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年间，杭州通判苏轼出差到湖州。此行虽是公务，但更多是为了散心。老朋友、湖州知州孙觉设宴款待，要求与会之人不谈时事，违者罚酒一杯。宴会中，有一宾客名叫邵迎，任州幕，苏轼不识，上前询问，才得知二人同为嘉祐二年（1057）进士。
十几年前的金榜题名，应是他们心中最珍视的回忆之一。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科进士，未必相识相知，却享受着同一份喜悦，步入新的人生。然而，即便是星光璀璨的嘉祐二年科举，多的是像邵迎这样的人物，处于下位，默默无闻。邵迎呈上自己这些年来的数百篇诗词，苏轼看后十分感慨。他在《邵茂诚诗集叙》中写道：“予读之，弥月不厌，其文清和妙丽，如晋宋间人，而诗尤可爱，咀嚼有味，杂以江左唐人之风。”或许是多年在官场底层混迹，邵迎已经未老先衰了。这世上的倒霉事似乎全让他摊上了：家贫，无嗣，怀才不遇，身体有疾。没过多久，“短命”找来，邵迎离开了人世。苏轼过高邮，正值邵家办丧事，为其大哭一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寄陆补阙（前年同登科）》，或许是这些科举同年们命运差异的生动注脚，诗云：“忽忆前年科第后，此时鸡鹤暂同群。秋风惆怅须吹散，鸡在中庭鹤在云。”初及第时同年济济一堂，金榜题名之后，各奔东西，不几年便高低分明。再相见时，已是地位悬殊，意气风发早已不在，只剩下同年之情。元丰年间，同为嘉祐二年进士的苏辙受哥哥苏轼的“乌台诗案”牵连，被贬筠州。某次，同年冯弋来访，他为盐监，苏辙为酒监，二人同病相怜。苏辙写下《次韵冯弋同年》：“细雨濛濛江雾昏，坐曹聊且免泥奔。卖盐酤酒知同病，一笑何劳赋北门。”命运无常，唯有苦笑。同年是科举时代才有的一种人际关系，它无关于亲情、友情，也不是一种“日久生情”的羁绊，却深入每一个科举及第的人心中。同起于金榜，究竟有一种怎样的魔力？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正月，京兆尹元义方依附宦官吐突承璀，得罪了宰相李绛。李绛将其调离长安，出任鄜坊观察使。元义方走之前，面见皇帝，向其告状道：“李绛和同年许季同相互勾结，许季同任京兆少尹，将我赶走，他们就能作威作福。”宪宗回答：“我知道李绛不是这样的人，明天我问问他。”第二天，宪宗问李绛：“人于同年固有情乎？”李绛回答：“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同年不过是偶然而成的关系，怎么会有情呢？自科举考试发榜的一刻起，中式者之间就已经存在同年关系了。但是，中式者心里真正装下同年之情，还要等到一系列庆贺活动的结束。一个刚刚参加完殿试的学子，得知自己中榜，多年的辛苦会化作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就连痛苦的科场经历回忆起来都带着甘甜。从此以后，他将从一介平民跃升为官宦，这无异于新生。而榜单里的其他人，对他而言，不正是科举制度催生出的一胞兄弟吗？新世界给人的第一印象无疑是美好的。通常，皇帝会赏赐一大笔钱给中式者举办宴会。进士们的聚会，名叫“期集”。这是一个盛大的社交场合，虽然大家素不相识，但有同年这层关系在，很容易相识结交。毕竟，这是大家获得“新生”后接触的第一个社交圈子。有时皇帝给的钱不够，进士们需要自掏腰包，按照名次的高低出资。一些状元、榜眼家里穷，只能借贷来维系这场必要的宴会。聚会期间，中式者会修《同年小录》，写上姓名、籍贯之类的。朝廷本就有一份进士登科录，以君主的名义颁行天下，劝教的意味非常明显。《同年小录》则是进士们自己的通讯录，用来联络感情。
期集之后数日，“拜黄甲”。同年者按照名次站在庭下，年龄最长者出列，状元拜之，然后年龄最小者出列，拜状元。拜过黄甲后，凡在榜之人，均以兄弟相称。哪怕同年有辈分之别，也不避讳。比如北宋士人毕仲游就写过“衣冠相见虽甥舅，场屋同游若弟兄”。接着是谒国子监，谒孔庙和行释菜礼。在这些仪式中，进士们都身穿吉服，感受庄重，感受恩宠，很容易会产生一种类似集体荣誉感的东西。皇帝会亲自宴请进士们，以示祝贺。这便是“闻喜宴”，也有“曲江宴”“琼林宴”等称呼。此宴排场盛大，美酒佳肴，应有尽有，间有优伶唱戏。眼前的一切固然美好，但这些不是进士们最关注的东西。皇帝和朝官是宴会的主角，他们的一句话、一首诗、一个赐物都无比金贵。进士们绞尽脑汁写诗应和，希望能在掌权者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同年私下的聚会也不少。宋人苏舜钦曾写过一首《及第后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诗中云：“爽如秋后鹰，荣若凯旋将。台府张宴集，吾辈纵谑浪。花梢血点干，酒面玉纹涨。狂歌互喧传，醉舞迭阆伉。”这是一幅狂欢的画面，哪怕有丞相在场，也无法阻止他们宣泄自己的情感。当然，即便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同年之间也很难如真正的兄弟一般亲密。唐朝还好，一榜仅有数十人，宋代以后，一榜动辄上百人，大部分同年在狂欢之后仍然是陌生人。但是，一种莫名的情感已经产生：他们虽然没有共患难，却彼此共享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对他们来说，再见已是奢望。一旦入了官场，基本上天各一方，大部分人会从州县做起，任职四方，交往会变得十分困难。在仕途中，每当他们遭遇“异类”的时候，便会想起同年。科举时代，进士为正途，但考试并不是唯一的赛道。事实上存在着各种各样杂途出身的官僚，比如恩荫、军功、捐纳等等。即使进士的前途远远好于杂途出身者，即使进士内部的差别一点不比进士出身与杂途出身的差距小，但进士们总是抱成一团，捍卫自己的空间不被“异类”挤压。这就是群体归属感：我吃过科举的苦，享受过金榜题名的乐，自然和其他人不一样。当科举及第的日子逐渐远去，还有什么比同年关系更能证明自己是进士群体的一部分呢？出门在外遇见同年，只要没有政见的分歧，天然就有一种亲近感，这是一种无需多言的联盟。每一个人都要确认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因此同年关系也会传染到其它地方。明代以前，一般只有进士会互称同年，到了后来，举人、秀才、贡生等也开始互称同年。甚至，宫里的太监亦论同年，如《万历野获编》中记录：“近见阉宦辈以年兄年弟相呼，盖同时选入内廷者。”人在江湖飘，谁又不带着一本厚厚的通讯录呢？
宋初名臣柳开曾说过：“由词学进士中出以为贵。同时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昵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君子者，成众善以利民与国；小人者，成众恶以害国与民。”也就是说，进士抱团是普遍现象，好人结成君子党，坏人结成小人党。唐德宗贞元七年（791），皇甫镈、令狐楚与萧俛同登进士第。元和九年（814），皇甫镈得宠，推荐令狐楚与萧俛入翰林。元和十三年（818），皇甫镈举荐令狐楚进入中枢，共同任相，还合力将另一位宰相裴度挤走。之后，两人引萧俛入朝。就这样，一个盘据中央的小集团形成。元和十五年（820），唐宪宗暴毙，唐穆宗即位。站在裴度一边的朝臣借机对皇甫镈群起而攻之，新皇帝也看不惯声名狼藉的皇甫镈，将其罢免，令狐楚乘机推荐萧俛为宰相。当时，穆宗极为厌恶皇甫镈，欲杀之，令狐楚也不能自保。萧俛奔走四方，托付宦官，才救回了皇甫镈一条性命。不过，唐朝同年的凝聚力并不算强，牛李党争的惨烈局面更多要归因于另一种人际关系：座主与门生。想想看，唐朝一榜也就几十人，基本上都能飞黄腾达，要想上进，自然要投资更亲密的关系。到了宋代，科举制度膨胀，进士泛滥，科举高中但蹉跎一生者大有人在。对这些“贬值”的进士来说，任何可利用的关系都要重视起来。在宋代，隔一段时间，必然出现一个“龙虎榜”。比较有名的是太平兴国五年榜（苏易简、寇准、王旦、李沆等），天圣五年榜（王尧臣、韩琦、赵概、文彦博、包拯等），天圣八年榜（欧阳修、石介、蔡襄等），嘉祐二年榜（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章惇等）。天才成群而来，必有蹊跷，同年结党便是原因之一。拿太平兴国五年（980）榜来说。宋真宗咸平元年（998），该榜进士李沆拜相。景德元年（1004）七月，李沆去世，八月寇准上任宰相。景德三年（1006）二月，寇准罢相，当日王旦拜相。王旦能够任相，得到了三人的助力——太平兴国五年状元苏易简曾三荐王旦；同年李沆为相时曾提携王旦做副手；还有一个同年谢沁，喜欢向皇上举荐人才，所举之人必至卿相，王旦便是其中之一。王旦为相时，寇准曾想让他荐举自己，王旦说不接受私人请托。天禧元年（1017），王旦病重，宋真宗问他谁适合为相，王旦说：“以臣之愚，莫如寇准。”果然，天禧三年（1019），寇准再度为相。天禧四年（1020），寇准罢相，朝廷中枢没有了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的身影。
科举时代，进士的身份只是一张入场券，要想晋升，必须得到“荐举”，不然就只能在州县蹉跎熬资历。同乡、同僚、同姓、同年等各种关系都是士人获取“荐举”的方式。人们在关系中不断选择，又不断被关系卷入，朋党自然而然就诞生了。包拯是历史上有名的直臣，刚过皇帝，也怼过奸臣，却稳居朝堂。他出仕26年，历任开封知府、三司使、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位，平均一年升官一次。要知道，宋代官员通常是三年一任，而包拯一路高歌猛进，这种升官的轨迹，不像是一个经常得罪人的谏官，倒像是一个圆滑的佞臣。包拯是天圣五年（1027）进士，同年有王尧臣、韩琦、文彦博等人。包拯因守孝的原因晚了十年出仕，39岁才出任知县。他的许多同年都已经是风云人物了。包拯虽然“直”，但情商很高。有学者研究《包拯集》发现，包拯一共批评了61个人，这些人里只有保州通判石待举、江东提点刑狱令狐挺是他的同年，官职都不高。文彦博与包拯是世交，后儿女通婚，亲上加亲。庆历年间，文彦博为相，包拯为谏官。当时，包拯弹劾另一名宰相宋庠尸位素餐，皇帝将其罢免。有个名叫唐介的御史看不下去，弹劾文彦博独掌大权，每个部门都有他的人，相互援引。宋仁宗只能让唐介与文彦博当面对质，唐介义正言辞，文彦博只能“拜谢不已”。最后，宋仁宗也不得不承认：“（唐）介言奎（吴奎，包拯同年）、拯（包拯）皆阴结（文）彦博，观此奏，不诬也。”嘉祐三年（1058），文彦博罢相，韩琦拜相。包拯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站得更高，短短四年时间就当上了枢密副使。嘉祐四年（1059），包拯先是弹劾三司使张方平，使其罢官，继任者是宋庠的弟弟宋祁，包拯再次弹劾，理由是宋庠任枢密使，他的弟弟应回避，不该任三司使。最后，包拯就任三司使。一年之后，宋庠被免职，继任者是包拯的同年赵概。这一切很难用偶然来解释。为了乾纲独断，皇帝设想了许多制度来遏制朋党，亲属、同乡、师生等关系都被纳入官场回避的范围内。然而，“关系”是极容易跨越制度的，且没有边界，哪怕只是同年关系，也能够让权力无止尽的扩散。与其期待天下无党，倒不如期待君子党的诞生，这便是宋人的逻辑。
同年之间，有亲如兄弟的知己，有不常来往的萍水之交，也会有相互倾轧的仇敌。在首重利益的官场，同年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斗争的投影。隆庆元年（1567），四十二岁的张居正在恩师徐阶的提携下，进入内阁，开启了阁臣生涯。这是一个召唤作为的时代：南倭北虏，山雨欲来，国库空虚，官员因循。变革的力量就孕育在体制之中，它正慢慢成长为一个巨兽。当时，广西古田僮族韦银豹叛乱。隆庆三年（1569），高拱擢升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殷正茂是张居正的同年，张居正对其十分支持，并且放下豪言：“吾知殷公必能办此，诸君但观其破之！”果不其然，殷正茂历经数战，迅速平定叛乱。后来，有人建议殷正茂巡抚广东。许多大臣抨击殷正茂钻营贪婪，传闻他在广时每年要收取大量黄金贿赂，数量以万计，但张居正认为只有殷正茂才能收拾广东乱局。隆庆五年（1571），高拱任用殷正茂提督两广军事。殷正茂一上任就见效，先是剿灭进犯的倭寇，又平广东诸盗，稳定了沿海局势。张居正给其写信道：“同年在仕籍可用者无几，他日为国家柱石，在丈（指殷正茂）与南明公（指汪道昆）。”意思是，同年里面，殷正茂和汪道昆二人堪为国家柱石。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联合冯保将高拱驱逐出场，登上了内阁首辅之位，并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张居正的改革从整顿吏治开始，在颁布考成法之前，张居正与远在两广的殷正茂商议大事，他说：“广中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纪纲之不振。”两个同年，一内一外，推动着帝国的巨轮转向。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照惯例，他需要回家守孝。然而，户部侍郎李幼孜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张居正夺情留职，他上书劝道：“上冲年，不能亲万机，不可一日无相公，何忍舍而远去。”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海啸。李幼孜既是张的同乡，也是同年。他在张居正的引荐下，步步高升，“不十载而至八座”，后来还与张居正结成了儿女亲家。也有许多与张居正交恶的同年。比如徐栻，当张居正夺情事件发生时，徐栻上书规劝，让张居正非常不高兴。于是，张居正指使他人构陷徐栻，最终徐栻被罢官。再如张居正对同年陶承学相当敬重，曾有意为其谋得刑部尚书一职，但陶氏拒绝了。后来，张居正推行新政，核算各部门经费，许多官员为了奉承张居正，主动节省开支。然而陶承学上疏道：我是一个礼官，不可能为了省钱而失礼，请增加经费。张居正觉得他是在与自己唱反调，便支持谏官弹劾陶承学，陶氏因此致仕。人情就像一张网，你牵扯的关系越多，释放的能量就越大，可能遭到的反噬就越多。张居正与同年的关系，正是当时官场的一个缩影。上位者呼朋唤友，却孤家寡人。下位者背靠大树，也容易遭致祸端。明代党争十分复杂，这也导致同年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异。明末，孙承宗与同年魏广微关系十分亲密。然而，孙承宗亲近东林党，魏广微亲近阉党。即便双方政见不同，却常有书信往来，似乎并无多少芥蒂。天启四年（1624），给事中魏大中想要弹劾魏广微，其同年黄尊素（黄宗羲之父）立马制止，他认为如果弹劾魏广微，魏广微必然完全倒向阉党，与东林党不死不休。然而，魏大中不听，继续上疏弹劾，导致魏广微与魏忠贤越走越近。随后，对东林党人的镇压便开始了。孙承宗与魏广微的关系迅速恶化。一次，孙承宗巡视蓟州一带，写了一封国防奏疏给皇帝，但是又担心皇帝不会亲自阅览，便以祝寿为名要求面圣。魏广微听说后，对魏忠贤说，孙承宗打算要清君侧！于是，魏忠贤跑到熹宗面前大哭求情。熹宗连忙派人拦截孙承宗，孙承宗接到皇帝旨意，只能返回辽东。站队不同，不一定会关系破裂，但情义终究还是大不过党争二字。
官场深如海，稍有不慎便会坠入险境，官员往往需要“关系”来保驾护航。范仲淹与滕宗谅乃是同年，滕宗谅便是《岳阳楼记》里的“滕子京”。两人的交往始于及第，后都在泰州做官。范仲淹修护海堰时，一日遇大风，海潮翻涌，众人皆惊慌失色，只有滕宗谅神色不变，淡定说起海堤的利害。经此一事，范仲淹对滕宗谅十分器重，多次举荐于他。庆历新政期间，有人弹劾滕宗谅滥用公使钱，滕宗谅一时慌乱，将账本烧光，反而坐实了罪名。范仲淹多次上书为其辩解，针对弹章的每一条指责都有反驳，请求皇帝从轻处置。此事差点引发了新政集团的分裂。当时，范仲淹的后盾、宰相杜衍要求坚决处置滕宗谅，甚至还威胁道：“不然，则衍不能在此。”范仲淹则针锋相对：“不然，则仲淹请去。”富弼夹在中间，都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滕宗谅一贬再贬，到了巴陵，勤政为民，重修岳阳楼，便有了范仲淹那篇千古留名的《岳阳楼记》。
每个士人都乐此不疲地去编织这张同年关系网，特别是与那些位高权重同年的关系。能“攀上高枝”的人终究是少数。最需要“关系”的人，往往没有“关系”。这些人要么毫无家族背景，要么官场同乡稀少，同年则是他们无法拒绝的一根救命稻草，也是他们没有被士林社会抛弃的一个证明。范仲淹的同年还有一人名叫沈严，家里本来就穷，及第之后也混得不好。后来，同年蔡齐举荐他，方才升官。沈严升官后不久就死了，还是蔡齐出钱给他的女儿嫁了一户好人家。一日，滕宗谅到沈严的家里拜访，想要去他的墓上悼念，可是他的孩子回答：“贫，未之葬。”于是滕宗谅自己筹钱，为其办了一场丧礼。宋仁宗宝元年间，名士石介居家丁忧。他的同年马永伯刚好任奉符知县，刚上任就来找石介叙旧。然而，石介并不认识马永伯，直到马永伯说他们同为天圣八年（1030）进士，关系才亲近起来。康定元年（1040），马永伯获罪免官。宋代进士多来自下层，全家的生计就指着进士一人的俸禄。而马永伯在官场混了十年，还是一个小小的知县，可见其关系不硬。这样的人一旦没了官俸，很可能妻离子散。然而石介本身也不富裕，加上父母过世，大量钱财用作丧礼，拿不出一点钱来资助同年。于是，他放下脸给奉符的一位富豪写信，称赞马永伯的政绩，希望富豪能资助一二。文人笔记中有非常多类似的故事：一个声势显赫的士大夫，在遇见穷困潦倒的同年之后，依然竭力相助。这未必是沽名钓誉。宋以后，越来越多的进士不再是政坛的主角，而变成官场社会的小喽啰。少了勾心斗角，同年关系才能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宋神宗元丰年间，罢相的王安石退隐江宁。他的一生都在为新法奔波，如今终于可以放下争斗，享受内心的平静。元丰六年（1083），他的老朋友吕公著调往扬州。两人同为庆历二年（1042）进士，私交极好。然而，由于青苗法一事，二人闹翻，从那以后，再没有见过一面。听闻吕公著到了扬州，王安石想缓和二人的关系。他天真地认为，此前吵架都是国事所累，现在远离政治，自然能够回到朋友之义。他能与苏轼握手言欢，难道就不能和吕公著和解吗？于是，王安石提笔写了几封信，亲昵地称呼吕公著为兄。变法那几年，二人的来往书信都由手下代笔，如今终于能够回到互为知己的岁月了。可惜，吕公著在扬州呆了一年有余就回到京师，王安石的信也如石沉大海。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吊唁者极少。往事随风而散，一颗巨星孤独坠地。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如果喜欢，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参考文献：
祁琛云：《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冯明：《张居正改革群体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杨高凡：《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裴家亮：《明代科举同年关系及其官场效应》，《史林》，2024年第1期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5-23 04: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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