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有意脱离“哈佛模式”

卜丁

强悍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简称GIC）并不常成为异端思想的滋生地。不过，最近在GIC沸沸扬扬的一场辩论，其深层意义却吸引了世界各地投资者的关注。

辩论的中心议题，是围绕所谓的哈佛(Harvard)或耶鲁(Yale)投资模式展开的。从其近期历史来看，一如全球其它众多的主权财富基金，大部分时间GIC都对资产庞大的大学捐赠基金充满嫉妒与艳羡。原因是，对于任何希望摆脱呆滞守旧养老基金状态的长期投资集团，哈佛或耶鲁模式似乎提供了一幅令人兴奋的远景。毕竟，20年来，耶鲁等高校通过开拓一种独特的投资风格赚取了丰厚的回报。这在本质上讲是在支持一种多样投资理念，即在投资主流证券的同时，也将资产分散到非流动性资产及另类资产类别（诸如私人股本）。

然而，同众多美国金融品牌一样，哈佛和耶鲁的名字如今在亚洲等地似乎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芒。或许正如GIC副主席陈庆炎(Tony Tan)解释的那样：“整个‘捐赠模式'的概念（曾经）非常具有影响力。但是，（如今）任何理性的投资者都会对此重新审视一番。”或者，更具体地说，重新思考是否要照搬。

数据是导致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截至2009年6月的一年里，哈佛和耶鲁捐赠基金所持有的资产价值缩水25%。同期，全美所有高校的平均损失为23%（与GIC模式类似，截至2009年3月，GIC的年度损失也达到了20%）。

哈佛模式的支持者坚持表示，未来几年这种衰退局面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扭转。此外，正是由于亏损如此普遍，一些投资经理对此满不在乎，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力量。

但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遭遇了同样的损失。例如，在截至2009年6月的一年里，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捐赠基金“仅仅”损失了10%。而且，据牛津大学基金主管桑德拉•罗伯逊(Sandra Robertson)表示，那正是因为几年前牛津大学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不效仿哈佛模式。

不过，这种失去光芒——抑或不安——的感觉，，不只是损失所带来的。近期，对业绩数据进行仔细核查后，一些GIC的高管开始得出结论：自己公司内部经理近些年的业绩，就算不是更好，也和外聘投资经理不相上下。由此，他们不禁要提出一个在过去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问题，即：为什么会有人自找麻烦，向对冲基金或私人股本等机构支付高额的费用呢？

流动性风险依然是更为重要的问题。直到2007年，GIC还一直认为自己永远不会被迫贱卖资产，或者以不体面的方式退出投资。毕竟，主权财富基金（或捐赠基金）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应具有长远眼光，且这种眼光应当能助其安然度过任何短暂的风暴。

然而，在过去两年里，主权基金发现，这种“长期福咒”所能提供的保护远比之前想象的要少。因为在投资私人股本和对冲基金之后，GIC（和其他主权基金）最终往往会受制于共同投资者的变幻莫测——而这些共同投资者有一些目光短浅，或者实行逐日盯市制度。因此，会给GIC等集团造成伤害的，不仅有资产相关性问题，还有投资风格的延续。

这对于GIC（和其他基金）应当如何运作，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未来他们是否只应该与类似的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呢？他们现在可以要求共同投资者提供详细资产目录吗（即便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提供这些数据）？他们能够因为预想中的非流动性风险而要求赔偿吗？或者，他们是不是应该辞掉所有的外聘经理，完全通过“内部力量”来完成投资？

坦率的讲，这场辩论的结局还不甚明朗，因为在像GIC这样的集团里，论战还处于初期阶段。此外，正如陈庆炎所承认的那样，他们以前几乎没有就流动性问题进行过任何思考，且大多数亚洲基金在努力打造一片全新天地方面都经验有限。相反，近几十年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普遍在试图追随美国模式（最突出的原因是许多亚洲国家的投资官员都拥有……呃……哈佛或者耶鲁的学位）。

但是，随着全球更多财富从美国流出，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未来投资业的才智领袖将出现在哪里，这个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投资者应当继续关注GIC下一步的动向，更不用说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例如中国——更为低调的主权基金了。

译者/汇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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