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危机的三种选择

卜丁

在欧洲银行业危机不断深化、美国经济陷入停滞之际，大多数围绕如何稳定国家财政的讨论，都只提出了两种选择：一是“内部减值”（即通过削减公共支出来缩小经济规模）；二是货币贬值。这两种方法的目的都在于提高本国的竞争力：前者以牺牲就业来降低工资水平并减少进口；后者则降低了出口价格。

一些国家已经把第一种方法用到了极致，其中尤以波罗的海诸国为甚。在两年内，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的举措，已使两国GDP缩减了逾20%，而拉脱维亚公共部门的工资水平则下降了30%。人们希望看到工资和物价水平的不断下降会让经济“通过收入摆脱债务”，创造贸易盈余来赚取欧元，进而偿还助长了2002年后地产泡沫的债务。

第二种方法没有被那么频繁地尝试。那些尚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明白，货币贬值将会延缓它们拟议中成为欧盟(EU)成员国的进程。同时贬值会推高能源及其它进口必需品的价格，从而加大对经济的挤压，并扩大贸易逆差。因此，在许多领导人看来，货币贬值简直不可想象，乍看上去，财政紧缩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问题是财政紧缩会激起罢工，并导致经济放缓，而这会进而导致国内市场萎缩、投资和税收减少。随着失业率的提高和工资的下降，按揭贷款拖欠和违约的情况会出现激增。地产价格也已经暴跌。一些企业所有者甚至在采取一种新颖的方式逃避债务：移民。

面对这两种不尽人意的选择，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其实他们还有第三种选择：彻底改革税收制度。大部分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以及希腊等国，都采用累退税制（纳税人的负担率随课税对象数额的增加而递减的税制），这种做法增加了劳动力和工业生产的成本，同时对地产征税不足。立陶宛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的的平头税完全靠就业支持，这意味着工人拿到的钱，还不到雇主付给他们的一半。

好的消息是：对劳动力征收的重税，为税收转向其他领域（特别是土地）留下了余地。减少针对工资的税收，将会在不影响工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情况下降低雇佣成本。同时，上调土地税会降低银行贷款的资本化，有助于防范未来的债务危机。

举例而言，香港主要凭借征收土地租税（这使其得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雇佣税（目前为15%），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腾飞。而在前苏联的疆域范围内，在今年之前，房地产税往往只有区区的1%。如此低的土地税，是催生这些国家房地产泡沫的部分原因，因为那些未征税的土地价值都支付给了银行，而银行又将其以贷款形式借出，进一步推高房价。把税收负担从劳动力转向土地，实际上将会降低住宅和商业空间价格，因为；征税之后的租税，不会再次循环进入新的按揭贷款。

在东欧国家，住宅成本一般占家庭预算的40%。而降低这一比率，将有助于提高经济中其它领域的需求。该比率降至20%（这是德国通常的标准，该国负债率较低，在放贷上责任心更强），甚至可能提供更大的减薪空间，同时不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

未来一些年，东欧及其它地区国家将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经济体能否摆脱工资课税过高和房价上涨的双重负担，同时避免不必要的过度节俭。一种明确的替代方案，是改革税收机制，把重点放在对普遍繁荣造成的不断上涨土地价值或地租征税上。我们应当记住，对“免费午餐”（土地价值不断上升）征税，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美国进步时代改革者最初自由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他们都曾寻求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如今，税收改革再一次成为帮助全世界各国重获竞争力的法宝。

本文作者为Reform Task Force Latvia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杨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