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的金融改革是不够的

卜丁

美国人对证交会(SEC)起诉高盛(Goldman Sachs)的案子兴趣盎然。许多人预计，行为不端者最终将受到惩罚。但这不是重点。问题更多地在于什么才是允许做的事情，而不在于防止不允许做的事情。这并非是在否认经济危机背后存在大量的欺诈行为。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写的，“贪污行为”总是在市场繁荣时期增多。但就像我上周辩称的那样，真正的灾难在于体系内部那些合法经营的赌徒所冒的风险。

大型机构扮演的角色显然存在问题：它们既充当赌场，又是赌桌上最大的赌徒，还担任其他赌徒的代理人，而且就算一切都出现问题，它们也可作为有限责任及政府隐/显性纾困的受益人。这就必然导致灾难反复发生。在金本位体系下，纾困规模受到限制。在法定货币体系下，则没有此类限制——直到该货币急剧贬值那一刻。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让我们先从可靠地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这件最起码的事情做起。

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回到一个监管严格、由寡头垄断的金融体系。这是加拿大采用的体系。但该体系不太灵活，而且有悖全球化。本国居民获取外国资金以及本国机构开展外国业务，会让此类卡特尔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

那么，另一种方案就是，设法让当前相对自由放任的银行体系变得安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让各机构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强健，必须提高信息质量、并敦促各机构审慎一些。该方案将包括七个要点。

第一，提高资本金要求。可以想象，在全球许多国家中，拥有当前杠杆水平的机构将无力偿债。30:1的杠杆比例是疯狂的，3:1看起来要明智得多。

第二，机构还必须拥有大量在破产程序中可转化为股权或可被视为股权的负债。这是解决“问题机构”的必要条件之一。雷曼(Lehman)破产后发生的情况表明，正常的破产程序不适用于复杂的机构。

第三，让资本金要求成为有力的反周期因素。

第四，确保银行持有大量可被最后贷款人轻易评估的资产。

第五，改变机构内部的激励政策。处在破产中的机构的管理者，应被发放股票奖金——这些股票须在他们离职数年后方可卖出。即使这种做法使得积极的冒险者有所减少，也没别的办法。“收回”程序还必须应用到其他雇员身上。否则，他们很容易使用具有很大崩盘几率的交易策略来赚取丰厚收益。

第六，对衍生品交易实行更高的资本金和担保要求。所有此类交易都应该移至交易所进行。没错，这会减缓创新。但当创新的代价由他人承担时，这种做法是明智的。

第七，从根本上提高可获得信息的质量。尤其重要的是，要改变评级机构获取收入的方式。既然这些机构提供了一种公共品，它们的收入就必须来自一般征款。

上述做法会让金融体系变得更好一些吗？是的。但金融体系仍将是一台“末日机器”。我们面临的困难有三个。首先，我们缺乏可靠的根据来判定到底多少资本才是足够的。其次，正如英国央行(BOE)的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指出的，“金融体系内的尾部风险不由上帝决定，而由人类决定”。去冒那些好处归自己、坏处归他人的风险，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做法。因此，监管机构越试图让金融体系变得更安全，它可能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最后，人们很轻易通过监管套利来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风险。这正是“影子银行业体系”过去的做法。

那么，还有其它可以尝试的方法吗？答案是结构改革。现有的建议有三个。

第一个建议来自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他建议禁止接受担保的机构从事自营交易。如果该建议可实施的话（我对此感到怀疑），那就应该照此去做。

第二个建议是由我的同事约翰•凯(John Kay)等人提出的，他们支持“狭义银行”——在该模式下，吸储机构将是安全的，而金融体系内的其余机构将几乎不受监管。我仍然不认为，政府可以不理会信用创造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转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失灵方式）。没人打算纾困货币市场基金。然而，在此次危机中，它们还是被纾困了。

第三个建议是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劳伦斯•克特里考夫(Laurence Kotlikoff)在其发人深省的新书*中提出的，称为“有限目的银行”(Limited Purpose Banking)。我喜欢这个观点。从本质上说，该建议认为，你不能用其他人的钱来赌博，因为如果你亏得足够多的话，政府将被迫买单。因此，为避免资本单薄的机构一面承诺偿清固定债务、一面承担资产负债表的贷方风险，金融机构应变身为共同基金。继而，风险将清晰而明确地由家庭部门承担——家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拥有基金的全部权益。如此，金融中介机构将无需假装能够偿清债务——在全球许多国家，这些机构根本没能力偿清债务。

所有这些建议都不能完全解决确保宏观经济更加稳定这一重大问题，但一个不那么动荡的金融体系肯定会有所帮助。所有这些建议都不能完全解决国际协作问题：在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中，如果没有汇率控制，甚至在区区一国之内也很难确保金融稳定。最后，所有这些建议都不能解决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何把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一个更加稳健的体系。

尽管如此，上述讨论仍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要让任何与当前体系相近的体系变得更安全，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相关规则。只加强监管是不够的，还必须彻底改革激励政策。第二，如果在一个金融体系中，中介机构承担着自己账簿上的风险，那么该体系在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这些中介机构极有可能集体犯同样的错误，由此制造恐慌并威胁整个体系，在经济方面造成灾难性后果。这是市场经济的致命弱点。我们已经受到了警告。对陷入困境的高收入国家来说，它将成为下一次的灾难。

*《吉米•斯图亚特死了》(Jimmy Stewart Is Dead)，约翰•威利父子公司(John Wiley & Sons)2010年出版

译者/君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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