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能的G20

卜丁

2008年11月召开的首届20国集团(G20)峰会，宣告了一个“用全球性方案解决全球问题”的新时代的到来。不满两年之后，经济危机刚刚得到遏制，伙伴国们便又开始争执不休起来。达成共识并非周末多伦多峰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各成员国都清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的最大期望是尽可能地掩盖内部不和的事实。

这些分歧有多么重要？多伦多峰会争论的焦点是财政政策。依我见，在这个问题上，相比不愿合作的态度，纯粹的无能似乎是更严重的问题。

在2008和2009这两年，实施大规模财政及货币刺激措施显然对于任何一国而言都是必要之举。当大家有着共同的追求时，合作就易如反掌。有多简单？无论有没有合作，你所得到的结果都一样。去年，合作无需任何成本，当然，与其它选择相比，也一无所获。2010年，环境已发生了改变。一些国家仍有财政调整的空间。而其它国家的空间就小一些，有些甚至毫无空间可言。合作因此会更加困难，但也可以说更有必要了。

在需求受到抑制、跨境储蓄和投资流动有待恢复平衡的当下，财政协作的范例很清楚。拥有外部赤字且蚕食借款限制的国家，应控制财政刺激措施；而拥有外部盈余和尚未利用的借债能力的国家，则应保持或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如果能就哪些国家适用何种做法达成共识，政府将能够实现财政调整效用的最大化，并维持更平衡的增长。而我们现在存在的分歧，将增加出现又一轮全球衰退的风险。

从理论上讲，能实现最理想的财政合作固然不错。但环顾各国，人们便会欣然满足于只拥有关注本国事务的寻常能力。真正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复苏断断续续地推进，连这种能力的迹象几乎都看不到。

由于收紧财政政策，德国一直被称作一个糟糕的世界公民，尽管该国拥有庞大的外部盈余，借债能力也不存在压力。这一指责是公正的，但暂且将对欧洲乃至全球的不良影响抛到脑后吧：自愿收紧财政对德国并非好事（尽管对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而言，这或许是高明的一招）。英国政府的公共债务问题更为严重，但其财政计划——导致该国在多伦多峰会上相当自吹自擂——似乎也严厉得毫无必要。

作为一个整体，欧洲似乎有意实施“一刀切”式的紧缩，而不理会其跛脚的产出和极低的通胀水平。一些国家别无选择，只得立即控制借债。各国都应做出可信的承诺，在中期内进行财政整合：主张缩减赤字的鹰派说得没错，如果要等到债券市场崩溃才行动，就太晚了。但由于各经济体仍然疲弱——还记得日本吧——不应强行要求各国统一仓促施行财政紧缩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因为(a)薄弱的美国金融监管和疏忽大意的货币政策首先引发了危机，而且(b)美国自己的财政政策一团糟，那么人们本可以原谅美国对其它国家财政政策的说教。尽管美国自己已慢慢退出财政刺激计划，同时美国国会拒绝了总统要求增加支出的适度请求，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仍命令其它国家继续实行财政刺激措施，对于这一点，奥巴马自己应付主要责任。

他及其在美国国会的同盟搞砸了去年推出的刺激举措。美国需要巨额刺激计划，也适时推出了这一计划。但其设计相当糟糕：太多资金花在了可以立即上马但没有启动的项目；花在减税方面的支出太少。对计划的推销过度，让选民们对更多的刺激举措是否有好处提出质疑。最糟糕的是，尽管国债已突破最高极限，但美国政府未能给出哪怕是一点点退出战略的迹象。上周，美国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扎格(Peter Orszag)宣布了自己的退出战略。他表示他将辞职；他的同僚们表示（尽管他否认这点），白宫在中期财政控制上的犹豫不决让他失望。

多伦多G20峰会过后，外界的抱怨是，各国都把精力放在了本国经济上面，忽视了全球福利。就税收和支出而言，我的反应就是：但愿如此。应对纯粹的本国需求将让全球在很大程度上走向其所需的预算政策。然而，在其它领域，单边主义没有成效，合作不仅有用而且重要。金融监管和贸易是最突出的例子。在这些领域，如果各国不能和睦相处，影响就真的很严重了。

由于监管套利，不协调的金融规定会弄巧成拙。在金融改革中，各国政府拥有或者应该拥有同样的目标：系统性安全，国内及国际都应如此。在推行金融改革时无视别国的存在是不可原谅的。在贸易方面，问题更为微妙。政治是保护主义的推动因素。各国政府都知道，这种策略完全是以邻为壑，对各方都具有毁灭性；一些人甚至可能认为，福利最大化的政策是单边自由贸易。不管采取哪种观点，他们都需要合作，才能让公开市场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

不消说，G20在这两个领域的表现都令人惋惜。美国看上去愿意通过新的金融监管法，但就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有关银行资本规定达成的共识已减弱，而这点更为重要。至于多哈(Doha)回合谈判，什么多哈回合？ G20受到新闻舆论的指责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原因不是未能协调好财政政策。这只是它最轻的罪过。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