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个人的历史是有难度的，我作为小辈对爷爷的过往知之甚少，一切都是“大概”“好像”，需要一一查证才行。
2021年11月的一个周六，爷爷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89岁。
他暂住殡仪馆那一晚，亲戚还在陆陆续续地赶来的路上，家中只有几位至亲，安静得出奇，我给他上香的时候一直低着头，似乎听见泪水重重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入夜，我有点无所适从，在他卧室的床上躺了一会儿，床上还有明显的药味，特别浓烈，药味似乎诉说着一个人的老去，而且有不可逆性，象征着苍老的躯体日复一日的溃败。我将视线投向一侧的书柜，里面只有几本散落的字帖。
我突然想起几年前，爷爷曾写过一本回忆录，我读过原文和装订成册的“书”，但没有留心保存下来。
我在那一夜急于找到这本书，没有比那一刻更想看到这本书。我翻遍书柜也没找到，家人都沉浸在沉默的悲伤中，我没有开口再问，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爷爷去世后，我在路上见到和爷爷背影很像的老头就会掉眼泪，也不敢看他的照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思念会随之冲淡的，有时候甚至会遗忘。直到前几天一个微凉的早晨，我听见了一个和爷爷乡音一模一样的声音，我循声从早市摊热闹的人群中抬眼望去，找寻那个上了年纪的声音：看见一个老头，戴着石头镜躬下身子正在挑选蔬菜，声音抑扬顿挫，在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精准地传入我的耳朵。
乡音来自渭南，再说确切一点，应该是渭南的一个县，那是爷爷的老家，哪怕他少年时便离开了故乡，但乡音始终未改。我一下子就绷不住了，爷爷的音容笑貌重新填满了我的脑海，我又想起了爷爷的回忆录。
我提着菜径直去了爸妈家，却被爸爸告知那些书肯定没有了。
他说，2019年，新疆离休办的工作人员来到西安看望曾经在新疆工作生活过的老同志、老战士，并送上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荣誉纪念章。来自遥远的问候，又将授予这样至高无上的殊荣，爷爷接到新疆的长途电话后兴奋得像个小孩，拄着拐杖迈着碎步来回徘徊，翻出了多年未穿的中山装，又买了一副新的石头镜。他特意去理发店理发，焗了油，花白的头发向后梳得光亮，一番打扮后，变成了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头。
爷爷年轻时个子高，至少180cm，声音很洪亮，敢说又敢闯，身边的人评价他“是个风云人物”。年纪大了，腰弯了，耳鸣了，个子也缩水了。他被岁月风化成一个瘦弱的老头，影子渐渐变小，在树下打出一道朦胧的阴影，好像一摊水在阳光的烘烤下越来越小。晚年，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活动空间变小，常年盘踞在沙发一隅很少挪动，一日三餐、看电视、打瞌睡。他被岁月关了起来，只有依旧洪亮的声音能依稀窥探曾经的意气风发。
离休办的工作人员来那天，爷爷早早等在门口，专门买哈密瓜、“马乃子”葡萄和各色坚果堆满茶几，握着四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直喊“亲人”。他兴致很高，与他们唠了两个多小时，乡音、普通话、带有新疆方言的词语随意转换。临走时，把家中剩余的回忆录全都送给了他们。
我爸说，这批书一共就印了十本。2018年春节过后，爷爷已85岁高龄，他每天的毛笔字也不写了，说要开始写回忆录。
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写下手稿，虽然字数不多，但回忆是件慢功夫，常常会蔓延拓展，每天只能写百字有余。完成后，爷爷找了附近的复印打字店，将手稿录入成电子文稿，年轻的老板收了千字50元的费用，1万多字500元。
然后，爷爷又提出变成书的愿望，老板说可以排版，接下了这笔生意，设计了封面封底，这些服务连同打字的钱，老板一共收了3000元。爷爷很开心，他不在乎收藏的“书”和流通的书的区别，扉页上写着他的名字就足以让他满意、骄傲，还带有一种尘埃落定的踏实感。
我想起也是这一年，爷爷提出购买墓地的愿望，说“人老了，就能想通这件事呢，死了不给儿女添麻烦。”当家人拿回来买墓地的收据时，爷爷爽朗大笑，也同样涌现出尘埃落定的踏实感，连说“好，好！”老两口精精神神地去照相馆照了遗照，要把当下最好的状态保留下来。所以我觉得，2018年是他人生里程碑中的一件大事。
兜兜转转，在我爸成堆的u盘里，我终于又找到了爷爷撰写的回忆录，题目叫《峥嵘岁月》。我拿到稿子怀着某种神圣的心情打开，发现了解一个人的历史是有难度的，我作为小辈对爷爷的过往知之甚少，一切都是“大概”“好像”，需要一一查证才行。但随着时间的拉长，更能感受到文字承载的深厚情感，是视频和照片无可替代的。
这段历史始于1933年，爷爷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为生计发愁的年代，爷爷念了小学，又读了初中，已然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爷爷的父亲是个下苦力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驼着背弯着腰在土地中劳作，常对爷爷说“再拼几年，供我娃读书”。日复一日的上学路，伴随着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的恐惧和日本马上就要打进来的传闻，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还要面对国民党军队经常去乡下逼粮要草，抓夫拉差的状况。内忧外患，百姓的日子最苦。生活的艰难被爷爷记录在笔下：
在这十六年，父亲辛勤劳作，庄稼长得好，一直坚持供我上学读书。春季青黄不接，粮食不够吃时，就去姨家借债接济生活，但一直没有让我辍学。但我看到不少穷苦人，逃荒在外沿街讨饭。特别是由河南逃荒来的老百姓，在集镇上把小孩架在大人的脖子上，头上插一根草——那是旧社会卖儿女的标志，大爷大娘哭啼着。有的乞讨人，为了讨块馍或要一分钱，实在讨不到时，竟在自己的脑门上开上一刀，用木板拍打，鲜血四溅的惨状，令我心中特别难过。
1949年1月，爷爷16岁，念中学。解放军解放了爷爷的家乡，战士们驻扎下来，和中学师生联欢，做形势任务教育，举行篮球赛，相处十分融洽。一夜之间，家乡旧貌换新颜，大街上满墙贴着“解放大西北，帮助穷人大翻身”的醒目标语。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是，无论白天晚上出门，都不怕国民党军队出没欺压百姓了。
一个月后，解放军驻军不辞而别，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后听说是要打仗了。爷爷失落又惶恐，这帮正值青春期的热血少年已与解放军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愈发坚定只有解放军才是一心为人民的军队。爷爷连夜收拾简单的行囊，和几个伙伴瞒着家人一路向东徒步近10天赶到了渭南市大荔县，在2月10日那天追上了部队，当天就参加了文工团，穿上了灰色粗布军装，成为解放军的一员。
1949年3月，我军北移至澄城南阳庄、北阳庄一带休整，开展了大练兵运动，学习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并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年轻的战士响应军队号召，一心做好迎敌备战的准备，坚定“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信念，誓要做个意志坚定的革命青年。部队向关中进发，进驻渭河北短暂停留。
爷爷在离家参军第70天时，和战友们一样，向家中寄了钱，家长们闻讯前来探望青年兵。爷爷的父亲，一个没出过镇子的老农民赶着骡子车也来了：
我的父亲接到我第一次汇到家的十元边币后（第一次发的钱），也来部队探望我，要我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并要我和小时定的娃娃亲结婚。在当时革命洪流的汹涌下，部队随时都可能开拔，我认为回家是不可能的，只好耐心说服了父亲回去。
爷爷虽在宣传队，未处于战斗前沿阵地，但也同样经受了枪炮声的考验。爷爷晚年特别爱看战争纪录片，他耳背得厉害，就端着凳子凑在电视跟前看，我的记忆里总有电视里传开的巨大的炮火声。西安沙尘暴最严重的时候，爷爷泰然自若，说这与他经历的都不能比。
当我真的开始“阅读”爷爷的经历，渐渐读懂了文字间炮弹击破长空的尖啸，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是以鸟瞰的方式，试图逐渐从爷爷的文字中、我的视角里看清他的军旅生涯的面貌。关于战争记忆，爷爷曾反复提及，但在文字里更加生动、震撼：
我军沿陇海铁路西进，突然一架飞机在头顶盘旋，霎时四架敌机向我们俯冲下来，震耳欲聋的吼声和机枪疯狂的扫射，四周扬起一道道烟尘，真是令人胆战心惊，天边炮声隆隆，就像沙尘暴一样昏天黑地。我思绪万千地心想:“参加革命是光荣的，但革命是真的要流血牺牲的”，警报解除后，我心神渐渐平定下来了，又融入到又说又笑的人群中。
有一次，我们正在一个麦场上排演新戏，突然炮声隆隆，炮弹在我们四周爆炸，密集的枪声好似刮风，一大队人马向东撤离，全副武装的战士，个个面色如铁，扛着上了刺刀的大枪默默东去。这时有的战士负了伤，满脸鲜血不停地呻吟，重伤员躺在民夫抬的担架上、牛车上嚎叫着要水喝(负了伤后不能立即喝水)，我的心里很是悲伤。
5月20日西安解放。军队进驻西安城，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爷爷所在的宣传队驻扎在咸阳的一个大纱厂高楼里，与工人联欢，宣传革命教育。这也是爷爷第一次住进大楼房，少年袒露着赤诚的心性：
高大的楼房，明亮的电灯，令人十分兴奋。我们部队官兵和工人们联欢，演出秦腔《穷人恨》，我扮演了一个被民兵追捕的特务分子，当我扮演的特务被抓住时，剧场沸腾了，工人群众高呼：“打死他……打死他！”刚解放的工人，对特务那样愤恨，令我终生难忘。
7月，西北战场最大的战役——扶眉战役打响，我军决心在西北战场和胡宗南部队决战，号召部队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伴随着胜利的喜悦和流血牺牲的残酷回忆，炎热夏季的空气中弥漫着漫长发酵的血腥味。宣传队要求轻装上阵，将演戏的道具全部埋在山沟里，把年龄小的女孩子都送到相对安全的后方去，爷爷的堂妹也被送到西安，当年才14岁。
宣传队不仅承担着战地宣传、鼓舞士气的任务，还要帮助抢救伤员，学会基本的包扎技术。爷爷亲眼看见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炮火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倒在离家乡不远的土地中，有的青年参军不到两个月就壮烈牺牲了。
7月13、14日扶风、眉县先后解放，这场战役，歼敌军四万四千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但我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三千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纪念此次战役的烈士，1953年，在宝鸡市眉县长兴车站之北，修建了扶眉战役烈士陵园。这场战役，必定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爷爷在此用了较多的笔墨：
当年在解放大西北战场上不可一世的马家军，连续不间断地向咸阳发起冲锋，一次又一次被我华北部队击退。马家骑兵首战受挫，就在敌人进退为难举棋不定时，我华北部队发起猛烈的反击，歼灭了来犯之敌，我华北部队乘胜追击，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北线马家军被我军打掉了锐气，狼狈西逃。渭河南岸抗击的西北野战军，乘北线大捷也向胡宗南部队发起攻击，敌人防线被我突破全线击溃。
我军轻装追击，沿途群众把开水送到部队经过的路口，我们路过喝上一碗水，赶紧追赶部队，谁也不敢掉队。7月的天，烈日炎炎，我们湿透了衣衫，汗流浃背，不停地小跑前进，默默地喘着粗气，听不到往日行军时的欢声笑语。
1949年8月，这场战争胜利结束。爷爷所在的部队由宝鸡继续出发西进，行至陇县原地待命。随后得知前不久，马家军一个骑兵团，被我军全歼于陇县山谷里，但还有些散兵游勇和土匪，在山沟里出没无常，专门袭击我军途经山谷的小股部队。爷爷回忆起这段踩着尸体过河的经历：
上级要求我军后勤部队集中起来，进山后一刻不停地跑步通过。出发前每班发了一水壶酒，每人一只口罩，我们真不知发这有什么用。这条山沟两边的山腰上，长满灌木林直插山顶，一条小河在山谷流淌，我们踏着高低不平的石头路前进，经过几个钟头的跋涉，走进了山谷的深处，一股腥臭味扑鼻而来，死马人尸横七竖八的倒在河床里，河水变成了一条血河。
班长把酒洒在每个人的口罩上，我们戴上口罩跑步通过了一段20多里长的路，路上全是敌人的人、马尸体，上面盖了一层茅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上面，感觉好像踩在弹簧上，一倒一歪地向前跑，绿头大苍蝇在头顶嗡嗡叫，我全身的细胞好似凝结在一起，竖起头发默默地跑出了山沟，到达山外宿营地，我全身衣服都湿透了。
兰州城四面环山，满山遍野都埋有地雷，这是敌人防守时埋下的，已经发现的地雷都用石灰圈了起来，大家排成一字形，小心翼翼一个紧跟一个通过山丘，傍晚后抵达兰州城，部队终于得以暂时休整。宣传队就住在当地的一所女子中学里，连续七天演出白毛女，与女子中学的师生联欢，薪火传承继续宣传我军政策和革命形势，号召青年参军革命，几日内，就有十几名女学生加入解放军队伍。战士们虽乐观豁达，精神面貌昂扬，但饥寒交迫、衣单刃冷也是当下最大的困难：
9月的兰州，早晚寒气逼人，白天还好过些，但是夜半三更冻得人难以入眠。我们当时只有一身单衣、一床薄被、一双布鞋、一条毛巾，就是把这全部家当全裹在身上亦难御风寒，有一个扶轮中学参军的大个子，因冻得无法，他想出了一个奇招，竟将房子上的门卸下来盖在身上睡觉，此事竟成了一个特大新闻。
1949年，爷爷远离家乡，踏上了进疆之路。
在此之前，给每位战士发了二斤籽棉，要求自做棉被；从缴获的国民党的仓库里，又给每人发了一身旧棉服，军大衣等，解决了战士们受寒受冻的问题。为鼓舞士气，由王震将军作词、著名作曲家王洛宾作曲的《凯歌进新疆》激情澎湃应运而生。
随后，举行进疆誓师大会，王震将军宣读了向新疆进军的命令，宣布10月10日开始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方式向新疆出发。对于新疆，当时大家还比较陌生，认为是一片神秘甚至可怕的地方，有的战士很畏惧。甚至谣言四起：“新疆终年积雪不化，天寒地冻，可以把人的耳朵冻掉，小便一尿出来就冻成了冰棍了。”
老电影《金戈铁马》中就重现了誓师大会的情景，王震将军慷慨激昂：“之前到新疆是‘出十还一’，意思是去新疆的路途苦，进去十个才有一个人生还，现在我们要把这四个字给它改过来，叫它‘出十留十’，这才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气概！我们要挺进南疆，让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变成富饶之海！”全体战士齐唱：“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士气大涨，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踏上了漫长、未知的进疆之路。
爷爷说，他倒是一点儿也不怕，那些令人惶恐的传闻他都不当真。他还记着王震将军开玩笑说的话，“到了新疆，给大家娶媳妇！”爷爷常常对我说，凡事就是别多想、别回头，总得有解决的办法。一旦跟上了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脚深一脚浅踏着雪山前行，根本没有回头的道理。他毅然决然踏上了进疆之路，从此长达26年的新疆工作、生活就此展开序幕。而历经艰辛的进疆路在爷爷笔下倒有一番豁达乐观的趣味：
接到立刻向新疆开拔的命令后，我们高兴地爬上了部队缴获的美国大卡车，可惜车少人多，我们无法落座，每辆车厢里站了六七十人，汽车飞奔在茫茫戈壁中，颠簸不平的沙石路飞沙滚滚，从未坐过汽车的我们，任凭汽车摇晃颠簸，高兴地享受着站在汽车里飞奔的欢乐，一会向前倒，一会向后仰，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欢乐。
有人还编了顺口溜：“能站一里就站一里，哪怕他今后走路哩！”说实话，站在车厢里一天几百里，要比11号（两腿）跋涉几百里舒服多了。到达目的地，我们个个面目全非，都变成了土人，若不说话，谁也不认识谁了。
1949年10月11日，部队向新疆开拔；10月20日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11月14日，前卫部队到达阿克苏县；11月30日，进驻南疆重镇喀什市。酒泉至迪化1253公里，至喀什2547公里，几乎硬生生靠着战士的双脚走了下来。
这一个多月的路程，穿越沙漠、攀登雪山、克服严寒；后勤补给困难，随时遇到食物、衣服、医疗物资短缺的困境，但是没工夫喊苦，没人掉队：
我们这一路行军历时月余，多为徒步跋涉，有时能坐一站汽车，汽车的驾驶室顶上、车灯上、脚踏板上都爬满了人，每天停驻的前方宿营地，都是以有水有燃料而定。
每天行程将近一百八十里，因此必须星夜兼程，穿越荒无人烟的戈壁，饿了啃上几块干馒头，渴了喝口刺骨的雪水，走着路做着梦，个个好似机器人，只知跟着队伍向前走，谁也不敢掉队。一声号令原地休息10分钟，原地躺在高低不平的石头上做一个美梦。又是一声号令出发了，疲乏不堪的躯体真不想离开那舒服的戈壁床，真想再做一个梦多休息一分钟也好。但还是爬起来，背起背包前进！前进！
我们忍饥挨饿，干巴的嘴唇咧着口子滴着血，还要穿越烈日炎炎酷似蒸笼一样的戈壁，有时狂风袭来，飞沙走石拍打在疲惫战士们的脸上、身上，特别难受。在当时的环境中人们没有什么别的欲望和要求，只想早日到达目的地，能够美美地睡上三天三夜！
《金戈铁马》中，王震将军在长途电话中向主席保证：“不要国家的军费，几年以后我们新疆要有自己的钢铁厂、纺织厂和油田。”主席说到动情处，言语热切：“到时候，我要去你们新疆看看，不仅要吃吐鲁番的葡萄，还要吃你亲手种的小米和辣椒！新疆占祖国版图的六分之一，建设新疆任重而道远！”电话这头的王震将军站直了身躯，行了一个隔空军礼，大声答：“欢迎主席来新疆！”坚定的目光中含着热泪。
刚来新疆，的确如传言所说“周遭百里一片荒芜”，可谓“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六月穿棉袄”。爷爷问过我，你听说过“地窝子”吗？我答没见过这东西，听他的描述似乎与窑洞差不多。地窝子是兵团人最早的家，挖掘土坑作为房子的主体，再用红柳、芦苇和黄泥建造屋顶。经过了四年的艰苦创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来自五湖四海近20万人奔赴新疆，战天斗地，拓荒耕种，打造良田，绿洲在沙漠延伸，在这片不毛之地上不仅收获了水果和粮食，还建起了现代化的工厂。
到了新疆，爷爷奉命去机要处集训队学习，当时做机要工作的人，政治条件要求非常严格，一同去了百余人，一大半因政审不合格被淘汰了，剩下40位政治条件合格者，开始了业务训练，学习怎样翻译密码电报。又经过一个月的强化训练，爷爷当上了见习译电员。
1952年，爷爷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19岁。第二年被派往新疆南疆的一个小镇担任独立译电员，由于当时交通极不便，从中央到地方上呈下达均靠电讯手段联络。当时的译电工作任务异常繁重，忙的时候，一天除了吃饭、上厕所走出办公室，其余时间不分昼夜都在办公室翻译电报。极其枯燥的生活往往孕育着热爱文学的种子：
我们住的地方很偏僻，四周全是少数民族，语言不通好似处在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当时两个单位的译电工作均由我负责。
生活太单调，没有一点文化娱乐活动，特别到了夜晚，一人守着一盏暗淡的煤油灯。为了战胜孤独，我买了不少中外小说，《英雄儿女》《牛虻》《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工作干完后就在院子里读书，书中的英雄形象，奠定了我人生观的基础，我暗下决心要经受各种环境的考验，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新疆的26年间，爷爷也有过惊心动魄的经历。
1954年，新疆组织了一个高干慰问团，要去西藏阿里地区慰问边防部队。当时边境上有一股残匪流窜，为了顺利完成这次慰问活动，上级指派了一个警卫连保驾护航，并配备了一部电台，爷爷奉命一同前往。
5月，慰问团从新疆出发，前进的道路被大雪覆盖了，这里地貌复杂，大山重叠，电台与军部联络中断，骆驼大队不能通行，只好原地休息待命。爷爷身体壮实，身手较为敏捷，自告奋勇和一名同乡的战友一同翻越昆仑雪山去边防部队和军部联络。他们牵着马沿着尚能辨别出痕迹的羊肠小道向上攀登，人和马走上几步就得站着休息，喘着大口大口的粗气，白雪茫茫，经太阳照射后特别刺眼，融化的雪和路上的骆驼粪混合在一起又脏又滑，稍不小心就要摔倒，爬上一两米歇口气，感觉头昏脑涨，传说中的高原反应开始了：
我们抬头看山连着天白茫茫一团;回头望奇形怪状的云彩在脚下缭绕，我们所处之地说是天上，可分明在泥泞的路上爬行；说是在地上，却又在云雾间穿梭，确切地说是天下地上白云间。
这个时候逐渐感觉头开始发晕，吃不下任何东西，脚步虚浮，怎么也爬不动了。但就这样还是克服困难经过六个多钟头，登天梯穿云雾终于到达昆仑山山顶，这时我俩都变成了泥人，两人相对无语，四只眼睛交流了一番就下山了。
下山是弯弯曲曲的阴坡路，太阳照不到，羊肠小路冻成了冰道，我们坐下往下滑，顺着山坡拐弯的地方自然停下，因为山坡高低不平坦，摔得屁股特别疼痛，但却不费力气就下滑好几米，比起上山轻松多了，就这样忍痛挨饿摔打了两个多钟头下了山，穿过一条河谷到达我边防军驻地。
大部队三天后也翻过了昆仑山，爷爷和战友与部队共同踏上征途，到达阿里地区后慰问活动进行了十天，稍作休整又要返回新疆。来回一百六十个日日夜夜，旅途之艰，难以忘怀。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每天都是披星戴月，拆掉帐篷踏上新征途，傍晚再搭起帐篷露营做晚饭，其他时间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雪山融化的冰水：
一天傍晚，炊事班架起行军锅做面片，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战士们为了吃上这一天唯一的一顿饭，不约而同奔向炉灶旁，围起圆形的人墙，头顶大衣遮风挡沙，好让炊事员做好这顿饭。终于每人盛了一饭盒面片，个个狼吞虎咽地把那表面已经煮烂但里面还是生的面片吃进了肚里，饭是吃完了，可饭盒底下却留下一层厚厚的沙石。
有一日，部队从一个叫隆巴吉保的地方离开，一路南行，一直走着下坡路，越走越低，经过3个小时的跋涉，走进了一条狭窄的大峡谷，山谷两旁悬崖绝壁遮住了太阳，前后左右都是山，抬头看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天，地域狭小，战友们相继分开。爷爷形单影只骑着骆驼在峡谷缝里转悠，循环往复似乎蹚过了十几条河，但好像永远走不出这个山谷似的。爷爷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好似身陷恐怖故事里的场景，阴森森地可怕。后来，爷爷也是听指导员讲起这条路：
当年藏北运输指挥所所长田武同志，由昆仑山东线随首批入藏部队到达了西藏，当时按照地图上所标的路进藏，170人最后只剩下了70人，百余人就牺牲在了半路上。随后，田武同志奉命率领一支骆驼队，根据当地老人反馈的“三十年前有一批商人从西线去了新疆”的线索，竟奇迹般地由西藏阿里地区摸回了新疆，他找到的这条路虽然也艰险，但比东线那条路好多了，从此新疆解放军进藏就放弃了东线那条路。西线这条路为当时支援西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爷爷他们就是根据前人的经验走的西线，已经够难走了，可以想象东线的路有多么艰险。经过五个小时的盘旋翻越，战士们陆续从山缝里钻了出来，看见了蓝天白云，心情豁然开朗。离开隆巴吉保后，又翻过两座不大的山丘，踏入了一大片一望无际平坦的大戈壁，疲惫的战士们趴在骆驼背上，晃晃悠悠进入了梦乡，一觉睡醒，却感到全身凉飕飕，抬头远望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在这里体会到了一天四季的变化：
这块草地亦是一块神秘莫测的地方，一天内，一会儿乌云密布，寒风嗖嗖，雪花飞扬；一会儿细雨绵绵，微微的轻风吹在身上倒很舒服；一会儿烈日炎炎给人以湿热感。最可贵的是这里长出了大片绿油油的草，野马、野牛常来聚会，因为野马最多，解放军就给这个地方命名为野马滩。
在这里度过一天，可以经受春夏秋冬四季的体验。我们随身穿戴有单衣、棉衣、皮大衣，随着天气的骤变随时更换，若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谁会相信我们能够享受到昆仑山深处的这般洗礼。
归途中，又遇到关乎生死的意外事件。爷爷的马儿生病了，自己也有些体力不支。实在没办法，他便放开缰绳让马儿去追赶前面的驼队，和爷爷一直同行的同乡战友将牦牛给了他，自己去追前面的大部队。爷爷与牦牛磨合着，彼此还不熟悉，走得别别扭扭，渐渐与队伍脱离，直到天已黑透。这时下起毛毛细雨，又遇山洪暴发，洪水在山谷吼叫，爷爷前后看不见战友的身影，呼唤无响应，山谷中太黑又不敢贸然前进，看来要与这位临时的陌生伙伴度过这漫漫长夜了。这段一人一牛的不眠之夜，我小的时候就听爷爷反复讲过，当时我年纪小，竟觉得十分有趣，仿佛在听童话，哪懂那夜多么难捱：
我把牛拴在一块大石头上，原地跑步取暖，牛也卧下来休息，我又冷又饿就贴近了牛的肚皮取暖，它不习惯我靠着它的肚皮，一会儿站起来在石头周围转圈圈，一会儿又卧下喘着粗气，我又轻轻地靠着它的肚皮坐下，就这样起来、卧下，又起来，又卧下，又坐下，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回，它无奈只好与我共度不眠的雨夜。
好不容易挨到了第二天，一轮好大的红日露出笑脸，爷爷抖抖湿漉漉的衣服，俯视山下，发现宿营地原来就在不远的山脚下。一路小跑终于回到了大本营，爷爷见到了自己的马儿，那家伙竟然把爷爷的行李给丢了。两手空空回到宿营地，爷爷才感觉右下腹剧痛，寝食难安，去医院检查确诊为阑尾炎，决定住院开刀割除治疗。手术进行了8个钟头，医生说盲肠里全是粪石，而且已经穿孔，如果要再晚一点那可能就没命了。爷爷每次回忆起还是后怕：
我经过这次昆仑山的磨炼，如今又割掉了装满石子的盲肠，活下去真是万幸。我暗想，如果我当时走不出那神秘的昆仑山深处，也可能就在那儿安息了，我时常想念那位把牦牛让给我的战友，也想念那头陪我度过风雨夜的牦牛。
1956年，爷爷被授予上尉军衔。23岁的他因为文笔好，又受过教育，被推荐进入某中学当校长秘书，年轻的他踌躇满志。也在那年，经人介绍，他与奶奶结婚。奶奶上了中学，是书香门第；还会算数，在学校当会计。奶奶开玩笑地说，老头子也算得上是学校的名人。可是爷爷的回忆录在1956年戛然而止，他撰写的文字浓缩在前半生中。
爷爷1984年离休，多亏那位同乡战友帮忙，他才得以一同回到渭南安置下来，出走半生，终于回到了家乡。而后就是平淡但温馨漫长的退休生活，打麻将、写大字、遛弯散步、看军事片。
偶尔我和父亲闲聊，他说爷爷这个人太能说也太敢说，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人，学校大会上常常有他发言。在学校工作不久，爷爷回了一次老家，看见家乡的父老乡亲还在过苦日子，心里有些难受。那时鼓励人们“大说大放”，在学校晨会时爷爷将所看到的场景和盘托出，几年后，此事被旧事重提，他因此暂离原工作岗位。爷爷浑浑噩噩过了几年，后续就不再赘述。
我的父母都是在新疆出生长大，考上大学后分配回宝鸡秦岭山工作。我出生后第二年，在爷爷奶奶家住了两年，节假日和寒暑假回家，父母和我常常两地奔波。爷爷又写了一部“作品”，详细描述了九翻秦岭的故事。我的童年记忆还有夏日西瓜黏腻的甜味和爷爷用毛笔字抄写的古诗贴满了一整面墙的琐事。
我上学后随父母回到了西安，每年暑假都会去爷爷奶奶家。可能是早年翻越雪山烙下的后遗症，爷爷60多岁就拄起了拐杖。他算好大巴车到渭南车站的时间，坐在小区入口蜿蜒小道的台阶上等我，远远望见急切地朝我挥动拐杖。我回家时，他会跳到我跟前跟我撒娇，让我下回快点来。爷爷送我到车站，他推着自行车，车后座绑着我的书包。他跨上了车子，一溜烟就不见了。等我跟上了，他车的后座多了一袋香蕉或者糕点，买给我路上吃的。他站在汽车站门口，看着我进去，又一直等在汽车站门口，等着汽车开出来，和我挥一挥手。我们的车开远了，我也看见他脚跨上自行车骑远了。我消失在他的视线里，他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2017年末，爷爷奶奶搬到西安。他给同乡战友打电话问候，却得知对方去世的消息。爷爷佝偻着腰拄着拐杖在电话前立了良久，茫然抬起头看向我，只说了一句话：“爷爷和他一起经历过生死呢。”这话以前他也说过，但在这一刻却格外沉重，像有千斤顶压在胸口。以前每年春节爷爷总会扯着嗓子和战友通电话，还让我们把电视声音关小点，他耳背，对面的声音听不真切，但他们的交流似乎毫无阻碍。2018年春节显得格外寂寥，晚上不到8点，爷爷悻悻然从沙发起身准备睡觉，末了又问我今年春晚有没有赵本山，我答，没有，好多年都不出来了。他唉了一声，就挪步进了卧室，和衣躺下。
2021年10月，有一天外出吃完饭，爷爷兴致勃勃地指着家门口的KTV说，整天看年轻人进去唱歌，也想去看看。我们进去订了一个中包，爷爷首先就要唱《凯歌进新疆》。我之前没听过这首歌，关于曲调和歌词的记忆都来源于爷爷，而我阅读了爷爷的回忆录后，才去搜了这首歌。他唱得铿锵有力，眉眼间浮现出振奋和坚毅，全然卸掉了年老的衰败和颓唐，在那一刻恢复了青春的模样。看爷爷这么高兴，我却不知怎的抑制不住流眼泪，借口去卫生间待了好一会儿，又笑着鼓舞着听他唱了好多革命歌曲。
一个月后，爷爷在午后躺下，拐杖就放在床边，安然离开了人世。其实那年爷爷身体大不如前，腿脚更不便利了，好说歹说才同意坐轮椅出行。他说不愿坐轮椅，那样人就起不来了，但他没诉说过一次疼、叫过一次苦。后来我经过那家KTV，仍能清晰浮现出爷爷唱歌时的样子，当完整读完他的自传，歌曲中所描绘的人物与情节，动人而热切地涌上我的脑海。
爷爷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写，我看完意犹未尽。当我开始了解一个人时，发现对他的了解不过是冰山一角。每一段故事都可以牵引出一段往事，将每一句话叩开，发现可以延展出更多的故事。遗憾的是，有的故事将永远随逝者而去了，藏匿在岁月流逝的长河中。
爷爷去世第二天，要写一段他的悼词，家人一致认为要写得朴素，不要煽情。“我给你讲讲你爷爷的生平吧。”奶奶对我说。她有些乏累地躺在床上，捏着我的手娓娓道来，讲述了爷爷的一生。而将人的一生总结成一段悼词，用短短300字就可以写完，精彩的篇幅也不过100字。当人归于尘土，回忆往生，过往经历都凝练在一张薄薄的纸上了，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句点，爷爷的悼词最后这样写道：
1933年出生，1949年2月参加解放军，1949年10月随王震部队进疆，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授上尉衔，1958年6月转业，1984年离休回原籍陕西，2021年在西安家中去世。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7-8 04: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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