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用相机及侦察摄影在兵要地志中的应用

福多多

沈克尼 文/图


由历史上日本的军用相机说起
　　日本历史上的军用相机种类较多，除航空相机之外，具有代表性的是“六樱社”生产的LILY陆军型和FIELD CAMERA海军型“手持地上写真机”。这两种制式相机都是使用大型干板作底片。我见过这种海军型的相机实物是1939年生产的，而最初产于何时未去追溯。我在手边1932年由日本横须贺海军航空队供侦察训练用的《航空写真术教科书》见到过该机的照片。书中所附的三种相机，我能辨识其中两种， “甲”为德国葛尔茨相机，“乙”即是日本六樱社生产的海军型“手持地上写真机”。


图中“乙”为日军30年代海军“地上手持写真机”


日本“六樱社”生产的LILY陆军型相机


1939年出产的美能达“军用双眼”相机
　　我手中的日本军用相机是抗日战争的战利品，为美能达公司1939年的产品，称之为“军用二眼”的双镜头反光相机。这种相机使用6×6胶片，即通常所说的120胶卷。
　　这些军用相机都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背景中生产的，我也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些抗日战争的“战利品”，并在国内外浩繁的战争史料中追溯其当年的军用价值，以作它山之石。
侵华日军侦察摄影在兵要地志上的应用
　　在摄影还没有广泛应用的年代里，日本军队地志中的插图和道路测图的写景图，均用人工手绘。我见到明治17年（1884年），日本参谋本部刊印的《支那地志》中，戈壁沙漠蒙古人图、伊犁准葛尔人图、四川山间图、长江上游水师战船图等即是。


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支那地志》插图“长江上游水师战船图”


日军明治时期《测图教程》中所附的道路测图与写景图
　　照相技术的出现，立即被用于军事。日本的军事摄影，准确说是侦察摄影，以侵略为目的，拍摄了大量的中国预设战场的照片。其成果突出的体现是日军抗战前和抗战中调查中国的各种兵要地志——即为侵华战争作战场准备之用的军事地理志。
　　我见到过从1928年~1945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20余种中国兵要地志。其种类包括中国各省（边疆省区，如甘肃、青海称之为“事情”），重要方向（如平津地区、南京上海地区），以及江河兵要地志。综观日军兵要地志编辑体例大致相同，是以文字、图、表约各占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表述其收集到的中国各省区和重要作战方向上的地形、交通、天候、通讯、卫生宿营及补给能力的军事情报。其中一些兵要地志，以大量照片的直观形式来反映情报内容。例如1938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河南省兵要地志概说》将河南省一些重要县城城门、城墙、道路、黄河渡口、车船等运载工具以及地形照片，附录在兵要地志的书尾。再如1943年日军参谋部编印的《江西省兵要地志概说》中用60余幅照片，反映江西省河川和地形，作为文字图表的补充。1944年编印的《湖南省兵要地志概说》中将1941年8月至10月的长沙作战期间拍摄的53幅战场地形的照片，汇编附录称之为《第一次长沙作战行动地域兵要写真集》。这是日军参谋本部根据日军“吕集团”（即冈村宁次指挥的11军）所属的第3师团拍摄的战场照片编入兵要地志作为附录参考，足见其对湖南和长沙的重视。我们知道，距第二次长沙会战仅2个月，1941年底又开始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大胜！胜利原因之一是长沙的道路全部被中国军队彻底破坏，使日军坦克、重炮不易通过，火力难以发挥。我想这大概是在其兵要地志中极重视“作战路”调查的日军始料未及的。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铁蹄未能踏入的陕西、甘肃、青海等边远省份，日军也秘派特务拍摄大量的城镇街景及民族宗教照片，附在兵要地志中。


日军《河南兵要地志》中潼关写景接片


日军《江西省兵要地志概说》中的河川摄影照片


日军《甘肃事情》中的附图摄影


日军《满蒙兵要地志概说》所附的照片
　　我国东北三省是当年日军进攻宿敌苏联的出发地域。日军极重视该地区冬季作战行动的侦察研究。例如关东军参谋部于1935年秘密完成的《虎林－同江－富锦间冬季国境河川冰上交通资料写真》。早在是1931年日军《满蒙兵要地志概说》就用照片反映东三省及内蒙古道路、桥梁等地形、地物，并拍摄当地少数民族蒙古包、喇嘛庙，以及用树木和草构筑的窝棚，“半土屋式住宅”，即半地下的“地窝子”等寒区居所，可供部队寒区生存参考。从照片看，我认为这种东北居民的“地窝子”的形式与日本陆军1934年版的《筑营教范》中的“兵舍”图，即日本关东军半地下的寒区“三角兵舍”极为相似，防寒、保暖、隐蔽、省材。
　　关于日军的江河兵要地志，曾任所谓北支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在其日记中说：“驻美大使馆武官平田正判大佐转任波田支队联队长，他把从美国带来的一大本有关长江及其沿岸防御带照片的图册提供给我，看过以后，对美国平时调查的周密和重要文献整理、保密的精细，感到惊讶。我们对文献的整理、保密及便于查找的方法不够重视，庞大的文件堆积如山，缺乏整理、修订、索引，形成一堆废纸。回顾过去，值得我们反省”。
　　当时日军编纂的对中国长江兵要地志是否确如冈村宁次说的是一堆“废纸”？我曾看到昭和10年（1935年）即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两年，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部编纂的《扬子江案内全》的中国长江兵要地志。此书对中国长江两岸重要地区历史、地理，包括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况绘图概略说明。


日军兵要地志两种


日军海军第三舰队编印的《扬子江案内全》所附的照片


日军27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右一）及参谋长在辛谭铺前线
　　《扬子江案内全》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参谋长冲野亦男海军少佐，在大正15年（即1926年）日军对长江沿岸研究的稿本基础上增补编纂的。在此书正文之前加上了我国长江沿岸上海、南京、镇江、安庆、武昌、宜昌、庐山等沿江重镇的地理和文化景观，以及沉船、浅滩等52幅照片。战史记载，1938年6~7月，日军攻占安庆和江防要塞马当后，迅速穿过彭泽、湖口、九江，沿长江一路直逼武汉。这本简要的长江兵要地志对当年日本的陆、海军作战行动起到何种参考作用，这是我想知道的，惜无记载。
　　以上我见到过的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中国各省兵要地志中，照片只是作为文字、图表的补充手段。而1937年日军参谋本部编印的红色精装硬皮《武汉周边地区写真兵要地志》则以摄影照片为主，并辅以地图。全书分江南、江北两部分，共21幅要图。这部写真兵要地志，实际是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军事通道的摄影调查。
　　抗日战争滇西作战史研究者余戈曾送我三幅日军盗印中国测绘的1：5万军用地图，其中有嘉鱼县这个长江边的军事重镇的地形图。我在昔日进攻武汉的日军第6师团军官甲斐典世的回忆录《战地》“中支篇”中曾看到有“嘉鱼”一章。因而我翻阅这部日军《武汉周边地区写真兵要地志》时，目光本能的就落到了“嘉鱼”的图幅。图中由北起长江边的嘉鱼县城，南到蒲圻的道路图，包括道路两侧重要地形，再加上“由江上远望嘉鱼炮台”，“正面归龙口”等的大幅地形接片，以及水田边的道路、石磁镇的闸口、官桥、急造木桥等，重要地物的照片构成。每张照片都在道路地形图上用号码标出相应位置，便于寻找。又如，我曾在日本卷帙浩繁的画册《一亿人的昭和史》看到武汉会战中，日军第27师团攻占辛谭铺和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与参谋长原田义和大佐等在辛谭铺前线的照片。因而我也关注“辛潭铺—西坑塘”图幅，这是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的激烈争夺的战场。在道路图旁，附有中国军队架设的木桥、田地中的道路状态、河岸山边路、村镇附近小径、岩石露出地、急造木桥等具有特点的地形地物照片。
　　从日军兵要地志这些照片，可管窥其军事上的关注点。初读日军的兵要地志，会产生当年日军的情报侦察工作非常细致的印象。而我从参谋业务的角度认为，日军所谓“写真兵要地志”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一是地图无比例尺，仅凭该图难以准确判断距离。
　　二是桥梁仅有照片，但无长、宽、载重量的数据。因而对步兵以外的炮兵、装甲、辎重车辆的通行能力无法判断……


在长江军舰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研究侦察照片
　　昔日侵华日军的军用相机大多被中国军队缴获并使用。而这些由日军携来的相机拍摄的侦察照片和机密的兵要地志，在抗日战争中却很少被我国军队缴获，绝大多数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4天与军旗一同烧毁了。我所见到的当年日军兵要地志和照片，从军事历史角度是弥足珍贵的。翻阅这些往昔的军事机密，我作为抗日军政大学和新四军随营学校的后继学子，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因为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最终战胜了那些当年穿着铮亮的马靴，从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走出来，为侵华作战处心积虑的日本军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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