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拍房越来越多了。
《2023年全国法拍市场监测报告》显示，2023年全国法拍房挂拍套数达到79.6万套，总量较上一年增加36.7%，创下新高。
对一些人来说，这套被法拍的房子不是投资，而是唯一的住房，是家。在法拍房背后，是个人资金链的断裂，也通常意味着一个家庭的负债。
从被起诉执行再到开始拍卖，一间住房流入法拍市场，需要经过一两年的时间。如今数量大幅增长的法拍房，有许多或来自两年前的断供潮，或曾被创业者作为抵押用于贷款。
法拍房挂牌数量走高，但成交价却走低。他们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从高位买房，到创业受疫情重创，就连最后法拍，也遇上了房市退潮，只能以腰斩的价格卖出。
时代的巨浪迎头劈下，房子和家一起失去了。看起来，他们是“每一步都走了最坏的棋”，可是放眼望去，棋盘上没有赢家。
断供四个月后，苏建业接到了建设银行打来的第一通催贷电话。
那是2022年2月，听着电话那头的机器人语音，他叹了一口气，沉默地挂掉了电话。在此之前，苏建业已经接到过许多狂轰乱炸的信用卡逾期催款电话，“习惯了”，他有了心理准备，“知道被起诉只是早晚的事”。
接下来的一年多，所有流程向苏建业呼啸着席卷而来，没给他留一点喘气的时间。
几次短信和电话催收后，苏建业收到被银行起诉的通知。拖延了个把月，他收到法院寄来的传票。紧接着，与银行的民事诉讼败诉。2023年9月，苏建业的房子门上被贴上法院通知书，“本院将依法拍卖已查封房产”。
那是苏建业一家唯一的房子，苏州工业园区附近的七十平小屋。2012年，苏建业买下它，总价80多万，首付是三成，二十多万，计划还贷二十年，每月三千多。一家人在这住了十年，“没想到一下说没就没”。
苏建业想过挽回这“一泻千里”的局面。他和银行律师沟通，语气哀切向对方表示：我是万不得已才断供房贷的，也想继续还钱，但真的没有能力一次性还清。律师也只能公事公办，拒绝了苏建业的分期还款请求，“因为房贷逾期后，我（在银行那边）等于没有信用了”。
与银行协商失败后，法官又给过他一次希望，苏建业认为，当时对方的意思是“这个案子先这样结，后面执行法官会再调解，一般都可以再商量的”。但他没再得到商量的机会。
在法院给的一个月搬离时间里，苏建业白天工作，晚上和周末拖家带口地看房和搬家。孩子九岁，还在上小学，家里有一个老母亲，妻子在家照料一老一小，两人因为搬家吵了几次架，“生活搞得一团糟，没法过了”。
“为什么要房贷断供？因为我们一家要活下去。”对苏建业来说，起诉和失去房子，起码是一个过程，“但没有钱不是，没有钱会立马活不下去。”
决定断供，往往不是权衡利弊，而是退无可退。这是最差的结局，却也是唯一的生路。
2023年4月的某天，朱梦突然发现自己成了“黑户”。
那时她正躺在床上玩手机，用微信转账没有转出去，吓得她“噌”一下坐直。一查，银行卡显示被冻结。心下几乎是立即蹦出了答案：房贷断供的延迟审判结果终于来了。法院的电话回复证实了她的想法，因为武汉那套断了供的房子，自己终究还是成为了失信被执行人。
2019年下旬，朱梦和丈夫在武汉买下一套期房，一百多平，加上精装修费总价一百三十多万，首付三十万，计划每月还四千多，还二十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起初，按照两人开的公司收入平均水平估算，每个月多四千块的支出，“绝对是没有风险、没有压力的”。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刚还了三个月的房贷，武汉疫情爆发了，随之而来的是封城、停工。
一停工，朱梦就知道“要出事”。所有的工地项目无法进行，朱梦也压了许多笔款不能到账，果然，资金链断了。在这个危机时刻，朱梦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没有收入的状态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家里的存款又并不多，为了活下来，房贷断供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断供了两个多月，武汉解封了。朱梦松了一口气，赶紧将逾期的一万多块房贷都补上了。然而在这之后，情况急转直下。先是项目款怎么都收不上来，一些项目的老板又带着欠款“跑路”，然后家人身体也出了问题，丈夫要做心血管手术，需要一大笔钱。
中年危机，朱梦想。在三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她和家庭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
朱梦有三个孩子，小的刚几岁，大一点的也都在上初高中。六七十的老人也需要赡养，家里有七八张嗷嗷待养的嘴。更糟糕的是，公司经营不下去被转手出去，那一整年，朱梦一家都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咬咬牙又还了两个月贷款，到2020年6月，实在是没钱了，她只能选择了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断供。
2019年做出买房决定时，朱梦还以为是幸福生活的开端。
彼时，朱梦和丈夫刚在武汉“站稳脚”，两人开了一家小规模的劳务公司，承包一些工地工程的活。虽然没有固定月收入，但每次干完项目结款，就能收回几十几百万，手上来来回回的资金并不少，“家庭账户上，少的时候也有几万块，多的时候几十、上百万没问题”。
当时武汉的房子抢手得紧，“大部分区都要户口限购”。作为湖北孝感人，她和丈夫原本不能在武汉买房，但是一名卖房中介告诉他们：“蔡甸区的房子现在还不限制户口，但马上也要限制了”，催两人赶紧下手。
这是小家庭精心挑选的第一套房子，也是夫妻二人从家乡到大城市，打拼下的第一个家。有了房子，意味着在城市落了脚，从县城跃升至新一线城市，以后孩子的教育也能有更好的条件。
所有因素加起来，推动着朱梦和丈夫做出了买房的决定。那时朱梦不会想到，她和家庭已经站在危机的路口。
现在看来，朱梦毫无疑问是在高位买房，走了一步“坏棋”。2019年武汉蔡甸区的新房每平米均价还在一万两千元左右，此后一路下跌，到2023年，每平米均价已经跌了约两千元。
而在疫情爆发前一年辞职创业，是苏建业落下的第一步“坏棋”。
2012年买完房，每月还贷三千多，对于当时从事设计工程师职业、月入过万的苏建业来说，并不是多大的压力。直到2018年，他决定创业。
这个念头并非突发奇想。苏建业的父亲就在家做一些生意，一年赚的比自己还要多，几年前，苏建业就开始谋划自己也创业当老板的想法。
在苏州，苏建业的工资虽然算不上高，也绝对是不低的。但他始终觉得，上班赚的是一份死工资，他得想办法多挣点钱，为家庭做准备打算。
随着孩子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教育成本大幅上升：跳舞、英语、绘画，各种培训班一学期就要花掉几万块，此外，还要上课程辅导班，一学期也要上万。这样算下来，苏建业成了“月光族”，遇上生病、添置大件，还需要父亲那边添钱补贴。
在赚钱想法和家庭生活成本的压力下，苏建业决定辞职，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五金进出口贸易公司。
一年后，因为公司缺乏周转资金，苏建业不想自己第一次创业就以失败收场，便在朋友的介绍下做了“房产抵押经营贷”。评估房子的市值后，农商银行向苏建业发放了160万元的贷款，每个月还一万元左右的利息。自此，苏建业每月需要还一万三千块的贷款。这大概是第二步“坏棋”。
苏建业觉得，自己是一个乐观、不精于计算的人。在风险和收益前，他常常天真地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和运气。
按照他的设想，在自己公司经营的平稳状况下，这笔还款数额是远远能承受的。上半年，他从公司赚到了三十来万，每个月也有五万多块。有了这笔资金周转，他又能将生意扩张开，那能赚到的钱也就能更多起来。拿到这笔贷款后，苏建业将钱用于疏通关系、拓展客源渠道上，公司经营也开始有了发展的势头。
好景不长，2019年底，疫情爆发，苏建业的棋盘被彻底打乱。
一方面，公司没法将订单送至工厂，原有的订单慢慢流失。另一方面，出口贸易订单全部停掉，新订单又无法进来。2019年底到2020年上半年，公司都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发展状况，处于几乎没有收入的状态。
然而每个月还要还一万三的贷款，在这期间，苏建业陆续向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又将几张信用卡的额度倒来倒去，才勉强维持着不断供。
艰难支撑到2020年8月，苏建业终于接受了这次创业失败，落寞地关了公司。之后，他又花了几个月处理手中积压的货款，才拾掇着开始找工作。2021年末，看着每个月一万三垒起来的欠债，苏建业的手里再也拿不出一笔能活动的钱，“当时真的是没办法了”。
也是在此时，因为经济债务问题，苏建业和妻子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住房被通知法拍成了两人离婚的导火索，“就是生意失败欠债和房子（没了）这个事，老婆跟我离的婚”。离婚后，他独自照料着孩子和老母亲，一边工作维持家庭生计，一边想办法还逾期的贷款。那段时间他心里出现最多的念头，只有“先活着”。
房子流向法拍的原因有许多种，但占最多数的一定是贷款断供。归根结底，法拍房的本质是债权人的资不抵债，“如果有一点钱，都不会让自己房子沦落被法拍”，苏建业说。
贷款买房，贷款做生意，对于朱梦和苏建业来说像一场棋局博弈，当身上的筹码用尽，只能沉默地接受惨淡的结局。
看到房子的起拍价时，苏建业有一些不满。市场价能有二百六十万的房子，起拍价只有一百八十万。
他本以为，这么低的起拍价，应当很快就被人抢着拍走了。结果大出所料，第一次拍卖，竟然没有人出价，他的房子流拍了。第二次拍卖的起拍价比第一次更低，只有一百四十万。
苏建业形容自己心里着急得喷火，生怕房子这么低价就被拍走了。但与此同时，又有一丝暗暗的希望：当时房市那么差，如果几次都没人出价，说不定房子还是回到自己手里，他还是愿意继续慢慢偿还贷款的。
第二次竞拍时，苏建业已经找到一份上班的工作，他设置了出价消息提醒，“希望别收到提醒，又或者收到很多提醒”。苏建业的希望最终落了空，竞拍时一共有四次出价，只在起拍价格上抬高了两万多块钱，最终房子以一百四十二万多的价格被拍走。
房子低于市场价一百多万被“捡漏”，苏建业又惊又气。当时，他还觉得自己碰上了“最不合适的卖房时机”。但现在，看着一路下跌的房价，苏建业又开始后知后觉的庆幸，虽然没在最好的时机拍出，但起码也没在最坏的时候。
这几年，法拍房数量持续增长，成交价和成交率却出现走低态势。在经济下行和去杠杆化的背景下，住房市场整体出现供过于求的趋势，法拍房的价格也一跌再跌。
刚开始还贷的时候，朱梦买下的期房还只是一块地，她还担心过它的后续交付问题，祈祷不要让自己碰上烂尾房。当时的朱梦怎么都想不到，自己会“羊肉没吃到，惹一身骚”，丢了房子，还倒赔进去几十万。
物业管家给朱梦发去消息，她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已经贴上了法院通知单
房子被法拍前，朱梦说，她没有收到有效的通知。那段时间，手机里打来的催款电话太多，很多虚拟号自动被判为骚扰电话，朱梦也会拒接一些催款电话。因此，她漏接了法院和律师的电话，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不知道房子已经进入执行的流程。
朱梦打电话给银行的律师，对方安抚她：现在房市还可以，房子交给法院拍也省心，如果拍出去，法院也会从拍卖款里拨一笔十五到二十万的安置费给她用于应急过渡。在知道此时已经不能自己卖房后，朱梦接受了这个结果。
2023年9月，这套朱梦没住过一天的房子被挂到淘宝网上法拍。一个月后，房子被法院卖掉。起拍价是六十多万，只被加了一次价，不到七十万，就被拍走了。朱梦想不明白，房子是精装修的新房，没有人进去住过，买的时候一百三十多万，“怎么这个价格就卖掉了”。朱梦当时忍不住骂人，“这太黑良心了啊”。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卖掉房子后以后，加上诉讼费、逾期费，还是欠银行二十来万贷款。朱梦计算着：自己首付实打实付了三十万，还贷也还了几万块，结果房子没住一天，卖掉以后还是欠银行二十万，相当于五六十万都打了水漂。
朱梦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笔让她赔得血本无归的买卖。在等房子交付的时候，朱梦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它被卖掉后，朱梦还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朱梦和房子距离最近的时候，是在相隔百里的照片里。当时她已经断供几个月，物业不知情，还在微信上提醒她，房子可以交房了。
直到这时，朱梦才终于从对方发来的照片里看到她的房子，装修得实在是很漂亮，地板、墙都干干净净的，厨具也是刚打的，看起来明亮又干净。
这是多么好的新房，朱梦想，“这是我们在外打拼买下的第一个家”。虽然还没见过它的面，没有进去住过一天，但是朱梦已经喜欢上这个房子了。当时去武汉交通不方便，朱梦就没有到线下收房验房，她幻想过，能不能等情况好一些，将之前欠的钱还清，然后将房子租出去，用这个钱来还房贷。
这个想法最终没来得及实现。
而对苏建业和徐文博来说，失去住了十年的房子，真的等同于失去了家。两人原来的房子不大，一家四五口住八九十平，并不宽敞舒适。但如今，两人才意识到，他们和房子有那么深的感情和羁绊，“有房子才是家”。
徐文博一辈子都是老实本分的人，房子被法拍，是因为他太过“仗义”，也缺少法律知识，为开纺织厂的大舅子做了担保。后来工厂破产， 欠下了千万级别的债务，徐文博和好几家同样做了担保的亲戚，都没能逃过资产被执行法拍。
十年间，徐文博一家在小区里是出了名的人缘好。每次钓完鱼，他都会在小区内分一圈，碰到谁就问一句，不管熟不熟都送给对方一条。邻里街坊也给他提供许多便利，几乎是每天，自家的窗台上都会放着不知道谁送来的馒头蔬菜。
出事后，看到家门口贴上的法院通知和封条，面对左右邻居的担忧和询问，徐文博忍不住地害臊，他知道，不管之前关系多好、自己品行多端正，现在总归是要被贴上“欠钱不还”的标签了，即便欠钱的其实不是自己。
搬家的时间紧迫，徐文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匆忙搬到邻近单元楼的房子。住在同个小区，他经常经过原来的房子，每次都百感交集。
他打听过现在房子主人的情况，经过原来的厨房平台时，也控制不住地去看一眼。房子收拾得好不好，房主住的感觉怎样，和邻居关系处得怎样，这些问题徐文博都在脑海里想过。如果当时有得选，他是不愿意住得这么近的，“每每回望（原来的）房子，都是一次心理创伤”。
搬到租住的房子后，孩子有过一句童言无忌：“爸爸，这不是咱的房子，这是别人的房子”。这么小的孩子，不懂家里的一系列变故，也能明白房子的不同。徐文博想，租的房子和以前拥有过的房子是没法比的。住在租的房子里，房子坏了个洞，他也提不起动手修补的兴趣，“差不多将就活着就行”。
因为原来的房子离孩子上学的地方近，苏建业在搬家后也常常经过曾经住的小区。孩子的朋友同学许多都住在这个小区，自己也有一些认识的朋友，尽管如此，苏建业也不愿再走到曾经的房子附近，他害怕遇到从前认识的人问他现在的情况，更不想再看到房子现在的样子。
对苏建业来说，现在的生活压力重重，虽然通过拍卖房还清了大部分的钱，但自己还有倒来倒去的信用卡欠债，“混得不好，总觉得不应该这样回去（原来住的地方）”。
从自己的房子搬离时，苏建业将屋子打扫了一遍，能留下的东西就整理好留给下一任房主，不能留的也都一趟趟清理了出去。他希望，新任房主进来的时候，能意识到，这是一间被人珍惜、爱护过的房子。
出门前，苏建业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踏入这间屋子了，他差点没忍住自己的情绪。最后，苏建业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以前觉得拥挤的室内现在却显得有些空荡。他将门轻轻地关上。
作者 虎钳 | 内容编辑 铃铛 | 微信编辑 康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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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29 05: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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