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得失:中国500年南海保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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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中国五百年的南海保卫史，可以了解到1433年后的中国南海得失的偶然与必然。从扼住亚洲出海口门户——马六甲海峡，成为亚洲海洋霸主到马六甲沦陷，葡萄牙人之东来，到明朝海禁以及海洋中国终结等等秘史的点点滴滴……
　　南海再次成为焦点。
　　这块350万平方公里的蓝水，必须放在更广阔的地域环境和更辽远的历史背景下来打量，其中中国的角色，才更为清晰。
　　如果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则南海的种种问题，不是一时一地之争，也非一船一兵之争，而是中国五百年来对待海洋的态度和海洋政策的累积性延续，这期间既有种种错失的机遇，也有勉励而为的努力。
　　毫无疑问，自唐宋中国航海技术大发展以来，中国是南海区域最重要的海上势力，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南海各个港口。作为南海出入印度洋的咽喉——马六甲，也在中国掌控之中。但自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之后，西方人纷至沓来，而这一过程，又恰好与中国主动放弃远洋，采取保守的“海禁”政策的时间段相吻合。“西进东退”不仅仅反映在贸易方面，更在于对南海控制力的消长。在此期间，民间势力曾经历过巨大的反弹，盛极一时的东南沿海海盗的主力，即是由闽浙两省不顾禁令，努力下海的渔民构成。而飘零在南海周边区域的华人移民，更凭借其吃苦耐劳的本性，创造出辉煌的成就。
　　但这种失去国家支持的民间努力，无论如何也无法抗衡以工业化为支撑的西方海贸体系。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即是其最典型的代表，这种以国家力量为支持，以垄断利益为导向，以商业贸易为手段，以武装拓殖为辅助的大型商贸公司，轻而易举地击垮了东亚海域的各种农耕势力，一度主导了南海区域数百年间的历史走向。
　　在一个习惯了农耕的国家里，海洋总是处于从属，处于边缘的地位，万里海疆是阻碍，是隔阂，还是对外部世界侵扰的自我保护。但这一情势自整个世界转入海洋时代而一举扭转。海洋日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晚清历史的种种阵痛，无不是伴随着西人自海而来的历程。可以说，重新发现或认识南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转变之一，当“海防”，“海军”，“海权”成为这个农耕国家频频运用的词汇时，南海才具有了现代的意义。
　　从这一点讲，发现南海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一层是地理发现，一层是观念发现。这种发现，至今仍在延续。
　　1433年：南中国海的拐点
　　如果说南海对于宋元而言，是商贸之海、利益之海的话，那么，对于明初而言，则是礼仪之海、朝贡之海。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代表了南海不同的走向。
　　公元1433年，也就是宣德八年，正月上元节，北京西苑照例举办灯会，明宣宗朱瞻基带着皇后和太子陪太后亲临，文武群臣及外国驻京使节也前往观看，一个叫杨士奇的大学士还献上了十首颂德诗。
　　这一年是个平淡的年份。虽然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开春少雨，但很快得到官仓赈济。贵州和广西的两支“乱蛮”，在五六月间被官兵轻而易举地平定。中央政府差人到黑龙江口的奴儿干都司重修永宁寺碑，再次确立疆界。为了提高统治效率，八月，朝廷一举裁汰了77个冗余的京官，并考察本科、前两科进士及一些外省官员，“拔其优秀者备用”。明初尝试向地方派出巡抚，其职责也在这一年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朝廷重审并赦免了五千多个囚犯。“宣德通宝”开始铸造。皇帝下令维修了京城那座五十米高的白色佛塔。已被传抄多时的《剪灯余话》在该年有了首个刻本，这部讲述世俗婚恋及人鬼爱情的短篇故事集，影响了包括《聊斋》在内的一批最能体现明朝市民文化的通俗小说。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中华帝国的富强和活力。这一年，朝廷一次就向景德镇御窑厂下达了四十多万件的烧制任务，其中的大多数瓷器，是使用了从南洋引进的“苏青”、“勃泥”等色料而更加翠爽的青花瓷，它们代表当时世界上最精湛的工艺，也是海洋贸易市场最紧俏的商品。
　　是的，海洋——如果选取更长远的时空背景考量1433年，一些与海洋有关的事情，却使繁荣延续的明朝有了另外一副面孔。比如郑和之死。
　　出海
　　1433年3月9日，明朝正使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此次远航的目的地忽鲁谟斯启程返国。这已经是他第七次出海。这一年四月，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郑和死于古里，随即被随从安葬在今印尼爪哇岛三宝垅市，一个时代由此结束了。
　　“亚洲铜”，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诗人，对雄踞欧亚大陆东部、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的隐喻。的确，“黄”是它的主色调。但是先祖们很早就认识到，蔚蓝色的海，意味着“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浩瀚的大洋里蕴藏食物和珍宝，也是通道和生存空间，“历心于山海”才能使“国家富”。公元前222年，大败楚国的秦军南征百越，次年统一华夏，在后世的历史学者看来，这或可说是黄色内陆文明最终战胜了以鱼米为食、以舟楫为兵的蓝色海洋文明，自此奠定了农业中国的大势。
　　但中国从未停止过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资助，徐福率领一支满载五谷种子、数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规模船队“东渡”，无论是否去寻仙药，此举都算是有组织的海外拓展。东汉，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通航罗马。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隋朝开运河，贯通南北以利水上交通。
　　海洋贸易的兴盛是“盛唐气象”的当然表现之一。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其中一条被记录的
　　“夷道”，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4万多公里。
　　宋代的经济中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成为经济命脉所在。不只如此，沿海居民纷纷弃农下海，内地的许多商人也加入其中。当时有人感概，“数十年来，习始变，舟楫极蛮岛。”依赖交换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立即着手恢复海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听其货卖”，而且“击缅甸、击爪哇、击占城、击日本，殆无虚岁，……利其所有耳。”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元朝给予了“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的优待。
　　宋元商品经济的勃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它们经过手挑肩扛和车马舟船的运载，汇集到各个港口，装上随季风而来的船只。其时的海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能储备数百人一年的食粮，指南针的发明更推动了远洋航行。
　　在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欧洲人的描述中，十三世纪的泉州“宏伟秀丽”，船舶往来如梭，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他惊叹道：“此诚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几难信有其事。”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确证，当时，一个活跃的贸易网络连接东北亚、东南亚、印度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的各个港口，他们甚至将这个贸易兴盛阶段命名为“泉州时代”。
　　1402 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1405年开始，郑和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云帆蔽日”，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开始了帝国时代的最后海洋行程。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其时的明朝海军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海军匹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慑力量，而南海当然也在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
　　海禁
　　1433年七月，郑和船队返国。他的死亡不仅仅意味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3年之后，曾任郑和船队副使的王景弘，送苏门答刺等11国使团回国，此后，明朝政府再也没有派船远航过。而原因，也不仅仅因为郑和的去世。
　　1433年八月，朱瞻基敕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通番之禁”。敕令的背景是，海商、水手因不能出海而失业，犯禁下海事件屡屡发生。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面对“兵革连年，道路榛塞，人烟断绝”的残破局面，他希望通过“计口授田”，把农民约束在土地上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本身靠平民暴动起家的他，对逸出国家权力的“乱民”格外敏感，自然想快点消灭东南地区倚靠海洋的割据势力，以及勾结沿海百姓的海上盗寇。所以，他一反唐、宋、元鼓励开放的倾向宣布海禁。
　　对“慕华而来”的外国舶商，唐朝地方官员经常嘘寒问暖，守法经营的前提下“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如此“矜恤”和“绥远”，除了体现大唐的容量之外，主因还是政府收益了实实在在的进出口货税，“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
　　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取胜之于民？”政府承袭唐朝设立市舶司，出台奖励政策招徕外商。一个叫蔡景芳的官员，因“招诱贩到物货……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被补官为“承信郎”。
　　宋元时期，虽然官府设置市舶司管理，但主要目的却是“笼贾人专利之权以归公上”，追求的是“动以百万计”的经济利益。从本质上说，宋元时期的市舶贸易实际上是私人经营、官府管理的海外贸易。
　　而在明初“海禁”政策的左右下，由官府控制和垄断的朝贡贸易几乎成为当时唯一的海外贸易形式，严厉阻绝濒海居民出海，而且除贡使之外，不许外国私人来华贸易。
　　如果说，对于宋元而言，南海是商贸之海、利益之海的话；那么，对于明初而言，南海则是礼仪之海、朝贡之海。为维护一时的统治安稳而苟且海禁；为图慕政治虚荣、满足权贵集团的利益，而用官营的船队垄断海洋贸易与民争利，使得宋元以来日趋发达的民间海外贸易受到压抑，造成“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的尴尬。
　　到了洪武末年，来朝贡的海外国家大量减少。常贡国也不来贡。朱棣的如意算盘是，遣使下西洋，“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接其贡使到中国觐见，并以官营船队来垄断海外贸易。
　　船队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 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 16 国 1200 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
　　这么多国家乐于朝贡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贡物后，按“赏赐厚宜”的原则予以赏赐。而且，这些贡物，与贡使随带的“附进物”比较，实在是少而又少。一般来说，“附进物”往往超过进贡物品数十倍。日本有一次朝贡 3610 把日本刀，“附进”的刀却多达3·5万把。
　　为了鼓励海外各国多来朝贡，明朝政府对这些所谓的“附进物”全部免征关税，“附进物”的贸易价格也不由市场需求决定。在日本，一把刀仅值800到 1000文，政府却给价5000文。获得厚利的日本贡使便以朝贡为名大量输入刀剑，数量年年增加，总额不下20万把，统一由明朝国库开支收购，却又不能卖出，只能搁在礼部仓库里。
　　1433年12月，天方国使者乘船前来朝贡。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天方国使者，向朱瞻基进献了长颈鹿。未见过长颈鹿的国人，误认为这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寓意福瑞之气的麒麟，因此，礼部尚书特率满朝文武称贺。事实上，在朝贡贸易体系中，与海外各国获得的丰厚实利相比，中国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虚荣。
　　问题在于，朝贡贸易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消耗巨大。这就为无视海洋的官僚们找到了借口。
　　伴随着郑和几次下西洋活动，反对之声持续不绝。1424年，朱棣去世。朝廷中反对派占了上风，于是，明仁宗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郑和船队被封，全体官兵被调往南京镇守。直到 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为了扭转“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的局面，决定再派郑和下西洋，但这次远航，是中国控制南海辉煌的顶峰，也是退缩乃至没落的开始。
　　在20世纪的一位思想家梁启超看来，“郑和下西洋”，“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郑和去世之后，这种“自娱”活动便结束了。放在更长的时空背景看，1431 年至 1433 年，郑和船队的最后一次远航无比寂寥，“孤帆远影”确是恰当的注脚。
　　拐点
　　1433年，僻处欧洲西南一隅的小国葡萄牙的国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不过，他的儿子亨利王子继承了他的海上扩张政策。
　　“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浸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 这是地方有司奏请征税，朱棣在驳回文书中的批示。因此，朱棣在派遣数万海军，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十数年之后，仍然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与郑和的船队不准民间海商跟随、“片板不许下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葡萄牙人出航，一支船队虽然不过三四艘，甚至只有一艘船，但它后面跟随着民间海商的活跃船只，每当王室船队开辟出一个海区，民间海商交只要交足了“执照”税，便可进入规定的海区经营。
　　次年，葡萄牙人发现了亚速尔群岛，成为大西洋航行的重要补给基地。1488年，迪亚士到达好望角。1498年达迦马到达印度，葡萄牙船队在印度洋面、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都没有碰到中国船队，直到 1509 年才在马六甲海峡港口第一次见到三艘中国帆船。
　　1511年，曾在郑和的协助下建国，并成为船队集结地和货品中转仓库的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1557年，他们以“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借口，获准暂居广州一个称之为MACAU的小渔镇，也就是澳门。
　　马六甲沦陷：海洋中国终结
　　1511年，马六甲城沦陷了。对中国人来说，马六甲的沦陷使得扼守南中国海的门户彻底暴露，中国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洋时代结束了。
　　1511年7月15日，葡属印度果阿总督阿尔布克尔克亲率一支由18艘战舰与1200名葡萄牙士兵组成的军队，开到马六甲城下。马六甲苏丹命令军民守住马六甲河口上的奈何桥，以防葡萄牙军队的再次进攻。8月10日黑夜降临，葡人终于占领了大桥两侧的有利位置。
　　8月24日，葡兵并排清除街头的零星抵抗。马六甲苏丹见大势已去，黯然丢下富甲一方的马六甲城。此时阿尔布克尔克下达了抢掠与屠城的命令。
　　马六甲城沦陷了，立国110多年的东南亚王国灭亡了。马六甲城的陷落，对中国人来说有着更大历史意义——扼守南中国海的门户彻底暴露，中国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海洋时代结束了，300年之后，中国遭遇了与马六甲同样的命运。
　　明王朝的马六甲
　　马六甲海峡，是亚洲出海口门户。谁控制这里，谁就是亚洲海洋霸主。
　　早在15世纪初，明王明与马六甲就形成了战略同盟关系，马六甲王国在明王明的支持下成为区域强国，而明王朝则通过在马六甲设立航海中转站，建立了以马六甲为中心的朝贡圈，进而控制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线，成为那个时代亚洲海洋的帝国。
　　1403年，在北京登上皇位的朱棣，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制与外交思想。上台伊始，他立即派遣使臣分赴四方，宣告朝廷帝位的轮替，并重新确认帝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随即，琉球、日本、暹罗各国使节陆续到中国朝贡，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
　　此时的马六甲王国，被中国称为满剌加。它处在战略通道上，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视，很快将它纳入了明王朝的朝贡体制之下。1403年10月，朱棣派遣宦官尹庆往谕满剌加，赠送其国王礼物，“拜里迷苏剌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开了永乐朝御笔题赐的先例。
　　明成祖还亲笔写碑文赐以满剌加，碑文上盛赞满刺加及其国王：王好义善思朝宗，愿比内郡伊华风。然而“华风”是什么，拜里迷苏剌似乎不太关心。他最关心的是立刻摆脱暹罗的统治，这是他与中国交好的实质意义。
　　开国之初的马六甲王国，强敌四绕，拜里迷苏剌以柔软的身段，争取生存的空间。一面与左边的暹罗王国搞好关系，每年缴纳四十两黄金给暹罗国换取暂时和平，一面与南面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王国结亲联盟，同时以明帝国为宗主国，并建立政治意义大于实质管辖意义的宗藩关系。
　　1406年，拜里迷苏剌率妻子及陪臣540余人，随郑和船队来中国访问，这是明朝以来到访中国的最庞大外国使团。这次访问，拜里迷苏剌受到明朝政府的礼遇。当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八月初一、九月初一、九月十五，明成祖均宴请或赏赐使团，当九月十八日使团离开南京回国，明成祖又命在龙江驿设宴饯行。这样的规格待遇，在明朝接待其他国家来访的国王中是仅见的。
　　1411年，拜里迷苏剌第二次访华。1414年，也就是郑和第四次率团远航的返程的时候，拜里迷苏剌第三度率团访问明王明。
　　明帝国海外中转站
　　马六甲对明帝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控制马六甲海峡意味着帝国将拥有长久的海疆安宁。明王朝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是通过建立密切的宗藩关系及远洋航运中转站达到的。
　　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六甲与明王朝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经历中，他六访马六甲。
　　1406年郑和第一次到达马六甲。郑和停留马六甲的使命，既有增进明朝廷与马六甲外交关系、巩固明王明统治地位的政治重任，也有协调处理马六甲与暹罗等邻国之间冲突的外交任务。1431年农历二月，马六甲国王向明廷申诉暹罗谋侵马六甲，并派出使节随郑和船队到北京，第二年郑和下西洋时，亲往暹罗，力劝暹罗不要攻打马六甲。
　　由于郑和船队每次出使，人数均有近三万，历时一年半以上，需装带大量物资，因此，需要在航程中途设立一个固定的物资转运站，存放不急需的物品，缓和船队的运输压力，也为使团的往来船队不断补充应用物资。
　　马六甲正是郑和船队中转的理想地点：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航运角度，既有利于船泊的停靠补给，又有利于船队等待不同的季候风，为南下远航与返回中国争取到最有利的时机。从政治角度来看，通过马六甲，明帝国的影响范围可达整个东南亚。
　　所以郑和到马六甲时，“中国宝船到此，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此地，在后来的史料称之为“官厂”。返航时，各支船队“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停泊候风，一旦“南风正顺，于5月中旬开洋回还”。
　　马六甲航运中转站的建立，意味明代中国建立了以东南亚为基地的战略缓冲区，那时的南中国海真正成为中国的内海。
　　马六甲商业王国的兴起
　　今天，人们在马六甲可以看到马来人、华裔、葡萄牙裔聚居的街区，可以看到葡萄牙人修建的圣地亚哥城门和圣保罗教堂、荷兰人修建的总督府、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以及中国式庙宇。众多的古迹苍苔覆石，略显破败，日夜和着习习海风，默默地讲述着马六甲王国辉煌而酸涩的故事。
　　15世纪马六甲与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明王朝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以政治上的让步，换来马六甲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此时同时，马六甲国王励精图治，试图逐渐摆脱明王朝的政治影响。
　　在马六甲王国的发展方向上，它选择了伊斯兰化，而没有像越南采用中国传统的儒家立国思想。
　　特别是从1445年起，马六甲王朝的第4代国王，穆扎法尔沙继承王位后，采用穆斯林君主的尊号“苏丹”，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穆扎法尔沙，原名罗阇卡希姆，中国《明史》译作速鲁檀无答佛哪沙。1446年他正式登上王位，自称苏丹，他是马六甲第一个采用苏丹称号的国王。他在位时，伊斯兰教沿着苏门答腊和爪哇各港口迅速传播开来。
　　这位马六甲的第四位君主，在执政后，拒绝向信奉印度教的暹罗继续纳贡，1446-1447年马六甲军队先后两次从海陆击败暹罗军队的入侵，从此暹罗欲征服马六甲的企图暂时中止。他加强军队建设，扩充舰队，控制了马六甲的海岸，并派兵从西北攫取雪兰莪作为粮食基地，又控制了苏门答腊海岸的战略要冲，成为该地区的霸主。
　　在贸易上，当郑和大船队绝迹于亚洲海域之后，马六甲充分运用了明王朝建立起的贸易网络。卡希姆努力使马六甲成为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之间的重要贸易桥梁。他铸造统一的阿拉伯文锡币，正面为“苏丹穆扎法尔沙”，背面为“宇宙与伊斯兰教之救主”。
　　当1459年这位国王去世时，马六甲迎来了它鼎盛的时代。
　　马六甲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兴起前，成为东亚不折不扣的海洋城市。每年吸引好几百艘船只顺着季风前来贸易，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挤满了港口。从中国来的樟脑、丝绸以及陶瓷，从印度来的织品，菲律宾蔗糖，摩鹿加群岛的檀香、丁香、豆蔻等香料，苏门答腊的金子以及胡椒，婆罗州的樟脑，帝汶的檀香，以及马来西亚西部所盛产的锡，统统汇集到马六甲，再转运到世界各地，马六甲俨然是当时商品的全球集散中心。
　　当马六甲一跃成为地方霸主之时，明朝廷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仅停止政府庞大船队出海的计划，而且严厉制裁私自到东南亚等地的中国贸易商人。当明帝国自动放弃海洋，放弃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之时，马六甲王国逐渐摆脱明帝国影响之时，西方殖民势力已经来到家门口，传统的伊斯兰王国已埋下灭亡的种子，中国真正退出马六甲海峡的时代即将来临。
　　葡萄牙控制马六甲
　　我们很难想象在历史上的欧洲，香料曾经多么珍贵，多么让人魂牵梦萦，甚至无数人为其失去生命。这使得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新的航线到达香料群岛。
　　15世纪起，葡萄牙走在了向东方前进的前列。马六甲是他们前进东亚最繁荣国家——中国——最近的桥头堡。
　　16世纪初终，盛极一时的马六甲海峡，很快引起了西方新兴海权国家的觊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马六甲。
　　此时，葡人的脚步已来到印度洋，并准备染指马六甲。第一任葡属印度总督阿尔梅达虽然在印度洋开创了局面，但他的政策仅将葡萄牙人的活动局限于印度洋沿岸。第二任葡属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改变了阿尔梅达的保守政策，他设计了把穆斯林从香料运输中完全排挤出去、控制3500英里印度洋的宏伟计划。
　　1509年，葡萄牙人曾经到达过马六甲，受到了当地人的猛烈袭击，他们撤退了。但这场战争，让葡萄牙人认识到要占领马六甲，控制马六甲海峡入海口，必须从军事上先占领马六甲河上的大桥。这是马六甲城的咽喉之地。
　　1511年7月1日，阿尔布克尔克率领一支由18艘舰船、1200名葡萄牙士兵及200多名马尔巴拉援兵组成的舰队到达马六甲，提出了释放战俘、赔偿以及割让一块土地来修建要塞的要求。当时的马六甲是一个10万人的城市，由3万马来人和爪哇人守卫着，双方兵力悬殊，因此当地苏丹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要求。 7月24日，葡萄牙人发动了第一次攻击，由于没掌握潮水的关系，葡舰船无法进入河道，只好等待潮水的涨起。而马六甲苏丹组织了强大的抵抗，迫使阿尔布克尔克下令撤退。
　　8月10日阿尔布克尔克又组织了进行了第二次攻击，成功占领了大桥，接下来他们又占领面向马六甲河、依山建立的马六甲王国与清真寺。苏丹及其王子派出二十头大象企图阻上葡萄牙人的攻势。
　　黑夜降临后，葡萄牙人终于占领了大桥两侧的制高点。
　　8月24日，沿着街道，葡萄牙人士兵并排清除来自各方的零星抵抗。马六甲苏丹见大势远去，黯然丢下富甲一方的马六甲城。苏丹玛率领残余退到巴莪从事复国的运动，他的后裔偏安柔佛，建立了柔佛王国，继续马六甲的王统。
　　此时阿尔布克尔克下达到了抢掠的命令。抢掠行动持续了一整天，珍宝数以万计，几乎是马六甲王国三分之二的财富。攻占了马六甲的葡萄牙人，照例进行了屠城。
　　前进东方的跳板
　　在马六甲，葡萄牙人看到了前进东方的希望。
　　葡萄牙人获得相对真实的中国的印象是从马六甲开始，迈向中国的脚步也从马六甲开始。
　　达伽马的船队抵达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一带的古里后，便大规模系统地搜集有关亚洲的地理和人文资料，主要目标是远东的中国。葡萄牙占据果阿后，更加关注中国。在印度生活半个世纪的历史学家戈雷亚称当时遇到Chinacota，意即“中国人的保垒”，因为“黑长头发的白种”华人在印度一带也曾有过许多“官厂”。
　　1508年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要求舰队司令塞格拉：“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满剌加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是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什么地方？与哪些国家为邻？”
　　1512年，征服马六甲的葡萄牙人收买了五位中国船主，开始策划赴中国的计划。1517年，葡萄牙人正式达到中国东南沿海，1557年左右以欺诈、贿赂的方式占住澳门。
　　葡萄牙西方殖民者，他们看中明帝国的财富，而且幻想中国如同马六甲一样可以轻易落入葡萄牙人之手，尽管等到他们来到中国沿海的几百年中，发现明帝国并不是葡萄牙可以一口吞下的，但占领马六甲确实开启了葡萄牙海上帝国最“灿烂”的历史。
　　苍白无力的救援
　　马六甲王朝的灭亡，除了遭遇强大的外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的衰落与纷争。而当时名义的宗主国明王朝，皇帝与大臣同样无能、短视，他们对马六甲的陷落表现出无动于衷。
　　明朝廷得知马六甲被侵占一事是在1520年，距马六甲落入葡萄牙人之手已过了九年。而在这九年中，葡萄牙人的脚步早已穿过南中国海，进入中国广东沿岸。
　　如果不是葡萄牙人的放肆，以及马六甲王子宾塘王公的使者穆罕默德来到北京，向礼部送来马六甲的求援信，马六甲落入葡萄牙人之手一事，明廷就会一直被蒙在鼓里。而明武宗早已失去了解决此事的能力，这位荒诞的君主，在卧病三月后晏驾。但在当时一批大臣的建议下，终于对马六甲的沦陷做出回应：不许佛郎机（葡萄牙）入贡，同时葡萄牙出使中国的皮雷斯一行于同年春夏被押往广州，并作为归还马六甲疆土之人质投入监牢。
　　面对马六甲朝廷的屡次求援，明朝廷声明要求葡萄牙归还马六甲，否则扣押使团直到归还马六甲为止。这种以扣押使节的方式来应对武装占领的葡萄牙人，无疑是一种无能，也是缺乏国际海洋观的表现。
　　不过毕竟明王朝在东南亚一带并没有军事存在，它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关系只是彼此的一纸政治承诺书，苍白无力。当郑和这样的王师绝迹于东南亚之后，明王朝毫无力度的外交辞语与交涉，挽救不了马六甲灭亡的命运。
　　海洋中国终结
　　东南亚对传统中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明帝国三分之二的属国都在这里。在朝贡贸易中，中国从这里得到矿产、木材、香料、黄金、珠宝和大米。尤其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锡矿石和大米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前者是制造铜钱的重要原料，后者是供给闽粤居民的粮食来源。而通过向东南亚出口或转口，中国的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和造船业盈利甚巨。更重要的是，明中国在东南亚海洋的活动，从而建立自己主导下的中国—东南亚体系，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的巨大的战略缓冲区。
　　这种战略缓冲区与海洋帝国的确立，得益于自宋元以来，中国人蓬勃的海洋开拓精神及对海洋权益的重视。虽郑和的远航体现着帝国最高统治者将东南亚纳入自己宗藩体系的意味，但郑和本人对海洋的认知，使得其近三十年的海洋驰骋为中国迎来了一个海洋帝国。
　　然而，郑和病死于故里，明朝廷的海洋政策急剧逆转，从此将近在咫尺的制海权拱手。民族国家与海洋权益意识的缺失，造成了帝国对海外利益的自动放弃。
　　失去了马六甲的中国，使帝国最南端的海上大门大开，从此无法阻挡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台湾学者张存武曾说过，葡萄牙人之东来才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文/杨仁飞 来源：国家历史）
　　海水到处有华人：马六甲的守望
　　2008年7月7日，马六甲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里。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对马六甲历史意涵与文化遗产的认同，同时也让世人有机会更深入了解这个处在海上十字路口，数百年来不断融合各种文化的历史名城。
　　要说马六甲，必须从海说起。
　　马六甲地处马来半岛的中南端，西临连接东西大洋的马六甲海峡，从地图上看，恰好位于这条狭长水道的“腰眼”。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令马六甲最迟在十四世纪前期便已经成为海峡一带众多贸易站的一员。1349年成书的《岛夷志略》记载了这个当时仍被称为“无枝拔”、盛产“花斗锡、铅、绿毛狗”的商埠。
　　作为一个新兴起的贸易中心，马六甲得到当时明朝永乐皇帝的高度重视，1403年永乐登基，派遣尹庆出使当时几个著名的南海国家，其中便包括马六甲在内。
　　马六甲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1435年，在此之前，马六甲是郑和船队下西洋的中转基地。根据马欢的《瀛涯胜览》叙述，当时郑和船队在马六甲建立了专属的营地和囤积货物钱粮的仓库。其地点据说至今仍找得到，那便是位于马六甲市西南的三保山。
　　三保山其实是两座连绵的矮丘，总面积约25公顷，是马来西亚现存最早的华人墓地。山上遍布的一万两千座古墓中，有不少还是明代古迹。这座历史悠久的坟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差点因政府征用而铲平，最后在马六甲华人社会的竭力抗争下保存下来，如今是当地居民清早晨练与黄昏散步的地方。
　　三保山脚下有一所供奉三保太监郑和的保山亭，当地人干脆称之为三保庙。庙内还有两口相传为郑和船队将士所挖掘的三保井。这口古井的来历还有另一种说法：相传在马六甲王朝苏丹芒速沙统治期间，明朝皇帝曾经将一名公主赐嫁予苏丹，苏丹将公主及随行的500名女婢安顿在三保山上，这口井正是由苏丹与公主所掘。
　　定居者的身影
　　无论汉丽宝是否真的是明朝公主，历史与传说的背后都说明了早期马来社会与华人移民的交融情况。其实，早在13世纪初，马六甲便已经有华人定居者的踪影。同样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在他的《星槎胜览》中就说到当时马六甲居民“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这些“唐人种”，无疑就是早期迁居南洋的华人了。之后在葡萄牙人绘制的一份1613年马六甲地图中便清楚标明了“中国村”、“中国溪”等地名。
　　自从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不久，便为了方便管理当地各族裔社群，开始推行“甲必丹制度”（Kapitan System），委任社群中的有力人士出任该社群领袖（即甲必丹）。1641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并延续了甲必丹制度。
　　18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取代荷兰人成为马六甲的殖民宗主，并且取消了在马六甲延用了200余年的甲必丹制度。英国人治下的马六甲，地位显然不及当时刚刚兴起的槟榔屿与新加坡。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这两个英国殖民地的蓬勃发展从马六甲吸走了大量劳动力与资本，使这座古城在时代洪流中渐渐被抛在后头。马六甲海峡一带形成的早期华人社群，在学术上被统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或海峡华人（Strait Chinese）。
　　在英国海峡殖民地当中，马六甲的海峡华人社群历史无疑是最悠久的，其独特的文化传统至今保存下来，成为海外华人社会中特殊的文化现象。
　　漂离海外的华人社会
　　在海峡华人社会中，男性被称为峇峇（baba），女性则被称为娘惹（nyonya）。他们所说的语言乍听之下有点像马来语，同时又有许多貌似闽南方言的词汇。这是因为早期移民当中以闽南籍居多，长期处在马来语环境里也使得他们的下一代在语言上逐渐被同化，最后演变成独树一格的峇峇马来话。
　　若想更直观地了解海峡华人的文化融合现象，不妨试试品尝马六甲的娘惹美食。经过几百年的文化交融过程，土生华人在烹煮食物时，巧妙地运用了南洋的马来式调味料，糅合中国式的烹调法，味道以酸辣为主，酸中带辣，辣中带甜，令人回味无穷。
　　在马六甲，每一户海峡华人家庭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但对于其文化传统的坚持却往往表现出一致的固执。以服装为例，早年的娘惹爱穿具有马来风格、色彩鲜艳款式花俏的丝织上衣与马来围裙，搭配各式精美的针绣手提袋和镶珠鞋。如果有幸成为新娘，婚礼上的娘惹礼服却必然是一套恪守中国传统的凤冠霞披，婚礼前后的礼数规矩，举凡过文定、过大礼、择吉日、迎亲拜天地等诸多细节，无论如何繁琐，都不敢恣意疏漏。
　　即使到了今天，对于穿着简化了的中式或西式礼服的海峡华人眷侣们，这一套礼俗仍然获得延续。再如其信仰方面，很多海峡华人家庭都保留了完整的祭祖习惯，并且会在家中神坛供桌前摆放关公和观音像，过年过节也会到庙里敬香参拜，每逢春节还会找人代写春联，所有家庭成员都必须出席的除夕夜团圆饭，以及大年初一向长辈行的跪叩礼。这些因为历史因素而无奈失去了方块字理解能力的海峡华人，至今仍比任何人都更坚持将先辈的传统流传下来。
　　在横跨古城的马六甲河上，有一条名叫金声桥的混凝土结构桥梁。追溯其前身，那是在1862年，由当时华人领袖陈金声出资修建的。陈金声是当时新加坡与马六甲一带影响力极大的商人，今天新加坡的平民医疗机构陈笃生医院以及最早的华文义塾——萃英书院，都是当年由他出资出力创办的。
　　在金声桥斜对面，在维多利亚女皇喷水池、荷兰红屋与古教堂的陪伴下，还有一座三层瓦顶的钟楼，是陈金声之子陈明水1883年捐建的。
　　跨过金声桥，可以见到几间售卖海南鸡饭的饭馆。所谓海南鸡饭是马六甲特色的华人佳肴，顾名思义，它与新马一带常见的鸡饭不同的地方便是多了一道工序，将加入鸡汤蒸煮过的鸡饭捏成小圆球状的饭团，配上香滑的鸡肉，佐以特制的辣椒酱食用。据说这驰名东南亚的海南鸡饭其实起源自海南的四大名菜之一的文昌鸡，是19世纪后期掀起的移民浪潮中，由海南籍人士带到南洋去的家乡风味。
　　这些在清末民初抵达南洋谋生的华人移民被称为新客（Sinkeh），是相对于早年便定居本地的海峡华人“老客”而言的。新客社群的出现与壮大改变了原有的海峡华人社会结构和思考方式，随着时局变迁，海峡华人也开始关注并参与到近现代中国时局发展当中，社群中出现了如林文庆、辜鸿铭、伍连德等名人，都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留下了不少痕迹。
　　马六甲古城区里，有一条以马来西亚开国元老陈祯禄爵士命名的古街，道路两侧有着成排 19 世纪马六甲土生华人的店面与私宅。这些结构独特的殖民时期老屋，从正面看来显得窄促，进到屋内却感觉十分宽敞。为了解决屋子狭长的结构所带来的晦暗问题，屋里至少会有一口天井，保持屋内的明亮通风。
　　屋内的摆设有融合了中英风格的木制家私，还有许多从中国订制进口的高级瓷器。陈祯禄出身在一个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马六甲海峡华人家庭，从小接受英文教育，只懂得英文和马来文；同时他又醉心于四书五经与儒家学说，还特地请人替他翻译四大名著，熟读于心。1949年，他出任马华公会的首任总会长，与其它友族政党共同争取马来亚脱离英殖民统治，并在独立前夕替超过100万华人争取到公民权，成为马来亚公民。
　　2008年7月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马六甲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里。入选世遗行列，意味着国际社会对马六甲历史意涵与文化遗产的认同，同时也让世人有机会更深入了解这个处在海上十字路口，数百年来不断融合各种文化的历史名城。古城的历史由海开始，今后也将流传海外。（文/莫家浩 来源：国家历史）
　　闽浙提督之死的背后
　　公元1549年春，闽浙提督朱纨被指擅杀96名涉嫌走私的福建百姓，愤而自杀。此后四百多年里，他一直作为忠臣廉吏而载入史册，然而时至今日，以世界眼光重温这段历史时，我们突然发现，曾经臭名昭著的“倭寇”并非地道的日本海盗，而是以东南沿海华人为主的走私贸易集团。正是这些所谓的“倭寇”为中国沿海百姓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于是，朱纨的死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公元1549年春，御史陈九德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弹劾大明王朝第一位抗倭名将、闽浙提督朱纨擅杀96名涉嫌走私的福建百姓。于是，嘉靖皇帝下诏：朱纨暂行解职，回原籍听候查勘。同时派兵部给事中杜汝祯会同福建巡按御史陈宗夔调查事情真相。
　　这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审查程序，稍有自信的官员都不会有过激反应。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朱纨却选择了自杀。
　　此后四百多年里，朱纨一直作为忠臣廉吏而载入史册，特别是中日矛盾尖锐的年代，更是和戚继光、俞大猷一同被视为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
　　然而时至今日，当中国人以世界眼光重温这段历史时突然发现，曾经臭名昭著的“倭寇”并非地地道道的日本海盗，而是以东南沿海华人为主的走私贸易集团。不仅如此，在明朝政府和西方殖民者的双重夹击下，这些海商集团竟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一度控制了整个东亚海域。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些所谓的“倭寇”为中国沿海数以百万计的百姓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于是，朱纨的死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纯粹和简单。
　　当嘉靖知遇朱纨
　　事实上，从接受闽浙提督的任命那一刻起，朱纨的悲剧命运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1547年，浙江、福建地方官员频频奏报，极言倭寇活动十分猖獗，闽浙百姓深受其害，请求朝廷尽快派员整顿海防，肃清倭乱。
　　嘉靖皇帝是明朝历代皇帝中执行海禁政策最严厉的一位。明朝初年，旨在防御倭寇，孤立张士诚、方国珍流亡势力的海禁政策正式出炉。一方面，只允许周边国家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另一方面严厉禁止民间从事海外贸易。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反明武装早已销声匿迹，然而，海禁政策却被当作祖制被严格地继承下来。
　　在嘉靖帝看来，倭寇既与沿海当地官商勾结又与海外藩国相交通，又有舟楫之便，来无影去无踪，远不如山林草寇那么容易对付。因此，他急需寻找一位既有文韬武略，又坚持海禁政策，并且与闽浙地方势力没有利益瓜葛的大臣。
　　经过几番挑选，当嘉靖皇帝看到朱纨的履历时，他很满意。朱纨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长期担任武职，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坚决的海禁派，与闽浙地方势力素无瓜葛。
　　再没有比朱纨更合适的人选了，嘉靖皇帝御笔朱批：“今特命尔前去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在杭州省城住札”，以“调度官员，实时剿捕防御”。朱纨临危受命，他将以自己全部的智谋与力量来报答嘉靖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
　　海禁与通海之争
　　初到闽浙，朱纨很快就发现，所谓的“倭寇”其实并非明朝初年那样的日本海盗。除极少数被雇来武装押运的日本浪人外，绝大多数都是闽浙沿海靠海外贸易求生的中国人。因为承平日久，生齿日繁，闽浙沿海的人口压力十分显著。而宋元以来数百年的海上贸易已经成为东南沿海居民最重要的求生之路。即使在严禁海外贸易的明朝，这种生活方式也没有改变。只要海禁稍有松懈，走私贸易就会蓬勃发展，以至于闽浙沿海几乎家家户户都涉足走私贸易，从而也或直接或间接的与“倭寇 ”有关。
　　但对于走私贸易的历史和原因，朱纨没有丝毫兴趣。他只关心如何才能彻底铲除“倭寇”。在他看来，当地百姓与“倭寇”的密切联系正是“倭寇”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他在《甓余杂集》中点名批评林希元等地方官绅，“不惜名检，招亡纳叛，广布爪牙，武断乡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赀本、藉其人船，动称某府出入无忌，船货回还，先除原借，本利相对，其余赃物平分”。
　　确如其言，以林希元为代表的闽浙官绅确实与走私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并不是朱纨所说的“武断乡曲，把持官府”的土豪劣绅。据《明史》记载，比朱纨年长十一岁的林希元，早其四年考中进士，曾经官至南京大理寺正卿。嘉靖二十年（1542年）被黜归籍，回乡精研理学。虽然仕途坎坷，但其著述宏富，被誉为明朝“理学名臣”。
　　与朱纨只管埋头做官不同，林希元十分关注国计民生。他自幼生长在福建海滨，对家乡百姓泛海求生的艰辛深有体会，因而对求食海上的走私贸易有着深切的理解与同情。在他看来，保护和资助当地百姓下海通番，甚至从中获利虽不合于天朝法度，但绝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在朱纨眼里，凡是违背朝廷法度的事情都是作奸犯科，必须加以革除。既然朝廷明令禁止沿海百姓私自泛海通番，就必须彻底禁绝。而这项政策是否合理，执行之后会不会断了数百万百姓的生计，则不在其考虑之中。
　　于是，坚决执行海禁政策的朱纨与主张通海的林希元及闽浙百姓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朱纨很清楚，如果没有嘉靖皇帝的鼎力支持，自己的任何行动都不免于失败。于是，他特地向朝廷申请，赋予他“从宜处之”的特权。得到了嘉靖皇帝的有力支持，朱纨开始了雷厉风行的治倭行动。
　　整顿海防
　　朱纨到任后，仔细走访沿海各地，针对严重的“倭患”，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
　　他首先从海上贸易的交通工具入手。下令各寨、澳、巡司，民船以载重量三百石、长四丈、宽一丈二尺、吃水深度六尺为限，过限民船必须在半个月之内到官府注册。对违式大船（包括所有民间双桅以上大船），下令酌情付给官银，全部“承买编号在官”，且所编字号要大书，深刻桅下横木，以防调换，以备点检。已在官府注册的民船，仍令原主驾驶看守，但由官府统一管制调用。在此限以内的民船，则仍令其在海上往来谋生，但不许其假借乡官旗号出人，官府亦不予编号。
　　其次，朱纨又从人员的管理入手，强化了保甲制度。他认为：“惟沿海官兵保甲，严加防范，使贼船不得近港湾泊，小船不得出港接济。贼船在海久，当自困，相机追击，乃胜算耳。”保甲制度推行不久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旬月之间，虽月港、云霄、诏安、梅岭等处，素称难制，俱就约束”。
　　为了加强对走私行为的打击力度，朱纨还利用嘉靖皇帝特批的“便宜行事”之权，对走私行为施以重典。他要求属下对佛郎机（葡萄牙）、倭寇、中国海盗，以剿灭斩杀为主，以安抚为辅。
　　除此之外，朱纨还集中力量整顿军队，加强海防。他设置了一些军事防御设施，添置了战船，并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经过一番整顿，闽浙沿海气象一新，沿海居民私自下海的情况大为减少。但朱纨心里很清楚，就在距宁波不远的双屿，以及福建漳州附近的浯屿、月港等地仍然盘踞着大量的海上势力，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挂帆登岸，使朱纨的努力功亏一篑。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朱纨决定进攻海盗的大本营双屿。
　　明朝始终坚守的朝贡贸易体系，已经受到了走私贸易的强烈冲击。如果任由其发展，不仅将导致明王朝丧失东亚海上贸易的主导权，而且势必导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整个朝贡贸易体制解体，而这更是明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走私者的乐园
　　双屿，位于浙江之外海，悬居海洋之中，“去城（舟山）东南百里，南洋之表，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扼南北航线和中日航线之要冲，“乃海洋天险”。明初，双屿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全部内迁，无人居住，遂成为走私贸易船泊聚的理想场所。每当海禁严厉时，浙江本地的走私商人往往引诱外国商船到此贸易，而那些原来在广州贸易的外商，因“欲避抽税，省陆运”，亦纷纷由他们导引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
　　双屿最初不过是中外私商的一个季节性贸易场所。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大海商金子老据此为营，招来李光头、许栋、王直等人共同营建，相继引来日本私商和葡萄牙商人，这里才逐步发展成为东亚海域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同时也是中外私商和海寇最大的据点。
　　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从此闯入了东亚海域。他们占据双屿之初，主要从事在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1542年左右，葡萄牙人“发现”了日本，又开辟了对日直接贸易。然而，在台风季节，他们笨拙的帆船在中国海航行的危险迫使他们致力于获得一个处于满剌加与长崎之间的庇护港口。此外，还需要一个安全的基地，以获得充足的中国生丝的供应。而双屿正是这样的一个安全基地。
　　当时葡萄牙人在双屿的贸易活动主要是从事日本、闽浙和满剌加之间的三角贸易。他们与中日私商合伙，从满剌加等地贩来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在双屿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出售，换回白银，再用以购买下一趟航行的船货。在葡萄牙人和中国私商的苦心经营下，双屿港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盛极一时。
　　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明朝始终坚守的朝贡贸易体系，已经受到了走私贸易的强烈冲击。如果任由其发展，不仅将导致明王朝丧失东亚海上贸易的主导权，而且势必导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整个朝贡贸易体制解体，而这更是明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攻占双屿自然也成了嘉靖皇帝与朱纨平定倭乱的关键战役。
　　主动出击
　　1547年，朱纨派遣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等分驻漳、泉、福宁诸地，阻遏双屿港湾的私商船只。次年四月，奉命进剿双屿的福建都司都指挥卢镗率福清兵追击一艘倭寇大船，杀死2人，生擒日本倭夷稽天、新四郎，以及中国走私贩林烂四等53人。
　　初战告捷，朱纨又命卢镗统各路兵直捣双屿，葡萄牙人和中日私商则坚壁不出，形成围困局面。1548年4月，双屿商船乘着风雨昏黑突围出港。明军一面占领双屿，一面分兵追击。此役共“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镗入港，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贼巢自此荡平”（《筹海重编》卷五《浙江倭变纪》）。鉴于双屿孤悬于大洋之中，难以戍守，而明军主力“福兵俱不愿留”，朱纨便下令以木石筑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各水口，使所有船只无法进入内港，从此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苦心经营多年的国际贸易大港遂成废墟。
　　明军攻占双屿，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失去巢穴，余党部分逃往福建之浯屿。而大部分仍留滞浙江沿海，“分泊南麂、礁门、青山、下八诸岛”，或出没于福建北部海域，继续与明军周旋。朱纨指挥明军继续扫荡残敌，经过大小数十战，到同年12月，才将葡萄牙人和中私商海盗船赶出浙江海域。朱纨上奏朝廷：“台温海岛巢穴俱已荡平，凡可栖隐去处遍哨，无警收兵。”他也因此受到了嘉靖皇帝的赞许。
　　双屿战后，葡萄牙人移师福建沿海，与当地的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汇合，占据厦门附近的浯屿筑成新巢。而明军在朱纨指挥下乘胜追击，包围了浯屿。
　　1549年初，恃险困守了三个月的葡萄牙人及其同伙不得不放弃浯屿，于正月二十五日“陆续开洋”。部分葡萄牙商人为讨回商欠重返福建沿海，结果在走马溪附近的灵宫澳下湾中了明军的埋伏。此役明军共歼敌239人，生擒葡萄牙人16名，中国海盗首领李光头及属下120人，朱纨在报捷奏折中写下了“全闽海防，千里肃清”八字，宣告福建抗倭斗争已经取得胜利。
　　在嘉靖倭患中，王直集团曾一度协助明朝政府剿灭四处劫掠的海盗，希望以此换取明朝准许自由贸易的要求。结果，海禁未开，自己却身陷囹圄，最终身首异处。与此相反，失去双屿、浯屿之后的葡萄牙人得到的是本国政府始终如一的支持。1553年，他们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重新建立起新的贸易网络，并一度垄断整个亚洲地区的海洋贸易。
　　震惊朝野的“朱纨案”
　　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朱纨想象的那么顺利。
　　漳州百姓几乎家家都参与走私活动，走马溪一战立即引发了他们的恐慌心理。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漳州人前来围观被俘的走私贩。百姓听到官军的捷报，不仅无人奔走庆贺，反而指责官军攻击民船，擅自杀人。朱纨在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根本阻遏漳州百姓泛海通番的旧习，于是，再度利用嘉靖皇帝授予其“从宜处之”的特权，未等审问明细即下令将贼首李光头等96人斩首示众。
　　然而，朱纨的斩杀俘虏、草菅人命的行为非但没有震慑漳州百姓，反而引起朝野一片哗然。英国汉学家博克舍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中写道：“百姓们都谴责他们滥杀和酷刑，因为在中国如无皇帝批准而杀人，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朝中众多官僚，尤其是闽浙籍官员也极为不满。
　　兵部侍郎詹荣、巡按福建御史陈九德、兵部尚书翁万建等人相继上奏弹劾朱纨，罪名就是“擅杀”。对于众人的指责，朱纨上章辩解：
　　“臣看得闽中衣食父母尽在此中，一时奸宄切齿，稍迟必贻后悔。漳州反狱入海，宁波教夷作乱，俱有明鉴。兵机所系，间不容发，先人夺人，事当早计，一面差官赍捧钦给旗牌驰赴军前行事，一面具本于本年三月十八日题请。”
　　事实上，朱纨的辩解根本经不起推敲。从时间上看，走马溪之战发生在正月二十日，而朱纨直至杀了李光头等96人之后，才在三月十八日向朝廷六报闽海捷音，说“生擒佛诬蔑郎机国王三名”等，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情。
　　事实果真如此。葡萄牙人克路士记录了一段惊人的秘密：
　　走马溪之战后，卢镗“拼命劝诱四名看来比中国人神气的葡萄牙人承认他们是马六甲王。他终于劝服了他们，因为他答应待他们比中国人好，同时又以利诱。他在夺获的衣物中找到一件袍和一顶帽，就问一些和葡人同时被俘的中国人那是什么服饰，他们让他相信那是马六甲王的衣物，所以他马上命令照样再做三件袍和三顶帽，这样他把他们四个人都打扮成一个模样，使他的欺诈变真，使他的胜利更加辉煌。”不仅如此，卢镗还企图私吞船上的货物。“为了更安全做到这一点，不被人一眼识破骗局，他对那些和葡人同时被俘的中国人施行大处决，杀掉其中一些，还决定要杀余下的”，“他奉命动向去见海道（实际上是朱纨）；他命令准备四乘轿子给那四个叫做叛王的人坐，体面地送他们去。其余葡人则坐囚笼，头露出，脖子用木板夹紧，使他们不能把头缩进去，受伤的人亦如此，沿途暴露在阳光和露天里 ”。朱纨发现了卢镗的阴谋后，非但没有将其问罪，反而与之共同编织谎言。“他们一致同意，为保守秘密，卢镗应继续干他开始干的事，也就是杀掉在那里被俘的所有中国人。他们即刻命令执行，因此共杀了九十多名中国人，其中有几名小孩。他们仍留下三、四名青年和一个男人，通过这些人，他们可以向皇帝证明他们所冀图的，那就是指葡人为盗，隐瞒了他们夺取的货物，也通过他们证实那四人是马六甲王。”
　　嘉靖皇帝指派杜汝桢、陈宗夔详细勘查后得知：所谓葡萄牙人其实是满剌加国（即马六甲）商人，每年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卖外国货物，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克路士报道的主要情节与杜汝桢的报告基本一致，朱纨擅杀之罪证据确凿，闽浙官僚们对朱纨的弹劾也的确不是罗织罪名。
　　要求朱纨停职检查的消息传到杭州，朱纨泪流满面地哭诉：“我既贫且病，而且脾气倔强，决不肯跟奸佞对簿公堂！我是死定了！即使皇上不要我死，福建、浙江参与海上走私的人也必将至我于死地。横竖是死，我宁可自己了断，也不愿死在他人手里。”临死前，朱纨给自己写好了墓志，还作了一首绝命词，然后服毒自尽。
　　根据杜汝桢的报告，嘉靖皇帝对朱纨案裁定如下：朱纨身负大罪，反上疏告捷。而卢镗、柯乔与朱纨相佐，应以首犯论处，其他官员如通判翁灿；拒捕顽抗的葡萄牙人方叔摆等4人当处死，其余佛南波二者等51名当安置；现存通番奸徒当如律发配发遣。
　　余波
　　朱纨平寇以后，闽浙沿海的百姓并没有过上安宁富足的好日子。恰恰相反，因为走私贸易不畅，他们的生计反而更加困难。《明史》记载：“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而朱纨捣毁双屿港后，舟山的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张通商的互市派与铤而走险的寇掠派。互市派的王直集团逃至日本平户后，四年不再回国；而寇掠派的林碧川、萧显、徐海等集团则据舟山群岛为寇据地，四出流劫，终于蔓延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嘉靖倭患。
　　在嘉靖倭患中，王直集团曾一度协助明朝政府剿灭四处劫掠的海盗，希望以此换取明朝准许自由贸易的要求。结果，海禁未开，自己却身陷囹圄，最终身首异处。与此相反，失去双屿、浯屿之后的葡萄牙人得到的是本国政府始终如一的支持。1553年，他们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重新建立起新的贸易网络，并一度垄断整个亚洲地区的海洋贸易。
　　1567年，坚守海禁制度的嘉靖皇帝寿终正寝。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铁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终于从内部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依稀透进来一线黎明的曙光。（文/李远江 来源：国家历史）

福多多

明朝皇帝最大的特点就是懒。祟祯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