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0岁的妈妈想自杀

源济

我60岁的妈妈想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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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05月20日 18:56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老龄发展报告2024》蓝皮书指出，

我国近1/4老年人正与孤独感抗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消息，

老年群体中，最常见的心理疾病是抑郁和焦虑，

并且女性抑郁症发病率普遍高于男性。

一条对话了三位受访者，

她们的妈妈、外婆和奶奶在迈入老年时期后，

或出现抑郁情绪，或被确诊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而溯其归因，一个结构性困境逐渐浮现：

“妻子”“母亲”“儿媳”的传统家庭身份，

在数十年间成为了她们的人生主轴，

埋下创伤的伏笔。

而时代赋予的集体记忆，

也在她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同时我们发现，

在这些年长女性的治疗和康复过程中，

其他女性角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是一个家族女性如何彼此治愈、互相托举的故事。

编辑：阮思喆

责编：鲁雨涵

沃琳妈妈的住院病历

沃琳今年42岁，正在杭州自主创业。去年八月，她接到宁波老家的电话，说妈妈要自杀。

赶到家的第一眼，就是几个亲戚按着妈妈手脚的画面，妈妈的呼吸急促，胸口起伏严重，像是缺氧。当晚，沃琳紧急在手机上查询医院，又托人打听，和所有亲戚合力把妈妈“押送”到了杭州的医院。

“你不压着她，她就要开窗跳车，随时随地要结束生命。”

后来沃琳才知道，妈妈的自杀倾向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亲戚们怕她担心，一直瞒着她，实在瞒不住，才有了那通电话。

沃琳告诉我们，年轻时的妈妈很干练，尤其擅长数学。三十多年前她在老家镇上开店，一开就是二十多年。那些年里，是妈妈当家，家里的账目对其他人都保密。

妈妈亲口提到过，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光，一来周围都是熟人的店，闲暇时间可以聊聊天；二来原先家里条件不好，开店之后，妈妈忽然觉得有钱了，可以用得比以前舒服许多。

但后来，记忆力衰退，加上电商冲击，小店难以为继。关掉店铺后，她把重心全部转回家里，放到了女儿身上。只是沃琳的生活状况也不尽如人意，离异，独自带女儿，磕磕绊绊地创业。

沃琳猜测，这或许也是妈妈不安全感的来源，曾经家里的“掌权者”，如今却只能看着女儿挣扎，而自己无能为力。

日本电影《漫长的告别》

小麦是一名大三学生，她的外婆和奶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

外婆从60岁开始就患有精神衰弱，在小麦妈妈的陪同下去了医院精神科，确诊抑郁，长期依赖精神类药物才能入睡。

小麦说，外婆为小家忙碌了一辈子，这也极大程度上剥夺了她在外界社会生活与立足的条件。对比外公作为周围人眼中成功的商人，会画画，多社交，外婆的自我认同则更多来自于“母亲”和“妻子”的身份。

现在她卧病在床，“不清醒的时候还好，清醒的时候还是会想很多，担心儿子的生活，担心孙子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和外婆相比，小麦奶奶身体强壮，但年近80岁的时候精神突然垮了，经常把“不如死了”挂在嘴边。

听家里大人说，在她出生前，奶奶和爷爷开过一家文具店。后来爷爷去世，孩子也工作之后，家里经济不再需要奶奶来支撑，文具店就关了。

五年前，奶奶做了眼部手术，眼底黄斑和白内障。但做完一只眼睛后，她坚称手术失败，拒绝再做另一只，脾气也开始变得很暴躁。

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让习惯了忙碌的奶奶，总是反思自己“现在看到活都不想干了”。出行也成了困难，往常陪伴奶奶去茶楼的单车，成了挂在嘴边的那句“不如开单车跳进江里一了百了”。

广东有烧香祭祖的习惯，现在奶奶说得最多的就是：“在哪里要上多少炷香，教了这么多遍，你们就是学不会，就是不听，等我死了就没人拜了。”“这是她现在唯一能找到自己价值的事情，我们不会，只有她会。”

楠戈妈妈抑郁发作，弟弟给她发消息

32岁的楠戈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从广东农村到广州工作。在她的经验里，中老年女性的精神问题，往往来源于“妈妈”、“儿媳”和“妻子”这几个身份带来的创伤。

楠戈的母亲今年60岁，2019年抑郁症发作，后来演变成双相情感障碍，时而抑郁，时而躁狂。她分析，妈妈的抑郁症有遗传基因，又遇上50多岁的关卡，激素断层，导致了病情发作。“但除此之外，环境中的触发因素，让妈妈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有次妈妈躁狂发作，和爸爸吵架，楠戈当中间人，打发走爸爸，拉住了妈妈，让她留下和自己聊一聊。“一说完，她脸色就委屈起来了，大声用哭腔跟我细数起早年的历史。”

80年代的广东农村注重传宗接代，生育是已婚女性的“头号任务”，而楠戈的妈妈结婚七年未孕。“她说有一次，我奶奶拿着扫把追着她打，追了好几条街，就因为她生不出孩子。有些话甚至不太连贯，但是就这样跳跃地讲。有些事跨了几十年，她都记得。”

后来，父母领养了楠戈，五年后，又生了弟弟。生育“任务”完成了，但环境对“妻子”角色的严苛，没有就此收手。

楠戈的妈妈是家庭主妇，“但是她更想去工作、去赚钱，有同伴，有价值感。”

在楠戈十几岁的记忆里，妈妈总是不断地找着兼职。端午节，村子附近的食品厂要赶粽子，楠戈妈妈就报名。玩具厂、糖果厂、鱼罐头厂，那时周围的厂，妈妈几乎都去过。但这遭到了爸爸的反对，因为他期待在回家时，已经有一桌备好的饭菜。

“儿媳”和“妻子”身份带来的创伤，是楠戈的妈妈最大的痛楚，这并非楠戈身边的个例。

楠戈发小的妈妈生了四个女儿，没完成“任务”，就被逼着继续生。适逢计划生育刚推行，农村里上门抓人结扎，女人们挺着肚子东躲西藏。而那段屈辱的历史记忆，演化为如今的焦虑和抑郁。

“她们现在的发病，有一部分或许是对这一段历史的反映；她们对丈夫的恶劣态度，也可能是一种表达，‘是你造就了我痛苦的命运，所以你也必须承担一些痛苦’。”

沃琳妈妈出院时的药物清单

紧急把妈妈送进医院治疗后，沃琳妈妈的状态有了明显好转，三周后出院，现在与沃琳和她五年级的女儿一起，住在杭州的家里。遵医嘱吃药，早晨七八点起床，早餐过后去小区里遛弯，再去买个菜，回家打扫卫生，开着电视，就这样度过一天。

问起沃琳觉得最重要的康复因素是什么，沃琳说：“隔绝病因，这很重要。”

沃琳一直知道妈妈有抑郁症，起初陪妈妈看过宁波当地的医生，填写了精神量表，结果是重度抑郁。

沃琳原本以为，让妈妈留在老家更有利于康复，因为小镇熟人众多，出门就能遇见旧友。可是后来她发现，妈妈其实不愿待在熟悉的环境里，担心被人议论“有病”。

在“自杀”事件前，沃琳让妈妈留在老家养病

这是沃琳和舅舅的聊天记录

除此之外，妈妈还容易把不好的消息放在心上。本身老人在家服药就不规律，亲戚们闲聊时，一句无心的“是药三分毒”，更是让妈妈自行停了药，导致病情急剧恶化。

在杭州的医院时，起初是沃琳的爸爸陪护，妈妈很愿意听从医生和护工的建议，但丈夫的唠叨总让她烦躁不安。后来沃琳发现这个问题，便让爸爸回家，改由自己陪护。离开了老家和爸爸，妈妈的情况慢慢稳定了下来。

沃琳告诉我们，父母的性格并不合拍，没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的爱好，“我爸喜欢出去旅游、社交，但是我妈是不喜欢的，她喜欢独处，喜欢把自己关起来。”

但她很听沃琳的话，“我告诉她，现在这种心理问题是很正常的，就跟普通的感冒咳嗽是一样的，可以吃药好的，她就愿意吃药了。”

沃琳给妈妈做的每日用药表

楠戈告诉我们，女儿在内的女性成员，往往最先捕捉到身边同性成员的心理变化，成为她们的情感支柱，同时也承担了更多情绪劳动和责任压力。

在楠戈家里，爸爸和弟弟两位男性角色几乎无法提供帮助。

她的爸爸只能理解生理病症。例如在妈妈失眠时，爸爸会拿出安眠药，给楠戈发消息说“你妈昨晚一晚上不睡，今晚又一晚上不睡，肯定是很难受的”。但心理上的病症，爸爸总是简化为“无理取闹”。

“我妈反复问他‘我是不是瘦了’ ‘我是不是疯了’，因为抑郁的人会不断反刍，一反刍就会问身边人。这些都可以理解为症状，不是她本人自己在跟你说话。但这么多年了，我爸还在‘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耳朵起茧了’。我妈应该习惯了，但她会难受。”

楠戈妈妈的病历

她形容父母处在一种“对抗关系”里。“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天天吵架。我印象中，他们唯一很爱很爱的画面，就是有一次我妈妈的脚受伤了，我爸给她抹药油，两个人笑得很开心。大多时候我觉得两个人都揣着委屈，都觉得对方辜负了自己。”

而楠戈的弟弟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肩负着父母厚重的期待，压力大到出现了社交恐惧和精神性的皮肤病，无法正常工作。去工厂待一天，回家的时候就“整个人都发红了”。

最后，楠戈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由于工作繁忙，楠戈很难腾出手来时刻照顾妈妈，所以无法把她接到身边住。而最好的康复环境，医院，妈妈抗拒着不愿意去。种种情况加注，楠戈一时难以把妈妈从煎熬的环境里剥离出来。

韩剧《海岸村恰恰恰》

在这样的情况下，楠戈的小姨，也就是妈妈的小妹，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持。

小姨经常去看妈妈，两个人结伴旅游。她还会跟楠戈确认妈妈要吃的药，转头给妈妈介绍每种药吃了有什么效果，劝她坚持服用。

这样的聊天和陪伴，在老家为妈妈撑起一张小小的保护网，让远在城里工作的楠戈宽心不少。

小麦在意识到奶奶可能出现精神障碍后

因为没有办法实质性地做出什么改变，只能和AI倾诉

小麦的奶奶心理出问题之后，家里的每一场团聚都是可以预见的走向：奶奶一停不停地念着不好的事情，小辈们一声不吭地听。身边的大人们不说话，小麦也总觉得别扭。大家似乎都觉得，是奶奶一个人做错了，只是奶奶老了，变得固执、无理取闹。

小麦在大学里读社会工作专业，接受过“心理咨询实务”相关的培训，对精神疾病有所了解，但由于还属于家中小辈，总是没有很大的话语权。

还是小麦的姑姑首先意识到，奶奶可能是得了抑郁症，并且和小麦一起计划带奶奶去看医生。

但奶奶“很讨厌医院，非常讨厌”，总是坚称自己没有问题。加上奶奶只会方言，出于和专业人员的语言壁垒，即使小麦有意带奶奶去医院，也无从下手。

SCL-90量表节选

摘自：戴晓阳主编《常用心理量表评估手册》附录

“去医院的话，只能我们替她去沟通。但是她只能通过生理上的反应去描述自己，就算有时候是情绪影响到了生理，她也只会强调生理上的难受，不会觉得心理上是难受的，所以做精神量表也很困难。”

奶奶的话语体系里没有情感描述，所有情绪只会外化成矛盾和冲突。在小麦家，妈妈是奶奶心中“唯一的外人”，于是妈妈成为了奶奶特定的发泄对象，对她恶语相向。有时候东西找不到了，奶奶就会在大家面前指控妈妈“偷东西”。

而妈妈只是小心地避开，不会和奶奶起冲突。小麦叹着气说，妈妈真的很能忍。

大热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

讲述了三代女性的故事

作为心理咨询师，楠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一则“妈妈抑郁”相关的帖文，评论区里，数百位网友诉说自己相似的经历和困境，大部分都是家中“女儿”的角色。

楠戈无奈地说，大多数中老年女性的支持系统太弱了，唯一的支撑就是女儿。

“但是女儿自己生活也有很艰难的时候。”楠戈记得有一条留言，女儿想辞职回去陪妈妈，“我想这个太危险了。如果心理上很强悍，这么做还好；但如果自己心理也比较虚弱，而放弃了原本的生活，回去陪妈妈，可能两个人会更难受。”

结合自身经历，楠戈提出的建议是，保持自己日常的生活，偶尔接妈妈来自己的世界里看看。

最开始，每次收到爸爸的消息说妈妈发作严重，楠戈都会立刻赶回家。后来她意识到，抑郁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法回回及时响应。

所以，一切要“常态化处理，流程化处理”。

楠戈让妈妈描述什么叫“熬不过去”，妈妈说就是“想死”。楠戈凭着心理危机干预的职业本能，又问：“你想好怎么死了吗？什么时候死？”妈妈不说话，只是尴尬地笑笑。于是楠戈一再追问，查看她的自杀危机程度：如果只是一个念头，相对比较轻微；但如果有具体的自杀尝试和计划，那便是中高度风险。（以上判断方式，请交由专业人士操作）

有一次，妈妈又说自己熬不过去，但楠戈手头恰好有个咨询个案要接。她通知弟弟先挂号，离最快就诊的时间还有三天，她正好可以处理完手头的咨询。两天后，楠戈上午完成工作，下午就赶回了家，第二天和弟弟一起陪着妈妈去医院。

“其实那时候，我自己内心也挺煎熬的，我在想，如果不及时地回去，我妈这一次会不会真的走了？那两天里，我一直催眠自己，如果妈妈真的要自杀，那她大概率这个时候已经喝药油了；如果她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欲望，那她已经做了。”

回去之后，楠戈说自己立刻进入了“职业状态”，不再只是单纯地回家。她陪妈妈看病、吃药、做情绪安抚，当天又回广州上班。

韩剧《请回答1988》

豹子女士感叹更年期有女儿陪伴就好了

妈妈患病后，母女间的身份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相处中，楠戈都不能再无所顾忌地以女儿身份出现。

她抱怨过，抱怨自己为什么总在无穷无尽的责任里。她说，作为心理咨询师，她也是需要咨询师的。

但在十数年的心理学渗透之后，楠戈有了“分离”的想法，一部分是自我的分离，即把长期的痛苦和负担先放一边，享受即使只是暂时的快乐。

“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痛苦一定会来，你不用担心，它一定会来的。现在要进入黑夜了，是吧？但是白天一定会到来，那白天到来的时候，我就过我的白天生活；等夜晚到来，我就过我的夜晚生活，这是人生的常态。”

沃琳在杭州家中给妈妈买了广场舞机

妈妈不喜欢出门社交，可以自己在家跳舞

这样的母女身份转变与常态化，也是沃琳正在经历的。妈妈的病情稳定后，变成了沃琳口中的“老小孩”。

沃琳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总会说“女儿要读书、要学习”，停掉手上有干扰的娱乐活动；而现在，妈妈逐渐回归了孩童思维，以自我需求为优先和唯一。每天晚上，妈妈在家里看电视，但沃琳需要学东西、考证书，把电视声音调轻一点点，是她最大的让步。

“那也没有办法，自己妈妈呀，只能习惯这种生活，就是老小孩，跟小孩子一样。我女儿五年级，她们俩有时候互相掐一架，所以我家里就是两个小孩，”说到最后，沃琳自己笑了两声。

她坦诚地说，最开始接妈妈来是有顾虑的，因为自己更习惯独处，毕业后的十几年里，她一直住在外面，也曾恐惧有外力打破自己生活的秩序感。

“但现在已经习惯了，对，什么都会习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