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一冤案：高敬亭蒙不白之冤而遭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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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是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战略家、军事家。与此同时，又冒出一个拉不直、画不圆的问号：高敬亭犯了什么错误，得罪了什么人，蒙不白之冤而遭杀身之祸？为此，笔者不揣冒昧，抛弃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观念，作出若干探讨，以求教于革命前辈和专家学者。
　　
　　将军功高大别山
　　
　　高敬亭，河南新县人，1907年出生，1928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党委书记、红军第25军75师政委、红军第28军政委等职。1934年11月，省委率红25军长征后，他与中央失去联系，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难条件下，他重建红 28军，勇敢地担负起全面领导边区党、政、军的革命重任。

高敬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不足千人的队伍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面对百倍于己的敌人，创造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政治上，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建立政委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自己担任红28军政委（无军长）；军事上，坚持红 28军能散得开、收得拢、打得赢、拖不垮。像“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伤亡小则打、缴获多则打”，反之则不打的“四打四不打原则”。地方上，在鄂豫皖边区组建起111个便衣队，做到“主力红军与便衣队结合，山区作战与平原作战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另外，还有“敌上山、我下山”、“化装偷袭”、“杀回马枪”等游击战术。

    3年游击战中，高敬亭与敌战斗数百次，典型战例67个。其中，大胜26例，小胜28例，双方各有伤亡8例，失败5例，总计歼敌7.5万人，牵制敌正规军68个团约17万人，气得蒋介石撤去“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的职务。到1937年，在边区22个县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是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惟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红28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 ”。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了高敬亭，当面夸奖说：“中央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你们功绩很大。你们在敌后保存住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

    1937年7月，高敬亭率部由鄂东北突围到岳西南田村，从何耀榜处得到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文件，他怀着喜悦之情，认真研读了3年来第一次看到的中央指示。起初，他深感意外，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围剿”等种种罪行，无论从思想和感情上都难以接受。当他领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历史转变关头，自己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便不计前嫌，于7月13日主动通知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卫立煌，要求派代表商谈共同抗日。

    谈判桌上，高敬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有坚持党性的高风亮节，又有灵活机智的英雄本色。他向国民党代表刘刚夫提出红28军番号应由两党中央共同决定，委婉辞退了国民党任命的“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委任状。7月28日，停战协议正式签订，红28军的做法不仅早于其他各省游击队，比党中央与国民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还早半个月。随即，红28军及所属地方武装1800余人，陆续到达七里坪，在这里设立招兵站，扩大武装；又派人到河南桐柏山区与周骏鸣领导的豫南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高敬亭多次在大会上强调，不要因为合作而丢掉了红军优良传统，“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仍然保持过去的阶级友爱，过去的红军作风。”

    国共和谈达成协议不久，中央军委将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这是新四军中人数最多、力量最雄厚的支队（新四军4个支队10个团，高敬亭占4个团3100人）。根据中央“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命令，1938年3月，高敬亭率部奔赴皖中和皖东，成为新四军进军敌后最早的部队。他们在进军和县、含山、无为、巢县、庐江、全椒、肥东、合肥途中，几乎村村有哭声、处处是难民，凄凉景象惨不忍睹，国民党杨森部不战而退，“皇军不可战胜”的论调甚嚣尘上。高敬亭决定打几个胜仗，鼓舞军民士气。5月12日，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设伏，全歼出扰日军，打响新四军对日作战第一仗，比苏南韦岗战斗早一个月。首战告捷，意义重大，连蒋介石都致电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7月，遵照中央袭扰日军后方运输线的战略意图，连连在合肥至六安、安庆至合肥、舒城至六安等公路沿线，取得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铁铺岭、西卅铺、七贤岗等30多次战斗的胜利。

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东进下山至1939年6月罹难的1年零4个月里，先后战斗90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战4次；阻击80至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00余人（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1400余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两艘，给日军和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特别值得称颂的是，高敬亭所到之处，念念不忘宣传和发动群众，时时关注和组织群众，全力以赴发展地方党组织和武装，扩大了我党我军在群众中影响，使抗日烽火在皖中、皖东大地熊熊燃起。
　　
　　原则分歧惹祸端
　　
　　高敬亭对党无限忠诚，革命坚决彻底。他为人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办事坚持原则，宁折不弯。他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从而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正是这些难能可贵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引来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杀身之祸。

为大别山得罪了王明。早在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军事会议。王明趾高气扬地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据理力争，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王明气得暴跳如雷，大声斥责：“放肆！”斗争结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而国民党白崇禧部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长江局和中共安徽工委号召“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桂系军队改造基层政权，训练乡、保长，登记户口，建立保甲制度。

一年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身份到皖东指导抗日斗争，他严厉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出这种错误的后果之一，是没有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他发电报给中央军委，请示能否派一支部队再进大别山。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桂系军队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招兵买马得罪了五战区。1939年初，国民党出台一系“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他们一面拖欠和克扣4支队薪饷，限制4支队发展；一面限令4支队全部向淮南铁路以东的狭小地带开拔，妄图“借刀杀人”。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委曲求全、一再迁就，强令4支队全部执行。高敬亭一边推托、延宕开拔时间，一边按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在皖中创建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当时，项英提出“精兵主义”口号，严格控制民众参加新四军，在皖南参军比挑女婿还难，所谓疤、麻、秃、丑者一律不要。高敬亭却自行恢复9团，在皖中地区掀起“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参军热潮，使4支队人数猛增到万余人。据新四军秘书处统计，这一期间，ｌ、2、3、4支队共增加兵力4523人，其中4支队增员3865人，占增加数84％。

    十分惊恐的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向五战区和皖南新四军军部诬告4支队“乱缴民枪、乱筹饷款”、“擅自招兵买马”、“在皖省横行骚扰”等7大罪状。奉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项英，斥责高敬亭“破坏兵役法”、“对党的扩大部队政策完全不执行”；并向毛泽东告状：“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自行准备扩为3个团。”从此，高敬亭又多了一条罪状：不服从领导，对党的政策采取消极或积极对抗态度。刘少奇到皖东后，立即指示江北指挥部，应在皖东全境放手发动群众，猛烈发展武装力量，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多次强调：“革命的兵为什么不能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能买？” 遗憾的是，刘少奇来迟了，高敬亭罹难已近半年了。

    为皖中得罪了项英。1938年3月8日，高敬亭东进到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其中，8团到达肥东梁园、石塘一带，歼灭了葛传江、刘孟乙等汉奸土顽武装；9团到巢县、无为地区，在蒋家河口打响对日作战第一枪；高敬亭随领导机关驻舒城西港冲。项英致电中央称：“高敬亭来汉情况甚好……高部准备在安徽所指示地区作战。”

5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并致电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地区主力。”作为鄂豫皖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司令、政委的高敬亭，他怎么能置中央指示于不顾，贸然率部离去？这也是高敬亭在东、西港冲滞留很久的原因所在。8月，董必武偕聂鹤亭到舒城视察，高敬亭汇报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董老表态说：4支队留在皖中很好嘛，这里地理条件好，又接近老区，只要能发展部队多打胜仗，就留在这里。

    4支队在皖中的发展壮大，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他亲自电令4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项英无视中央2月份“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的指示，答应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指派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与安徽省主席廖磊达成“第四支队向淮南及津浦南段活动，限三个月开拔完毕，只留一部在无为与军部联络”的协议。高敬亭向张云逸反映了不同意见，陈述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张云逸说这是项英决定的。

    为执行军首长指示，高敬亭于3月抱病东进至肥东青龙厂褚老圩，戴季英和政治部驻离此不远的李家圩子，同时命令在怀宁一带活动的特务营返回舒城，向皖东滁县地区进发。4月初，项英对江北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军事上控制津浦淮南两条铁路”，对国民党“行政上采取多方赞助”，民运工作应“避免单独活动形式”，“不宜提出创建皖东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项英还批评高敬亭说：“你们只知道农民……这样搞会得罪地主，使自己孤立的。” 与此同时，多次向中央反映，说高敬亭不执行他所谓“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等有关情况。

4月中旬，张云逸、郭述申、方毅等到李家圩开会，郭述申传达了中央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指出“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张云逸传达项英指示：4支队不再扩大部队，全部撤往淮南路东，淮南路西由国民党一七六师接管。会议发生僵局，最后决定等叶军长来了再说。高敬亭因胃病和口腔大出血，主持完会议便回舒城西港冲休息。4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明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决不是单纯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批评了项英的错误主张。让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中央正确指示未能贯彻，叶挺却带来了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令，新四军第一冤案发生了。

后来的实践证明，4支队离开皖中地区，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国民党一七六师区寿年部占领皖中，舒城、桐城、庐江、金寨、潜山、霍山等县数以千计共产党员惨遭杀害；留守皖中与军部联络的部队，在国民党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部反复进攻下，根本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皖东。万般无奈中，不得不于1940年7月，重新派部队、以生命为代价来开辟皖中地区。更具讽刺意义的是，1941年元月，蒋介石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项英也照下毒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不东进”及“杨曹事件”
　　
高敬亭冤案风风雨雨几十年，中央已经平反了，似乎可以画上句号了。其实不然，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经办高案的负责人又好给人留尾巴，平反结论中留有“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的尾巴，给正确评价高敬亭抹上重重阴影。其实，只要尊重事实，只要以事实为依据，就可以抹去阴影，还历史本来面目。

    不东进，是高敬亭被冤杀的重要借口之一。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报刊载文说4支队犯有未认真贯彻中央东进抗日的指示。方毅为此事大声呼吁过：“ 当时，他的思想，他的行动，都是积极东进的。党中央批评新四军不贯彻东进指示，是指项英把江南部队放在云岭军部旁边，不愿东进苏南和吴淞地区，怎么把新四军不愿东进的罪名加到高敬亭身上？说高敬亭不东进是冤枉的。”王明、项英之所以说高敬亭不东进，主要是说他未把大别山、皖中拱手送给国民党。大量的历史事实再次说明，至1939年5月，4支队已经到了皖中、皖东，并在敌后打开局面。杀害高敬亭以后，整个8年抗战中的4支队（后改为2师）在新四军上级领导下，又东进多远呢？基本还是高敬亭被杀前部队开辟的格局。

为敦促4支队按蒋介石和省政府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项英指派叶挺军长到舒城西港冲，以军事会议形式，强迫高敬亭表态。高敬亭以“后方机关和医院一时走不了为”由拖延时间，叶挺断然宣布：“限两星期必须出动。”13日，叶挺应廖磊之约去省府，就落实统一战线相关问题再协商。廖磊颠倒是非、混洧黑白，向叶挺诬告了高敬亭一大堆罪状。5月底，项英向党中央并通过五战区向蒋介石发去请示处决高敬亭的电报，蒋介石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项英等领导人，在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执行了这一电令，从而出现了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借国民党刀杀自己高级将领的怪事。

    叶挺带着蒋介石电令到肥东青龙厂褚老圩，高敬亭闻讯从舒城赶来，有人劝他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高敬亭坦荡地说：“俺心里没鬼，俺要去。” 行军途中，得知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离队出走，高敬亭说，前指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我到下塘集（叶军长通知高敬亭到下塘集开会）怎么向叶军长讲啊？

    这里必须说明，当年2月20日，有人检举杨克志、曹玉福在攻打定远周家老圩时，缴获钱财没全部上缴。高敬亭责令7团从皖东撤回舒城干汊河休整，召集军政委员会处理杨、曹问题。戴季英、林维先、吴先元、胡继亭等都参加了会议，决定撤销杨、曹职务，由秦贤安、李世焱接任。由于戴季英说情又暂缓执行，杨、曹继续带7团去皖东活动。据仍健在的知情人、新四军4支队老战士称，杨、曹这次出走，是他们获悉了叶挺前来处决高敬亭的密报，为逃避受株连的命运，他们率少数人到湖北大山中打游击去了。多年来，一直讲杨、曹逃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即使如此，国共合作时期，逃到国民党那边也不算大错，不能把责任全推到高敬亭身上，更不能作为枪杀高敬亭的理由之一。因为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叛逃，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逃叛，也未追究任何个人责任。今天，共产党的省部级高官，侵吞巨款逃到国外，他们的上司亦不了了之。有人欲置高敬亭于死地，不发生杨、曹事件，高敬亭也在劫难逃。

    高敬亭到青龙厂褚老圩，并未见到叶挺的人影，警卫员武器被缴，自己被投入牢房。6月21日至23日，叶挺主持连以上干部大会斗争高敬亭，邓子恢宣布主要罪状：反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指王明）；不服从命令，对抗军部领导；擅自招兵买马；破坏统一战线等等。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他以大量事实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当说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认的事实时，会场出现异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说：“红28军在艰难困苦中战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错！”“我们3年多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大别山孤军作战，能坚持到今天，容易吗？”

高敬亭的拒不承认，招来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被起吊起用细竹条抽得遍体鳞伤。肉体的伤害更激起他比义愤。高敬亭怒声责问：“过去都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搞什么的？现在来整我。”在一次去会场途中，他纵身跳入褚老圩圩沟里以死抗争，结果被捞起继续斗争。大家实在不愿看到这种斗争场面，一致要求对高敬亭进行教育帮助，给予立功赎“罪”机会。24日，叶挺的警卫班将年仅32岁的高敬亭押赴刑场，高敬亭大义凛然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叶挺安排完高敬亭后事，亲自到卫立煌处向五战区作了汇报。

高敬亭罹难后，邓子恢率工作组进驻4支队“肃清高敬亭余毒”，红28军许多干部、战士受株连，一时人人自危。这当中，有的被降职；有的被送皖南军部学习；有的被清洗；有百余人离队；主持西港冲后方工作的参谋王占元、连长沈查辉、号官郑、警卫员常海等被处决。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项英“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电报后，气得大声疾呼：“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反对党领导”及“新开岭事件”
　　
　　高敬亭压根不存在反对党领导问题，即使在非常险恶形势中，也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1934年省委率红25军长征后，高敬亭按党的指示，重建红 28军，他愿意别人称他为军政委，因为军政委是代表党的。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以党的精神建设红军，使党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3年游击战中，高敬亭几度身陷险境，国民党多次以高官厚禄利诱收买，他始终坚贞不屈，革命到底。

    和党中失去联系期间，高敬亭数次派人寻找党中央，把重建红28军情况向中央汇报，后因敌人封锁等多种原因，未能联系上。他在1935年7月的一封信中写道：“省委同红军走了，大半年无上级指示”，“省委只留我一人在此苏区……红25军走将整个苏区大小队伍编好带走，只留28军20余支枪，30几个便衣队……”“望中央急派一人来领导”，“望派人指示”。当获悉中央提出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时，他积极响应，开了国共谈判的先河。1937年9月9日，高敬亭将谈判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再次表达盼望中央派员来领导的心情，他恳切地写道：“上级若不及时派人前（来）指示，马上还要受胁制……祈上级急急地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作主张一切，是为至盼。”

    党中央、毛泽东先后派郑位三、肖望东、戴季英、郭述申、方毅、程启文、彭康等30多人到4支队。程启文在《从延安到七里坪》中回忆赴大别山前，毛泽东找他和郑位三、张体学、肖望东等4人谈话，强调指出：“找到高敬亭同志以后，切记不要高唱什么主义，他们长期脱离中央的领导，会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和问题，要由他们自己去认识，去总结。千万不要用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那一套去套他们。要很好地团结他们，统一在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之下，一道抗日，发展胜利。”程启文等到七里坪，受到高敬亭的欢迎，请他们对红28军进行全面整训，举办了干部轮训班和青年训练班，全军上下面貌一新。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方毅在《矢志革命，忠贞不渝》一文中，回忆他和高敬亭共事的感受，一再重申“说高敬亭反对党中央是很难成立的，说不过去的。说他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就更不符合事实了”，“从他的思想言行、做法，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是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

    那么，新开岭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下戴季英的有关情况。戴季英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曾是高敬亭上级，1934年随红 25军长征后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他热衷于肃反，就是他把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关押起来，幸亏毛泽东及时赶到才得释放。戴季英被中央立案审查，反省自己的问题，正是高敬亭向中央指名道姓要他到身边来，才使他及早解脱。戴季英到七里坪，担任4支队政治部主任，他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去团结、引导高敬亭，而是以中央使者自居，和高敬亭发生了不愉快，还经常向长江局、军部反映高敬亭的不实情况。

    1938年7月，4支队领导成员会合不久，高敬亭发现与上级往来电报有问题，怀疑是政治部向长江局发报告他的状，经追查译电员承认有此事，高敬亭便将译电员交戴季英处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自行通知延安来的干部，包括9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和7团参谋等到8团驻地西汤池“避难”，这就是所谓的“新开岭事件”。如果高敬亭真像有些人讲的那样“心胸狭隘”，那么，至少戴季英的历史要重写了。由于东进战事紧急，高敬亭让戴季英及政治部机关从新开岭移驻东港冲，自己率4支队机关驻到西港冲，很快拉开对日作战序幕。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安庆，谈及高敬亭被冤杀时，他怀着沉重而又惋惜的心情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是电报晚了。
　　
　　“破坏统一战线”及“肃反扩大化”
　　
高敬亭能坚持3 年游击战并取得胜利，除军事斗争外，他执行了正确的统战政策不能不算重要原因之一。高敬亭从实际出发，把单纯的反蒋斗争，改变为抗日与反蒋相结合，改变了张国焘时期“左”的做法。他改变了过去对地主豪绅既要钱又要命的过头行动，对联保主任、保长等敌基层政权人员，采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做到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对罪大恶极、冥顽不化、严重危害革命的反动分子则坚决镇压。高敬亭团结国民党军官，影响了其他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俘虏不准搜腰包，不打不骂不侮辱，在敌军中产生极大反响。高敬亭还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改变过去打菩萨、烧庙宇的过火行为……大别山人民群众称赞高敬亭部队是仁义之师，主动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送粮送水、抢救伤员。应该说，高敬亭没有破坏统一战线，而是抵制了王明、项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做法，抵制了他们以统战为借口，向国民党的屈服、退让，模范地执行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出在大别山、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英明决策。

在青龙厂褚老圩斗争高敬亭时，会议的另一位主持人在揭发高敬亭肃反扩大化问题时，被高敬亭抢过话头：“我替你说，你说我不服从党中央领导，这是毫无根据的。搞肃反扩大化，我曾错杀过同志，但我也杀对过。你不要忘了张国焘主持的大肃反，你从白雀园一次就抓走15人，我得知被抓的都是好同志，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从你屠刀下，把他们保了出来，现在的张顺安同志可以作证。”

    肃反扩大化，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党性的历史错误，国际上苏联大规模肃反影响中国，中央又把鄂豫皖等地肃反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和红军部队的领导，都不同程度存在肃反扩大化问题。党中央只是把它当做历史教训记取，并没有追究任何地区或部门的领导责任。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在红25军中借肃反排除异己，迫害了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等大批优秀指战员。据徐向前回忆，红四方面军有2500多干部在运动中被肃掉；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被捕或被杀。高敬亭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也不赞成，1932年12月，他与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联名写了《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向中央揭露了张国焘的有关错误及严重后果。3年游击战中，红28军虽遭受重大损失而不溃散，与高敬亭改变了张国焘的错误做法也有很大关系。他大胆起用了不少因肃反留在苦工队的干部，又把苦工队变为2营。被撤去师长职务、正在做苦工的林维先，高敬亭认为他有军事才干，果断地起用为军部参谋、特务营长。

还有红82师政委方永乐之死，一些书刊上绘声绘色地介绍，说是因高敬亭的肃反，致使他在战场上有意把身子暴露给敌人而牺牲。这种说法，若方永乐在天之灵有知，他绝对不会同意。护儿山战斗前，一些被肃反的人招供方永乐是他们同党，高敬亭一直持怀疑态度。在护儿山这场关系红28军生死存亡的战斗中，高敬亭十分信任地委方永乐重任，先让他指挥82师战斗，关键时刻又让他掩护全军转移，在即将完成任务向后转移时，方不幸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中。高敬亭当时悲痛欲绝，当年参加战斗的不少人写文章都谈及了此事。说方永乐故意让敌人击中，只能是主观臆断而已。

党中央、毛泽东对高敬亭问题始终持慎重态度，始终坚持团结为主的方针。鉴于高敬亭与王明、项英、戴季英等存在的种种矛盾，中原局曾向中央提出过处理高敬亭3点意见，也完全符合慎重、团结的精神。1943年周骏鸣在延安党校看戏，毛泽东对他说：“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反映了毛泽东对高敬亭的怀念和反思。刘少奇也对周骏鸣说：“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嘛，有这块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到路东没有基础。”如果高敬亭和土生土长的4支队不出大别山，那么，解放战争中，就不会出现“中原突围”和刘邓“挺进大别山”了，革命形势发展将会更快更好。同年秋，党中央又电询：我们要送高敬亭来延安学习，你们为什么要杀他？要查清原因报告中央。”

    针对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严重失误，中央提出了批评。叶挺得知中央曾经有过对高敬亭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邓子恢、张云逸是“反高斗争”负责人之一，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二人分别总结教训，主动承担责任，并且引以为咎。

    毛泽东于1975年12月14日亲笔批示说：“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平反通知书。198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合肥接了高敬亭夫人史玉清和女儿高凤英，他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如果有人认为平反后还应有尾巴，那是错误的。”1989年6月，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主持召开了高敬亭遇害50周年纪念会。

happylux

似是脑后有反骨的主儿。

金牛银熊

这个基本上是胡说八道！
书生误国误民啊，为了一己之私就胡编乱造，阿谀奉承，溜须拍马！
老熊坚持只转不泄的原则，就不多说了。

happy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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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专家高敬亭
――纪念高敬亭100周年诞辰
台运行

　　高敬亭是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红军主要领导人，也是一位党内很有争议的人物，他曾误杀过不少自己的同志，而他最终又被自己的同志误杀。直到1975年毛泽东亲自批示为他平反，对他的争议才有所平息。

　　高敬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率领2000名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3年里，战败了率领10多万军队“剿共”的国民党3任总指挥。特别是最后一任总指挥卫立煌，除率领10多万正规部队外，又武装30多个县保安团，修筑8万多座碉堡和40多条封锁线，对红军实行所谓“驻剿”、“围剿”、“追剿”，也无济于事。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刚发表战报称“高敬亭被击毙”，第二天其部属国民党一○二师就遭到高敬亭部重创，气得他悬赏十万大洋要买高敬亭的人头。

　　高敬亭不仅在红军时期战功卓著，在抗战时期也名震大江南北。在他辞世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其领导的四支队抗日战绩位于新四军4个支队之首。也就在这个时期，他走向生命的尽头——他被定上“消极抗日”等诸多“罪名”，被蒋介石假共产党人之手，牺牲在革命阵营里……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1907年8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乡（今属河南新县辖区）一个贫农家庭。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光山县委书记，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他在大别山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屡立战功。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主力先后离开大别山苏区后，面对10 多万敌人的疯狂“围剿”，他临危受命，将苏区零星的游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保卫大别山苏区的武装斗争，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不断给国民党军以重创，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时期，他依然以游击战术，不断重创日军。

　　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编制会议，周恩来指着高敬亭和林维先，向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介绍说：“这两位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

　　一

　　1934年11月16日，大别山最后一支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留下省委常委、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重新组建大别山红军，开展保卫苏区的斗争。当时，在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有10万多人，曾亲自兼任大别山“剿共”总司令的蒋介石命令安徽省省长刘镇华任“剿共”总指挥，限一月之内完全肃清大别山尚存的红军。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高敬亭临危受命，迅速将活动于皖西和鄂东的部分红军游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自任政委（未设军长），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八十二师下辖3个营和1个特务营。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手枪团团长余雄。全军1100余人。红二十八军成立之后，接连在霍邱、潜山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歼灭了安徽保安第三团2个营和敌十一路军九十六旅二一三团1个营。2 月9日，又打掉了潜山衙前镇区公所，生俘敌区保安队80余人。此时，蒋介石限刘镇华“一月之内完全剿清大别山小股游击红军”，已经过了期限，刘镇华正在为难，又接蒋介石要他在4月底前“剿清红军”的急电。

　　刘镇华接电后，立即召集各军长开会，将大别山苏区划为4个“驻剿区”，在指定区域内“清剿”，另外还设立追剿部队，不分剿区，跟踪“追剿”。

　　高敬亭探知敌人新的“清剿”部署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敌人虽多于我们几十倍，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地域不熟，调度慢，各部行动也不可能一致，特别是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及东北军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互相矛盾重重；我们红军虽然人少，是劣势，但我们地情熟悉，调动灵活，有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支持，能够及时得到敌人的情报，有大别山良好的根据地掩护，便于游击，完全可以坚持下来，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因此，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会议决定：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分散游击为主，时聚时散，分散敌人，调动敌人，疲劳敌人，拖垮敌人，相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1935年2月15日，敌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得悉红二十八军在太湖凉亭坳一带活动，立即调动9个团兵力，四面围来。中共潜山县委很快将这个情报报告了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决定利用敌人“围剿”心切，狠狠地调动、疲劳一下敌人，相机歼敌。他亲率二四四团一营、二营和手枪团，穿过敌人围堵空隙，向鄂东游击。 24日，敌九十四、九十五两个旅和六十四师一九一旅向鄂东跟踪而来，高敬亭率部拖了敌人4天后，于28日行至长岭关。他看到两面山林遮天蔽日，中间一条伸向木子店的大道，感到这里正是埋伏歼敌的好地方，便一边将主力隐蔽在两面树林里，准备伏击，一边命手枪团一分队继续引诱敌人。果不出所料，被拖得疲惫不堪的敌一九一旅2个团立即追踪而来。我一分队且战且退，下午3时，敌人进入伏击圈，高敬亭一声令下：“打！”各种火力一齐向敌人射击。敌人猝不及防，仓促应战，由于山沟道路狭窄，敌人人多，互相拥挤，自相践踏，重火力又施展不开；红军勇猛射杀，敌人不知红军虚实，慌忙后退。特务营按事先部署又从背后杀来，打得敌人四处乱窜，激战近半个小时，2个团的敌人被歼近半。高敬亭担心后续敌人增援，立即率领部队向西转移到立煌（今金寨县境）抱儿山。此役缴获机枪6挺，步枪200多支，子弹万余发。

　　3月3日，高敬亭率领的手枪团两个分队与方永乐率领的二四四团在金家寨汇合。这时，敌一九四旅六二二团跟踪追来。3月7日，高敬亭率部在吴家店樟树坪设伏，将其全歼。

　　刘镇华得知一九一旅战败和六二二团被歼的消息，气急败坏，他认为红军之所以难以歼灭，主要是各“驻剿区”画地为牢所致，他命令各“驻剿区”各组织2至3 个团的“追剿”部队，不分地区界限，跟踪“追剿”红军，务必在4月底前“剿清”红军。为了给各“驻剿区”做出样子，他将其看家精锐部队独立第五旅组成“追剿队”。3月10日，独五旅旅长郑廷珍侦悉高敬亭率手枪团在双河一带活动时，便倾巢出动。高敬亭得悉后，率领手枪团钻进深山老林和独五旅转圈子，一连转了 5天。敌独五旅一直没和红军手枪团接上火，加之他们重武器多，山路又不熟，士兵们被拖得十分疲劳。3月18日，手枪团在鸡冠山设伏，将郑廷珍所率六一三团和特务团，歼灭大半，郑廷珍率残部逃回双河。

　　郑廷珍为报鸡冠山之仇，3月24日又率部向活动在英（山）霍（山）边区的高敬亭部追来。高敬亭率部上大山，带着敌人兜大圈子，前后半个月，郑廷珍率领的独五旅2000多人，被拖得人困马乏。4月9日，高敬亭率部在英霍交界的送子关桃花山设伏，命特务营长林维先率领一连引诱敌人。郑廷珍果然上当，立即派六一二团配一个炮兵连追击而来。林维先且战且退，退至桃花山花心处，登上花心制高点，以火力引诱敌人。敌六一二团以其炮兵连火力开路，向花心攻来。高敬亭命在高处隐蔽的二四四团、手枪团和特务营，冲杀下来。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死伤一大片，林维先率领的一分队也从花心小山上俯冲下来，敌人被包围在一个大田畈里，激战近半个小时，敌六一二团和炮兵连除少数逃遁外，全部被歼，团长张永和被击毙。战后，高敬亭率部向西疾行。郑廷珍忙又率残部跟踪不放，在麻城西南棺材沟，又被消灭一个团，其六一五团团长被击毙，郑廷珍负伤，落荒而逃。刘镇华一气之下，取消了独五旅的番号，从此不可一世的独五旅在大别山销声匿迹了。

二

　　刘镇华虽然费尽心机，对红军围追堵截，却屡遭失败，到5月中旬，其10多万军队不但没“剿灭”红军，还被红军消灭了不少。蒋介石一气之下，免去了他的总指挥之职，由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取而代之，限其年底前完全“剿清”红军。

　　梁冠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召集各部队师团以上领导人开会，重新划定“清剿区”。并严令在哪个“清剿区”发现红军流窜，就拿哪个“清剿区”负责人是问。会后，他到各“清剿区”边界巡视，又在各“清剿区”之间建立联防队，负责各防区之间的联络，以为这样，红军便无处游击了。但无论敌人如何变换花样，红军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游击战总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3个多月来，部队由初建时1100多人，发展到1800多人，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每个连队都建立了机枪班，弹药也较充足。更可喜的是，部队积累了很多游击战的经验，高敬亭将这些经验总结为：在策略上，坚持“三打三不打”原则，即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则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则不打；无大伤亡则打，伤亡大则不打。对待各路强弱敌人的作战原则是：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坚决打击地方保安团；在战术上执行“拖垮敌人，疲劳敌人，扰乱敌人，打击敌人”的“十六字诀”；利用敌人互不相识，保存各自实力的矛盾，化装成敌人，歼灭敌人；在通讯联络方面，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作用，派红军骨干到区、乡、村，组织区、乡、村便衣队，白天为民，劳动生产，晚上为军，宣传红军政策，侦察敌情，镇压地方反动分子，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革命同情者，特别是争取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小头头，建立两面政权，为红军服务。高敬亭总结的这些经验，都是从实战出发的成功经验，易于掌握和运用，对坚持大别山苏区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高敬亭这位农民出身的游击专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5月30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在霍山西界岭活动时，接到由中共鄂东道委书记陈守信送来东北军一一○师参谋长李有光（其家属王芹3月18日携女儿由西安来大别山时，经固始被土匪劫持，是红军手枪团将其解救并安全送到一一○师，从此李有光和红军建立了秘密联系）的关于梁冠英接任“剿共”总指挥后新的“围剿”部署的情报，决定利用缴获的敌人军装，进行化装，歼灭敌人。7月12日，高敬亭率化装成敌人的手枪团由皖西向桐城、潜山游击，刚到潜山袁家河，敌九十六旅旅长王修身率3 个团就跟踪追来。高敬亭立即率手枪团向桐城方向回返，行到朱屋庙时，被敌三十二师联防队两个哨兵发现，哨兵喝问：“哪一部分的？！”事态紧急，如与敌开火，势必引来周围敌人围堵。高敬亭便命手枪团一面抢占有利地势，以防万一，一面命手枪团一分队队长詹化雨与哨兵接洽，伺机歼灭敌人。佩戴敌少校军衔的詹化雨一个箭步来到敌哨兵面前，劈脸两个耳光，拍着胸前符号骂道：“妈的，老子是二十五路追剿队的！”这时，佩戴敌上校军衔的手枪团团长余雄也来到敌哨兵面前，喝问敌哨兵是哪一部分的。当得知敌人是十一路军三十二师一个营的联防队时，余雄便命令一个哨兵带路到队部找队长说话，同时命詹化雨通知高敬亭率手枪团跟进。到敌队部，敌联防队长听说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便礼貌接待，因当时二十五路军势力较强，其司令梁冠英又是总指挥，所以其他部队对这个军的人都恭而敬之。余雄命联防队长集合联防队训话，联防队长俯首听命。联防队刚集合完毕，手枪团300多支长短枪一齐对准他们。高敬亭大声喝到：“我们是红军，你们谁动一下，就叫你们全部完蛋！”就这样，一个营的联防队乖乖地当了俘虏。当晚，部队顺利地绕过敌人封锁线，到达中共皖西工委所在地店前河。

　　7月底，红二十八军在店前河整训，交流各自的游击作战经验，一致认为化装战术是打破敌人划区“围剿”、联防堵截的有效方法；特务营营长林维先又介绍了他去平汉铁路沿线，到敌人后方打敌人地方武装的经验，认为敌人后方防御松懈，到敌人后方游击，既可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又可调动敌人出山回援，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一举两得。

　　1935年秋至1936年初的3个多月里，红二十八军以营为单位，一会儿山里，一会儿山外，时而红军，时而“白军”，3次往返平汉路，打到了武汉边缘的蕲春、黄梅、广济、黄陂和豫南的潢川、信阳，迫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连连向蒋介石告急：大别山总指挥梁冠英“围剿 “不力，纵匪出山，危及武汉、开封。

　　1936年2月12日，高敬亭率手枪团化装成敌二十五路军追剿队去浠水活动，在新洲受到了敌区保安队的热情接待。敌保安队长凌宗常向高敬亭透露敌十一路军有个长官当天由武汉行营押送给养回大别山，中午要在这里吃午饭，他正在布置。高敬亭听罢，立即说有紧要任务，率领手枪团向武汉方向运动，行约10多里，果然有3个骑马的国民党军官和10多名背枪的士兵押着30多副挑子向这边走来。佩戴国民党军中校军衔的詹化雨率一分队抢先来到敌人面前威严地说：“我们是二十五路军追剿队的，奉命在这里检查来往行人，你们把证件拿出来！”

　　其中一个骑马的敌军官大声怒吼道：“我是十一路军秘书长，你敢检查我？！”

　　詹化雨说：“你就是蒋介石也不行，我们梁总指挥命令我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你们怕是给红军送给养的吧！”

　　敌秘书长破口大骂，挥起马鞭就朝詹化雨打来，詹化雨一闪身，掏手枪骂道：“妈的，你八成是红军的秘书长！”命令战士们：“下了他们的枪！”一分队100多名战士一拥而上，将3个骑马的拉下马来，缴了他们的手枪，后面跟着的10多个敌兵也跟着被缴了械。

　　敌秘书长还不服气地大骂着。这时，高敬亭走上前去，喝道：“老子是红军，你再骂，老子就敲掉你！”敌人这下全傻了眼。

　　高敬亭教育释放了敌士兵和两个副官后，将装满银元和将校服装的30多副担子，仍由挑夫挑着，昼伏夜行，于2月底返回大别山。敌秘书长中途逃跑被击毙。

　　敌十一路军给养被红军截获，使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大为恼火，又向蒋介石告了梁冠英一状，说梁冠英在大别山围而不剿，使得红军到处流窜。蒋介石鉴于他限期年底“剿清”大别山红军的命令又成泡影，一气之下，又下令撤了梁冠英总指挥之职，令其爱将卫立煌重返大别山就任总指挥。

三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早在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兼任中路军司令，卫立煌是第六纵队司令兼14军军长，在“围剿”大别山红军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蒋介石在金家寨建县，以卫立煌之名，命名为“立煌县”，这实在是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最高奖赏。卫立煌这次再任大别山“剿共”总指挥，深感蒋介石对他的“厚爱”，国民党《中央日报》1936 年3月3日报道卫立煌在上海就职时演讲云：“立煌奉蒋委员长之命，督率所部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少数共匪，安定地方，此乃本人天职……。本人奉命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共匪，回忆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驱徐向前、旷继勋两大股（指红四方面军，作者注）；第二次正欲追剿根株徐海东部（指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作者注），因江西剿匪事紧，奉命前往，致未成功。此次又奉命担任清剿任务，已为第三次。三省边区残匪，为数无多，现决定分四个绥靖区，于最短时间内彻底肃清……”

　　卫立煌离开上海到达金家寨后，部署“围剿”，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不外乎还是围、追、堵、截。他划的4个防区也和原来刘镇华、梁冠英的“驻剿区”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他搞“剿抚兼施”、“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扩建地方保安团。特别是“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的手段是很毒辣的。“军政并进”，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区、乡、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装，逼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条约，一家“通共”，五家俱杀。碉堡设置犹为苛刻，其命令规定：“凡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筑能容营、连碉堡，其余次要地点，则筑排碉。至于一地带内，碉堡数量与密度，能以互相通视火力为要。”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1936年5月12日碉堡统计表所列数字，仅皖西地区即新建碉堡24700余座，整个鄂豫皖苏区，碉堡密如蛛网，很多碉堡为了能 “通视火力”，相距仅半里之遥。

　　此外，各县、区、乡、保还规定了训练壮丁数目，作为区、乡、保的武装组织，以实现“军政并进”的目标。

　　然而，等待卫立煌的还是失败。

　　高敬亭根据李有光提供的情报，于4月5日在太湖凉亭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前一段经验，会议作出了3条决定：深入敌后游击；缩小目标，全军以营或连为单位活动；加强地方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在各地区原有便衣队的基础上，补充部分骨干，建成一乡一支便衣队，对付敌人地方乡、保武装，为红军提供情报，安置伤病员，筹集给养。会议还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政策做了修改。对待根据地内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民团，实行“攻心为上，攻击为下”的政策。加强与地方开明人士的联络，建立两面政权。改变过去“对地方民团坚决地打”为“三不打”，即：地方民团不先开枪打红军，红军不打；地方民团愿意和红军联络，红军不打；在红军没有走之前，地方民团不去向国军报告的，红军不打；对地方开明人士的生命财产给予保护，即使是一些思想反动的地方政治人物，只要不与红军为敌，不残害红军家属，红军也不打不杀；对向红军提供钱粮帮助的，或给红军掩护伤病员的，红军给予保护，并为其保密。这些政策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及乡绅与红军的矛盾，方便了红军游击。

　　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红军信息灵通，在广大农村活动自如，而卫立煌的“军政兼施”却难以实施。 1937年4月3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特务营在麻城大畈活动，被驻麻城福田河的敌三十三师发觉，敌师长冯兴贤率3个团三路合围。福田河区公所开明区长李明学立即将敌情报告了高敬亭。高敬亭率部连夜向王通山转移，敌人紧追不舍，被便衣队安放在王通山下的“神仙炮”炸得七零八落，一九七团团长也被炸死。可敌人却谎报军情，说他们打了大胜仗。国民党中央巡视专员袁德情向蒋介石报告说：“共匪在黄安、麻城一带死伤、被俘无数，特务团团长林维先被击毙，尸体解往黄安示众，所缴枪支已汇报军委会。”可笑的是，早在1936年6月13日，敌一○二师在姚家山战斗详报上已有“在姚家山歼红军200余，匪首林维先被击毙”，这次已是林维先第二次“死”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事隔不到10天，敌一○三师1个营向活动在黄冈白羊山的林维先部追来，林维先率部向西急行30里，在一个小山村隐蔽休息。敌人未寻到林维先，便在白羊山住下来糟蹋老百姓。开明绅士王贵先将此情况报告了林维先。林维先当晚率部返回白羊山，全歼敌一个营！

　　卫立煌得知林维先并未被“击毙”，反而在白羊山歼其一个营，实感羞愧，便以十万银元悬赏各部捉拿高敬亭和林维先。1937年6月1日《中央日报》一则消息云：“京讯：皖鄂豫边区剿匪总指挥卫立煌，对边区残匪，原则剿抚兼施，冀其就范，惟匪首高敬亭、林维先迄今无悔悟表示，卫为防滋蔓，贻害地方起见，已饬各部严厉围剿，如能将该匪生擒或击毙，或歼击其主力者，给予破格嘉奖，以资激励……”

　　卫立煌看到《申报》的一则报道：“查高敬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聚时散……国军追剿向前，匪突然在后，大军进剿，则彼云无匪，大军过去，匪众皆是……”卫立煌便把罪过归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他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四处游击，与国民党地方政府避而不战或与敌为友有关。特别是白羊山之战的失败，他认为是国民党地方官员在红军走后才向国军报告的，以致于国军扑空；国军住下又被袭击，也是地方官员向共产党报的信。7月8日，卫立煌与其参谋长郭寄峤亲率其警卫团到白羊山调查，并对白羊山联保主任张一函严厉审训。

　　卫立煌觉得在白羊山审训，不能杀一儆百，便把张一函带到黄安县城，召集边区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参加听审。张一函原来仅是一私塾先生，从没见过这么大官，这么大阵势，当卫立煌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如何向共匪报信时，张吓得张口结舌，语无伦次，只一个劲地承认他“有罪”。

　　参谋长郭寄峤以为他真的是共产党，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掼：“你是什么罪？何时加入共产党？不如实招来，我立刻枪毙了你！”

　　张一函被郭寄峤这么一声喝问，要他招认是共产党，又听说要枪毙他，神智居然清醒起来，说：“我今天死也要死个明白，你说我是共产党，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是表白我的功劳，国军不管哪次经过我们白羊山，我们都杀猪宰羊招待，索要担架、民夫，从没打顿，只要有红军活动的消息，我都立刻报告。就说这次红军过白羊山吧，我当时就向县里报告，你们追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红军跑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红军夜里返回白羊山，你们那么多部队都不知道一点消息，我怎么知道呢？你们这次损失，恕我直言：贵军到白羊山，没找到红军打仗，便一窝蜂地抓鸡捉鸭，搞女人，红军夜袭时，一点戒备也没有，有些弟兄还在女人床上。据说红军不过百人，而国军多红军几倍，结果却兵败如山倒……”

　　“住嘴！”郭寄峤哪能容他再讲下去，恼羞成怒，说：“我说你不是共产分子，就是通共！你现在还在替共产党说话，诽谤国军！”便命两个警卫：“把他拉出去枪毙！”

　　张一函对郭寄峤说：“你杀自家人很有本事，你和红军打仗要有这样凶就好了，真是‘煮豆燃豆萁’，亲者痛仇者快！”

　　张一函被处决，吓得那些县长、区长、联保主任们面如土色，个个都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卫立煌感到处决张一函达到了杀一儆百的目的，便假惺惺地说：“各位同仁，今天郭参谋长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们多数都是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但也保不住有少数像张一函这样的共产党奸细。大家想想，国军10万多人，四处围剿，红军却能到处如入无人之地打我们的游击，如果不是有像张一函这样坐探，红军能生存吗？今天请大家来，无非要大家同心同德，完成蒋委员长交给我们剿清大别山残匪的任务，维护地方治安，保卫民众生存。希望诸位今后要务必小心，一发现红军，立即报告，如发现在哪个地方有红军不及时报告者，定然严惩不贷。”卫立煌正在滔滔不绝地训话，有一位参谋递来一份电报给郭寄峤，郭看后，大为震惊，立即呈卫立煌。卫立煌看后，草草结束训话，率领随从离开会场——原来是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来电，要卫立煌去庐山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七七事变，震惊全国，也引起全世界关注。可是，多年和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八军，却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7月13日，高敬亭与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在岳西南田村开会时，看到了姜树堂从西安办事处带来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和一些报纸，这才知道抗战爆发，时局发生了大转变。

　　姜树堂家住西安，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中的一个排长。1936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被红二十八军围困，率全排投诚，此后在红军中任排长，后因身体不好，经批准回家休养。西安事变后，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真正代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到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报告了大别山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上述文件交给他送往红二十八军。

　　高敬亭根据中央文件内容和中央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经过艰苦的谈判，7月27日，双方达成协议。至此，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大别山红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完成了伟大使命，写下了光辉一页。

四

　　在与国民党谈判结束后，整训部队，做抗战准备。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下辖七、八、九3个团，全支队3100人。

　　3月8日，高敬亭在黄安七里坪召开四支队东进抗日誓师大会，率部东进皖中、皖东。5月12日，首战蒋家河口，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军心、民心大振。蒋介石给新四军发来了通电嘉奖。接着，四支队转战皖中、皖东和江苏的江浦等20余县，到次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与敌作战120余次，歼灭日军1700余人，伤日军400多人，俘日军9人，歼伪、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3700多人，炸毁日军汽车156辆、汽艇两艘，打开了庐江、无为县城，赶走了驻舒城的日军。其作战次数、歼敌人数，在当时新四军4个支队中是最多的。到1939年5月，四支队已发展到近万人，是初建时的3倍，成为新四军中发展较快的一支劲旅。

　　高敬亭功昭大别山，征战皖中、皖东，功勋卓著。虽不能说高敬亭是常胜将军，但他领导的部队，确是胜利之师。高敬亭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但在革命内部斗争中，却被革命的子弹所误伤。高敬亭在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时，由于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错杀过自己的战友，但那是在失去党中央领导，在敌军围困万千重，一时难辨真伪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后来对高敬亭的批判斗争，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条款，如拥兵自重、独立王国、山大王主义、违抗中央指示、不服从军部指挥、消极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等等。最后批判他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完全超出了原则界线。

　　上述加在高敬亭头上的罪过，多是在高敬亭领导四支队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可前面所列的高敬亭率领四支队东进抗日所取得的战绩，列新四军各支队之首，这本身就证明他是忠于党的，更是积极抗战的，是执行中央命令的，而不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

　　无须讳言，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远离党中央，缺乏组织监督，独揽一方党政军大权，养成了一些独断专行、一言堂的家长作风，这对其当时和后来正确处理上级和同事之间关系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他错杀了一些同志，积怨很多。他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作战和他领导的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的胜利，也使他产生了居功心理。他创建的以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为中心，背靠大别山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不愿让给国民党，是他“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延宕进军皖中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最终被处决的主要原因。高敬亭1939年6月4日在肥东青龙厂被捕，24日被枪决。高敬亭这位共产党的优秀儿子，国民党花10万银元买他的人头没买到，却被自己人的子弹夺去了年仅32岁的生命。

　　毛泽东对高敬亭的问题是很关心的，1953 年视察安庆时，他曾对安庆市委书记傅大章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作者注：戴季英，高敬亭老乡，时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红军时期，就和高敬亭有矛盾。解放后任开封市委书记，因触犯刑法被关押20余年）。”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高敬亭女儿高凤英要求为其父亲平反的报告上批示，请汪东兴查办，并向他报告结果。12月14日，又在汪东兴的查办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怀疑主要在项英。”1977 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通知为高敬亭平反昭雪。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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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杀高敬亭不该责怪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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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70周年之时，特将刊在《近看项英》一书中“错杀高敬亭不该责怪项英”一文发表出来，以正视听。
                                                王辅一 少将     2009年6月24日
        2009年6月24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70 周年。这个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不幸事件，长期以来说法不一，以讹传讹。在那36年以后的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其父高敬亭被错杀是被项英搞的，要求澄清其父亲被枪决的原因，并作出结论。毛泽东于1975年11月30日批示有关部门查清情况。有关部门在提供的情况中讲道：“项英致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于1939年6月24日将高敬亭同志处死。”（见总政治部1977 年4月27日《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根据高凤英的信和有关方面提供的情况，毛泽东于当年12月14日作出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7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作出公正评价，恢复了名誉。
        高敬亭被错杀是令人惋惜的，平反是正确的，但毛泽东讲“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又是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由于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把错杀高敬亭本是叶挺经办的却错怪项英，使项英又一次蒙受了新的冤枉，他的声誉遭到很大伤害。多年来，笔者在研究新四军和叶挺、项英、陈毅、高敬亭等人物过程中，接触到有关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与责怪项英的情况完全相反，现略加整理奉献给读者。

一、项英对高敬亭是主张教育帮助的
        高敬亭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中和皖中抗日时是有功的。他是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区）人，1928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等职。1935年2月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治委员（未配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在国民党军重兵连续“清剿”、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率不足2000人的红二十八军和边区各地的游击队一起，在鄂豫皖边区的45个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共3000余人，高敬亭任司令员。4月率部东进至舒城、巢县、桐城、庐江、无为等地抗日，建立根据地，取得了蒋家河口、棋盘岭等战斗的胜利。然而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抗日的方针等方面是有错误的，他所信任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变投靠了国民党部队。
        对高敬亭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项英既重视，又主张采取教育、帮助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1939年×月23日，项英和周子昆报叶（按：指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的电中称：“四支队高敬亭问题，请经八团队电戴季英（按：时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仍要其忍耐从事，并要周骏鸣（时任第八团团长）取积极行动，以影响其下层，如能争取在敌侧后方打一二次游击，取得小胜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总可推动其部队前进一步。其他一切待慢改变。”1939年3月14日，项英和周子昆在报延安并告正在皖中的张云逸参谋长等的电中，指出：对高敬亭“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3册，共593、598页。）
        1939年5月4日，就在叶挺军长到达江北着手处理高敬亭的问题时，项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用毛主席的名义发电报给高敬亭，给以慰勉，提出希望，并且亲自草拟电文报批。项英代拟的电文是:
        1、抗战正处于敌我相持苦斗阶段，四支队在战略上处于极重要地位，可以阻隔日寇南北联系，如果控制津浦线，可予敌在军事、经济、交通上极大的困难，对整个抗战起重大之作用。我们深望四支队全体指战员能够肩此重任，努力为完成此任务而斗争。我们相信，四支队全体同志以过去的光荣历史与斗争精神，必能完成任务。
        2、四支队从抗战以来所处之环境与困难，党中央甚为了解。这种困难是整个抗战中不可免的，以八路军及江南各支队的经验，只有积极行动，争取不断胜利，才能克服困难。
        3、为在今天环境，不可能先解决困难，然后胜利作战，也不可能在后方对部队尽量扩大，这是统一战线的环境决定的，与内战时不同，也不能以过去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困难。
        4、党及中央的同志始终相信你们全体同志能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从来对你们没有任何怀疑，同样也相信你们对党中央是坚信而拥护的。党中央详知你们的困难，而能帮助你们解决，更热望你们本着过去光荣的战斗精神，不受任何困难阻碍，而能坚决地完成任务。目前，你们要解决的困难与壮大部队是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四支队得到更大的发展前途，党及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3册，共599页。）
          上述几份电报，清楚地说明了项英对高敬亭的错误所持的正确态度。然而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项英的愿望未能实现。
二、对高敬亭的处理不是项英经办的                    
        1985年11月，由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和原第四支队司令部干部、后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等领导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编写组”，在编印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中，对高敬亭被错杀的经过是作如下记述的：
        1939年“5月3日，新四军军长叶挺过江，亲赴庐江东汤池组织江北指挥部和处理高敬亭的问题。”（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1页）
        “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前往省府立煌（按：即今金寨县，时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24日，廖磊（按：系当时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向五战区诬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捏造了七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军长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按：今属肥东县），……叶军长的副官黄序廷将高关押，缴了警卫员的枪，同时将警卫班的枪全缴了。”（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1-32页、第32-33页）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合肥青龙厂附近储家围子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斗争高敬亭大会，邓子恢宣布高敬亭的‘罪状’，……” “接着邓子恢要大家回去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戴季英向军长汇报了。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以叶、项的名义出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处决后，叶挺还到立煌向五战区汇报。这就是高敬亭同志被处决的经过。” (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31页、第31-32页、第32-33页）。
        上述材料说明了三点：一是，对高敬亭的诬告，是廖磊向五战区报告，由五战区向蒋介石报告的，不是由新四军军部和项英上报，也不是经过三战区上报的。那种说项英要求处决高敬亭的讲法纯属捏造。二是，对高敬亭的处理，不是项英经办的（他当时在皖南泾县云岭，没有去江北），而是由叶挺和张云逸、邓子恢在合肥青龙厂办的。三是，处决高敬亭后发布告时，加上项英名字是不奇怪的。因为项英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名望颇高，而那时叶挺还不是共产党员，加或不加项英的名字在当时是大不一样的。但按当时的交通条件，是不可能经过当时在云岭的项英签发的，如果项英知道要处决高敬亭，他是会坚决反对和阻止的。
        这个《简史》第34页，还讲到毛泽东1975年12月14日重新审查高敬亭问题报告上的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讲到总政治部1977年4月27日为高敬亭平反的通知。平反是正确的，但《简史》前面讲明错杀高敬亭的经过证明是叶挺办的，则毛泽东对项英的怀疑就与实际不符了。把毛泽东对项英不实的怀疑张扬出来，包括在展览馆里展现出来、书刊引用，自然会影响伟人毛泽东的形象，是不可取的。
三、与叶挺有关史料均称错杀高敬亭是叶办的
        1989年1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赵酬、李杞华著的《叶挺将军传》，第十章“华中抗敌”的第十二节，专写了“亲痛仇快——高敬亭同志被错杀”的情况，该书“后记”提到成书过程中，得到“叶挺的故旧、亲属、子女的热情支持”，说明叶挺儿女是认同的。2001年7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赵酬、李杞华著的《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下编有一小节专写了“高敬亭，功劳大，竟借老蒋电令杀”。这两节字数基本相当，约三千七八百字。相同的内容，除毛泽东的批示“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和总政发出为高敬亭平反通知外，还写道：
        1939年5月，叶挺去江北组建江北指挥部，向第四支队干部动员向东挺进，高敬亭也表示赞成，却在背后指使部队停止东进，还发生了与高敬亭关系密切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叛变投靠国民党顽固派的事件。“在广大干部反杨、曹叛逃斗争中，揭发了一些高敬亭的错误言行之后，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于6月上旬在肥东县青龙厂集体召见高敬亭，按照事先的布置，将他扣押起来。”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意外事件，以利整顿部队，暂时对高采取隔离措施，亦属必要。但20天之后，叶挺根据五战区报请国民政府军委会一个所谓‘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于6月24日将高敬亭草草处死。这是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干出的一件亲痛仇快、错杀同志的蠢事。”
        “高敬亭同志被错杀，作为直接处理四支队问题的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也是有责任的，是个严重的失误。” （见《叶挺传—骁将的坎坷》第342-343页）
        两节不同的内容是：《叶挺将军传》第327页有一段话：“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处理江北问题的过程中，一直与皖南军部保持联系。重要的事情，都与项英先作商量。向延安报告与向重庆交涉，统由皖南军部负责。”这段话意思很明显，错杀高敬亭是由项英定的，也是由项英向重庆报的，把错杀高敬亭的责任都推到项英身上。当1995年笔者所写《项英传》出版，讲到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说当年第四支队属第五战区、军部属第三战区，错杀高敬亭是由五战区上报的，不是军部上报的，项英和他事先根本不知道等情况后，那段话就在《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一书中悄悄地拿掉了。
        特别值得提出的，《叶挺传——骁将的坎坷》一书的责任编辑蓝再平，对该书内容的处理很慎重，加了不少编者的话，还加了附录，收了十篇文章，将笔者所写《项英传》中“澄清对项英的一些非议”的内容，单独成文，其中有用事实说明高敬亭是叶挺搞掉而不是项英搞掉的内容，使该书增加了客观性的分量。
        叶挺赴江北整顿第四支队，包括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在处理后很快通过第五战区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曾复电表示“慰问”。1939年9月24日，《抗敌报》江北版对此专门作了报道。原文是：
        （本报讯）前叶军长来江北整理部队，将经过情形呈报委座（按：指蒋介石），兹已接委座复电，特摘录如下：电悉，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按：原第四支队代号）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尚望转张参谋长及其所属，共赴艰难，彼此化除成见，俾遵廖总司令指挥，完成任务，庶不负此行也，特达。 （见《叶挺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从《抗敌报》江北版这一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出，蒋介石对叶挺以处理高敬亭为主要内容的整顿第四支队是很满意的，否则就不会专门复电“嘉慰”了。
四、知情人证实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干的
        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讲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8册第329页）陈毅这番话，是在当时批判项英的情况下，用表扬的口气讲叶挺的，另一方面却证实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
        1989年9月5日，就在高敬亭被错杀50周年后，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在同李志光和笔者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讲到：“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见安徽《云岭》杂志第26期第6页，访谈记录）
        几年前，笔者还问项英在皖南时的秘书顾雪卿、警卫排长李德和，他们告诉我：项英在皖南期间从未去过江北，高敬亭的事不是项英去处理的，错杀高敬亭责怪项英是冤枉了他。
        陈毅、李一氓等从新四军组建时起，就和叶挺、项英在一起，了解新四军全局情况和对重要问题的决策、处理过程。因而他们的看法是可信的。
        上述情况表明，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经办的，更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项英要求蒋介石批准的，然后由项英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的，它和项英提出的对高敬亭应采取教育帮助的本意完全相对立的。因而将错杀高敬亭之事怀疑、责怪项英是不实事求是的。
        项英历来对待干部是关心的，处理是慎重的。1931年，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批评中央苏区和红军中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那里肃AB团的活动一度停顿下来，保护了大批干部，尽管后来有反复，他本人被王明上台后的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撤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但在60年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上写明项英当时的看法和做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939年错杀高敬亭后，一些干部思想不通，受到牵连，项英就让江北指挥部将林维先、万海峰等送到军部教导总队学习，让他们改变环境，充实提高，他们后来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林维先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万海峰学习后进步很快，曾任团、师、军领导职务，直至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如果仍在原来的环境，那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由于人们知道的历史原因，新四军前期许多办得好的事情，本是项英办的，却记到叶挺名下或被掩埋了；而有些是别人办得不好的事情，却往往扯到项英头上。高敬亭被错杀一事责怪项英，就是张冠李戴的明显事例。如今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澄清高敬亭被错杀的真相，不仅有助于正确的评价项英，更重要的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正是符合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求真务实”的精神的。

happylux

真留下来，后来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

ByStander

高敬亭搞肃反杀人不比张国焘差多少

2001ht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