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普法」争议背后，年轻律师围城

源济

「跳舞普法」争议背后，年轻律师围城

Original 小昼 极昼工作室 2024-05-27 21:02 北京

文 | 周航 

编辑 | 王一然

地主和佃农

必须要做出改变了。

31岁这年，律师宋依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她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

这是宋依雪独立执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六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部分倒没怎么花钱。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7月，差不多跟宋依雪同时，杭州律师薛驹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0、9000、0、6000元。

“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驹说。

宋依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她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授薪律师”（授薪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她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她走时已经缩减到了3个。

这半年宋依雪多少有些不适应。她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她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她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

宋依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

但宋依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她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卖出去的样子”。

更早前，她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她对法律界心生崇敬，她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汤兰兰案”“张扣扣案”，宋依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

但最近半年，宋依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她干所有的活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20%就算高。

这让她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她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

两个月前她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她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擦边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

其实宋依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她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反动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

帖子下面，不少类似倒欠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

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殡当天，就开车回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

“律所装腔指南”

入行前，宋依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

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执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父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

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依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IPO（上市募股）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依雪没太大关系，她每月拿六千块，是团队里得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

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一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

同样在上海，阿离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离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版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三个行李箱提到法院。

阿离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

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

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依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偏爱风水，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

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亭洁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

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亭洁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四十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依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

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依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

宋依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

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依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她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一万，走路十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四五十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

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上千块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依雪是“S律”，“senior”，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

她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她走时，剩三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她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

宋依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三年备考。

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她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她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

寒意

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之称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

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七八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

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她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

张荆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她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她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她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

今年头几个月，张荆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十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授薪律师、两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

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她这至少得十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她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上海）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

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驹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

原因不止一个，薛驹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最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36.5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65.16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

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 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

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驹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工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

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6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

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

年轻律师阿离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她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

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离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她开过7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两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三千，她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

今年3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她分70元，阿离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

争议里的律师直播

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龚律有过两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

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龚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龚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

龚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

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十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届都相当炸裂”。龚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三个月。

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十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百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

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

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龚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荆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她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

她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三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荆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她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张荆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对年轻律师的理解，“不能在一个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候，就去指责他应该怎么样。”她相信，每个年轻律师都有过“法律梦”，“穿上律师袍的那一天，也希望做优雅体面的白领。”问题在于，当年轻人试图通过新媒体突围，这个领域又被大量资本占据，“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只有满足低级趣味的一些内容了。”

她也是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的，最近，她跟四个区的婚姻登记处建立联系，帮他们公益审查离婚协议，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递个名片可能（以后）就是你的案子了”。

但打听案源是行业里一个大忌，张荆说，每个律师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笈”，不会轻易传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价值

张荆觉得，“小冰心”的女律师身份也让她更有争议。一些直播片段里，比如一次连麦，有人咨询自己17岁被12岁表妹强奸，她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你不要让她知道，你对她实行的这个行为是强奸”“你出国吧”。

事实上，不少女律师都表达了类似的反对声音。一位律师说，“对不起证件上的国徽”。还有位律师觉得，女律师时常要拒绝那些油腻的社交酒席，小冰心的出现或许影响“大家对女律师的看法”。

同在上海的律师王洁莹也对此非常不适。大学时王洁莹曾因起诉迪士尼禁止自带食物一战成名，现在主要做婚姻家事案件，她时常经历因为年轻不被信任的时刻，在她看来，“小冰心事件”让“年轻律师的处境被拉到更糟的环境”。

但年轻女律师魏亭洁、同行老公和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是“正常现象”。相比老一代律师，魏亭洁觉得自己和身边朋友都对这份职业的社会地位没抱有想法。结婚时她自己做甲方，接受婚庆公司服务，让她更确定“没有谁比谁高贵”，“讲难听点，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贩卖自己某一种价值的。”

魏亭洁也做自媒体博主，分享律师的生活日常和穿搭。对于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大律师生活，她并不羡慕，她的想法就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说不定哪天会离开律师行业，专职做博主。

小冰心的出圈也折射出行业迭代中对这份职业理解的区别：2009年入行实习时，上海律师周铭记得，恰逢曾为上海银行抢劫案罪犯女友代理的老律师郑传本去世，他们在带教老师的带领下集体默哀。在周铭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或许在当下环境中比较稀缺。

周铭入行时，行业里都是精品所、小所，有着浓厚的“传帮带”氛围，但最近十年，公司化的大律所渐渐成为主流，在里面工作的年轻律师，“缺少了当初学习法律时，学校或社会给予他们的地位”， 在他看来，这进而缺少一种对法律执着的精神，这是“这个行业区别其他行业的最重要区分”。

还有一些理解的声音，杭州的男律师薛驹坚持直播解答法律咨询快一年，粉丝积攒到七千，他觉得小冰心有点倒霉，他说这个行业里还有更值得批评的事，比如“权色交易”“钱财交易”。

宋依雪太理解小冰心的出现了，“不也是老登们逼的吗？”“就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才会有‘逼良为娼’。”最近，律所高级合伙人找她帮忙，对方承接的案件败诉后，想换律师为客户发起虚假诉讼转移财产，“这不比小冰心事件恶劣多么？”

三年前离开第一家律所时，宋依雪有过迷茫，要不要做法务，过一种工作和生活比较平衡的人生，让她继续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上海的一条规定，从业满三年可以做法律援助。

法律梦或许也是从那时破碎的，她发现这岗位根本抢不到，“通过法律援助扩展人脉，想拿更多案源的律师很多。”

前段时间，宋依雪的律所解聘了所有授薪律师，又招聘了新授薪律师，更年轻的新人，以一个很低的底薪加上提成形式。不知道为什么，她为这些新人感到一些悲伤。

（文中宋依雪、魏亭洁为化名，图源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