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鲜为人知的武装力量：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

happylux

一、唐境内高句丽人的来源、分布与构成  

唐境内高句丽人的来源与分布和古代高句丽国家的崛起、扩张以及与中原王朝的冲突密切相关。高句丽兴起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骊)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高句丽是一事农、尚武之民族。由于立国荒僻，地薄民贫，依靠自身的农业不足以自存，再加上东为大海，北为冻土地带，从其立国之初就把西进、南下作为了发展的基本方向，从而不断和中原境内的各王朝发生冲突。因此，王小甫教授就指出：“自立国以后，历代高句丽王均奉行对外积极进取的政策。”

高句丽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曾遭到两次重大挫折，一次是在曹魏正始（240～249）年间，被幽州刺史毌丘俭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次是在342年，前燕大军攻破高句丽王城丸都（今吉林省集安县西北通沟），“发（高句丽王）钊父乙弗利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大批高句丽战俘进入了以后中原大一统王朝境内。在之前的319年，“高句丽将如奴子据于河城，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余家。”在之后的 400年，“（后）燕王盛自将兵三万袭之，……开境七百余里，徙五千余户而还。”到400年为止，至少已有6-7万高句丽人进入了前后燕的统治区域。

关于这些人的分布，根据前后燕的传统做法，应主要分布在首都大棘城和龙城附近一带。一是因为燕国的幅员狭小，可耕地主要集中在首都一带，二是为了便于加强对这些外族战俘的监督、控制和利用。《晋书》载记第八《慕容廆传》：“（慕容廆）率骑讨连、津，大败斩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辽东郡而归。”之后慕容皝攻克襄平，“分徙辽东大姓于棘城，置和阳、武次、西乐三县而归。”为此记室参军封裕进谏：“（殿下）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但慕容皝并未听从此“徙戎”之议，大量高句丽、百济等异族人户仍然“狭凑”在都城附近地区。因此在前后燕时期，在以后的营州地区当有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聚居，具备了形成一定势力的基础。学者已经指出：“407年后燕鲜卑慕容氏被推翻，首先代之为王的竟然是高句丽人高云！……高云得为燕王，反映出高句丽移民在当地已然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

从北燕灭亡到唐朝建立的近两百年间，营州地区几经战乱，民族成分变动复杂，当地到底还有多少高句丽人已不可考，如果考虑到高句丽尚武、事农的特性--事农则重迁，尚武则具备一定的自保能力，我们可以大胆推断：即使到了隋末唐初，营州地区仍然有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居住。不过，唐朝境内高句丽人最主要的来源恐并不在此，而在于唐和高句丽历次战争之后强制迁入的人口。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句丽，高延寿战败，率全军十五万余人投降，太宗封其酋长三千五百人为官，徙往“内地”。根据唐朝廷安置高句丽人的通常做法，这批人很可能被迁到了东西两京附近地区，以便于控制。同年十月，唐军班师，随军的还有高句丽降口一万四千余人，这些人被先头遣送幽州集中，准备赏赐将士，但“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这些人当被就近安置在了幽州和营州附近地区，成为了唐的编户齐民。

总章元年（668年），高句丽平定，唐朝廷又大规模、有组织地将一批高句丽遗民徙往内地。《旧唐书?高宗纪》：“（总章二年）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又《旧唐书?东夷传》：“（唐）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乃遣左武卫将军薛仁贵总兵镇之，其后颇有逃散。仪凤中，高宗授高藏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蕃为主。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可见唐平定高句丽后，在其旧地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军事管制的统治模式，当地的最高统治权掌握在由朝廷任命的军事长官手中，而基层则由华人和投降唐朝的原高句丽酋长共同治理。因此，被强制迁往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的高句丽遗民并非普通百姓，而是不和唐朝廷合作的高句丽贵族、酋长以及一些富户豪强，也就是说，被强制迁徙的是拥有武力与财力的前高句丽统治阶层，而留在当地及营、幽二州的则主要是一些唐朝廷的合作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百姓。


垂拱二年（686），唐朝廷封高藏之孙高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元年（697）……委其统摄安东旧户，事竟不行。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笔者认为所谓的“高丽旧户”并非当地的高句丽土著，而是那些曾被强制迁往内地，现在又跟随高德武来到安东的高句丽贵族。他们不甘心做唐朝统治的工具，而又无力反抗，于是便分别投往突厥和靺鞨，使高氏嫡系不复存在于唐朝境内，导致了“高氏君长遂绝”的局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明：首先，从现存史料来看，自高德武以后，就再没有高句丽王族做过安东都督府的都督。其次，在景云中，“（默啜之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高丽大酋高拱毅，合万余帐相踵款边，诏内之河南。”《全唐文》卷二十一《赐高丽莫离支及吐谷浑等大首领爵赏制》称：“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高丽大首领高拱毅等：或辽海贵族，或阴山宠裔。”由此可以基本断定：高文简和高拱毅等人就是十几年前逃到突厥去的那批高句丽贵族，而那次逃亡只不过是发生在前高句丽贵族层中的一次小规模“叛逃”而已，对当地的政局和种族构成并无太大影响。

至于被徙往“内地”的高句丽人的分布和构成情况，《旧唐书?地理志》：“（贞观）二十年（646），铁勒归附，于州界置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调露元年，又置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总为六胡州。”《新唐书?王晙传》载王晙上书云：“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旧唐书?职官志》：“凡关内，有团结兵，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这些记载表明有大量的高句丽人被安置到了关内、河西诸州的空闲之处。他们被单独编成州郡，基本上集中聚居，还组成了团结兵，为唐守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安史之乱以前，唐境内的高句丽人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地区：其一为唐东西两京及其附近的的河南、关内和河西地区，并以关内、河西地区最为集中。生活在这些区域的高句丽人主要是以高句丽王族为首的前高句丽上层贵族和武人势力。唐朝把他们安置在这里，一是为了就近控制，二是利用他们的武力御边。其二为山南、江淮地区。这一区域的高句丽人是一些普通的高句丽酋长和富民豪强，他们对唐的威胁相对较小，又拥有一定的财力，所以被安排到这里进行开发，从事农业。其三为营州、幽州地区。这一地区的高句丽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两燕以来遗留下来的高句丽人，另一部分则是被唐释放的低级战俘，处于原高句丽社会的低层，对唐的威胁最小。

二、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的形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安史之乱以前著名的高句丽裔人物都出于河西、关内一带。姑且不论泉男生父子这些最早投降唐朝的高句丽上层贵族，比如稍后的高仙芝，“父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仙芝）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年二十余即拜将军，与父同班秩。……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卫将军，充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王毛仲，“本高丽人也，父游击将军。”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活动区域为关内、河西一带，一是从他们的父辈开始就在唐的西北军镇效力了，据此基本可以推断他们就是被安置到灵州大都督府高丽州的前高句丽贵族和武人的后裔。至于王思礼，虽然史称其为“营州城傍高丽人也”，但从《新唐书?东夷传》的记载可知，在仪凤二年（677），唐朝廷任命前高句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让他返回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王思礼的先人当是于此时先被遣回营州地区，然后又被安置到了关内、河西一带，所以才有了籍贯为营州，父子却俱为朔方军将的情形出现。由于这些人的特殊家世和武力才能，所以在唐朝军队中能很快得到重用和提升。

而居住在营州地区的高句丽人则完全不同。就前后燕时期高句丽战俘的后裔而言，经过北燕时期高云称王，隋初高宝宁之乱，以及后来中原王朝长期对高句丽的战争，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和势力已大为削弱。就被唐朝强制迁往营州地区的高句丽战俘而论，他们中除了一小部分是“立功”的酋长之外，绝大多数为下层平民，既无武力，也无财用。因此尽管他们大量加入到了平卢军中，但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基本上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在军中的最高级别也不过是中下级军官而已。如“侯希逸，营州人。……天宝末为州裨将，守保定城。”“高丽人李怀玉（李正己）为裨将”。

分析史料，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安禄山从天宝元年（741）到天宝十四载曾长期担任（或兼任）平卢节度使，在其手下网罗了各部族的大批军事人员，其众多的高级军事将领或出身粟特，或出身突厥、同罗、拔野古，或出身奚和契丹，但竟没有一个高句丽人！与这一现象相对应，叛乱爆发后，作为安禄山旧部的高句丽人最早对其进行了抵制，并和安史叛军直接对抗达七年之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并非是高句丽人对唐王朝特别忠心，而是因为营州地区现实的社会情势和安禄山基于这种社会情势采取的措施失当所致。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尽管高句丽人在营州聚居已达300余年，并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然而在当地诸族混杂的局面中，却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

首先，由于他们是一尚武、事农之民族，本来就缺乏像奚、契丹这些游牧民族那样的现成部落组织。其次，对于前后燕时期遗留下来的高句丽人而言，当他们被迁居营州之时，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遭到了破坏，再经过近300年的动乱、变迁，组织力更加微弱。而那些在唐初以战俘身份被强行安置到营州的高句丽人的组织力则更不足道：以高句丽王族为首的大部分精英人物已被唐朝廷迁到了黄河以南地区，而留在当地和唐合作的部分酋长、渠帅经过总章二年大长钳牟岑的反叛活动、圣历二年左右高句丽旧户（贵族）的逃亡活动，以及居住在营州附近的渤海靺鞨大祚荣与高丽“余烬”的反叛活动，组织力已经耗损殆尽。在唐前期，非常重视家世和身份，而在营、幽二州的高句丽人身份低微，他们不被重视甚至是遭到歧视也就是事之必然了，因而也就不是安禄山着意拉拢的对象。这就是安史军中没有高句丽出身高级将领的主要原因。

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在玄宗之际，河北胡化已非常严重，而在多种族杂居的营州地区，汉人显然居于少数。《新唐书?地理志》：“营州柳城郡……户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县一：有平卢军，开元初置。”营州地区的编户稀少，驻军却十分庞大。《旧唐书·地理志》：“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平卢军节度使治在营州，管兵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疋。平卢军，在营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疋。卢龙军，在平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疋。榆关守捉，在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人，马百疋。安东都护府，在营州东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马七百疋。”在玄宗时期府兵制崩溃之际，如此庞大的兵源主要要从当地及附近地区解决，而尚武、事农且没有强大部落组织的高句丽人就成了首选，因而有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被吸收到了平卢军中，侯希逸和李正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然而尽管高句丽人同样骁勇善战--如史载：“时回纥恃功横，诸军莫敢抗。（李）正己欲以气折之，与大酋角逐，众士皆墙立观，约曰：'后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颊，回纥矢液流离，众军哄然笑。酋大惭，自是沮惮不敢暴。”--但由于平卢军中游牧部族出身的蕃兵蕃将众多，高句丽人的才能并不突出，再加上身份和组织方面的制约，很难在军中显露头角。可以想见，在安禄山大量任用其他部族的蕃兵蕃将之际，备受冷落的高句丽军人会怀有多么强烈的不满情绪。因此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了一个以侯希逸、李正己等人为首，以高句丽军人为主体的中下层军人团体，成为以后高句丽武人集团的雏形。这一情况并未引起安禄山的注意。由于平卢军是他的起家之本，是他认为可以信赖的旧部，因此在其兼任三镇节度使，把主力转向幽州，准备发动叛乱之时，尽管从平卢军抽调了大批精兵猛将，却没有对军内的人事安排作精密的部署，从而给高句丽军人团体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755 年，安禄山正式发动叛乱，唐朝廷以“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安禄山只是派遣腹心韩朝阳等招诱吕知诲，“知诲遂受逆命，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禄山遂署知诲为平卢节度使。刘客奴与平卢诸将同议，取知诲杀之；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驰以奏闻。”对此事《新唐书?侯希逸传》则载：“ 安禄山反，使中人韩朝阳传命，希逸斩以徇。禄山又以亲将徐归道为节度使，希逸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斩之，遣使上闻，诏拜玄志平卢节度使。”《资治通鉴》：“安禄山使平卢节度使吕知诲诱安东副大都护马灵察，杀之。平卢游弈使武陟刘客奴、先锋使董秦及安东将王玄志同谋讨诛知诲，遣使逾海与颜真卿相闻，请取范阳以自效。”综合几部史书的记载可知：与刘客奴商议的“平卢诸将”就是以侯希逸、李正己为首的高句丽军人团体以及董秦、王玄志等汉人将领。但吕知诲被杀一事并没有引起安禄山的足够重视，他只是又派自己的亲信徐归道来做节度使，结果又被侯希逸和王玄志剪除，并奏报朝廷，“诏拜玄志平卢节度使。”王玄志不过是一个因侯希逸等人因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所限而将被推上前台的傀儡而已，军中实权实际上掌握在侯、李等人手中。


高句丽武人势力的抬头导致了他们与军内其他势力的冲突。在刘客奴等人诛杀吕知诲后，唐朝廷不明军中情况，“以客奴为平卢节度使，赐名正臣；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董秦为平卢兵马使。”对立下大功的高句丽武人却没什么表示，当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之后王玄志敢于鸩杀刘正臣，没有军中实力派高句丽军人团体的支持是很难办到的。如果说在刘正臣清除安禄山党羽时，高句丽军人团体还处于次要和协助地位的话，那么以刘正臣被杀事件为契机，高句丽军人团体已决定走向前台，直接发挥作用了。但是，军中的矛盾并未因此而化解，于是王玄志在高句丽军人势力的支持下，以种种借口陆续派遣董秦和田神功等汉族军将率部分平卢将士南下，使高句丽军人势力最终在平卢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王玄志卒，李正己杀其子，推侯希逸为帅，“有诏就拜节度使。”这样以血缘和种族关系为纽带结成的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就正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三、平卢军南迁与高句丽武人集团的消亡

在平卢军与安史叛军对抗七年之后（761），平卢军全军南迁，进入了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史载:“（平卢军）与贼确，数有功。然孤军无援，又为奚侵掠，乃拔其军二万，浮海入青州据之，平卢遂陷。肃宗因以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认为平卢军南迁的原因一是“孤军无援”，一是“为奚侵掠”，然而事实并不完全如此。首先，在755-761七年间，平卢军和安史叛军之间小的冲突虽然不断，但是大战只有一次，还是发生在汉人将领刘正臣率军去逆从顺的初期，即756 年，“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袭范阳，未至，史思明引兵逆击之，正臣大败，弃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余人。”同时，在平卢军孤军抗敌的7年间，并不见奚或契丹对之进行大规模侵袭的记载。笔者认为平卢军之所以南迁乃是因为几次大的分裂导致军力严重受损，使其无法在营州地区立足所致。

在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平卢军内实际上存在三股势力。其一为从叛势力，如吕知诲和徐归道等人，他们都是军内的高级将领，且是安禄山的亲信。由于安禄山抽调了军内大量的精兵猛将发动叛乱，使这一势力对军队的控制力大为消弱。其二为以刘正臣等汉人中高级将领为首的忠于朝廷的势力，在叛乱爆发初期，他们和军内的高句丽武人势力合作，迅速夺取了军队的控制权。然而这支势力在和史思明的战斗中一战而败，元气大伤。其三则为以侯希逸、李正己等人为首的高句丽武人团体，他们趁以上两派实力削弱之际，拥立名高但无实力的安东都护王玄志，并将军中的另外两个实力派人物--汉人将领董秦和田神功--排挤出去，从而掌握了对平卢军的控制权。经过几次大的斗争之后，平卢军一分为三，元气大伤。史载：“思明将卒颇精锐，皆平卢战士。”又“（史思明）攻平卢，刘正臣轻之，不设备，败保北平，兵赀二千乘皆没。思明得其锐卒，张甚，谋攻常山。”平卢军内的权力之争已经引起了军内各部族战士之间的猜忌，所以以董秦为首的一部分汉人兵将才不顾艰险，“以苇筏度海”，来到了中原。而投靠了史思明的那部分“锐卒”，怀疑就是军内残留的以各游牧部族出身为主的史思明旧部（史思明曾任“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这样，尽管高句丽武人势力在平卢军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由于精兵猛将多有出走，在营州这样一个种族构成复杂，高句丽人口又不占多数的地区就难以长久立足。再加上营州地区农业不发达，而要维持的军力却相当庞大，朝廷的补给又几乎完全断绝，因此侯、李等人才不得不率军跨海进入淄青地区。

富庶的淄青地区给高句丽武人集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在当地迅速站稳了脚跟，并短短几年之内发展成为当时的强藩之一。“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又得曹、濮、徐、兖、郓五州，……邻籓皆畏之。”在进入这一富庶的农业地区以后，这一集团马上就显示出他们作为一个农业民族的特性，不管是侯希逸还是李正己，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并有相当大的建树。史载：“希逸初领淄青，甚著声称，理兵务农，远近美之。”“正己用刑严峻，所在不敢偶语；然法令齐一，赋均而轻，拥兵十万，雄据东方。”

然而，这既是高句丽武人集团兴盛之始，也是其败亡初萌之际。首先，进入淄青地区以后，由于外部压力减少，生活相对安定，集团内部的矛盾开始凸显现出来，侯、李之间首先决裂。“希逸始得青，治军务农有状。后稍怠肆，好畋猎，佞佛，兴广祠庐，人苦之。夜与巫家野次，李正己因众怨闭阖不内，遂奔滑州。”这是高句丽武人集团内部发生的第一次严重分裂。淄青地区和河北的情势不同，它并不是一个胡化区域，而是一块汉人占绝对优势、农耕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因此作为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尚武事农为特征的外来少数部族集团，尽管高句丽武人集团很快就适应了山东地区的情势，并在短期内迅速扩张了势力，但是与此同时其统治基础也在不断弱化，尚武的特性也在不断消磨。因此李氏父子不得不以严法以齐下，“正己用刑严峻，所在不敢偶语。”“自正己至师道，窃有郓、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惧众不附己，皆用严法制之。”但这并不能挽回其渐趋没落的趋势。


《新唐书?李正己传》：“（李正己）因徙治郓，以子纳及腹心将守诸州。”从后来李洧等诸李氏将领投降朝廷的事件来看，这些“腹心将”大部分应该都是和李正己有各种血缘关系的高句丽人。这说明在李正己时代，高句丽武人集团还有一定的武力基础。李正己死后，李纳“秘丧不发，……德宗诏诸军合讨，其从父洧以徐州归，大将李士真以德州、李长卿以棣州送款，纳恚洧背己，且徐险集，悉兵攻洧。帝命宣武刘玄佐督诸军进援，大破其兵。”李氏家族内部又发生了分裂，高句丽武人集团已呈瓦解之势，自身武力大为削弱。

到了李师古、李师道兄弟统治时期，高句丽武人集团自身的武力更加式微。史载:“及纳卒，师古继之。武俊以其年弱初立，旧将多死，心颇易之。”因此，李师古不得不开始依靠汉人武力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悟。刘悟的祖父就是被高句丽武人集团谋杀的前平卢军节度使刘正臣，李师古对其“始未甚知”，但仍然“厚币迎之”，并“令将后军，妻以从媦。”据说李师古初次见到刘悟时就说：“后必贵，然败吾家者此人也。”尽管此事并不可信，却反映了高句丽武人集团不得不任用汉人武将时的矛盾心理。

李师古本人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专门安排李师道出知密州，希望以此来锻炼他的军事和行政才能。在其即将辞世之时，仍然为本集团武力的式微忧心忡忡，在召亲近高沐、李公度等人安排后事时还对此念念不忘：“岂以人情属师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虑覆吾宗，公等审计之。”可是又没有其他替代方案，“ 不服戎事”的李师道还是成了他的继任者。在李师道继任之后，经过近60年的演变，高句丽武人集团已经从一个勇猛尚武的军人集团沦落为了一个以文人幕僚和家奴、妓妾组成的密谋小圈子了，至有“师道识暗，政事皆决于群婢”之说。

当唐朝廷讨伐蔡州时，“诏兴诸道兵而不及郓”，这更引起了李师道的疑虑，生怕朝廷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武力不强、统治基础薄弱的自己，因此“选卒二千抵寿春，阳言为王师助，实欲援蔡也。”同时，还派遣亡命之徒烧河阴漕院，刺杀主战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试图通过非常手段挽回颓势，这也是其自身武力不足以自恃的表现。《新唐书·李师道传》：“师道欲知元济虚实，使刘晏平间道走淮西。元济日与宴，厚结欢。晏平归，以为元济暴师数万，而晏然居内，与妻妾戏博，必败之道也。师道本倚蔡为重，闻之怒，乃以它事杀晏平。”高句丽统治集团忌疾讳医的虚弱心理可见一斑。在李师道与诸将商议献纳三州之时，大将崔承度就说：“公初不示诸将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浆十饼诱之去矣。”此时高句丽武人集团已接近彻底瓦解，武将中已很少有本集团中人了。当唐朝廷下诏进讨时，淄青军屡战屡败，及大将刘悟倒戈一击，高句丽人经营三世六十余年的统治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总之，营州高句丽武人集团的覆灭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首先，对平卢军内其他种族势力的排挤使其统治基础日益薄弱。其次，争权夺利导致集团内部发生了两次大的分裂。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其作为一个人口占少数的种族集团，在离开了本族相对集中的聚居区，进入高度发达的汉人文化区之后，在其“事农”特性得以充分发挥，而“尚武”精神趋于磨灭，逐渐融入汉民族的过程中，仍然固守狭隘的种族成见，没有和军内已经占据多数的汉人军将融为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