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为什么很特别？｜专访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刘家琨

源济

川渝为什么很特别？｜专访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刘家琨

Original 唐克扬 三联生活周刊 2025年03月11日 08:24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时隔13年，普利兹克奖又一次颁给了中国建筑师。对于处在转型中的中国城市与建筑界来说，刘家琨的获奖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川渝城市群，是刘家琨建筑实践的主要集中地。对刘家琨而言，川渝是特别的，而川渝、乃至川渝人的气质也集中体现在刘家琨的建筑理念中。他相信“人”的力量，“人的节奏，人的草根性，生长性，才是一个城市的魅力所在，也会成为很大一部分动力。”

作为普利兹克奖的长期合作媒体，《三联生活周刊》深度参与了历届普奖的报道。今年的获奖者刘家琨尤为特殊，他是两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的评委，其代表作，成都的西村大院曾获得2020年第一届人文城市奖的公共空间奖。

特此刊发特约撰稿人、建筑评论家唐克扬在第一时间对刘家琨的专访。

文｜唐克扬

三联生活周刊：从职业生涯早期的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开始，你就采取了一种非常接地气的设计路线来配合不尽如人意的施工状况。如今又一轮建设大潮过去了，这种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吗？

刘家琨：鹿野苑主要是用了非正式的混凝土浇筑工艺，因为当时的工人还不太会浇筑现浇混凝土，尤其是清水混凝土外墙，他们浇不直，所以我就让工人先砌砖，等砖的灰浆凝固以后，以砖为模，再浇外层的混凝土，形成一个砖和混凝土的复合墙。就现代主义的做法来说，这似乎有点不正规，但是我得面对实际工艺的难处把房子盖起来。

建筑师刘家琨（蔡小川 摄）

中国的施工在那个年代比较粗放，不像日本、德国那样事先策划完备，灯和插座的位置清清楚楚。有的时候建筑在施工，馆里的展陈还没有做策划。这种内砖外混凝土的复合墙体，也便于应对后期装修修改的问题。

另外，其实在物理性能上，复合墙体比纯粹的混凝土墙体的保温隔热性能更好。这个事情后来在学术圈引发了“关于保持建构纯粹性”的讨论，我觉得能保持“纯粹性”当然好，如果做不到纯粹性，我也可以坦然接受，关键在于解决了哪些现实问题。

20年过去了，施工技术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浇混凝土不算问题了。但什么事都会有两面性。当年我们跟这个小施工队做鹿野苑的时候，他们因为不会做，态度特别敬畏，会想很多办法，反而做得特别好。现在因为施工队普遍都有流水线一样的成熟流程，有时我想做一些新尝试，就变得艰难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事务所在成都的玉林，一个完全沉入居民区的工作空间。玉林现在变得十分“网红”，你怎么看建筑学和网红建筑的关系？获奖之后，对工作氛围会有新的规划吗？

刘家琨：我在玉林，从成立事务所到现在差不多25年了。当时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我的朋友在这里开发居民区，条件优惠。20多年来，因为城市不断发展，这里不再是城市边缘的一个新修的居民区，变成一个老居民区了。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2002 年，成都，毕克俭 摄）

玉林曾经一度很衰败，那时我们甚至考虑过搬家，因为潜在客户来访后印象很不好。然而风水轮转，现在小街区成为大城市里面一个比较好的肌理形态，小街区的保护后来也提上了日程，玉林也越来越时尚。这个时尚有依托，因为这边的居民特别多，街区里时尚的一般都是小店，它们要接受左邻右舍老街坊的“检验”，玉林因而变得特别有生活气息。去其他地方做事务所也考虑过，但是玉林特别方便，我又非常熟悉，想搬都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地方。

我在玉林待了好多年，看见这个地方的独特魅力，在十来年前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玉林颂》，有点像《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中国的映射。一年多前，我们隔壁单元一个不大的空间空出来了，我们觉得应该把这里开放出来，大家都可以来做交流，宗旨是做成一个大设计类的交流平台，顺理成章就用了“玉林颂”这个名字。

三联生活周刊：成都城市的巨大变化，对你的建筑构思有具体的影响吗？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城市化形成了一种土地财政依赖，如今正在经历快速转型的阵痛，你认为城市新的动力可能来自哪方面？

刘家琨：成都的城市面貌和中国其他城市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底层运营逻辑也差不多。但是不同的是人。人间烟火、休闲、“巴适”，就是这种人的节奏，人的草根性、平民性、随意性，我觉得才是成都的魅力。人是关键。

坐落于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楼（2004 年，重庆，存在建筑 供图）

如果说有什么动力，我觉得至少在成都这样一个地方，这些更新旧改、民间经济的自生自灭，还有政府支持的包容性，还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对“人”的乐观占第一位。“人”有可能倒过来会颠覆“物”的逻辑。

刘家琨：我觉得有可能。比如有一次外地朋友到成都来，说他们也要搞“夜间经济”“八九点经济”……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八九点结束。那不是加班吗？成都这边，夜生活八九点才开始呀！真正可以改变硬件的，是风土人情和生活追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川渝地区的市民生活得益于可贵的人间“烟火气”。今天“整存整取”的大商业空间会威胁这种气息吗？

刘家琨：我也经常会去一个大商场集中购物和吃饭，但是要说这种模式就能统治整座城市，我觉得不一定。成都烟火气还是很浓的，地摊经济、苍蝇馆子、小摊贩，仍然是蓬蓬勃勃的。

你描述的更多是新区和老区的差别。我是在老区。在新区的某些地方，比如干道背面一些区域，其实密度还是挺高的。新区去的更多是年轻人，那样的地方就变成一个密度很高、年轻人很多、消费人气很旺的地方，那么关键其实还是密度。

所以城市要成熟，肯定要有一个好的密度控制很多事情。多出来一些毛细血管的层次，有些事情才会发生。你可能不会看见一个传统的磨刀匠在大马路旁边走，但是在玉林还可以看见。比较传统的生活方式，还可以在合适的肌理和密度的区域存在。

文里·松阳三庙文化交流中心 （2020年，中国丽水，存在建筑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谈谈在重庆的早年生活对你建筑观的影响吗？

刘家琨：我大学在重庆待了四年。从城市形态上讲，重庆是“立起来的”，成都是“躺平”。从历史上讲，重庆是巴国，成都是蜀国，地形地貌和生存方式的不同，让两个地方的民俗和性格都很不一样。大山大河孕育的自然就是猎人，平原水系是渔人和农人的地盘。

我对重庆的生猛其实非常有好感。它有一种原创性，粗粝一些、单纯一些，成都要温存一些、细腻一些，内在的区别蛮大的。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重庆有它新旧杂陈的“超现实”景观，头顶上有轻轨在开，台阶上还有棒棒，一个镜头里，同时有新大厦和老吊脚楼，建筑物可以跨越好几个时代。有些外国摄影师朋友到成都来，让我推荐哪些地方拍照比较好，我就推荐到重庆去，他们一般回来都要感谢我，说这个地方前所未见，挺给劲的。

但是近年重庆的内在气质有点被“驯化”了，我有这种感觉。其实什么事儿都要有清醒一点的认识，然后保住自己的特点。如果做过了，一味求新，有时反而会失去自己原生特质的魅力。

西村大院，曾获2020年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之公共空间奖（2015年，成都，陈忱 摄）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你的建筑思想中还有超出地域主义、日常生活之外的其他要点吗？

刘家琨：地域主义、日常生活，是别人说我，我自己没有故意要这么贴标签。比如刚才说我的工作室来历，就是因为朋友开发玉林，让我到这儿，这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建筑跟植物一样，要生根落地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我们当然也面对国际化与地方性冲突这样的主题，但我在成都，是在一个地方，你在波士顿，也是在一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质，如果要把它抹平，其实世界会变得没什么意思。如果没有“地方的具体”提供的丰富性，所有的“国际”也很空虚和贫乏。比如说我到新疆去，那个尺度感和苏州的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苏州对比新疆，饮食上是小盘小碟对大盘鸡；环境上是山川戈壁对小桥流水，这些差别，其实都可以构成作品合适的尺度、密度和气质。把不同地方各自的特点，好好发挥，拿出来分享，这才是一个建筑师该做的事情吧。

三联生活周刊：你做了很多非建筑类的事，像是画画、写作之类。这些貌似“不务正业”的爱好和实践，是否会影响乃至参与到你的建筑创作中？

刘家琨：并不是要把一个平常的喜好直接转换为建筑的某个手法，也并不现实。建筑学是很独特的学科。画画当然对设计很重要，但作为建筑师没必要画得很好，只要你的手能随心表达自己的意图就足够。关键还是审美。在“手随心”的时候，长一点短一点，你能意识到各自不同的意味就可以了。

西村大院（2015年，成都，蔡小川 摄）

我现在就越画越差，但是我另外的能力，随着我做了这么多年建筑增长了。比如“尺度感”，你跟我说尺寸，我能马上浮现很多很具体的东西。这个尺寸大了一点、那个尺寸小了一点，这样的判断，倒不一定要靠当年用的绘图板丁字尺去画出来了，这是经验带来的。画画、写作，我觉得都应该作为素养，可能在这个艺术里很有魅力的方法，在另一种艺术里就显得非常笨拙。

说我“不务正业”，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建筑设计系统是从苏联那套来的，而你看西方的建筑师，往往有各种各样的素养，我反而觉得这才是正常的。所以我有时候会反驳一下，我这个才是正规的，你那个反而太单一，不正规。

胡慧姗纪念馆（2009，成都，毕克俭 摄）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20年，你个人会更倾向于某个类型的项目吗？

刘家琨：我们一个小的民营事务所，其实并没那么多选择的机会。有机会我还是要选一选项目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业主。如果业主跟我志同道合，信任支持我，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类型的项目，鸡窝狗窝都能做得很有意思，这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也有我熟悉的项目类型。我一上手就在做各种小型的文化类建筑。当你做得还不错，传播效应就开始发生，就会有同类的项目找到你，如此往复，你就会对特定项目熟悉一些。但是，我也并没有要圈定某种类型作为主要选择。我没有先在脑子里装一个念头——我非要干这个，然后就满世界去找这个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大多数普利兹克奖得主，哪怕原来很本土，后来都有了跨国的作品，你也会这么做吗？如果有个这样的机会，最希望在哪里，什么样的类型？

刘家琨：我很少站在国外某个城市，自己设想在这儿盖个房子，我好像不是这样想法的人。有时候觉得这是某种妄想。如果有机会，首先得有人找我去做真实的项目，我才会真实去思考。

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2021年，泸州，存在建筑 供图）

不管在什么地方，方法论的底层逻辑是差不多的。我在我熟悉的地方，研究它的地方性，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仍然可以去了解、沟通、挖掘它的特质。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人工智能时代，什么才是我们这个古老传统里的“人文主义城市”？

刘家琨：颂扬人的世间生活。一座城市“人文主义”与否，要看是不是在这方面给出了空间。如果一座城市，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之外，有一些宽松的空间，那么个人会更活跃一些，想法实现的可能就会多一些。这种小小的自下而上的积累，会有利于我所理解的人文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