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珂在世界顶级当代舞团——荷兰舞蹈剧场做了10年舞者，2019年，尹昉邀请她创作一支“云和云相遇”的双人舞，作品《16》在红砖美术馆表演，与托马斯·萨拉切诺的展览一起共创两人认识20年、相恋19年、结婚12年，
“每天25个小时待在一起”，
每一天都相互给彼此打气。
他们希望把对舞蹈的热忱释放出来，
“因为舞蹈让更多人相连，
吴孟珂曾被要求用3个词形容尹昉，她说“很透彻，很善良，很慢”。“也因为他实在太慢了，导致我的情绪不稳定，”吴孟珂笑着说，她有着主动、独立的态度和个性，行动力强，在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念书时，吴孟珂在西洋舞蹈史课上看到NDT（荷兰舞蹈剧场）的影片，感到不可思议，“原来有这样的舞团！”于是积极上网查相关资讯，后来发现，NDT二团报考年龄为17到21岁，而她当时已经要21岁了，感到心急，必须马上出发。她找奖学金、找机会，差一年毕业时，就背起了行囊，远赴欧洲参加征选，先是加入德国慕尼黑剧院舞团，后来加入NDT，开始了她在欧洲的职业舞者生涯。“发自内心喜欢正在做的事，很重要，”吴孟珂说。2019年，尹昉因为想创作双人舞《混沌》，找到了远在荷兰的吴孟珂，她此前完全不知道尹昉是谁，两人开始了第一次合作。几个月排练之后，《混沌》快要演出的时候，尹昉觉得她就是那个对的人。
尹昉吴孟珂有一个快满3岁的可爱女儿，小名“小蹈”，因为两人是舞蹈结缘。他们喜欢把女儿往大自然里带，跟她玩舞者的接触即兴游戏，“没有什么规则，就是让她的身体有种游戏感。”“对舞者来说，身体是最珍贵最重要的，在一个越来越虚拟化的时代里面，身心被分离了，身体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们希望它更重要。”▲
演员和舞者的身份，对尹昉来说一点也不矛盾，因为尹昉演戏也是从身体出发。吴孟珂喜欢他的《温柔壳》，“他的《温柔壳》非常打动我，想象是贯穿他的肢体的”，尹昉饰演戴春，一位精神病患者，生活在康复中心，后来和恋人一起离开精神康复中心，试图建立两人的生活。戴春在康复中心的时候，是自如的、自在的，尹昉会把身体调动得更灵巧一点，后来，他进入到社会里去工作，敏感性会增强，马路上的噪音都会刺激到他，就变得局促、紧张。尹昉也因此片获得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新世界》里，他演一个北平小警察徐天，在未婚妻被害后，疯狂追查，徐天在那22天里一直很疲惫，又一直在跟很多东西抗争，尹昉就天天拍完戏，还坚持高强度地健身，让自己的身体长期处在一个极度疲惫但亢奋的状态里。因此，能看到徐天左冲右突间，绷紧到极致，似乎随时会倒下折断。面对采访，尹昉经常回答得很慢，绞尽脑汁把心里真正的想法掏出来，有时词不达意，但是半句不敷衍。“经常我跟别人说话，大家都觉得听不懂”，尹昉也发现，“可能舞者容易说得形而上，我们习惯用身体语言……”我两岁半就接触舞蹈了，那时候我身体不太好，整个人很软，脖子也立不起来，妈妈送我去学舞蹈，想矫正身体，后来作为一个特长，11岁就考到北京学习芭蕾舞。小时候学芭蕾，每天的训练很枯燥，我本身很不喜欢，所以大学考了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舞蹈系，修了工商管理的双学位，当时就想着要转行，2006年毕业之后，找到一个演艺公司上班，什么活都需要干，联系演出、帮人排练……后来还真是因为2007年看了皮娜·鲍什在北京的演出，《穆勒咖啡馆》，是她自己演的，在看她演出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是谁，去之前还以为是一个芭蕾舞演出，看完之后就决定我想要跳舞。皮娜·鲍什，2009年逝世
当时，她的作品启动了我很深的一个情感感受，那个东西又无以名状，无以言表，好像她把所有的对于人生，对于艺术，对于创作，所有的东西都渗透了进去，以前我对舞蹈的认知就是在展示技术，再好一点的作品是去展示美，但看到那场演出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可以不去展示。
自从看了皮娜演出，又开始看了更多现代舞的演出，2008年我也是第一次碰见戴剑（编舞家），印象特别深，我觉得那就是舞者的一个状态，特别像一个小僧侣，在特别开放地吸收所有的信息，反馈到身体。
这是我在公司上班没有的感觉，也是这么多年自己学跳舞没有的感觉，后来我就去考舞团，考上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成为了职业舞者，也开始琢磨创作这件事。2015年的《斗拱》是我第一个长篇编舞作品，那一年我母亲去世了，去世前我和妈妈有一个对话，她说希望我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然后我能够去好好守护这个家，这可能是她的一个遗憾。当时对家的主题有了一些体会，有了家的承载，很多东西才能被容纳进来，不然一直都是发散的。中国传统建筑里的斗拱，很像家一个无形的连接，它能够承载，能够传递，同时也在牵制。我试图把这种无形的相互作用关系，呈现在身体上。知道孟珂，首先因为她在荷兰舞蹈剧场，是当代舞里面最顶级的舞团，自然而然就会关注到。当时我刚拍完《新世界》，赵汝蘅老师邀请我做一个舞蹈作品，那个时候我老看云，想做一个云的概念，云跟云的一个相遇，有融合、有交错，有形态上的变化……我主动联系了孟珂，想编一支双人舞，那时我们完全不认识，我把自己一些作品发给她看，然后她就答应了，我马上飞去荷兰找她排练。孟珂习惯的工作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编舞家们来和他们合作，可能在一天的排练里，两个小时属于这个编舞家，下面两个小时属于另一个编舞家，舞者学的非常快。但我是很慢的，就慢慢试，有和她在做实验的感觉，第一次去是4月份，待了20天，在她排练的间隙插空练，后来又跟着他们去巡演，去了日本、台湾、北京……我好像也成为了他们舞团的一员，是一个很难得很有趣的经历。《混沌》7月份在北京演出，孟珂觉得虽然它不是一个高超技巧的舞作，但是她跳过的比较成熟的几个作品。两人带小蹈玩
三人玩“夹心饼干”游戏
女儿小名叫小蹈，因为我们俩是舞蹈结缘的。
我自己的育儿观，就是我特别希望从小孩身上去学习，所以我以观察为主，希望跟她处在一个世界里，变成她的一个伙伴。我经常跟她玩接触即兴的游戏，小孩是特别放松的，我们舞者做接触即兴，首先要做很多肌肉放松的训练，找到自然的重量，小孩天生就有这种自然的重量。
如果有一个玩具，我们一定不会告诉她怎么玩，让她自己去玩，有时候她反而玩得更有创意。
我可能从小就不喜欢很程式化，或者有绝对的标准，在一个绝对标准下，我总是不能胜任，像芭蕾舞，我就竞争不过别人，但是我要是把它当做一个实验，就可以挖掘自己的潜力。《一点就到家》剧照，尹昉饰李绍群
演影视剧，我也是去找到自己的方式。人家说你是舞蹈演员，演戏肯定体态很好，反而我很容易驼背，对我来说，舞者演戏，不在于身体有多敏捷、好看，而是在于我可以通过身体去找到那个角色，承载这个人的经历、性格、情感。
我曾经站着不动演过一段莎士比亚的情节，还有人看哭了。
那是在一个波兰的工作坊，训练方式来自于格洛托夫斯基，老师让我们呈现一段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情节，但是只通过身体中心的移动来呈现，表面上看，我和另一位演员就是面对面站着，几分钟没动。
虽然几乎没有动，但我在做身体内在的行动，观众通过对剧情的了解，能够捕捉到情绪变化和人物关系。当时对我的启发就很大，身体的行动是从内在开始的，只是外化的方式不同，我可以用舞蹈的方式外化，也可以用日常行动外化……后来我演话剧《浮士德》，它是假定性的一种表演，我也是让行动在身体里面发生，比日常夸张很多倍地外化出来。吴孟珂带参加“正在国际舞蹈节”特邀共创剧目的舞者做芭蕾热身现代化社会，身体功能越来越减弱，所以我们想通过“正在国际舞蹈节”这样一个节日，让大家体验身体带来的美，身体带来的觉知。在欧洲的时候，孟珂就会希望自己可以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比如这次“特邀共创”板块，我们邀请了国外编舞家来中国驻地一段时间，带着中国舞者做全新的作品，或者学习经典的作品。这也是荷兰舞蹈剧场作品第一次由全中国舞者的卡司完成。我们希望参与的普通人，都能感受跳舞的快乐，所以有全民共舞环节。比如邀请云门舞集的前舞者蔡铭元老师，带大家在海边做太极导引。4天时间，我们不可能谈改变一个人，但比较想带给人们一点点不同的感知，带着感知在生活，可能会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更敏锐、更开阔、更包容。
自述：陶冶
我和段妮认识20年，在一起19年，结婚12年，每天25个小时待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方式很单纯，从家到排练厅两点一线，第三点就是演出了。
段妮比我大8岁，在金星舞团刚认识的时候，我还是个小白，而她是行业前辈，也是我的老师。我身体改变颠覆的那一刻，来自她的引导。我以前是长头发，后来也是她帮我剃的。我们是互相仰视。我很喜欢外界认为陶身体就是段妮——她的身体代表舞团真正的图腾、力量和精神，所以我才能创作出这些作品。
段妮：“早期他编舞、我跳，用我的身体去完成他的想法。陶冶的创作颠覆了我对编舞的一些概念，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这些年我们慢慢地去到幕后，我负责编舞，段妮负责排练，同时她还设计演出的服装，拍摄、剪辑部分舞团的视频。这么做的考虑是，只要我们上台，掌声和荣耀都给到我们俩了，但是我们不希望所有舞者围绕着我们去跳。接下来如何成就其他的舞者，这是非常重要的舞团的意义。之前段妮坐在观众席看演出，她看到舞者在上面跳舞她都会哭的，因为又没了一场，人生又少了一场。
作品《16》在红砖美术馆表演，与托马斯·萨拉切诺的展览一起共创《16》《17》是今年我们最新的作品，两部都是极致的拉扯。
《16》是探索头部运动的作品，头部跳舞很危险，对外界来说非常疯狂。会让人想到年轻人在舞厅蹦迪的状态，那种迸发激情又充满了理性的力量，理性蹦迪。
头部跳舞最初灵感来自于段妮。她曾经说，后脑勺都可以跳舞。20年前，她就是寸头的形象了。当你剪掉头发以后，脑袋后面的空间就通了。
《16》的空间队形，叫龙摆尾，像中国的舞龙，也有点像我们打游戏的贪吃蛇，1个舞者引导后面15个舞者。随着队形的差异，你能看到透视，展开一个空间的图像。
《17》是一个声音和形状的实验。现场没有音乐，是由舞者来发声、说话、唱歌，用声音来带动身体，声音有大小、长短、曲线，身体也有，声和形之间进行一个实验，非常开脑洞。你能听到大家共振的声音，每一个身体在地面摔、碰、撞的那种力量。
地面舞蹈是最难的舞蹈方式之一，你的全身都是支点，你要手、膝盖、屁股、背支撑，有的时候还要头支撑。把整个舞台当成画布，舞者躺在纸面上，像墨水一样不断流转，千变万化。我们现在也是快40、50岁的人了。对舞者来说，30岁以后，身体的衰老和虚弱会断崖式地发生。我们每一天互相都给彼此打气，她累的时候我帮她顶，我累的时候她帮我顶。但我们没有过退休的想法，希望七八十岁还在那儿编舞、排练。
陶身体创始人：王好、段妮、陶冶
20年前，段妮曾先后去伦敦和纽约，担任英国阿库·汉姆舞蹈团和美国纽约沈伟舞蹈艺术的舞者，那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两个舞团。2008年，我和王好创立陶身体，段妮从纽约回北京加入我们。我们一无所有，开始了创业之路。
现代舞被戏称为“乞丐职业”，它更艰难，所以你的精神要更富足。我在全世界看到那么多舞者，他们的内在都是充盈而强大的。我们做舞团不是为了变得成功，变得有名，买一套房子，或是有一个新的身份，而是希望把我们对于舞蹈的热忱释放出来，让更多人热爱跳舞。段妮和陶冶在陶身体二团排练现场
前两天陶身体二团的报名现场来了300多人，有医生、图书管理员，还有做家政的。在跳舞过程中每个人好开心，最后所有人都忘了这是一场考试，给彼此加油打气。
我真的觉得跳舞很纯粹，所有人和人的隔阂跳一个舞就完事了。你出了汗，分泌了多巴胺，释放了能量，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就通透了。
而我们能用舞蹈让这么多人相连，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7-13 08: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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