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邓力群谈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

任大先生

赵紫阳的书是怎样说的

2007年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2009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历程》两本书都谈到这个问题。《历程》这本书，是赵按照编者写的提纲系统讲述录音的，其后由编者们认真加工整理、反复修订而成。本文关于胡的内容是根据这本书整理的。

赵紫阳的书说：下面谈一下胡耀邦辞职的问题。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搬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于最后对胡不信任了。

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们反响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是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任大先生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那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邓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1981年7月，邓小平提出思想理论战线涣散、软弱，并讲了一次话；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而他认为胡耀邦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都是胡耀邦管的。这些问题胡耀邦没有提出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而是邓自己觉察到的，或者听了胡乔本、邓力群的信息，以至于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我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经济领域，甚至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俨然像是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来的样子。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反映非常激烈。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的种种顾虑。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埸反对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刹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本来这埸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任大先生

耀邦对这埸清除精神污染本来就有保留，有怀疑。搞起来后，国内国际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为了平息知识界的怨气，消除国际舆论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 年2月和上海市委书记们的谈话中，以及随后他会见日本外宾的谈话中，都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合适，引起了扩大化，以后不用这个提法了。这个问题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这些话一传开，自然就会使人们，特别是在知识界给人一种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虽然耀邦当时专门说了，小平原来说的是反对精神污染，最后宣传时走了样，变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扩大化。意思是错不在邓，而是执行的问题。

但实际上，根据邓的讲话开展的这埸运动，报纸上的宣传也好，领导人的讲话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谁都知道这埸运动是根据邓的讲话发动的。所以耀邦的这一说法，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减轻邓的责任。

任大先生

邓对耀邦的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讲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年 7月，邓小平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启立和乔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别作了汇报（1984年的那次，胡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去新疆，后来也确实去了新疆，当然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办完再去新疆．但他没有重视这件事。

任大先生

小平1985年为什么会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这次大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国内外议论都不好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于这次会议的致词，没有提及反对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讨论致词时，耀邦还说要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慢慢消失。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会在这种会议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对那些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讲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在人事问题上，那些思想较左、清污积极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这当然使胡乔木、邓力群感到难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这些都会给邓小平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的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因之他又要启立、乔石向耀邦传话，要他多讲反对自由化。话讲的非常重，说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子反对邓小平。但胡耀邦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事在过去，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当时胡耀邦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那么不认真，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可能他认为邓的搞法不合适，自己没有错，不愿改；找邓谈也说不清楚，邓也不会接受他的意见，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任大先生

总而言之，这些事会使邓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与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印象。从1983年10月邓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到1985卸7月邓说国内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这个时期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清污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时爆发的。决议稿是耀邦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协，加上了。

任大先生

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陆定一和其他几个人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内容。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陆定一即席作了个发言，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些掌声。王震、薄一小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声。耀邦作了模棱两可的表态。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

接着，邓小平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么时候用过，谁用过，无关重要。这样就一锤定音了，随即全会举手通过了这个决议。

显然，会议是耀邦主持的，他是总书记，他在这个会上表态模棱两可。最后邓出来讲话，这自然是对耀邦不满。后来在如何传达会议精神时，耀邦布置只传达会议通过的决议，没有传达讨论的情况和邓　的讲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厉害，责问为什么不传达邓的讲话？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耀邦不满。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总之，主要是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对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信任。

任大先生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邓对胡也有些批评。但我认为所有这一些，对邓与胡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邓对胡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清楚，像这些事不算什么。他批评胡，不影响对胡的信任，不影响对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邓与胡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与陆铿的谈话。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指出，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像样子。陆铿　（1919-2008）：云南昆明人。著名报人，时任香港《百姓》杂志社长。《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胡耀邦访问记》引起邓小平邓胡耀邦的猜忌与不满。陆铿借恭维的手法，攻击我们党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忙于其他事情也没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邓小平邓杨尚昆说，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

任大先生

陆铿是个老资格的报人，曾被划为右派，1978年申请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百姓》杂志任总编。他去采访耀邦的时候，说这次不单纯为了自己的报纸、杂志，而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耀邦先生。他说耀邦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并说耀邦是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通达明白，虎虎有生气等等，恭维耀邦。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耀邦与陆铿的谈话是在1985年1月。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要他们向耀邦传话就提到与陆铿的谈话。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时又提出这次谈话，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谈这件事，如与杨尚昆谈了这件事。

任大先生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根本分歧主要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就最后下了决心。从这以后邓小平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退不退的问题。耀邦确实有些话说得不好。

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了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了。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讲话他们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帐就表面化了。这时耀邦正为十二届六中全会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但拿到会上讨论时没有通过，不是个别地方修改的问题，不少人从大的方面感觉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这样一个决议的问题。对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没有通过。

任大先生

在十二届六中讨论决议稿的时候，除了前面讲的对反对自由化有争论外，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写上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的问题，即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主张要写上，陈云批示同意。当时耀邦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不赞成写。他们认为在全国人民中（不只是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些不符合实际，有点脱离实际。但陈云已有批示，不很好办。当时我建议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一段话作为理由建议不写。毛主席说：“我们的体系是共产主义的，但现阶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胡耀邦同意，于是就用耀邦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小平和陈云，邓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陈云也不再坚持，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一些老人对耀邦在外事工作、经济工作、指导整党，以及工作作风方面的议论已经半公开化了。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关系。他们还说胡不集中抓党的建设，过多地管理经济事务；说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该热衷于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对报纸宣传他几年批阅几千封群众来信，几天跑了多少个县也不以为然，甚至作为笑谈。总之这个时期议论耀邦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几乎半公开化了。同时，凡是耀邦在书记处会上提出的意见，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绝。就当时情况看，耀邦主持工作已经非常困难了。

任大先生

1986年 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任大先生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以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的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表决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

（见《改革历程》一书181页-197页；参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207页－210页、213页-214页等）

任大先生

邓力群的书是怎样说的

曾被反对派称为“左”王和地下总书记之称的老革命家邓力群同志，经过十来年的思考、研讨、讲述、修改、补充、完善，他1975-1987十二年的自述书《十二个春秋》，终于于2005年2月完稿。由于该书具有很强的研究和史料价值，征求意见稿书一出即不胫而走，香港和内地多有翻印、复印。现将香港大风出版社 2006年出版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书中有关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胡耀邦的态度的内容列述于后。

大风出版社在该书封底对现年95岁高龄的邓力群的人格作了简评：“长期以来，邓力群一方面，被海外媒体描绘成青面獠牙的‘左王’，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 代表；一方面，党内党外，包括观点完全不同的人们，又都钦佩邓力群在当代政治人物中罕见的人格，——从不随风倒，坚持信仰不动摇，勇于承担责任的铁肩膀，敢作敢为的硬骨头。”

邓力群的书说：1987年1月上旬，关于胡耀邦辞职的生活会召开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说学生闹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引起的恶果，中央要开一个生活会议。他们要我准备一个批评胡耀邦的发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问题说一说。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3个半小时。一共讲了六条批评意见。六条批评意见中讲得最多的是怎样对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又肯定、一会儿又否定；从总的变化看出来，邓一发现就讲，他一讲，情况就好一点；讲完了以后，经过胡耀邦这样搞那样搞，形势就又逆转了。总之，几次肯定，几次否定，以至于造成1986年的学潮。学潮的发生是与胡耀邦同志的态度直接相关的。

任大先生

关于反对精神污染

1983年 8月，我还在外地，邓小平找乔木谈了一次话。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9月6日，我从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邓小平通知我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

他说，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在文代会上讲了污染问题。灵魂工程师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是搞污染。他说，我准备了，也想了，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后，我们把邓小平的谈话整理了一个记录稿。先送给邓小平。谈话记录稿经邓小平修改后，我把这个稿子送胡耀邦，并在9月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9月7日关于整党和不要搞精神污染等问题的谈话。（P274、275）

任大先生

10月12日，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绩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

还指出：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文艺界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于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

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赞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最后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P278-279）

任大先生

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决定把邓小平、陈云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发党内学习、讨论。由我起草、乔木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通知》，经过领导审阅，以中发｛1983｝36号文件发下去了。《通知》中说，要着重通过学习讨论，达到统一党内各部门对精神污染严重危害的思想认识。（P303）

就在中央36号文件即将印发时，胡启立于10月22日，给乔木和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小平同志讲精神污染问题已一个多月了。在二中全会上讲话也过去十多天了。在这期间，人民日报还没有一篇言论（包括社论、评论、今日谈等）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整个报纸宣传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也给人以气势不足、分量不够的感觉。”(P305)

任大先生

10月22日当天，胡乔木在胡启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办、快办。会后，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通过广播电视系统，催各省、市、自治区表态：表示对二中全会决议和邓、陈讲话的意见和态度。催得相当紧。有那么几天，每天都有三、四个省表态。当时确有些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那种气势，谁不表态谁就落后了。这样一来，确实有一点紧张气氛，加上下面的传达也没有按着通知的精神去做，这样就形成对精神污染的各种不同的理解；要讲扩大清除范围也确实有点这样的苗头。在这个期间，苏州还开了一个农村精神文明的座谈会。在会上有人提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还写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P305-306）

1983年11月28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我还讲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条意见。强调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绝不要重犯过去 “左”的或右的错误。这个讲话稿整理出来以后，12月8日，送给邓小平同志．请他审阅指示。同时也送给了胡耀邦。12月13日，邓小平让他的秘书王瑞林把讲话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说：“小平同志说，这篇讲话是好的。”（P307-308）

任大先生

胡耀邦同志没经书记处会议讨论，没向胡乔木、邓力群打招呼，更没有报告邓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国叫停了。这个事就没继续下去，就是后来所说的只搞了28天，究竟这28天从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邓大姐讲话，先念讲话，赵紫阳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后，这个事就基本结束了。(P310)

这个时候我和乔木都感觉到，在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上，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可以看得出来，胡耀邦对邓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是消极地加以应付。我对此采取的做法是：尽可能消除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的不一致之处，使胡耀邦和邓小平一致起来。

任大先生

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谈话。吴冷西把谈话的记录稿拿来给我看。我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陈云讲话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删去了。实际上我是帮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实观点，在稿子中看不出来错误的观点了。经过我修改的胡耀邦谈话，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传动态》发表了。

这时，胡乔木从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这个谈话给他看了。他说：你改得远远不够。胡乔木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划了杠杠。

从胡耀邦谈话记录中乔木划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颇不一致。（P311-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