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人怒了。
身处南蛮之地的楚国,突然对隔壁的随国用兵,并一举歼灭了随军主力。差一点就面临灭国之灾,随国国君十分惧怕,却认为楚国师出无名,遂派出使者前往楚国讨要说法。
随国使者到了楚国后,楚君熊通立马换了个笑脸,说自己蛮夷出身,现在中原诸侯都在各自征伐,扩张势力。我有一支不像样的军队,敢为周天子平定诸侯纷争,只是需要周天子赐予我更高级的封号,以正楚国之名。
随君听闻使者回报后,不敢不从,于是替楚君向周天子请封尊号。谁知道周天子虽然式微,却对“蛮夷”保持了一贯的优越感,一口拒绝:他也配。
得知消息的楚君熊通勃然大怒:“王不加位,吾自尊耳。”既然周天子瞧不上我们这些蛮夷之人,那咱也不需要理会他们,咱自个儿称王得了。
熊通自称王号,为“楚武王”。
而楚国的僭越,让天下诸侯间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了。
楚武王缘何如此看重周王室的封号?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楚武王姓芈(mǐ),熊氏。楚国始创于公元前11世纪,与齐、燕、鲁等国均属于西周早期受分封的诸侯之一。只不过与齐、燕、鲁封侯不同,楚国的先祖熊绎,在周王那讨到的,只有子爵。
按《礼记》规定,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与前面几位相比,楚国初始封地小了不少。所谓五十里之地,即方圆五十里。在中国古代历史早期,方圆也被称为方员,即土地与人口的集成。说白了就是,楚国的这块五十里封地,不仅地小,人也少。
那是因为楚人的祖先不够给力么?非也。
熊绎的曾祖父鬻(yù)熊,是中国早期的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史记·楚世家》中有言,“鬻熊子事文王(周文王)。”关于这说法,有人认为是从鬻熊的儿子开始,楚国臣周。也有人认为,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那时起,楚人先祖即服务于周王室。
▲五帝之一的颛顼,传言其为楚国芈姓先祖。
而根据同样出身芈姓的屈原在《离骚》中写的头一句话:“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可知,鬻熊的先祖即大名鼎鼎的五帝之一,颛顼。在这个家族发展到西周之前,除了颛顼之外,还有火神祝融。可以说,楚国王族先祖对中国历史以及西周王室的建立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然而,当楚国开国之君熊绎与鲁伯禽、卫康伯、晋侯燮、齐丁公等一起辅佐周康王时,周康王却常常将御用之物赏赐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鲁、卫、晋、齐(齐丁公是周康王的舅祖父),而对同样尽心辅佐自己的熊绎不闻不问。
出于对有功之臣的表彰,周康王也赏赐了熊绎一块封地。只不过,楚国的这块初始封地丹阳(此地今名尚有争议,一说在河南南阳淅川县),位于今天的长江流域。在西周那个以黄河流域为发展核心的王朝当中,长江一带还是尚未开发的荒郊野地。正如《左传》中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为了侍奉祖先,初期的楚国连块像样的土地都没有。就连祭祀用的牛,都还得到鄀(ruò)国去偷一头回来。由此可见,周天子对楚人确实是有亏欠的。
但人总得吃饭。尽管受封之初楚地的环境恶劣,但从熊绎起,依托荆山(现地有争议,或认为是陕西商洛商州区)资源,以长江之水灌溉农田,发展农业,开采铜、铁,储备军事力量。
在数代国君的励精图治下,楚国逐渐富强起来。
至春秋中期,楚武王之孙楚成王在位的时代,阻碍楚国向北扩张领土的陈、蔡、申、息、江、黄等国被灭得七七八八了。先前对楚国扩张产生威胁的其他国家,也基本被打残,成了楚国的附庸。自此,楚国称霸江东。
与先代楚王一样,继承楚国大统的楚成王同样是个热衷于对外扩张的主。但与“一怒称王”的爷爷楚武王不同,楚成王还是很“尊重”周王室的,毕竟周天子之名,虽无实权,但还是被公认的天下之主。这对亟需正名的楚国而言,或许是一条出路。
因此,刚一即位的楚成王便派使者前往周王室所在地洛邑(今河南洛阳),向周天子进贡。即便周王室已经没落,周天子该有的气度和威仪还是有的。当时的周惠王看到楚国的贡品后,即以赐“胙肉”(一种祭拜天地用的肉制品)的形式回敬了楚王,并告诫他,好好镇守南方,平定夷、越各族的动乱就行,别妄想参与中原诸侯争霸。
按说赐“胙肉”以及特许楚国镇守南方的表态,已经等同于周天子最大程度认可了楚国的诸侯之位,楚国与中原诸侯只差一个名号罢了。但楚成王显然不满足于此。
借着答应周天子镇守南方的命令,楚国开始了向南扩张的征途,国土疆域一度抵达今天湖南北部、洞庭湖一带。有了这些土地做支撑,楚国决定以当时身处中原腹地的郑国作为突破口,向北扩张,力图闹出一些动静,改变楚国在中原各诸侯国间的印象。
此时在中原,东方的齐国在管仲的改革下,已经摆脱贫困,变得富强。而齐桓公也已于数年前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国会面,达成军事同盟。如今,楚国为了扩张势力,数度攻打郑国,不是等同于公然挑衅齐国吗?
对此,齐国怎能不给楚国一点颜色瞧瞧。为了打压楚国这个南蛮子的嚣张气焰,齐桓公领导军事同盟里的的另外七个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先找之前已被楚国打残的蔡国下手,在攻下蔡国后,借机入侵楚国。
面对齐国这场声东击西的战争,楚成王明白,楚国今时今日的强大,即便是公认的霸主齐桓公也不可能仅凭一国之兵灭亡自己。
在明晰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后,楚成王派出使者质问齐桓公:“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齐、楚两国相距甚远,你没事跑到我家门口撒野,是什么道理?楚成王以此暗示齐国出师无名,也表明楚国国土不容侵犯,希望齐桓公在做出回答时,也敲定两国议和的事宜。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面对楚国使者的质问,齐桓公并不接招,反而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为由,质问楚国使者:楚王为何断了周天子的供养?
春秋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才是国家大事。楚国擅自停止进贡,又或者忘记给周天子进贡,纯属正常。但周天子是君,楚王是臣,在这个还披着礼仪外衣的时代,楚王不纳贡,自然给了中原诸侯予以讨伐的借口。
面对齐桓公的反问,楚成王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疏忽,以退为进,将球又一次踢回给了齐桓公。
就这样,齐、楚争霸虽未有最终结果,但楚国在面对霸业正兴的齐国时,用据理力争、以退为进的手段保全了楚国的实力。不得不说,其中充满了一代君王的政治智慧。
吊诡的是,有法子噎回齐桓公的楚成王,却败给那个曾经受自己庇护的晋国公子。
当年,晋献公因宠幸骊姬,欲立骊姬之子为太子,驱逐晋国公子申生、重耳、夷吾。重耳踏上了前往列国流亡的道路。
晋献公在晋国开拓的道路上,一直是通过“杀熟”的手段,对自己的盟友、亲属之国展开进攻,因此,重耳的流亡之路并不顺。几经周转,重耳只得从北方逃到南方,进入楚国境内。
楚成王自然不会放过晋国公子重耳这块“活招牌”。毕竟,在中原诸侯中,晋国是个不亚于齐国的大国。而且重耳素有贤名,若能借重耳之名,为楚国争得名列中原的机会,不失为一笔好买卖。
于是,流亡到楚国的重耳,得到了楚成王“九献”之礼的招待。所谓九献之礼,即周天子用来招待上等诸侯的一种礼仪。这无疑是一种超规格接待。可见,楚成王在重耳身上花费了不少工夫。
在某次席间,趁着酒意正酣,楚成王要到了重耳的承诺:假若两国日后不幸交战,而自己为晋国国君,一定退避三舍(一舍等于30里)再开战。
在重耳流亡楚国期间,晋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继承晋献公位置的是重耳的弟弟夷吾,史称晋惠公。但因为晋惠公野心太大,在伐秦时不慎被秦穆公所俘,为保晋国太平,晋国只能将太子献给秦国当人质。趁此机会,秦穆公命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太子,以此来混淆以及把控晋国朝堂。
此时,流亡在外的重耳成了下一任晋侯的热门人选。
晋惠公十四年(公元前637年),晋惠公薨逝。太子圉成了新任晋国国君,史称晋怀公。然而,重耳在归国之后,由于贤名早已远播,致使晋国上下纷纷倒戈投向重耳,晋怀公失势,重耳登基,是为晋文公。
逐渐坐稳君位的晋文公,不可避免地加入到了中原诸侯的争霸战中。这样,晋、楚之间必有一战。
果不其然,就在晋文公即位的那年,楚国率先对宋国发难。作为曾经的流亡之地,晋文公对宋国也有着特殊的感情,又见宋国派出使者向自己求援,不帮说不过去。于是,便试探性地对楚国的两个盟友——曹、卫两国发动战争。
起初,楚成王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在楚国贵族、令尹(楚国最高官职,相当于他国的相邦)成得臣的一再要求下,楚国还是跟晋国开了战。
面对当年曾对自己有过施饭之恩的楚王,晋文公也是信守承诺之人,一开战就命令部队后退90里。
不明所以的晋军依令行事,而不明所以的楚军还以为晋军是害怕自己。结果,楚军一时大意,被晋军击溃。楚国大败。
被晋军暴揍后,一生未能称霸中原的楚成王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由于在立储问题上的变故,太子熊商臣率兵发动宫廷政变,逼令父亲自杀,一代雄主就此陨落。当初,楚成王打算立太子时,就征求过令尹斗勃的意见。斗勃说,公子商臣为人残忍,不能立为太子。楚成王没有听从,最终自食恶果。
这当然怨不得旁人。但深究其中,你会发现,从晋文公与楚成王开战到楚国太子继承人选问题,似乎都绕不开一个以楚国贵族为核心的怪圈。为何楚王有胆称王,却拗不过国中贵族势力?
在楚国,除了宗室芈姓熊氏之外,楚国王族还有若敖、屈、蒍(wěi)三大氏族。这三家在楚国的方方面面都具有较强的实力。起初楚国能扩张得如此之快,全凭这些家族出力。在三大氏族中,以若敖氏为首,若敖氏起源于熊氏,其族内又分斗氏和成氏两个支系。
众所周知,周天子大权旁落的深层原因,就是周王朝的权力自建国起,便被一点一点地分出去,结果在周王室真正有难时,大家都袖手旁观。楚王虽然口口声声说要和周王室划清界限,但心底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原的一份子。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原诸侯行列,楚国借鉴甚至照搬了周王室的制度。周王室搞宗法分封制,咱楚国也搞。没土地,无所谓。开张“空头支票”给贵族们,答应他们打下来的土地名义上归国家,实际上归自己,实行封土自治,只要四时纳贡,入朝称臣即可。
宗法分封制在楚国对外领土扩张时期,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疆域越来越大,贵族入朝当官的人越来越多,对楚国的制度革新反而形成了极大的阻碍。强大起来的楚国贵族们,在自个封地里是独一无二的“土霸王”,有着属于自己的武装,俨然一个个的小楚王。在制定国策上,自然首先考虑自家那一亩三分地,意见的不统一,也就使得原本制定好的国策施行不到位,或者干脆不施行。而楚王治国,全得仰仗他们,如此一来,楚国贵族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便是楚国大而不强的根本原因。
春秋中期之后,饱受楚国贵族“折磨”的,并不止楚成王一人,还有“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
楚穆王去世后,楚国国内矛盾重重。楚庄王刚刚即位,他的老师公子仪和公子燮就因为新任楚王没有分封自己,而发动叛乱劫持了楚庄王。打算从郢都(今湖北荆州)逃到商密(今河南淅川),挟楚王以令大夫,所幸,在途中,二人被诱杀,楚庄王得救。
此时楚国国内,贵族势力一如楚成王时强大。成得臣、斗勃等若敖氏贵族的死亡,并没有让这个家族有任何的损失。在楚国最高官职令尹的任命上,还是能够经常看到若敖氏贵族的身影。若敖氏贵族的私兵也是楚国贵族群体里战斗力最强的,史称“若敖六卒”。
楚庄王清楚得很,贵族与大王之间在权力争夺上,已经到了矛盾一触即发的地步,稍有不慎,性命堪忧。与其继续与贵族干耗着,不如就此韬光养晦,啥事不管,看看贵族们的态度如何。
楚庄王的适时抽身,让楚国上下人心惶惶,贵族们更是手足无措。
为了给楚国混乱的局势再添把火,楚庄王下令:“有敢谏言者,死无赦!”由于楚国国君的放纵,加上贵族间的意见不统一,楚国境内很快发生了大饥荒。更可怕的是,原先附属在楚国周边的各个小诸侯国也纷纷发动叛乱,企图联合起来搞垮楚国。
面对这样的窘况,楚国贵族上下意见不一,有说迁都的,有说死守的。生死关头,楚庄王下令出兵平乱,并赶往前线,亲自指挥战斗,最终大获全胜。
其实,这段时间,楚庄王也没闲着。他通过纸醉金迷来试探楚国贵族中哪些人是奸臣,哪些人是贤良。对于敢冒死前来劝谏自己的,自然就是国家栋梁。而那些给自己进贡玩物供自己享乐的贵族,不用说,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朝觉醒的楚庄王,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史记》称:“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
经过整顿,楚庄王开始像他的祖先们一样,对中原诸侯发起了又一次试探。不过,他在北进时,并没有选择过去的老路,而是直接对准周王室腹地,对洛邑西南的陆浑戎发起进攻,通过此地,成功进入洛邑。
此时的周天子是周定王。对于楚庄王的突然到访,他表示十分困惑,便派出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军,顺便探明楚王的动机。
先辈们经过历代努力都没做到的事情,一下子被楚庄王做到了,难免有骄傲之情。见到王孙满,他开口询问对方,九鼎大小如何,轻重几许?言外之意,老子有心问鼎中原,你们家周天子要不自动自觉让个座?
但王孙满意味深长地回答:“在德不在鼎。仁德不修,霸业不成。”鼎的轻重,在于君王自身的仁义道德,鼎送给你,你喜欢就拿走。
对于王孙满的回答,楚庄王心中那口气始终不平,于是图个嘴快,留下了句九鼎算什么的气话。
虽然楚庄王诛杀了一批楚国贵族,使楚国能够集合全国之力,发动生产,进而称霸中原,但楚国贵族之患却一直未能根除。从楚庄王任用名臣改革楚国,可以看出这些名臣身上多有贵族的印记。
楚庄王时期那些被后世铭记的臣子当中,孙叔敖出身芈姓蒍氏,又称蒍敖;子孔即成嘉,出身若敖氏;子反、子重要么是楚王的叔叔,要么是兄弟;而申叔时,则是楚国灭申后出现的楚国公族。总而言之,这群人基本都是贵族。
因此,若敖氏的败落并不代表楚国贵族之殇——在某些旧贵族消亡后,新贵族又崛起了。
进入战国时代,曾经的春秋大国,晋国已被瓜分为赵、魏、韩三个小国,而东方的齐国也被国中权臣田氏篡夺,改称田齐。存活下来的诸侯国,开始在自己国中开展如火如荼的改革。封疆裂土之后,魏国首先靠李悝(kuī)变法,称霸诸侯,位列战国七雄。而在李悝变法中,有关于魏国军事改革的项目负责人,就是吴起。凭借着独特的战略眼光以及精准的战术,吴起曾创下5万魏武卒击溃50万秦军的经典战例。但由于魏国贵族排挤,吴起只能出走楚国。▲吴起画像,出走楚国的吴起,掀起了战国时代楚国的改革浪潮。
进入战国阶段的楚国,依旧如过去那样,深陷贵族与王族矛盾的泥潭中。若敖氏之后,屈、景、昭、怀等芈姓之下的氏族再度把控楚国国政。如今的楚王,是楚悼王。与过去的楚王相比,他更加谨小慎微,在贵族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听闻吴起是助魏国实现霸主之梦的人才,楚悼王觉得此人不可多得,遂任命吴起为楚国令尹,授权他对楚国实行变法改革,重点则是对付顽固不化的贵族势力。鉴于楚国长久以来深受贵族的掌控,吴起在楚国国内对症下药,具体措施如下: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家效力;吴起的这些措施,从政治、经济等方面给予了楚国贵族沉重的打击。故楚国贵族对于吴起变法,可谓抵触颇多。而主导这场变法的,与其说是吴起,倒不如说是楚悼王。因此,楚悼王在世时,楚国贵族尽管对吴起恨之入骨,却不敢轻举妄动。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突然驾崩。对于深受变法之害的楚国贵族而言,那一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趁着国内局势不稳,再度叛乱,要挟国君,夺回失去已久的权力。在楚悼王的葬礼上,楚国贵族们怒目期盼,他们等待的是那个令人愤恨的令尹吴起。他们要做的,不仅是杀吴起,更要断绝楚国变法革新之风。面对楚国贵族的义愤填膺,吴起心中明白,此去定然是死路一条。但身为士人的他,能得楚王信赖,做到令尹,此生或许足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吴起面对楚国贵族的弓箭,急中生智,扑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紧紧地抱住他,让楚国贵族的箭将二人同时射穿。然而,接过王位的楚肃王早已明白吴起伏尸楚悼王之上的用意。因此等待楚国贵族们的,是族灭的下场。凭借着吴起死前最后的“点拨”,楚肃王终于将楚国无关紧要的官员统统裁汰。不过,吴起变法仅维持了一年,楚国之衰是无可避免的了。
在这场天下一统的大战中,韩、赵、魏、燕先后灭国,战国七雄除了秦,仅剩齐和楚。面对强大的秦国,楚国虽地广人多,却早已疲弱不堪。不过,与齐国的坐山观虎斗、静等秦国上门收人头不同,楚国上下还是很齐心的,毕竟灭了国以后,过去能够享受的贵族福利不再拥有。即便历代楚王对他们都颇为忌惮,但至少他们都是芈姓子孙,打断骨头连着筋。一听说楚国有难,出身楚国公族的秦国丞相、昌平君熊启立即反秦,回到摇摇欲坠的楚国,与楚国上下共存亡。而在秦始皇灭六国的路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闻风投降,只有楚国,明知亡国结果无法改变,仍全民皆兵,奋力抵抗秦国入侵。而楚王负刍更不是个孬种,即位之初,原希望通过割地求和,换取秦国暂缓攻势,结果遭到秦国的拒绝。负刍于是派大将项燕(项羽的祖父)率军进行反击,以武力收回秦占楚的大片失地。公元前225年,项燕率领楚国仅剩的20万精锐大败秦军,天下震动,秦王嬴政震怒。但楚国的局部战争胜利,并不能为这个国家带来多少希望,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项燕死前,喊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图源:影视剧照
在秦国倾全国之力攻楚的情况下,项燕很快兵败身死。公元前223年,楚国国都寿春被秦军攻破,楚王负刍被俘,绵延八百年的楚国就此灭亡。然而,楚亡之后,楚国贵族仍继续抗秦,没有放弃。公元前221年,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楚国作为倒数第三个被秦国灭掉的诸侯国,直到最后时刻,仍保持着一个诸侯大国应有的尊严。《礼记》称:“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楚国无疑是最好的例子。楚亡仅仅十六年后,公元前207年,项燕的后人项羽攻入秦都咸阳,实现了楚人的复仇,天下从此进入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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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张燕:《试述楚国成王时期的邦交》,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年蒲百瑞:《春秋时期楚国政体新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