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奥运会的赛场内外，不乏中国志愿者的身影，他们在按部就班的人生法则之外，体验了“法式松弛”带来的文化冲击，也以第一视角见证了近来中文互联网争议事件的现场。
但这并非是奥运志愿者的全部体验，光鲜之外，具体细微的疲惫与琐碎也真实存在。志愿者的故事是一个切面，帮助我们理解，对于普通人而言，奥运会还可能意味着什么。
原本以为要交代很多严肃工作安排的场面并没有发生，培训官说完几轮打气鼓舞的话，大家就开始随意逛场地，直到培训结束，志愿者们也不完全清楚自己的具体工作内容——社交媒体上，一位Vlog博主分享了自己“松弛的奥运志愿之旅”。同为志愿者的孙安琪，把这趟来巴黎当作法国学习生活的预热，她即将入读法国高等商学院。奥运前夕的一次志愿者聚餐，孙安琪小心地问起席间的伙伴，工作期间，原则上是不是不允许拍照？“其实没有打扰到运动员比赛训练，并且征得他们同意后，简单地拍几张照也是可以的，”孙安琪后来意识到，“没有原则”那句话，更像是某种戏称，概括了一种法国人自由的精神状态，中文互联网语境下把这叫做“松弛感”。比如在法国，迟到半小时开始根本不叫迟到，本地人倪金城告诉我。交通志愿者王初诞，也在具体的工作细节中有类似感受。他所在的调度中心，主要负责调遣车辆接送人员，这里每天都能产出新鲜的“吐槽内容”，比如：有乘客需求的地方没派车过来，派遣车过去的地方没乘客，呼叫中心的电话甚至没人接。“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事在中国发生，但其实这是法国的日常。”王初诞总结法国人的工作观——先把事情启动，再逐渐摸索建立章法，如果不涉及严重问题，通常会维持一种松散的管理模式。例如，乒乓球混双决赛，中国运动员王楚钦的球拍疑似被摄影师踩坏。场馆志愿者李忆发现，从第二天开始，摄影师们身边就多了一个引导员角色。但这也只是在乒乓球馆进行了改良，在具体执行层面，每个场馆秉持着“自治原则”。“在公司也是，没有人规定谁应该怎么工作”，王初诞觉得，这种工作模式的出发点是，人首先不应该被管住，严格划分了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边界。对法国人松弛感的来源，他给出了自己的一种理解，“比如，社会福利保障好，躺着在家啥事不干，一个月至少都有三四百欧，社会不卷，当然松弛。”而在诸如劳动保障之类的边界问题上，法国人则变得“有原则”。李忆和丈夫都是这次奥运会的志愿者，为了将两人的时间错开得以照顾孩子，她打电话给后台申请调班，将自己次日的晚班（17:15-00:10）换成早班（06:30-14:00）。后台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折腾很久，一直显示系统错误，他边点击鼠标边嚷嚷，“为什么啊？怎么就错误呢？为什么不允许更换啊……哦，原来是劳动法不允许！”前一天李忆上的晚班，要过了0点才下班，如果6点30接着早班，当天工作时间会超过每日8小时限制。最终李忆收到的安排是，没有任务，休息一天。网球馆的志愿者辛艺连续几天被排到的都是晚班，经常要半夜2点才能到家。她申请换过两次班后，就不敢换了，因为“怕换多了人家就直接把自己给调走了，不让我在这个区待了。”王初诞觉得这种担心有些多余。在法国生活了十几年，他觉得这里有一套自己的运行逻辑，“其实法国人才不管你换几次班，他们也不会特地记这些事。”他同组的一名法国志愿者，觉得这边“无聊不符合预期”，便申请调到场馆当志愿者，“在法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志愿者们发现，有时在中文网络上，这种松弛也会被偏离解读为一种讽刺或嘲笑，就像“巴黎奥运会穷得买不起空调”的帖子一度流传很广。张茵在奥运村做志愿者，她的工作是协助布置社区，领取和安装家具。运动员的房间里有几条沙发，几张床，张茵都再熟悉不过了：“房间里确实没有空调，但巴黎的家家户户通常也都不安装空调啊！”常居本地的张茵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巴黎的纬度和哈尔滨差不多，加上洋流影响，终年气候温和，昼夜温差大，夏季平均温度通常30摄氏度以下。并且奥运村所有建筑地板中都安装有水冷系统——一种环境友好的降温模式，以符合欧盟A级环保建筑标准——能有效保持室温。有些运动员选择租借或从本国携带移动式空调过来，张茵觉得也能理解，“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毕竟运动员要冲刺比赛，应该是为了保证他们有最舒适的状态。”张茵的感受是，“法式工作”似乎把奥运会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派对。和开幕式中设立分散的“小型路边狂欢点”类似，巴黎每天都有各种庆祝活动，活动免费，任何人皆可参与，通常在名胜古迹或街头公园。前几日，张茵在埃菲尔铁塔脚下的冠军公园，参加了一场冠军选手的见面会，大家唱歌跳舞，“是紧张的赛事间隙里一段不错的放松小插曲”。而中国观众对待奥运会的态度则相对正式。李忆在观众席工作，她留意到，和其他国家的观众比起来，中国观众显然是最具有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群体。只要中国的国歌音乐响起，现场的中国观众几乎都会大声合唱。一些国家的观众并没有唱国歌的习惯，李忆说，中国观众的合唱，给众多到场的法国观众也来了一场“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
赛场内外
网球，是今年中国观众最关心的巴黎奥运会项目之一。网球女单决赛，观众席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观众都是中国球迷。短短两周的时间里，网球馆混采区志愿者辛艺见证了采访郑钦文的媒体，从个位数变成五十多家。原本，球迷对郑钦文的成绩普遍预测是八强左右，赛程前期，每次出席郑钦文赛后采访的中文媒体只有三四家——转折出现在郑钦文对战科贝尔的那场八强晋级赛。辛艺的工作是协助球员和媒体对接采访。比赛那天，辛艺和同伴紧盯监测器画面，临近赛事结束，志愿者需要划分区域，预测采访该名选手的记者数量，预留相应的坑位。这次他们把最大的空位留给了郑钦文。再到半决赛郑钦文赢下斯瓦泰克后，在混采区出现了更多“新面孔”，每一个坑位都挤满记者，每位记者只有90秒的提问机会。辛艺举着一只托盘蹲在郑钦文的话筒旁，上面放满了各国记者的录音笔。对于网上“冠亚季军不合”的传言，辛艺感到诧异，“我一直在现场，没有感受到三人有什么嫌隙，她们全程笑着接受采访，也各自为获得的奖牌感到开心。”辛艺注意到，赛后，斯瓦泰克很快把社交媒体的账号背景图换成了三人拿奖牌的合影。网球女单决赛后，志愿者组长为大家争取到和郑钦文的合影机会。合影前，组员们纷纷自觉把中间位置让给了和郑钦文同国籍的志愿者辛艺。被郑钦文搂入怀里合照的那一刻，辛艺内心的想法是，“做了十几天的免费牛马，值了。”在奥运比赛中，观众可以是最振奋的存在，也可以是最残酷的：一个运动员得分了，会有大量的欢呼声，失误了，声音瞬间降低，夹杂着叹息。外界的高关注度对于运动员来说，也是一种压力。辛艺每天看到的郑钦文，不是在比赛就是在训练，而她真正放松下来的一个时刻，是在采访结束后——所有人的“下班时间”。有位志愿者送给郑钦文一枚Pin（奥运会特色徽章）——这是奥运会期间大家表达友谊的方式。“对哦，我还一个都没有收集到！”郑钦文笑着说。合影完毕，郑钦文又凑过来问，“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徽章啊？”那位志愿者赶忙把自己徽章包递给郑钦文，“你随便挑！”郑钦文开心地挑选起来，顺手给她签了名。十几平的采访区，每天同时混杂了赢者的欢笑与输者的失落。有外国球员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但他们还是不敢拒绝媒体采访，因为这可能也会被写到稿子里。”这时候只能由志愿者出面与记者们协商。“关注度没有那么高时，运动员的心理包袱少点，”辛艺感觉，和女单相比，中国队在混双和男单的采访氛围，显得轻松很多。男子单打比赛输了后，张之臻在采访中失落地表示自己要负全责，“说了一堆消极的话”。有记者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积极一点的收获？”“没有，积极不了一点。”张之臻回应干脆，引得现场一阵轻笑。比起最主流的场馆志愿者，交通志愿者是一个更低调的工种。
他们并不直接接触到运动员以及观众，也较少出现在赛场里的高光时刻。大部分时候，他们都默默地待在路边，等着激动的人们从场馆出来。
这样的志愿者共有近5000名。交通志愿者负责开车，需要熟悉巴黎本地情况，志愿者张舒发现，这个岗位上巴黎本地人和老年人的比例相对更高；中国人和场馆区比起来也少了很多，整个组里不超过10个。由于不需要太多的行走，这一岗位也常出现残障人士的身影。
在巴黎一家科技公司当程序员的王初诞，作为交通志愿者，每天都穿梭在不同的场馆和目的地之间，他日常接送最多的是来自各国的官员。
官员们画风各异，有的平易近人，有的会摆架子，“像个老爷”，还有的在车上邮件短信不停，同时耳机里开着电话会议。王初诞也遇到过来自中国的领导，“他们问了我几句法国当地情况。”
大部分官员说话克制谨慎，“几乎没有多余的表达”，王初诞感觉，他们总能快速判断出你是否安全，这里是不是一个安全的对话空间，“而我也明白，不该问的问题不要多问。”
他搭载过一名来自阿根廷的女性高级官员，大约60岁，“很像《纸牌屋》里的Jane”。车上闲聊，王初诞提及自己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志愿者。女性官员回应，那年在阿根廷的火炬传递是她组织的。
两人交换了对彼此国家的初印象。王初诞提起中学地理课，课上讲，从中国挖个洞，通到地球的另一边就是阿根廷。官员说，听说长城是在太空中唯一能看到的人类造物。“事实上，这是个谣言，杨利伟说他没看见，”王初诞答。
聊天逐渐深入，王初诞小心地抛出一个自己的困惑，“阿根廷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后来经济怎么就被毁了？”他表达了一些惋惜。继而话题转向去年阿根廷世界杯夺冠后的疯狂。
王初诞把每天的相遇写在日记里。有时候，他会因为偶然获得一个新知而高兴一整天，比如从一位巴拿马的高官那里了解到，巴拿马有很多中国移民，不少当地人早餐吃的是广式点心。
他也搭载过刚看完游泳比赛的法国网球联合会主席夫妇，就着孩子打网球的话题唠了一路。下车时，主席老先生把通行证带子上别着的所有徽章都送给王初诞。
志愿者载客是义务劳动，但不少乘客都会在下车时留下一些特色徽章，以表达感谢。志愿者张茵喜欢把五颜六色的徽章穿在脖子上的带子，方便随时随地和人交换，她说，“徽章意义不是摆在那里，而是获取它的过程。”
张舒是和王初诞同一小组的中国志愿者。她觉得徽章交换像是奥运期间的一项通用社交语言。有一次张舒开车至某个红绿灯路口，一名警察大叔敲窗来问，“交换徽章吗？”坐在前排的乘客小哥，穿着运动员队服，递给了警察两枚徽章。看到徽章上的“EOR”的标志，张舒才反应过来，她搭载的这一车乘客是难民代表团。
难民代表团的运动员来自世界各地，不代表任何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他们通常离奖牌榜很远，本届奥运会是难民代表团第三次参加。
那天下班后，张舒在朋友圈刷到一篇难民代表团的文章，她很快将那位前排小哥和其中信息对上了，“原来他来自叙利亚，是一名游泳运动员啊！”
有时候，交通志愿者也得处理培训内容之外的突发情况。
8月7日晚，埃塞俄比亚选手拉梅查·吉尔马在3000米障碍跑比赛中被跨栏绊倒，有现场人士看到，吉尔马摔倒后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失去意识，当场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当晚在场馆外值班的王初诞，也在同一时间接到调度中心的一单特别派遣，一行三人，是吉尔马的教练以及埃塞俄比亚队的领队和队医。
那天深夜，王初诞带着焦灼的三人连跑了两家医院，先是在沙普提厄医院确认了吉尔马的颅内状况，又迅速转移到比夏特医院，检查其他身体部位。
一直忙到凌晨三点，好在吉尔马各项指标无大碍。坐在回程的车里，终于放下心来的领队和王初诞轻轻碰了一下拳。
乌托邦的AB面
事实上，志愿者的工作很少涉及钱。
在奥运场馆，志愿者无需过问与钱有关的事，比如志愿者如果只负责检票，遇到逃票等任何与钱有关的争端，会交由奥委会的正式员工来处理。志愿者的工作时间里，也用不到钱，凭借志愿者卡，他们可以在员工食堂用餐，免费搭乘公共交通。
更重要的是，志愿者做事的价值，也不由薪水来衡量。人们表达感谢的方式通常是赠送或交换徽章。“我们像是短暂地进入一个乌托邦的世界。”王初诞说。
王初诞遇到的每一个志愿者，都有着强烈的积极性。大家闲聊时常抱怨活太少，“为什么我今天只接到了一单？”如果有谁多接了几单任务，其他人会一起感叹，“你这是什么狗屎运呀！”
这和人在职场的状态是完全相反的，“没有人上班是想主动揽活的，上班本质上是出卖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得报酬。而对于志愿者，做这些是爱好，是主动选择，工作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嘉奖。”
这也带来一种更为平等的相处方式。不存在利益冲突，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志愿者之间的关系融洽，鲜有矛盾发生。走在奥运村的路上，王初诞会和警察、官员们打招呼，对方也点头以回应。
在跆拳道馆工作的志愿者孙安琪有类似的感受，当志愿者获得的成就感远大于上班。“上班，我好像只是在满足某些领导的需求，永远在内耗。但志愿者工作，哪怕是简单清理垫子上的汗渍，我可以看到我真的帮到运动员比赛。”
孙安琪的另一项收获是情绪价值。起初，孙安琪总担心自己的法语说得不够流利，“而且咱们东亚人嘛，在这样大型场合通常羞于表达，不敢表现得太主动。”但她遇到的运动员或者志愿者，总是充满鼓励，也不嫌自己说话慢，会认真倾听并给予反馈，孙安琪感到被尊重。
她形容最近的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夸夸群”现场：不经意的一次帮忙，或者今日穿搭妆容，都可以成为其他志愿者夸赞的主题，“渐渐地，我好像也变得更自信了些。”
这趟志愿者之旅，辛艺收获了跨越年龄和背景的友谊。同组的一位法国大哥，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在那里遇到了同为志愿者的一名东欧女孩，现在是他的妻子。他们在北京朝阳公园相遇，每天完成志愿工作后，夜晚再去三里屯蹦迪。对于这位法国大哥来说，志愿工作具有特殊意义，所以这次巴黎奥运会他和妻子再次一同报名。
一个所有志愿者都遵循的规则是，穿着制服的志愿者工作期间，不表露任何立场或者佩戴国旗这样的国籍元素。跨文化、无国界、反歧视……这些词汇反复出现在志愿者培训中，共享一种理想的语境。这种理想是珍贵的，在俄乌战争的战火尚未消弭的当下，在疫情隔绝后，世界也需要这样一场盛会。
一位志愿者在社交平台晒出与朝鲜乒乓球运动员金琴英的合影，他特地将照片打印出来送给金琴英，“方便她日后查看”。
但乌托邦的语境之下，很少人谈及志愿工作在世俗层面的好处。比如志愿者们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社交平台，收获点赞关注和社会认同。一些国外大学申请中，志愿者经历也是一项重要的考核标准。而对于一些进入事业轨道的人来说，参与大型赛事某种程度上也能拓展人脉……
“你只有以一种不计回报的付出心态，才能做好志愿者这个岗位。”在倪金城的观念里，乌托邦语境是一种主动选择，筛选出那些“付出型人格”的人成为志愿者。志愿者的工作通常琐碎，有时需要大量情绪劳动，或者承受枯燥。比如，作为一枚“人形立牌”站在路口2小时。
倪金城此前是中国旅法工程师协会的会长，经常作为组织方，招募一些志愿者来帮忙筹办会议和活动。他自己成为一名志愿者后，每天需5点起床，搭乘奥运班车前往郊区的高尔夫球场，日常主要工作之一，是在入口处检票和接待问询——期间，他既无法接触运动员，也看不到精彩的比赛，高尔夫这类在中国相对冷门的项目，对志愿者的“精神鼓励”似乎也少了一些。
“招募志愿者以及培训的时候，强调志愿者是奥运会的脸庞，是灵魂，是最伟大的存在。”但是在真正执行过程中，倪金城也感受到一种渺小。光是他所在的高尔夫球馆，就有799名志愿者，有时候他在想，某些岗位是否一定必要，“没有的话是不是也办得下去？”
他举例，高尔夫球场内，有志愿者是专门引导观众不要走上草坪，可绝大部分观众都不会主动往草坪走。“当然有这样一个志愿者在，可能让大家觉得体验更好。”他补充道。
出于各项现实考虑，奥组委招募的志愿者人数通常多于实际需求，在奥运会场馆，有时候会出现站在那里无所事事的志愿者。另一方面，志愿工作没有任何强制性要求，偶尔有志愿者发现，前几天出现的同伴后面就再也没来过。
“你们只是来服务他人，不用取悦他人，”社交媒体上，有志愿者记录下培训官说的这句话。
奥运期间，法国前总理让·卡斯泰也成为地铁五号线上的一名志愿者，负责引导人流，维护站台秩序。对于巴黎民众，盛会固然美好，但是生活也很重要，不少人更关心的是，奥运周期的地铁和住宿涨价了怎么办，奥运的财政支出压力是否意味着更多居民纳税。
在一些欧美国家，志愿者也成为一种参与公共议题的方式：能弥补政策的不足，也是公民社会的黏合剂。法国政府数据显示，每年大约有1100万人参与到各种形式的志愿工作中，这个数字占总人口的17%左右。
倪金城有法国朋友，每周的工作时间，一半用于有偿工作，另一半用于志愿工作。这次为了志愿者的工作，倪金城也请了将近半个月的假期。
采访结尾，我问倪金城，你的公司允许你请假这么长时间来当志愿者吗？
他随即向我科普：在法国，每位职员通常有30天左右的带薪年假；此外，法国劳动法规定每周工作时长不超过35小时，如果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每周会超过35小时，那么，公司需要把超时的这部分以假期形式返还。
“这样算下来，除了公共假期，我每年大概能拥有40多天的年假。”他淡淡地说。
运营 / 李欣然 校对 / 李项玲 美术设计 / uncle玛丽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9-20 06: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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