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指标一向惹争议

卜丁

18世纪末，撒克逊林务官约翰•戈特利布•贝克曼(Johann Gottlieb Beckmann)突然萌生系统调查撒克逊森林的想法。他把受过培训的调查员派到一大片林地中，让他们在每棵树上钉上钉子。每人携带5种不同颜色的钉子，以便按照树木的大小进行分类。当调查员在每棵树上都钉上钉子并返回后，贝克曼通过统计剩余彩钉的数量，就能计算出可供开发的资源。

人们对经济发展动态的衡量有过一段曲折的历史。发掘出贝克曼事例的政治科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指出，森林规划者试图遵循贝克曼的理论，把相同品种和年龄的树木按建筑的精度隔开。由此长成的树木易被强风摧折，并容易生病。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顾问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最先对英国的国民收入进行了估计，他在1664年宣称，英格兰一年国民收入为4000万英镑。但佩蒂的调查也让英格兰更容易剥削爱尔兰。威廉一世的《英格兰土地财产清册》（William the First's Domesday，也被称做《末日审判书》）既是一笔历史财富，也是征服者的工具。

难怪上世纪60年代担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拒绝核算香港的经济统计数据。信奉自由放任政策的郭伯伟认为，这些数据只会鼓励伦敦的官僚主义干预。

有鉴于此，经济指标持续引起争议或许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金融公司(IFC)近期发布了《2009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考察了开办中等规模企业等简单商业行为所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

该报告的作者——其中一些是我以前的同事——有意将收集微观经济数据，与收集通胀和失业率等基本上现成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比较。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开始被用于学术研究中，可能会温和地激励变革。其数据的优点之一是，就一个国家存在的某个监管障碍而言，很容易看到相邻的哪个国家做得更好，以及是否能够进行相对简便的有益改变。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该报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Arvind Panagariya)就呼吁取消这些指标。去年夏季，他在印度《经济时报》(Economic Times)上撰文写道：“当企业要进入一个市场并且做着几十年的打算时，它们是花费500美元和20天，还是5000美元和200天开创业务，这些重要吗？但这是一种奇怪的抱怨；不是所有企业都是大型企业，即使是大型企业也喜欢在适于小型供应商的经济生态系统下运营。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的统计数字向人们展现的景象，有时与外国投资和经济增长数据所描绘的景象并不一致。批评者称这表明它们是不切实际的。支持者则认为，这些数据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信息。

因应批评，世界银行不再提议“减少监管”就是“更好的监管”。这相当合理。不过，该报告最重要的发现在于，全球监管最严格的经济体不是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而是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香港在全球排名第三。即使是郭伯伟或许也会勉强接受这些统计数据。

译者/君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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