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过后的资本主义

卜丁

在某个阶段，我们必须超越纾困和应急计划，去想想本次危机过后应该产生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事关大局的不止是银行监管的具体细节。

首先要说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今已彻底灭亡——该主义在北美之外未曾真正存在过。让我们来品味一下该主义的两句代表性言论。

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句：“如果你发现大街上有张100美元的钞票，你应该怎么做？”芝加哥学派的答案应该是：“你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有人早就把钞票捡走了。”这一回答预先假定的是，人既极度理性、又极度自私——然而，人并不总是这样。

接下来是一句口号：“政府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除非你是一位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否则你不可能真正认同这句话；我希望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在我最反集权的时候也没有。

还有一句话是我承认说过的。这句话援引了英国18世纪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言论：“为钱忙碌，几乎要比为其它任何事情忙碌都更无害。”在经历最新这波资产价格泡沫和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后，这句话很难再站住脚。

抛开这些极端主义言论，竞争性市场的基本立足点仍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的“无形的手”。贸易商或制造商如果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提供消费者最想要的商品，就将赚得最大的利润。美国人有一句话：如果你发明了一种更好的捕鼠器，那么全世界都会涌向你。上述核心论点与资本主义无关。国有企业、工人合作社或消费者合作社同样可为利润展开竞争。它只是阐明了一个事实：尽管存在某些明显的成功个案——例如John Lewis Partnership或蒙德拉贡(Mondragon)——但大规模的“市场社会主义”从未获得过成功。

那么，“无形的手”理论会在哪些主要领域失去作用呢？或者用更积极的话来说，需要国家干预的领域有哪些呢？我在这里不考虑针对垄断的反托拉斯理由，这方面的争议相对较少，除了要注意一点：许多垄断企业的强大源自国家壁垒或国家补贴，尤其是在外贸领域。“市场失灵”的其它主要领域是：

一、外部性。这个词是个术语，指行为责任人无需直接承担的成本或收益。以前人们举的例子是冒烟的烟囱或精心照料的前花园。如今，围绕全球变暖的整个论证都与外部性有关。外部性往往可被市场补救措施解决，无需政府进行过多的具体干预。过度捕捞可通过把产权延至海床来缓解，城市污染可由可交易的“污染许可”来减轻。

二、公共品。这个词并不是指公众所喜欢的什么东西，而是指那些不能根据个人品味向个体公民收费的产品或服务，例如国防；或指那些免费让公民个人获得好处的产品或服务，例如城市公园——它美化了公园临近街区的景色，甚至连那些未踏入公园半步的街坊也会从中受益。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几乎没有人会主张，由市场交易和祖业产权确立的报酬模式是公平的。无论如何，政府能在很大程度上（尽管并不总能达到它们希望的程度）通过累进税制和社会保障福利来纠正局面。

上述三类领域是由剑桥(Cambridge)经济学家庇古(A.C. Pigou)在近一个世纪前划分的。它们只能被当作一个框架，我们必须通过逐案分析和宽泛的政治判断来填充各个领域。我们还必须记住，这些先驱经济学家们没有进一步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失灵”。这是一类充满争议的领域。不过，我们可以分析其中的某些方面，例如政府从事如下活动的动机：这些活动带来的好处由极少数人瓜分（可能是政府的重要拥护者），但其成本却由大多数人承担。政府对军火贸易的支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尽管政府不可避免的未能实施正确的干预，而且时常进行错误的坚持，但经济自由化仍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正如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在《金钱的未来》（The Future of Money，维珍出版社(Virgin Books)出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这类改革已让中国和印度的近5亿人口脱离了贫困线。他认为，政策方面的失误在于，“把对更自由贸易的合法认可”和外国直接投资(FDI)，“转到了总体上更不稳定的、代表了资本主义软肋的金融业”。他深入分析了，不断游走于华尔街和美国财政部之间的大人物们如何促成了这个错误。过去我曾认为，巴格沃蒂教授的言论主要体现了：当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金融问题上时，一位倍受尊敬的贸易经济学家流露出自然而然的挫败感。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了。

译者/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