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治金融危机？

卜丁

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玛丽亚•坎特韦尔 (Maria Cantwell)已经提交了要求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的两党议案，并由此成为了一个声名卓著的改革者群体的一员。这一群体以受人尊敬的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和包括前财长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在内的其他知名人士为首。《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大萧条时期的一项改革方案，将商业银行业与投资银行业分离开来。

上述群体认为，当前危机源于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止，他们希望再次将吸储和放贷这些“安全和可预测”的活动与“高风险的”承销、交易和对冲活动分开。这一提议中反映出来的新金融理智，认为“风险”即使不是英语中最令人厌恶的粗话，也是造成当前危机的根源。

但从以往的情况看，重新实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阻塞我们的金融体系。《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早在全球化、计算机和互联网出现之前很久就提出的解决办法，即使是今天的拥护者，也普遍认为该法案在15年前就非常过时了。要不是这么多权威人士提出，这种重拾三代人之前的解决办法的观点将十分可笑。不过，这将是一项存在很大缺陷的政策。

首先，没有证据表明，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导致了本轮危机，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人辩称，如果没有废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那些处于危机核心的大型全球性金融机构就不可能出现。但“大”本身并不是问题。早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之前，泡沫和危机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并且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也将伴随我们。

1933年，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进行的调查似乎表明，银行内部的利益冲突，使银行把自己承销的无价值股票，放进它们的储户/投资者账户，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股价暴跌，让许多信任他们的投资者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新政”(New Deal)的出台，旨在禁止银行从事承销这种高风险活动，此项改革完全实现了这一目标。

但这种分离并未阻止1987年的市场“崩盘”、上世纪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银行的房地产贷款问题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债务危机或互联网泡沫。所有这些危机，都是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帮助促成的。

造成我们此次金融危机的“高风险活动”的根源不在这里，而在于过度放贷、过高的杠杆比率、过度不透明和过于宽松的监管。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解决不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不过，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会让并购律师和银行家从大型全球巨头的解体中大发横财，引发金融专业人士对这种新型最佳盈利机会进行大规模的疯狂研究，并把由此出现的像公用事业公司一样的商业银行，交给一个资本匮乏、人才不足和没有创造力的世界。

对商业银行来说，什么是“过度冒险”？是承销？证券化？还是放贷？令我们陷入这场危机的，难道不是不负责任的放贷吗？我们真的希望像废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30年前所做的那样，在监管方面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来决定哪些银行活动是可以允许的吗？

科技和互联网已经使金融市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和服务。这种技术目前应服务于公共利益。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100多年前的见解仍然中肯：“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在利用互联网向监管机构和公众披露更多信息，以阻止爆发另一场金融灾难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我们有理由询问：需要多大的风险和活力，才能在避免泡沫和异常冲击的同时，实现合理的经济增长？但恢复一项过时的法律，是一种为了诊断而拿出来的疗法。让我们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管、降低风险补偿，并增强对消费者的信息披露和保护。但是，让我们不要回到未来。

本文作者是美国乔治城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兼职教授、16所商学院联盟华盛顿校区(Washington Campus)讲师。从1992年至2008年，他担任证券业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后来成为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会长和首席执行官。

译者/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