州和肇庆两次电召陈炯明来商讨一切，陈均不肯应召，乃决定免除陈的陆军部长、内政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胡汉民认为如果操之过急，恐生变动，不必太严厉处罚。黄大伟、魏邦平亦劝孙息怒，于是乃派汪兆铭见陈转达孙的意旨：（一）省长、总司令让出一职。（二）北伐军需换新枪。（三）北伐军军费须于六个月内筹齐。另一方面孙令蒋中正进兵肇庆。

    这时陈炯明在广州的兵力单薄，所属叶举等部尚在南宁，所以不敢明白反对孙中山。乃电请辞去内务总长、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

    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除陈炯明内务总长、广东总司

    令、广东省长各职，令其专任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一职即行裁撤，广东陆海军均改归大元帅直辖，并任命伍廷芳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卫戍总司令。

    魏邦平原是亲陈炯明的，现在则转变到孙中山一方。他的部队已有三师调回广州，因此孙任命魏为卫戍司令。他是有力量可以控制局势的。

    陈炯明在广州接到孙中山调职命令后，乃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广西的陈炯明嫡系军队未能及时赶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请假在上海未归，而魏邦平的态度又已转变，同时拥护孙中山的广东军队李福林部福字军由韶关向南开进，许崇智部第二军由肇庆向东开进，广州无力可守，因此他宣布“遵令卸职”，4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故乡惠州。同时命令其嫡系部队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一带。一面电令叶举等放弃广西，率兵回粤，准备叛变。

    21日许崇智的第二军由肇庆乘轮在广三路终点河口登陆，20日转乘火车赶到广州。孙中山也由三水抵达广州。

    这时，陈系的军队一二两师还有留在广州未走，而在西江上游的陈军实力也很雄厚。当时第二军参谋长蒋中正主张北伐军宜缓出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立即进攻石龙和惠州以消灭陈部，然后回师扫荡叶举所部。孙中山宽大为怀，以陈氏叛迹未彰，又追随多年，不欲绝其自新之路，乃派伍朝枢前往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共商北伐大计，并亲自电陈，劝其以陆军总长名义率军北伐。陈炯明回电的语气很恭顺，但也显露不肯服从命令，有“放刀成佛，卖剑买牛”句。

    4月28日，孙中山在广州命温树德、陈策等收编在粤北洋舰队全部，将其完全改组，另派专人主持。陈炯明部对海军重炮的火力有所顾忌，不敢抵抗。孙见陈炯明无叛乱事实，遂仍加以延用。令陈以陆军总长名义接收广东总司令职权，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及梧州等地为陈军防地，派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名义统率之。广州由第三师驻防。并派古应芬等到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接收总部职权。陈有电向孙请假，对陆军总长一职不再推辞。

    在这种新形势下，孙中山令北伐军集中韶关、南雄、仁化。改道江西北伐。北伐诸军绕道不经广州，自三水转舟，直溯北江而上，经清远而至韶关。所有北伐大军自接到命令后，不及两个星期就全部在韶关集中。

    4月28日北方直奉战争爆发。对南方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北伐就可以收渔人之利。

    5月4日孙中山偕同胡汉明、许崇智等由广州前往韶关，并颁下北伐总攻击令。8日北伐军在南雄与赣南镇守使岳兆麟部开始接触，就在这时接到奉军战败的消息。

    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后，北伐军的编组是：李烈钧负责中路，许崇智担任右翼，黄大伟担任左翼。从5月中旬到5月下旬，北伐军以破竹之势先后占领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

    5月7日孙中山任命于右任为讨贼军西北第一路总司令，陈树藩为第二路总司令。

    就在孙中山专心北伐之时，陈炯明竟不顾大局，乘机叛变。

    原来北伐军大有进展之时，广州却落入陈家军（当时孙中山如此称呼陈炯明嫡系军队）手中，陈的亲信叶举等不听命令，于5月8日率军回抵肇庆。10日孙电令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非有大本营命令各军不得开进广州，然而“陈家军”对孙这道命令却置之不理。5月18日“陈家军”涌入广州，提出了“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其对象是指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20日叶举等公开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魏邦平也在电报中列名。当时叶举部有陈军50余营，魏邦平兵力不能相抗，又是陈的旧部，只好附名了。

    叶举等通电发出后，当时留穗的国民党员汪兆铭、马君武等乃先行驰赴惠州征求陈炯明的意见。陈对汪、马两人表示：“我为了党谊和人格起见，绝对不会反对中山先生，对于部下行动亦必负完全责任，倘有不听命令而反对中山先生者，我只有自杀以谢国人。”

    汪、马由惠州回到广州，陈部的杨坤如派兵企图占据兵工厂，马君武乃赴白云山叶举总部访叶，吁请叶派兵制止，叶允下令维持，并且对马说：“总统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做儿子的当然服从父亲，现在总统要我们率兵回防，我们两三日内一定遵令回防。”

    孙中山在韶关闻知陈部种种极为愤慨。蒋中正这时在上海，5月25日曾电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愤陈党盘据广州，逆命作乱，力主先定粤局，巩固后方后再图北伐。

    陈部既屯集广州附近，因之人心皇皇，广州一夕数惊，叶举部按日向财政部滋闹索饷，财政部长廖仲恺因请孙中山暂时返穗镇慑，胡汉民则加劝阻，认为返穗有三害：一为回省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必然中断；三如陈炯明抗命，前途不堪设想。

    可是孙中山因收到汪兆铭、马君武的报告，不疑陈竟敢叛变，认为自己返穗既可镇慑，又可使北伐将士认为后方无变故，可以安心北伐。乃命胡汉民留守韶关大本营，遂于6月1日自率卫士返回广州。

    在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之前，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接到这道命令后不置可否，但有电报回答说：已饬叶举等回防，并以人格生命担保叶举必不发生轨外行动。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获悉“陈家军”在广州滋意胡为，派捐筹饷，明抢暗劫，极为震怒，打算召集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但是叶举不敢见孙，先一天离开广州到石龙去了，孙怒上加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又被左右劝阻作罢。

    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对“陈家军”的态度，孙说：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指赵恒惕）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所以取道湖南，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出兵江西，则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竟疑心改道是为了要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竟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我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竞存和他和部下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力威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各位都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竞存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何况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都不应反对。我今天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算是仁至义尽。而陈系军人却继续张牙舞爪，我回广州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决不会投入陈系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来讲讲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系军人不法行为尽量揭露，告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置，否则我一定顺从民意，加以驱逐。有人叫我孙大炮，我以前用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将以同样的大炮去打这些不听命令，目无法纪的陈家将！”

源济

一八四、第三任靳阁垮台

    民国10年秋冬之际，北京政府在大风暴中有如面临末日，主要是财政窘困，到处闹穷，各省军阀索饷，各部职员索薪，列强讨债，还有中交两行限制兑现，财政总长李士伟不能到任。

    10年冬天，闹穷变成了一个大风潮，11月14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因之停顿。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邻翼都因部员索薪而请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同时还以十万火急或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讨饷，口气愈来愈凶恶。日本人则散布谣言，说是五国将共管中国财政。于是从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中交两行发生了挤兑风潮。18日外交团议决，拨出关税余款600万元为两行兑现的准备金，可是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因为关税余款是公债的担保品，拒不拨付。

    外债借不到手，外国债主又毫不留情地催讨到期的欠债，使到北京财政部走投无路。日本首先想出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于是各国纷纷效法。北京政府赖此饮鸩止渴。

    当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几天，美国烟酒借款已经到期，10年11月1日，经手借款的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向北京政府也提出了“借新还旧”的办法，建议成立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用以偿还烟酒借款1100万美元及其利息66万美元，并须扣取赎回美国人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130万美元及其利息108万，新借款指定以烟酒税为担保品，设立一个以美国为稽核员的烟酒税稽核所主持其事。

    这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竟为了烟酒问题而发生冲突。当时盐务署长潘复是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人，而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则是总统徐世昌的私党。阿卜脱提出“借新还旧”的办法后，如果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成立，虽然北京政府所得甚微，可是经办机关烟酒公署却可以取得100多万元的回扣，烟酒公署既然是徐世昌所控制，靳云鹏就分不到分文了。于是潘复便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向阿卜脱提供意见，指出烟酒税经常被各省军阀扣留，不是可靠的担保品，必须加入盐税余款为副担保品，才能保障借款的安全。这意见当然受阿卜脱的赞成。潘复的如意算盘以为如果这一来，盐务署就可以平分秋色，得到佣金80万美元，分享160万美元佣金的一半。

    就由于争夺这笔佣金，使得府院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也因为府院不和，加上全国反对，遂使烟酒借款未克实现，不久阿卜脱启程回国，把这项交涉移交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史蒂芬继续谈商。

    正当徐、靳之间关系恶化时，我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顾维钧送来一个报告，述及被英国代表侮辱，英国代表贝尔福曾质问：“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徐世昌看到这个报告时，便向交通总长张志潭、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表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一切当然由内阁负责。靳云鹏听到这句话，也气冲冲地说：“哪儿有责任内阁，只是徒拥其名，我做这个国务总理，用人行政哪一样不受到总统的干涉”。接着他还冷言冷语地谈到当前时局的关键，认为外国人骂我们是怎样一个国家，其含意是指南北法律之争，是指总统的法律地位。言外之意就是指徐世昌是一个非法总统，因此南北统一不能进行，遂影响对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财等问题。

    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把靳这些话照转给徐。徐世昌本是一个喜怒不形于颜色的老狐狸，听了这些话也沉不住气，愤怒达于极点，认为所有外边推翻总统和改造政局的计划都是靳在暗中捣鬼。

    巧不巧，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从关外打来了一个电报给徐，指责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才力不胜，以致烟酒税收入锐减，应当予以撤职，徐又疑心是出自靳的指使。

    徐的疑心是有原因的，在此以前，盐务总署署长潘复已因吴佩孚的攻击而下台，靳云鹏则认为吴对潘的攻击是徐世昌的指使。因此他致电张作霖，力言张寿龄任烟酒督办以前，所有税收帐目既不呈报国务院备案，又不送审计院审查，内阁无权过问。这就是张作霖电请罢斥张寿龄的由来。

    徐世昌认为靳挟张作霖来威胁自己，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便亲自执笔写好一个辞职电报，表示本人决不贪恋权位，并将政治腐败和时局严重的一切责任完全归咎于内阁。从这个电报看来，完全是宣布靳的罪状。

    10年12月1日，靳到总统府质问徐是否准备发出一个辞职电报，徐干脆地回答说，是的。于是靳竭力阻止发出这个电报，表示一切责任既然应由内阁负责，总统就没有辞职的理由，本人愿意下台。徐却执意要发，并且气忿地说：“我身为总统，难道没有发电报的自由？”靳碰了这么大的钉子，无话可说，只得悻悻地退出了出去，当天就请假不到国务院办公。

    由于张作霖的攻击，张寿龄只好下台。徐世昌想提拔袁乃宽继任烟酒督办，靳却要潘复继任，徐咬牙切齿地说：“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让潘复上台。”后来折衷协调的结果，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为烟酒督办，又派接近奉系的钟世铭为盐务署长。

    12月3日徐世昌发表了他的辞职电，在这个电报中，他首先惋惜“和平统一”未能实现，而国会问题“九年十月明令宣布用旧法进行新选，乃选举迄今未竣，国会尚无成立之期”，对于联省自治，徐则大施攻击。他说：“近岁之乱，当有以自治为名，卒之兵连祸结，土匪乘机骚动，全省糜烂，如是而言自治，是自乱而已矣。”徐通电的最后一段才谈到本人的去就问题：“以任期言，尚有年余，日月不居，避贤有待。”

    徐世昌的辞职电中并没有表示愿意辞职下台，他只是向各省军阀诉苦，并且暗示任期未满，本人的地位不可动摇。在电文中没有伤害靳云鹏，因为张志潭和郭则沄苦苦相劝，所以把原稿中攻击靳的辞句都删去了。

    靳云鹏内阁在直奉两系均势局面下存在的，不过靳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在财政方面以及分配两系的权力地位上颇有亲奉疏直的倾向，因此直系对这个内阁是不太支持。靳云鹏的幕后军师是交通总长张志潭，在靳第三次组阁前，张志潭曾出了一个主意，劝靳主动地邀请张作霖和曹锟到天津举行会议，于是把策动倒阁的旧交通系分子完全赶出了内阁，并且组成了第三任靳阁。

    旧交通系过去用以倒阁的，是财政问题，现在靳阁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旧交通系倒阁的阴影仍在，问题是能不能说服靳的后台，使之不支持靳。由于张志潭是第三任靳阁的灵魂，而张志潭是接近直系的人物，奉系对此就颇为不满。特别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更让奉张大为光火。迨徐靳之间发生冲突，徐世昌素来和旧交通系有渊源，因此旧交通系分子便利用这个机会，再来一次倒阁运动。旧交通系本来掌握了本国银行事业和交通事业，靳内阁自始就困于财政，国内银行团坐视不救，就是旧交通系用财政困难来迫垮靳阁的一个杀手锏。同时釜底抽薪，由旧交通系的要角叶恭绰秘密到沈阳拉拢张作霖。叶向张建议如果要控制中央的财政，可以收买交通银行股票为第一步。张作霖受到怂恿，便于12月12日到天津，当天靳云鹏也赶到天津来。他们两人联名邀请曹锟来津再举行一次“巨头会议”，以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

    靳云鹏已知道目前的严重情势，徐世昌和旧交通系都以全力要逼垮他的内阁，他还想再借曹、张两巨头的联合力量使自己不垮。

    吴佩孚力劝曹锟，多注意自己的实力，少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曹锟听了吴的建议，因此当靳、张联名邀请他时，他借口有病，不肯来天津。

    10年12月1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

    张抵京后，郑重宣称不干预政治，也不过问内阁问题，此次到北京来是专门为了讨论“征蒙”问题。

    可是，当他去见徐世昌时，却大骂财政总长高凌霨，认为他不配作财长，高凌霨是直系所推荐的，当然不为奉张所喜，又骂交通总长张志潭对交通外行，不配当交通总长。奉张率直地对徐说，内阁必须改组才能有所作为。奉张这番话正好和徐世昌要改组内阁意见不谋而合。所以徐更增加了改组内阁的决心。

    到了这时，靳才知道自己处境万分窘困，受到了徐世昌、奉系和旧交通系的三面围攻。他知道已经无法再恋栈了，因此12月17日靳云鹏的第三任内阁宣布总辞职，当天靳就离京赴津。12月18日徐批准靳内阁辞职，并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颜惠庆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当然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内阁，颜表示正当华盛顿会议之际，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他只得出面来维持，不过他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他代理的期限至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曹锟在徐世昌、张作霖两人竭诚邀请下，于12月19日到了北京。张向曹极力保持好感，而且热诚地向张建议，他们两人应当合力筹款维持中央财政。其实，张已与旧交通系约好用投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他提用东三省公款400万元借给交通银行，按日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他还打算把中国、交通两行合并，成立中央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源济

一八五、梁士诒短命阁揆

    旧交通系倒阁是有一套计划的，目的是捧出他们的首领梁士诒来组阁。

    梁士诒自民国5年以洪宪祸首受通缉后，一直在北京政坛上退居幕后，与他在民国初年红极一时相比，正是两个极端，自他不在台上后，北京政府的财政就一直没有办法，他也恃此重返政坛。

    10年9月他从北方回到广东，寄居香港，由于他在外交和财政上都有潜势力，所以他和南北军政界人物都有往来。徐世昌目睹财政情形恶化至于极点，也把希望寄托在梁财神身上，认为梁或可起死回生，旧交通系分子当然不肯放弃这个千载良机，也力劝梁北上。

    于是梁士诒乃于11月10日离港，12日到上海，顺道赴杭州游桐庐、七里泷等名胜，做出一付闲云野鹤，好整以暇的姿态。11月底循津浦路回到北京。

    梁士诒到北京的时机最好，因为靳内阁已经摇摇欲堕，徐世昌便和他接洽组阁问题。

    10年12月24日徐世昌命令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这当然是得到直曹和奉张同意的。梁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颜惠庆

    内务部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张弧

    陆军总长鲍贵卿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黄炎培

    农商总长齐耀珊

    交通总长叶恭绰

    梁阁中鲍贵卿、齐耀珊是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属于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李鼎新和黄炎培则无所属。这是一个直奉两系和旧交通系的混合内阁，而交通系的新旧两派则由分而合。

    梁内阁的出现，当时流传说是叶恭绰战胜了张志潭，梁士诒战胜了靳云鹏。

    可是梁士诒的运气并不太好，因为直系的曹锟，尤其是吴佩孚是反对梁士诒组阁的。当张作霖推荐梁士诒组阁时，竭力把曹锟拉进来作为推荐人之一。可是吴佩孚则一再打电报给曹，劝他离开北京是非之地，不要碍于情面，甘受别人的利用。

    吴佩孚早在梁北上时，就担心梁会上台，因此曾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略称：

    “前此梁士诒赴粤与陈炯明接洽，亦与孙文有所晤谈，此次拟出组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殊堪懔栗。第恐奉张不察，深受其愚，则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昨电曹使谓梁如组阁，长江各督均不赞成，并望聘老担任。如不就，则以颜久代为宜。特闻。”

    梁阁成立时，梁启超也在北方，曾函他的本家致贺，这两位广东才子私交甚笃。梁士诒收到梁启超贺函后，曾亲笔复了一函，函云：

    “近知台从在京，拟二三日后一领大教，奉书欣慰无量！此次自跳火坑，知者无不以为痛苦，况身受者欤？外忧内患相逼而前，事事皆时不我待，支此危局，贤智知其难，以诒之不才，更不足道矣。伏处多年，入门后颇形隔阂，昕夕尚在检卷时代，亟思得其真相，以就正于良朋，借以启导朦昧，免蹈歧趋。我兄能于新历二日或三日入京一行，畅谈三小时，当可尽所欲言。晚间九钟后当有暇晷，能预先二三日示期，俾腾出时间，不至相阻，更善。人当危难时，辄呼旧侣，卅年旧交，当不吝援手也。”

    梁士诒的内阁以长于外交和财政自负，可是吴佩孚以外交（胶济路）问题攻击他，以财政（军饷）问题压迫他。当然实际的原因则由于梁阁是奉张所支持，和直系自有距离，尤其是和吴佩孚。所以吴抓到了外交为题目便大作文章。

    11年1月5日吴佩孚发表歌电，电文曰：

    “……自鲁案发生，展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府会议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拟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准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种种约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迳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

    梁士诒接到吴的歌电后，乃以国务院会同外交部名义于1月7日发出倒填日期之微电，宣布交涉现状并征全国同意，文曰：

    “内阁成立，对于华府会议，一守前此方针，业经通告代转知各国。目下急待解决者，为鲁案中之胶济铁路问题，前次迭经在美磋商，我均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仍拟先尽向本国商民筹借，以期稍挽利权。嗣以关于款项用人办法，双方争议，迄未解决。上月二十七日，日使到外部称，日本让步已极，若中国坚持即刻赎回之议，惟有停止交涉等语。我仍主赎路自办，未变初旨。三十日我三代表来电称：‘赎胶济路付款事，现拟两种办法：（一）中国人以现款存入第三国银行，协定成立后，第三个月底交五分二，第六个月底交五分一，第九个月底交五分二，照此办法，中国不必聘用日本技师。但日本代表坚持在会同派铁路人员估价后交还该路之前，须将款项全数交存第三国银行。（二）中国按照应付款数，发行国库券，分二十四期收赎，每六个月为一期，但三年后，中国得一次赎清，惟须六个月前通知。第一期于协定发生效力，九个月后交付现款，其余款项，以本路资产及赢利作抵，并酌给利息，中国政府于中国铁路内所用日本有经验技师中，选充本路工程师。照此办法，日本坚持须用日本为副车务长，副会计长’。查该路作价约三千万日金，采用何办法归还，政府并无成见，如能设法筹足交存，照第一款办法办理，则一切葛藤均可斩断，固为上策。然金融紧迫，款钜难筹，即三代表电称：‘国民代表，山东代表亦主张分年付款，用人一节，不妨让步’云云，果能现款收回，虽似直捷，而国民代表不敢应承，则筹款之难可知等语。是舍立付现款而外，无论库券债票，惟有仍抱定赎回自办宗旨，以冀取益防损。目下华府闭会在即，势难久延，除电知三代表坚持原案以保主权外，尚盼切实筹维，兼权利害，明示周行，借为后盾，大局干甚。并希立复。”

    1月7日梁再发表通电，辩白并没有和日本驻华公使小蟠谈判外交事务，文曰：

    “微日通电计达台鉴，诚以胶济路案关系重大，事机迫切，有稍纵即逝之虞，用将经过实况宣告国人，冀明内容，并求良果，事属未定之局，心无成见之存，区区微忱，谅蒙鉴亮。乃吴巡阅使睽隔传闻，致滋误会，竟有歌日之通电。士诒视事以来，对于此问题，商询同僚，迭次会议，多持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前此外交部训条所谓漠然借款形势者，持论具有深意。盖自办必先赎回，赎回必先筹款，若筹诸国内而立可得三千万日金之钜款，自一切无复问题，否则无论其为债票，为库券，期无论长短，还无论整零，其为债一也，其为分年偿还一也。盖既无现金，只言赎路，将以何物为赎？则不得不出于库券与债票之一途，事理灼然，无可讳言，亦无庸再计。故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策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债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至于交涉方式，自有常轨，小蟠公使前来贺任，原为礼节之常，并非交涉谈判。此次华府会议，既有端绪，当然仍由外部及三代表主政，亦无取特别训条。吴使歌电所指摘者，均与事实相违。在吴使爱国心殷，热忱倍炽，偶为流言所惑，遽滋投杼之疑。士诒惭诚心之未孚，惧时机之易失，诚恐流言之不息，影响所及，将致尽弃前功，则数月来，我国民奔走呼号，各代表苦心因应，概付流水，其为不幸，岂止士诒一人而已！心所谓危，敢陈悃臆，惟我爱国同胞实图利之！”

    同日梁士诒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同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文曰：

    “我国与各邦交，近幸均极敦睦。自民国肇造，国体变更，国民之学问见识，亦随国体之转移，而与时增进。故对于新文化，则欲其灌输，以增益固有之智识，对于经济，则冀其流动，以开浚未辟之富源，此实东西洋接近之阶梯，而无形中足以联络交谊于无穷者也。至于此次华府开会，其主旨在维持太平洋及远东之永久和平。我中华民国位于太平洋之上，关系尤重。其对于该会议所愿望者，在恢复独立国家固有之主权，享有国际平等公正之地位，与列强友谊协作，解除国际间之歧向，及防止将来之纷争而已。中国希望与已有关系之各重要问题，皆应在华会解决。关于山东省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至各种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至于中国国内情形，现仍在过渡时代，务期从速整理，以期适合于新潮流。以中国人民之天才，益以四千年之阅历，证诸往事，足以制胜一切艰钜。中国政府及人民，倘非因顾虑外侮而减少其能力，并苟脱离现在主权之限制，则中国不难建设强有力之统一国家，造福本国及世界。新内阁知现境之维艰，但非无法以制胜者也。”

    梁士诒辩诬的通电发表后，1月8日吴佩孚再发庚电责梁，文曰：

    “梁士诒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曾于歌日通电揭其罪状。乃梁氏作贼心虚，恐招全国声讨，竟有虞日倒填日期之微电，故作未接歌电以前发出，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为，电首既标明七日一点五十分发电，而电末则注微日，以堂堂国务院，而作此鬼蜮伎俩，思以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稍有阅电常识者，当早如见其肺肝。彼开宗明义，首曰：‘内阁成立，一秉前次方针’，是欲以卖国之罪，加之前内阁也。如前内阁有借日款赎铁路，用日人之举动，何以未闻前阁磋商？何以未见今阁声明？既曰筹款办法或债票，或库券，何以又曰不论国内外筹措？既曰收回自办，何以必须用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既曰政府无成见，何以秘允日使要求？且何以不经外部而由梁氏面允？各国银行团既有不能单独借款之表示，何以独借日款？显系以华会闭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为施其盗卖伎俩也，吾中国何以不幸而有梁士诒！梁士诒诚何心而甘为外人作伥！传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梁士诒兼而有之，全国不乏明眼之人，当必群起义愤，共讨奸慝。全国更不乏殷富之家，务祈合集钜资，保存命脉，锄奸救国，海内共鉴。”

    1月10日，吴佩孚三发蒸电，其文曰：

    “庚日通电，谅邀鉴察，据华府会议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称：‘政府代表对于鲁案及二十一条，坚持甚力，同时北京一方面隐瞒专使，开始直接交涉。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与努力，全归泡影。北京似此行为，吾人将来无力争主权之余地’云云。其梁士诒卖国行为，铁案确鉴。适余、蒋自华盛顿来电，更证明梁致专使之电，公然承认日款与铁路共管两事，则梁士诒倒填日期之微电，又焉有置喙之余地！观其登台甫旬日，即援引卖国有成绩之曹汝霖为劝办实业专使，陆宗舆为市政督办，拔茅连茹，载鬼一车，以辅其卖国媚外之所不及。吾中国神明华胃，锦绣河山，而容此獠，长此盗卖，宁谓有人！人心不死，即国土不亡，正义犹存，即公理尚在，存亡之机，系于一发。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这次吴佩孚倒阁，是指责梁士诒就任阁揆后，即接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面允关于胶济路问题，直接在北京向日本商洽借款赎路，而置华盛顿会议于不顾。引起全国各界的愤怒，吴乃抓住这个大题目攻击梁。

    可是梁士诒却否认有这件事，一再辩白，一再否认。可是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则对中国代表说，确有此事。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乃于1月10日由华盛顿拍电北京国务院和外交部，询问政府是不是已和日使直接谈判，电云：

    “此间日本代表团传出消息，山东铁道事，北京政府已与日本议有端倪，不久华府中国代表即有确切之训示云云。在美华侨得此消息，颇抱不安，究竟有无此事，乞速电示，以便更正！基、钧、惠十日。议五十二号。”

    12日国务院外交部电复三代表，文曰：

    “十日，议五十二号电悉，上月二十七日国务会议议决，鲁案由三代表在美京赓续办理，业电达。政府始终无在北京与日本开议之意思，更无此事实。所传议有端倪，自属毫无影响，对手方所传消息，显系一种作用，请速更正，并告华侨勿信误传为要！再来电更可证明政府以前并无训令三代表改变原议之事，除国内已切实声明外，祈一并声明！”

    同日，北京国务院并通电宣布胶济路并无直接谈判与借日款事，文曰：

    “关于胶济铁路事件，远近传闻异词，易生误会，特将事实简明宣布，俾国人咸知真相。（一）政府对胶济铁路案件，始终抱定赎回自办之宗旨。（二）此案始终由外交部电知我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解决，决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三）我代表来电，主张筹付现款或发行国库券赎回自办，未变初旨。（四）关于胶济路案，国务院并无迳行致电三代表之事。（五）政府并无借日款之意。（六）二十八日小幡公使来贺任时，谈及胶济路事，总理只答以我国方针，在筹集款项赎回自办，应由代表在华府会议解决，并声明此是个人闲谈，若正式答复，当经外交部。此后院部并未因此事与小幡公使有所接洽。以上六款希为传达，俾众周知。”

    梁士诒有没有和日本公使小幡谈及借日款赎路事，成为这次阁潮的症结。而梁却在国务院的正式通电中否认，可见此事之微妙，不论梁有无此事，但梁阁有亲日嫌疑则是不争的事实，吴佩孚借此打击梁阁算是抓到了重点。

    梁士诒在北洋时代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想不到东山再起后却如此不堪一击。

    梁士诒更于1月10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就此事原委再度说明，电云：

    “胶济路案为吾国今日最要之问题，亦为国民所最注目之一事。士诒不敏，忝总国务，自当熟权利害，挈较重轻，期以尊重舆情，解决悬案。乃旬日以来，流言迭起，误会滋多，自愧诚信未孚，深以陨越为惧，今敢有最恳实之言，布告于群众者：（一）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借日本款，以赎回胶济铁路。（二）士诒及国务院向未因胶济路事发过何项训电与三代表。（三）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将鲁案移至北京交涉。（四）胶济路事始终仍系三代表照原议在华盛顿商议，并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总之诒虽不才，惟事实所关，讵容诬蔑。国民如为征信计，可电询三代表曾否接到国务总理，或外交部，或梁某个人之电，嘱其借用日款及改在北京交涉。如有此事，则士诒受责何辞！否则，以感情之冲动，供他人利用，为事实之牺牲，牵动政潮，贻误大局，徒为忌我者所笑，爱我者所悲；逮真相判明，业已噬脐无及，则误国之责，必有任之者，而恐非士诒也。现距华会闭幕不过数日，已至最后奋斗之期，若非内外一心，急起直追，势必无及。迭接三代表报告，知三代表及英美两方已表明谣诼之虚诬，知我并无改变前议及移地交涉之事，英美调人已重事接洽。惟事钜期迫，非有真正后盾，三代表亦莫由奏功，今将士诒个人对于此事之希望，略陈两项于下：（一）坚持立刻赎回办法，由政府及国民速即筹集现款，以备交付。（二）依上项办法，胶济路即应完全收回，无须附带条件，其用人等项，即无庸议。此为最简单直捷之方法，果使我同胞坚持定见，万众一心，虽当捉襟见肘之时，必有集腋成裘之望，表示我四万万人群策群力，即在此日。诒虽驽庸，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棉力所及，尽当担任筹措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为倡始。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仅本外交公开之原理，借征公众意思之从违。士诒对于此案，决以民意为依归。前此各方指摘之言，不特无所容心，且当引为争论。惟冀全国一致，渡此难关，免失友邦期望之殷，用树政治刷新之础，庶国际地位，国内形势，尚有增进挽回之一日。士诒即以此电为征求全国公意之方，亦正我国民试验外交能力之日。邦人君子，幸有以教之！”

    从这通电来看，似乎梁士诒确是被诬，可是政治这玩意的可怕也就在此，一跳入火坑，一受到诬指，百身莫赎，百口莫辩。

    1月12日吴佩孚再发通电文曰：

    “天降丧乱，蟊窃内讧，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党，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甫入阁门，首以市政督办畀诸国贼陆宗舆，以市政所属建筑财产，抵押日本，借款一千万元，供其登台之用。以卖国成绩最优之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实行其葵心向日政策，以资熟手。更用赌魁张弧之谋，以盐税作抵，发行九千万公债，以二千万还日本借与边防军之款，以五千万还国内银行，此债票系一种定时有价证券，票收期内，款取将来，彼从此可自由操纵国内银行，而制其死命。借日款赎还胶济路，各部总长均极反对，独梁、叶、张弧，不以为然。盖梁与日使交涉，欲以胶济路表面还中国，实际将债票完全押与日本银行，名为交路，实则仍在日手，华会代表来电，反对北京与日使直接交涉，而梁则扣电不发，以破坏我华会代表之势力，使英美各友邦，爱莫能助。综观其登台十日，卖国成绩已如斯卓著，设令其长此尸位，吾国尚有寸土乎？吾民尚有噍类乎？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15日，吴佩孚电梁士诒迫其下野。电云：

    “鲁案关系国家存亡，全国士民抵死挽救，鄙人本诸公意，不获已而迭次通电，迫于乡国情切，对公不免有烦激过当之语。乃公不以逆耳见责，反以闻过则喜，更许鄙人为直谅之友，休休有容，诚不愧相国风度。鄙人朴野不文，不禁有亵渎之感。公之元电，心平气和，尤不能不叹为涵养过人。赫赫总揆，民具尔瞻。鲁案经过，事实具在，华盛顿之恶耗，是否子虚？侨民之呼号，是否讹传？三代表之训令，是否捏造？余、蒋二代表之来电，是否厚诬？政府盐务九千万之借款，是否并无其事？我公既皆以流言视之，爱公者亦当以流言视之。惟鄙人亦爱公者之一，敢进最后之忠告。世界各国通例，凡内阁为人民不信任者，即自请辞职，以谢国人。公夙澹泊，尤重廉耻，疆吏既不见谅。国人又不相容，公非皇皇热中者流，何必恋栈贻羞，开罪疆吏国人！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前途正远，来日方长，去后留思，东山再起，又何惜争此一时虚权，而蒙他日之实祸耶？笑骂任他笑骂，好官自我为之。以公明哲，谅不出此。承许谅直，敢进诤言。天寒岁暮，诸希自爱！”

    梁士诒究竟有没有面允日使直接谈判和允借日款，现在来追述，真是历史上的一大谜底，如果根本没有这件事，则梁士诒蒙不白之冤，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以梁士诒的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竟然变成政治牺牲品，可见政治这玩意太可怕了，一个人在大“势”上居于不利地位，任令你有多大本领也逃不过此劫的。

    当时的政潮根本原因好像在于梁有没有面允日使和训令三位出席华盛顿会的中国代表，这本来很容易彻查。问题是这并不是政潮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大家拿它来做文章而已。

    吴佩孚抓住这个问题倒阁，形势上居于极有利地位，梁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梁的后台张作霖虽然为梁辩护，可是有气无力，不如吴方面的声雄势大。张在此期间曾拍电给徐世昌，略云：

    “……作霖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或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局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

    吴佩孚不仅针对梁士诒，而且兼及其副手叶恭绰，吴于1月9日发出佳电，反对交通部用日本技师，和日本电料架设沪、宁、汉长途电话，迫交通总长叶恭绰于10日通电说明原委，电云：

    “读吴巡阅使佳日通电，殊深诧异！查交部所拟沪、宁、汉长途电话办法，系民国八年所定，并非恭绰任内经手。恭绰视事方及半月，诸务倥偬，未暇过问此事，更未由催促进行，特此声明，以免误会。至原电措辞，未及尊重彼此人格，殊为可惜，怒不致辩，统希鉴察！”

    吴拿胶济路和国权问题作文章倒阁，使梁阁只有招架之功。1月14日交通部电促全国国民筹款赎路。1月17日全国商教联合会、联合京师总商会、京师农会、北京教育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救国赎路集金会”。使赎路风潮如火如荼。

    1月19日吴佩孚领衔，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省长列名，电请免梁士诒内阁总理。徐世昌接到这通电报即亲批“交院”二字，照理攻击国务院总理的电报，总统只可以存档，不应批交总理，这一批，等于暗示不支持梁阁，因此梁士诒乃持该电谒徐世昌面请辞职，梁觉得徐一点不肯支持梁阁自然颇有牢骚，徐则唯唯诺诺，毫无明朗表示，于是梁士诒乃面请辞职，愤然离开总统府。

    北洋时代的“电报战”是当时一大特色，文章高手都在电报中推陈出新，大显身手。吴佩孚这次倒阁就是使用的电报战，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则天檄”。与吴佩孚相呼应的，有田中玉的庚电（8日），萧耀南的文电（12日）和铣电（16日），齐燮元的覃电（13日），陈光远的元电（13日），赵倜的铣电（16日），冯玉祥的巧电（18日）。

    直系领袖曹锟没有讨梁的通电，也许他是碍于亲家张作霖的情面。

    最妙的是山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发表了一篇“讨梁士诒檄”，通篇套用“讨武则天檄”，使人读完为之忍俊不禁。

    梁士诒却表现出相国风度，他的中国书读得很通，当然了解中国人所称的相国胸怀，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容则大”。所以他对各式各样讨伐他的檄文都逆来顺受。他称吴佩孚为“吾国之一奇男子”，又说“自己生平好交直谅之友，争论敢不拜嘉”。吴佩孚针对他这风度，讥笑他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吴佩孚这时真是旭日东升，天之骄子，三年前他猛攻龚心湛内阁，龚阁因之垮台，是对皖系作战的先声。现在他猛攻梁士诒内阁，梁也摇摇欲坠，这次是他对奉系宣战的前奏。在这前奏曲中吴佩孚一直抓住上风，他的电报战有声有色，人人叫好，而张作霖却只有招架之功，拿了难题做不出好文章来，仅仅以私人名义劝梁士诒鼓起勇气来，不要灰心。

    梁士诒辞职，徐世昌只批了准假，梁也想看一个时期，所以半推半就地请假到天津去。徐世昌当时想请北洋元老王士珍组阁，王自然敬谢不敏，王士珍在北洋老将姜桂题去世后，曾由北京政府派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他本来一直住在正定，不常到北京是非之地，由于兼理将军府事务，所以才到北京来的。

    外交总长颜惠庆奉派第二次代理国务总理，因为梁士诒并未辞职，名义上仍是梁内阁，所以颜惠庆这次的“代揆”在性质上和第一次不同。他表示仍和上次一样，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所以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同时他宣称代理阁揆之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倒阁问题已不重要，因为奉系正调兵遣将，吴佩孚也积极布置，双方即将兵戎相见，北京政府由谁来主持已不重要了。

源济

一八六、曹、张、吴三角之间

    直系领袖曹锟，坐镇保定，成为北京的太上政府，颐指气使，权倾中外。大家都知道，他所恃的是吴佩孚。而吴对于曹的左右及作风则极为不满，可是吴为人重道义，他既是曹的部下，对曹始终很恭顺，只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

    10年冬天农历10月21日是曹锟的六旬大庆。民国初年军政首长做寿是件大事，六旬已是高寿了，这位曹三爷又是功业鼎盛之期，自然更要热闹一番。一时保定车水马龙，富贵荣华，热闹非凡。先一星期就由四省经略使署传谕北方著名男女优伶前来保定堂会。

    民国11年，直奉两系关系恶化，奉系认为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而直系领袖曹锟的左右也有同感。在张作霖来说，他不喜欢吴佩孚是因为吴佩孚不该和他并驾齐驱，他觉得吴的资格很浅，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事实上，直皖战后吴佩孚的发言权有时还超过了张作霖。吴佩孚驻节洛阳，洛阳几乎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吴佩孚一发言，总有很多人叫好、鼓掌，随声附和，这是让关外王最反感的。同时，奉张认为洛吴处处跟他过不去，尤其是在对梁士诒内阁的攻击，分明就是箭头对着张作霖自己。

    奉张越是对吴佩孚不满，但吴佩孚的发言权却越是一天比一天高。毫无问题，这位吴秀才很会抓着大问题发挥。从衡阳驻兵时起，他以一个小小师长脱颖而出，青云直上，得心应手，事事如意。张老帅看着这个北洋后进，越看越不顺眼，可是吴秀才已成局面，奉张越不满意他，他越得意。

    曹锟在保定虽然倚赖吴佩孚，可是也对吴佩孚的洛阳局面存有戒心。尤其是曹三爷的左右，时时把吴佩孚的专横向曹进谗，曹锟的兄弟曹锐和曹锳也对吴极为不满，还有曹锟所私宠的一群小人，更把吴看做眼中之钉。

    奉系了解曹吴之间可以分化，所以便拼命在曹锟身上下功夫，不断强调直奉之间的问题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的，如果不压制吴，将来直奉之战必然不可避免，而直奉之战将必两败俱伤，徒给南方和皖系造机会。

    曹锟的长处是：他自己原是一个忠厚长者，虽然无用，却能信任吴佩孚，有时候他虽然不喜欢吴，但是大前题下一切都信赖和尊重吴。直系当时能一枝独秀，这是很大的关键。

    直奉之间局势紧张时，双方的亲信都奔走调解，希望避免战争。北洋耆要如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鲍贵卿、孟恩远、车庆云、曹锐、王承斌、秦华等往来奔走，希望双方悬崖勒马。可是奉张早已积极布置，而洛吴也认为难免一战，因此双方都各走极端。

    奉张这时的用兵计划在于包围洛吴，一面和广东方面接洽，由粤方分兵出湘、鄂、赣；张勋的旧部与张文生则会师安徽，田中玉响应于山东，陈树藩进攻陕西，同时极力拉拢河南的赵倜、赵杰两兄弟，希望他们反吴，乘虚捣毁洛阳基地。奉系的大军则纷纷入关，分驻军粮城、独流、津沽、密云、古北口、津浦线之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

    奉直大战如箭在弦，双方都能放而不能收，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已成了。

    奉张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攻势，照理说是很厉害的，因为这时奉张已和孙中山取得联系，又和皖系有秘密往还，外间盛传所谓孙段张的三角同盟正接近事实。奉张希望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师后，就迫使吴佩孚首尾难于应付。由北伐军首先向直系进攻，随后皖系起而响应。接着暗中策使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和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吸收了许多下台的军阀，如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这些人都把吴佩孚恨入骨髓，他们虽已下台，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有旧部散处各地。如：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在湖北，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在鄂西。这些人当然都希望起而打倒吴佩孚。奉张自己觉得是得道者多助，因此在吴佩孚猛轰梁士诒时，一直对吴的挑战行为采取不应战态度。

    孙中山的北伐军迟迟不能出动，是因为受了陈炯明的阻碍，因此联合反直的行动遂不能开始。

    曹锟不希望见到直奉两系兵戎相见，所以一再约束吴佩孚不要太走极端。同时派直军23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奉张对于这位亲家曹三爷并无恶感，所以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拜。曹锟建议把北京和直隶境内的奉军调走，以免直奉两军因防区逼近而引起冲突。张作霖慨然同意，并令张景惠主持关内奉军撤退的事务。

    曹锟兄弟为了和缓局势，突然又改变了要奉军撤走的主意，由于曹锐等深怕奉军撤退，吴佩孚势力更大，因此说服了曹锟，特派曹锐到沈阳，向奉张要求，挽留关内奉军。曹锐并向张作霖解释，说攻击梁内阁完全是吴佩孚的个人行为，与曹家兄弟无关，吴佩孚跋扈自专，很多方面并不听曹锟的命令。张作霖于是也表示奉系所恨的吴佩孚一个人，对曹亲家毫无怨恨之意。

    2月15日徐世昌通电表示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电报中略云：“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奉张之怒。末了则提议拟派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组阁，鲍也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对直系也有好感，是比较行得通的。徐还命鲍贵卿自己到沈阳去和张商量，哪知张老帅见到鲍亲家却沉下脸来说：“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千里迢迢来关外问我！”

    张这一句话便注定了鲍阁流产。

    这时候，各方都在密切注视吴佩孚的态度。吴因为自己的兵力散在陕西和两湖，部署尚未周全，因此十分静默，且曾通电辟谣说本人和奉张决不开战。

    11年二三月间，北方局势万分险恶，段祺瑞从北京溜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北伐，这些对直系都极不利。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便愈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

    于是曹锐大起恐慌，正巧3月8日（阴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57岁生日，曹锐以祝寿为名再到沈阳，张作霖对待他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打哈哈，顾左右而言他。曹锐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自然指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曹家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做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孙烈臣笑着说：“好吧！

    咱就把你这话回复大帅。”

    于是张作霖很认真地向曹锐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第二，吴佩孚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第三，段芝贵督直；第四，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屯驻。

    张作霖这时已下定决心要和吴佩孚拼一下，如果吴佩孚敢于反对梁士诒复职，他就以“反抗元首”、“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讨伐。

    就在这时，北京爆出了一个大参案，是关于财政方面的。财政部以盐余作为担保，发行债券，订名为“八厘债券”，总额9600万元。由于直系攻击，所以另外成立了一个“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及银行界重要分子合组而成，以董康为委员长。当时财政当局打算借此掩人耳目。不料审查结果颇有弊端，遂提出大参案，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对，乃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抓到这个头目，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是“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

    曹锐正在沈阳，张作霖见到吴佩孚的电报，气上加气，便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张说：“这个姓吴的根本不把咱们亲家（指曹锟）放在眼中，实在太欺负你们了。他攻击北京就是打击我，打击我无非是迫你们和我作对。如果没有我，还会有你们吗？三哥（指曹锟）如果碍于情面，我只好代你们重重地教训他一顿。”

    在张作霖盛怒之下，曹锐急忙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胡说胡为”！

    曹锟听了曹锐许多不利于吴的话，既感于事态严重，同时为了要缓和张的盛怒，乃考虑对吴约束一下，因此电召吴到保定来面商一切。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一来可真恼怒了曹三爷，乃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就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紧迫，曹锐便代吴拟了一个电稿于3月10日发出，这个电报解释五点：

    “（一）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二）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采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四）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五）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界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由于这个电报，外人以为事有转机，乃由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共同列名，出面调停，分电张作霖和曹锟。另拍一词意大致相同的电给吴佩孚。致张、曹的电文如下：

    “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济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借为贡献之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

    这一段时期下，政潮正方兴未艾，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回任，而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阁揆坚决不肯继续代理下去，因此必须有一个取舍。徐世昌虽然是老狐狸，可是面对这盘情势，也不知如何措手。他要求直奉双方推出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人选出任阁揆。可是张作霖却表示：“竭诚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

    这时，徐世昌听到一个秘密消息，就是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新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因此，3月12日徐通电各省，催促办理新国会选举，这是他恐惧政局突变的苟延残喘办法。可是既然要拖下去，首先就要结束无政府状态，就要委派内阁总理，因此，他于4月8日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徐以为这样作是在没有办法中找出来的办法，因为：

    （一）让梁士诒下台，便可以向吴佩孚交待。

    （二）梁士诒和周自齐同属旧交通系，在实质上旧交通系仍掌握政权，换汤不换药，对张作霖和梁士诒并没有损失。

    （三）周自齐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有路可觅。

    （四）周一向对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阁揆后，府院之间关系会很融洽。

    当周自齐出任阁揆的命令发布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梁说：“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不是阁员，用什么底缺来代理总理？这种代理是违法的。”

    梁士诒有法理根据，因此徐世昌乃于4月9日倒填8日

    的日期，发布一个更换阁员的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这一手更糟糕，简直是欲盖弥彰，对徐挽救政局危机的努力一点没有帮助。

    直奉之间的关系危如累卵，双方磨拳擦掌，战鼓频催。西方国家当然非常注意中国的局势，它们似乎对直系颇表好感。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连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曾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徐世昌面对这紧张局面无能为力，北洋的元老也无能为力，皖系则暗中欣喜，他们希望直奉火并，两败俱伤，使皖系可以重整旗鼓。不只是皖系，许多没落的北洋军人也希望直奉火并后让局面变换一下，给自己带来新的生机。

    11年4月3日（阴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49岁生日，各省直系军人托词为吴祝寿，云集洛阳，讨论对奉系的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往。

    在这次会议中，曹锐是主和的，因此碰了吴的钉子。

    吴为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专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这两位山东军人本有一段渊源，当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是第三镇所辖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等于是卢的直接部下。12年后卢虽是浙江督军，可是比起吴佩孚的两湖巡阅使，相形之下不免见绌了。当吴以一连串通电迫梁士诒下台时，卢永祥曾发通电有句云：“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意在指吴以爱国标榜。所以在吴的专使去见卢时，卢永祥扬首而言曰：“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吗！”

    这时奉军以保卫京畿为名，络绎不断地向关内涌入，奉军原在关内的一师三混成旅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到了4月初，张作相又率领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驻扎独流南面。4月10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又入关驻扎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亦进驻津浦路一带。4月15日奉军又进兵两旅，驻扎塘沽、天津一带。16日李景林又率领万余人开到独流。17日张作霖又令炮兵四营带了54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4月20日又派马队进驻通州。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并以张作相为关内军总司令。奉军计划以一军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龙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4月17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

    表面上张作霖还是说：“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张致杨以德的电报）他还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是真的不愿和奉军兵戎相见的，因此对于奉军的埋首前进不予阻止，并且还节节退让。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即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长杨以德代理直隶省长，所有驻津的直军均撤退回保定，天津的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德州的驻军曹锳（曹锟的七弟，直军二十六师师长），就弃职出走，径自退回保定。曹锟对这两个弃职的兄弟很不满意，他派张国熔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不过曹锟仍还电令津浦路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工厂均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源济

一八七、直奉两系翻脸

    直系诸将对于曹氏兄弟的一再退让与不抵抗主义表示极大的不满，而紧接着曹锟也看出退让于事无补，为了保全地位和权利，他才下了抵抗奉军的决心。他召来秘书，向他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他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秘书打算把曹老帅的口谕改成文言发出，曹说：“不必了，就用我这几句话打给他吧。”

    11年4月21日浙督卢永祥建议请曹、张两人到天津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如何减轻紧张的局势，如何撤退双方的军队，如何达到和平的途径。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他们请卢永祥领衔发起一个联合调停会议。

    奉系这时因为南方局势有变化，孙中山的北伐军不能出动，而北洋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宣布亲直反奉，张作霖的反直联合阵线未能形成，所以很愿意局势暂时缓和下来。可是吴佩孚却利在速战，4月21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向奉系挑战。这个通电中，田中玉、赵倜、刘镇华都是被吴佩孚硬拉进去的。田中玉、李厚基、阎锡山在奉直两派的斗争中，都有局外中立的倾向。甚至齐燮元也不愿列名，他已宣布保境息民和附和卢永祥的调停建议，只因萧耀南质问他为什么要置身事外，他才被迫列名。所以当这个通电发表后，卢永祥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自己的诺言，与吴佩孚同一鼻孔出气，使齐燮元甚为狼狈。

    吴等联名通电如下：

    “慨自军阀肆虐，盗匪横行，殃民乱国，盗名欺世，不曰去障碍，即曰谋统一。究竟统一谁谋？障碍谁属？孰以法律事实为标题？孰据土地人民为私有？弄权者何人？阋墙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国共见，当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义之言，以盗匪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邪，而不见其正。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言道义而行盗匪，自以为举世可欺，听其言而观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见，事实具在，欲盖弥彰，徒形其心劳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许国，比年来为国锄奸，止戈定乱，无非为谋和平统一耳。区区此心，中外共见。无论朝野耆硕，南北名流，如有嘉谟嘉猷，而可促进和平者，无不降心以从。其有借口谋统一，而先破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佩孚等外体友邦劝告之诚，内拯国民水火之痛，惟有尽我天职，扶持正义。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试问害民病国者何人？结党营私者何人？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又何人？舆论即为裁制，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保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责任所在，除暴安民，义无反顾。敢布腹心，惟海内察之！”

    曹锟态度由弱转强，直奉之间局势更形恶化。这时直方的军队有王承斌所辖的二十三师原驻保定附近，张国溶的二十六师回驻马厂之南，张福来的二十四师在4月中开驻涿州，第十、十五两混成旅和第二、第三两补充团，本来驻在高碑店，也由吴佩孚全调北上，至琉璃河驻扎。其余如第三师和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都奉调北上，进驻涿州、良乡、清河等处。冯玉祥的第十一师、胡景翼的暂编十一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刘镇华的镇嵩军、张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张锡元的第一旅、陕西陆军第一、二两混成旅都出潼关，进驻郑州一带。军势甚壮。

    4月22日曹锟答复张作霖的养电如下：

    “民国肇建，战祸频仍，国本飘摇，民生凋敝。华府会议以来，内政外交，艰难倍昔，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内一举一动，皆为世界所注目。近者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长驱直入，环布京津。锟以事出仓卒，恐有误会，是以竭力容忍，多方退让。乃陆续进行，有加无已。铁路左右，星罗棋布，如小站、马厂、大沽、新城、朝宗桥、惠丰桥、烧炮盆、良王庄、独流、杨柳青、王庆坪、静海、以及长辛店等处，皆据险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断绝，海内惊疑，友邦骇怪。锟有守土之责，何词以谢国家？何颜以对人民耶？向者国家多故，兵争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设兵事无端再起，不惟我父老子弟惨遭锋镝，国基倾覆，即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首！顷据张巡阅使皓日通电，谓：‘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锟愚窃谓统一专以和平为主干，万不可以武力为标准，方今人心厌乱已极，倚恃武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则统一无期，可以断言。皓电又谓：‘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公同讨论，’似此则解决纠纷，必须听之公论。若以武力督促其后，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海内人心，岂能悦服？总之张巡阅使若以和平为统一之主干，此正锟数年来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为极端赞同，尤望张巡阅使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静听国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之相与共同讨论。若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则前此恃武力统一主义者，不乏其人，覆车相寻，可为殷鉴。锟决不敢赞同，抑更不愿张巡阅使之持此宗旨也。锟老矣，一介武夫，于国家大计，何敢轻于主张。诸公爱国之诚，谋国之忠，远倍于锟。迫切陈词，宁候明教。”

    张作霖获悉曹锟兄弟态度转变后，了解直奉之战已不可避免，但因曹既然有电给自己，不能不答复，张的漾电于23日发出，文曰：

    “顷接曹巡阅使通电，谅已达览。惟对于此次奉军入关经过情形，确与事实不符，当再详晰陈之。查从前奉军原驻关内者，不过一师两旅，直皖战争以后，因京畿地面空虚，酌增两旅。并经曹使面告以南方不靖，请以西师兵力援助。年余以来，奸人挑拨，猜疑叠起。作霖鉴于各方情势，为息事宁人计，即于今年一月决计撤回。乃甫经动议，大总统饬派鲍总长，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长，先后东来，谆谆挽留，曹使来电，且有‘弟如决计撤兵，兄即辞职’之语，电牍具在，可复按也。作霖当时以大总统既再三传谕，曹使又情意殷殷，公义私情，无可诿卸，即允遵谕留驻。惟各军久驻关内，训练检阅，劳逸不均，当拟先行输入一部分换防，并与曹省长高洽，酌添少数军队，以资联防。曹省长并谓：‘奉直两军驻在一处，且看有无冲突’一语，时有大总统所派之鲍总长在座，共见共闻。论为‘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然则鲍总长非大总统特派之总长，曹省长非直隶之长官乎？且此次所称奉军所驻地点皆从前奉军原驻之地，并未扰及人民一草一木。乃前队甫经过津，而曹省长即弃津不顾，马厂驻军亦弃炮退走，涿州琉璃河方面则挖壕备战，郑州方面则积极调兵，对于奉军决战之阴谋，乃完全披露。而吴佩孚平日所谓‘不扫灭奉天，不能横行’之声言，与曹使从前之巧使吴佩孚詈段合肥，而个人则以‘并不知情’四字为隐身符，其策划乃复施于作霖矣。此即奉军进兵之事实，与曹使所谓‘竭力容忍，多方退让’之经过情形也。至于统一问题，作霖通电措词，系‘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曹使颠倒其词，竟称谓‘武力统一’，则此电文具在，乃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耶？总之奉军如无益于直，则撤退可也，留之何为？留之而又诬其启衅，诬其扰民，其心安在？种种事实，谁为启衅？是非功罪，自有公论，决非口舌笔墨所能强辩，霖与曹锟亦决不作此无谓之争。第恐真相不明，听闻淆乱，用再通电陈明，敬希鉴谅是幸。”

    这时，赵尔巽等调人还在作最后努力，张作霖因于23日电复诸调人，谓：“如仲帅（曹锟字仲珊）到津，自当即日就道，共商解决。”调人等于是联名致电吴佩孚作最后努力，电云：

    “时局风云日趋险恶，弟等上感元首敦迫之谊，下聆国民呼吁之殷，业于个日联电仲帅雨帅，请其约日莅津晤商，以资解决，并请双方先将前线军队约退，以安人心。当时本拟同电奉邀，恐因洛阳地方重要，台旌未便遽离。故拟俟仲雨两帅面晤后，再由仲帅面约。台端热诚谋国，统一南北之举，研究经年。现雨帅皓电既以促成统一为言，是与执事所抱意见已相符合，将来会议以后，公开讨论，必能持平解决，以民意为从违。万垦台端于此最近期间，力持坚忍态度，以待调人之进行，是所切盼。”

    4月25日，张作霖终于翻脸了，他发表通电痛骂他的亲家曹三爷，骂曹一生行事模仿他的“祖先”曹操，是个口是心非的奸雄。电报指摘直皖战前吴佩孚痛骂段祺瑞实际是曹锟的指使，但曹伪装不知情，后来曹张在天津见面时，却又自己道出真情。这是张直接攻击曹的开始，在此以前张只攻击吴而不及曹，现在既然亲家相骂，可见直奉之间已经千钧一发了。张电如下：

    “我哥通电，均经奉复。对于奉军入关一事，大意尚须奉质者，请再详言。来电所称‘不奉中央明令，不告本地长官’两语，已将奉军经过事实，明白通电。其是否不奉中央明令，不告地方长官，明眼人皆能明晰。弟姑援一成例言之，为我兄弟相共研究之资料。前年直皖战争，我兄首统雄师，直趋畿甸，岂亦奉有中央明令耶？涿洲、良乡、琉璃河附近，皆京兆尹地面，非直隶辖境，亦通知该管长官耶？至于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决非‘武力统一’四字所能解释。就使断章取义，为谋统一而兴兵，较之为地盘而兴兵，为公为私，岂可同日而语耶？试问上年湘鄂之战，为公乎？为私乎？如其为公，何以不予督军，则称菊人先生，顿兵衡阳，以为要挟。任为巡阅使，则称我大总统。决水灌堤，以祸人民也。昔贤云：‘苟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我哥不此自责，而乃强诬奉军以不奉命令，武力统一，何不稍加反省，乃竟冲口而出也？吴佩孚之骂段合肥也，吾哥曾嗾使之，此吾哥与弟亲言，不敢相诬也。今则以施之合肥者，将施之于弟矣。犹对众通电云：‘事事退让。’只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虽魏武一生得意之语，后世即以此为奸雄二字之歌诀。在汉魏专制时代则可耳。若大同之世，天下为公，一举一动，皆当适合人民公意。项城晚年一用手段，则群起而指摘之，卒致败亡，近事可为殷鉴。吾兄老矣！文字之间，或未暇详究，一味以罪恶加人为快，而自忘其躬自蹈之也。与其使天下后世阅吾哥之通电，摘其阴私而诟谇之，不如俯采微言，自为更正，不失为改过不吝之英雄也。诗云：‘慎尔出言’，愿吾哥三复之，无听市井无赖之狺狺狂吠，犹掀髯大笑，以为得计，则非弟所敢知矣。”

    时局演变到此，不可收拾，于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

    与奉张骂曹的通电同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人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当天吴就到前方督战去了。这封通电全文如下：

    “国民苦胡逆张作霖久矣。曩以国家多故，犯而不校，启大盗自新之路，存上天好生之德，涵育包荒，以有今日。斯因父老昆仲夙昔所怨责，而佩孚等所内疚神明者也。狼子野心，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语不能感，矫命乱纪，犯阙称兵，罪恶贯盈，末日已至。长此容忍姑息，既无以拯国民水火之苦，更无以答友邦希望之诚。用敢厉兵秣马，整饬戎行，直揭罪魁，昭告中外。张作霖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盗取图谋统一之名，阴行破坏统一之实。曩岁国民大会，原期排难解纷，而张则力阻其成。比年西南北犯，无非增长内乱，而张则甘为作伥。近复勾结叛逆，四出构兵，障碍统一。其罪一。梁士诒洪宪祸首，张作霖则举为总揆，张勋复辟罪魁，张作霖则邀求巡阅，倒行逆施，危害国体。其罪二。害莫大于祸国，奸莫甚于通外，张作霖兼而有之。嗾使耿玉田运械俄人，诱致蒙匪。袒护梁士诒直接交涉，断送青胶。勾通外人，贻祸祖国，稍有人心，何忍出此！其罪三。华会告终，友邦劝裁无用之兵，而张作霖则招匪以为兵。青岛收回，吾国视为新硎之试，而张作霖则运匪以扰鲁，丧心病狂，负罪友邦。其罪四。国之与立，惟在法纪，破法乱纪，张实作俑，以法令为刍狗，视元首若弁髦，法纪荡然，政纲解纽，擅调军队，挟制中央，垄断政权，屡召会议于京津，威迫河间，突然进兵于浦口，兹复陈师入关，危及元首，破坏法纪。其罪五。京师首善之区，中外属目，秩序森严，自张派奉军盘据，白昼劫掠，跋扈恣睢，闾阎则一夜数惊，商贾则谈虎色变，政以盗成，贼为民害，豺狼当道，狐鼠横行，纵匪殃民。其罪六。设官守土，各有其责，疆域攸分，界限斯判。特别三区，原属直省管辖，京兆、津沽，原为直军驻守。乃以德报怨，任其宰割，既占察哈尔，复据热河。京畿首都，乃成盗匪之外府；津沽要地，尽为盗匪之防区。既让小站、马厂，又让静海、天津、彼竟得陇望蜀，占据永清、霸州，进窥保阳。让之不已；无所逃避，守土保民，义无反顾。彼先开衅，黩武逞兵。其罪七。昔截秦皇岛军械，今劫三家店军火，攫取饷糈，则竭泽而渔，剽窃金钱，则囊括以去。致使陆海各军饷糈无着。曩昔叶恭绰长交，则受贿三百万。近今梁士诒入阁，又报效四百万。张弧发行公债，则更所入无算。劫掠饷械，行同盗匪。其罪八。帝制安福之党，则盘据要津。梁、叶、张弧之辈，则援为护符，所有作奸犯科，亡命盗匪，无不收纳。关外为胡匪发源地，辽沈为罪人逋逃渊薮，招亡纳叛。其罪九。次山、金波、有恒义父也，而背叛之。阁忱、曙村、香岩兰友也，而驱逐之。孙烈臣、汤玉麟贫贱交也，而猜疑之。秘使耿玉田诱致蒙匪，乃毙之于狱以灭口。狼若吕布，凶逾朱温，残杀同类。其罪十。综其罪孽，擢发难数，穷凶极恶，豺狼不食。作霖不死，大盗不止，盗阀不去，统一难期。若其肆虐，永为民害，则人道可以不存，国法可以不立，白山黑水之马贼，得以纵横一世，驰骋中原，国家之体面何在？国民之人格何存？佩孚等既负治盗剿匪之责，应尽锄奸除恶之义。爰整义师，歼厥巨魁，以泄公愤，以快人心，罪止一人，胁从罔治。凡为前途倒戈，咸为名哲之士。若其徘徊歧路，必贻附逆之羞。敌忾同仇，独夫气沮。人心厌乱，天意亡胡。从此残暴既除，和平可睹，障碍既去，民国以安。仅此露布，中外共鉴！”

    直军的部署，悉由吴佩孚发号施令，这时直军动员的已有12万人。在洛阳的是陆军第三师，在琉璃河的是第九师，在陇海东的是十一师，在洛郑间的有第二十和二十四两师，二十三师在涿州、良乡一带，二十五师在武胜关，二十六师在德州、保定一带，第五混成旅在郑州、山东一带，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在保定、涿州等处，一、二、三、四、四个补充团在涿州、良乡等处，共计有八个师五个混成旅三个团的兵力。吴佩孚决定以洛阳为根据地，大队集中郑州，分作三路进兵：第一路沿京汉路向保定前进，迎击长辛店一路的奉军，以京津为目的地。第二路侧重陇海路，联络江苏的兵力，以防制安徽马联甲的旧部和浙江卢永祥的袭击。另又分出一支沿津浦路北上，和东路张国溶联络，攻击奉军的根据地。第三路是冯玉祥的部队和陕军，集中郑洛一带，坚守根据地，并为各方接应。

    4月26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冯自兼师长），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锡元）各部到达洛阳。吴佩孚本拟与冯见一面，因前方军情紧急，只得先一天出发，留下手令派冯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职权，后方各军均归节制。冯军的迅速开到，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于发动。直奉这次战争中，直军获胜的主要关键就在这一着。

    26日徐世昌下令双方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令云：

    “近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遂致近畿一带，人情惶惑，闾阎骚动，粮食腾踊，商民呼吁，情急词哀。迭据曹锟、张作霖等电呈，声明移调军队情形，览之殊为惄然！国家养兵，所以卫民，非以扰民也。此岁以政局未能统一之故，庶政多有阙失，民生久伤憔悴，力谋拯救之不遑，何忍斲伤之不已！本大总统德薄能鲜，不能为国为民，共谋福利，而区区蕲向和平之愿，则历久不渝。该巡阅使等相从宣力有年，为国家柱石之寄，应知有所举动，民具尔瞻，大之为国家元气所关，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系。念生民之涂炭，矢报国之忠诚，自有正道可由，岂待兵戎相见。特颁明令，着即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对于国家要政，尽可切实敷陈，以求至中至当之归；其各协恭匡济，奠定邦基，有厚望焉。”

    北京的外交团鉴于战争将波及外人安全，遂先后向北京外交部递了三个警告书。

    奉系军人孙烈臣、张作相、张学良等先后入关，与张景惠在天津西北落垡会议，张作霖则亲临军粮城，指挥一切。

    4月27日奉军将领张作相、张景惠、汲金钝、吴俊升等通电宣布吴佩孚罪状，电云：

    “窃维清政失驭，国体乃更。革命以来，于兹十有一载矣，丧乱频仍，日甚一日。自直军由湘鄂撤防北归以后，‘统一’两字，希望毫无。南北和议，始终停顿。推原祸始，实吴佩孚一人阶之厉也。国家要素，全在纲纪，军人天职，只有服从。当吴佩孚拥兵衡州之时，或乘胜进攻，或停战议和，皆不失为正当办法。乃以未得湘督之故，竟倒戈相向，合力谋驱湖南张督，而吴氏于政乱纪之行为，倒行逆施之举动，遂至肆无忌惮，层出不穷，虽罄南山之竹，亦不足书其罪恶矣。

    吴氏欺世盗名，向以清白自诩，而衡阳之役，即骗得西南六十万元。此外诈取及勒借各款，就所闻于各省官民，言之历历有据。湖南省署及地方五百余万，湖北三百余万，江苏七十余万，河南亦百余万，其余敲诈沿路地方各款，为数尤为不赀，是吴氏之贪。不得督军，则称元首为先生，得巡阅使，则改称我大总统，是吴氏之鄙。唆使成慎逐赵，继又助赵攻成，致成死于非命，是吴氏之狠。其决堤灌敌也，沿堤居民聚集老幼，跪于前，涕泣请命，吴氏悉怒而投之横流，指挥掘堤益急，是吴氏之恶。其夺位卖友也，以湖北地盘之故，对于王不惜多方掣肘，以牺牲其同系同乡同寅之老友，是吴氏之险。平居自命，不曰武乡侯，即曰岳少保，而居心奸狡，适得其反，是吴氏之妄。忽而国民大会，忽而第三政府，其实全无心肝，不过假空气以自重耳，是吴氏之诈。寻常对众演说，非扫灭东省不足以横行中国。东省何负于吴，而野心勃勃如此，是吴氏之狂。……犹复阴谋百出，自去岁以来，即时欲将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各省地盘，尽举而置之掌握之中，以遂其所大欲而后快。此尤吴氏之明目张胆，大言不惭者。其他谬妄之举，国人著有专书，不待指数，是吴氏一直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之奸邪残贼耳。

    迨近年因中原多故，张使以曹使坐镇北洋，由曹使一意整顿，而张使慎布边防，决不存丝毫权利思想。乃以吴氏横行之故，不但中国商民受莫大之损失，而各友邦商业，亦受其影响。自华府会议以后，国势之阽危益甚。张使甚愿巩固北系团体，拥戴大总统，推举王聘老，段芝老及硕德耆宿，共谋救国。张使尤素重曹使，果能协力同心，亦可贯彻此旨，协谋统一之进行。乃吴氏以受曹卵翼之人，反唇相稽，竟谓曹氏昆仲，除枉法贪赃外，别无好处于地方。是不唯破坏北洋团体，抑且辜负恩遇长官，负义亡恩，莫此为甚。又复反复无常，一意捣乱，虽至荒旱荐臻，上干天怒而不恤。

    此次奉军入关，原本奉大总统派员挽留驻兵，增兵亦复同意，曹省长亲自到奉，亦同此旨。乃吴氏盅惑曹使，必欲归罪奉军，迫令宣战，并用其金口决堤之故智，填写多名，通电谩骂，以启衅端，若惟恐战事之不速者，是真国家之妖孽，当道之豺狼。作相等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特宣告天下，翦此凶顽。但张使与曹使交谊素敦，与直军更无嫌隙，其无故挑衅，只吴氏一人。我直军同袍将士，如仍服从曹使者，作相等敬以礼之，如有甘心从逆，随吴抗战大军者，即当一律划除，如有弃吴逆来归者，当请张使一视同仁，录功给饷，特别优遇。我大军纪律素严，秋毫不犯，经过地点，公平交易，商民勿容自相惊扰。静候我大军灭此朝食，以与我海内同胞共庆升平。区区血忱，天日可矢！倚盾宣言，伏维公鉴。”

    4月28日，张作霖通电宣战。电云：

    “窃以国事纠纷，数年不解，作霖僻处关外，一切均听北洋团体中诸领袖之主张。向使同心合力，无论前年衡阳一役可以乘胜促统一之速成，即不然，而团体固结，不自摧残，亦可成美国十三洲之局。乃一人为梗，大局益棼，至今日而愈烈。长此相持，不特全国商民受其痛苦，即外人商业停顿，亦复亏损甚钜，啧有烦言。作霖所以隐忍不言者，诚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污蔑也。不料因此竟无故招谤，遂拟将关内奉军悉数调回。乃蒙大总统派鲍总长到奉挽留，曹省长亲来，亦以保卫京津，不可撤回为请。而驻军地点，商会挽留之电，相继而至。万不得已，始有入关换防，酌增军队，与曹使协谋统一之事。又以华府会议，适有中交两行挤兑之事，共管之声浪益高，国势之颠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济之，所以牺牲一切，以维持国家者，自问可告无罪。若再统一无期，则神州陆沉，可立而待。因一面为京畿之保障，一面促统一之进行。所有进兵宗旨暨详情，业于皓日，漾日通告海内，凡有血气者，睹情形之危迫，痛丧乱之频仍，应如何破除私见，共同挽救。乃吴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专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之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妖孽，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当仁不让，嫉恶如仇，犹复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统一，不愿以干戈相见。不意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甘为戎首，宣战前来，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以默相我国家。事定之后，所有统一办法，谨当随同大总统及各省军民长官之后，与海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开会讨论公决。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掬诚悃以宣言，既不敢存争权争利之野心，亦绝无一人一党之成见。皇天后土，共鉴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沥以闻，伏维公鉴！”

    直奉两系面合心离已有一年多了，本来奉系是接近皖系的，皖直战争时，皖系做梦也没有想到奉系会助直反皖，可是皖系战败后，直奉两系虽因曹张两人是亲家，有这一段政治婚姻在维系，终究酝酿分裂，最后则不免一战。

    可是一年多的备战，直奉真正战争也不过只是六天，打了六天就结束了。

源济

一八八、第一次直奉战争

    前面曾经叙述过奉张的打算，具体说来，是——

    主体：结合奉系、皖系和在广东的孙中山，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

    辅体：嗾使张勋收拾他的旧部重整旗鼓。

    用兵计划：由奉军占据京汉、津浦两路的北段，令张勋沿津浦路南下，与其在安徽的旧部结合，进而循陇海线偷袭河南。联络浙江以对付江苏。同时等待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动，以牵制湘赣。在西北方面则运动失意的陈树藩进攻陕西。长江方面则利用四川一部分军人下长江进取武汉。使吴光新和张宗昌在山东呼应。河南的赵倜亦暗中和奉系通款曲。

    然而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奉张的如意算盘在直奉战争的前夕，竟一一落空：

    第一、段琪瑞虽与奉方交欢，但不肯出全力为奉系支援，且态度突趋消极，皖系大将除了张敬尧、张宗昌、吴光新跃跃欲试而外，其他的都在天津不作活动。

    第二、张勋虽然想东山再起，可是他的旧部久已星散，或则离心离德。皖督张文生表示中立，且与江苏共商保境安民。

    第三、孙中山的北伐军受扼于陈炯明，因此李烈钧入赣之师延期出发。

    第四、豫督赵倜与奉系暗通款曲，但因事机不密，故吴佩孚得以先发制人，抽调湘鄂军队兼程入豫，以神速的举动解决了心腹之患。奉军虽已入关，却来不及援赵。

    至于直系，由于曹氏弟兄自始不愿与奉系兵戎相见，所以吴佩孚有孤掌难鸣之苦，到了4月11日直系在保定召开会议，一致主张抗张拒奉，曹锟且将其主和的兄弟曹锳撤去师长职务，并将直系全军大权交给吴佩孚指挥，而曾经衔命三度出关担任调人的王承斌也率其部下劲旅参加直军，担任西路司令。保定曹氏洛阳吴氏重新团结，力量大增，情势突变。同时由于孙中山的北伐军未能出动，吴佩孚遂得将驻湘的直军北调参战。对河南赵倜的反叛能及时制止，并将陕西方面缩小防线，使兵力能集中运用。

    奉系开始时极端强硬，布置亦极周妥，可是在酝酿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态度亦渐转缓和，希望用时间来调整其不利形势。直系开始时虽处于不利情势下，可是慢慢地转向有利，因此士气激昂，利于速战，吴佩孚把握着握这种有利形势，压迫奉军立即作战，以期达到速战速决。

    直奉战争，东路在津浦线，西路在沿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进行。

    4月29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即日下了奉军的总攻击令。奉军的东路总司令张作相驻落岱，所属有张作相自兼师长的第二十七师及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张作霖的卫队旅旅长张学良等部，开战前这路奉军缩短防线撤回到马厂以北。西路总司令张景惠驻长辛店，所属有张景惠自兼师长的奉军第一师及第十六师师长邹芬、第五混成旅旅长齐占九等部。奉军全部约12．5万人。

    直军由吴佩孚任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涿州，西路是吴佩孚的第三师在琉璃河、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在固安，东路是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以及后来加入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均在马厂。直军全部约10万人，人数虽逊于奉军，可是都是久经战阵之兵。

    在这次战争中，有利于直军的行动如：

    （一）海军总司令蒋拯通电助直。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通告外交团，声明讨奉。萨镇冰率舰北上，海筹、海容两舰驶秦皇岛，江利、江元、楚同、楚谦四舰驶大沽口，威胁奉军后方。都是壮直军士气和声威，而寒奉军之胆。

    （二）张宗昌奉张作霖密令，率领一部分奉军，由海道绕至青岛，拟假道直趋山东，这项行动被鲁督田中玉所察觉。一方面准备迎击，同时发出通电，请外交部向日本交涉，饬令日本青岛防守司令官禁止奉军登岸，因此奉军突击山东的计划遂化为泡影。

    （三）苏浙两省宣布保境安民，奉系计划以浙军扰苏的计划亦告落空。

    （四）豫督赵倜和他的兄弟赵杰曾有反直反吴打算，可是由于直军的及时控制，使赵氏兄弟的打算烟消云散。

    （五）奉军来自关外，与平津人民生活习惯都不相符，因此军民之间颇不协调。

    从4月29日到5月3日，直奉双方都捏造战报吹嘘自己胜利。张作霖且俨然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有告捷电报发表。直军则随心所欲地发布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且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省督军。

    4月29日前，直奉两军前线已有零星接触，枪炮声断断续续，29日双方正式开火，在北京可以听到长辛店传来的隆隆炮声，不少外国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战地观战。

    整个战争，在长辛店、固安和马厂展开，而最激烈的炮火则在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两军屡进屡退，伤亡无算，奉军集中炮火向直军阵地猛轰，吴佩孚则严令长辛店方面直军前敌指挥董政国坚守阵地以疲奉军。

    奉军猛攻，直军坚守，这样相持了一天一夜，至30日，吴佩孚下令改守为攻，奉军亦集中火力坚守阵地。

    5月3日奉军大炮严重威胁直军阵地，奉军东路统帅张景惠忘却了张作霖半攻半守的命令，向直军阵地前进。这天晚上，吴佩孚探知奉军炮火消耗不少，乃以大队直军猛攻正面，另派精兵数千绕道前进，借田间伏兵引至奉军后方。4日直军径扑卢沟桥，奉军腹背受敌，炮弹也告用罄，同时直军张锡元旅由陕西潼关赶来增援，兼程疾运，抵达良乡宿营。最紧张的时刻吴佩孚亲率卫队在前方堵截，因前方炮火剧烈，有许多直军抵抗不住，往后溃退，吴在战地上予以制止。

    5月5日直军增援的张锡元旅加入战斗，直冲到丰台，奉军张景惠仓促由丰台退出，于是长辛店遂落入直军手中。张景惠先退到卢沟桥，直军进逼至奉军东路司令部所在地落岱。中路固安方面奉军获悉长辛店失守，西路奉军溃败，军心大乱，也相继溃退，纷向天津逃窜。

    东路奉军颇有小胜，不幸张学良受伤，迨听到西路战事失利，也开始溃退。李景林率部退保良王庄、独流，再退山海关。

    奉军各路俱败，张作霖5月4日还赶到落岱，企图挽救颓势，但大势已去，他才匆忙地回到天津下总退却令。第二天即退至滦州，以开平为第一道防线，令李景林扼守，古冶为第二道防线，令张作相防守，滦州为第三道防线，张作霖自己坐镇，昌乐为第四道防线，令孙烈臣扼守。

    直军也调整战线，集中兵力，以胥吾庄为第一道防线，由彭寿莘担任，芦台为第二道防线，令穆旅担任，军粮城为第三道防线，由王承斌担任。

    长辛店直军大捷，决定了战场的胜利。而长辛店奉军之败，在于奉军第十六师停止战斗，十六师原系冯国璋的旧部，本属直系，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攻打直军，正和两年前皖直战争时，皖系把原属直系的第十五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一样，他们都是遇有机会就要倒戈。

    奉军战败后，徐世昌于5月5日下令饬奉军退出关外，令云：

    “前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近畿一带，迭经令饬分别撤退，乃延不遵行，竟至激成战斗。近数日来，枪炮之声不间昼夜，难民伤兵，络绎于道，闾阎震惊，生灵涂炭，兵凶战危，言之痛心。特再申令，着即严饬所部，停止攻击。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隶各军亦应退回原驻各地点，均候中央命令解决，务各凛遵！此令。”

    另有一道命令是查办罪魁的，令云：

    “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将士，皆由于叶恭绰、梁士诒、张弧等构煽酝酿而成，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着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此令。”

    查办令未下将下时，梁士诒的左右劝梁通电声辩，梁说：“洪宪之役我也是罪魁祸首，替人受过，今天又何异于前。张江陵答吴尧山说：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我虽然不敢自比江陵，但亦心响往之。查办令下，正好放舟海上，回家侍奉老父。”

    4日晚有一通长途电话从北京打到天津梁士诒的寓邸，请梁亲听，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周说：褫职令将下，自己代理总理，应该副署，可是深感对不住数十年的老朋友，所以先行奉告，请求谅解。同时劝梁即日离津，怕未来局势变化无法控制。梁答：“谢谢子廙（周自齐）兄，并请代我转谢东海（指徐世昌）。多承关爱，永铭五内。我们两人相交数十年，亲若手足，将来历史上记载说周自齐副署查缉梁士诒，也是政治史的一段趣话呢！”

    叶恭绰褫职后，由高凌霨代理交通总长。

    7日梁士诒偕叶恭绰、刘展超、郑文轩、王季子、黄质中、李达牧等离天津赴日本。卜居长崎。

    吴佩孚击败奉张后，威名大震，蒋方震曾称道吴是中国武将中最杰出之将才。吴在洛阳练兵时，曾将岳武穆的满江红词修改为军歌，慷慨激昂。

    直军告捷后，吴佩孚赴军粮城视察（军粮城是奉张大本营所在地）。5月7日由军粮城回到天津。这时他的声望之高，到了顶点，中外旅津人士都纷纷要求晋谒这位秀才出身的吴大帅。吴佩孚接见这些人士时，高谈阔论，昂然自得，听者击节赞赏，五体投地。趋炎附势之徒，颇以能见吴将军为荣，或者则奔走欢告说吴将军厚我！

    吴佩孚在天津也曾和许多北洋元老见面，曾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吴勿为己甚，适可而止。吴冷冷地瞟了赵尔巽一眼，傲然说：“从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您，胡匪祸国家，追源溯始，您也该负责任，还要替他说情吗？”气得赵尔巽脸都青了。

    吴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惩办张作霖，同时自愿辞去两湖巡阅使，因此外间有废除巡阅使制度的传言。

    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5月11日北京政府再令裁撤蒙疆经略使，并根据直系意见，调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

    同一天，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和沈阳各团体通电不接受北京政府罢免张作霖的“乱命”。第二天（5月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

    “……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迳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政府订立关于东三省、内外蒙、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

    由于张作霖独立，所以北京外交部亦照会各国公使：“今后东三省一切事务，非经中央政府核准，概作无效。”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严守中立的宣言。《朝日新闻》公开著论反对“拘守中立”。主张进一步作适当的处置。内田宣言本来是外交烟幕，实际上日本的野心分子都主张支持张作霖独立，因为他们不欢喜吴佩孚，吴曾攻击亲日派。东京曾有“张作霖后援会”的组织。

    其实，日本的野心家把张作霖也看错了，以为可以收买张作霖，实际上奉张的长处就是他有独立人格和意志，绝不肯做卖国行为。日本人想乘奉张战败自保之际，予以支援，借以换取对东三省有利的代价，日本人实际上是错了，因为奉张虽然战败，但却还有余力自保东三省。

    6月4日张作霖自称为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再一次发表了“闭关自治”的宣言，并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杨宇霆字邻葛，是奉天法库县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奉军在秦皇岛附近陈庄、牛庄一带曾与直军前敌司令，暂编第一师师长彭寿莘、副司令、第十五混成旅孙岳两部接触。孙岳是曹锟的养子，清末由第三镇炮兵排长一步步提升为管带，因参加滦州起义，几乎被杀，是曹锟暗中通知他逃走的。

    直皖战争时是直军的团长，现在则升到旅长了。

    从6月8日直奉两军战至13日，奉军一度获得胜利，沈阳且曾举行祝捷大会，大肆宣传，可是直军也在九门口转败为胜。13日沈阳各国领事联合向奉张提出警告，认为榆关战事影响国际列车的安全，张作霖不得已乃接受了英国教士扬古、美国教士普来德为中间人的停战建议。

    6月18日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彭寿莘，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富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榆关为两军界线，19日起奉军撤出关外，直军除酌留一部驻防榆关外，大部都撤回原防。关于张作霖的地位问题，北京政府拒绝撤销5月10日的处分命令，东三省省议会仍请张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加推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对北京政府仍然保持独立的姿态。

    直奉之战，奉系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一）张作霖看不起吴佩孚。张作霖虽然比吴佩孚小四岁，可是在北洋系统上，却比吴的地位高多了，张在袁世凯时代就崭露头角，获袁的拢络垂青，地位仅次于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与曹锟可以分庭抗礼，吴佩孚一直是曹锟下面一员战将，直到衡阳撤兵时才被国人所知。

    （二）奉张采取联曹制吴的策略，然而直系究竟是直系，正如曹锟所说，亲戚虽亲不如部下亲，曹锟如不跟着吴佩孚走，自己就失去了凭借。张作霖既已取到东北和西北，又要把持长江一带地盘，还要控制北京政府财政，这是使曹除了一面倒向吴佩孚外，无他路可以选择。

    （三）奉张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又希望广东方面北伐，皖系呼应，自己坐享其成。洛吴则视这一战为生死存亡之争，竭其全力以赴。奉军主力集中东线，而将不可靠的第十六师置于西线前方，蹈了直皖战时，段祺瑞利用非嫡系军队打头阵，结果也招致阵前起义的覆辙，致使全线受到牵动。

    （四）吴佩孚背城一战，只能胜不能败，张作霖败了可以退回关外，所以缺乏必胜的决心。

源济

一八九、冯玉祥进军河南

    直奉之战甫告一个段落，河南又爆起了战火。

    河南是吴佩孚的根据地，他和河南督军赵倜之间面和心不和。直皖战后，吴赵之间曾有过一段故事，前面已有交代，就是吴和赵成为政治性的把兄弟，吴赵的两位夫人也结拜为干姊妹，然而这一切都经不起考验。

    赵倜是河南汝阳县人，粗通文理，清末投入毅军马玉昆部下，受到姜桂题的提拔。在袁世凯时代以追剿白朗而得到河南地盘，他在河南就像一个土皇帝。10年冬天，他的七岁幼子染上伤寒病，送往南关医治，他竟学三国时代的袁术借寿，建醮上奏天庭，勒令河南的高级职员一律借寿五年，他自己为了起领头作用，愿借十年寿命给爱子，连同大小官员所借的寿命加起来，这位宝贝儿子应该可以活到300岁还有多。借寿的功德圆满完成后，赵督帅的“西屋太太”又做起二十大庆，潢川县长车云献了一双大红绣花缎鞋，鞋内用金钱镂成“卑职车云谨呈。”

    赵倜的兄弟赵杰绰号赵三麻子，无恶不作，赵倜派他当宏威军司令。吴佩孚曾调宏威军打湖南，赵杰在前线并未立功，可是竟升任了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于是他在河南各地招兵买马，招来的兵士都是些横行霸道、强赊白吃的吸鸦片和抽白面的无赖。他的部下有一支驻扎临汝，白天是官军，晚上是土匪，老百姓受不了，都纷纷跑到洛阳去告状，吴佩孚劝赵倜兄弟解散这支部队，赵杰置之不理，阳奉阴违，吴佩孚大为不满，曾愤慨地说：“赵倜有个宝贝兄弟赵杰，和张敬尧之有张敬汤一样，真是先后辉映。”

    11年春天，吴佩孚声讨梁内阁，四面八方邀请各省军阀予以响应。赵倜既是吴的假兄弟和假亲戚，当然表面上要和吴亦步亦趋，可是他又怕得罪张作霖，因此就对吴打太极拳，不肯发电表明立场。吴严词督促他，他才勉强地发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电报，同时却暗中打一个密电给张作霖，向奉张解释自己的不得已和被迫情况。张作霖接到赵倜这通电报，立即转给曹锟，并且附以按语说：“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了。”曹锟接到奉张的质问电，就转发给吴佩孚，叫他不要惹是生非。吴佩孚看到赵给张的电报，才知道赵倜暗通奉系，是个口是心非的骑墙派，派人到开封去向赵质问，吴带口信给赵说：“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请你联署或者响应，你愿不愿意随你自便，怎么能够算是强迫你？”赵倜这一来弄得非常丢脸，只好向吴所派的来人说：“我是上了别人的当了，我早就要辞职，只是承老弟厚爱，要挽留我，今后我在职一天，一定唯子玉老弟之命是从！”

    吴佩孚不愿在和奉系交战之前先在河南惹出麻烦，所以对赵倜仍旧容忍，只写信要赵速筹300万元军饷赎罪。

    赵倜接到吴佩孚来信，叫他筹措300万军饷，乃和他的心腹赵杰及宝德全等商量，他们都大不以为然。一方面舍不得把已经搜刮的钱拿出来，同时自己的军饷也已积欠了数月，如果拿出钱来解往洛阳，如何向自己军队交代。同时这次如果完全顺从了吴，以后还不知吴会陆续提出若干条件，将来如何应付？因此决定拒绝吴佩孚的要求，同时放出谣言说是有人要暗害赵氏兄弟，遂在开封宣布戒严，并在郑州、中牟、开封三个地方布置了三道防线。并与安徽的张文生，山东的田中玉建立了三省攻守同盟。

    豫、鲁、皖三省攻守同盟的出现，好像是直奉之外的一个势力集团，江苏督军齐燮元也自动要求参加，于是“三”变为四，四省攻守同盟力量更大了。不过齐燮元是直系，所以齐一面参加，一面却将实际情况向吴佩孚密告，吴佩孚得知内情，对赵倜益为不满，于是决定派王承斌继任河南督军。赵倜听到这个消息，慌了手脚，只得硬摸腰包，拿出40万元送来洛阳。

    吴佩孚为了积极准备对奉系用兵，不能不四处张罗军饷，不止是向赵氏兄弟勒索，就是与直系不合作的田中玉、李厚基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4月3日各省军阀纷纷到洛阳祝贺吴佩孚的四旬晋九寿诞。赵倜虽然不是直系的嫡系，可是近在咫尺，又“义”结金兰，不能不有祝寿的表示，因此派赵杰前往祝寿。赵杰怕碰吴佩孚的钉子，临上车时竟称病不肯动身，并派兵扼守中牟以资防卫。这一来，吴不能不有所戒备，乃从岳州调第二十四师四十七旅（旅长王为蔚）进驻郑州，并由第三师控制陇海路。4月11日京汉路客车因而停开。赵倜看见形势不对，又软了下来，承认派豫北马志敏一旅参加讨奉战争，又将驻中牟军队撤回开封，13日京汉路才告通车。

    4月25日吴佩孚由洛阳动身赴保定前，希望赵倜到郑州当面一谈。赵接电报后不敢不去。他上车前对送行的人说：“我此去是鸿门宴，只怕今生今世不能再和各位相见了。”一边说一边流下了“英雄泪”来，送行人见到这种情景，便生拉活扯地把他劝下车来。吴这时又有电报调赵杰的军队开赴前方助战，赵杰怎肯打仗，当然不愿受调。

    吴佩孚这时决心把赵氏兄弟调离河南，他打算把陕西督军冯玉祥和河南督军赵倜对调，或者是把赵杰的军队调离开河南，使他们兄弟俩不会扯他的后腿，同时也不会为害河南，自己对河南的请愿民众有了一个交代。

    可是赵氏兄弟软硬功夫全来，就是不肯离开河南，因此吴佩孚断定赵氏兄弟存心与自己为敌，所以便急调冯玉祥到洛阳来监视开封方面的行动，以巩固后方的安全。

    4月26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和陕军第一师胡景翼、第四混成旅张锡元等部开抵洛阳。冯和赵倜兄弟是有夙怨的，当直皖战后冯玉祥还是一个旅长，驻扎在河南驻马店，曾与赵倜所属宏威军发生冲突，赵倜指斥冯玉祥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倜首先派兵进攻确山防地，因此予以还击。经过这件冲突后，冯和赵之间便积不相容，而张锡元以前也曾被赵倜参劾过，现在赵的两个仇人一齐开入了河南，使赵倜了解吴佩孚对河南是不怀好意了，因此决心与奉军合作，想乘奉直军打得你死我活，难解难分的时候，就扯直军的后腿，把直系势力赶出河南。

    直奉战争发动后，奉军一开始在东线和京汉路东侧都占了上风，吴佩孚为了应付战场的情势，所以不顾一切地调动后方军队支援前线，第十一师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和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的一团都被调走。除陕军第一师留在洛阳未动而外，在郑州只有第二十四师王为蔚一旅，第十一师张之江的一团，第八混成旅靳云鹗的一团（勒的另一团在信阳）。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的告捷电报到处乱飞，皖督张文生的老上司张勋一再催促安徽发动响应奉军，张文生又暗约赵倜同时动手进攻郑州。5月4日张作霖又打来大获全胜的电报，更妙的是赵倜派在北京的军事密探，打给赵一个密电说：“吴佩孚业已阵亡。”于是赵倜便以为直军确已战败，当天便授意河南省议会和各团体，联名通电痛斥吴佩孚盘据洛阳，干涉用人行政，勒派地方税捐，此次对奉用兵，又强迫河南出兵出饷，还有冯玉祥以前在信阳截留军饷，劫夺军械，现在又无端出兵侵入河南。接着又于同日宣布“武装中立”，凡有加入战斗的客军，不论通过河南或是留驻河南，均须解除武装，否则视为破坏中立，即以武力对待。

    5月6日，归德镇守使兼暂编第二师长宝德全、暂编第一师师长赵杰、豫皖毅军总司令常德盛、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南阳镇守使李治云、豫北镇守使马志敏等联合发表通电，痛斥吴佩孚和冯玉祥。电略云：

    “吴佩孚盘据洛阳，分兵许郑，劫饷夺械，侵权干政，勒捐商款，剥削民膏。一面指派我军为调虎离山之诡计，一面嗾令陕督为假途灭虢之阴谋。以为鄂王可取而代之，豫赵何妨逐而走之。冯玉祥前在信阳劫饷夺械，侵权干政，一如吴佩孚之在洛阳。此次不知奉何人命令，无故出关，破坏中立。

    ……”

    赵倜等实在消息欠灵通，因为当他进兵郑州，正是吴佩孚大举破奉军于长辛店之时。

    5月5日，赵杰率军二十营，宝德全率军十营先将京汉路丰乐镇的桥梁炸毁，并拆毁彰德的一段铁路以阻北来之师，即向郑州偷袭，敌对两军在郑州站五里外的古城开火，直军因寡不敌众而败北。郑州守军公推靳云鹗为守城司令，飞调信阳靳军来援，可是来援的靳军又在驻马店附近和尚桥被豫军击败，放弃信阳退入武胜关内。豫军又拆断李家寨、柳林的铁路以阻南来的鄂军。6日郑州形势更为危殆，宝德全部绕道黄河南岸发动攻势，幸亏胡景翼率领陕军第一师第二旅岳维峻部由洛阳赶来，匆匆下车抵御，才将豫军击退。7日冯玉祥自己统率第三师第五旅、镇嵩军第三路、第十师之一部及第一、第二、第四混成旅来援，郑州之围才告解除。这天吴佩孚发出急电，认为进攻郑州是赵杰干的，与赵倜无关，应当解除赵杰的武装，不必多所牵连。

    同日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联名通电调停河南之战，原来张文生在豫军发动时已下戒严令，准备履行攻守同盟的任务，但得到奉军战败的消息，遂临时中止。田中玉、齐燮元都是张文生的盟友，他们并邀陈光远参加调停，目的在挽救赵倜的督军地位。吴佩孚这时不愿扩大河南纷争，也答应暂维豫局。

    8日赵倜下了停战令，并在开封找出吴佩孚的老上司裴其勋，联合中外人士组织调人团，于10日在郑州举行调停会议。

    9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令，令云：

    “据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电呈：据驻郑旅长靳云鹗、王为蔚等报称：河南第一师师长赵杰率领所部袭攻郑州，职旅迫不得已，竭力抵御。等情。查郑防向由该两旅驻守，赵杰竟敢声言驱逐，迳行袭击，已电饬该旅长等固守原防勿得轻进，请即将赵杰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交河南督军依法讯办等语。豫省地方紧要，该师长赵杰身为将领，岂容任意称兵，扰乱防境，着即褫夺官职，并勋位勋章，交河南督军赵倜，依法讯办，以肃军纪。此令。”

    这个处置办法吴佩孚是同意的，可是冯玉祥率军离陕时，曾声明决不回任，如今他替吴佩孚立了大功，吴不能不给他报酬。他不理停战命令，10日冯军仍向中牟进攻，豫军退守开封。11日北京政府调冯玉祥为河南督军，赵倜撤职查办，并令刘镇华暂兼陕西督军。

    赵倜上了假情报的当，自知大祸铸成，11日他令宝德全维持开封治安，不许对客军抵抗，宝这时已通款于吴佩孚，吴令宝解散赵杰的第一师，并保举宝为河南军务帮办。赵杰则已闻风先逃。11日宝关闭开封城门，不许第一师败兵入城，败兵遂在城外大烧大抢，到12日才被宝部击散。赵倜于12日晚离开封向归德逃走。14日宝德全到车站迎接冯玉祥。15日，冯玉祥杀宝德全，并将其所属第二师解散。

源济

一九○、徐世昌辞职

    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毫无问题是个突出人物，因为他懂得政治战，会抓题目。当他还驻军衡阳时，就有取消南北两个政府和另组第三政府的野心。直皖战后，他即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想利用国民大会这个机构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旧国会，驱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总统徐世昌，另外建立一个他所满意的中央政府。他一直不喜欢徐世昌，他在衡阳时，徐就任大总统，他拍电给徐就不称徐为大总统而称为东海先生。他的国民大会计划，由于张作霖和北方军阀的反对，所以没有实现。

    民国10年，西南很多省份宣布自治，主张建立联省自治政府，可是吴主张中央集权，武力统一，联省自治是他所反对的，所以这种形式的“第三”政府也不符合吴的愿望。因此当湘军援鄂时，他就出兵击退湘军，击退湘军后，他又发起召集庐山国是会议，这个会议就是他原来主张的国民大会的翻版，可是张作霖和北方军阀仍不赞成，使他改造政府的野心又一次落空。

    如今，他的最大障碍奉系又已被击倒，他的威望如日中天，当然可以旧调重弹，召开他所喜欢的国是会议了。不过，他认为直系只控制了北方的十几省，如果再发起一个会议，国民党、皖系、奉系和西南联省自治派都不会赞同，因此他乃改采另一途径。

    直奉战争以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就曾向吴佩孚暗送秋波，黎元洪的策士哈汉章、金永炎等经常秘密到洛阳向吴佩孚进言。旧国会议长吴景濂也曾到过奉天，游说张作霖用“恢复法统”来促进南北统一，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就是以恢复旧国会，改造政局为内容的一种作法。

    奉系战败后，吴景濂又去游说吴佩孚的大将王承斌，吴、王两人都是奉天省兴城县人，又是表兄弟，吴字廉伯，王字孝伯，当时人称“兴城二伯”。吴请王向吴佩孚进言，恢复旧国会。同时在天津的黎元洪策士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启超、熊希龄等通过张绍曾的关系，怂恿吴佩孚也用“恢复法统”的方法来“统一全国”。

    吴当时对“统一全国”四个字最听得进，同时吴看出“恢复法统”对直系最有利，因为南方的借口就是护法，反对北方的新法，所以才成立护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复了法统，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根据，这一来，在政治上已经使南方政府无所凭借了，岂不是不战而胜。

    同时如果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了他未任满的总统任期，国会和总统都成为直系的傀儡了，要他们怎样，他们便怎样，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也是曹操迎立汉献帝的故事。

    11年5月10日吴佩孚从天津到了保定，立即召开会议

    讨论未来政局的趋向。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吴佩孚虽然有他的打算，可是曹锟左右的人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直系已经基础巩固了，解决政局的办法就是替曹锟“红袍加身”，立即发动政变，逐走徐世昌，让曹锟做总统，何必费力气做文章，把到手的天下送给已被赶走了的那位不中用的黎元洪。

    然而吴佩孚当时的影响力最大，他不赞成如此做，大家便不敢太猖狂。保定会议因此决定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如此才是正途。

    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征求北方军人的意见，当天就得到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同意。

    5月15日孙传芳发出通电，赞成恢复旧法统，迎黎元洪复职，电云：

    “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接着孙又另有一电给广东的护法政府，电云：

    “自法统破裂，政局分崩，南则集合旧国会议员，选举孙大总统，组织广东政府以资号召。北则改选新国会议员，选举徐大总统，依据北京政府以为抵制。谁为合法？谁为违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惟长此南北背驰，各走极端，连年内争，视同敌国，阋墙煮豆，祸乱相寻，民生凋弊，国本动摇，颠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祸始，何莫非解散国会，破坏法律，阶之厉也。传芳删日通电，主张恢复法统，促进统一，救亡图存，别无良策。近得各方复电，多数赞同。人之爱国，同此心理，既得正轨，进行无阻，统一之期殆将不远。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已复，功成身退，有何流连？北京徐大总统，乃新国会选出，旧国会恢复，新国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所望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

    孙传芳在直系中这时还是二三等角色，由于他驻军长江一带，对南方有吓阻作用，所以吴佩孚选他来发通电，试探各方空气，而他也乐得受人利用，以建立改造政局的“首功”。

    16日吴景濂和王家襄参加保定会议后回到天津，立刻组织“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这个消息给许多寂寞了好几年的政客一剂兴奋剂。

    16日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等联名请王士珍出山，组织内阁。在这通列名电报中，李厚基本属皖系，田中玉、刘镇华都是投机分子，直系战胜后，他们便跟在直系后面摇旗呐喊，借以保全地位。

    5月27日吴佩孚有一密电致徐世昌，主张恢复旧国会，大意略谓：目下解决时局办法，可分为两大纲，（一）常法，（二）变法。常法即恢复第一届国会，变法即召集国是会议。常法有三利：（一）法律上有根据。（二）手续便利，不致多费时日。（三）易与西南护法各省融洽，可为促成统一捷径。变法有三不利：（一）法律上无根据。（二）手续纷繁，徒费时日。（三）西南表示反对，去统一之时愈远，故于二者之中决定取常法而不取变法，前经通电与西南各省及中央直辖各省区磋商，今已得十余处之复电，均赞成恢复旧国会，一俟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并请中央积极主张云云。

    同日，江苏督军齐燮元亦有电报给徐世昌，电云：

    “我大总统本以救国之心，出膺艰钜，频年以来，艰难干运，宵旰殷忧，无非以法治为精神，以统一为蕲向。乃不幸值国家之多故，遂因应之俱穷，因国是而召内讧，因内讧而构兵衅，国人之苦怨愈深，友邦希望将绝。今则关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连祸结，縻有已时，火热水深，于今为烈。窃以为种种痛苦，由于统一无期，统一无期，由于国是未定。群疑众难，责望交丛。旷观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于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于改弦易辙之途，欲其长治久安，不得不谋根本之解决。今则恢复国统，已成国是，万喙同声，群情一致。伏思我大总统为民为国，敝屐尊荣，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屡闻德音，虚已待贤，匪伊朝夕。若能俯从民意之请愿，仍本救国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进退维公，无善于此。”

    徐世昌被这一连串的“逼宫”电报弄得头昏眼花，这位北洋元老，最有经验的老狐狸，面对当前局面，也有手足无措之苦，他毕竟还是个老油条，所以装做很谦和的姿态，发表一个电报，电云：

    “鄙人忧患余生，忝膺国宰，原思竭尽智虑，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统一国家。乃事变纷乘，朝夕迁易，百艰躬试，劫运难消。兢惕忧戚，衰颓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顷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况斡旋运数，挽济危亡，本系鄙人初意，鄙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先布区区，敬候明教。”

    徐世昌比袁世凯当年高明了一点，不像袁用咬牙切齿的态度对待陈宦的劝退电，可是徐所谓的“合宜办法”也与袁所耍的“筹商善后”手法异曲同工，无非是拖延时间，等待新的变局。

    徐不如袁之处，袁在最后，虽然众叛亲离，但还有几个死党，而徐世昌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5月20日旧国会筹备处在天津发出通电，定于6月1日“依法”自行集会。28日曹锟、吴佩孚联名回电表示赞成。徐世昌还想做最后努力，挽救他自己的垂危命运，因此他去拜访王士珍，请他出面组阁，可是这位北洋元老依然像以前一样，毫无表示，深藏若虚。接着徐世昌任命董康兼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理交通总长，派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改任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徐这些做法，都是根据曹吴的意见发表的，也就是愿居总统之名，一切唯曹吴之命是从的具体表现。然而曹吴并不将就。

    6月1日旧国会议员以吴景濂和王家襄为首，共有203人联名发表宣言，指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全文如下：

    “民国宪法未成以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乃两院既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天下事就是这么可笑，从前痛斥国会为暴民专政机关，要挟北京政府迅予解散的北洋军人们，现在却都变成了旧国会的拥护者，欢呼“法统重光”。

    徐世昌不管外间如何驱逐他，却尽一切努力赖着总统的位子不让。

    6月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了好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世昌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席散后，才宣布辞职，离职全文云：

    “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内载‘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载‘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各等语，本大总统现在因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徐世昌颁下辞职令后，即将总统印信交付国务院，当日即挂专车由北京去天津。

源济

一九一、黎元洪再作冯妇

    当徐世昌宣布辞职出京后，11年6月2日北京国务院也发表一道院令云：

    “本日徐大总统宣告辞职，由国务院依法摄行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仍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关系重要，应由京畿卫戍总司令督同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妥慎办理，此令。”

    同时又由全体国务员联名发表通电，由周自齐领衔：

    “自齐等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

    由于总统已是非法产生，因此内阁地位也是非法的，所以不敢以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而以“国民”资格摄行职权。

    6月2日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表通电称：

    “……六年解散之国会一经恢复，东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据，谅能敝屣尊荣，为斯民造福。中山护法曾有宣言，国会一日恢复即行引退，求仁得仁，当亦不致再事争执。继续统绪，舍黄陂（黎元洪）莫属。”

    吴佩孚通电云：

    “……我徐大总统敝屣十余月之尊荣，克偿二十二行省之统一，奉身而退，亦属初衷。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

    齐燮元等15省督军联名通电：

    “……南北之争，实以法律问题为争持之焦点，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

    这一片迎黎的声浪，把那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说成是非出山不可的人物。其实这也是一种手法，所谓恢复法统，不过是直系军阀一石两鸟之计，他们左手推翻了徐世昌，右手打倒了孙中山的护法政府，然后捧出一个傀儡，建立一个直系可以一手控制的政府以达到“全国的统一”。也就是6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同赴天津黎宅去谒黎，敦请黎复任大总统，黎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同日曹、吴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和吴的参谋长李倬章，以及北京国务院的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来迎黎。

    6月3日吴景濂、王家襄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国会正式开会尚须时日，国家行政机关不可一日间断，行政职权亦不便由国会兼摄，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如何接收职权，应候公意商榷施行。”吴佩孚立即复电：“元首未到京以前，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职权，职责所关，不得拘牵文义。”

    黎元洪在一片敦促声中，私心暗暗欣喜，正准备动身入京，重掌政权之时，6月3日突然接到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反对通电，卢电云：

    “接奉徐总统冬电，获悉元首离职赴津，无任惶惑。大总统对内为国民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能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以个人便利卸责。虽《约法》上代理摄行各有规定，而按诸政治现状，均有未合，即追溯民意往事，亦苦无先例可援。项城身故，黄陂辞职，河间代任期满，系在国会解散复辟乱平之后，故新旧递嬗，匕鬯不惊。今则南北分驰，四郊多垒，中枢尤破碎不完，既无副座，复无合法之国务院，则《约法》四十二条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代摄行之规定，自不适用。仅以假借《约法》之命令，付诸现内阁，内阁复任意还诸国会，不惟无以对国民，试问此种儿戏行动，何以见重于友邦？此不得不望我国民慎重考虑者一也。

    传闻有人建议以恢复法统为言，并请黄陂复任。国人善忘，竟有率尔附和者，永祥等反复思维，殊不得其解。盖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系统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此理既明，则《约法》之解释援用，自无聚讼之余地。《约法》上只有‘因故去职及不能视事’二语，并无辞职条文，则当然黄陂辞职自不发生法律问题。河间为旧国会选举之合法总统，则依法代理，应至本任期满为止，毫无疑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任期五年，河间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强而行之，则第一步须认河间代理为不法。试问此代理期内之行为，是否有效？想国人决不忍为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国家纠纷。如此，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以黄陂之德望，若将来依法被选，吾侪所馨香祷祝。若此时矫法以梏之，诉诸天良，实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国民慎重考虑者又一也。

    迩者民智大进，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见，伪造民意者，已覆辙相寻，执法自便者，亦屡试不爽。孙帅传芳删电谓：以一人爱恶为取舍，更张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后乱渐纷云云，诚属惩前毖后之论。顾曲形终无直影，收获焉问耕耘，设明知陷阱而故蹈之，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永祥等怵目横流，积忧成疾，夙抱栋折榱崩之痛，敢有推枰敛手之心。临崖勒马，犹有坦途，倘陷深渊，驷追曷及。伏祈海内贤达，准法平情，各纾谠论，本悲悯之素怀，定救亡之大计，宁使多数负一人，勿使一人负多数！永祥等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

    黎看见这通电报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大为扫兴，当天即回复各省疆吏通电。电曰：

    “接冬电并曹省长，赵镇守使，吴督办代表来寓，猥以复位相属，具征力求统一之心，钦感何既！第元洪自引咎辞职，执处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轻力薄，自觉勿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

    卢永祥的江电，代表皖系的态度，因此福建督军李厚基，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都附和卢的主张。皖系认为迎黎复职是吴佩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个人打算，对皖系是极不利的，所以大为反对。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则赞成恢复法统，不过又主张在上海开会以免受到武人的干涉。至于广州非常国会则斥责黎元洪是民国6年解散国会的罪人，任期已满，无位可复。而王家襄则久未到会，业已除名，且已由人递补，何能再以议长身份出现。

    所谓的旧国会，还有“六年的国会”和“八年的国会”之争。吴景濂、王家襄等在天津所召集的，是民国6年被北京政府解散的国会，简称为“六年国会”。孙中山在广州所号召的国会议员，因为当时有不少议员改任官吏，所以不肯前来参加，国会人数因之不足，遂于民国8年将不到会的议员一律除名，由各省候选人遴补，这个国会被简称为“八年国会”。

    广州方面认为召集“六年国会”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其实当时国会实际情况，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三年，他们都是在民国2年选出，到民国11年已有9年，所以无论“民六”议员或者“民八”议员都是超过任期的。至于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民国2年10月10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7年10月10日止。袁死于5年6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6年7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7年10月10日为止。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由旧国会选出来的，按照当时法律专家的解释，他们代理总统都是合法的，现在已经事隔多年，又把黎元洪抬出来补足所谓的总统任期，纯从法的解释也是说不通的。

    在天津的黎元洪，陷于四面八方的包围中，奔走黎宅的，有大军阀的代表，有政客，有议员。黎元洪身边则分为两派：一派是急进派，有哈汉章、饶汉祥、金永炎等，他们原来就在进行抬黎出山，现在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可放过，所以主张立即进京复职。一派是缓进派，以陈宦为首，他认为孙中山和皖奉两系军阀都别有怀抱，在这种情势下登台，不过是直系的傀儡，不如在上台前先针对全国人民的趋向，发表一个大政方针，也试探一下直系的态度；如果直系反对，黎本人也可以获得全国各方面的同情，为将来创造更有利的机会。

    6月3日，黎分别接见了曹锟和吴佩孚的代表，以及国务院的代表，黎暗示拟请吴佩孚担任陆军总长，大力进行裁兵，必须取得“废督裁兵”的保障才能复职。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张绍曾也是奔走恢复法统的主要人物，他听了黎要废督裁兵，很生气地说：“你自己要上台，四处找门路，现在有了机会，你却又提出条件，真是莫名其妙！”陈宦把黎拉在一边，悄悄地说：“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上台，他们的威风就如此了！”

    6月6日，天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的两院议长，曹吴等重要军人的代表，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元洪亲切地招待他们，略致寒暄之辞后，就拿出一张电稿请大家传阅。他还补充说：“这个电稿上所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就请你们另选高明。”说完他就叫幕僚们代为招待来宾，自己则摇着肥硕的身驱退入内室。

    这就是黎元洪著名的鱼电，由饶汉祥主笔，滔滔三千言，主张废督裁兵：

    “前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王议长，众议院吴议长等宣言，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并承曹、吴两巡阅使等十省区冬电，请依法复位，以维国本，曾经复电辞谢。顷复奉齐督军（燮元）等十五省区冬电，及海军萨上将（镇冰）各总司令等江电，京省各议会教育会、商会等来电，均请旋京复职。又承两位议长暨各省区各团体代表敦促，佥以回复法统，责无旁贷，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

    抑诸公所以推元洪者，谓其能统一也。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积骸齐阜，流血成川。断手削足之惨状，孤儿寡妇之哭声，扶吊未终，死伤又至。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消兵氛，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为医者入手之方，而症结必有在乎？症结惟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民军崛兴，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号屡易，权力未移，千夫所指，久为诟病，举其大害，厥有五端：

    练兵定额，基于国防。欧战既终，皆缩军备，亦实见军国主义，自促危亡。独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友邦之劝告不闻，人民之呼吁弗恤。强者拥以益地，弱者倚以负嵎。虽连年以来，或请裁兵，或被缴械，卒之前省后增，此损彼益，一遣一招，糜费更多。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势必至无人不兵，无兵不匪，谁实为之？至于此极。一也。

    度支原则，出入相权，自拥兵为雄，日事聚敛，始挪省税，终截国赋。中央以外债为天源，而典质皆绝。官吏以横征为上选，而罗掘俱穷。弁髦定章，蹂躏预算，预征至及于数载，重纳又艰于崇朝。以言节流，则校署空虚；以言开源，则市廛萧索。卖女鬻儿，祸延数世，怨气所积，天怒人恫。二也。

    军位既尊，争端遂起，下放其上，时有所闻。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或乃……宰制一省，复冀兼圻，……扼据要塞，侵夺邻封。猜忌既生，杀机愈烈，始则强与弱争，继则强与强争，终则合众弱以与一强争，均可泄其私仇，宁以国为孤注。下民何辜，供其荼毒。三也。

    共和精神，首重民治。……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变更官吏。有利于私者，弊政必留；有害于私者，善政必阻。省长皆其姻娅，议员皆有重儓。官治已难，遑问民治？忧时之士，创为省宪，冀制狂澜。……顾按其实际，以为积重难返之势。……易汤沿药，根本不除，虽有省宪，将焉用之？假联省自治之名，行藩镇剽分之实，鱼肉我民，而重欺之，孑遗几何，抑胡太忍。四也。

    立宪必有政党，政党必有政争，果由轨道，则政争愈烈，真义愈明，亦复何害。顾大权所集，既在督军，政党争权，遂思凭借。二年之役，则政党拥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倚督军为中心。自是厥后，南与南争，北与北争，一省之内，分数区焉！一人之下，分数系焉！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卒至树倒狲散，城崩狐迁，军人身徇，政客他适。受其害者，又有别人。斩艾无遗，终于自杀，怒潮推演，可为寒心。五也。

    其余祸害，尚有不胜枚举者。……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

    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从前解散之罪，以为异日违法者戒。奴隶牛马，万劫不复，元洪虽求为平民，且不可得，总统云乎哉？……若众必欲留国家障碍之官，而以坐视不救之罪，责退职五年之前总统，不其惑欤？诸公公忠谋国，当鉴此心，如以实权为难舍，以虚号为可娱，则解释法律，正复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

    这通电报发表后，胡适曾在北京出版的努力周报上撰文批评说：“有话何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饶汉祥可以歇歇了。”

    黎元洪的鱼电发表后，吴佩孚于7日有虞电赞同，电略云：“誓以至诚赞助大计，愿奉命为前驱，作各省之先导……”。吴佩孚原决定亲身赴天津迎黎出山，因接到鱼电而中止。

    废督裁兵是当时人民愿望最迫切者，黎元洪抓住了这个题目，老实说谁敢反对，所以曹锟、吴佩孚还有联合通电响应，电略云：“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黎收到曹、吴联电后再补发一个电报云：“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于是直系军人一致发出赞同之声，江西督军陈光远愿意首先解职：“一面收束军署各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接着陕西督军刘镇华、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四川督军刘湘、山东督军田中玉、安徽督军张文生、江苏督军齐燮元、海军林葆怿、杜锡珪、萨镇冰等均纷纷通电赞成。

    曹、吴之间对于迎黎复任大总统并不是真心一致的，曹的左右所谓保定派一心要拥曹登上总统宝座，吴则认为事机还没有成熟。曹锟虽然一再表示：“子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可是“子玉虽亲，不如自己亲。”自己的野心正是保定派的愿望，就是总统自为。但是吴却要迎黎，曹当然不便反对，心里是老大的不愿意。当他听到黎提出条件要裁兵废督后才肯上台时，他就拍着桌子跳了起来，骂道：“吓，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保定派的人不断向曹诉说黎忘恩负义，说迎黎复职不过是吴佩孚不愿捧老帅做总统的挡箭牌。因此主张由曹自己到北京做临时大总统，或者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来作为选举总统前的过渡机关。

    吴佩孚知道曹的左右反对他的计划，所以他一再向曹表示，迎黎是一种政治手段，为了对付广东，是拆广东政府的台，因为旧国会恢复了，广东护法就失去了根据。将来要怎样做就容易了。吴的这番话最后终于被曹锟所接受。

    黎元洪日夕盼望复任总统，现在全是一种做作，他曾派金永炎到湖南请赵恒惕说服西南“联治派”一致赞成恢复旧国会，从而促进全面统一。金回到天津后，6月8日黎又派他到保定去找吴佩孚。吴直截了当地告诉金永炎：“现在情势复杂，黄陂如再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请你即返天津，问他一言而决。”金即拍胸说：“黄陂方面我可以负责，保定方面请你坚持到底。”

    6月10日金永炎由保定回到天津，向黎报告情况紧急，因为吴佩孚虽坚主迎黎，可是曹锟的保定派却在积极反对，时机紧迫，随时会有变化。于是黎元洪就不再等待各省督军“先行解职”，也不坚持裁兵废督，而于当天连发两电：

    一电：

    “……接曹、吴两巡阅使，齐、冯、阎、萧各督军等先后函电，均表赞成（指废督裁兵问题），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首愿施行，为各省倡；并齐督军庚电，具见体国公忠。……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喜极以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议员陆续入京之日，即为督军从容解职之时。”

    二电云：

    “……法律问题，应由国会解释。……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关于黎复职的任期问题，按照民国2年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2年10月10日就任首届总统，任期应于7年10月届满，但因袁称帝，5年6月失败身死，黎元洪以副总统依法继任，6年7月又因张勋复辟之变辞职，由冯国璋以副总统依法代理。至7年10月冯代理期满，才由徐世昌以安福国会之推选而继任，照此解释黎之任期已满，根本无复职的法律根据。卢永祥6月3日的通电即持此反对黎复职。

    但也有说冯国璋的代理为事实上之代理，而非法律上之代理。

    徐世昌去职和黎元洪酝酿复职期间，一些热中权位的人，由于政局在变动中，所以奔走营谋，极尽能事。第一等人自然是活动国务总理，总理呼声最高的，就是前司法总长张绍曾，张也是老北洋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这次策划黎元洪复任总统，张力也居最多，因此大家都看好张绍曾。

    这时候，谁做总统，谁做国务总理，当然都要吴佩孚点头，他如果不点头，谁也做不成。张绍曾既然有这么好的支持力量，自然大家都把他看做最热门人物。

    可是，就在他呼声最高时，6月4日吴佩孚有一封电报给吴景濂、王家襄、边守靖、张绍曾等，电云：

    “佩孚等为统一民国，敦请黄陂依法复位，凡有人心当一致敦促，早定国本。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公等请勿以此相询。周少仆、孙伯兰等才堪组阁，将来自有实现之日，乌用他人代为运动，令国人齿冷。敬舆（张绍曾字）以避迹远嫌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热中之诮。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营营只鹜私利，真可痛也。幼山（王家襄字）、莲伯（吴景濂字）两兄应即代表议员，负责敦请元首克日还京，以巩固中枢，再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也。……”

    吴佩孚这通电报是答复吴景濂公开推荐张绍曾组阁，请吴佩孚支持。可是这封复电则把所有热中做官的人都痛骂了一顿。

    黎元洪于6月11日由王家襄、吴景濂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乘坐专车自天津赴北京，北京火车站上盛大欢迎，和他当年狼狈离京时情况判若天壤。

    黎抵京的当天，即宣布复职，同时拟任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伍未到职前，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为什么黎要任命伍廷芳呢？原来黎元洪的意思是一切恢复他未下台前的原状，旧的国会、旧的总统、旧的国务总理。伍廷芳是解散国会前的最后一任总理，同时南方护法政府成立后，伍在广州为孙中山所倚重，黎上台后自然想凭自己的力量达成南北统一。所以提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以示好于南方。他的命令写好还未发出，有人提醒黎说：伍廷芳脾气十分古怪，在北方政府中人缘最差，现在总统所发布的人事命令，还需要徐世昌留下的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副署，而周自齐绝对不肯副署这道命令，最好不要在复职的第一天就闹出不愉快的事件。

    黎一想也对，不能不对现实低头，因此乃把已经写好的命令收了回来，同时决定改派颜惠庆署国务总理，通知周自齐副署这道命令。

源济

一九二、吴佩孚调冯玉祥离豫

    北京的惯例，每年10月10日，照例要发表一批晋级授勋的命令。11年10月10日的命令是：

    吴佩孚、齐燮元晋授陆军上将。

    吴景濂、荫昌、李烈钧晋授勋一位。

    吴佩孚、顾维钧、高凌霨、高恩洪、岑春煊、唐继尧晋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张怀芝、阎锡山、李厚基、卢永祥、杨增新均给九狮军刀一柄。

    王士珍、程潜、孔庚给以一等文虎章。

    孙烈臣、谭延闿、赵恒惕、谭浩明、熊克武晋授勋二位。

    袁祖铭授以四勋位。

    于右任授为任威将军。

    唐继尧、陆荣廷特给匾额一方以昭殊绩。

    曹锟在历年奖叙中已经取得最高勋位和勋章，所以不能再有所加，因此“特颁明令，嘉尔元功”。对于已死的伍廷芳则给以1万元的治丧费，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立传。

    这是黎元洪上台后的人情，不但对直系文武人员封赏有加，同时对西南方面和奉皖两系也普遍照顾。借以粉饰全国统一。

    早在10月28日，北京政府任命张载扬为浙江省长。这是用以分化浙江的一个手法，卢永祥已于6月20日宣布在合法政府未成立前，不接受任何方面关于改变浙江现状的命令。可是张载扬是浙江地方军的领袖，卢可以不理睬北京的命令，但却不能不迁就地方力量，因此卢对这道命令，就只好采取默认。浙江军务善后的期限本来规定是6个月，为了延长卢的任期，浙江各团体又通电请卢继续善后，不再硬性规定期限。

    10月30日北京政府宣布裁撤河南督军，原任督军冯玉祥内调为陆军检阅使，派张福来为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冯的内调，显示出直系内部发生了问题。原来在奉直战争时，冯玉祥立了“讨奉第一功”。冯在接到吴佩孚动员电报后，在8天之内集中了最大的兵力兼程赶到洛阳，稳定了直系后方。迨直系驱逐豫督赵倜时，吴佩孚曾拉拢豫军第一师长宝德全，令他留在开封维持秩序，并保荐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不料冯到了开封后，首先诱杀宝德全，并没有宣布宝的罪状。冯玉祥的军队在当时北洋军中纪律最好，而且也很团结，在北洋群雄中，他是一个后起的人物，因此吴对冯颇有戒心。

    吴佩孚和冯玉祥在清朝末年同时当新军统带，同时在东北驻防，当时吴在第三镇，冯在第二十镇。当袁世凯称帝时期两人又同是旅长，吴是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冯是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两人同在四川战场。民国7年两人又同在湖南对南方作战，不过这个时候，两人的地位略有不同，吴已升任直军总指挥，而冯仍是一个旅长。从这时起，吴已步步领先，在衡阳成为举国人望，南北瞩目，冯则仍是旅长身份驻守常德，与吴相较，简直是望尘莫及。迨吴衡阳撤兵，直皖战争已迫于眉睫，从此吴佩孚青云直上，一举战胜皖系，再而击败奉系，北洋两大巨头段祺瑞、张作霖俱成为吴佩孚手下败将，吴的威望如日中天，冯玉祥这时则变成吴的直属部下。吴讲究传统的中国军人风范，且以关岳自况，冯的作法则是不新不旧，似新似西，与吴的纯中国式背道而驰。

    冯认为他放弃陕西，立下大功，得到河南是他应得的。可是吴自开府洛阳后，一贯就把河南督军当作他的小媳妇。对冯自然也不例外。

    新任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的张福来，是吴佩孚的直属部队第二十四师的师长。他和吴的渊源最深，民国前4年吴在曹锟第三镇炮兵第三标第一营充管带官时，张就开始跟随吴。民国3年12月，吴奉派率领测绘班16人赴东北中俄边境兴凯湖附近，冒雪测绘，张亦在吴左右。民国前二年吴奉派往长春各地剿灭马贼，吴因用兵神奇，被人称为小诸葛，而张福来侍卫吴，寸步不离。吴张两人关系之深，于此可见。

    张福来虽然和吴有深厚的关系，可是他的官运并不亨通，和他同时期做师长的阎相文、萧耀南、王承斌都做到了督军或省长，可是他却仍然做师长，因此他的父亲骂他不长进，他也有落寞之感。

    吴佩孚觉得对这位老部下很过意不去，因此就想让他先做河南省长，冯玉祥当然不好公开反对，就竭力主张不要更动省长张凤台以资抵制。

    冯玉祥这时的处境并不好，他曾因分配军饷问题与新任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不和，因此在河南也有“小三角联盟”，便是张福来、靳云鹗、胡景翼三人联合倒冯的传闻，吴佩孚根据这些情况，就决心把冯调开，而将河南督军一职给予张福来。吴的初意是想调冯为安徽督军或热、察、绥巡阅使，可是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曹锟的同意。最后才决定调冯为陆军检阅使。令他率领所部移驻北京北苑。

    当吴对冯不满意时，冯亦微有所闻，乃求助于张绍曾和张廷锷，二张在曹吴之间均有影响力，遂向曹锟说项，始有陆军巡阅使之任命。

    陆军巡阅使，是个因人设事的虚职，这个官职本来是没有的，只因为前任热河都统姜桂题受奉系的排挤，不能安于其位，又没有适当的位置可以调动，因此北京政府才特设这个官爵给姜桂题，调他到北京来颐养终年，姜桂题是北洋老将，他做了陆军巡阅使没有多久就病死了。姜死后这职位虚悬，现在为了要让冯玉祥下台，所以调他做这个位高而无实权的职务。

    冯的新命发表后，大家都知到是明升暗降，冯自己当然十分不满，因此表示愿意出国留学三年，或者给假到上海去养病，或者专任第十一师师长而不要其他任何名义。

    冯向人发牢骚，自己替人白卖力气，到头来牺牲自己，他愤激地宣称：“今后除对外战争外，不愿参加任何内战。”

    冯这时的兵力已经扩充到一师三混成旅，人数在2万人以上，吴佩孚叫他只带一师人到北京，他当然不愿接受。还是曹锟百般安慰，劝他来京，他才极端委曲地接受调职令命。从此冯玉祥在直系中就倒在保定派这一方，与吴佩孚貌合神离了。

源济

一九三、废督裁兵徒托空言

    11年6月12日，黎元洪发表了两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是发表新内阁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颜惠庆署理。

    外交总长颜惠庆兼。

    内务总长谭延闿。（署）

    陆军总长吴佩孚。（署）

    海军总长李鼎新。

    农商总长张国淦。（署）

    司法总长王宠惠。（署）

    教育总长黄炎培。（署）

    财政总长董康。

    交通总长高恩洪。（署）

    第二道命令是撤销民国6年“解散国会的命令”。

    在内阁人事方面，黎是独断独行的，并未征求曹吴的意见，这是近几年来北京政府一直未办到的事。内务总长本来决定由孙洪伊担任，后来得到消息，这位以前是亲黎反段祺瑞的政客，现在是站在广东方面反对黎元洪复职，所以改派谭延闿。谭可以算是黎的老朋友，并且是与西南方面有关的人物，此时不在湖南，可以借重。至于农商总长张国淦，是黎的老幕僚，又是同乡。王宠惠是当时知名之士，也和西南有关。董康和高恩洪则是吴佩孚所欣赏的。请吴佩孚做陆军总长是想借他的威望和影响力去完成裁兵，同时把全国的军权交付给他，这样他就不会再眷恋一个巡阅使的地位，如果他率先放弃巡阅使，以他的威望作号召就可达到废督的目的。

    还有参谋总长问题，本来决定齐燮元，这是为了把他调到北京来，以裁撤江苏督军做为倡导，可是吴佩孚则竭力推荐李烈钧，吴的发言力量太大，黎不能不答应，所以参谋总长便给了李烈钧。

    不管怎么说，这个内阁人事总算实现了黎的愿望，而黎的愿望与直系的愿望不谋而合，就是用政治手段瓦解南方，以收全国统一之效。所以黎和新阁员都有电报迎接伍廷芳北上组阁，同时黎还电邀孙中山、张謇、王士珍，靳云鹏、熊希龄等到北京来筹商统一问题。

    吴佩孚除电请孙中山下野外，还邀请伍廷芳、李烈钧北上主持大计。直系军人发出一片敦劝孙下野和欢迎西南人物北上的呼声。

    因此，好像全国统一呼之欲出，北方军人过去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现在想通过恢复法统、迎黎复职一套手法来实现。

    6月13日吴佩孚亲赴北京庆贺总统复职，但他并未就任陆军总长，他向黎元洪祝贺后，就回保定去了。

    6月15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倡导自行废督，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他虽不承认黎是合法总统，却也承认他是事实总统，打来电报称为“暂行大总统职权”。黎就职电中也不以合法总统自居。

    黎复职初期颇得中外好感，外交团对黎呼吁废督裁兵一事极为赞同，且对直系不以总统自为，而以维护法统迎黎复职，极为欣赏。

    西南各省早已抛弃了护法的旗帜，主张组织联省自治政府，对于“法统”问题并不感到兴趣，不过也不反对黎复任总统。

    吴佩孚早在倡议迎黎元洪复职时，就曾向湖南督军赵恒惕献策，吴、赵私交甚睦，因此不拘行迹。吴曾于5月31日电赵，替赵出了三个主意：（一）与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一致，赞成恢复法统；（二）仍然保持自治，对南北采取中立态度；（三）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赵恒惕是西南各省推行自治的领导人物，吴希望赵能首先取消“自治”，同时利用他的影响力疏通西南联治派采取一致行动，赵对这个问题没有答复给吴。

    不过，黎复职前后，贵州的袁祖铭（6月3日），四川的刘湘（6月8日），云南的唐继尧（6月28日）和川军将领刘成勋（第三军），但懋辛（第一军），杨森（第二军）及旅长以上军官（6月9日）都有电报赞成恢复法统，对黎表示拥护。

    广东的陈炯明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但在他6月19日给伍廷芳的电报中曾露骨地说：

    “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目的已达。黄陂复职，法律之争应候法律解释。非常国会擅举总统，恶例一开，乱及百世。炯明力争无效，以此获罪。现维仗公之力，切劝孙公敝屣尊荣，示天下以无私。”

    广东省议会及各团体也于6月20日通电赞成统一，电报中竟称黎为总统而称孙中山为先生。这些都显示陈炯明的叛变事件在酝酿中。

    黎元洪上台后首先撤销了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以缓和南北之间的局势，并于6月15日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停战。这时各地都有战争，孙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榆关又发生了直奉战争。黎认为南北停战是实现统一的首要步骤，因此派欧阳斌前往江西说服双方停止战斗，并且加委孙所同意的谢远涵为江西省长。其实孙早已任命谢为江西省长。黎这一行动顺得姑情失嫂意，由直系派出的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看到黎这道人事命令，立刻加以拒绝。

    黎在总统府很忙，每天忙于发电报，他一再地邀请孙中山、陈炯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谭延闿等到北京来共商大计，并且还派出代表多人分途去迎接。

    内阁问题和统一问题是相连的，因此黎相信他要伍廷芳复任总理是一个好办法，同时邀请一些知名之士与南方有关系的人物参加北京政府是有益于统一的。其实他这个办法首先就让拥他出山的直系所不高兴，这就像徐世昌一样，徐是安福国会所拥立的，他上台后也以为自己可以统一中国，因此他的做法先让皖系和安福系所不满，如今，黎也走不出徐的旧路。

    黎的梦想逐渐落空，6月15月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16日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他们的电报都是打给颜惠庆的，好像根本不承认黎元洪的总统地位。谭的电报说：“延闿从西南义师之后，不能悖护法政府之主张，为湖南人民之一，当服从联省自治之主义。”黎所殷望的伍廷芳也不理黎，6月20日发出通电，认为黎的复职没有根据，不敢苟同，末了并说：“行将息影家园，再研灵学。”李烈钧则参加了一个联名的电报，这个电报上公开骂黎叛国，骂黎元洪和旧国会都是直系的傀儡。

    这一连串的反对和置之不理态度，真把黎元洪打得个发昏，简直是十七八桶冷水泼到他的头上，使他一团高兴和一些自以为很不错的做法，完全付诸流水。黎想拉拢南方人物参加内阁，以期促进统一的计划现在是彻底地落空了。

    更伤脑筋的，是颜惠庆也不肯长期署理国务总理，吴佩孚也表示不就陆军总长。黎劝吴如果不能长期在北京，亦可遥领，不必坚辞，吴却摆起面孔说怎可尸位素餐。

    这一来，内阁不仅不能促进全国统一，而且根本就残破不全，七拼八凑，不为各方所重视。除了许多热中名利的小政客奔走热闹，像戏台上锣鼓喧天和跑龙套而外，对政局毫无改善。

    黎元洪上台前唱出废督裁兵，且以此为条件，当他上台后究竟废督裁兵实行情形如何呢？

    先讲废督，首先实行废督的，是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于6月10日自动宣布解除督军职务，为什么陈光远如此漂亮呢？原来这时广东的北伐军长驱直入江西，使陈光远无法立足，只好借废督下台。陈自动解除督军职务后，曹锟马上保荐“援赣总司令”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元洪打电报给吴佩孚，希望废督从江西开始，所有赣军可以归蔡成勋节制指挥，吴佩孚对此无意见。

    6月15日黎政府的第一次国务会议开会，黎自称以旁听资格列席，在会中建议批准陈光远辞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嗣后督军如果辞职或出缺，一概不许简派。黎的建议获得通过，当天就发布了准陈光远辞职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的命令，17日又补下了废除江西督军的命令。事实上，这位节制各军的总司令根本就是变形易貌的督军。

    第二个实行废督的，是浙江。浙江的卢永祥，对北京是半独立状态，6月15日他邀集浙江省议会及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废除督军，但又声明，本人并不服从北京政府，废督后仍以第十师师长名义维持全省治安。接着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发言，认为师长与师长之间必须有一个联系机构，希望大家作一个决定。于是卢永祥宣称请各团体在两天内商定善后办法，本人一定服从。第二天浙江各团体通过了“浙江军务善后办法大纲”，这个大纲规定设立善后督办一人，仍推卢永祥担任。同一天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北洋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联名推举卢永祥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浙江各团体通电赞成。20日卢宣布接受新职，并公布“善后纲要”七条。这一废督措施并不是拥护黎元洪，却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因为善后纲要的要点为：“自废督后，浙江境内不受任何方面干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如其假借名义侵入本省，当本诸民意，力图抵抗。自废督之日起，在合法政府成立前，浙江一切维持原状。”这就是变相的独立，如果北京政府敢于变更浙江现状，浙江就要武力对抗。因此这一措施引起了直系极大的忿怒，准备向浙江和上海用兵，以铲除皖系的残余势力。曹锟、吴佩孚电请北京政府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督军节制。新任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准备装载苏军6000人在上海登陆，何丰林在上海颁布了戒严命令，可是黎元洪不主张用兵，曹、吴也不敢干为戎首，遂授意齐燮元和杜锡珪向卢永祥、何丰林解释误会，江浙之间的大战才告避免。

    第三个表示赞成废督的是奉系领袖张作霖，他也承认黎元洪为事实上的总统，并且写信给黎赞成废督裁兵。事实上东三省已经没有督军了，因为奉系战败退回关外时，他就改用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名义行使东三省的统治权，孙烈臣和吴俊升则用“保安副司令”的名义行使吉林和黑龙江的统治权。奉直停战协定成立后，黎本打算叫张作霖用“镇威上将军”名义办理东三省军务善后事宜，这也就是变相的东三省巡阅使，因为由北京发布了这道命令，就在形式上使东三省仍成为北京政府的管辖区，而废督的省区又增加了三个，岂不是使黎面子好看得多，可是由于不能打通吴佩孚这一关，所以这一道命令没有发出。

    吴佩孚对于废督裁兵问题，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几个军区，实际上“军区长”就是“巡阅使”，黎早在鱼电中表示反对，未便接受。由于全面废督问题有困难，黎又打算下一道先行裁兵的命令。正在这个时候，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督可废，而兵不可裁。理由是北伐军深入江西，奉军仍图再举，各省土匪横行，裁兵必须推迟进行。曹锟这通电报到了北京，裁兵命令便留中不发了。

    因此黎元洪的废督裁兵，变成了督不能废，兵不能裁，吴佩孚又不肯就任陆军总长，使黎的第一炮完全放不响。黎为了下台，遂在国务会议上建议设立全国裁兵委员会，以北洋派王士珍为委员长，南方的李烈钧为副委员长。这个建议也无法实现，因为王、李两人都不肯就职。其实，即使他们就了职，也无法贯彻裁兵的任务。

    后来，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对于兼任省长的督军，裁去督军，存留省长，就用省长名义办理一省的军务善后，对于不兼省长的督军，改派为督理军务善后事宜。

    黎打电报给山西督军阎锡山，劝他辞去督军名义专任山西省长。又召见新疆驻京代表，叫他劝杨增新辞去新疆督军。

    又打算派冯玉祥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而将河南督军一职裁撤。

    山西的阎锡山和新疆的杨增新都不理睬黎元洪的主张，根本就不答复黎。同时江苏的齐燮元则反对黎把江苏划入苏豫皖剿匪区域，因此黎的这三个打算也都无法实现。从6月18日到7月24日，黎下令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原任直隶省长曹锐是曹锟的兄弟，高凌霨怎敢取而代之，黎乃改派王承斌。后来除了王承斌和韩国钧外，其他五位黎任命的省长都没有到任。

    黎元洪的废督工作由于受制于军人，因此根本行不通，彻底破产。而曹锟和吴佩孚还和他开玩笑，一再来电保荐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受。因为江西虽因情势改变面废督，可是究竟还是第一个废督的省份，所以他只好用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派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善后”。这和卢永祥改称军务善后督“办”只有一字之差。

    裁兵问题也一样破产，曹吴电保靳云鹗升任第十四师师长（旅扩充为师），周荫人升任第十二师师长（这一师本是陈光远兼师长，陈已下台）。黎对于曹、吴这个电报违反裁兵原则，不好答复，改由陆军部批准备案。

源济

一九四、“黎”菩萨自身难保

    民国11年6月15日，重作冯妇的黎元洪颁布了全国停战命令，企图首先在江西停止南北两军的战争。可是“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拒绝黎所派的欧阳武进行调解工作，并拒绝黎所任命的江西省长谢远涵到任，使黎的威信受到打击。为了适应各省自治潮流，实现军民分治，黎分别任命了七个省长，其中五个省长受到军阀的拒绝而不能到任。

    黎所派的湖北省长汤芗铭，早在民国4年就做过湖南督军，当时曹锟还只是第三师师长，驻防岳州，吴佩孚则在曹下面担任副官长，曹曾派吴到长沙去和汤芗铭有所接洽，汤对吴极为赏识，向曹要求要留用吴，因此使曹对吴刮目相看，所以汤可以说是最早识拔吴的，也可以说汤对吴是有旧恩的，如今曹、吴得势，汤因和黎同乡的关系受到黎元洪的提拔才得到湖北省长一职，黎叫汤到保定和洛阳去见曹、吴，联络一下，不料汤到保定后，见到了曹，曹的态度非常冷淡，推说湖北不是他的管辖区，叫他先去问吴佩孚。汤到了洛阳，吴竟拒而不见。同时曹、吴都有电报给黎，推荐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黎看到这个电报不禁忿然说：“湖北是我的家乡，别的地方我可以不管，我的家乡，我一定要管！”便叫汤芗铭直接去湖北接事。

    7月29日汤到汉口时，萧耀南指使“拒汤派”横卧在京汉路的轨道上，阻止汤所搭的火车通行，汤只好在刘家庙下车，改乘军舰在汉口特区登陆，可是江岸上不少的“迎汤派”，竟被军警横施殴辱，受重伤者有四五十人。

    萧耀南派副官邹海清到军舰上见汤，劝汤不要登陆，以免引起骚乱。汤不听劝阻，登陆后亲自渡江到武昌去见萧，萧竟拒而不见，却在军署内召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举行所谓湖北各公团联席会议，当场推举萧自己兼任省长，而萧也就马上宣布就职。

    汤搞得很惨，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黎，请求辞职，黎回答说：“这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而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

    萧耀南是吴佩孚所提拔的，因此黎元洪希望这位捧他复任总统的吴大帅能出面替他撑腰。可是吴却不声不响，装着没有这回事一样。

    黎元洪现在的日子并不比刚下台的徐世昌好过，总统一点权也没有，随时要看军阀们的嘴脸，随时要碰军阀们的钉子，这总统实在不如一个有实际权力的县长。

    黎元洪上台前所高唱的废督裁兵问题，在他上台后受到各方冷落。曹锟借口全国战事还未停止，督可废而兵不可裁，又一再电催任命蔡成勋为江西督军，说明他的真意在兵不可裁，而督亦不可废。吴佩孚虽然口称拥护裁兵，可是却在直、鲁、豫三省大招新兵，补充第三师的缺额。7月4日吴在致蔡元培的电报中露骨地说：“裁兵废督，须俟统一完成，通盘筹划，此时贸言裁废，适以增乱。”

    七八月间，黎先后下令把许多在职督军、师长加冠了“将军”的头衔，这是他想的新办法，为督军们下台后保留将军尊号预留地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办法，因为袁世凯早就采用了。袁就是用这个方法废督，可是就没有行得通。袁都行不通，黎又如何行得通。

    北京依然还是一个老问题——财政问题。北京老早就面临财政破产的绝境。黎任命英美派外交家顾维钧为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取得西方国家的大借款。奉直战后，英、美、法三国公使会议，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北京政府进行统一。日本为了要消除它曾经援助奉系的嫌疑，所以也同意参加。可是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对华问题上的矛盾没有消除，所以日本内阁讨论“参加”与否问题时，认为时机未至，主张推迟进行。

    北京政府由于借债迟迟未成，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于是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兵变。光是七八两个月之间，保定、卫辉、热河等地就传来一片兵变之声，北京也被波及，特别是江西发生了多次的兵变，引起外交团一再提出严重的抗议。

    北京政府各部的公务员终日忙于索薪，全体教职员因断炊而罢课，北京城内到处听到哭穷诉苦之声。7月15日陆军部被裁人员700余人组织索薪团，包围国务院，黎正在列席国务会议，匆忙地避开，那位号称“活包公”的财政总长董康，跑迟了一步，竟被请愿索薪的人员揪住，纱马褂被扯破了，近视眼镜也被打落了，眼皮也被擦破了，还挨了三下耳光，吓得他狂呼救命。事件过后，他感到“穷”官不易为，第二天就提出辞呈，坚决求去。

    财政困难，巧妇难为无米炊，这是北京多年的老病，黎元洪当然救不了，北京政府的前途风雨飘摇。交通总长高恩洪拟以京奉、京汉、京绥、津浦四路作抵，进行3亿元的统一大借款，四国银行团有所顾虑，所以不敢做这笔买卖。

    黎上台后，内阁本是由颜惠庆暂时代理，颜只答应看守到8月1日国会复会那一天为止。黎一直想在南方找一位人出来，以达成形式上的南北统一。他原本请伍廷芳，因为他前次下台时就是伍廷芳代理阁揆，现在他复职，而伍已是南方政府的巨头，如果伍来北京担任国务总理，一切都显得非常圆满。可是伍廷芳却在陈炯明叛变时，气忿而死，于是黎又想到南方的另一位“名流”唐绍仪，想请他北上组织内阁，以便促进统一。

    7月下旬黎派金永炎到保定和洛阳，把拟请唐组阁事先征求曹、吴两位老板的意见。曹、吴都很客气，表示内阁总理应由元首选派，我等决不干涉。曹锟提出高凌霨为交通总长，汪士元为财政总长，张绍曾为陆军总长，其余阁员概不过问。吴佩孚补充了一个人，就是请曹同意仍由高恩洪留任交通总长，而将高凌霨调任为财政总长。

    7月31日，黎派王宠惠暂行代理内阁总理。

    8月5日黎正式发表唐绍仪的组阁令，唐未北上前仍由王宠惠暂代。阁员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顾维钧

    内务总长田文烈

    财政总长高凌霨

    交通总长高恩洪

    陆军总长张绍曾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王宠惠

    农商总长卢信

    黎认为这个新阁算是各方兼顾了，因为曹、吴两位大老板的人都容纳在重要位子上，卢信是唐绍仪的亲信，张耀曾属政学系。为了慎重起见，在提出卢信和张耀曾时，黎还和府中策士饶汉祥、韩玉辰等讨论过，他们认为元首有组织内阁的特权，不必事事请教别人。黎又把阁员名单和国会议长吴景濂仔细研究过，取得吴的同意才拿出来。

    组阁命令发表后，唐绍仪在广东香山原籍不肯“出山”，高凌霨因为财政没有办法，也不敢出任艰钜，张绍曾则意存观望，田文烈宣称不愿与人竞争而不肯就职，于是这个新阁仍是残破不全。

    黎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干涉内阁行政，不再列席阁务会议。

    8月8日，代理国务总理王宠惠举行政治宴会，在宴会中内务次长兼代部务的孙丹林拿出吴佩孚的麻（6日）、阳（7日）两通电报给大家传观。

    吴的麻电说：

    “晓峰（金永炎）来，商组阁事，对唐决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续，以亮畸（王宠惠）代揆，高交（指高恩洪的交通总长）不动，张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李印泉（李根源）、张?西（张耀曾）、谷九峰（谷钟秀）诸君，（按上三人均为政学系），川、滇、粤与之向有恶感，现正力谋统一，未便入阁。”

    吴的阳电说：

    “适接公府歌电，唐阁已发表。查唐主上海八年和会，外间啧有烦言，张?西入阁，妨碍川、滇、粤统一；卢信为金星公司交易所诈财流氓（按卢为该公司总经理），均不可入阁。金晓峰来，言之至再，不意回京后卒然发表，显系别有用意，何必惶惶来洛，貌为周旋，想议员诸公洞彻大局，决不轻予通过也。”

    同一天，吴另有致“某要人”的电报说：“南有政学，北有安福。南北政党，一丘之貉！”

    这些电报像几枚炸弹一样，震动了北京政坛。很简单，吴佩孚现在正是北京政府的后台老板，他公然表示对于现状不满意，这个政府怎么还能存在？

    可是，吴、曹一再表示“不干政”，且公诸通电，发出宣言，言犹在耳，何至突变。所以公府中的策士，认为这是孙丹林捏造的假电报，认为孙由于没有坐上内务总长的位子，所以借此以发泄私忿。

    9日黎元洪把孙丹林召进公府，查询吴佩孚电报的真相，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电报竟是真的，是吴发的。、黎不禁转羞为怒，拍着桌子说：“都是你捣的鬼，你简直是徐树铮第二。”孙丹林怒目相对，拂袖退席，气冲冲地走出，宣称要到洛阳去告状，还是高恩洪劝他冷静一点，他才没有离开北京。

    黎又找王宠惠来诉苦，王劝黎不如就把内务总长这个位子给孙丹林，省得孙暗中捣鬼，鼓动政潮。黎元洪老毛病又发了，他表示坚决不肯让步，并且愤慨地说：“我不，看他们把我怎么样？他们把我推上台，原来是叫我来活受罪！”

    其实这日子徐世昌早就受够了。黎元洪也是过来人，他可能忘了。政治权位就是如此迷人，走了进去就身不由主。黎元洪第一次做总统受的是段祺瑞、徐树铮和督军团的气；徐世昌则是受段祺瑞和张作霖、曹锟的三夹板罪；现在段系倒了，奉张也退出关外，可是黎元洪要伺候新后台老板吴佩孚，也是很不容易。

    吴讨厌安福系是因为它是皖系的化身，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东西。可是吴为什么又讨厌政学系呢？政学系是在南方成长的，依附岑春煊和桂系。黎过去和岑春煊及桂系都有过同盟关系，而现在在黎身边的谋臣策士如李根源、韩玉辰、金永炎等都是政学系中坚。旧国会中政学系且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如今卷土重来，背后有总统支持，又有国会的天地可活动，是一支可怕的政治力量。吴从内心中不欢喜政治上有这样的势力，因此对政学系就极为不满。加上金永炎时常以黎的代表身份奔走，吴很生气，斥责金“假传圣旨”、“兴风作浪”。曾间接向黎表示，劝他“远小人”，摒斥“不良分子”。

    黎想找唐绍仪组阁，更让吴不满，吴认为唐绍仪是北洋派的死对头，如果捧他出来做国务总理，对北洋派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坚决反对。

    这时候，吴佩孚已撕下了不干政的假面具，有人把他和当年的张勋相比，竟是一模一样，因为在民国5年黎首次担任总统时，张勋也是猛烈地反对黎邀请唐绍仪、张耀曾入阁的。

    黎这时深深感到难以应付直系这些后台老板，所以他的策士便献计主张联络奉系和皖系，以及西南六省，以共同对付直系。由于直系买在已分裂为保定和洛阳两派，所以如果能够进一步联保制洛，就足以孤立吴佩孚。

    政学系这时更唱出一个高调，主张由总统站出来，和国会联成一致以与军阀作战。这是一块光明正大的牌子，总统大振乾纲，拿“反抗政府命令、拒绝湖北省长”等罪名罢免吴佩孚和萧耀南，同时接受西南五省召开联省会议的主张，联合西南打破直系独霸的局势。

    黎当然不敢这么冒险，他这时的地位好像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曹、吴两人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汉献帝的衣带诏只是白白牺牲了伏皇后，黎今天怎敢轻举妄动，所以他最后决定派王芝祥先到保定，请曹锟劝吴不要反对唐内阁，不要处处和黎过不去。曹对王芝祥只表示了自己不干政的立场，此外别无承诺。

    曹锟是想自己登上总统宝座，所以吴给黎下不了台，他暗暗高兴，他正想利用吴给黎困扰后，黎知难而退，这样岂不是为自己创造了上台的好机会。

    王芝祥在保定得不到要领，便亲自到洛阳一行，希望达成目的，可是吴见到王后，却正式提出要王宠惠组织内阁的主张。

    吴佩孚不止是对王芝祥表示要王宠惠组阁，同时还有庚电（8日）致王本人云：“愿以全力为兄后盾，但须摒斥阴谋扰乱妨害统一之辈。”

    王宠惠感觉到这个总理位子难做，在总统和后台老板之间难于自处，遂于11日提出辞职。

    早在黎元洪未复任总统前，奔走天津请黎恢复法统的吴景濂、边守靖、张绍曾等组织了一个包办北京政府一切问题的小集团，吴景濂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没有得到黎的同意。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他当然想做国务总理，他和吴景濂与保定方面曹派的人酝酿大选，想捧曹锟出来当总统，这是吴佩孚所不赞成的。吴打算先由黎作傀儡，过渡一下，表面上说是恢复法统，以促进南北统一。吴当然有他自己的打算，这样做吴就成为中国第一人，一手可以控制整个中国局势。可是这个主张当然和保定派对立，张绍曾既然是参加保定派，吴就不肯支持张组阁。后来提名张绍曾为陆军总长还是曹锟、齐燮元，吴只是点头而已。在张绍曾来说，并不满意一个总长地位，所以新阁名单虽有他，他却没有就职。一直到王宠惠辞职后，他才于12日（王辞职的第二天）宣布就职。他以为可以因陆军总长的地位代理阁揆。吴佩孚知道这一情势，立即打电报给张说：“不可混入政潮，自陷泥沼，热中权位，为人利用，负罪国家。”因为吴这一通电报，张代理阁揆的愿望也落空了。

    就在这时，高恩洪因为曾允许拨款接济教育经费，到期不能兑现，教职员包围索薪，于是避往北戴河以免纠缠。同时还发生了内阁任命官吏总统拒绝盖印的风潮，事情是这样的：曹锟和吴佩孚联名保荐林锡光为甘肃省长，代理内务总长孙丹林提到国务会议，张绍曾表示反对，在王宠惠的调解下才得通过，孙丹林携带命令人总统府盖印，王宠惠、孙丹林根据责任内阁制精神，认为国务会议所通过的议案，总统必须盖印，黎却借口任免高级官吏总统有否决之权而予以拒绝，孙丹林因此忿而辞职。由于孙的辞职，内阁中又少了交通、内务两位总长而更加寥落凄凉，王宠惠借口医治目疾避居医院。

    原来黎元洪因吴佩孚反对李根源入阁，打算改任李为甘肃省长，现在曹、吴两人却保了林锡光，和自己意见相左，想到自己毫无用人之权，所以拒绝为这个任命盖印。

    不过黎并不能长久僵下去，所以8月19日勉强在甘肃省长任命令上盖了印，孙丹林也就不再辞职，高恩洪也回到北京来复职了。

    新任的农商总长卢信于8月16日到北京来就任，按照北洋官场的习惯，新官上任一定有各方贺电，尤其是许多头号军阀的捧场贺电，才有光彩。卢就任后照例把收到的贺电交到报上去发表，贺电中有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的，不料齐、萧、王三人竟在报上声明没有给卢贺电，冯玉祥的贺电是这样的，冯正在归德剿匪，督署秘书对于北京阁员就任照例发出贺电，这种贺电当然没有呈冯核阅，所以冯的贺电不能算伪造，但冯却声明与卢信素昧平生。

    8月20日吴佩孚继续发出反对唐内阁的电报。他用“天子有诤臣、父亲有诤子”的说法掩盖自己干政的嫌疑。他的电报获得各省直系军阀的响应。

    23日黎元洪用典丽的“四字经”回答他说：

    “元洪靦颜复位，恃有良朋，匡我不逮。终鲜兄弟，惟予二人。疆吏属也，国会宾也，尊亲之间，原有分际，待宾虽厚，宁薄家人。……铸新（汤芗铭）往洛，曾嘱致词：直鄂一家，汝我一体。……负疚之身，日思晚盖，梦香祷夜，急觅替人，苟利于国，不俟崇朝，巧言饰非，人将共弃。”

    黎这通电报，在湖北省长问题上发了些须牢骚，但是其真正目的还是向吴哀求，表示自己随时可以下台，请吴不要过分予以难甚。

    王宠惠于8月19日正式提出书面辞职，同时推荐张绍曾代理内阁总理。

    23日黎邀请各政党人物到公府讨论内阁问题。政学系、益友社分子一致主张不必顾及吴佩孚的反对，径发表张绍曾组阁，或通过唐内阁。然而黎元洪却反过来劝他们慎重，不要和实力派为敌，以免引火焚身。会议无结果而散。

    黎早于8月5日咨请国会同意唐内阁，咨文附带提及总统补行辞职问题。原来总统的辞职，要由国会同意才能生效，民国6年黎被迫辞职时，国会已先被解散，所以黎的辞职，在法律手续上并不完备。现在黎被提为“代行总统职权”，并非正式总统，国会不能接受非正式总统的咨文来表决内阁人选。国会方面必须迅速制定宪法，产生正式总统，然后才能正式行使阁员的同意权。黎元洪方面则希望国会否决总统辞职案，使冯国璋代理总统和徐世昌继任总统都成为非法的，他就可以取得合法总统地位，以补足未满的任期。

    国会认为总统辞职与内阁总理的同意案是两件事，不能并案办理，即将原案退回。黎于26日补送唐内阁同意的咨文，他认为如果国会接受这项咨文，就是默认了自己的总统地位。这是瞒天过海的手法。可是国会仍将原案退回，理由是此案未征得唐本人同意，自无庸先征国会同意。

    唐内阁不能成立，王宠惠失去代理总理的法律地位，因此9月14日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

    9月19日黎终于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

    内阁，正式派王宠惠组阁，阁员名单如下：

    王宠惠署国务总理

    顾维钧署外交总长

    罗文干署财政总长

    张绍曾署陆军总长

    李鼎新署海军总长

    徐谦署司法总长

    汤尔和署教育总长

    孙丹林署内务总长

    高恩洪署交通总长

    高凌霨署农商总长

    董康署大理院院长

    在这张名单中，所有吴佩孚反对的人都榜上无名，吴的嫡系高恩洪仍长交通，孙丹林由次长坐升总长，因此人称这是“洛派政府”。同时内阁阁员中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都是英美派，不属于国内党派的无党无派人士，所以又有好人政府之称。

    这次内阁名单，是黎元洪对实力派的全面低头。

    可是顺得姑情失嫂意，黎满足了洛阳方面，却使保定方面大为光火，在新阁中属于保派的，只有一个高凌霨，曹锟当然不满。而在曹身边的人，如曹锐、边守靖、王毓芝、杨度、夏午诒等又从旁挑拨，说吴佩孚已经拿到了内阁，下一步就要拿总统了，曹锟竟然被他的左右说动，以为吴有篡位的野心。于是保定方面遂以吴为唯一敌人，对于其他的新仇旧恨都化敌为友，希冀结成一条反吴的联合阵线。边守靖吸收安福、交通两系的政客以增加保派声势。曹锟向张作霖致电，表示弃嫌修好，而直系内部不止是保派，凡不是吴佩孚的嫡系，都对吴的颐指气使，目空一切起了莫大的反感。

    吴和国会方面也没有搞好关系，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这时都在北京恢复政治活动，吴对这些政客都没有好脸嘴，当8月1日国会复会时，吴给他们的电报是：“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议员们看到这个电报都很生气，忿忿地说：“大老板对国会训话了！”

    这时，既有总统、国会和军阀的斗争，又有直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吴在内阁问题上虽取得胜利，但是他的地位却一天比一天陷于孤立。

源济

一九五、直系分裂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大老板，如果曹锟和吴佩孚能好好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北洋大局就在直系掌握之中了，不料直系在巅峰状态中，分裂为保定派（曹锟）、洛阳派（吴佩孚），于是直系的局面便由盛而衰了。

    吴佩孚并不是要和曹锟分家，曹锟也不是不能容纳吴佩孚，相反的，曹锟对吴佩孚信任有加，而吴佩孚对曹锟也忠心无贰，可是因为局面大了，双方的干部各有私心，从中挑拨，铸成了以后失败的命运。

    曹锟、吴佩孚之间貌合神离，一方面是吴佩孚功高震主，一方面是曹锟左右都不成材。北洋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人人都可以称“帅”，做到督军以上的就称为“大帅”。直奉战争以前，可以称为大帅的，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声望日高，便也称起大帅来。水涨船高。吴佩孚做了大帅，曹锟遂改称为老帅以示比大帅高一等。

    吴大帅在保定发号司令时，曹老帅却被冷落在一旁，凡是到保定来的人，都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因为大帅答应的话就算数，有奶便是娘，政治上更是现实，这当然让曹锟有点酸溜溜的。举一个例子，黎元洪上台前，派金永炎到保定，就只是和吴佩孚密谈，根本不理曹锟。

    像这类事，逐渐增多，曹、吴之间自然就有了裂痕。总统问题增加两人的鸿沟，曹自己想当总统，吴一意要迎黎元洪复职，曹身边的人便向曹乘机挑拨，说吴所以不愿老帅做总统，是他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黎做挡箭牌，做为过渡总统。曹锟的亲信有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午诒（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等。曹锟的私人财产全由曹锐经营管理，而曹锐的儿子又兼祧两房，所以他们弟兄关系非常密切。而吴佩孚则最看不起曹锐，曹锐不能继续做直隶省长，就是吴佩孚的主意。因此曹锐恨吴入骨，经常在他哥哥面前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爬到咱们兄弟头上，部下虽亲，总比不上自己的兄弟亲。还有曹所嬖幸的李彦青也常被吴佩孚所斥责，李彦青出身是替曹锟洗澡擦背，有肌肤之亲，自然也不断向曹诉苦，因此曹锟和吴佩孚之间便日益疏远了。

    曹、吴之间的不和，直接的近因是吴极力主张迎黎元洪复职，让曹锟和他的左右感觉到太不顾他们了。这种不满影响到黎就任总统后，黎曾多次电邀曹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辞有病不肯前往，黎就职时，吴佩孚曾单独赴京庆贺，虽然吴只到了北京一天就赶返保定，可是也激起曹的极端不满。

    黎元洪于11年6月11日入京复任总统，他曾请吴推荐几个人入阁，吴把自己的秘书孙丹林荐给黎，指定要内务部次长，黎为了讨好吴，就发表孙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孙丹林不太会做人，经常拿吴大帅来唬人，并且口口声声说天下事只要吴大帅一句话，至于理不理曹老帅，则一点关系也没有。还有交通总长高恩洪，财政总长董康两人都属于洛阳派，且是吴大帅左右的红人，他们遇事立即请示吴，可是绝不理会曹。所以曹锟对这三人都极不满意，保定系的上上下下对这三人都是怒目而视。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山东蓬莱县人，和吴佩孚是同乡，高是电务生出身，后来做到吴的电务处长，成为吴左右最被宠信的要员之一，奉直战后，吴第一次到天津，高恩洪在车站迎迓，吴就当面向高表示，要他准备做交通总长。不料当时黎元洪已经根据曹锟的推荐决定任高凌霨为交通总长，吴佩孚乃对曹要求，拟调高凌霨另外一个职务，而将交通总长给予高恩洪，以维持本人信用，可是吴只想到自己的信用，却忘了曹锟的信用，不过曹锟当时却很将就，立刻答应照办。

    6月17日，董康和高恩洪到保定来见吴，正好这时吴和曹在“光园”聊天，董、高两人竟请曹锟先退席，要跟吴单独谈话，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说：“总长要我退席我可以退，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是有来去自由的。”一面说，一面气冲冲地走了，嘴中却念念有辞地说：“真是岂有此理”。

    董康和高恩洪是为了向吴密报一件大案子，就是关于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经手的2000万元没有底帐，有贪污之嫌，请示吴如何处理，吴叫他们呈请总统依法严办。

    6月18日董、高回到北京，就由董康密呈总统，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下令警察厅逮捕曹汝霖，并看管其私人财产和住宅，这时曹汝霖不在北京。国务总理颜惠庆主张慎重处理，黎却同意迅速交办，颜一生气，要求辞职，因此曹汝霖案改为移交法庭处理。曹汝霖案见诸报端，曹锟才知道，大为光火，便叫卫士去请吴佩孚来询问底细，吴已就寝，卫士不敢惊动，曹等了半晌不见吴来，一叠传令，这才把吴请了来，吴见到曹后问：“老帅有什么重大的事，这么晚找我？”曹按下怒火，悻悻地说：“你现在是大帅了，哪里还有工夫理我？”

    吴才知道曹真的动了火，只得赔着笑脸。

    王宠惠内阁的成立，迹近私生子，又因为黎元洪在组阁时太迁就于洛阳派，因此遭到强烈反对是意中事。尤其因为曹锟的保定派在财政、交通两部，并未取得一个席位，因此便策动了倒阁运动，企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

    同时，内阁本身因为阁员的后台大老板都不协调，所以也是各搞各的，闹出了不少笑话。陆军总长张绍曾拟就了一套废督裁兵计划，规定全国建立十个军区，军队编为20个师和28个混成旅，黎元洪则反对军区制，高恩洪也指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财政总长罗文干在支配经费上，经常和高恩洪、孙丹林意见相左，在阁议席上常吵得下不了台，王宠惠看到这种情形，颇感困扰，因此他劝罗文干让点步，罗总不肯，有一次王宠惠气了起来，忿然对罗说：“我是请老朋友来帮忙的，不是请老朋友来闹别扭的。”罗听了，气上加气，也扬声回答说：“我只能侍候一个总理，不能侍候三个总理！”罗说这话是什么用意呢？他是指除王以外还有两个阴影的后台老板，一个是代表洛阳吴佩孚的高恩洪和孙丹林，一个是代表保定曹锟的高凌霨。这就是古语所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意。

    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的开幕仪式，黎元洪偕同全体阁员前往祝贺。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布开会，还没有致开会词，就听见议员席上有一位议员扬声叫了起来，他说：“法律问题还没有解决，议长怎么就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现在请问一下国会本身统一了没有？吴景濂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也要负联带责任！”大家定睛一看，这位语惊四座的，是国会议员彭养光，彭所谓的法律问题就是“民八议会”和“民六议会”问题，因为6月3日广州届会通电主张继续“民八议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召开的“民六议会”。8月1日国会复会时，“民六议员”被拒参加，因此京沪一带的“民八议员”发动力争正统运动，认为以前曾任官吏，辞去议员或者在广州被除名的议员，都算是丧失了议员资格，不应再窃据议席。8月30日一批“民八议员”曾在北京闯入众议院，殴打议长。黎元洪为息事宁人，除用官职安抚“民八议员”外，还设立了“政治讨论会”来安抚他们。彭养光这一吵，接着议员凌毅也提出质问，大声说“黎元洪以什么资格来这儿，你只是一个平民，平民有什么资格出席国会？”

    黎元洪一看情形不佳，乃催吴景濂赶快念完开会辞。

    吴景濂匆匆念完了开会词后，就宣布请黎大总统致开幕贺辞，会场上更是一片叫嚣之声，有人用手狂拍桌椅，黎元洪不理睬这些吵闹，径自朗声宣读他的颂词。焦易堂这时大声地叫了起来，他说：“黎元洪，你就是解散第二次国会的人，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颂词？”郑江灏则指着阁员席次大骂道：“坐在这一排的是些什么人？你们如果是来旁听的，就该到楼上旁听席上去。”然后他指着王宠惠说：“你不是王宠惠吗？我认得你，你是一个平民，怎么会坐到国务总理席位上？”

    黎元洪在一片吵闹声中，匆忙地念完他的颂辞，其实没有一个人听到他是念些什么，因为这时的国会议场已成了中央市场，乱哄哄的一片，谁也听不清了。

    王宠惠看见局面闹得太凶，便不敢致辞，请议长潦潦草草地结束了这幕“民主闹剧”。会议完毕照例要照一张像，大家走到议场前面等候摄影。正当就坐时，郑江灏恶狠狠地跑了过来，大骂“私生子内阁”，而且用手去推王宠惠，不许他就坐，还亏吴景濂说好说歹地才把他劝走。

    10月12日王内阁提出了总辞职。

    10月14日保定举行庚申、壬戌两役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不少议员前往保定，借参加追悼会为名，接洽内阁问题。然而最重要的一个人——吴佩孚却没有到保定参加这个大会。吴佩孚不到保定来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时候，保定和洛阳两派对于总统问题有了极难调和的意见，保定方面主张国会要先选总统然后制宪，而洛阳方面则主张先制宪然后再选总统。曹锟对于总统位子已经跃跃欲试，吴佩孚则不主张曹这时先做总统，吴的本意是为直系团体好，可是曹锟听了他左右的挑拨，却误会吴的反对是为了吴想总统自为，有了这种误会，吴的好意曹就不会接受。这样一来，曹、吴之间愈走愈远。

    28日吴佩孚有回答公府某要人的电报，其中提到：“津派（指在天津的曹派）借端捣乱，鼓动选举，并未得仲帅（曹锟字仲珊）同意，迹近矫命，罪在蒙混，应促国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选举。纠纷十一年，胥为此件，苟非丧心病狂，何得不注意于此。俟相当时期，当通电表明。”吴的秘书长白坚武另有勘电（28日）：“巡帅（吴）主张先制宪法，议员来此者亦曾以此为告，其翊赞元首，实出至诚，夙昔已然，宁待今兹。”这两个电报都是由总统府传出来的，当然不是伪造，不过某要人是谁？白的电报打给何人？都没有宣布。这可能是黎用吴的意见以抵制大选。

    同时总统府还发表了赵恒惕主张先制宪法的感电（27日）。

    反吴派把倒阁运动和大选同时进行。

    11月15日顾维钧在外交大楼举行宴会，全体阁员和国会中重要人士都参加。不知怎的，吴景濂和王宠惠吵了起来。吴竟沉下脸，借了几分酒意问王：“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自然大为光火，也怒形于色说：“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于是两人翻了脸。吴竟骂了起来，他骂王：“简直混帐。”并且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宠惠气得发抖说：“这成什么样子？堂堂国会议长，竟说出了这样下流的话来。”吴景濂挥着拳头说：“我就是这个样子，要你滚蛋。”

    17日晚间，吴景濂在他麻线胡同私邸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倒阁问题。

源济

一九六、罗文干案

    11年11月18日晚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意银行买办李某，一同到东厂胡同，口称有机密大事要见总统，并且请黎屏退左右，以便密陈。黎弄得莫名其妙，但看他们颜色沉重，也不敢怠慢，就照他们要求办。只见吴从公事包中拿出一个由众议院盖过印，以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黎扯开公函一看，内容是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和华意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于11月14日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5000万元的损失。查奥国借款已由巴黎和会议决，作为赔偿中国的一种债票，当然不必再签新约，换发新债票。加以这一案既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呈请总统批准，也未提交国会讨论。同时华意银行因为达到了换发新债券的目的，已经秘密付出支票8万英镑，这张支票上盖了财政部印信和罗文干的亲笔签字，显然这是行贿受贿的铁证。现有华意银行买办李君前来作证，请总统裁决。

    黎看完了公函就问李君：“你懂得法律吗？”李答说：“报告总统，我国法律规定，诬告者应受反坐处分。这案子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怕反坐的处分。”

    由于李答复得斩钉截铁，黎便没了主意。吴景濂在旁怂恿说：“这是百分之百的贪污案件，请总统按照以前拿办财政总长陈锦涛的先例，立刻命令军警将罗文干捕送法庭办理。”黎这时很是为难，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吴于是恫吓说：“总统不能再事犹豫，万一罗等闻风先逃，那么责任就在总统身上了。”

    黎这时最怕别人给他圈套，他怕罗文干真的会逃走，给反黎的人以口实，因此立刻命令侍从武官打电话通知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到总统府来。黎元洪把步兵统领聂宪藩和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召来，即令他们派兵去抓罗文干和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抓到后解送法院。步兵统领聂宪藩奉到黎命，即返办公处，办好一件公文，派排长王得贵率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余人，持了拘捕公文径赴南长街罗宅，抵达时，罗偕夫人去看电影没有回家，等了一个多钟头，罗一返家，即被逮捕。罗当时不明究竟，很是生气，迨看到步兵统领的公文，公文上如此写着：

    “奉大总统手谕，准众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函开：‘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请求谕饬步兵统领捕送地方检察厅讯办。’等由，准此，仰该统领即便遵照，将该总长捕送京师地方检察厅拘押，听候讯办。此谕，等因奉此。合亟仰该徘长即便前往将罗文干一名拘捕前来，听候函送检察厅讯办，切切勿延！此令。”

    罗看到这份公文，忿然说：“既然有公文，我当然跟你们去，不过这种作法，简直是笑话，荒唐极了。”说着便叫人备汽车和王得贵等一同到了步兵统领衙门，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这时也拘到，由步兵统领移至京师警察厅暂时看管。

    就在罗被捕的当晚，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都得到了消息，他们马上联袂到警察厅来探问。王宠惠激动地指责总统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非法行为。

    当京师步兵统领和警察厅长把拘捕到罗文干和黄体濂事向黎元洪复命时，黎也感到这一措施的不合法，乃派人到警察厅通知薛之衍暂缓将罗、黄移送法院，以免事态扩大。可是罗文干却不答应，他坚决要警察厅把他送到法庭受审，因此19日薛之衍遂将罗等移送地方检察厅看管。

    19日上午，王宠惠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见黎，黎不待来客开口，就自怨自艾地连称自己违法，王宠惠要求黎将他一并送交法院，黎则向他们赔了许多不是，说了许多道歉话，甚至表示愿意下令自责，并且愿意亲自到检察厅去把罗接出来。但是阁员们都不以为然，阁员们愤怒地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议决：

    （一）通电全国，说明吴、张两议员胁迫总统下令逮捕阁员的经过情形。

    （二）总统根据内阁的呈文，发表命令，将此案提交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

    在会议上，大家都很愤激，黎则向他们说尽了好话。

    内阁阁员们在总统府紧急会议后，即根据议决，替总统拟就了一道命令，请黎发表，命令全文如下：

    “据署国务总理王宠惠呈称，署财政总长罗文干因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具名函达大总统，谓其于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擅敢签字，并面请大总统立交军警逮捕。查该总长关于此案，曾咨呈国务院批准在案，现在既经逮捕，据该总长声称，非俟水落石出，不愿离开法庭。惟未经法定手续，遽尔逮捕国务员，深滋疑虑等语。所呈具有理由，该总长既不愿离开法庭，应由法庭依法办理，务期真相尽得，以昭公道而明是非。此令。”

    黎元洪当场看了这道命令，表示同意，愿意盖印公布。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涌进来一大群人，并没有通报就闯入了，原来是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他们风闻阁员们在黎处开会，怕黎受他们影响，于是邀集20余位议员，雄赳赳气昂昂地冲进来，吓得阁员们从侧门溜走。吴等看到楠木桌上还没有盖好印的大总统命令，就威胁黎不可盖印，同时告诉黎说：国会对罗即将提出查办案，总统应俟查办案送到时据以发布命令，交法庭依法处理。黎这时已没了主意，吴等一说，黎也同意，把命令便搁了下来。

    20日在居仁堂举行了府院联席会议，阁员除了罗文干外全体出席，讨论罗案处理问题。先由黎报告经过，然后王宠惠表示意见，他说：“此案未经内阁同意，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辞，发令逮捕阁员，实在是有问题的。这已经不是钧任（罗文干）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责任内阁制的存废问题。今天我们必需弄个明白。”这时阁员们物伤其类，所以个个都面带忿怒之色，黎内心也觉这件事做得太莽撞，所以很委婉地说：“我应当认错。”高恩洪用手指着黎地鼻子说：“认错就能了事吗？必需想个补救和善后办法。”黎尴尬地说：“怎样补救，请大家想个法子。”孙丹森主张首先恢复罗文干的自由及其个人名誉。高凌霨认为这是法庭的责任，不必在这里讨论。张绍曾附和高凌霨的主张。高、张现在是保定派，与吴景濂立场一致，志在倒阁。

    内阁中分成了两派，保定派的阁员认为奥债一案未提交国务院会议讨论，内阁应负违法责任。王宠惠则反驳说，这是手续的错误，即使内阁有责任，须受处分，也不过是行政处分，而不能加以刑事处分。

    高恩洪则集中一点攻击，认为总统叫步军统领捕人，尤其是逮捕现任阁员，实在是违法，置司法机关于何地？

    黎否认曾命警察总监将罗文干捕送法院，于是王宠惠、孙丹林、高恩洪一致谴责薛之衍曲解总统命令，应当予以撤职处分，而黎又感到自己不该把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因此又强硬地说：“这事和薛总监无干，是钧任自己要求到法院去的，整个事件都应该由我负责，你们一定要办人，就请先办我好了。”黎最后这句话声调特别高，表示他已沉不住气。高恩洪连喊：“不敢，不敢。”但是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汤尔和则一致认为黎自己做错了事，不面对现实，反而盛气凌人，实在太不公平，因此大家忿忿不平地表示，总统既不肯撤薛之衍之职，那么就请总统撤我们的职吧。因为问题总有一方不对，总统对，当然是我们错了。任何事情总要有个水落石出，不能马马虎虎。黎这时已横了心，所以厉声说：“好，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我先行辞职。”张绍曾和高凌霨都是保定派，保定派的目的是倒了阁还要迫黎下野，这样才能大选，才能把曹锟拥上台，看见闹成这样，正中下怀，因此张绍曾说：

    “大家辞职好了，我已经单独提出了辞呈。”

    正在不可开交时，忽然侍卫人员来报告，说有一大群议员又要来见总统，人数不下一百人。黎赶忙吩咐，招待在外面坐。可是说时迟，那时快，议员们已经闯了进来，个个都像凶神恶煞一般。阁员们一看，这是诚心来闹事，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再一次从侧门溜之大吉。

    由于阁员们溜走，黎就客客气气地把这些议员敷衍一番，送走了事。

    原来这些议员已在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咨请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咨文大意为：

    “……罗文干勾结海外驵侩，将巴黎和会议决德奥债款概作中国无偿之无效债票，换给新债票。……此项债票，在欧洲直无价值之可言，乃德奥奸商竟以极低价格收买达全体十分之七·五以上，自居债权者，向中国财务当局运动，与其他债票一律掉换新债票。……该商人等避免与德奥政府发生直接关系，改入意籍，委托华意银行代表罗森达及格索利向中国政府换取新债票，存储巨款于华意银行，种种运动，至年余之久，历任各财长以事关国权，均有拒绝。不料罗到任未久，该代表等又旋运动，与财部库藏司长黄体濂昼夜密计，要求罗签立合同，允许以中国未经收到利益之无效债票为变相之补偿。不交国会同意，不经国务会议通过，不经大总统批准，擅于十一月十四日由罗与华意银行代表签定，并查当日由华意银行预存的巨款内支付支票三纸，一纸八万镑付财政部，一纸三万镑付来人，一纸五千镑付来人。……”

    这件案子的真实内幕，是这样的：

    当时军队欠饷是不足为奇的，带兵的巨头们总要想尽方法去弄钱，吴佩孚既然是当时内阁的大老板，他向内阁索饷，内阁就不能不重视。吴的嫡系高恩洪曾想出邮电加价的办法，打算拿这项收益作为发行公债的基金，不料直系势力范围外的各省军政首长都不肯执行邮电加价的部令，因之这一计划便成泡影。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只好走唯一的旧路——向外借款。英美等国对于这个号称“好人政府”是愿意支持的，可是这个内阁中没有一个亲日派，因此日本乃借口中国政府无力偿还外债，信用已经破产，反对提供借款。四国银行团必需四国一致行动，如今日本反对，自然无法实现。王宠惠、罗文干等乃和西方国家秘密洽商，拟用整理旧债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1亿元的新借款。于是意大利公使首先提出签订奥款展期合同的要求，接着英国公使也向外交总长顾维钧接洽，力促其成。据王宠惠所发表的谈话，奥款延期的牵涉面很广，九国公使的公文到外交部，提出国际法要求，而根据国际法，私人借款不能列入国债范围内，因此这笔债款必需偿还。这笔债款为数共有570余万镑，已经转移到意大利人之手，而债权背景还有各国人在内。王内阁为了要挽回中国的国际信用，遂同意签订奥款展期合同，作为整理旧债的一个开端。这件案子引起贪污嫌疑，是在于罗文干经办本案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在手续上不无欠缺。

    另外还有一个内幕，原来保定和洛阳都有电报到北京索饷，财政当局无处可以筹钱，只有债权方面交来的补数8万镑，折合国币仅有60余万元，除了支付中央政费10余万元外，所余50万元照理应由保定和洛阳两方面平均分配，可是一分数目就更少了，洛阳方面自然不会满意，于是洛派阁员孙丹林、高恩洪就想出了瞒天过海的妙计，打算瞒了保定，把这笔款子全部汇到洛阳。那就是不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并由王宠惠口头报告黎元洪。财政部把这笔钱先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将此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方面，这一来就可掩人耳目。

    可是，天下事如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尽管洛派阁员用尽心机，百端弥缝，仍走漏了消息。原来华意银行经理徐世一是保定方面边守靖的亲戚，当华意银行与财政部密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便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等告密。吴景濂叫他静待这笔交易完成，抓到证据，然后再举发。因为，保派志在倒阁和逐黎，正好借这案子发动，以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国务总理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清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香港，幼入圣保罗学校习英文，后入皇仁书院肄业，最后在天津北洋大学读法律。光绪二十六年参加秦力山在安徽大通举义，失败潜逃日本，后转美国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为同盟会会员。光绪三十四年赴英国研习法学，孙中山曾资助1500镑。民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王返国为第一任外交总长，袁世凯做总统后，王出任唐绍仪内阁之司法总长。民9年8月，王经孙中山之同意，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民10年6月被派出席国际联盟全权代表，在会议中反对二十一条无理之要求，日本因受压力而放弃其在东三省之特权。12月梁士诒组阁，王再度为司法总长，后转任教育总长，11年9月，由黎元洪提名为国务总理。不幸这时黎元洪受胁于保定曹锟一派，后者意图倒阁驱黎，以达成重选总统的企图，王这一任内阁受气受罪，实在是苦不堪言。

    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英国，专攻法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返国后赐进士出身。民元在广东任司法司长，2年春转任北京总检察长。筹安会成立，罗以检察长身份参劾筹安会组织非法，因袁置之不理，罗乃愤而辞职。民7年7月王宠惠任修订法津馆总裁，罗为副总裁，10年任司法次长，11年仍任司法次长，王宠惠组阁，罗转任财政总长。

    罗被扣移送检察厅后，北京地方检察长熊元襄看见老上司来了，当然不敢怠慢，请罗住在检察长办公室里，亲自陪罗谈天解闷。问话也是用属员参谒上司的礼貌为之，不敢多问。根据当时法院规定，在押犯人仅可在星期三接见访客，而且还要事先批准，接见时有法警从旁监视，谈话不得涉及案情。可是罗文干到案后，自总理、总长以至达官贵人，络绎前来探视，放言无忌。使得北京四眼井地方检察厅成为山阴道上，自朝至暮，车水马龙，途为之塞。

    黎元洪成为被人指责的中心。由于内阁未经罢免，总统仅凭一面之辞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不但越出了总统职权范围，也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所以各方对黎都不谅解。梁启超公开指责：“总统蹂躏人权”。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尤表不满，很多报纸都有大同小异的言论：“仅就此案情况而论，领事裁判权在目前的中国，实不可以撤消。”

    罗案是民国以来一件大案子，这件案子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了，不仅是“总统蹂躏人权”一点。

    以堂堂议长而向总统密告阁员，实在也不成体统。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向黎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按照《约法》，阁员贪污可以在国会通过查办案，查办案未通过前，议员怎可代表国会署名致函总统。假如这是私人告发，就不该以议长身份列名，在文件上公然盖上国会的印信。还有一点，奥约展期合同的经办部门是财政部公债司，然而吴、张控告的另外一人则是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公债司是主管司，当不能辞其刑责。

    至于国会，众议院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案，却置议长盗盖印信、伪造文书罪于不顾，也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查办，查办对象是一般官吏，所以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的。即使是弹劾案，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执行。罗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未曾讨论。在内阁方面，对这案也应负责任，因这案并未在国务会议中提出讨论，仅仅取得国务院的批准，谁有权批准呢？当然是总理，王宠惠对这案的批示是：“应照最后磋商办法速订展期合同，以资结束。”

    国务院于11月21日召开临时会议，与会阁员讨论国会的查办罗案咨文。众情愤激，作出两项决定：

    （一）退回众议院关于查办罗案的不合法咨文。这个文件因黎元洪怕得罪国会，不敢盖印，没有发出。

    （二）用内阁名义将此案发生后一切情形通告全国。这个电报并不是全体阁员都列名，因为保定派阁员高凌霨、张绍曾借口奥款展期合同未经国务会议通过，拒绝签名，因此列名的阁员只有王宠惠、顾维钧、孙丹休、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六人。电报最后一段说：“宠惠等理应立即引退，惟以罗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暂时待罪，静候解决。”

    这个案子到了法院，就必需有告发人向被告人提出控诉，检察厅根据事实，票传吴景濂、张伯烈二人出庭对质，吴、张二人召集有关议员开会讨论，决定抗传不到，理由是本案由总统交办，公府既非诉讼机关，议长亦非诉讼当事人，当然不负告发人的责任。

    此案怪现象之一，是议长议员成群到公府见总统威胁阁员，阁员害怕挨打，溜之大吉，官场怪态，令人摇头叹息。

    罗案发生后，洛派阁员向洛阳求救，吴佩孚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乃于20日致黎元洪号电，痛责逮捕违法，其中有几句火辣辣的话：罗财长纵有违法事件，应提交阁议，先解官职，后送法庭。未经解职遂送法庭，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这个电报好像用上司口吻训斥总统，还是民国史上的第一次。黎看了这个电报，气得浑身发抖，把吴的电报扔到桌子上，连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22日黎拟了一个答复吴的电稿，对于逮捕罗文干一点有所解释，他说：嘱薛之衍密传，并未发表正式命令，所以也不需要叫内阁副署。最后一段则火气十足，他说：“……言废督而督军日尊，言裁兵而兵额日增，言停战而战祸日滋，元洪孤寄白宫，如同聋聩，辞职咨文犹存国会。既属不成事体（注：此句系吴电中骂黎者），正宜别立贤能，不愿执事径断朝政，轻折元首，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这个电报还把吴佩孚以前电令北京警察厅逮捕前财政次长钟世铭的故事提出来反打吴佩孚。那是直奉战后，直系查出财政次长钟世铭多拨发奉军军饷一百几十万元，吴佩孚乃电令北京警察厅扣留钟，移送法院究办。

    黎的电稿写了未发，待他一阵光火之后，恢复了理智，深觉犯不着和吴决裂，所以又把这个电稿留中不发。

    22日，黎命汪大燮、孙宝琦等向北京地方检察厅具了一张保单，派自己的座车，北京红牌第一号（当时的汽车牌照规定总统府汽车全是红牌，总统座车是红牌第一号，外交团是绿牌，阁员是蓝牌，民用是白牌），去迎接罗文干出狱，并把罗接到总统府来。

    罗这一天由阶下囚变成座上客，总统亲自降阶相迎，握手道歉，请罗回家休息。罗表示要待法律解决，愿意仍回地方检察厅，听候审理。于是黎乃请罗暂住在居仁堂，罗也不肯，大家劝罗不要太倔强，讲来讲去，罗才同意在总统府礼官处下榻。罗当然很愤慨，他说：“如果我无罪，逮捕我的军警长官就有罪，岂能马马虎虎，蹂躏人权！”

    黎把步兵统领聂宪藩、警察厅长薛之衍找来，要他们向罗赔礼，怎知聂、薛两人都不肯，他们说：“我们是遵照总统手谕办事，并没有错，为什么要向罗道歉赔礼？”这一来黎又为之语塞，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对聂、薛两人说些安慰的话，叫他们退去。

    罗文干从法院犯人一变而为总统府上宾，总统向他赔不是，他却不理，内阁同寅和重要政治人物都纷纷向他致慰，他一定要在法律上争个是非。他是念法律的，又做过司法部次长和总长，在法律范围内，他有十足的信心可以胜利。

    罗文干由地检厅到总统府的这一天，吴景濂率领议员30余人到了总统府，请求下令罢免王宠惠、罗文干。这时黎元洪正是一头怒火没处发泄，对着这批凶神恶煞的议员们，悻悻地说：“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当初你们同意唐绍仪组阁，我才把同意案提到国会，结果你们退还了咨文。现在王内阁也是你们同意过的，没有几天你们又要罢免他。对付罗文干也是你们荒出来的，你们要我下令逮捕罗文干，我照你们的意思做了。你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把我这个总统当做什么人。”

    吴佩孚“一怒而安天下”，他的号电虽然让黎元洪受不了，可是却释放了罗文干，于是洛阳派忽然气焰万丈，交通总长高恩洪下令电报局，凡是不利于洛派的电报，一律不许拍发，因此吴景濂和保定派阁员的电报都要派人带到天津去拍发。

    报纸和新闻也被任意扣留。

    罗文干案突然急转直下，由于华意银行代表柏克尔出庭作证，该行所付出的3万镑和5000镑两张支票，都是意大利人所拿的手续费，与罗文干无关。另外8万镑是由财政部公开领收。这当然也无法一人中饱。至于吴景濂所依赖的原始告发人华意银行副经理徐世一则逃避无踪，不敢出庭作证。于是满天云雾的罗文干受贿渎职案就不能成立了。

    23日夜晚，黎在东厂胡同住宅将要就寝时，吴景濂又率领议员20余人大踏步地冲进内室来。黎惊慌地问为了何事？吴等傲慢地拿出曹锟打来的漾电（23日）。曹在这个电报上痛骂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建议组织特别法庭，彻底追究。吴景濂并且很得意地说：如果吴佩孚再包庇罗文干，保定方面已准备了第二步，就是请求政府加以讨伐。吴景濂要挟黎把一封拟就的、申斥吴佩孚的电报发出去。黎还在犹豫，吴补充说：“事情已经很迫切，如果不发出这通电报，以齐燮元为首的直系将领，将有联名电报发出，这一来总统就陷于孤立了。黎听了又没有主意，乃在那张电报上加了一个“梗”字（23日）发出去。

    曹锟在保定这回真动了怒，因为他知道奥款展期合同中吴得了50万，自己却分文俱无，他马上派人到交通部查帐，查出半年来交通部转帐拨款清单，一共有509．9万元拨充洛阳军费，至于拨交保定的，仅有242．4万元。

    曹锟这就相信他左右所说的话，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吴有取他而代之的心。

    曹锟本来就讨厌高恩洪，认为他是吴佩孚的走狗，只知有吴，不知有曹，过去碍于吴的面子，不好意思对付高恩洪，现在发现交通部拨款有这样的黑幕，因此下了决心要打击吴，同时也要严惩高。

    保定派好不容易使得曹下决心对付吴，为了加强曹的信心，王承斌打密电叫各省直系军阀，要他们做“老帅”的后盾，必需一致发出通电痛责罗文干贪污卖国，如果吴佩孚胆敢包庇罗，就把箭头集中在吴的身上，吴过去曾用卖国罪名攻击张作霖包庇梁士诒内阁，现在他自己也走了张、梁老路。

    保定派抓住这个机会，要打击吴佩孚的威风，同时也打击黎元洪，因为王宠惠内阁是吴佩孚所支持的，现在如果把吴佩孚打得哑口无言，王内阁就自然垮台，而黎元洪四面不讨好，自然也非垮台不可，这样就达到他们的目的，拥护曹锟坐上总统宝座。

    为了集中目标对付吴佩孚，保定派愿意和奉、皖两系以及安福、交通、研究等系化敌为友，只以吴佩孚为唯一敌人，骂吴妄自尊大，忘恩负义。

    曹的漾电发出后，24日王承斌发表敬电，请黎元洪即派军警逮捕与罗案有关的一切人犯，并公开谴责吴佩孚不应该步张作霖的后尘，替王内阁作保镖。王承斌是吴的部下，吴是曹的部下，曹尚未对吴展开攻击，王却首先发难，以部属的身份公开谴责长官。自王的敬电发表后，江苏督军齐燮元发表径电（25日）、江西督理蔡成勋、安徽督理马联甲、山东督军田中玉、浙江督军卢永祥、上海镇守使何丰林、海军司令杜锡珪等均先后响应曹锟的漾电，一致痛斥罗文干丧权卖国，要求北京政府依法治罪。吴佩孚的嫡系湖北督军萧耀南、河南督军张福来也通电表示一致态度。这简直是一面倒的局势，使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吴佩孚难于招架。

    吴佩孚看到情势不妙，乃于25日通电解释两点：第一是声明与王宠惠素不相识，仅于觐见元首时与之一面；第二是对罗案犯罪成立与否毫无成见，只是认为手续错误。最后表示对曹巡阅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吴的径电显示其态度软化，因此25日北京的政治气温又变了。

    由于保、洛之争，使王宠惠左右为难，乃宣告辞职。北京政府从11月25日起，总统命令因为无人副署，而不能发布，遂陷于无政府状态中。黎元洪感觉到倒阁问题和大选问题是二而一的，他自己发觉是上了别人的当，乃想找政治色彩较淡的海军总长李鼎新代理内阁总理。26日黎派金永炎到保定、洛阳征求同意。曹锟方面不置可否，而实际上保定派是想用保定派阁员高凌霨代理总理。

    由于洛阳和保定都没有确实答复，黎元洪又想找颜惠庆、靳云鹏、周树模三人中任何一人来代理，可是他们一个个都“敬谢不敏”，因此黎又心灰意懒起来，吩咐手下人替他预备专车，让他下台到天津去。黎这样表示，高恩洪立即毛遂自荐说：“总统是我到天津迎接到北京来的，现在我愿意送总统到天津去。”高这话是表示他有始有终，表示他对黎的忠诚，怎知马屁拍到马腿上，黎元洪认为这句话简直是要推他下台，因此大为光火，没头没脑地把高大骂一顿。

    27日，众议院进一步通过了查办王宠惠、顾维钧一案，认为他们都是与罗案有关的人物。黎再打电话请曹、吴提出组阁人选，他们却都回电说：“组阁为元首特权，决不加以干涉。”这一天，金永炎由洛阳回来，转达了吴佩孚的意见，并不坚持维持王内阁，只不过在未来新阁中，至少要保留孙丹林、高恩洪两人中的一人，至于阁揆人选，除了津保派外，由任何人担任都不反对。

    黎知道吴佩孚的态度后，又兴奋起来，29日黎元洪派李根源把下台已久的汪大燮找进公府来，见面时没有什么寒暄，就拿出填写命令的空白纸，不问汪是否同意，就填了汪大燮的名字，派他署理内阁总理。

    汪大燮字伯唐，浙江杭县人，清咸丰九年出生，曾为孝廉，后入陆军士官学校攻习军事，民国2年任熊希龄内阁之教育总长，后任平政院院长，5年任交通总长，6年任外交总长，这一年11月22日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汪曾代理了九天国务总理。那是因为直皖两系尖锐对立，段挂冠而去，总统冯国璋找不到适当人选。只好拉汪大燮来填空档。现在又是旧戏重演，黎元洪也拉他填空档。他声明代理之期不超过十天。

    11月29日，黎任命王正廷长外交，高凌霨长内务、许世英长司法、彭允彝长教育、李根源长农商，其余阁员都没有变动。

    前任王内阁的阁员一律辞职照准，只有财政总长罗文干是免职。

    汪大燮为人平和、清廉，在北京政府中颇负时望。所以每当政潮最激烈时，他总是被拉出来过渡。

源济

一九七、陈炯明叛变

    民国11年6月13日，陈炯明的部队在广州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叶举等纷纷由东江回到广州。14日陈系的人在叶举的总指挥部举行秘密会议。15日孙中山派往惠州迎接陈炯明的廖仲恺在石龙被扣，局势陷入了最紧张危急的关头。

    据说陈炯明、叶举等曾在石龙开秘密会议计划叛变，当时讨论到进行的程序，曾问各将领由谁担任发难，与会的各将领都默不作答。陈说：“谁先发难，就是首功！”可是仍没有应者。

    最后陈炯明决定以湘军洪兆麟部担任先行发难部队。为什么陈要选择洪兆麟部呢？这也是陈的阴谋。原来洪兆麟的李云复师第二旅驻扎观音山后，正好就近担任围攻总统府，“陈家军”则巡查街道或把守要隘，陈本人则事变之日在石龙坐待消息，如果湘军进攻总统府，孙中山不幸遇害，陈即进入广州，为孙举哀，痛哭流涕，把杀害总统的罪名全加于洪兆麟、李云复和湖南士兵身上，执杀洪、李及湘籍军官以谢天下，并将这支湖南客军以大逆不道罪名解散。由于洪兆麟向来对陈炯明很跋扈，陈早就想对付洪，现在借洪、李以害孙中山，然后以叛逆罪名除洪、李，正是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

    6月15日夜10时，孙中山在总统府内批阅公文，忽然有一通电话来报告情况，据称今夜粤军将有行动，务请总统离开总统府。由于这是一通匿名电话，孙中山认为是谣言或陈系军人故意威胁，所以不予采信。到了午夜12时后，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前后奔来总统府报告，据云今夜消息险恶，请总统离府暂避。孙不肯，认为陈炯明虽然恶劣，总不至于敢冒天下之大恶而叛变，即使有不轨打算，其部下皆与我久共患难，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纣为虐，受其愚弄。但林直勉认为粤军蛮横，不可以常理度之，如果真不利于总统，将如之何？孙说：“我在广州之警卫军既然已经全部撤赴韶关，即表示对陈无敌意，陈果不利于我，亦不必出之叛变，如真明目张胆，作乱谋叛，则为叛徒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身为总统，不能不重职守，如果临时退缩，屈服于暴力之下，岂不贻笑中外，污辱民国，轻弃人民之付托。”林等见孙中山义正词严，态度坚决，不敢强劝，乃即辞去。

    林等去后，各处电话报告均谓粤军将有行动，务请总统远离，孙中山仍不信。到了午夜2时许，有一位忠于孙的陈系军官自军中潜出，到总统府密报，称粤军各营提前早餐，约定立即叛乱。并备现金20万元以为谋害孙中山的赏金，且约定事成之后各营放假三日。孙中山还是不予置信。

    孙中山以诚待人，以信示天下，所以陈炯明叛变的当晚，虽然各方都奔走来告消息不稳，可是，孙中山全不置信。就在这天午夜时候，忽然响起了尖厉的号声，接着到处号声齐鸣，于是“陈家军”叛变消息证实了，这时已是午夜3时多。孙中山左右力劝孙中山暂离公府以避叛军。虽在这紧急当口，孙中山却是临危不乱，镇定异常，以坚决的口吻对左右说：“竞存果然谋逆作乱，则戡乱平逆正是我的责任，我怎可放弃职守，逃避责任。万一力不从心，只有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等见孙很固执，乃用手强挽孙中山出离总统府。

    这时，总统府附近已由粤军布哨，不能自由通行，林直勉等曾被叛军步哨盘诘了好几次，都侥幸通过。行至财政厅门前，遇叛军大队由东而来，众人因被盘问不能通过，可是孙中山却单身杂在叛军中向前行走，从容不迫，履险如夷。在深夜中，叛军看不清孙的真面目，以为是自己队伍中人，所以毫不疑心，到了永汉马路口，方才出险，便走入长堤海珠的海军总司令部。

    海军总司令温树德已获知粤军叛变，现在听说总统微服抵达，真是喜出望外。孙见到温，态度依然从容，只说我们先上军舰去吧。于是温树德乃率领高级海军幕僚侍从孙同登楚豫舰，并立即召集各舰舰长前来商量应变戡乱之策。

    广州市内，16日上午3时后，陈炯明的叛军已遍布全市断绝交通，并进占各机关，洪兆麟率领其部属于拂晓时围攻总统府，总统府中只有卫士50余人，在观音山粤秀楼附近防御，与叛军对抗，叛军先后十余次冲锋，都被卫队用手机关枪击退，死伤数目约在三四百人以上，叛军见步兵冲锋无效，乃用炮射击总统府。叛军以为孙中山还在粤秀楼，所以又用煤油浇烧粤秀楼的栈桥，杜绝出路。

    保卫总统府的警卫团长陈可钰、卫士队长兼参军姚观顺守文澜阁，侍卫副官黄惠龙守正门，副官马湘守横门，副官陈喧守天桥，侦缉员陈龙韬、卫士冯俊、黄森、陈海廷、李东兴等守粤秀楼。由于众寡不敌，援绝弹尽，相持至16日上午12时，陈喧率卫队十余名由正门冲出，被击回，改装得脱；姚观顺、黄惠龙、马湘护送孙夫人，姚中弹伤腿，四人乃避入总统府后院，叛军从后院冲入，抢夺衣物，马湘、黄惠龙乘叛军抢劫之时，夹持孙夫人从第一公园小巷，往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宅寄宿。姚观顺负伤后，由卫队背负出险，陈喧等走东山总统法律顾问那文宅，由那文用美国小电船送至孙中山座舰。

    总统府卫士以少敌众，苦战十余小时，伤亡三分之一，而叛军则阵亡300以上，消息传出后震动中外。孙后来颁奖卫士训词云：

    “革命军的力量，是和别种军队不同的，必要能以一当十，才算合格，用几百人可以敌几千人，那才算是本事。如果不能，便是大耻辱，便不算得是革命军。观音山的卫士便是以一当百的革命军，我理想中的革命军，只有他们足以当之。这种奋斗的精神，实在不可磨灭。”

    叛军是有伤害孙中山决心的，有一股叛军专门伏伺于观音山附近民房中，准备等候孙乘汽车离开粤秀楼的总统府时，即向孙座车集中攻击。他们认为孙如果出来，必然乘坐汽车，没有想到孙中山却是步行，而且夹在叛军队伍中步行出险。

    16日晨外交部长伍廷芳和卫戍司令魏邦平登楚豫舰晋谒孙中山，孙令魏邦平所部集中大沙头策应海军，恢复广州，并告伍廷芳说：“今天我要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否则中外人士一定认为我没有戡乱的能力，并且不知道我在何处。如果我潜伏黄埔，仅仅为了个人避难偷生，我将何以昭示中外？”伍廷芳表示赞同，于是辞离孙中山，径返广州，通告各国驻粤领事严守中立。

    当天下午，孙中山亲率海军舰队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七舰由黄埔出动，经东歪炮台，驶至白鹅潭，发炮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叛军射击。下午5时，复沿长堤向东游行，沿途发炮，击毙叛军数百人，其余则闻风而逃。由于魏邦平所部旅长陈章甫受叛军运动，未能如期策应，遂失规复良机，努力白费，各舰乃经“中流砥柱”炮台驶回黄埔。

    海军攻势停顿后，叛军散而复聚，乘机大抢东鬼基、东市街、小东门、社仁坊、广仁路等处。商店居民被劫一空，国会议员悉数被逐，行李被抢。

    黄埔成为孙中山的行辕所在，海军势力完全归服，不过虎门要塞落入叛军手中，但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率海军陆战队与舰队成犄角，使叛军不能陈兵北江，阻碍北伐军之返旆。

    陈炯明见海军完全拥护孙中山，于是便想收买海军，可是海军上下一心一德拥护孙中山，不为利诱。

    6月19日孙中山以手书致北伐军李烈钧、许崇智、朱培德、彭程万、黄大伟、李福林、梁鸿楷等，令李等迅速率军回粤戡乱，中有：“坚守待援，以图海陆夹攻，歼此叛逆，以彰法典”等语。

    23日孙中山由楚豫舰迁于永丰舰。外交部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以耄耋之年，痛恨陈炯明的叛变，使北伐事业功亏一篑，护法大计功败垂成，因之悲愤成疾。18日陈炯明曾有书致伍廷芳，转请孙中山下野，词极悖逆，有“非常国会擅选总统，恶例一开，乱且及于百世”。伍置之不理，病重时家人送至广州省立医院，乃以高龄劳瘁，回天无术，终于不治逝世，享年81岁，弥留时犹训其哲嗣朝枢以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没有一字一句语及家事。这位广东新会老外交家，在清末就曾奉派出使美、日、秘鲁、墨西哥、古巴诸国。辛亥年伍在上海倡议清帝退位。护法政府成立后一直是孙中山左右最重要的一分子。

    孙中山在永丰舰上闻知伍廷芳噩耗，悲悼万分，海军将士尤为哀恸，孙温语抚慰海军云：

    “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唯全军唯有奋勇杀贼，继成其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以尽后死者之责而已。”

    陈炯明收买海军不成，乃派钟惺可持书登永丰舰，请求讲和，函云：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能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

    孙中山蒙难后，即于18日密电宁波，敦促蒋中正来粤赴难，拍电用其次子纬国的名字以保密。20日。蒋中正贻书张人杰，托以后事，急速登程。25日离沪，29日抵穗，谒孙于永丰舰，谈各方情况至夜分始毕。陈炯明闻蒋中正南来，惊惶失措。汪兆铭7月1日致蒋中正书中曾云：“……陈闻兄来，面色发青，说：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

    18日上海党员张继、杨庶堪、柏文蔚、黄复生等160人联名通电，痛责陈炯明昧于恩义，甘为叛徒，促其幡然悔悟，讨贼自效。陈炯明置之不理。

    在江西前线北伐的各军，从6月20日后，即不断接获孙中山蒙难消息。23日接南雄电，知叛将翁式亮、杨坤如部已经占领韶关，追击大本营的人员，迫近始兴。文官长胡汉民已离韶关，前线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中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仍继续前进，先克南昌、九江，再行应付粤事；一派主张立即回粤，助孙中山平乱。27日胡汉民驰至赣州，报告广州变乱情形，军心为之激昂。当晚再开会议，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决议旋师讨贼，议定以粤军第二军、滇军（朱培德部）、福军（李福林部）及粤军第一师（梁鸿楷）回粤，分由大庾，信丰向粤境南雄前进。其他各军则暂驻赣境，李烈钧留守赣南，以为后方屏蔽。回师行动开始，不料粤军第一师梁鸿楷抵达信丰，竟不依照原订计划，连夜向三南方面退入连平，潜归惠州，与陈炯明会合。第一师是邓铿所手创，北伐入赣后和许崇智等部共同作战，颇有战功，不料陈炯明叛变后，始而踌躇不决，继而甘心从逆，邓铿地下有知，真是死不瞑目。

    梁鸿楷投逆后，胡汉民主张尾追，先肃清东江。许崇智则主张径向韶关回师，因已约定滇军为右翼，许军与福军担当正面合攻韶关，经东江至广州路远，孙中山困处兵舰上应急赴援为宜。如果径追梁军，福军独任回师之责恐力不能胜，而滇军因不知究竟，易启疑窦。

    胡汉民同意许崇智主张，决定向韶关进兵。

    7月2日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诸部皆入粤境，自南雄、始兴直指韶州，决定攻韶计划：

    （一）以滇军朱培德全部由江口渡河经仁化向韶州进攻。

    （二）以李福林全部沿河左岸，经周田大桥、长坝、黄浪水向韶州进攻。

    （三）以第二军之许济、孙本戎、谢宣威等由火山、大塘方面向韶州进攻。

    其他部队为预备队，另以第九旅黄国华部由三南方面还攻翁源。并同立誓约，约词：“三军一致，誓同生死，拥护孙大总统，平定粤省之乱，如有异心，天诛地灭。”

    许崇智自南雄驰电给孙中山：

    “陈逆叛变，围攻公府，令人切齿痛恨。北伐各军业已集中南雄，指日进攻韶关，誓必讨平叛逆。朱总司令所部滇军尤为奋勇，业已开拔前进，想叛军不足当其一击也。”

    许崇智电报到孙中山手中时，海军方面却又有不稳的消息。

    由于陈炯明倾全力收买海军，海军司令温树德为何某所挟制，态度趋于暧昧。各舰长有移往西江之意。早在6月2日，孙曾召集海军各舰长训话，说明坚守黄埔，舰队不可移动的理由：西江水浅，如各舰移往，则三大舰仍需留黄埔，如此则海军分而力弱。何况黄埔地位重要，是广州的咽喉，又有长洲要塞，其价值较西江为重要。如果大本营一离黄埔，则长洲要塞就可能守不住，广州水陆形势全入叛军之手；海军一往西江，重来广州较难，如果北伐军回粤，就无法收水陆夹攻之效，因此以不动为宜，坚持以待北伐军来援。

    7月5日陈炯明再遣钟惺可登永丰舰谒孙中山，孙对钟义正词严地说：“陈明对我只有悔过自首，才可以言求和，因为他是犯上作乱，对乱臣贼子怎有言和可言。”

    陈炯明第一次派钟惺可来求和时，是7月1日，当时魏邦平也登舰谒见孙中山，请示可否让他调解，孙责魏以大义，勉其效陆秀夫而以文天祥自待。孙说：“宋亡还有文天祥、陆秀夫，明亡亦有史可法。我们今天遭遇叛乱，如果没有文天祥、史可法，则何以对民国已死无数之同志？”钟惺可第二次登舰时，魏邦平也派人随同前来，请示愿任调停之责，其办法为：（一）陈军退出广州城；（二）恢复政府；（三）北伐军停止南下。

    其实魏邦平所提三点，陈炯明并未答应，陈的求和只是缓兵之计，一方面向孙中山求和，一方面全力收买海军，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均被收买，打算径自脱离孙指挥，驶离黄埔，任由鱼珠、牛山的叛军炮台轰击其余各舰。

    7月8日三大舰叛离图遁的消息经已证实，孙中山乃决心将各舰移驻长洲要塞后方之新造村一带，免被叛军封锁。

    当晚11时，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升火起锚，离黄浦外驶，孙中山乃下令其余各舰自黄埔上驶，经海心冈驶往新造村附近，掩护长洲要塞，以防鱼珠叛军袭击。

    由于海军三舰退出，战斗实力减弱，孙中山乃决心守卫长洲要塞。9日下午1时，鱼珠炮台的叛军钟景棠部渡河袭击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部开枪应敌，叛军死伤甚众。可是海军陆战队孙祥夫部叛降陈军，反戈相向，引敌登陆，长洲要塞遂告失守。海上各舰在望远镜下看到，愤恨不已，即向鱼珠叛军轰击，只以距离太远不能收效。

    马伯麟退出长洲要塞，即登永丰舰向孙中山请罪，孙颇予优礼，同时下令各舰集中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溃兵。孙主张在长洲要塞失守后，惟有进攻东歪炮台，以为海军根据地。马伯麟及部分海军将领认为东歪炮台地形险隘，炮队密布，攻夺不易，就是想通过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仍主张把舰队移到西江去活动。可是孙中山坚持原意说：“我们如往西江，必须经过中山、鱼珠各炮台，何况三大叛舰驻守沙路港口，正监视我们各舰行动，就算我们能冲过中山、鱼珠，三大叛舰也会阻挡我们，到那时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我们唯有出击东歪炮台，驶入省河，别无他途。”各舰长在孙指示下乃鼓勇驶入省河。

    10日上午2时，孙中山率领永丰、楚豫、豫章、广玉、宝壁等舰由海心冈驶至三江口，天色微明，各舰乃向东歪炮台叛军阵地试射，叛军还击，一时炮声隆隆。当时舰队炮少，叛军据有炮台形胜之地，布置既密，大炮又多，因此各舰只虽然发炮，却彷徨不敢驶进。孙慷慨对各舰下令说：“民国存亡，在此一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9时半孙先以座舰永丰舰率先前进，然后再命其他各舰随后前进，向东歪炮台猛轰。豫章舰长欧阳格最告奋勇，攻击甚为得力。不料舰队刚到炮台附近，叛军两营野炮队早已密布两冈，由四面八方发炮还击，永丰舰中了六弹，船身震荡甚剧，其余各舰亦均受伤。

    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立于永丰舰的甲板上指挥若定。谢心准请孙入舱，孙不理，亲自指挥舰上炮手开炮，舰上有多人受伤仆甲板上，血迹殷然，孙亲扶伤者下舱，态度镇定而从容。

    7月10日孙中山率各舰冒枪林弹雨直入白鹅潭。永翔、同安二舰亦随从来归。当时广州税务司夏竹和英商惠尔来谒，夏竹先问：“总统是否来此避难？”孙说：“这是中国领土，我当然可以自由往来，你怎么可以说我是避难？”夏说：“只因白鹅潭是通商港口，接近沙面，万一战事发生，恐怕牵及外国兵舰。不如请总统离粤，以使广州商业不受影响。”孙听了大为生气，不过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庄严地说：“这话不是你所应该说的，我生平只知道公理和正义，不畏强权，不服暴力，决不怕无理的干涉。”夏竹为之悚然。英商惠尔在旁听了肃然起敬说：“总统真是中国的伟人，谁说中国没有人才，我今天亲见总统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无限景仰。”两人乃告辞而去。

    接着海军部长汤廷光来函，请求孙中山停战，自己愿负调停之责。孙乃立即复了一信云：“专制时代君主尚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国家，总统死民国分所应尔。如叛徒果有悔过之心，则和平解决，吾亦所愿也。”第二天孙正在慰劳海军将士，忽接汤廷光送来议和条件，完全以敌体相待，并限于第二天12点为答复期限。孙看了勃然震怒，即令秘书起草答复，信内有云：“叶逆等如无悔过痛改之诚意，即如来函所云，准以明日十二时为限可也。”

    19日孙中山再督军舰猛攻前山炮台，予叛军以打击。

    这时，由于孙所率军舰驻节白鹅潭后，与外人之战舰鳞次栉比。陈炯明、叶举等有投鼠忌器，势难炮击，生怕发炮不慎波及外人，惹出交涉。可是谋害孙之心并没有稍戢，曾暗中和桂系周天禄商量，周天禄主张以水雷去袭击孙的座舰，叶举乃许周天禄，如果奇袭成功的话，即任命周为水警厅厅长。周于是赴广南船澳和他的同事徐直等制造水雷，并教授徐直以施放水雷之法。于是徐直率同事三人携同水雷，自驾小轮潜向白鹅潭进发，迨放置水雷后即遄返广南船澳向周天禄复命，大家以为计时可以成功，于是置酒猜拳，兴高彩烈，以为永丰舰必被炸为齑粉。

    19日10时，白鹅潭海面隆然一声，水花怒放，可惜这个水雷系用白铁火水罐，内贮炸药15磅，炸力微弱，又值潮水涨满，永丰舰移动，距爆炸处远，故未击中，徐直等复乘小轮往观动静，见永丰舰无恙，相顾失色，正拟转舵图脱，为乘电船来追之水兵捕获，查出真相。由于白鹅潭内有英、美、日军舰，叛军乱放水雷足以威胁外舰安全，故各国领事向叛军提出抗议，叛军这项行动乃告中止。

源济

一九八、孙中山离粤去沪

    陈炯明叛变后，北伐军回师，11年7月9日，先头部队与叛军开始接触，展开激战。10日三路北伐军均与叛军接触。叛军自占领韶关后，前进部队仅至大桥为止。以韶关及芙蓉山，帽子峰及河东莲花山一带高山之险要形势为防线，修筑坚固工事，布满铁丝网，以抗回师的北伐军。双方接触后，右翼滇军占领白虎坳、黄冈岭、鸡公岭等要地，迫近韶关外之帽子峰；中路李福林部迫近流塘、下长坝一带，向高地之陈军施行攻击；左翼许崇智部孙旅迫近东锡窟前背一带。

    许崇智部第九旅黄国华及何梓林两部，连占鲁溪、坝子圩等处，19日占领狮子岭及翁源城。叛军方面急调援军支持，因有粤汉路运输之便，增授迅速，而北伐军则水陆交通均形不便，翁源失守。20日许军张民达苦战再度收复翁源，但又失守。24日黄大伟部集中始兴，到达翁源前线，三度攻克翁源。火山方面战事亦极激烈，北伐军久战疲劳，前线颇有动摇之势，许崇智亲自进驻火山。24日北伐军猛烈攻击，大破叛军，叛军全线向大塘韶关方面总退却。北伐军乘势追击。27日许部左翼进占莲花山阵地向韶关车站猛攻，陆旅向马坝方面进攻，另一支进占大塘、羌在街之线。湘军第七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驰援，助攻叛军。

    正当回师的北伐军节节胜利时，由赣返粤之第一师梁鸿楷部陈修爵团突投效叛军，由马坝向北伐军左翼陆旅进攻，陆旅久战兵疲，不能支持，首先退却，于是牵动全线。各部遂总退却。

    29日韶关方面之北伐军失利，翁源方面亦被叛军击破，全线摇动。湘军陈嘉祐所部三旅，一旅在火山，其余两旅在周田、仁化尚未加入阵线，亦连带退却。30日各军退至始兴县属之江口，才收容部队，重加整顿。叛军追击至长冈、水南、水口等处。北伐军获知翁源方面亦告失败，于是自江口退却。8月3日退至赣边的南雄，第九旅黄部退至虔南，赣军赖世璜部退至信丰，李明扬部退大庾，李福林部一支退仁化，一支退南雄，滇军朱培德部、湘军陈嘉祐部因为河川阻隔退南雄不易，向湘桂边境退却。当时李烈钧在南雄，主张各军全部退桂林，许崇智则因为在福建有延平王永泉的关系，以及多年和福建的历史，主张退福建。结果分道扬镳，许崇智军、李福林军及黄大伟部偕同退福建，李烈钧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陈嘉祐之湘军退往湘边，李烈钧则赴上海养病。

    8月4日南雄为叛军所占，6日北伐军退至龙南、会昌、瑞金，转出福建。

    回师讨逆的北伐军全盘失败后，对于在白鹅潭坚守待援的孙中山自然是一个严重的消息，因为这表示守株“无兔”了。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维系军心可资号召的希望断绝了。因此随侍孙左右的人都劝他速离广州，别谋发展，而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安置那些前线军队。孙认为一定要得到前方准确的情报，内心始安。

    8月9日得悉陈炯明又有攻袭孙中山座舰的计划，专攻永丰舰，并贿买海军将士保持中立，还有一个阴谋是收买某一舰长，伪为抵抗，向沙面的外人住宅区发炮，这一来当然引起了国际交涉，嫁祸于孙。由于这些情报，大家认为孙不能再居永丰舰，使自己目标如此暴露。孙说：“我们可以派人通知各国领事，促请他们自卫，并且注意这些阴谋。郑重告诉他们如果有这种行动，当由陈炯明负责。”

    这时，南雄失守的消息传到座舰，孙中山乃召集各舰舰长及重要干部会议，大家认为：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当然恶化。总统株守省河，有害无益，还是离开这个困窘之地，别图发展为上策。

    孙接纳了大家的建议，决定离开广东去上海。派人通知各国领事。原订计划是乘搭商轮，但英国领事表示可派炮舰摩汉号护送去香港，乃改乘英舰。

    8月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率蒋中正、陈策、黄惠龙等由永丰舰登英炮舰摩汉号，舰队善后事宜委托秘书林直勉、参军李章达代办，加发所有官兵一月薪饷。

    孙中山在英炮舰上与幕僚人员讲述外交上应取的态度。当日下午4时摩汉号由广州启航，7时出虎门要塞。孙对左右感慨地说：“真没有想到我和各位能够脱险，还能到今天。今后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负初心。”这天晚上孙意气自若，与幕僚纵谈时局至深夜2时才就寝。

    8月10日上午6时抵香港，即转搭俄国皇后号邮船去上海，香港政府派员照料一切。留港的国民党员古应芬、谢持、汪兆铭、刘纪文等都登轮晋谒。正午12时邮船由香港启碇出口驶沪。在邮船上孙中山曾纠正外人对广州事变的影响，因外传陈炯明叛变为“革命”，孙说：“革命与叛逆之名相反，革命为一庄严宝贵之名词，革命有革命之主义，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法国革命之主义在自由，美国革命之主义在独立，中国之革命在求实行三民主义。陈炯明此次叛乱，纵兵扰民，为祸国家，恰与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成一反比例，而其主义则在盘踞与割据以逞一己之私，这不是革命而是叛逆。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能任其鱼目混珠也。”

    8月14日上午，俄国皇后号邮轮驶抵上海，孙中山在吴淞登陆，上海各团体代表鹄候岸边欢迎者约数千人，极为热烈。下午孙即召集同志讨论国会与时局各问题。

    15日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全文如下：

    “六年以来，国内战争，为护法与非法之争。文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隳于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奋斗不息。中间变故迭起，护法事业，蹉跎数载，未有成就，而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文为贯彻护法计，受而不辞。就职以来，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与非法者战。最近数月，赣中告捷，军势远振，而北军将士，复于此时为尊重护法之表示，文以为北军将士有此表示，则可使分崩离析之局，归于统一，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愿与北军将士提携，以谋统一之进行。不图六月十六日，护法首都，突遭兵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出征诸军，远在赣中，文仅率军舰，仓卒应变，而陆地为变兵所据，四面环攻，益以炮垒水雷，进袭不已。文受国会付托之重，护法责任，系于一身，决不屈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险犯难，孤力坚持，至于两月之久，变兵卒不得逞。而军舰力竭，株守省河，于事无济，故以靖乱之任，付之各处援师，而自来上海，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回念两月以来，文武将佐，相从患难，死伤枕藉。故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国元老，忧劳之余，竟以身殉，尤深怆恻！文之不德，统驭无方，以至变生肘腋，咎无可辞。自兵变以后，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未能集会，无从提出。至于此次兵变，文实不知其所由起。据兵变主谋陈炯明及诸从乱者所称说，其辞皆支离不可究诘。谓护法告成，文当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对于统一计划，已有宣言，为天下所共见。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虽北军将士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犹必当审察其是非与诚伪，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道，岂有率尔弃职而去之理？陈炯明于政府中为内务总长，陆军总长，至兵变时，犹为陆军总长，果有请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议，建议无效，与文脱离，犹将谅之。乃兵变以前，默无所言，事后始为此说，其为饰词，肺肝如见。按当日事实，陈炯明于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龙，嗾使第二师于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于死地。盖第二师士兵，皆为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谋杀事成，即将归罪，以自掩其谋，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险，不如所期。始造为请文下野之言。观其于文在军舰时，所上手书，称大总统如故，可证其欲盖弥彰已！谓陈炯明以免职而修怨，叶举等以饬回防地而谋生变耶？无论以怨望而谋不轨、皆为法所不容，即以事实言之，文于昨年十月，率师次于桂林，属陈炯明以后方接济之任。陈炯明不惟断绝接济，且从而阻挠。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师，于陈炯明呈请辞职之时，犹念其前劳，不忍暴其罪状，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慰勉有加，待之岂云过苛？叶举等所部，已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为其防地，乃辄率所部，进驻省垣，骚扰万状。前敌军心，因以摇动，饬之回防，讵云激变？可知凡此种种，亦非本怀，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据，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且即使陈炯明之对于文积不能平，至于倒戈，则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与？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生命财产，悉受蹂躏，至今不戢。且纵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来不法军队，于攻城得地之后，为暴于一时，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今则肆虐亘于两月。护法以来，各省虽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广东今日所处之酷者。北军之加兵于西南，军纪虽驰，有时犹识忌惮。龙济光、陆荣廷驻军广东，虽尝以骚扰失民心，犹未敢公然纵掠。而此次变兵，则悍然为之。闻其致此之由，以主谋者诱兵为变时，兵怵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主谋者窘迫无术，乃以事成纵掠为条件，兵始从之为乱。似此煽扬凶德，汨没人道，文偶闻野蛮部落为此等事，犹深恶而痛绝之；不图为此者，即出于同国之人，且出于统率之军队，可胜愤慨！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备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民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以上所述，为广州兵变始末。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文于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陈工兵计划，自信为救时良药，其他如国民经济问题，则当发展实业，以厚民生，务使家给户足，使得休养生息于竞争之世。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借口。凡此荦荦诸端，皆建国之最大方略，文当悉其能力以求贯彻。自维奔走革命卅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耿耿此诚，惟国人共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