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老家，老一辈有一种说法，一个人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怕身边人走不出去，就会找各种借口吵架，让活着的人怨恨他，最后就不会伤心了。
今年7月23号，是弟弟去世一周年。他曾是那个在砖窑里挥汗如雨，像牛马一样不知疲倦的壮实汉子，为一家人筑起生活的屋檐，后来，在命运突袭下，他惊恐，他挣扎，他愤怒，又一点点被病魔榨干力气。
我们这些家人陪伴他走过了两年多与癌症鏖战的日子，我们始终执念于“希望”两个字，哪怕再微弱的光也想死死抓住。希望一次次被点燃、熄灭，又在黑暗中重新燃起，直到最后彻底归于沉寂。我们尽力过，没有遗憾。
2021年11月，弟弟45岁生日那天，我给他打视频，接通后屏幕上是弟弟痛苦的脸，一半都是肿的，我祝福他生日快乐，弟弟眉头皱成了山峰：“快乐不了，牙齿疼死了，什么都吃不了。”
我问：“是不是上火了？吃药没？”弟弟说用茶盐水刷牙，涂了高度白酒，也吃了阿莫西林，甚至还找人寻了治牙疼的草药，都没用。挂了视频，我又给他网购了甲硝唑、布洛芬、过氧化氢等，叮嘱他再没缓解就去医院看看。
过了几天，我打电话问情况，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弟弟的声音几乎是喊的：“姐，我在工地呢，工期紧，忙过这段再说，你甭担心啦，没事的。”他向来如此，天大的事都自己扛，就怕给家人添麻烦。
等到过年回家，看到弟弟，才知道牙疼不但没好转，反而蔓延到了头和心口。他会突然说不了话，皱着眉闭着眼，不住地揉着太阳穴，有时甚至用力捶打。 弟媳说每次弟弟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吃个布洛芬缓解一下。 我着急了，催他年后一开诊所就赶紧去看看。
正月初八，弟弟打电话来，语气难得轻松：“在县城牙科诊所拔了一颗后槽牙，才200块钱！”我听着却不太安心，知道他舍不得去大医院。弟弟说那家诊所是全县最大的一家私人牙科，医生原来是省城大医院的老牙医，手艺很好，病人排得老长。
过了半个月，弟弟的牙又疼了，去复查，牙医说已经拔干净了，可能是有点发炎，发了些消炎药让弟弟吃。我忍不住嘟囔他太抠门，弟弟倒不以为意：“拔颗牙还这么折腾干啥？吃点药就好了，别瞎担心。”
日子在弟弟的隐忍和我们的忧心中滑到了3月，我接到弟媳的电话，声音中带着惊慌：“姐，牙医说情况不对，拔牙后凹进去的地方长满了东西，要我们赶紧去湘雅附二或省肿瘤医院看看。姐，不会……”我赶紧打断弟媳的话：“别胡思乱想，一个小县城牙医，能看出什么名堂来啊？”其实心里也有点打鼓。
弟弟来了湘雅附二检查，医生说需要做活检。10天后活检结果显示弟弟被确诊为腺鳞癌晚期， 医生建议立刻手术切除，再做后续治疗。同时医生也交了底，说腺鳞癌是一种混合性恶性肿瘤，由腺癌和鳞癌两种组成，属于上皮组织来源的癌症。这种混合型癌症侵袭性较强，中晚期易发生转移，5年生存率较低，要我们有心理准备。
我和弟弟都是70年代出生，老家在湖南一个偏远贫困县，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靠种田抚养我们姐弟长大。弟弟比我小两岁，初中读完就辍学打工，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其实我和弟弟从小就感情好，小时候家里穷，他舍不得吃的糖都留给我。
长大后，我跟着丈夫到长沙打工，渐渐在城里安了家。弟弟一直留在老家，做过泥水匠、挑过煤、种过地，什么活都干过。我俩的距离虽然远了，但隔三岔五就打电话。
1999年，他结了婚，弟媳是本地人，性子温和，人也勤快。她陪着弟弟下田干活，在工地当小工，捞鱼虾上集市卖。只要弟弟一句话，她就跟着走，从没一句怨言。村里人常说，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命虽苦，但心齐。结婚两年多，侄女出生了，他俩更有奋斗的动力了， 2006年，家里的老房子被他们翻修成了小楼房。
到了2010年，正是基建火热的年代，红砖需求量很大，有人看中商机在老家建了个制砖厂，生意火爆。弟弟看工价比较高，就和弟媳一起去干活。砖厂的活是计件制，多劳多得。机器制成的砖胚需要放在太阳下晒干，晒的过程中需要摆放、翻面，弟媳就是干的这个。弟弟负责装窑、出窑，先把晒干的砖胚拖到砖窑前，再一块块卸下，装进砖窑，砖烧制好后，再把烫手的砖块从窑里拿出来，拖到指定的地方码放好。这两项都是重体力活，又热又烫，一身汗一身灰。
但弟弟不满足，又承包了“上煤、出灰”的活。就是在烧制过程中，用铁钎把窑里燃烧完全的煤灰戳下来，再往窑里添加煤块，保持火力持续，然后把煤灰铲进拖车里拖走。一般人受不了这种炙烤，弟弟利用早中晚休息的空档把活干了，一个人挣了两份钱。
他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成了砖厂里最不知疲倦的“牛马”，工友都笑说他是“要钱不要命”。我和弟媳也劝他歇一歇，弟弟憨笑：“力气用不尽，我吃得消，没事的。”现在想来，这段“牛马”岁月，或许就是用透支的健康换取了鼓起的钱包。
弟媳只能尽力给弟弟补充营养，西洋参泡水、一天两个土鸡蛋，隔段时间炖鸡汤、鸽子汤给他喝。家里的事也抢着干，让弟弟回家就休息。小侄女看爸妈这么辛苦，不但学习不要他们操心，放学回来还能把饭做好，把菜切好，只等弟媳回来炒了。
这一家三口默契得像排练过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没人抱怨一句苦，相亲相爱地把日子往前撑。老公看了都感慨：“他们一家，活脱脱一版‘吉祥三宝’。”
在砖厂干了四五年，弟弟用攒的钱买了辆三轮车给别人拖货，天不亮就出门，半夜才到家，没日没夜地干。遇上有旧房翻新的，他就承包了拆除的活，带着弟媳和几个朋友去拆房，砖头、木头能用的全往家里搬。有次别人扔了一套洗脸盆，他眼尖，看到水龙头还能用，立马敲下来带回家。
靠着这一点一滴的积攒，弟弟自己动手在家建了5间杂屋，加盖了厨房和卫生间，还把屋前的空坪浇上了混凝土。弟媳在旁边打下手，建材几乎全是捡的，人工是他和朋友们义务干的——真正意义上的“零成本自建”。
我打趣弟弟是全能王：“你把泥瓦匠、水电工、混泥土工这么多人的饭碗都抢了。”他笑道：“现在的钱多难赚啊，一个小工都要200元一天呢，我这样利用空档搞一下，省不少钱呢！”
父母去世后，弟弟成了我唯一的娘家人。每次我回娘家，总想着给他们买点什么，衣服、保健品、化妆品……可一到要走的时候，后备箱被弟弟塞得满满当当：自家养的土鸡、熏好的腊肉、菜园子里的蔬菜。他笑着说：“自家的东西不值钱，你吃得放心。”
2019年，侄女考上了湖北的大学，弟媳在老家县城做了饭店服务员。日子像是刚刚拨开云雾，一点点亮了起来。弟弟说想把老屋翻修成像样的小别墅，再干几年就歇歇——这辈子苦够了，想让自己也过点“轻快日子”。然而，谁也没想到，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
我拿着诊断书，把情况跟侄女说了，她吓得有点语无伦次。我安慰她说只要治疗，还是有希望的。侄女稳了稳心神说：“姑姑，你在长沙，以后可能要多辛苦你了。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要我爸好好治病。”这个手术医院要求交10万，农村医保能报销30%，自费的花销应该10万以内。
弟弟住进了湘雅附二准备手术，我以病人家属身份去陪护，他没让弟媳请假，说：“我还能走能动，别耽误她，手术时再过来吧。”
弟弟的癌细胞已经浸润淋巴，面颌骨和眼底，医生说手术方案是把整个右脸甚至右眼，以及脖子上的淋巴都切除，然后再植皮。这样一来，右脸只有一张皮，再在里面补一层皮，跟糊个窗户纸差不多，相当于“无脸人”了。我和弟弟对视一眼，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惊恐和慌乱。沉默了一会后，弟弟突然说：“要是切成这样还没治好，怎么办？”
其实对于那个未知的结果，谁也没法打包票。不过我还是说：“做了手术肯定就能好。”弟弟低下头，手掌揉着太阳穴，自言自语：“嗯，应该至少不会疼了。”
手术原本定在4月2日，弟媳、侄女1号就都来了长沙，准备送弟弟做手术。上午查房后，医生拿着手术知情同意书过来，告知我们各种风险，那些关于大出血、感染、功能丧失、甚至死亡的字眼像钝刀，割着我们的皮肉，我们静静听着，谁也没敢打断医生。
医生说完，侄女做了个深呼吸，接过知情同意书，平常独当一面的弟弟，此刻成了不知所措的孩子。我给他们也给自己打气：“还是那句话，只要治疗，就有希望。”侄女在同意书上签下了她的名字。
为了缓解弟弟的压力，我提出去橘子洲玩一天。路上，我叮嘱侄女多拍点照片，悄悄跟她说：“过了明天，你爸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我声音发哽，侄女也红了眼眶。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沉重的游玩，我们表面谈笑风生，心里却都压着一块大石板，谁也没点破，只怕一开口就撑不住。我们那天至少走了两万步，找各种理由拍了好多照片，弟弟全程微笑着配合，还跟我们说他九几年在长沙打工时，橘子洲没这么多雕塑、灯光和游客。末了他感慨一句：“长沙变得太快了，都快认不出来了。”回去后可能走得太累，弟媳说那一晚弟弟吃了晚饭就睡了，还睡得特别香。我捶打着酸胀的腿冲侄女挤挤眼睛：“昨天没白走。”
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第二天，原定4月2号的手术被临时叫停，负责植皮的皮瓣专家被紧急调走，主治医师不敢换人，只好通知我们延期三天。弟弟像是被抽掉一口气似的，说：“运气不好啊。牙疼疼出个癌症来，好不容易定好的手术也出幺蛾子，怕是没那么顺利。”我立马打断他：“别胡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你这叫好事多磨，做了手术就否极泰来了。”
“对对对，爸，你不是爱唱那首歌吗？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 侄女接了一句，索性唱了起来。我也跟着唱，我们一边唱一边笑，声音飘在街头，顾不得别人异样的眼光，那是我们缓解焦虑的方式，用歌声给弟弟打气，也给自己撑起勇气。那几天，我们爬了岳麓山，去了世界之窗，逛了动物园……努力让弟弟的脑子不闲下来。弟弟跟着我们到处转，疼得厉害了就吃粒布洛芬。
熬到4月5日上午，我们送弟弟进手术候诊室。沉重的铁门关上，透过门上那个小长方形的玻璃框，我看到弟弟坐在等候手术的人群中，回头望着门口，眼里满是不舍、无助与无奈。一身病号服宽宽大大地挂在他身上，像一面招展的旗。
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弟媳和侄女也哭出声来，老公也红了眼眶。我们都知道，弟弟进了这道门，出来就不是现在的模样了，何况这一去生死未卜，结果无法预料。
到了中午，我们一直守在手术候诊室门口，都不肯去吃饭，生怕漏掉什么事情，最后老公去买了饭来，冲我们发了脾气：“你们不吃饭他就能好得快？要这样我愿意饿十天。这是个持久战，我们不能才开战就把自己整垮，到时谁来照顾弟弟？”听他这么说，我们接过饭盒，强迫自己把饭菜一口一口塞进去。
手术做了5个小时，医生捧着一个铁盘出来，给我们看切除部位，疲惫地说：“眼睛保住了，手术很成功，该切的都切了，放心。” 我们再一次热泪盈眶，手术成功了，眼睛保住了，这已经是目前最好的状态。
我们这才知道，手术后病人直接进了ICU，家属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医生托盘里那一大团血糊糊的“骨肉”。医生嘱咐我们准备毛巾、卫生纸、肥皂、盆、还有纸笔送到重症监护室去，病人因为气管切口没法说话，只能写。我们家属只能就近住下，留下联系方式，有什么事医院再通知。我和弟媳、侄女商量，弟弟的术后陪护还是以我为主，因此留了我的电话，弟媳和侄女就都先回去了。
弟弟在重监室的第二天，闹情绪出现幻听幻影， 吵闹着要回家，还一度要拔针头。医生紧急给我打电话，说病人因为过度虚弱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病人情绪不稳定，可能会影响术后治疗和恢复，要家属赶紧过去安抚一下。
我来到医院，跟着护士穿过长长的的走廊，进入一个充斥着各种机械声的大房间。若不是护士指引，我几乎认不出弟弟——他的头肿得足足大了两倍，缠满厚厚的纱布，身体吊着各种管子。我抓住弟弟的手时，他的眼角溢出了泪珠，我絮絮叨叨跟他说：“你好好养两天，等转到普通病房我就来照顾你。”他点点头，直到护士催我走，他的目光还追随着我，不肯移开。
4月8日下午，医院打电话说弟弟可以转普通病房，我赶过去，和护士一起把他接到普通病房安置好，他示意我把本子、笔拿给他，抖着手用力写着：手术成功，放心。我打了大红包给他，又哭又笑：“是的，手术很成功，吃了这个苦，以后就会无病无灾，喜乐安康。”
重症患者术后护理是个很麻烦的事。因为气管被切开，喉咙里的痰和血水不时会从切口涌出来，需要实时擦拭，不然堵住气管会有危险，还有鼻饲管输的营养液、手臂上的吊瓶，都要细心观察，输完了就要叫护士。弟弟大腿从膝盖往上，一直到大腿根下3寸处，切除了2寸宽的皮肤植入口腔，腿上的伤口也要换药消炎。
弟弟喉咙里总是拉风箱一样，发出很大的呼噜声，我害怕痰一下堵住喉咙，他上不来气，只好眼睛不眨地盯着，一夜没合眼。老公怕我这样白天黑夜守着扛不住，9日特意来医院陪晚班，要我回去睡觉。结果我10号早上过来替换他时，他拉我到走廊，双手乱摇，不住地干呕说受不了，要给弟弟找护工。我说：“只住几天就能出院，别折腾了，弟弟知道以为我们嫌弃他呢。”
弟媳和侄女多次打电话来，说要过来陪护，都被我制止了。我想着弟弟以后还有漫长的康复期，都需要她们出力，眼前这几天不用劳师动众，我一个人承担就行。在普通病房只住了四天，医生就要求弟弟出院，说先回家休养，三个月内再来做放化疗。
4月12日，我办理了出院，打车送弟弟回了老家。因为切除了右边脸眼睛以下的骨头，弟弟只能吃流食，一开始用吸管吸食，后面能用小勺子一点点喝。弟弟的脸用大腿植皮，左腿小了一圈，疼痛加上虚弱，也不能走路。为了增强抵抗力给化疗做准备，弟媳给他熬鸡汤，我给他买蛋白粉，还让他一周注射一次白蛋白，这样过了两个月，他稍微好一点，能慢慢走路了。
拆线后，弟媳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藏起来了，弟弟还是从车子的反光镜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因为顶着一张“鬼脸”，弟弟很敏感。特别是有一次邻居家的小孩被他的样子吓哭了，他更加自卑，窝在家里不出门，情绪低落。病人最怕心情不好，于是我和侄女约好，每天分时段视频轰炸跟弟弟聊天，给他打气，要他别胡思乱想，把身体养好，好对付后续的治疗。
弟弟也渐渐开朗了点，还跟我们聊起手术时的事，他说麻醉后他第二天才醒来，当时好多医生围在身边，自己只觉得喉咙里不舒服，一个医生鼓励他，要他用力咳出来。他使劲一咳，一股鲜血直飚天花板，溅了其中一个医生一身。旁边有人说衣服脏了，可那个医生却很如释重负：“咳出来就好了，咳出来就好了！”弟弟笑着说：“难怪说医者仁心！”我也笑：“你看，素昧平生的医生都希望你好好的，你更要争气，不要辜负他们的心血呢。”弟弟点头说也是，停了一下又调皮地说：“我花了这么多钱，要活够本才划得来呢！”
在家修养了三个月，到了该化疗的日子，我陪着弟弟到湘雅附二，医生却说要我们去省肿瘤医院化疗，肿瘤医院说没有床位，已经排到两月后了。我怕耽误治疗，心急如焚，去求湘雅的主治医师，医师帮我们打了招呼，才在那边住上院，又开启了新一轮检查，结果查出肺上有结节，是癌细胞转移。因结节较小没法手术，只能放化疗控制。放化疗的过程最痛苦，弟弟恶心呕吐掉发，全身长痘，鼻子流血……身体肉眼可见地瘦下去，以前走路带风，现在能被风吹跑。
这种治疗是治一周停一周，三次为一个疗程，每做完一个疗程，就要做一次检查。为了治疗效果，犹豫再三，在我和弟媳的坚持下，我们给弟弟选了进口化疗设备，这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再加上来去的车费，吃饭住宿，一周一瓶白蛋白，钱变得越来越不经花，弟弟有点焦虑。
时不时就跟我们算账，还说：“辛苦了大半辈子，省吃俭用，没想到这一病，攒的钱化了个七七八八。”他摸着因化疗而秃的光头，声音平静：“女儿快大学毕业了，不用太担心。我得给我老婆留点养老钱，一个人都用光，对她不公平啊！”弟媳哭起来：“我要你留钱干什么？只要你好好的，我去讨米都乐意！”
虽然医生不断调整用药，弟弟肺上的结节没有消除，反而一直在长大。这让他更加心情不好，总觉得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却没有一点效果，全成了泡影。
在这期间，一个和他一起化疗的老乡因为承担不起费用，不得不放弃治疗。出院那天，那个老乡把一个小葫芦造型的挂件取下来给弟弟，哭着跟弟弟说：“哥，我不想死啊！”弟弟看着他哭，也跟着流泪。那个下午弟弟捏着那个葫芦，一直没说话。
老乡得的是肺癌，比弟弟小8岁，有三个孩子，为了给他治病，家底子全部掏空，还欠了很多的外债，他老婆实在借不到钱了，才忍痛放弃治疗。国庆节刚过，弟弟照例来做化疗，才挂上吊瓶，他习惯性地去看手机，就看到老乡去世的消息。弟弟放下手机，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那个葫芦，发出低低的、小兽一样的呜咽，我心里发酸，却不知道怎么安慰。
2023年春节，弟弟觉得没希望，而且治疗太痛苦了，他说：“不想治了，别糟蹋钱了。”医生说结节长得慢，试试用靶向药加化疗，应该有效果。我跟弟弟说：“你辛苦大半辈子，就这样放弃了，甘心吗？”弟媳也说要他再试试，侄女也哭着说：“爸，我还没结婚呢，你不是说以后要帮我看孩子吗？那你得好好治疗啊！只要医生说还能治，那就有希望啊。”
弟弟还是有点丧气，说：“一个邵阳的病友，做生意的，不差钱，早几年得了口腔癌，手术切除后经过治疗说好了，这不才3年，又复发了，现在二次手术后又在化疗。”弟弟无精打采地靠在沙发上：“这病要么治不好，要么复发，反正是个死，何必劳民伤财再受这个罪？”我生气地说：“谁最后不死？在生与死之间的坚持，就是希望，明明还有希望，为什么要放弃呢？”在我们的劝说下，弟弟又开始了新一轮治疗。
靶向药5000一针，一个星期打一针，两个疗程下来，弟弟肺上的结节没有长大，我们都挺开心，觉得能稳住就是好消息。弟弟心情也好起来，还跟一些老病友分享经验，说靶向药效果不错。侄女还跟他说：“看吧，坚持就有希望吧？”
那段时间，是弟弟生病以来我们最轻松的时候，弟媳还跟我讲，准备把后山收拾一下养鸡，让弟弟在家也有点事做，这样他的生活会充实些。我举双手双脚赞成，答应“入股”支持。虽然知道这一来，养鸡的重担大部分又会落到弟媳肩上，不过能让弟弟有点盼头，也是好的。
不料养鸡场还没建起来，2023年中，弟弟肺上的结节又开始长大，主治医师调整了两次方案，能用的药都用了，最后无奈地告诉我们，他无能为力了。弟弟泄气了。第二天早上，弟弟同病房隔壁床的病友再也没有醒来，弟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吵着要办了出院就回去，说再也不治了。
这时一个经常聊天的病友告诉我们，广州中山肿瘤医院可以微创治疗，效果还不错。我当即把这一情况告诉弟媳和侄女，侄女在网上咨询了中山医院的医生，表示这种情况可以做微创手术。省肿瘤医院的主治医师也建议弟弟可以去试试，说：“微创手术伤口小，恢复快，病人没这么痛苦。”
弟弟听医生这么说，眼里有了神采。我说：“已经拜了九十九拜了，不差这一拜，说不定好消息在那里等我们呢！”弟弟点点头说：“好赖再赌这一回，要再输了，就坚决不治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那天的夕阳特别大，煎蛋一样挂在后山山顶，好久好久才沉下去。
2023年10月，我陪弟弟去中山医院做微创手术。这一次，弟弟特别健谈，回忆起我们小时候的趣事，还有他结婚后和弟媳的打拼岁月，说：“供出来女儿，安葬了父母，建了房，买了车，在村里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这一病，能治的地方都去治了，钱花了，罪受了，亏吃了，老婆孩子姐姐姐夫都尽心尽力了，再有什么，也没有遗憾了。”他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我听着怪怪的，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来。
我们到中山医院找到医生，按要求先做了检查，弟弟的情况确实能做微创，不过医生说双肺都有很多小结节，微创只能尽量消除大一点的结节，甚至有可能因为手术激活小结节，让其疯狂增长，要我们有心理准备。
这一回，弟弟主动表态说：“既然来了，就先试一下吧。”他坚持自己签字同意手术。微创看着简单，可弟弟做完右肺，就出现了气胸和积液，没法接着做左肺，需要回家休养，等气胸消除再来做。
我们只好回家。在高铁站，弟弟就发起烧来，我直接送他到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慢慢消除气胸。过了一个月，我们二下广州，弟弟的左肺做了微创。这一次，同样出现了气胸。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医生说：“再好的治疗也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吸收和耐受不一样，出现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回去好好养着吧。”
2024年春节过后，复查显示弟弟肺上的结节有很多长大了，还出现了骨转移。这一次，他坚决不肯再接受治疗，我们也知道，再治疗已经没有意义了，也就不再坚持。在最后的日子里，弟弟交代我：“我给她（弟媳）留了养老钱，她老实，如果以后要再走一步，姐你和姐夫帮忙把把关，别让她老了老了吃个亏，跳火坑里了。还有以后妹子找对象，你们也看着点儿。拜托你们了！”他口中的“妹子”，就是我的侄女，他的女儿。
过一会儿他又摩挲着老乡给的小葫芦，感叹着：“不是以前辛苦赚钱攒了点家底，这回生病哪能治这么久？只怕跟那个老乡一样，早不在了。”他每天胡思乱想，越想越钻牛角尖，好几次跟我说：“自己一辈子勤勤恳恳，不偷奸耍滑，不投机取巧，为什么老天这样不公平，让他年纪轻轻就得这样的绝症？”
弟弟以前是家里的顶梁柱，可现在，他竭尽全力也赶不走体内的病魔，只能眼睁睁看着死神一步步逼近。他慌张又无助，性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会无缘无故发脾气，说弟媳笨手笨脚不会照顾人，不想事；说她没个计划，不知道轻重缓急……弟媳经常被他气哭，私下里跟我说：“姐，他现在怎么脾气这么大？天天没事找事骂人……”
他也骂侄女，训她这么大个人了，连个对象都没有，骂她就要毕业了，还不为工作发愁。还说：“她这样没头没脑，以后怎么办？”搞得侄女都对他又害怕又担心，每次打电话都胆战心惊，侄女不理解：“以前爸爸是个捧场王，现在一天到晚挑刺，这怎么和他相处啊？”
我安慰他们：“他是心里烦，只好冲你撒气，你别计较，我们知道你受委屈了。”那不仅仅是烦躁，更是对自己无法再保护家人的愤怒，曾经的顶梁柱成了家里的负担，弟弟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说着说着，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滚出来。在我们老家，老一辈有一种说法，一个人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怕身边人走不出去，就会找各种借口吵架，让活着的人怨恨他，最后就不会伤心了。
2024年6月，弟弟的右手右脚失去了知觉，生活不能自理，吃饭是弟媳喂，早晚搀着他在屋前转转。过了一段时间，弟弟神志不清开始说胡话，我给他打电话，他都不能接听了，我打给弟媳，弟弟有时还会对我笑笑，后来慢慢不认识我了。
7月，弟弟陷入昏迷状态，怎么都叫不醒。我们都赶了回去，守在他身边呼唤他，希望他能醒来看看我们。侄女不时给他喂一点水，弟媳请了村医给弟弟注射氨基酸和白蛋白，不知道是不是药物的作用，到晚上我叫他的时候，他的左手握住了我的手，我赶紧告诉弟媳和侄女。侄女激动起来，也握住弟弟的手，大声问他：“爸爸，爸爸，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就握紧我们的手，好不好？”
我们明显感觉到手上一紧，弟弟的呼吸急促起来。于是我和侄女两双手和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的眼泪滴落在握在一起的手上，慢慢跟他说：“弟弟你别怕，我们都在这里陪着你。你放心，不管以后怎样，你老婆和女儿都是我的亲人……”
手上的力道渐渐退去，弟弟呼吸渐渐平缓，我们再怎么呼唤，他都没有反应。到了第二天，我们再喂水，他已经不会吞咽了。
三天后，弟弟终于卸下了所有的疼痛与不甘，在那个他亲手一砖一瓦建起的家里，在亲人泪眼的注视中，安静地走完了他劳碌、坚韧却也饱受磨难的一生，他的呼吸永远地停在了盛夏。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8-13 06:31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